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外媒体的经济发展（精选8篇）
境外媒体的经济发展 篇1
摘要：经济全球化和世界一体化的今天, 当我们在关注世界的时候, 也关注世界其他国家如何看待中国。本文从框架分析的理论出发, 运用内容分析方法, 分析了《环球时报》“关注中国”版对境外媒体中的涉华报道, 通过对稿件来源、报道内容、报道方式三个层面的分析, 发现《环球时报》在对涉华新闻的选择中, 存在一定的倾向性, 重新建构了境外媒体关于中国的报道。
关键词：“关注中国”版,境外媒体,涉华报道,选择和建构
一、引言
在国际交往日益频繁的信息化和全球化时代, 各国越来越关注国内外公众对本国的看法, 国际舆论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国家形象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对自己的国家形象有一种自我认知, 但国家形象的他我认知同样重要, 世界其他国家的人们怎样看待中国成为受关注的一个问题。
《环球时报》是由人民日报社主办的一份时事新闻报纸, 其特点是以中国人的视角看世界, 报道与中国相关的国际事件, 该报第六版“关注中国”版的定位是外国人眼中的中国, 勾勒出了一幅世界媒体眼中的中国形象。境外媒体通过对新闻材料的选择和编辑建构了中国形象, 而“关注中国”则通过对境外媒体关于中国报道的再选择、再建构, 在报道中根据自己的理解和需要重新编辑加工, 重新诠释了中国的国家形象。本文运用内容分析方法, 从框架分析的理论出发, 对《环球时报》“关注中国”版进行文本解读, 分析“关注中国”版是如何选择境外媒体中的中国报道, 又通过怎样的编辑手法重新制作新闻, 建构了怎样的中国形象, 这种选择和建构背后所体现的《环球时报》的编辑原则以及“关注中国”版和境外媒体勾勒出的中国形象有无差异, 研究对2013年全年的《环球时报》“关注中国”版从稿件来源 (地区和媒体性质) 、报道内容 (主题和态度倾向) 、报道方式分别进行分析。《环球时报》是一份日报, 每周一至周六发行, 每份报纸均有第六版“关注中国”版。由于条件的限制, 无法对所有的“关注中国”版进行分析, 因此我采用构造周抽样的方法, 从2013年全年293份《环球时报》中选取了五个结构周, 一共30份报纸, 抽取的样本约占报纸总数的1/10, 抽取的30份报纸共145篇报道, 平均每份约有5篇文章。
二、研究内容分析
(一) 稿件来源
1.稿件来源国家和地区
统计发现, 稿件来源最多的国家为美国, 共46篇, 约占总数的31.7%, 其次是英国, 共28篇, 占总数的19.3%, 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美国和英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拥有的话语权。我国香港地区和日本, 以13篇的报道数量紧随其后, 接着是新加坡、澳大利亚、台湾地区、法国、新西兰、印度、加拿大、韩国, 数量分别为9、6、5、4、3、3、2、2, 还有部分国家为1篇。
《环球时报》在对稿件来源地的选择上涉及面较广, 不仅选择了美洲、欧洲的文章, 还选择了在地理上具有接近性的亚洲国家的稿件, 甚至还有来自非洲国家的稿件, 覆盖面广、说服性强, 选择的文章多来源于美英媒体, 相对其他国家来说, 这与美媒和英媒对中国的关注较多有很大的关系。
2.稿件来源的媒体性质
稿件大部分来源于纸质媒体, 共70篇, 约占总数的48.3%, 其次是网络媒体, 共55篇, 约占总数的37.9%, 纸质媒体和网络媒体占据了整个来源媒体的大部分。纸质媒体相比网络媒体, 以可信度和权威性占优势, 网络媒体作为一种新兴媒体, 近年来异军突起, 在传播速度和传播载体上具有明显优势, 紧随纸质媒体之后。
综合以上两者的分析, 《环球时报》“关注中国”版的新闻来源非常广泛, 来源国家多, 涉及到报纸、杂志、网络、通讯社、广播、电视多种媒体。“关注中国”版倾向于选择与中国有紧密关系的国家和地区的媒体, 侧重于美英等西方国家, 其稿件来源的媒体多是《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每日电讯报》、路透社等西方主流媒体, 这说明《环球时报》注重呈现出西方眼中的中国形象, 这与该版面的定位——“外国人眼中的中国”相吻合, 而这里的外国人更多层面上就是指西方人。
(二) 报道内容
1.报道主题
“关注中国”版选取的报道, 涉及内容比较广泛, 涵盖了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文体和科教等5大方面的内容, 其中反映经济方面的最多, 共48篇, 占总数的33.1%, 其次是社会生活方面的, 共46篇, 占31.7%, 政治方面 (包括军事) 的共38篇, 占比为26.2%, 文体和科教方面所涉内容较少。
经济方面的文章所占比重最大。近年来, 中国经济发展迅速, 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与其他国家在经济方面的联系日益密切, 广泛受到国外媒体的关注。另一方面是因为, 经济与国内民众生活的关系较为紧密, 为了满足读者的需要, “关注中国”版适当地加大了对经济方面文章的选择。有关社会生活方面的文章所占的比重也较大。社会生活所囊括的范围最广, 不仅包括人们的衣食住行, 各种社会事件的发生与社会生活层面也有着直接的关系。
2.态度倾向
“关注中国”版中以肯定的态度塑造中国的正面形象, 报道中国政治影响力提高、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等问题的文章共有31篇, 占总数的21.4%;以否定的态度反映中国社会负面现象的文章共有17篇, 占总数的11.7%;以中立态度报道中国的文章共有97篇, 占总数的66.9%, 数目遥遥领先。这说明, “关注中国”版所选取的文章主要持中立客观的态度, 持肯定态度的文章多于持否定态度的文章。在政治方面, 有78.9%的报道是中立态度, 只有1篇文章是否定态度。在经济和社会生活方面, 持中立立场的比例分别为60.4%和67.4%, 持肯定态度的比例分别为31.2%和10.9%, 持否定态度的比例为8.3%和21.7%。在否定态度上, 社会生活方面所占的数量最多, 而社会生活方面的否定态度比例也超过其肯定态度比例, 说明境外媒体将中国的负面报道主要集中在社会生活议题上, 涉及到中国的环境状况、公共卫生、社会老龄化问题等。在文体和科教方面, 主要是以肯定和中立态度为主, 说明《环球时报》“关注中国”版所构建的中国在科教文化领域的发展成绩显著。
综合报道主题和态度倾向分析发现,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经济快速发展、国际影响力日益提高、不断崛起, 但也面临着诸多社会问题的中国。西方主流媒体眼中的中国又是什么形象呢?广西大学涂丹的论文《金融危机背景下英国主流报纸的中国形象构建分析》通过数据分析得出, “《泰晤士报》涉华报道呈现的整体形势为正面报道有所增加, 负面报道仍占主导, 其报道给人的感觉就是不太客观、不全面, 更多的是着重于揭露和批评中国的现存问题。”[1]上海外国语大学张健教授发表的文章——《美国主流媒体涉华报道分析》指出, “美国等西方媒体主导着当今国际新闻传播, 其涉华报道的角度往往存在一种负面或消极的定势, 以负面报道居多, 有失公允, 且报道笔调具有随意性和煽情性。”[2]由此, 我们大致可以看出, 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仍然是负面新闻占主导。
(三) 报道方式
在一般情况下, 对新闻报道方式的选择直接关系到整个新闻所产生的效果, 在报道方式上, “关注中国”版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
1.新闻标题的拟定
纵览所有的“关注中国”版报道, 几乎所有的报道都对原标题进行了修改。对新闻标题的修改, 一种是对原文比较生硬、拗口、不贴切的标题进行修改, 以符合《环球时报》清新、活泼、亲切的风格。例如, 路透社的一篇文章, 原标题为“中国为制止贪腐现象而禁止奢华官方晚会”, 显得冗长、呆板, “关注中国”版的编辑将之改为“‘烧钱办晚会’将被禁止”, 以形象生动简洁的话语表达出原标题的意思。对此种标题的修改主要集中在社会生活、科教文体方面, 修改后的标题通俗易懂, 更贴近中国读者的视角。
另一种是从新闻主体的报道中重新提取新闻点, 做成与原文迥异的标题。比如, 一篇来自日本《外交学者》上的文章, 原标题为“中国在发展中世界的优势”, 修改后的标题为“日媒:IMF应效仿中国‘基建援外’”, 可以说, 修改后的标题使原标题面目全非。对此种标题的修改主要集中在诸如政治比较严肃的话题上, 通过修改使整篇新闻站在中国的立场上, 突显出《环球时报》作为中央报纸的权威性和服务主体。
2.组合报道
组合报道是通过引用不同媒体对同一事件的报道组合成一篇报道, 更全面展示境外媒体对事件的态度, 以体现客观公正。“关注中国”版对此有所体现, 但是以这种方式进行报道的数量并不多, 笔者统计所抽取的样本发现一共有6篇, 例如一篇以“中国逮捕网络造谣者”为标题的报道中, 采用了新西兰和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 标题分别为“中国逮捕两名利用互联网诽谤文化偶像的嫌犯”、“中国媒体:网络谣言”, 通过这样的呈现, 使该事件在境外媒体中的镜像得到较全面的呈现。通过组合报道方式, 可以使“关注中国”版对新闻的选择比较公正和客观, 增强其信息的可信性, 从而把媒体的编辑方针和主导思想贯穿其中。
三、结论与讨论
本文运用定量的内容分析方法, 辅之以定性的文本分析, 从框架分析的理论出发, 分析了《环球时报》“关注中国”版对境外媒体关于涉华报道的选择和建构。《环球时报》“关注中国”版的内容来源广泛, 涉及到多个国家、多种媒体、多个领域, 尽可能让中国读者听到来自世界对中国的声音。笔者也分析了上述几个主题间的相关性, 卡方检验结果显示, 任何两个主题间都不存在显著相关性, 一定程度上表明了该版面在对新闻的选择上不存在对于某个国家、某种媒体、某个议题、某种态度的既定选择和编辑。每一种媒体都有自己对新闻选择的标准, 所有的新闻制作都是通过对信息的选择和使用特定的框架实现的, “关注中国”版也不例外, 通过对新闻议题的选择和对新闻材料的修改, 重新建立了境外媒体对中国的形象。由于西方主流媒体在国际舆论上具有强大的影响力, 其声音不可小觑, 这其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某种程度的遮蔽和凸显, 主要表现在凸显了西方主流媒体的声音, 遮蔽了话语权弱小国家媒体的声音, 凸显了赞美和褒扬中国的声音, 遮蔽了批评和否定中国的声音。
作为中国最权威党报人民日报社主办的报纸, 《环球时报》的报道方针和舆论导向必须与党和国家的政策动向完全一致, “关注中国”版虽然定位为外国人眼中的中国, 但仍然是站在中国的立场, 以中国人的视角看境外媒体关于中国的报道, 在面对一些特别的新闻报道时, 既要考虑到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 又要面向读者, 它必须应景而变, 使得《环球时报》富有严肃性和趣味性兼具的特点。在政治报道上, 它严格依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 将符合中国国家利益和政治立场的涉华报道作为阐释自己的有力佐证, 所选择的新闻充当了媒体表达观点的隐性工具, 体现了《环球时报》支持国家利益和既有政治立场的编辑政策。在社会生活、科教文卫报道方面, “关注中国”版会适当选择, 报道一些生动有趣的新闻, 以吸引读者, 创建自己的读者群。
西方媒体眼中的中国形象和“关注中国”版所呈现出的中国形象存在某种偏差。尽管西方媒体对有关中国的报道存在一定偏见, 但是我们在对新闻的筛选和编辑中不应该修正这种真实的存在, 一定程度上来说, 让读者认识一个真实的外媒眼中的中国形象更为重要, 当我们对自我和他我都有一个更为准确清晰的认识时, 才更有利于自身和国家的发展。
注释
1[1]涂丹, 金融危机背景下英国主流报纸的中国形象构建分析——以2007年8月—2010年7月英国泰晤士报涉华报道框架分析为例[D], 广西大学, 2011.06.
2[2]张健, 美国主流媒体涉华报道分析[J], 国际观察, 2007. (1)
境外媒体的经济发展 篇2
一、我国境外投资行政审批制度的历史沿革
从境外投资行政审批制度的历史沿革来看，我国对境外投资的管制经历了一个由紧到松、再由松到紧的变化过程。?
