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缺位

政府缺位（精选6篇）

政府缺位 篇1

不久前,在北京市第十四届人代会的首场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副主任王荣武表示,2013年在房价不断上涨的背景下,为完善住房供应体系,北京出台了自住房政策,28万户家庭申请55000套房源,总体是供不应求的。但过程中,也出现了部分项目弃选率高、购房人对窗户设计不满意等情况。为减少弃选的出现,今后将进一步加强自住房项目的信息公示力度,比照保障房公开的要求加大公开力度,使购房者更加有目的地申购房源,但短期不会对多次弃选家庭进行限制和处罚(北京晚报2015年1月26日)。

自住型商品房问世一年以来,一直被视为稳定北京房价水平“基石”。但此前有媒体报道:很多地方出现商品房定价低于自住房,自住型商品房“弃购”情况严重,最高的达20%。同时有北京市民称,随着房价下调,部分二手房报价低于周边自住房。据链家地产市场研究部报告,近期北京市二手房市场的明显下行和自住型商品房项目的推出,使部分小区出现了业主出售意愿高、让利幅度大的房源。这种情况比较大的特点是,越往外走,越明显。

一度炙手可热的北京商品房市场繁华渐褪,“量价齐跌”让不少购房者置身观望状态。而受市场持续低迷的影响,不少摇中自住型商品房的购房者也纷纷放弃选房,自住房现“弃购潮”成为舆论热议的话题。或许“弃购潮”只是一时一地的伪命题,或许自住型商品房依然不可替代,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市场变局正在悄然发生的背景下,自住房政策也应顺势而为,更加细化,避免“弃购”现象影响“夹心层”购房需求。

北京自住房政策出台于2013年底,其重要背景和原因是去年北京房价过于火爆,连续多个月份领涨全国,北京官方控制房价目标的压力很大。于是,将大量供应自住房,作为稳房价、缓解供需矛盾的一招棋,然而,多个项目的价格达到2.2万元/平方米,最高达到2.8万元/平方米,一套两居室售价近200万元,本来是许多人根本无法承受的,但由于“比周边便宜30%”的宣传,还是吸引了不少无房户以“不摇白不摇”的心态参与摇号。问题是,一旦真摇上号了,真到了掏钱的时候,囊中羞涩的人想不弃购也难。

按照北京《关于加快中低价位自住型改善型商品住房建设的意见》,自住型商品房销售均价,原则上按照比同地段、同品质的商品住房价格低30%左右的水平确定。如此低价,似乎不应该被“弃购”。但是,如果回过头来看一看过去经济适用房、限价房也曾遭遇过类似“弃购”的境遇,或许就不会对自住型商品房被“弃购”感到太吃惊。就拿上一次房价出现下跌的2008年来说,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限价房用地纷纷流拍,不仅开发商不愿参与了。就是购房人也视若鸡肋,由于周边商品房价格下跌后,限价房项目已无多大优势可言,且质量却多不如商品房,于是在北京等一线城市,限价房中签人弃购的现象也越来越严重。

去年以来房价开始下行,而京城自住房低于周边30%的所谓“基准价”是去年房价最高时制定的,两相对比,自住房的“超值性”已缩水不少。而购买自住房的人只能获得70%的房屋产权,并且在未来租售方面存在许多限制。在此情况下,具有100%产权的、价格出现下滑的普通商品房,无疑能吸引更多的刚需族。从京城自住房遭遇“弃购”的背后,不难看到这样一条规律:在住宅政策方面,以行政之手进行干预,同时又想让市场之手也发挥作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政府想让开发企业承担与收益不相匹配的更大的市场风险,却一门心思要达到惠民生的政绩目的,很容易以失败而收场。而此次北京的自住房遭遇“弃购”就具有上述特征。令人遗撼的是,北京相关部门,似乎并没很好地研究过以往的经验教训,甚至已经有些淡忘2008年发生在北京的限价房之尴尬。这从一定程度上讲,是一个地方政府在同一个地方第二次摔跤。

不断攀高的自住房弃购率,不能不让人质疑自住房政策制定的初衷:刚需一族是否需要这样的房源?在业界人士看来,当前楼市降温是自住型商品房遭遇“弃购”的主要原因。这种判断不无道理。当房价处于上升态势,价格便宜30%左右的自住型商品房自然优势明显。但是当市场价格下行迹象越来越明显,自住型商品房的优势自然不太明显。部分人“弃购”大概是想观望。必须指出,自住型商品房的性质终归是商品房,这决定了其不会是“白菜价”,百姓应当明白这一点。对开发商而言,也必须按商品房的建设标准设计施工,有关方面更当严格监管与监理。至于管理者,如果发现自住房出现过高的弃购率,也当思虑出让地皮的位置以及价格设置是否合理,在确保“自住房价格将随行就市”的同时,更当进一步加大保障房建设的力度,多层次地解决百姓的住房难。

政府缺位 篇2

银川市的工作的确没有做好，市政府出台的《银川市城市客运出租汽车经营权有偿使用管理办法》、《银川市城市客运出租汽车更新管理规定》两个政府规定，都涉及公民的重大权益。而按照国务院规定，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一般应通过社会公示或听证会等形式听取意见和建议，银川市却从未向社会公示，也没有召开听证会。行政许可法规定，实施时必须有30天的准备期，而银川市从公布到实施只有四五天的时间。至于国务院规定的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等等对于依法行政的要求，银川市统统都没有兑现。刘学军说：“银川市出台出租车管理办法之前，曾进行过半年时间的调研，并派专门的工作组到全国部分大中城市取经。后来又征求社会上的意见，遗憾的是他们找的全是出租车公司的老板，没有听取身处第一线的出租车司机的意见，导致出台的管理办法和管理规定不符合实际，引起广大出租车司机强烈不满。”如果这也算是调研或听证，那只能说明要实现国务院依法行政的要求，单纯依靠地方政府的自觉是远远不够的，一些地方政府完全可以用“打擦边球”和做样子的方式来规避国务院的规定。

