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自治权

民族自治权（共12篇）

民族自治权 篇1

一、当前我国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权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 一) 民族立法的滞后阻碍了自治权的实现

在法治国家中, 立法权是权力分工体系中的重要一支, 对民族自治地方而言, 立法权意味着较普通行政区划更大的自主权。然而现实中, 这种较高的立法权并未如预期般地实现:

1. 我国《宪法》、《立法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等法律对中央和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权限划分规定得过于笼统、具体指向不明确, 使得一些民族自治地方的上级国家机关有意无意间干涉地方立法权的行使, 造成实际上很多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权被抽空的局面。

2. 根据我国现行的立法规则, 民族自治地方若要制定“自治条例”或“单行条例”, 其立法程序要经过“制定”和“批准”两道程序, 而在一般行政区划内, 很多地方性法规的立法程序却没有如此严格的限制。按照当初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设置初衷, 民族自治地方应当拥有“大于一般地方的自主权”, 而上述规则显然与此精神相违背, 导致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权被严重束缚。

( 二) 上级国家机关履职不当削弱自治权的实现能力

上级国家机关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帮扶优惠政策, 保障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 是少数民族基本权利得以实现的保障。但是在实践中, 上级国家机关在履行法定职责时却存在许多不当之处, 具体表现在:

1. 在民族自治地方行政区划调整过程中, 没有将自治权纳入决策考虑中。如在城市化进程中, 不少地方政府将民族自治地方撤自治县为市 ( 区) , 但这些地方变为城市后, 不再是民族自治地方, 便不能享受民族优惠政策, 致使少数民族公民管理本民族事务的权利无法实现。如1997 年海南省将东方黎族自治县改为东方市; 2007 年新疆省将昌吉回族自治州的米泉县划入乌鲁木齐米东新区。

2.上级国家机关怠于履行职责, 未能积极落实民族优惠政策。例如, 《国务院设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第7条规定:“国家安排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需要民族自治地方承担配套资金的, 适当降低配套资金的比例。民族自治地方的国家扶贫重点县和财政困难县确实无力负担的, 免除配套资金。”但是这些规定在实践中, 并未被有效落实, 很多地方在安排项目投资时, 仍然要求民族自治地方财政资金配套, 加重了这些地区的财政负担。

( 三) 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权配置欠科学

1. 立法自治权的配置方面: ( 1) 自治机关在行使立法自治权时, 往往涉及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权力的利益博弈, 而在实践中, 中央往往难以考虑民族自治地方的特殊情况而主动放权。例如, 按照立法惯例, 自治区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在进入法定程序前, 须征询国务院职能部门意见。以广西为例, 当时全国人大将自治条例 ( 第18 稿) 送各部委征求意见, 但大部分部委持否定意见, 仅有几个部委同意或基本同意, 而他们的理由居然是: “与我部有关政策相冲突”; “广西要价太高”。结果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仅有法律形式上的批准权, 而实质的审核权则在国务院及其职能部门。 ( 2) 立法自治权缺乏具体程序性规定。当前, 我国法律没有对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的批准程序、标准和期限作出明确规定, 致使批准机关和自治机关对于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能否批准不好把握, 这就容易使得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在实际立法过程中难产。更为讽刺的是, 根据现行法律规定, 地方性法规只需报上级权力机关备案即可, 导致很多民族自治地方宁愿牺牲法律层级, 以地方性法规取代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换取更高通过率, 严重弱化了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自治权。

2. 行政管理权的配置方面: ( 1) 民族自治地方行政机构与一般行政机构设置相同, 自治机关不能根据少数民族工作实际和地方特色, 因地制宜, 过于强调上下对口, 造成机构设置复杂, 职能交叉重叠。 ( 2) 在中央政府和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的关系上, “上级国家机关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 对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权不够尊重, 统得过死”, 存在过度干预和管制的问题, 使自治机关行政自治权被不当限制, 严重挫伤行使自治权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二、法治视野下的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权实现进路构想

( 一) 民族立法: 在国家“放”与地方“立”之间展开

1. 国家应充分信任民族自治地方, 放宽立法权。首先, 要塑造权利保护观念, 正确看待自治权。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权是宪法和法律确认的少数民族公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但实践中, 国家不少部门对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部门特权观念浓厚且权利意识淡薄, 时常出于部门利益考虑而阻碍自治地方行使自治权。因此, 必须转变观念, 充分认识到民族自治地方对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重要性, 充分信任民族自治地方, 对其自治权以必要的尊重。其次, 实行“简政放权”, 完善和健全立法程序。在中央和地方权力安排上, 应当摒弃目前《民族区域自治法》所采取的列举式权力授予模式, 以概括式的方式赋予民族自治地方“高度”立法自治权, 而中央立法事项只在必要的领域内予以保留。同时, 降低自治区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立法难度, 变“审批制”为“备案制”, 激活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热情, 带动各级少数民族立法向前推进。最后, 应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修改、废止和定期评价、清理制度, 对于那些确无设置必要或有违自治制度之宪法精神的法律规范, 要及时清理或纠正; 对于过于抽象笼统, 实践中难以操作的规定, 要深入细致地研究民族地区发展中基本权利保护存在的问题, 尽快制定能够切实解决这些问题的配套法规、实施细则, 并采取多种措施将法律落实到实处。

2. 民族自治地方立法要敢于立法, 善于立法。 ( 1) 要敢于立法, 充分利用手中的立法权。《宪法》第105 条至110条的规定构成了民族自治地方权力来源的宪法基础;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四章也明确规定了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权力; 《民族区域自治法》作为自治地方自治权的主要来源, 更是对立法权作出明确规定。民族自治地方应当吃透法律精神和上层政策, 在权限范围内大胆立法, 以法律方式推进各项改革, 并且将改革成果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 ( 2) 要善于立法, 注重立法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当前, 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呈现出的“同质性”特征, 不但与普通行政区划相比毫无地方特色, 并且在民族自治地方内部, 无论从立法形式还是内容看, 均未显示出地方个性, 似乎是“为了立法而立法”。为此, 必须从本民族实际出发, 学习先进的立法理念和技术, 在坚持法制统一原则前提下, 进行“特色立法”。例如, 可根据本区域最需要促进和保护的事项, 从促进就业、教育投入、经济发展、环境保护、传统文化保护和交流等领域立法, 让地方立法突出针对性。同时, 要摈弃过去那种“大而全”的立法模式, 以务实的态度在立法中明确法律落实的程序, 以及违法责任的追究机制, 让法律更具可操作性。

( 二) 建立符合法治要求的上级国家机关履职责任机制

1. 提高上级国家机关依法履职的意识和能力。《民族区域自治法》虽然规定了上级国家机关的法定职责, 但法律的规定毕竟需要人去执行, 若是缺少了符合法治要求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努力践行, 再好的法律和政策也不过是一纸空文。首先, 上级国家机关领导干部要多学习民族政策和民族法律法规。只有通过对执行的法律或政策不断深入学习, 才能知晓法律或政策的价值、功能、意图, 明确法律的作用界限, 为法律或政策的执行奠定良好的基础。其次, 提升上级国家机关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的知识水平与执法能力。由于民族工作涉及的法律和政策范围很广, 上级国家机关领导干部及工作人员仅具备某一方面的知识存量显然难以满足准确认知法律和政策的需要, 因此必须立足于新的形势, 新的国情, 认清当前国内民族关系的变化与特点, 不断汲取现代社会治理理念, 学习科学管理知识, 结合民族自治地方的实际情况, 不断加强执法能力, 切实履行好上级国家机关的法定职责。

2. 上级国家机关应着力落实法律和政策, 确保民族自治地方自治区实现。首先, 上级国家机关必须尊重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在城市化进程中, 创新管理手段固然重要, 但必须符合法律规定, 在法律真空或规定不明的情况下, 应当在宪法和法治的指导下领会立法意图, 以符合立法精神的方式推进城市化建设, 切实保护民族自治地方的独特性与自治权。例如, 在涉及民族自治地方的撤销合并时, 应以更民主的方式, 作为人大的议题展开讨论, 允许民族自治地方参与其中表达自身诉求, 在充分考虑各方意见后再决策, 不应以政府单方面行为决定。其次, 切实保障各项民族优惠政策的实际、有效落实。例如, 针对前述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配套资金难以落实的问题, 可以考虑采取如下措施:一是积极争取政策空间, 增加民族省区债券发行量, 大力筹集配套资金, 或者允许自治州、自治县利用地方融资平台, 按“新债保证项目, 旧债努力偿还”的原则, 积极弥补资金缺口; 二是对部分财政特别困难的民族自治地方施以特别照顾, 对铁路、桥梁等基础设施项目由中央全额负担建设资金, 而其他一般项目则考虑免除困难民族自治地方配套, 改为中央和省级政府财政负担。

( 三) 构建法治化的自治机关权力配置机制

1. 坚持法治原则, 以法律明确自治权的配置。由于长期受到人治传统和计划经济时代行政指令的影响, 当前自治机关权力配置体例有许多地方有悖于民族区域自治所追求的价值目标, 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权被常态化的忽视或干涉, 因此有必要将这种现状扭转为由良好法律调整的状态, 即法治化。“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关系的法制化, 意味着中央对地方的指导、监督和控制不是随意性的, 必须通过法定的程序, 有充足的法律依据。”[1]自治机关权力配置首先要理顺中央和民族自治地方的关系, 一方面要保证重要政府所代表的国家主权的统一性和完整性, 另一方面要保证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的相对自主性, 尊重它们的法定自治权, 在两者之间明确权责划分, 并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同时, 这种法律制度应当是良性的、稳定的、高度透明的, 让中央和民族自治地方都能够在可预期的环境下按规则办事, 从而保障民族自治地方能够获得长期、稳定、健康的发展。

2.进一步明确划分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的权责。由于我国关于中央和民族自治地方事权划分缺乏宪法的明确规定, 中央对民族自治地方的实际管理缺乏宪法约束和规范, 界定自治程度和范围的法律规范也不够明确, 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自治属性, 使民族自治地方事实上享有的地方事务管理权与一般行政区划并无太大不同。为此, 一方面, 应当适时修改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 明确民族自治地方对地方事务的管辖范围和相应的职权, 依法对自治权进行细化, 把原则性的权力具体化为具有可操作性的明确权能。另一方面, 建立专门的权责运行协调机制, 以市场规律为原则、以国家利益为前提进行事权划分。需要说明的是, 合理划分事权和财权, 并不是要求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权完全对等, 而是要使他们的财力对其职能和责任的履行有合理的保障能力。例如, 面向未来的财税体制改革, 应当充分考虑民族自治地方的独特性, 实施有别于普通行政区划的税制安排, 并且这种制度设计还要能够以看得见的方式稳固推行。

3. 科学设置民族自治机关政府机构, 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民族自治机关的自身建设是其自治权得以实现的基础条件, “必须在政治体制改革中不断完善民族自治机关建设, 把民族自治机关建设成统一、高效、廉洁的地方国家机关。”[2]我国民族自治地方行政体制与政府机构改革的总体目标是: 逐步建立起具有民族地方特色, 符合现代化管理要求、功能齐全、职能明确、结构合理、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系, 实现民族自治地方政府机构组织、职能、编制、工作程序的法定化。[3]为此, 我们要依据《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 科学划分政府的特殊权限, 按照其职能调整结构, 形成配置科学、合理、精干、高效的政府职能机构, 并且要建立健全岗位责任制, 并进行严格考核。同时, 民族自治地方政府要积极推进政府职能转变, 作为本级行政区域公共服务的主要供给者, 必须紧密结合民族自治地方独特性, 在市场监管、社会管控以及公共服务等领域, 服务好少数民族公民的特殊需求, 听取他们的心声和建议, 让民族自治地方的各种基本权利在政府转型升级的机遇下得到更深入的保护。

参考文献

[1]戴小明.中央与地方关系:民族自治地方财政自治研究[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1999.20.

[2]吴仕民.新时期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法制建设[M].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2:118.

[3]戴维新.民族自治地方行政体制与机构改革的探索[J].民族研究, 1998 (2) :12.