(一)第一阶段(1979～1985年)
我国对境外投资进行审批的法规依据，最早可以追溯到1979年8月国务院颁布的15项经济改革措施，其中的第13项明确规定“允许出国办企业”。由于当时并无境外投资的经验，且国家的外汇储备又极为有限，虽然将境外投资作为改革措施之一，在这方面的控制还是相当严格的，仅允许一些中央部委级企业、以及个别省、直辖市所属企业尝试性地开展境外投资活动。这一阶段投资项目不多，年均境外投资额仅为2500万美元(在1979～1983年间，年均境外投资额仅为920万美元)，企业平均投资规模也只有95万美元。
(二)第二阶段(1986～1991年)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推进，我国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在境外投资方面也积累起一些经验，于是政府开始放松对境外投资的管制。1983年，国务院授权外经贸部为在国外开设合资经营企业的审批和管理的归口部门，外经贸部据此制定了《关于在境外举办非贸易性企业的审批和管理规定(试行稿)》(该规定于1985年开始试行，详见刘向东主编《中国对外经济贸易政策指南》，第1276页，经济管理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1985年规定”)。
根据该规定，到国外(在港澳地区举办的合资或独资经营企业，其审批与管理办法不在本办法之列)。举办合资经营企业(我国在国外举办独资经营企业的审批与管理，亦照该办法办理)，中方投资额在100万(含1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由主办单位的上级部门(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向外经贸部申报，由外经贸部征求我驻外使(领)馆和有关部门意见后审批;中方境外投资额在100万美元以下的项目，由主办单位的上级部门直接征求我驻外使(领)馆同意后审批。?
上述规定使境外投资的审批条件得到了明确，境外投资权不再仅仅授予少数企业，因而这一阶段的年均境外投资额大幅度上升，达到2.08亿美元，企业平均投资规模也明显增大，达到140万美元。
(三)第三阶段(1992～)
在投资额迅速增长的同时，我国的境外投资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主要是存在着分散性和盲目性，投资失败、资本外逃等现象时有发生。这一方面是由于企业的国际化经营能力还比较弱，另一方面是由于政府对境外投资的管理体制还不完善。由于上述问题的出现，再加上当时国家外汇收支状况严峻，1991年，《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关于加强海外投资项目管理意见的通知》(以下简称“1991年通知”)又对境外(包括港澳地区)投资的审批程序进行了修改。
根据该通知：凡需向国家申请资金，或境外借款国内(母公司或机构)担保，或产品返销国内需国家综合平衡，以及中方投资额在100万(含1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其项目建议书和可研报告由国家计委会同有关部门审批，合同、章程由外经贸部审批并颁发批准证书;中方投资额在3000万(含30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其项目建议书和可研报告由国家计委会同有关部门初审后报国务院审批;中方投资额在100万美元以下的项目，符合当前到海外投资的方针，资金、市场等不需要国家综合平衡解决的，其项目建议书、可研报告以及合同和章程，分别由国务院各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指定的综合部门审批。
通过1991年通知与1985年规定的比较可以发现，新的审批制度对境外投资的管制、特别是大型投资项目的管制明显加强，这主要体现在审批环节的增加上：100万美元以上项目的审批部门从3个增加到5个(新增国家计委和外管局)，100万美元以下项目的审批部门则从2个增加到3个(新增了外管局);另一方面，审批的内容也得到了细化：新制度详细规定了项目建议书、可研报告、合同和章程的具体内容。这一阶段的年均境外投资额仍有明显增长，为7.05亿美元，但企业平均投资规模则降至106万美元。
(四)第四阶段(至今)
19，为鼓励我国轻工、纺织、家电等行业具有比较优势的企业到境外开展带料加工装配业务，《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外经贸部、国家经贸委、财政部关于鼓励企业开展境外带料加工装配业务意见的通知》(国办发〔〕17号(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网站http:∥www.mogtec.gov.cn/)，以下简称“1999年通知”)对这类境外投资项目规定了单独的审批程序。 根据该通知：由中央大型企业工委管理的企业，直接向外经贸部、国家经贸委申报;其他企业向企业注册地的省级外经贸主管部门、经贸主管部门(经贸委、计经委)申报，再由后者向外经贸部、国家经贸委申报。国家经贸委对项目建议书和可研报告进行审查，外经贸部根据国家经贸委的初审意见，在征求驻外经(商)参机构意见后，对项目进行最终审核。?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1999年的规定等于是将带料加工类境外投资项目的审批权由国家计委转到了国家经贸委。比较起来，前者的审批要比后者更为严格，因而此举实际上是放松了对带料加工类境外投资项目的管制。这一阶段(1999～)的年均境外投资额与上一阶段基本持平，为6.78亿美元，而企业平均投资规模则增长了1倍，达到218万美元。?
图1 1979～中国境外投资情况
从上述4个阶段的变化中可以看出，我国主要是以投资额的大小来划分对境外投资项目的审批权限的，大项目(100万美元以上)由中央政府审，小项目由地方政府审，且地方的审批相对宽松。同时，在中央政府的层次，国家计委的审批相对严格，其他部门则相对宽松。国家对境外投资管制的松紧程度主要就是通过在两级政府之间，以及在中央政府各部门之间划分并调整审批权限来体现的。从图1中可以看出，这种审批权限的划分和调整对境外投资的发展速度，特别是企业平均投资规模的大小，有着相当明显的影响。?
二、现行境外投资行政审批的程序
现行境外投资行政审批制度的主要依据是1991年通知和1999年通知，前者规定了一般性境外投资项目的审批程序(见图2、图3)，后者则规定了境外带料加工投资项目的审批程序(图4)。
(一)中方投资额小于100万美元的项目的审批程序
1.中方投资额在100万美元以下的项目，符合当前到海外投资的方针，资金、市场等不需要国家综合平衡解决的，其项目建议书、可研报告以及合同和章程，分别由国务院各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
图2 投资额小于100万美元项目的审批程序
指定的综合部门审批。前往未建交国家、港澳及其他敏感地区投资的项目，其项目建议书和可研
报告须报外经贸部，由其会同有关部门审批。
2.项目建议书与可研报告可以合并编制，同时报送。
3.综合部门须征求驻在国使领馆对项目建议书的意见。
4.由省级外汇管理局境外汇风险和外汇资金来源进行审查。
5.项目通过审批后，项目建议书与可研报告报国家计委备案，合同和章程报外经贸部备案，并由外经贸部颁发批准证书。
(二)中方投资额大于100万美元的项目的审批程序?
图3 投资额大于100万美元项目的审批程序
1.除了中方投资额在100万(含1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以下4类境外投资项目也按本流程审批：(1)需向国家申请资金;(2)境外借款国内(母公司或机构)担保;(3)产品返销国内需国家综合平衡;(4)国务院管理的公司和国家计划单列的企业集团投资的非贸易性项目。
2.根据企业的隶属关系，分别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的计划部门或国务院主管部门进行项目初审。国务院直接管理的公司和国家计划单列的企业集团可以直接报国家计委审批。项目建议书经审批机关批准后，方可进行可研报告的编制工作。
3.地方计划部门或国务院主管部门须征求驻在国使领馆对项目建议书的意见。
4.项目通过初审后，由国家计委对项目建议书和可研报告进行审批。中方投资额在3000万(含30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由国家计委上报国务院审批。
5.由国家外汇管理局对项目的外汇风险和外汇资金来源进行审查。
6.由外经贸部对项目的合同和章程进行审批并颁发批准证书。
(三)境外带料加工装配投资项目的审批程序
图4 境外带料加工装配投资项目的审批程序
1.企业向其注册地的省级外经贸主管部门(外经贸委、厅或局)和经贸主管部门(经贸委、经委或计经委)同时申报。国务院直接管理的公司和国家计划单列的企业集团可直接报国家经贸委审批。
2.中方投资额在300万(含3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项目建议书经批准后方可进行可研报告的编制;300万美元以下项目的项目建议书与可研报告原则上可合并编制。?
3.由省级外经贸主管部门会同经贸主管部门(经贸委、计经委)共同向外经贸部、国家经贸委申报。
4.由外汇管理局对项目的外汇风险和外汇资金来源进行审查。100万(含100万)美元以上项目由国家外管局办理，100万美元以下项目由省级外管局办理。
5.国家经贸委对项目建议书和可研报告进行审查，并将符合条件的项目送外经贸部核准。
6.外经贸部根据国家经贸委的初审意见，在征求驻外经(商)参机构意见后，对项目进行最终审核。对审核通过的项目颁发《境外带料加工装配企业批准证书》。
三、现行审批制度已不适应新形势下实施“走出去”战略的要求
首先应当承认，我国尚不具备全面开放境外投资的条件，在现阶段还不能取消对境外投资的行政审批。这是由以下几个因素决定的。?
第一，我国经济整体发展水平还不高。根据国际经验，当一国的人均GDP达到美元以上时，该国才具备了较强的境外投资实力，而目前我国人均GDP不足1000美元。在大型企业中真正有实力从事跨国并购和国际化经营的还不多，大多数企业仍处于依托国内低成本生产优势在海外构建营销网络、开展带料加工装配业务的阶段。
第二，国有企业在从事境外投资的主体中占有很高比例。我国经济体制正处于转轨时期，许多国有企业产权关系不明晰，法人治理结构不健全，市场纪律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因盲目投资造成资产流失的风险依然较大。
第三，资本项目可兑换需要分步实施。目前，国际收支状况和外汇储备并不是制约境外投资的主要因素，不过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其它主要条件，如综合国力、金融监管能力、健全的微观主体、成熟的金融市场等，尚不完全具备。
第四，我国不是资本过剩的国家。我国的工业化尚未完成，二元经济现象十分突出，经济增长中的资金缺口仍然存在。现阶段银行大量存差的.出现，是我国金融体制改革没有到位以及对部分行业的准入限制造成的，并不表明我国资本过剩。
根据国际经验，各国对境外投资从严格管制到全面放开，中间都有一个逐步放宽政府审批的过程。企业“走出去”投资，开展各种各样的经济活动，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直至通过并购、资产运作形成大型跨国公司，也要有一个逐步发展壮大的过程。因此，当前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需要改进政府管理境外投资的内容和方式，而不是完全放弃管理。
同时也必须看到，现行审批制度存在许多问题，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下实施“走出去”战略的要求。?
(一)现行审批制度存在的弊端
政府在行使宏观经济管理职能的同时，也代表国有资产的出资人干预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结果造成现行的审批制度存在诸多弊端，具体表现为：?
1.审批的层次多，效率低
从流程图中可以看出，目前中方投资额在100万美元以上的境外投资项目需要经过驻外使领馆、地方计划部门(或国务院主管部门)、国家计委、外经贸部、国家外管局等5个部门的审批;中方投资额在100万美元以下的项目也须经过驻外使领馆、地方政府(或国务院主管部门指定的综合部门)、省级外管局等3个部门的审批。?
同时，没有从流程图上反映出来的是各部门内部还实行层层报批制度，这进一步降低了审批效率。另外，一旦出现部门意见不一致的情况，就会大大延长审批时间。
2.审批的内容过多过细并存在重复?
由于没有将政府的宏观管理职能和出资人职能分开，各部门都十分注重对投资项目商业风险的审查，这就造成了审批内容的过多过细和重复。各部门要求报送的文件主要都是项目建议书和可研报告，而这两份文件均包含了许多有关商业风险的审查内容，如中方单位的生产经营状况，合作对象的名称、注册国家和法定地址，项目总投资、中方投资额和资金来源构成，产品的市场需求分析，拟采用的生产技术和设备，等等。
3.审批制度不透明
有关境外投资审批的法规均以内部文件的形式存在，企业很难知晓具体的审批程序及要求，往往是在碰了壁(报送文件不符合要求、或是报送的部门不对口，而被退回)之后，才能“摸索”出门道。
同时，由于审批制度的不透明，有关各部门审批时限的规定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这也是造成审批效率低下的原因之一。?
4.事后监督不够
各部门普遍存在重事前审批、轻事后监督的问题，虽然在审批时很注重投资主体资
质和项目风险这两项内容，并要求企业定期报送财务报表，但却缺乏更具体的事后监督措施，投资项目的进展情况事实上并未得到有效的跟踪。?