对于这么一个程序上不合法的地方政府规定，我们遗憾地看到，法律并没有给予相对人一个有效地启动对其纠错的程序。银川出租车**虽然平息了，但它仍是遵循的是：受规定不利影响的相对人集体上访――媒体的连续报道――引起上级领导和社会各界的重视――地方政府主动终止规定的效力的非正常法律程序，这一带有强烈人治的程序使这一问题的解决带有偶然性、不确定性和非理性，也很难保证一些地方政府从中汲取什么教训，从而真正做到依法行政。

我国的《宪法》和《立法法》虽然都规定了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撤销本级人民政府制定的不适当的规章，但并没有规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公民对于地方政府规章、规定等规范性文件不服是否有权提起合法性审查，受理机关、受理时限、如何审查与对审查不服如何救济等等程序规定。而我们知道，地方人大会常委会对于地方政府规章、规定等规范性文件的审查是从备案中发现，是一种事后的监督，具有滞后性；而且地方人大会常委会与地方政府规章、规定等规范性文件所作的规定利益无关缺乏审查的强烈动机很难主动去审查，况且不是当事人也难以自行发现问题，这一切都让地方人大会常委会的审查有效性打上一个大大的折扣。实践中，几乎未有过地方人大会常委会主动撤销地方政府的规章这一事实正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

在司法救济层面上，地方政府的规章、规定等规范性文件作为一种抽象行政行为，不具可诉性，这让受规章、规定不利影响的相对人的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公民不能对其提起行政诉讼，不能得到司法救济。在行政救济层面上，《行政复议法》虽然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规定不合法，在对具体行政行为申请行政复议时，可以一并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对该规定的审查申请。但是，这只是一种事后救济，带有滞后性，这是一；其二是依规章、规定等规范性文件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一般是较低层次的政府部门，其无权审查，要提交制定的政府机关自行审查，时间就拖得相当长；其三是由制定规章、规定等规范性文件的行政机关来自行审查也缺乏公正性，很难做到自身纠错；最后，这一规定还特别说明“前款所列规定不含国务院部、委员会规章和地方人民政府规章。”，从而排除了对地方政府规章的审查。

受地方政府规章、规定等规范性文件不利影响的相对人的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公民不能得以有效救济，地方政府规章、规定的违法没有有效纠错程序，相对人在体制内不能理性地表达其利益诉求，就只好采取非理性的体制外的表达――集体上访等方式，以求得到上级政府和公众的重视，从而引发社会的动荡与不稳定。

宁夏银川出租车**的解决不应成为我们处理地方政府规章、规定的违法的范例，寻求制度上的突破是我们应当思考的重点。从法律角度思考，出路有二条：一是法律应该规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有权对于地方政府规章、规定等规范性文件向地方人大常委会提出合法性审查，并制定出比较可行的细则，让审查有公开、公正的程序，并且对审查结果不服还能再次提交上级人大常委会审查，否则即使《立法法》规定了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也在前不久成立法规备案审查室，但仍收效甚微；二是将地方政府规章、规定等规范性文件的抽象行政行为列入可诉性范围，受规章、规定不利影响的相对人的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公民可以对其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对其进行司法审查，得到司法救济。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tao1991@tom.com

tao9928@tom.com

政府投资主体缺位问题仍需重视 篇3

一、我国政府投资项目存在投资主体缺位的突出问题

随着投资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固定资产投资领域形成了政府投资主体、企业投资主体以及个人和外商等多元化投资主体的格局。然而，长期以来我国政府投资项目一直存在着投资主体缺位或虚位的问题。

政府投资主体在概念上是存在的，即相当于企业（投资项目）的投资方或股东，在内涵上，其“责、权、利”也不会引起歧义。但在实践中，与企业、外商等投资主体不同，政府投资主体或代表政府行使相关职责和权利的投资方往往是缺位或不到位的，有时甚至是“错位”的，如有关政府部门利用行政职权干预项目法人或建设单位的建设管理活动。

二、有关政府部门行使政府投资主体的权利却难以承担相应责任

实践中，我国政府投资项目的投资主体或投资方的权利，一直是由投资、财政、国有资产管理、审计（稽察、监察）和行业主管部门等共同行使或“瓜分”的。这些政府部门在项目建设实施全过程中分别行使投资决策、出资（融资）、资产管理、监督等投资主体应有的权利。但问题是在行使相关权利时，政府部门并不需要也难以承担相应的责任和风险。换句话说，即使政府投资项目决策失误甚至失败，投资审批决策的政府部门及其有关个人是不用承担责任的；即使政府投资项目建设实施过程中出现诸如建设资金损失浪费、投资超概算、超工期甚至工程质量低下等问题，除可在一定程度上追究项目建设单位和参建单位及其有关个人的责任外，有关政府投资资金管理和投资监督的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是不需要承担责任和经济损失的，只要其不在项目建设中涉及违法违规问题。总之，政府投资项目常常陷入“政府出资、有关部门行使投资主体权利、却无人真正承担投资风险”的体制性困境。

与政府投资项目相反，如果企业投资项目出现投资决策失误或建设实施过程中出现质量低下、超工期、超概算等问题，首先遭受损失和最终承担投资风险的，应该是项目的投资方或股东，而项目法人及其有关负责人需承担的责任和风险反而要小得多。也正因此，项目法人尤其是主要经营管理人员受到来自企业投资者的监督、制约力度要大得多。

