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自治

居民自治（精选9篇）

居民自治 篇1

摘要：社区居民自治是行政权还权于民的一种方式, 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不断增强, 社区居民自治的可能性逐渐增大。但良好社区自治体制的构建, 必须有较为完善的法律制度作为保障。本文从当前社区居民自治存在的问题出发, 提出了社区居民自治法制化的一些建议。

关键词：社区,居民自治,法律保障

从民主政治建设原理来看, 行政权具有扩张的特性, 有必要对它加以限制, 要制权、限权、还权、放权。在限制的同时还要发展群众的自治能力, 在具备条件时, 可以由人民通过自治解决的社会问题, 政府就可以放权。但自治必须要有法律的约束和保障, 否则也将引发新的社会问题。所以, 在尝试社区居民自治的同时, 一定要将相关的法律制度加以建立和健全。

一、推行社区居民自治的主要原因

我们为什们要搞社区居民自治?现在是否具备社区居民自治的条件呢?

(一) 基层政府的职能过于庞杂, 行政权覆盖范围太广, 需要放权

行政权的扩张性导致政府的职能触角伸向了社会的各个领域, 其直接后果就是基层政府及其派出机构——街道办事处人员和机构设置的庞杂。不仅财政负担加重了, 同时出现了人浮于事的现象。在缩小政府职能、简政放权的主导思想下, 应充分利用社区居民自治来解决居民社会生活中的一些问题。

(二) 公民权利意识逐渐增强, 可以在一些问题上实现自治

居民自治可以说是民主权利发展的产物。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增强, 居民有时会对社区的不良现象发表意见, 这都是对社区认同感的表现, 具有了一定的居民自治的参与意识。

二、当前社区自治存在的主要问题

1989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 (以下简称《城市居委会组织法》) 已经对社区居民自治问题加以了规定, 居民委员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它贯彻居民自治的原则, 但目前居民自治出现了许多问题。

(一) 社区行政化色彩严重, 居民自治被忽略

从现在街道办事处的功能发挥上看, 它仅仅是基层政府的传声筒, 街道办事处的众多职能像传声筒一样传达给所辖社区, 具体落实还是在社区完成的。“社区是个筐, 什么都能装”。社区居委会本应是城市社区自治组织, 但却成了隶属于街道办事处的“腿”, 基层政府转移压力, 将上级摊派下来的各项任务强制转嫁给社区居委会来完成, 最终导致“上面千条线, 下面一根针”的针尖落在了社区。社区工作人员疲于应付政府布置的各项任务, 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研究社区居民自治的问题, 居民自治成了摆设。而大部分基层政府也将主要精力放在发展经济上, 招商引资更是其重头戏, 居民自治的发展问题却几乎被忽略, 社区自治能力非常薄弱。

(二) 居民参与社区事务民主管理的意识及能力还不足

居民参与是社区居民自治的内在动力, 但居民社区活动的参与意识和归属感目前还较为淡薄。从主观方面看, 社区居民自治的热情还不高, 而且对于如何正确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也缺乏认识。从客观方面看, 居民虽然生活在社区中, 但与社区没有很直接的联系, 工作靠单位, 生活靠市场, 服务靠公共服务部门来提供, 且城市居民的流动性较强, 使得社区自治活动的参与主体少且不稳定。

(三) 社区基础设施不完备, 活动经费短缺, 影响居民自治功能的发挥

在我国, 现有的社区大多数基础设施匮乏, 难以实现其社会服务的功能。活动经费更是严重短缺, 自身“造血”能力不强, 对政府依赖较大, 有的仅仅依靠政府每个月几百元的财政拨款。从创收的角度看, 社区远远不如村民委员会, 因城市土地归属于国家、而农村的自然资源大多归属于集体, 因此, 在经济来源方面, 城市社区可利用资源较少, 现在社区大多是通过社区房屋出租, 获取一点收入。而有的社区连自己的办公用房都是租来的, 面积狭小, 办公尚且不够, 活动更是难以开展, 出租创收就更不可能了。这种条件的社区, 其功能的发挥只能局限于一些政府事务的完成。

三、要为社区居民自治提供良好的法律保障

基层政府要避免全能政府, 还权于民。同时, 又要构建服务型政府, 依法指导和帮助社区居民自治。这个所要依据的法, 目前主要是《城市居委会组织法》和《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城市居委会组织法》显然已不能适应社区发展的需要, 国家应该加快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对社区的性质、作用和职能, 社区自治机构的产生和设置及各自的职责权限划分, 社区自治的方式及运作机制, 社区与居民、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关系等做出明确的规定, 以规范社区的建设与管理, 规范相关各方的行为, 为社区自治的健康发展提供制度上、法律上的保证。

我们一定要对社区居民自治问题加以法治化管理, 避免出现在村民委员会自治中已经出现的问题。如, 最为严重的就是民主暴力问题, 即打着自治的幌子, 而侵犯当事人 (一般为少数人) 的合法权益。像有的村子中势力大的家族办事较容易, 而有的村民却在村民议定的合法前提下无法取得退耕还林补偿款或无法获得低保待遇。

(一) 要明确自治范围

哪些问题可以自治, 哪些不适于自治, 必须要在确立自治之前加以考证。社区居民自治主要内容有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 我们不能单纯的为追求民主而民主, 适合搞的我们就搞, 不适合搞的一定要暂缓或不搞。

另外, 根据《城市居委会组织法》, 居民委员会接受政府有关部门的指导, 协助人民政府或者它的派出机关开展一些工作, 这就使现在的社区居委会承担了大量的政府事务, 以至于群众都把社区居委会看成是政府组织而非居民自治组织。如果要运作居民自治, 就应当控制这些政府事务的数量, 在职能上严格划分。该基层政府去做的事情, 就不要通过街道办事处推给社区居委会去做。从现状上看, 很多地方基层政府工作人员的工作负荷并不重, 而且即使深入自己政府辖区内的各个社区开展工作, 所及范围也不会像农村那样分散。当把这部分政府事务剥离出去后, 社区居委会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社区居民自治中, 也不会再借口政府事务繁忙而忽略了自治事务的开展。

(二) 建立对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的监督和责任追究机制

在当前尚未完全实现社区居民自治的情况下, 作为街道办事处的“腿”, 社区在履行一些职责时, 就已经暴露出了许多问题。如, 2012年安徽省黄山市歙县检察院查处的一起社区干部共同职务犯罪案件, 这些人利用协助管理征地拆迁补偿的职务便利, 多次采取虚报手段套取征地拆迁款。再如, 有的社区工作人员利用办低保向当事人索要钱财, 有的工作人员在发放独生子女费时冒领。目前, 社区工作人员的待遇确实普遍偏低。在有的地区社区主任、副主任的补贴就是每月几百元, 劳动保障等协理员的工资则更低, 但由于劳动法的贯彻较好, 社区工作人员的社会保险基本能够落实。如此低的待遇下, 社区工作人员还要替政府各部门填表格、建档案、出具证明材料、代收发费用;并且基层政府各部门临时性的统计、调查、检查等任务也都通过街道办事处落实到居委会来执行;甚至有时社区工作人员为了工作, 个人还要承担一些额外的费用, 如往返相关部门办事的车费等。在这种情况下, 极易出现工作人员利用手中的权限中饱私囊, 尤其是在监管缺失的情况下更易发生。

所以, 应当从刚开始搞居民自治时就应做到社区事务公开, 加强居民对社区工作人员的民主监督和对相关负责人的责任追究制度建设。

(三) 设立社区居民自治的制约机制, 防止民主权利的滥用

自治, 应当是人们自我意志的真实表达, 实施自治的社会必须要达到和具备一定的条件。笔者认为自治并不是在任何时期、任何地区都可以搞的, 自治的实现需要人们普遍具有一定的思想道德和文化知识水平。没有较高认识水准的自治, 当事人只能是盲目的沉浸于自治权利的获得, 却不会真正行使好自治权。在这里, 自治会沦为少数社会精英玩弄权术的工具, 而并不能真正实现自治。我们在村民自治中就已经看到很多村民很自豪自己有了自治权, 但在具体实施自己的权利时, 还是没能够真正实现自己意志的表达。找人代填选票, 不秘密填写和投票, 怎能在他那个熟人圈子中完全表达自己的真实意志?尤其是民主权利的滥用会导致民主的暴力, 侵犯到少数人的合法权益。所以, 有必要建立社区居民自治的监督制约机制。

