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政策体系

保护政策体系（共9篇）

保护政策体系 篇1

摘要：本文通过梳理丽水市域村落保护政策体系发展的历史脉络, 分析保护政策发展路径中的演变特征。通过政策碎化分析来识别村落保护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形成机制, 分析保护政策集群与相关政策的博弈与对抗、保护资金缺乏等碎化现象, 探讨背后存在的基层组织实施偏差、政策体系缺乏统筹、政策工具选择错位、政策评估与监督不足等碎化机制, 为后续政策系统的提升与完善提供前瞻性研究。

关键词：村落保护,政策体系,政策碎化

1. 引言

传统村落作为历史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之一, 在我国快速城市化时期大量消亡, 2000 年到2010年十年间消失了约90 万个自然村[1]。近年来相关学术研究集中在受保护村落筛选、村落保护指标体系构建、保护方法选择等领域, 对村落保护政策的研究相对缺乏, 导致保护过程中政策实施难、不同政策相互矛盾等现象普遍。

因此本文试图通过“碎化”概念, 以浙江省丽水地区为例分析村落保护政策。“碎化”概念来源于国外学者对于土地利用和景观方面研究[2, 3], 特指在空间整体化运行过程中的相关要素的隔离状态或过程[4]。2000 年后国内学者也逐步接受并运用碎化概念。罗震东等认为在都市区域均质化、分散化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出现“碎化”现象, 并构建了碎化指数来判断区域碎化程度[5, 6]。任敏分析了我国流域公共治理碎化现象, 认为存在价值整合方面的碎裂、资源和权力分配的碎裂以及政策制定和执行方面的碎裂[7]。汪晓亮则认为我国养老制度存在碎化现象, 形成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群体之间的制度不统一[8]。

基于此, 本文通过梳理丽水地区传统村落保护政策路径, 分析其演变特征和碎化现象, 判别政策体系碎化机制, 为村落保护政策的完善提供前瞻性研究。

2. 丽水地区村落保护政策体系分析

2015 年, 丽水市共有77 个国家级传统村落, 总量在全国地级市单位中排序第四。经过多年发展, 逐渐形成以《文物保护法》《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传统村落保护相关政策为核心的保护政策体系。

2.1 村落保护政策历史脉络

丽水地区村落保护发展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 (1982-2010 年) 以历史文化名村保护相关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出台为主, 随着200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十四条的修订, 村落保护首次在国家层面获得法律效力。2010 年至今为第二阶段, 村落保护口径在原有的历史文化名村保护基础上, 增加了国家传统村落保护 (住建部、财政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 和浙江省历史文化村落保护 (农办系统) 两类。

2.2 传统村落保护政策路径演变特征

2.2.1 单一政策保护转变为多元化政策支撑

原有村落保护针对历史文保单位集中的村落, 由文保系统提供保护资金。随着保护与发展关系的不断深化, 单一目标、单一口径的以保护为核心目的逐渐转变为综合保护利用的政策体系。财政、建设、文保、农办、环保、旅游等部门针对传统村落保护均出台相关政策, 涉及农村发展、生态保护和旅游开发等多个方面。同时, 部分地方县 (市) 政府也逐步设立县 (市) 级历史文化保护村落, 运用地方财政协助村落保护开展。

2.2.2 保护对象的由点到面

到2015 年, 丽水受保护村落约占到行政村总量的3.5%, 涵盖了各类型传统村落。从原有的各县 (市) “抓典型”式的, 以村内保有历史悠久且具有地域民族特色的建筑群落为保护依据的单一类型选择, 转变为多类型、分区域的村落集群式保护, 在区域层面上延续了村落的丰富性与多样性。

2.2.3 保护内容从单体文物保护扩展到村落整体保护

原有历史文化名村保护主要针对村内的古建筑群落与文物古迹, 以文保单位的维护与修缮为主。然而, 近年来村落保护政策与办法均指出村落选址与格局、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村落历史与生活的延续性与原真性是其重要的历史文化内涵, 强调在对核心文保单位保护的同时重视文物建筑所处空间基质的保护和村落生态基底的协调, 在对纪念性建筑重点保护的同时兼顾一般性建筑和村落格局的保护。

3. 传统村落保护政策碎化现象与机制分析

通过碎化概念分析丽水村落保护政策体系内部或 (和) 与相关政策体系之间产生不连续、不协调, 甚至是相互冲突的现象及其形成机制。

3.1 碎化现象分析

3.1.1 宏观政策背景下的整体博弈

由于政策动力与目标的差异, 村落保护政策与其他宏观层面的乡村发展政策存在相互博弈的现象, 如城镇化政策、土地利用政策、扶贫政策等。宏观层面政策需要村庄集中发展, 强调设施、资源的最大化利用。然而, 丽水地区具有保护价值的村落多为散布的小型山村, “自然性颓废”等现状使得大量传统村落成为扶贫政策、土地政策的实施对象, 需要进行搬迁撤并, 与村落原址保护等基本原则产生矛盾。

3.1.2 微观层面下保护政策与相关政策对抗

微观层面的村庄发展利用政策, 如危房排查、农房改造政策, 强调村庄发展优先导向下的现代化改造, 在过度追求“速度、数量”的同时破坏了传统村落的特色风貌。同时在政府“发展是第一要务”的基本思路指导下, 保护政策大多让步其他发展政策。

3.1.3 保护资金缺乏, 地方政府配套难度大

现有村落保护资金主要来源由国家财政和地方财政两部分构成。其中, 国家与省级受保护村落可通过财政部、省农办申请到300 万-600 万不等资金。到2015 年, 丽水市获得财政补贴村落总数仅占全市村落总量的0.7%, 受保护村落总量的20%, 剩余大量村落缺少资金扶持。同时, 中央、省级财政补助政策要求地方政府配比一定数量的地方财政, 但多数地方财政无法负担高额配套资金需求, 减少了地方申报积极性。

3.1.4 保护过程公平性维护不足

乡村经济快速发展带来庞大的新建住房需求, 然而受保护村落往往严格限制住房更新和建设。“一刀切”式的政策实施忽视了村民提升生活水平的合理化需求, 遏制了个体发展的权利。

3.2 碎化机制分析

3.2.1 基层组织实施偏差

传统村落保护需要在多层级的科层组织框架内运行, 尤其依赖于乡镇、村集体等基层组织进行实施。然而由于基层组织专业化程度相对较低, 没有权限参与制定村落保护政策, 使其在政策实施的过程中易于对保护政策的目标、方法产生主观修正行为, 对群众的需求和反馈进行基于自身价值判断的筛选。

3.2.2 政策体系协调不畅

保护政策体系纵向上由国家法律法规、部门条例办法、相关政策三个层面构成。在保护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中, 下位法规政策在对上位法律法规进行解释与深化的过程中出现扩大、变更、矛盾等现象。从横向上看, 主要以历史文化名村保护、传统村落保护、历史文化村落保护三个子系统构成, 在市、县层面均为单一职能部门负责。这虽保障了部门内部政策执行的效率, 但各个政策子系统之间协调性不高, 政策体系的主线不够明确, 政策合力难以形成。

3.2.3 政策执行过程阶段性缺失

村落保护政策的执行需要由地区主管部门整合资源要素, 通过合理的执行程序来实施, 一般包括:政策颁布- 政策分解- 政策资源的投入- 政策宣传- 政策试验- 政策全面实施- 政策执行检测[10]。然而丽水地区村落保护政策执行缺少政策分解, 没有明确各政策执行单元的工作任务与工作目标, 对于执行单元之间沟通成本估计不足。其次, 针对丽水地区的政策本土化实验缺乏。在没有政策试点的基础上全面实施, 使得保护政策执行过程中缺乏可参考地方经验, 面对实施困境时无法做出快速反馈与适度调整。

3.2.4 政策工具选择错位

早期丽水村落保护参与主客体架构由政府职能部门、村集体、村民三者构成, 使得长期以来政策工具选择以规制、公共事业以及财政补助与贷款等强制性工具为主。然而, 随着近年来村民公民权利意识的苏醒, 企业、个人、社会机构等的介入, 政策子系统复杂化。因此, 在“大政府”背景下实现一个复杂政策子系统的过程中, 涉及数量多、诉求多、博弈多的参与主客体, 选择市场工具能够更有效的处理多方利益的关系。而当下政府依然选择原有的强制性工具为主导, 与政策系统的复杂性相矛盾, 加大了政策实施难度。

3.2.5 政策评估与监督不足

村落保护主要通过政府验收进行评估与监督。然而, 不定期巡查或实地验收作为一种偶发的监督机制, 无法全面、深入、实时的监督村落保护整体情况。同时, 县 (市) 级地方政府既是区域保护监督主体, 也是保护政策实施主体以及村落建设发展政策制定主体, 这种自我监督的模式在实施过程中成为形式化的过程。政策评估与监督的不足使得保护政策实施情况无法得到明确回馈, 政策效用评价无法展开, 是否需要继续实施局部修改或是终止政策无法判断。

4. 小结与展望

在我国村落保护主体与资金来源主要由政府承担的背景下, 保护政策既是村落保护的动力, 也是开展工作的基本保障。本文通过政策碎化分析, 从政策层面剖析村落保护存在的问题与形成机制。但村落保护作为一个综合课题, 所存在不足必然是在政府、市场等多方主客体共同作用下形成, 因而可以从价值差异、村民参与等视角深入探讨村落保护工作实践。同时, 在本文保护政策碎化分析的基础上, 可以继续就整合保护政策、完善保护体系的方法与对策进行探讨, 更好地保障村落保护有效开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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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汪晓亮, 养老保险制度的碎片化研究[D], 2014, 厦门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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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Stephen H.Linder, B.Guy Peters.Instruments of Government:Perceptions and Contexts[J].Journal of Public Policy, 1989, 9 (1) :35~38