三、项目法人责任制和代建制也没有真正解决政府投资主体缺位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为建立投资责任约束机制，解决政府投资项目“无人负责”的问题，提高政府投资效益，原国家计委要求从1992年开始试行项目业主责任制。1996年3月，原国家计委又颁布了《关于实行建设项目法人责任制的暂行规定》（计建设〔1996〕673号），明确提出对经营性国有大中型基本建设项目实行“项目法人责任制”。到2004年7月，《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发〔2004〕20号）又进一步提出对非经营性政府投资项目加快推行“代建制”。我们认为，理论上，经营性项目的项目法人责任制和非经营性项目的代建制都只是明确了政府投资项目的法人单位及其职责，但并没有明确政府投资项目的投资主体及其职责，因而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政府投资主体缺位或虚位的问题（参见专栏）。由于政府投资主体的缺位，再加上存在信息不对称和投资监督机制不完善，即使实行项目法人责任制或代建制的政府投资项目，投资责任约束机制也难以真正建立起来。

总之，实行项目法人责任制和代建制的政府投资项目，对于项目法人和代建单位来说，在某种程度上只是政府“要我负责”，而不是“我要负责”的责任主体。对这些政府投资项目而言，尽管投资责任约束机制在相当程度上得到强化，但依然存在投资主体缺位的问题。

为解决政府投资领域普遍存在的投资主体缺位的问题，进一步完善政府投资项目的责任约束机制，提高投资效益，除积极落实项目法人责任制和完善项目代建制外，更重要的是，仍然要加快建立政府授权投资机制，通过组建或授权一批代表政府行使投资主体职责的机构，实现投资责任约束机制从“要我负责”向“我要负责”的根本性转变。

政府缺位 篇4

自2008年世界性金融危机爆发以来, 我国经济处于了一个历史性的关口, 国民经济面临着增长速度下滑的风险。2008年我国储蓄率高达51.4%, 资本形成占GDP的43.5%, 比2000年上升了8.2个百分点, 消费率为48.6%, 比2000年下降了13.7个百分点, 居民消费率也由45.4%降低到35.3%。作为拉动经济增长“三架马车”之一的国内消费需求对推动国民经济稳定、健康发展的作用没能充分发挥。当前, 我国农村人口有7.2135亿人, 占全国人口的54.3%, 农村这一庞大的消费市场具有很大的增长潜力。居民消费中, 农村居民消费对GDP增长的拉动作用比城镇居民消费强, 只有激活7亿农民的消费需求, 我国的内需才能真正, 持久的得以扩大。因此, 自2008年底以来, 我国政府实施了诸如“家电下乡”、“汽车下乡”、“农机具购置补贴”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来“扩内需, 保增长”, 以期通过拉动我国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增长来应对世界性金融危机的冲击给我国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2009年1月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扩大国内需求, 最大潜力在农村”。2009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甚至首次将居民消费提升到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的核心和前提的显要地位, 并着重指出把“扩大农村消费需求”作为未来时期我国扩大内需, 拉动经济增长的重中之重。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 目前国内学者提出了如下主要观点以扩大农村消费需求:第一种观点是通过改善农村消费环境、整治农村消费市场秩序等措施来刺激农村消费;第二种观点是, 通过加强农村消费的金融支持、发展农村消费信贷, 缓解农村经济增长的资金约束等手段来扩大农村消费市场;第三种观点是通过增加农村医疗保障、社会保险等公共产品的供给, 解除农民消费的后顾之忧的角度来促进农村消费结构的升级;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要转变农村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模式。现有的研究对于当前拓展我国农村市场、拉动农村消费需求的增长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然而, 目前我国农村消费的长期低迷的深层次原因在于政府在农村发展中相关服务职能的长期缺失。随着农村消费需求的全面释放, 政府为农村居民提供的基本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严重不足, 制约了农村消费需求的扩张。基于这一视角, 本文试图探讨当前我国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缺位对扩大农村消费需求的影响, 并就当前如何扩大农村居民消费提出有针对性的措施。

2农村发展中政府缺位对农村消费的影响分析

2.1政府财政支农力度不够, 降低了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农业大国, 政府财政农业投入对农民纯收入增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且与农民纯收入之间存在一个长期稳定的协调关系 (王敏, 2007) 。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来看, 长期以来我国政府财政支出对农业的投入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不高;1978年以来, 尽管我国支出对农业的投入在绝对量上虽不断增长, 但其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一直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徘徊 (大多数年份低于10%) , 整体上呈现下降趋势。而且从政府财政支农稳定性方面看, 我国财政支农增长速度波动较大、稳定性差 (雷启振、汪小琴, 2008) 。再加上我国目前存在着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上存在投入的内部结构不合理、资金管理体制不健全、缺乏对资金使用的监管与使用绩效的评估、地方政府对财政支农资金的扣留或挪用等诸多问题, 降低了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率。而目前我国农业依然是的弱质产业, 农业生产的投入仍然是制约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因此, 我国政府财政支农职能的缺失直接或间接地降低了其对农民收入增长的支撑作用, 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乏力, 这就这直接制约了农村居民, 尤其是以农业收入为主的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增长。

2.2政府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上投入不足, 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无法得到较好的满足

完善的农村基础设施是推进农村城镇化, 提高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和质量, 推动农村消费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条件。长期以来, 在城市偏向型政策的导向下, 我国政府的财政资源配置主要向城市倾斜, 从而使得当前农村落后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无法满足农村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需要。在我国广大农村, 绝大多数地区的基础设施如供电、用水、道路、广播通讯网络与城市相比差距悬殊, 到目前为止, 仍有部分农村地区没有通电;许多山区和高原地区还不通公路, 即使有公路的地方, 道路标准也较低;广播通讯设施也因资金短缺, 点多面广, 铺设线路投资太大, 一时也难以满足需求。可是, 农村基础设施的使用费却远远高于城市。在当前城乡居民消费结构逐渐趋同, 耐用消费品日益成为农村居民的消费热点的情况下, 农村落后的基础设施成为了制约诸如彩电、冰箱、洗衣机、空调等耐用消费品在农村普及使用, 阻碍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 抑制农村潜在消费需求向现实需求转化的重要原因。