(二)弊端造成的后果
1.从企业的角度来说，上述弊端造成的危害有3个方面
其一，审批制度的低效率和不透明，使企业在进行投资决策时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和很高的时间成本，不少企业因此而错失投资良机，影响了发展。
其二，现行审批制度规定，在可研报告得到批准之前，企业不得与外方签署有约束力的文件，这就造成了两个问题：若不能提前通过审批，则企业在与外方进行谈判时就会底气不足，担心谈成后国家不予批准，从而影响企业信誉;若外方得知项目已通过中国政府审批时，会趁机提出更为苛刻的条件，使我方利益受损，甚至导致项目搁浅。
其三，审批制度的低效率也是导致部分企业违规操作、逃避审批的原因之一。为了抓住投资机会，不少企业被迫运用非正常手段绕过审批(比如通过压低投资额或化整为零的方法，使投资额低于计委审批限额)或者干脆“先斩后奏”。这实际上是政策造成了企业行为的扭曲。
2.从政府的角度来说，上述弊端造成的危害有4个方面
其一，评估项目的微观商业风险，本来是企业自身和中介机构的任务，而在现行体制下却由政府承揽了，这消耗了各部门有限的资源，使其不能将足够的精力投入到对境外投资的宏观管理中去。
其二，政府掌握的有关境外投资的信息和知识还很不充分，进行宏观管理尚且困难，判断项目的风险更是力不从心。
其三，审批职能重叠造成部门利益的冲突，出于各自利益的考虑，谁也不愿放权，使得国家有关“走出去”的战略无法真正落实到位。
其四，审批的高成本也容易诱发寻租行为，造成企业走门路、跑关系，甚至可能滋生腐败。
(三)实施“走出去”战略，要求对现行审批制度进行改革
虽然我国在整体上还没有达到全面放开境外投资的阶段，但经过10余年的发展，确实有一部分企业已具备了一定的所有权优势，有能力到境外投资。它们拥有较强的产品研发能力和自主知识产权，在国内已形成了一定的生产规模，占据了相当的市场份额，同时也通过出口贸易对国际市场的情况有了深入的了解。它们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和比较科学的投资决策体制，已成为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另一方面，这些企业也有到境外投资的动力。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深化和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国内企业面临着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压力。许多企业已经意识到，只有努力巩固、拓展国际市场，才能维持生存，而境外投资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之一。其一，境外投资有助于绕过贸易壁垒;其二，境外投资有助于准确、及时地掌握市场需求信息;其三，对于许多消费类产品来说，只有到当地建立售后服务体系才可能打开出口市场;其四，境外投资有助于引进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正是基于上述现实，国家提出了“走出去”战略。将“引进来”和“走出去”紧密结合起来，有助于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增强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后劲。“走出去”战略与“市场多元化”战略、“以质取胜”战略、“科技兴贸”战略和“大经贸”战略都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它所拥有的跨国公司的实力所决定的。因此，除了弥补我国国内资源和市场的不足，促进我国技术、设备和产品的出口，学习国外先进的管理和技术之外，“走出去”战略还提出了培育我国自己的跨国公司的目标，这就使境外投资的意义上升到了新的高度。
综上所述，现阶段我国既具备了“走出去”的可能性，也明确了“走出去”的必要性。然而，现行境外投资审批制度所依据的主要还是1991年颁布的政策文件，对大项目(中方投资额在100万美元以上)的严格审批直接导致了企业平均投资规模偏小，再加上利润汇回的要求，显然不利于境外企业的成长和我们自己的跨国公司的形成。1999年通知放松了对带料加工类境外投资项目的审批，从局部打开了一个缺口，但企业境外投资的动机绝不仅限于带料加工。同时，17号文也未能解决审批制度的种种弊端，企业的境外投资仍然受到比较大的限制。因此，为了配合“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有必要对现行境外投资审批制度进行改革。
四、改革行政审批制度的具体建议
建议尽快出台新的法规以对现行审批制度进行调整。一方面，要提高审批效率，并有条件地放宽对境外投资的管制，为国内优势企业的境外投资创造便利的条件;另一方面，也要加强对境外投资的宏观管理。
(一)精简审批内容，减少审批环节
保留审批中有关投资主体资质的内容，去掉有关项目商业风险的内容。投资的商业风险应由中介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机构、银行、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去评估。可研报告、合同和章程不再列入审批范围。
新法规的制定工作可由多个部门共同参与，但须明确各部门的审批职能和分工，避免交叉重叠。可以考虑由一个部门、或是国务院下设的一个联席会议牵头，会同相关部门进行“并联审批”(即各部门的审批同时进行，而不再有先后次序。)，以协调各部门意见并缩短审批时间。
在各部门内部也应精简审批层次，减少文件转圈现象。?
(二)适度扩大中央和地方政府部门的审批权限
整体提高中央政府部门的审批门槛以赋予地方政府部门更大的审批权限。地方政府的审批权限扩大后仍须保持与中央政府一致的审批标准。
中央政府部门的审批权限也可以进一步扩大，须报国务院审批的项目不一定再以投资额划线，只有那些涉及国家安全或属国家限制投资的重大项目由国务院负责终审。
(三)赋予优势大型企业一定的投资自主权
可按照资产质量、资信等级、法人治理结构、境外投资绩效等标准，在国家确定的试点企业集团和条件较好的大型企业中选择一批优势企业，作为培育我国跨国公司的重点对象，对其境外投资活动赋予预先申报规划、自主决策投资、事后上报备案的权利。
优势企业名单应定期复审，动态调整。编制优势企业名单的目的和实际效果是境外投资政策向大企业倾斜，在不违反市场规则的条件下，促进资源向大企业集中。
(四)加强对投资项目的事后监督
建立具备实效的事后监督机制，以确保企业在审批阶段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同时，投资绩效也是对优势企业名单进行动态调整的重要依据。
在境外设立的企业受当地法律法规约束和当地监管部门监督，我国对境外投资项目的事后监督主要以境内投资主体为对象。
强化财务会计制度和审计监督，充分发挥市场中介机构对企业的监督作用。审批部门可以要求企业定期报送由独立的财务公司、审计公司出具的报表，并结合国家审计机关的报告，对境外投资项目的进展情况进行监督。
在发现问题时，可以对企业提出质询并限期答复。
(五)增加审批制度的透明度
审批的内容、条件、程序和时限，只要不涉及国家机密，应当一律公开，使政府的审批处于企业和社会的监督之下。对于不按规定进行审批、甚至越权审批、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要追究审批部门主管领导和直接责任人的行政、法律责任。?
(六)加强对企业投资方向的宏观引导?
制定并颁布境外投资的国别指导目录，禁止企业到高风险国家或地区进行投资。应通过境外投资审批，坚决制止国外重复建设、恶性竞争的情况。
(七)继续加强境外投资的总量控制
制定并颁布我国境外投资发展战略和中长期规划，一方面确定年度境外投资的总规模，以便在审批时控制资本(外汇)流出总量，另一方面通过审批控制外债总规模，保持外债合理的期限结构、币种结构和债务人结构。?
(八)加强对企业的信息服务
境外媒体的经济发展 篇3
境外主要媒体对广州亚运报道概况
报道总体情况分析。通过广州大学图书馆“媒体看广州”检索系统, 共收集从2009年1月至2009年11月间亚洲地区媒体有关广州亚运会的新闻报道共453篇, 其中香港媒体报道262篇, 澳门媒体报道143篇, 台湾媒体报道31篇, 亚洲其他国家媒体报道17篇。我们可以发现, 广州亚运会在香港、澳门地区的媒体关注度相对较高, 在台湾媒体的报道中所占比重较低, 在亚洲其他国家媒体中关注度更低。当然, 不同区域的媒体也呈现不同的特点, 在以上境外媒体中, 香港媒体、澳门媒体、台湾媒体关注的热度和宽度要远远高于国外媒体。从内容维度上考察, 我们发现, 媒体关注角度也越来越全面, 视角更加开阔、更加立体化。经过统计, 可以把境外媒体对于亚运会的关注内容概括为以下五类:一是亚运会的筹备情况, 例如港马术场地、亚运标志、歌曲、吉祥物、火炬传递、开闭幕式、赛项设置;二是亚运系列推介营销活动, 例如“亚运天使”、首次纪念邮票的发行、“亚洲之路”、“阔阔真公主”、“亚运空姐”等;三是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亚运商业运营活动, 例如亚运赞助商、转播商、知识产权;四是广州市民的亚运参与态度, 例如亚运志愿者、亚运校园行、市民欢迎活动;五是广州城市环境问题, 例如交通、空气问题。
境外媒体参与亚运报道的表现。境外媒体的亚运报道总体导向相对比较平和, 关注视角相对单一, 内容没有太多原创性报道。相对于境内媒体的专题性报道, 境外媒体的报道分量明显不足, 特别是港澳台之外的国家和地区的报道更显失色。其中, 一个显著的问题是亚洲范围内的各国家媒体关注度极低。在我们此次所搜索到的相关国际新闻报道中, 港澳台以外的亚洲媒体共有新闻报道17篇, 仅占所采集报道总数 (453篇) 的3.76%, 17篇报道主要来自马来西亚的《中国报》、《星洲日报》, 新加坡的《联合早报》, 巴基斯坦Daily The Pak Banker, 韩国的联合通讯社等。可见, 广州亚运会在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媒体上受关注度是比较低的。
另据统计, 在17篇新闻报道中主要聚焦于亚运标语、民众参与、赞助商、赛项设置、吉祥物、亚运志愿者等几个问题上。关注视角的局限性显而易见, 并且报道导向时有偏颇。例如在新加坡《联合早报》2009年6月14日的报道《以平常心量力而为广州低调办亚运》中对于民众参与态度做了主观评价性极强的描述:“每日这里有无数人经过, 但会真正停下来思考一年后的这场体育盛事、认为这与自己休戚相关的, 也许少之又少。”
报道导向特点及存在问题
报道总体数量相对较少, 重要事件受关注度低。上文中已经做了简要分析, 境外媒体近一年来有关广州亚运会的报道总量与亚运会作为亚洲区域内最大的综合赛事的地位明显是不相称的。同时, 与境外媒体对上海世博会的报道情况相比, 广州亚运更是受到冷落。
另外, 境外媒体对亚运承办过程中的一些重要事件的报道关注度偏低。例如, 对广州亚运会“倒计时一周年”与“南航亚运空姐”这两个事件的报道情况进行对比, 在我们搜集的境外亚洲媒体中, 前者的报道只有18篇, 后者的报道有10篇, 而在这当中, 除港澳台以外的亚洲媒体对“倒计时一周年”如此重大的活动并没有一篇报道, 相反对“南航亚运空姐”事件的报道反而表现出兴趣。本来“倒计时一周年”应该是亚运承办工作掀起新高潮的一个重要分水岭, 但境外媒体尤其是亚洲其他国家媒体对此的冷却报道, 充分表明亚洲地区媒体在广州亚运重大活动的正面宣传方面仍存在一定的消极态度。我们分析发现, 在境外媒体报道中, 广州亚运的官方重要事件得到的媒体关注度不高, 往往被埋没于众多亚运企业营销策划报道中。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亚运宣传推介在某种程度上的乏力。
亚洲各国媒体报道乏力, 亚洲盛会的氛围传播不强。在上文中, 我们已经分析了亚洲各国媒体对于广州亚运会报道的基本情况, 过去近一年中, 仅有少数几个亚洲国家媒体直接参与或转载广州亚运的相关新闻报道, 相对于亚洲国家媒体大家庭的众多成员而言, 亚洲其他各国或地区的媒体对于广州亚运的关注与反应显得相对冷淡。
作为亚洲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体育赛事, 广州亚运会的媒体公关应该重点关注亚洲区域媒体。广州亚运会是整个亚洲的一次体育盛事, 也是亚洲人民充分享受体育快乐、分享广州岭南文化的一次良机, 亚洲各国的媒体应该勇于承担为亚洲人民提供亚运资讯、传承亚运精神的责任。
报道中牵涉的负面信息点较为分散, 时有炒作式报道。在所收集的境外媒体的亚运报道中, 时有各种负面报道出现, 并且在报道中充斥着一种娱乐化炒作的情绪。相比以往一些大型国际赛事, 广州亚运准备过程中被媒体报道的负面信息点相对较多、较为分散, 首先是对在金融危机背景之下一种对举办亚运会财力怀疑的态度, 随着亚运会赞助创下历史新高, 这种态度才在媒体上渐渐消失。而随后, 广州市容市貌、交通问题、水及空气质量问题、民间市民的亚运态度、港马术比赛场地租借问题, 甚至街头标语等都成为境外媒体的关注点。例如, 在香港《太阳报》2009年8月11日的一篇题为《亚运空姐选秀要验胸?》的报道中, 记者据“近日网上传出沈阳选区要验胸的传言。有网民近日上载选拔时的照片显示, 女工作人员手贴参赛者胸脯, 恍如检查胸部, 引起网民热议”的网络言论作由头引出报道, 把南航的“亚运空姐”活动随意炒作, 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