保护政策体系 篇2

(一)劳动保护费的列支范围有哪些？

答：根据《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办法》、《劳动防护用品配备标准（试行）》和《关于规范社会保险缴费基数有关问题的通知》等文件规定，劳动保护支出的范围包括：工作服、手套、洗衣粉等劳保用品，解毒剂等安全保护用品，清凉饮料等防暑降温用品，以及按照原劳动部等部门规定的范围对接触有毒物质、矽尘作业、放射线作业和潜水、沉箱作业、高温作业等5类工种所享受的由劳动保护费开支的保健食品待遇。企业以上支出计入劳动保护费，可以在税前扣除。但要注意的是，劳动保护费的服装限于工作服而非所有服装。

(二)劳动保护费的扣除标准及依据是什么？

答：根据《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办法》（国税发〔2000〕84号）第五十四条的规定，纳税实际发生的合理的劳动保护支出，可以扣除。劳动保护支出是指确因工作需要为雇员配备或提供工作服、手套、安全保护用品、防暑降温用品等所发生的支出。该文件未对劳动保护费的开支金额和比例进行严格规定。

川国税函［1997］6号文件规定：“职工劳动保护费等支出，省局暂不确定税前扣除标准，原则上允许企业据实扣除。各地国税机关应加强对以上费用的审核，防止企业虚列支出，随意增大扣除费用。”

对四川地区而言，没有明确标准，企业依据的原则是真实、合理。(三)工作服可否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

答：《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1年第34号）规定：企业根据其工作性质和特点，由企业统一制作并要求员工工作时统一着装所发生的工作服饰费用，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可以作为企业合理的支出给予税前扣除。

(四)企业发生的防暑降温支出应计入“劳动保护支出”还是“职工福利支出”？

答：“职工防暑降温支出”应视其业务实质而区别处理：企业实际发生的合理的用于保护高温作业职工安全的防暑降温用品（包括清凉饮料）及药品是属于“劳动保护支出”的范畴，应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办法>的通知》（国税发[2000]84号）精神，在企业所得税前据实扣除；企业以“防暑降温”名义而发放的各种补贴和非货币性福利，应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工资薪金及职工福利费扣除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3号)文件精神，作为“职工福利支出”在规定的限额内税前扣除。

(五)发放给高温作业者的高温津贴应属于“工资薪金”还是“职工福利”？ 答：根据《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第十七条规定，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35℃以上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33℃以下的，应当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并纳入工资总额。

(六)企业发生的“防暑降温费”是否涉及个人所得税？

答：

1、企业实际发生的用于保护高温作业职工安全的防暑降温用品（包括饮料）及药品，属于“劳动保护支出”，不属于《个人所得税法》规定的个人所得征税范围，不征个人所得税。

2、企业以“防暑降温”名义向职工发放的非货币性补贴，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生活补助费范围确定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8]155号）规定，应缴纳个人所得税。并按照《个人所得税法》第八条规定，由支付企业代扣代缴。

3、企业按《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第十七条规定，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根据《征收个人所得税若干问题的规定》（财税[1994]89号）第二条规定，并入当月“工资薪金”计算个人所得税，并按照《个人所得税法》第八条规定，由支付企业代扣代缴。

(七)企业购买的“防暑降温”用品，其进项税额是否允许抵扣？

答：应按业务实质进行区别处理：

1、企业购买的用于保护高温作业职工安全的防暑降温用品及药品，不在《增值税暂行条例》第十条规定不得抵扣进项税额的范围，其进项税额允许抵扣。

2、企业购入的以“防暑降温”的名义发放给本企业职工的其他物品，属于“职工集体福利”范围，根据《增值税暂行条例》第十条第一款，其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八)为职工购买意外伤害险可否在税前扣除？

答：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大企业税收管理司关于2009税收自查有关政策问题的函》（企便函[2009]33号）第一条第（八）款规定，如为从事高危工种职工投保的工伤保险和为因公出差的职工按次投保的航空意外险，可列入税前扣除范围。

依据上述规定，企业为从事高空、高压、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高速运输、野外、矿井等高危作业的人员办理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或个人意外伤害保险，以及为因公出差的职工按次投保的航空意外险，可以税前扣除。但为其他职工购买的意外伤害险、意外医疗险及意外门诊险不能在税前扣除。

(九)保健津贴应列入工资还是劳动保护费？

答：保健津贴应根据劳社险中心函[2006]60号文件精神，按不同性质区别处理：

1、按照劳动部等七单位1963年7月19日规定的范围对接触有毒物质、矽尘作业、放射线作业和潜水、沉箱作业，高温作业等五类工种所享受的由劳动保护费开支的保健食品待遇，列入劳动保护费；

保护政策体系 篇3

此外, 养殖保险及母牛补贴也是广大养殖企业 (场) 重点关注的问题。近年来, 各地均出现了基础母牛群体逐渐萎缩的现象, 如再不切实有效地从政策、模式上对基础母牛群进行保护, 繁育工作将面临无牛可配的窘境, 随之而来的将是育肥场无牛可育, 屠宰场无育肥牛可宰、只能屠宰母牛, 造成恶性循环。

随着标准化规模养殖的逐步推广, 肉牛养殖企业 (场) 需面对融资困难及养殖风险。如果能够获得养殖保险, 为中小养殖户提供资金保障, 将能促进整个市场的良性发展。

未成年工招聘程序及保护政策 篇4

1．目的为维护本公司未成年工的合法权益，保护其在生产劳动中的身心健康，以求符合法律法规要求和客户社会责任要求。

2．范围

公司各部门、生产、工作场所

3．定义

年满16周岁未满18周岁的为未成年工。

4．政策及程序

4．1人事部需界定各工种/岗位的招聘年龄需求和范围。

聘工作人员须报人事部课长审批，以便事后跟进登记上报及监督。

4．3 人事部进行招聘时，必须按照《核对年龄政策及程序》的要求核对应聘人员的个人资料是否符合招聘的需求。4．4 所有已招聘的未成年工除接受职业安全卫生、岗位安全操作的培训外，还必须按法律

法规的要求进行上岗前的身体健康检查。（检查规定为：上岗前需要体检、以后每隔1年需要体检一次、年满18周岁且距离前一次的体检时间已超过半年的。）

4．5 所有已招聘的未成年工需做好登记手续，并上报当地劳动管理部门备案。

4．6未成年工的工作安排要根据当地法律执行。各部门应严格禁止安排未成年工在以下岗位：

A.接触裁床、胶水的操作；

B.工作场所接触X射线的作业；

C.有易燃易爆、化学性烧伤和热烧伤等危险性大的作业；

E.夜班工作（晚上10点至凌晨6点之间）。

4．7 所有未成工的工作时间及相关资料均需记录在《童工、未成年工登记表》上。

4．8 所有未成年工的工作时间，身体检查记录，未成年登记证均需保存至满18周岁后12

个月。4.9公司鼓励员工接受继续教育。若未成年工仍在接受教育，并提出申请教育假期，A.各部门应保证不在该未成年工上课时间安排其工作。

B.若其上课时间和前往学校的交通时间与正常工作时间冲突，则可应其要求给与

事假，其事假时间的薪资按公司事假规定扣除，事假的天数根据实际情况申请。

C.调整其工作，使其上课时间、前往上课地点的交通时间、工作时间总和不超过

10小时。

4、控制与反馈

员工就工厂对雇用和未成年工未实施未成年工保护政策的事项，可以通过意见箱/书面或口头的形式，逐级或越级向行政部主管，或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级以上人士进行反映或申诉。

5．相关法律法规

5．1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实施日期：1995.1.1）

5．2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实施日期：1992.1.1）

保护政策体系 篇5

近年来,在WTO的多边谈判中,关于贸易自由化、环境保护和知识产权保护之间的协调性问题越来越成为政策争论的焦点。一方面环保主义者认为贸易自由化会破坏环境,这是因为,贸易使得一国开放国内市场或扩张利用非友好的环境技术进行生产的产品的产量,从而增加污染。因此主张用污染税和绿色关税政策的组合来保护环境。另一方面,知识产权的保护也是贸易自由化过程中的一个争论焦点。知识产权保护者认为,由于落后国家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制度不完善或执行不力,贸易自由化会导致落后国家侵害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因而,一些环保主义者主张将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与环境保护问题和自由贸易问题联系起来,通过不同的政策组合来协调贸易自由化、环境保护和知识产权的保护。

在对贸易自由化、环境保护和知识产权保护这三者关系的研究中,Markusen(1993)第一个探讨了企业选址与环保政策间的关系,在其模型中,包括两个国家(本国和外国)、两个企业。企业通过比较在本国和外国的选址成本、运输成本和环保政策而决定在哪个国家投资建厂。此时企业有三种选择,或根本不进入市场,或在国内建厂而服务于两个国家,或在两个国家分别建厂同时分别服务于两个国家。其研究表明,环保政策对于企业的选址决策具有很强的影响[1]。而Michael Porter(1995)则研究了对于R&D的环保管制而产生的正外部性。他指出,环保政策通过所谓的竞争优势能促使国内企业开发绿色技术,以加强其长期盈利[2]。但C.Carraro和D.Siniscalcl(1994)则认为,更严厉的环保政策会对利润产生两个效应,一是增加生产成本的直接效应,一是通过刺激创新而降低可变成本的间接效应,通过比较这两个效应,他们得出环境管制不一定能增强产业竞争力[3]。而Alireza Naghavi(2006)则把贸易自由化、各国环境政策的协调性、企业选址和减污R&D放入一个模型,研究了这些因素的在规范环境中的相互作用。他建立了一个包括不对称环保标准的两国模型来检验绿色关税或者环保标准的一致性是否能刺激更多的减污R&D投资和更洁净的环境[4]。分析表明,绿色关税能增加发达国家(环保标准更严格的国家)企业的市场份额并导致其增加减污R&D投资,同时,认为贸易自由化并不一定导致企业的重新选址,绿色关税能降低企业重新选址的激励并鼓励企业增加R&D来作为减少成本的一种替代。由更高的减污R&D投资带来的更低的单位排放和更低的竞争程度以及由绿色关税引起的更少的全球污染,增加了人们对于环保协调性和贸易自由化的双重政策的有效性的怀疑。