2.3政府在农村教育、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方面投入不足, 抑制了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进入了经济、社会的快速转型期, 体制变迁对我国居民产生了深刻、长期的影响。政府在1997年后推出的诸如:住房、社会保障、医疗、养老以及教育改革等多项涉及居民未来收入和支出制度的改革措施直接增大了我国居民对未来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预期, 并使其支出增长预期显著增强。由于政府在农村教育、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方面投入严重不足, 一直以来以农村居民家庭为基本单位的自我保障模式使得农村居民对未来在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大额刚性支出预期增加;考虑到远远低于城镇居民的人均财富和收入水平的现实状况, 和剧烈的社会转型使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预期不稳, 农村居民即使在收入增长的情况下也不得不压缩即期消费支出, 提高高预防性储蓄比例。

2.4政府对农村市场环境的监管缺位, 挫伤了农村居民消费的热情

政府改善农村消费环境职能的缺位表现在长期以来, 我国大部分消费品的生产和完善的商业网络集中在城市, 便利、畅通的农村消费渠道和网络还没完全建立, 目前农村的集贸市场仍属于初级市场, 规模小, 经营分散, 尚未形成系统的消费服务网络, 使得农村地区出现“买难”和“卖难”并存的局面, 大大影响了农民对工业品的消费需求。而且由于政府在信息服务上的缺失, 企业与农民商品需求信息不对称, 导致农村商品供给结构不合理, 缺少适销对路的商品, 使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得不到较好的满足, 抑制了农村消费需求的增长。再加上政府对农村市场监管职能的缺失, 一些不法商贩肆意损害农村居民的消费权益, 把农村当成“销废市场”, 把农村居民当成“销废者”, 从生活用品、食品到农资、药品, 假冒伪劣商品无处不在, 无孔不入, 这不仅严重扰乱了农村市场秩序, 而且降低了农村居民的消费质量和水平, 挫伤了农村居民消费的热情。

3改善政府在农村发展中的职能, 促进农村消费需求增长的对策分析

3.1加大政府对农业的财政投入力度, 促进农村居民收入与消费支出的稳定增长

首先, 要改变我国长期以来“重工业、轻农业”的财政资源分配格局, 加大政府财政对农村直补、良种补贴、综合生产资料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等补贴力度, 实现财政支农支出与GDP增长速度的同步、按比例稳步增长。其次, 要积极调整财政支农资金结构, 加大对农业基础实施建设支出和农业科技三项费用支出的投入力度, 提高财政支农效率, 保障农业稳定增产。最后, 要利用政府财政对农村的转移支付政策, 引导农村居民积极建设和发展现代农业, 广泛发展特色农业和农产品深加工、精加工产业, 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 确保农民增收。

3.2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激发农村居民消费热情

加快实施工农业和城乡协调发展战略, 把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公益事业发展逐步纳入公共财政的支出范围, 在公共财政资源配置上, 统筹考虑城乡发展, 加大对农业、农民、农村发展的支持力度, 使城乡居民均等享受公共财政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当前, 要利用我国积极推进新农村建设的有利契机, 结合我国农村地域广、分散的特点, 政府可以采取重点投资中心村的策略, 按照城乡统筹发展的原则, 加快推进农村基础设施供给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逐步建立符合公共财政要求、城乡统一筹划、统一政策、统一标准、统一待遇的新型现代基础设施供给制度, 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 完善农村交通网络、通讯设施、供水供电等设施, 积极推进农村城镇化, 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 优化农村消费环境, 激发农村居民消费热情, 推动农村潜在消费能力向现实消费能力的转化。

3.3加快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提振农村居民的消费信心

政府财政用于农村公共服务部分的增加, 一方面有利于促进农村文化、科技、教育、卫生、体育、环保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直接增加这些领域的消费, 同时会改善居民消费环境, 改变居民消费预期, 扩大个人现期消费。因此, 加快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增加对农村的公共投入, 建立和完善农村的公共医疗、义务教育和社会保障, 切实解决农村教育、交通、卫生、养老等群众最关注、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让农村居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解除农村居民的后顾之忧, 这对提振农村居民的消费信心, 撬动农村大市场至关重要。

3.4加强政府农村市场体系建设和市场监管, 保护农村居民消费的积极性

首先, 加大对农村市场体系建设的投入, 积极构建农村现代营销体系。政府可以适当对农村大型营业网点进行政策优惠及财政补助, 或对现有农村供销社进行改革, 采取多元化投资, 市场化运作, 规范化管理的办法, 积极吸纳各方面的力量, 共同参与农村大型营业网点建设, 完善农村商品供应结构, 方便农民消费;其次, 政府应积极发挥信息服务功能, 将农民需求反馈给商品生产厂家, 促使其以农村消费者为中心生产、销售工业品, 达到刺激农民消费的目的;再次, 政府相关部门应加大对农村市场的监管力度, 防止假冒伪劣产品混入农村消费市场, 保障产品的节能、环保、耐用、安全性能, 适应农民消费的需求。

4结语

促进农村居民消费, 激活农村潜在市场需求, 是我国当前扩大内需, 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重要基础。当前, 政府应以我国新农村建设的推进为契机, 遵循城乡统筹发展的原则, 弥补过去政府在农村发展中所提供公共服务的缺失行为, 加大对农村、农业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增加对农村教育、医疗、养老、社会保障以及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入, 加强对农村市场体系的监管, 推动农村居民收入的稳定增长, 改善农村消费环境, 实现农民消费的可持续发展, 最终实现国民经济的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马晓河.必须用统筹城乡发展的思路扩大农村消费[J].宏观经济管理, 2010, (2) :22.

[2]梅洪常, 王田, 胡宝娣.消费增长与结构优化[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7:128.

