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政府

城市政府（共12篇）

城市政府 篇1

1 城市经营模式产生的背景及其概念

1.1 市场经济是城市经营模式产生的前提条件

经营是商品经济特有的范畴, 城市经营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在计划经济下, 对于城市的治理方式只有城市管理, 并不存在城市经营。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 城市不再仅仅是经济活动的舞台, 而成为一个能够主动实现自身价值的独立经济体。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为城市经营创造了前提条件。

1.2 城市之间的竞争日益加剧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 城市之间的竞争不断升级加剧, 越来越多的城市政府开始像经营企业那样经营城市。在计划经济时代, 在城市间不存在竞争的情况下, 只讲生产, 不谈经济, 城市之间并不存在这种商业上的竞争, 也就不存在城市经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 城市的发展都面临着竞争的威胁。为了在竞争中求发展, 进行企业化的经营运作是城市发展的必然选择。

1.3 城市化的加速发展

改革开放以后, 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 从1990年至2003年我国城市化水平由18.96%上升到37%。人口和产业向城市的迅速集中使得城市基础设施成为了制约城市发展的瓶颈。面对城市建设的历史欠帐和对城市基础设施的高昂需求, 在财政资金短缺的情况下, 如何解决城建资金短缺成为每个城市政府必须面对的棘手问题。为了拓展城市建设的资金来源, 一些城市政府尝试运用市场经济手段, 以经营城市的理念对城市的资产进行重组、营运, 以挖掘这些资源潜力形成的收益来支持城市建设的滚动发展。

1.4 生产要素的稀缺性和流动性

城市要发展, 各种生产要素是不可或缺的, 在当今的社会中, 地区 (城市) 经济的发展主要依赖于高级生产要素, 如资金、高素质的劳动力资源和技术和研发, 但这些高级的生产要素是有限的, 而且具有很强的流动性。因而, 城市要发展, 就必须获取竞争中的有限资源。生产要素的稀缺性、流动性使得城市经营成为必要, 这是导致城市经营的经济原因。随着中国加人WTO, 会有更多的国际资本流入, 同时, 国内资本的流动性也进一步加强, 城市之间为了争取到更多的高级生产要素, 竞争会愈加激烈, 因而对城市的经营愈显重要。

2 现阶段城市经营存在的一些问题

2.1 以资金导向的城市经营模式

从根本上说, 资金导向的经营城市方式没有处理好城市短期建设扩容与长期规划发展的关系。重视城市建设资金筹措的短期利益, 而忽视了城市在土地、空间、文化等城市资源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忽视了服务于城市功能的城市环境对城市建设与发展的综合性要求, 忽视了城市资源经营对于城市功能优化与提升的作用。资金导向的经营城市思路使城市规划、发展和管理以及经营本身面临着诸多的矛盾, 并已构成了“当前经营城市的基本矛盾”, 而在根本上, 这些问题恰恰是资金导向的城市经营观在城市建设与发展的实践中运用的必然结果。

2.2 城市经营就是要城市化

城市经营的内容就是农村人口转为城市人口和城市功能的建设与强化。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不仅需要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而提供剩余人口, 还需要非农产业提供就业岗位, 也需要城市的发展提供空间和设施, 而这不应该是城市经营的主要内容。现代经济中的城市功能是指城市作为市场中心、信息中心、服务中心和管理中心等要素市场的中心功能。鉴于城市设施建设资金严重不足, 这就要求通过城市经营提供资金和各种能量的支持。但是, 如果将城市经营的内涵仅仅定义在城市建设资金的筹集和投入的市场化运作上, 则可能产生误导。

2.3 经营城市就是经营土地

土地是城市空间和城市功能的载体, 土地供应状况直接关系到城市的发展空间、发展潜力和发展方向。因而某些地方城市经营首先强调的是搞好城市国有土地资本运营,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围绕城市经营战略, 政府以土地所有者代表的身份, 用经营手段运作土地资本, 以实现整个城市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和土地资本效益的最大化。地方政府以土地作为经营的主要客体来获得经营建设资金, 获得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这就难免以牺牲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为代价换取经济利益, 忽略了城市经营更为重要的内容。按照这种理论以不可再生资源的经营与炒作换来的是房地产的投机和城市经济的泡沫, 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后果。

3 推行城市经营需要在城市管理方面进行一系列的制度创新

3.1 加快建立与健全适应城市经营的政府管理组织架构

政府部门组织架构必须适应城市政府职能的实现。通过合理界定城市经营的范围, 建立起完善的政府退出机制。在功能导向条件下, 政府在经营城市中的职能是政府从市场和企业能够经营的领域逐步退出, 重新调整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 建立有效竞争的市场格局, 把原来由政府直接干预企业经济活动的政企关系, 调整为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间接调控关系。妥善解决城市政府在城市经营中的“越位”现象。同时, 通过重新架构政府管理组织, 理顺各职能部门的关系, 改变城市政府在城市经营中的“错位”与“缺位”的现实, 从制度上保证与提升城市政府经营城市的能力。

3.2 加大城市财政体制改革的力度, 为城市经营提供资金保障。

在构建合理的城市政府管理组织, 明确各职能部门的事权后, 就得对城市的财政资金进行合理的划分, 实现各职能部门事权财权的统一。但是, 由于城市的财政资金有限, 很难满足各职能部门的需要。因此, 笔者认为城市财政体制改革的重点应该放在作为主要用于城市基础设施融资工具的市政债券上, 积极推行市政债券的发行。市政债券作为地方政府包括城市政府发行的用于地方基础设施融资的主要工具, 在西方国家已有100多年历史, 并已成为债券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我国市政债券的发行是不允许的, 我国《预算法》明确规定地方财政不许有赤字, 也不许举债。但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对城市基础设施的旺盛需求和城市政府的一定财权与事权的获得对市政债券的发行提出了要求。另外, 巨额的居民储蓄所蕴藏的巨大的投资需求也给市政债券的发行提供了资金支持, 这表明发行市政债券的条件已基本成熟。因此, 应该及时修改相关法规, 准许城市发行市政债券以进一步拓展城市建设的筹资渠道。鉴于我国的具体情况, 可先在我国经济较发达的城市进行试点, 待时机成熟后再逐渐推广。

3.3

大力发展非政府组织、非赢利部门和社会团体, 加强城市居民委员会和城市郊区的村民管理委员会管理的区建设, 给予公众参与城市经营的机会, 提高公众在城市经营中的参与程度。

参考文献

[1]王茜茹.城市政府运营理念分析与思考[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 2004, (20) .

[2]洪银兴, 周诚君.城市经营和城市政府的改革[J].管理世界, 2003, (8) .

[3]于洪平.城市经营的内涵与政府职能的转变[J].财经问题研究, 2003, (10) .

城市政府 篇2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大量工作在县（市）政府，因此对县（市）政府职能的准确定位是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保证。以往我国县级政府的职能定位，历史地建立在了计划经济基础之上。计划经济客观地要求计划的制定要具有周全性，在落实过程中，为了保证计划得到全面执行，政府必须要事无巨细、全面包揽，对经济社会事务进行直接指挥和管理，这样县级政府成了无所不能、无所不管、无所不包的全能政府。现在我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大背景下，开展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工作。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县（市）政府的职能定位重新认识。

城市政府职能是指城市政府在依法管理城市公共事务中所承担的职责和具有的作用，从动态来看，他是城市政府行使职权、发挥作用的一系列活动的总称。其特点有：

（1）、广泛性，如邻里关系、社区卫生、公共事务、居民福利、商业网点、公共设施、整个城市的规划和建设事务等。

（2）、服务性，与农村的大多自给自足相比市民的衣食住行都离不开政府或者公营机构的公共服务，如供电供水。

（3）、规范性，主要向法制化和科学化发展，如政府更加规范化权利和范围合理化，城市间事务更协调等。

（4）、自主性，各个城市有自己的特点因地制宜，如可以发展旅游业发展旅游，有矿藏的开发采矿业等好多都是自主的管理。

（5）、多样性，也就是管理的内容多事务繁杂而且要应对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城市治理：从政府本位到民众本位 篇3

城市社会治理的基本内涵

“社会治理”概念的流行始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欧美国家，多见于政治学和社会学方面的文献，大都含有相关社会主体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意思，突出了现代社会在管理和控制上的多元性、互动性和动态性的特点。它强调现代社会治理不同于传统的政府统治，即它不仅仅依靠自上而下的政府行政权力，而要更多地容纳和依靠非政府主体的自治行动。

有中国学者对社会治理给出了这样的定义：“社会治理，是指政府、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社区以及个人等行为主体，通过平等的合作型伙伴关系，依法对社会事务、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进行规范和管理，最终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城市社会治理，就是城市空间范围内的社会治理。

在中国，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正式使用了社会治理的概念，并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专设一章。由此可见，完善和改进社会治理，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生活中一项紧迫的重要任务。

中国城市社会治理面临的突出问题

在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信息化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之下，中国社会正处于剧烈转型之中，而传统的治理模式未能及时调整和适应，导致中国的城市社会治理中存在许多突出的问题。

一是政府的治理理念转变滞后。许多城市政府的领导人仍然习惯于传统的以政府为单一主体的“管理”，把公民和社会仅仅作为被管理的客体，结果是社会管理体现为刚性的、静态的、被动的、自上而下的单向度管控，多元主体的平等协商与合作未能形成，社会治理的成本高、效果差。

二是大量的非户籍外来人口仍处于边缘化状态，未被纳入多元共治的主体之中。虽然城市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已经启动，但由于“路径依赖”的作用，依托于传统户籍制度的社会福利体系和居民权利体系尚未发生全局性变化，非户籍外来人口与户籍人口之间的权利差距旧态依然，非户籍外来人口在城市中既未被当作平等的权利主体，其自身也具有较强的客居心态。

三是社区与居民自治的不发育。长时期高强度的一元化管控，在很大程度上摧毁了社区与居民自治的传统，弱化了社区与居民自治的能力。与此同时，伴随着近年来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和新住区的不断形成，老住区曾经拥有的社区自治功能也在大幅弱化，新住区的社区自治功能大都未能有效建立。其结果是，类似于社区周边的占道经营、社区内部的私搭乱建、乱倒垃圾、邻里之间的噪声污染等居民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权益纠纷问题，原本都应该通过社区自治、居民民主协商和自主管理的手段加以解决，由于社区与居民自治功能的缺失，不得不求助于“城管”等公权力的广泛介入，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强政府、弱社会”的格局。

四是社会问题多样化、复杂化、高发化，传统的社会管理方式与手段严重滞后。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公民权利意识提高，社会诉求提升。城市居民对社会治理的要求已不局限于享受公共服务、维护社会治安和秩序、化解邻里矛盾等社会稳定的层面，而是在参与公共事务、自由表达意见、保障合法权益、维护良好生活环境等涉及社会公正和社会和谐方面有了更多和更强的诉求，而传统的以控制、强制、法制为主要方式和手段的社会管理难以对这些诉求作出有效回应。

城市社会治理创新的实践探索

自中共十六大报告把“社会更加和谐”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指标，特别是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深入研究社会管理规律”、“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任务以来，许多城市政府都在城市社会治理创新方面有所探索，创造出丰富的实践案例。通过梳理这些案例，可以将社会治理创新的方向初步分为以下四种类型：（1）扩大公共服务的覆盖面;（2）实现治理主体的多元化;（3）运用技术手段提高治理效能;（4）通过资源整合提升治理效能。

在扩大公共服务的覆盖面方面，将原来被排除在城市公共服务对象之外的外来人口、农村户籍人口纳入服务范围，是一个重要的创新领域。如甘肃省嘉峪关市从2012年1月1日起，彻底取消城乡户籍差别，全市30万人口不再区分“农业户口”与“非农户口”，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通过此举，原来的农业户籍人口在医保、子女入学、住房保障等方面与城市户籍人口之间的差别得以消除。再如大连市西岗区于2014年9月设立了外来人员综合服务中心，为初到大连的农民工提供临时住宿、就业咨询、法律援助、网上订票等多项服务。

在实现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方面，温州市于2012年10月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社会组织培育发展的意见》等一系列文件，对公益慈善类、社会福利类、社会服务类和基层社区社会组织全面放开登记，资金门槛降为零。短短两个月时间，全市新增登记备案的社会组织达到1500多个。截至2014年9月，温州市共有20家政府职能部门，向100多家社会组织购买了20项公共服务，涉及五水共治、教育、社区、培训、司法、养老、医疗卫生等公共领域。再如，上海市南汇区惠南镇从2003年起实行了公共预算制度改革，从2003年底开始，该镇的实事工程项目不再由镇政府拍板决定，改由镇人大代表票决产生。并且，实施过程由代表监督，建设结果由代表评估。这样，镇人大代表在广泛征求居民意见的基础上直接参与镇的重大事项决定，扩大了居民民主参与的层面。

在运用技术手段提高治理效能方面，肇始于北京市东城区的“网格化管理”收到比较明显的成效，在全国许多城市得到推广应用。所谓网格化管理，就是将城市空间划分为若干单元（即网格），依托数字化信息平台，对单元网格内的管理需求及时作出响应的城市信息化管理模式。实践证明，这一模式在提高城市管理效率、降低城市管理成本、再造城市管理流程、提高公众满意度等方面均有良好表现。自2004年在北京市东城区率先试点后，在建设部的主导下逐步向全国推广，截至2012年的不完全统计，全国已有90多个城市已经采用或正在推行网格化管理。

在通过资源整合提升治理效能方面，1995年，深圳市首次把与外商投资审批有关的18个政府有关部门集中起来办公。随后，以行政服务中心、市民服务大厅等形式提供窗口服务的做法逐渐在全国得到推广，目前在地市及县已经比较普遍，在安徽、江苏、浙江等地有不少乡镇也成立了便民服务中心。这种做法方便市民办事，提高了政府效能。

实行大部门制改革，也是通过资源整合提升治理效能的一个重要途径。广东顺德于2009年启动了大力度的大部门制改革，党政部门机构数由41个重组为16个，对机构、职能、编制、人员和运行机制重新整合，按照权责一致的原则优化权责和资源配置，形成新的组织结构和工作格局。其结果，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和服务水平。