各个国家在以自己的方式进行着社区管理时, 逐渐认识到社区管理法治化、规范化的重要性, 并努力通过制定各种法律法规去规范社区内不同集团、组织、家庭和个人的行为, 协调社区内各种利益关系, 为社区成员的民主参与提供制度保障。如, 美国采用的是在法律与政策的框架下的社区自治模式, 将政府行为与社区行为相对分离, 并赋予了社区较高的自治权, 政府要做好的就是财政支持与对社区服务机构、民间团体等的监管。

综上所述, 要构建良好的社区自治体制, 必须有较为完善的法律制度作为保障, 中国的社区居民自治制度也一定会在法律的框架下日益走向成熟。

居民自治 篇2

(一)村民自治与社区居民自治组织体系的共同特征

1、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基层自治组织体系

村民自治组织和居民自治组织在长期的基层自治实践中都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并有自身特色的组织体系。在这套组织体系中包括了权力机构、工作机构等。村民自治的权力机构是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和村民小组会议，工作机构是村民委员会；社区居民自治的权力机构是社区居民(代表)会议，工作机构是社区居民委员会。村民自治组织还从自身组织功能完善的角度建立了村务监督机构。同时，根据社会形势和民众需求，村委会和居委会的内设机构以及村民小组和居民小组等自治组织形式都不同程度的进行了健全和完善。整体而言，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和制 度设计，我国已经基本建立起了一套适应社会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较为完善的城乡基层自治 组织体系。

2、城乡自治组织由“议行合一”向“议行分设”的结构格局转变

在城乡自治组织发展的实践中都出现了“行政化”的问题。村民委员会和社区居民委员会权力过大、议事权和执行权集于一身即“议行合一”的现象，监督缺位，村民(代表)会议和居民(代表会议职能弱化，村民和居民参与冷淡不积极等问题，不同程度的阻碍着基层群众自治实践的发展。这也是城乡自治组织不断健全完善的直接动因。所以，村民自治组织强化了村民代表会议的权能和议事规则，规范了村委会及其组成人员的职责，建立了村务监督组织；城市居民自治实践中也逐渐产生了独立于居委会的社区议事协商组织。自治组织内部自主协调和自我调整的必然结果，其价值在于保障了基层民众的自治主体地位和合法权益。

3、基层自治组织体系内部结构主要是自上而下的垂直关系，组织体系中权利和义务是不平等的基层自治组织体系中的各个机构在这个体系中的地位是不同的。基层自治组织在整体的结构上主要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垂直关系，而非平行关系。自治组织体系中的垂直关系，决定各个部分的权利和义务的不对等性。

4、城乡基层自治组织向纵深发展，直接民主的特征越来越明显

社会自治，群体规模越小，利益越直接，越能够激发和促进公民参与和直接民主的发展。

(二)村民自治与社区居民自治组织体系的不同特征

1、城乡不同经济政治文化背景下，不同的自治组织体系结构特色明显

乡村，具有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功能集于一身的特征。乡村村民由于其身份的单一性、利益的一致性，其私人资源和公共资源基本上都系于乡村。城市基层社区由于缺乏经济管理职能，而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功能更多要依赖于政府的提供和保障；

2、村民自治组织结构侧重于村庄资源的公正分配，而城市社区居民自治组织结构更侧重于资源的有效动员村民自治组织结构是以村民(代表)会议为权力机构，由其产生管理执行机构村民委员会和村务监督机构，后两者都对村民(代表)会议负责。村务监督机构与村民委员会之间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

3、功能定位的变化导致城乡基层自治组织发展的趋势有所不同

拓展居民区自治资源的实践探索 篇3

一、途径：拓展自治平台建设，拓宽居民自治参与渠道

自治组织是群众民主参与的组织依托，紫荆居民区形成“居民代表会议—居民委员会—自治家园理事会—群众团队”四个层级架构的组织体系，拓展开展自治活动的平台，畅通群众利益诉求渠道。

（一）发挥居委会主渠道作用。规范居民委员会委员的组成（社区骨干、社区单位等）、产生（推选）、日常的管理、考核等多项制度，促进居委会有效地组织居民区的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民主管理和民主决策，有序地开展听证会、协调会、评议会，凝聚居民开展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和自我监督，切实增强居委会组织居民开展自治活动和协助街道加强社区管理、提高服务的能力。

（二）培育枢纽型自治组织。紫荆居民区进一步拓展“三会”制度，成立“紫荆三会苑自治家园理事会”，整合紫荆居民区现有各种群众性自治团体的资源，承接街道各种社会组织的资源，实现居民自治与街道社会组织以及居民区群众团队的有机结合。理事会下设：一站、二社、四会，分别为：康乐驿站、爱心服务社、晚霞服务社、花儿朵朵联谊会、邻里和睦委员会、平安守望委员会、美化环境委员会。目前平均每个工作委员会对应3支团队，每个团队辐射带动40余名群众，形成了近千人的自治队伍。

理事会在党总支领导，居委会指导下自主运作，追求两个层面的有效互动，在居民区自治平台上，可以与居民、现有自发性群团组织、业委会等群众自治组织形成有效互动；在社区共治平台上，又与街道各社会组织实现功能对接，可以与社区各社会组织、驻区单位、行政单位形成有效互动，如理事会所属的七个工作委员会分别于街道20余个社会组织对接，60余个项目达成承接、合作，为开展社区自治引入更丰富的资源，居民自治的功能性平台得到进一步拓展。

二、运作：完善议事协商机制，促进居民自治规范运行

20世纪90年代末由听证会、协调会、评议会组成的“三会”制度萌生于紫荆居民区。事前听证、事中协调、事后评议，是“三会”机制的基本工作方法，是实现社区事务协商、协调、协作的途径。通过决策听证，了解民意，集中民智，谋好为民之策；通过矛盾协调，引导居民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各尽安民之义；通过政务评议，倾听群众意见，改进工作作风，树好亲民之形。十年的经验累积，三会制度为紫荆居民自治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大到设施改造、环境维护，小到一个健身器材的安装，都让居民参与讨论，在公开透明中协商、决策，越来越受到群众认同。

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居民群众的需求也日益复杂，在开“三会”的过程中，会出现听证会开好居民还有意见、协调会开好工作还有拖拉、评议会开好过一段时间老百姓还会不满意的现象。如何改变现状？经过认真的思考与实践，紫荆居民区认识到要使“三会”制度要真正落到实处，必须更充分地发挥党组织的引导作用，抓好三个环节：一是会前的议题收集。确保“三会”的议题选择具有针对性，同时充分发挥居民的主观能动性，聚焦热点议题；二是会中的现场讨论。积极有效地引导居民参与现场讨论，采纳或接受居民的意见、建议，引导居民用民主协商、自主决策的方式解决自身的问题，增强社区主人翁意识。三是会后的监督落实。在有相关部门参加的“三会”召开后，组织居民对有关工作落实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跟踪监督评议，使居民更明确地认识到自己在社区建设中贡献的价值。

为了抓好这三个环节，在工作中尽可能地贴近居民区实际想方设法，进一步开创了听证会配套公示制、协调会配套负责制、评议会配套承诺制为主要形式的“三会配三制”来发挥居民自主作用。“三会配三制”使“政府想做的”与“群众想要的”达到了高度一致。让居民参与社区事务，让居民有当家作主的感觉，让居民没有后顾之忧，让基层组织赢得居民的信任。

三、启示：完善程序化、规范化的参与机制

社区“三自四民”的发展都离不开社区居民的参与，而社区居民的制度化参与是社区民主自治协调共进、向纵深发展的关键。因此，社区自治作为居民权利表达与实现的制度安排和过程，探索形成一套能够合理配置和有效實施的社区居民自治参与制度，以此来引导社区居民有序地、理性地、周期性的参与，对于社区自治理念培育、社区自治协调发展、社区服务多元合作以及社区事务评价监督具有极其重要的规范和导向作用。