政府缺位 篇5

关键词：政府,高校本科教学评估,客体缺位,表现及影响,矫正

高等院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 是保证和提高我国高等教育教学质量所采取的一项制度化、强制性的行政措施。评估工作在取得了显著成效的同时, 许多深层次问题也凸显出来, 如政府作为高校的举办者, 它在评估中应担任什么角色, 才能更好地实现本科教学评估的目的, 等等。这些问题影响着评估自身功能的发挥及其信度和效度, 已经引起了政府和高校工作者、研究者的关注。本文就政府在高校本科教学评估中的客体缺位问题作一粗浅探析。

一、政府是高校本科教学评估对立统一的主、客体

本科教学水平评估是国家教育部对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高低进行评判的一种形式, 是依据一定的教学目标与教学规范标准, 通过对学校教学情况的系统检测与考核, 评定其教学效果与教学目标的实现程度, 并作出相应的价值判断以期改进的过程。[1](48)它属于教育评估的范畴。其主要目的是促进高等学校及其举办者和主管部门进一步重视教学工作, 加大对教学工作的精力投入, 加大资源配置的力度, 改善教学条件, 加强教学建设, 深化教学改革, 强化教学管理, 提高教学质量。[2](4)显而易见, 建立高校本科教学水平评估制度的目的, 是建立起高校教学质量保证体系。然而, 高校教学质量保证体系的建立, 并不是学校一项独立的工程, 而是必须在政府和社会的重视支持下才能完成的一项系统工程。“教育是附属于社会的一个体系, 它必然反映着那个社会的主要特征”。[3](242)特别是在我国, 历来国家和政府都对高校保持密切的联系机制。我国现行的高等教育宏观管理体制更是将高校纳入政府下属事业单位的行列, 这在客观上决定了高校教学评估作为一种高等教育政策不可能仅仅是高校自己内部的事情。中国高等教育在办学、管理和投资体制上, 政府仍居于中心地位, 发挥主导作用。在公办高校教学评估中, 政府应是对立统一的主、客体。

(一) 高等教育公共物品的社会属性, 决定了政府在高校本科教学水平评估中既是评估者又是被评估者。

高等教育属于社会公共物品的供给, 举办高校、发展高等教育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在高校教学评估中, 一方面, 政府作为高等教育的管理者有权有责任制定评估指标, 构建评估体系, 组织开展或委托开展评估活动;有必要通过评估获取反馈信息, 实施质量监督管理, 对所属高校进行有针对性的干预与控制。它具有明确的高校教学评估主体的身份。另一方面, 政府作为社会公共物品———高等教育的提供者, 负责组织生产公共物品、提供生产的条件、资源的配置。公共物品的质量与生产的组织、生产条件的提供和资源配置的状况有着紧密的关系, 公办高校教学工作水平评估, 应该既检验政府公共物品供给的质量, 也检验政府为高校提供的条件、配置的资源与组织高校生产社会公共物品的适应程度。政府可以是评估者又应该是被评估者。

(二) 高校本科教学水平评估检验高校的“符合度”, 体现了政府事实上的评估主体与客体的统一。

高校本科教学水平评估的实质是检验学校的三个“符合度”, 即学校的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与社会要求、学生全面发展的符合程度;学校的教育资源配置和实际教学工作状况与学校发展目标的符合程度;学校的教育教学效果、人才培养的质量与学校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的符合程度。这三个“符合度”都涉及政府的作为, 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学校定位问题。高校定位有政府导向型定位和社会导向型定位两种。在我国, 公办高校的定位主要是政府主导下的政府导向型定位, 而不是根据社会发展需要和市场竞争要求进行的社会导向型定位。根据我国高等教育法关于高校设置的规定, 高校的举办者 (公办高校的举办者即政府) 在提供的申报材料中, 早已为办学者作了学校定位。如明确提出了申报设置的学校的办学形式、类型、服务区域、层次能级。那么, 评估公办高校的办学定位, 其对象则应是高校的举办者———政府及其院校。二是教育资源配置问题。公办高校的教育资源主要由政府配置, 学校的基本办学条件尤其是地级市举办的本科院校达到要求, 在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政府的投入和其它资源的配置。必要的办学条件和设备, 是保证学校确定的人才培养模式、培养质量和教学水平的物质条件。本科教学水平评估指标体系中的基本办学条件指标, 既反映了学校的管理状态, 又反映了举办者的投入状况。对基本办学条件进行评估的目的在于, 促进学校和举办者加大投入, 提高效率, 使办学条件和设备不断改善, 使其投入产出比不断优化, 充分发挥办学条件和设备的可能性效用和现实性效用, 提高其对教学需要的适应度和满足度。可见, 教学评估的客体应该包括高等院校及其举办者。对公办高校来讲, 则包括举办它的政府。深圳大学校长章必功曾寓意深长地说:“评估是教育部给地方政府出的一道难题, 而我认为, 这道难题出得好。不给优秀, 意味着什么啊?意味着地方政府办教育的失败。受刺激的首先是地方政府, 并不是学校。校长好说, 他不给我钱我搞什么?”[4] (56)

客观存在表明, 政府是公办高校的举办者, 无论我们是否把它作为评估对象, 实质上它都应是评估的客体。

二、政府在评估中客体缺位的表现及影响

政府是高等教育的管理者、公办高校的举办者, 无论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宏观调控, 还是公办高等院校办学水平、教育质量的提高, 政府都有不可推卸的直接或间接的责任。在本科教学水平评估中, 政府理应作为评估的客体接受社会的监督。然而, 政府却居于评估客体之外——只评别人不评自己。这一缺位, 既不利于评估目的的实现, 也不利于评估的深入、健康发展。