民族自治权 篇2

区域自治的由来和经过

张昌勤

在当今世界，民族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据统计，现在世界上大约2000个左右的民族，在150多个国家里面，有两个以上的多民族国家占绝大多数，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有56个民族组成。自有民族存在，民族之间发生一定的关系，也就产生了民族问题。由于民族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各民族间普遍存在着复杂多样的关系，因此，民族问题也就成为一种普通存在的社会问题。在我国，民族问题是否得到了正确处理，直接关系到社会的治安、国家的安危和民族的兴衰。因此，在今天我国三个文明建设的过程中，就更加迫切需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学习和研究。

一、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

（一）关于民族问题。

要讲民族区域自治，不能不首先谈民族问题。民族问题，概括起来，就是民族之间的矛盾问题，它可以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语言、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并且贯穿于民族存在和发展的全过程。民族问题在不同的历史时 期和不同的条件下，具有不同的内容和性质。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民族问题其主要表现都是民族压迫、民族剥削，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民族之间的隔阂、歧视、仇恨、冲突和斗争。因此剥削制度下的民族问题，概括起来说，就是民族不平等和民族不团结的问题，就是消灭民族压迫和实现民族平等团结的问题。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民族压迫制度和剥削制度废除了，这个时期的民族问题，已经不是对抗性的矛盾了，各民族之间已经不是剥削与被剥削、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基本上已经是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了。因此，社会主义时期的民族问题，就是消灭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民族之间事实上的不平等，实现各民族事实上的真正平等和共同发展繁荣的问题。

（二）党和国家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民族区域自治。

什么是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内，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之下，遵循宪法规定的总轨道，以少数民族聚居区为基础的区域自治。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它是经过20多年的实践——认识——再实践的过程才最后确立，并在此基础上得到发展的。1922年7月，在党的“二大”宣言中，提出过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的方案。党的“三大”通过的党纲草案又提 出了“民族自决”，到了30年代，党逐步把各民族的团结统一和让少数民族在统一国家中实行区域自治的主张放到了首位。1947年省一级的内蒙古自治区建立。1949年9月，《共同纲领》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从此，在统一的祖国大家庭中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处理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政策。到此，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就正式确立了。

1952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195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民族区域自治做了进一步的规定。规定了民族自治地方是自治区、自治州和自治县；1975年、1978年的宪法，由于“文革”影响，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没有得到发展，反而遭到了破坏。1982年，新宪法把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问题重新臵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并使之更完备和具体了。1984年5月31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1984年10月1日起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把党的民族区域自治由一项重要的政策上升为一项基本法律，对于保障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意义很大。2001年2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修改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修改和增加的内容主要是经济方面的，增加了含金量，突出了可操作性，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少数民族 地区的关怀和照顾，使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更加完善。

二、长阳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由来和经过。

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是1984年12月8日正式建立的，自治县的建立经历了极其复杂艰巨的过程。

（一）长阳土家族的考查。

长阳在地理位臵上处于鄂西山地与江汉平原的结合部，土家族受汉族先进文化影响很深，其历史与文化曾长期淹没在汉民族历史与文化的画卷之中。在自治县建立过程中，我县经过历史地科学地调查考证，探究其“来龙去脉”，澄清了种种模精概念，并为政府确认其为单一的少数民族提供了科学依据。

1、长阳土家族的族源。长阳土家族渊源于古代巴人。“巴”是一个古代民族，“主要分布在川东、鄂西一带。相传周以前居武落钟离山（今湖北长阳西北）一带，廪君为著名首领，后向川东扩展”（《辞海》97页），对此《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有明确的记载：“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曋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长，俱有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独中之，众皆叹。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悉沉，惟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盐水有女神，谓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廪君不许，盐神暮辄来取宿，旦即化为虫，与诸虫群飞，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积十余日，廪君伺其便，因射杀之，天乃开明。廪君于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廪君死，魂魄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水经注》、《太平御览》、《路史》及《世本》辑本等，也都有与此大同小异的记载。清代长阳著名诗人彭秋潭在竹枝词中也谈到过土家先民巴人的历史：“土船夷水射盐神，巴姓君王有旧闻。向王何称天子，务相当年号廪君。”

廪君在取得五姓首领职位，战胜盐水部落之后，其族人历经沧桑，建立了地跨川东鄂西的巴子国，在春秋之初，曾一度发展成为与楚、蜀相抗衡的强国。公园前316年，为秦所并。此后一部分巴人四散流徙融合到其他民族。一部分巴人定居渝东鄂西，成为今土家族先民的主体。长阳土家族就是鼻由定居在鄂西的这一部分巴人衍传下来的，民间迄今还保留着崇拜廪君，尊廪君为祖先的习俗。历代统治阶级及文人学士依其所属，相继称其为“廪君种”、“巴蛮”、“武陵蛮”、“清江蛮”等，迄至清代，土家的称谓方予出现。

2、秦汉以后土家族地区的羁縻政策及元、明、清长阳的土司制度。

从秦汉时开始，封建中央王朝即在土家族地区实行以夷制夷的羁縻政策。秦灭巴后，“以巴氏为蛮夷君长，世尚秦女。”（《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至唐时，仍“悉召巴蜀 酋长子弟，量才授仕，臵之左右”（《资治通鉴〃唐纪》）这种“自古圣王不臣异俗……是故羁縻而绥抚之。附则受而不逆，逆则弃而不追，”（《资治通鉴〃汉纪》。）以巴人首领治理其地的羁縻政策，直至发展到隋唐时的羁縻州郡。秦灭巴以后，把巴人住地并巴郡、南郡和黔中郡，分而治之，长阳属黔中郡治地。西汉、黔中郡更名为武陵郡，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在长阳设山县，乃隶武陵，至隋初，施州改臵清江郡，长阳前河都正湾以西，后河贺家坪以西分臵巴山、盐水二县，改隶清江郡，后复并长阳。唐代，又先后于资丘臵资田郡，巴山臵江州，洲衙坪臵睦州。其时，长阳地虽入州郡，直到宋元，仍为各强宗豪族和各大寨主自王其地。《读史方纪要》也记载长阳：“红岩寨在捍关（巴山）南七里，又南十里为风火寨，二百三十里为珍珠寨，皆洞蛮出没处。”

元初，长阳西部的容米峒主田墨和田先什用，先后于武宗三年和泰定三年两次企图向外扩展地盘。朝廷为了遏制其势力的发展，在长阳清江南北设立了白石、捍关、梭草、定园、长茅、百年、渔洋、菩提隘、“梅子八关”实行“土蛮不许出境，汉人不许入峒”（道光《长阳县志》）的严格控制。

土家地区在长期羁縻绥抚的松散环境下，日益形成以强宗豪族为主的割据局面，迫使朝廷采取新的对策。自元朝起，朝廷即在鄂西地区逐步实行土司制度，到明代，这种制度日臻完备。从元代土司制度建立起到清代雍正十三年改土归流 结束时止，长阳县西属容美土司和玉江、麻栗、施都等小土司管辖，县东属中央王朝的流官治地，其中明未至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全县均为水浕司唐镇邦所据。雍正五年到十三年（1727-1735）改土归流，结束了长期的“土流兼治”的局面，全面皆为流官所治，隶属宜昌府。

在土司制度存在时期，长阳全县分属三种情况。

（1）玉江、麻粟、施都等土司管辖区。

玉江司。司治在今资丘镇白沙坪村玉江湾。清乾隆年间，白沙坪《田氏族谱》载：“第八世名宫公者，才貌奇伟，智敏特达，明万历钦赐玉江司官，名播朝野，后竞遭害于宜镇冶姓。”查《清史稿》，冶大雄为宜昌总兵，雍正时曾讨伐容美土司。从残存的谱书记载看，玉江司似为明万历时所建，至改土归流时废除，历时一百六十二年。

麻栗司。司治在今资丘淋湘溪村。桃山《田氏族谱》卷首在记述其地方界段时明载：“西齐段家沟，麻栗司。”1975年，当地农民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时，在父老相传的“土皇帝”住在地方，挖出了方圆近300米的房屋建筑遗址。

施都司。司治在今渔峡口镇施都村。柿贝《覃氏族谱》记载：“从第九世祖公长子齐臣，奉荆王敕管理土司，世袭口生。”

上述三土司均在清江北岸，为田、覃二姓聚居之所，其始臵时间未能详考，但为改土归流时所灭则比较肯定。田、覃及其他土家族老人相传长阳过去有十八司。据《明史〃湖广土司传》记载，嘉庆三十三年，“诏湖广川贵总督并节制容美十四司。”《明史〃地理志》记载：洪武七年，容美隶五长官司，永乐五年，复臵四长官司，湖广巡抚刘懿议，当时多有擅立名号之土司，而《资丘刘氏族谱》也称：“佷山半瘠，土司事於局中，皆非素封”玉江、麻栗、施都及未明治所者等土司，似属“擅立名号者”一类。

（2）容美及下属五峰、水浕、石梁、椒山等土司管辖和“买管”区。

容美为毗连长阳的最大土司，今长阳西部清江以南的广大地域，属于容美土司管辖之地。容美土司田舜年《世述录》载：其疆域“北六百里，至桃符上，清江河边，巴东县界。其清江以外，插入县治者，军阵不与焉，而粮纳县也。”晏宗杰《平定白溢述略》亦载：“长阳之西南徼及长乐县全境，皆容美旧地也”，又据田舜年所立之百顺桥碑文记载：枝柘坪为其百户。康熙年间，椒山土司刘跃龙称长阳江南王家坪，双古墓，大田坪，鹅颈项，白果树等处田地为其故业，说明今长阳西部清江以南的广大地域，属于容美土司管辖之地。

此外，在明正德年间以后，五峰司张世英及水司唐镇邦先后“买管”了长阳之安德乡和安宁乡上三甲。其范围约今都正湾东部至磨市江南的部分地方和故里溪至火烧坪一带。据磨市《覃氏族谱》、《詹氏族谱》记载：“睦州石岭地 方，其地系土司所辖。”菖蒲溪《杨氏族谱》载：明代，其始祖迁来长邑，“止于县治之河南沿市口，小峰山落业为居，斯地界近蛮夷，南处屡防侵掠，于是迁移于河北菖蒲溪爰居，庶得安堵。……雍正十三年，土司犯义，钦命总兵野（冶）大熊（雄）领兵讨伐，乾隆元年改土归流。”《杨氏族谱》及《长阳县志》还载：“自明末时，土人肆威，乘机来县，南北一空，百姓尽逃外邑，至大清定鼎，顺治十有八年，有官无民，印贮荆州府库。县属尽为老菁。康熙元年，始得樊太爷来任，不意丁犹去任。复得邓太爷来任接交，土司罢职。”从上述这些记载看，土司买管的这些地方，土司由于占有军事上的控制权，实际上是这些地区的统治者。

清代著名诗人彭秋潭的作品对长阳土家族这段历史也有反映。彭秋潭竹枝词唱道：十姊妹歌歌太悲，别娘顿足泪沾衣。宁乡地近巫山峡，犹似巴娘唱竹枝。

《彭秋谭诗注》书载：长阳清代时分教、德、宁三乡，资丘天池口皆宁乡，去县近二百里，田比连容美土司，近归州、巴东之界。

（3）百里荒千户卫所区。

《明史〃湖广土司》载：隆庆五年，巡抚刘懿议，“以荆州去施州卫，不便巡历。夷陵西有傅友德所辟取蜀故道，名百里荒者，抵卫仅五百余里。请以巴东之石柱司巡检、施州卫之州门驿、三会驿并移近地，俾闾联络。而於百里荒及东 卜陇仍创建哨堡，令千户一员，督班军百人戍守。”“俱从之。”百里荒包括今贺家坪、乐园及榔坪等地的一部分。

3、民族语言

长阳土家族在历史上有自己的语言，与湘鄂渝黔边的土家语大同小异，属于汉藏语系（语支待定），为土家族的北部方言，现在长阳土家族所使用的语言为单一的汉语，属汉语北方方言区的西南宫话系统的四川话，并兼有江汉平原的湖北语语词和古代土家语底层。在边远偏僻山寨的部分老年人的日常用语中，还保存着一些土家族语言底层，如称水为车，天为“墨”，地为“里”，吸为“夫”，山为“苦杂”等等。

在现存的土家语底层中，地名占主要部分，如“东沟”、“车湾”、“车洞坡”、“车落洞”、“车荒坪”、“革坏湖”、“大墨湖”、“蜂子湖”、“狮子垴”、“金盆垴”、“空屋垴”，“苦查坡”、“苦里沟”、“里半冲”、“固仓里”等等，这里的“车落洞”是水落洞的意思；“草坏湖”的“湖”意为“那个边上”或“旁边”；“狮子垴”的“垴”意为“一个”，多指山头，与汉语连起来，即是一个什么样的山头；“里半冲”意为地半冲。这些地名既保留有土家语的成份，也夹杂着汉语成分，它反映了土家族语言和汉语语言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相互吸收渗透的复杂历史现象。这种复杂的历史现象，告诉了我们一个基本事实，即长阳土家人民历史上曾经普遍使用过本 民族的共同语言。