应对境外媒体报道及舆情形势的对策
提高亮点意识, 借势“全媒体”打造亚运新风采。新闻报道讲究亮点, 一个亮点的精心打造就可以占领新闻舆论的制高点, 掌握社会舆论的主动权。为何境外媒体的报道难以看到广州亚运的亮点报道, 这一点应该引起我们反思。对此, 著名媒体《体坛周报》在最近的一篇评论中就指出:“尽管此前也有不少分散性的全国性推广活动, 但是亚运的整体宣传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具有特色的亮点, 一名资深的广州媒体记者就表示‘亚运除了宣传不够之外, 更重要的是概念局限, 没有让人眼前一亮的卖点, 即便有一些宣传, 但是过了就过了, 不会给人留下过目难忘的印象。’”所以我们认为, 在下一阶段的亚运新闻宣传工作中, 重点应转向整体形象和亮点的打造, 突出“中国亚运”“广东亚运”的主题。争取在境外媒体上推出有影响力的大策划、大报道, 让中华文明、岭南文化、广州风采的形象在国际上得以彰显。
广州亚运对境外的传播还应充分利用当前“全媒体”传播理念的兴起和技术成熟的优势。首先是网络媒体在亚运宣传推介之中, 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广东是全国网民最多的省份之一, 手机媒体、移动电视、网络媒体在现在越来越受到年轻人的追捧, 充分利用这些媒体平台, 可掌握更多主导社会舆论的主动权。在这方面能否跟国际著名的Facebook、Twitter等大型网站合作, 开辟包括视频、微博之类的多种境外宣传渠道。同时, 要充分发挥手机网络传播的优势, 发动全民参与, 让亚运会走近每一个广州市民。
提升亚洲意识, 推动“激情盛会, 和谐亚洲”主题宣传。亚运对外宣传应该提升亚洲意识, 强化对亚洲盛会的形象宣传, 推动广州亚运在亚洲各国的逐步升温。亚运会的主题宣传, 是增强亚洲区域认同、提升广州在亚洲知名度的一条有效途径。但主题的宣传应该立体化, 纯粹的呼吁是无力的。让亚运的主题“激情盛会, 和谐亚洲”蕴涵于各种亚运推介活动之中, 让它真正成为广州亚运会的内在品质, 这样才会使“激情盛会, 和谐亚洲”这一主题深刻地影响、塑造亚洲人心中的广州形象。
此外, 亚洲是华侨最集中的地方。举办亚运会, 我们还要发挥广东作为侨乡的优势, 广泛发动侨胞参与亚运工作, 通过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华侨同胞, 推进亚运的宣传推广。
提高舆情意识, “借力打力”应对负面报道。目前, 境外媒体特别是亚洲各国的媒体对广州亚运的报道较为关注的是筹备工作的负面问题。从当前的准备过程到亚运正式开始后, 广州亚运会的筹办建设工作、开闭幕式创新、城市环境、金融危机冲击、国内体育丑闻及涉台、涉藏、涉疆等政治话题, 将陆续成为境外媒体炒作的焦点, 导致一些不可预知的舆情事件的发生。为此, 亚组委相关部门要提高舆情处置意识, 对亚运筹建涉及的重要举措在实施之前应做好舆情评估工作, 使得措施的出台避免产生负面的批评;要加强境外舆情的研判和议程设置, 打好对外宣传和舆论引导的主动仗;在对待负面报道中, 要提高处理水平, 善于“借力打力”, 比如可利用亚运筹办过程的一些扰民问题的负面报道, 反映广州媒体的活跃及对民众意见的重视, 使负面报道转化为正面宣传的另一途径。
网络是各种不良信息传播的主要渠道。亚运宣传工作要把网络宣传和舆情应对放在重要位置。要适当控制和引导网络言论, 主动在网络上出击, 多发布积极信息, 主动设置议题, 占领媒体舆论的制高点, 适当转移网民的关注点, 把其注意力牵引到亚运赛事上来, 掌握宣传的主动权, 掌握亚运的话语权, 营造良好、积极的舆论环境。
提高舆情意识还要善于做好本地媒体新闻报道的管理和引导工作。从目前的报道资料看, 境外媒体的报道大部分来源于本地媒体的新闻稿件和线索, 广州是媒体传播业比较发达且竞争相对激烈的地区, 本地媒体对广州承办亚运过程问题的过分渲染, 将给境外媒体提供更多炒作的机会。这一点应引起省市有关部门一致的重视。正如清华大学学者董关鹏所说:“全天下的记者总是处于超级饥饿的状态。”因此, 作为亚运官方, 在面对媒体记者时, 只有给他们足够的“粮食”, 他们才不至于到处挖料, 不至于给对外宣传增添不必要的麻烦。
提高政治意识, 推进亚运筹办过程的民主管理。亚运会是体育盛事, 我们不必把亚运政治化, 但也不能忽视其中的政治因素。广东人尤其是广州人历来不善谈政治, 但在亚运的准备过程中特别在对外宣传工作方面, 还是应有足够的政治意识。广州亚运筹备以来在环境建设中为何惹出那么多话题、引起那么多关注, 我们认为这是跟一些部门和官员的政治意识不足有关, 尤其是在决策过程的民主法制意识上仍存在一定的差距。
提高政治意识应该从政府官员做起, 作为政府公务人员, 应该树立高度的政治责任感, 对于亚运筹办过程中的各类问题, 真正树立“民本意识”, 善于倾听群众意见, 以自己的出色管理换来负面问题的逐步减少, 以优质的服务取得民众对亚运准备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给予理解和配合。同时, 要善于发动市民参与亚运活动及城市公共管理工作, 促进城市治理的民主化水平的提升。这也是政府官员提高政治意识、服务亚运对外宣传的主要表现之一。
提高服务意识, 把握尺度做好媒体公关。善于做好服务工作是广东的一大优势, 举办亚运要充分发扬我们这一传统优势, 并借鉴北京奥运和多哈亚运的做法, 将各项服务工作做得更出色。在应对境外媒体中, 我们首先抱着与各个媒体友好合作的态度, 全力为其提供最优质服务, 使境外媒体记者在采访服务的体验中感受到本届亚运的优越之处, 使其对亚运的报道更趋客观、友好。据媒体报道, 亚运媒体村将为新闻记者提供优越的住宿等硬件条件。我们认为只是硬件服务还远远不够, 对于媒体记者来说, 更重要的是软件服务, 即采访安排的妥善合理、采访机会的自由畅通等, 这些对媒体服务将是更大的挑战。因此, 如何在国家法律与政策允许范围之内把握宣传尺度, 以最大宽容度、自由度保证媒体享有最好的软件服务, 应成为亚运会媒体公关服务工作的重要任务。
做好对外宣传工作既是办好广州亚运, 展现广州良好形象的需要, 更是国家政治、外交的要求。中央外宣办主任王晨在2010年全国外宣工作会议上强调, 今年全国外宣工作的重点就包括“精心组织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等重大国际活动的对外新闻报道工作”。因此, 亚组委媒体运营部门应该树立强烈的政治责任感, 切实提高媒体公关水平, 全力做好对外宣传及媒体服务工作, 使亚运外宣取得最佳效果。
参考文献
[1].《广州亚运逐渐迎来宣传高潮唯缺一张独特的“王牌”》, 《体坛周报》, 2010年1月20日。
境外媒体的经济发展 篇4
司诉 讼
理由
是什么？
境外中资企业机构和人员安全管理规定
商务部 外交部 公安部等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境外中资企业机构和人员安全保护工作，保障“走出去”战略的顺利实施，制订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境外中资企业机构和人员”，是指对外投资合作企业在境外设立的企业、机构和派出的人员。
第三条 各地商务主管部门会同外事、发展改革、公安、安全监管部门负责本地区对外投资合作企业的安全管理。各地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指导本地区国有对外投资合作企业的安全管理。各地工商联协助政府有关部门指导本地区对外投资合作民营企业的安全管理。各驻外使领馆负责对驻在国中资企业机构和人员的安全管理进行指导和监督。
第四条 对外承包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管理依照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章 境外安全教育和培训
第五条 对外投资合作企业要按照“谁派出，谁负责”的原则，对派出人员在出国前开展境外安全教育和应急培训，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和能力，增强安全管理综合能力。实行项目总包合同的对外投资合作企业，应对参与合作的分包单位的境外安全教育和培训工作负总责。未经安全培训的人员一律不得派出。
第六条 对外投资合作企业要制订派出人员行为守则，规范驻外人员行为方式，要求派出人员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尊重当地风俗习惯。
第七条 各地商务主管部门会同外事、发展改革、公安、国有资产管理、安全监管部门和工商联对本地区对外投资合作企业的境外安全教育培训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各驻外使领馆负责对驻在国中资企业机构定期进行安全培训监督检查。
第三章 境外安全风险防范
第八条 对外投资合作企业要制订境外安全管理制度，建立境外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机制，指导派出企业机构制订安全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
第九条 对外投资合作企业应要求其境外中资企业机构认真履行社会责任，做好环境保护、解决当地就业、积极参与公益事业等工作，为其开展对外投资合作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第十条 商务部会同外交部、发展改革委和公安部建立对外投资合作境外安全风险监测和预警机制，定期向对外投资合作企业通报境外安全信息，及时发布境外安全预警。外交部负责向驻外使领馆通报安全预警信息。
第十一条 各地商务主管部门会同外事、发展改革、公安、安全监管部门指导本地区对外投资合作企业完善境外安全管理制度并监督检查。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指导国有对外投资合作企业完善境外安全管理制度并监督检查。工商联配合有关部门指导对外投资合作民营企业完善境外安全管理制度。
第十二条 各驻外使领馆要加强对驻在国政治经济形势、民族宗教矛盾、社会治安状况、恐怖主义活动等信息的收集、评估和预警，并及时报送外交部、商务部等相关部门;与驻在国政府有关部门建立经常性沟通渠道，及时获取安全信息。
第十三条 各驻外使领馆要加强对境外中资企业机构和人员安全工作的一线指导和管理，及时传达国内的指示要求，通报相关安全信息，定期到企业和项目现场进行安全巡查。
第十四条 各驻外使领馆要指导境外中资企业商(协)会帮助会员企业制订安全风险防范措施，增强风险防范和处置能力。
第十五条 商务部根据需要会同外交部、发展改革委、公安部、国资委、安全监管总局和工商联组成境外安全巡查工作组，对境外重点项目进行安全检查和指导，排查项目安全隐患，检查相关应急预案制定和实施情况，协助解决存在的问题。各地商务主管部门也可根据需要会同外事、发展改革、公安、国有资产管理、安全监管部门和工商联开展境外安全巡查。
第四章 境外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
第十六条 境外安全突发事件是指境外发生的对境外中资企业机构和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构成威胁或造成损失的事件，包括战争、政变、恐怖袭击、绑架、治安犯罪、自然灾害、安全生产事故和公共卫生事件等。
第十七条 境外安全形势发生异常时，境外中资企业机构应及时向我驻外使领馆报告。境外安全突发事件发生后，境外中资企业机构应立即向我驻外使领馆报告，在使领馆指导下妥善处置。具体程序如下：
(一)境外中资企业机构做好事发现场处置工作，及时救助伤员，向当地警方报警。
(二)境外中资企业机构了解并准确报告突发事件详情，包括：
1.事件涉及单位或项目情况;
2.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及现场情况;
3.事件简要经过及原因的初步判断;
4.事件已经造成或可能造成的伤亡人数(包括失踪人数)，人员姓名、籍贯、国内联系单位、家属联系方式;初步估计的直接经济损失;
5.已经采取的措施;
6.其他应该报告的内容。
(三)驻外使领馆负责指导境外中资企业机构开展具体处置工作，提供必要领事保护，及时与驻在国政府主管部门交涉，要求保护境外中资企业机构和人员的安全。境外中资企业商(协)会要积极协助解决境外安全突发事件。在未建交国家和地区发生的突发事件，由代管驻外机构负责指导协调。
(四)境外安全突发事件的处置情况应及时报送对外投资合作企业注册地省级人民政府，中央企业报送国资委，抄报外交部、商务部、发展改革委、公安部和安全监管总局，必要时请国内派工作组赴前方指导协调。重大境外安全突发事件的处置由外交部会同商务部、发展改革委、公安部、国资委、安全监管总局和工商联等部门在境外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的统一领导下进行。
