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治政府

自治政府（共10篇）

自治政府 篇1

摘要：在我国基层政府与群众自治组织联系最为紧密、互动最为频繁区域,探索基层政府与群众自治良性互动对维护社会稳定,完善民主管理制度,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意义重大。然而基层政府管理的局限性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与基层群众自治良性互动,因此结合当前社会转型时期基层政府管理与群众自治的实际,从基层政府管理与群众自治互动的基本要求着手提出了实现基层政府管理与群众自治良性互动的思路。

关键词：基层政府管理,基层群众自治,良性互动,市民社会理论

随着我国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基层政府管理与群众自治良性互动成为新型城乡基层治理模式的重要标志。基于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分析,社会利益体系分化后,随着人权、公民权的确立,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是内在统一的。因此,市民社会中利益整合、权利发展与制度文明是基层政府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良性互动的基本要求。而其主要实现途径是进一步深化治理理念,提高基层民主素养和增强基层政府制度能力。

1 基层政府管理的局限性:与基层群众自治良性互动的阻碍

基层政府管理自身的局限性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与基层群众自治良性互动。一是传统的基层政府较注重组织内部管理,缺乏对外界环境变化的回应性。二是由于基层政府内部的个人往往不为寻求组织价值的实现而把大量的精力与时间耗费在寻求个人自我价值的实现上,因而导致组织整体效能的下降。三是基层政府失灵使得社会管理职能无法充分发挥。受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影响,基层政府是“全能选手”而对社会事务的管理全面扩张,但结果是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好的事。因此,在角色定位失误及多种因素影响下,基层政府总被认为无法满足群众的需求而效能低下。这促使基层群众自治成为可能。四是基层政府与基层群众的信息非对称使得政府行政管理成本高且透明度低。

2 基层政府管理与群众自治良性互动的基本要求

2.1 利益整合是实现良性互动的现实条件

良性互动的现实基础市民社会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利益体系分化后伴随私人利益、阶级利益的产生,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有必要的组织和制度的社会组织。首先,社会利益的分化,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对对立促进市民社会的发展。其二,社会利益体系的分化是社会矛盾的真正根源。社会每个独立个体的双重角色使得同一种社会行为在市民社会领域与政治国家领域产生不同的行为性质与利益冲突。因为社会不和谐的根源在于社会主体的利益遭到抑制或损害,而且事后并未获得相应的补偿。基层政府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的良性互动,需要一整套快速的利益整合机制。

2.2 制度文明是良性互动的重要保障

制度是人类实践和交往活动的产物,是要求一定范围内的社会成员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是具有强制性和导向性双重作用的社会运行机制。当制度是合理的、有效的、统一的时候,就能使社会系统各单元的目标同系统的总目标相一致,使整个系统的运行合理、有序、高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的私化与公共利益一致性之间的矛盾使得社会成员对利益分配不可能漠不关心,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利益冲突。这就需要制定一系列制度来指导不同利益之间的选择与分配,以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价值。

3 基层政府管理与群众自治良性互动的主要实现途径

实现基层政府管理与群众自治良性互动需要在利益整合、权利发展和制度文明的基础上,构建有机联系、有序运行和协调一致的公平合作社会。这是一种秩序良好的社会,即由公平的正义价值观加以有效调节的社会。

3.1 加强基层政府与基层群众民主素养建设是提升基层民主的重要保障

基层民主素养的高低直接影响着能否顺利实现在基层政府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互动过程中社会权利的共同享有。基层政府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良性互动的本质就是两元主体在共同目标和共同价值的引导下,互相信任,协同合作。而当前,我国基层政府管理中民主流于形式。因此,加强基层政府与基层群众民主素养,已成为基层政府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良性互动过程中,信任、合作、规范以及社会网络等作为社会关系资源的相互融合和形成社会资本有机统一体的重要保障。

3.2 深化治理理念是实现基层政府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良性互动的前提

“治理”作为“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其目标就是运用权力引导和规范公民行动,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因此,深化治理观念关键是加强基层政府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过程中对公共理性的重叠共识。这是作为公平的正义必须加以满足的政治合法性原则,也是公共理性所支持的立法与公共政策的基础,更是良性互动过程中自由的、公共的、信息畅通的、合乎道理与思想公正等美德的保障。

3.3 增强基层政府制度能力有助于提高社会治理的效率

互动中的社会关系网络是个体与组织之间沟通的桥梁,个体可以通过网络来获取资源,组织也可以通过社会网络聚集成员,通过相互间的沟通合作,可以整合社会力量来治理社会和承担成本,弥补政府的资源和能力的不足。而社会治理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使得原有的一些正式制度难以有效防范互动中各种“搭便车”行为。因此,增强基层政府制度能力,完善基层政府组织与基层群众自治良性互动的法律法规也成为必然途径。

参考文献

[1]王倩竹.马克思法制思想研究[D].沈阳:辽宁大学,2011.

[2]刘建新.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与制度文明[J].理论探讨,2007(5).

自治政府 篇2

现在，我代表州人民政府向大会报告政府工作，请连同《恩施州经济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一并审议，并请州政协各位委员和其他列席人员提出意见。

一“十五”回顾和××年工作情况

“十五”时期，在省委、省政府和州委的正确领导下，全州上下认真组织实施全州“十五”国民经济及社会发展《纲要》，抢抓机遇，务实进取，有效克服了经济运行中的不健康、不稳定因素，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较好成绩。州域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十五”期间，全州着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以烟、茶、畜、果、药、菜为主的六大特色产业基本形成，以卷烟、水电、富硒绿色食品、药化、建材为主的五大工业逐步壮大，以重点景区建设为主的旅游产业初步形成。到××年，全州生产总值达到亿元，比“九五”期末增长，年均增长。基础设施建设成效明显。“十五”期间，全州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亿元（含“两路”），是“九五”时期的倍，铁路、高速公路、机场扩建三大项目开工建设，一大批交通、通讯、能源、电网、水利、生态、市政建设项目相继实施，全州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财政收入较快增长。全州地方一般预算收入较“九五”期末增长，按可比口径增长，年均增长。改革开放取得新进步。全州户国有集体企业完成产权制度改革，州域经济初步实现民营化；农村税费改革实现了农业税和除烟叶以外的特产税全免；州县市政府机构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财政各项改革、投资体制改革、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等都取得较好成效。全州实际利用外资万美元，外贸进出口总额万美元，分别为“九五”时期的倍和倍，累计引进过百万以上投资项目多个，到位资金亿元。各项社会事业发展加快。科技进步对经济的贡献率明显提高；“以县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全面落实，农村办学条件明显改善；民族文化大州建设稳步推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有新的发展；医疗卫生网络进一步健全，基本实现了村村有卫生室；广播电视实现了州、县（市）、乡（镇）光纤联网。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全州基本建立起了覆盖企事业单位的社会保障体系和覆盖城乡的社会救助体系；城镇新增就业万人；合力扶贫攻坚，实施“整村推进”，解决了万绝对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巩固提高了万低收入贫困人口的温饱，解决了万农村人口饮水难问题，全州基本消除了农村特困户的茅草房；全州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城乡居民人均储蓄存款较“九五”期末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各位代表，过去五年是我州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成绩的五年，是全州城乡面貌发生较大变化的五年，是各行各业实现新发展的`五年，是发展后劲明显增强的五年。

刚刚过去的××年是“十五”计划的最后一年，经过全州上下共同努力，基本完成了州五届人大三次会议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全州同比增长（其中第一产业增长，第二产业增长，第三产业增长）。