4、民族习俗

民族习俗是一个民族的重要特征。《湖北通志》引《晏公类要》说：荆楚之风，夷夏相半，有巴人焉，有白虎人焉，有蛮蜓人焉。”《隋书〃地理志》也说：“荆州……诸郡多杂蛮左，其与夏人杂居者，则与诸华不别，其僻处山谷者，则语言不通，嗜好居处全异。”这里所指的居住在荆楚大地而又尚行夷风的巴人、白虎人，正是居住在清江流域的土家族的先民，历史文献证明，自古以来，土家族在自己的衣食住行，始丧嫁娶、节庆礼仪，禁忌与宗教信仰等社会生活方面，就与被称作夏人的汉族不同，而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和特点。

明清以后，江汉一带的不少汉民因战乱和灾荒，溯清江避入长阳山谷，土家族的社会生活受汉族的影响加深，加上社会制度和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土家族现在的生活习俗，较之过去，确实发生了显著变化。但在生活方式、心里意识和道德观念等方面，仍然保留了自己的鲜明特色，如宗教信仰中的崇拜白虎，崇拜廪君，信奉巫师；婚娶中的哭嫁，同姓通婚；丧葬礼仪中的跳丧，生产活动中的打锣鼓；饮食方面的吃咂抹坛子酒，等等。

5、强烈的民族意识

以上方面，清楚地再现了长阳土家族的一般历史和文化特征。长阳土家族是否历来就认为自己是一个有别于汉族的 人们共同体呢？1982年，我县在民族调查中获得一分珍贵的《域志四字经》（片断），对这个问题作了明确回答。其文如下：

“昔时珍文，诲召实谆。此经必读，汉墨弗尊。世代被蹂，切勿听天。望贤辈出，与日俱存。雪耻之仇，切齿之恨。见天何日，有待奋争。吾之所旨，招贤平判。御乎抗乎，动戈对汉。江之南北，是吾据邑。江之上下，出入严闭。土氏弱小，指日兴盛。惟冀我衍，万代绵延。汉者虽强，何能永保。温柔有益，强暴灾生。有功之日，群贤必禀。欢聚廷前，各抒论天。一策穑耕，一镇乾坤。悠悠汝耳，共歌清平。”

此四字经是一位土家族老人提供的，据提供者称，这是他在民国三十年族长召见同族青年传诵时获得的。今天看来，尽管其文有偏颇之处，但却说明了长阳土家族人顽强生存、奋斗、自强的民族意识和向心力。

（二）长阳土家族民族成份的恢复。

1957年，著名的民族学家潘光旦教授等人来到长阳作民族调查，认为长阳是土家族聚居地区，群众的民族成份应予恢复和更正。1964年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时，渔峡口区牛头背有29名群众坚持申报土家族。1982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时，长阳土家族群众的民族成份，根据国务院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公安部、国家民委《关于恢复和改正民族成分的处理原则的通知》（[1981]601号文件）国家民委《湘鄂川黔 四省边境邻近地区部分群众恢复土家族成分工作座谈会纪要》（[1982]240号文件）精神，方才全面恢复，其间经历了自愿申报和复核鉴定两个阶段。

1982年5月17日，县人民政府召开了县长办公会议，决定根据省、地统战部门的意见，结合第三次人口普查，进行恢复民族成份的工作。5月18日，县人民政府召开县直有关部门负责人座谈会议，县长刘光容宣布成立了民族工作办事机构，副县长刘大一同志具体指挥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地调查考证工作。6月25日，省委统计部正式同意我县在第三次人口普查时，全面进行恢复土家族民族成份登记工作，7月1日，在第三次人口普查登记时，全县土家族群众按照自己的意愿，恢复和更正了自己的民族成份。普查登记结果，申报土家族成份的达295533人，占总人口的73.9%。

人口普查时群众自愿申报登记土家族成份的结果，远远地超出人们的意料，也超出了土家族实有人口的客观实际，为了既尊重群众的民族感情，又不违背历史事实，县人民政府在人口普查的基础上，再次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考证工作，省委统战副部长马维清受国家民委委托率调查组一行9人来长阳进行了考察，1983年6月8日，县委、县人民政府根据省调查组考察结论和意见，召开了全县土家族鉴定工作会议，对全县群众的民族成份进行了复核鉴定。鉴定结果，全县实有土家族189795人，占总人口的47.46%。

（三）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的建立。

四川民族自治地区发展概 篇3

综观四川民族自治地区总体发展：

经济增速高于四川省平均水平

2012年，四川省民族自治地方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1587.5亿元，比上年增长13.6%，增速比四川省平均水平高1个百分点。经济增速继上年、一季度、上半年、前三季度分别比四川省平均水平高0.1、0.5、0.6和0.7个百分点以来，持续高于四川省平均水平，呈现加快发展的良好态势。其中，藏区GDP增长13.2%，增速比四川省平均水平高0.6个百分点。

农业稳定增长

民族自治地方立足特有的优势资源，大力发展农牧业，特别是畜牧业等特色优势产业，促进了农业稳定增长，增幅持续高于四川省平均水平。2012年，民族自治地方第一产业增加值311.8亿元，比上年增长4.7%，增幅比四川省平均水平高0.2个百分点。其中，藏区增长4.9%，增幅比四川省平均水平高0.4个百分点，比民族自治地方高0.2个百分点。

工业增长较快

今年以来，受需求不足影响，尽管全国、四川省工业增速放缓，但在藏区加快发展的推动下，四川民族自治地方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全年民族自治地方全部工业增加值616.2亿元，比上年增长18.6%，增速比四川省平均水平高3.0个百分点。其中，藏区增长25.6%，增幅比四川省平均水平高10个百分点，比民族自治地方高7个百分点。

服务业发展加快

随着交通条件的逐步改善，民族自治地方依靠其独特的民族文化和生态优势，大力发展旅游产业，推动了服务业加快发展。2012年，民族自治地方接待游客5694万人次，增长29.1%；实现旅游总收入330.9亿元，增长34.0%。全年服务业增加值475.2亿元，比上年增长11.0%，增速比前三季度快1个百分点，比上年快0.5个百分点。其中，藏区服务业增加值增长10.2%。

投资规模继续扩大

随着国家支持民族自治地方发展的惠民政策力度的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投资规模不断扩大。2012年，民族自治地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679.8亿元，比上年增长16.5%，增速比上年快5.5个百分点。其中，藏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784.1亿元，增长13.2%，增速比上年快0.2个百分点。民族自治地方的51个县（市）中，甘孜县、新龙县和稻城县投资成倍增长，分别增长3.5倍、1.5倍和1.2倍。同时，随着地震灾区灾后恢复重建的全面完成，汶川县、茂县、北川县等重灾县投资比上年减少，分别下降16.9%、30.0%和18.9%。

消费需求增长较快

2012年，民族自治地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59.0亿元，比上年增长15.9%，增速比前三季度提高0.4个百分点。其中，藏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00.9亿元，增长15.9%。

财政持续增收

2012年，民族自治地方实现地方公共财政收入155.7亿元，增长21.9%，增幅比四川省平均水平高3.5个百分点。其中藏区增长16.4%。民族自治地方实现地方公共财政支出712.3亿元，增长18.9%，增速比四川省平均水平高2.7个百分点。

城乡居民增收步伐加快

2012年，民族自治地方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813元，比上年增长14.8%，增幅比四川省平均水平高1.3个百分点，其中藏区增长14.4%。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934元，增长18.0%，增幅比四川省平均水平高3.8个百分点，其中藏区增长25.6%，增速比四川省平均水平高11.4个百分点，比民族自治地方高7.6个百分点。

（作者：四川省统计局何玉霞）

阿坝

灾后文化旅游产业恢复发展良好

在汶川映秀镇，“5·12”后在广东省东莞市的对口援建下，文化旅游产业恢复迅速。其中，在二台山、枫香树村和秀坪社区三个地块，总投资15222万元，新建62栋、597户，建筑风格以川西和羌寨风格为主，成为把传统建筑特色与当代居住模式相结合的独具风貌的山地住宅群体。而震后的大型遗址如长11米、高8米、宽3米，称之“天崩石”的大爱磐石、漩口中学遗址、百花大桥遗址等都成为灾后具有历史意义的旅游区域。

在阿坝茂县，借灾后对口援建的新机遇，打造出了一系列富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产业产品，如茂县的民族地毯、羌族刺绣和羌族服饰等工艺品；羌乡古寨为代表的国家4A级旅游景区；世界上保护较为完整的叠溪地震遗址等。

2012年，阿坝州文化旅游产业按照《阿坝州文化旅游发展总体规划》、《阿坝州藏羌民族文化风情走廊工程总体规划》积极推进，以九寨沟文化产业园、映秀非物质文化遗产创意园区（映秀东村）、国家级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等一系列重大项目为依托，打造差异明显、特色突出的文化旅游产业带。

以精品景观、精美村寨、精致农庄为发展方向，统一规划、优先重建、优先发展、优先振兴，坚持“旅游统筹，全域景区，一三互动，接二连三”的旅游发展思路，加快推进旅游业由短程过境地向国际精品旅游目的地转变，灾后旅游产业恢复发展取得的骄人成绩。

2012年，阿坝州全年旅游人次和收入达到2100.57万人次和181.03亿元，分别增长43.5%和46.1%。阿坝州各大景区共接待海内外游客1269.5万人次，实现门票收入10.99亿元，较2011年同期分别增长28.7%和23.4%。

（供稿阿坝州统计局）

凉山

全力推进新型工业化

2012年，西昌钒钛产业园区列入四川省“十二五”循环经济示范单位。西昌钒钛资源综合利用项目一年生产钒铁1.88万吨左右，这与攀钢集团在攀枝花一年的产量相当。但在攀枝花采用的是钠化焙烧工艺，在西昌钒钛资源综合利用项目采用的是钙化焙烧工艺，每立方米工业废水后者比前者降低70元的处理成本，一年以40万立方米工业废水计，被称为“西昌生命线”的西昌钒钛产业园区，一年可节约工业废水处理成本28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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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凉山州以创建攀西国家级战略资源创新开发试验区为契机，坚持以做大总量提升实力、注重质量优化结构为主线，加快推进“工业凉山”建设，产业链得到有效延伸，实现由资源粗加工型向深加工型转变，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

2012年，凉山州全部工业实现增加值453.4亿元，增长16.5%，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7.2%。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户数达到384户，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435.6亿元，增长17.4%，高于全省平均速度1.3个百分点。主要措施和成效表现在：

招大引强，加大重大项目支撑。以打造全国重要的清洁能源生产基地和钒钛稀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为着力点，加快重大项目建设，锦屏、官地水电站投产发电，钒钛、稀土、铅锌、黄磷等一批资源综合利用大型项目竣工投产，全年新进规模以上企业29户，完成工业总产值45.2亿元，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0.5%。

壮大规模，促进支柱产业发展。黑色和有色金属采选、黑色和有色金属冶炼压延和电力五大支柱行业共完成工业增加值297亿元，占全州工业增加值的68.2%。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9%。

优势优先，大力推进大企业大集团战略。全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亿元以上总产值的企业达到212户，比去年增加19户，完成工业总产值1126.2亿元，占全州的93.5%。其中：38户重点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547.8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的45.5%，对规上工业产值贡献率为13%。

提档升级，突出工业园区建设。全州已建有产业园区（工业集中区）16个，其中西昌钒钛产业园、成都凉山工业园、会理有色产业园被列入全省100亿级成长型特色产业园区和循环经济示范园区。

（供稿凉山州统计局）

甘孜

居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

甘孜州特色种植基地面积接近100万亩，总产值18亿元，无公害蔬菜、俄色茶、高原油菜、酿酒葡萄、核桃、花椒等甘孜特色产业，在农业科技合作平台和农业科技进藏区的平台帮助下，充分发挥其优势，大大提高了居民的人均收入，“仅酿酒葡萄一项就可让农民人均年增收上千元。”

2012年，甘孜州着力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生产生活问题，更加重视以人为本，更加关注民生，促进社会和谐，城乡居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与全省差距逐步缩小。

2012年，全州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9560元，居全省市州第14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全省平均水平低747元，差距较上年缩小114元；比2011年增加2522元，增长14.8%，增速比全省平均水平快1.3个百分点。

全州农牧民人均纯收入2012年突破4千元，达到4610元，比全省平均水平低2391元，差距较上年缩小168元；农牧民人均纯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1040元，增长29.1%，比全省平均水平高14.9个百分点，增速连续三年位居全省市州第一。

（供稿甘孜州统计局）

马边

基础产业建设步伐加快

“从前路不好走啊，马边到乐山非常困难，更不要说山上的路了，好多山里人一辈子连县城都没有到过。”马边县68岁的陈大爷回忆说，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全县出境仅有一条沐（川）马（边）路，由于公路质量很差，从马边到乐山行车要10多个小时。而今，马边彝族自治县境内基本上形成了以省道S103线为主骨架，辐射县乡村的公路网，100%乡乡通水泥路，100%村村通公路。

2012年，马边县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230109万元，总量居全市第9位，同比增长23.46%。

