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地方自治主义的变迁（通用3篇）
清末民初地方自治主义的变迁 篇1
清末民初地方自治主义的变迁
> 从十九世纪后五十年到二十世纪前三十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混乱的时期。内乱外战，延绵不断，政局动荡， 国势渐微，眼见皇位不保，清廷被迫变法以延帝祚，虽苦心经营，亦难挽颓势，终于在督抚的胁迫和革命党造反这两股力量的冲击下一朝瓦解。在导致清帝逊位的政治角力中，督抚、他们手里的新军及他们所代表的地方势力起着从内部瓦解朝廷的作用，不容小觑。实际上，在辛亥起事前十一年，大权在握的督抚们已经不露声色地与清廷分庭抗礼，庚子年的“东南互保”与造反无异，清廷竟无奈地忍受了朝臣的羞辱。地方势力的兴起与他们摆脱朝廷控制的能力逐渐增强，成了晚清政治的一大特色，它奠定了清末宪政预案中地方自治的民意基础和民初的联省自治运动。在清末民初，虽然地方主义和联省自治都曾被地方势力用作与中央集权做斗争的政治工具， 但它在理论和实践上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创新，起到了探索和实验的功效。
清朝的中央集权制是中国历史上最强大、最完备的制度，除了旨在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还有一层深意：加强对汉人及汉人官吏的控制。自清朝入关到太平天国起义前的二百多年里，权力牢牢控制在皇帝和满族王室、满族官吏的手里。清廷在与太平天国作战中连遭败绩，形势危急，不得不起用像曾国藩这样的汉人募兵平叛;在剿灭太平军之后，又不得不起用李鸿章的淮军围剿捻军。因作战的紧迫，朝廷给了督抚在地方上募勇练兵、荐官任事和筹饷理财的权力，待持续二十多年的内乱平定后，清朝最有作战实力的军队已完全落入了汉人之手。不仅如此，原先由中央支配各省的人事和财政大权也落到了汉人督抚手里。宣统继位后，摄政王及皇室权贵难以忍受地方势力日益坐大，曾想利用筹备立宪的时机，收回督抚手中的权力，但立即受到督抚及地方势力的顽强抵抗。在朝廷与地方势力的明争暗斗中，暴发了四川的“保路运动”，紧接着，武昌城里响起了催命的枪声。
武昌首义，各省督抚纷纷通电独立，清帝在各省一片独立声中黯然逊位。革命党人请漂泊海外的孙中山回国组织临时政府。一九一二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南京国民政府由各省实力派要员或由他们推荐的人士组成，兵权在省，立法与财政权在省，中央政府无兵无钱，国家的政治重心在省一级。此时的中华民国，实际上成了一个松散的联邦国家。
南北议和之后，袁世凯接替孙中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上任不久，便开始筹划从财政改革上入手，强行分税制，把各省的`主要税种控制在中央， 继而又下令严禁各省向外国银行借款，此举基本上把各省的财政权收归中央。接着又开始削督、废省、收兵权，企图一举消灭地方自治势力，集权中央，为复辟帝政铺路。南方各省对袁世凯推行中央集权的强烈不满引发了反袁的“二次革命”。袁世凯暗杀宋教人，也把国民党人推向了反袁的同盟军中。
国民党在与袁世凯的斗争中也和各省督军一样，打起了地方自治旗帜，借以反对袁世凯的北京政府。值得思考的是，虽然在后来的北伐战争及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在政治上又渐渐走向集权，但孙中山和国民党其他领袖当时在政治上的确是倾向于地方自治的，县级自治、省级自治一直是孙中山“宪法之治”的核心内容。《建国大纲》第十六条规定：“凡一省全数之县皆达完全自治者，则为宪政开始时期，国民代表会得选举省长，为本省自治之监督”;第二十三条规定：“全国有过半数省份达至宪政开始时期，即全省之地方自治完全成立时期，则开国民大会，决定宪法而颁布之。”孙中山民国五年在上海政见演说会演讲时亦说：“地方自治者，国之础石也。础不坚，则石不固。观五年来之现象，可以知之，今后当注全力于地方自治。”但从清末民初政治斗争的轨迹来看，政治家和地方军阀往往是在与中央作斗争时便祭起地方自治的法宝，一但推翻中央政府后，便开始向中央集权发展，逐步压制地方自治的空间，直至取缔地方自治。