从“广场舞”看基层居民自治难题 篇4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 在物质生活得到极大满足的同时, 人们开始寻求精神生活的富足。因此多种多样的文娱活动开始在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兴起, 舞蹈艺术也从专业的艺术领域走出来, 渗透到普通的人民群众中去, 使人们在锻炼的同时享受到精神世界的愉悦。广场舞就是其中的一种艺术形式。然而, 在广场舞爱好者自娱自乐的过程中, 广场舞扰民的矛盾也趋于激烈, 有的广场舞者甚至被泼粪、遭鸣猎枪、放藏獒警示等等。本文对从广场舞看基层居民自治难题进行了论述, 希望对广场舞的发展和基础居民自治的实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2. 广场舞现状分析

通常, 广场舞活动多在一些空余的公共场地上进行, 例如公园、广场、市外篮球场等地方, 甚至在一些大型的商场门前的停车场也有不少广场舞爱好者出现。大多数广场舞是在19:00以后开始的, 所用的设备仅仅是一些简单的音响器材, 领舞和编舞人员也都是业余爱好者。可见, 广场舞参与的费用基本为零, 这也是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之中的主要原因之一。另外, 广场舞的舞蹈动作十分简单, 音乐的节奏感也很强, 并且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因此适合所有人群。再者, 广场舞通常开始于19:00以后, 该时间段大部分的居民都基本完成工作, 拥有空闲时间。因此, 广场舞广受大众欢迎。

广场舞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广场, 也就是广场舞的活动场地。但是我国目前公共体育场所严重缺乏, 因此已经明显不能够满足民众当前的需求, 从而导致广场舞的发展受到了限制。同时, 这也导致了许多广场舞爱好者与当地居民的矛盾。没有广场, 许多大妈选择了在自己小区空地比较大的地方跳舞, 由于广场舞活动时间一般在晚上19:00之后, 很可能会影响到放学回家的孩子做作业, 干扰到工作一天想要看看电视, 看看书籍的居民, 甚至影响一些病人或老人的休息。因此近些年来, 由于广场舞造成的冲突事件越来越多。

在2013年4月, 四川成都莲花新区临街住户由于长期受到楼下一种当地居民称为坝坝舞的广场舞音响困扰, 几名业主朝楼下跳舞的市民扔水弹试图阻止。后经当地街道办事处参与调解, 仍然是无果而终, 舞照跳, 弹照扔。同年5月, 56岁的施某, 因不堪忍受邻居跳广场舞所放音乐声音太大, 持猎枪朝天鸣枪, 并放出所养藏獒驱赶跳舞人群, 逞一时之快却让自己身陷囹圄。后经获悉, 施某因涉嫌非法持有枪支罪目前在北京市昌平区法院受审。同年6月, 在苏州某小区内, 一位业主不满楼下跳广场舞的声音, 下楼与跳舞的阿姨发生冲突, 打伤跳舞者, 随后, 这名业主还在楼下广场铺满碎玻璃和砖石。双方剑拔弩张, 关系一度十分紧张。

可见, 广场舞已经为我国基层居民自治造成了严重的困扰, 需要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 既能够推动广场舞这一有益于群众文化建设的娱乐形式健康的发展下去, 同时保障广大居民的基本权益。

3. 如何正确的开展广场舞活动

3.1 政府作用

要想广场舞能够健康的发展下去, 首先政府应该对广场舞活动起到良好的组织协调和规划的作用, 并且做好公共服务的工作。例如, 政府可以为群众体育活动的开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社会环境, 并且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 制定相应的条例规定, 从而使广场舞活动的开展范围和开展方向等有理可依。同时, 当地政府还应该成立相关的管理引导机构, 从而确保条例和规定的有效性和实施。另外, 政府在对待社区上, 还应进行充分的引导扶持, 从而让社区在群众体育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只有政府、社区、群众之间建立良好的沟通合作关系, 才能够使政府在群众体育的发展中提供良好, 高效的公共服务。

3.2 社区作用

社区是若干社会群体或社会组织聚集在某一个领域里所形成的一个生活上相互关联的大集体, 是社会有机体最基本的内容, 是宏观社会的缩影。作为政府与群众之间沟通的媒介, 社区的作用不容小觑。社区在政府行政干预死角、盲点里发挥了一定的监管、协调和规划作用。在广场舞这种参与性强, 参与人数多的群众体育当中, 社区更应该积极的发挥好自己的作用, 从而协助政府宏观性指导建议的实施工作的完成。社区在积极协调的同时要平衡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需求和矛盾, 从而达到整个社区和谐发展和群众体育的健康开展。

3.3 群众作用

群众是广场舞的积极参与者。群众在积极参与广场舞活动的同时, 应该主动举杯高度的公民自觉性, 按照社区和政府的指导和要求行使, 并且遵循相关的法律法规, 尊重其他居民的合理权益。另外, 群众也应该从自身条件和周围环境出发, 积极开展其他行使的健身活动, 例如开展太极、舞剑等音乐声音柔和的健身活动。或者通过更改活动时间避免打扰其他居民的正常休息等等。

结束语

广场舞在群众文化建设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为提升群众文化素养, 陶冶群众思想情操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但是在广场舞活动进行过程中, 政府和社区应当积极的开展正确的引导和协调, 从而让这一文娱活动形式在不影响其他居民权益的基础上健康的发展下去, 真正起到娱乐健身的作用。

摘要：近几年, 广场舞成为城市中非常流行的群体活动项目, 但是对其研究的理论并不是很多, 实践研究也处于起步阶段。但是与此同时, 广场舞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我国基层居民自治提出了难题。本文对从广场舞看基层居民自治难题进行了论述, 希望对广场舞的发展和基础居民自治的实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广场舞,基层居民自治,难题

参考文献

[1]黄亚妹, 林朝晖, 孙强.南平市居民广场舞健身行为研究[J].怀化学院学报, 2011 (S1) .

[2]郑腾腾.论广场舞的健身效应[J].搏击 (武术科学) , 2013 (04) .

论社区居民自治 篇5

社区居民自治是近几年的新名词，它是建立在社区、自治含义基础上的一个综合性概念，涉及到社区居民自治的主体、客体、目标几个构成要素。在建国后，社区居民自治就先于村民自治出现了，但经历了初步形成、非正常发展、制度化、功能实施的曲折发展过程。社区居民自治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有其实践的客观必然性。它既是发展基层民主、进行国家社会治理的客观必要，又有学理上、历史上、经济上、政治上、法律上和实践上的条件作为基础和保证。组织架构是任何一种实体运行的首要条件。社区居民自治以居民会议作为决策层，以社区居民委员会作为执行层，以社区内的有名望的积极分子作为共建层，建立了议行分设的组织体制。实践上按照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运行机制，保证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实现。但社区居民自治在实践中，出现了制约发展的关键和瓶颈问题。一方面社区居民参与不充分，影响了社区居民自治的进程；另一方面，居委会没有独立的财政权，实践上沦为政府的“腿”。如何扩大居民参与、建立独立财务，这是发展社区居民自治应该充分关注的事情。此外，社区居民自治还存在着困境，即社区居民自治的主要组织载体——居委会与政府、党及其他社区组织的关系问题。现行体制下应该通过政府的简政放权、转变职能来让渡社区居民自治的空间，通过转变党的领导方式、扩大党的社区参与来保证社区居民自治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通过扩大社区群众组织参与来推动社区居民自治的发展。民主建设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现实情况下，我国民主的制度基础和社会基础都还不雄厚，这决定了我国城市社区居民自治的发展要走渐进式发展道路。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以及社会管理体制的转轨，城市社区居民自治已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中国民主政治发展中不可逆转的潮流。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社区建设在全国一些大城市蓬勃兴起。以实现社区居民自治为载体的城市基层民主建设 ,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有机组成部分。社区居民自治作为一种新生的基层民主模式 ,其实观途径还有待于社区工作者的进一步探索、实践。本文拟从以下三个方面作初步探讨。

一、建立良性的社区自治运行机制 ,是实现社区居民自治的关键长期以来 ,居委会组织的行政化色彩较为浓厚 ,其工作内容大多是被动地执行上级指派的行政任务。这种行政化的管理和运行机制 ,使居委会组织成了政府的“腿”,居民成了居委会完成行政任务的简单工作对象 ,居委会组织与居民之间存在较大的隔阂 ,居民自治实际上难以实现。从行政化向居民依法自治转变 ,就是要使居委会组织由政府的“腿”,变成社区居民的“头”,变革其管理和运行机制 ,使之具有更多的民主性和自治性 ,真正实现社区居民自治。