但是,笔者认为Alireza Naghavi的模型存在以下两个缺陷:一是没有考虑到进行减污R&D投资时所带来的知识外溢和知识产权保护问题。这是因为,由于知识外溢而且由于发展中国家(South)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不完善,企业进行减污R&D投资以应对污染税、绿色关税时可能并不有效,South国企业能轻易的对其技术进行模仿或复制,从而使North国企业的技术优势及成本优势丧失,进而降低其减污R&D投资的激励。二是没有考虑到两国间的成本差异,如果North国和South国的成本差异过大,足以弥补由于绿色关税所引起的成本差,那么North国仍然有重新选址的激励。因而,笔者在Alireza Naghavi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了成本差异和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以使模型能更接近于现实并更具解释力。

在模型中,笔者通过构建南北双方的博弈论模型,比较了企业在不同政策组合下的产出水平和减污R&D投入水平等行为。相对于已有研究,本文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创新:一是探讨了环保政策、贸易政策和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之间的协调问题,这在国际上是首次;二是用博弈论和赋值法相结合来求解相关问题,这是方法上的创新;三是得到了一些富有价值并与现实相符的结论。

2 模型的基本假设

模型包括两个地区,North国(发达国家简称N)和South国(发展中国家,简称S),N国对产品征收污染税来实施环保标准,而S国可能征收,也可能不征收。此时,存在三种可能的政策环境:政策Ⅰ为N国征收污染税,但S国不征收污染税,这时,N国对S国产品征收绿色关税作为惩罚;政策Ⅱ为N国征收污染税,如果S国征收同样的污染税,则N国对S国免征绿色关税;政策Ⅲ时,N国和S国都征收污染税,但N国需考虑S国是否具有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假设,S国并不存在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故N国为保护本国企业,增加本国企业的减污R&D投资有可能采取措施对S国产品征收知识产权保护税,即在S国征收污染税时,N国对来自S国的产品征收知识产权保护税。模型同时假设有两家企业即N企业和S企业,分属于两个国家,他们生产同质产品并以Cournot寡头形式竞争。N企业、S企业决定其在不同政策下的各个市场的最优产量和最优减污R&D投资。

企业的需求曲线为线性,即

i=N、S,Qi是第i个国家的总的需求量,N代表N国的需求量,S代表S国的需求量。每国的总的需求量为:

i=N、S;k≠i,j=E、F、D.第一个下标代表生产企业,第二个下标代表其产品销售市场。E(export)表示N企业在N国生产并部分出口到S国,F表示N企业在S国进行FDI并供给S国,D(delocation)表示N国企业完全在S国投资生产并出口到N国。在N国生产的非污染相关的单位成本为CN,在S国生产时其单位成本为CS,且CN≥CS(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成本要低得多),与S国企业一样,成本被假设为固定,与规模无关。与单位产出相联系的污染排放为

i=N、S,且Ai≤e02.e0为每单位产出的基本排放,与排污投入无关,Ai为i国的减污技术水平。式(3)表示技术越高,污染排放越少。不存在技术外溢或S国有着严格而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时(假设当N企业采取E即出口形式时不存在技术外溢),有

x为企业投入的减污R&D金额,A0为自然技术存量,为分析的方便,假设A0=0,Ai是个递减函数,表示投资的边际收益递减。当存在技术外溢(假设当N企业采取F或D形式或且S国保护知识产权不力时存在技术外溢),此时N企业的技术函数有:

但对于S企业来说,它可以模仿或复制N企业,从而其技术函数为:

δ为技术外溢并被S企业模仿的程度。表示S企业的减污技术来自于自主投资和由于技术外溢带来的技术进步.

3 企业在各种政策下的产出和减污R&D投入

3.1 政策Ⅰ下的产量和减污R&D投入

政策Ⅰ下,由于N国与S国政府未能就环保达成一致协议,此时N国由于实施严格的环保政策而对在该国生产的每单位产品征收污染税τ,但S国由于环保措施较宽松,对本国产品不征收污染税。N国政府为平衡由于污染税带来的成本差和向S国施加环保压力,故对来自S国的每单位出口产品征收绿色关税,税率为t,此时,N企业在E(即在本国生产并部分出口到S国)条件下的利润函数为:

式(7a)表明N企业要为其全部产出支付污染税。当N企业在S国建立分厂,进行FDI时,它只对在本国生产的产品支付污染税,此时,N企业的利润函数为:

Γ为N企业在S国进行FDI时的固定投入。如果N企业完全搬迁到S国进行生产,此时它可以规避污染税,但其产品返出口到其母国N国时,每单位要被征收t绿色关税,此时,N国的利润函数为:

S国企业的利润函数则为:

j=E、F、D;cN、cS分别为N国、S国企业的单位成本。可以据此求出企业在各种条件下的产量和减污R&D投资x.

(1)N企业采用E方式时,此时不存在技术外溢,各自产出为:

N企业采用F方式时,它维持在国内的生产以供应国内需求,同时在S国投资以供应S国,此时,各自的产出为:

在D下,N企业完全在S国生产,而返出口回本国,S企业也在S国生产,此时存在技术外溢效应,且各自的市场供给为:

比较(8a)、(8b)、(8c)可以看出,当N国在国内生产以满足国内需求时,绿色关税t能降低从S国的进口并增加N企业在本国的生产;同时,在D下,绿色关税的存在能减少S国产品出口到N国,这就是说,绿色关税在减少污染排放方面具有一定的作用。还可以看出,污染税τ能降低E、F下N企业的产出,但会增加S企业的产出。但污染税在D下不起作用,原因是N企业搬到了不征收污染税的S国生产。在E、F下,成本方面的差异也对各自的产出有影响,对方企业的成本对己方的影响是正的,而己方成本对己方的产出影响是负的理由是对方成本越高,其产出越少,因而己方面临的竞争压力就越低,从而可以产出越多,而己方的成本将直接降低己方产出。S国成本越低,产出由N国转移至S国的数量则越大,即从“洁净国”到“脏国”的产出转移越多,从而世界变得越不洁净,这从发达国家的高污染产业不断的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现实可以看出。由此,得到

结论1绿色关税能降低从南方市场(“脏国”)的进口,使世界变得环保;而成本差异会使污染产业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使世界环境恶化;不对称的污染税亦恶化世界环境。

(2)在第二阶段,企业决定其减污R&D投资以减少污染排放和降低生产成本。从企业的利润最大化算式和式(8)的产出结果中,可以得出E时减污R&D投资为:

在F下,存在技术外溢效应,S企业可以模仿或复制N企业在S国的技术,如果不存在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的话,N国将降低减污R&D投资的激励,此时,各自的减污R&D投资为:

在D时,由于S国不征收污染税,此时企业都没有进行减污R&D投姿以减少污染排放从而降低成本的激励,故有

在E、F下,对于非污染密集产业来说,xNE和xNF关于τ呈单调递增,因为此时减污成本不高,且τ对于量只具有边际影响;但对于污染密集产业来说,减污R&D关于τ呈倒U型(1)。对xNE和xNF关于t求导,有,这表明,绿色关税能促使N企业进行环保技术投资,其原因是t减少了从S国的进口,使得N企业在国内的供应增加,而进行减污R&D投资能降低N企业由于污染税而产生的成本。xNE和xNF关于cS求导,有,这是因为cS的存在降低了S企业的生产,增加了N企业的市场供应量,从而使N企业有激励通过环保研发投资来减少因污染税而带来的利润损失,但cN越高则会降低N企业进行减污R&D投资的激励。(1)由此,得到

结论2绿色关税能有效刺激N企业减污R&D投资,而N企业成本上的劣势却会减少其减污R&D投资的激励以应对国内的污染税。但绿色关税对于S企业锦污R&D投姿没有作用。

3.2 政策Ⅱ下的产出与减污R&D投入

如果S国与N国就环保政策达成一致,采取一致的环保措施,即对在本国生产的每单位产品征收污染税,此时,N国不再对S国的出口产品征收绿色关税,此时N、S国在E、F、D下的利润函数分别为:

其中,j=E、F、D,利用企业的利润最大化求解,可以得出D时的各自产出为:

(1)在N企业进行E方式时,此时不存在技术外溢,通过计算有:

在F下,则存在技术外溢,此时,各自的产出为:

在D时,N企业全部在S国生产但返出口回本国,S企业在本国生产并出口N国,此时,存在技术外溢,且各自的市场供应为:

比较(11a)、(11b)、(11c)可以看出,N企业在E、F、D下其国内的供给相同但考虑成本差异时,E、F下要低于D时其对国内的供应,原因是D时在S国的生产成本较低。另一方面,减污技术的高低对产出的影响是正相关的,减污技术越高,产出越高,因为由此能规避更多的污染税。由此,得到

结论3在环保政策协调一致即各国都征收对称的污染税时,决定各国企业产出的是成本差异和减污技术的差异,成本越低的国家其产出越高,减污技术越高的企业其产出也越高;同时,成本差异是导致污染由发达国家转移至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原因(假设cN>cS)。