民初的联省自治本是清末地方主义的延伸，它的出现有着特殊、复杂的政治背景和思想背景。清末西学东渐，西方宪政思想开始影响中国知识分子。戊戌变法失败后，像康有为、梁启超这样的维新人士纷纷避难海外，大量学生东渡日本求学，他们广泛接触明治维新后已经成熟起来的日本政治制度，了解英、美、法、瑞士的联邦政治和自由主义的宪政思想，把联邦主义的理论和国外的地方自治经验传播到国内，留学生、维新派、革命党人在自治理论研究和思想的传播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外来思想家中，卢梭对中国早期联邦思想的形成影响最大，梁启超19发表了《卢梭学案》，辛亥革命时，各省的独立运动便以梁启超介绍的卢梭思想做理论基础。美国学者杜威在应邀来华演讲时，把美国的联邦制度和美国的政治自由联系起来，认为这是完美的结合。胡适也有这种思想，大力宣传杜威的学说，这是对期待中国由地方自治起步逐渐实现宪政的人们的肯定和鼓励，使他们的奋斗有了目标。检阅民初报刊，从辛亥革命直到抗战前南京政府执政的十年里，介绍、研究、宣传地方自治、联邦主义、联省自治的文章多如牛毛，众多著名的学者、文人、政府官员、报刊编辑都写过这方面的文章，的确起到了舆论导向作用。但也应该看到，民初西方宪政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所造成的影响，主要还是在学术界和知识分子。联省自治的更实在原因，是袁世凯死后各省对北洋系武人把持下的中央政府的极度失望、对军阀连年内战的怨恨和无奈之举。尤其是当国民党以广东为基地公开讨伐北京政府之后，夹在南北之间的各省地方势力深怕战火烧到自己的地盘，在国宪未定、国家行宪之日无望的背景下，湖南首倡省宪，四川、浙江、广东、江苏、湖北、云南、贵州、广西也纷纷制定省宪，地方官吏、士绅协商联省自治，把保境安民建设乡梓视为力所能及的政事，他们图强自保，以苟活于军阀混战的乱世。
北伐胜利后不久，南京国民政府便也开始在统一的旗帜下向中央集权发展。裁兵、币制改革、财政改革，一步步收回各省的自治权限，终于引起地方势力的强烈反弹，南京政府与广西、山西地方势力的摩擦和战争，重演了民初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斗争的历史。南京政府在内忧外患下再也无力用武力实现中央集权，终于向地方势力妥协，维持着一个地方仍享有很大自主权的外表上统一的中央政府。
台湾学者胡春惠教授这本《民初的地方主义与联省自治》，从清末地方主义形成的根源一直写到民初各省独立、自治直到联省自治的成因，史料丰富，广证博引，见识独到，解析透彻，是一本研究民初地方自治历史的极有份量的学术著作。本书在台湾出版多年后能在大陆出
版，弥补了这一学术领域的空白。
清末民初地方自治主义的变迁 篇2
关键词：乡治,团练,士绅,警察制度
两次鸦片战争打破了清政府长期以来的闭关锁国政策, 使中国逐渐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尤其是封建文化根深蒂固的中国农村, 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和经济渗透下, 看似顽固的乡村社会结构逐渐被打破, 传统乡村治理模式的弊端逐步显现。面临这一时代变局, 诸多有着开放思维的文人开始着眼于对乡村秩序的重新整合, 力求融合中国传统乡治思想和西方近代民主政治理念, 形成一种独具特色的乡村自治思想。他们的探索随着晚清政局的变化先后经历了启动、发展和成熟三个阶段, 各阶段形式独特但又紧密衔接, 进一步加速了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结构的变革, 推动了中国政治制度的近代化。