上海市闵行区的“大联动”模式、上海市嘉定区的“大联勤”模式等，也都是通过资源整合提升治理效能的实践探索。其实质是在不改变现有行政管理组织体制的前提下，通过综合采用社会协管力量整合统管、管理信息集中采集共享、行政执法协调联动等方式，优化完善城市综合管理运行机制。其目标是形成上下联动、问题联处、执法联动的社会管理联动局面，形成合力。

案例：大连市西岗区“365工作体系”

大连市西岗区从2012年3月开始，创建了“365市民大楼”，并以其为核心建立了“365工作体系”。该体系运行三年多来，在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效率、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组织公益活动、激发社会活力、促进居民自治、改进基层治理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成效，成为城市社会治理创新的一个具有较好示范意义的模式。

1.一座全时运行、全方位响应的市民大楼。西岗区的365市民大楼从2012年3月30日开始正式运行。大楼的名称本身就体现了决策者的目标：建立一个全时运行的市民服务中心。其功能设置包括六个服务平台：便民服务平台、婚姻家庭服务平台、社会组织管理服务平台、市民听证议事和维权平台、热线和网络管理服务平台、网格化社会管理信息平台。

2.三级管理、四级联动的365工作体系。西岗区还将服务触角下移，在所辖7个街道全部建立了365市民中心，45个社区全部建立了365工作站。同时，将全区划分为120个一级网格，每个网格配备一名专职网格员。网格员被赋予事前主动发现、事后督促检查的职能。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以365市民大楼为区级中枢，区、街道、社区、网格三级管理四级联动的365工作体系。

3.五个方面的特色创新。从社会治理的角度看，“365工作体系”主要有五个方面的特色创新：在治理理念上，将群众满意作为核心目标;建立联席协调机制，填补管理空白;建立居民听证议事制度，促进居民成为治理主体;以公益项目为载体，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主动发现问题，实现城市管理的精细化。

未来努力方向

1.进一步推进治理理念更新。社会治理所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社会治理创新所涵盖的内容自然也就非常丰富。但是，具体内容各异的社会治理创新，其初始动力都来自于治理理念的更新。大连市西岗区365工作体系所展现出的多方面社会治理创新，最关键的起点就在于提出了“做群众需要的事，做事让群众满意”的核心理念。政府的社会治理理念要从过去那种偏重于政府本位的管制控制思维，转变到民众本位的协同治理思路上来;从被动的响应诉求和维稳，转变到主动改善民生、完善社会服务、疏导诉求渠道、维护公众权益、协调利益关系、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的治理理念上来。有了治理理念的更新，才能够相应地在治理架构、治理方式、资源配置、政府职能转变等多个层面进行创新。

2.推进行政管理体制的相应改革。在社会治理理念发生变革之后，原有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并不能自动与之适应，而需要进行相应的改革。过去的各级政府机构设置以经济综合管理部门为主，社会综合管理部门相比之下极为薄弱。同时，各级政府部门的管理对象主要是针对行业和领域，而不是针对公众和群体。大连市西岗区通过从政府相关部门抽调人员组建365市民大楼，并以其为核心构建了涵盖政府各职能部门及市政公用企业的联席协调机制，成功实现了社区事务的“一门式”受理服务和服务的全年无休，大大提高了政府为民众服务的便捷度、透明度和亲和度，是主动通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来适应治理理念变革的成功探索。在其他城市，也应当根据改进和完善社会治理的需要因地制宜地开展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3.注重消除现有的服务和管理空白。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进程的加快，中国社会处于快速的转型和变化之中，社会管理的对象大幅度扩大，公众的社会诉求明显增多，过去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无论在理念、体系、制度上，还是在机构设置、管理职能、管理方式等方面都与之不相适应，出现了很多管理空白和薄弱环节。鉴此，以居民需求为出发点、注重消除管理和服务的空白与薄弱环节，应当成为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方向。

4.进一步引导和强化居民自治。推进社区自治，是发展基层民主，使人民依法行使民主权利，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有效形式。社区自治的具体事项，主要包括：社区的公共秩序、民意表达、诉求反馈、邻里关系、居民服务、矛盾调解，以及社区消防安全监督、卫生维护和治安维护等。有了有效的社区自治，很多事务就不再需要行政手段和司法程序等公权力的干预，而可以通过社区各种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民主协商和合作来解决。

推进和实现城市社区自治，是基层民主发展的必然趋势，而且有利于降低行政成本和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虽然有一些地方在推进社区和居民自治方面已经做了初步尝试，但总体上思想还不够解放，进展还比较缓慢。在党中央已经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任务和依宪治国、依宪行政重要理念的大背景下，推进社区和居民自治的当务之急，应当是将宪法赋予公民在社会生活中的各项权利切实落实到位，将那些过去被有意无意剥夺的权利“还给”公民和社会组织。唯此，才能使公民和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会治理有空间、有渠道、有保障，使其能够真正发挥作用，而不仅仅作为点缀。

城市政府转型:告别管制迈向服务 篇4

“十一五”时期，我国由政府主导的经济模式，开始寻求向市场主导转变。国务院为此下发《关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见》。意见要求：“加快政府职能转变。进一步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推动各级政府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

转变我国的经济模式，以政府转变为起点，是我国深化改革的又一大举措。在“十一五”期间，政府在职能转型上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严格来说，政府转型在总体上还不够深入，并没有根据现实需求发生质的转变。这对于社会改革而言制约了经济的提速发展。

政府转型的现实困难有很多，但主要还是各地方政府的自身利益。各地政府大多为了保存自身利益，而难以落实行政上的改革。这方面因素有很多，譬如现行的财税体制与干部选拔机制，就很难使部门利益、地方利益完全失之不顾，从而束缚了政府职能的转变。

然而，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说，政府不能完成职能上的转变，其经济的增长方式和运行机制就不能够有新的转变，从而影响了经济的稳定发展。政府职能的转变是现实的市场经济所决定的。为了适应市场需要与变化，政府的职能必须从旧有的职能上转变过来。

对于推进社会发展来说，政府转型对于社会的整体进步具有深刻意义。因此，对于政府转型，首要的问题就是要改变昔日职能上的观念，而不能抓住政府自身的利益不放。只有政府部门产生了开放的职能意识，重新进入公共视野，政府的职能转变才有可能推进和深入。

目前，政府转型的另一个难点在于，地方政府没有全方位地进行职能转变。政府部门不能全方位转变各自职能，只会加大政府的负荷，使城市建设与经济发展变得缓慢。因此，政府必须从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这样才能完善市场的经济体制。

因为政府职能转变关系到现有的经济体制改革，同时也关系到社会与政治体制的改革。也就是说，政府的职能转变是我国深化改革的基本点，是推动国家完成现代化的重要部分。没有政府职能的转变，我国就只能处于长远的发展当中，而不能进入发达国家的社会形态。

在政府职能转变面前，政府必须突破自身的局限，从发展的眼光来认识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时期时，公共建设的需求也随之全面提升。及此，建立一个适应经济发展、满足社会需求的服务型政府，就成为国家持续发展的需要。

公共服务：政府的新职能

我国经济建设时期，政府更强调发展经济，致使公共服务职能一直没有到位。政府公共服务的缺失表现在很多方面，诸如基础教育、基本医疗、社会保障和公共就业服务等方面。随着改革深入，经济发展与公共服务之间出现了极大的差距。及此，政府转型的目的就在于履行公共服务的职责。

对于一个经济社会日渐成熟的城市来说，制度建设是政府必须面对和完善的政治机制，而公共职能则是一个健全政府的重要内容。虽然我国因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出现了主导型政府。但主导型政府毕竟只是经济发展阶段中的暂时任务。当经济发展超越一定发展阶段时，政府必须严格规范自身的行政责任。

在政府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之前，立法是政府转型的基本前提。当前，地方政府在公共服务与体制建设方面，基本缺失立法给予的服务界定。地方政府服务责任的界定模糊，立法层次相对较低，责任界定缺少细节，致使现有的公共服务没有体现出公平与效率的原则。

此外，对于市场经济的社会来说，政府不一定要全面介入公共服务，而是应该与市场共同分担公共服务的建设。政府承担的公共服务责任，仅仅是公共服务的基本需求。而基本需求之外，完全可以交给市场来承担。政府只要履行好其中的监管责任即可。这样才体现出公共服务的多样性。

一个服务型的政府在监管好市场和改善市场环境的同时，更要完善对社会的服务与管理。尤其是在教育、医疗、就业和住房等领域，需要完全履行自己的职责。这就要求政府不仅要对经济发展负责，更要对民众的基本公共服务负责，从而建立一个务实的公共服务体系。

政府转型还要调整财政的收支结构，将财政转型为公共财政，使公共服务得到长期的保障。这样就可以解决主导型政府大量的财政资源推动经济发展的问题。另外，在财政用于公共服务支出之前，还要建立健全的公共财政体制，以确定公共财政的使用能够准确到位。

供给体制也是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在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还需要将供给体制通过市场介入而形成多元化的体制。一个多元化的供给体制在面对公共产品短缺时，可以有效的及时应对，同时还可以大量节省政府的成本，避免政府垄断社会事业的弊端，加强政府解决公共服务问题的职能。

政府转型面临最困难的问题是基本的社会保障。我国的城市与城镇之间在基本保障方面差距巨大，因此社会保障有待极大提高，须建立更为完善的保障体系，实现保障过程的均等化。由此提高政府的保障功能，让人们均等地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这些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十分重要。

精简机构，提高政府工作效率也是政府转型的根本任务。由于历史原因和经济发展的需求，政府机构和部门不断扩大，政府的行政效率反而大大降低，公共服务的质量也没有得到提高。精简政府的部分职能部门，对于公共服务的职能建设、提高服务效率具有积极的意义。

对于一个服务型政府来说，公共文化也是不可忽略的服务内容。民众的基本权益包含了公共文化，并且城市经济发展同样需要文化产业的支持。公共文化可以确立一个服务型政府的形象，使政府的服务理念能够在文化当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从而促进以文化和谐，推动文化发展的繁荣。

总之，政府必须进行职能转变，加快建立公共服务体系的步伐，改变旧有的公共服务方式，完善公共服务的立法机制，使政府职能部分形成一个无形的服务网络，实现政府职能规范化、施政法治化，从而解决主导型政府的行政机制所带来诸多问题，完成服务型政府的改革任务。

政府无须经营城市

与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相比，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的政府依然具有一些特殊的发展职能。在基础设施建设大规模展开的初期，政府作为投资建设主体的功能仍具有重要作用;在市场经济发展早期，经济运行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盲目性，政府在规范市场主体行为方面仍然占有主导性地位。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经营城市”的现象。所谓经营城市，就是泛指城市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有些城市出售城市资源、贩卖土地，从而获取政府的财政收入。这种“经营城市”的现象，一度非常普遍，尤其是一些中小城市和乡镇的作为，严重损害了市场的秩序。

除此之外，政府主导市场的另一个严重问题就是腐败。腐败在我国的经济发展阶段中一直是难以根除的弊病。一些城市政府为了追求自身利益，便利用主导市场的机遇，进而扩大政府收益。并且，造成很坏影响的是，一些城市政府追求利益的行为大多以公共利益为借口，使国家很难察觉城市政府在推动市场发展中是否扩大了公共利益，并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直接威胁到民众对城市政府的信任。

所以产生经营与腐败的现象，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政府的行政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从而僭越了政府自身所拥有的职能范围。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在城市的经济发展中，使资源没有得到有效的配置，市场得到了不应有的束缚，失去了公平竞争的原则。

当城市政府主导市场，又不受法制监督时，市场行为便不断向权力倾斜，这样就加重了市场发展与社会正义之间的矛盾。尤其是将市场经济推向了以权力为发展手段的错误方向。这种发展市场的行为使那些易于接近权力的群体，成为政策制定中的既得利益者。

而对于城市政府来说，推动市场的发展不在于市场规范与可持续发展，重要的是从市场经济发展的表面现象中追求政府的政绩，提升政府的正面形象，片面地追求经济增长，致使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没有形成健康与可长久发展的市场机制，而公共服务职能也在这种扭曲的经济形式中丧失殆尽。

城市政府的这种主导市场行为，其实就是直接营利性活动。而政府机构与一些行政官员便失去政治的符号，成为商业活动的主体。当政府变质地成为商业活动的主体时，政府便可能以行政权力来垄断市场，从而丧失了市场的竞争原则。

政府主导一切市场行为，都是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样便会引发行政利益与社会主体之间的深层矛盾。而这种深层矛盾的本质就是侵犯民众与公共的利益。当政府在追求利益最大化时，政府同时就丧失了监督市场行为的职能，使得市场经济的发展没有平衡机制上的协调，从而激化社会矛盾。

这些发展经济过程的弊端，已经成为阻碍市场向前迈进的步伐。因此，在我国现阶段的市场发展遇到了人为性的阻碍，很难通过市场调节这样的手段来改变经济发展的现状。当下最为紧迫的任务就是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途径，只能从根本问题上加以解决，这就是政府职能的转型。

丰城市政府工作报告 篇5

市长 涂水泉

各位代表：

现在，我代表市人民政府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请予审议，并请各位市政协委员和列席会议的同志提出意见：

一、2010年及“十一五”时期工作回顾

2010年，是“十一五”收官之年，是丰城加速经济转型、提升综合实力的重要一年。全市人民在上级党委、政府和市委的正确领导下，坚持以创新为主动力、以开放为主旋律、以绿色为主色调，努力打造以“生态丰城”为统领的创新丰城、低碳丰城、森林丰城、秀美丰城、和谐丰城，圆满完成了市六届人大四次会议提出的各项目标任务，经济社会发展呈现三大亮点。

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和项目建设的快速推进，彰显了丰城速度。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首次跻身全国百强，提前6年实现了“三步走”战略目标。全市生产总值240亿元，增长20％；财政总收入27．55亿元，增长32％；地方财政收入17．86亿元，增长38．4％；乡级财政收入均超千万元，亿元以上的达到5个，曲江镇成为宜春市第一个财政收入超两亿元的乡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68亿元，增长40％；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80亿元，增长25．7％。项目建设快速推进，特别是富士康集团旗下的新海洋精密组件项目，仅用45天就完成了厂房建设，建设速度是全国标准工期的10倍，是富土康集团在深圳建设项目的4倍，创造了重大项目建设的“丰城速度”。

