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洋考察与清末立宪

出洋考察与清末立宪（通用3篇）

出洋考察与清末立宪 篇1

清灭亡之前的5大臣出洋考察纪实

一个世纪前，被西方打得一败涂地的中国，曾经派出过一个空前规格的政府代表团赴西方考察政治、诚信取经，在晚清形象败坏的情形下，难得一路受到礼遇。在美国，前来迎接考察团的华侨们三呼皇上万岁，三呼宪法万岁。将宪法与皇帝等同，实乃非同小可的观念变化。

本文摘自《隐藏的宫廷档案：1906年光绪派大臣考察西方政治纪实》 作者：夏白鸽 民族出版社

1905年12月28日，戴鸿慈、端方从日本启航向美国进发，那天北风凄紧，吹送寒雨。如果从横滨直接到美国旧金山，行程为4525英里，但他们的船将先向东南行3950英里至檀香山，再向东北行2089英里到旧金山。

船抵达檀香山时，考察团看到岸上都是欢迎的人群，檀香山政府的官员身穿礼服立于案旁，军乐队高奏欢迎曲。檀香山也是华人聚集的地方。所以岸上来迎接的华侨特别多。考察团一上岸，华侨手持过期，分裂成队，夹道欢迎，学生乐队也奏起迎宾曲。这使考察团大为感动。

欢迎队伍送考察团去中国驻檀香山领事馆，然后请考察大臣讲话，戴鸿慈演说数语，不过勉励之词，华侨们便高唱爱国歌曲，三呼皇上万岁，三呼宪法万岁。将宪法与皇帝等同起来，这在当时海外华人的观念中也确实是非同小可的变化。考察大臣戴鸿慈感叹道：其希望立宪之热诚，溢于言色，亦足见海外人心矣。

然而，龙的传人在异国他乡并未获得应有的社会地位，受到充分的尊重。恰恰相反，戴端团踏上美国国土，首先感受到的是在美华侨的悲惨命运。数万华人寄人篱下，却时刻担心被驱逐出境，这使得考察大臣极为伤心。于是，考察大臣先调查起华侨在檀香山的状况来。

稍后，另一路考察团——载泽团（皇室宗亲，康熙的第六代重孙）到达美国，华侨也纷纷向考察团诉苦，声泪俱下。考察团在途中所遇到的华侨都向考察团表达共同的心声：盼望中国自强。

在美国考察团所到各处，美国民众无不倾城相告，空巷来观。

作为龙的传人，中国皇帝又是所谓的真龙天子，中国处处悬挂龙旗，各国以龙旗视为中国的国旗也是理所当然之事。戴端团在美国波士顿访问时，波士顿市政府还特意将 市政府楼上的美国星条旗降下，升起了龙旗。

1906年1月24日是中国的大年三十。这一天，戴鸿慈、端方、驻美大臣梁诚和部分随员乘马车来到白宫，罗斯福总统在会客厅接见中国政治考察团。双方鞠躬为礼，然后，总统与中方人员一一握手。

戴鸿慈致词称：今奉大清国之命，贲呈国书，觐见大美国大伯理尔天德。本大臣等符坚大伯理尔天德与我大清国大皇帝，重友国之邦交，复能持太平之全局，至为容幸。谨颂大伯理尔天德福寿康强，并大美国人民太平幸福。

罗斯福总统在接见完考察团之后，曾给光绪皇帝写了一份热情洋溢的信。信中说：

我非常乐意迎接这些先生们，会精心安排他们去参查一些地方和部门，以便他们能顺利完成他们的使命。我将提供给你的考察团一个方便而有效的计划。

1月29日，中国政治考察团戴端团来到了美国开国元首华盛顿纪念馆。当他们来到了华盛顿故居，但见室中陈设简朴，无异平民，使考察团大为感动。戴鸿慈在日记里记道：盖创造英雄，自以身为公仆，俾宫恶服不自暇逸，以有白宫之遗型，历代总统咸则之。诚哉，不以天下奉一人也。

