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自治（精选10篇）
地方自治 篇1
一、当前我国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权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 一) 民族立法的滞后阻碍了自治权的实现
在法治国家中, 立法权是权力分工体系中的重要一支, 对民族自治地方而言, 立法权意味着较普通行政区划更大的自主权。然而现实中, 这种较高的立法权并未如预期般地实现:
1. 我国《宪法》、《立法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等法律对中央和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权限划分规定得过于笼统、具体指向不明确, 使得一些民族自治地方的上级国家机关有意无意间干涉地方立法权的行使, 造成实际上很多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权被抽空的局面。
2. 根据我国现行的立法规则, 民族自治地方若要制定“自治条例”或“单行条例”, 其立法程序要经过“制定”和“批准”两道程序, 而在一般行政区划内, 很多地方性法规的立法程序却没有如此严格的限制。按照当初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设置初衷, 民族自治地方应当拥有“大于一般地方的自主权”, 而上述规则显然与此精神相违背, 导致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权被严重束缚。
( 二) 上级国家机关履职不当削弱自治权的实现能力
上级国家机关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帮扶优惠政策, 保障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 是少数民族基本权利得以实现的保障。但是在实践中, 上级国家机关在履行法定职责时却存在许多不当之处, 具体表现在:
1. 在民族自治地方行政区划调整过程中, 没有将自治权纳入决策考虑中。如在城市化进程中, 不少地方政府将民族自治地方撤自治县为市 ( 区) , 但这些地方变为城市后, 不再是民族自治地方, 便不能享受民族优惠政策, 致使少数民族公民管理本民族事务的权利无法实现。如1997 年海南省将东方黎族自治县改为东方市; 2007 年新疆省将昌吉回族自治州的米泉县划入乌鲁木齐米东新区。
2.上级国家机关怠于履行职责, 未能积极落实民族优惠政策。例如, 《国务院设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第7条规定:“国家安排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需要民族自治地方承担配套资金的, 适当降低配套资金的比例。民族自治地方的国家扶贫重点县和财政困难县确实无力负担的, 免除配套资金。”但是这些规定在实践中, 并未被有效落实, 很多地方在安排项目投资时, 仍然要求民族自治地方财政资金配套, 加重了这些地区的财政负担。
( 三) 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权配置欠科学
1. 立法自治权的配置方面: ( 1) 自治机关在行使立法自治权时, 往往涉及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权力的利益博弈, 而在实践中, 中央往往难以考虑民族自治地方的特殊情况而主动放权。例如, 按照立法惯例, 自治区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在进入法定程序前, 须征询国务院职能部门意见。以广西为例, 当时全国人大将自治条例 ( 第18 稿) 送各部委征求意见, 但大部分部委持否定意见, 仅有几个部委同意或基本同意, 而他们的理由居然是: “与我部有关政策相冲突”; “广西要价太高”。结果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仅有法律形式上的批准权, 而实质的审核权则在国务院及其职能部门。 ( 2) 立法自治权缺乏具体程序性规定。当前, 我国法律没有对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的批准程序、标准和期限作出明确规定, 致使批准机关和自治机关对于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能否批准不好把握, 这就容易使得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在实际立法过程中难产。更为讽刺的是, 根据现行法律规定, 地方性法规只需报上级权力机关备案即可, 导致很多民族自治地方宁愿牺牲法律层级, 以地方性法规取代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换取更高通过率, 严重弱化了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自治权。
2. 行政管理权的配置方面: ( 1) 民族自治地方行政机构与一般行政机构设置相同, 自治机关不能根据少数民族工作实际和地方特色, 因地制宜, 过于强调上下对口, 造成机构设置复杂, 职能交叉重叠。 ( 2) 在中央政府和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的关系上, “上级国家机关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 对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权不够尊重, 统得过死”, 存在过度干预和管制的问题, 使自治机关行政自治权被不当限制, 严重挫伤行使自治权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二、法治视野下的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权实现进路构想
( 一) 民族立法: 在国家“放”与地方“立”之间展开
1. 国家应充分信任民族自治地方, 放宽立法权。首先, 要塑造权利保护观念, 正确看待自治权。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权是宪法和法律确认的少数民族公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但实践中, 国家不少部门对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部门特权观念浓厚且权利意识淡薄, 时常出于部门利益考虑而阻碍自治地方行使自治权。因此, 必须转变观念, 充分认识到民族自治地方对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重要性, 充分信任民族自治地方, 对其自治权以必要的尊重。其次, 实行“简政放权”, 完善和健全立法程序。在中央和地方权力安排上, 应当摒弃目前《民族区域自治法》所采取的列举式权力授予模式, 以概括式的方式赋予民族自治地方“高度”立法自治权, 而中央立法事项只在必要的领域内予以保留。同时, 降低自治区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立法难度, 变“审批制”为“备案制”, 激活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热情, 带动各级少数民族立法向前推进。最后, 应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修改、废止和定期评价、清理制度, 对于那些确无设置必要或有违自治制度之宪法精神的法律规范, 要及时清理或纠正; 对于过于抽象笼统, 实践中难以操作的规定, 要深入细致地研究民族地区发展中基本权利保护存在的问题, 尽快制定能够切实解决这些问题的配套法规、实施细则, 并采取多种措施将法律落实到实处。
2. 民族自治地方立法要敢于立法, 善于立法。 ( 1) 要敢于立法, 充分利用手中的立法权。《宪法》第105 条至110条的规定构成了民族自治地方权力来源的宪法基础;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四章也明确规定了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权力; 《民族区域自治法》作为自治地方自治权的主要来源, 更是对立法权作出明确规定。民族自治地方应当吃透法律精神和上层政策, 在权限范围内大胆立法, 以法律方式推进各项改革, 并且将改革成果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 ( 2) 要善于立法, 注重立法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当前, 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呈现出的“同质性”特征, 不但与普通行政区划相比毫无地方特色, 并且在民族自治地方内部, 无论从立法形式还是内容看, 均未显示出地方个性, 似乎是“为了立法而立法”。为此, 必须从本民族实际出发, 学习先进的立法理念和技术, 在坚持法制统一原则前提下, 进行“特色立法”。例如, 可根据本区域最需要促进和保护的事项, 从促进就业、教育投入、经济发展、环境保护、传统文化保护和交流等领域立法, 让地方立法突出针对性。同时, 要摈弃过去那种“大而全”的立法模式, 以务实的态度在立法中明确法律落实的程序, 以及违法责任的追究机制, 让法律更具可操作性。
( 二) 建立符合法治要求的上级国家机关履职责任机制
1. 提高上级国家机关依法履职的意识和能力。《民族区域自治法》虽然规定了上级国家机关的法定职责, 但法律的规定毕竟需要人去执行, 若是缺少了符合法治要求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努力践行, 再好的法律和政策也不过是一纸空文。首先, 上级国家机关领导干部要多学习民族政策和民族法律法规。只有通过对执行的法律或政策不断深入学习, 才能知晓法律或政策的价值、功能、意图, 明确法律的作用界限, 为法律或政策的执行奠定良好的基础。其次, 提升上级国家机关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的知识水平与执法能力。由于民族工作涉及的法律和政策范围很广, 上级国家机关领导干部及工作人员仅具备某一方面的知识存量显然难以满足准确认知法律和政策的需要, 因此必须立足于新的形势, 新的国情, 认清当前国内民族关系的变化与特点, 不断汲取现代社会治理理念, 学习科学管理知识, 结合民族自治地方的实际情况, 不断加强执法能力, 切实履行好上级国家机关的法定职责。
2. 上级国家机关应着力落实法律和政策, 确保民族自治地方自治区实现。首先, 上级国家机关必须尊重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在城市化进程中, 创新管理手段固然重要, 但必须符合法律规定, 在法律真空或规定不明的情况下, 应当在宪法和法治的指导下领会立法意图, 以符合立法精神的方式推进城市化建设, 切实保护民族自治地方的独特性与自治权。例如, 在涉及民族自治地方的撤销合并时, 应以更民主的方式, 作为人大的议题展开讨论, 允许民族自治地方参与其中表达自身诉求, 在充分考虑各方意见后再决策, 不应以政府单方面行为决定。其次, 切实保障各项民族优惠政策的实际、有效落实。例如, 针对前述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配套资金难以落实的问题, 可以考虑采取如下措施:一是积极争取政策空间, 增加民族省区债券发行量, 大力筹集配套资金, 或者允许自治州、自治县利用地方融资平台, 按“新债保证项目, 旧债努力偿还”的原则, 积极弥补资金缺口; 二是对部分财政特别困难的民族自治地方施以特别照顾, 对铁路、桥梁等基础设施项目由中央全额负担建设资金, 而其他一般项目则考虑免除困难民族自治地方配套, 改为中央和省级政府财政负担。
( 三) 构建法治化的自治机关权力配置机制
1. 坚持法治原则, 以法律明确自治权的配置。由于长期受到人治传统和计划经济时代行政指令的影响, 当前自治机关权力配置体例有许多地方有悖于民族区域自治所追求的价值目标, 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权被常态化的忽视或干涉, 因此有必要将这种现状扭转为由良好法律调整的状态, 即法治化。“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关系的法制化, 意味着中央对地方的指导、监督和控制不是随意性的, 必须通过法定的程序, 有充足的法律依据。”[1]自治机关权力配置首先要理顺中央和民族自治地方的关系, 一方面要保证重要政府所代表的国家主权的统一性和完整性, 另一方面要保证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的相对自主性, 尊重它们的法定自治权, 在两者之间明确权责划分, 并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同时, 这种法律制度应当是良性的、稳定的、高度透明的, 让中央和民族自治地方都能够在可预期的环境下按规则办事, 从而保障民族自治地方能够获得长期、稳定、健康的发展。
2.进一步明确划分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的权责。由于我国关于中央和民族自治地方事权划分缺乏宪法的明确规定, 中央对民族自治地方的实际管理缺乏宪法约束和规范, 界定自治程度和范围的法律规范也不够明确, 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自治属性, 使民族自治地方事实上享有的地方事务管理权与一般行政区划并无太大不同。为此, 一方面, 应当适时修改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 明确民族自治地方对地方事务的管辖范围和相应的职权, 依法对自治权进行细化, 把原则性的权力具体化为具有可操作性的明确权能。另一方面, 建立专门的权责运行协调机制, 以市场规律为原则、以国家利益为前提进行事权划分。需要说明的是, 合理划分事权和财权, 并不是要求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权完全对等, 而是要使他们的财力对其职能和责任的履行有合理的保障能力。例如, 面向未来的财税体制改革, 应当充分考虑民族自治地方的独特性, 实施有别于普通行政区划的税制安排, 并且这种制度设计还要能够以看得见的方式稳固推行。
3. 科学设置民族自治机关政府机构, 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民族自治机关的自身建设是其自治权得以实现的基础条件, “必须在政治体制改革中不断完善民族自治机关建设, 把民族自治机关建设成统一、高效、廉洁的地方国家机关。”[2]我国民族自治地方行政体制与政府机构改革的总体目标是: 逐步建立起具有民族地方特色, 符合现代化管理要求、功能齐全、职能明确、结构合理、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系, 实现民族自治地方政府机构组织、职能、编制、工作程序的法定化。[3]为此, 我们要依据《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 科学划分政府的特殊权限, 按照其职能调整结构, 形成配置科学、合理、精干、高效的政府职能机构, 并且要建立健全岗位责任制, 并进行严格考核。同时, 民族自治地方政府要积极推进政府职能转变, 作为本级行政区域公共服务的主要供给者, 必须紧密结合民族自治地方独特性, 在市场监管、社会管控以及公共服务等领域, 服务好少数民族公民的特殊需求, 听取他们的心声和建议, 让民族自治地方的各种基本权利在政府转型升级的机遇下得到更深入的保护。
参考文献
[1]戴小明.中央与地方关系:民族自治地方财政自治研究[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1999.20.
