境外市场（精选11篇）
境外市场 篇1
摘要：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境外上市公司选择回归A股市场。本文在对国外学者关于交叉上市动因理论假说进行梳理归纳的基础上, 结合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状况, 系统地分析了境外上市公司回归A股市场的内因和外因, 从而推断境外上市公司回归A股市场是其持续健康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
关键词：境外上市,A股市场,动因理论假说
1993年7月15日,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 成为中国内地首家境外上市公司, 随后, 很多内地企业陆续选择在香港上市, 它们发行的股票被称为H股。目前, 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成功上市的公司达150余家, 其中A股+H股同步上市的公司61家。
过去由于国内股票市场规模太小, 容量有限, 企业到境外上市可以降低融资成本、增强企业融资能力、扩大股东范围、增强股票流动性、获得通向海外资本市场的机会、提升公司国际知名度和品牌效应等。再加上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经济人文方面的优势以及基于临近效应考虑, 更多企业愿意选择香港作为其境外上市的首选地。
一、交叉上市动因的理论分析
境内企业境外上市一度掀起一波热潮, 这种资本运作方式立即受到了理论界的关注。对于境内公司境外上市的动因, 早期学术界的研究主要围绕市场分割假说、投资者认知假说、投资者保护假说和流动性假说展开理论和实证分析。
1. 市场分割假说。
该假说是Stapleton和Subrahmanyam在1977年提出来的, 它是解释境内企业境外上市动因的最早、最流行的一种假说, 由于这种资本运作方式具有高风险高收益特征, 因而它又称风险溢价假说。该假说认为, 不同市场间普遍存在的股票投资限制、所有权限制, 以及信息不对称、流动性差异、投资者偏好等等, 使得全球资本市场处于分割状态, 导致投资风险溢价上升。市场分割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公司融资渠道, 因此境内公司会寻求境外上市, 以消除投资壁垒和市场分割的负面效应。而境外上市对信息透明度的高要求可以解决境内外企业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因此交叉上市可以扩大企业的股东基础, 使企业的投资风险在更大范围内予以分担, 降低投资的风险溢价, 并相应地降低资本成本。
2. 投资者认知假说。
该假说是由Merton在1987年根据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资本市场提出的一种解释交叉上市资本成本效应的传统假说。
Merton认为, 由于市场分割导致信息不对称, 投资者对不同市场的证券获取的信息不同, 他们会选择自己熟悉的证券进行投资。而交叉上市可以提高公司的国际知名度, 使公司为更多的投资者所熟悉。投资者对公司的认知程度越高, 就更加愿意对该公司进行投资, 这样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就会降低, 公司价值就会提高, 从而吸引更多的投资者, 由此可扩大投资者基础、降低融资成本。因此他指出, 投资者认知程度的提高可以有效地降低公司的资本成本。
3. 投资者保护假说。
该假说是在市场分割假说和投资者认知假说仍然难以解释一些境外上市现象时而产生的。该假说认为, 企业在一个更加规范的市场上, 将接受更加严格的监管, 因而企业会承担更多、更严格的信息披露责任, 这样可以有效地减少信息不对称性。同时, 由于境外市场有完善的法律体系和有效的监管机制, 因而可以有效地降低投资者的监管成本, 还可以从外部限制控股股东过分地追求自己的私人收益, 减少内幕交易, 提高对投资者的保护水平。
4. 流动性假说。
该假说认为境内公司境外交叉上市是为了增强公司股票的流动性, 分散流动性风险, 降低交易成本。该理论认为, 一个市场的流动性越高, 交易信息传达越快, 其交易成本就越低。在一个流动性相对较高的市场, 投资者能够以更低的成本进行交易, 因而可以接受较低的投资收益;反之, 在一个流动性相对较低的市场, 投资者必须付出更高的交易成本才能完成交易, 因而会要求得到更高的投资收益。可见, 境外上市是增加流动性的一种有效途径。
二、H股企业回归A股市场情况
从政策面来看, 2000年下半年, 中国证监会开始鼓励绩优的H股在境内增发A股, 与此同时, 随着国内市场的不断转好, 以及境内外股票市场再融资机制的差异等原因造成这些企业在短期内再融资计划难以得到认同, 因而又有不少H股企业将融资计划转向内地股市, 开始回归A股市场。
本文开篇提到的青岛啤酒于1993年8月27日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距其在香港上市仅仅一个多月。此后陆续又有不少H股企业回到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截至2011年底, 已有57家H股企业回归A股市场 (包括已经退市的吉林化工) 。H股回归A股市场情况如下表所示。
三、境外上市公司回归A股市场的动因
我们知道, 境内公司赴境外上市不仅可以扩大企业的股东基础、分散投资风险、降低风险溢价、降低公司的资本成本, 而且可以增加信息的透明度、减少信息不对称、提高投资者的自保能力、增加股票流动性。既然境外上市有如此多的优势, 为什么又会有如此多的企业陆续回归A股市场呢?
1. 境外公司回归A股的外因。
(1) 制度的推动。
中国赴境外上市的企业多是国内优质的国有大型企业, 如此众多的优质企业赴境外上市, 从而带动其他优质企业赴境外上市, 那么相对而言, 留在国内的企业则相对较弱, 竞争力不够强, 长此以往, 中国的经济实力会不会受到拖累, 甚至退步, 进而影响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及综合实力的提升呢, 这些也都引起了众多专家学者的忧虑与深思。他们的观点主要是:①大规模优质企业境外上市将导致中国资本市场的空心化和边缘化。大型优质企业是一个国家的支柱产业, 而这些企业都赴境外上市, 那么国家就没有优质企业作为支柱产业, 那么长期效应必是国家的资本市场被空心化和边缘化。②大量优质企业境外上市, 意味着境内股市所接纳的上市公司只能是中低层级企业, 由此, 境内股市与境外股市的上市公司差距将难以缩小, 中国将难以在国际市场与那些资本市场发达国家进行竞争, 最终失去立足之地。
正因为如此, 在2000年下半年, 中国证监会明确表示: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整体上市和大型企业境内外同时发行上市, 推动境外上市公司回归境内市场发行A股。正是在这种背景下, 境外企业回归A股市场的企业不断增多, 回归的速度和频率明显加快, 规模逐渐加大。
(2) 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
在过去, 由于沪深股市历史短、股权分置等遗留的制度性缺陷没有解决, 加之A股市场规模太小, 承受能力有限, 难以承受大型国有企业上市带来巨大的扩容压力, 于是我国大型优质企业不得不纷纷选择境外上市。随着我国国民经济快速发展, 资本市场也得到了快速发展, 沪深A股市场具备了承受大容量股票的能力, 这也意味着境外上市国有企业回归A股市场的条件正在成熟。同时, 沪深A股市场规模不断扩大, 对于扩容的承受力明显提高, 这些都在推动境外上市公司回归A股市场的步伐。
(3) 股权分置改革奠定了制度基础。
随着2006年股权分置改革的基本完成, 国内A股市场运行的制度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从而为市场的其他改革创造了条件, 也使得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基础更为扎实。同时, 股权分置改革的成功对于建立所有股东同股同权、同股同酬的利益基础提供了制度保障, 有效地维护了投资者的权益, 有助于营造一个健康、长效的证券市场, 使得中国市场在国际市场的地位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为H股回归A股市场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基础。
2. 境外公司回归A股市场的内因。
(1) 未实现预期境外上市效果, 提高国际影响效果不明显。
正如前文所述, 境外上市可以扩大企业的股东基础、分散投资风险、降低风险溢价、降低公司的资本成本、增加股票流动性、提高公司知名度。但是这些都只是停留于理论层面, 实际交易中受到如境外政策发生变动、资本市场起伏不定等因素的影响, 在境外上市的中国概念股长期处于低迷状态, 对提高公司的知名度没有预期效果那么明显, 也没能实现在境外通过换股等方式进行收购兼并活动的预期。在H股上市的企业中, 垄断性产业市场基本上在境内, 其利润绝大部分在内地产生, 境外上市对这些企业的长远发展没有太大的作用。可以说, 境外上市公司回归A股市场是在国际股市持续低迷、公司业绩滑坡和境内外股市再融资机制差异显著等背景下, 为了谋求新的融资渠道所作出的战略选择。
(2) 管理层推动作用。
中国境内赴境外上市的多为能源、电信、金融、制造业等基础性行业中的领军企业, 市场占有率高, 业绩优良, 这些优质企业赴境外上市, 内地投资者很难从中获益。而且这些企业境外股价长期以来几乎都在之前的发行价左右波动, 难以与企业的实际经营状况相符。为了使企业价值得到合理体现, 促进内地股市的健康发展, 以及使投资者分享国民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 管理层便对优质蓝筹H股企业回归内地市场给予支持和积极推动。
(3) 满足大型企业持续性资金需求, 是我国境外上市公司回归国内市场的强大动力。
在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下, 各个企业都在想尽办法谋求在国际市场站稳脚跟, 一方面力求不断扩大业务和资产规模, 提升企业市场占有率;另一方面通过兼并、进行资产重组、优化资源配置, 扩大企业市场占有率, 扩大企业规模, 加快发展, 由此便产生了巨大的融资需求。然而, 由于境内外股票市场再融资机制的差异以及H股企业自身业绩、行业结构、市值比重等原因, 以致它们在境外市场短期内再融资计划难以实施。相对于在香港资本市场再融资的难度而言, 回归内地市场再融资的难度要小得多, 融资的成本也更低, 而且运用同样价值的资产可以融到更多的资金, 因而H股企业又转回A股市场发行上市。
(4) 募集资金, 获取溢价发行收入。
这也是境外企业回归A股市场的一个重要原因。长期以来, A股市场股票市盈率就高于香港股市H股市盈率, 2007年沪市市盈率高达64.49, 这也是2007年回归A股市场企业达到10家之多的一个原因。而且, 从会计的角度看, 溢价发行可以增加公司的资本公积和股东权益, 推动股价上涨, 回归A股市场溢价发行不仅可以在短期内提升H股股价;而且企业以远高于H股股价的价格发行A股会使得企业能够筹集更多的资金。率先回归A股市场的青岛啤酒筹集资金63.8亿元, 而1994年回归A股市场的马钢股份筹集的资金更多, 高达237.3亿元, 这些对于一家企业的持续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 境外股市发行价格的巨大差异使得部分企业产生机会主义欲望, 更加强化了境外上市公司回归A股市场的决心。
(5) 控股股东追求控制权隐性收益。
我国境内外上市公司多系国有企业, 但这些国有企业的改制都不彻底, 控股股东与公司的经理人员有着高度的重叠性, 也就是说, 公司的高管人员大多都来源于控股股东, 他们都具有共同的利益取向, 那就是谋取自己的控制性私人收益。相对于在A股市场发行上市而言, 香港市场具有更加严格的监管机制、更高的信息披露要求, 对投资者保护的法规更加完善, 因此, 遵循境外上市规则可以显著抑制控股股东侵占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根据捆绑理论, 在投资者保护更为完善的市场上发行股票, 有利于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保护, 抑制大股东利用控制权优势谋取私利的侵占行为, 降低资本成本并提升公司价值。然而, 国内资本市场由于企业内部人控制比较严重, 信息不对称问题普遍存在, 而信息不对称程度越高, 控股股东便越有机会侵占中小股东的权益, 攫取的控制性私人收益也会越多。控股股东基于控制性私人收益的原因把境外上市公司拉回A股市场。