区域经济的特色板块和科学发展的亮丽名片，打造了丰城品牌。经济发展方式和社会管理方式得到同步转变，创造了丰城特色和丰城经验，新增了全国社会管理创新试点县市、全国高产油茶之乡、国家级创业型城市、全国工业固废综合利用试点基地、中国总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实践基地等国家级名片，创造了全省第一个依靠科技转变发展方式示范县市、全省第一个循环经济试点县市、全省第一个再生资源利用产业示范基地、全省第一个实现城乡公交一体化、全省第一个同一县市籍学子荣获全省高考文理科状元、全省第一批县域经济发展综合试点县市等多个“全省第一”。开放型经济实现了引进世界500强工业企业、引进职业院校、引进商业银行、引进央企、引进科研院所和本土企业上市“六个零的突破”。特别是龙津湖总部经济基地，在全国总部经济高峰论坛上，被定型为继特大城市和沿海中小城市之后，探索了全国第三种总部经济发展新模式，刷新了丰城的发展品牌。

三个文明建设大面积丰收和一批英模群体闪亮涌现，展示了丰城现象。全市获得省级以上单位奖项23个，其中粮食生产、法治县市创建、农村五保供养、农村劳动力转移等国家级奖项14个。全国农村五保供养和城乡低保管理工作会、第三届全国业余围棋大奖赛、中国再生铝产业发展论坛、全省工业和农业产业化流动现场会等15个国家、省重大会议及比赛活动在丰城召开和举办。前来丰城参观考察人员多达2500人次，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法委副书记王乐泉专程来丰城视察调研。特别是涌现了近200个英模，仅今年获省级以上表彰就达30人，有4人荣获国家级表彰奖励，7人列入中国好人榜。这种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效应，被外界称为“丰城现象”。

回顾一年来的政府工作，我们坚持做到了“五个注重”。

1、在推进项目建设、扩大投资规模的同时，注重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努力实现做大总量与做优质量的有机统一。把项目建设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总抓手，全年共签约项目131个，其中投资超亿元项目33个；实际引进市外资金33．2亿元，增长1 7．2％；实际利用外资5467万美元，增长15．8％；“双百双十”重点项目开工115个，其中竣工投产或交付使用项目40个，累计完成投资97．7亿元，当年完成投资40．9亿元。市财政设立1 000万元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基金和5000万元高新技术产业风险投资基金，先后为惟思特、盛丰新能源等四个项目提供3400万元扶持资金；全市科技投入达到3500万元，市级以上民营科技型企业40家，其中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2家；华伍公司被评为“全省科技创新先进企业”，1项产品被列为国家级重点新产品；惟思特公司牵头的江西省涡旋机械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成为全省首批12个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之一；以盛丰多晶硅为代表的新能源、以恒顶蛋白肽项目为代表的生物医药、以南昌大学低碳生态农业示范园为代表的富硒生态农业、以惟恩特无油涡旋压缩机为代表的节能环保、以华伍制动器产能扩张项目为代表的机械电子、以格林美为代表的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等六大高新技术产业初具规模，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上年增长50％以上。

2、在加速新型城镇化、拉开中等城市建设框架的同时，注重巩固和加强“三农”工作，努力实现城乡发展的艮性互动。城市建设全面拉开了80平方公里中等城市框架，建成区面积39平方公里，城市人口36万，城镇化率45．5％，被授予江西省园林城市。新城区建设规模达24．9平方公里，总投资160亿元，累计完成投资93亿元，当年完成投资7．3亿元。老城区拆迁改造完成投资1．5亿元，引进建成世界零售业巨头沃尔玛。按照“以镇带村”思路，安排资金2.2亿元，推进21 3个省定新农村试点村建设，114座小(二)水库除险整治基本完成，13个乡镇完成集镇总体规划修编；粮食生产再次进入全国先进县市行列，总产近100万吨，增长5．1％；农民人均纯收入6324元，增长11%；中国生态硒谷被授牌为国家AA级旅游景区、江西省现代农业示范区、江西省农业科技示范园和鄱阳湖生态农业示范基地，富硒产业产值达8．7亿元，增加1．7亿元，增长24．4％。

3、在保持高速增长、加快进位赶超的同时，注重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努力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的良性循环。造林绿化“一大四小”工程再次进入全省综合先进县市行列，全市造林绿化面积11,7万亩，占省政府下达计划数的128％，重点抓好森林城市、森林通道、森林园区、森林农村、森林苗木、森林产业六大工程，着力打造丰水湖文化公园、玉龙河湿地公园一期等精品工程；高产油茶种植面积达10．2万亩，着力打造袁白线万亩高产油茶产业长廊和富硒万亩高产油茶特色产业板块。生态环境保护力度进一步加大，完成二氧化硫减排2000吨，化学需氧量减排720多吨，全面实现今年和‘‘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对城市污染源进行了综合治理，取缔关闭4家环保不达标企业；启动了水源保护行动，全市共有10座大中型水厍、108 座小型水库、97座山塘水库解除了养殖户承包合同，拆除养殖厂43座，实行了人放天养。

4、在深化改革、合力攻坚的同时，注重改善和保障民生，努力实现加快改革进程与推动和谐稳定的协调并进。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全市所有基层卫生院全部实行药品零差价销售；积极稳妥地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全面推进部门预算改革，完成了市航运处和市协作贸易公司最后两个国有非工企业改制工作。全年安排资金1 0·8亿元，落实77项民生指标和66项公共财政政策，新建廉租房1004套、垃圾中转站7座，完成老城区沥青路面改造、下水道清淤、小街小巷改造和生活垃圾处理厂一期工程；完成小袁公路、吊段公路、杨泉公路、丰城南站公路、老105国道丰城段改造和大码头撤渡路网建设，撤渡改桥14座，村级公路全面硬化。新增城镇就业15036人，完成年目标的195％；城镇就业率98．7％，零就业家庭就业安置率1 00％；新增农村劳力转移就业39787人，完成年目标254％；养老、医疗、失业、生育、工伤五项社会保险基金征缴总额达3．4亿元，其中社保基金达到2．08亿元，受到省、宜春市表彰。城镇职工和居民医保、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社会救助基本实现全覆盖。持续推进“万村千乡”市场工程，繁荣发展商贸市场，有效拉动城乡消费。城区医疗和教育网点布局调整全面启动，高考二本以上上线人数首次排名宜春市第一。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实现了无群体性事件、无重大安全生产事故、无重大涉稳问题、无“****”人员滋事生非事件、无重大刑事案件、无重大治安案件、无集体进京赴省上访事件、无重特大交通消防事故“八无”局面。特别是面对50年一遇的特大洪水，全市上下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成功排除51处重大险情，实现了“不垮一处坝、不决一处堤、不因人为原因死亡一人”目标。法制、人防、广电、文化、体育、科技、旅游、民族宗教、民兵预备役、侨务、监察、司法、统计、计生、审计、气象、史志、档案、扶贫、移民、老龄、残联、妇女儿童等各项工作都有明显进步，各项事业得到同步发展。

5、在规范行政行为、提高服务效能的同时，注重破解发展难题，努力实现政府系统执行力与操作力的同步提升。

以开展创业服务年活动为契机，深入推进行政审批“两集中、两到位”，全市共有56个有审批权限的单位进入行政服务中心，240项行政审批业务在大厅办理，2 3个单位的行政服务股室整建制进驻行政服务中心，实现了审管分离、权责挂钩和审批一条龙、服务一站式的行政审批工作机制。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完成各类交易188场，工程招投标资金节约率10．4％，国有土地拍卖溢价率44．9％。加快电子政务建设，积极推行网络问政，全市108个政府信息公开主体单位主动公开信息145 35条，处理答复网上信件300多次。积极开展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修编，扎实推进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工作，为重点项目和城市建设争取用地空间，省政府已批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已通过评审。积极开展资本运作，依法运作城市土地，通过5大融资平台，累计融资1 7．6亿元。

各位代表，总结201 0年，我们豪情满怀，回顾“十一五”，我们倍感振奋。“十一五”时期，是丰城发展迸程中极不平凡的五年，是科学发展、加速跨越的五年。五年来，综合实力大提升。生产总值年均增长21．4％，人均生产总值年均增长20％；财政总收入年均增长28．1％，占生产总值比重提高2．6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35．8％；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前移189位，历史性地进入全国百强县市行列。城乡面貌太变样。投资6亿元的剑邑大桥竣工通车，城市建成区面积、人口、城镇化率分别比2005年增加18平方公里、7．2万人、12．6个百分点，是全省第一个城市建成区面积突破30平方公里、人口突破30万人的县级市。项目建设大推进。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493亿元，年均增长27．4％，比规划目标高出12．2个百分点。其中，50万元以上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424．8亿元，年均增长31％。民生工程大投入。累计投入突破50亿元，在全国率先全面免除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学生学杂费，在中部地区率先实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全省率先完成农村教育“三集中”、乡村卫生院所改造、农村敬老院新建等工程，率先实现城乡公交一体化，率先建立农村公益事业奖补机制。群众生活大改善。职工人均工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年均增长11．6％、15．1％、12．5％；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增长年均增长18．1％。

这些成绩的取得，是上级党委、政府和市委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市人大依法监督、市政协民主监督的结果，是社会各界大力支持、全市上下团结拼搏的结果。在此，我代表市人民政府，向全市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各级干部和老领导、老同志，向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和社会各器人士，向驻丰部队、武警官兵、公安干警，向中央和省驻丰单位，致以崇高的敬意!向所有关心、支持丰城发展的开亍内外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还清醒地认识到，我市经济社会发展还存在较多的困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经济总量还不大，特别是人均发展水平偏低；工业基础还不扎实，五大产业的支撑作用还不明显，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任务较重；城市空间布局还不完善，配套服务功能尚不健全：农业现代化水平还不高，产业的规模效应和品牌效应没有放大；城乡统筹发展步伐不快，集镇建设相对滞后；社会管理面临着许多新的课题和挑战，群众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要求越来越高；政府破解发展难题的能力仍需加强，依法依规行政、工作落实力度和工作效能有待进一步提高等等。对这些困难和问题，需要我们积极应对，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认真加以解决。

二、关于“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的说明

编制和实施“十二五”规划，重点把握五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紧扣一个主题。“十二五”时期，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方针是：始终围绕发展方式转变，以富民为核心，以城市化为重点，以产业结构调整为主线，推动低碳经济和绿色产业发展，争创国家循环经济示范城市、科技创新示范城市、省级新型能源城市，把丰城建成开放大气、和谐秀美的现代化中等强市。在具体工作中，要紧紧围绕“生态丰城、绿色崛起”这一主题，继续坚持以创新为主动力、以开放为主旋律、以绿色为主色调，在做大经济总量的基础上注重发展质量，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推进社会建设，在科学发展的基础上实现快速发展。

第二，冲刺两大目标。今后五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是：全市GDP年均增长21．9％以上，到“十二五”期末达到650亿元；财政总收入年均增长29．4％，到“十二五”期末力争达到1 00亿元；城镇化率按每年提高2个百分点计算，到2 01 5年达到55％；城镇居民收入年均增长1 5．9％，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12．1％。为在新的更高起点谋求新一轮跨越发展，《“十二五”规划》提出了两个阶段性奋斗目标：第一大阶段性目标是201 3年冲刺“六个五”一一生产总值力争达到5 00亿元，财政收入力争达到5 0亿元，园区主营业务收入力争达到500亿元，城市建成区面积力争达到5 0平方公里，高新技术企业产值比重力争达到50％，森林覆盖率力争达到5 0％；第二大阶段性目标是“十二五”期末冲刺“十百千”一一10个本土企业上市、100亿元财政收入、1000亿元园区主营业务收入。

第三，力促三个转型。《“十二五”规划》最鲜明的特点，就是突出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条主线，强调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一是要加快产业优化升级，着力打造新型能源和电子信息、节能环保和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工程及新医药、资源循环利用、新型建材和精细化工、绿色农产品加工六大产业基地，促进资源型城市向现代制造业城市转型。二是要壮大生态富硒产业，着力打造中国富硒农产品生产基地，促进传统农业大市向现代农业强市转型。三是要创新社会管理方式，加速推进城镇化步伐，促进城乡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化的现代化中等强市转型。

第四，实现四个提升。一是要提升综合经济实力，主要指标保持高速增长，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进入中部地区前10强，在全国百强县市中争先进位。二是要提升城市发展品位，基本完善城市配套功能，建成鄱阳湖城市群中具有滨江特色的现代化中等园林城市。三是要提升群众生活质量，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衡化，力争城镇居民收入年均增长16％以上，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12％以上。四是要提升生态建设水平，全面建成丰水湖文化公园、玉龙河湿地公园、龙津湖森林公园等城市生态工程，基本建成药湖国家湿地公园，初步建成真正意义上的“森林丰城”。

第五，强化五项举措。一是培育壮大低碳绿色产业，力争到201 5年，高新技术产品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比例达50％，打响总部经济、生态经济、循环经济品牌。二是着力发展生态环保农业，放大中国生态硒谷品牌效应，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三是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重点打造3-4个明星小城镇，在全国率先探索建设无村县市，基本实现总面积80平方公里、人口70—80万的现代化中等强市目标。四是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和广度，打造中部地区最具竞争力的投资环境，加速产业、人才、资金和技术集聚。五是深入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加快发展各项社会事业，增加就业，鼓励创业，实现社会保障全覆盖，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三、2011年政府工作安排

2011年，是“十二五”发展的开局之年，也是我市产业发展加速转型、社会管理加快创新之年。今年政府工作的总体要求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围绕建设“开放大气、和谐秀美”的现代化中等强市总目标，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三个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社会管理方式转变、领导方式转变为主线，以“三个创新”(思路理念创新、社会管理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为抓手，力求实现“三个突破”(高新产业发展取得新突破、教育事业发展取得新突破、现代农业发展取得新突破)、“三个提升”(产业发展水平提升、社会管理水平提升、干部能力素质提升)，切实增强县域经济发展的项目牵引力、产业支撑力、城市承载力、社会和谐力，努力为“十二五”开好局、起好步，全力争当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县域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的“领头羊”。