[2]吴仕民.新时期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法制建设[M].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2:118.
[3]戴维新.民族自治地方行政体制与机构改革的探索[J].民族研究, 1998 (2) :12.
地方自治 篇2
（一）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颁布
第一章
总纲
第一节
自治名义
第一条
地方自治以专办地方公益事宜，辅佐官治为主。按照定章，由地方公选合格绅民，受地方官监督办理。
第二节
城镇乡区域
第二条
凡府厅州县治城厢地方为城，其余市镇村庄屯集等各地方，人口满五万以上者为镇，人口不满五万者为乡。
第三条城镇乡之区域，各以本地方固有之境界为准。
若境界不明，或必须另行析并者，由该管地方官详确分划，申请本省督抚核定。嗣后城镇乡区域如有应行变更或彼此争议之处，由各该城镇乡议事会拟具草案，移交府厅州县议事会议决之。
第四条
镇乡地方嗣后若因人口之增减，镇有人口不足四万五千，乡有多至五万五千者，由该镇董事会或乡董呈由地方官申请督抚，分别改为乡镇。
第三节
自治范围
第五条
城镇乡自治事宜，以左列各款为限：
一、本城镇乡之学务：中小学堂、蒙养院、教育会、劝学所、宣讲所、图书馆、阅报社，其它关于本城镇乡学务之事；
二、本城镇乡之卫生：清洁道路、蠲除污秽、施医药局、医院医学堂、公园、戒烟会，其它关于本城镇乡卫生之事；
三、本城镇乡之道路工程：改正道路、修缮道路、建筑桥梁、疏通沟渠、建筑公用房屋、路灯，其它关于本城镇乡道路工程之事；
四、本城镇乡之农工商务：改良种植牧畜及渔业、工艺厂、工业学堂、劝工厂、改良工艺、整理商业、开设市场、防护青苗、筹办水利、整理田地，其它关于本城镇乡农工商务之事；
五、本城镇乡之善举：救贫事业、恤嫠、保节、育婴、施衣、放粥、义仓积谷、贫民工艺、救生会、救火会、救荒、义棺义冢、保存古迹，其它关于本城镇乡善举之事；
六、本城镇乡之公共营业：电车、电灯、自来水，其它关于本城镇乡公共营业之事；
七、因办理本条各款筹集款项等事；
八、其它因本地方习惯，向归绅董办理，素无弊端之各事。
第六条
前条第一至第六款所列事项，有专属于国家行政者，不在自治范围之内。
第七条
城镇乡地方，就自治事宜，得公定自治规约，惟不得与本章程及他项律例章程相抵牾。
自治规约内得设罚则，以罚金及停止选民权为限。罚金最多之额，不得过十元。停止选民权最长之期，不得过五年。
第四节
自治职
第八条
凡城镇各设自治职如左：
一、议事会；
二、董事会。
第九条
凡乡设自治职如左：
一、议事会；
二、乡董。
第十条
城镇乡地方有分属二县以上，或直隶州与县管辖者，其自治职仍得合并设置，毋庸分立。
第十一条
城镇有区域过广，其人口满十万以上者，得就境内划分为若干区，各设区董，办理区内自治事宜，其细则以规约定之。
第十二条
乡有户口过少，其选民全数不足议员最少定额十倍之数者，得不独立设置自治职，与同一管辖内邻近之城镇乡合并办理。
若因地方情形不便合并者，除按章设置乡董外，得不设乡议事会，以乡选民会代之。
第十三条
凡二乡以上有彼此相关之事，必须连合办理者，得以各该乡之协议，设连合会办理之。
第十四条
城镇乡地方各设自治公所，为城镇乡议事会会议及城镇董事会乡董办事之地。
自治公所，可酌就本地公产房屋或庙宇为之。
第五节
居民及选民
第十五条
凡于城镇乡内现有住所或寓所者，不论本籍、京旗、驻防或流寓，均为城镇乡居民。
居民按照本章程所定，有享受本地方公益之权利，并有分任本地方负担之义务。
第十六条
城镇乡居民具备左列资格者为城镇乡选民：
一、有本国国籍者；
二、男子年满二十五岁者；
三、居本城镇乡接续至三年以上者；
四、年纳正税（指解部库司库支销之各项租税而言）或本地方公益捐二元以上者。
居民内有素行公正，众望允孚者，虽不备第三、第四款之资格，亦得以城镇乡议事会之议决，作为选民。
若有纳正税或公益捐较本地选民内纳捐最多之人所纳尤多者，虽不备第二、第三款之资格，亦得作为选民。
第十七条
有左列情事之一者，虽具备前条第一项各款，及合前条第三项所定资格，不得为选民：
一、品行悖谬，营私武断，确有实据者；
二、曾处监禁以上之刑者；
三、营业不正者，其范围以规约定之；
四、失财产上之信用，被人控实尚未清结者；
五、吸食鸦片者；
六、有心疾者；
七、不识文字者。
第十八条
城镇乡选民按照本章程所定，有选举自治职员及被选举为自治职员之权。
以第十六条第三项资格作为选民者，有选举自治职员之权，若不能自行选举权者，得遣代理人行之。
代理人以具备第十六条第一项第一、二款之资格，且不犯第十七条所列各款者为限。
第十九条
左列人等，不得选举自治职员及被选举为自治职员：
一、现任本地方官吏者；
二、现充军人者；
三、现充本地方巡警者；
四、现为僧道及其它宗教师者。
第二十条
现在学堂肄业者，不得被选举为自治职员。
第二十一条
凡被选举为自治职员者，非有左列事由之一，不得谢绝当选，亦不得于任期内告退：
一、确有疾病，不能常任职务者；
二、确有他业，不能常居境内者；
三、年满六十岁以上者；
四、连任至三次以上者；
五、其它事由，特经城镇乡议事会允准者。
第二十二条
无前条所列事由之一，而谢绝或告退者，得以城镇乡议事会之议决，于一年以上，五年以下，停止其选民权。
第二章
城镇乡议事会
第一节
员额及任期
第二十三条
城镇议事会议员，以二十名为定额。
城镇人口满五万五千者，得于前项定额外，增设议员一名。自此以上，每加人口五千，得增议员一名，至多以六十名为限。
第二十四条
乡议事会议员，按照人口之数定之，其比例如左：
人口不满二千五百者，议员六名；
人口二千五百以上不满五千者，议员八名；
人口五千以上不满一万者，议员十名；
人口一万以上不满二万者，议员十二名；
人口二万以上不满三万者，议员十四名；
人口三万以上不满四万者，议员十六名；
人口四万以上者，议员十八名。
第二十五条
城镇乡议事会议员，由本城镇乡选民互选任之。
城镇乡议事会议员选举事宜，照另定选举章程办理。
父子兄弟不得同时任为议员，若同时当选者，以子避父，以弟避兄。
若有父子兄弟现为城镇董事会总董事或乡董乡佐者，不得为该议事会议员。
第二十六条
城镇乡议事会各设议长一名，副议长一名，均由议员用无名单记法互选，其细则以规约定之。
第二十七条
议员以二年为任期，每年改选半数，若议员全数同时选任者，其半数即以一年为任满。
前项一年任满之半数，以抽签定之。若全数不能平分者，以多数为半数。
第二十八条
议长、副议长以二年为任期，任满改选。
第二十九条
议员及议长、副议长任满再被选者，均得连任。
第三十条
议员因事出缺，至逾定额三分之一者，应即补选。
第三十一条
议长因事出缺，以副议长补之。副议长因事出缺，应即补选。
第三十二条
补缺各员，其任期以补足前任未满之期为限。
第三十三条
议员及议长、副议长均为名誉职，不支薪水。
议长、副议长有办公必需之费用，得给相当之公费，其数目由本城镇董事会或乡董定之。
第三十四条
城镇乡议事会各设文牍、庶务等员，其员额薪水，以规约定之。
文牍、庶务员不限以选民，由议长、副议长遴选派充。
第三十五条
乡选民会议员无定额，以本乡选民全数充之。
乡选民会设议长、副议长，均由会员互选，其任期及再选，照第二十八、二十九条办理，若因事出缺，照第三十一条办理，薪水公费，照第三十三条第一、第二项办理。
第二节
职任权限
第三十六条
城镇乡议事会应行议决事件如左：
一、本城镇乡自治范围内应行兴革整理事宜；
二、本城镇乡自治规约；
三、本城镇乡自治经费岁出入预算，及预算正额外预备费之支出；
四、本城镇乡自治经费岁出入决算报告；
五、本城镇乡自治经费筹集方法；
六、本城镇乡自治经费处理方法；
七、本城镇乡选举上之争议；
八、本城镇乡自治职员办事过失之惩戒，惩戒细则，以规约定之；
九、关涉城镇乡全体赴官诉讼，及其和解之事。
第三十七条
议事会议决事件，由议长、副议长呈报该管地方官查核后，移交城镇董事会或乡董，按章执行。
第三十八条
议事会有选举城镇董事会职员或乡董乡佐，及监察其执行事务之权，并得检阅其各项文牍，及收支账目。
第三十九条
议事会遇地方官有咨询事件，应胪陈所见，随时申复。
第四十条
议事会于地方行政与自治事宜有关系各件，得条陈所见，呈候地方官核办。
第四十一条
议事会于城镇董事会或乡董所定执行方法，视为逾越权限，或违背律例章程，或妨碍公益者，得声明缘由，止其执行。
若城镇董事会或乡董坚持不改，得移交府厅州县议事会公断。
若于府厅州县议事会之公断有不服时，得呈由地方官核断。如再不服，由地方官申请督抚交咨议局公断。
第四十二条
乡选民会职任权限，照乡议事会办理。
第三节
会议
第四十三条
城镇乡议事会会议，每季一次，以二月、五月、八月、十一月为会期，每会期以十五日为限，限满议未竣者，得由议长宣示，展限十日以内。其有临时应议事宜，经地方官之通知，及城镇董事会或乡董之请求，或议员全数三分之一以上之请求者，均得随时开会。
每届会议，应由城镇董事会或乡董，将本届应议事件，距开会十日以前，通知议事会议员。其临时会议，事出仓猝者，不在此限。
第四十四条
会议时，议长如有事故，以副议长代理，若副议长并有事故，由议员中公推临时议长代理。
第四十五条
会议非有议员半数以上到会，不得议决。
第四十六条
凡议事可否，以到会议员过半数之所决为准。若可否同数，则取决于议长。
第四十七条
会议时，城镇董事会职员或乡董乡佐，均得到会陈述所见，但不列议决之数。
第四十八条
凡会议不禁旁听，其议长、副议长视为应行秘密者，不在此限。
第四十九条
会议事件，有关系议长、副议长及议员本身，或其父母兄弟妻子者，该员不得与议。
议长、副议长如有前项事由，照第四十四条办理。议员半数以上有前项事由，因而不能议决者，由议长将该件移交府厅州县议事会，或邻近之城镇乡议事会，代为议决。
第五十条
会议时，议员有不守议事规则者，议长得止其发议，违者得令退出，因而紊乱议场秩序，致不能会议者，得令暂时停议。
第五十一条
旁听人有不守规则者，议长得令其退出。
第五十二条
议事规则及旁听规则，由议事会自定之。
第五十三条
乡选民会会议，照乡议事会办理。第三章
城镇董事会
第一节
员额及任期
第五十四条
城镇董事会各设职员如左：
总董一名；
董事一名至三名；
名誉董事四名至十二名。
董事以该城镇议事会议员二十分之一为额，名誉董事以其十分之二为额。
第五十五条
总董以本城镇选民，由该城镇议事会选举正陪各一名，呈由该管地方官，申请督抚遴选任用之。
第五十六条
董事以本城镇选民，由该城镇议事会选举，呈请该管地方官核准任用之。
第五十七条
名誉董事以本城镇选民，由该城镇议事会选任之。
第五十五、五十六条及本条选举事宜，照另定选举章程办理。
第五十八条
总董、董事以二年为任期，任满改选。
第五十九条
名誉董事以二年为任期，每年改选半数，若同时就任者，其半数即以一年为任满。
前项一年任满之半数，照第二十七条第二项办理。
第六十条
总董、董事均支领薪水，其数目以规约定之。名誉董事不支领薪水。
第六十一条
董事会职员任满再被选者，均得连任。
第六十二条
董事会职员，不得同时兼任该议事会议员，若有由议员当选者，应辞议员之职。
父子兄弟不得同时任董事会职员，若同时当选者，照第二十五条第三项办理。
第六十三条
总董如有事故，以董事内年长者代理。年同，则以居本城镇较久者代理。若再相同，以抽签定之。
第六十四条
总董、董事因事出缺，及名誉董事因事出缺，至逾定额之半者，均即补选。
第六十五条
补缺各员之任期，照第三十二条办理。
第六十六条
城镇董事会因执行各事，有应设各项办事员时，由总董遴选派充，不限以选民，但须经董事会之公认，其细则以规约定之。
第六十七条
城镇董事会得设文牍、庶务等员，其员额薪水，以规约定之。
文牍、庶务员不限以选民，由总董遴选派充，或按地方情形，即以该议事会文牍、庶务员兼充之。
第二节
职任权限
第六十八条
城镇董事会应办事件如左：
一、议事会议员选举，及其议事之准备；
二、议事会议决各事之执行；
三、以律例章程，或地方官示谕，委任办理各事之执行；
四、执行方法之议决。
第六十九条
董事会于议事会议决事件，视为逾越权限，或违背律例章程，或妨碍公益者，得声明缘由，交议事会复议。若议事会坚持不改，得移交府厅州县议事会公断。
不服者照四十一条第二项办理。
第七十条
总董总理董事会一切事件，凡董事会公文函件，均以总董之名行之。
第七十一条
董事及办事员辅佐总董，分任董事会事件。
第七十二条
名誉董事参议董事会应行议决事件。
第三节
会议
第七十三条
城镇董事会每月举行职员会议一次。
每届会议，董事会文牍员应将本届应议事件，距开会五日以前，通知各职员。
第七十四条
会议时以总董为议长。
总董如有事故，按照第六十三条，以其代理者为议长。
第七十五条
会议时，非董事会职员全数三分之二以上到会，不得议决。
议决方法照第四十六条办理。
会议时，办事员就该管事务，亦得到会与议。
第七十六条
会议时，议事会议长、副议长、议员，得到会陈述所见，但不列议决之数。
第七十七条
会议事件有关系董事会职员本身，或其父母兄弟妻子者，该员不得与议。
总董如有前项事由，照第七十四条第二项办理。董事、名誉董事全数三分之二以上有前项事由，因而不能议决者，将该件移交本城镇议事会，代为议决。
第七十八条
凡议决事件，应随时报告议事会，并呈报地方官存案。
第四章
乡董
第一节
员额及任期
第七十九条
各乡设乡董一名，乡佐一名，以本乡选民，由该乡议事会选举，呈请该管地方官核准任用之。
第八十条
乡董、乡佐不得同时兼任该乡议事会议员，若有由议员当选者，照第六十二条第一项办理。
父子兄弟不得同时为乡董、乡佐，若同时当选者，照第二十五条第三项办理。
第八十一条
乡董、乡佐以二年为任期，任满改选。再被选者，均得连任。
第八十二条
乡董、乡佐均支领薪水，其数目以规约定之。
第八十三条
乡董如有事故，以乡佐代理。
第八十四条
乡董、乡佐因事出缺，均即补选。
第八十五条
各乡因执行各事，有应设各项办事员时，由乡董遴选派充，不限以选民，但须经乡议事会之公认，其细则以规约定之。
第八十六条
乡董得设文牍、庶务等员，其员额薪水，以规约定之。
文牍、庶务员不限以选民，由乡董遴选派充，或按地方情形，即以该议事会文牍、庶务员兼充之。
第二节
职任权限
第八十七条
乡董职任权限，照第六十八条第一至第三款，及第六十九条办理。
第八十八条
乡董就应办各事，定执行方法。
第八十九条
乡佐及办事员辅佐乡董，办理各事。
第五章
自治经费
第一节
类别
第九十条
城镇乡自治经费，以左列各款充之：
一、本地方公款公产；
二、本地方公益捐；
三、按照自治规约所科之罚金。
第九十一条
前条公款公产，以向归本地方绅董管理者为限。
其城镇乡地方向无前项所指公款公产，或其数寡少不敷用者，得由议事会指定本地方关系自治事宜之款项产业，呈请地方官核准拨充。
第九十二条
公益捐分为二种如左：
一、附捐；
二、特捐。
就官府征收之捐税，附加若干，作为公益捐者，为附捐。于官府所征捐税之外，另定种类名目征收者，为特捐。
前项附捐数目，不得过原征捐税定数十分之一。
凡以劳力或物品供给办理自治事宜之需用者，得计其相当价值，以特捐论。
第九十三条
公益捐之创办，由议事会拟具章程，呈请地方官核准遵行，嗣后如有应行变更废止之处，亦由议事会条议，呈请地方官核准。
第二节
管理及征收
第九十四条
自治经费，由议事会议决管理方法，由城镇董事会或乡董管理之。
第九十五条
公款公产之内，有系私家捐助，当时指定作为办理某事之用者，不得移作他用。其指定办理之事业以律例章程变更废止者，不在此限。
第九十六条
附捐由该管官吏按章征收，汇交城镇董事会或乡董收管。特捐由城镇董事会或乡董呈请该管地方官出示晓谕，交该董事会或乡董自行按章征收。
第九十七条
凡于本城镇乡内有不动产或营业者，即本人不在本地方居住，亦一律征收公益捐。
第三节
预算决算及检查
第九十八条