四、结论
中国赴境外上市的企业多是国内优质的大型国有企业, 是国民经济之根本所在, 中国政府一直鼓励境外企业回归A股市场, 目的之一是让具有中流砥柱地位的绩优企业股份来壮大国内A股市场的规模, 缓解股市流动性过大问题, 稳定国内资本市场, 推动A股市场跻身于国际证券市场领先行列。目的之二是希望境外企业的回归能够提高国内企业整体水平, 提升中国股市声誉和知名度, 吸引更多的投资者。综上所述, 境外企业回归A股市场是一个长远趋势, 我国政府应更加积极地鼓励境外上市公司回归A股市场, 为国内市场带来更多的优质资源, 推动中国经济稳健地发展。
参考文献
[1].陈玉亮.H股回归及其对A股市场的影响.新金融, 2007;4
[2].王婕, 任国平.境外上市企业回归A股的动机及展望.中国商界, 2009;9
[3].丁岚, 董秀良.境外上市公司回归A股市场交叉上市动因研究.中国工业经济, 2008;8
境外市场 篇2
测试一
一、单项选择题
1.香港金融市场中，A类专业投资者一般不包括（A）。
A.投资者赔偿公司、投资银行
B.交易所、结算所
C.拥有投资组合不少于800万港币（或等值外币）的个人
D.财务机构、保险公司
二、多项选择题
2.欧盟金融市场中，默认专业客户一般包括（ABC）等。
A.一定规模的大型企业
B.国家和地方政府、管理政府债务的公共部门、中央银行
C.国际组织和超国家机构，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洲中央银行、欧洲投资银行等
D.金融机构
4.加拿大《共同基金业协会投资者适当性指引》规定了进行产品适当性评估应考虑的三个方面，包括（ACD）。
A.投资目标适当性
B.产品质量的规范性
C.投资期限适当性
D.风险容忍度适当性
5.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的《关于销售复杂金融产品的适当性要求》报告中关于投资者适当性的标准和要求中，投资者适当性的适用范围包括（ABD）。
A.向客户提供投资咨询
B.办理全权委托账户
C.向金融机构推荐产品
D.向客户推荐产品
6.欧盟《金融工具市场指令》（MiFID）规定了产品适当性评估应当满足的三项标准，包括（BCD）。
A.产品发行人和产品提供方或者生产者的经验和声誉
B.符合客户的投资目标
C.客户在财务上能够承担与其投资目标一致的任何相关投资风险
D.客户拥有必要的经验和知识，可以理解交易或其投资组合管理所涉及的风险
三、判断题
8.在中国台湾对参与金融市场的客户的分类中，专业机构投资人是总资产不超过新台币5,000万元的法人或基金。（错误）
正确
错误
9.投资者适当性制度是根据监管机构的要求建立的一套保护投资者的制度。1990年，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在自律规则中首次确认了投资者适当性原则。（错误）
正确
错误 测试二
一、单项选择题 1.在加拿大金融市场的客户分类中，机构客户一般不包括（A）。
A.管理的证券少于1,000万加元的机构
B.可接受的对手方、可接受的机构
C.证券经营机构
D.受监管的机构
二、多项选择题
4.按照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的观点，中介机构应当关注复杂金融产品的投资者的适当性的主要原因包括（ABCDE）等。
A.与传统的或普通的金融产品相比，复杂的金融产品的复杂程度可能使金融机构和投资者都难以对该产品进行估值，尤其是在该产品仅有有限的二级市场或者不存在二级市场的情况下
B.某些复杂金融产品的风险来自于交易具有多个对手方，这一事实并不容易被潜在客户发现和理解
C.仅仅强调信息披露而不考虑客户的投资经验、产品的适当性可能会在客户保护方面达不到令人满意的结果，尤其是在销售复杂金融产品时
D.在某些情况下，金融机构可能会倾向于鼓励其销售人员向客户销售并不适合客户的复杂金融产品
E.2008年金融危机表明，产品的复杂程度和条款、结构的不透明会影响潜在客户对产品风险收益特征的理解
5.境外成熟市场通常严格要求非专业投资者履行投资者适当性义务，原因主要包括（ABCD）。
A.非专业投资者难以充分理解金融产品或服务的风险
B.非专业投资者无雄厚资产实力来聘请专业人士，容易对证券公司的推荐和顾问意见产生依赖
C.非专业投资者缺乏承受投资风险的财务实力
D.非专业投资者对金融产品和服务的认知能力不足，缺乏金融投资经验
6.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的《关于销售复杂金融产品的适当性要求》报告中关于投资者适当性的标准和要求中，投资者适当性的适用范围包括（ABD）。
A.向客户推荐产品
B.办理全权委托账户
C.向金融机构推荐产品
D.向客户提供投资咨询
三、判断题
7.金融机构向客户销售金融产品，应当了解客户、进行客户风险承受能力评估，包括了解客户的投资目标、风险容忍度和风险偏好、财务状况、与复杂金融产品相关的投资经验和知识等等。（正确）
正确
错误
9.美国金融业监管局（FINRA）2011规则要求，证券公司基于了解的“客户投资概况”，对客户进行个案判断，应当有合理理由认为所推荐的证券或投资策略适合每一个客户。（正确）
正确
错误
10.在中国台湾对参与金融市场的客户的分类中，专业机构投资人是总资产不超过新台币5,000万元的法人或基金。（错误）
正确
错误
测试三
一、单项选择题
1.香港金融市场中，A类专业投资者一般不包括（B）。
A.交易所、结算所
B.投资者赔偿公司、投资银行
C.拥有投资组合不少于800万港币（或等值外币）的个人
D.财务机构、保险公司
二、多项选择题
E.与传统的或普通的金融产品相比，复杂的金融产品的复杂程度可能使金融机构和投资者都难以对该产品进行估值，尤其是在该产品仅有有限的二级市场或者不存在二级市场的情况下
4.欧盟金融市场中，合格对手方一般包括（ABCD）等。
A.投资公司、信贷机构
B.受监管的其他金融机构
C.保险公司、集合投资计划以及此类计划的管理公司
D.养老基金以及此类基金的管理公司
5.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的《关于销售复杂金融产品的适当性要求》报告提出，中介机构在销售复杂金融产品时，应当了解产品的多项信息，包括（ABCD）等。
A.产品的相关风险（例如对手方风险、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
B.复杂金融产品是如何构造和定价的
C.产品发行人和产品提供方或者生产者的经验和声誉
D.产品的基础资产的性质和复杂程度
6.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的《关于销售复杂金融产品的适当性要求》报告中关于投资者适当性的标准和要求中，要求中介机构具有以下职责（ABCD）。
A.诚实信用职责
B.专业服务职责
C.公平交易职责
D.管理利益冲突
三、判断题
8.台湾要求金融商品的风险等级与客户的风险承受程度等级相匹配。例如，证券商向一般客户提供结构型商品交易服务，应综合评估一般客户的风险承受程度，至少区分为三个等级（包括低风险、中风险、高风险）。（错误）
正确
错误
10.对于非零售客户、机构投资者或专业投资者，境外成熟市场通常不严格要求或者不要求金融机构履行投资者适当性义务。（正确）
正确
错误
测试四
一、单项选择题
二、多项选择题
2.金融工具（产品）的分类主要包括（ABCD）等。
A.货币市场工具
B.在受监管市场或欧盟承认的其他市场交易的股票
C.债券和其他形式的证券化债务（不包括含衍生品的债券或证券化债务）
D.可转让证券集合投资计划
5.加拿大《共同基金业协会投资者适当性指引》规定了进行产品适当性评估应考虑的三个方面，包括（BCD）。
A.产品质量的规范性
B.风险容忍度适当性
C.投资期限适当性
D.投资目标适当性
三、判断题
7.证券公司的产品适当性评估工作可等同于产品的风险等级与客户风险承受能力等级的匹配。（错误）
正确
错误 测试五
三、判断题
7.美国金融业监管局（FINRA）2011规则要求，证券公司基于了解的“客户投资概况”，对客户进行个案判断，应当有合理理由认为所推荐的证券或投资策略适合每一个客户。（正确）
正确
错误
9.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对复杂金融产品的界定中，复杂金融产品包括传统股票、传统债券、普通单位信托和共同基金、交易所交易的标准化衍生合约。（错误）
正确
错误
5.欧盟对非复杂金融工具（产品）的分类主要包括（ABCD）等。A.可转让证券集合投资计划 B.货币市场工具
C.在受监管市场或欧盟承认的其他市场交易的股票
境外市场 篇3
一、抓好党员的教育，提升党员队伍素质。思想决定行动。境外施工队伍要具备较高的技术实力和思想素质，境外党员更应具备较高的政治觉悟，才能在急难险重的生产任务面前当先锋、打头阵，才能在复杂形势面前临危不乱，成为员工的主心骨。因此，分公司党委注重抓好党员的教育工作，提升党员队伍的整体素质。
一是搭建党员教育平台。本着灵活、有效、实用的原则，分公司党委因地制宜地搭建海外队伍党员教育平台，充分利用互联网资源，完善党员远程教育手段，推进党员教育信息化进程。
二是丰富党员教育内容。分公司党委不断丰富教育内容，确保党员素质不断提升。开展形势任务教育。分公司党委认真分析公司外部市场面临的形势，特别是大庆油田提出了“稳四上五“、大庆钻探坚定不移拓展海外市场的总体要求以及蒙古塔木察格增储上产的有利态势，认清蒙古钻井生产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使党员及全体员工消除畏难情绪和各种疑慮，增强战胜困难的勇气和信心。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培养队伍过硬作风。
三是创新党员教育方式。分公司党委针对队伍长期在国外施工的实际，创新党员教育方式，注重处理好“三个关系”，做到“三个突出”。处理好自学与集中研讨的关系，突出学议结合。海外工作紧张，不可能有太多的时间来进行集中学习，分公司党委注重培养提高干部职工自学的积极性，在以自学为主的基础上，采取演讲、交流读书心得等方式，在相互交流、信息共享中激发党员干部学习热情，增强读书学习的效果。处理好带头学与带动学的关系，突出齐头并进。
二、抓好党员的管理，推进创先争优活动有效进展。
一是强化党员的组织管理。针对队伍分散、党员流动性大的实际，分公司党委因地制宜设置党支部，确保每个党员都生活在组织中。在具备条件的东旗办事处、海拉尔办事处和蒙古前线设立临时党支部，并根据蒙古项目规模和各钻井队党员人数，在整建制的12支钻井队设专职党支部书记，确保了党组织的覆盖率100%。同时设立“倒班回国党员活动日”，分期集中组织党员政治学习、业务技术培训、汇报思想、开展活动，为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搭建广阔的平台。
二是强化党员制度管理。分公司党委按照党章规定和上级党委要求，除了认真执行《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制度》、《“三会一课”制度》等国内制度外，还进一步明确了《涉外保密和维护国家安全制度》、《海外党建信息化制度》、《重大节日慰问制度》以及《家庭联络员制度》、《出国前五必谈制度》等具有海外特色的党建制度，明确了海外项目党组织的工作职责和内容、推进了企业党建工作在海外项目的落实。
三是强化党员的目标管理。面对油田公司“稳四上五”、海塔增储上产的有利态势，大庆钻探明确了海外市场实现收入45亿元、利润5亿元的奋斗目标，分公司党委采取机关党员包队、基层党员包班组等方式，将全年在蒙古钻井100口、进尺24万米的工作目标分解到党支部和党员，提出符合岗位特点的目标任务，组织党员签订目标责任书，使目标层层分解、党员肩扛指标，引导广大党员以为油田分忧为己任，围绕各自的工作目标，争当岗位先锋。
三、抓好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带领员工攻坚克难。