今天一般论者看来，一个皇朝大臣，敢发如此一轮，必定得有几幅熊心豹胆。其实在世纪初的那次改革浪潮中，这未必就是一件不正常的事情。

在美一个月有余，未尝片刻安暇，他们还先后访问了西亚特、新坡、勉里亚保利、卜义利、内布拉斯加、安亚巴、留特来等州市。2月16日，戴端团也想国内奏报了在美考察的情形，他们对美国的印象是，美以工商立国，是一个纯粹的民权国家，与中国政体本不一样，不能强求相同，但美国极致周详的规划，有条不紊的秩序，由此可见，美国富强发达，实有其必然的原因。中国集资取镜，所获得益处甚多。至于商业之发达，工作之精良，建设经营，恢弘壮阔，一所学校、一家工厂的建造经费，动逾千百万美金，这不仅是现在的中国所难为，就是欧洲也要望洋兴叹。因为美国是新兴治国，魄力正雄，所以它的一切措施，中国难以骤相仿效的，但太平洋商业航业的利益，则是我国与美国实共有之。这又是中国应该急宜注意，参与竞争，刻不容缓的。

1906年，载泽团乘坐白星公司的一艘豪华客轮从纽约前往欧洲。载泽团在经过八天的旅行后，平安到达了英国爱尔兰境内的一个岛上。第二天，船长高兴地带领中国考察团参观了全船。这艘轮船长725英尺，宽75英尺，载重28000吨，功率为 15000马力，日耗煤18吨，每小时行17海里。

约6年后，在1912年4月15日，萧萧长夜，碧海青天。英国白星公司的客轮“泰坦尼克”号航行在大西洋上。这艘巨轮长882英尺，重45329吨，船体为双层底，在当时是一艘超级豪华客轮。不幸的是，就在这一天晚上，这艘巨轮装上冰山沉没了，1522人丧生。幸存者吉普森后来向人们讲述了发生在这次“死亡之旅”上一个令人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

不知道载泽或考察团其他成员在后来看到“泰坦尼克”号沉没的消息时消息，心中是否会有所牵动。毕竟两者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豪华的客轮，又都同属一家公司。也许载泽或其他1912年还在世的考察团成员，会因“泰坦尼克号”沉没而生出特别的感慨来。因为他们乘坐的轮船虽然没有沉没，可他们为之服务的清王朝却在于“泰坦尼克”号沉没的同一年彻底地沉没了。

出洋考察与清末立宪 篇2

一、以立宪派为代表的国内民众的认同

对于五大臣出洋这样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革新事件, 贯穿其始终的国内外关注是显而易见的。即使是考察方案还处在酝酿期时, 也不乏一些知名学者和报刊媒体的关注。当时的分析指出, 清政府之所以着手付诸行动展开预备立宪活动, 原因在于:一是日俄战争中, 代表君主立宪政体的日本战胜了俄国这样的老牌专制主义国家, 这也是最刺痛清朝统治者专制神经的原因。二是资产阶级立宪派和革命派在国内外声势的不断壮大, 严重威胁清政府的统治秩序, 与其被对方“革命”, 倒不如自己先去顺从其中的一方。此外, 《中外日报》也对清廷有意变化的举动表示了赞同, 报刊中指出, 清政府主动学习西方、开展立宪活动的举动可谓是“择善从之”, 如果全体国民, 上到贵族, 下到平头百姓, 都依据宪法来规范自己的行为, 那可比东敲西打的局部改革要有效得多。由上文可知, 日俄战争的结果是导致清廷着手立宪的直接原因。因为在国民眼中, 这次战争之所以引起其极大的关注, 不在于战争本身, 而在于隐藏在其背后的专制与立宪的政治模式孰优孰劣。对战争结果的预测便可看出国民的政治倾向, 当时的报刊普遍认为专制国家与自由民主国家之间的兵戎相见, 胜负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 不仅日俄战争可以验证, 普法、美西及中日甲午战争都可以验证, 专制与民主已经成为了落后与文明的代名词。而这样一种近似于真理的命题实际就是在提醒清政府和国民要从日俄战争中汲取经验教训, 看到我政府与俄国的相似之处, 与日本的差别之处。综合上述原因, 最终促成了清政府委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的举措。其实, 从当时国内大环境范围来看, 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的行为是得到了国民的普遍认同的。在清政府正式宣布出访决定时,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就高呼“伟哉此举”,