在中国长达上千年的封建历史进程中, 乡治的顺利开展一直是与当时的政治文化制度和社会经济制度密不可分的。宗族体系作为维系古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最基本系统, 它不仅是统治者推行官僚政治、宣扬儒家思想的基本工具, 而且也是维护乡村社会自身利益的工具。但是, 由于族权长期又那些豪强势力把持, 致使乡治腐败现象屡屡发生, 严重影响了清王朝的最底层统治[1]。加之西方殖民势力的逐步渗透, 农村经济破产现象严重, 各地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特别是19世纪五六十年代席卷了大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不仅造成了农村社会的进一步衰敝, 而且极大地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 一些追求救亡图存的学子们借此契机, 开启了中国乡村自治近代化的序幕。
一、启动阶段:推行团练和初步认识西方民主制
清末乡村自治的探索始于19世纪50年代。在这一阶段, 推动传统“乡治”近代化转型的主要力量为清中央政府和一些隶属早期维新派的地方官绅。他们不仅着力从中国传统乡治模式的内部寻求突破, 还适时地引入了许多西方民主政治的精神内容。
众所周知, 保甲制度一直以来是封建统治者极力推崇的一种乡村管理制度。因此在对晚清以来屡遭破坏的乡村机制进行修缮时, 清中央政府和顽固派官绅还是希望主要从传统的保甲制度中借鉴有效的统治策略, 即在强化农村保甲制度的同时, 地方官绅要自主地、大规模地举办“团练”, 为国家权力在乡村社会的进一步渗透开辟道路。保甲制度的严密性虽然可以加强政统, 但是一旦为乡族势力所控制, 就无法发挥其官僚政治的应有作用。太平天国运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摧毁了乡族势力在农村的影响, 但是它的失败也导致了国家权力在农村中的进一步渗透, 脱胎于保甲的“团练”便成为了这种政治渗透的工具。团练原本是作为乡村治安应急的工具, 在嘉庆元年的川楚教乱时曾经出现过, 但那时办团练也仅仅局限于西南一隅。而太平天国运动的广泛性促使清政府不得不开始在全国各地农村推行“团练”制度, 其后, 团练遂以燎原之势发展开来。
从源头上来说, 团练一般被认为是传统保甲组织的衍生, 只是在保甲原有规模上的进一步扩充。但由组织团练的最终作用, 我们可以看出清政府加强政权力量对乡村渗透的取向, 而且团练也确实在晚清政府的国家内部统治中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主要表现在:由地方官绅自发组织的团练奉行“事由绅办、官为督率”的基本原则, 而在订立兵勇作战原则时, 清政府也要求兵勇必“不可自顾乡闾”, 而必须“与官兵联为一气”[2]2318。同时为了更进一步地削弱乡族势力在团练中的影响, 清政府甚至颁旨撤去四川、浙江等省的团练大臣, 将团练大权收归督抚。可见, 清政府大力推行的团练实为一种农村军事化的地方统治手段, 它极大地加强了清中央政府在地方基层的发言权, 有效地削弱了乡族势力。
由上文可见, 清政府在改造乡治时主要着眼于利用乡村内部的传统资源。但是一些“放眼看世界”的新型官僚和近代知识分子却以一种更为现代化的思维来重建乡治。他们的出发点虽然还都是站在“礼失求诸野”的中国传统立场上, 但是他们却在具体措施上引入了更显民主和自由的西方宪政模式。最早在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徐继畲的《瀛寰志略》中, 我们就可以看出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对于西方农村治理模式的羡慕之情, 两人都对西方社会“推择乡官理事, 不立王侯”的政治运行模式进行了介绍。此外, 游历西方多国的薛福成还依据中国古圣哲学中的“有恒产即有恒心”的思想对西方选举中的“以富者为贤”的原则进行了论证[3], 而郑观应则是从中国科举制度的弊端出发来研究了西方“公举之法”的社会和政治意义。归根结底, 这些知识分子都认为西方乡治中所体现出的民主性既可以有效地缓解官民矛盾, 又可以加强国家权力对农村社会的影响力。