农村经济方面。认真落实“一免三补”等惠农政策，积极推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农业产业化经营，实施科技兴农。全年粮食总产量达万吨；新发展优质特色农产品基地万亩；全州已有个特色农产品获得无公害、绿色及有机农产品标志。

工业经济方面。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推进工业经济发展。全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现价工业总产值亿元，增长；实现工业增加值亿元，扣除价格因素后，同比增长；新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户；实施工业技改项目个，完成技改投资亿元。

固定资产投资方面。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亿元不含“两路”，同比增长；全州重点项目（不含“两路”）实际完成投资亿元；机场改扩建顺利完成，铁路、高速公路、水布垭电站建设进入投资高峰期，一批重点项目相继建成。

旅游等第三产业方面。全年接待游客万人次，其中海外游客万人次，实现综合旅游收入亿元，分别增长、、；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同比增长；全州非公有制经济实现产值或营业额亿元，实缴税金亿元，分别增长和。

财政金融方面。全地域财政收入完成亿元，同比增长，八县市均实现了财政收入过亿元，其中地方一般预算收入亿元，按可比口径增长；全州金融机构各项存贷款余额分别比年初增长和，基本实现了存贷“双增”的目标。

改革开放方面。进一步深化了农村各项改革，农村税费改革成果得到巩固，做好乡镇综合配套改革的各项准备工作，顺利完成了土地二轮延包和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全州的事业单位实行了聘用制；加大了财政改革力度，在州直和县市全面推行了部门预算，建立和完善了国库集中收付制度，州直统一津补贴；加大了政府采购力度，全年实现政府采购额亿元，节约率达；积极推进了投资体制改革，对非政府投资的项目一律实行核准制或备案制。全州实施招商引资项目个，实际到位资金亿元。外贸出口完成万美元，同比增长。

自治政府 篇3

关键词：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政府；行政管理

中图分类号：D63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11-0022-01

自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的民族地区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当前，我国民族地区行政管理体制已经全面进行了改革，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行政效率、政府职能转变都发生了较大转变，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工作方面意识及举措等问题也逐步凸显出来，但是基于民族地区的特殊性，地方政府行政管理仍旧面临着各种问题。

一、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发展情况分析

当前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导致民族问题增多，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农牧民对城市生活的适应相对缓慢。农牧民与城市居民这两个生活方式完全不同的群体，城市化让他们走到一起。农牧民与城市居民在经济层面、社会层面，以及心理归属感之间的差异存在，成为影响农牧民融入城市的诸多因素。由于不能迅速地适应城市生活，在日常的工作生活里难免发生摩擦碰撞，一些部门行业工作态度的不友好又会让进城的农牧民感到愤怒不满，社会性的矛盾逐步积累加深。第二，民族意识不断增强。从社会生活的方面来看，少数民族社会生活发展的不平衡导致民族问题增多，表现为：第一，医疗条件相对比较差。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少数民族看病难、就医难的问题依然普遍，医疗设备落后，医生的医疗水平差，甚至卫生院的基础设施都比较落后简陋，远远达不到少数民族群众的看病需求。第二，教育不平等。内蒙古的少数民族聚居在偏远地区，教育的投入、办学条件等都比不上城镇地区。有些地区，上学难的问题依然存在。第三，社会保障不完善。农牧民认为新型社会保障形式不可靠、不安全，难以信任。等到年老后，没有了获得生活资金的来源，物质基础得不到保障，精神层面更加的空虚，不分是非对错，极易引发民族问题，加剧了少数民族无语地方行政管理难度。

二、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政府行政管理面临的问题

1.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不均衡。我们以内蒙古为例，其经济呈现出 “中部突起，两翼滞后”的特点。呼市、包头、鄂尔多斯市是内蒙古经济发展的主要地区，被誉为内蒙古的“金三角”，对内蒙古的发展具有带动作用，并且整体的经济实力位居前列。虽然由呼市、包头、鄂尔多斯“金三角”组成的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的水平比较高，但是其他地区的发展就相对来说有很大的不足，限制内蒙古实现其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主要的瓶颈仍然是地区之间发展差距的问题，同样也是在群众之间产生矛盾、摩擦以及冲突的重要的原因来源。当他们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的利益需求没有得到有效的满足时，会容易增加其民族不满的情绪，而且更容易支持自己民族的价值观以及行为取向，从而致使少数民族的中华民族认同感开始逐渐减弱。同时我国的其他少数民族自治地区也有不同程度的经济发展不均衡问题。

2.地方干部行政管理工作自治意识不强。自从我国开始正式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发展的非常好，但是当前的政府机构和职能仍不够完善，主要表现在职能的交差和重叠、职能过多、管理扩大化等乱象，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地方政府对于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认识不足，自治意识不强，没有摸透民族地方行政管理的特点。

3.民族自治地方传统政治习惯对行政管理的影响。我国各个少数民族都有着自我特色的民族文化，这是少数民族长期发展过程当中所形成的，这种传统会不但的渗透到政治生活的每个层面，最后就会对民族地方政府的行政管理工作造成影响。而当民族地方群众遇到问题和困难的时候，往往采取传统习惯进行解决，地方政府的行政工作就被悬空了，有时候这种传统习惯所进行的解决是效果并不强，甚至会和国家的政策相悖，更使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行政管理工作难度加剧。

三、提高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政府行政管理效能的措施

1.大力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均衡发展。民族地区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职能以发经济发展做为基础，人民的生活水平只能通过发展才可以得到提高，民族群众的爱国热情只能凭借发展的各项成果才能够得以培养，激发少数人民对祖国的建设的积极主动性以及创造性。显而易见，少数民族群众对中华民族的高度认同感是与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有着直接的联系。党和国家对于加速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实施了很多可行的措施，但还是需要对一些工作常抓不懈，例如民族地区的就业、脱贫、补偿资源开发等方面的工作，这样才能够激发出少数民族人民更加热爱祖国的浓厚情感以及民族团结的凝聚力。

2.完善少数民族地区干部用人机制。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行政管理的主体是广大干部，干部的素质也就决定着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管理工作的发展。所以我们应该对干部用人机制进行改革，改变民族区域地方干部素质不高的现状。在关注干部素质提高的同时还需要协调好汉族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之间的关系，既要重视少数民族干部的意见也要考虑到汉族干部的想法，要以国家和少数民族地区利益为准。在干部任用方面要对少数民族干部所受到的教育及语言等情况充分的进行考虑，要使所制定的规则以民族平等原则为基础，加大力度进行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在民族区域地方发挥出少数民族干部特殊的作用，有效的促进地方政府行政管理效能。

3.充分发挥大众媒体的宣传作用。新闻媒体舆论处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前沿阵地，是社会舆论的风向标、导向器，引领人们的思想道德建设。现代网络媒体是人民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它可以影响一个人的思考定位。它们每时每刻以不同的方式给人民群众提供各种消息和资讯，然而这些消息资讯会对人民群众形成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通过文化和意识的传播，影响其人们的对行政管理的习惯。

总之，民族区域自治管理是我国行政管理重要的一个部分，解决当前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政府行政管理所面临的问题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政府的高度重视，也需要多措并举，不断进行改善，使民族区域自治管理工作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乌云高娃.浅论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管理创新[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2]阮朝奇.行政生态视角下民族一线自治州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