立宪派认为清廷的这次出访便是我国实行立宪政治的开始, 实代表了清廷锐意变法改革的决心。当时的上海《时报》更是发文指出:“今以考求政治之故, 特命重臣出洋。朝命甫下, 固未卜其后效之何如也, 而人人意中皆若有大希望之在前, 以为年月之间, 必将有大改革以随其后。人心思奋, 则气象一新。”[1]21此外, 《东方杂志》也对清政府的这次“盛哉之举”进行了赞扬, 指出清政府采用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方式势必有效, 该报认为当时的国民思想落后, 民主意识淡薄, 根本无力承担立宪改革的重任, 而采取自上而下的改革方式, 可以起到雷厉风行, 扫除一切改革阻力的作用, 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可见, 以立宪派为代表的国内舆论绝大多数是对五大臣出洋考察持肯定和赞扬态度的, 甚至于9月份发生了吴樾暗杀事件后, 立宪派为此进行猛烈抨击, 并指出再严重的暗杀也无非是进一步坚定了清廷立宪的决心, 清政府应该抓住这样的机遇速行改革, 稳固人心, 以断绝革命派妄图夺取政权的希望。此外, 上海的《申报》也是这一观点, 认为吴樾的这枚炸弹更加坚定了清政府的立宪决心, 遂“大声疾呼于政府, 俾知立宪之大有利于皇室, 而不可不竭力以达成之”[2]1。革命党本来期盼吴樾的暗杀能阻止五大臣出访, 但未曾想到起了反作用, 社会民众对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的支持反而愈发强烈。

二、革命派的态度

鉴于革命派与清廷专制政府之间的根本性矛盾, 在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问题上, 革命派认为清廷的这种“择善”实为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 是假借考察政治, 向民众表现出一种锐意改革的态度, 来掩饰自己专制的本质, 实为笼络人心。革命派的机关刊物《民报》更是将清廷的这次举动比作变换鬼脸, 称其是为了掩饰之前残忍杀害维新革命派的事实, 其“吃人”的本质永远无法改变。此次暗杀的执行者吴樾更是指出中国实现富强民主的第一阻碍就是清政府, 其在这个时候选择派遣大臣出洋考察进行预备立宪准备, 实际就是为了延续自己的统治生命, 本质还是为了“扶满”[3]78。当时报刊对吴樾暗杀的报道则是着重于对其种族思想的分析, 报刊认为实为传统汉族民众代表的吴樾, 种族思想一向就很深重, 他素以革命派暗杀陆军部尚书铁良的举动为榜样, 听到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的消息后, 吴樾担心清政府实行立宪改革后会进一步巩固满洲政府的统治, 削弱汉族民众的有限权利, 于是产生了暗杀的念头。与其说吴樾的这一举动是在为革命派揭露清廷虚伪的真相, 倒不如说是在为汉人保住有限的政治地位, 这与立宪派的主张是明显不同的。

其实, 从整个革命派团体的角度来看, 他们对五大臣出洋的看法也主要是出于民族矛盾的。在吴樾案发生之后, 陈天华就指出考察团的真实目的不是为了锐意改革, 还权利于民众, 而是为了在缓和矛盾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对汉族的统治。此外, 他还对立宪派吹捧考察团的行为予以了猛烈的抨击, 将其视为一种数典忘祖的行为, 是一种完全无视汉族老百姓悲惨生活的自私举动。为了能够将自身主张与立宪派主张的区别明显化, 《民报》不仅刊登了多篇赞扬吴樾暗杀行为的文章, 还刊发了吴樾的半身像, 表达对这位革命志士的怀念和崇敬。此外, 为了赢得民众的广泛性支持, 《民报》还否认了吴樾是革命派这一说法, 称其为无数反抗清统治的普通民众之一。