(2)在E下,不存在技术外溢,i=N、S,把它代入式(11a),可以得到。在F、D时,分析的结果是相同的。另一方面,在F、D时,存在知识技术的外溢,外溢效应为δ,把式(6)代入式(11b)和式(11c),并把QFN、QDN关于δ求导,有,即技术外溢程度越大,N企业的产出越低,而S企业的产出越多,这是因为由于技术外溢,使得S企业收益,从而降低其污染成本,增加其产出;而S产出的增加会导致N产出的降低。由此,得到

结论4在环保政策对称下,一国企业增加其减污技术投入,会增加自身的产出,而减少竞争国的产出。技术外溢程度越严重,技术领先国的产出会由于技术外溢而降低,而技术落后国的产出会因为技术外溢而增加。

(3)把式(11)和式(5)、式(6)代入式(10),通过求解,可以得出在E时企业的减污R&D投资xNE、xSE(此时,不存在技术外溢);以及在F、D下,由于存在技术外溢,S企业能模仿N企业的排污技术,即S企业的每单位产出的排放为,经过计算可得出xNF、xSF、xND、xSD值的函数形式(2),并对其进行数值模拟。可以发现:xNE和xSE关于τ呈倒U型(即在τ较小时,,但在τ较大时,其导数小于0,投资随τ的增加而减少),对xNF、xSF,xND、xSD关于τ的函数亦呈倒U型,原因与政策I时的论述类同。在E下,没有技术外溢,所以此时技术模仿程度不会影响企业的减污技术投资。对xNF、xND、xSF、xSD关于δ求导,其导数都小于0,即随着技术外溢、模仿程度的提高,各企业都会降低其减污技术的投入,原因是对于N国企业来说,技术外溢程度越高,它投资于研发的外部性越大,投资越多,并不能为其带来越大的竞争优势,相反还好因为技术外溢造就竞争对手竞争力的提升,使自己的市场份额下降,故N国企业没有减污技术投资的动力;对于S国企业来说,模仿的可能性越大,其进行自主研发创新的激励就越低,因为模仿比创新的成本低。在成本差异情况下,对xNE、xNF、xND关于cN求导,对xSE、xSF、xSD关于cS求导,其导数都小于0;对xNE、xNF、xND关于cS求导和对xSE、xSF、xSD关于cN求导,其导数也大于0。可得到

结论5在环保政策对称时,污染税的提高会加大各企业对减污技术的投资(在污染税率较低时),但技术外溢程度δ的提高会降低各企业减污技术的投资;同时,成本对企业的影响与环保政策不对称时是一样的。

3.3 政策Ⅲ下的产出与减污R&D投入

N国和S国实行协调对称的环保政策,都对单位污染征收污染税τ,此时N国不对S国征收绿色关税,但由于存在技术外溢问题,N国对S企业出口到N国的产品征收知识产权保护税η,但对N企业的返出口不征收知识产权保护税。此时N、S企业在E、F、D下的利润函数分别为:

其中,j=E、F、D.

(1)求解式(12),可以得出E、F、D下,N、S企业的产出为:

从式(13)可以看出,η对N企业的影响是正面的,η的增加能促使N企业生产更多,而η却能有效的抑制S企业的生产,这是因为,η是针对S企业征收的一种知识产权保护税,能有效的保护N企业,抑制S企业的侵权行为。同时,也可以得出,η的实施,会减少N国的产品供应,但对于S国的供应却没有影响,原因是η的征收是单向的,不对称,只对S国企业出口到N国的商品征收(考虑成本差异时,有QNE<QNF<QND,QSE>QSF>QSD.)。由此,可得到

结论6当两国采取对称一致的环保政策,为保护知识产权,N国对S企业征收不对称的知识产权保护税时,其影响是不对称的,能有效的降低S企业的出口,增加N企业的产出。

(2)求解此时的环保研发投资可以得到xEN、xES、xFN、xFS、xDN、xDS值的函数形式。并且,在政策Ⅲ时,对xEN、xES、xFN、xFS、xDN、xDS关于τ求导,可得出与政策Ⅱ下类同的结论,即在τ较小时各导数大于0,τ较大时,其导数小于0,原因亦与政策I/Ⅱ下类同。τ对xFN、xDN、xFS、xDS关于δ求导,其导数都小于0,即随着技术外溢、模仿程度的提高,各企业都会降低其减污技术的投入,这结果与政策Ⅱ下类同,原因亦类同。对xEN、xFN、xDN关于η求导,其导数都大于0,即;对xES、xFS、xDS关于η求导,其导数都小于0,即。因而,可以得到

结论7在政策Ⅲ时,污染税率和技术外溢水平对各企业投资的影响与政策Ⅱ下类同,即污染税的提高会使得各企业增加减污技术投入,技术外溢水平的提高则会降低其投资激励。而不对称的知识产权保护税则会抑制S企业的减污投资,增加N企业的减污投入。

4 不同政策环境和生产方式下企业的产出及R&D投资比较

不同的政策会使得企业出口选址的条件发生变化,为减少问题的复杂性和论文篇幅,假设企业进行选址的条件是满足的(选址问题,读者可参考Alireza Naghavi(2006)的模型,在该模型中已有很好的论述);同时,为突出比较不同政策对企业产出的影响,略去对不同国家企业差异的分析,即假设cN=cS=0(当考虑成本差异时,结果并不受影响);且,假设污染税税率τ、绿色关税税率t、知识产权说税率η是相等的,即τ=η=t,a=1。

4.1 在E时和政策Ⅰ、Ⅱ、Ⅲ下的企业投资和产出的比较

(1)在N国企业采取E策略且cN=cS=0,τ=η=t,a=1时,比较式(9a)、(11a)、(13a),并对N国企业在政策Ⅰ、Ⅱ、Ⅲ下的投资进行赋值比较(1)。从中可以看出xEⅢN>xEⅡN>xEⅠN,即N国在政策Ⅲ下的减污投资大于政策Ⅱ下的,政策Ⅱ的大于政策Ⅰ的(污染税、绿色关税和知识产权保护税一般都较低,现实中不会超过20%)。同样的,对S国企业的投资也进行赋值比较可以看出xEⅠS<xEⅢS<xEⅡS,即S企业在政策Ⅰ的投入最小,政策Ⅱ下的研发投入最多。加总N、S国在E时和政策Ⅰ、Ⅱ、Ⅲ下的减污投资并进行比较,可以看出,在税率较低时,政策Ⅱ的投资最多、政策Ⅲ居中、政策Ⅰ最少。但随着税率的增加,Ⅲ政策下的总投资会逐渐超过Ⅱ的总投资。

(2)在N国企业采取E策略时,由式(8a)可得出政策Ⅰ下企业N和企业S的产出:

在政策Ⅱ下各自的产出为:

在Ⅲ下各自的产出为:

对式(14a)、式(14b)、式(14c)中的N企业和S企业在政策Ⅰ、Ⅱ、Ⅲ的产出分别进行赋值比较,可以看出,N企业在政策Ⅲ的产出最多,Ⅰ的产出最小;而S企业在政策Ⅰ时的产出最多,Ⅲ最小。这是因为,政策Ⅲ对N企业的保护最大,而对S企业的征税最严重,政策Ⅰ时则正好相反。加总N、S企业在三种政策下的产出并进行比较可得,政策Ⅰ、Ⅱ、Ⅲ的产出依次递减,这是因为政策Ⅰ、Ⅱ、Ⅲ下企业的税收负担依次加重,使得企业的经营成本增加,故会降低其产出。因而,可得到

结论8随着税收政策的加重,N企业的减污投资和产出会逐渐增加,但S企业的投资在政策Ⅱ时最多。加总的产出随税收政策的加重而递减,但减污投资会递增。

4.2 在F和D时,N和S企业在政策Ⅰ、Ⅱ、Ⅲ的投资和产出比较

根据赋值法,得出和4.1节相同的结果,即N企业在政策Ⅰ、Ⅱ、Ⅲ的减污研发投资依次递增(F和D情况下走势相同);而S企业在政策Ⅱ下的投资最多,Ⅰ下的投资最少。N企业在F和D时的产出与在E时的产出类似,都是在政策Ⅰ、Ⅱ、Ⅲ下其产出递增,而S企业在正好相反,其产出依次递减。总和的减污研发投资在F和D时都是在税率较低时政策Ⅱ的投资最多,政策Ⅰ最少,政策Ⅲ居中。而总和的产出与E时的情况类同,都是政策Ⅰ产出最多,政策Ⅲ最少,政策Ⅱ居中,其原因与E下类同。因而以得出

结论9随着政策力度的加强,N企业都会享受政策的保护所带来的竞争优势,其产出会随保护的增强而增加,其投资的激励也会加强。但S企业的产出则会递减,其研发投资以政策Ⅱ时最多。总和的减污研发投资以政策Ⅱ最多,总和的产出以政策Ⅰ时最多,政策Ⅲ最少。

5 各种政策下的世界总体污染水平的比较

5.1 E情况时政策Ⅰ、Ⅱ、Ⅲ的总体污染程度比较

世界的污染水平由各国企业所排放的污染物的加总决定,加总的污染物越多,世界的环境状况越差,总体的污染程度越高。由前面的分析可以计算出E情况下政策Ⅰ、Ⅱ、Ⅲ的总体污染程度PⅠE、PⅡE、PⅢE.对其进行赋值比较后,可以得出E时,政策Ⅰ、Ⅱ、Ⅲ的世界污染状况,其中,政策Ⅰ下的污染最严重,政策Ⅲ下的世界最洁净,而政策Ⅱ居中。这是因为,政策Ⅲ下的环保政策最严厉,政策Ⅰ下的环保政策最缺少约束力,故政策Ⅲ下的世界最洁净,这与直觉是相吻合的。

5.2 F情况时政策Ⅰ、Ⅱ、Ⅲ下的世界污染状况比较

经计算,可得:PIF、PⅡF、PⅢF,对其进行赋值比较,可得出F时,政策Ⅰ、Ⅱ、Ⅲ下的世界污染状况,有PIF>PⅡF>PⅢF.