由此可见, 无论是清政府在地方推行的“团练”制度, 还是先进知识分子试图引入西方民主政府的思想, 都是在对中国传统的乡治模式进行改造, 都是为了进一步强化国家权力在乡村政治中的渗透。
二、发展阶段:西方警察制的推行
进入19世纪90年代末期, 随着民族危机的空前加深以及地方团练的腐败堕落, 一些开明官绅逐渐认识到了团练已经满足政治统治的需要, 于是他们效仿西方政治理念, 适时地引入了西方的警察制度, 以此作为地方自治改革的先导, 开始从根本上来改造乡治。
虽然在光绪二十四年, 湖南巡抚陈宝箴和按察使黄遵宪等人就创办了中国警察制度的雏形———保卫局, 但它却未能得到清中央政府的支持, 于戊戌政变后被裁撤[4]。之后, 在光绪二十七年, 直隶总督袁世凯创设了保定警务局, 既有警察局之名, 又有警察制度之实, 且得到了清中央政府的承认, 之后在全国各地得以推行, 并“视村庄之大小, 定警兵之多寡”[5]。
虽然取法于西方政治制度, 但是在警察制度的实际推行过程中, 无论是在实践领域, 还是在认知领域, 无不体现着对于中国传统乡治的认同。从实践角度来说, 清末警察制度的出现本身就是在传统的保甲和团练制度遇到功能失效的情况时得以替代出现的, 而且警察制实施的经费也是来自于保甲和团练遗留下来的旧有款项, 其人员大多也是移植于地方团练。“陕西将保甲与警察合二为一, 直隶以警察取代保甲, 兴县以旧有练勇、民壮酌设, 辑安县以旧有团练改为巡警。”可以看出, 清末警察制度的本质实际仍然是保留了旧有的保甲、团练的“寓兵于警”、“兵政合一”的发展原则。其次, 从认知角度来看, 各级地方官员在对警察制度进行解释时, 大多都是以传统的保甲和团练为参照的。例如束鹿知县认为西方的巡警制度实际上就是“我国保甲遗意, 其名称不同, 其义则一, 而办法稍殊”。安平县令则通过警察与保甲对比后声称“警察以保护人民为根本, 以预防灾害为宗旨, 与保甲本无二理, 洵地方最要之图而获效较保甲为速”[6]。可见, 人们对于警察社会作用的认识还是与对保甲的认识大同小异的, 并没有认识到警察制度实行的近代化意义。
但利用传统旧法的目的归根结底是改造旧的乡治管理机制, 而且在形式上毕竟是引入了西方的警察制度, 所以整个乡治改革仍然是在朝着近代化的方向发展, 这一点从警察制推行的社会效果就可以看出。例如清末各县的警察领导层多是由外籍人员担任, 以此来打击豪强乡族势力, 促进地方政治的民主化;另外, 对于各级警察的分派实行“分区设官”、“计户划区”的原则, 根据村庄大小和殷富情况来分配, 以此来协调警察集体的内部公平;再次, 适时地开创了一大批中国早期的警察学校, 以此来提高警察的工作效率和社会意识, 为培养富有近代化政治意识的人才打下了基础。可见, 清末警察制的推行实为乡村自治改革更进一步提供了重要的人力资源。
三、成熟阶段:宣统年间的城镇乡自治
进入20世纪后, 随着近代乡治思想的最终成熟以及革命热潮的推动, 一些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也终于敢于冲破政治的束缚, 开始了诸多乡治改革试验[7]。