在全县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中，第一产业投资完成18393万元，同比增250.88%，占全县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7.99%。第二产业投资完成148543万元，同比增长12.96%，占全县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64.56%；第三产业投资完成63173万元，增27.23%，占全县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27.45%。

通过大量的基础设施投入，县内交通、通讯、教育、卫生医疗、农业等基础条件明显改善。2012年实现等级公路通车里程667公里，实现乡乡通公路、村村通公路。公路客运周转量10758万人公里，增长14.81%；公路货运周转量21519万吨公里，增长54.85%。民用汽车拥有量3078辆，增长4.09%。2012年邮电主营业务收入8711万元，比上年增长19.12%；固定电话用户13383户，比上年下降13.57%。年末移动电话用户11.55万户，比上年下降2.36%。年末互联网用户总数7348户，比上年增长19.46%。

（供稿马边县统计局）

峨边

旅游业带动第三产业经济快速增长

2012年8月18日晚20：00《走进峨边（黑竹沟）》大型文艺晚会在峨边县东风新区隆重举行，周华健、陈慧琳、梁咏琪、黄圣依、张卫健等明星悉数登台演出。这是峨边县为发展峨边旅游业，特别是打造彝族自治县黑竹沟旅游开发产业而进行的大型宣传活动，极大促进了峨边旅游产业的招商引资，同时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

峨边立足本地经济地理和资源环境，结合民族贫困地区实际，以彝区综合扶贫开发和新农村建设为契机，制定了打造“黑竹沟百里旅游文化长廊”的战略思路，景区近100公里，涉及11个乡镇86个行政村，聚居全县三分之二以上彝汉同胞。

实施“百里长廊”战略，催生了黑竹沟景区、迷都大酒店、温泉山庄等33家宾馆和25家饭店。同时，积极打造“甘嫫阿妞”彝族文化品牌，成功举办了第二届“甘嫫阿妞”艺术节，成功邀请央视“同一首歌”大型明星演唱会，宣传展示了彝族文化风情，吸引了广大游人。

2012年，峨边旅游接待人数达98.64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31.4%，其中宾馆饭店接待人数36.5万人次、增长18.5%，景区和农家乐接待人数26.85万人次、增长62.3%，旅游总收入4.46亿元、增长38%。旅游产业的发展带动了交通、通讯、零售、住宿、餐饮、文化娱乐、居民服务等第三产业发展。2012年，峨边第三产业增加值7.5亿元，同比增长11.4%，其中上述涉旅行业增加值2.15亿元，同比增长13.5%，比第三产业增加值增幅高2.1个百分点，拉动经济增长1.1个百分点。

（供稿峨边县统计局）

北川

特色农业连片推进

“一个南瓜都有三四百斤重，茄子、辣椒、黄瓜、西红柿都长在树上，红薯、土豆挂在空中长大，‘葡萄架’上一串串垂下的却是红彤彤的圣女果，管道里长出绿油油的萝卜、白菜，蔬菜像人类一样住进了‘摩天大楼’”。北川维斯特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里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的“嫁接”令当地农民们大开眼界。而将科技融入传统农业将会成为北川农业的发展趋势，这一趋势将会为北川的传统农业注入更多的活力。

2012年，北川羌族自治县强力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特色化和文化旅游精品化“四化联动”，顺利实现了经济平稳较快增长。而在农业方面，围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繁荣目标，北川县进一步凸显农业发展特色优势。

全年完成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31266万元，同比增长4.4%。做到“三个抓好”抓好高山蔬菜、魔芋等特色种植业发展。全县蔬菜基地面积达到10万亩，其中高山蔬菜6.2万亩，产量达到6.4万吨；魔芋种植面积达到1.6万余亩，产量1.9万吨。突出抓好茶叶、经果林、中羌药材等特色林业产业发展。全县茶叶基地5.17万亩，产量0.03万吨；果园面积1.8万亩，园林水果产量0.38万吨，食用坚果产量0.11万吨。抓好生猪、白山羊等特色养殖业发展。全年猪出栏22.1万头、羊出栏23.1万只，分别增长40.8%和53.5%。全县畜牧业产值达64279万元。

（供稿北川县统计局）

民族自治权 篇4

关于民族地区产业结构的研究,学者们运用偏离份额分析法进行实证分析,樊元等(2007)从县域产业结构的视角,研究了甘肃民族地区县域产业结构,提出优化产业结构,推动民族地区经济整体协调发展的对策;李天国(2013)借鉴偏离份额分析法,运用结构VAR模型实证研究了全国5个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与产业发展变化,指出少数民族地区地理位置分散,各自资源禀赋迥异,导致各地方产业结构与优弱产业具有不同特征;沈琪琪等(2014)以辽宁省民族地区为研究视角,指出民族地区产业结构发展与全国存在同构现象,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发展不对称。以上学者多以研究某省民族地区产业结构合理性和竞争力为主,对民族地区县域产业结构研究较少。县域是省域经济发展的基石、升级的支撑,而民族自治县域的发展影响县域整体经济发展,因此,借鉴学者们研究成果,运用偏离-份额分析法,分析新疆民族自治县域产业结构,探索其产业结构的优劣。

二、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一)偏离-份额分析法

偏离-份额分析法是在西方区域经济学研究中应用广泛的方法,由美国经济学家Dunn等人于上世纪60年代相继提出,上世纪80年代初Dunn集各家之长总结为现在普遍采用的形式。偏离-份额分析法可以分析区域产业变动趋势是否与参考区域相同,可以间接判断区域产业结构竞争力状况。

(二)数据来源

以新疆6个民族自治县域为研究对象,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0》、《中国统计年鉴2014》和《中国县域统计年鉴2014》中新疆83个县域三次产业产值和地区总产值。以2009年6个民族自治县域产值和三次产业产值为基期,2013年6个民族自治县域产值和三次产业产值为末期,2009年和2013年83个县域总产值和三次产业总产值为参照数据研究。

三、新疆民族自治县域产业结构偏离—份额分析

运用偏离-份额分析法分析新疆民族自治县域2009-2013年县域份额分量、产业结构偏离分量和竞争力偏离分量,侧重分析产业结构偏离分量、竞争力偏离分量,因此,不列份额分量,具体计算结果如下表。

依据表分析,从产业结构偏离分量看,新疆6个民族自治县域的产业结构总偏离均为负值,焉耆、察布查尔、和布克赛尔产业结构偏离量居前三位。焉耆的第三产业产业结构偏离最大,导致其总偏离较高;察布查尔第一产业偏离最大,导致总偏离为负值;和布克赛尔第二产业偏离最大,导致总偏离较大。从产业竞争力偏离量看,竞争力偏离量有正有负,除焉耆、和布克赛尔、塔什库尔干外,其他县域产业竞争力偏离量均大于0,说明焉耆、和布克赛尔、塔什库尔干的县域产业结构在83个县域产业中不具有竞争优势,其他3个民族自治县域产业结构具有竞争优势,其中巴里坤、察布查尔、木垒的竞争优势在新疆83个县域产业中居于前三位。

四、结论及建议

通过对新疆6个民族自治县域2009-2013年增长期内的产业结构偏离分量和竞争力偏离分量分析可知,从产业结构偏离分量看,6个民族自治县域的产业偏离分量均为负,说明6个民族自治县域的产业结构素质与新疆83个县域产业结构素质相比偏离较大,需进一步提高三次产业的素质,促进县域经济总量增长。

从竞争力偏离分量看,2009-2013年,3个民族自治县域即巴里坤、察布查尔、木垒的产业竞争力偏离分量为正,有各自区位发展优势,但从长远发展看,3个民族自治县域还需积极引进先进技术和投资,发展优势产业,提升综合竞争力。如巴里坤第二产业具有很强的竞争优势,需加大投资力度,利用该县的畜牧业资源,发展畜牧产品加工业,进一步完善目前的现代农业示范园区、标准化农牧业生产基地,提升产业竞争力;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具有竞争优势,该县拥有投资煤电、煤化工的天然矿业资源优势,在目前已有所发展的基础上,需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更多利用先进技术和互联网进行宣传和推广,增加投资建设,同时利用天然旅游资源和少数民族独特的饮食、民俗等发展乡村旅游产业,进一步提升产业总体竞争力;木垒哈萨克族自治县的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具有竞争优势,拥有种植业和畜牧养殖业资源,有极具开发价值的矿产资源,但未来还需要更多地投入开发和建设,提升产业总体竞争力。

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和布克赛尔蒙古族自治县、焉耆回族自治县这3个县域竞争力偏离分量为负,处于区位发展劣势,需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改变目前产业劣势。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虽总体产业无竞争优势,但从各产业来看,第三产业还有一定竞争优势,因此可借助于旅游业竞争优势,加大宣传力度,在提高本县知名度的同时,增强引进资金和技术的可能性,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以便引进更多的投资和技术,规模种植和开发具有药用价值的物产资源,对农副产品进行深加工及精加工,改变产业结构竞争劣势,同时与该县独具特色的民族刺绣业、旅游业相融合,提升产业综合竞争力;和布克赛尔蒙古族自治县是新疆的主要牧业县之一,但目前来看第二产业还有一定竞争优势,因此借助于第二产业竞争优势,加大资金和技术投入,完善牛羊养殖基地,将畜牧产品进行深加工,发展农畜产品加工业,提升产业竞争力,同时可利用丰富的天然旅游资源,发展旅游业,逐步改变产业劣势;焉耆回族自治县产业竞争力偏离虽为负值,但较小,这是因为其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在整个新疆83个县域中还有一定竞争优势,因此,该县需利用丰富的自然资源,较好的发展农牧业,而旅游业则是该县未来发展的方向。旅游产业目前初具发展规模,可进一步利用回族特色饮食和风俗,加大开发、建设、宣传力度,发展清真旅游产业,提升产业综合竞争力。

参考文献

[1]王彤,安丰军.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工业增长偏离份额分析[J].黑龙江民族丛刊,2013(6).

[2]樊元,惠树鹏.甘肃民族地区区域经济差异与产业结构的实证分析[J].经济师,2007(1).

[3]张晓杰,陈俊宇,周克艳,刘芳清.基于偏离—份额分析法的湖南省农业产业结构分析与调整[J].湖南农业科学,2015(10).

[4]李天国.结构性冲击与中国产业经济增长—对民族地区的结构VAR模型实证研究[J].经济问题,2013(9).

民族自治权 篇5

阳城三中 逯小侯

本节课围绕三个目标展开教学，一是民族政策，二是民族制度，三是民族自治的目标。针对目标展开教学，做到了深化目标拓展目标的要求，课件内容丰富，充分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体现了学生的主体地位，个人学习和小组交流相结合，课堂练习方面注重当堂知识的落实，起到了举一反三，事半功倍的效果。但在学生记忆上留的时间较少，学生对课本知识的掌握部分学生不牢固，在以后的教学中要注重学生当堂的消化吸收率。要提高学习效率，我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养成习惯很重要。好的习惯要逐步养成，坏的习惯要马上改掉。课前进入预习状态，上课抽查每节一课记忆内容。落实“一背二查三签字”环节，把每节课落实到实处。

二、科学管理高效率。好的管理是生产力，在具体的学习过程中，我注重课堂时间的延伸管理，每天一课内容的落实，结合实际情况，每天晚上记忆，第二天中午落实背诵，每组四人，1号、4号，2号、3号互查。检查结果组长汇报课代表，课代表组织相关人员分析并上报老师。做到“晚背午查，午查晚背”，及时回顾温习，晚上背诵的内容第二天中午检查，第二天中午检查昨晚背诵的内容，一步一个脚印，背诵落实，温故知新。

三、兴趣爱好是渊源。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只有培养学生的兴趣，陶冶他们的情操，走进学生的心灵，和学生产生共鸣，才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例析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篇6

一、地位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民族政策,也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两个“基本”点明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重要地位。

例1:(2008南昌模拟)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包括

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③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④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A.①②③④B.①③④

C.①②③D.②③④

答案A。

二、含义

民族区域自治是指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使少数民族人民当家作主,自己管理本自治地方的内部事务。

理解:(1)前提“在国家统一领导下”。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是以国家统一领导下的自治,是以国家统一为前提的。各民族自治地方和全国其他行政地方一样,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央统一领导下的地方行政区域。

(2)实行的范围“各少数民族聚居地方”。聚居不等于居住。我国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大杂居、小聚居、交错杂居的分布特点。民族区域自治在少数民族聚居(居住比较集中的地方)实行。

(3)设立自治机关。自治机关是指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民族自治地方的司法机关不是自治机关,民族自治地方的司法机关与我国其他地方行政区域的司法机关一样,在行使职权时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在行使职权时不享有任何特权。因为在我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只有这样,才能维护法律尊严和统一,维护法律的尊严。