一是艰巨任务面前凸显党员先锋作用。今年4月，面对蒙古东旗口岸到塔木察格基地200多公里大雪封路、接送人员的车辆行进困难的实际，分公司副经理李成铁带领党员干部一行7人从东乌旗口岸出关进入蒙古，第一时间启动蒙古前线基地。在党员干部的带领下，分公司首批赴蒙的三支钻井队94人从大庆出发乘大客车长途奔波22个小时，到达东乌旗口岸出关进到蒙古，为蒙古开钻提供了人员保证。
二是复杂形势面前凸显党员的先锋作用。海外员工的安全问题，牵动着分公司领导的心。分公司党委坚持把员工的生命安全放在首位，认真抓好出国前的防恐安全培训，提高党员干部防恐管理能力和施工作业人员的防恐技能。
三是人员紧缺面前凸显党员的先锋作用。由于今年生产一上手，部分员工和全部临时用工近半数人员没有进去，塔木察格十二部钻机只启动了六部，已开钻的6个队全部都是打联队，每个队不足30人。面对前线人员严重紧缺的局面，党支部书记刘恩喜、张安理主动要求到调度室值班，党支部书记李海波主动到基地当起了厨师，缓解了前线缺员的现象；各钻井队召开党员干部大会，打破干部工人界限，老典型30102钻井队队长吴春忠带头下到班组干起了司钻，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30609钻井队副队长于志坚、30648钻井队副队长张德龙等下到班组带班和员工摸爬滚打，激发了干部员工的工作热情。年轻的技术员雷明阳多次推迟了婚期；员工刘广喜、王多斌、刘文胜等孩子高考也没回国，坚守在塔木察格工作，有力促进了蒙古钻井生产的高效运行。
境外市场 篇4
由于改革开放后近三十年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稳定发展, 引发了建筑业的空前变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给建筑业带来了欣欣向荣的景象, 许多大都市的面貌日新月异。
回首上世纪70年代末, 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 境外建筑师开始进入我国建筑设计市场。从1979年著名美籍华裔建筑大师贝聿铭设计香山饭店开始, 一些境外建筑设计事务所陆续进入中国。80年代的北京长城饭店 (美国培盖特国际建筑事务所) 、北京中国国际贸易中心 (日本日建设计) 等。90年代后期以来,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里程碑式的建筑和有着巨大争议的超大型公共建筑开始出现。进入新世纪, 2002年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 建筑也有着十分开放和优惠的条件。首先允许外国企业在中国成立合资、合作企业, 并承诺加入WTO之后五年内允许外商成立独资企业。这也从机制和管理上为境外建筑师进入中国建筑市场提供了保障。有了机制的保障, 近几年来境外建筑师潮水般地涌入中国, 来分享这块世界范围内都不多见的大蛋糕。从有影响力的大型公共建筑到小型的社区开发, 都会看到他们的身影。工作内容从规划到建筑设计等, 越来越多的项目为境外建筑师所获得。境外建筑师在中国的工作范围也从原有的京、沪、穗三地逐渐扩大到省会城市甚至许多富裕的二线城市。所有这些, 对中国的建筑市场来说, 既是千载难逢的机遇, 同时也是严峻的挑战。
2 境外建筑师给中国建筑发展带来的机遇与存在的问题
2.1 存在的机遇
从整体看, 西方建筑师有着较为悠久与成熟的建筑文化体系, 是几代人在一种体系中熏陶, 而且教育模式也决定着他们的交流平台远比中国建筑师畅通, 尤其是其设计体制、建筑市场都比较规范, 建筑材料、设备及施工技术也比国内先进很多。因此, 这些使得许多境外建筑师在进入中国后, 在设计理念、设计的整体把握、技术运作以及现场服务等方面, 都有许多可取之处。对于长期封闭, 体制和机制上都很不灵活的国内设计机构来说, 的确是学习和交流提高的机会。
首先, 从设计理念与设计思想来看。近一个世纪以来西方是现代主义建筑发展的大本营, 所谓的国际式、白色派、高技派等众多的建筑思潮, 均出自西方国家。而我国在这段时间里, 恰恰处于内忧外患的阶段, 直至上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后, 才逐渐接触到世界范围内蓬勃发展的种种建筑思潮与现象。接触仅仅是最初的一步, 从接触到吸收、理解与熟练运用需要一个过程。因此, 现阶段境外建筑师在设计理念的诠释与运用方面确实值得我们学习。尤其是一些优秀的境外建筑师对建筑整体性的把握、材料的运用, 以及对建筑与所在环境的理解方面确实让我们为之叹服。
其次, 境外建筑师在国内推广了先进的设计技术。中国建筑之所以落后, 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整体工业技术水平的落后。举个简单的例子, 前些年流行的玻璃幕墙设计, 如果幕墙有弧形面, 我们国内的施工单位只能用多块平板玻璃折面安装, 最大限度地与弧面形成一致。这正是反映了我们在材料与施工技术方面的落后。近几年来, 类似于双层呼吸式玻璃幕墙等多项在国内日益推广的技术, 离不开境外建筑师的技术引入以及我们与国际建筑行业的接轨。
此外, 境外建筑师带进来的不仅是一个成熟的建筑作品和一套完整的运作体系, 而更是一种严谨的工作态度。贝聿铭先生在设计中国银行总部时, 对建筑的每一块墙、地砖都进行了精心的排列并给出了加工尺寸, 尺寸精确到小数点后数位。德国gmp设计公司的冯·格康先生在设计中青旅大厦时, 对大厦走廊的吊顶以及屋顶等多个细节均做出细致的设计。类似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但都说明一个问题, 一个好的建筑需要一个严谨的设计态度, 这正是当前许多国内建筑师最应该学习的地方。
2.2 存在的问题
客观来看, 对境外建筑师也不能一概而论。由于中国建筑市场潜在的巨大利益, 大量境外设计单位争相进入, 量多了难免泥沙俱下, 鱼龙混杂。参与国内项目的境外建筑师也是良莠不齐, 水平不一。就如同我国自身设计队伍存在水平上的差距一样, 也有水准和经验都很一般的公司鱼目混珠。物非所值、名实不符的作品不在少数。更有甚者, 一些境外建筑师把中国当成一个试验场, 尽情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创造复杂结构, 怪异形式的作品, 根本不去考虑建设和维护的成本和造价。例如, 斥资10多亿元的东方艺术中心, 装饰内墙的陶瓷挂片全部擦洗一遍就要两个月;4700块玻璃幕墙“外罩”, 每清洗一次得花费4万元。电费更占“东艺”全部开销的1/3, 平均每天维护成本高达9万元。 (1) 而蔡镇钰曾对国家大剧院和cctv大楼提出过质疑, 一是, 为何进入大剧院要先跑入地下?这个动作还很花钱。为何水面上不能有个入口?二是, 疏散问题。对于库哈斯的中央电视台新总部大楼, 它与北京城市机理、城市文脉没有共通之处。另外, 北京是个强地震地区, 建筑挑出60米左右, 还要再建十几层的房子, 过于浪费。 (2) 这些对依然处于发展阶段, 尚不富裕的中国来说, 尤其应该给予警惕。柯布西耶曾经说过:“建筑师必须认识建筑与经济的关系, 而所谓经济效益并不是指获得商业上最大利润, 而是要在生产中以最少的付出, 获得最大的实效”。 (3) 吴良镛先生在谈到类似的建筑设计时曾说:“标新立异原则当然没有什么错, 而现在只顾形式, 忽视功能, 不顾造价与结构的合理性, 已将中国建筑创造引入歧途, 到了不能不加以正视的地步。”
3 现状所引发的思考
首先, 我们必须承认目前国内的整体建筑设计水平与设计素养与国外相比还有一定差距。这种差距的形成具有历史的因素。
西方建筑体系自古希腊开创, 历经古罗马, 中世纪, 意大利文艺复兴以及法国古典主义, 每一时期都有自己创造性的发展, 每一时期都对建筑提出新的要求, 都相应地在结构、材料、空间布局形式和细部处理上有全面的发展创造。从而形成了一个扎实的理论系统。而我国自古以来一直把建筑当作工匠, 以师傅带徒弟的方式进行言传身教。长期以往, 导致建筑理论根底的系统传承。此外, 我国的古建筑在历史进程上缺乏从古代向近现代建筑的过渡。我们搞现代建筑是直接地接过了西方现成的近现代建筑形式;并且, 我们曾经灿烂的古代建筑文化, 或应该说整个传统文化的传承又是在一个多世纪以来帝国主义的侵略中遭到相当的破坏和断线。所有这些, 导致今天我们的建筑设计发展水平在世界建筑范围内依然处于一个相对落后的状况。已经出现的所谓的些许的盲从, 些许的迷惘, 在一定程度上并非不可理解。假以时日, 一定会有好的结果出现。
其次, 我们必须看到, 中国并不是没有好的建筑师和有创造力的设计人员, 但却缺乏理性创作的社会大环境, 整个社会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浮躁心理。密斯·凡·德罗有一句名言:“上帝存在于细部之中”。也就是说一个优秀的建筑作品从整体到细部都需要建筑师付出大量的思考。而当下, 企业忙于看到经济回报, 大量的建筑师们苦于生计承览了大量的项目。众多人都忙着赚钱, 却忽视了建筑设计艺术的一些本质的因素。完成一个建筑设计方案, 欧美日等国的建筑师要花一两年的时间, 而国内往往要在几个月内赶出来。时间的仓促, 项目甲方的指手划脚, 使得许多建筑设计带有很大的随意性、盲目性、模仿性, 甚至根本就是抄袭。建筑师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思考和创造优秀的建筑作品, 而常常满足于照搬国外的各种主义、潮流, 或跟风跟时尚。由于内在的文化自卑和自谦, 在强势文化的冲击下缺乏免疫力和抵抗力, 失落了自身的理论根基。加上目前整个社会大风气的崇洋媚外, 对境外建筑师惟命是从, 而国内建筑师大多低人一等。境外建筑师往往拿走一个项目设计费的大多数, 而国内辛苦配合的设计单位常常只能拿到较少的部分, 如曾有报道安德鲁设计北京国家大剧院, 竟然得了总造价的11%, 完全冲破了我国建筑设计业关于大型建筑的设计费不能超过总造价3%至4%的行规。而实际上, 安德鲁只是提供了一个设计概念。而一个概念、草图就轻易赚得了几亿元。这从某种意义上讲加剧了一些中国建筑师随波逐流的心态。在市场经济规律下, 在当前“买方市场”为主因素的影响下, 许多建筑师常不得不听命于业主, 成为业主的绘图工具, 最终丧失了认真思考的过程。因而我们必须认识到, 设计水准的提高不仅仅需要提高建筑师个人的基本素养, 同时也需要提高政府管理人员、乃至整个社会对待科学与艺术的鉴赏力。
再次, 我想今天众多中国的建筑师们非常渴望拥有一个公平竞争的外部环境, 也希望有展现自身的机会。创造有特色的中国现代建筑文化是中国建筑师义不容辞的责任, 这需要中国建筑师的刻苦工作, 奋起直追;也需要在与国外建筑师交流、合作和竞争的过程不断学习提高, 取长补短;但同时也需要全社会对如何创造先进的中国建筑文化共同做出努力。尽管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但通过几代人的努力, 中国建筑必定会有一个从学习借鉴到提升与超越的过程。相信中国的崛起一定会带来中国建筑同样的崛起。
尽管今天我们中国的建筑师仍然面临尴尬的处境, 但是没关系, 跌倒了我们再爬起来。后来者居上。有了自知、自信与自强, 在如此繁荣的建筑市场中, 我们一定会取得突破, 实现与国际的接轨。
4 结论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对外开放政策的扩大, 一段时间内境外建筑师在中国的工作依然呈现出增加的态势。对中国以及中国的建筑师而言, 这都将是一个巨大的机遇与挑战。浮华炙热的设计市场背后, 需要的是国人的冷静与客观。正确选择适合我国国情的先进理念和技术是提高我国设计水平以及迎接挑战的关键。我们在学习境外建筑师先进的设计理念与技术的同时, 应该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既要吸收又要走我们自己的路。
建筑的发展是一种历史过程。回顾历史中, 一切优秀的建筑其艺术形式的产生都是以时间来慢慢积淀的。而我们从改革开放至今仅仅经过了短短的30年。因此, 我们有必要将目光再放的长远一些, 有耐心, 也有信心, 努力探索找寻属于自己民族建筑的新路子。而不是只孤立地搬用外来形式或古代形式, 而是切实地融入到我们应该探究的、以及所面临的问题之中去寻求解决, 这样才能求得我们自己当代与未来的优秀建筑。
参考文献
[1]柯布 (Le Corbusier) .雅典宪章.台北:田园城市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6.