居民自治 篇6

近年来，在新华社区（街道）党工委、办事处的领导指引下，左家宅居民区以“党建引领、社区共治”为理念，牢牢把握“迎世博”期间上钢十厂周边地块动迁后左家宅实现物业管理全覆盖的宝贵契机，超前谋划、大胆试验，针对商品房小区管理服务中各方主体的不同特点，探索建立了在居民区党组织引领下的居委会（社工站）、业委会、物业公司和居民代表共同参与的“1+4”一核多元协作共治管理模式及运作机制。经一年多的实践，证明其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可操作性、低成本性和高效益性。根据社会学基本原理，结合工作实践，笔者现对商品房小区“1+4”共治管理模式作一浅论，试图探讨一条巩固党在商品房小区工作中的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促进居民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之新途径。

第一章 商品房小区管理现状与存在问题

1.1 商品房小区的基本属性

根据社区的社会学定义，“地域性社区”的主要属性包括地域性、互动性、共同情感和共同利益以及由此产生的归属感与认同感。但目前的商品房小区距离这个概念还相差甚远。

在“地域性”上，与传统的社区相比，商品房小区在管理方面更专业、配套设施更完备、环境更优美、安全更有保障。而这种小区管理的专业化，却大大削弱了邻里守望的重要性。

在“互动性”上，传统小区居民有可能是一个单位的，或者是同一个地域拆迁而来，他们往往有共同的经历和共同的愿望，所以大家比较谈得来。而商品房小区则是建构在商品房买卖基础上，居民来自社会的各行各业，之前彼此互不认识，因共用一部分地域和基础设施而结成地缘关系，所以居民之间普遍表现为“从猫眼看邻居”、“老死不相往来”等明显特征。

在“共同情感”上，比起传统小区，商品房小区居民在这种不熟识的情况下，一旦出现纠纷与口角，大家也不必因为有感情和依赖而碍于面子，因此不容易互相体谅与让步，容易使冲突升级。加之居委会在商品房小区权威性较弱、小区居民家“门难进”的特点，导致信息难以掌握，使预先干预和矛盾调处变得更加不易。

在“共同利益”上，对商品房小区居民而言，社区是有限的，并非是融生活、劳动、娱乐于一体的整体，而只是日常生活的一小部分，每个人的利益各不相同，且获取的客体都在小区之外，在小区内他们没有共同利益可言。

由此可见，商品房小区居民之间以及对小区本身的“归属感”与“认同感”较传统小区更难建立，居民自治工作的开展也因缺乏普适的共赢点而具有较高的难度。

1.2 左家宅居民区的现状

左家宅居民区位于新华社区南部，东起番禺路、西至凯旋路、南接淮海西路、北至安顺路，由七个中高档商品房小区组成，实有居民2258户、5204人，其中最大的小区有居民900户，最小的只有32户。居民区设党总支，下辖三个党支部，有党员154名；居委会（社工站）有坐班干部14人，平均年龄40.7岁，其中大学以上学历6人；居民区共有团队、志愿者骨干240余人，占各小区实有人口的5%左右；各小区都拥有自己的业委会和物业公司，物业管理服务达到全覆盖。

1.3 商品房小区管理服务中遇到的问题

（1）党组织作用难以发挥

基层党组织理应是基层其他组织的领导核心，但在目前，商品房小区党组织的作用一般限于党内，而在小区内的作用明显不如传统小区，对商品房小区物业公司、业委会、居民等缺乏有效的组织动员和监督约束手段，也使党组织存在被逐步边缘化的潜在威胁。

（2）居委会工作难以开展

一是居委会工作趋向行政化。近年来“一居一站”建设实质变成了“两块牌子、一套班子”建设，居委会不仅要做好联系、服务居民的本职工作，更承担了大量政府职能部门下达的行政任务，这种模式有利于发挥居委会联系政府和群众的纽带、桥梁作用，促进政府实事工程的落地，但在实际中居委会负担了过多额外的指标式、政绩式的行政任务，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联系服务群众的时间和精力。二是对居委会的依赖度相对减少。随着物业公司负担了居委会在小区“硬环境”管理方面的职能，居民更多的是“有事找物业而非找居委”，加之商品房小区居民在生活上较为独立，存在着“门槛难走进、情况难掌握、活动难深入”的特点，居委会指导物业开展工作、联系服务群众的手段却相对落后，更加剧削弱了这种信赖。

（3）业委会权力难以规范

业委会是商品房小区覆盖最广的群众自治组织，行使着监管物业、维护业主权益的职责，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实际操作中，业委会的作用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甚至存在运作不规范的现象。一是缺乏服务的时间精力和知识能力。因为业委会通常由社会地位较高的居民组成，而他们基本都是兼职，服务业主、监管物业的时间精力难以保证；部分业委会吸收了一些热情较高的退休居民负责日常工作，但他们缺乏专业知识，常因工作开展不规范、程序不到位等问题，遭业主误解甚至挨骂，极大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二是部分业主大会流于形式。以左家宅900户的居民小区为例，由于人数过多、场地有限等原因，根本无法如集会式地召开业主大会，导致业主对小区重大项目的知情权、表达权、选择权、监督权难以行使；个别业委会内存在“一言堂”现象，更有甚者和物业公司串通一气、暗箱操作，损害业主利益；此外，根据规定，业委会要定期将重大项目或经费的使用情况向业主公示，但账目却是由业委会委托物业公司制作，并且内容繁杂、专业性较强，许多业主根本看不懂，也使业主的监管难以正确行使到位。

（4）物业公司服务难以到位

主观上，部分物业公司对业主的需求敷衍了事甚至置若罔闻，时常将自己的经济利益放在首位，不注重和广大业主的情感培养；客观上，物业公司作为营利性的企业组织，有偿性收费管理难以服众，如整治小区乱停车、楼道乱堆物等问题，由于一些业主不服从，而经常与业主发生矛盾，甚至收不到物业费，所以大多物业公司对小区管理服务中存在的问题睁只眼闭只眼。

（5）居民代表诉求难以表达

这里居民代表是指楼组长、团队骨干、志愿者等热心参与小区管理服务的居民，他们的积极性普遍较高，但缺乏规范的表达渠道，使他们的意愿往往得不到及时的倾诉和正确的引导，致使不少人因想干事干不成事而逐渐心灰意冷，有的甚至转而寻求较为激烈的手段维护权益。

第二章 商品房小区“1+4”共治管理的探索和实践

近年来，在新华社区（街道）党工委、办事处的领导指导下，左家宅居民区以“党建引领、社区共治”为理念，牢牢把握“迎世博”期间上钢十厂周边地块动迁后左家宅实现物业管理全覆盖的宝贵契机，以人为本、超前谋划、大胆试验，针对商品房小区管理服务中各方主体的不同特点，建立了在居民区党组织引领下的居委会（社工站）、业委会、物业公司和居民代表共同参与的，“1+4”一核多元协作共治管理模式及运作机制，初步探索出了一条商品房小区居民自治由虚到实、由政到民、由被动到主动，共建美好家园、同创和谐社区的有效路径，实现了在党领导下的商品房小区专业管理与居民自治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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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基本做法

（1）健全党群议事会，搭建“1+4”共治工作载体

由于商品房住宅小区的管理服务涉及党组织、居委会（社工站）、业委会、物业公司、居民代表五类主体，急需一个各方共同参与的平台。左家宅党总支以学习实践活动为契机，将原有的小区党员议事会的成员覆盖面延伸至各方的实际操作人员，并吸收部分群众代表，如物业公司、业委会代表、优秀志愿者等，变党员议事会为党群议事会，并完善《左家宅居民区党群议事会工作规则》，建立“两会”工作制度，明确各方职责，使之成为“1+4”工作格局中各方主体平等协商，多方联动、合力破难、相互监督的运行载体。