(4)行使自治权,这是民族区域自治的核心。但是一定要注意民族自治权不同于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

(5)使少数民族人民当家作主,自己管理本自治地方的内部事物。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作为国家的地方政权机关必须执行国家的法律、方针、政策,在不违反国家宪法和法律的情况下,结合本民族地区的特点和情况,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做到因民族制宜、因地区制宜,从而推动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经济、文化的发展。

例2:(2005全国I,34)关于民族区域自治权的正确表述是

A.民族区域自治权由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政府、法院和检察院行使。

B.民族区域自治权由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行使。

C.民族区域自治权只有少数民族才能享有。

D.民族区域自治权的实质是少数民族的自由权。

答案:B。

例3:(2007广东单科,16)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在国家统一领导下, 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的制度()

A.各民族聚居B.各少数民族聚居

C.各民族居住D.各少数民族居住

答案:B。

三、民族区域自治适合我国国情(必要性)

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我国的历史特点和现实情况决定的,有着坚实的政治和社会基础。

第一,中国自秦汉以来,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社会基础)

第二,我国民族状况有自己的特点。(分布特点)

第三,我国各民族在长期斗争中形成了政治认同。(政治基础)

四、民族区域自治的优越性(重要性)

实践证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既符合历史的发展,又符合现实情况,合乎国情,顺乎民意,具有很大的优越性。

第一,有助于把国家的集中统一和少数民族自治结合起来。

第二,有助于把国家方针政策和少数民族地区具体特点结合起来。

第三,有助于把国家富强和民族繁荣结合起来。

第四,有助于把各民族人民热爱祖国的感情和热爱本民族的感情结合起来。

例4:(2008全国Ⅰ39)土尔扈特人回归祖国的历史从一个侧面表明,各民族共同缔造了伟大的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党和政府十分尊重各民族在祖国统一大业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珍惜各民族的文化传统,根据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制定了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确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并载入宪法。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又将民族区域自治作为一项基本政治制度长期坚持。

为什么党和政府要长期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10分)

答案:①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人口分布格局没有变(3分)。②历史和实践表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符合国情,顺乎民意,具有很大的优越性。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助于把国家的集中统一和少数民族自治结合起来;有助于把国家方针政策和少数民族地区具体特点结合起来(4分)。

③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已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作为一个法治国家,党和政府必须依法行事(3分)。

实际上答案的第一点是必要性,第二点是重要性,第三点是地位。答案的所有采分点都是对教材知识的整合。

多元一体格局与民族区域自治 篇7

(一) “多元”和“一体”的关系。

一些学者认为“多元”与“一体”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多元”是个性, “一体”是共性。林耀华认为, 认识和理解中华民族构成格局的最为有力的工具和钥匙是“多元一体”这一核心概念。“认识到多元一体, 或说多元中的统一, 统一中的多元, 这一对矛盾确实主导着中华民族的现实格局和历史进程。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连绵不断的发展, 终于形成今日这样的统一国家;这样一种汉族和少数民族插花分布、交错杂居而又相对聚居的分布格局;这样的一套建立在互补共生的基础之上, 由多种经济文化类型构成的完整的体系。凡此种种, 甚至包括我国现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都无不与‘多元一体’这个特征密切相关。”也有学者认为各个民族都是多元一体的。“多元”是指民族来源是多元的, 文化、习俗、语言、宗教等方面也呈现多元的特点;“一体”是不管来源如何, 经济、文化、习俗、语言宗教等方面有何差异, 都认同为一个民族。如果是这样, 中华民族的“多元”是指当代中国的56个兄弟民族, 但中华民族还没有形成为一个民族, 不能称为一体。

对于学者的不同意见, 费孝通先生进行了回应, 他指出:“民族也是有发展的, 有量变, 有质变, 中国各民族是客观的存在, 实际生活中产生的整体认同意识也是客观存在, 用‘多元’与‘一体’来概括, 这是名与实的辩证关系, 不能离开这个哲学基础。中华民族已有长期发展的历史, 今后还会既有各民族的繁荣发展, 又有中华民族的共同发展, 同和异还会长期存在, 不是说‘同’就完全一样, 说‘异’就大家分开。各民族的差异和中华民族的共同发展是辩证的统一关系。”

经过20世纪90年代初的大讨论, 学术界在如何理解“多元”与“一体”上取得了一定的共识, 即“‘多元’是指各兄弟民族在起源、形成、发展等方面各具特点而区别于其他民族;‘一体’是指各民族的发展相互关联, 相互补充, 相互依存, 与整体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和共同的民族利益。这种一体性, 集中表现为祖国的完全统一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 表现为共同关心与争取祖国的完全统一与繁荣富强, 大陆上各民族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所以, 中华民族的‘一体’, 是指各兄弟民族的‘多元’中包含不可分割的整体性, 而不是其中某个民族同化其他民族, 更不是汉化, 或者马上实行‘民族融合’”。

(二) “多元一体格局”的新发展。

1997年, 费孝通又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指出:“其一, 中华民族是包括中国境内56个民族的民族实体, 并不是把56个民族加在一起的总称, 因为这些加在一起的56个民族已结合成相互依存的、统一而不能分割的整体, 在这个民族实体里所有归属的成分都已具有高一层次的民族认同意识, 即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感情和道义。这个论点可引申为民族认同意识的多层次论。多元一体格局中, 56个民族是基层, 中华民族是高层。其二, 形成多元一体格局有个从分散的多元结合成一体的过程, 在这过程中必须有一个起凝聚作用的核心。汉族就是多元基层中的一元, 由于其发挥凝聚作用把多元结合成一体, 这一体不再是汉族而成了中华民族, 一个高层次认同的民族。其三, 高层次的认同并不一定取代或排斥低层次的认同, 不同层次可以并存不悖, 甚至在不同层次的认同基础上可以各自发展原有的特点, 形成多语言、多文化的整体。所以高层次的民族可说实质上是个既一体又多元的复合体, 其间存在着相对立的内部矛盾, 是差异的一致, 通过消长变化以适应于多变不息的内外条件, 而获得这共同体的生存和发展。”费老的这个新阐述, 丰富和发展了他1988年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 进一步突出了该理论的特点。 2000年周建新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发表了自己对“多元”和“一体”的看法, 他认为“多元和一体在中华民族形成的过程中, 始终是一个辩证统一的关系。多元是以一体为前提的, 是国家和民族统一条件下的多元;一体是以多元为载体的, 抹杀了多元, 否定了多元的存在, 不尊重和保护多元的利益, 就会危及一体的完整。” 进入21世纪后, 学界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从更加广阔的范围进行讨论, 这会为该理论注入新的思想, 分歧与共识都将促进该理论体系日臻完善。

(三) “多元一体格局”的意义。

在当今学术界, 学者们对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认为该理论“是在确认各民族平等和共同繁荣的原则上对现实民族关系的判断, 对研究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提供了一个清晰的轮廓”, 同时“提出并通过论证而确立了‘多元一体’这个核心概念在中华民族构成格局中的重要地位, 从而为我们认识中华民族和文化的总特点提供了一件有力的认识工具和理解全局的钥匙”。同时, “多元一体格局论”对研究我国民族关系, 对当代中国的民族工作和民族理论政策体系的制定和完善, 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二、“多元一体格局”在民族区域自治中的体现

回顾历史, 中国共产党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就提出了民族区域自治的理论, 并在一些根据地进行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实践。新中国成立后, 1954年全国人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明确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各少数民族聚集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改革开放后, 1984年, 党和国家在总结新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践经验的基础上, 进一步将宪法里的基本制度具体化为《民族区域自治法》, 同时一些相关的民族自治地区也建立了各自的民族自治方面的法律。进入21世纪后, 全国人大常委会进一步修定和完善了这一法律。

民族区域自治是我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 是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也是巩固和发展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保证。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 是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 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设立自治机关, 行使自治权, 实行区域自治。采用民族区域自治的办法解决民族问题, 是根据我国的历史发展、文化特点、民族关系和民族分布等具体情况作出的制度安排, 符合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利益和发展要求。

民族区域自治是国家统一领导下的区域自治, 统一是自治的前提, 这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一体”。同时, 民族区域自治坚持从各民族、各区域的特殊情况出发, 依据特殊情况处理特殊问题, 极大地照顾了民族地区在经济、文化上与其他地区的差异, 从而使他们既能保留民族特色, 又能与全国经济社会发展同步, 这为中华民族的“多元”提供了条件。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已经走过了60多年的光辉历程, 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成功道路, 稳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架构, 充分显示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

民族区域自治首先是基于一体的制度设计。从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现实发展看, 国家层面的政治整合是基于多重统一性和国家的整体性而展开:“多重统一性体现在方方面面, 主要有国家主权的统一性、领土的统一性、法律与制度的统一性;经济生活方式与规则的统一性;核心价值的统一性等。国家整合正是借助这些统一性获得实现的, 反过来, 国家整合就是要保障这些统一性的巩固与发展, 从而使国家保持内在的统一、完整和有效。”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一体性主要通过国家的统一性体现出来, 是统一在一个政治体系中。新中国成立后, 我国创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这是新中国在调整国家一体与民族多元二者关系必然的制度选择。这一制度注重了各民族群体在权利意志和权利秩序上的互动, 尊重各少数民族群体的权利和利益, 从而得到了各少数民族群体对这项制度的极大支持与尊重, 实现了国家一体与民族多元的良性互动。

同时, 民族区域自治也是基于多元的制度设计。民族区域自治的多元性在于它以民族聚居区为基础, 以民族成分、区域界线、行政地位、经济发展为要素, 在民族区域自治的级别和类型上是多元的, 有自治区、自治州和自治县 (旗) 三级。这一制度的民族属性要求在民族地区以法律手段合理保障各民族的特殊合理利益及其法律传统的特色, 这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存在基础和追求目标。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强化了国家政治制度的功能, 使得少数民族的多元性的法律制度体系, 更加规范化, 已经形成了以宪法为依据, 以民族区域自治法为核心, 各基本法调整民族关系的条款和民族自治条例、单行条例相并存的法律法规体系。我国的宪法中, 明确的规定了各民族平等, 平等的享有各项权利保护。同时, 又有相关的法律制度对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进行特殊的保护, 保护了文化的多样性。民族区域自治独特的自治机关设计以及所拥有的自主权, 都充分体现了“多元”的理念, 在国家一体中保有特色的多元部分。

三、结语

在2005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 胡锦涛同志指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 我国各族人民密切交往、相互依存、休戚与共, 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 共同推动了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这是对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总结。

随着“多元一体格局”的不断发展与完善, 我国的政治格局也会随之相应变化, 同时也会为如何解决民族问题, 促进多民族共同发展提供新的理论基础, 开辟新的视角, 为增强民族凝聚力, 维护国家统一作出巨大贡献, 最终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 加速社会繁荣进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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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连开.怎样理解中华民族及其多元一体[A].载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研究新探索[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3].陈连开.民族研究新发展的良好开端——1990年民族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纪闻与体会[J].西北民族研究, 1990

[4].费孝通.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历和思考[J].北京大学学报, 1997:10

[5].周建新.关于“中华民族”称谓的思考[J].贵州民族研究, 2000

[6].戴毅.中国民族边疆史研究中外历史问题八人谈[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8

[7].付春.民族权利与国家整合[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7

浅论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篇8

关键词：民族区域自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政策,法律

一、民族区域自治的含义及其特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民族区域自治是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 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 设立自治机关, 行使自治权。”民族区域自治包括以下内容:第一, 民族区域自治是国家统一领导下的区域自治。一切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地方, 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第二, 是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 有一定数量的少数民族共同居住于同一区域, 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必要条件。第三, 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地方, 通过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 管理本地区、本民族内部事务。

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有自己的创造, 有自己的特点。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特点, 周恩来同志曾指出:“这种民族区域自治, 是民族自治与区域自治的正确结合, 是经济因素与政治因素的正确结合, 不仅使聚居的民族能够享受到自治权利, 而且使杂居的民族也能够享受到自治权利。从人口多的民族到人口少的民族, 从大聚居的民族到小聚居的民族, 几乎都成立了相当的自治单位, 充分享受了民族自治权利。这样的制度是史无前例的创举。”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特点共有三个方面:第一, 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的有机结合。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包含“民族”和“区域”两个基本的要素, 既不是单纯的民族自治, 也不是单纯的地方自治, 而是二者的统一体。把民族自治与区域自治正确地结合起来, 既有利于保证各少数民族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利。第二, 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的有机结合。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既能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 又有利于国家的统一;既有利于发展民族关系, 又有利于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的各民族的发展进步。第三, 历史因素与现实因素的有机结合。民族自治地方的建立和发展, 既考虑民族自治与地位的历史状况, 又考虑其现实的状况及其发展的需要。