自治政府 篇4

一、中国民族地区地方政府实行绩效评估的必然性

在新的社会形势下, 民族地区的地方政府进行绩效评估有利于民族地区政府职能和政府机制的转变, 也有利于进一步提升民族地区政府的管理水平和效能。但由于各民族地区的具体情况有其独有的特点, 所以民族自治地区进行政府绩效评估时, 就必须结合当地的具体条件, 根据其自身的特点以客观的态度来进行评估。

(一) 民族地区实行政府绩效评估是贯彻实现科学发展观的关键

一个政府的绩效一般体现在它的发展观和政绩观上。要在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中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关键在于要保证它的绩效评估是有效的、客观的, 是可以形成一套科学的、系统的评估体系, 并且要以这种体系为标准, 不断推进民族地区的行政体制改革, 从而使民族地区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二) 民族地区实行政府绩效评估是提升行政效率的重要途径

中国的地方政府常常面临的一个难题即政府的机构臃肿、行政成本高、办事效率低, 形成一种政府机构构成与行政效率不能正比发展的困境。而克服这个难题的最佳途径就是改变政府的绩效评估方式, 因为政府的绩效评估通常会根据政府的实际情况重新梳理行政运行的每个细微的环节, 再加以整合、协调最终制定一套符合政府办公程序、办公规范的标准体系。这一举措不仅进一步提升了政府的服务质量, 也进一步提高了政府的行政效率。

(三) 民族地区实行政府绩效评估对促进地方政府体制的改革有重要意义

社会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有其特定的综合评价体系, 而这个综合评价体系通常包括了两个方面的内容, 即政府绩效评估指标和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指标, 它们都是以科学发展观为基础的。建立科学的、适合各民族地区发展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 不仅有利于政府管理体制的变革和政府职能的转变, 也有利于进一步约束政府在职官员的行为从而形成一种正确的政绩观。所以说, 民族地区实行政府绩效评估对促进地方政府体制的改革有重要意义。

二、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政府绩效评估实施时面临的问题和要注意的特殊因素

(一) 民族地区的民族关系因素

众所周知, 民族关系是一种复杂且又不能忽视的社会现象, 它也是一个民族每一段时期历史环境的一种真实的反映, 所以民族关系是长期的、复杂的和敏感的。民族关系是维护一个国家安全和稳定的关键因素所在, 各民族地区的政府有责任通过有效的管理手段来维护本民族间的团结和国家的和谐稳定, 所以说, 民族关系是民族地区政府顺利进行绩效评估的一个重要因素。现今,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不断的发展和变化, 我国民族关系也随之发生着变化进而呈现出了一些新的特点, 新的问题也随之不断出现。因此, 正确的处理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 是民族地区政府顺利进行绩效评估的重要因素和构建民族团结的重要任务。

(二) 民族地区自治因素

为了保证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都享有平等的权利, 新中国建立以后我国便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仅使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在其地区内充分行使其政治权利, 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其政治要求。这一点就体现了民族自治和区域自治相结合的特点。但是, 随着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 我国民族地区自治过程中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例如, 少数民族地区为了推进当地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 不但要求国家放宽其自主管理权限, 还要求国家对它们在财政和技术方面加大支持与帮助。所以, 保障民族地区自治权是民族地区政府进行绩效评估的重要标准。

(三) 民族地区生态环境因素

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相对较脆弱, 这是由于少数民族地区民众的聚居地多属高寒、干旱、沙化、大风等地貌, 发生自然灾害的机率高, 加上当地人民环保意识淡薄, 长期过度的利用自然资源, 就会导致水土流失、草场退化等人为灾害, 并且灾后遗留问题较多。如资源纠纷事件增多, 影响了本地区的民族团结;脆弱的生态环境被破坏后的恢复和治理的投入可能比我国其他的中东部地区的投入都大, 而且有些自然资源是不能再恢复的。因此, 民族自治地区的地方政府在进行绩效评估的过程中应该加强宣传生态环境保护的意识, 加大对少数民族地区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的重视, 从而使政府对其投入更多的财力、物力和人力。

(四) 民族地区政治稳定因素

我国政治格局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即民族政治。民族内部的政治关系稳定, 整个区域将会是稳定的状态。反之, 则是不稳定的状态。当前, 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在不断的变化与发展, 原有的一些形态和结构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以往的平衡被打破, 出现了新的、不稳定的因素, 这是一个严峻的问题。所以, 民族自治地区的地方政府要快速提升自身的适应能力才能避免政治不稳的危机出现。

三、逐渐完善我国民族地区自治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对策

因为民族自治地区存在的这些特殊因素, 这就使我们要在构建少数民族地区政府绩效评估体系时, 要借鉴其他地区政府绩效评估的一些已有的成功经验, 也要根据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 形成一套有民族特点的、科学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对此, 我有以下看法与对策:

(一) 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地方政府的绩效评估换句话说也就是地方政府的政绩评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 “赶超”的观念比较严重, 而且各地方政府对本地方公民的自身权利问题不够重视, 但对中央硬性规定要完成的一些指标和本地经济的发展高度重视。这就产生了社会发展不全面的现象。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深入落实, 地方政府的绩效评估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即开始以人民为本, 强调运用有限政府的模式, 注重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全面发展, 以效益增长为目标, 以系统评估为主要方法。从这些转变可看出民族自治地区地方政府的绩效评估将会更加以人为本, 关心、维护人民利益和公民权利, 从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二) 民族地区政府绩效评估以“最小痛苦原则”为价值取向

理性的行为取向的重要表现即价值取向, 而政府绩效评估的价值取向是绩效评估过程中的重中之重。所以在民族自治地区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过程中应该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一般来说, 政府绩效的价值取向包括两大类, 第一类是坚持最大幸福原则, 让大部分人的幸福最大化;第二类是坚持最小痛苦原则, 让尽量多的人摆脱困境走向幸福。在这两大类中, 以最大幸福原则为取向是以经济为主导的, 因为它所追求的是一个整体的幸福感;而我个人认为, 以最小痛苦原则为取向是以人本为主导的, 因为它所追求的是以人为本, 让更多的个人、个体步入幸福的行列。但是就目前而言, 我国民族地区贫富分化仍很严重, 所以采用“最小痛苦原则”为佳。

(三) 正确的处理民族地区发展与稳定之间的关系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 各少数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也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与成就。但是, 在少数民族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 一些不稳定的政治因素也渐渐凸显了出来, 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在民族地区存在大量的政治参与的现象, 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过分注重获取社会分配, 试图通过不同的方式介入政治。但是, 现行的一些参与政治的渠道及范围是有限的, 这就产生了一些政治参与的无序现象, 这些现象不但冲击了原有的社会形态, 也使民族间的矛盾和冲突增加了。面对这种情况, 如果处理不当就会导致政治格局的不稳定, 造成严重的结果。所以, 我们要想处理好民族地区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就要做到一方面疏导政治中的不稳定因素, 将其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另一方面, 我们要拓宽民族地区人民的政治参与的渠道, 建立一个有序的政治参与机制, 加强民族内部事务的调节、协调能力, 努力维护民族地区的政治稳定, 实现其经济、政治、文化不断发展的大计。

(四) 在民族地区政府绩效评估过程中注重主体的多元化

一般来说, 衡量政府绩效评估的标准是看政府或者政府公职人员在多大程度上能获得公共利益。因为政府的服务对象是广大的人民群众, 所以在政府绩效评估过程中, 我们要广纳各个阶层、各群体代表的意见与建议, 再结合各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 在评估形式上采取内部与外部相结合的方法, 同时要避免“一头偏重”的情况, 否则可能会导致评估结果偏离现实情况。这种新的评估方式旨在于在维护民族自治权利的同时也保障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群众的实际利益, 进而改善各民族间的关系, 并且使民族地区的地方政府能够更加直接、清晰的了解人民的意愿, 使其决策能够更具有科学性和现实性。这也有利于在新时期解决民族地区的各方面矛盾, 更好的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进程。因此, 为了更好促进民族地区的发展, 我们要加大在民族地区政府绩效评估主体的多元化方面的力度, 力求使这一措施落到实处。