[2]路甬祥, 郑必坚.世纪机遇“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演讲录第1辑[M].北京市: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境外市场 篇5
境外旅游救援保险的基本情况
境外旅游救援保险由新华保险和国际（SOS）救援中心合作，利用国际救援中心遍布全球的服务网络，针对国民境外旅游、探亲访友、公干在境外面临的意外、医疗等风险联合推出的24小时全天候、综合性的紧急救援服务及意外、医疗、救援服务费用保险保障。
当被保险人身在异国不幸发生意外伤害或突患疾病时，此时举目无亲又语言不通，在这样的危急时刻，被保险人只要拨通SOS设立的三条专线电话，就能得到国际救援组织的服务信息和及时救援，同时还能获得保险公司的意外伤害保障、救援服务费用保障、医疗费用保障等。与昂贵的出国费用支出相比较，该保险是一项很少的投资，保险公司和SOS国际救援机构将会帮助客户解决真正的医疗和个人安全方面的紧急情况，在境外遇到紧急情况下得到及时有效的帮助。
境外市场 篇6
众所周知，中国SP们的日子是越来越难过。
2006年“两会”期间，代表们对于电信行业意见最大的，就数手机乱收费、SP短信定制陷阱方面的问题了。有代表甚至提出，今后SP业务不要运营商代收费用。分析人士指出，随着国家监管逐渐严格，同质化竞争严重的SP行业可能会面临新一轮的洗牌。
在这样的局面下，通信增值服务业务收入初现颓势。前方是3G增值服务巨大利润的诱惑，后面却是手握相同业务的对手蜂拥而至。如何保持市场？如何赢得资金？如何开展创新？如何在3G增值大潮中，赢拔头筹的时间与经验？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增值服务商们冥思苦想地想找到一个改变现状的方法，但却一直苦无突破。
其实，有时只要换个思路，眼前就是一片豁然开朗的天地。
有伟人说过，模仿是创新的第一步。而对陷入困境的中国SP而言，模仿经营，是最简单的核心竞争力，也是成本最小化的获利渠道。在这里，模仿的对象是中国增值服务市场运营模式，而实施的对象，就是与10年前的中国有着太多相似的第三世界国家。
回避同质 另辟它途
在中国移动增值市场发展初期，不少SP采取“贩黄”、“技术陷阱”和投机取巧等方式在短时间内获得了高额利润。但好景不长，由于移动、联通不断加强增值服务市场的管制，国内众多SP陷入尴尬境遇。
而另一方面，移动增值服务内容的同质性、产品形态同质性使得内容杠杆对用户需求的持续刺激作用没有得到完全发挥。一头是产品驱动力弱化的SP元老，一头是蜂拥而入的后进者，他们共同面对的，就是产品同质性导致的移动增值服务产品的生命周期越来越短。
在现有的市场环境下，整个行业处于一种无序竞争的态势。竞争手段也相互模仿，不是通过增值服务去不断深化顾客关系，而是往往热衷于低价抢客、相互诋毁竞争等，导致收益日见微薄。在这种情况下，与其做低层次的竞争，还不如去做更具前景的创新。
新的运营商竞争格局浮出水面，将对包括移动增值在内的整个移动通信领域产生巨大影响。牌照的发放对于SP而言意味着新的机会和更激烈的市场竞争。面对3Ｇ即将大规模商用的趋势，需要越来越多的SP/CP不断加快创新产品的开发和引进速度。
但创新对一个SP公司而言，又是何其困难。中国现有电信增值业务基本成熟，大部分业务已经处于“明星效应”，在同一领域中，后进者很难对领先者形成威胁。这就造成后进者没有金钱与经验，领先者不愿放弃利润而转投不稳定的创新。双方都面临着技术、业务、销售和价格等因素的纠缠与困扰。
若想打破这种“先入为王”的局面，赢得更多的3G准备时间，就要以最小成本实现最大利益与经验化。
易观分析师曾说过，将成功的经验复制到其他同等业务零覆盖地域，是获得高于行业平均利润的一条捷径，就复制能力来说，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解读为一个企业的成本最小化的核心竞争力。
例如中国的网络游戏业务，盛大公司就是成功复制了韩国的模式，并一举奠定了中国网游龙头老大的地位。短短几年时间，就将盛大公司推到了中国首富的位置上，甚至超过了被复制的母体。
而对中国SP所面临的增值服务业务市场，一样存在着这样的复制条件。
以复制为3G创造空间
中兴董事长侯为贵有句名言：先去发展中国家，后到发达国家，以第三世界国家包围发达国家！
短短几年，在巨龙的陨落，大唐的颓废之际，中兴与华为的GSM和CDMA无线设备以及交换机设备，分别进入全球60余国家和地区，成为中国高新技术产品进军海外的领头羊之一。
这两个公司都是在中国发展以及与对手激烈竞争一定时期后，除了保持基本的创新外，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向国外复制的发展道路，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当然，在他们走出去前，已经有很多世界级的设备生产厂商在全球各地安营扎寨。中国公司之所以能站稳脚跟，就是将在竞争最激烈的中国市场上获得的经验成功复制到国外市场中，以取得更大的市场空间，同时也反哺了公司内部的研发和创新。
作为从事电信增值业务的公司来说，我们同样可以借鉴华为和中兴的经验，把目光首先集中到业务、技术、销售模式都相对落后的一些第三世界国家。
在这些国家，除了简单的通信服务和网络服务，例如固定电话、移动电话、邮件服务外，其他服务几乎为零。因此，如果中国电信增值业务选择走出去的话，就是在避免竞争的情况下，复制创新。
相比较当地，乃至国外的SP，中国的SP在第三世界国家运营存在着两大优势。
首先是最大范围的业务种类。中国电信增值业务有着全球最快的连续高速增长的国内经济规模和全球最大的基础电信业务用户群，品种发展也一直遥遥领先其他国家。这一优势对中国电信增值业务公司在国外，特别是在市场空白的第三世界国家，有着非常宽松的选择余地。
其次，灵活的营销手段。在竞争激烈的中国市场，灵活的营销手段是SP发展的必要保证之一。这一优势，实际上也是华为和中兴在国外征战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保证。另一方面，电信增值业务的发展，离不开与从事基础电信运营公司的合作。而国内SP与运营商的合作模式，完全可以应用在海外市场。甚至，SP可以根据自身经验，改善与海外运营商之间的关系。
翻越边境那座山
为什么非要选择第三世界国家？理由很简单，就是复制环境的类似性与简便性。
第三世界国家的电信业务发展可以类比中国5~10年前的状态：各类基础用户在几何级增长，而相应的增值服务却几乎为零。这样的状况正好是中国SP黄金年代当时市场上的状况。
在巴基斯坦，移动用户近几年来都以每年超过100%的速度增长，现有用户1700万，其中700万基本是近半年发展起来的。而这里的所谓增值业务，除了用短信下载少得可怜的手机铃声外，几乎一无所有。
在第三世界国家，由于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原因，市场对于电信增值业务的需求都比较初级，但也迫切。政府都希望能够尽快在此方面得到突破。
在我们推广服务的过程中，就有一位官员表示：“我们是宗教国家，明文禁止男女聊天。可说实话，我们还是很希望能通过一定方式和异性有着正常的交流与接触。毕竟，这个世界已经不需要那么封闭了。”
另一方面，第三世界国家市场广阔却几乎没有竞争，相比较中国现有的层层监控与管理，SP可说找到了乐土。
其实，由于不少国家的电信监管政策以及电信业务目录与中国不大相同，很多在中国属于不允许对非国有企业开放的处于垄断地位的电信基础业务，在国外也完全可以属于电信增值业务。
以巴基斯坦为例，该国在电信业务目录分类上，将除了基础网络建设和固定电话运营外的所有业务，一律划分为增值业务，这就意味着，国家允许私人进入移动运营业务；同时，很多国家对经营电信增值业务的公司限制非常少，只要不违反当地政府和宗教政策就可以。
这些政策，保证了中国SP走出去的可能性与操作性外，也表明另一层面：中国SP走出去，不完全是复制竞争，甚至有可能在业务上复制垄断。
境外市场 篇7
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 使中国全面走向了世界。 伴随着我国国有资产监管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国有企业的发展壮大,作为共和国脊梁、微观经济重要基础的国有企业,积极实施了 “走出去”战略,开展了境外承包工程、收购资源、并购企业、境外上市等国际化营运活动,尤其是近年来随着我国外汇储备的快速上升,中央优势骨干企业成为了我国境外投资的主力军,全球正在兴起一股“中国海外投资潮”。
审计署境外审计司司长章轲在《以十八大精神引领境外审计工作再上新台阶》的报告中提到:“数据表明,十六大以来,我国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数量持续增加,2012年底已经达到79家, 仅次于美国。 截止2011年底,我国13 500多家境内投资者对外直接投资净额累积达到4 247.8亿美元,年末境外企业资产总额2万亿美元。 另一个数据表明,截止2011年3季度末,包括外汇储备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和海外工程承包在内的中国海外经济利益已经高达4.7万亿美元。 ”
在国家“走出去”战略中充当了主力军的国有企业,其境外业务在国家经济利益和国家经济安全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加强对国有企业境外业务的审计监督,是适应境外业务总体规模不断增大的需要,是维护国家资产完整安全和国家经济利益的需要, 也是服务国家“走出去”战略目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需要。
仅2011年审计署审计公告结果显示,20多家企业中, 有7家国有企业海外业务存在信息失真、投资失误、合同诈骗、转移资产等问题。 如2011年,中国进出口银行总行向其境外子公司无依据转移收入28.31万美元。 由此,在新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下,关注境外资产和投资的权益和安全情况,监督国有资产境外投资的相关情况,切实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已成为企业审计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央企境外投资存在许多问题及不足。 如中国铁建沙特轻轨项目造成41亿元人民币亏损、中海外波兰A2高速公路项目若完工将预亏3.95亿美元、利比亚战乱中国企业涉损合同额达188亿美元等,这些亏损事件无不折射出国有企业海外经营风险意识薄弱,风险管控欠缺。 从这些投资失利中, 国家审计应看到在开展相关境外审计项目时的突破点及关注点。