二、民族区域自治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根本制度

民族区域自治是新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斯大林指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了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的共同体。”当今中国除汉族之外现有55个少数民族, 各民族总称为“中华民族”。各民族的人口发展很不平衡, 55个少数民族的总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8%。正是由于汉族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绝大数, 所以, 中国在习惯上把汉族以外的55个兄弟民族统称为“少数民族”。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 各国解决民族问题的政治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联邦制, 即以某一个或几个民族为主体建立成员国或分子国, 然后再把这些成员国或分子国联合成一个统一国家。另一种是民族区域自治, 即在一个统一的国家内, 以民族聚居区为基础划定行政区, 使居住在该行政区内的一个或几个民族享受自治权。

民族区域自治是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民族区域自治是在国家统一领导下, 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 设立自治机关, 行使自治权。”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具有如下四个显著的特点: (1) 民族区域自治是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 以少数民族聚居区为基础建立自治地方。 (2) 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权是在国家统一领导下的自主权。既不是民族主权, 更不是国家主权, 也不同于联邦制国家结构下的地方自治权。 (3)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是通过自治机关来行使的。“民族自治地方设立自治机关, 自治机关是国家的一级地方政权机关。” (4) 民族区域自治是民族自治与区域自治的有机结合, 是经济因素与政治因素的正确结合, 不仅使聚居的民族能够享受到自治权, 而且使杂居的民族也能够享受到自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是实施宪法规定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基本法律, 是中国民族法制体系的主干和核心部分。在民族区域自治法制建设不断丰富和完善的条件下, 民族区域自治法学不仅是正在发展中的民族法学部门的基本学科, 而且是法学的一个独立的、新分支学科。民族区域自治法使调整民族区域自治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体, 是关于研究民族区域自治法和与之相关的法律现象, 探索民族区域自治的内在规律和法律特征的科学。

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三大基本政治制度之一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具有强大的政治功能。中国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 体现在国家政权上就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优越性, 千条万条归根结底为一条, 就是要体现为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生产力得到更快的发展, 各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不断的提高。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全国的推行和实施, 既保障了少数民族实行区域自治的权利, 又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许多民族地区存在的不同程度的割据状态, 实现了国家政治上的高度统一。各少数民族人民成了国家和社会的主人, 真正掌握了自己的命运, 实现了各民族在振兴中华民族的总目标下根本利益的一致, 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民族大团结的局面。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之所以不实行民族共和国联邦制, 而采用在国家统一领导下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这完全是从中国的国情实际出发, 由中国的民族特点决定的。邓小平说过:“解决民族问题, 中国采取的不是民主共和国和国联邦的制度, 而是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我们认为这个制度比较好, 适合中国的情况。”“这是我们社会制度的优势, 不能放弃。”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由民族聚居要素、区域经济要素、自治机关要素、自治权力要素和国家帮助要素共同筑而成的。

四、小结

民族区域自治是我们党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 符合我国国情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 必须长期坚持和不断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法律保障, 必须全面贯彻执行。中国60多年来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践, 验证了中国选择以民族区域自治形式作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道路的正确性, 证明了民族区域自治这项基本政治制度的优越性。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民族理论与中国民族问题的实际相结合, 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 也是我国三大基本政治制度之一, 是党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民族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的重大贡献。此外, 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所带来的深层次的社会影响, 也需要在以后的研究中做进一步的研究与探讨工作。

参考文献

[1]吴宗金, 张晓辉.中国民族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4.

[2]宋才发.民族区域自治法通论[M].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3.

[3]杨候第.民族区域自治法教程[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5.

[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6.

民族自治权 篇9

一、以我们喀左蒙古族自治县为例, 对这一问题作简要分析

喀左蒙古族自治县全称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 成立于1958年, 现有人口约43万人, 有汉、蒙古、回、满、朝鲜、壮、彝、锡伯等十多个民族, 少数民族中以蒙古族为多, 共有8.3万人, 占总人口的19.5%。喀左县是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县, 省级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县、所以在中小学开展民族团结教育, 有着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但由于历史原因, 也有着消极和复杂的一面, 这些, 构成了具有地域性的鲜明特点。

1. 学校开展民族团结教育有坚实的基础和良好的社会氛围。

自治县成立50年来, 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 党的民族政策得到了很好的落实, 各民族互相尊重、平等互助、和睦相处, 共同建设美好家园, 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进步。学生无论在校内还是在校外, 都能切实感受到这种浓郁的氛围, 可以水到渠成地接受和认同正确观点, 增强维护团结、反对分裂的自觉性。

2. 由于“大杂居, 小聚居”的环境以及传统观念的影响, 部分学生对民族团结教育认识有偏颇。

例如: (1) 单纯强调民族团结就是落实党的民族政策, 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 (2) 强调克服大汉族主义的观点得到重视, 而克服地方民族主义的观点被淡化; (3) 认为各族群众关系和谐, 民族团结教育已无必要; (4) 认为强调团结就是淡化各民族的文化特点, 把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混同于民族融合; (5) 认为加强民族团结教育, 只是做好那些唱唱歌、跳跳舞之类的表面文章。

3. 教育资源丰富, 但有待于甄别、开发和使用。

喀左县有悠久的历史, 也有着悠久的各民族发展历史和民族团结历史。各民族的文化在相互借鉴中繁荣, 也在碰撞中融合, 升华出和谐的元素, 形成了极具地域特点的民族团结的文化。比如, 从历史沿革看, 这里有几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 特别是清朝中期的“蒙禁”半开放、开放, 民国初年的“放垦蒙地”, 尽管对原住居民造成冲击, 但“阵痛”之后, 最终形成了各民族和睦相处的局面, 推动了生产力的进步和蒙元文化与农耕文化的繁荣与融合。比如, 自治县成立50年来, 各民族群众携手奋斗, 喀左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这些都是民族团结教育的生动教材。再比如, 喀左有丰富的民间故事资源, “喀左东蒙民间故事”被确定为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这里有很多关于蒙汉群众共同生活、与恶势力进行斗争的内容, 充分利用这些资源丰富教育内容, 必将会使教学更生动, 更有针对性。

二、根据喀左蒙古族自治县的具体情况, 我们采取了以下措施, 使中小学的民族团结教育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

1. 教育行政部门和民族部门制定下发了《关于进一步

做好学校民族团结教育工作的意见》等文件, 对民族团结教育课程的开设、活动的开展、专项督导、检查、评估作了规范。

2. 教学实践中, 充分发挥各门课程在进行民族团结教育中的作用:

(1) 开好民族团结教育课, 遵从教育部、国家民委《学校民族团结教育指导纲要》, 以正面教育、正确引导为主, 注重理论与当地民族问题实际、地域文化特点结合。 (2) 强调其他学科尤其是思想品德课与民族团结教育课程之间渗透而不取代的关系, 一方面必须在遵循本学科特点的基础上渗透, 一方面做到各有侧重。如汉语文课, 通过精美的篇章, 重点渗透各民族的文化繁荣构成了伟大的中华民族文化的观点;民族语文 (蒙语文课) , 弘扬蒙古族灿烂文化, 重点渗透“三个离不开”教育;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教育, 使学生正确理解弘扬民族文化与各民族文化融合的关系。思想品德课, 主要渗透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和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 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 加强党的民族政策教育。历史地理课, 从历史的、地域的角度分析民族现象, 渗透我国各民族共同缔造祖国历史的观点和祖国是多民族大家庭, 团结则盛、分裂即衰的历史观点教育。

3. 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 提高民族团结教育的效果。

我们积极组织学校参加“民族团结教育宣传月”活动;组织了“民族团结杯”征文和师生民族团结演讲比赛, 以这些活动为载体, 推动民族团结教育的顺利开展。各学校也充分利用校园广播、升旗仪式、主题班队会等形式作为课程教育的补充, 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4. 建设民族团结教育基地并充分发挥其作用。

我们因地制宜, 建起了以民族英烈“莫德”烈士雕塑、学习室为主体的大城子镇蒙古族小学基地, 以“蒙古族文化园”为主题的东哨乡蒙古族小学基地, 让学生在基地愉快地参加活动, 并在活动中接受教育。

5. 重视民族团结教育氛围的感染作用。

充分利用各种媒体 (如县报、县电视台、县广播电台) 和信息技术手段 (如开设“喀左民族教育网站”) , 作为对学校教育的补充, 积极普及民族知识, 宣传党的民族政策, 宣传为民族团结教育做出贡献的学校、社会团体和个人的事迹。形成学校、社会、家庭关注民族团结教育的网络。

当然, 民族自治地方有相同的共性, 也有自己的独特性。但只要我们抓住自己的特点贯彻《学校民族团结教育指导纲要》, 有的放矢地开展教育, 就一定能谱写出民族团结的新篇章。

摘要：喀左县是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县, 省级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县、所以在中小学开展民族团结教育, 有着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各民族的文化在相互借鉴中繁荣, 也在碰撞中融合, 升华出和谐的元素, 形成了极具地域特点的民族团结的文化。

民族自治权 篇10

一、崇“和”尚“中”的观念在政治制度中的合理运用

中国这个古老的文明国度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 数千年来儒家文化一直在中华文化历史长河中占据着主导地位, 其所倡导的崇“和”尚“中”处事哲学对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有着深远的影响。崇“和”尚“中”的本质, 就是认为事物的存在应是在事物不同 (事物多样性) 的基础上实现并存共处;事物的发展应该是在不同事物并存共处的基础上, 互利共赢[1]。经验告诉了人们某种价值观念形成以后, 不仅不会在短期内消失, 反而会使人们在今后的生活中继续保持下去, 并形成一种社会风范。这对人们的思考和判断或多或少存在着直接或者潜在的影响。崇“和”尚“中”的思想观念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文精神的精髓与首要价值。不论人们是否意识到它的存在, 它仍然会影响着人们对待事物的态度。中国各民族之间经数千年的交往与融合, 早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之间崇“和”尚“中”的观念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选择, 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础, 从文化意蕴上讲就是崇“和”尚“中”。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是一个民族的价值观的体现, 走什么样的道路将决定这个民族今后是否能够繁荣发展, 因此国家运用崇“和”尚“中”的思想来解决多民族问题。“和”的前提和基础就是“和而不同”。中国这个多民族的国家,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风俗习惯及人文地理环境。不同基础上的“和”, 就是互补, 就是合作, 就是竞争, 这样才可能达到互利共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崇“和”尚“中”是中华民族对事物存在的理想状态和发展过程的理想模式的体验及其理解, 也是中华民族对待事物存在状态和发展模式的理想追求。民族区域自治充分体现了崇“和”尚“中”这一思想, 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所制定出来的解决民族问题的策略, 同时也是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在处理政治问题上伟大智慧的体现。

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合理运用

19世纪中期, 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中发现, 要实现国际社会的民主变革、和工人运动的国际团结, 各民族必须有自决权。在《〈共产党宣言〉序言》中, 恩格斯曾写道, “欧洲各民族的诚恳的国际合作, 只有当其中每个民族都在自己内部完全自主的时候才能实现”[2]。在对民族自决问题进行宏观总体性把握的同时, 马克思恩格斯还针对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中的民族自决问题进行了具体分析, 如意大利、匈牙利这样的国家,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 民族自决问题就是摆脱殖民统治, 组建自己的民族国家的问题。但是就罗马尼亚人、南斯拉夫人等, 这种属于民族国家内部的民族自决问题, 在这里民族自决权也就是自治权, 恩格斯认为, 他们“将能自己调整彼此之间的关系, 并且不受任何外来干涉而确定自己的新疆界”[2]。就欧洲那些饱受压迫、奴役较深的爱尔兰与波兰民族来讲, 马克思恩格斯则认为, 爱尔兰解放的“先决条件是把现存的强制的合并, 即对爱尔兰的奴役, 变为平等自由的联合———如果这是可能的话, 或者完全分离———如果这是必要的话”[3]。在波兰问题上, 马克思曾指出:“必须在运用民族自决的原则的基础上, 并通过民主和社会主义基础上恢复波兰的办法, 来消除俄国佬在欧洲的影响。”[4]就是说, 民族自治权对被压迫民族而言, 就是同压迫民族彻底决裂, 从而解放自己。

综上所述,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自决理论中民族自决权包含民族分离权与民族自治权两项内容。对被压迫的民族和受外来民族奴役的民族来讲, 民族自决权就是民族分离权, 有权从外来压迫民族中获得自由, 组建自己的国家;而对属于多民族国家内部的各个民族来讲, 民族自决权应当是民族自治权, 即各民族在属于自己本民族的自治区域范围内可以自行决定属于民族内部的事务, 而不是说每个民族都有权建立国家。中国共产党在结合中国国情之后经过研究最终选择了民族区域自治, 并最终为解决民族问题选择了一条正确道路。马克思恩格斯还谈到了关于民族国家选择单一制与联邦制的问题。恩格斯在谈到联邦制共和国问题时曾讲道:“在我看来, 无产阶级只能采取统一而不可分离的共和国的形式”, “真正的民主集中制共和国赋予地方的自由比联邦制共和国更多”[5]。可见, 马克思恩格斯不但反对国家内部的民族分离, 而且认为民族集中制与地方自治并不矛盾, 单一制国家内部完全可以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历史因素和现实因素的结合