城镇董事会或乡董，每年应预计明年经费出入，制成预算表，于每年十一月议事会会议期内，移交该会议决。
议决后，除照第三十七条办理外，应由地方官申报督抚存案，并于本地方榜示公众。
第九十九条
预算内除正额外，得设预备费以备预算不敷，及预算各款外临时之支出。若预备费不敷支出者，非经议事会之议决，不得提用他款。
第一百条
城镇董事会或乡董，每年应将上年经费出入，制成决算表，连同收支细账，于每年二月议事会会议期内，移送该会议决，议决后，照第九十八条第二项办理。
第一百零一条
凡自治经费出入之检查，分为二种如左：
一、定期检查；
二、临时检查。
定期检查每月一次，由城镇董事会总董或乡董行之。
临时检查每年至少一次，由城镇董事会总董或乡董，会同该议事会议长、副议长及议员一名以上行之。
第六章
自治监督
第一百零二条
城镇乡自治职，各以该管地方官监督之。该管地方官应按照本章程，查其有无违背之处而纠正之，并令其报告办事成绩，征其预算、决算表册，随时亲往检查，将办理情形，按期申报督抚，由督抚汇咨民政部。其分属二县以上，或直隶州与县管辖者，由各该州县会同监督之。
第一百零三条
地方官有申请督抚，解散城镇乡议事会、城镇董事会及撤销自治职员之权。
解散或撤销后，应分别按章改选，城镇乡议事会应于解散后两个月以内，城镇董事会应于解散后十五日以内，重行成立，乡董应于撤销后十五日以内，重行选定。若城镇议事会、董事会同时解散，或乡议事会、乡董同时解散撤销者，应于两个月以内，先行招集议事会，所有选举及开会事宜，由府厅州县董事会代办，其城镇董事会及乡董，应于议事会成立后十五日以内，重行成立。
第七章
罚则
第一百零四条
自治职员有犯赃私及侵吞挪借款项者，除责令全数缴出外，仍按照律例治罪。
第一百零五条
自治职员有不受该管地方官监督者，应由地方官详请该管上司，核准办理。
第一百零六条
自治职员有以自治为名，干预自治范围以外之事者，城镇乡议事会各员及城镇董事会名誉董事，于会议时停止其到会三日以上，十日以下，城镇董事会总董、董事及乡董、乡佐，停止其薪水半月以上，二月以下，其情节重者，均除名。
第八章
文书程序
第一百零七条
城镇乡议事会、城镇董事会及乡董行文该管地方官，用呈，彼此互相行文，及与府厅州县议事会、董事会互相行文，均用知会，地方官行文城镇乡议事会、城镇董事会及乡董，用谕，城镇乡议事会、城镇董事会及乡董，行文本省咨议局，用呈，本省咨议局行文，用知会。
第一百零八条
城镇乡议事会、城镇董事会及乡董，各备木质图记，由督抚核定式样，通行各该管地方官刊发，仍由地方官申报上司立案。
第九章
附条
第一百零九条
本章程施行之期，遵照钦定逐年筹备事宜清单办理。
第一百零十条
本章程内所定应由府厅州县议事会、董事会办理之件，在府厅州县议事会、董事会未经成立以前，由各该地方官代办。
第一百十一条
本章程如有增删修改之处，得由议事会拟具条议，呈送本省咨议局，由咨议局审查后，呈请督抚咨送民政部核议，奏明修改。
第一百十二条
地方自治 篇3
关键词：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政府；行政管理
中图分类号：D63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11-0022-01
自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的民族地区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当前，我国民族地区行政管理体制已经全面进行了改革，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行政效率、政府职能转变都发生了较大转变，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工作方面意识及举措等问题也逐步凸显出来，但是基于民族地区的特殊性，地方政府行政管理仍旧面临着各种问题。
一、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发展情况分析
当前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导致民族问题增多，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农牧民对城市生活的适应相对缓慢。农牧民与城市居民这两个生活方式完全不同的群体，城市化让他们走到一起。农牧民与城市居民在经济层面、社会层面，以及心理归属感之间的差异存在，成为影响农牧民融入城市的诸多因素。由于不能迅速地适应城市生活，在日常的工作生活里难免发生摩擦碰撞，一些部门行业工作态度的不友好又会让进城的农牧民感到愤怒不满，社会性的矛盾逐步积累加深。第二，民族意识不断增强。从社会生活的方面来看，少数民族社会生活发展的不平衡导致民族问题增多，表现为：第一，医疗条件相对比较差。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少数民族看病难、就医难的问题依然普遍，医疗设备落后，医生的医疗水平差，甚至卫生院的基础设施都比较落后简陋，远远达不到少数民族群众的看病需求。第二，教育不平等。内蒙古的少数民族聚居在偏远地区，教育的投入、办学条件等都比不上城镇地区。有些地区，上学难的问题依然存在。第三，社会保障不完善。农牧民认为新型社会保障形式不可靠、不安全，难以信任。等到年老后，没有了获得生活资金的来源，物质基础得不到保障，精神层面更加的空虚，不分是非对错，极易引发民族问题，加剧了少数民族无语地方行政管理难度。
二、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政府行政管理面临的问题
1.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不均衡。我们以内蒙古为例，其经济呈现出 “中部突起，两翼滞后”的特点。呼市、包头、鄂尔多斯市是内蒙古经济发展的主要地区，被誉为内蒙古的“金三角”，对内蒙古的发展具有带动作用，并且整体的经济实力位居前列。虽然由呼市、包头、鄂尔多斯“金三角”组成的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的水平比较高，但是其他地区的发展就相对来说有很大的不足，限制内蒙古实现其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主要的瓶颈仍然是地区之间发展差距的问题，同样也是在群众之间产生矛盾、摩擦以及冲突的重要的原因来源。当他们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的利益需求没有得到有效的满足时，会容易增加其民族不满的情绪，而且更容易支持自己民族的价值观以及行为取向，从而致使少数民族的中华民族认同感开始逐渐减弱。同时我国的其他少数民族自治地区也有不同程度的经济发展不均衡问题。
2.地方干部行政管理工作自治意识不强。自从我国开始正式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发展的非常好，但是当前的政府机构和职能仍不够完善，主要表现在职能的交差和重叠、职能过多、管理扩大化等乱象，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地方政府对于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认识不足，自治意识不强，没有摸透民族地方行政管理的特点。
3.民族自治地方传统政治习惯对行政管理的影响。我国各个少数民族都有着自我特色的民族文化，这是少数民族长期发展过程当中所形成的，这种传统会不但的渗透到政治生活的每个层面，最后就会对民族地方政府的行政管理工作造成影响。而当民族地方群众遇到问题和困难的时候，往往采取传统习惯进行解决，地方政府的行政工作就被悬空了，有时候这种传统习惯所进行的解决是效果并不强，甚至会和国家的政策相悖，更使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行政管理工作难度加剧。
三、提高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政府行政管理效能的措施
1.大力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均衡发展。民族地区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职能以发经济发展做为基础，人民的生活水平只能通过发展才可以得到提高，民族群众的爱国热情只能凭借发展的各项成果才能够得以培养，激发少数人民对祖国的建设的积极主动性以及创造性。显而易见，少数民族群众对中华民族的高度认同感是与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有着直接的联系。党和国家对于加速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实施了很多可行的措施，但还是需要对一些工作常抓不懈，例如民族地区的就业、脱贫、补偿资源开发等方面的工作，这样才能够激发出少数民族人民更加热爱祖国的浓厚情感以及民族团结的凝聚力。
2.完善少数民族地区干部用人机制。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行政管理的主体是广大干部，干部的素质也就决定着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管理工作的发展。所以我们应该对干部用人机制进行改革，改变民族区域地方干部素质不高的现状。在关注干部素质提高的同时还需要协调好汉族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之间的关系，既要重视少数民族干部的意见也要考虑到汉族干部的想法，要以国家和少数民族地区利益为准。在干部任用方面要对少数民族干部所受到的教育及语言等情况充分的进行考虑，要使所制定的规则以民族平等原则为基础，加大力度进行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在民族区域地方发挥出少数民族干部特殊的作用，有效的促进地方政府行政管理效能。
3.充分发挥大众媒体的宣传作用。新闻媒体舆论处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前沿阵地，是社会舆论的风向标、导向器，引领人们的思想道德建设。现代网络媒体是人民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它可以影响一个人的思考定位。它们每时每刻以不同的方式给人民群众提供各种消息和资讯，然而这些消息资讯会对人民群众形成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通过文化和意识的传播，影响其人们的对行政管理的习惯。
总之，民族区域自治管理是我国行政管理重要的一个部分，解决当前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政府行政管理所面临的问题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政府的高度重视，也需要多措并举，不断进行改善，使民族区域自治管理工作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乌云高娃.浅论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管理创新[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2]阮朝奇.行政生态视角下民族一线自治州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
地方自治 篇4
(一) 在研究内容上, 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的特殊性有待深入挖掘
目前, 学界关于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的研究成果颇多, 但对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特殊性的阐释明显不足, 从而导致国家层面的政策实施过程中过分地强调一刀切, 忽略了民族自治地方的特殊性。同样, 在理论研究过程中, 学者们也更多的是用一般的理论来解释和研究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 抹杀了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的特殊性。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的独特性, 根源于民族自治地方行政权力———“自治权”的独特性。因此, 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学的学科体系, 必须围绕着以自治权为核心的行政权力来设计。但目前的研究中学界对这一特殊性的挖掘明显不足, 尤其是在机构设置, 公务员制度建设、政府过程的相关研究成果中我们很少看到特色性的研究成果。
(二) 研究方法上, 学科的单一性, 视角的狭隘性、静态性有待改善
首先, 目前对于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活动的研究中, 学者们更多的是从某单一学科的角度进行研究的, 多学科之间的交流不够充分, 研究的视角也过于狭隘, 而且偏于传统的规范研究与法律制度描述, 讲“应然”者多, “实然”者少, 静态分析多, 而动态的、政治过程的运行分析少。因而, 导致大量的研究成果形不成学科的优势互补和相互支撑, 表现出用相对简单的方法与手段解决比较复杂的问题, 影响了成果的概括力和抽象力, 表现为理论创新能力不够, 理论解释力不强, 甚至出现低水平重复现象。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学科无疑又是一个新兴的交叉性边缘性学科, 其研究内容, 研究方法和视角上等方面都需要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 需要与其他学科的充分交流与碰撞, 促进各学科之间的交流与沟通, 充分发挥各学科的优势, 共享资源, 而且能够避免过去研究视角和方法单一、研究资料有限等方面的局限, 推动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研究的深入发展。
其次, 目前的研究更多的是从宏观的, 自上而下的视角进行研究的, 缺乏微观的、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客观上, 在行政管理活动过程中, 政府处于主导的地位, 社会及其民众处于从属的地位, 学者们的研究视角自然是自上而下的宏观的视角, 而不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微观的视角, 但是, 类似研究成果难以有效解释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活动中存在的很多问题, 也难以为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提供有效的政策依据。