从审计角度来看, 审计最基本的职责是保证资产安全完整性,而危机爆发前的美国,对次级贷款的审核不严格,对衍生金融工具的风险把握不足都说明现行的注册会计师风险导向审计模式在保证境外资产的安全完整方面仍存在不足。 因此,建立一套科学适用的境外国有资产审计新路径———关注投资风险点的风险导向内部控制审计, 对维护国家海外资产的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对国有企业境外项目实施风险导向内部控制审计,可以帮助审计人员针对企业风险对管理和控制提出改进建议,以实现监督国有资产境外投资的相关情况,切实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1理论基础
国家审计作为国家政治体制中重要的监督部门,在国家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回顾国家审计发展历史,主要是国内经济业务审计历史。 随着境外业务重要性的不断增加,境外业务审计已经展开,但与对国内业务审计相比,由于制度、技术人才等因素制约,国有企业境外业务审计范围、力度和频度等远远不能满足需要。 审计要适应现代化经济运行和社会发展需要,依法、独立预防查处国有企业境外业务拓展中的问题,促进其健康运行。
在关注投资风险点的风险导向时内部控制审计应运而生。 内部控制审计是保证内部控制有效执行、控制企业风险的重要途径, 风险导向的内部控制审计从风险管理角度出发, 通过识别、 分析、评估企业的风险,给出企业内部控制的薄弱点和重点,有重点地进行审计,既可以节约审计资源,又能保证审计的有效性。
内部控制作用的发挥,依赖于一个健全有效的内部控制系统和一个使其得到良好运行的机制。 这其中就需要对内部控制建立和实施进行恰当的监督,通过监督活动,不仅便于评价内部控制系统的有效性,还可以发现现行内部控制中存在的缺陷。 当发现相关内部控制缺陷时,应及时提出改进意见,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风险对其利益相关者的损害。 审计监督站在独立、客观与公正的立场上,是内部控制监督的核心要素。
国家审计对于相关部门内部控制的关注有其必然性。从理论上来看,源于公共受托责任的国家审计有义务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政府审计准则,对政府部门履行公共责任,配置管理和利用公共资源的有效性、合理性、科学性进行审查、分析、考量和评价, 以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持续高效发展目标的实现。 从审计实践来看,国家审计机关对于相关部门内部控制的关注,有利于节约审计资源,提高审计效率,将有限的审计资源集中在内部控制薄弱的环节。 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1)内部控制的发展推动审计的发展。 在内部控制健全有效的部门,其所提供的会计和其他经济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就高一些,发生错弊行为的可能性相对低一些,可靠程度较高。审计对象的可靠程度高,开展审计工作的难度就小,所做的符合性测试和实质性测试就少,所用成本低, 有助于提高审计效率,降低审计风险,提高审计质量。
(2)内部控制的完善推动审计工作范围、 重点的变化。 理论界对内部控制与审计的关系的描述有一个公式:T=S+R-SR,其中,S表示审计的范围,R表示内部控制的可靠程度,T表示审计结论的可靠程度。这个公式说明审计结论的可靠程度取决于审计的范围和内部控制的可靠程度。 内部控制可靠程度越高,审计证据就越可信,对其的依赖和利用程度也就越高,审计风险相应降低,这时就可以缩小审计的范围,进而减少审计的时间、成本,审计效率和审计结论的准确率就高。 在审计时,考虑到成本与收益的均衡关系,审计人员往往确定一些重点审计领域,在存在内部控制的情况下,寻找审计的重点领域将相对容易很多,审计人员可以根据内部控制的执行情况、部门管理中的失控现象及内部控制确定的各项业务重要性排序,决定审计的重点领域。
《审计署 “十二五”审计工作发展规划 》中也提出:国家审计应关注国家财政安全、金融安全、国有资产安全、民生安全、资源与生态环境安全、信息安全,揭示存在的风险,提出防范和化解风险的对策性建议,切实维护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开展企业审计时, 注重揭示影响国有企业科学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重大风险,深入分析企业经济活动与国家方针政策之间的内在关联, 维护企业安全,促进深化改革和完善制度。
由此可以看出,关注投资风险点的风险导向内部控制审计可以缓解国有企业境外业务时面临的审计范围、力度和频度等方面的困境,为进一步开展相关项目审计提供新的路径选择。
2关注投资风险点的风险导向内部控制审计新路径的构建
2.1我国国有企业境外投资面临的主要风险
随着国有资本参与境外投资的规模越来越大、 层次越来越高,面临的问题也越来越复杂。 特别是参与国际竞争的经验和能力与国际跨国公司相比普遍不足, 应对风险的能力也相当有限, 在金融危机之后全球政治经济环境日趋复杂的今天,国有资本境外投资面临的风险隐患也逐渐开始暴露并释放出来。 2011年3月爆发的利比亚事件更是将国有资本境外投资推上了风口浪尖, 使人们再一次清楚地看到了境外投资存在的不可忽视的风险隐患及其伴随的巨大破坏力。这些风险的积聚和爆发不仅导致了国有资本境外投资的巨大亏损,也使得境外国有资产管理陷入深深的困境,甚至给国家整体形象以及中国的外交政策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可以说,国有审计在进行境外审计时必须高度关注其投资风险问题,决不能将其与境内投资风险一视同仁。也因此,对国有资本境外投资风险进行深入研究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也显得尤为紧迫。
通过分析、归纳得出主要有以下风险。
2.1.1政治风险
政治风险是因投资者所在国与东道国政治环境发生变化、 东道国政局不稳定、 政策法规发生变化给投资企业带来经济损失的可能性。 政治风险通常包括战争、内乱、征收、征用、没收、国有化、汇兑等发生的风险,有突发性、复杂性、多样性的特征,一旦发生将给投资者造成严重的甚至是毁灭性的打击。 特别是政局动荡风险。 2011年发生的利比亚战争,使在利比亚进行投资与建设的中央企业遭遇了极大风险,如中石油、中石化两家石油公司在利比亚战争期间, 几乎所有的勘探设备和车辆均遭受 “洗劫”,损失相当严重。 在利比亚重建中,尽管在经济、技术和资金方面,中国参与利比亚重建必不可少,但由于中国在利比亚问题上曾有的立场使得利比亚高层或普通百姓难以理解和接受,以及利比亚战后政治派别林立,东西部政治权力的争夺激烈,新的政治环境将更加复杂,对参与重建的中国企业来说,可谓面对巨大的利润和同样巨大的风险。
2.1.2经济风险
近年来,世界经济环境愈发复杂,欧美主权债务危机恶化, 发达经济体低速增长,全球实体经济下行风险显著加大,对央企境外投资影响巨大。 突出表现为金融风险,金融风险是未来金融市场价格波动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主要包含利率、汇率、股票、债券以及衍生品风险等。 金融风险中,又以汇率风险、衍生品风险、 金融危机产生的系统性风险最为显著。 以金融衍生产品交易风险为例,2008年以来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中,有多家央企爆出了金融衍生品业务巨亏的消息。 中国远洋所持FFA (远期运费协议)约浮亏40亿元,东方航空因航油套期保值导致公允价值损失约为62亿元,与之类似,国航燃油套期保值合约公允价值损失也高达68亿元。 粗略估计,东方航空、中国国航、上海航空3家国有航空企业, 就曾因金融衍生品交易而导致发生的账面亏损总额己达131.7亿元。
2.1.3政策法律风险
政策法律风险主要是受东道国政策法律约束及东道国政策法律变化给投资企业带来的影响, 以境外投资中的跨国并购为例,各国出于保护本国利益、维护国家经济主权等需要,通常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对跨国并购行为进行制约。
其中,合同风险是最为重要的风险,潜伏于合同洽谈、起草签订、履行等各个环节之中。 例如中铁建沙特项目。2009年2月中国铁建与沙特阿拉伯王国城乡事务部签署了 《沙特麦加萨法至穆戈达莎轻轨合同》,该项目合同总金额为120.7亿元人民币本次项目工期要求为2010年11月13日开通运营,达到35%运能;2011年5月完成所有调试,达到100%运能。 但是,2010年1月26日中国铁建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香港联交所同时发布公告,公司在沙特阿拉伯王国麦加的轻轨项目预计将发生41.53亿元的巨额亏损。 这也是中国建筑企业有史以来在海外项目上的最大亏损。 究其原因,也是合同风险管控不到位所造成。
2.1.4自然灾害风险
自然灾害风险是指自然灾害的不可预见性和摧毁性, 带来的损失与风险,而且这种风险极大。 2010年巴基斯坦发生洪灾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在该国承建的杜伯华水电站项目坝区营地受洪水袭击,使百余名中方现场工程技术人员受困,虽中巴政府积极展开营救,仍造成少量人员伤亡,财产损失更无法估量。
2.1.5经营风险
经营风险是指企业由于战略选择、产品价格、销售手段等经营决策引起的未来收益不确定性, 突出表现为行业风险。 自2007-2008年以来,我国一些企业由于误判形势,先从国际市场高价买入并囤积了大量原材料, 之后却因市场形势的变化与急转直下,形成了大量的库存积压,最后为了去库存周转只得以低价销售。 如此一来,在高进低出的双重挤压之下,使得企业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经营困境甚至危机。
2.2风险导向内部控制审计流程
针对上述的投资风险点,应开展相对应的内部控制审计。 风险导向内部控制审计首先从企业的风险管理入手, 通过分析企业的战略发展目标、内外部环境采用风险识别、分析、评估的相关技术对企业的风险进行分析, 将分析结果与内部控制体系风险数据库中的风险相比较,确定风险识别率,进而分析内部控制体系中的风险管控措施,得出内部控制风险管控措施的有效率在以上两者分析的基础上,得出初步的剩余风险,根据剩余风险确定审计的重点,进行现场审计,发现内部控制执行中的风险最终确定企业的剩余风险,给出相关建议(见图1所示)。
2.3风险导向内部控制审计适用的方法
由风险导向内部控制审计的流程可以看出, 风险导向内部控制审计的第一步就是分析企业的环境,识别、分析、评价企业的风险。 因此,风险导向内部控制审计的方法首先包括风险分析的相关技术,风险识别和分析的方法很多,如专家意见法、头脑风暴法、安全检查表法、失效模式与影响分析法、故障树分析法、 潜在问题分析法、流程图分析法、工作任务分析法等;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审计的特点, 适合风险导向内部控制风险识别和分析的方法包括:专家意见法、头脑风暴法、失效模式与影响分析法、 故障树法、潜在问题分析法、工作任务分析法和流程图法;内部控制执行情况的审计方法主要包括个别访谈法、调查问卷法、座谈法、抽查法、核对法和分析法等。