“两会”即常务会议和全体会议。常务会议每月一次，由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和各物业公司经理组成，主要沟通近期工作重点，通过投影设备曝光各小区存在的环境问题和安全隐患，研讨整改措施。全体会议每半年召开一次，由党总支成员、居委会坐班干部、业委会主任、物业公司经理、部分居民代表组成，重点沟通居民区近期主要工作；组织物业公司述职季度工作，相关业委会进行点评；听取各方意见与建议，对能够及时解决的问题，现场明确时间节点，交由物业处理，对一些物业难以解决的问题，则发挥各方优势，拟订工作方案，稳步推进解决；同时，还组织一些表现突出的物业公司、业委会、志愿者等交流先进经验和妥善做法，邀请“蓉之林”等物业管理专业咨询机构开展培训等。

通过这一平台的运作，确立了党组织在小区管理服务中的引领核心地位，有效加强了党组织对其小区管理服务主体的沟通、组织和牵动；畅通了表达渠道，加深了沟通，减少了芥蒂；落实了对物业的监督权，提高了小区管理服务水平；通过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合力攻破各类瓶颈问题。2011年2月，在试运行取得成功的基础上，党总支将这一平台延伸至其他各小区。由各小区党支部书记和居委会块长根据实际情况，适时牵头召开各小区的党群议事会。

（2）聚焦瓶颈问题，探索“1+4”共治长效机制

一是完善小区管理服务机制。通过“1+4”平台，发挥各方主体优势，探索合力机制，切实解决或改善以往单靠物业公司难以管好的“老大难”问题。这里以左家宅居民区在迎办世博期间解决“小区非机动车乱停放问题”为例，针对非机动车停放管理问题，建立“抄报单”制度管理，党总支指导业委会调研，做好新划、新建非机动车停放点的建设工作，确保小区车位供需平衡；物业公司结合日常巡访，组织专人在随意停放的车辆上贴置“抄报单”，提醒车主按规定停车；志愿者和楼组长于停车高峰时段巡视小区及楼道，劝导居民规范停车，记录新增或遗漏贴置的乱停车辆，并报物业公司和居委会；居委会块长根据信息拍摄乱停车辆，每月在各小区公告栏处进行曝光，营造整改氛围，并上门做好屡教不改居民的思想工作。经过半年多的运作，小区乱停车现象得到了明显的改善，“抄报单”制度也被评为长宁区迎世博特色工作机制，并予以推广。

二是建立睦邻服务机制。针对商品房小区居民间关系比较冷漠，小区“凝聚力”建设有待加强的现状，左家宅依托“1＋4”平台，开展了以“关爱、奉献、活力”为主题的睦邻节系列活动。关爱——睦邻结对，党总支组织党员群众骨干和小区特殊人群进行结对，并做到邻里互助、邻里互敬、邻里互让、邻里守望、门前责任。奉献——睦邻服务，各辖区单位和群众组织按季度举办大型睦邻服务活动，内容涉及各类咨询、日常修理、团队展演、跳蚤市场、清洁家园等，使志愿行动常态化。居委会整合深挖辖区便民服务资源，形成《左家宅睦邻服务菜单》，送至千家万户，让居民一个电话就能享受家门口的服务。活力——睦邻中心，党总支通过和各业委的协商，开放五个小区的会所资源，改建为小区睦邻中心，并进驻各类服务项目和团队活动，即解决团队活动场地问题，又形成“一小区一特色”。通过这一系列的举措，拉近了居民间的距离，让居委与群众面对面，群众和居委心贴心。

三是打造舆论引导机制。发挥群众自我教育作用，有组织地调动居民代表、群众志愿者等参与小区和谐建设的积极性。通过各小区的“1+4”共治联席会议，鼓励他们为自己的小区管理大胆提出意见与建议；其次，通过居民代表、群众志愿者织构社情民意情报网，强化了党组织在小区中的影响力；同时，适时召开碰头会以统一思想，建立党组织在广大群众中的舆论引导机制，让这部分普通群众也自觉成为党组织的喉舌，强化党在基层的执政之基。

（3）夯实基层基础，构建“1+4”共治支撑体系

一是加强楼组建设。配强配齐骨干力量，以探索建立楼组党小组为契机，将体制内外的党员统一纳入党小组联系管理的范畴，并吸收部分优秀在职党员，建立党小组骨干和楼组骨干的双向兼职制度，做实楼组“一长四大员”。举办楼组沙龙活动，深挖楼组服务资源，将团队活动、志愿者服务延伸到骨干家庭中，作为睦邻服务点定期开展各类居民联谊活动。建立考核奖励机制，定期统计公布楼组长、在职党员履职或表现情况，将其与年终评优、奖励、向单位反馈表现等挂钩。

二是深化块长责任制。做实各小区的“1＋4”共治平台，下放办公经费，每月由块长和小区党组织，邀请小区物业、业委会、居民代表等召开小区联席会议，更有针对性地处理各小区存在的问题。倡导一线办公，明确每周二、四为块长接待日，要求块长到所辖小区的物业接待群众，就近受理各项事务。开展经常性教育，每周五邀请辖区骨干、专家学者等做客居委会，为干部们传授做群众工作的方法和技巧，并组织干部开展讨论、分享工作案例，逐步形成“传承奉献精神、投身社区建设——左家宅干部培训班”这一品牌项目。建立服务规程，针对居委会各条线工作相对分割的现状，梳理各条线工作，细化居民区日常事务受理流程，形成《左家宅居委会日常事务服务规程》，确保居民寻求居委会办理的事务一经受理、快速处置。依托信息化技术，按块建立骨干短信群，提升各类信息的发布效率。

第三章 对进一步深化商品房小区居民自治的思考

3.1 不断强化小区管理共治意识

加强在党和政府的主导作用下的各主体之间的分工配合。将商品房小区的管理工作（包括小区管理、物业管理、业主自治）统一纳入到街道办事处的指导范围，加强宣传，积极引导，必须让群众明确党和政府对小区管理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制度先行，建立各方共治联席会议制度，进一步强化社区党组织领导和协调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居民代表共同协商处理小区事务、共同参与社区建设的“1+4”共治模式。共同协商解决整体性、突击性等管理中的重大问题，五个组织既各司其职，又互相配合，共创和谐家园。

3.2 不断提升小区管理共治能力

一是探索成立业主小组。对部分业主大会难以正常召开的小区，以楼组或一定业主数为单位，推荐产生业主小组，业主小组本身是议事非决策机构，主要负责向业委会提出意见和建议，协助业委会做好和业主的沟通联系工作；当召开业主大会时，各业主小组长可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通过授权的形式在业主大会上行使所辖业主的权利；同时，业主小组骨干也可和楼组骨干交叉任职，充实楼组“一长四员”。二是引入重大项目第三方的监督检查，挖掘各小区具有专业知识的居民，或依托专业的社会机构，定期审核业委会、物业公司经济账目；还可探索由居民区党组织各小区物业对各小区的经济账目开展匿名互查，解决物业财务违章违法现象。三是加强队伍素质技能建设。依托“蓉之林物业管理咨询工作室”，对业委会、物业公司、居委会等开展轮训，使他们了解小到绿化管理、电梯维修、房屋建筑、财务管理、物业服务质量规范，大到党和政府的政策、法规等知识；探索制定《楼组长工作手册》，明确职责、完善制度，使他们作为党组织和居委会的神经末梢，成为各项工作的宣传员、组织员、协调员、示范员。

3.3 不断健全小区管理共治机制

一是选人用人机制。通过“1＋4”平台，对居委会、业委会、物业等的人选广泛征求意见与建议，协助党组织把好人选关，建立一支为广大居民所信服的管理服务队伍，其工作人员必须甘于奉献、尊重业主权利、做好小区协调工作。二是纠纷调处机制。当业委会、物业公司、业主间出现纠纷时，要依靠共治平台，跨前一步、平等协商，将各类矛盾消除在萌芽状态；同时，要预防为先，委托“君慧心理咨询工作室”等专业心理疏导机构，针对不同群体开展疏导服务，提升社区心理自我调节能力，切实转变工作理念，强化服务意识。

结语

商品房小区是城市管理与城市建设的基本单元，也是城市功能的基本载体。商品房小区居民自治状况直接影响着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也反映着社区“人文建设”的水平。左家宅居委会按照以人为本、共创和谐的理念，对城市新建商品房小区探索的“1＋4”共治管理模式，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区管理体制改革，避免了单纯由居委会管理、业委会管理或物业公司管理的一些弊端，却吸收了他们各自的优点，符合城市社区管理的发展方向。