三、民众的忧虑

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虽然赢得了以立宪派为代表的广大民众支持, 但对这次考察的内容与效果, 民众还是持保留态度的, 还是存在各种忧虑。而革命派由于本质思想与立宪派截然不同, 他们对这次考察的怀疑和否定也是极为彻底的。

1. 立宪派的忧虑。

虽然, 立宪派对五大臣出洋考察的举动持肯定态度, 但一些冷静之余的改良人士还是对清政府这一举动的效果持保留态度。他们认为凭清政府一向有始无终的行政风格, 这次出访恐怕难以真正领悟到西方宪政的真正精要, 到头来或许又是一纸空文罢了。一些立宪派激进人士更是指出五大臣出洋考察实为民众朝野“竞言立宪”的情势所迫。虽然立宪派普遍认为此次举措为中国由弱变强的时代转折点, 但他们又对出访之人的选择是否得当持怀疑态度, 并提出以“侯官严又陵、丹徒马湘伯、南海何沃生、三水胡翼南”等真正倾向立宪派的代表人物代替五大臣。

除此之外, 立宪派还对五大臣归国后, 清廷统治者能否接纳他们的宪改主张, 能对西方政治制度容纳到何种制度, 还是持怀疑态度的。立宪派认为如德日等国一样, 决定立宪改革的权利虽然在清政府手中, 但之后的开议会、预备立宪的各项进程操作实在国民选出的代表手中, 根本上来说还是民权的赋予。但从当时国内环境来看, 缺乏民主意识和开放观念的国民没有资格做拥有真正民权的国民, 如果国民的宪法观念没有树立, 那真正立宪的期限只能一拖再拖。日本之所以能够在短短数十年就实现了完全的宪法政治, 除了政治手段之外, 更重要的还是广泛的国民教育措施的开展, 使民众懂得了参政的知识, 具备了真正立宪的群众基础。正因为如此, 这些立宪派才对考察团人员的法律素质和民主意识有所忧虑, 才对他们归国后清廷统治者的态度有所怀疑。

2. 革命派的怀疑与揭露。

为了进一步揭露清政府政治预备立宪的虚伪面目, 抵制立宪派对五大臣出洋考察一味的支持和宣传, 革命派以《民报》为舆论阵地, 从多个方面揭露清政府此次政治举动的不足与丑恶。与立宪派的一片赞扬声不同, 革命派对考察团参访日本宪政毫无实效的事实做了揭露。他们指出仿学西方民主的清廷五大臣内部本身就是等级差异显著, 载泽作为皇族大臣以立宪忠诚自居, 其他几位大臣对他是又怕又忌。而端方作为典型的排汉份子, 同其他几位汉族大臣的矛盾尖锐。此外, 五大臣内部帝党和后党的界限明显, 存在矛盾也是自然。《民报》揭露载泽不过是个浪荡子, 端方还在日本买春宫图等丑恶事件, 他们认为五大臣的随员也都是些庸俗之辈, 随行访问只是为了骗朝廷几个花酒钱。虽然, 这些言辞有夸张的成分, 但并非空穴来风, 考察团访问途中难免存在一些奢靡逍遥的情况[4]35。革命派普遍认为考察团对日本宪政的考察限于皮毛, 没有深入到对日本社会改革的认识上, 且都认为中日国情不同, 所以清政府行日本的君主立宪制是有悖人民意愿的。日本之所以能够立宪成功, 主因还是由于民众政治权利和政治地位的提升, 如果单纯从政府进行自上而下的宪政改革, 不仅会使宪政改革走入歧途, 更为加剧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矛盾。

参考文献

[1]周叶中.博弈与妥协[M].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0.

[2]赵秉忠.清史新论[M].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2.

[3]柴松霞.试析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的舆论导向[J].殷都学刊, 2010 (3) .