他们依据晚清数十年探索出的近代乡治思想, 效法西方民主制思想, “兴民权、开民智、开绅智”。同时迫于压力, 清政府也开放了乡村自治的政治禁令。宣统元年, 清廷颁布谕旨, 要求各地实行城镇乡自治, 清末的乡村自治走向了成熟。在具体的实行过程中, 我们应注意以下几点:第一, 清政府在允诺地方实行自治的同时, 还进一步强化官权, 正如锡良在奏折中的说法“臣等窃维筹办自治, 必先养成人民智识, 使皆知自治名义为辅官治所不及, 而非独立于官治之外”[8]。由此可以看出, 不到灭亡之时, 清政府是绝对不会放弃满清朝廷对地方的主要控制权, 他们眼中的乡村自治只不过是“助官治之不足而已”。第二, 由于警察制在全国的推行, 也增强了各地行政原则的贯彻深度, 根据警察区域的范围划分, 地方各自治区域的划分也更加细致和严密, 有效提高了乡治的执行力度。另外, 地方自治组织全权接管了地方的各项事务, 使乡族势力遭受了巨大的打击, 自治组织的职权除了管理区域内部的财政预决算和议事会选举等政治经济事宜外, 还接管了乡间的慈善、道路、卫生和风俗等各项社会文化事务, 更有甚者, 一些象征乡族权利的活动场所, 如祠堂、庙会等封建礼俗场所也遭充公。由此可见, 这一时期的乡村自治改革虽然仍未完全摆脱清中央政府权利的影响, 但是从它的局部彻底性以及对民国时期乡村自治运动的影响来看, 却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综上所述, 清末乡村自治的最终实现经历了启动、发展和成熟三个阶段。而在三个阶段各自的内容里, 我们可以看出, 无论是团练、警察制度以及之后的城镇乡自治运动的开展, 都是中国传统乡治思想和西方宪政思想相互交融的产物, 二者共同推动了清末社会改革的近代化进程, 为民国的最终建立打下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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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常书红.乡治思想的近代化变迁[J].浙江社会科学, 2001 (6) .
清末民初地方自治主义的变迁 篇3
关键词：清末；民国；民族银行公司；脆弱性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1）02—0082—03
銀行的脆弱性是指银行比别的行业的企业具有更容易失败的可能性。不同时期的银行、同一时期的不同银行因营商环境和资本运营水平的差异而具有不同的脆弱性。
一、清末民族银行公司具有很高的脆弱性
（一）清末民族银行公司的淘汰率
晚清是民族银行公司草创时期。从1896年中国通商银行设立到1911年，我国先后创办了17家民族银行公司，这些银行包括商业银行、专业银行、国家银行、省地方银行，尤以商业银行为多。期间，有10家民族银行公司停业清理，截至1911年，全国实存的民族银行公司有7家[1]，也就是说，民族银行公司的停业家数占其新设家数的58%，这说明民族银行公司在其草创阶段具有较高的脆弱性，其拓展金融业务的信用基础还很不稳固。
（二）清末民族银行公司淘汰率高的原因
1.部分民族银行公司因战乱和金融危机的冲击而停业。辛亥革命爆发后，全国陷入战乱和金融恐慌之中。许多银钱机构因兵匪抢掠和借款人无法还贷而大量坏账，信用下降，甚至倒闭。由度支部出资10万两库平银独资创办的北京储蓄银行（1908年7月）连分行都未及设置，就因辛亥革命的冲击而在1911年停业了。商办的裕商银行（1908年）也因辛亥革命的冲击而在同年停业[2]。
2.部分民族银行公司因资本微薄、盲目发展及负债过多而倒闭。1904年以前中国没有公司法，1904年颁布的《公司律》则存在立法与执法上的不足，以致民族公司的内部治理及其运作不规范，资本运营绩效低下，募股集资困难。而晚清政府颁布的监管法规并没有对银钱业的最低资本限额作出统一的规定，《储蓄银行则例》、《殖业银行则例》规定储蓄银行和殖业银行的最低资本限额分别为5万两白银和20万两白银，而《银行通行则例》没有规定普通银行的最低资本限额，以致清末设立的民族银行公司资本金相差悬殊，大者如户部银行，有400万两；而小者如北京储蓄银行，仅有10万两，此类中小银行资本微薄，其抵御风险及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均很弱小。总行在镇江的信义工商储蓄银行（1907年）的股本只有20万元，但该行成立后至1908年1月，已在上海、汉口、武昌、北京、长沙、湘潭、芜湖、宜昌、扬州、南昌、重庆设1家总行及11家分行，后来又在新加坡开设分行。由于资本弱小，该行拨给各地分行的营运资金不敷运营之需，遂大量发行银行券及公司债、吸收存款来筹集资金。1909年6月，该行因发行的“纸币通用票”过多，无法兑现，信用动摇而在提存挤兑风潮中倒闭。