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为：生产总值增长1 6．4％，力争24．7％；财政总收入增长23％，力争29．4％；地方收入增长10％，力争28％；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5％，力争30％；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28．5％，力争30％；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8．5％，力争20％；外贸出口增长30％，力争34．6％；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增长16％，力争20％；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1％，力争15％；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12％，力争1 3％；城镇化率达到47％，力争47．5％；人口自然增长率计划控制在7．8‰以内。围绕上述目标要求，重点抓好以下六项工作：

(一)加速推进新型工业化，以争创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动力，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继续以工业园为主战场，大力开展产业升级年活动，争创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以高新技术产业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完善园区配套功能，优化产业升级条件。按照园区功能城市化、园区管理社会化和园区发展产业化的要求，着力抓好园区基础设施建设、服务平台建设和信息化管理。基础设施建设：要拉大园区路网、管网、线网框架，完成中心园区和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基地污水处理厂建设，做好商业网点布局规划，建设集特色街道、特色商贸、住宅于一体的综合服务中心，对衣食住行和教育、医疗等公共设施的配套统筹考虑。园区绿化率达到20％以上，按照较高标准建设公共绿地。服务平台建设：要进一步加强金融、物流、科技、人力、标准化服务等平台建设，完善园区服务机构，打造科学、规范、高效的园区服务形象。园区信息化管理：要加快园区文化建设，大力宣传园区发展理念，通过建立园区网站等传媒手段，扩大园区宣传面；成立丰城企业家联谊会，增强园区凝聚力。做大工业经济总量，强化产业升级基础。以重大产业龙头，以重点项目为抓手，狠抓项目开工投产，力争今年园区主营业务收入超300亿元，税收超15亿元。新能源(光伏)产业：要力促爱德利一期光伏控制产品及系统设计项目、敬伟绿能股份年产840兆瓦太阳能电池生产线项目开工建设，盛丰新能源1000吨产能项目开工建设，保丰龙矿井、新高焦化竣工投产。再生资源产业：要抓紧推进格林美、赣中再生金属集散市场、金环铜业、古山金属、佳欣轮毂等一批超亿元投资项目竣工投产；力促宏成金属、鑫琪金属、怡华金属、六联金属、伟丰铜业等16个项目达产达标，争创中国再生铝都品牌。新型建材产业：要力促斯米克、东鹏、和美陶瓷达产达标、扩大产能，力促唯美陶瓷二期、南方水泥二期工程竣工投产。机械电子产业：要力促新海洋精密组件、布兰森高频焊管项目达产达标，推动惟恩特、好帮手、坤林机械制造等项目正常投产。生物医药食品产业：要力促杰隆生物、普化药业、福庆康生物科技、成必信牧业科技如期竣工投产，放大冻米糖、丽村酒等传统名优食品的品牌效应。

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加快产业升级步伐。继续设立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基金和高新技术产业风险投资基金，大力支持企业自主创新，从软件上、硬件上加大投入，成立省级以上研发中心1个、博士站1个，申请专利5个，申报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争创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重点支持以创新大厦和惟思特无油涡旋空压机生产基地为重点的高新技术产业孵化基地建设，积极申报国家级涡旋机械产业技术创新联盟项目、空气压缩机系列装备及其制造研究国家科技支撑项目。同时大力引进一批、孵化一批、成熟一批高新技术企业，提升园区高新技术产业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力争今年引进高新技术产业项目10个，新增省级以上高新技术企业2个，占园区企业产值30％以上。

(二)加速推进新型城镇化，以争创全国低碳示范城市为动力，加速城市提质扩容

围绕建设全国低碳示范城市、滨江宜居宜业城市，积极融入南昌城市经济圈和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加快建设现代化中等城市。

加速推进以“五个再造”为重点的城市建设。围绕“再造一个新城、再造一条快速通道、再造一座大桥、再造一个火车站、再造一座赣江大堤”的目标，继续推进新城区24．9平方公里范围内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新城区丰洛铁路以东11-7平方公里建设，推进丰昌大道、新105国道、昌吉赣城际铁路、加密高速公路等路网建设，着手在现有两桥之间谋划再建一座赣江大桥，争取在丰城设立城际高铁二级站，启动建设城西防洪堤综合整治工程，拉开城市发展框架，加速融入南昌半小时经济圈。加大老城区改造力度，加快污水处理管网、生活垃圾处理场二期、剑邑大道煤运至气象局路段改造工程，抓好玉龙河、沙湖公园改造和剑邑大桥公园二期、丰水湖文化公园、玉龙河湿地公园等市民公园建设。

切实强化以提升品位为目标的城市管理。深入推进城市综合管理改革，建立城市管理定期联席会议制度，形成全市一体化的城管大格局。进一步抓好城市污染源治理，重点治理城区餐饮业油烟污染，加强城区流动摊贩管理，搞好城区菜市场规划建设。加大城区客运市场管理力度，规范出租车和公交车日常运营行为。抓好城市卫生清扫保洁工作，实行“区域监督、路段检查、路面考核”三级管理。积极推进园林和市政管养体制改革，建立道路养护、绿化养护和环卫保洁综合承包机制。拓展市政公用领域的特许经营范围，加快推进市政公用事业市场化进程。加快发展以总部经济为核心的现代服务业。在加速完善新城区商业网点布局的同时，加快推进总部经济基地10大功能区块及配套设施建设，培育壮大以总部经济为核心的现代物流、金融保险、商务会展等新兴服务业，力争总部经济基地新增落户企业50家，新增税收突破2亿元，建成区面积突破5平方公里。以培育大型专业市场为重点，编制港口码头建设规划，加快建设梅林物流基地、曲江物流园区、阁里扬物流园区和同田码头物流园区。充分挖掘、整合剑文化、瓷文化、水文化等特色文化资源，抓好隍城富硒森林温泉、董家富硒生态旅游、玉华山旅游景区开发和药湖国家湿地公园开发建设。

(三)继续强化农业基础地位，以建设中国生态硒谷为动力，提升“三农”工作水平

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统筹城乡发展的重中之重，加速推进中国生态硒谷建设，以现代农业推动农民增收、农村发展。

大力发展以富硒产业为主导的现代农业。按照标准化、品牌化、规模化的要求，积极推动南昌大学低碳生态科技园、森禾千亩特色果园、圣迪乐蛋鸡、珠海农丰有机大米、华英种鸭、波尔旺奶(肉)牛等富硒产业项目建设，新增2-3个富硒产品；做好富硒产品地理标志保护认定、国家级富硒食品硒含量标准认定工作，进一步建立完善标准化体系；争创国家级农业科技园和现代农业示范区，带动全市富硒产业发展，力争3年内建成千亩富硒蔬菜基地、万亩富硒水稻基地、十万亩富硒高产油茶基地。围绕粮食总产突破20亿斤目标，选定部分重点产粮乡镇作为粮食生产高产创建示范点，力争水稻良种覆盖率达98％，丽村、董家、荷湖富硒水稻面积突破6000亩。围绕创建省级森林城市，健全造林绿化长效机制，实施”十百千”，造绿工程(建设10大森林示范工程、100个城市森林小区、1000个森林村庄)。结合造林绿化“一大四小”工程，新造高产油茶2万亩，打造袁渡至白土万亩高产油茶产业长廊和以丽村、董家、泉港、隍城、湖塘、桥东、洛市为中心的富硒高产油荼产业板块，建设御润坊高产油茶科技产业园。按照“产业园区化、园区产业化、城乡一体化”思路，抓好生态富硒、生物食品、畜禽加工三大产业园区建设，力争亿元以上产值龙头企业达到10家以上。

着力抓好以农田水利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实施持续3年的“基本农田水利年”活动，今年完成投资1．5亿元，全面修复去年特大洪水造成的170处水毁工程。完成赣抚大堤、丰城大联圩、药湖联圩、小港联圩除险加固工程。加大江河圩堤加固力度，对险情严重的河堤，完成应急防渗处理工程。充实和完善防洪预案，健全防汛调度系统，做好改造36座、新增7座水雨情遥测站调试工作，确保汛期正常使用。抓好农村安全饮水工程建设，解决5万以上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深入推进水源、水库污染综合整治工作，加快水库养殖承包清退步伐。

努力探索以小城镇为龙头的新农村建设新模式。继续实施土地出让收益分配和耕地占补平衡指标两项优惠办法，落实在小城镇落户和经商创业的各项优惠措施，鼓励和引导农民以宅基地置换小城镇住房，通过组建小城镇建设投资分公司、市财政建立小城镇建设发展基金、鼓励民间投资者参与小城镇建设、鼓励各乡镇积极开展土地复垦和造地增粮工程，破解制约集镇发展用地指标和建设资金问题。重点推进尚庄、梅林、曲江3个示范小城镇建设，加快张巷、荣塘、洛市、隍城、小港等重点集镇建设。今年上半年，所有乡镇都要完成集镇总体规划修编，组建集镇环境卫生管理及环境综合整治两支队伍。通过“以镇带村、镇村联动”，因地制宜推进新农村建设，抓好232个省批点和自建村点建设，落实农村公益事业奖补机制，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

(四)加大改革开放力度，以建设国家级创业型城市为动力，激发创新创业活力

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以项目建设为主抓手，以全民创业为主动力，增强新一轮跨越发展的活力和动力。

积极推进各项改革。按照省政府的部署和要求，积极推进全省县域经济发展综合改革试点工作。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强化财政运行监管，规范对民生改善、重点项目等专项资金的管理；加强政府性债务管理，积极防范和化解财政风险；按照一级财政管理模式，积极探索园区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激发园区发展的动力和活力。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抓好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工作，稳定城镇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参合率。稳定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巩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成果，完善林权抵押贷款、森林保险等配套改革。推进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深化农村集体土地制度改革，在依法自愿有偿的基础上，促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和土地承包经营流转。

实施项目带动战略。继续坚持以项目为总抓手，支撑带动开放型经济发展。要把握动态弓J项目。认真分析国内外产业转移的新趋势、新动态、新机遇，紧盯世界500强、国字号企业和一批上市公司，主攻固定资产投资50亿元以上的大项目，力争引进亿元以上投资项目突破40个、10亿元以上投资项目突破5个。实施项目评估，严把项目准入关，确保引进的项目经济效益高、环保节能和有利于改善民生。要对接政策争项目。准确把握国家投资的重点和取向，抓住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政策机遇，围绕保障性住房、水利设施、教育卫生、节能减排、自主创新等方面，及时储备和包装一批项目，主动出击，积极跟进，搞好对接，力争有更多项目进入国家、省规划笼子。要加快速度建项目。继续实施“双百双十’’重点工程，进一步完善帮扶机制，实行项目责任主体、目标任务、时间进度“三个量化”，加速推进一批重大产业项目、基础设施项目和民生工程项目。大力实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工程，积极开展闲置土地清理，加大空心村整治和城中村改造力度，争取更多中重点项目用地指标，依法搞好土地收储和运作，全力保障项目用地需求，确保项目建设顺利进行

大力激活资本市场。按照建设赣中金融中心的目标定位，加速推进农村信用联社改制，尽快组建合作银行，争取再引进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推动创业投资、私募股权投资等股权投资市场发展，加快以剑邑广场为中心的金融街建设。继续推进金融生态环境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扩大银行授信范围和额度，支持金融机构以扩大信贷规模为重点，多层次、全方位推进银企合作，大力开展信贷营销业务，切实服务好企业融资和再融资工作。积极推进企业上市，以华伍股份成功上市为动力，对已经确定的13家后备上市企业制定详细的工作推进表，倾力打造上市企业军团。加强融资平台建设，积极创新融资方式。

（五）实施新一轮民生工程，以推进全国社会管理创新试点工作为动力，营造和谐发展环境

继续将新增财力的70%以上投入民生工程，投资15亿元实施66项公共财政政策，以民生工程建设促进社会事业发展，以社会管理创新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着力实施十件实事。一是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1．28亿元，新建廉租房15 00套、公共租赁住房50套。投资1．6亿元，规划改造丰矿棚户区，建筑面积51。4万平方米；投资8282万元，规划改造河西煤矿棚户区，建筑面积6．16万平方米。改造城市棚户区(危旧房)2万平方米。二是以丰昌大道为重点的公路建设。投资7亿元，按一级公路标准建设丰昌大道；投资1．3亿元，建设温泉大道，提升改造全长约1 3公里的丰高线梅林至隍城路改造工程；投资5000万元，对丰乐线、丰抚线约35公里进行大中修养护；投资7000万元，对孙渡至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基地段全面提升改造；投资1。2亿元，启动建设围荣公路；投资约2亿元，对断头路进行全面改造(包括临樟线丽村段约30公里、马后线秀市段约14公里，老丰乐线石滩至桥东段约15公里、老1 05国道围里至蛟湖段约5公里、小袁线连接丰乐线、丰抚线公路约30公里等)。三是城区中心菜市场建设。投资1亿元，将原家具厂改造为中心菜市场，市场面积1．1万平方米。四是自来水扩建。投资5 300万元，实施取水泵房改造和净水厂建设工程，新增2．8万吨／日处理能力，达到5万吨／日处理规模。五是新建三所学校。在大学城内投资1300万元启动建设洪州职业学院，完成投资8000万元的剑声中学一期工程，投资1000万元迁建特教学校。六是新建三所医院。投资3000万元，将市血防站改建为第二人民医院；投资2000万元，将市皮肤医院改建为市第三人民医院；投资3000万元，将河洲卫生院改建为市第四人民医院。七是垃圾压缩房建设。投资1133万元，在新老城区、工业园区、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基地及尚庄、孙渡、拖船、小港、杜市、荣塘等集镇新建18座垃圾压缩房。八是水库综合治理。加固16座小(1)型水库，完成233座小(2)型水库除险整治；启动紫云山水库除险加固和备用水源保护工程，力争3年内全市水源、水库水质全面达标。九是城市“五馆”建设。投资85 00万元，建设洪州窑博物馆、文化馆、图书馆、档案馆、城市建设展览馆，建筑面积2．46万平方米。十是城西防洪堤-工ffZ。在剑邑大桥西岸建设1 0．05公里防洪墙，防洪区域面积2．36万亩。