(一) 政府在评估中的客体缺位, 有意无意地脱离了责任。

1. 价值判断的政府缺位及其影响

1990年由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教育评估暂行规定》第一章第六条规定:“普通高等学校教育评估是国家对高等学校实行监督的重要形式。由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组织实施。”目前, 我国普通高等学校的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 是由教育部依据大学教学质量目标和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制定指标体系及其标准, 统一组织对本科院校的办学理念、办学条件、教学行为和状态所进行的价值判断。这一价值判断的目标指向的是高校, 使得完成教学质量目标和人才培养目标的办学条件承担者之一的举办者, 其应承担的责任的完成情况和状态没有得到规范化的评判, 没有得到有效的监督。尽管教育评估加强了国家对高等学校的管理, 但本科教学评估却让举办者“逍遥”于责任之外, 而所有教学质量、教学水平、办学条件等问题的板子都打在学校身上。政府作为公办高等院校的举办者和主要投资者, 却缺乏执法监督和工作责任与效率评估。似乎学校办得好坏, 与学校的举办者无关。这对公办高校而言, 是极不公平的。忽视举办者这一评估客体, 把学校的举办者和办学者割离开来, 既会导致学校与地方政府的矛盾, 也不利于把学校的举办者和办学者有机地扭成一股绳, 形成共同责任, 努力实现“以评促建、以评促改、以评促管、评建结合、重在建设”的目的。

2. 指标体系内容的政府缺位及其影响

政府既是高等教育的管理者, 又是其管理效果的评估者, 而在本科教学评估中却是客体的缺位者, 这使得制定评估指标体系时, 制定者偏重于政府的利益。在评估指标体系中, 硬件指标并没有办学投入和投入产出比的指标, 而学校的建设发展却离不开举办者的投入, 尤其是以政府财政拨款为主的地级市举办的本科院校。此外, 在评估指标体系中, 无论是硬件指标, 还是软件指标, 都与政府教育管理机构、教育政策法规、大学组织人事机构等方面的工作没有关系。而这些方面却往往制约或促进着大学教学质量的提高, 并且又是由国家或地方政府来确定的。如教育部2004年8月重新修定的高校本科教学水平评估体系增加的控制规模和质量的师生比指标, 就涉及地方政府给定的学校编制。虽然评估指标体系用于约束高校的行为是有效的, 但评估指标并没有明确指向学校的举办者, 这对于促进各级政府对高等学校教学工作的重视, 加大投入, 改善办学条件, 进一步加强教学的基础性建设, 就产生了一个不确定的因素, 给了那些不重视高校教育质量、内涵发展的地方政府一个借口。

在指标体系中政府责任内容缺位, 就等于没有责任、没有监督, 也就难以使地方政府对高校本科教学水平评估引起足够的重视。评估指标体系没有涉及政府教育行政部门, 地方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很难积极主动地、科学地从评估所反映的问题中, 查找教育政策制定、执行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更不易主动地为学校解决问题, 落实本属自身责任的事项, 如增加投入, 改善办学条件;按照生师比下达学校编制, 解决人才招聘的用编进人问题。一些地级市政府及其教育部门, 平时根本不去过问所属高校教学评估的事情。这样, 对高校的举办者往往没有起到“以评促建”、“以评促改”的作用。所谓的整改, 就可能只是一句保证评估在程序逻辑上完备的话语而已。

(二) 评估的政府客体缺位引发的异化现象, 影响了评估的健康发展。

政府作为公办高校的举办者, 它主导所属高校的发展, 决定所属高校办学上的许多事情, 但它又不是评估的客体, 不用接受评估, 显然它在教学评估中的地位是非对称性的。这种非对称性使政府和高校在评估中产生了异化现象。

1. 评估中的“慈父主义”

为了避免政府与社会、高校在监测与被监测、评估与被评估上产生利益冲突, 现行国家评估带有浓厚的“慈父主义色彩”。在这种评估的下意识中, 评估主体不希望出现由国家出资举办的大学不合格, 因为这无法向民众交代, 对地方当局而言, 显然是面上无光。所以只要参加国家评估, 一般是绝大多数过关。[5](65)

2. 评估主体和客体的控制与反控制

评估是政府监督、控制高校的手段;造假, 是高校反控制的手段;上面一套, 下面一套。[6](56)被评估高校采取超常规的办学措施来对付评估。由于政府给高校的财政拨款有限, 众多的高校入不敷出, 为了达到评估要求, 靠贷款搞学校建设过日子, 投入增长的速度远远滞后于学校规模扩大的速度;为了达到所规定的师生比, 一方面在评估前停止扩招以减少学生总数, 另一方面大量返聘离退休教师以增加教师总数;再如生均图书册数, 评估指标要求生均一百册, 许多新建本科院校都达不到, 于是大量购买特价书、议价书, 甚至盗版书以求达标。[7](78)深圳大学为了迎评, 创造了“深圳速度”。学校在4个月内将3层楼的金工坊——原属于深圳大学的校办企业改造为实验室, 1个月内添置了价值3000万的设备, 建成6个实验中心。评估组组长杨叔子院士对此评价说, 这种迎评工作的“深圳速度”, 潜台词是前期准备过程进展不够快, 有临时抱佛脚的问题。[8](57)可见, 不少高校都在搞应对评估的突击性工作, 而不是自觉地、正常地进行学校教学的基础建设。

三、政府在评估中客体缺位的矫正

高校本科教学水平评估要顺利进行、健康发展, 离不开现实性和有效性。所谓现实性是指评估活动不能脱离评估对象的现实基础、现实条件从而使之失真、失效;所谓有效性是指在现实性的基础上, 保障评估活动的可行、真实和可信。要使高校本科教学水平评估具有现实性和有效性, 就要明确学校和政府都是评估的客体。只有把举办者和办学者一并作为评估的对象, 进行考核考察, 使两者相依为命, 才是科学有效的, 才能客观、真实地反映学校的整体办学实力、教育质量、管理水平和存在问题, 才能真正达到评估的目的, 从而解决学校存在的根本性、基础性问题, 促进政府关心重视学校的教学工作和教学基础建设。

(一) 建立自上而下对高校及其举办政府评估的机制。

在我国高校教学评估中介组织、评估市场尚待建立发展的情况下, 要改变政府只评别人而不评自己的做法, 变只评别人为既评别人又评自己, 形成自我约束与反思机制。应实行上级政府组织考核评估下级政府及其举办的高校, 即教育部代表国家组织评估省属高校及省级政府;省级政府组织评估地级市所属高校及其政府。中央部属高校的本科教学水平评估则由国家评估机构和有关部委联合负责。