当今, 民族自治地方, 尤其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安定有序的发展及少数民族群体权益的保护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的政治社会问题, 民族自治地方存在的问题由于国际、国内环境的巨大变化, 呈现出日益复杂的态势, 其复杂性超越以往任何时空。因此, 单从中央政府、上级政府 (相对于民族自治地方政府) 、政府 (相对于社会、民众) 、正式制度规范 (相对于非正式制度) 等单一视角分析如此复杂的问题, 显然是力不从心。
(三) 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研究亟需实证定量方法的支撑
目前, 在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学已有的研究成果中, 学者们主要运用传统的规范研究方法对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的管理活动进行定性研究、静态研究占据了绝大多数, 而且研究的视角多是国家宏观层面的政策、制度的描述研究, 而针对微观层面的经验研究、动态研究相对薄弱。特别是在现有的民族自治法制框架下, 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实践越来越深入到民族自治地方生活的细微处。比如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开发、生态环境保护与少数民族生活方式、都市化、工业化进程中的民族区域自治与少数民族文化、少数民族社会固有的社会组织规范与国家法律的实施等方面;并且, 不同层面的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呈现出日益多样化的管理经验和管理模式需要总结和概括。因此, 在未来研究中我们可以在一些过去研究尚未涉猎或涉猎很少的, 与少数民族生活息息相关的领域做一些经验研究的尝试。比如, 有关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开发;生态环境保护与少数民族生活方式的保护;都市化、工业化进程中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少数民族社会固有的社会组织规范与国家法律的冲突与整合等方面可以做一些有益的尝试。此外, 针对各个不同性质、类型的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由于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和对民众的回应及呈现出日益多样化的管理经验和管理模式进行总结和概括, 为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实践活动提供丰富的经验素材。
(四) 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中非正式制度的作用有待挖掘
“因俗而治”更多的体现了非正式制度的作用。以往有关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的研究中, 学界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于正式制度, 有意无意忽视了非正式制度的作用, 因此, 在研究成果中我们看到更多的是, 民族自治地方组织机构的优化、政府职能的完善、公共财政体系的健全等研究, 更多地专注于正式制度的因素, 而对民族自治地方特殊的意识形态、风俗习惯、宗教等非正式制度因素的关注不够。
在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的研究中, 如果将非正式规则挖掘出来, 可以解释很多正式制度所解释不了的现象。只有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相容时才能实现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制度的高效。通过对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活动过程中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和作用的研究来确定哪些是可以转化为社会发展的和谐因素, 哪些是需要我们加以改革和完善的, 进而建立一套与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制度相匹配的非正式制度来推进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高效运行, 实现制度的预期目标。
(五) 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的宪政困境亟待成为研究的核心问题
可以预见, 民族自治地方的族群和谐将成为中国和平崛起的一个重要问题。但是在如何处理这些问题上, 事实证明, 要长期保持民族自治地方族群关系的和谐稳定, 只是依靠严厉惩罚或优惠政策是不够的。在这个方面, 中央的意图再好, 政策再理性, 如果缺乏良好的制度保证, 执行过程也会走样。因此, 在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活动中, 如何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的这一职能, 就成为考验民族自治地方政府能力和效率的一个重大问题。在以往的研究中, 对如此敏感和复杂的重大问题我们都有意无意采取回避矛盾, 只谈成就、不谈问题, 只谈宏观、不谈微观的固定思维模式中, 更有甚者把这一领域视为禁区。无论在理论上, 还是在实践中, 一味消极地以中央的决策作为惟一标准, 导致学术研究沦落为对中央决策和政策的解释和注解, 不能为中央的决策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 导致理论抽象与概括不够、创新不足、解释力不强等现象。我国的民族自治地方建立在单一制的政治框架内, 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成为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活动的关键问题, 而在以往的研究中, 我们更多从中央的视角研究两者的关系, 而很少从民族自治地方的视角研究这一问题, 更没有把处理两者的关系放在宪政的视野下, 仅仅把宪法作为处理两者关系的前提, 而不是把宪法本身作为两者关系的本来内容加以考虑, 从而导致这一问题的最终搁浅。
(六) 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的现代公共管理模式亟待建立
目前, 我国正处于社会的大变革时期, 全球化、工业化和市场化成为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 在这个大背景下民族自治地方政府要转变政府职能、规范政府管理行为, 形成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政府治理模式。
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公共管理模式的建构需要对作如下方面的内容进行重点研究:1.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的宪政价值与对民众的回应;2.民族自治地方传统人事行政向现代人力资源方面的转化。3.民族自治地方行政责任伦理的建设。4.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第三部门力量的引进和管理。5.民族自治地方治理模式的转变。6.民族自治地方公共政策。7.民族自治地方战略管理。8.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的绩效评估。通过上述整体推进, 在理论和实践上实现民族自治地方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化和更新。
二、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未来发展的提出以及立足点
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的未来发展是建立在以往行政管理经验的基础上, 从一个学科发展的多维角度衡量这个基础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 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实践
民族自治地方诸多行政管理实践中, 最根本和居于核心地位的是宪政发展实践, 它既是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赖以建立的基础和保证, 反过来又是检验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绩效最根本的标准。
从中国处理这一问题的现状来看, 我们已经为此作出了相当的努力, 也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确立了解决民族问题先进的价值理念、制度规范和行为模式, 建立了普遍的治理的制度保障。在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和政策的指导下, 通过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对民族自治地方实施具有宪政意义的行政治理基本上实现了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目的, 达到了管理的效果和自治的目标。但是, 面对如此丰富的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实践, 尤其是处理族群矛盾这样复杂、多变和不确定性的问题, 仍然需要学术界对此有一个高度的理论概括和学科总结, 以适应日益发展的民族自治地方管理需要。
(二) 民族自治地方的政治发展
在可以预见的相当长时间内, 中国的民族自治地方最大的政治性问题就是加快民族自治地方的发展, 它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 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如果对这一目标加以概括的话就是民族自治地方的政治发展问题, 而民族自治地方的政治发展是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文化发展的核心和关键。而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管理实践, 就是推动民族自治地方政治发展的最直接的力量和手段。民族自治地方的政治发展是维护国家统一, 加强民族团结的必然要求, 也是促进民族自治地方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 也是实现民族平等的重要内容和保障。因此, 加快民族自治地方的发展, 必然要求加快民族自治地方的政治发展, 就要求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管理按照政治发展的目标推动这一进程的实施与完善。加快民族自治地方的政治发展首先要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实现民族自治地方政治民主化、制度化和法律化;其次要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为民族自治地方的政治发展提供重要的外部条件;再次是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 奠定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则和基础。
实现民族自治地方的政治发展, 推进宪政建设是其核心, 推动民族自治地方进一步实现宪政化的进程、巩固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合法化程度, 以及培养各族人民、尤其是各个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感等, 实现民族团结、平等和繁荣, 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边疆稳定。
(三) 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学科建设
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的研究经历了从初创、积累和初步繁荣的几个阶段, 表现为, 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在行政学领域中逐步受到重视, 研究队伍络绎壮大、学术成果不断涌现, 围绕着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管理研究知识总量不断增加, 对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管理实践具有较大的促进和推动。但是, 复杂多变的世界、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社会变革速度空前加快, 使得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管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压力:由于其面临着特殊的行政管理环境, 担负着特殊的使命与职责, 因而使得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管理与一般地方相比面临着特殊的困难与问题, 需要通过加强学术研究, 为民族自治地方的管理实践提供科学的指导, 空前地提高了学术研究的价值和重要性。伴随社会的发展, 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不断地受到新的学科范式的冲击, 其中最大的冲击力就是新公共管理的兴起, 因而适应新公共管理的提出的要求, 就成为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必须面对的问题。