多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长期存在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历史根源。早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 因社会剧烈变动而出现的“百家争鸣”, 从不同的角度为中国的统一奠定了思想基础。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 结束了长期的诸侯割据局面, 建立起多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从此, 在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社会的漫长历史中, 虽曾几度出现过短期分裂, 但每次分裂对峙都为更高层次的统一准备了条件。两千多年来, 从中国历史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结构形式来看, 一直都采取中央集权的单一制, 从来没有出现过联邦制的国家结构形式。虽然在近代史上曾经有过地方自治, 但其前提是在承认中央的权威及有效管理的情况之下, 因此仍属单一制性质。历史上的中国这种在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里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形式成为一种历史的传统。

现今以科技竞争为主导的国力竞争日益加剧, 经济全球化明显, 国家与国家之间, 国家与地区之间, 各民族之间, 都面临着强大的市场压力和竞争压力。中国这个泱泱大国, 地广人众、民族众多、内部差异明显的国家, 政治治理不可能只依靠单一层级的政府来完成, 中央与自治地方的权力划分面临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进行权力配置。随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立, 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关系也就成为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特定内涵, 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的首要任务是如何正确分配好中央与地方的职责。中国权力机关依据立法程序制定的法律来规范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的关系, 全面落实民族自治地方的各项自治权力, 维护民族区域自治权力。做到在调整和处理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关系时有法可依, 同时更好的保证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关系的稳定性。

四、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的结合

就新疆而言, 正如清朝统治者说的, “新疆东捍长城, 北蔽蒙古, 南连卫藏, 西倚葱岭, 居神州大陆之脊, 势若高屋之建瓴, 得之则足以屏卫中国, 巩我藩篱, 不得则晋陇蒙古之地均失其险, 一举足而中原为之动摇。”[6]由此可见, 历史上统治者十分重视中国的边疆地区, 正是由于边疆地区多为少数民族聚居之地, 民族地区的稳定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稳定与繁荣, 因此科学、合理的解决民族问题至关重要。苏东剧变让我们从事实中看到了解决民族问题的手段与方法的实施直接关系到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在这种情况下, 国家运用统一的模式去管理和治理民族地区很可能会有一些因差异性而导致的不适应。历史的经验教训也在告诫着人们, 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在于民族区域自治, 应该让各民族人民运用自己的方式方法, 运用自己的风俗习惯、地理环境等条件进行自我管理和整治。但是民族区域自治权的限度, 是必须保证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之下的。因此我党选择了运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使各自治地方因地制宜进行治理。

民族区域自治, 核心问题是民族自治权问题。完善和发展民族区域自治, 从根本上说, 就是要充分扩大和切实保障自治机关自主管理本地方经济、政治、文化等事业的权力。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必须是在服从党的领导的前提下, 有权制定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 管理地方财政;安排和管理地方性经济建设;管理本地方各项事业;配备相应民族干部和培养民族人才;以及使用和发展民族语言文字等。民族区域自治是国家机关同民族区域自治机关二者有机的结合, 这样做有利于中央对地方的管理, 有利于更好的维护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关系, 使这种纵向管理体制得到很好的发挥和发展。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把国家对治理少数民族地区的方针政策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具体特点相结合, 做到因民族制宜, 从而把国家富强和民族繁荣结合起来, 把各民族热爱祖国的感情和热爱本民族的感情结合起来。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使各民族自治地方根据本民族的特点和地区特点进行合理的发展并最终推动着中国经济发展, 维护政治的繁荣稳定。

摘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儒家文化中所倡导崇“和”尚“中”的观念在政治制度中的合理运用, 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是历史因素和现实因素的结合, 同时也是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的结合。该制度的施行使民族地区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 可以按照本民族风俗习惯、生活特征等进行自治。使其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明显的今天顺应国际、国内形势。对民族繁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并最终推动着中国的经济发展, 维护政治的繁荣稳定。

关键词：民族区域自治,崇“和”尚“中”,马克思主义

参考文献

[1]王让新“.崇和尚中”——邓小平内政外交思想中的中国智慧[J].毛泽东思想研究, 2005, (5) :11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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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7:475.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164.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276-277.

民族自治权 篇11

【关键词】民族自治地区流动人员犯罪问题对策

犯罪不止是一种危害社会的行为，而且从宏观上看，它是一种文化现象。这种文化影响着当地的法律相关人员对犯罪的看法，更重要的是它影响着“犯罪”这一类行为的定性。由于我国实行少数民族自治的国策，在这些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这些民族经过了长期的发展后成了特定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等等。而这些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会对“犯罪”的观念和价值取向产生重要的影响。

一、在民族自治地区的流动人员的犯罪原因和类型

近年来，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的转型时期，各社会层面各个阶级之间的矛盾相对较为突出，社会的治安形势相对较为严峻。而导致治安形势差的罪魁祸首就是犯罪的发生。犯罪发生率一直居高不下，其中犯罪者为少数民族的案件在逐年上升。尽管从全国来看，少数民族的犯罪率仍旧低于汉族的犯罪率，但是在民族自治地方，少数民族的犯罪问题有些可能会很严重。最近几年在民族自治地方发生的一系列暴力恐怖事件，不论是给国家安全、民族团结，还是社会秩序和各族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都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与普通城市和乡村一样，民族自治地区也有贫富差距。在贫富差距较大的情况下，一些乡村的居民同样会选择跟随利益的脚步背井离乡，来到城市讨生活。而这些居民面临的问题有：受教育程度低，无法找到满意的工作；没有创业或投资的资金，难以有资金的良性循环；农民出身，难以适应城市的发展模式等等。一旦看到有人不按照社会规则谋取钱财的“事迹”，或是接受了不怀好意的“援手”，很有可能就跟随其后，模仿他人的不正当手段或者不小心跌入诈骗者的圈套。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他们，很难找到固定的工作，也意味着很难有固定的收入。这些流动人员中，有些就为了谋取钱财而变成小偷和窃贼，甚至可能发展到抢劫和敲诈勒索。由于没有固定的住处，这些人员的流动性反而成为了他们的优势，经常更换藏身地点，没有固定的作息时间等等。

对于刑期已满释放的流动人员，再犯罪的几率也很大。因为他们长时间与社会隔离，无法正常学习和生活，不具备讨生活的技能，不能在社会上找到一席之地，特别是少数民族的流动人员，在遭遇对犯罪后的歧视之后，还有可能遭到地域歧视等等，很难回到正轨上继续生活，很容易被不法分子利用，堕落到更深的程度。

从犯罪的种类来看，少数民族的犯罪分为了两大类：一是与民族习俗有关的或具有民族习性的犯罪，二是与民族习性和民族特点无关的犯罪。现实生活中，不但有与其民族习惯或民族习性有关的犯罪,也有与其民族习性和民族特点无关的犯罪；不但有轻微的违法犯罪，比如小偷小摸，也有严重的暴力恐怖犯罪，比如打砸抢烧等等；不但有因人民内部矛盾而产生的普通民事或刑事犯罪,也有由国内外“藏独”、“东突”等敌对势力所操纵的危害了国家安全的犯罪。从犯罪趋势来讲,少数民族地区犯罪率总体上上升。从犯罪类型来看,呈现出犯罪主体越来越年轻化,农牧民或者无业人员、未成年人和女性犯罪不断增多,财产型犯罪和毒品犯罪的比重较大,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和暴力恐怖犯罪时有发生,外流人员犯罪和新型犯罪不断增加的特点。

二、民族自治地区的流动人员犯罪的惩治

吴大华教授首次提出了对少数民族犯罪进行类型化研究的观点。他指出：“中国少数民族犯罪是一种新的犯罪类型。由于在很多少数民族流动人员的观念中,传统的文化习惯和宗教的意识尚有残留，在有的地方，宗教的影响甚至大于国家法律。所以，針对少数民族犯罪的这一特点,我国制定并实施了“两少一宽”的民族刑事政策。但可惜的是，这一政策并没有得到完整或到位的实施，总是口头和政策的说明，很少有实际上的例子。

我国提出这一刑事政策,由国家本位模式转变为国家、社会双本位的犯罪控制模式，成为了我国今后的犯罪治理的基本理念。“宽”针对轻罪,其表现为非犯罪化、非监禁化和非司法化,而“严”的对象是严重犯罪,是对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相对严重、主观恶性较深,且具有较高人身危险性的犯罪人,一定要坚持“严打”,对其予以采取严刑。

迄今为止在世界上,犯罪问题的治理模式包括以下两种:一是通过刑罚来控制犯罪的国家治理模式；二是既注重刑罚控制犯罪的作用,又注重社会对犯罪控制的作用——利用社会的一切资源，与犯罪作斗争——的社会综合治理模式。我国的少数民族犯罪是一种由诸多异常复杂的因素糅合而产生的复杂的“社会综合征”,所以对于它的控制也可以说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在此认知基础上，坚持“打防结合、预防为主、专群结合、依靠群众”的方针，综合运用法律、行政、政策、经济、文化、教育、道德、民俗和宗教等多种手段,进行全面、持久的综合治理。民族自治地区处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其社会经济、人文环境等因素也与普通地区大不相同。因此，要求少数民族犯罪的控制必须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指导下，采用社会本位的犯罪控制模式，才能控制犯罪的几率，保障治安的良好运作。

三、民族自治地区的流动人员控制对策

首先，要加强对流动人员的常规管理。特别是少数民族的流动人员，要详细地掌握他们的情况，不但要登记、办证、建档，还要输人计算机储存并建立手册。严格管理房屋的出租和出售，坚决拆除私建滥建房屋,与房屋出租户签订责任状，将流动人员租房户置于出租户的有效监督之下，再将出租户置于派出所的有效监督之下，层层监督,堵塞漏洞。可以开展一些新颖的治安行动，比如说开展流动人员平安小区试点工作。参照城市开展平安小区活动,在流动人员中抓好建设“平安流动区”试点工作。通过试点,培养好典型,进而全面推广,力争大幅度提高流动人员的治理整治力度，使流动人员违法犯罪得到有效遏制。

除了管理层面以外，最重要的任务是加大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缩小民族地区与内地之间的差距,努力提高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水平。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生活贫困是外流人员形成和数量不断扩大的首要原因，也是其违法犯罪的主要原因。因此，从宏观角度而言，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来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加大扶贫开发力度，不断提高少数民族和民族群众的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质，缩小民族地区与内地之间的差距，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是防治少数民族违法犯罪的根本途径。

其次，重要的是要重视对少数民族群众，对他们进行城市习惯的培训,提供就业机会,促进他们的就业。对青少年进行文化教育和相关的职业技能培训,使他们能学有一技之长,组织他们有序流动,减少流动中的盲目、自发状态,合理解决少数民族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还有就是要提高法制宣传教育。在流动人口流入地，民族事务部门同有关部门和单位协作举办培训班等各种形式和手段，加强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法制教育，提高他们的法律意识。通过广播、影视、报刊等媒体，丰富多彩的民族文艺演出和民间艺术，“三下乡”活动以及传统民族节假日来对少数民族群众广泛宣传法律法规，让他们了解法律知识，提高其法律意识。提高少数民族群众的法制意识和是非辨别能力对个人而言，文化水平偏低，法律观念淡薄都是其日后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隐患。与此同时，加强民族团结，增加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流入地其他民族间亲和感，使他们感受到自己所处城市的温暖，培养社会归属感，提高社会责任感，从而预防并减少他们的违法犯罪。

最后，要充分发挥宗教文化和民族习惯在防治违法犯罪的作用。社会纽带是一个人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情感，是人们正常人格中的一部分。这种纽带具有防止犯罪的作用,因为这种纽带会使未成年人增强社会责任感、服从社会传统规范。鉴于少数民族群众的宗教信仰特定，有关民族宗教事务部门可以依靠宗教组织与宗教活动场所，充分发挥爱国宗教人士的作用，通过他们的宣讲教义，宣传号召广大少数民族群众自觉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等。

四、结语

我国少数民族数量众多,分布地域广,少数民族在自然地理环境、历史沿革、社会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文化语言、宗教信仰、价值观念以及民族心理素质等方面,与汉族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异,而少数民族犯罪作为少数民族中存在的特殊的社会现象,其同样呈现出有别于汉族犯罪的特点。基于这点,以犯罪主体的民族身份为标准,对犯罪进行分类、做出界定是必要的。我国的国情和少数民族的特殊情况决定了少数民族犯罪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少数民族犯罪作为一个复杂的、敏感的社会问题,其能否得以有效控制是关系到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是国家长治久安和广大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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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允武.民族自治地方社会和谐的法治保障研究论纲[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3.