确定现场审计重点时,主要可采用的方法有符合性测试、穿行测试及有效性测试3种:
(1)符合性测试。 对于一些整体层面的定性的描述,可以采用符合性测试的方式,采用个别访谈法、调查问卷法、座谈法、抽查法、核对法和分析法等方法进行获取。
(2)穿行测试。 这是进行内部控制执行情况审计的第一步。 其主要目的是通过一定手段, 了解被审计单位已经建立的内部控制制度及执行的情况,并做出记录、描述,审计人员应考虑被审计单位经营规模及业务复杂程度、 数据处理系统类型及复杂程度、审计重要性。 相关内部控制类型、相关内部控制记录方式、 固有风险的评估结果等因素,研究资料,成立检查小组,发送检查通知,制订初步测试评价方案,对内部控制的程序、控制环境、 会计系统采取有效的方法进行审计。 审计师应当通过实施如下程序获得对于专用控制设计的了解:1询问合适的管理层、监督人员和员工,获得对公司内部控制情况的一定了解;2检查公司的相关文件;3观察公司专用控制的应用情况;4通过信息系统追踪与财务报告相关的交易。
(3)有效性测试。 有效性测试主要用来测试内部控制体系各个关键控制点的有效性,是否建立了相应的控制措施,以及控制措施是否有效,为内部控制体系审计指标提供数据支持。
3结束语
内部控制审计作为检查内部控制是否有效的重要手段,对审计工作的开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开展境外审计时应当重视内部控制审计,同时加强审计项目内部控制测试与评价,以保证内部控制体系在境外审计项目中得到顺利开展,以达到下列目标。
3.1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促进国有企业规避政治风险
通过加强境外业务审计, 揭示境外业务存在或潜在的政治风险,及时向相关部门建议,构建防范风险体系,增强境外业务的安全性。
3.2加强境外业务审计, 促进国有企业有效防范或化解经济风险,特别是金融风险
通过加强境外业务审计,对发现的问题进行系统分析,建议金融管理机构进行国家宏观经济金融政策研究, 积极研究采用部分金融工具,减少金融衍生产品交易风险对境外业务影响,增强对相关金融风险的防御和化解能力。
3.3加强境外业务审计,促进企业有效抵御经营风险
加强对境外业务审计, 可以及时揭示企业存在资源配置效率、技术创新、管理水平、人才储备等方面不足,促使企业转变改变闭门造车或者依赖国家观念,尤其在应对国际指责时,采取 “ 拿来主义”, 为我所用, 更好地改进自身管理水平, 增强主动适应性,不断提升企业应对和化解国际风险的能力,并塑造负责任的中国企业形象。
摘要：伴随国有企业境外投资的规模日趋扩大,境外投资的风险也与日俱增。本文通过介绍境外投资易产生的主要风险点,秉承降低审计成本、提高审计质量的目标,提出建立一套科学适用的国有资产境外审计新路径———关注投资风险点的风险导向内部控制审计。
警惕境外疫区皮革蒙混入境 篇8
据媒体报道, 本次破获的走私皮革案中, 主要涉及的是牛皮。而走私牛皮其社会危害性是多方面的:偷逃国家税款, 扰乱正常贸易秩序, 流入市场会对国内牛皮产生较大的冲击, 直接影响到我国皮革加工业和畜牧业的发展。如果不法之徒将来自疫区的皮革走私进境, 还存在一定的环境污染隐患。
有资料显示, 我国现有的皮革加工业每年产生近1亿吨的废水, 这些高浓度的有机废水, 对土壤、水体和农作物危害很大。因此, 我国对皮革加工业准入门槛较高, 需要农业部和环保部的许可方能生产。但是, 这些走私进口的牛皮流入市场之后, 大部分并不是由有资质的大型加工厂来加工生产, 而是流向了一些不具备生产加工条件的小企业, 这样便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污染, 对公共卫生安全造成影响。
严防境外疫区皮革蒙混入境, 既是为了维护我国市场经济秩序, 更重要的是保护生态环境。中国皮革协会理事长苏超英最近表示, 2014年是中国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 最近制革企业出现的违法排污和关停事件, 以及皮革走私案件等, 传递出一个重要的信号, 就是中国政府将建立更加透明的体制, 引导产业走向规范、健康、阳光、绿色的发展道路。中国皮革业发展目标是清晰的, 要走环境友好和资源节约的绿色发展道路, 这是中国皮革业未来的发展方向。
近年来, 皮革走私的案值越来越大, 从今年开始, 海关已把皮革作为重点抽查对象, 实施对进口皮革行业的“铁拳”专项稽查行动。在加大打击力度, 依法惩治走私犯罪的同时, 海关也提醒广大进出口贸易从业者和进出境旅客:进出口皮革及其制品出入境前, 请务必了解相关规定, 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更不要被走私团伙诱惑和利用。
境外投资的纳税筹划 篇9
我国最早于1993年提出企业境外所得税收抵免制度, 1995年出台了《境外所得记征所得税暂行办法》, 在1997年对该文件部分条款进行了修订。2008年新《企业所得税税法》《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出台。
2008年出台的新税法进一步推行了抵免制度, 加上外部因素, 2008年成为自2005年后我国对外投资增长幅度最大的一年。2009年12月25日,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了《关于企业境外所得税收抵免有关问题的通知》, 该规定进一步规范境外投资纳税活动, 使抵免制度更具有操作性。2010年我国又以公告的形式颁布了《企业境外所得税抵免操作指南》, 至此我国基本明确了抵免制度的原则及具体操作。
二、相关概念
(一) 投资方式和投资架构
境外投资方式多样, 目前税法中列明, 境外投资方式主要分为对外直接投资、对外间接投资、其他对外投资。
由于各国税收方式、税率均有所不同, 从投资国的角度, 通过投资的合理分配, 在不同国家设立分支机构、子公司、合营企业等商业实体, 或以间接投资的方式在国际市场寻找未来收益较高的投资渠道, 均能带来良好的收益。
(二) 抵免类型
税法规定的抵免方式分为直接抵免和间接抵免。
1.境外所得税的直接抵免。企业直接来源于境外的所得采用直接抵免方式。该种应税所得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是来源于设立在境外的分支机构直接取得的利得;第二类是在境外未设立分支机构, 但有来源于境外的利息、租金、特许权使用费、财产转让等所得。
按照公司结构来说, 没有利润分配职能的分支机构 (如分公司) 在境外所取得的所得应当以经济收益纳入年度企业应纳税所得额, 境外缴纳的所得税按规定直接进行抵免。
2.境外所得税间接抵免。居民企业从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外国企业分得的来源于中国境外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 外国企业在境外实际缴纳的所得税额中属于该项所得负担的部分, 可以作为该居民企业的可抵免境外所得税税额, 在抵免限额内抵免。需要强调的是境外所得税间接抵免的前提条件是居民企业对境外的被投资企业有直接或者间接的“控制关系”。
3.税法中的控制。税法中控制关系与财务中的控制关系略有不同。财务体系中主要以企业是否能够对投资公司的经营决策起到决定性的影响, 只要通过直接、间接、协议等方式能够持有50%以上的表决权即可。税法中的控制是指各层企业直接持股、间接持股以及为计算居民企业间接持股总和比例的每一个单一持股, 均应达到20%的持股比例。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规定, 居民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20%以上股份的外国企业, 限于符合以下持股方式的三层外国企业:一是单一居民企业直接持有20%以上股份的外国企业;二是单一第一层外国企业直接持有20%以上股份, 且由单一居民企业直接持有或通过一个或多个符合本条规定持股条件的外国企业间接持有综合达20%以上股份的外国企业;三是第一、第二层外国企业直接持有20%以上股份, 且由单一居民企业直接持有或通过一个或多个符合本条规定持股条件的外国企业间接持有综合达20%以上股份的外国企业。超过三层则不纳入间接抵免范畴内。
4.税收饶让。税收饶让, 亦称“虚拟抵免”和“饶让抵免”, 指居住国政府对其居民在国外得到减免税优惠的那一部分, 视同已经缴纳, 同样给予税收抵免待遇, 不再按居住国税法规定的税率予以补征。目前税收饶让抵免的方式主要有差额饶让抵免和定率饶让抵免两种。
三、境外投资结构
(一) 分公司与子公司的比较
1.子公司优势。
(1) 法人实体。子公司与分公司最大的区别在于, 子公司是作为法人实体存在的。在一般的境外投资情况下, 即使为分公司, 东道国也会根据其实际经营情况收取相关税费。但由于分公司不是独立的法人, 其一般无法享受免税期限、减免税等税收优惠政策, 这使得分公司在一些税收优惠较大的国家难以享受到该国的税收优势。
(2) 当期可不纳税。分公司所得利润当期必须给其母公司所在国家进行纳税, 而子公司可以通过不分配利润的方式做到递延纳税, 从而缓解当期税收负担。
(3) 所得免税。许多税收政策发达的国家, 为了吸引外资投入会对子公司向母公司支付的红利进行减征甚至免征。
2.分公司优势。
(1) 成本相对较低。由于分公司并非独立的法人实体, 其管理层级一般较短, 故其管理费用等成本相较于子公司一般较低。
(2) 可弥补亏损。由于分公司当期所得需要与母公司同时报税, 故其当期亏损可以冲减母公司利润 (我国不允许, 但可以通过投资结构实现子公司的分公司) 。
(3) 便于资产转移。由于分公司与母公司为同一法人实体, 故其资产的转移不存在所有权的变动, 可以减少税收负担。
(二) 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架构比较
1.直接投资架构 (子公司) 。企业直接投资结构下的境外投资子公司, 需要缴纳境外所得对应的所得税、分配红利时对应的预提税、母国收到红利后的境内所得税。但由于我国目前的税收政策, 其实际抵免限额为境外投资收入乘以我国使用税率, 超过限额不得抵扣, 低于限额只能抵扣实际缴纳金额, 如投资国税率无变动, 其实际缴纳所得税与我国境内所得相同。从较少税收的角度直接投资并不适合我国。
2.间接投资架构。间接投资架构下, 一般通过建立境外控股公司, 以控股公司名义对目标公司进行控制, 这种架构可以使得目标控制公司在不经过我国的情况下将其盈利以红利的形式形成境外再分配。由于控制层数增加, 这种方式容易增加税收负担。但是, 目前境外许多国家或地区对于境外投资的所得是免税的, 如中国香港。此外, 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签订有税收优惠政策时, 对协议国家的境外投资分配的股息予以减征或免征, 这使得间接投资架构有了很大的免税空间。