(五)地方商务、外事、发展改革、公安、国有资产管理和安全监管部门应按照所在地省级人民政府、商务部、外交部、发展改革委、公安部、安全监管总局和驻外使领馆的要求，协助处理境外安全突发事件;根据需要派员参加有关工作组赴境外开展工作，或协助受害人家属赴事发国家(地区)处理有关事宜;组织相关企业处理善后、索赔、安置、抚恤、撤离等后续工作。
第五章 高风险国家和地区的管理
第十八条 各地商务主管部门会同外事、发展改革、公安、国有资产管理和安全监管部门对本地区企业赴高风险国家和地区开展对外投资合作从严管理。高风险国家和地区名单由外交部会同商务部、公安部等有关部门确定，并根据情况进行调整。
第十九条 对在高风险国家和地区开展对外投资合作，商务和发展改革部门要严格进行审核，并征求驻外使领馆的意见。
第二十条 各地公安部门要对赴高风险国家和地区的人员进行提醒。
第二十一条 对外投资合作企业在高风险国家和地区开展对外投资合作前，应聘请专业安全机构进行安全风险评估。对外投资合作企业根据安全风险评估报告细化境外安保方案，最大程度降低境外安全风险。
第二十二条 对外投资合作企业在高风险国家和地区开展业务时，应建立完整的境外安全制度以确保境外经营活动的安全，包括境外安全管理规定、境外安全成本预算、境外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等。
第二十三条 在高风险国家和地区开展对外投资合作的企业，应严格遵守有关管理规定，及时到驻外使领馆报到登记，并接受驻外使领馆的指导和管理。
第二十四条 境外中资企业机构和项目驻地必须配备必要的安全保卫设施，并可根据当地安全形势雇佣当地保安或武装警察，以增强安全防护能力，提高安全防护水平。
第六章 安全责任
第二十五条 各地商务、外事、发展改革、公安、国有资产管理和安全监管部门，驻外使领馆，对外投资合作企业要建立境外安全联络员制度，指定一名境外安全负责人和一名安全信息联络员，专职负责境外安全工作。
第二十六条 各地商务、外事、发展改革、公安、国有资产管理和安全监管部门的境外安全负责人和安全信息联络员名单及联系方式分别报商务部、外交部、发展改革委、公安部、国资委和安全监管总局;驻外使领馆和中央企业的境外安全负责人和安全信息联络员名单及联系方式报外交部、商务部、国资委和安全监管总局;地方对外投资合作企业境外安全负责人和安全信息联络员名单及联系方式报地方商务主管部门。境外安全负责人和安全信息联络员应保持24小时通讯畅通。
第二十七条 对外投资合作企业应当建立健全境外安全工作责任制。对外投资合作企业负责人是境外安全的第一责任人，要切实履行职责。
第二十八条 各地商务、发展改革和安全监管部门应指导对外投资合作企业将境外安全防范和突发事件处置工作列入企业和负责人考核的内容。对于因安全教育、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置等方面存在明显疏漏而发生安全事件的企业，相关部门要依法给予处罚并追究有关领导和人员的责任;对于因主观故意而引发安全事件的企业，对直接责任人应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九条 本规定由商务部会同外交部、发展改革委、公安部、国资委、安全监管总局和全国工商联负责解释。
境外媒体的经济发展 篇5
汶川地震是国内外媒体第一次完全平等地、自由地采访报道我国境内发生的重大灾难。它是中国领导人执政信心坚挺、政府合法性牢固和公民权利意识深入的写照。
重大自然灾害报道的议程设置中, 救援是一个重要内容, 是介绍灾情之后最该关注的一个主题。汶川地震的图片报道, 让我们看到了与以往印象中完全不同的外国媒体。
在汶川大地震的时候, 美国《纽约时报》介入报道的第二天即2008年5月14日头版就是一张救援的大照片, 画面内容类似《杭州日报》摄影记者获得52届荷赛突发新闻单幅一等奖的作品《走出北川》 (图一) 。编发这样的作品体现了该报的人文关怀, 以及以人为本和尊敬人、关心人、爱护人的理念。在体现新闻实质的同时, 又恰如其分地展现了国际社会认可的人文主义精神。此后的一连十天, 这份世界一流大报的头版都是四川地震的报道, 配发的图片也都是救援性的, 贴近灾民、贴近读者、贴近事实, 自觉地履行着以正确的议程设置来“引导人”的庄严使命和社会责任。
海地地震与四川地震相隔不到两年, 国际主流媒体图片报道中的人文关怀却发生了很大变化。比如英国《卫报》, 汶川地震的时候, 他们的图片报道坚持的是间接表现地震的惨烈, 小心翼翼地坚守着人文关怀的理念。《卫报》对于两次地震的报道有明显的不同, 从2008年5月14日开始, 《卫报》对四川地震图片报道的特点是:只拍被困者局部, 遇难者只拍遗物;而从2010年5月15日起, 报道海地地震的特点是直面遇难者遗体, 不吝展示“身体恐怖”。 (1)
“身体恐怖” (body horror) 这一表述本是英国学者约翰·泰勒的一本书的标题, 其完整的书名是《身体恐怖:新闻摄影、灾难与战争》。书中研究了新闻照片里直白而露骨地表现令人感到恐怖的身体。这些身体常被表现为各种不同的具体形态, 如血腥的肢体、腐烂的尸体等, 泰勒把新闻照片里的这种表现方式, 看做是一种恐怖的形式, 称其为“身体恐怖”。
图二是《卫报》2008年5月16日的头版, 画面拍摄的是废墟上散落的课本和书包。这张特写既没有影响到新闻信息的准确传播, 又避免了对当事人及其家属构成心理伤害。这张照片的角度选择是值得敬佩的, 《卫报》编辑发表这张图片更是难能可贵, 体现出来的就是人文关怀。
不仅这一次, 3天后的2008年5月19日头版同样位置, 《卫报》跟进的图片报道依然是含蓄的、间接地表现遇难学生的内容 (图三) 。画面主体形象不是遗体, 而是死者生前的照片, 只不过这次具体到了个体, 但她代表的是众多遇难者。
2010年1月15日, 《卫报》介入海地地震报道的第二天, 同样把焦点对准了学生 (图四) , 出现在照片上的不再是遗物, 而是遗体, 尽管这是以救援的形式出现的, 但由于她太具体, 完全可以辨认, 我们认为这是对死者的不尊重, 其对死者亲属的情感以及读者的心理构成了不同程度的伤害。到这里, 对于海地地震报道, 我们可以说《卫报》的图片选择还算是节制的。
从介入海地地震报道的第三天开始, 《卫报》头版照片不但再次出现尸体照片, 而且尸体照片的呈现变得直白、恐怖。图片上不是被援救的遗体, 而是被丢弃在路旁无人收拾的成车的尸体, 一个老者蹒跚着从车旁走过, 麻木的目光扫过尸体 (图五) 。摄影者靠近尸体, 采用低角度和广角拍摄, 意在突出“身体恐怖”。
紧接着, “身体恐怖”的照片似乎越来越多, 图六是由法新社编发、拍摄于太子港某停尸处的一张照片。画面上一位幸存者踏着遇难者的尸体, 在寻找亲人的下落。这张照片被1月15日的世界各国报纸广泛采用, 加拿大《Le Soleil》、美国《EX-PRESS》等报纸甚至整版使用了这张照片, 加拿大《Le Soleil》的头版, 为了尽可能地放大恐怖效果, 连报头都做了压题处理。当日的国际主流报纸, 有的大标题干脆直接用“THE HORROR” (恐怖) 。《波士顿环球报》的一张照片几乎将“恐怖的身体”以数量的方式推向了极限 (图七) 。
更有甚者, 在2010年1月17日《科威特时报》头版上, 刊登了法新社编发的一张照片, 一名男子正从医院停尸间里一个接一个地向外面抛弃儿童尸体。由于照片采用低角度拍摄, 这个抛尸的情节被视觉化夸张了, 抛向空中的尸体极大地刺激了观者的神经, 这个视觉冲击不仅来自画面上被夸张了的抛尸瞬间, 更来自摄影者对“身体恐怖”进行的很专业的技术性强调和主观追求:降低拍摄角度, 不仅为了凸显抛尸高度, 也为了展示前景地面上横七竖八、血肉模糊的尸体。无论是抛尸者还是拍摄者, 这个时候, 死者的尊严在他们心中可能轻如鸿毛, 他们的心或许已麻木不仁。图片的文字说明上没有作者的名字, 甚至新闻要素也不齐全, 但是通讯社的大名却留在了报纸的版面上。说明, 法新社编发这种照片, 它也心虚, 它也冒险, 想追求视觉震撼效果又怕遭到社会舆论的批评。
图片报道差异的解读
视觉震撼效果固然是编辑把握的“技术标准”, 视觉冲击启动的是一种强烈的“报摊上的惊耸效应”, 表面上看是媒体竞争的权宜之计, 但是更深层次应该是观看方式上的“他者心理”效应、经济利益竞争导致媒体人道主义缺失以及意识形态对新闻客观真实的消解等几个方面的原因共同造成的。
观看方式上的“他者心理”效应。新闻价值至上论者、《美国摄影》杂志社的资深编辑认为, 灾难照片不是太多了, 而是没有达到真正震撼人心的地步;他们认为由于有了一些这样的照片, 人们反而会产生一种所谓的“同情的疲惫”。因此需要更多更充满震撼力的画面唤起人们心灵的苏醒。 (2)
约翰·泰勒指出, 英国报刊在利用新闻照片来表现死亡时, “一般而言, 较之于外国人的尸体, 英国人的尸体会受到更多的尊重或者说节制”。对于这个原则, 他还附加了一条“如果死者是白人或者死者来自西方自由民主国家, 那么, 他会被给予更多的尊重……新闻媒体在表征阿拉伯人、亚洲人和非洲人的尸体时, 是最无节制的”。 (3) 之所以如此, 主要是“他者心理”在作祟, 媒体在表现身体恐怖时, 以“我们VS他们”的心理来划分身份认同的边界, 我们是“自己人”, 他们就是异乎于我们的“他者”。
经济利益竞争导致媒体人道主义缺失。西方的摄影记者在面对灾难现场时, 也会发现自己的职业角色与公民道德发生冲突, 导致他们面临着一个两难境地。但是激烈的竞争让一些新闻从业者面临巨大压力, 而媒体面对自身生存发展和经济利益的诱惑, 往往无暇顾及人文关怀, 这也是新闻从业者职业道德缺失的重要原因。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 形成了西方记者扭曲的新闻价值观:认为自己不应该卷入参与他们所报道的新闻事件中去, 他们认为记者只不过是中立的旁观者, 不应去制止、鼓励或改变某个新闻事实。对生命权的漠视, 导致直接而露骨地表现“身体恐怖”, 直到令人发指的程度。
意识形态对新闻客观真实的消解。媒体是宣传和维护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重要工具, 虽然从表面上看媒体不受政府控制, 但它们实际上充当着使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合法化的代理人。被西方资本财团控制着的四大媒体, 即美联社、合众国际社、法新社和路透社占全球新闻发稿总量的五分之四, 其中欧洲就占了两家。如果再加上BBC、德新社、安莎社等欧洲大媒体, 欧洲与美国一样, 在世界信息传播领域拥有绝对的霸主地位。美欧等西方媒体通过信息传播, 在国际关系中维护西方的话语权和西方的人权、民主的“普世”价值观。
西方媒体极力维护西方在人权、民主上的“道义”制高点, 坚持“欧美中心论”及其价值观的“普世性”, 用他们固有的偏见且戴着有色眼镜看待落后国家。在他们眼里, 或许海地就是这样混乱。
在这次海地地震报道中, 美国CNN极大地关注了海地救援工作, 但无论是美国派出的救援队、红十字会的募捐, 还是美国民众的帮助, 在关爱、帮助的背后无不渗透着美国国家形象, 作为世界第一强国, 美国似乎在宣示着自己的慷慨和强大。在地震救援报道中, 情感、价值的渗入无可非议, 但CNN的报道更像美国政府的代言人, 过分展现了美国的善心。美国1月15日派兵前往海地, 3天后在海地的军事人员超过1.1万名, 甚至出动了航空母舰和多艘军舰, 这个人数超出了联合国部署在海地维和军人和维和警察的总数。
在1月15日至18日的CNN新闻中, 报道强调的核心一直是海地的混乱和美国的帮助, 如“海地医疗用品荒”、“海地:世界末日”、“生还者露宿街头”、“孤儿无家可归”, 等等。CNN强调海地的动荡与贫穷是否别有用心, 我们暂且不论, 但是在这样大量铺垫的效果下, 美国的系列举措似乎都是正义并且值得肯定的。
为何海地地震造成如此大灾难, CNN给出的答案是海地的贫穷, 但为何海地如此贫穷, 恐怕美国媒体应该清楚其中的历史原因, 海地风雨飘摇的经济很大程上度上是由于美国的政治渗透、军事施压和极端不平等的经济控制, 以至于美国报刊漫画家协会主席特德·拉尔撰文认为“海地地震, 美国制造”。由于CNN在灾后总结反思报道中一直强调海地的贫穷与动荡, 激发社会的同情, 成功转移了议题, 忽视了美国利用此次海地地震对于海地的潜在控制, 也强化、重构了美国友爱、慷慨的形象。
人文关怀是灾难图片报道的基础
“灾难新闻图片的恐怖、暴力的影像会通过积累方式逐渐破坏受众正面的认知结构, 在社会中形成看客心理和窥私心理, 破坏社会整体的健康心理结构。” (4) “身体恐怖”无疑是一种“视觉暴力”, 美国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评价说:“通过暴力培养起来的文化, 需要用更大的暴力剂量才能镇住。” (5)
利用“身体恐怖”的图片来警示读者, 让读者冷静思考, 并进而改变我们身边的世界, 做法无可厚非, 但是, 在拍摄过程中, 新闻摄影者的任务不仅只是拍摄, 不应该仅仅想到图片的效果, 作为一种人道主义的关怀, 摄影者更需要穿越图片的表象, 同那些灾难中的受害者、他们的亲人, 也就是被拍摄者悉心交流, 真诚地考虑到照相机的存在和拍摄是否给他们造成了一种额外的伤痛, 也就是说, 我们需要反思新闻价值和新闻伦理之间的平衡与冲突:被拍者以及他们的亲人是否被侵犯?这些图片是否会加重他们受到创伤的心灵?在灾难过后, 这些图片是否还会无情地揭开他们的伤疤、增加他们的伤痛?