(二) 健全包括评估政府作为的评估指标体系。

要将政府相关的责任列入高校本科教学水平评估指标体系, 评估高校教学水平的同时, 考核政府的责任指标完成情况。现行评估的指标体系基本上只限于教学质量方面, 有许多内在的、基础性的因素被排斥在评估指标体系之外, 而这些因素往往更能展现事物的本质, 对价值判断可能产生较大影响。例如教育管理体制、教育政策法规、财政预算经费、学校定编、有效性的制度改革等反映学校与政府之间关系的影响教学水平的因素。事实上, 这些对高等学校教学水平提高和学校发展方向的导向性作用更为巨大, 更需要考核评估机制加以规范、监督。因此, 应将教育部根据评估掌握的学校实际情况, 督促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加大投入和检查力度的做法, 转变为把地方政府对所属高校所应承担的责任列入考核评估内容, 如财政预算经费、学校定编、教育政策法规落实执行情况等, 并设立具体的指标。在充实现行评估体系的基础上, 把评估体系中与政府责任行为紧密相关的指标, 分解为分属学校、政府两个方面的责任指标。

(三) 建立社会参与的高校本科教学水平评估中介机构, 不断完善评估制度。

为了保证评估活动的客观性、公正性和科学性, 结合我国国情, 应建立政府引导下的高校本科中介评估机构, 变单一的政府评估为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多方介入的多主体评估, 调动社会各界参与评估的积极性, 以增强评估的透明度。这些中介机构作为一种介于政府、社会和高校之间的具有独立地位的法人实体, 通过接受业务委托, 对高校的办学能力和教育质量进行价值判断或诊断, 并以评估结果影响委托人与被评估者决策的一种专门性评估组织。[9](12)中介性评估机构的资质由国家教育教学评估中心负责鉴定, 只有通过资质鉴定的中介性评估机构才能进行高等教育评估活动。国家教育教学评估中心对评估服务的各评估行为主体进行指导、监督, 检验评估程序是否科学、指标体系设计是否合理、评估过程是否客观、评估结果是否确切公正, 并受理有关评估的申诉事件。要充分利用中介评估机构来调节政府、社会、高校之间的矛盾, 通过评估中介机构实施评估, 让政府和高校更好地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 让高校更宽松地反映对政府的诉求、对社会的愿望, 让社会更全面地了解政府履行高等教育的责任、更直接地了解高校教育活动和教学水平状态, 从而有效地提高高校教学质量在社会的可信度, 争取获得方方面面对高校的最大支持。

参考文献

[1]佘远富.教学评佑中的非本质现象及对策[J].中国高等教育, 2007, (2) .

[2]刘芳.美国高等教育评估与我国高等教育评估略析[J].文教资料, 2007.5.

[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编著.华东师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所译:学会生存[M].教育科学出版社, 1996.

[4][8]李北方.高校教学评估在争议中进行[M].南风窗/半月刊, 2007.6 (下) .

[5]王洪才.转型中的中国高等教育质量危机与治理对策[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05, (3) .

[6]余琴.异化的本科教学评估[J].中国改革, 2007, (9) .

[7]吴邵兰.对高校教学评估热的思考[J].青海师专学报 (教育科学) , 2007, (2) .78.

浅谈学习主体缺位现象 篇6

所谓学习主体缺位, 是指在课堂教学过程中, 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学习主体事实上没有听课或没有参与课堂学习活动的现象。

一、学习主体缺位的表现

从学习主体缺位的表现形态来看, 可以区分为显形缺位和隐形缺位。显形缺位是指学生因事、因病或旷课等原因没有上课。这种学习主体缺位是一目了然的, 但除对缺位者本人的学习有不良影响外, 一般不对别人的学习构成直接的影响。隐形缺位是指学生按时进入课堂, 但在上课期间, 并没有进入学习状态, 成为没有进入学习角色的学习主体。老师讲什么, 他们全然不知, 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外桃源”里。

二、学习主体缺位的危害

(一) 显形缺位的危害

学习主体如果因事、因病或旷课, 显形缺位持续时间长, 就会变成长期缺位, 耽误功课太多, 容易使缺位主体对功课产生陌生感, 造成所学知识间断性停滞的后果。一般来说, 显形缺位不可太多, 更不要发展成为长期缺位, 以致影响学业。

(二) 隐形缺位的危害

第一, 课程进行中搞非学习活动, 会诱导其他同学“溜号”, 甚至会直接通过听觉、视觉、感觉等, 把非学习行为传导给周边同学, 直接或间接地、有意或无意地影响到其他学习主体的学习精力、学习情绪和学习效果。比如, 有的同学上课传纸条, 小小的一张纸条, 就可能影响到一连串同学的学习专注性, 使学习思维过程的连续性遭到破坏, 逻辑思维被迫中断, 使所学知识的内在联系被打断, 学习效果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影响, 从而影响课堂教学质量。

第二, 有的学习主体仅从学习兴趣出发, 对某些课程表现为有意缺位或选择性缺位。上课期间。做一些与课堂无关的事情, 其危害也是显而易见的。他们不了解兴趣需要培养的道理, 不了解具有合理的知识结构的重要性, 不了解必要的知识储备和未来发展的需要, 不了解个人兴趣与社会需要的关系, 不了解由学习阶段向社会就业的过渡会有某些摩擦和不适, 因而需要有更多的知识和能力的准备。在学习中往往仅从个人兴趣出发, “挑肥拣瘦”, “主观舍取”, 或者“跟风儿”、选“热门”, 可是有时候却是主观愿望违背客观实际, 到头来学用脱节。学习要从需要出发, 把兴趣当成“助学器”, 珍惜宝贵的学习时光和学习资源, 把学习主体缺位看成是最大的损失。