“1+4”共治管理模式的有效运行既是商品房小区管理的需要，更是业主参与社区自治，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需要。通过搭建这一有效平台，以“1+4”共治管理模式来协调各方，把小区建设成为业主自治、管理规范、服务一流、治安良好、环境优美、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居民自治 篇7

关键词：国际旅游岛,社区,居民自治

2010年1月4日, 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的文件, 确定了要在2020年将海南岛建设成为一个世界一流的、充满热带风情的旅游度假圣地。而要想实现这一目标, 仅仅依靠海南岛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是不够的, 还需要提升海南岛居民的整体文化素养和城市品牌形象, 社区居民自治就是提升城市软实力的有力手段。因此研究政府——社区管理机构——居民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找出社区居民自治问题的关键并提出解决的对策就成为打造民主化社区, 加快国际旅游岛建设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

1三亚市社区居民自治建设的现状

三亚市作为全国没有设区的三个地级市之一 (其他二个分别是广东省的中山市和东莞市) 。共设有2个虚拟管理区 (河东管理区、河西管理区) , 辖6个镇 (海棠湾镇、吉阳镇、凤凰镇、崖城镇、天涯镇、育才镇) , 境内有5个国有农场:国营南田农场、国营南新农场、国营南岛农场、国营立才农场、国营南滨农场。辖区内共有42个社区, 91个村庄。

三亚市是中国最南端的城市, 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上的起步教晚, 起点也比较低, 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真正意义上的社区服务和社区建设在三亚基本处在空白状态。直到今天三亚市发展成为海南省的第二大城市, 还存在着社区基础设施缺乏, 社会管理薄弱, 社区服务资源缺乏等问题。另外三亚市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带来的大量游客对社会治安和环境保护也形成了很大的压力。

2三亚市社区居民自治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

三亚市作为一个不断发展的新兴旅游城市, 受到自身的地理环境、历史文化传统、经济生活方式等因素的影响, 使得三亚市在社区居民自治中出现了许多的问题, 这些问题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2.1社区组织管理体制责任划分尚未明确, 管理层级过多

三亚市的社区组织管理体制实行的是“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模式, 两级政府指的是市政府和区政府;三级管理指区政府、街道办和社区三个层级。在这种模式下, 对于政府来说, 政府的职能增加, 政务增多, 市政府、区政府之间的权责关系未划分明确。对于街道办与社区居委会来说, 社区居委会作为街道办的下属机构, 同时接受市政府、区政府与街道办的三头领导。这种多头领导体制容易造成四个机构之间决策混乱, 并易出现互相推诿责任的状况。最后对于社区的居民来说, 社区居委会理论上是社区自治组织, 但是实际上居民委员会的行政色彩大过了它的自治色彩, 居委会承担了大量的行政工作, 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具有编制, 这使得居民更愿意把居委会当成政府的“形象代言人”, 而不是自身利益的维护者。

2.2社区内非营利性组织数量较少, 自下而上的居民民主参与渠道缺乏

社区内非正式组织包括志愿者组织、社区学校、再就业服务中心、妇女权益维护组织等。非营利性组织的兴起和壮大一方面为社区居委会分担了大量的工作, 另一方面也为居民提供了他们所急需的多种多样的服务。但是三亚市的非营利性组织还只是处在初步的发展阶段, 非营利性使得这些组织都遭遇到了资金的瓶颈, 需要政府在财政上的大力支持。而资金来源的依赖性也使得非营利性组织在参与社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过程中, 更容易受到政府行政权力的干预, 导致发展领域局限在体育、咨询、教育等方面。这不仅不利于它们自身能力的提高, 也无益于社区自治的发展。

此外, 社区中居民自下而上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治理的渠道缺乏, 导致只有不到20%的居民以从居委会获得更多的社区资源为目的来积极参与社区活动, 其他大部分居民的参与意识和参与意愿都不高。这导致三亚市的社区居民中二元分化的现象非常严重, 一方面是对社区资源有所要求的小部分居民, 这些居民多为失业者、离退休职工等, 他们在自己的空闲时间较多的情况下可以抽出足够的时间去参与社区的卫生、安保、文体娱乐活动, 也可以以打临工的形式为社区居委会分担工作。作为回报, 社区居委会通过发放失业救济金、低保等方式来为这些居民增进个人收益。另一方面, 是小区大部分居民由于日常生活当中更多的是和物业管理公司发生利益诉求关系, 社区居委会提供不了他们想要的资源。所以这些居民只要居委会没有对他们现有的社区生活造成影响的话, 他们对于居委会的活动与工作都漠不关心, 既不支持也不反对。

2.3社区中的候鸟式居民给社区管理带来新的难题

三亚作为中国唯一的一个热带海滨城市, 吸引了许多大陆居民来此买房置业, 但是这些人当中很大一部分人都只在冬季来临时才会到三亚居住。所以三亚市一到冬季, 房屋空置率就会大幅的下降, 这些候鸟式的居民给社区的管理机构带来了不小的问题。比如说社区人口的登记与管理, 每到10月份三亚的许多社区就要开始重新统计区内的常住人口。此外由于邻里之间相处的时间较短, 导致三亚许多社区居民对自己的邻居毫不熟悉。调查显示, 在丹州小区超过60%的居民不知道住在自己对门的邻居的姓名。生疏的邻里关系一方面使得社区成员之间缺乏互助互利、团结友爱的氛围, 也使居委会在传达政策精神, 组织活动的时候缺乏与居民的有效沟通渠道, 只能依靠公示板来完成信息的传递。而对于这些候鸟式居民来说, 三亚只是家庭的一个度假地或过冬地。他们对于所属社区并没有产生归属感, 所以不愿意参加社区组织的各项活动。

3三亚市社区民主化建设完善的建议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 许多地方都探索出了适合于自己的社区发展道路。全国各地相继涌现出了诸如“沈阳模式”、“上海模式”、“北京模式”等成功的案例。秉着存精去伪的原则, 作者认为要想实现城市社区环境的整体优化和良性发展, 加快社区的民主化建设的进程, 提高社区管理的居民参与度。需要做的工作有以下几个方面:

3.1政府通过分权, 赋予社区的管理机构更多的自治权

要实现“小政府, 大社会”这个目标, 需要政府、居委会与社会组织共同的努力。对于区政府来说, 当务之急就是学会放权, 对社区居委会和社区自治组织进行有目标、有计划的培育, 在社区自治机构成长到合适的阶段后将属于自己的权力下放一部分给社区。同时政府还要进行行政职能上的改革, 从领导、管理社区工作变为给社区居民提供公共服务, 从管理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

对于街道办来说, 街道办同样需要将主动权交到居委会的手上。以三亚来说, 由于社区居民的职业、生活方式、收入等方面的差距, 使得社区与社区之间也出现了很大的差异。比如有丹州小区这样中产阶级居多的中档小区, 也有如凤凰岛、时代海岸之类的以高收入家庭为主的高档小区, 同时也有以渔民为主、海鲜饮食业从业人员为辅的红沙小区。这些小区之间的巨大差距使得居委会必须要因地制宜的开展工作。这需要让居委会有相应的权限, 发挥足够的主观能动性来满足不同阶层的居民所产生的不同的需求。

3.2政府加大对于社区非营利性组织的支持力度

非营利性组织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支持, 但是政府在扶植非营利性组织发展的时候还要学会适时的“放手”。政府一方面要通过各种有效的手段来加快社区非营利性组织的发展, 比如通过制定相关的法律政策来引导社会资源流向非营利性组织, 增加非营利性组织的数量。通过财政倾斜, 鼓励银行提供低息贷款等方式来解决非营利性组织的资金瓶颈问题, 提高非营利性组织的服务质量, 让非营利性组织能够更快更好的发展。另一个方面, 政府在管理非营利性组织的过程当中也要注意权力的约束, 不能管得过宽过死, 给予这些组织充分的发展空间。