四、境外所得抵免案例
(一) 一般情况下的抵免
A为我国居民企业, 2015年实现境内应纳税所得额1000万元, 适用我国企业所得税税率25%。境外收入如下:
甲国设立的分公司B于实现税后利润1400万元, 由于分公司不享受该国相关税收优惠, 所得税税率为30%, 2014年分公司B亏损500万元;
乙国设立的分公司C实现了税后利润1700万元, 乙国所得税税率30%, 由于乙国鼓励外来投资, 对国外在境内投资的企业适用15%的所得税减免, 乙国与本国签订了相关协议, 税收优惠适用税收饶让政策;
将自有设备D出租给丙国某企业, 获得租赁税后利润850万元, 丙国适用所得税利润为15%;
丁国设立的子公司E全面实现利润向全体股东派发了1000万元股利, 其中A居民企业持股60%, 该国所得税税率为20%, 预提税率为10%。
根据我国《境外所得税抵免计算明细表》 (表1) 计算2015年应纳所得税。
1.我国采用分国不分项的境外所得税纳税方式, 故对不同国家的公司要进行分别计算。其中B、C、D均属于直接抵扣的范围;由于A持有E的60%股权, 大于税法规定的20%, 故其达到控制关系, 适用间接抵免的方式。
2.根据案例描述, A分别自B、C、D、E获得了境外所得 (不含税所得) 1400万元、1700万元、850万元、432万元 (计算过程:1000× (1-20%) × (1-10%) ×60%) 。
3.境外所得换算含税所得及将2步骤中税额加上所得税金额:
甲 (B) 境外所得换算含税所得=1400÷ (1-30%) =2000万元
乙 (C) 境外所得换算含税所得=1700÷ (1-15%) =2000万元
丙 (D) 境外所得换算含税所得=850÷ (1-15%) =1000万元
丁 (E) 境外所得换算含税所得=1000×60%=60万元
4.在填报时某国投资如有以前年度亏损应填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中, 但该亏损抵扣只适用于同一国家设立的不具有独立纳税地位的分支机构。需要注意的是, 根据我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 某境外亏损只能对应抵扣该境外投资所得, 不得抵扣境内或其他境外所得, 同一境外亏损在5年内有效。
根据以上规定, B企业2014年亏损500万元, 可以在2015年内进行抵扣。E在间接抵免范畴内, 不得填列该内容。
5.免税所得用于填报按照税收规定予以免税的境外所得, 但现行税法尚无具体规定, 本文暂不举例。
6.根据3、4、5计算的金额, 按照弥补亏损前境外应纳税所得额 (6) =境外所得换算含税所得 (3) -弥补以前年度亏损 (4) -免税所得 (5) 计算:
B弥补亏损前境外应纳税所得额=2000-500=1500万元
C、D、E不存在4、5项填列, 故与3项金额相同。
7.可弥补境内亏损是指A公司于境内发生的亏损额。与境外发生亏损不同, 境内发生的亏损可以作为境外投资所得的抵减项进行抵减。本案例中A国未发生亏损, 故该列不填列。
8.根据6、7计算的金额, 按照境外应纳税所得额=弥补亏损前境外应纳税所得额 (6) -可弥补境内亏损 (7) 计算。
由于案例中A公司境内未发生可弥补亏损, 故该项与6项金额相同。
9.该项填列居民企业境内适用的所得税税率, 案例中A居民企业在其本国境内适用税率为25%。
10.8、9项填列金额及税率, 按照境外所得应纳税额=境外应纳税所得额 (8) ×税率 (9) 计算:
甲 (B) 境外所得应纳税额=1500×25%=375万元
乙 (C) 境外所得应纳税额=2000×25%=500万元
丙 (D) 境外所得应纳税额=1000×25%=250万元
丁 (E) 境外所得应纳税额=1000×60%×25%=150万元
11.实行分国不分项限额抵免的纳税人填报第10至16列。本列填报从境外子公司取得的所得在所在国家或地区缴纳的企业所得税额, 可分为直接抵免和间接抵免。子公司从境外取得的所得在所在国家或地区缴纳的企业所得税额为直接抵免税额;从境外二级子公司取得的所得在所在国家或地区缴纳的企业所得税额为间接抵免税额。二级子公司可抵免税额= (纳税人分得的所得÷同一纳税年度子公司税后应分配总额) × (子公司分得的所得÷同一纳税年度二级子公司税后应分配总额) ×二级子公司同一纳税年度已缴所得税。
根据以上规定, 该项目金额为:
甲 (B) 境外所得可抵免额=2000×30%=600万元
乙 (C) 境外所得可抵免额=2000×30%=600万元 (该国适用税收饶让政策, 减免税优惠的视同已经缴纳, 实际缴纳所得税300万元)
丙 (D) 境外所得可抵免额=1000×15%=150万元
丁 (E) 境外所得可抵免额=1000×60%×20%+1000×60%× (1-20%) ×10%=168万元
12.该项核算境外所得税抵免限额, 按照抵免限额=中国境内、境外所得依照企业所得税法和条例的规定计算的应纳税总额×来源于某国 (地区) 的应纳税所得额÷中国境内、境外应纳税所得总额计算:
2015年度境内应纳税额为=1000×25%=250 (万元) 。
甲 (B) 抵免限额= (250+375) ×1500÷ (1000+1500) =375万元
乙 (C) 抵免限额= (250+400) ×2000÷ (1000+2000) =433万元
丙 (D) 抵免限额= (250+250) ×1500÷ (1000+1000) =250万元
丁 (E) 抵免限额= (250+150) ×600÷ (1000+600) =150万元
13.根据11与12项较小的金额计入年度允许抵免的金额。
甲 (B) 可抵免金额=375万元
乙 (C) 可抵免金额=433万元
丙 (D) 可抵免金额=150万元
丁 (E) 可抵免金额=150万元
14.可抵扣金额未超过境外所得税款抵免限额可以用于抵免以前年度结转的待抵免的所得额:
丙 (D) 未超过境外所得税款抵免限额=250-150=100万元
其他国家由于可抵扣金额均超过了抵免限额, 故为0, 此外由于丁国为间接抵扣范围, 该列不填。
15.本年可抵免以前年度未抵免、结转到本年度抵免的境外所得税额。如本案例中丙国2014年实际缴纳所得税300万元, 当年可抵扣限额为250万, 则未抵扣的50万可以用2015年未超过境内所得税款抵免限额的金额进行补抵。本案例中不存在该情况, 该项不填。
16.根据财税[2009]125号《关于企业境外所得税收抵免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超过抵免限额的余额允许从次年起在连续五个纳税年度内, 用每年度抵免限额抵免当年应抵税额后的余额进行抵补的规定, 也就是说应先抵当年的, 有余额时才能用以前年度的结余。
甲 (B) 未来可抵扣额= (上年16项-已超过5年未抵免税额) +600-375=225万元
乙 (C) 未来可抵扣额= (上年16项-已超过5年未抵免税额) +600-400=200万元
由于丁国为适用间接抵扣, 该项不适用。
17.该项适用于实行定率抵免境外所得税款的纳税人, 填报此列的纳税人不按以上算法计算, 采用直接乘以定率进行抵免。
(二) 间接抵免
如股权结构比较复杂, 则需要通过本层企业所纳税属于由上一层企业负担的税额= (本层企业就利润和投资收益所实际缴纳的税额+符合地面规定的由本层企业间接负担的税额) ×本层企业由上一层企业分配的股息 (红利) ÷本层企业所得税后利润额, 案例如下:
根据上文对控制的分析, 我们了解了G3、I不能纳入间接抵免范畴内。其他企业均在可抵免范畴内。
以F4、G4、H列为例 (其他公司方式类似) , 计算可间接抵扣所得税。
1.计算H所得税。首先计算最后一层即第三层企业H的纳税情况。假设企业H应纳税所得额为1000万元, 适用税率20%。本年应缴纳企业所得税200万元。同期企业H将净利润 (税后利润) 800万元全部分配给股东。
由于G4持有H企业55%股权, 按照比例计算器分得红利440万元。
根据“本层企业所纳税属于由上一层企业负担的税额”公式计算G4适用于间接抵扣范畴内的税额:
H所纳税属于由G4负担的税额= (200+0) ×440÷800=110万元
2.计算G4所得税。假设企业G4应纳税所得额为1000万元, 适用税率20%。本年应缴纳企业所得税200万元。此外, 从境外分得440万红利, 在其H所属国家境内 (H与G非同一国家) 缴纳了40万元预提税, 在间接抵扣范围内的金额为110万元。综合税后利润为1200万元 (1000+440-200-40) 。当期H将全部利润进行分配, F4可获得红利为600万元 (1200×50%) 。
根据“本层企业所纳税属于由上一层企业负担的税额”公式计算F4适用于间接抵扣范畴内的税额:
G4所纳税属于由F4负担的税额= (200+40+110) ×600÷1200=175万元
3.计算F4所得税。假设企业F4应纳税所得额为1000万元, 适用税率20%。本年应缴纳企业所得税200万元。此外, 从境外分得600万红利, 在其H所属国家境内 (H与G非同一国家) 缴纳了100万元预提税, 在间接抵扣范围内的金额为175万元。综合税后利润为1300万元 (1000+600-200-100) 。当期F4将全部利润的50%进行分配, E可获得红利为650万元 (1300×50%×100%) 。此外, F4将上年度未分配的利润600万元 (当年缴纳所得税120) 全部分配给E。
根据“本层企业所纳税属于由上一层企业负担的税额”公式计算F4适用于间接抵扣范畴内的税额:
(1) 本年F4所纳税属于由E负担的税额= (200+100+175) ×1300÷1300=475万元
(2) 上年F4所纳税属于由E负担的税额=120×1300÷1300=120万元
故E从F4分得的红利中可进行减抵抵免的税额为595万元 (475+120) 。
五、结论
由于我国目前施行的税收政策, 直接投资 (子公司) 的方式只有在投资公司不分配利润的前提下才得以取得递延纳税的税收优势, 但如果需要利润再分配, 则需要照常缴纳所得税。但通过间接投资架构, 我国企业可以将境外投资实体进行转移, 通过香港等地的利润分配公司从而实现对境外投资的管理。
随着我国境外投资逐渐增多, 间接投资结构逐渐被许多企业采用, 通过结构分配的方式越来越多的企业成功避税。为了防止企业在低税率国家或地区建立受控外国企业, 将利润保留在外国企业不分配或少量分配, 逃避国内纳税义务, 我国参照国际上一些国家的做法, 引入了受控外国公司的反避税措施。但我国目前内需不足, 不能消化闲置资金, 且我国境外投资逐渐成熟, 国家是否会出台相关激励性政策并不明朗, 故做出投资架构决策前, 公司应对最新政策与案例进行详细研究, 避免不必要的税务风险。
摘要：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 开始我国主要以小规模、低层次、单一型的方式开展境外投资活动。随着我国的技术水平、管理水平不断提高, 逐渐在国际舞台上展现出了雄厚的力量。目前, 我国在不断完善税收政策的基础上形成了以企业所得税为框架的境外投资税收制度。
关键词：境外,投资,纳税筹划
参考文献
[1]中国国际税收研究会.中国居民企业对外投资与劳务税收研究报告[M].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 2012.