[3]汤夺先.试论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违法犯罪的特点[J].公安研究,2007,1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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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谢晶.凉山彝族自治州女性毒品犯罪对策研究[J].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09,24(1):121-127.

王喜，西北民族大学法学院硕士，律师，研究方向：宪政制度、少数民族刑事政策。

民族自治权 篇12

(一) 在研究内容上, 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的特殊性有待深入挖掘

目前, 学界关于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的研究成果颇多, 但对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特殊性的阐释明显不足, 从而导致国家层面的政策实施过程中过分地强调一刀切, 忽略了民族自治地方的特殊性。同样, 在理论研究过程中, 学者们也更多的是用一般的理论来解释和研究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 抹杀了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的特殊性。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的独特性, 根源于民族自治地方行政权力———“自治权”的独特性。因此, 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学的学科体系, 必须围绕着以自治权为核心的行政权力来设计。但目前的研究中学界对这一特殊性的挖掘明显不足, 尤其是在机构设置, 公务员制度建设、政府过程的相关研究成果中我们很少看到特色性的研究成果。

(二) 研究方法上, 学科的单一性, 视角的狭隘性、静态性有待改善

首先, 目前对于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活动的研究中, 学者们更多的是从某单一学科的角度进行研究的, 多学科之间的交流不够充分, 研究的视角也过于狭隘, 而且偏于传统的规范研究与法律制度描述, 讲“应然”者多, “实然”者少, 静态分析多, 而动态的、政治过程的运行分析少。因而, 导致大量的研究成果形不成学科的优势互补和相互支撑, 表现出用相对简单的方法与手段解决比较复杂的问题, 影响了成果的概括力和抽象力, 表现为理论创新能力不够, 理论解释力不强, 甚至出现低水平重复现象。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学科无疑又是一个新兴的交叉性边缘性学科, 其研究内容, 研究方法和视角上等方面都需要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 需要与其他学科的充分交流与碰撞, 促进各学科之间的交流与沟通, 充分发挥各学科的优势, 共享资源, 而且能够避免过去研究视角和方法单一、研究资料有限等方面的局限, 推动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研究的深入发展。

其次, 目前的研究更多的是从宏观的, 自上而下的视角进行研究的, 缺乏微观的、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客观上, 在行政管理活动过程中, 政府处于主导的地位, 社会及其民众处于从属的地位, 学者们的研究视角自然是自上而下的宏观的视角, 而不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微观的视角, 但是, 类似研究成果难以有效解释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活动中存在的很多问题, 也难以为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提供有效的政策依据。

当今, 民族自治地方, 尤其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安定有序的发展及少数民族群体权益的保护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的政治社会问题, 民族自治地方存在的问题由于国际、国内环境的巨大变化, 呈现出日益复杂的态势, 其复杂性超越以往任何时空。因此, 单从中央政府、上级政府 (相对于民族自治地方政府) 、政府 (相对于社会、民众) 、正式制度规范 (相对于非正式制度) 等单一视角分析如此复杂的问题, 显然是力不从心。

(三) 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研究亟需实证定量方法的支撑

目前, 在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学已有的研究成果中, 学者们主要运用传统的规范研究方法对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的管理活动进行定性研究、静态研究占据了绝大多数, 而且研究的视角多是国家宏观层面的政策、制度的描述研究, 而针对微观层面的经验研究、动态研究相对薄弱。特别是在现有的民族自治法制框架下, 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实践越来越深入到民族自治地方生活的细微处。比如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开发、生态环境保护与少数民族生活方式、都市化、工业化进程中的民族区域自治与少数民族文化、少数民族社会固有的社会组织规范与国家法律的实施等方面;并且, 不同层面的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呈现出日益多样化的管理经验和管理模式需要总结和概括。因此, 在未来研究中我们可以在一些过去研究尚未涉猎或涉猎很少的, 与少数民族生活息息相关的领域做一些经验研究的尝试。比如, 有关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开发;生态环境保护与少数民族生活方式的保护;都市化、工业化进程中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少数民族社会固有的社会组织规范与国家法律的冲突与整合等方面可以做一些有益的尝试。此外, 针对各个不同性质、类型的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由于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和对民众的回应及呈现出日益多样化的管理经验和管理模式进行总结和概括, 为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实践活动提供丰富的经验素材。

(四) 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中非正式制度的作用有待挖掘

“因俗而治”更多的体现了非正式制度的作用。以往有关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的研究中, 学界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于正式制度, 有意无意忽视了非正式制度的作用, 因此, 在研究成果中我们看到更多的是, 民族自治地方组织机构的优化、政府职能的完善、公共财政体系的健全等研究, 更多地专注于正式制度的因素, 而对民族自治地方特殊的意识形态、风俗习惯、宗教等非正式制度因素的关注不够。

在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的研究中, 如果将非正式规则挖掘出来, 可以解释很多正式制度所解释不了的现象。只有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相容时才能实现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制度的高效。通过对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活动过程中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和作用的研究来确定哪些是可以转化为社会发展的和谐因素, 哪些是需要我们加以改革和完善的, 进而建立一套与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制度相匹配的非正式制度来推进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高效运行, 实现制度的预期目标。

(五) 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的宪政困境亟待成为研究的核心问题

可以预见, 民族自治地方的族群和谐将成为中国和平崛起的一个重要问题。但是在如何处理这些问题上, 事实证明, 要长期保持民族自治地方族群关系的和谐稳定, 只是依靠严厉惩罚或优惠政策是不够的。在这个方面, 中央的意图再好, 政策再理性, 如果缺乏良好的制度保证, 执行过程也会走样。因此, 在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活动中, 如何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的这一职能, 就成为考验民族自治地方政府能力和效率的一个重大问题。在以往的研究中, 对如此敏感和复杂的重大问题我们都有意无意采取回避矛盾, 只谈成就、不谈问题, 只谈宏观、不谈微观的固定思维模式中, 更有甚者把这一领域视为禁区。无论在理论上, 还是在实践中, 一味消极地以中央的决策作为惟一标准, 导致学术研究沦落为对中央决策和政策的解释和注解, 不能为中央的决策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 导致理论抽象与概括不够、创新不足、解释力不强等现象。我国的民族自治地方建立在单一制的政治框架内, 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成为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活动的关键问题, 而在以往的研究中, 我们更多从中央的视角研究两者的关系, 而很少从民族自治地方的视角研究这一问题, 更没有把处理两者的关系放在宪政的视野下, 仅仅把宪法作为处理两者关系的前提, 而不是把宪法本身作为两者关系的本来内容加以考虑, 从而导致这一问题的最终搁浅。

(六) 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的现代公共管理模式亟待建立

目前, 我国正处于社会的大变革时期, 全球化、工业化和市场化成为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 在这个大背景下民族自治地方政府要转变政府职能、规范政府管理行为, 形成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政府治理模式。

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公共管理模式的建构需要对作如下方面的内容进行重点研究:1.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的宪政价值与对民众的回应;2.民族自治地方传统人事行政向现代人力资源方面的转化。3.民族自治地方行政责任伦理的建设。4.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第三部门力量的引进和管理。5.民族自治地方治理模式的转变。6.民族自治地方公共政策。7.民族自治地方战略管理。8.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的绩效评估。通过上述整体推进, 在理论和实践上实现民族自治地方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化和更新。

二、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未来发展的提出以及立足点

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的未来发展是建立在以往行政管理经验的基础上, 从一个学科发展的多维角度衡量这个基础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 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实践

民族自治地方诸多行政管理实践中, 最根本和居于核心地位的是宪政发展实践, 它既是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赖以建立的基础和保证, 反过来又是检验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绩效最根本的标准。

从中国处理这一问题的现状来看, 我们已经为此作出了相当的努力, 也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确立了解决民族问题先进的价值理念、制度规范和行为模式, 建立了普遍的治理的制度保障。在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和政策的指导下, 通过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对民族自治地方实施具有宪政意义的行政治理基本上实现了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目的, 达到了管理的效果和自治的目标。但是, 面对如此丰富的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实践, 尤其是处理族群矛盾这样复杂、多变和不确定性的问题, 仍然需要学术界对此有一个高度的理论概括和学科总结, 以适应日益发展的民族自治地方管理需要。

(二) 民族自治地方的政治发展

在可以预见的相当长时间内, 中国的民族自治地方最大的政治性问题就是加快民族自治地方的发展, 它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 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如果对这一目标加以概括的话就是民族自治地方的政治发展问题, 而民族自治地方的政治发展是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文化发展的核心和关键。而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管理实践, 就是推动民族自治地方政治发展的最直接的力量和手段。民族自治地方的政治发展是维护国家统一, 加强民族团结的必然要求, 也是促进民族自治地方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 也是实现民族平等的重要内容和保障。因此, 加快民族自治地方的发展, 必然要求加快民族自治地方的政治发展, 就要求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管理按照政治发展的目标推动这一进程的实施与完善。加快民族自治地方的政治发展首先要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实现民族自治地方政治民主化、制度化和法律化;其次要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为民族自治地方的政治发展提供重要的外部条件;再次是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 奠定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则和基础。

实现民族自治地方的政治发展, 推进宪政建设是其核心, 推动民族自治地方进一步实现宪政化的进程、巩固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合法化程度, 以及培养各族人民、尤其是各个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感等, 实现民族团结、平等和繁荣, 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边疆稳定。

(三) 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学科建设

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的研究经历了从初创、积累和初步繁荣的几个阶段, 表现为, 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在行政学领域中逐步受到重视, 研究队伍络绎壮大、学术成果不断涌现, 围绕着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管理研究知识总量不断增加, 对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管理实践具有较大的促进和推动。但是, 复杂多变的世界、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社会变革速度空前加快, 使得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管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压力:由于其面临着特殊的行政管理环境, 担负着特殊的使命与职责, 因而使得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管理与一般地方相比面临着特殊的困难与问题, 需要通过加强学术研究, 为民族自治地方的管理实践提供科学的指导, 空前地提高了学术研究的价值和重要性。伴随社会的发展, 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不断地受到新的学科范式的冲击, 其中最大的冲击力就是新公共管理的兴起, 因而适应新公共管理的提出的要求, 就成为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必须面对的问题。

三、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未来发展的目标取向与基本内容

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未来发展取向的提出, 实质上是为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未来发展提供标准和规范。同时, 价值规范和目标取向可以从不同的视野和角度去理解, 从而呈现出多样化的特色。

(一) 实现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价值取向的调整

整个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立以及完善, 在其初尝、建立和完善的逻辑体系中, 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伟大实践中不断确立和完善的, 因此, 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 都有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 价值追求也是逐渐趋于完善的。比如, 在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过程中, 中国共产党就经历过由“民族自决”向“民族区域自治”的转变;同样, 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目标定位上, 也表现出其目标定位的内涵与外延的变化, 即“解决民族问题”, 还是既包括“解决民族问题”, 又包括更加广泛的“民主”、“法治”、“人权”等在内的价值诉求。同样, 在民族自治政府建设过程中, 我们经历过由崇尚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转变;由人治政府向法治政府的转变;由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由封闭型政府向公开透明型政府转变的过程。所有这一切的转变, 都是建立在行政管理实践、学科发展嬗变基础上的价值取向和追求的变化上, 从而必然引起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全方位的变化。

(二) 实现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系统的功能更新

通过调整管理系统功能, 应对全球化浪潮掀起的持续性改革的洪流满足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价值取向的变化。在这方面, 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同一般地方的行政管理一样, 面临如下行政管理职能的调整与转变:第一, 民族自治地方政府职能要实现由“管制型”向“服务型”转变;第二, 民族自治地方政府要实现由“大而全”的全能型政府向“小而精”的责任型政府转变, 调整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民的关系;第三, 调整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的职能, 培育市场机制、培育公民精神, 放松政府规制;第四, 民族自治地方政府要实现治理方式的转变, 提高自身的自治力。

(三) 实现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系统的结构变革

通过结构的变革以适应民族自治地方政府职能的转变。民族自治地方政府行政系统的变革应该注重如下几个方面:第一, 民族自治地方政府行政组织的重构, 以适应职能转变的需要;第二, 建立合理有序的分权的机制, 包括中央政府向民族自治地方分权;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向社会、市场和公民分权;第三, 民族自治地方政府规模适度, 提高行政效率, 降低行政成本;第四, 改革干部人事制度, 建立培养民族干部与公平竞争的人力资源开发相一致的选拔机制, 提高民族自治地方公务员的素质与质量, 调动其积极性, 并提升其责任感;第五, 推行电子政府, 应用现代科学技术提高行政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