5.3 D时政策Ⅰ、Ⅱ、Ⅲ下的世界污染状况比较

经计算,可得:PⅠD、PⅡD、PⅢD,对其进行赋值比较,可知D时政策Ⅰ、Ⅱ、Ⅲ下的世界污染状况为PⅢD<PⅡD<PⅠD,原因同E时。由此得出

结论10世界的总体污染水平在政策Ⅰ时最严重、政策Ⅱ时居中、政策Ⅲ时最低,即随着政策的越来越严厉,世界会变得更加洁净。

6 结论及研究展望

本文研究了不同的贸易政策、环保政策和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的组合对于企业减污投资水平、产出水平和世界污染状况的影响。通过研究分析,本文得出了10个具有很强逻辑及和现实一致结论,表明了不同的政策组合会产生不同的治理结果。因此,一方面,要努力协调好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贸易、环保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政策,使之既有助于世界污染的减少,也能促进技术在发展中国家的传播;既能增加总产出和增加对技术的投资,又能促进环境的保护。另一方面,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也要努力协调好国内的贸易、环保和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使这三者间的冲突降到最小,同时,也要在与发达国家的谈判中,加强理论的研究,有理有据地表达有利于中国发展和环境保护的政策主张。

由于计算的复杂和篇幅的限制,本文未能分析企业在E、F、D之间进行选择所必要满足的条件,只是简单的假设了满足该条件;同时,本文也未能分析各情况时的各政策下的社会总体福利(包括企业利润、消费者剩余、政府税收和环境洁净水平)及政府应该选择的最优税率及各种税率间的组合,而这是把这些问题简单地留给了后续的研究。后续的研究应该加入本文所忽略的上述内容,同时,还可以加入不确定条件下的政策组合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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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保护政策博弈分析 篇6

1 博弈主体的界定

1.1 中央政府

目标:确保粮食安全;保证耕地总量动态平衡。也就是保护耕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以满足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基本生活需要。另外, 国家还可从耕地保护中获取耕地的正的外部性, 如生态保育、清洁空气、涵养水源、美化景观等外部效益。

行为:制定一系列耕地保护政策, 要求地方政府执行并对其进行监督。具体而言, 在维护这一政策上, 国家采用了财政补贴、增加农业投资、降低农业税、对农产品价格进行政府补贴、建设农业工程设施或农地保护设施等方法;并用税收政策、土地规划政策与法律手段等进行政策监督, 抑制农业用地向非农业用地大量转移的政策法规以及相配套的管理体制, 以及耕地保护制度在国家、地方政府和农民三者之间的利益分配中形成的社会摩擦。

1.2 地方政府

目标:完成中央政府委托给各级地方政府耕地保护的任务;保证区域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追求地区经济增长。前二者与中央政府目标一致, 后者存在冲突。

行为:积极落实耕地保护政策;怠于落实耕地保护政策。作为具有独立“经济人”的地方政府, 在GDP作为主要政绩考核指标的体制下, 面对耕地非农化所能带来的巨大的比较经济利益, 各级地方政府必然会站在自己的立场追求自身利益 (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 的最大化。

2 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博弈模型

2.1 模型的建立

中央监督地方保护耕地的行为可构造成“监督博弈”模型。把按中央规定进行耕地保护的地方政府称为守规地方政府, a表示守规地方政府的成本 (不考虑地方政府的收益) , 地方政府守规完成耕地保护时, 中央获益为A。实行耕地保护, 中央对地方的检查成本为J。因此, 地方守规进行耕地保护, 中央执行检查的收益为A-J。

如果地方出现违法行为, 不能达到中央的要求, 对社会的损害为S。如果中央监管机构查出地方存在违规行为, 将责令其改正并对地方处以数额为C的罚款。因此, 若地方违规被检查出来并改正后, 地方的支付是a+C, 否则为0 (不考虑违规所花费的直接成本) 。对中央而言, 检查出违规并责令其改正后, 同样获得收益A及罚款C, 其总收益为A+C-J;若违规时监管机构没有进行有效监管, 其损失为S, 即社会损害。其支付矩阵如表1所示:

从该模型中可以看出, 中央与地方的博弈不存在纯策略纳什均衡, 任何一种策略组合都有一个博弈方可以通过单独改变策略而得到更好的收益。

设p代表中央监督机构检查的概率, q为地方守规出让土地的概率, 求解该博弈的混合战略纳什均衡如下:

(1) 给定q, 对中央监察机构而言, 其预期收益有:

q[A-J]+ (1-q) [A+C-J]=qA+ (1-q) (-S) , 解得undefined。

(2) 给定p, 对地方而言, 其预期收益有:

p (-a) + (1-p) (-a) =p (-a-c) , 解得undefined。

因此, 混合战略纳什均衡为:undefined。即中央监察机构检查的概率以及地方守规的概率取决于保护耕地给中央带来的收益A、社会损害S、监管成本J和地方违规的处罚力度C。

2.2 模型的分析

在均衡状态下, 对模型进一步分析如下:

(1) 地方守规的概率q对J偏导, 得:

undefined

J越大, 则q越小, 亦即中央进行监管的成本越高, 地方守规的概率就越小。目前, 国家实行耕地保护政策的监督成本主要在发现、衡量违约和惩罚违约者上。在我国现有的耕地保护政策下, 耕地产权不明晰, 不能给农民提供有效保护的激励, 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 农民、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存在将耕地非农化的倾向。

(2) 地方守规的概率q分别对A和C求偏导, 有:

undefined

如果中央在耕地保护中收益越大, 即A越大, 或者地方违规造成的社会损害越大, 即S越大, 则q越大, 即地方守规的概率越大。当中央实行耕地保护的收益增大时, 就会更有动力去监督。另外, 地方必须实行耕地保护政策, 才能减少耕地减少对社会的危害, 尤其是大面积的耕地, 如果出现违规农转非, 则会给社会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 影响国家粮食安全, 带来较大的负外部效应。所以大面积的耕地保护检查的概率大, 违规的概率小。

(3) 由混合策略纳什均衡 (q, p) 分别对C求偏导, 可得:

undefined

上式中, 如果C减小, q将减小, p就增大。表示中央的处罚力度降低, 对地方的威慑力就越小, 地方违规的可能性越大, 此时中央的检查概率必须大大提高。

当C增大, q将增大, p就减小, 即可以降低检查的必要性, 同时提高地方的守规概率。可理解为:如果C增大, 可以节约中央用于检查的人力、物力, 提高社会的福利。但是如果C过大, 会打压地方耕地保护的积极性, 影响地方的经济建设。

(4) 根据混合策略纳什均衡, 中央检查的概率对地方的守规成本a求导, 得:

undefined

上式中, 如果a越大, p也就越大, 即地方的守规成本越高, 越需要中央的检查。由于耕地资源的有限性以及耕地非农化后的巨大收益 (据调查, 在一般情况下, 耕地非农化以后用于工业其小姨为农业耕作的10倍以上, 用于商业其效益为农业耕作的20倍以上) , 地方从中谋利的动力越来越大, 即守规成本变大, 所以需要中央加大检查的概率。

3 结论和建议

3.1 结论

根据以上分析, 我们可以看出, 中央政府从耕地保护中得到的收益越大, 地方政府把耕地转成非农用地给地方造成的社会损害越大、中央的处罚力度越大, 则地方政府选择有效保护耕地的概率就越高;而当地方政府遵守耕地保护政策的成本越高, 地方政府会更倾向于选择违规, 即把耕地转成工业用地或商业用地, 此时, 中央政府选择监督的可能性就越高, 监管成本也越高。

3.2 建议

第一, 中央政府应该加大对地方政府消极或抵制执行耕地保护政策的惩罚, 即加大“确定性的威胁”, 当对于违规行为的惩罚大于其行为的收益时, 不执行中央政府的政策已经无利可图了, 地方政府选择的博弈策略只能是“执行”。第二, 进行干部考核制度改革, 逐步减弱GDP和招商引资指标在考核体系中的权重, 落实耕地保护责任制和追究制, 尽快将耕地保护指标列入考核地方党政一把手政绩的主要内容, 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第三, 进行财政税制改革, 逐步转变土地收入成为地方政府重要收入来源的局面, 建立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通过国家的财税体制改革, 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相符, 地方政府才不会再打土地的主意, 不会再依靠“卖地”收入作为财政资金不足的补充。

摘要：应用博弈论的方法, 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耕地保护的博弈模型, 分析得出中央监管力度与地方政府是否有效实行耕地保护政策的关系, 并提出可行性建议, 推动耕地保护政策切实有效实行。

关键词：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耕地保护,博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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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当前耕地保护政策完善探析 篇7

关键词：耕地保护,政策,完善

一、问题提出———现行耕地保护政策及其效果

1986年, 《土地管理法》的颁布实施与国家土地管理局的成立标志着我国耕地保护正式制度的初步建立。随后耕地保护制度又经过了《基本农田保护条例》 (1994) 、土地用途管制 (1997) 、《土地管理法》的修订 (1998) 以及国家土地督察局的成立 (2006) 等几次重大的改革和完善。