协调发展社会各项事业。加快实施城区学校和医疗网点布局调整，抓好农村初中工程和校安工程，建好一批公办乡镇中心幼儿园；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全力推行“新农合惠农卡”发行工作，开通村级卫生所网上报销家庭门诊账户，确保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达98％以上。抓好29个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申报一批国家级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完成8个乡镇广播“村村响”工程。加快公共体育设施建设，打造全国围棋之乡。建立和完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机制，落实利益导向机制，严厉查处“两非”行为。切实抓好节能减排工作，加快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力争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总量比上年下降3％。进一步扩大就业和稳定就业，着重解决困难群体就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城乡医疗救助体系和城乡临时救助制度，规范管理城乡低保，提高农村五保户供养标准和集中供养率，提高优抚对象生活补助标准，探索建立公办养老、社会养老、居家养老为一体的养老体系。

深入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围绕将“社会管理创新试点城市”打造成“社会管理创新示范城市”的目标，全力推动城市管理网络化、农村管理城市社区化、社区管理信息化、社区服务人性化、防控体系智能化、社会工作者专业化，努力构建社会管理长效机制。深入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在煤矿、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等重点行业，推进高危行业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和风险抵押金制度，探索建立企业安全生严贡仕侏险机制，敢大限度地防范安全事故。建立健全应急管理机制，提高突发事件预测预警能力、风险防范能力和应对处置能力，强化应急管理机构建设、应急平台建设及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启动人防应急指挥中心建设。严格落实信访维稳责任制，建立政法综治统筹协调、司法行政部门牵头、责任部门各司其职、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调解网络，加大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力度。大力推进视频监控“天网”工程建设，加速推进11 0指挥中心一级监控平台和乡镇(街道)、交警大队、市政园林、文化、工业园二级监控平台建设，构建立体化治安防控体系，深入推进扫黑除恶斗争，专项整治一批影响公众安全的突出问题，始终保持对违法犯罪的高压态势，确保一方平安。

(六)强化执政为民理念，以在全国百强县市中争先进位为动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

新的形势、新的任务，赋予了政府更高的要求、更大的责任。政府机关工作人员要加强学习，强化素质，提升效能，为丰城在全国百强县市中争先进位提供坚强有力的行政保障。

围绕建设法治政府，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带头学法、遵法、守法、用法，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作为重大决策的必经程序，严格规范行政裁量权的行使，严格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制定规范性文件。深入推进政务公开，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自觉接受人大的依法监督和政协民主监督，强化监察、审计等专门监督，高度重视社会监督和新闻舆论监督。

围绕建设效能政府，提高为民服务的能力和水平。深入推进发展提升年活动，加强电子政务建设，积极推进网络问政、网上办公和网上服务；加强市行政服务中心、乡镇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延伸行政村组代办服务。全面落实首问负责制、限时办结制、服务承诺制，进一步改进管理方式，精简文件会议，简化办事程序，提高行政效率。强化行政效能监察，加强政风行风建设，促进机关工作作风进一步优化。

围绕建设有为政府，提高破解难题的能力和水平。政府工作人员要敢于担当、勇于创新、善于操作，努力破解项目建设过程中的用地难、融资难、招工难等问题，提升服务企业和产业发展的水平。要坚持引资与引智并举、招工与招商并重，作为安商帮商一项重要举措，加大人才引进和用工培训力度，造就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国内顶尖水平的高端人才梯队，培育一支数量充足、素质较高的劳动力大军，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力支撑。

围绕建设廉洁政府，提高防腐拒变的能力和水平。扎实推进政府系统惩防体系建设，加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建设，严格执行”三重一大’’集体决策、财政管理、项目招投标和政府项目审计等制度，深化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小金库等专项治理，严格规范工业用地和经营性用地招拍桂。抓好公共机构和乡镇(街道)机关节能降耗工作，加强基层资金、资产、资源管理，积极防范和化解政府债务风险。坚决查办各种违纪违法案件，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树立清正廉洁的政府形象。

城市政府 篇6

全国“两会”是中国经济乃至各行业的“风向标”。在刚刚过去的“两会”中，决策层对于楼市的积极表态，引得市场人士信心大增。业内人士表示，对比过去三年，房地产业迎来一个相对看好的政策环境和舆论环境。“两会”刚过，各地楼市就迎来了新一轮的刺激行动。

分城施策 三四线城市开始救市

2001年房地产市场问题首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随着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其表述越来越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房地产政策也从最初的“培育”，到随后的“鼓励”、“改革”，再到“高度警惕”、“从严调控”，直至2014年提出的“双向调控”。

很明显，今年延续了去年两会提出的“分类调控”指导思想，进一步增强了地方政府调节市场的自主性，并且地方政府有望出台更多的税费减免、购房补贴等救市政策。

两会之后，各地都在落实中央关于支持居民自住和改善性需求、稳定住房消费，新的救市政策随之展开。得到中央的明确信号之后，部分地方政府已经开始托底楼市的政策。

近日，宁波市通过《关于创新保障性住房提供方式的指导意见》，提出了两种创新方式：一是发放住房补贴，实行货币保障;二是收购市场房源，筹集保障性住房。

福州市在今年1月初，就出台了相关规定，“由各级政府指定一家国有企业作为统购商品房和安置房的购买主体，解决被征收房屋群众对安置现房的需求。”

除了福州、宁波，四川、安徽、江苏、辽宁、内蒙古和贵州等地也正在实施此类试点。这些地方有一共同特点：房子卖不动。

专家分析，去年很多地方的土地出让计划没有完成，在地方债发行尚未完全放开的情况下，地方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比较大，在土地财政的压力下，地方政府救市的力度也会进一步加大。从后续市场来看，政策面会继续宽松，各地因城施策表现比较明显，因此接下来部分地方的楼市也很可能迎来反弹。

“存量房转为保障房”消化库存

部分三四线城市房子盖了很多，却没有人买。比如，从去年年初开始，宁波市区商品房市场就一直背负着超过600万平方米的库存压力，房子根本就卖不出去。这些地方如何救市？

对于当前市场面临的库存高企难题，“两会”报告从保障房环节着眼。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住房保障逐步实行实物保障与货币补贴并举，把一些存量房转为公租房和安置房。对居住特别困难的低保家庭，给予住房救助。

加大城镇棚户区和城乡危房改造力度。今年保障性安居工程新安排740万套，基本建成511万套。其中棚户区改造580万套，增加110万套，把城市危房改造纳入棚改政策范围。农村危房改造366万户，增加100万户，统筹推进农房抗震改造。

2014年6月，中央明确支持全国266万贫困农户改造危房。今年，该项工作首度出现在本届政府的工作报告中，并将农户危房改造力度加大到366万套。

另外，城市危房改造首度被纳入棚改政策范围，将享受棚改的政策资金支持。

也许，“存量房转为保障房”能拯救部分地方积压严重的新房，让这些地方的房子不再有价无市。

北京等大城市依然限购

一些三四线城市开始“救市”了，那么，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是否也会放开限购呢？

去年，楼市行情风云诡谲。受市场压力影响，前三季度楼市成交量和均价均出现持续走低。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多数城市已退出限购阵营，目前依然处于限购状态的城市仅存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和三亚五座城市。

然而，“就目前成交量和供需关系而言，放开限购对市场的冲击已经明显弱化。但由于独特的区位因素，像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还将保持限购政策。”

考虑到2020年北京市人口要控制在2300万以内，而目前已达2154万，在今年两会的北京团开放活动中，北京市常务副市长李士祥明确表示“北京住房限购不会取消”。

不过，考虑到楼市政策可能转向，部分买房人还是着急了。媒体报道称，就在“两会”结束之际，位于北京上地地区的领秀慧谷项目，仅在3月14日、15日两天，销售达8亿元，去化率超过90%。

二套房首付比例预计4月降至5成

对于央行此前在100天内两度降息，业内普遍认为，面对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央行不得不先向通缩宣战，这无疑将给高位徘徊的房地产市场带来一线生机。对于购房者而言，降息不仅仅意味着购房成本的降低，更是增加了入市信心。

另外，还有一些政策可能也会促使房地产业回暖。

二套房贷款首付比例目前基本是6到7成，出台背景是2013年楼市最火爆时期的抑制性政策，意在严格控制改善型购房者入市，进而推高房价。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支持居民自住和改善住房需求该如何落实？

很多业内人士预计，今年房地产市场将迎来一个明显的利好政策，诸如针对改善性需求的政策继续松绑，降低二套房首付比例，限购政策分区域逐步调整，等等。随着限购措施逐步退出，市场从投资性需求逐步向改善性需求转移。

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王珏林日前表示，“预计接下来相关部委将会落实，对已有的政策做出相应调整，包括降低二套房贷首付比例至5成、下调二套房贷款利率等，以及对改善型需求重新定义。”

城市化进程中政府行为研究 篇7

概括地说,城市化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农村地域逐步转化为城市地域,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及社会经济结构转变的过程。

一、政府行为界定

政府作为统治阶级行使国家权力、实施阶级统治的工具,是随着阶级和国家的出现而产生的;随着国家的发展和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日益复杂,政府的职能将不断扩大,政府机构也将逐步完善。

政府行为是政府职能的具体运作,它是国家政权机关在管理社会各种事务、充分履行其职能时进行的活动,政府行为包括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中,政府行为表现为宏观经济调控行为和公共产品政策行为。政府行为的目标是实现对全社会有限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保持经济稳定和维护社会公平,最大限度地弥补市场缺陷。

政府行为的首要特征是公共性,即政府因社会公共需要而存在,并随社会公共需要的发展而发展。政府行为的公共性是由政府组织的特性决定的:一方面政府从其产生时起就是以组织、安排、协调、管理社会生活与公共事务为宗旨的,另一方面政府组织是社会中最大的公共组织,它关系到社会生活的总体福利状况,肩负着社会发展的职责。可以说,是政府行为的公共性特征把政府行为与其他社会组织的行为区别开来的。

政府行为的第二个特征是非营利性,政府作为公共权力和公共福利的代表,主要通过“税收—公共支出”机制来从事社会公共管理,提供公共产品,满足社会共同需要,而不应以营利为目标。非盈利性是政府作为公共权力机构有别于经济组织行为的基本特点,是政府作为公共事务管理机构有别于社会普遍组织的一个显著特征。

二、城市化进程中政府行为

(一)城市化与政府关系研究

众所周知,城市化发展的动力机制和推力机制的主体,一个是市场,另一个是政府,市场离不开政府,政府也需要市场。无论是将政府既定为外生变量的市场万能论,还是政府主导的政府行为至上论,都不是城市化发展的最佳机制。

从图1我们可以看出:市场失灵是政府干预的主要原因,但不是唯一原因。从经济学理论中的帕累托最优状态来说:组合I(政府有效,市场有效)是城市化发展的一个目标,即城市化一方面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另一方面必须把城市化政府行为的重心从规定不同规模等级城市发展,转移到创造平等的城市化条件和环境上来。对于政府来说,政府应发挥宏观调控的职能,弥补市场机制作用失灵的盲区,避免市场的恶性竞争和高度的垄断,实现对资源的有效配置;同时政府也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不过度地干预市场,尊重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

(二)城市化进程中政府行为的趋利性分析

1.政府是城市化战略的制定者

城市化战略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政府制定的城市规划是引导和控制城市建设活动的基本依据与手段,是落实国家宏观城乡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社会活动主体包括彼此不同而又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是企业与个人,二是政府。企业与个人属于城市化的微观层面,他们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时时刻刻影响着国民经济的结构与城市化的发展。但由于其自身微观主体的局限性,不可能把握城市化进程的发展规律,也无法从宏观角度选择城市化发展的方向。因此,政府作为城市化的宏观主体就应当代表人们的利益来进行选择,对城市化发展的速度和规模起到全局的调控作用

2. 政府克服市场失灵的作用。

在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过程中,政府应当针对市场失灵的情况,制定相应的对策,使城市化得以顺利、健康的发展。市场失灵主要有四个来源:垄断、外部性、信息的非对称性和公共产品。(1)垄断。垄断能使得企业以高于边际成本的垄断价格出售其产品,从而获取高额的垄断利润。针对垄断带来的市场失灵,很多国家的政府都制定了反垄断法等法律规范来加以限制。(2)外部性。当外部效应存在时,个人的边际成本小于社会边际成本。政府要根据这些情况,对个人和企业以税收等手段追加成本,迫使个人的边际成本等于社会成本,从而取得社会最优的资源分配。(3)信息的非对称性。在处理由于信息的非对称性产生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所导致的市场失灵问题时,政府应进一步完善合同法、债务规则、贸易管理与法规,增强这些法律法规的效力,也可以通过一些经济手段作用于市场价格体系,使价格体系能更有效地反映和传递市场上存在的信息差别,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4)公共物品。公共物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点,个人消费这些物品和享受这种服务不会有损其他任何人的消费。纯粹的公共物品几乎都由政府提供,因为公共物品的生产者与受益者是相分离的,一般生产者不愿意进行该种物品的生产,例如城市道路、环境整治、基础设施的建设等等。

3. 政府是城市化制度的供给者。

城市化作为伴随社会经济增长和结构变迁而出现的社会现象,同样与制度安排及其变迁密切相关。缺乏有效率的制度,或是提供不利于生产要素聚集的制度安排,城市化就不能正常发展。目前中国的改革是政府推动的改革,是强制性的制度变迁,政府是城市化制度供给的主体,为城市化的正常推进提供制度安排,例如城市制度、城市建设的投融资制度等。制度供给成为转轨时期政府最重要的职能,而按照市场经济运行的内在要求和客观规律,进行城市化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创新,也必将成为考核政府绩效高低的重要标准之一。

4.政府是城市的经营者。

城市经营是新环境下政府职能的转型,它是一种全新的城市治理模式,主要指政府对城市环境的经营。城市环境包括硬环境和软环境两大方面,硬环境指城市的土地、基础设施、社会设施、旅游设施等,也包括依附于其上的名称、形象等无形资产,要通过对城市土地、基础设施、社会设施等资源的经营挖掘其潜力,以其经营收益支持城市建设,促进城市发展;软环境包括人才经营、政策机制经营、城市形象经营和城市品牌的建设等等,政府应以经营的理念,从宏观上对城市的软环境进行经营。(1)