四、结语

当前, 民族自治地区地方政府绩效管理只有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建立符合民族地区实际情况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 才能增强民族自治地区地方政府的公共责任感, 提高政府部门的行政效率, 提升人民群众对其政府行政能力的满意度, 使当地政府切实转变为服务型政府。将绩效评估作为一项推进行政改革的有力工具引入政府部门, 使政府突破盲目照搬照抄的模式转而探寻本土化的途径, 从原有的单纯借鉴理念到现在基于我国国情和地方实际状况为主导, 我国的民族地区自治地方政府绩效评估在其内容、设计、程序、方法反馈利用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进展。本文的目的就在于通过探究分析我国民族地区自治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背景、必然性、特殊因素和解决其存在的诸多问题, 为我国民族自治地区地方政府绩效评估工作提出一些具有建设性和可行性的建议, 以此提高民族地区政府绩效评估的制度化和科学化水平。本文当前只是对我国的民族地区自治地方政府绩效评估进行了一些初步探索, 对于进一步完善绩效评估的更深层次研究有待于在未来的知识理论积累学习进行。

摘要：政府绩效评估是地方政府建设的重要内容, 因为各个地方的特殊性, 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也面临着一些特殊问题, 民族地区地方政府进行绩效评估应以地方的具体情况为本, 建立适合本民族地区发展政府绩效评估体系。本文旨在于通过对政府绩效评估的理论梳理, 结合民族地区特殊的行政环境, 探讨了民族地区政府绩效评估存在的问题及应对的对策。

关键词：民族地区,地方政府,绩效评估

参考文献

[1]方振邦.绩效管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2]彭国甫.中国绩效评估研究的现状及展望[J].中国行政管理, 2006 (11) .

[3]邹荣, 刀剑.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体系的构建[J].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 2007 (5) .

论社区自治组织与政府的关系 篇5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体制转型以及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往政府和单位包办式管理模式已经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政府和单位的职能向社会分流，社区建设被提上日程，社区组织层出不穷，面临的与政府的关系也受到各方面的关注。在二者的相互协调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同时也积累了不少经验。本文举例了社区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非政府组织等自治组织与政府的关系，为我们以后的研究打下基础。

关键词：社区自治组织政府关系

20世纪90年代，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国开始兴起城市社区建设，在《经济师》2006年第6期、《关于非政府组织若干问题的探讨》、《促进我国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合作关系的对策研究》等文献中都提出了如何处理自治组织与政府的关系问题。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人们对社区自治应有的内涵存在不同的认识，不同的学者在著作中也有不同的解释，对在现阶段能否实现社区自治仍然存在怀疑。社区自治与中国管理体制背道而驰，自治组织的提出和建立无疑是对政府权力的挑衅，不少学者就自治组织与政府的关系进行了假设和论证，意图找到适合自治组织法治化的途径，却在一次次的实践中失败，又在一次次的失败中找到新的界点。因此，“服务型政府建设”、“社区自治组织与政府功能互动”、“政府职能社会化”等新名词的出现，对社区自治组织与政府关系的研究达到一个最高点，自治组织与政府的关系日益明朗化，为我们的研究打开了一缺口，指明了方向。

社区自治组织是指城市、镇的居民通过选举产生的群众性自治组织，社区组织主要包括社区居民委员会、物业管理公司、业主管理委员会、非政府组织等，这些组织在城市社区管理体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为了解决城市管理中的各种问题，城市管理体制改革被提上议程，“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管理模式成为大城市改革的目标。在这个过程中，社区自治组织作为居民自治组织，是这项改革最为基本的工作，政府要退出不该管的、也管不好的居民生活领域，让居民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从而为整个城市改革体制创造一个良好的居民舆论，所以在新形式下加强居民自治组织的建设对政府来说就显得很有必要。

一、业主委员会与政府的关系 城市社区自治从整合逻辑上来说是一种新的城市社会结构形式，从治理方式上来说，它指的是那种与传统的“国家—单位—个人”的控制方式不同的、由城市居民自己管理自己尤其是与自身私有财产密切相关的事宜。随着城市各种专业从事社区物业管理的公司的出现，各社区业主委员会的成立也就成为了必然的趋势和要求。业主委员会是指在物业管理区域内代表全体业主对物业实施自治管理的组织，它是依法成立的并监督物业管理公司管理运作的一个群众性自治组织，其权力基础是对物业的所有权，它代表该物业的全体业主，对该物业有关的一切重大事项拥有决定权。社区中的每一个私人业主，作为物业的所有者，是物业管理市场的主体。成立业委会代表业主选择和监督物业公司是住房市场真正得以建立的关键问题。除此之外，这也是社区私人业主的财产权得到有力保障、真正实现城市社区自治的前提和基础。而国家审时度势，早在1994年国家建设部第33号令《城市新建住宅小区管理办法》中明确规定了“代表和维护住宅小区内房地产产权人和使用人的合法权益”的相应基本原则，也为城市社区的这一必然发展趋势作了法律上的铺垫和准备。因此，政府必须重视和加强业主委员会的地位和作用，成为业主委员会顺利处理日常事务的依靠力量；与此同时，建议居民大会委员会与业主委员会合二为一，是避免造成组织资源、社会资源、民主资源浪费的理性选择的结果。

二、社区居民委员会与政府的关系

社区居民委员会是居民在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在社区自治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居委会遭遇种种尴尬，如:社会建设健全自治组织的努力导致的反是其行政化的加强，虽是法定的群众性自治组织但并未得到居民群众的认可，居委会干部与其说是“居民的头”，不如说是“政府的腿”，政府的指导自觉不自觉地变成了政府的领导等，因而社区居委会无论是在工作内容上，还是工作方式上都带有比较浓厚的“行政化”色彩，政府的大多数管理职能都延伸到居委会，政社不分，而居委会忙于应付行政性工作而使得自己的“三自”任务沦为附属，在基层政府和居民自治之间形成了尴尬的局面。所以，必须做好居委会和政府之间的桥梁工作，有效的进行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完善。居委会的特殊身份使得居委会从历史发展和组织沿革的继承性上来说无疑是我国城市社区自治组织当仁不让的首选，而居委会作为城市社区自治组织也不可避免的需要进行适当的角色转变。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实现由“街居制”向“社区制”的转型，即居委会应当从一个半官方、半民间的组织真正成为一个民间自治组织，真正做好“居民的头”；政府则转变职能，建立起新型城市基层管理体制，真正落实“权随责走，费随事转”。

三、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的关系

非政府组织是英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的意译，1952年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在其决议中将非政府组织定义为“凡不是根据政府间协议建立的国际组织都可被看作非政府组织”，它是解决政府职能下移和居委会减负二者的矛盾症结的途径之一，以其弹性的组织结构、扎实的专业背景、高效的组织运作为社区建设带来了先进的理念和管理方法，给社区建设注入了勃勃生机。许多国家的发展经验表明，非政府组织对推动治理的发展，达致“善治”是不可或缺的。它是连接政府和社会的纽带。随着城市社区的发展，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是一种必然，在政府不能有效管理或暂时无法管理方面，比如帮助弱势群体、增进公众参与等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提供诸如社会福利这类公共产品方面，相比政府，非政府组织具有优势。因此中国政府必须加大对非政府组织的支持，加强与非政府组织合作，从而使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更具有可持续性，有利于实现社区中公众与政府间关系的良性互动。