面对汶川地震和海地地震图片报道出现的差异, 其实, 报道理念从未变化, 变化的是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民主进程方方面面的逐渐强大与发展, 因此, 才少有了“不怀好意”的国际媒体。
综上所述, 灾难新闻摄影中, 最能打动读者、给人鼓舞和力量, 产生良好社会传播效果的, 还是那些传递了情感、反映救援成功的照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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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万生云:《中西方灾难性事件新闻摄影报道的差异性研究》, 《国际新闻界》, 2001 (2) 。
境外媒体的经济发展 篇6
随着全球化、工业化的不断深入, 价值链分工日益细化, 我国的产业结构已经进入由“二三一”向“三二一”过渡的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发展新阶段 (如图1) 。从国际背景看, 全球经济力量的推动作用加速了生产要素和商品流动的有效配置, 强化了价值链分工体系, 很多跨国公司调整中国在其全球的战略定位并加大其在华投资规模, 不断进行在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提高技术含量, 并建立和转移地区总部来实现组织经营管理和市场控制。从国内市场看, 我国市场需求不断扩大, 通讯系统的完善与交通系统的便捷进一步推动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在中心城市的集聚, 尤其表现在汽车行业, 多数汽车品牌公司为了全面了解市场需求、降低运输成本, 通常会在当地区域范围内建立地区总部。发展中国家凭借吸引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来提升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实现产业转型升级, 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在全球价值链视角下, 我国利用承接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转移机会, 大力发展金融服务、商业会展、旅游等生产服务业, 提高制造业发展水平。
总部经济是区域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为我国城市经济转型及产业结构由制造业为主导向高端化、集约化的现代服务业为主导提供新的思路和新动向。但是, 我国总部经济的发展仍处于探索阶段, 总部经济理论和实践尚不成熟, 需要在借鉴国外总部经济的发展经验基础上, 创造性地提出适合我国总部经济发展的战略。
2 总部经济的相关文献综述
2.1 总部经济的内涵
我国学者最早研究总部经济是从管理层面切入, 在辨证吸收西方文化精华基础上提出总部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 其实质从属于区域经济范畴, 核心内容为总部的地理空间集聚及总部企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合理分工。
如表1所示, 本文分别从总部经济的形成机制、区域经济角度以及产业集群视角对总部经济进行定义, 着重讨论产业集群视角下总部经济的发展策略。
2.2 总部经济文献综述
Parks最早研究跨国公司总部区位选择影响因素并讨论美国跨国公司在欧洲跨国公司总部区位的相关情况。Yoost和Fisher认为中国香港地区和新加坡在亚洲吸引地区总部的重要因素是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税收鼓励政策[3]。波特运用产业集群理论讨论了跨国公司设立地区总部应注意的问题, 主要表现在是否集聚挑剔的客户、重要的供应商、多样化的竞争者以及完善的创新机制。在此基础上, Simon重点考察了非对称信息对跨国公司总部区位选择的影响。Mucchielli概括总结了跨国公司地区总部选址的主要因素为市场容量 (需求导向型) 、生产要素成本 (成本导向型) 、集聚效应 (战略导向型) 、相关的优惠政策 (政策导向型) [4]。全球价值链视角下, 刘志彪、张少军认为总部经济产业布局的主要因素为要素成本和交易成本。吴波基于企业-区位动态视角分析泉州企业总部与区位结构匹配对其迁移目标区位选择的影响。余典范[5]全面调查了上海总部经济的发展情况, 采用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市场需求、市场发展环境、集聚效应对总部区位选择的影响显著。刘丽辉阐述了总部经济效应能够推动城市产业结构升级。
2.3 产业集群下总部经济运行机制
总部经济从属于区域经济范畴[6], 是产业集群的极化效应的最终结果, 是区域资源优化配置后高端价值与低端价值的最优结合。基于历史、区位优势、文化等要素禀赋形成不同区域间生产要素的非均衡布局, 加速了全球产业分工和专业化, 使产业基地达到外部规模效益;同时, 利于周边区域相关产业链形成, 通过产业前向、后向及旁侧关联效应, 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由于空间地理的邻近, 总部与加工基地间的交流变得更加频繁, 区际间极化、扩散乘数效应降低了交易成本, 提高网络办事效率, 形成良性的市场发展环境, 实现核心区域的信息、技术、人才资源向欠发达区域辐射 (如图2) 。
产业集聚程度影响了产业的空间结构, 其中产业结构的空间演变主要表现在产业的梯度转移。邓宁在跨国公司区位选择的折衷理论中认为, 只有当企业同时具备了所有权优势、内部利用这种优势以及可以充分利用全球各国区位优势时, 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就会产生。产业梯度转移通常表现为集群式转移。在市场经济作用下, 产业结构越来越合理, 因此, 产业空间结构最终将表现为以第三产业为主。
从经济学角度讲, 产业集群将产生外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范围经济, 对跨国公司总部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跨国公司总部、外埠企业及本地总部企业陆续集中在一起, 以总部基地为载体, 通过极化、扩散乘数效应, 实现区域间的资源优化配置, 带动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
3 境外总部经济的发展经验
3.1 美国纽约总部经济的发展经验
美国纽约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前后面临着制造业的急剧衰退和服务业、金融等第三产业的增长, 在空间结构分布上, 制造业不断地向郊外转移、生产服务业向城市中心转移等问题。对此, 政府采取了城市工业园区战略, 强调共享的重要性, 振兴纽约的外向型服务业等第三产业部门, 改善投资环境和生活质量等一系列措施。
作为总部经济的最大集聚地, 纽约发展总部经济的优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具有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和科研教育资源。市区居民的教育文化程度较高, 1/4的市区居民拥有大学学士学位。二是拥有发展总部经济的完善运输网络设施。作为世界级天然良港, 纽约的港口货运量为美国作出了突出贡献, 占美国集装箱货运量的60%。纽约不断完善和修建高速路网、桥梁及隧道。三是金融、保险业非常发达。美国10大银行中4家银行总部设在纽约。作为世界金融中心, 世界上最大的10家安全公司中的9家、美国10家最大生命保险公司中4家的总部设在纽约, 美国10大金融服务公司中3家设在纽约。
3.2 英国伦敦总部经济的发展经验
著名的伦敦城 (占地仅1平方英里) 拥有全球资产市场份额的44%, 每年对英国的经济贡献是300亿英镑, 占英国GDP的3%。伦敦是世界上最大的保险市场。
英国伦敦发展总部经济得益于历史文化和区位的先天优势, 其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一是英国是一个工业化国家, 是世界上主要的殖民帝国, 19世纪英镑是国际货币体系的中枢。二是伦敦具有便利的交通与发达的基础设施, 以及优越的地理与时区位置。三是伦敦是英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四是伦敦金融环境良好, 靠自然模式形成的金融中心其途径为: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发展———金融制度变化———金融供给变化———金融中心形成。五是具有松而严格的法规体系以及健全的法律制度。一方面政府进行严格的监管, 防范金融风险;另一方面又提供相对国内金融要宽松得多的金融环境。六是所在国地区的政局相对稳定。
3.3 新加坡总部经济的发展经验
新加坡被称为“总部之都”, 成为东南亚的经济中心, 是从制造业向总部经济成功转型的典范。新加坡制造业基地的形成为其后续发展提供了基础, 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优化了其总部发展环境, 加速了跨国公司区域总部向该国迅速集聚;随着生产制造成本的抬高, 使得大量制造基地外迁, 为其总部基地的形成和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
新加坡发展总部经济依靠灵活的市场应对能力, 其主要优势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全球化网络中准确定位。利用其优越的地理环境和自由港优惠政策, 将自身的发展同亚洲的发展结合起来, 成为跨国公司进入亚洲市场的跳板。二是抓住产业转移的契机, 瞄准世界新兴产业。在全球化的浪潮中, 新加坡能够及时快速地关注全球走势, 顺应产业转移的趋势, 通过实施从进口替代到以出口为导向的工业化政策、高薪政策、总部的差异性优惠政策等发展总部经济。瞄准世界新兴产业 (如引进清洁能源) , 通过引进新兴产业和加强本地培育, 使产业结构不断升级。三是政府扮演了重要的角色[7]。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促进本国产业升级转移, 推出《特准国际贸易计划》, 吸引更多的跨国公司前来设立办事处, 以促进对外贸易及转口贸易的增长, 同时也为维持市场的诚实信用、市场环境对跨国公司的便利性以及新加坡元的比值稳定等提供保护。保持务实高效、清正廉洁的政府形象, 如部长一级均不准公车私用, 其反腐工作从机制入手, 形成公务员“不想贪、不敢贪、不能贪”的制度环境;实施精英政府的人才战略, 如制定高薪政策。
3.4 中国香港总部经济的发展经验
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 中国香港制造业成本不断上升, 产业结构由制造业为主转向以服务业为主;到20世纪90年代初, 过分依赖金融业和房地产业, 制造业比重下降, 产业范围越来越窄。面对亚洲金融危机, 我国香港地区政府采取的措施是改善营商环境, 提升支柱产业, 鼓励多元发展, 拓展经济领域, 提升人才素质, 稳定物价市场, 强化亚洲国际都会地位[8]。
香港中环CBD集中了香港的金融、保险、地产、商业服务等各行各业, 是香港经济的“心脏”。其发展总部经济的优势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良好的地理条件和区位优势。二是灵活的自由港制度及规范的经济运行机制, 包括自由进入及经营制度、居民待遇制度等, 不仅税率偏低, 税制简单, 资金、人员、信息及商品均可自由进出, 政府干预少。三是健全的法律制度和规范的市场主体行为。四是完善的基础设施条件。政府主要是提供良好的宜商环境, 提供高效、廉洁的城市公共服务和公平的竞争环境, 以及提供社会发展所需的土地和基础设施建设。
但是, 香港发展总部经济也暴露了一些问题, 产业的完全转移造成了产业空洞化的后果。这是我国发展总部经济进行产业布局时应该注意的问题。
3.5 四大城市总部经济形成机制探析
纽约、伦敦、新加坡、香港都经历了从制造业向总部经济转移的过程[9], 随着传统制造业的梯度转移, 四大城市在发展过程中都陆续实现了制造业调整以及产业的服务化和总部化[10], 但是, 其总部经济的模式以及主导产业各有千秋, 如表2所示。
注:笔者整理