袁世凯与清末北京立宪会议 篇3

故宫博物院藏有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包含各大臣奏折、皇帝上谕及各地立宪活动的情况等内容，1979年已由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整理后由中华书局出版，名为《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书中对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的来往奏折及皇帝上谕，预备立宪的宣布和策划，统治集团内部的议论都有详细编录。另外，中国台北地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馆藏外务部档案中也有“考政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一册（档案号：02-12-028-04），收录五大臣出洋考察行程及相关来往信函。这些档案对于研究五大臣出洋考察、清末立宪运动及袁世凯与清末立宪的关系都有极大的帮助。

一、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

清末宪政改革实肇始于五大臣出洋考察。日俄战争的结局标志着君主立宪对君主专制的胜利，君主立宪政体优于君主专制政体成为大清王朝朝野上下大多数官员和知识分子的共识。上自亲贵大臣，下至校舍学子，对于立宪之事，一倡百和，异口同声。在全国的宪政诉求之下，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也表态同意立宪。袁世凯在短暂迟疑后，也转而支持宪政改革，并于1905年7月与张之洞、周馥联名上奏请求立宪，其中就包括简派亲贵，分赴各国，考察政治。几日后，清政府发布出洋考察上谕，命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等大臣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择善而从。出洋考察人员选定后另一个关键性问题是经费，在筹措经费问题上，清政府本已入不敷出，无力承担，只得向地方求助，对此袁世凯极为爽快，当即表态直隶拟按年认筹十万两，并向盟友两江总督周馥致电，周馥亦认筹十万，在袁世凯等人的努力下，出洋经费的筹措工作一月有余即基本完成。五大臣首次出行时遭遇革命党人吴越的自杀式炸弹袭击，遂耽搁数月，清政府重新遴选五大臣，最终确定载泽、端方、戴鸿慈、尚其亨、李盛铎五人，再次出行，取道天津，沿途经督臣袁世凯密为布置，极为周妥。五大臣出洋考察实得到袁世凯的极大支持，历经数月，五大臣先后回国，返京途中经过天津，袁世凯甚是关心，与各大臣畅聊许久，表达自己对宪政的支持与赞赏，五大臣回国，清末宪政改革也逐渐落到实处，在支持者看来，实行宪政改革能够使皇位永固、外患减轻、内乱消弭。

1906年七八月间，出洋五大臣陆续回国，极大地加快了清末宪政改革的步伐。早在五大臣出国后不久，清政府即下令成立考察宪政馆，专心研究西方各国宪政，选择其中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内容编辑成册，以备使用，五大臣回国后将考察各国宪政之所得上呈考察宪政馆，以备选用。另外，归国大臣受到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多次召见，据记载，共计召见镇国公载泽两次，湖南巡抚端方三次，户部侍郎戴鸿慈和山东布政使尚其亨各一次，询问考察所得，各大臣也积极进言，将考察西方宪政之心得上达圣听。其中以载泽的《奏请宣布立宪密折》和端方的《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两折最具代表性，两人在折中对比中外政体得失，历数立宪之益处，极力主张清政府实行宪政改革，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颇为所动，但为君之道切不可贸然决断。慈禧太后召集亲王、军机大臣、大学士等召开会议商讨具体立宪之事，参加会议的主要中央大臣有载沣、奕劻、瞿鸿禨、鹿传霖、王文韶、荣庆、铁良、徐世昌、张百熙、孙家鼐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等。

二、袁世凯参会发挥重要作用

袁世凯是所有参会大臣中唯一一个以地方督抚身份参加的大臣，同时也是所有参会大臣中真正在实践中接触过宪政并且具有非凡行动能力的一位。袁世凯以直隶总督的身份参加立宪会议，与其日益上升的实力和在新政中的表现密切相关。庚子事变后袁世凯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接手的是满目疮痍的直隶，袁世凯在直隶实行新政，短短几年时间，不仅恢复了直隶日常秩序，而且使直隶新政成为全国新政的模范，得到清政府尤其是慈禧太后及西方势力的赏识，使袁世凯获得了在京师扩展势力的机会，在担任直隶总督的大多数时间里，袁世凯还同时身兼数职，如是握有实权的政务处、练兵处的成员，是京奉铁路大臣、京汉铁路大臣、皇家电报局局长等，凭借众多职务袁世凯在京师积极活动，竭尽全力增加影响力，逐渐成为在京津乃至全国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朝廷重臣。