自治政府 篇6

关键词：基层政府；社区民众自治；良性互动；基层民主建设中共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中共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发挥基层各类组织协同作用，实现政府管理和基层民主有机结合”。基层政府是与社区民众最为接近的一级政府，它的管理行为直接作用于社区，对社区建设和治理具有非常巨大的作用。而社区民众自治是基层群众自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着不可取代的作用。社区民众自治运行与发展对基层政府管理具有反作用，不仅减轻政府管理的压力，而且能改善政府管理方式、提高政府行政效能。实现基层政府管理与社区民众自治的良性互动是实现基层政府有效管理与社区民众真正自治、达到两者相互促进与互补效果的前提，同时也有利于基层民主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

社区民众自治是指社区的民众通过民主协商、增进信任、整合资源、采取合作的行为共同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治理的过程，并逐步使共同体进入“自我维系”的状态。[1]社区居民委员会的社区民众自治的主要组织载体，是实现基层政府管理与社区民众自治良性互动的纽带。目前，我国社区民众自治存在三种模式：行政主导型模式、半行政半自治模式和自治型模式。上述三种模式事实上代表着不同的价值取向：前两种是要在重新进行社会整合和社会再造时，强化基层政府的功能，主要运用政府及其所控制的资源进行自上而下的社会整合，并形成“新政府社会”；而后一种则是强化基层社区的功能，主要通过政府下放权力，建立社区自治组织，并通过这一组织动员社会参与进行社会整合，形成“社区制社会”。[2]后一种模式是我们所追求和努力构建社区民众自治模式。

一、基层政府管理与社区民众自治良性互动，是摒除传统单向社区管理积弊的必然路径

基层政府管理与社区民众自治良性互动是相对于传统基层政府管理与社区民众自治被动管治模式而言的。“政府推进，行政主导”是我国社区建设管理的基本特征，社区民众自治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进行的，政府利用行政强制力来推动社区建设导致了社区严重的行政化倾向。社区和行政区混为一谈，社区规划时过分强调行政区划分的整齐统一，忽视了社区居民的认同感和自治参与意识。这种由上而下的单向管治模式，使得基层政府与社区民众双方在不平等的地位前提下，难于实现良性的互动。因此，良性互动要建立在两者地位平等、权力边界清晰的基础上，打破传统政府管理定势思维，增强政府对社区群众诉求的回应性，把基层政府对社区民众自治的介入定位于对社区民众自治运行进行服务、协调、保障和监督之上，在基层政府与社区民众之间建立起协商与合作的双向互动机制，共同处理社区的公共事务。在基层政府与社区民众自台良性互动的实践探索中，较为成功的案例就是“江汉模式”。“江汉模式”开拓了基层政府依法行政与社区民众自治相结合、基层政府管理功能与社区民众自治功能互补的、全新的良性互动治理模式。

二、基层政府管理与社区民众自治良性互动，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

传统的社区管理模式，基层政府更倾向于采取直接、强制的命令手段和方式对社区民众进行管理，民众往往处于被动的地位，因为这种管理模式是自上而下的单向模式，民众向上的诉求渠道被阻隔，因此，民众的诉求和意见难以通过正常渠道向政府反映，民众的需求亦无法得到满足。当社区民众无法通过法律赋予的权利自主管理社区公共事务，也无法通过正常渠道将诉求反映给政府，或政府对反映上来的民意不重视，民怨可能不断积累，最终会以非正常渠道与方式发泄出来，造成社会的不稳定。近年来，我国因环境污染所造成的群体性事件呈多发态势就是很好的例证，2011年环境群体性重大事件同比增长120%。仅2012的短短四个月，接连爆发了三起环境群体性事件——什邡市反对钼铜项目事件、启东市反对达标水排海基础工程、宁波市反对引进PX项目事件。环境群体性事件的集中爆发，有些人认为这是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负面效果。但笔者认为更为根本的原因是基层政府与社区民众之间缺乏良性的互动。一些基层政府计划在本社区兴建有潜在污染风险的项目，政府在决策问题上一味迷信领导经验、专家意见、科学论证，恰恰不愿意建立与社区民众沟通、协调的平台，社区民众参与本社区公共事务决策权得不到保障。这也不难理解“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已成为目前我国民众表达利益诉求的主要途径和方式。基层政府管理与社区民众自治之间的良好互动是社会的减压阀，一旦这个减压阀被堵塞，社会矛盾就会不断积累，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导火线。

三、实现基层政府管理与社区民众自治的良性互动，是社会转型平稳过渡的现实需要

20世纪90年代以来，计划经济体制逐渐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深入发展，社会各方面也发生重大变化，各种新问题、新挑战冲击着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一元结构的转变、“单位制”解体、城市化高速推进，使得过去单位管辖的大量公共事务被释放出来，以及新增大量的公共事务，如果还是依赖传统管理模式——由基层政府大包大揽，基层政府必然会因能力、人力、财力和精力的限制，无法处理好繁杂的公共事务，而且还可能因公共事务处理不当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因此，面对社会转型所增加的大量公共事务，基层政府管理与社区民众自治应该有明确的职能分工，基层政府应该下放部分权力，把那些能让社区民众自治就能解决的公共事务由社区来承担。只有两者实现了良性互动，才能使相互配合，互相补充，使社会转型平稳过渡。

四、实现基层政府管理与社区民众自治的良性互动，是新形势下发展基层民主的内在追求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质是人民群众在享有对生产资料所有权的支配权的基础上，成为国家和社会的真正主人，享有管理国家及其他社会事务的权利。真正的社区民众自治，就要让广大的社区民众直接参与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的管理，充分反映他们的利益诉求，保护自己的权益不受侵犯。但由于我国社区产生和发展的特殊性决定了目前社区获取资源能力相对较弱，社区民众自治积极性不足和自治水平较低，因此，基层政府需要推进社区构建起社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社区自治体制，同时为社区民众自治提供政策环境。从而社区民众自治在基层政府的推进和培育下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社区民众自治。

基层政府管理与社区民众自治良性互动的重要性进行探讨，企盼能促使政府与民众等各主体能重视基层政府管理与社区民众自治良性互动的重要性，同时也为日后建构合理、科学的基层政府管理与社区民众自治良性互动模式提供理论支持。

参考文献：

[1] 陈伟东.社区自治——自组织网络与制度设置[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1

[2] 徐勇.论城市社区建设中的社区居民自治[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05)：7

自治政府 篇7

自治区副主席高雄向新闻媒体介绍和说明推进城镇化跨越发展的有关情况

高雄指出, 近年来, 我区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 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不断改善, 城市承载力得到提高, 中心城市辐射和带动作用日益增强, 北部湾城镇群初具雏形, 城镇人居和投资环境大幅改善。但当前, 我区城镇化水平与全国相比仍落后7个百分点, 城镇化发展速度与经济社会加快发展所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机遇不相适应。加快推进我区城镇化跨越发展, 是深入实践科学发展观,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促进我区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跨越发展, 实现富民强桂新跨越的必然选择。

高雄强调, 当前我区确定了加快推进城镇化跨越发展的总体目标, 即“十二五”期间保持年均增加约2个百分点的发展速度, 到2015年全区城镇化水平达到50%左右, 接近全国平均水平。围绕这一重大战略部署, 自治区总体上将按照“一年打基础、三年大推进、五年上水平”的步骤分三个阶段实施和推进, 同时重点抓好以下七个方面的工作:

一要进一步完善城镇体系, 构建重点突出、职能明确、特色鲜明、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城镇体系新格局。建设南宁、柳州超大城市和桂林特大城市, 发展一批特大城市、大中城市, 培育和发展一批经济强县和强镇。二要大力推进扩权强县。将原在自治区或设区市的721项权限通过直接、委托、授权等方式下放到县级政府。三要促进产业集聚。引导企业向园区集中, 园区向城镇集中, 带动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加强中心城市新区与产业园区同步建设;加快培育发展特色名镇名村;积极发展现代服务业。四要加强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实施一批文化、体育、博览等重大项目, 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综合交通体系, 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市政公用事业、政策性住房建设和公共服务领域。五要塑造城乡特色, 着力提升城镇品位。深入开展城乡风貌改造, 建设百家行业博物馆、国有企业博物馆、民办博物馆, 开展村镇规划集中行动, 塑造各具特色的城镇形象。六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全面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管理制度, 完善进城务工人员社会保障制度, 建立年度用地指标与城镇化发展相结合的新机制, 积极稳妥推进行政区划调整, 加快推进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点, 实行自治区直管县财政管理方式改革。七要加强对城镇化工作的组织领导, 将城镇化工作纳入各级绩效考核内容, 组织考评排序, 保障城镇化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严世明就城镇化建设的组织落实回答记者提问

自治政府 篇8

一、内蒙古政府提供基本公共产品的问题及差距

(一) 公共产品的供给严重不足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 广大群众对公共服务的需求日益多元化, 对公共服务也不仅仅局限于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等, 其他方面的公共服务也有很大的需求。例如:社会保障, 公共安全方面。由于内蒙古财力有限, 大多数的财政资金用到了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上, 对文教卫生等体现公共服务的支出项目上投入较少, 难以满足群众的需求。

(二) 政府公共产品供给职能转变缓慢

公共服务职能是特定时期的政府应该履行的公共服务职责和功能, 涉及到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的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同时也是摧毁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一些具体可行的保障民族自治地方经济自治权得以实现的优惠照顾的过程”。作为民族区域自治地区的内蒙古正在融入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 同时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因此政府应及时调整职能与现实社会发展进程相匹配。

(三) 政府公共产品供给能力建设落后

政府能力则是指政府实际能够履行其职能的程度。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的能力表现出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内的作为。内蒙古公共产品和服务领域问题较多, 广大群众对住房、教育、医疗等价格居高不下, 形成所谓“新三座大山”的意见很大。离“住有所居、学有所教、病有所医”的目标相差甚远。这些问题的存在凸显出政府的相关公共服务能力远远没有发挥到位。

(四) 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单一

内蒙古地处西部地区, 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 政府提供公共产品起着关键作用, 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在某些领域有其必然性, 例如:战略性基础设施、环境保护等。但是涉及其它领域时, 公共服务提供主体单一, 市场与自愿提供作用有限, 必然会导致公共服务提供不足, 缺乏竞争, 影响质量。

(五) 公共产品财政支出比例偏低

虽然内蒙古用于公共服务的财政支出增长较快, 但是占财政总支出比例仍较偏低。内蒙古自治区2005年预算内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比例13.91%却比2004年的比例14.31%还要低0.40%, 而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在全国排在末位。反映出社会性公共服务内部比例不协调。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公共服务不能均衡发展, 滞后于东部发达地区。

二、内蒙古增强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措施

(一) 树立全新的公共服务供给理念

坚持以人为本, 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是指导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 这就要求各级政府更加重视人, 更加重视政府的角色,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按十七大报告要求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尊重人民主体地位, 发挥人民首创精神, 保障人民各项权益, 走共同富裕道路,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二) 健全行政运行机制

机制问题至关重要, 在当前就是要解决决策, 监督, 执行问题。十七大报告要求建立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具体来说, 就是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 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按照十七大报告的要求, 建立健全行政运行机制的关键是要把握好决策、执行、监督这三个环节。

1. 实行科学、民主、依法决策。

内蒙古特殊的民族区域制度赋予我们了大量的自治权, “自治机关根据本地方的情况, 在不违背宪法和法律的原则下, 有权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 加速民族自治地方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行使自治权就要有决策, 如何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就成为健全行政运行机制的首要问题。决策权的行使要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 要把国家的整体利益放在首位, 依据民族自治地方的特点和需要行使自治权。

2. 加强高效的行政执行能力。

行政执行力反映的是政府将目标变成现实的能力, 是实现政府目标以及规划的关键因素。按照十七大报告要求, 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将深入到政府的执行机制。提高政府的执行能力, 首先要加强行政执法部门建设, 行政执法部门首先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者, 执法活动的优劣关乎到政府的形象和公共服务环境建设的好坏。因此要加强行政执法部门建设, 使其转变为服务型行政执法部门, 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 设立行政服务中心等服务机构等。

3. 建立完善有力的监督机制。

不断从制度上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 加强政务公开。十七大报告指出要确保权力正确行使, 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只有透明行政, 才能使掌握权力的机构审慎行使权力, 才能保证人民群众对权力运行的监督, 才能有效预防各种权力寻租、消极腐败现象发生。因此要进一步拓宽透明行政的途径, 让权力运行中不存在看不见的阴影。

(三) 加强政府制度性公共产品的提供

从公共政策角度, 由政府提供制度性公共产品可以解决公共服务主体单一, 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存在的问题。通过政府制度性公共产品, 如:激励、约束机制等可以解决公共服务主体单一的问题, 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公共服务领域, 并且对其加以规范、监督。通过公共服务主体多元化, 实现公共服务的市场化运作机制, 提高公共服务供给的数量和质量。

(四) 优化基础类公共产品供给的财政体制

根据公共服务的功能, 可以将公共服务分为以下三种:“维护性公共服务、经济性公共服务、社会性公共服务”, 区分不同的公共服务, 建立有针对性的公共财政支出体系, 使财政支出逐步向涉及民生的社会性公共服务倾斜。结合内蒙古实际, 具体措施为适当压缩维护性公共服务支出中的行政管理费用, 将经济性公共服务支出向公共产品补贴、环境保护、城市和农村公共设施等基础性的项目上倾斜。政府目标转为优化经济发展软实力, 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等方面。建立更为合理的公共财政, 加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努力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目标。

(五) 政府组织结构优化

十七大报告对优化政府组织结构作了新的阐述, 对政府机构整合, 减少行政层次, 统筹党委、政府和人大、政协机构设置等提出了新的改革思路。

1. 加大机构整合力度, 结合实际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

大部门体制能够有效避免职能交叉, 有利于提高效率, 也有利于承担责任。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在内蒙古某些领域迫在眉睫。内蒙古草场资源丰富, 但普遍存在使用过度, 退化严重现象, 其中的人为原因不可小视。例如:草原监理、畜牧业、林业、水利、公安、工商等部门都对草原管理和保护负有一定责任, 但由于责任不明确, 难以在草原保护中形成合力。可以设想成立综合性的草原管理局, 整合相关部门的职能, 赋予其编制, 对草场的使用、保护负全部责任。