三、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未来发展的目标取向与基本内容
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未来发展取向的提出, 实质上是为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未来发展提供标准和规范。同时, 价值规范和目标取向可以从不同的视野和角度去理解, 从而呈现出多样化的特色。
(一) 实现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价值取向的调整
整个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立以及完善, 在其初尝、建立和完善的逻辑体系中, 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伟大实践中不断确立和完善的, 因此, 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 都有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 价值追求也是逐渐趋于完善的。比如, 在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过程中, 中国共产党就经历过由“民族自决”向“民族区域自治”的转变;同样, 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目标定位上, 也表现出其目标定位的内涵与外延的变化, 即“解决民族问题”, 还是既包括“解决民族问题”, 又包括更加广泛的“民主”、“法治”、“人权”等在内的价值诉求。同样, 在民族自治政府建设过程中, 我们经历过由崇尚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转变;由人治政府向法治政府的转变;由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由封闭型政府向公开透明型政府转变的过程。所有这一切的转变, 都是建立在行政管理实践、学科发展嬗变基础上的价值取向和追求的变化上, 从而必然引起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全方位的变化。
(二) 实现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系统的功能更新
通过调整管理系统功能, 应对全球化浪潮掀起的持续性改革的洪流满足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价值取向的变化。在这方面, 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同一般地方的行政管理一样, 面临如下行政管理职能的调整与转变:第一, 民族自治地方政府职能要实现由“管制型”向“服务型”转变;第二, 民族自治地方政府要实现由“大而全”的全能型政府向“小而精”的责任型政府转变, 调整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民的关系;第三, 调整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的职能, 培育市场机制、培育公民精神, 放松政府规制;第四, 民族自治地方政府要实现治理方式的转变, 提高自身的自治力。
(三) 实现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系统的结构变革
通过结构的变革以适应民族自治地方政府职能的转变。民族自治地方政府行政系统的变革应该注重如下几个方面:第一, 民族自治地方政府行政组织的重构, 以适应职能转变的需要;第二, 建立合理有序的分权的机制, 包括中央政府向民族自治地方分权;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向社会、市场和公民分权;第三, 民族自治地方政府规模适度, 提高行政效率, 降低行政成本;第四, 改革干部人事制度, 建立培养民族干部与公平竞争的人力资源开发相一致的选拔机制, 提高民族自治地方公务员的素质与质量, 调动其积极性, 并提升其责任感;第五, 推行电子政府, 应用现代科学技术提高行政效率。
地方自治 篇5
2013-11-12 08:2
5宁夏回族自治区地方税务局
公 告
2013年第2 号
自治区地方税务局关于调整部分地方税纳税期限的公告
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现将我区部分地方税纳税期限调整事项公告如下：
一、城镇土地使用税
城镇土地使用税按年征收，分季缴纳。分季缴纳的税款应于季度终了后15日内缴纳入库，入库期限最后一天如遇法定节假日可向后顺延。
二、房产税
房产税按年征收，分季缴纳。分季缴纳的税款应于季度终了后15日内缴纳入库，入库期限最后一天如遇公休假日可向后顺延。
本公告自2014年1月1日起执行。
宁夏回族自治区地方税务局
地方自治 篇6
1.1 对发展电子政务的本质认识不足
简单地把电子政务等同于政府上网, 以为把政府一些政策、法规、条例搬上网络就万事大吉, 没有把传统的政务工具同网络服务有机地结合起来, 提供全方位的服务。这些都是注重信息手段而忽视政府业务流程改进的结果。另外, 重电子轻政务, 重硬轻软。这是我国现阶段电子政务发展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自1999年以来, 我国电子政务的主要发展方式就是硬件投资, 把电子政务仅仅当做政府部门的计算机化, 在硬件设施上投入大量的资金, 却不重视软件的开发, 也不重视业务流程的再造, 而是用计算机系统去模仿传统的手工政务处理模式, 其结果是很多政府部门的计算机设备成为高级打字工具, 或者成为一种摆设, 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1.2 缺乏统一的建设规划和技术标准
民族自治地方的电子政务发展, 由于缺乏统一的建设规划和相应的技术标准, 导致各部门之间缺少沟通与协调, 垂直建网自成体系、互联互通难以实现形成信息孤岛、数据库建设不规范、信息资源标准不统一、发展不平衡等问题相继出现。同时, 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与电子政务的统一性、开放性、交互性和规模经济等自然特性存在严重冲突。缺乏规范和标准将造成低水平的重复建设, 使得政府间信息共享度低、信息割据和信息资源浪费状况严重。大多数跨部门的重点业务系统被牵头部门设计成了部门内系统, 资源共建共享模式没有达成共识, 自建、自用和自成体系的电子政务建设模式明显, 一个完整的电子政务体系人为地割裂成了一个个“烟囱”, 潜在的信息孤岛风险突出, 政府的协同能力受到极大牵制。
1.3 政府网站中的实用信息资源匮乏
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网站存在着“三多现象”。一是空站多, 在各个搜索引擎上, 几乎旗县以上的政府网站都能搜索到, 真正顺着链接进去的时候, 却有很多不能打开。二是老站多, 这些网站内容陈旧, 更新不及时, 有时一个月也见不到一条新信息, 相当多的政府部门电子政务网仅仅局限于把一些法律、法规、政策、条文从纸上搬到网上;公开的信息数量少, 质量也不高;网页的形式比较单一, 网页与网页之间的链接渠道少, 各级政府的电子政务还没有形成网络。三是死站多, 大体浏览一遍所有可以访问的站点后就可以发现, 大多数网站仍停留在简单的概况介绍上, 其实用性不足;其中很难找到所需的具体业务部门的详细信息, 而且多数没有电子邮件地址, 公布电话号码的也不多。
1.4 经济发展滞后制约电子政务发展
我国民族自治地方最为显著的客观事实是生产力水平较低, 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依托这种经济背景建立起来的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的观念意识和自主能力也相对较弱, 政府扶贫基金和外生诱致因素的资金基本用于解决温饱问题和基础设施建设, 而对电子政务的发展力度明显不足。2006年中国电子政务技术与应用大会暨第五届中国政府网站评估结果发布和经验交流会显示, 在31个省级政府网站中, 网站绩效排名后五位的是:甘肃、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宁夏、福建、广西;在333个地市级政府网站中, 10个地市级政府没有网站, 全部来自民族地区;在抽样的402个县级政府网站中, 68个县级政府没有政府门户网站, 其中民族地区占绝大多数。事实证明, 经济的发展水平决定着电子政务的发展程度和运行状况。
2 发展民族自治地方电子政务的建议
2.1 创新电子政务发展理念
正确认识电子政务的重要性和发展趋势, 大力提倡政务的电子化和网络化。重管理轻服务、重电子轻政务是民族自治地方实施电子政务存在的问题。电子政务必须与行政体制改革相配合, 否则即使投入再多的资金, 最终也只能沦为信息孤岛。民族自治地方在实施电子政务时存在着政府公务员的观念较落后、传统政府运作体系及机制需要较大力度改革的问题。所以, 这些主观上存在的问题应当受到重视并加以解决。在改进过程中, 必然对传统行政权力的行使提出更高的要求, 并改变过去机构设置不合理, 政府各部门职能交叉、重叠、办事没有严格的程序, 行政流程不合理、透明度低、暗箱操作等现象, 只有这些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电子政务在民族自治地方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2.2 加强电子政务发展规划
从民族自治地方的实际出发, 制定总体规划, 科学设计电子政务整体构架。由于目前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很多, 但是政府财力有限, 电子政务发展不可能全面开花, 齐头并进, 必须有选择、有重点地进行, 要明确工作重点, 分清轻重缓急, 紧紧围绕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核心问题和热点问题开展, 对那些社会需求大、经济和社会效益明显以及基础性、全局性的项目, 集中人力、物力、财力, 加快建设步伐。正确处理上下左右的关系, 充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 确保互联互通、资源共享, 避免重复建设, 防止各自为政。民族自治地方的电子政务发展, 应把网上办事、政务公开作为门户网站建设的重点, 对面向公众服务的办事项目, 规范业务流程, 简化工作环节, 充分让民族自治地方的企业和群众享受到电子政务的便利。
2.3 充实政府网站信息资源
对于已经建立的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网站, 应努力克服“三多现象”, 积极构建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努力使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网站发展成为政府间互联互通、一体化的政务平台, 资源整合、协同办公、突出服务。努力使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网站不仅是政务信息发布和业务处理平台, 更是知识加工、知识决策和知识获取的平台。努力使政府各部门办公人员之间的信息共享和交流更加通畅, 通过数据挖掘、加工而使零散的信息成为知识, 使相关政府工作人员能够在恰当的时间使用恰当的知识, 为民族自治地方行政决策提供充分的信息支持。总之, 在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网站建设过程中, 要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结合起来, 从实际出发, 讲求实效, 节省开支, 不搞花架子和形象工程, 避免重复建设。
2.4 积极拓宽资金来源渠道
由于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相对滞后, 单靠自身的资金来发展电子政务是远远不够的, 在未来一段时期内还要依赖外部资金的注入。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的财政来源基本是单一计划体制, 主要由中央政府提供。因此, 中央政府可以通过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专项财政转移支付、民族优惠政策财政转移支付以及国家确定的其他方式, 增加对民族自治地方的资金投入来促进其电子政务的发展。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民族自治地方电子政务发展的现状及制约民族自治地方电子政务发展的主要因素, 进而提出民族自治地方加快电子政务发展的主要途径及对策。
地方自治 篇7
民主的内容广泛而形式多样, 对实现民主的方法而言, 主要有选举、表达自由、复决、罢免等, 但是对于民主的制度而言, 则需要考虑到我国的现实, 如此广阔的地域和广博的人口, 必须设计不同的制度以满足民主的需要。而地方自治作为一种地方民主的表达和实践, 为民主的实现提供了可行的方法和有效的制度。孙中山甚至认为:“地方自治者, 国之础石也。础不坚, 则国不固”。学者James Bryce也曾指出:“民主政治的最佳学习场所与政治成功的最佳保证, 乃是实施地方自治”。尽管如此, 在我国轰轰烈烈的政治体制改革中, 却鲜有对“地方自治”的讨论, 而是以“行政体制改革”替代了“政治体制改革”, 似乎行政体制的改革就能一举扫去臃肿的官僚机构和低效的政府服务对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殊不知, 没有民主的制度, 没有人民群众的参与, 任何改革都难以保证给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著名纯粹主义法学家凯尔森有云:“所谓地方自治 (local autonomy) 是分权和民主这两种观念的直接和周密的结合。”地方自治让一定区域内的居民有享有自治的权利, 而地方自治在全国范围内的推行, 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民主的范围, 将主权在民落到实处, 并能不断提高人民的参政议政能力。同时, 由于现代福利国家的扩张, 国家在处理地方事务上已经逐渐显得力不从心。在地方自治下各自治地区办理其自治事项, 在经费不足时, 可以由国库对之进行补助, 中央为使得各自治地区之间的经济平衡发展, 对于贫困的自治地区, 中央也应酌情予以补助, 只是地方自治后的财力, 如果足以自给, 则国库可以不予援助, 这样可以减轻国库的负荷, 而可以转向进行其他经济建设。通过因地制宜的地方自治, 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地方的经济文化优势, 避免官僚主义的阻碍与损耗, 进而让自治之地方能更好地发挥其所长, 为本地居民谋得最大限度的利益。所以, 分权就显得更加现实而紧迫。地方自治制度作为集“民主”与“分权”的制度手段于一身的政治制度, 其重要性可见一斑。