[2]邹国金.让“走出去”企业走得更快更好[N].中国税务报, 2012-02-13.
[3]姜浩美.美国联邦公司税法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8.
境外上市与企业成长研究 篇10
一、中国企业赴美境外上市的历程、动因和风险
从1992年9月10日华晨中国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成为中国内地首家赴美上市公司开始, 截至2009年12月31日, 中国赴美国各级资本市场上市的公司已达到284家。中国企业赴美上市的历程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1992~1998年大型国有制造业和基础设施类企业赴美上市, 实现了与国际资本市场的对接, 成功转换为在国际公开资本市场上市的治理规范的上市公司;1999~2005年大量互联网和科技型企业赴美上市, 凭借高科技概念受到美国投资者追捧, 运用所筹资金获得了高速发展;2006年之后新能源和“新业态”企业成为赴美上市的主流, 赴美上市企业中聚集了大批新兴产业开拓者和商业模式创新成功者等蓝海企业, 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中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证券市场制度安排和证券市场定价能力等发面存在的差异。大批企业选择赴美上市, 原因主要在于美国作为全球最大最成熟的资本市场可为企业融资提供巨大空间, 美国市场更强的风险理解和风险定价能力可使创新型企业获得合理的估值, 美国市场更为严格的投资者法律保护和信息披露要求有助于改善企业公司治理进而提升国际竞争力, 在美国资本市场上市更有利于企业提高全球知名度和提升在资本市场中的战略定位。然而, 一些企业由于在境外上市决策中存在盲目和投机心理, 缺乏对美国资本市场法律法规的监管要求的充分了解, 诚信理念和规范经营意识淡薄, 信息披露不规范, 内控制度和公司治理结构欠完善, 在境外上市后面临着集体诉讼、违规处罚、做空和退市等风险。
二、境外上市与企业成长
1. 境外上市对企业成长的影响
境外上市决策由控股股东做出, 是控股股东进行成本收益权衡的结果。境外上市只有当公司未来成长机会的价值超过控制权收益时, 控股股东才会选择境外上市。这些公司境外上市后, 由于更有动力有效利用成长机会, 同时由于控股股东对公司利用侵占减少, 应该能够实现更快的成长, 并最终实现价值的提升。与在中国上市的同业公司相比, 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具有更好的成长性。
2. 境外上市、公司治理对企业成长的影响
制度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表明, 境外上市一方面可以通过境外证券市场良好的法律环境和法律以外的其他市场因素的约束、规范和引导改善外部治理环境, 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境外上市行为本身带来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的良性改造以及内部治理机制对外部治理环境的适应性改进。由于公司治理的核心在于保证公司的财产安全、科学决策和高效经营, 因此公司治理状况的改善必然带来公司绩效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升。[2]境外上市促进了中国公司治理水平的提升, 进而使公司实现了更好的成长, 公司治理机制在影响公司成长过程中作为中介变量发挥了传导作用。
3. 境外上市、融资约束对企业成长的影响
在现实经济环境中, 由于受到信息不对称的影响, 公司外部融资成本通常高于内部融资成本, 当内部资金不足以满足投资需求, 又无法以较低的成本获取外部资金时, 公司的投资就受到了融资约束。境外上市意味着公司选择一个投资者法律保护机制更完善、信息披露要求更严格、受到更多证券分析师关注的市场上市, 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状况应该能够得到缓解, 公司融资约束能够得以放松。我国资本市场和融资环境不健全导致中小企业普遍面临融资难的困境, 迫切需要获取外部资金实现增长, 通过境外上市获得低成本融资后, 这些企业应该有动机高效利用投资机会并提高资本配置效率。到投资者保护更好的资本市场上市也可以限制管理层过度投资与效率低下的项目。因此, 境外上市应该可以促进企业通过放松融资约束实现更快的外源融资成长。
三、对境外上市企业的启示
拟赴美国资本市场上市的企业应该基于自身资源状况, 着眼长远发展需求, 进行充分的成本收益权衡。境外上市通常相对于国内资本市场具有更高的融资风险和成本, 只有当企业存在良好的投资机会而在国内资本市场确实难以获得充足的资金支持从而发展受限时, 境外上市行为带来的融资环境改善才有可能促进企业实现更好的成长。
对于已经赴美国资本市场上市的公司而言, 一方面要严格遵守美国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法律法规和严格的信息披露要求, 主动与美国证券监管部门、新闻媒体和投资者沟通, 提高公司的透明度, 取得投资者信任, 从根本上减少因为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融资困难的问题, 同时积极学习国际资本市场的运营规则和成熟经验, 合理规避经营风险, 利用资本市场平台有效融入国际经济社会;另一方面要在强制性合规的基础上, 采取切实措施提高公司实际治理水平, 充分发挥战略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的积极促进作用, 建设与既定治理环境匹配的公司治理文化和治理伦理, 实现公司治理从强制性合规到自主性适应的转变。
四、结束语
本文从外部融资环境和公司治理角度揭示赴美国资本市场上市的公司的成长机制。事实上, 影响企业成长机制的因素很多, 未来研究可考虑从信息、盈利质量、核心竞争力等视角展开研究, 以便全面深入考虑境外上市公司的成长机制, 为上市公司和证券监管部门做出相关决策提供依据。
参考文献
[1]孔宁宁.境外上市与企业成长研究[J].管理新视野, 2013, (5) :149-150.
境外项目外汇风险的防范 篇11
1 外汇风险及其分类
外汇风险又称为汇率风险, 是经济主体在持有或运用外汇进行经济活动过程中, 因为汇率变化而遭受损失或获得额外收益的可能性。外汇风险主要包括交易风险、折算风险和经济风险这三大类。
交易风险是指一个经济事体在其以外币计价的国际收付经营活动中, 由于外汇汇率的波动而引起应收帐款和应付帐款的变动。
折算风险又称会计风险, 是指企业在对资产负债表进行会计处理过程中, 将功能货币转化为计帐货币时候, 因汇率变动而产生的帐面上的损益。按照我国会计准则的规定, 当企业在进行会计核算的时候, 需要通过资产负债表来反映其经营状况, 应将原来以外币计量的各种资产和负债按一定的汇率折算成人民币来表示。这样, 由于换算的方法所使用的汇率不同就会导致损益的发生。折算风险主要是对境外投资的企业而言的, 由于汇率变动使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投资企业的资产价值进行会计结算时可能发生的损益。折算风险只是一种会计概念, 并不表示企业已经发生的收益和损失。
经济风险是指由于意料之外的汇率变动化而引起企业未来一定时间内经营状况的不稳定。交易风险和折算风险是企业所能预测到的, 但是经济风险比较难预测到的, 例如这次美国刺激债危机就影响到了美元与各种货币之间的兑换率差。
2 防范外汇风险的措施
汇率变幻莫测, 企业应当运用正确的汇率防范措施来防止外汇风险所带来的不利影响。防范汇率风险的主要措施有:
2.1 选择适当的计价货币:
企业选择适当的计价货币以避免外汇风险。一般来说, 当企业的债权与债务币种不同时, 企业一般是选择付汇争取以软币 (即在付款期内呈现下降趋势的币种) 计价, 收汇争取以硬币 (即在收汇期内呈现上升趋势的币种) 计价。但这种计价方式通常要受到交易本身条件的限制, 实际上交易双方均会采用相同的商业策略, 其结果是若一方想要避免外汇交易风险, 则必须相应以较高的交易成本为代价。但是, 企业可以从不同的战略层次来分析其选择适当的计价货币以避免外汇风险的能力。即:a.从企业集团整体的债权债务币种的平衡来进行分析;b.从企业在东道国的债权债务币种的平衡来进行分析;c.从特定项目的债权债务币种的平衡来进行分析。企业选择适当的计价货币以避免外汇风险的能力随上述战略层次的上升而不断提高。
2.2 提前与推迟结汇:
企业可以通过提前与推迟结汇的方式, 选择适当时点兑换外汇清偿债务, 但这要依据企业的综合财力和融资能力。企业的综合财力和融资能力越强, 提前与推迟结汇的能力也就越强;反之, 企业的综合财力和融资能力越弱, 提前与推迟结汇的能力也就越弱。
2.3 收支冲销:
跨国公司集团各成员单位之间的债权债务, 虽然大多都是由外汇交易所形成, 但它们相互之间可以通过财务转账的形式将一部分债权债务彼此冲销, 从而避免外汇交易风险的产生。衡量这部分金额可以更加准确地分析出企业外汇交易风险的程度。
2.4 利用各种衍生工具:
在银行间的产品中, 有很多衍生产品都可以帮助企业规避外汇所带来的风险。外汇衍生产品是一种金融合约, 其价值取决于一种或多种基础资产或指数, 外汇衍生产品的基本种类包括远期、期货、掉期 (互换) 和期权。我们在先前的文章中已经做了详细的介绍。
2.5 运用信贷方式转移风险:
企业可以选择出口信贷、保理、福费廷等银行信贷融资产品来帮助自己管理外汇资产。通过这些信贷方法, 一方面可以获得资金上的融通, 另一方面还能冲销和转嫁外汇风险。
出口信贷可以分为买方信贷和卖方信贷。卖方信贷是由出口方银行直接向进口商或进口方银行提供贷款。卖方信贷是由出口商的开户银行向出口商垫付货款, 允许进口企业以后分期偿还。出口信贷从一种角度来看是通过银行产品将外汇风险转嫁给了银行。
此外保理和福费廷也是将外汇风险转嫁给了银行, 企业通过这两项产品将应收的款项向银行进行贴现, 提前取得货款, 之后汇率再如何向不利方向变动也和企业无关。企业既获得了资金上的融通又转移了风险。
摘要：针对境外项目外汇风险的防范措施进行了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