当前我国耕地保护制度框架以1998年《土地管理法》为核心, 主要包括土地用途管制、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基本农田保护、土地税费等制度安排。在具体执行这些制度的时候, 各行政主管部门又陆续出台了农地转用审批 (上收农地转用以及征用权和审批权) 、土地利用规划管制、耕地占补平衡 (将耕地保护的责任落实到省一级人民政府, 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确保本行政区域内耕地总量不减少”) 、开发复垦整理、基本农田保护、耕地占用税条例等一系列具体措施。这些制度对耕地保护的行为主体及其责任进行了较为明确的界定, 使其成为世界上现行的最为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之一。

虽然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抑制耕地减少的作用, 但是耕地总量持续快速减少的趋势并未能得到有效控制。根据国土资源公报数据, 1999-2007年间我国耕地总量减少1亿亩以上, 年均减少1400多万亩, 国土资源部公布的《2008年国土资源公报》表明, 到2008年底中国耕地资源仅剩18.2547亿亩, 日益逼近18亿亩耕地红线。现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并没有取得预期的管理效果, 耕地数量依然在快速减少, “圈地运动”屡禁不止, 耕地保护形势仍然非常严峻。

二、问题原因分析———耕地保护中的行为博弈分析及外部性

(一) 耕地保护的行为博弈分析

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土地使用者———农户三者作为耕地保护行为的现实参与主体, 在现行的耕地保护政策及执行环境中进行各自利益最大化的行动博弈。但在现行的产权制度安排下, 农民对耕地保护的实际参与非常有限, 因此可以将监督行为与执行行为的互动分析简化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间耕地保护行动博弈。

假定土地产权制度、耕地保护制度 (政策) 是外生的, 耕地保护效果是不同主体在制度约束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结果。中央政府基于保障粮食安全及维护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力图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 同时为实现这一目标对地方政府的违规行为进行监督查处;而地方政府则基于经济发展和政绩的需要在保护耕地和发展经济中权衡取舍, 则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形成以下博弈模型 (见图1) 。

假设在中央政府不予以查处的情况下, 地方政府获得收益R1;如果地方政府的欺骗行为被查处, 那么地方政府将会有一个被处罚的损失成本G*P (G表示处罚标准, P代表查处发生的概率) ;地方政府选择“执行”, 则获得的收益为R0 (R0小于R1) 。对中央政府而言, 如果地方政府实施欺骗行为, 而中央政府又没有查处, 则中央政府的收益为0;如果地方政府在没有中央政府监督的情况下执行政策, 则中央政府的收益为V, 在监督查处的情况下执行, 则中央政府的收益为V-C, 假定查处成本为C。

通过以上博弈模型, 不难看出, 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有关耕地保护政策的贯彻执行力度受到中央政府的查处力度 (查处概率P) 以及惩处力度的直接影响。

(二) 耕地保护效益的外部性分析

庇古认为, 外部性就是“由于存在着未获补偿的服务或未予赔偿的损失所造成的私人与社会净产量之间的偏差”。

耕地作为一种重要的不可再生性资源 (土地非农化后, 利用方式的不可逆转性) , 一方面能够为人类提供生产和生活资料, 产生经济效益;另一方面还具有调节气候和保护环境的生态效益以及保障粮食安全和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的社会效益。而从整个社会福利的角度来看, 其带来的社会、生态效益为整个社会所享用, 但体现不到耕地保护者身上, 保护者难以在经济上享受到耕地保护所带来的效益, 因为耕地与非农用地的收益相差很大, 耕地相对于其他各种土地利用方式的比较经济利益是最低的。

从区域之间来看, 在过去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梯度发展战略制度安排下, 东部沿海地区在获得了较多耕地非农化指标的前提下, 率先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但是随着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的越来越大, 国家相继出台了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 中西部地区政府出于迅速发展经济的需要, 也尽可能多的索取耕地非农化的指标以完成自己的原始资本积累。东部发达地区按照土地利用比较优势理论, 把耕地保护的责任和义务推给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而在当前以GDP为核心的地区发展与领导者能力评价指标体系下, 中西部地区又以发展经济为由不愿承担过多的耕地保护任务。因此, 各区域都倾向于享受耕地保护所产生的正的外部性 (粮食安全和环境保护) , 耕地成为一块“公地”。同时, 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出于迅速发展经济的需要, 以地方政府主导的耕地占用现象也是频频发生。

从区域内部来看, 根据现行的土地管理法, 一旦被划定耕地保护区后,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划定基本农田保护区后永久不得占用。由此, 耕地所有者、承包农户和地方政府能享有耕地农用的经济效益, 而不能享有耕地非农转用的经济效益, 并且承担了全部的耕地保护成本。在我国目前的农产品定价体系以及农业支持体系下, 土地的利用方式直接决定了土地使用者及地方政府的收益的高低, 这直接导致了以行政命令下达的耕地保护指标被落实在质量低下的偏远地区, 甚至是山区, 而把平原、城市近郊的优质农田迅速非农化现象的出现。

(三) 加大政府耕地保护执行监督与处罚力度

上述耕地保护的行为博弈分析显示, 中央政府查处会使地方政府的收益受到影响, 决定着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政策决策的执行效果。因此, 从惩罚力度与惩处发生的概率方面着手依法对违法用地严惩,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耕地保护的实施。在当前耕地保护目标行政首长负责制的前提下, 影响地方政府行为的核心在于对违法用地行为的监管, 即对违法行为的惩处概率。因此, 加强土地利用行为的监督检查, 可以促进耕地保护效果的改善。

此外, 在现行分税体制和政绩考核指标约束下, 地方政府的保护耕地任务与发展经济的目标存在冲突。面对政绩考核硬指标和耕地保护软指标, 地方政府规避耕地保护政策便成为“两利相权取其重”的“明智之举”。因此, 应改变单一的以GDP为中心的政绩考核体系, 提高耕地保护在政绩考核中的地位, 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

三、问题对策———完善当前耕地保护制度的建议

(一) 建立耕地保护补偿运行机制

政府作为一种实现帕累托最优资源配置的机构, 其存在会减少人数众多时获取个人关于公共物品和外部性的偏好的信息所需的交易成本和谈判成本。建立耕地保护补偿机制, 对耕地保护的承担者进行必要的补偿, 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或减免等措施修正耕地保护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分配扭曲, 完善当前单纯以行政手段维持的耕地保护制度, 促进我国耕地保护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激励耕地保护区的积极性具有重要意义。

1、耕地保护补偿机制的运行框架。

在目前以省级行政区为耕地保护责任单位的运行机制下, 以省级行政区域为单位实行耕地保护区域补偿, 并最终落实到耕地保护地区;根据全国耕地资源需求量及各省区气候条件、耕地质量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确定各省区耕地资源最低保护数量, 以该数量为基数对各省区进行耕地保护的补偿。在各省区内部, 各地市县之间实行有偿代保、土地开发权转让等方式, 建立土地开发的利益调整机制, 盘活耕地保护指标。

2、耕地保护补偿资金的标准。

从耕地的作用来分析, 我们可以把耕地的价值分为三大部分:即商品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生态环境价值。其中社会价值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为耕地粮食战略安全价值、耕地社会保障价值和耕地的发展权价值。耕地的价值用公式可以表示为:V=VC+VE+ (VSB+VSF+VSS)

式中:V———耕地价值;VC———耕地商品经济价值;VE———耕地生态环境价值;VSB———耕地社会就业保障价值;VSF———耕地发展权价值;VSS———耕地的国家粮食战略安全价值。

以上各项价值标准根据不同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确定, 同时对V的取值应定期进行调整, 具体调整频率可参照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规划进行。

3、耕地保护补偿资金的来源。

耕地保护补偿资金的来源可以通过建立耕地保护补偿基金的形式从耕地占用税、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及国有土地收益金中归集。

4、耕地数量的核定。

为平衡各区域之间的耕地质量之间的差异, 避免地方政府“占优补劣”现象的发生, 引入耕地产能核算机制, 保证所保耕地的生产力。产能核算是实现补充耕地数量质量实行按等缴折算的有效方法和手段。开展补充耕地数量质量实行按等级折算应立足于“占一补一”, 提高补充耕地等级, 克服在实践中补偿的耕地数量容易判定, 而质量的测算比较繁琐的困境。

(二) 构建区域耕地保护补偿体系

建立耕地保护的经济补偿机制。推动建立中央、省、地市三级耕地保护补偿基金, “补偿的接受主体”主要是农民, 即对承担耕地保护责任的农民进行直接补贴。还应对农村基层组织进行补偿。补偿标准还要考虑耕地资源的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同时, 还应重视对延长农产品产业链的研究, 制定相应的优惠政策。

建立耕地保护的工程补偿机制。加大公共财政支农力度, 让公共服务更多地深入农村、惠及农民的同时, 加大对耕地资源养护的投入, 大力推进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工程, 推进基本农田保护示范区建设, 建设好永久性基本农田, 强化耕地后备资源开发利用。

建立耕地保护的区域补偿机制。按照区域间耕地保护责任和义务对等原则, 由部分经济发达、人多地少地区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等方式, 对承担了较多耕地保护任务的地区, 进行经济补偿, 以协调不同区域在耕地保护上的利益关系。对基本农田和耕地保护任务重的地区实施保护和奖励制度。

参考文献

[1]、马驰.构建我国区域间耕地保护补偿机制探讨[D].河南大学, 2009.

[2]、谭荣, 曲福田.中国农地非农化与农地资源保护:从两难到双赢[J].管理世界, 2006 (12) .

[3]、唐健.我国耕地保护制度与政策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4]、王志凌, 谢宝剑, 谢万贞.构建我国区域生态补偿机制探讨[J].学术论坛, 2007 (3) .