2. 统筹党委、政府和人大、政协机构设置。

十七大提出“统筹党委、政府和人大、政协机构设置”的部署, 为进一步理顺党政关系、合理分配权力指明了方向。内蒙古属于民族自治地方, 自治机关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 同时自治机关也享有很大的自治权。如何合法、合理、有效地使用自治权, 关系到政治建设的稳定、健康发展。党委的领导是全面的领导, 要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现阶段党的领导主要体现为政治、思想、组织上的领导。党的领导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对“人”的领导。思想、组织即体现为“人”。政府的主要职能就是经济、社会职能, 体现为“事”, 具体包括“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等方面。作为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的人大的主要职能之一是“有管理地方财政的自治权”, 加强和改进对财政预决算的审查监督。体现为“财”, 政协主要功能“民主监督, 参政议政”。根据侧重点不同, 使“人、财、事”主要功能突出, 辅之以政协“监督”, 加强相应机构的职能设置, 有利于内蒙古自治区国家机构各司其责、协调运转, 更有利于理顺党政关系, 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六) 加强公共产品供给的绩效考核体系

建立公共服务绩效评估体系以及绩效评估的指标体系, 进一步完善内蒙古政府及其官员政绩考核办法。“原有的绩效考核体系不但没有引导政府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增强公共服务职能上, 反而驱使地方政府及其官员更直接地干预经济活动, 过分追求任期内直接的、看得见的短期经济效益, 而忽视区域经济的长期协调发展, 引发一系列问题。”因此要加强服务型政府绩效评估体系建设, 使公共服务成为评价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的主要标准而非片面强调经济建设以及GDP指标等, 新的指标体系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政府部门提供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 (包括政策类公共产品) , 政府财政的公平程度、支出比例, 涉及民生的数据 (包括健康、教育、社会保障等) , 政府管理效益和公共部门行为合理化水平等。

总之, 党的十七大报告是新时期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纲领性的指导文献, 为内蒙古自治区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对我们当前和今后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具有重要意义。

摘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建设服务型政府”是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上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部署。本文结合十七大精神从政府供给公共服务和产品的角度出发, 初步探索内蒙古政府在公共服务方面与十七大报告要求之间的差距, 以及可以采取的措施。

自治政府 篇9

《意见》 指出, 2014 年广西水稻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只有67.32%,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6.51个百分点, 水稻耕整地、收获机械化水平分别为95.03%、77.24%, 只接近全国平均水平, 而机械化插秧水平仅为20.44%,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7.56 个百分点。此外, 我区稻谷机械化烘干工作才刚刚起步。因此, 水稻生产机械化水平不高已成为制约我区水稻稳产增产进而影响全区粮食安全的重要因素。

《意见》 明确了四方面重点任务:一是提高水稻育秧、插秧、烘干、病虫防治等薄弱环节机械化水平。主攻水稻标准化育秧和机插秧, 扶持建设稻谷烘干中心, 加大水稻生产新型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组织建设力度。二是加强水稻生产机械化装备建设。明确了50 个水稻主产县重点发展大功率、高性能、复式作业、航空作业等机械;非水稻主产县重点发展技术含量高、适应性强、多功能作业、中等功率机械;丘陵山区县重点发展轻便、耐用、低耗的中小型作业机械。三是强化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技术服务。自治区成立专家组, 市县相应成立由相关部门组成的技术指导组开展技术服务;开展主推和关键技术培训, 提升农机手操作技能;明确乡镇负责农机推广工作的机构, 在“十三五”期间解决乡镇农机推广办公用房建设问题, 增加工作经费, 加强人员队伍建设, 改善工作条件, 配备摩托车等农机推广下村交通工具。四是大力推广应用减灾避灾机具与技术措施。组建农机应急作业队伍, 推广应用大型、高效植保机械, 开展水稻病虫害机械化统防统治, 推广应用排涝设备、节水灌溉和小型抗旱设备, 推广应用先进适用的烘干设备和技术。

自治政府 篇10

建立在新自由主义理念之上的市场失灵理论认为: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是资源配置的最佳方式。但在现实经济中由于垄断、外部性、信息不完全和在公共物品领域, 仅仅依靠价格机制来配置资源无法实现帕累托最优, 出现了市场失灵。这时候, 为了实现资源配置效率的最大化, 就必须借助于政府的干预。本文将以2008年汶川大地震十大特重灾区之一彭州市建材市场灾后治理为例, 对市场失灵与政府管制问题进行深入分析。

二、彭州建材市场模型与市场失灵

2008年5月12日的汶川地震给四川等地区造成了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损毁房屋450万座, 一千余万人无家可归。重建是民生的关键。首先, 在大灾之后这样一个资源有限 (建筑材料资源、施工人员资源) 、时间有限的情况下, 要使房屋重建这一浩大工程保质、保量、保速度, 有序的进行, 必须要政府的介入, 否则, 无政府将导致混乱、动荡的局面。同时, 弱势群体、贫困人群也需要政府的转移支付及特别照顾才能有房可住。其次, 根据课题组 (南开大学“百项工程”“汶川地震房屋重建课题组”) 从彭州市建设局了解到的信息, 彭州市地震前后建设量扩大十倍, 对主要建材的需求急剧增加。从彭州市标砖价格地震前后环比数据看出, 页岩标砖从2008年六月开始攀升到8月标砖市价上涨75%之多。供不应求, 价格自然上涨。灾区建材短期价格严重偏离市场长期稳定价格, 短期内灾区市场失灵, 灾民购建材难、购建材贵的问题亟需政府干预来解决。以上两点共同说明灾后重建工程的顺利进行与市场有序运行需要政府的干预。因此本文根据本项目组2009年8月在四川省彭州市灾区就灾后建材市场情况及管制的实地调研对政府干预和市场失灵进行了研究。

案例研究地点为汶川大地震十大特重灾区之一的四川省彭州市。

三、彭州模式的政府干预及其效果分析

(一) 需求政策方面———控制需求

1、有序安排重建点位开工顺序, 控制时段需求拥挤。

福建省对口援建彭州市, 福建省与彭州政府着眼于解决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条件, 有计划、分步骤、高质量地持续推进恢复重建工作。在安排开工点位顺序时, 综合考虑各个因素、各方条件, 分清轻重缓急, 将巨大的建材需求量分散到各个时期, 缓解了灾后极短时期内供需不足问题。

2、控制日常建设规模, 支持农房重建。

地震之后, 彭州政府合理规划, 以常规建设支持农房重建, 控制常规建设的进度及规模, 为保证农房重建有充足建材打下坚实的基础。这不失为从需求角度着手, 控制需求的好办法。

(二) 供给政策方面———扩大供应

1、成立“特供办”, 建立特供机制。

震后彭州市及时成立了灾后重建建材供应保障工作领导小组, 并在镇、村成立了灾后重建建材供应保障办公室 (均简称特供办) 。政策规定, 水泥、砂石、矸砖等主要建材的出厂价格, 一律控制在2008年5月31日之前的价格水平内 (其中标砖特供价为每匹3毛3) 。同时, 要求企业必须有执行特供的场所和运输特供通道, 必须完成当月特供指标。并根据建设需求要求各砖厂产能从60%到80%乃至100%作为特供卖给特供用户。此措施不但保证了充足的建材来源, 同时引入了价格干预机制, 使得施工者能够用特供价格购买建材, 降低了建房成本, 相当于市场价格和特供价格的差额全部补贴给了灾民, 提高了居民的福利水平。

下面以彭州市页岩标砖价格情况来说明这一政策的效果 (如表1) :