一、地方自治的概念
地方自治 (local selfgovernment或home rule或local autonomy) 这个名词, 往往随着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政治结构, 不同的社会文化以及不同的社会背景, 产生不同的认识。如《剑桥百科全书》则从内部自治 (Home rule) 的角度进行界定, 认为它是“将原来由上级权力机构实施的某些立法权力和行政职能下放给划定界限的地区内选出的机构。内部自治通常是为替代分裂而提出的一种做法”。台湾地区学者薄庆玖认为, 所谓地方自治, 系指一定地区的人民, 基于法律的授权, 在国家的监督之下, 自行组织自治机关来办理公共事务的政治制度。我国宪法学者郑贤君教授认为, “国家特定区域的人民, 由于国家授权或依据国家法令, 在国家监督下自行组织法人团体, 用地方的人力财力物力自行处理自己的事务的政治制度。”“自治”从字面理解应该是“官治”的反面, 就是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而毋庸他人管理与过问。地方的事务完全由地方上的人来管理, 不受中央的干预, 自治的权力完全掌握在地方人民手里, 以地方人民的意思为意思, 地方人民有权决定与处理地方事务而不必向上级政府负责。总而言之, 不管其侧重点如何, 重心都落在“自己办自己的事”这个主题上。在发达国家, 地方自治与宪政、民主、人权、法治一样, 早已成为政治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近年来, 这些国家的地方自治又出现了两种新的趋向:首先, 是联邦制国家和单一制国家在实行地方自治方面的趋同;其次, 是在全球地方化 (或者叫世邦化) 进程中对社区自治的重视。
一般认为, 地方自治的存在有四个要素:自治区域、自治居民、自治权力、自治机关。这几个要素中除了自治居民和自治机关的含义和范围尚能确定之外, 其它要素则有不同的界定。例如, 袁世凯认为自治的区域最好为区 (村) , 孙中山则认为县 (县级市) 为最好的范围, 认为自治范围包括省的也大有人在。对自治权力来说, 到底自治地方的自治权力有多大, 中央和地方的各种权力如何划分等问题都有诸多争论。
二、我国地方自治的历史与发展
清朝末年, 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 中国处于内忧外患的深重灾难之中。在社会各界和民间舆论的强烈呼吁和推动下, 清政府为了挽救其摇摇欲坠的政权, 不得不仿学宪政, 派遣大臣出国考察, 着手实行变法, 地方自治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清政府在变法修律的同时颁布了一系列的地方自治章程, 并在全国各地加以实施。1908年, 清政府颁布了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及选举章程, 次年又颁布厅州县自治章程及选举章程。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 形成了地方自治的初步架构。但由保守派的阻挠, 清末地方自治的权力极为有限。辛亥革命后, 北洋军阀政府继续推行地方自治, 其间虽然遭到袁世凯政府的阻挠, 但地方自治的步伐并没有停止。后来的南京国民党政府遵循孙中山的遗训, 继续推进地方自治。可以说, 这一时期的历代中国政府都将地方自治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加以考量。但由于此一阶段国际国内形势的复杂多变, 统治集团将地方自治与维护其专制统治联系在一起, 因而地方自治并没有按其原有的意义和目的加以实施。直到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 真正符合宪政意义的地方自治也没有在中国建立起来, 近半个世纪的地方自治实践实际上以失败而告终。
194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对中国社会进行疾风暴雨般的全面改造。建国伊始, 共产党就宣布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 标志着与传统中国社会的彻底决裂。同时由于实行的是与旧中国完全不同的政治制度, 因此国民党政府原来推行的地方自治制度就被迫中断。虽然解放后也在宪法中规定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但那只是出于民族团结和政权巩固的需要而设计的一种政治制度, 这种自治制度对自治的主体和区域都作了明确的限定, 无论从设立的初衷还是实际的运作来看, 与真正意义上的地方自治都相差很大。即使这样一种特殊的地方自治制度, 其自治权也并没有得到法律的有效保障。地方自治权的一个最重要方面就地方立法权, 虽然我国宪法第一百一十六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点, 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但同时又规定:“自治区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报省或者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 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这样相互矛盾的规定实际上剥夺了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权。因此至今为止, 各民族自治地区还没有制定一部真正的地方自治条例。与此相对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则给予了香港和澳门以真正的立法权。如前者第十七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立法权。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须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备案不影响该法律的生效。后者第十七条也有同样的规定。
2007年, “十一五”规划提出, “理顺省级以下财政管理体制, 有条件的地方可实行省级直接对县的管理体制”。2008年到2009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意见》 (中发200812号) 、《国务院关于编制2009年中央预算和地方预算的通知》 (国发200835号)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09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 (中发20091号) 、《关于推进省直接管理县财政改革的意见》 (财预200978号) 等文件, 以财政体制改革为突破口, 推进“省管县”改革, 并确定了“2012年底前, 力争全国除民族自治地区外全面推进省直接管理县财政改革”的改革目标。
三、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和“地方自治”尚有差距
我国是世界上政府层级最多的国家, 我国现行政府财政层级有五级, 相应形成了中央对省、省对市、市对县、县对乡四对财政关系。虽然《预算法》规定“一级政府、一级预算”, 各级政府是独立的利益主体, 但现实中这四对财政关系是由行政隶属关系决定的, 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行政权力体现为具备决定下级的收入分配和支出责任的经济权力, 于是下级就不可避免地扮演着上级的“代理人”角色。
市管县 (市) 体制是在20世纪80年代为了促进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而作出的政治选择。在以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过程中, 这种体制安排在城市化发展中确实发挥了显著作用。截至2004年底, 全国共有地级行政建制333个, 其中地级市283个, 占地级行政建制的80%。地级市领导县的数量占全国总数的70%, 人口占总人口的80%以上。但在我国初步确立市场经济体制、大都市圈经济兴起、城市区域化进程加快等新趋势下, 市管县体制原有的优势开始逐渐丧失, 已经难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国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需要, 成为政府和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 改革势在必行。
然而, 由于地理和先天的因素, 我国不同省区区域差异显著, 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差异大, 不同地区的体制效率以及对体制本身的需求也不尽相同, 部分地方甚至有条件实施地方自治, 但是也有不少地方连“省管县”的改革时机都还不成熟。加上“省直管县”这种体制上的大手术, 牵涉到数以万计的政府官员的升降去留和其妻儿老小的生计, 涉及到数以亿计的政府资产科学配置和依法处置, 涉及到新架构的运转磨合, 其影响之巨, 牵涉面之广, 难度之高, 阻力之大是很难预测并有效控制的。除此之外, 以目前我国学术界对行政体制改革甚至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现状来看, 不仅数量不多, 也不够深入, 公开出版的更是少之又少。而甚为重要的可行性评估以及对具体每个地方的实证调研也未见论证。关于“地方自治”的研究则似乎成为了“学术禁区”, 其缘由难道是民国时期曾大力倡导地方自治么?
虽然学界对“省管县”的改革成果预期颇高, 但是从地方自治的角度来看, 省管县只是减少了市一级的管理, 但在隶属关系上并没有实质的改变, 改革后省对县的领导还是强有力的隶属关系, 而县在自治上的权力也并不必然得到加强, 很多县有可能还会因为缺乏市一级的领导和整合而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有所退步。“省管县”改革的结果虽然能够精简一级政府, 降低政府运行成本, 提高服务效率, 但是并不能完全消除官僚主义的弊病, 市一级的管理退后了, 省一级的管理走到前台, 从本质上说, 只是换了一个“管理者”, 并不是对县自治的保障。事实上, “省管县”改革只是行政体制的改革, 省、市、县在行政事务上的改革和分工虽然能够起到一定的效果, 但与事实上的“地方自治”还是有不小的差距。加上我国历来的政党政治习惯, “省管县”的效果如何还有待观望。
“省管县”改革离“地方自治”还有多远?这也许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地方自治的本质是让地方人民自己参与管理本地区的事务, 实现地方民主与分权, 这已经涉及到民主与分权的范畴。而以财政体制改革等为内容的“省管县”行政体制改革能够担此重任吗?这就需要依靠我们的智慧和努力, 继续推进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 如此, 行政体制改革才能名正言顺地走上正轨。
摘要：由于“地方自治”不仅能够实现民主与分权的目标, 还让地方人民直接参与管理地方事务, 对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作用, 所以“地方自治”曾一度成为民主与宪政的标志, 并且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目前正在进行以“省管县”为中心的行政体制改革, 虽然被寄予厚望, 但是还是和“地方自治”有很大的差距, 要达到预期的效果, 也许还需要朝“地方自治”的方向努力。
关键词：地方自治,历史发展,“省管县”改革
参考文献
[1]《孙中山全集》 (第三卷) , 中华书局出版社1981年版。
[2]James Bryce.Modern Democracies, New York:The Macmillan Co., 1924.
[3]凯尔森著, 沈宗灵译:《法和国家的一股理论》, 中国人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6年版。
[4]薄庆玖:《地方政府与自治》, 台湾五南图书公司, 2001年版。
[5]郑贤君:《地方自治学说评析》,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1年第2期。
[6]韩铁英:《团体自治的虚像与实像——日本中央与地方关系浅析》, 《日本学刊》, 1997年第4期。
[7]喻希来:《中国地方自治论》, 《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4期。
地方自治 篇8
生态文明建设考验民族自治地方领导干部的创新能力
生态文明的提出不仅是对人类文明史的回顾与反思, 更是对人类文明向何去的思考。生态文明要求人类应该走向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的文明形态。
1. 生态文明的提出是对领导干部创新能力的挑战
人类文明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国家产生以后, 每一种文明的发展都与国家行为密切相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各级领导干部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开展工作, 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发展经济需要消耗各类资源, 在生态资源转换为经济资源的过程中, 二者难以自动实现正和博弈, 需要领导干部充分发挥创新能力, 统筹协调好经济利益与生态资源利益, 但目前人与自然的矛盾十分突出;在社会利益的分配中, 需要领导干部准确识别各方利益诉求, 通过合理公正的制度安排实现相对公平的利益分配, 但越来越严重的社会利益分配不公问题正是说明了领导干部创新能力的不足。2.