(三)城市化进程中政府行为的负面影响

政府行为机制,如市场机制一样,在许多方面是笨拙的,市场做不好的事政府也不一定能够做得好(黄永东,莫吉武,徐亚敏,2004)。目前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政府行为还存在很多问题,具体表现为“越位”、“错位”和“缺位”的“三位现象”。

1.越位。

政府行为“越位”是一种非理性的政府行为,往往表现为政府对城市化发展干预过度,即政府所进行的调控范围和力度过大,超出了弥补市场失灵和维持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需要,对市场机制功能的正常发挥起到了阻碍作用。(2)

城市化进程中的产业选择、土地征用、产业规划及土地流转等事情本应该以市场为主,而现实却是由政府决定,既给企业的发展带来盲目性,也损害了农民、市民的利益;同时,为吸引城建投资所实行的一些“优惠政策”与“特惠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确实促进了一些行业的发展,但更多的是损害了其他主体的利益,这是政府行为挤占市场功能的一个表现(谷荣)。

政府行为“越位”还表现为某些地方政府利用各种变相的摊派向地方企业索取资金支持的行为,严重侵害了地方企业的权益。对于这种政府依托行政权力向企业化缘的行为,企业也只能勉为其难地顺从。这种做法使企业加重了负担,降低了经济效益和市场竞争能力,最终受损的是城市经济的整体发展。

2.“错位”。

政府行为“错位”主要是指政府往往以“全能政府”的身份出现,在城市化进程中扮演了错误的角色,其职能和行为不能有效地促进城市化的发展。

城市化发展不仅仅是政府的事,还是生活在城市中的市民与即将进入城市生活的农民及其他相关主体的事,城市化过程中他们应该有参与权和发言权。可现实中市民参与城市规划、发展却难以实现,虽说近些年来许多地方推出了城市建设采用市民听证的措施,虽然也有一部分听取了市民的意见,但是绝大多数只是“做秀”而已,这种错位行使权力的后果就是城市化的结果符合了长官意识,达到了追求政绩的要求,却忽视了人民的权利。

由于城市化发展的综合性,几乎与政府的各个部门都会有或多或少的联系。一项旨在改善城市公共利益的政策,可能对多数政府部门的利益产生影响。因此,城市化政策的实施与否以及实施效果的大小取决于政府各个部门的权利博弈。任何一个部门职能行为的错位,都将影响城市化的速度和质量。

3.“缺位”。

政府行为“缺位”是指城市化发展中,一些应该由政府承担起来的职责,政府却没有很好地承担或承担的力度不够,从而形成管理盲区和管理漏洞。政府产生行为“缺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缺乏竞争导致的政府工作机构的低效率;有效激励、监督、管理的缺失孳生政府“寻租”行为引发的资源的浪费和腐败。

城市化进程中,政府“厚此薄彼”,不能对城市化发展进行系统、全面的政策安排,或者设计的制度不能与时俱进;城市缺乏规范,无序的开发和扩张严重耗损社会资源;一些本应由政府承担的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服务和产品却转由市场提供,而仅靠市场又无法有效提供;同时由于政府在经济活动中某些环节、某些领域的缺位,造成市场和政府间的“真空地带”。

四、结论及展望

城市住宅业政府管制的生成 篇8

1 开发商与地方规划者(政府)之间的博弈

1.1 趋向于合作的开发商和规划者博弈

开发商和规划者的博弈,在不同的开发环境中,由于两个开发主体的不同策略选择,可能出现有强烈合作动机的博弈均衡,也可能出现有微弱合作动机的博弈均衡,两种博弈均衡都反映了特定土地开发环境的状况。开发博弈中,存在一个强合作解的博弈结果:每个博弈者都能从合作行为中得益。这个有强最优解的博弈,其支付结构类似于一种斗鸡博弈,相互背叛是最坏的博弈结果。当开发商同意支付较高福利水平,而政府当局仅仅负担较小部分时,博弈结果是开发商失去利润而规划者得到强有力的政治支持。当规划者同样支付较高福利水平,而开发商仅仅负担较小部分时,博弈结果则是开发商得到较高利润而交易并不为民众支持,规划者的政治支持随税率增加而减少。当博弈者都选择背叛时,最坏的博弈结果出现了。每个博弈者都只愿意提供低水平福利,他们都不能达成协议,交易无法完成,开发商失去所有赢利机会而规划者否决项目,失去税收和政治支持。该类博弈的理想结果是双方均选择合作的博弈结果。此时,博弈者分担成本而产生较高的福利水平。在这种形式的开发博弈中,对两个博弈者来说,合作动机是强烈的。因为只要博弈者采纳了合作策略,即使对手背叛,他仍能有较好的策略结果。

1.2 难以合作的开发商和规划者的博弈

住宅项目的土地开发问题实际是一种公共物品利用问题,而在不同开发环境中,开发商和规划者可能采用不同的博弈形式。洪开荣(2006年)认为,土地开发博弈的不同博弈形式都有其出现的前提条件和现实表现,土地开发博弈的实际结构取决于开发商和规划者对于开发成本的客观判断和主观评价。实际上,现实的开发博弈中存在普遍的合作行为,在私人开发利益和公共开发利益的相互作用中,主体合作具有更大的经济价值。规划者寻求得到最低交易成本和住房价格最大化时的社会福利量,而开发商则寻求得到最低交易成本和利润最大化时的社会福利量。在土地规划和住宅开发过程中,市政当局总是要求开发商能为社区提供真实可见的利益,以此作为优惠对待的条件。政府向开发商提出的强制要求是用来减轻政府提供广泛市政服务负担的。有时,政府仅仅要求开发商解决自身开发所需要的公共服务。

2 开发商与开发商之间的博弈

2.1 开发商与开发商之间的经济博弈

鲍摩尔等人(1982年)提出的“可竞争市场理论”,使沉淀成本成为决定市场进入壁垒与退出壁垒的重要因素。

沉淀成本与不确定性关系可以表示为:BEE=k1f(SC)。SC=k2f(uncert)。其中,BEE为进退壁垒;SC为沉淀成本;uncert为不确定性;k1,k2均为大于零的常数,当不确定性增大时,沉淀成本也增加。

沉淀成本的危害使开发商希望“合谋”以垄断市场,避免竞争,将沉淀成本降为最低。开发商之间的经济博弈可以用博弈模型说明开发商之间的竞争策略。若开发商之间进行价格战,则双方都将损失1 000万元,这1 000万元就会成为沉淀成本。如果开发商中一方打价格战,另一方不打价格战,则打价格战的开发商将获得200万元的收益,不打价格战的开发商将损失1 000万元,这1 000万元也是沉淀成本。如果双方都不打价格战,而进行价格合谋,则双方都将获得600万元的收益。因此,即使开发商进行一次博弈(静态博弈),他们也有合作倾向,因为合作比不合作能够获得更大收益。而在开发商多次博弈的情况下,就更容易合作,开发商博弈的最终结果是合作均衡。

2.2 住宅市场价格的合谋与垄断

在区位市场上的几个开发商对竞争者的价格策略一开始并不知道,他们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由于住宅的销售是分期销售,开发商在第一期的销售中如果知道其竞争对手可能收取高价,更可能采用高价策略;在第二期销售中,开发商以竞争对手第一期售房采用高价这一信息,来推测自己第二期的销售行为,索取超过第一期售房利润率的价格。最终在不对称信息重复价格对策中,每个企业都采用提高房价以牺牲短期利润的方法,来建立索取高房价的声誉,通过合谋达到行业的高利润(任纪军,2004年)。

在默契合谋的领袖制的定价机制作用下,使住宅价格呈现非正常刚性和价格居高不下的格局。住宅价格一般稳步走高,在高位运行,很少发生降价的变动。即便是供求发生变化,住宅降价的幅度和速度也远小于需求下降的幅度和速度,价格难以真正起到市场经济中调节供求的杠杆的作用。我国住宅业的价格自20世纪90年代后基本呈现刚性上升趋势。

3 开发商与消费者之间的博弈

3.1 消费者与有资质开发商的重复博弈

对于已获得一定资质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来说,其在品牌和声誉方面已进行了大量投入,而这些投入又具有资产专用性并转化为沉淀成本。因此理性的开发商必然希望在长期的重复销售中获得稳定的利润流。如果开发商在重复博弈中提供了虚假信息,那么在以后的博弈中消费者就会用“不再购买”的方式来惩罚。其结果必然会导致自身的品牌和声誉受损,得不偿失,从而失去声誉租金。因此,在“重复”交易的激励与约束下,有资质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出于长期声誉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声誉租金的考虑,其广告一般可以作为质量的信号。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也有有资质的开发商可能会抱有侥幸心理而提供虚假广告,因此,有资质的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广告也只能作为产品质量真实的相对信号。

3.2 消费者与无资质开发商的一次博弈

住宅产品交易中开发商与消费者一般表现为买者持有货币,卖者出售住宅。图1中的虚线部分表示开发商与消费者同时行动。博弈树上的诚实和欺诈分别表示房地产广告中开发商提供真实信息和虚假信息。β表示消费者对开发商的广告真实性的判断,用概率值表示,也可以表示为房地产广告中提供真实信息的开发商数目,这是一个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博弈树末端的有序数分别表示消费者和开发商双方的效用值。如果消费者选择“不购买”,开发商无法销售住宅,两者的效用都为0;如果消费者选择“购买”,开发商在“诚实”与“欺诈”之间显然会选择“欺诈”,因为选择“诚实”其效用只有5,而选择欺诈其效用可以增加到10。从双方的效用函数可以推论,购买,欺诈是双方的条件纳什均衡,但该均衡并不是“社会有效的”。只有当消费者选择“购买”策略、开发商选择“提供真实信息”策略时,博弈双方从交易中获得的经济效用才是最优的。但是,由于提供虚假信息的交易能给开发商带来一个正的效用增值即欺诈收益(10-5=5),开发商就有偏离(购买,诚实)的内在强烈动机。而此时对消费者来说,选择“购买”策略具有很大的风险。

该模型中u的大小表示消费者购买住宅产品效用的大小,决定了消费者是否“购买”:在u>0的条件下,博弈中的消费者只能是交易的被动接受者。因为,开发商的欺骗行为虽然可恶,但交易中“正”的期望效用使消费者只能接受策略“购买”。而在u<0时,消费者基于对自己在交易中境况的认识,必然选择“不购买”,因为尽管“不购买”的效用为0,但“购买”却会受损(效用为负)。为了增进开发商和消费者以及整个社会的福利与效率,有必要引入外力——政府管制来改变开发商的收益矩阵,使开发商的欺诈成本大于欺诈收益,使开发商在提供虚假信息时得不偿失,逼迫其回到(购买,诚实)策略中,从而实现住宅交易效率的“帕累托改进”。

当交易中引入第三方——政府机构时,消费者和开发商双方的信息结构及效用值将会改变,进而会影响博弈双方的策略选择,改变开发商的收益矩阵。当对图1的博弈模型中引入政府对房地产开发企业欺诈行为的处罚因素后,改进后的开发商与消费者的博弈模型见图2。

模型中开发商的收益函数增加了一个政府处罚变量p,代表着开发商因信息欺诈行为而被政府处罚的值,该模型的含义是:政府对广告的管制改变了开发商和消费者的效用函数,理性的消费者如果预测到政府的处罚使得开发商的欺诈收益小于欺诈成本,它就会推测同样理性的开发商一定会选择策略“诚实”,而自己的最优选择是“购买”。政府对开发商欺诈行为的处罚p一定要大于开发商的欺诈收益增值(10-5=5)。如果理性的开发商能够预测自己的欺诈成本将大于欺诈收益时,它当然不会偏离“诚实策略”。这样(购买,诚实)就能成为博弈双方的纳什均衡。

4 结语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开发商、规划者(政府)、消费者和相关利益主体为了各自特定的目标进行不断的博弈,规划者(政府)是为了特定的社会福利水平,而开发商则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包括降低土地开发成本、争取好的地块、提高住宅开发的利润率,消费者则是为了以合适的价格满足自己的居住效用,其他利益集团也是为了保证自己的收益水平。不同主体之间的博弈过程和结果就形成了住宅业政府管制制度的内在机理。开发商之间的博弈结果出现了价格合谋,价格合谋降低竞争程度,提高了住宅的价格,降低了消费者的福利水平,而这种状况依靠市场本身是无法解决的,因而需要政府管制;利益集团的寻租博弈会导致租金耗散,使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因而需要政府管制;政府与开发商之间的博弈导致了权力与强制要求的交换,实际上鼓励了土地所有者之间有关开发权的竞争以及尝试寻租的行为,最终成本也是转嫁给消费者,由消费者承担,降低了消费者的福利,因而需要政府管制;在开发商与消费者的博弈中,消费者更是处于明显的弱势,如果没有外力——政府管制的介入,就很难消除住宅市场中的虚假广告行为。

摘要：指出在城市住宅市场中,开发商、规划者(政府)、消费者和相关利益主体为了各自特定的利益目标进行不断的博弈,不同主体之间的博弈过程和结果就形成了住宅业政府管制的内在机理,并从博弈角度说明了我国住宅业政府管制的生成。

关键词：住宅业,政府管制,博弈

参考文献

[1]余治国,江鱼燕.生活中的博弈论[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6.

[2]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3]洪开荣.房地产经济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

[4]刘世伟.房地产市场中的博弈分析及对规划师的作用[J].山西建筑,2008,34(12):225-226.