我国环境保护单项政策浅析 篇8

1 我国环境保护产业政策

环境保护的产业政策是指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的专项环境政策。主要包括环境保护产业发展政策和产业结构调整政策。

1.1 环境保护产业发展政策

环境保护及其相关产业萌生于工业生产部门, 渗透于国民经济的各领域、各层面, 它所强调的是发展环境治理产业, 以防止环境破坏和进行污染治理, 以及提高生态环境利用效能。在可持续发展战略被不断接受的新形势下, 随着清洁生产的推广和ISO14000环境管理系列标准的逐步实施, 环境保护产业将更广泛地渗透于产品的设计、生产、销售及消费的全过程, 是一个极具发展潜力并拥有良好市场前景的高新技术产业。

1.2 产业结构调整政策

实现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要实现这一转变, 就要从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入手, 在提高产业内在素质、优化规模结构和组织结构的同时, 改进产品结构, 淘汰高消耗、重污染的生产技术、设备和产品, 大力降低结构性破坏。对于布局不合理的老企业进行“关、停、并、转”, 即对污染严重、危害大、靠一般技术治理难以达到要求的老企业, 实行关闭政策;对生产浪费大、污染严重、危害大的老企业, 实行停产治理;将那些性质相近、分散生产、污染严重的产品实行合并生产;将那些污染严重的产品, 转产为无污染和轻污染的产品;将那些布局不合理、污染严重、就地治理难以达到环境要求的企业, 实行搬迁措施。同时积极引进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 使增量资本为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推行清洁生产服务。限制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低效益、低增长产业的发展, 鼓励低投入、低消耗、低污染、高产出、高效益、高增长的“清、新、小”的第三产业发展。国家和地方政府为了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目标, 制定了一系列的产业结构调整导向类的法律文件来对产业的形成和发展进行干预。

(1) 禁止发展类。国家对于那些生产工艺落后、资源利用率低、污染严重的企业采取禁止发展的政策, 并由国务院经济贸易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并发布限期淘汰的生产技术、工艺、设备以及产品的名录。对于不符合经济规模要求、经济效益差、污染严重的小钢铁、小有色金属、小铁合金、小化工、小炼油、小建材、小造纸等“十五小”企业予以取缔和关闭。例如, 皮革行业中, 年生产能力低于3万张以下的新建、改扩建项目属于国家禁止发展的范畴;建材行业中, 禁止发展六类产品:质量低劣的纸胎油毡;PVC塑料油膏、含有有毒挥发物的低档建筑涂料;107涂料;小作坊式的矿物棉生产线;其他生产工艺落后、规模小、产品质量差、危害人体健康的生产线和产品。

(2) 限制发展类。国家对于那些生产工艺一般、资源利用率不高、污染排放量较大, 且规模效益不明显的企业采取限制发展的政策。国家在1996年规定关闭“十五小”乡镇企业的同时, 也规定了限制发展的8个行业名录, 它们是造纸、制革、印染、电镀、化工、农药、酿造、有色金属冶炼等。例如。电池行业中20万千伏安·时/年规模以下 (不含拉网式、卷绕式、双极性、胶体等新型结构) 、极板含铜类以及开口式普通铅酸蓄电池生产项目属于限制发展的范畴。

2 我国环境保护经济政策

环境保护的经济政策是指运用税收、信贷、财政补贴、收费等各种有效经济手段引导和促进环境保护的政策。环境保护经济政策通过把外部环境费用内部化, 促进环境问题的解决。环境保护的经济政策按内容可分为三类:污染防治经济优惠政策、资源生态补偿政策和污染费污染税政策。

2.1 污染防治经济优惠政策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 我国政府先后制定了一些污染防治的经济优惠政策。如《关于结合技术改造防治工业污染的几项规定》、《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关于继续对部分资源综合利用产品等实行增值税优惠政策的通知》等。环境保护经济政策的主要功能是引导和激励企业及一切经济行为主体, 积极、主动地开展环境保护工作以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要进一步强化环境保护经济政策的诱导功能, 必须进一步完善和实施防治污染的优惠政策, 以促进资源的高效综合利用。

2.2 资源生态补偿政策

自然资源和环境质量是经济发展和人们福利改善的物质基础。资源的消耗和环境退化必然引起自然资本和人造资本的变化, 从而使社会成本增高, 降低经济持续发展的能力和潜力。作为环境保护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制定和实施资源、生态补偿政策的目的在于通过生态环境和资源的各种用途的定价来改善环境和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以影响特定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 减缓生产和消费过程中资源的消耗速度, 以维持稳定的自然资源资本储量, 并鼓励有益于环境的利用方式以减少环境退化, 从而达到可持续利用环境和自然资源的目标。中国目前有关资源、生态的补偿政策主要包括矿产资源补偿、土地损失补偿、水资源补偿、森林资源补偿和生态农业补偿等。

2.3 污杂费污染税政策

污染费污染税政策是根据“污染者负担”的原则所制定的, 要求经济行为主体对环境污染和破坏承担经济补偿责任的一类环境政策。污染费和污染税政策的目的在于利用价值规律, 通过征收税和费来规范企业的排污行为, 引导企业积极开展污染治理, 并由此促进企业内部的经营管理, 节约使用资源, 减少或消除污染物的排放。污染税政策是发达国家较为普遍采用的一种环境保护经济政策, 它比污染费政策更具有法律效力, 对环境保护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更为广泛、深刻、持久, 但对社会的法制建设要求更高。污染费政策包括超标收费和排污收费两个层次。我国迄今长期所采用的主要环境保护经济政策是污染费政策, 其主要是污染费政策中的第一种超标收费政策。现阶段我国政府正对现有的污染费政策进行调整, 扩大排污收费的范围, 提高排污收费的标难。对“超标收费”政策进行改革, 准备从立法的角度制定“排污收费、超标罚款”的新政策, 并逐步过渡到污染税环境保护经济政策上来。

参考文献

[1]叶文虎.环境保护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1]叶文虎.环境保护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

西方历史建筑保护激励政策初析 篇9

明智的政府和不明智政府的区别是什么呢?答案或许在于政府如何引导个人激励。 (1) 激励制度的关键在于管理机构对历史建筑保护工作的工作态度的转变, 以往关于历史建筑保护的政策以强制性管制为主, 严重影响了社会各界主动参与到遗产保护的积极性和热情, 同时也使历史建筑的保护和修缮严重成为社会发展和政府财政的负担, 历史建筑保护往往被视为“亏本买卖”。自上世纪, 在欧美国家遗产保护领域里, 官民合力促进了旧城更新和历史建筑再利用, 不仅使历史建筑得到了应有的保护, 也使旧城经济得到了发展。

1 国外激励机制

从总体上看欧美发达国家, 保护工作的主体是生活在优秀历史建筑中的千家万户。相关保护的各级法律、税收优惠与资金筹集政策环环相扣, 形成完善的综合体系, 像巨大网络上的无数节点互相调动, 以此利用市场经济的巨大力量引导广大市民自觉参与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总结目前国外相关激励方式主要有为历史建筑提供充足的保护资金、税收优惠、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优惠协议、建筑面积和容积率补偿、免除相关费用等。

1.1 保护资金

近年来, 国外历史建筑保护引入各种经营理念, 广泛拓展保护资金筹措渠道, 发展出一条国家、地方、民间组织、企业、个人多方面参与的资金筹措机制, 确保了历史建筑保护充足的资金支持。有关资料显示, 欧洲保护资金中, 79%来源于旅游业, 16%来源于业主、保护基金投入的维修资金, 5%来源于公众和政府投资。 (2)

国外历史建筑保护的资金来源可分为:

(1) 国家拨款与地方政府提供的资金共同资助历史建筑的保护修缮。按照国家资金资助的程度分为全部担负、视重要程度国家和地方按比例负担。例如:英国的历史建筑保护, 按照建筑的重要程度由国家和地方政府承担不同的份额。重要的宫殿建筑全部由国家承担, 对于著名的保护区, 绝大部分由国家和地方政府承担, 一般历史建筑的保护资金基本来自于民间。日本也有同英国相似的规定。

(2) 民间历史建筑基金会。民间历史建筑保护基金会的资助与国家、地方资助相互补充, 扩大历史建筑的保护范围和资金投入力度。法国民间每年用于文物保护的资金达100亿美元之多, 相当于政府财政的拨款总额。成立于1996年的法国文化遗产基金会, 专门维护未列入保护单位的40余万处文化遗产。

(3) 低利率贷款政策。该政策指以低于商业贷款的利率, 贷给从事历史建筑保护的业主, 可以房产作为抵押, 具有长期性, 有贷款补助。例如:美国的俄亥俄州克立夫兰市的银行提供贷款基金, 其利率低于商业利率约40%。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提供的小额贷款, 利率低于商业利率约50%。

(4) 通过相关协议获得相应优惠。保护地役权转让协议、指政府为长期保护历史建筑签署对业主具有法律约束的契约, 也为业主提供利率减免、土地税减免、资金补助或特许规划等优惠政策。

(5) 提供保护周转基金。该政策指为保护历史环境的公共活动而筹集, 须在规定时间内返还, 然后为同样的保护目的再次周转使用, 例如:美国北加利福尼亚州保护周转基金会提供90种周转基金。英国遗产建筑基金会曾经资助过337个项目。1) 购入房产、修复后卖出。购置那些即将面临拆毁危机的历史建筑, 立即买下、防止破坏, 卖给有保护意愿的机构和个人。2) 贷款。向那些有购买保护建筑意愿的机构或个人, 提供贷款;向已购置历史建筑的人或机构提供修复资金贷款, 像银行一样发挥作用, 有专业人员从事资金的管理。