2.民族自治地方建设生态文明面临若干难题
据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 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人口的8.41%, 共建立了155个自治地方, 民族自治地方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64%, 实行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少数民族人口总数的75%。民族自治地方资源富集, 草原面积、森林和水力资源蕴藏量以及天然气等基础储量, 均超过或接近全国的一半, 是国家的重要生态屏障。经过60多年的发展, 民族自治地方各项事业取得了巨大发展, 经济总量由1952年的57.9亿元增加到2008年的30 626.2亿元, 增长了92.5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30多倍;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19倍, 但是由于历史和自然环境等原因, 大部分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滞后, 与其他地区差距比较大, 最为突出的是贫困问题, 贫困人口达770多万;自治地方财政收入很少, 2008年人均仅为2521.84元, 绝大多数仍是“吃饭财政”, 发展经济的渴望很强烈, 处于经济快速发展、保护生态、社会和谐发展的多难境地。
3.领导干部创新能力决定民族自治地方生态文明建设进程
根据法律规定, 民族自治地方享有以下自治权:自主管理本民族、本地区的内部事务;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自主安排、管理、发展经济建设事业, 合理调整生产关系和经济结构, 自主管理隶属于本地方的企业、事业单位, 管理和保护本地方的自然资源, 管理地方财政;自主发展各项文化社会事业等。民族自治地方生态文明建设需要领导干部充分行使行政权和自治权, 结合各地实际, 制定规划和方案, 通过层层落实机制, 加强制度建设。而其中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领导干部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
生态文明建设中民族自治地方领导干部创新能力不足
领导干部的创新能力决定着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但是当前民族自治地方领导干部创新能力不足, 严重制约着民族自治地方生态文明建设。具体表现为:
1.创新意识不强
创新意识是一切创新活动的前提, 是人们根据社会和个体生活发展的需要, 产生前所未有的思想或观念的动机, 并在创新活动中表现出的意向、愿望和设想。当前, 有的民族自治地方领导干部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责任意识不强, “不求有功, 但求无过”思想较普遍, 在经济决策中仍然将经济增长指标作为第一要务, 为了经济增长不惜牺牲自然资源和环境利益, 甚至以加剧社会矛盾为代价。2.
2. 缺乏创新方法
创新方法缺乏是制约民族自治地方领导干部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遇到的普遍问题。由于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新生事物, 没有直接可以拿来应用的方法, 需要靠领导干部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但是由于缺乏创新方法, 许多民族自治地方领导提不出具有前瞻性和可行性的战略思考和方案设计, 甚至有的连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质内涵都还没有搞清楚, 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工作思路往往不能脱离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模式。
3. 创新环境不足
创新成果的大小多少, 取决于人才资源开发和利用的程度。领导干部必须注重人才的发现、培养、引进和使用工作, 营造良好创新人才环境。但是民族自治地方领导干部在营造创新环境方面存在不足, 不求更好, 只求不乱的思想还较为突出。
提升创新能力
1.增强创新意识
思想和观念是行动的先导, 创新意识在领导干部创新能力中居于影响全局的关键地位。增强创新意识, 首要的是要有危机感和使命感, 建设生态文明就是要求领导干部要本着对自己负责, 对后代负责, 对自然生态环境负责、对社会负责的责任意识, 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 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有效调整各方利益, 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的多赢。
2.提升创新思维能力
创新思维是创新能力的核心和支柱。创新思维是在一定知识、经验和智力的基础上, 灵活运用各种思维方法, 创造新的思维成果的活动, 是多种类型的思维在创造活动过程中的一种有机结合。民族自治地方领导干部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提升创新思维, 就是要求领导者做“有心人”, 善于学习, 学习生态文明有关知识;勤于思考, 对本地方生态文明建设有关问题进行探索, 发现并提出问题;根据有关知识, 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 并到实际中去验证, 以修正缺陷和不足, 达到更加完整、完善。
3. 创造创新环境
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每一位公民的参与, 如何发挥生态文明建设各类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决定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成败。领导干部要创造宽松的创新氛围, 允许人们大胆去试, 大胆去闯, 并为之创造条件, 同时通过建立、完善创新激励机制和制度建设, 使人们乐于创新, 从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总之, 生态文明建设对民族自治地方领导干部提出了更高要求, 只有善于学习、勤于学习, 多思考、多尝试, 不断增强创新意识、创造创新方法、营造创新环境, 才能承担起应有的责任。
地方自治 篇9
一美国环境公民诉讼制度及其经验谈
环境公民诉讼是起源于美国的一项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环境公民诉讼是由社会民众发起的重要的环境法律诉讼活动。环境公民诉讼的实质是指非官方法律实体(主要是社会公众包括个人、环保团体)对违反环境法律的任何人(包括非官方和官方法律实体)依据法律的授权提起诉讼，要求环境法律得以有效的实施。
尽管环境公民诉讼是为了保护公共环境利益，但并不是任何与案情无关的人或环保组织都理所当然地可以以维护公共环境利益为名而提起诉讼。美国早期的司法判例对原告的起诉资格采取一种严格限制的做法，美国最高法院在1937年的“田纳西电力公司诉田纳西流域管理局”一案中确立了“法律权利说”。依据该学说，除非原告能积极证明其法律上保障的权利已经或者正在遭受侵害，否则原告不具有起诉资格。但是，在20世纪40年代后，法院面对有关公益的争执日益增加，使法院明显地感觉到“法律权利说”的局限性，因而在诉讼中对原告的起诉资格开始逐步放宽。到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最高法院通过“数据处理服务组织诉坎普”案、“塞拉俱乐部诉莫顿”案、“联邦诉反对管理机关程序的学生”案以及“杜克能源公司诉卡罗莱纳环境研究集团有限公司”案等重要判例推动了环境诉讼原告资格的发展，法院不再以法律上保障的权利受侵害作为原告享有起诉权的要件，只要求原告受到“事实上的损害”，便可提起诉讼。事实上的损害并不仅仅局限于经济上的损害，环境舒适及非经济损害也包括在内，作为环保团体不能单纯以其关心环保事务而作为原告起诉，它还必须具体地指出其会员受到损害。当然，在清洁空气法中由于没有对公民作任何利害关系的限制，许多联邦上诉法院认为如果依清洁空气法提起诉讼，公民不必证明有实际的损害。
为了防止滥用这一制度，法律规定下列情形下环境公民诉讼并不必然启动：(1)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行为除外。针对行政机关的公民诉讼只能是对行政机关的非自由裁量行为的诉讼，至于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行为，法院一般进行不干涉，以免影响行政机关合理运用有限资源以争取最大公益的能力。但是，如果法院认为行政机关的执法行为的确过于松散，以至于有滥用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为时，仍可能会接受该环境公益诉讼;(2)行政机关已经开始执法的行为除外。环境公益诉讼建立的目的是为了弥补政府执法之不足，防止环境行政机关不作为的行为损害公共利益。因此，如果环境行政机关已经开始积极采取措施对环境污染行为进行追究，那么公民就不能因此再提起公益诉讼。如根据1972年美国清洁水法的规定，当“环境保护局局长或州政府已开始且积极诉诸联邦或州法院采取民刑事措施以要求污染者遵行排污标准、限制或命令时”，便不得提起公民诉讼。
二赋予自然物种原告资格的美国模式考察
在美国，有关以自然物种作为环境公益诉讼原告主体既有理论探索也有先例可循。最早有关自然物种做理论研究的当属美国学者克里斯托弗·D·斯通。他认为，自然物种不应当享有权利，它们不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寻求法律救济的观点既不是必然的, 也不是明智的。我们不能说因为河流和森林不能说话, 所以它们不能享有原告资格。公司也不能说话, 国家、不动产、婴儿、无行为能力的人、市政当局、大学等也都不能说话, 但律师可以为它们说话, 就像他们平常为普通人的法律问题代言一样。我们应当像处理法律上无行为能力的人, 那些成为植物人的人的法律问题那样来处理自然物的法律问题。斯通的这一理论创新, 在环境公益诉讼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他使社会民众认识到:从古至今一直被视为无生命表象的“客体”的自然物, 在适当的历史条件下, 完全有可能具有法律上的“主体”身份。道格拉斯大法官援引了斯通在《树木应当享有原告资格吗——论自然物的法律权利》中的观点, 指出:如果我们重新塑造一个联邦规则, 允许以自然物名义, 在联邦部门或联邦法院对那些掠夺、丑化或者被公路或推土机侵略以那些引起公愤的损害提起诉讼, 那么, 环境问题上有关“原告资格”的关键性题将简单化。当代公众对保护自然生态平衡的关注应当趋向于授予环境对以原告资格, 让它们可以为自己的保存而提起诉讼。虽然道格拉斯大法官的意见属于少数意见, 但这种观点并非天方夜谭, 在现有的制度和技术框架内完全能够实际操作的制度, 人类文明的每一次进步不都是从惊世骇俗到逐渐变得天经地义的吗?