城市化与地方政府的土地收入 篇9

快速的城市化、工业化对城市的公共设施、公共服务提出了严峻挑战。如果说前几年这方面的压力还限于政府层面、普通百姓对此尚感知不够的话, 这几年出现的切切实实的出行难、看病难、上学难和身边日渐污染的空气、永远穿梭不止的庞大人流已让每一个人感受到了居住在城市的巨大压力。典型的例子是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近来已有了“首堵”之雅称, 而即使在成都这样的西部城市, 城市摊大饼的势头现在似乎也还看不到边。

钱, 钱, 钱……到处都需要钱。各方一致认为, 唯有建设地下、地面、空中的立体交通体系方为解决交通拥堵问题的根本之道, 仅地铁一项, 投资即为天文数字;解决看病难的问题, 需要建更多的医院, 需要培训更多的医护人员, 还需对向全社会提供医疗保障, 仅此一项五年之中投入就达8500亿元;建设保障性住房和廉租房, 也需要巨大的投入, 更别说治理环境、保护生态了……

现行体制下, 围绕城市的公共设施与公共服务提供, 其资金责任主要落实在所在城市的政府身上。钱的来源无非两样, 一是自筹, 二是外引。以后者而论, 由于这些城市多为省会城市或省内重要城市, 经济相对发达, 财力相对富裕, 因此往往不在上级政府转移支付的名单之列。余下的就是自筹了。这方面的资金通途又有税收收入、各类非税收入和债务收入。所有人都知道, 地方政府的税收收入一般情况下仅够本级政府“吃饭”和“养人”, 用于建设方面的支出往往需要寻求他途。

这几年万众瞩目的“土地财政”即为此例。记得有资料说, 通过出让土地使用权获得资金的做法最早始于广东, 后来逐渐为全国各地所效仿。不过, 对于任一地方政府而言, 一是只有邻近城市的土地方有可观的市场价值, 二是这些有市场价值的土地数量理论上总有一个极限值, 如何扩大各地可卖土地的实际数量, 各地政府就八仙过海, 各显神勇了。

“土地整理”是近年来盛行于各地的、用于扩大可卖土地数量的方法之一。让我简要地解释一下。在我国现行分类管理的土地政策下, 土地分为建设用地、工业用地和农业用地, 现行法规对于农业用地转为建设和工业农村有严格的限制, 极难通过。怎么办?在成都早几年以“三个集中”为主要内容的城乡一体化建设中, 就有将历来分散居住的一家一户的农民集中起来, 迁入政府修建的、以多层楼宇为主的社区之中, 由此置换出农民宅基地指标。有人做过估计, 置换比率大约为1∶6。更有甚者, 是将将边远地区的贫地、瘠地整理成农地, 替换那些近城的、真正的农地指标, 达到耕地总量不变, 但实际上移花接木, 既符合了“18亿亩耕地红线”的硬性要求, 又实质性地扩大了建设用地空间的目的。

在解决建设用地指标的同时, 依托于高速成长的房地产市场和一再冲高的房价, 土地整理给地方政府带来了巨大的收益。前两天在北大参加“城市化进程中的公共财政”研讨会, 有一个学界非常有名的教授举了个例子:河北某地, 以30万每亩的价格从农民手中收储土地, 转手以120万每亩的价格出证给房地产商, 政府于是从中获得了90万每亩的级差收入。他说的是某县, 如果是大城市, 这中间的级差就更令人咋舌了。这是说的土地出让金的地方收入部分, 另外还有一部分是附着于其上的的房地产生产、交易所产生的种种税费。有一个财政局长告诉我, 他那个地方的财政收入70%左右靠的是土地。

问题是, 城市政府用这些钱干嘛了?有一种肤浅的看法, 认为政府将这些钱作为自己的收益装进腰包中, 因此是此轮土地运动的最大受益者。我是研究财政的, 我一点都不否认政府里有人借此机会上下其手, 从中牟利, 也不否认有的地方政府将此中部分资金作为资金或福利发给职工, 或是用于吃吃喝喝。但是, 我想说明两点, 一是在现行的财政管理制度下, 所有土地出让收入必须进财政部门的大账, 涉及到具体支用, 大多是由当地政府领导集体决策的。换言之, 尽管比较弱、尽管不太规范 (比如, 土地收入不一定向人大报告, 或虽然报告了, 但没有全部报告) , 但这笔钱还是处于现制度的监管之下的。

其二也是更重要的, 这些土地收入用到了什么方面?据我所知, 这笔钱大部分还是用于地方各类建设性支出, 比如道路、各类公用设施等。再说直接一点, 对于地方政府而言, 庞大的土地收入事实上是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所需庞大资金的主要来源之一。

其三, 即使庞大的土地出让收入主要用于城市建设, 仍然远远不够。只要稍微体会一下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 就不难理解背后有多么巨大的资金需要。事实上, 除了土地收入, 相当多的地方政府还通过筹建本级的各类融资平台来向银行贷款以获得建设资金。前两天, 我看到一则关于清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总结报告, 据称, 经清查,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总额达到7万亿左右, 以最早搞融资平台的重庆市为例, 共设有八大平台公司, 如水务控股、城投公司等等, 就其名称与业务而言, 还真是名至实归,

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告诉我们, 在工业化的初期, 政府将大量兴建各类助推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 为下一个起飞阶段营造必要的条件。现在中国的情况正是如此。庞大的基础设施、城市设施和公共服务等是地方政府必须面对的不可承受之重。但是, 地方政府的可用资金来源又高度受限于现行体制, 如在西方国家广泛发行的市政债券在我国至今难觅踪影, “既要马儿跑, 也不给马儿吃草”, 地方政府不另辟蹊径, 又能如何呢?

我一点没有为地方政府辩解的意思。我想说的是, 在我们观察、分析或者指责地方政府行为的时候, 必须将地方政府面对的制度条件一并考虑进来, 才可能得到客观的评判。进一步地, 只有正确识别了地方政府行为的原因, 我们才可能开得出一帖对症的药方。以上述所言而论, 如果想遏制地方政府在土地方面的不当行为, 则必须为地方政府开辟出应对城市化巨额资金需求的正常通道。这就是贾康所长所谓的“开前门, 关后门”, 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债券, 阳光融资, 将有关债券管理与风险问题一并置于市场之中, 地方政府既有获得资金的渠道, 也要暴露在风险之中, 承担自己行为的后果。

城市文化软实力构建中的政府行为 篇10

文化软实力的提高已被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予以重视, 目前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增强中华文化国际竞争能力和影响力, 提升国家软实力”。“文化强省”、“文化强市”成为各地的重要工作和战略任务。构建城市软实力是城市化进程加速的必然需求, 其中人们精神文化的需要尤其突出和强烈。本文以旅游城市秦皇岛为案例, 分析城市软实力的提升对于促进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发展, 提升城市形象和综合竞争力的特殊作用, 而政府的政策引导行为无疑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城市软实力的内涵和政府角色

城市的文化是一种气氛、特征和灵魂, 城市软实力就是城市与文化互动所产生的凝聚力、生命力、创新力和传播力及由此产生的感召力和影响力。城市文化不仅作为一种观念形态存在, 而且还有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的存在方式, 更有对外交往交流中运用公共外交政策所体现的影响力, 上述四个方面构成了城市软实力的基本结构和整体, 也是提升城市软实力的路径依赖。 (表1)

在城市软实力的构建中, 政府是维护和发展的主体, 发挥着支持者、促进者、监督者和引领者等角色。政府在城市功能拓展、发展导向、形象传播、道德提升和危机应对领域发挥的作用大小直接关系到城市软实力构建中的政府执政力的发挥。在城市文化软实力内涵三大领域都存在着政府的主体角色, 主要表现在观念形态文化的引领领域、文化事业的提供和保障和文化对外交流和公共外交的实施。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和传统价值观念的塑造方面, 政府的角色体现在完善相关法规、公益宣传等方面的制度制度建设, 以构建平等、和谐的社会秩序;在文化事业的发展领域, 政府是文化事业发展的战略规划者、公共服务和财政领域的提供者和支持者, 以满足公民的文化需求、丰富公民的文化生活, 进而提升公民的文化素质;对外文化外交和公共外交领域, 政府是积极的组织者和促进者, 传播城市的文化影响力, 通过对外文化交流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的整体水平。

二、城市软实力的特征和政府构建路径

城市软实力构建是一个构成内容复杂而有规则的系统, 文化软实力的评估指标主要体现于城市规划、公民素质、文化公共产品供给、文化经济发展、游客数量和对城市形象认同及友好城市的交流情况等。城市软实力的构建包括内外两个层面, 在内外互动的进程中构建城市软实力。城市内部文化建设的开展、文化观念的塑造和公民文化素质的提高, 以文化建设的内部成就提高城市文化竞争力和影响力。此外, 城市软实力的构建不是静止的, 而是动态的, 在这个过程中, 政府发挥关键角色。

政府的观念需要更新, 确立以人文本的城市文化建设的规划理念, 提升居民文化素质。城市文化建设切忌出现“见物不见人”的现象, 文化产业GDP, 文化产业园区建设, 文化硬件设施建设是城市软实力的重要表现, 而人文关怀和公民文化素养是城市软实力的核心。因此, 提升城市的文化软实力要把文化民生作为战略重点, 以提高市民素质为核心, 以扩大市民享受文化艺术的机会为方向, 加快构建和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要建立健全公共文化设施日常管理运作机制, 提高服务质量, 提高设施的利用率, 保证公共文化服务的有效性、公益性和公平性。

政府要充分发挥协调合作的角色, 提升城市软实力需要加强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与合作, 其中包括政府宏观政策制定部门、具体操作和执行部门, 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旅游局、对外宣传办公室、教育局等, 文化建设的外围机构和主体, 如研究机构、高校、文化企业和相关产业协会等。建立上述部门的协调机制和途径, 才能全方位、多领域的提升城市软实力。

政府构建城市软实力需要自身能力的提升。政府管理既是城市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文化软实力提升的关键主体, 政府管理能力的提升是城市软实力构建的基础和保障。包括政府规划能力、创新能力、服务能力和执法能力等, 具体指政府政策和规划的科学性、政府功能定位的准确性、政府执行政策的有效性和灵活性、政府学习能力、政府办事效率和服务的质量与态度、政府执法的公正性和严格性等。

政府应积极推动大型项目的开展。通过大型项目的实施提升民众的文化素养, 通过文化产业项目促进文化旅游, 扩大旅游市场。境外值得借鉴的经验包括新加坡的“文艺复兴城市”和“重建优雅社会”计划, 如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自1999年推出“社区文化大使计划”, 组织免费艺术演出 (含舞蹈、音乐、戏剧、曲艺等) 。这些大型项目的实施有利于提升城市的文化软实力, 提升文化影响力。文化资源、传播力度和社会和谐直接影响城市软实力的构建效果。政府通过大型项目带动城市文化资源的挖掘, 加大传播力度是城市软实力提升和展示的关键。

三、文化软实力构建现状和政府行为———以秦皇岛为例

作为全国首批优秀旅游城市, 秦皇岛具有独特的旅游资源、文化资源和生态资源。如何挖掘这些资源, 整合这些资源, 利用这些资源, 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更好地推进秦皇岛城市软实力建设, 对此秦皇岛市委、市政府的回答是:把握“一条主线”, 推进“三方面融合”, 构建“旅游+文化+生态”融合发展的大格局, 全面推进“宜居宜业宜游、富庶文明和谐”滨海名城建设。为此, 从政府将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出发, 推动文化改革发展。

秦皇岛市软实力建设是城市化、信息化过程中与“旅游立市”密不可分的战略议题, 随着秦皇岛旅游产业的加速发展而得以突显。秦皇岛“旅游强市”的实现必须调动与合理运用城市的全部战略资源、力量和手段, 包括政策、资源和文化力量。在这个意义上说, 秦皇岛市有着独特的城市优势, 秦皇岛市位于河北省东北方, 是环渤海经济圈的中心位置, 被誉为“京津后花园”, 交通便利, 公路铁路网线发达, 拥有北方最大的天然不冻港和世界第一的煤炭输出港, 优越的区位优势吸引了大批海内外游客来此观光。曾先后获得“中国最佳休闲城市”、“中国旅游竞争力百强市”、“城市休闲国家标准试点市”等荣誉称号。近年来, 秦皇岛市文化产业发展迅速, 仅北戴河区文化产业所创造的产值已经占到GDP的25%。全市文化产业增加值从2010年至2013年3年增长3倍, 文化事业发展成果已惠及全市。时晓峰说:“我们正按照规划, 着力建设‘文化名城’和‘滨海文化产业强市’。”广电中心大楼、文化广场大楼、报业大厦、图书大厦等文化设施逐步完善。如今, 在秦皇岛市区, 一座座地标式文化设施拔地而起;农村书屋、村民活动中心等各级各类文化活动阵地遍布全市;在暑期, 一幕幕大型露天情景剧、音乐剧、俄罗斯舞蹈表演及接连不断的摄影展、书画展紧紧吸引着中外游客。总的来说, 2009~2013年, 秦皇岛市文化软实力综合得分呈现出持续上升的趋势, 即秦皇岛市文化软实力的水平在不断地提高。

同时, 秦皇岛作为旅游城市, 文化产业受季节影响严重, 旅游企业在淡季经营效益低下, 旺季时又人满为患;秦皇岛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和许多具有文化特色的旅游景点, 但由于宣传力度不够, 文化特色没有得到充分凝炼和广泛弘扬, 游客对某些参观性的旅游景点并不是很感兴趣, 久而久之, 可能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和闲置。秦皇岛市文化产业的整体水平不够高, 市场竞争力不够强大, 与国家提出的文化产业要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要求相差较远。文化软实力缺少强大的产业经济载体, 科技创新水平较低。虽然秦皇岛市近年来一直提倡以技术创新为动力, 提高工业技术水平, 但实际却没有得到预期的提高和发展, 这是由于企业起点低, 资金短缺, 人才缺乏, 技术创新投入较少, 从而严重削弱了企业的持续竞争能力, 导致企业缺乏成长潜力, 制约了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壮大。因此, 秦皇岛城市软实力的提升仍需要一个阶段性的过程, 通过发展旅游产业等为载体支撑和提升城市软实力, 在这个过程中, 政府行为起到关键性的引导和决策作用。

城市文化软实力建设将是当前政府行为中的主要侧重点。目前, 全市正在加快构建“旅游+文化+生态”融合发展大格局, 推动由旅游城市向城市旅游转变, 由建设文化强市向靠文化实现强市转变, 由旅游产业向全产业融合旅游转变, 全面提升文化的引领力、竞争力和创新力, 在新的起点上, 持续推动秦皇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推动秦皇市文化软实力, 让文化更多惠及民生, 推动发展、促进和谐。

参考文献

[1]陈志, 杨拉克.城市软实力[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8.

[2]王福兴, 王贺锦.城市软实力视阈下的政府执政力探析[J].学术交流, 2011.9.