3.3社区居委会采取各种积极措施来提高社区居民的民主参与意识

传统的社区管理当中, 居民作为被管理的对象, 对于社区事务既没有参与的意愿, 也没有参与的权限。到了现在, 想要成功的打造民主化社区, 就必须要提高公民的民主参与度。比如可以建立社区管理的服务网站, 将小区管理中涉及要居民切身利益的事务在网站上向居民进行公示, 收集居民的合理意见。还可以在居民中招募志愿者, 对这些志愿者进行培训, 然后让他们在社区中策划组织一些文体娱乐活动、健康卫生活动、青少年寒暑假活动等, 有兴趣的居民可以自愿参加。这样既可以提高居民的民主参与意识, 又能够加强社区的人文氛围和团结合作精神, 可谓是一举两得。此外, 组建有居民代表组成的社区协商组织, 让这个协商组织与居委会一起制定、修改和探讨与社区管理相关的政策和规范, 也不失为一个提高居民参与意识的好方法。

3.4社区居委会为候鸟式居民参与自治铺平道路

针对候鸟式居民居住时间短、参与社区自治的动机不足的情况, 居委会可以通过为这些候鸟式居民提供他们所急需的资源与服务的方式来增强他们的参与意愿。比如, 许多候鸟式居民来到三亚都会想要出去游玩, 居委会可以为这些居民提供旅游咨询, 交通路线讲解、旅游安全讲座等方式来获取他们的支持。另外, 对于居住时间短造成的邻里关系生疏的情况, 居委会也可以通过举办社区趣味运动会、文艺晚会、健身活动等方式来加强居民的团体精神, 为居民的沟通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当这些候鸟式居民对社区产生归属感和主人翁意识的时候, 他们就会愿意参与到社区自治建设中去了。

参考文献

[1]马建钊.海南三亚回族社区的经济变迁[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 1998, (7) .

[2]詹长智.“十五”期间海南城乡社区建设研究[J].新东方, 2000, (11) .

居民自治 篇8

1.农村居民点用地现状

据2010年土地利用现状变更调查数据, 自治区土地总面积11545.52万hm2, 建设用地总面积145.10万 hm2, 占自治区土地总面积的1.26%, 其中居民点及采矿用地118.95万hm2, 交通运输用地16.87万 hm2;水利设施用地6.34万 hm2;其他建设用地2.94万hm2。农村居民点用地74.02万 hm2, 占全区建设用地总面积的51.02%;占全区居民点及采矿用地的62.23%。

2010年全区乡村人口1128.6万人, 人均居民点面积为546.3m2, 远超过国家规定的150 m2的人均标准。而2010年, 全区农户数为356.72万户, 户均农村居民点用地2074..99m2, 按照国家相关规定, 户均宅基地的面积是不能多于0.3亩, 即每户宅基地面积为200m2, 人多地少以及城市郊区户均宅基地面积不多于0.2亩, 即每户宅基地面积133.33m2, 在人稀地广的山区可以放宽到宅基地面积不超过0.4亩, 即每户宅基地面积266.673m2。呼伦贝尔市最高, 达到3766.15 m2, 乌兰察布市最低, 1462.72 m2 (见表1) 。

从各盟市用地情况分析, 建设用地布局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除乌海市、阿拉善盟外, 各盟市农村居民点用地都占有相当大的比例;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市、巴彦淖尔市建设用地中特殊用地比例较大;除通辽市、兴安盟、锡林郭勒盟, 其余各盟市水利设施用地比例较小。所以综上所述, 全区农村居民点总规模较大, 无论人均农村居民点面积还是户均农村居民点面积建都远超过国家标准。其农村居民点用地极其粗放, 土地严重浪费, 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非常大。

2.农村居民点整治规模

根据自治区相关规划, 到2020年自治区农村居民点整理规模为6.02万hm2, 占总整治规模的2%, 但是可以补充耕地1.19万hm2, 占总补充耕地面积的15.74%。因此农村居民点整理是此次土地整治任务的重要内容。

农村居民点整治, 主要是采取撤并零星、散乱、空闲、废弃的居民点, 引导农民向城镇、集镇、中心村集聚, 或选择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地块建设集中安置新村。适当调整农村建设用地权益, 可以有效实现“农田向规模化、集中化经营集中, 工业向工业园区集中, 农民住房向城镇、中心村集中”, 实现农村人口向建制镇和中心村迁移, 逐步集聚农村人口, 撤销偏、小、远及布局不合理的村庄。合理调整村庄总体布局, 使中心村具备一定的规模, 产生规模效益, 从而更有利于未来的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从而更好地形成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互促共进机制, 进一步推进城乡土地利用, 从而推动城乡统筹发展。农村居民点整治优化了土地利用结构布局, 有利于促进生产、生活环境的改善提高, 促进农村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充分保障和谐城乡目标的实现。

3.农村居民点整治环境影响分析

3.1.对景观格局的影响

规划实施后的农村景观格局发生重大变化, 耕地、居民点都相对集中, 耕地形成所有景观类型中分布面积较大、连通性相对较好的景观类型, 构成农村景观生态中的“基质”类型。这样的格局更加方便于农业生产活动的开展。农田防护林建设、田间道路和灌溉渠道成为连接农田地块和村落的景观廊道, 既是保护农田、村庄的防护设施, 也在物种能流物流交换中能发挥其链接作用。

3.2.改善农村卫生条件, 建设文明卫生新农村

土地整治项目实施后, 有利于促进四改两清 (即改水改厕、改灶、改圈、清垃圾、清废旧宅基地) , 农村卫生条件发生了根本的改善, 街道和村民的院落、房屋内部变得更加整洁、卫生。造成农村卫生环境严重污染的最大问题是厕所和炉灶, 通过改水、改厕、改灶、改圈、农村沼气建设等居民点整治工程的实施, 大量的生活垃圾被无害化处理, 秸秆、炉灰到处倾倒的现象消除了, 生活烟气的排放大大减少了, 从根本上改善了农村的空气质量和卫生质量。大量的人畜粪便经过处理不仅干净卫生, 同时也变成了很好的有机肥料, 促进了农田增产。

3.3.改善人居环境, 推进村容村貌建设,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内蒙古自治区农村居民住宅绝大多数以低层建筑为主, 占地面积大, 建筑容积率低, 所占土地多是地势平坦向阳、水源条件好、交通方便、土层深厚、土质肥沃的优质土地。大多数农民住宅虽然修的比较豪华, 但基础设施和公共建筑不配套, 与整体环境及不协调, 室内、院内现代化与村落的脏、乱、差形成鲜明对照。通过居民点整治工程的实施, 居民点集中建设, 生活垃圾集中处理, 基础设施集中建设, 新农村村容整洁, 城乡一体化, 让农民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样的文明与实惠, 农村脏、乱、差状况彻底得到治理、人居环境明显改善、农民安居乐业。城乡一体化建设, 使整个城乡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创造优美宜居生活环境。农村环境整治及依靠农民群众的大力支持, 也必然会促进农民文明和道德素质的提升, 有助于农村文明新风尚的形成。居民点整治工程的实施, 一个“发展生产、生活富裕、乡村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将呈现在人们的眼前。

3.4.有利于促进农村土地集约化经营

我区农民的住宅大多布置较为分散, 分散的自然村落规模小但数量多, 田间地头随处可见, 每户居民用地占地面积都较大, 宅基地多数在2亩以上, 圈占的土地来源多数是良好耕地。由于农村居民点遍布田间, 造成耕地不能形成规模化、集约化。开展农村居民点整治, 合理安排农村、牧区居民点, 鼓励农牧民新建住宅使用村内空闲地、空闲农村居民点和未利用地, 同时将居住人口少、占地面积大的自然村庄适度撤并向中心村和小城镇集中。既可以使耕地机械化、规模化和集约化生产的效益得以体现, 也实现了积极盘活存量建设用地、加大了对存量建设用地挖潜的力度, 还可以将整治后的农村居民点复垦为耕地、牧草地, 增加有效耕地面积, 获取折抵建设用地指标, 实现耕地的“占补平衡”。通过这种措施来获取建设用地指标, 成为破解土地要素制约的有效抓手和措施, 可以有效保障社会经济发展对建设用地的需求, 从而提高现有建设用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和保障能力。

摘要：土地整治特别是农村建设用地整治是当前土地管理的重点, 同时也是改善农村生产、生活环境的有效途径, 本文根据自治区农村居民点用地状况并结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目标, 对整治后的变化进行分析, 为当前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提供参考。