帕里拉鸟诉夏威夷土地与自然资源部案是以濒危物种作为共同原告的第一案。1979年，美国夏威夷联邦地区法院判决了美国第一个以濒危物种作为共同原告的案件，该案件在美国的判例汇编中被称为帕里拉鸟(美国的一种濒危物种)诉夏威夷土地与自然资源部案。在本案中，帕里拉鸟塞拉俱乐部、国家奥特朋协会(一个保护鸟类的环保团体)、夏威夷奥特朋协会以及A lan C.Z ieg ler先生作为共同原告。原告们认为被告为了运动打猎的目的，在帕里拉鸟的关键性栖息地放养野生绵羊和山羊的行为违反了《濒危物种法》的规定。这些野生绵羊和山羊会吃树皮、小树苗和种子，阻止了森林的再生，破坏了帕里拉鸟的关键性栖息地。原告方要求被告清除该片森林里所有的野生绵羊和山羊。被告否认自己的行为“危害”了帕里拉鸟的关键性栖息地。但法院最后认定被告的行为构成了“危害”，判决原告胜诉。但是在本案中，被告并没有对帕里拉鸟的原告资格提出质疑，法院也没有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必须指出的是：1937年的《濒危物种法》在公民诉讼条款中规定“任何人”都可以针对违法该法的行为提起诉讼，但该法和任何其他法律都没有规定濒危物种本身可以作为原告。在帕里拉鸟诉夏威夷土地与自然资源管理部案之后，在许多有关濒危物种的案件中，原告(一般是环保团体)都把濒危物种本身作为共同原告(并且一般是第一原告)，这后来逐渐成为了一种习惯做法。直到2004年10月20日之前，美国法院从来没有对濒危物种的原告资格问题进行过裁决。
三启示与对策
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探究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环境公益诉讼遇到的最大障碍就是要求原告必须与本案具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而环境公益诉讼并非都如此，它或是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人，或是涉及不特定多数间接利害关系人的环境公益，要么是纯环境公益。这种状况必然导致国家环境公益、社会环境公益及不特定多数人的环境利益受到侵害却无法通过法律上的诉讼手段予以解决。对此，可以借鉴美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理论与实践，适度放宽原告的起诉资格，在环境公益诉讼中，突破现行立法“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方可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障碍，将起诉资格要件扩大到“与本案有直接或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即：原告不局限于具体的合法权利或财产受到损害的特定人，任何人只要已经或即将受到其所指控的污染环境违法行为的“事实上的损害”，就具备原告资格，而不管这种损害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也不管被损害的利益是个人利益还是公共利益。从美国公民诉讼的立法实践看，环境公益诉讼的起诉主体非常广泛，所有主要的环境法规都授予“任何人”或“任何公民”针对“任何人”或“任何当事人”的违反环境法律的行为而提起诉讼的权利人被宽泛地定义为包括公民个人、公司、法人、社团和政府机关(包括检察机关)。在中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设计中，结合中国国情，并从诉讼经济和防止滥用诉权方面考虑，应当规定环境行政机关、检察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公民个人均有权提起环境公益诉讼。
至于赋予自然物种原告资格值得商榷。确立自然物种(尤其是濒危物种)的原告资格，在诉讼程序上有一个明显的符合度，它与我国现有诉讼法体系中的“直接利害关系”的原告资格是相吻合的。毫无疑问，在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的情况下，自然物种(尤其是濒危物种)本身肯定是“受害者”，当然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然后，通过设计诉讼代理人制度，就能解决诉讼中的技术问题。问题是，我们的诉讼是只能以“人”作为原告，所谓自然物种(尤其是濒危物种)只能是处于一种客体范畴。自然物种在目前的法律体系中还不具有民事主体资格，还不具有任何法律意义上的“权利”主体资格。一种较可行的做法是赋予自然物种(尤其是濒危物种)以共同原告资格，以实现环境利益的共同维护。濒危物种当然不能自己去行使权利，但是，如果其具有程序意义上的原告资格，法律上就可以设计出一种制度，由其代理人通过司法程序来保障其生存利益。
在积极拓宽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环境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范围之余，应合理控制可诉主体的范围，以防止出现环境公益诉讼诉讼不正义的现象。在美国，很多情况下环境法领域的公民诉讼成为了实现其他商业利益的一种工具。以1978年的TVA v.H ill一案为例。虽然本案的原告在表面上声称诉讼是因为由于Te lli co大坝的出现使得一种名为田纳西州蜗牛的鱼类受到威胁。但是实际上本案原告的诉讼目的却不是保护鱼类，而是阻止大坝的修建。同样的，根据《濒危物种法案》所提出的对斑点猫头鹰保护的诉讼，更多的是基于停止砍伐树木的目的，而不是挽救任何濒危的物种。这种诉讼行为既满足了那些设法防止伐木的社会活动家的需要，又符合那些期待由于砍伐限制而能使木材价格上升的私营木材公司的利益。除了以上案件之外，环境保护团体有时候还成为商业竞争中用来打击对手的工具。实践中，原告经常以撤诉为条件，换取被告捐赠环保基金。原告可以获得大笔研究经费，而被告也可以以此避免诉讼带来的高额罚款。
摘要：因其所处的生态地理位置、脆弱的环境气候条件及其重要的自然资源比重, 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环境公益诉讼更具有战略意义。然而, 我国相关法律对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的条款既显得笼统, 也缺乏可操作性。对此, 美国环境公民诉讼制度以及赋予自然物种原告资格的美国模式都具有批判与借鉴之处。
关键词：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环境公益诉讼,美国范例,启示与对策
参考文献
[1]崔华平.美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研究[J].环境保护, 2008 (4) :90
地方自治 篇10
一、相关理论基础
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 区域经济发展的全部内涵为区域经济增长, 是指一个国家或社会财富增加, 即各种产品和劳务总量的不断增长, 以货币形式表示, 则是国民生产总值的不断增长过程。20世纪60年代以后, 这一观点面临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形势的严峻挑战。这些国家国民生产总值尽管取得了很大提高, 但其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等却没有得到改善, 贫困、失业、两极分化等问题仍然非常严重, 使得经济学家开始重新认识经济发展。区域经济发展的涵义包括多方面:首先, 人均收入水平提高, 通常用人均GDP来衡量;其次, 以技术进步为基础的产业结构升级, 包括在GDP中工业和第三产业的比重不断提高, 在工业中深加工工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比重不断提高, 在第三产业中, 新兴的现代化的服务业比重不断提高, 技术层次更高的产业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最后, 城市化水平提高, 经济发展意味着更多的民众参加到经济发展过程中来, 有传统的农民转化成现代化产业的工人, 聚集到城市里, 从事效率更高的第二、第三产业活动, 带动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
新的经济增长理论发展, 使得高等教育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得到更多的强调, 高等教育在培养高层次产业工人, 提升技术水平, 促进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在区域经济发展中, 对高等教育的发展情况应予以充分的考虑, 将其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来做战略部署, 使之和区域整体发展相适应, 充分发挥其作用, 提升区域经济发展的科技实力和产业升级。我国目前高等教育的主要承担者即高等学校中地方高校占比极大, 是高等教育的主力军。地方高校发展竞争激烈, 既有来自中央高校的竞争, 又有来自相同区域地方高校的竞争, 地方高校自身要获得更好发展, 在战略上要有新的着眼点。对区域经济发展与地方高校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既对区域经济发展提供思路, 又对地方高校自身的战略规划提供新的视角, 促进地方高校自身的发展。
经济理论指出, 某些经济变量之间确实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这种均衡关系意味着经济系统不存在破坏均衡的内在机制, 即使变量受到干扰偏离长期均衡点, 在均衡机制调整下会在下一期重新回到长期均衡点。协整表明, 尽管两个序列都是非平稳的, 但两者的某个线性组合却可能是平稳的。两个序列之间的这种稳定关系, 是对经济学中所说的规律的定量描述。因此, 研究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就是在研究变量之间的定量关系。协整关系的经济意义在于:两个经济变量, 虽然它们各自具有各自的长期波动规律, 但是如果它们是协整的, 则它们之间存在着一个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协整关系还是避免“伪回归”的检验, 两个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则对它们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就排除了“伪回归”的可能性。协整关系存在的前提条件是变量为同阶单整序列。下面以内蒙古自治区为例, 进行实证分析。
二、内蒙古地方高校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因果关系检验
本文选取内蒙古1987年至2011年的内蒙古生产总值作为衡量区域经济发展的指标, 用IG表示;选取内蒙古1987年至2011年地方高校的在校生数作为衡量地方高校发展指标, 用SE表示。选取的数据来自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内蒙古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对地方高校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因果关系检验涉及的数据均为取对数后进行分析, 取对数的原因:首先, 是符合经济增长的理论的一般形式;其次, 能够保留数据所包含的有用信息。对数据取对数后, 作为衡量区域经济发展指标的内蒙古生产总值用LIG表示;作为衡量地方高校发展的内蒙古地方高校在校生数用LSE表示。
(一) 内蒙古地方高校与区域经济发展的ADF单位根检验
对数据进行ADF检验是为了检验数据的平稳性, 进行因果检验的时间序列是平稳的是Gre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要求。对内蒙古地方高校与区域经济发展数据进行平稳性的ADF检验是避免“虚假回归”, 探寻数据之间真实关系的必要步骤。因此, 在进行Grenger因果关系检验之前, 首先对时间序列进行ADF检验, 以确定其平稳性。
用计量经济学软件Eviews5.1进行检验, 具体检验结果如下:
表1是LIG和LSE在水平下、一阶差分、二阶差分的分别仅含截距、同时含截距和趋势、同时不含截距和趋势的ADF检验结果:
(二) 内蒙古地方高校与区域经济发展的Johansen协整检验
由上文中的ADF检验结果表明内蒙古地方高校与区域经济是同阶单整序列, 可以进行协整检验, 以检验两者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对于两个变量的协整检验, Eangle和Granger提出了两步检验法, 也称为E-G检验。本文采用较新的Johansen检验, 使用计量经济学软件Eviews5.1, 检验结果如下:
由检验结果可知, 内蒙古地方高校与区域经济之间存在唯一的协整关系, 即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从检验结果得出二者的协整方程为:
式中, Log likehood为79.71640, 标准误是0.11950。
(三) 内蒙古地方高校与区域经济发展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基于以上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结果, 可以判断排除了“伪回归”的可能性, 对内蒙古地方高校与区域经济发展的数据可以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运用计量经济学Eviews5.1软件, 根据AIC、SC准则, 确定最佳滞后期为4阶, 做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如下:
由检验结果可知, 内蒙古区域经济发展是内蒙古地方高校发展的Granger原因, 而内蒙古地方高校发展不是内蒙古区域经济发展的Granger原因。因此, 数据检验结果拒绝了内蒙古地方高校与区域经济互为因果关系的假设, 它们之间是单向的因果关系, 内蒙古地方高校发展是内蒙古区域经济发展的Granger原因被拒绝, 没有得到数据支持。但是内蒙古地方高校发展的存量因子即人力资本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成为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 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随着内蒙古区域经济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 随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过程而日益明显。由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 结合上文中计算得出的协整方程, 可以分析得出结论:内蒙古区域经济发展增长1%, 内蒙古地方高校发展将增长1.35%。从上文对内蒙古地方高校和区域经济的数据分析中可知, 内蒙古区域经济发展迅速, 相对地方高校发展而言, 发展超前, 即地方高校发展现状落后于区域经济发展。地方高校总体发展规模较小, 但其发展空间较大, 内蒙古区域经济的发展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增长迅速, 随着内蒙古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 地方高校在较大的发展空间里必然会快于区域经济的发展速度, 因此有效的支持了上述结论。这一检验结果并非是检验内蒙古区域经济与地方高校互为发展因果关系的正确与否, 目的在于通过定量的科学分析研究二者的实际关系现状, 为内蒙古地方高校战略规划提供现实思路, 让其战略规划更能促进内蒙古区域经济的发展, 最终使自身获得持续健康的发展。
三、结语
通过上述的论证, 内蒙古地方高校和区域经济发展存在互动关系:首先, 内蒙古区域经济发展促进了地方高校的发展, 代表内蒙古区域经济发展的生产总值是代表内蒙古地方高校发展的在校生数的Granger原因, 内蒙古地区生内蒙古区域经济发展增长1%, 地方高校发展将增长1.35%;其次, 内蒙古区域经济的发展会受到地方高校不断发展后所增加的存量因子的影响, 即人力资源的积累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会越来越大, 内蒙古地方高校所培养的人才留在区内为经济建设服务的逐年增多, 由于内蒙古区域经济发展迅速, 吸引了区外大量人才的流入, 特别是高层次人才, 尽管整体存量较低, 但是出现了逐年增长的趋势, 人力资源积累所产生的作用正在逐步显现。
摘要：区域经济与地方高校的相互关系是区域经济发展中需要重点研究的问题, 本文从区域经济与地方高校相互关系出发, 运用计量经济学理论对两者进行实证分析。以内蒙古自治区为例, 在现实数据的基础上对两者进行ADF检验、Johansen检验、Granger检验, 得出两者的协整方程, 在量上把握两者的关系, 最终得出两者之间是单向因果关系, 即区域经济发展是地方高校发展的原因, 而地方高校发展不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原因。
关键词：区域经济,地方高校,Granger检验
参考文献
[1]孟庆红.区域经济学概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3
[2]李俊英.对地方高校高等教育定位的思考——为区域经济发展服务[J].科学与管理.2009, 1:55-57
[3]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历年
[4]内蒙古自治区统计局《.内蒙古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历年
[5]教育部发展规划司《.中国教育统计年鉴》[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历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