(6) 信托基金。例如:1895年, 英国设立了历史与自然风景的国家信托基金, 1957年, 设立了公共信托基金;1947年, 美国设立了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

(7) 保护彩票。例如:英国“遗产彩票基金” (HLF) 自1995年起, 为英国15000个历史建筑提供了超过30亿英镑的资金帮助。每年意大利政府从所发行的彩票收入中按一定比例每年增拨1.5亿欧元的资金用于文物保护, 从1998年-2000年的3年间, 意大利政府利用彩票启动了约200个文物保护新项目。

1.2 税收优惠

在税收优惠方面, 单就美国而言, 自1976年以来, 联邦及州政府的“税收调节促进计划”就吸引了近8亿美元的私人投资项目发展与历史保护相关的行业。美国国会颁布的保护法律有:《国家历史保护法》 (National Historic Preservation Act, NHPA) , 还有《经济返还税法》 (The Economic Recovery Tax Act) , 该法规定个人所得税的25%可用于历史建筑的保护维修。联邦政府的经济优惠政策有:投资税额减免 (Investment Tax Credit) 、加速折旧制度 (Accelerate Cost Recovery) 。州政府的税收优惠政策有:财产税的免除 (Property Tax Exemption) 、税额减少 (Credit) 、特例评价 (Assessment) 、销售税的免除 (Sales Tax) 、以及所得税的减额 (Abatement) , 州政府规定此政策以额外减免20%—50%的所得税。国外为保护历史建筑而实施的税收优惠政策与措施可分类为:

(1) 财产税减免 (Property Tax Abatements) 、指全部或部分财产税的减免、冻结或延缓等, 受惠人是参与保护工作的业主, 例如:美国、法国、土耳其、德国、澳大利亚。 (2) 用于保护的所得税减免 (Income Tax Credit) 、针对从事历史建筑保护活动的公司或纳税人。对用于历史建筑保护的企业所得税减免50%-100%, 这是发达国家比较通用的减所得税比例, 例如:美国、法国、奥地利、德国。 (3) 税收扣除 (Tax Deductions) , 指允许社会各界因对保护事业捐助而获得税收减免, 增量资金流入保护机构, 例如:美国、英国、西班牙、新加坡、澳大利亚。 (4) 印花税减免、指为了鼓励投资历史建筑保护, 实施印花税全部减免或部分减免, 例如:美国、英国。 (5) 营业税免除 (Sales Tax) 、美国肯塔基州对非营利性团体因维修、复原、保护历史建筑而产生的营业税给予免除, 对历史博览场馆的门票收入实行营业税免除。 (6) 还有加速成本返还制 (Accelerate Cost Recovery) , 计算投资回收期减少, 年均计提费用比例增加, 所有者的计算年收入减少, 可以减少所得税额, 以优惠于历史建筑的修缮和保护。

1.3 政府与公民间的协议

该协议主要指地役权, 其最早出现在美国, 指一块地 (建筑物) 的业主赋予他地 (建筑物) 或他人某项权益, 通常是通行权、取水权、观望地役权、采光地役权等。简言之, 地役权是使获得他人物业的部分使用权的过程合法化的协议。保护地役权协议以优惠税费或实物为激励, 在政府与千家万户之间达成具体而有效的家庭式保护条例, 实现了保护管理部门与私房业主之间的和谐。

美国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 地役权政策得到了广泛的发展, 其成功主要在于地役权与税收优惠制度的相互配合, 优惠的税收政策降低了公众对出让地役权的抵触情绪。地役权作为国家法律独立于地方政策公平存在, 比地方历史保护的法规更为强大, 即使在没有保护法规的城市也同样适用, 有更广的法律效力。地役权政策充分尊重了私人财产权、个人意愿, 以激励代替了强制, 在政府管理和私人处置财产之间取得平衡。通过民间组织进行受役的地役权, 减少了政府投入其中的监控管理的人力。最重要的是, 这种自下而上的私人申请的方式, 使更多的历史建筑被人注意而收录到国家历史建筑宝库中。

1.4 建筑面积和容积率补偿

欧美国家为保护历史建筑风貌区的整体效果的一致性以及空间品质等方面, 同时为保持地块开发的公平性等, 运用开发权转移、奖励区划等手段进行控制。

(1) 奖励区划 (Incentive Zoning) 于1961年出现在美国纽约, 以增加楼面面积为奖励策略, 对开发商的行为进行引导, 以符合公众利益的要求。为了对开发商的行为进行引导, 以符合公众利益的要求, 一些城市为历史建筑保护设立了相应的奖励区划。在该区划范围内的历史建筑再利用项目, 如果对历史建筑的改造符合要求, 将有机会得到奖励多建20%的建筑面积, 或者建造比容积率多的空间用于出租和出售。奖励区划从1961年最早在纽约实施, 由于这一手段往往造成城市容积率过高, 对城市环境造成一些负面效应, 而提供的公共利益却不多, 因此在很多城市已经限制或取消了。比如波士顿市仅在某些特定的地区推行这一奖励政策, 西雅图和费城则降低了奖励标准, 旧金山市则废除了这项奖励。 (3)

(2) 发展权转移TDR (Transferable Development Right) 最早出现在美国纽约, 成为平衡用地与保护的有效方法, 是对奖励区划的一种补充。得到广泛的推广与应用。历史文化风貌区的发展权转移 (Historic District Transferable Development Right) 就是将控制地块甲的开发强度 (容积率) 转移到乙地块, 使得开发者在乙地块获得额外的开发补偿, 从而使甲地块的历史建筑获得持久保护的经济平衡。推行TDR无需直接动用政府财政, 转由土地市场提供对私人业主的补偿。保护由无利变为有利, 从而激励私人投入资金保护风貌区开放空间和历史建筑, 使历史建筑保护条例更容易推行。由于土地所有人获得补偿, 市场调节成为主要手段, 减少了频频引发的抵触。历史保护可以引入大量民间资金。

(3) 建筑面积补偿HFS (heritage floor space) 最早出现在《悉尼中心开发控制规划图则》第7章建筑面积的奖励和划拨 (Award and Allocation of Heritage Floor Space) 中制定的关于历史建筑保护的鼓励政策。澳大利亚悉尼中心的传统风貌对公共空间的独特性和多样性有重要的意义。其历史建筑的保留价值在通过正规交易机构认定的基础上, 依据公式计算出它的开发价值 (即可转让的建筑面积) , 以补偿为保护历史建筑而做的工作, 这种因保护历史遗产而获得的建筑面积补偿HFS。该过程中, 对历史建筑和开发项目都做了详尽的规定。

1.5 免除相关审批费用

免除旧建筑再利用项目的规划申请与审批费用有两方面的好处:一是激励了小规模的旧建筑再利用项目。对于规模较小的再利用项目来说, 项目前期研究、购买规划资料与表格、申请各类规划许可证的费用在整个项目成本中所占的比例比大规模的项目要高得多。免除这部分费用对小规模的再利用来说是很大的帮助。二是鼓励了更多对于旧建筑再利用项目的前期研究和开发计划。如果从政府获得与旧建筑相关的信息, 井且把旧建筑再利用开发计划提交给规划部门审批的成本很低, 那么就会有更多的投资人开展这方面的研究。从而增加了旧建筑再利用的机会。

例如, 美国有一些城市通过免除旧建筑再利用项目的规划申请与审批费用来提供奖励。比如德州的圣安东尼奥市、马里兰州的巴尔地摩市等。

1.6 小结

虽然欧美各国的历史文化有所不同, 但是共同点都很明显:有明确的保护性公共政策, 有多种方式的国家保护资金及银行贷款, 有充足的保护修缮经费, 有优惠的税收政策, 因而保护工作得到不断完善、保护实践效果越来越好。其财政专项资金和税收激励政策可以潜移默化地帮助各国政府宣扬各自城市的历史文化价值。

2 对我国的建议

激励措施是个复杂的系统的工作, 涉及到多管齐下的综合措施, 它与经济发展、税收制度、部门组织、产权情况、司法体系等相适应, 并且这些影响因素之间互相制约、相互促进。因此在各地确定相关保护法规的同时, 应将激励措施渗透到具体的保护方法中。

历史建筑保护也是一项长期的需要全社会参与的公共事业, 激励措施的目的是激励全社会参与到历史建筑保护工作中, 因此激励政策应该确保公平, 尽量在物质空间保护和利用过程中, 兼顾到社会问题的改造, 给予中低收入者和老龄业主更多的实际优惠, 体现出匡扶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

注释:

(1) 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 2002.

(3) 理查·科林斯 (Richard C.Collins) 著, 邱文杰、陈宇进译.旧城再生, 美国都市成长政策与史迹保存, 创兴出版社, 1997:24.

摘要：历史建筑保护激励政策对于提高大众对历史建筑保护的热情至关重要。目前西方对历史建筑保护的激励政策开展时间较久, 有比较完善的政策, 对于我国完善历史建筑保护激励政策有借鉴作用。

关键词：历史建筑保护,激励政策

参考文献

[1]沈海虹“.集体选择”视野下的城市遗产保护研究[D].上海:同济大学博士论文, 2006.

[2]沈海虹.美国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中的税费激励政策[J].建筑学报, 2006, (6) .

[3]沈海虹.美国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中的地役权制度[J].中外建筑, 2006, (6) .

[4]沈海虹.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中的发展权转移[J].中外建筑, 2006, (2) .

[5]张松.历史城市保护学导论——文化遗产和历史环境保护的一种整体性方法[D].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8.

[6]龙灏, 李昂博威.美国历史建筑保护体系研究及对我国的启示[J].室内设计, 2011,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