从最后一行彭州市标砖当月市场价与特供价 (330元每千匹) 的比值数据可以看出, 彭州市政府出台的特供政策保障力度大, 尤其在标砖市场价格飞涨的2008年底至2009年初, 当时市场价为500元/千匹的时候, 市场价竟然是特供价的148%, 或者说特供价低于市价34%。特供政策抽取了厂商一部分超额利润, 避免了少数囤积居奇, 投机倒把的人趁机发过难财。又使得灾民从特供办购砖相对于市场价来说节约了34% ( (5-3.3) /5) , 极大的增多了消费者剩余, 提高了消费者福利有效的保障了居民的利益, 使得他们在灾后房屋重建过程中免受标砖价格波动带来的损失。

2、政策扶持企业, 保证建材供给。

第一, 帮助企业融资、贷款。震后为帮助企业争取资金恢复生产及扩大生产, 政府新增流动资金贷款和灾后重建技术改造达产项目贷款贴息政策。第二, 鼓励建设新生产线。政府积极支持新生产线项目加快建设进度, 使能够在2009年3月建成投产, 新生产线能增加标砖产能8亿块, 有效缓解灾后重建建材供需矛盾。第三, 减税以补贴生产者。同时, 彭州政府对技改20户墙材生产企业减免了增值税167万元, 积极支持企业进行生产线技改和新建。第四, “开源”政策, 充足原材料。随着矸砖需求的急增, 对页岩的需求增加, 原有开采点已不能满足生产需要, 出现了页岩矿价格上涨的现象。为保证矸砖生产原材料的供应, 稳定原材料价格, 政府开放部分碳质页岩矿开采权。并实行限价供应, 确保了矸砖生产企业的原材料供应和价格不上涨, 从而稳定了矸砖的价格。上述扶持企业的政策, 使得特供政策的执行给企业带来的利润损失得以相应弥补, 防止特供政策抑制企业生产的激情与活力, 保障了生产者利益。

下面以彭州市页岩标砖为例, 分析扶持企业增加产量的效果 (见表2) 。

绝对数额单位:元/千匹;同比增长以2008年6月价格320元每千匹为基准;特供价为330元每千匹资料来源:彭州市建设局 (工程信息与造价)

资料来源:彭州市建设局 (工程信息与造价)

标砖市场价格2009年4月恢复到4.65毛一匹, 环比下降5.1%, 是2008年12月最高价的93%。这是由于彭州市政府积极帮助20余家受灾较重企业修复设施、设备, 多方帮助企业争取资金, 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原材料供应问题, 大力支持企业开足马力满负荷生产。2009年4月, 新生产线建成投产, 新增产能8亿标块, 有效缓解了灾后重建建材供需矛盾。

3、采取“双证制”, 使建材“留下来”。

2009年10月底, 针对灾后重建矸砖供给量暂时得不到满足, 为了保证本地矸砖的供给的情况, 以及本地矸砖的特供价远远低于外地矸砖的市场价格, 防止利用此差价进行投机行为的情况, 彭州市政府实施了矸砖运输“双证制”, 严禁本地砖无序外运。这一政策使得建筑材料留在当地局部市场, 保证了局部市场供应。在这一特殊时期, 此政策发挥了很大的效用。另外, 彭州市还根据统一安排, 在满足本地需求的基础上, 按上级确定的支援价格, 由市特供办出具准运证, 每天调运60余万匹矸砖支援兄弟市县。

4、多渠道组织货源, 使建材“走进来”。

这一政策主要针对水泥货源, 下面本文将根据彭州市水泥价格变化的数据对此政策效果进行分析。

总体来看, 自从五月地震后, 价格基本没有变化, 环比变化比率1.6%左右, 价格很平稳 (见图1) 。据我们分析, 尽管在震后建材需求1增, 但是水泥供给非常充足。

首先, 成都市积极搭建灾后重建建材供需平台, 多渠道组织建材货源。组织攀钢集团成都钢铁有限公司、都江堰拉法基水泥有限公司等四家公司分别与都江堰市政府、彭州市政府等及相应公司签订了《供需协议书》。此外, 20户市内外建材企业承诺重点保障灾后重建建材物资供应。由此保障了包括彭州市在内的成都地区的水泥供给充足。

其次, 彭州本地的亚东水泥厂也能缓解水泥需求。所以尽管震后需求急剧增加, 水泥的供应仍然基本能满足需求, 使其价格一致保持稳定, 只在2009年年初上涨10元/吨 (即1.6%) , 并且在四月份回落至原来的价格。

四、政府成功退市

笔者从彭州市委了解到, 截至2009年6月, 项目组前往四川特重灾区彭州调研时为止, 彭州市市场标砖价格已经恢复到3.5毛一匹。截至2009年12月, 彭州市68117户灾后农房重建工程已全部开工, 完成61852户, 完工率达到90.80%, 市场砖价也基本恢复到特供价之下, 农房重建的胜利趋于尾声, 特供政策停止实施, 放开所有的价格管制, 将建材价格交由市场机制调节。宣告着政府对于建材市场特殊阶段特殊管制政策的结束。政府完成使命, 成功退市。

五、结论

彭州市政府在建材价格管制上的行为, 保证了建材市场运行的有效性, 维持了市场秩序, 稳定了建材的市场价格, 保障了生产者、消费者的利益。从这次彭州的价格管制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出其的成功主要原因主要有四个:第一, 用特供价替代市价干预。没有直接进入市场干预价格, 而是利用特供机制进行缓冲, 使得市场并未受到很大的宏观政策的影响。这是彭州市市场干预措施的最大亮点, 特供政策是一次创新, 将政府的市场干预独立于市场进行, 既保证了市场的稳定性, 使建材价格未因为需求激增而产生大的波动, 同时也保证了市场的正常运行, 没有过多地受到行政力量的冲击。第二, 因地制宜, 利用当地特色指定有效政策。地震发生后, 彭州市利用本地砖厂多、供给充足等特点, 加班加点恢复砖厂生产, 并限制砖材外运, 保证了当地对砖的需求, 为价格限制机制的实行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第三, 实施有效, 监督得当彭州市政府采取了包括成立专项检查小组, 颁布禁运令等措施, 保证了政府干预市场政策的有效性。同时, 彭州市政府建立重建信息公开平台, 每日公布相关数据、进展情况, 供市民监督。此项措施也保证了政府入市干预的效率和质量。第四, 退市及时。当标砖的均衡价格逐渐靠近灾前水平时, 彭州市政府果断退市, 还给市场一个公平平等良好的交易秩序。这是彭州市成功的一大原因, 价格管制如何退出何时退出一直就是价格管理实行中的一大难题, 彭州市此次不但很好地解决着这个难题, 还将退市后的副作用降低到最小, 并未给使市场带来不利影响, 所以说, 这次价格管制措施是相当成功的。彭州的成功例子也为我们政府以后进行市场管制里头那个了很多可借鉴之处。

综上所述, 在地震之后的灾区建材市场短期市场失灵的情况下, 政府干预成为了稳定市场的不可或缺的手段。

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市场有自身调控这只无形的手, 一般情况下, 政府应该不予干预。然而在市场因为某些不可抗因素而出现巨大非正常波动时 (即某种市场失灵时) 就需要政府挺身入市, 进行宏观调控。此次大地震之后政府入市的及时、成功和完成使命, 自然的退市的例子极好地证实了本文开头市场失灵理论的观点。

参考文献

[1]、肖林.市场进入管制研[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7.

[2]、马昕.管制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3]、李会明.非市场失灵理论与中国市场经济实践[M].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 1996.

[4]、 (法) 萨拉尼耶.市场失灵的微观经济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4.

[5]、罗伯特·S·平狄克, 丹尼尔·L·鲁宾费尔德.微观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