城市政府 篇11

（一）大力推进城市网格化管理是提高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举措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视察工作时强调“要健全城市管理体制，提高城市管理水平，尤其要加强市政设施运行管理、交通管理、环境管理、应急管理，推进城市管理目标、方法、模式现代化。”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管理的任务必将越来越重，城市管理的要求必将越来越高。大力推进城市网格化管理完全符合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是提高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举措，是促进城市发展转型的必然选择，对构建权责明晰、服务为先、管理优化、执法规范、安全有序的城市管理体制，保障城市运行高效有序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大力推进城市网格化管理是建设智慧城市的客观需要

大力推进城市网格化管理是构建智慧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城市综合管理、精细化管理、规范化管理和高效管理意义重大。通过加强城市基础设施智慧化管理与监控服务，可以加快市政公用设施智慧化改造升级。无论是发展地上的智能建筑还是地下的智慧管网，都可依托网格化实现管理信息化和运行智能化。借助信息化技术，探索快速处置、非现场执法等新型执法模式，提升执法效能。利用人口、建筑、企业等方面数据，研究城市问题与地理环境、气象环境、人文环境等之间的关系；探索城市问题与政府管理、公共设施、社会管理等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实现源头治理和系统治理。

（三）大力推进城市网格化管理是完善城市管理体系的有效依托

在城市网格化管理十余年的实践过程中，国家、市、区县、街道等不同层面对城市管理体系进行了积极探索。大力推进城市网格化管理对完善城市管理体系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一是有利于形成较为高效的管理体制。网格化城市管理充分发挥条块的力量，市级平台可以整合多个委办局和公共服务企业，形成整体合力；也可以构成市-区-街道分中心的管理层次，形成专门的城市管理监督指挥机构和专业管理队伍；二是有利于形成较为有效的运行机制。网格化城市管理可以创设一套有效的管理机制，包括问题发现、协调处置、监督考核、数据分析与沟通交流等机制；三是有利于形成较为规范的管理流程。在各类城市管理案件责任梳理和运行机制的基础上，通过规范管理流程，确定各类案件在不同级别管理区域的结案时限要求，确保各类案件的有序流转，实现城市管理的精细化。

二、城市网格化管理精细、高效

（一）高效处置大量城市管理问题

十年来，从各城市网格化平台立案、结案情况显示，及时核实率、及时核查率、上报准确率等运行指标不断改善。城市管理网格化系统运行效率逐步提升，各监督（指挥）中心通过调整工作重心，加大问题发现、核实、核查力度，深入分析问题成因，因地、因事制定对策措施，全面提高案件结案率，各类积压案件明显减少，综合运行效率不断提高。以北京市为例，2015年，城六区城市网格化管理系统立案327.6万件，结案率达到91.37%，高效处置了大量城市管理问题。

（二）大力服务环境建设

充分利用城市管理网格化平台的优势，落实环境建设的各项保障任务。按照网格化平台的统一部署，进一步拓展问题来源渠道、提高资源共享程度，畅通与群众互动通道，建立基层解决问题“微循环”机制，为实现“人民城市人民管”奠定基础。各城市积极配合开展公厕、果皮箱、地下通道、人行过街天桥、立交桥下空间环境、重点工地等多项专项普查督导，圆满完成了环境建设的各项重点任务。

（三）有力提升服务管理精细化水平

网格化服务管理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精细化。通过建立完善各种数据库、电子图并综合运用，详细分析各类问题和情况，将涉及的全部管理和服务主体、客体逐一落实到网格中，进行实时管理；制定服务管理工作标准，推进信息采集、问题受理、处置流程、考核评价的标准化；运用物联网、云计算等现代先进科技手段，提升服务管理精细化水平。

（四）全面推动部门协调联动

资源整合、部门联动是网格化管理的又一显著特征。突出“块”的统筹作用，明确各个层级在城市管理中的权力和责任，为实现“小问题不出社区，大问题不出街道”的目标提供保障。强调“条”的专业功能，做到责任清晰、有人管事、有人做事，提高解决和处置问题的能力，形成“一个管理网络、一套运行机制、一个指标系统、一个服务平台、一支综合力量”的城市管理网格化格局。

（五）深入推进基础信息共建共享

网格化管理以信息系统为支撑，有效解决了“情况不明”和“信息孤岛”问题。通过建立基础信息数据库，确保底数清、情况明。将门前“三包”、物业小区等涉及市容环境、安全生产、食品卫生、地下空间等管理领域的责任主体纳入到数字化管理系统，建立房产、人口、单位等数据库，并且在各部门之间实行信息共享。

（六）广泛动员社会力量积极参与

实行网格化管理，为社会力量参与服务管理搭建了平台。根据地域功能，划分出居民网格、商务网格、单位网格，动员社会各方参与城市管理。通过社区自治协管试点，使社区管理问题呈逐年下降趋势。许多城市的老旧社区，以网络为平台，自发成立社区协调管委会，一些存在多年、居民反映强烈的社区顽疾得以根除。

（七）稳固奠定社会和谐基础

实行网格化服务管理，将问题解决在基层，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有助于奠定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通过网格收集社情民意信息，化解矛盾纷争，排除各类隐患，为民服务做实事，有效实现信访总量和集体访量“双下降”。

三、推进城市网格化管理的措施

（一）建立健全社区管理网络并科学划分网格单元

按照网格化管理有关标准和要求，根据法定基础、属地管理、地理布局、现状管理、方便管理、负载均衡、无缝衔接及相对稳定等原则，建立健全社区管理网络，科学划分网格单元。通过完善市、区（县）、街道（乡镇）、社区管理四级网络，明确网格管理对象、方便城市运行保障，从而实现常态化、规范化、制度化管理。

（二）明确管理标准及责任精细管理

网格化管理作为政府职能部门管理城市的手段，其工作标准是按照不替代管理部门、不替代执法部门、不替代作业部门的原则，加强资源整合、信息共享、协同指挥，从而实现精细化管理。为此，一是要落实街道的属地责任，让城市管理的力量、资源下沉，让街道有职有权，同时执法、监督与管理工作持续跟进，更加重视城市管理基层力量，积极发挥社区居委会作用，确保城市管理各项工作落实到位；二是要高度重视队伍建设，大力提高管理人员的统筹协调、指挥调度能力；大力提高监督人员的发现问题、信息采集能力；大力提高接线人员的规范接线、及时科学立案派案能力，着力打造一支精练、规范、高效的城市管理队伍；三是要创新优化网格运行标准，重点创新和完善巡查和问题发现标准、协调处置标准、数据分析和沟通交流标准、监督考核标准，确保城市管理网格高效精细运行；四是要着力推进三网融合工程，不仅要将城市管理网格、社会服务网格、社会治安网格进行硬件整合，要从体制机制、工作模式、工作流程、考核方式和发展方向等方面进行融合，从而提升城市信息化管理水平。

（三）依托技术平台全面加强信息采集及问题处置

在现有城市管理网格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技术平台建设，完善技术系统体系。采用定期普查与实时更新两种方式将各级规划、建设、治安、民政、园林、市政、环卫、交通、公路、水务等城市管理行业及属地职能部门的相关数据共享到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系统中，全面加强对人口、房屋、证件、车辆、场所、社会组织等公共基础信息的实时采集、动态录入，及时发现和推进处置问题，有效实现政府对社会单元的公共管理和服务。通过建立信息传输、维护、更新、保密等方面的工作机制，实现对信息的采集、更新、使用和共享的分级分类、科学有效管理。2017年底，所有市、县都要整合形成数字化城市管理平台。另外，要充分利用微信、微博、APP等自媒体手段发动市民全员参与，确保实现城市管理问题处理的信息化、社会化、公开化。

城市政府 篇12

我国当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逐步完善阶段, 宏观调控的乏力以及经济发展中的投机行为可能进一步激化本就紧张的用地供需矛盾。在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加速发展的时期, 中央采取了扩大内需的财政政策, 加大了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 实施了城镇化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及生态退耕工程等重大措施。非农用地的扩展与农用土地资源的占用将不可避免, 如果规划及控制不力, 新一轮“圈地”浪潮很可能再次掀起。

一、“平衡模式”之政府规划权的规制

1. 加强城市土地市场管理

“2008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 通知要求必须长期坚持节约集约用地的根本方针, 严格土地管理。”土地是人类的发展之基, 土地问题能否得到切实的解决, 不仅关系到公众的切身利益, 而且对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有很大的影响。

加大城市土地规划的管理力度, 促进集约节约用地, 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人多地少是我国的城市土地规划所面临的基本问题, 城市土地规划的编制也必须以我国城市土地资源的存量现状做为规划工作立足点。当前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 各种建设用地的需求也随之不断增加, 在城市土地需求量加大的同时, 城市土地市场的管理也极易出现混乱。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违法违规用地, 如有些地方违反城市土地规划方案, 以“以征代租”等方式对城市土地未批先占、先用, 擅自扩大或改变规划土地的用途及范围。因此, 要实现经济快速稳定地向前发展, 必须彻底改变城市土地粗放利用的现状, 大力促进集约节约用地。

2. 加快监管机制的建设, 完善监管体制

城市土地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负有对城市土地调控与引导的重要责任, 享有城市土地空间的幵发利用等方面的最终决定权。规划主管部门手握如此巨大的权力, 如果不在法律层面上加以严格的限制与约束, 就极易导致少数领导干部难以抵挡金钱的诱惑, 出现权力寻租等腐败现象, 损害国家与人民的利益。《行政许可法》的颁布与实施要求行政许可旳做出必须公开透明、公平公正、高效便民, 对达到许可条件的申请, 主管部门必须依法给予许可。为了尽量避免上述现象的发生, 必须加大对城市土地许可事项监管力度。只有不断地对城市土地规划监管机制进行创新与完善, 才能更好地维护公众的合法权益, 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加快建立并完善城市土地规划动态监管的长效机制。监督部门要定期或不定期对城市土地规划的实施进行检查, 利用诸如卫星遥感等现代监督技术扩大对城市土地规划实施的监测视角。对不按照城市土地规划方案实施的行为, 应及时的发现并加以制止。对监督检查所收集的各类信息经过整合之后, 应定期向社会公众公布。同时, 加大对于未经法定程序对城市土地规划方案进行修改行为的执法力度, 对违法、违规的相关责任人应严肃查处并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3. 加强城市土地规划的检举与惩处力度

《城乡规划法》对城市土地规划中违规行为的制裁与判罚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特别在六十九条中指出:“违反本法规定, 构成犯罪,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通过加大对城市土地规划的管理力度, 严格规范城市土地规划的编制程序与审批程序, 进一步确立城市土地规划在其专业领域内的权威地位, “依据公正、公开和便民原则, 完善土地规划管理听证制度, 明确违反规划处罚办法, 增强土地规划执法力度。”在规划的实施阶段涉及到的行政许可、行政强制与行政处罚等具体行政行为, 根据法律的规定, 在核发规划许可证、实施行政处罚时发生的争议, 可以通过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加以解决。如在此过程中造成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损, 国家应依法对当事人进行赔偿或作出适当补偿。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规划工作的监督检查力度应予以加强, 对于其违法违规行为应及时发现并尽早纠正。针对规划主管部门随意修改规划方案、违规审批等行为, 应严格规范规划主管部门的权限和审批程序, 并对其法律责任作出具体规定。利益相对人权利如果受到侵害除可通过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外, 还应享有检举投诉的权利。

二、“平衡模式”之公众参与权的有效加强

1. 提升城市土地规划中公民参与制度的法律地位

目前有关城市土地规划的法律法规中, 公民参与制度的法律地位还比较低, 在城市土地规划的主干法律中, 对公众参与制度作出系统详细规定几乎没有。在《城乡规划法》中虽然有所提及, 但也只对规划编制主管部门提出了非常原则性要求, 远远不足以使公众参与行为形成一项制度。公众参与制度的目的是使城市土地规划制度更加科学合理, 公众参与应被视作是城市土地规划编制的指导原则, 应将其具体地写入法律, 形成一套完整的制度。在城市土地规划全过程中, 应做到在规划编制与实施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步骤都有公众的意见参与其中, 包括规划立项, 规划方案的编制和规划方案的最终出台与规划的实施等。

2. 明确界定公众参与权的主体范围

公众参与的代表选择是否到位成为影响公众参与效果优劣至关重要的因素, 其中公众参与代表的数量、类别、专业素质等因素都会影响公众参与的有效性。理论上公众参与代表的人数越多, 其有效性就越高。但是在公众参与制度在真正实施过程中不可能让每一位公民都参与其中。为了提高规划效率, 使规划方案更加的科学合理, 在实际的规划过程中应实行公众代表参与制度。公众参与应该让利益相关群体的公众代表参加, 可以包括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规划领域的专家代表、群众团体居民委员会代表等等。对于代表的选取方式, 普通公众代表可以采用自主申请、随机选取的方式产生, 专家代表则由规划主管部门邀请出席。另外, 要对代表候选人进行定期更新, 以保证参与的公众代表不会成为为少数部门搞“形式主义”的听证会“钉子户”。同时, 按照人群、团体的不同在评价阶段赋予其不同的权重等级, 确保公众参与的客观公正。

3. 加大信息公开力度, 保障公众知情权

知情权是公众参与城市土地规划的先决条件。只有当参与者对规划方案有了充分的事先了解, 才能有效的行使公众参与权, 因此信息是否公开透明直接决定着公众参与的有效性。《城乡规划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城乡规划报送审批前, 组织编制机关应当依法将城乡规划草案予以公告。”但是信息公开应不仅仅限于规划草案的公示, 而应是城市土地规划全过程所涉及的所有关乎公众利益信息的公布。国际公共参与协会认为“公众参与的核心价值在于公众对影响他们生活的决策具有发言权;公众参与能影响决策;公众参与过程促进各方交流, 并满足所有参与者在交流过程中的需求;公众参与过程挖掘并促进所有被决策影响各方的参与;公众参与过程让参与者自行决定自己如何参与。实现这些价值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在公众参与过程中向参与者提供足够信息, 使得参与者能够进行实质性参与。”城市土地规划在我国更多是采用政府牵头、规划主管部门主导、其他相关部门予以配合的规划模式, 公众从规划编制的一开始就缺乏有效的信息供给。如果城市土地规划的全过程都处于政府“闭门造车”状态的话, 公众参与到规划实质部分的道路或许将会越走越远。

三、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