3.一些民族银行公司因涉足政治、经营非审慎而倒闭。由于清末的银行法规未对新旧银行的最低资本限额及资本充足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呆坏账准备金率、资产负债比例、贷款集中度控制、资金运用范围和比例的限制等风险管理事宜作出规定，所以部分民族银行公司的经营不谨慎，业务风险很高。例如信成商业储蓄银行（1905年）在政治上支持清末革命，多次资助孙中山先生急需的军饷，该行累计为秘密革命活动及辛亥起义的革命军提供了30万元的经费。银行贷款用于非经济活动，必致其资产业务的风险加大。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并引发了全国性的金融恐慌，信成银行“卒以金融紧迫而告停业”。
4.缺乏最后贷款人的流动性支持也是部分民族银行公司倒闭的原因之一。晚清72年间，中国发生过11次较大的银钱业危机。每当危机袭来，许多银钱机构都出现流动性问题，但此时国内尚无中央银行，许多资金周转不灵的银行因得不到“最后贷款人”的流动性支持而倒闭。
二、北洋政府时期民族银行公司的脆弱性明显上升
（一）民族银行公司的淘汰率
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民族银行公司的发展形成第一次高潮。1912—1927年间，我国先后新设了186家民族银行公司，其中大部分是商业银行。这个时期民族银行公司的快速发展主要是粗放型的数量扩张，因为民族银行公司的脆弱性不仅没有降低，而且还上升了。1917—1923年成立的131家民族银行公司在1927年以前停业的多达95家，停业率达到72.5%；该时期有135家民族银行公司停业清理，截至1927年，全国实存的民族银行公司为58家[3]，也就是说，民族银行公司倒闭的家数占其新设家数的72%，这说明北洋政府时期民族银行公司的整体素质和发展质量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改善。
（二）民族银行公司脆弱性上升的原因
1.中小银行公司充斥银行业，信用不稳固。北洋政府时期，社会不稳定，投资风险高；《公司条例》对官利制度的认可表明此时华商公司的信誉仍不如外商公司的信誉高；此时国内的收入水平还较低，有实力投资民族银行公司的人也比较少，民族银行公司增资扩股并不容易；时任政府为鼓励民族银行公司发展在法律上规定了较低的银行资本限额，这使得中小银行大量充斥民族银行公司。这个时期国内设立的306家民族商业银行公司的平均资本只有58.1万元，其中249家商办的商业银行公司的平均资本仅为44.4万元，信用不稳固。许多中小银行因资本弱小、资金周转不灵且得不到“最后贷款人”的融资支持而倒闭。例如由豫源钱庄于1919年2月改组而成的上海豫源商业储蓄银行资本金仅有规银30万两，同年5月就停业了。由蔚丰厚票号于1916年改组而成的蔚丰商业银行额定资本金为300万元，实收资本小得多，该行因其武汉分行经营亏空而致全行资金周转不灵，也在1921年5月倒闭了。
2.频仍爆发的金融危机冲击了民族银行公司。这个时期，国内因战乱、投机和国际经济金融危机的传染而爆发了八次较大的金融风潮，期间，经济和金融市场受到冲击，大批中小银行因经营受损、资金周转不灵而倒闭。
3.不少民族银行公司因投机公债失败而倒闭。为筹集财政经费，北洋政府给予公债投资者高购买折扣率及高利率等优厚条件。此时的民族银行公司均热衷于公债投机。如果以1921年24家主要的民族银行公司持有的有价证券（主要是公债券）总额为指数100，则该指数在1927年涨至192。公债投机的厚利虽有助于部分银行公司发展，但公债现货及期货价格因政局不稳、政府债信不良、金融市场利率变化不定等因素的影响而剧烈波动，不少民族银行公司因投机公债亏损而倒闭。