由于各个城市的要素禀赋、比较优势以及国情不同, 四大城市发展总部经济的优势也不同, 因此, 在借鉴波特研究产业集群的钻石模型体系的基础上, 结合纽约、伦敦、新加坡、香港发展总部经济的优势提出总部经济钻石模型 (如图3) 。其中总部经济的钻石体系包括基础设施、政府因素、市场因素、人的因素以及金融因素等五大因素。
总部经济发展的行为主体是政府和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由于通讯网络、交通运输的便捷, 跨国公司为了在全球获得更大的市场规模, 选择在不同地区设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跨国公司在区位选择时主要考虑当地的市场容量、基础设施、贸易的自由程度以及商务成本、人力资源及人才战略、政府政策等因素。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在空间地理上集聚产生的外部性, 通过政府的财政补贴和鼓励政策、有形市场与无形市场结合, 使得集聚效应外部性内在化。
4 我国发展总部经济的对策建议
我国总部经济的发展处于探索阶段, 鉴于以上对发展总部经济的经验借鉴, 主要围绕总部经济的钻石体系模型图中的五大要素提出加快我国总部经济的发展对策建议。
4.1 转变政府职能, 加强发展总部经济的商务环境建设
我国发展总部经济多数实行自上而下的政府为主导的发展模式, 在市场充分发挥资源最优配置和企业总部自主选择产业空间结构布局的前提下, 政府主要提供服务功能。首先, 政府必须加快职能转变, 提高办事效率, 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行政审批程序, 降低总部企业入驻的商业成本。其次, 企业更加注重的是商务环境, 提供优良的商务环境比吸引总部入驻更加重要。政府要创建宜商宜居的环境, 制定规范金融市场、知识产权保护等一系列政策, 加大对违法行为打击力度, 鼓励和引导企业在公平的环境下竞争。最后, 政府要对自身的职能进行准确定位, 成立专门研究总部经济的组织机构, 定期分析总部企业的发展运营状况, 并及时采取应对措施。
4.2 明确发展总部经济的类型
我国发展总部经济要从我国国情出发, 根据各区域的先天要素禀赋优势、产业基础和城市的功能定位发展比较优势产业和特色产业。重点吸纳世界500强企业及具有较大国际影响力的现代服务业产业总部、高端制造业总部、战略性新兴产业总部;积极吸引具有产业优势的电子信息、光机电一体化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汽车制造、新材料等外埠大企业总部;围绕总部经济引进覆盖金融、保险、中介咨询、电子信息网络等诸多领域的专业化服务支撑体系。同时, 加强对产业的空间布局, 形成具有特色的总部经济产业集群区。
4.3 引进和培育人才, 壮大人力资源
人是发展总部经济的直接推动力, 应加强人力资源建设。首先, 建立严格的人才资源管理机制, 加大对新入职人员的笔试、面试的考核力度, 选出有能力的人才。其次, 制定配套完善的人才管理计划, 要加大对学校教育的投入, 使得学校、科研机构能够定期为核心区域输送人才, 满足跨国公司、本地企业总部以及外埠企业对人才的需求。最后, 通过建立大规模、功能齐全的培训机构, 加大基层行政人员及企业工作人员的教育和业务培训力度, 培育发展总部经济所需的高端研发、管理、咨询等人才来吸引跨国公司总部入驻。
4.4 完善交通网络及基础设施建设
无论是本地企业总部还是跨国公司总部, 在区位选择时都非常注重交通体系的建设和配套的基础设施建设。没有完善的交通网络体系和配套的基础设施, 总部经济就无从发展。交通网络体系主要包括海陆空三个方面, 完善的交通网络体系避免了企业总部与制造业基地之间的信息沟通障碍, 节约时间成本和信息成本。创建符合总部经济发展的配套设施, 确保总部企业之间能够准确、顺利地进行知识、技术交流, 充分发挥“无墙效应”。注重集聚区内空气质量以及文化等软环境建设, 定期发展以人文关怀为主题的活动, 大力宣传企业文化, 使得各地区总部能够在良性环境中互通有无, 共同进步。
4.5扩大总部经济的市场规模, 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
我国发展总部经济尚处于起步阶段, 在吸引企业总部时不能盲目地引进以金融为主的服务业, 要结合我国实际, 在制造业充分发挥的前提下才可以更好地发展现代服务业。在核心区域商务成本不断提高的情况下, 产业进行梯度转移, 总部经济产业集群区内集中大量的跨国公司总部及本土企业总部, 在优化商业环境吸引跨国公司总部的同时也要加强对本地企业总部的鼓励和引导, 培育自主创新能力;在分享集聚区内的知识、技术溢出效应的同时促进本地企业总部的快速发展, 使得本土企业成为推动城市转型升级和战略转型的主导力量, 实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愈演愈烈, 我国区域经济不协调发展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大力发展总部经济为我国经济转型及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新思路。在借鉴国外发展总部经济经验的基础上, 以产业集群视角, 通过构建基础设施、政府因素、市场因素、人的因素、金融因素等五维的总部经济钻石模型, 辨证性地提出我国发展总部经济的策略。
关键词：总部经济,产业集群,效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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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境外甘蔗产业发展探析 篇7
一、云南境外甘蔗种植发展意义
(一) 促进境外甘蔗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一是境外替代种植即罂粟替代种植, 最根本的目的就在于减少罂粟的栽培, 抑制毒品的泛滥, 为禁毒工作作出一定的贡献;二是为缅甸地区烟农弃种罂粟后的生活来源开辟了新路子, 从1996年至今果敢地区累计甘蔗产量166万吨, 支付蔗款29 647.92万元, 实现替代种植前与实施替代种植后相比年人均收入翻了一番;三是促进了缅北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公益事业同步发展, 替代种植实施企业在当地援建了道路、桥梁、房屋、饮水工程、学校、卫生所等一批基础设施, 得到缅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高度赞许。
(二) 增加糖料供给, 补充了糖源
长期以来, 中国食糖均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 作为全国第二大食糖主产区的云南近年来持续的干旱, 给全省蔗糖产业造成了重大的损失, 而境外甘蔗种植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一压力。如云南南华南伞糖业公司境外甘蔗入榨量:2006/2007榨季共入榨甘蔗20.99万吨, 占当年企业甘蔗量51%。, 而到了2010/2011榨季每天境外甘蔗入厂量都达3 000左右, 占糖厂原料甘蔗六成。2011/2012榨季, 云南全省境外甘蔗种植面积达到了27.7万亩, 甘蔗进口量达到83.2万吨。由此可见, 境外甘蔗种植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云南糖源, 缓解了糖源供给压力, 保证国家糖源安全的新途径。
(三) 促进边疆边境一线繁荣与稳定
云南省紧邻着缅甸、老挝、泰国这个世界最主要的毒品产地“金山角”国家, 其境外毒源对云南省及中国构成了日益严重的危险。境外毒品替代种植, 和睦边疆, 巩固边防有着重要意义。缅北、老北地区是云南省建设通往东南亚、南亚国际大通道的枢纽和咽喉地带, 云南与这三个国家有着唇亡齿寒的关系, 因而要建立起友好互助、共同进退、共同繁荣从而达到双赢政策。多年来, 云南省按照国家的总体部署, 积极发展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 拓展对外交流渠道, 同周边各国建立了密切的、相互信赖的合作关系。
二、云南境外甘蔗种植的优势分析
(一) 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
云南地处中国西南边陲, 处在中国、东南亚、南亚的结合部, 与东南亚地区的缅甸、老挝、越南三个国家接壤, 边境线长达4 061公里, 其中中缅边界云南段长1 997公里, 中老边界长710公里, 中越边界云南段长1 354公里。拥有国家一类口岸13个、二类口岸7个, 省级口岸10个, 89条通道, 随着公路、铁路、航空和水运网络的日趋完善, 云南已经初步形成了通往东南亚、南亚国家的三条国际大通道。而云南与东南亚、南亚国家在文化等方面具有诸多共同点和关联性, 使得云南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交往认同感更强、更为方便、为境外地甘蔗种植产业发展更为顺利。
(二) 优越的自然条件
甘蔗是喜温作物, 要求的年平均温度为18℃~30℃, 其生长需要较强的阳光, 日照时间越长, 产量和糖分就越高, 最适光照时数为平均每天8小时以上。而泰国、老挝、越南、缅甸、柬埔寨等国家土地资源丰富、肥沃, 气候适宜, 光、热、水资源充足, 正是适合甘蔗的生长所需环境。同时东南亚的干湿两季周期性变化的季风带形成了当地特有的雨林性气候, 能够有效地调节着当地生物的多样性:夏季西南季风从海上带来大量湿热性水分形成充沛降雨时形成湿季, 东季北方干冷季风带影响时形成了旱季东南亚地区长日照、低纬度、高湿度的气候, 极易于甘蔗的生长繁衍。
(三) 农业生产技术优势明显
老挝、缅甸、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农业科技水平较低, 基础设施脆弱, 农业生产方式落后, 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不健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 云南蔗糖产业已经形成了省、州、县、乡四级上下相通、左右相连的甘蔗技术推广机构, 建立了由产业技术研发中心、综合试验站和区域推广站三个层级构成的现代甘蔗产业技术体系。相对东南亚、南亚很多国家, 云南具有甘蔗生产技术的明显优势, 特别是在农业资源的广深度开发、品种选育及高产速生栽培技术、产品加工等方面有较大优势。近年来, 云南甘蔗科技人员已经走出去到东南亚国家进行技术推广和指导, 有效促进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生产技术的进步与发展。
(四) 合作机制初步形成
近年来, 东南亚、南亚签订了一系列相关协议:1992年亚洲开发银行倡导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计划;2010年10月30日云南德宏州芒市举行的“K2K合作论坛”等合作为南亚、东南亚国家开展农业合作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为进一步完善国家对外开放格局, 积极配合国家印度洋战略的实施, 国家实施了桥头堡战略, 对推进云南农业对外开放与合作带来了重大的发展机遇。目前, 云南省、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越南这六个国家的相关农业科研机构签署 (或续签) 了合作协议, 并加强各国农业教育和技术人才方面的培训。
三、云南境外甘蔗种植遇到的问题
(一) 缅甸政局不稳, 影响境外甘蔗种植
缅甸特殊的地理位置在经济上和战略上十分重要, 是中国经济加速“走出去”的重要方向和通道, 这一战略通道的安全稳定因缅甸政局动荡不定, 严重危及中国在缅投资项目与人员安全, 影响企业对境外甘蔗产业投资的积极性。同时, 必然影响境外甘蔗产业相关项目的实施。此外, 由于缅甸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多方国际势力都试图插手缅甸的政局, 而跨境替代种植政治性极强, 云南作为一个地方省, 仅靠自身的力量无法协调种种复杂的关系, 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替代甘蔗产业的发展。
(二) 政策支持体系尚未形成, 促进机制还不完善
一是境外甘蔗中信贷门槛高, 优惠少, 贷款困难, 多数企业都不可能得到中央财政资金的扶持;二是现时企业防范风险的能力弱, 甘蔗保险、出口信用保险等制度尚有待健全;三是由于缅、老两国的金融服务体系不健全, 汇出投资困难, 而携带现汇出境进行境外投资极不安全;四是首先只有国家层面的项目物资才能享受免税, 其次尽管境外种植在中国享受税收、通关等优惠政策, 但在当地却不有享受国民待遇;五是针对外向型农业企业的对外投资、市场开拓、监测预警、技术推广等方面的服务机制也尚未形成。