居民自治 篇9

东湖居民区，东至东湖路、南至淮海中路、西至常熟路、北至延庆路，住在这里的离退休干部多，文化层次比较高，大都不愿意搬离这个区域，而年轻一代的子女成家立业后便搬离父母不住在这里，有些则常年居住在国外。这里的老年人大都是老知识分子，退休后经济条件比较优越，缺少的是陪伴与精神上的寄托。2011年8月1日，东湖居民区帮困扶老工作站应运而生，取名“金相邻”，寓意“金相邻，银亲眷，远亲不如近邻”。五年时间过去了，从最初的帮困扶老到现在小区自治的成功典范，“金相邻”都经历了些什么，“以老扶老”的模式又有哪些无奈之举呢？

当你老了，陪伴一直都在

居民区曾经住着一位老教授，用上海话来讲，生前很“各得”。买个包子一定要去菜场买，除了好吃外，更重要的原因是楼下便利店的包子太贵了……有时候买水果会精确到颗（四颗荔枝）。如果为这位老教授读报，他会连报纸犄角旮旯的问题都拿出来问，如果小组组员回答不出来，老教授就会很不高兴。能每次完成这些“艰巨”任务的只有已经64岁的孙晓飞阿姨，她会事先把当日需要交流的报纸每字每句的读，记到心里，等待老教授的“考核”。对于水果，作为志愿者的孙阿姨知道这是老教授在试探她，她没有丝毫怨言。孙晓飞从工作站成立之时就一直担任小组长职务，而那时她的母亲已经91岁，床前离不开人。但是孙阿姨自打做起小组长那天起，就一直拼尽全力地帮助居民区的老年人，给予的是无微不至的陪伴。去年7月，这位老教授去世了，他的遗言里有2000块钱要给孙阿姨，指定捐给“金相邻”，一生省吃俭用的老教授，他捐出的这2000元显得特别贵重，感动了知晓这件事的所有人。

孙阿姨在退休前是一家工厂的工会干部，以前的单位每年1月是爱心捐款月，孙阿姨就把这项不成文的规章运用到“金相邻”工作站。站内的九个组员，每人每年在1月份会自掏腰包捐出100元爱心基金，这笔钱在逢年过节时会拿来为居民区90岁及以上的老人买礼品。去年9月24日，正值一位住院老人的90岁大寿，组里的3位成员准备好好给这位老人过个生日。知道老人爱吃油爆虾，组员姚阿姨就自己掏钱买当天最新鲜的河虾，回家烧好；孙阿姨特地去买了一只小蛋糕，因为她知道人越老越是孩子气，喜欢吹蜡烛、切蛋糕时的热闹；另一位组员贾阿姨到山林食品买了红肠、熏鱼，在医院门口她还买了一串白玉兰花。果然，老人特别开心，拿着那串白玉兰花连口说道：“我最喜欢这股味道了！”

所有的这些东西都从每年的900元爱心基金里支付够吗？是的，根本不够呀。阿姨们很多情况下会自掏腰包，她们从来没觉得花自己的钱了，因为在她们心里一直都在追求着对居民无微不至的体贴和陪伴。除了阿姨们，小组里也有阿叔们。

1946年出生的杨金益是一个连组员都对他连连称赞的老大哥。大家说起他，除了敬佩之情更多的是心疼。因为古稀之年的杨大哥是一位肺癌患者，但是他一直是沖锋陷阵在最前线，他会抢着做一些在大家眼里对他来说已经是有些吃力的活。所有的人都知道，他这是在为“金相邻”贡献自己最后的能量。有居民下水道堵塞，老杨知道后二话不说自己用手去掏；邻居大爷要搬家，他冒雨推着三轮车将十个大包裹送往邮局，老人家搬回来的时候，老杨也是义不容辞地帮忙搬上搬下。

“金相邻”工作站这些数不胜数的贴心服务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社区里的爱心人士，他们也踊跃报名参加这个志愿服务站，比如延庆菜店的王经理。2013年年初，居住在瑞华公寓的老人们提出自己腿脚不方便，上下楼买菜比较困难，王经理得知后立刻与同事商量，决定以后每周五都来小区送菜。这一送就再也没停下过，风雨无阻。送到小区的菜比菜场卖的品质还要好，而且价格低廉。除了菜，他们也会很周到地送来西瓜、油、米和面这些重东西。王经理很有成就感地告诉记者：“每逢下雨天、过年的时候我们也一定会来，因为这里的叔叔阿姨们会盼着我们来……”

从志愿服务迈向自治家园

随着上海城市发展的不断增强，居民的一些社会事务和工作越来越多地转移到社区，社区工作变得千头万绪，日趋繁重，“金相邻”工作站的工作便是居委工作的补充和延伸。就像孙晓飞组长告诉我们的那样：“有了这个组织，居民有事就会首先想到我们，不再是每件事都去找居委会了。”这难道不是社区居民积极参与社区自治的一种表现形式吗？

“金相邻”工作站成员共九人，工作机构人员由居民区内有一定的群众基础、有公信力、有能力的志愿者，具备一些财务、法律、医学以及管理等相关知识的高素质居民和共建单位代表，以公开推荐、自荐等方式组成。他们有常年来热心参与社区助老关爱的志愿者、刚从企业退休的管理人员、党员楼组长、退休居委书记和社区单位代表。成立之初，“金相邻”从服务对象调查摸底入手，做好了建档工作，并为109位80岁以上高龄老人建立了“一人一卡”档案。据统计，东湖居委会总人口有3675人，60岁及以上人口1207人，男538人，女669人，老龄人口比率32%左右。数据告诉了我们这里居民人口老龄化的现象有多么严峻，具体情况如下表。作为“四步工作法”的第一步结束后，“金相邻”的成员们又开展了其他几项工作：针对老年居民的需求，商讨出计划方案；同时整合现有资源，提供力所能及的有针对性的服务；让管理制度公开化，透明化，接受多方监督。五年间先后制定了定期例会制度、帮困救助制度、助老关爱制度、定期学习制度、帮困费用管理制度以及总结考核表彰制度等。

本着“助老关爱显亲情、共助济困情相牵，以人为本、民生为先”的工作理念，通过培育和鼓励东湖居民区居民自发成立或组建帮困救助和扶老关爱工作站等公益性、民间性自治工作机构，与此同时发扬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功能，承接部分政府职能，拓展服务管理功能。在加强社区单位、居委、居民互助帮扶意识的同时，积极整合社区各方资源，促进居民区内社会组织孵化、培育和发展，实现社区稳定。东湖居民区“金相邻”工作站实行“居民区党组织领导、居委会推动、驻区单位共同参与、居民群众受益”的工作原则，充分调动居民区各种力量及积极因素，有效整合居民区内各种社会资源，根据居民群众发生的困难，以不同形式、不同途径，因地制宜地开展帮扶工作，以解决居民群众的实际困难和试行推进在居民区居家养老的模式。目前覆盖人群包括了孤老、独居、空巢老年人、老干部、大重病、残疾、各类低保、救助政策覆盖不到，及因各种客观原因造成临时性、突发性生活困难的家庭。这家民间性、公益性、以民帮民、以民管民的自治工作机构，在居民区党组织的领导下，居委会积极推动、组织实施扶老关爱工作站建立和运作，真正达到了让东湖居民“困有所助，难有所帮，需有所应”的社会效果。

以老扶老，接班人在哪儿

采访中，笔者或多或少感受到了一些无奈和不忍，毕竟这是一些六七十岁的“年轻”老人在照料一些比他们年长的老人。但是“金相邻”组员们在介绍工作时的神情和言语，传递的都是自豪感和满足感，因为这些组员们感觉到了自己是“被需要”，居民们一年比一年对他们产生更浓的依赖感。有时候活动室里举行包饺子烹饪培训，居民会自己买来食材跟其他人一起凑个热闹；这里再也不存在成立之初打电话不接，摁门铃不睬的现象，那些老龄居民们恨不得天天都跟“金相邻”的组员们待在一起。居民赵阿婆的女儿满眼欢笑地说：“现在阿拉妈每天开心得不得了，孙阿姨她们经常来陪着噶噶讪糊，一丁点的小事情她们都会来帮忙！”金杯银杯不如居民们的口碑，也正是因为这样，在孙阿姨的带领下，“金相邻”的组员们更加投入到这份他们自己热爱的“事业”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