4.许多地方银行因管理不当或经营不景气而倒闭。北洋政府时期，各地方政府改组和新设的省银行公司有24家。当时各地军阀都干预省银行的经营，要求后者向财政垫借款项或购买省公债。因此，省银行大多沦为财政的工具，普遍存在财政挤银行、银行滥发银行券的问题。这不仅有害于地方经济发展并削弱了省财政的经济基础，而且也支持了地方军阀的割据和混战，动摇了省银行的信用基础，提高了省银行的脆弱性，因投机失败和被挤兑而在本期停业的省银行公司有15家，占到省银行公司总数的62.5%。
三、南京国民政府前期民族银行公司的脆弱性显著下降
（一）民族银行公司的淘汰率大幅降低
1928—1937年间，民族银行公司的发展再掀高潮。这个时期，民族银行公司新设了137家，其中1928—1936年就新设了134家。新设银行公司的数量虽然比第一次发展高潮时新设银行的数量少49家，但其倒闭的数量也大为减少。1928—1937年设立的137家民族银行公司在1937年以前停业的只有31家，停业率仅为22%[1]，该比率远低于晚清和北洋政府时期。1937年实存的民族银行公司及其分支机构分别增至164家和1 332处，其中10家银行还将其总行和33个分支行设在香港和海外[3]，（PA5）民族银行公司的发展质量及整体素质有了显著的改善。
（二）民族银行公司脆弱性下降的原因
1.经济增长扩大了民族银行公司的业务基础。南京政府成立初期，为稳固政权，也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发展经济，国内投资及经济济续发展，这为银行公司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市场空间。上海15家重要银行1930年对工矿企业的放款总额是9 149万余元，1936年增加到29 125万余元，七年间增长了大约2.18倍[4]。
2.国内公债市场的扩大有利于民族银行公司发展。1927—1936年间南京国民政府共举借国内公债27亿元，其中大部分由民族银行公司认购。因此，国民政府在制度上扶持银行公司发展以便其发行公债。
3.币制改革削弱了民族银行公司竞争对手的实力。南京国民政府“废两改元”及法币政策的实施使得仰赖白银流通渠道来牟利的钱庄业和外商银行业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二者的实力均绝对或相对下降，从而减弱了民族银行公司发展面临的竞争压力。
4.民族银行公司的改革与创新改善了其自身的素质。首先是在业务和经营方式上进行创新，大力发展小额储蓄业务；发展国内外汇兑业务；厚提公积金和实行高额的现金准备以增强自身应付风险的实力。其次是进行机构创新，1932年后上海等地相继设立民族银行公司的联合准备委员会、组建“中国征信所”、北四行联合征信所、民族银行公司票據交换所、上海银行业票据承兑所，这不仅增强了新式银行资产的流动性，降低了风险，而且也使得民族银行公司存放在汇划钱庄的结算存款回流，从而节约了成本，增加了收益，提高了市场竞争力。这个时期，国内已有一支具有较高素质的本国银行家队伍，民族银行公司的经营管理水平及稳定性得到改善。
5.银行合并政策的实施增强了民族银行公司的实力与信誉。1929年《公司法》对参与制的承认、1931年《银行法》提高银行最低资本限额的规定，1935年《银行（下转183页）（上接83页）整理大纲》提出的银行合并政策，促进了银行公司的合并，增强了银行公司的实力和信誉。
6.国民政府加强对银行业的监理也有助于民族银行公司稳定发展。国民政府颁布《银行注册章程》、《银行法》、《储蓄银行法》、《中央银行法》、救济工商业放款原则等法规，对银行业实施注册登记和金融稽核管理，要求各银行向中央银行缴纳存款准备金，提高银行最低资本限额，规定银钱业放款的规模、利率上限、放款对象、担保办法，鼓励组建银行团，这有助于控制银行风险并稳固其信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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