三、学习主体缺位的原因

从学习主体缺位的原因来看, 可以区分为主观因素缺位和客观因素缺位。主观因素缺位, 是指来自学习主体自身的原因导致的学习主体缺位。包括因事、因病等造成的显形缺位, 或因对某一学科无学习兴趣, 或对某位老师的讲课有某种看法而导致的隐形缺位, 或因学习主体自身缺乏良好的学习习惯而导致的缺位等。客观因素缺位, 指不是由于学习主体自身的原因所造成的缺位。如因为某位老师备课不充分, 或教学方法不当, 教学效果不好, 导致学习主体感到厌倦、乏味, 从而出现了非学习行为, 造成了缺位等。

对于客观因素, 不能只在表层上去寻找, 还应该从教育思想、教育观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等深层原因上去挖掘。

在学习主体缺位的诸多客观因素中, 应试教育模式就是造成缺位的原因之一。应试教育的缺点主要表现在:一是在课堂教学过程中, 以书本、教师为中心, 以“满堂灌”、“填鸭式”的教授方法为手段, 忽视了对学生能力和智力的培养, 忽视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二是在课堂教学过程中, 把学生只看成是“听众”, 是被动接受讲述的群体, 忽视了学生是能动的学习主体, 具有学习的主动性、自觉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是学习的主人。三是把教学过程看成是单向的信息输出过程, 忽视了师生之间的双向交流, 排斥了互教互学, 压制了教学民主, 使学习主体完全处于被动的“听、写、记、背、考”的濒于应付的层面上, 丧失了学习主人应有的主体地位。四是应试教育的课堂灌输法, 使很多学生把学习当成了沉重的负担, 甚至产生了消极厌学的情绪, 在课堂教学过程中, 采取了非学习行为, 致使教师的教成为一厢情愿, 使教学过程变成了学习主体缺位的纯粹的教师行为。

四、纠正和克服学习主体缺位的对策

(一) 加强纪律教育

具有现代化意识和国际化观念的跨世纪人才, 必须具有起码的纪律、道德观念。“无规矩不成方圆”, 加强纪律教育是培养“四有”新人的基本要求。课堂纪律是维持正常教学秩序的工具。强化纪律教育对于培养学生树立遵纪守法观念、克服学习主体缺位、培养符合时代要求的高素质人才, 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二) 改进教学方法

采用参与式教学法组织课堂教学, 鼓励学生积极、主动、自觉地参与教学活动的全过程, 是进行素质教育、克服缺位现象的最佳选择。

1.随时参与。就是鼓励学生在课堂上边听课、边思维、边参与, 留给学生一个思维空间和参与教学活动的权利, 并运用鼓励机制, 激发学生自觉参与的积极性, 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 变“灌输式”为吸收式, 变“一言堂”为群言堂。课堂气氛活跃了, 学习主体的积极性得到了发挥, 理论和实际结合得更紧密了, 学习主体的参与代替了缺位。由于随时参与是贯彻教学过程始终的, 所以, 它能长期地、持久地发挥积极作用, 对于引导学生自觉学习, 克服缺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2.集中参与。是有计划地集中安排时间, 使每个同学的参与要求和愿望得以实现。它的内容非常广泛, 凡是与所学知识有关的、学生自己感兴趣的话题, 都可以作为参与内容。内容不受时空限制, 学生的思维可以在更加广阔的时空里自由翱翔, 这就为学生理论联系实际, 发挥聪明才智, 积极、主动、创造性地学习提供条件。这样做, 不但有利于克服课堂上的缺位, 而且把课余时间充分利用, 使课堂延伸到图书馆、社会 (如做社会调查等) , 极大地调动了学习主体的自觉能动性, 对全面提高学生素质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条件。

(三) 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

每个人在倾听的时候, 其情感或角度可能不同, 但无论是怎样地倾听, 都会有所收获。虚心地倾听是一种学习, 冷静地倾听是一种判断, 耐心地倾听是一种修养, 注意地倾听是一种礼貌, 恭敬地倾听是一种尊重, 愉快地倾听是一种享受, 痛苦地倾听是一种反思, 专注地倾听是一种同情, 友好地倾听是一种援助, 投入地倾听是一种陶冶, 参与地倾听是一种锻炼, 用心地倾听是一种劳动, 有效地倾听是一种成功。你的情感会在倾听中升华, 你的知识会在倾听中增加, 你的修养会在倾听中完善, 你的本领会在倾听中提高。学习过程通过听、看、参与和实践来完成, 学会倾听, 是最起码的需要、修养与品德。

培养学生学会倾听、善于倾听, 是纠正和克服学习主体缺位的基本保证。这是一个系统工程, 从抓学习纪律, 到改变学习环境, 进行教育思想、教育观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管理、教学模式等方面的改革, 从提高教师的素质, 到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的种种努力等, 但归根结底, 还要靠学习主体自身的觉悟和努力。外因是变化的条件, 内因是变化的根据, 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所以, 提高学习主体自身的修养, 学会倾听、善于思考、积极参与, 使主体行为学习化,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缺位的问题。

学习主体缺位现象在课堂教学中普遍存在, 采取相应对策, 以积极负责的态度去研究和解决这一问题, 是每一位教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本文仅就这一现象略作阐释, 希望更多的同仁在对此现象的研究中有所建树, 共同分享, 为更好地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尽一份力。

摘要：学习主体缺位, 是指在课堂教学过程中, 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学习主体事实上没有听课或没有参与课堂学习活动的现象。这种现象在课堂教学中普遍存在, 严重影响了教学质量的提高和人才的培养, 应引起高度重视。应试教育模式是造成缺位的原因之一, 应加强纪律教育, 改进教学方法, 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

关键词：学习主体,缺位现象,教学质量

参考文献

[1]李庭芗.英语教学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2]刘振忠.参与式教学法[M].哈尔滨: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 1999.

[3]王佐书.向课堂教学要质量[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000.

[4]李虹.高等教育心理学[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