(三) 口岸检疫设施及其体制的不完善
首先, 目前中缅、中老陆路对开口岸较少的情况下, 人员、物资、产品返销和车辆出入境比较频繁, 但目前口岸的各种出入境手续比较复杂, 加之查验设备简陋, 手工查验, 持护照人员只能从同一口岸进出, 导致通关速度慢, 成本高;其次, 云南的国家级和省级口岸, 通道、便道基础设施较差, 动植物口岸检疫的检测设施不完善, 难以达到国家对进出口动植物产品的相关要求, 导致一些生产资料和返销产品难以通过, 口岸设施建设滞后严重影响我省农产品的通关。
(四) 交通运输落后, 信息物流建设亟待加强
云南集边疆、民族、山区、贫困于一体, 交通运输发展不充分、不协调、不平衡、不持续, 基础设施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 水路建设和枢纽站场建设落后, 云南铁路网密度全国倒数第二, 货物主要依靠公路运输, 相邻国家的基础设施更加落后, 交通运输渠道不畅, 成为云南省蔗糖产业扩大对东南亚、南亚开放合作的瓶颈。与此同时, 物流企业功能单一、集成化程度低, 农产品物流比重小且十分滞后。另外, 外经贸信息服务存在信息资源分散、信息服务机制不够完善、没有权威的信息发布等问题。
四、加快云南境外甘蔗产业发展的对策措施
(一) 营造良好的境外替代种植的国际环境
境外金三角毒源地经济发展落后, 政治格局四分五裂, 动荡不安, 以及当地各武装组织与毒品形成了“以毒养军、以军护毒”的相互依存关系。在这样的情况下, 必须借助国际合作来推动和促进其开展禁毒工作, 要遵循和平共处、平等互利的国际关系准则, 采取政府支持倡导、企业出面经营、双方平等协商的办法, 积极推进境外邻国毒源地区替代种植、替代产业的发展。确保与周边国家关系发展良好, 经贸合作进一步加强, 促进替代种植业项目的实施和发展。
(二) 培育壮大外向型蔗糖农业龙头企业
鼓励和支持有实力、有品牌、有技术的农产品加工企业开展跨省、跨国经营, 引进国内外知名企业开发替代种植甘蔗的新品种, 建立先进的甘蔗加工园区, 提高境外甘蔗企业利用外资水平。加强“企农、银农、科农”的对接, 探索“公司+基地+农户”等产供销一条龙、贸工农一体化的现代农业经营组织模式。以昆明及周边州市和省内边境州市为重点地区, 引导龙头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和外贸型企业参与先进特色的境外甘蔗产业发展。
(三) 制定优惠政策, 推进蔗糖产业对外开放
国家政府应当加大对制糖企业境外投资, 从资金、技术、市场、关税等方面提供优惠条件, 加大合作开发的政策支持力度, 研究出台更有力的扶持措施。一是酌情扩大从东南亚、南亚国家进口农产品配额, 并在国家对东盟国家进行的农业援助项目中, 增加云南的项目;二是放宽制糖企业走出去资本出境的限制额度;三是给予走出去投资项下农资和产品进出口减免关税和增值税的政策;四是对走出去投资项下人员出入境便利, 简化手续、及时办理, 并给予办理意外身故保险支持。
(四) 构筑便捷物流信息平台, 提高贸易便利化
一是构建农产品进出口多元物流体系, 加快物流体系建设, 形成基础设施完善、物流管理规范、通关出口便捷的农产品区域物流中心;二是进一步完善检贸、关贸、汇贸、税贸、财贸、农贸、科贸、工贸、银贸等合作机制;三是加快口岸电子化建设, 强化进出口农产品联网监管, 推广通关便利化措施, 提高通关效率;四是创新通关模式, 完善“属地报关、口岸验放”和“区域通关一体化”等现代通关物流模式以及预约报检检验等有关制度, 加快农产品通关速度。
(五) 加强蔗糖项目的交流合作, 创新甘蔗产业技术
“大湄公河次区域跨境农业科技合作”国际科技合作专项, 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CMS成员国农业科技的发展。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甘蔗研究所 (YSRI) 与泰国孔敬府大田作物研究中心 (KKFCRC) 自2008年起至今双方开展了次合作交流, 双方就甘蔗种质资源创新利用、甘蔗品种选育、甘蔗栽培技术、甘蔗病虫害防治技术及甘蔗机械化等方面开展了技术交流。云南境外甘蔗企业通过引进各国先进甘蔗产业技术和管理经验, 创新甘蔗产业技术, 加快甘蔗产业科学技术进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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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吴媛瑾.中国甘蔗制糖产业运行状况分析及建议[EB/OL].和讯网, 2010-11-03.
境外媒体的经济发展 篇8
关键词：境外园区,黑龙江省,俄罗斯
黑龙江省是中国对俄经贸发展的关键地区, 其具有其他省份无法与之匹敌的区位、人文等先天条件。黑龙江省在与俄罗斯进行经贸合作方面也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目前, 黑龙江省在引领中俄经贸方面有很大的发展潜力。黑龙江省作为中国对俄罗斯经贸合作的主战场、“桥头堡”和“枢纽站”, 如何进一步发挥其优势, 引领中俄经贸合作实现跨越式发展, 到2020年实现“全国对俄罗斯进出口总额达到700亿美元、对俄罗斯投资年均增长20%以上”的既定目标是摆在黑龙江省对俄经贸发展的重要课题。而境外园区又是黑龙江省对俄直接投资的一种具体方式, 是黑龙江省开展对俄经贸合作的具体途径。
一、黑龙江省开展对俄境外园区的原因
境外园区的建立有助于中国与俄罗斯在经贸合作中改善贸易结构并且转变黑龙江省对俄罗斯贸易的发展方式, 优化贸易结构。很多有实力的企业看到境外园区的发展前景, 会加大对俄罗斯的投资, 实现了政府鼓励企业走出去的目的。境外园区的建立使信息渠道畅通, 有助于企业不断了解俄罗斯的市场、项目、消费情况和俄罗斯消费者不断变化的消费需求。境外园区的建立有助于增强出口产品的竞争性与适应性, 也有利于我国的本土企业在俄罗斯建立信誉度。
二、黑龙江省对俄境外园区的现状
中俄相互信任, 构建对俄境外园区前景广阔。境外园区是黑龙江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并在境外成功运作的一种新模式。围绕扩大对俄沿边开放开发带建设, 黑龙江省加快对俄罗斯区域经济合作步伐, 率先实施境内外中俄合作园区推进战略, 在实践中建立了不同的园区合作模式。黑龙江省境外园区开工和谋划推动的重点项目包括:加快推进米哈远东工业园区建设、加快推进跃进中俄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建设、启动境外中俄木材工贸合作区建设、推动建立“中俄—伊曼阔叶材加工园区”和“中俄—共青城针叶材加工园区”。从2003年起, 黑龙江省一些对俄经贸合作的龙头企业开始在俄远东地区辟建境外园区。目前, 黑龙江省已经开工建设了15个境外园区, 主要分为综合、林业、农业三大类。其中, 乌苏里斯克经贸区为国家级境外园区, 剩下的14家为省级境外园区。省级园区中有7家境外加工园区、1家建材园区、5家木材加工园区、1家农业园区。迄今为止, 黑龙江省对俄罗斯推动的境外园区的总规划面积达到3526万平方米, 规划总投资为41.8亿美元, 累计完成投资11.4亿美元。从目前的建设情况来看, 有些境外园区已经进入良性循环的发展轨道, 但也有一些在建设期间产生了突出的问题和困难。例如, 合作区规划存在盲目性和重复建设现象, 合作区功能定位比较模糊, 产业选择过杂过乱, 合作区难以融入当地经济与社会当中等等, 导致省对俄境外园区的功能发挥还十分有限。
三、黑龙江省开展对俄境外园区的优势与制约因素分析
(一) 优势因素
黑龙江省地处东北亚腹地, 政策环境优良。其历来就是中国与俄罗斯进行经贸合作最重要的、与俄罗斯共有边境线最长、开放口岸也最多的省份。黑龙江省对于加强合作有着良好的机遇、条件和强大的发展空间。黑龙江省具有开放独具、科技实力雄厚、综合优势突出的优势。其与俄罗斯的经贸合作历史悠久。而且, 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和黑龙江省接邻并且两地的陆路交通非常发达对俄罗斯的合作领域不断扩宽。黑龙江省与俄罗斯的自然资源都较丰富并且经济结构互补性强, 包括自然资源互补、产业结构互补和人力资源互补等等。都有助于黑龙江省开展对俄境外园区。而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 两国在建设方面的联系也越发的密切。在2001年7月, 中俄两国元首签署的《中俄睦邻友好条约》, 使中俄“世代友好、永不为敌”的和平思想正式确立。这种关系的确立, 为两国在21世纪长期稳定发展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在2005年7月, 两国元首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21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 使两国关系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2012年6月,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人民大会堂共同签署联合声明, 进一步深化平等信任的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自此, 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为黑龙江开展对俄境外园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 制约因素
1. 中俄毗邻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滞后。
黑龙江省与俄接壤地区属边疆偏远地区, 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受传统经济体制和历史因素的制约, 黑龙江省逐渐形成了以资源为导向型的结构。黑龙江省对俄出口企业相对分散、规模较小、资金不足、信誉等级较低、经营能力有限、融资能力不强, 市场竞争力一般。传统的工程承包等合作项目相对较少, 合作项目仅限于农作物种植、木材加工、森林开采、小型餐饮服务行业等。人才合作和科技合作潜力还没能得以充分发挥, 其难以组织对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这些都可能导致俄罗斯不愿意与黑龙江省合作, 延缓境外园区构建的进程。
2. 对俄经贸合作市场延伸不够。
黑龙江省商务厅对俄合作处处长王守君介绍, 黑龙江省对俄经贸合作主要集中在远东及外贝加尔地区, 没有渗透到俄罗斯腹地。2011年黑龙江省对俄远东地区出口占全省对俄出口60%左右, 出口莫斯科占20%, 其他地区比重较小。
3. 对俄投资主体竞争力差。
目前, 在黑龙江省向俄罗斯投资的企业大部分是中小民营企业, 龙头企业少。黑龙江省也还没有形成具有跨国生产经营能力的合作主题。另外, 还有商品的进出口结构不合理、质量不高等等。
4. 对俄经贸投资类人才短缺。
随着中俄经贸合作的进一步加强, 仅仅具备俄语或单一的知识型人才已不足以满足其发展的要求。因为不懂俄语, 无法与俄罗斯人沟通, 从而也就无法准确地了解、掌握俄罗斯人的需求。这将导致双方洽谈贸易的失败;不懂相关知识, 可能会使某些贸易领域的合作不能够顺利展开。当前, 这种对俄经贸投资类人才的短缺, 可能会对黑龙江省对俄境外园区的构建产生不利影响。
四、加快黑龙江省开展对俄境外园区的方法与策略
黑龙江省应抓住中俄经贸合作大发展的有利时机, 从实际出发, 以转型升级为主线, 全面推进境外园区建设。黑龙江省要牢牢把握这个机会, 用尽全力推动对俄境外园区的构建。政府应努力在黑龙江省实施以下措施:第一, 成立支持对俄“境外园区”建设领导小组。加强政策支持与业务咨询指导, 帮助园区企业解决实际问题。第二, 加大对龙头企业的扶持, 使之发挥示范拉动作用。第三, 开通便捷通关。例如:对“境外园区”的承办工程、劳务合作、设计咨询、资源开发等业务, 所需的出境施工器械 (含配件) 和人员自用的办公生活物资等免于检验检疫, 对项目完工后属从国内运出返回的物资 (不含食品) 免于检验。第四, 支持重点产业。第五, 建立服务平台, 帮助园区企业开拓俄罗斯市场。提供专家服务, 参与有关贸易措施谈判咨询。第六, 有效利用中俄有关中介机构, 为园区企业办理相关手续。第七, 完善口岸功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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