袁世凯能在此次立宪会议中发挥重要作用，还得益于他与参与会议的几位重要大臣关系密切。首先是奕劻，时任领班军机大臣同时又管理财政处、练兵处、外务部等，是当时最有实权的中枢大臣。荣禄去世后，慈禧太后命奕劻出任军机大臣，袁世凯就开始接近奕劻，依靠杨士琦和杨士骧两兄弟的沟通，袁世凯成功取得奕劻的好感，并凭借金钱疏通了两人的关系，袁世凯还与奕劻的儿子载振结为异姓兄弟。袁世凯与奕劻在晚清政坛上是铁杆盟友，是典型的官场强强联合、沆瀣一气的关系，成为彼此保持权势和影响力必不可少的因素，并且在更多时候奕劻是袁世凯的代理人。军机大臣徐世昌能够在晚清政坛扶摇而上也离不开袁世凯的帮助。徐世昌是袁世凯最亲近的同僚和最亲密的朋友，是袁世凯的重要支持者和追随者。户部尚书张百熙与袁世凯亦关系密切，袁世凯的第三子袁克良娶张百熙女儿为妻，袁世凯善于用姻亲编制自己的关系网，扩大影响力，无疑张百熙是其关系网中的一员，张对袁世凯的新政主张持赞同态度。在立宪会议中，袁世凯、奕劻、徐世昌和张百熙四人都是宪政改革的支持者，不自觉地组成同盟，而袁世凯是其中的关键人物。再来看一下参加会议的其他大臣，鹿传霖年逾70且是支持宪政改革的张之洞的妹夫，不会过多地干预袁世凯等人。王文韶更是以76岁高龄参会，无心也无力参与政治纷争，只求安享晚年。参会人员中另外两位关键性人物是醇亲王载沣和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瞿鸿禨，二人均与袁世凯不和，从之后的丁未政潮和载沣摄政后立即将袁世凯开缺回藉等事件就可见一斑。但此时二人无意反对立宪，毕竟立宪之事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已为所动，深得慈禧太后信任的载沣和瞿鸿禨怎会不懂圣意。剩下的几位大臣如军机大臣兼政务处大臣铁良、政务处大臣孙家鼐和军机大臣兼政务处大臣荣庆则反对立宪，但就权势而言不可与袁世凯等人相抗衡。

三、立宪派与反对派展开激烈较量

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初七日（1906年8月26日）慈禧太后下旨令醇亲王载沣、军机大臣、政务处大臣、大学士及直隶总督袁世凯会同考察政治大臣阅看出洋大臣请求宪政的奏折，袁世凯立刻将日常工作安排妥当，当日即启程赴京觐见。七月初八日召开第一次会议，会议第一项内容是将镇国公载泽、端方、戴鸿慈等出洋大臣所上奏折交于与会大臣传阅，由于奏折内容太多，待各大臣传阅完毕时，天色已晚，并未来得及讨论，即宣布散会。次日，即七月初九日，军机大臣退值后，各大臣赶往外务部公所继续进行立宪会议。之所以选定外务部公所开会，与公所的位置和功用有关。慈禧太后钟爱颐和园，每年都在颐和园居住数月，一般情况下整个夏天都在颐和园中度过，在颐和园中处理各种事务，并在颐和园内外修建各衙署、公所以供文武大臣办公之用。外务部公所就位于颐和园东宫门广场外东南侧，与军机大臣值班公所紧挨，同时也是颐和园各公所中最大、最豪华的，负责接待外国公使和处理各项对外事宜，基于以上，在此开立宪会议也就不难理解了。

袁世凯早早来到公所，摩拳擦掌准备大显身手。在会上，领班军机大臣奕劻率先发言：认同载泽、端方等人的立宪观点主张，立宪对君主的权力虽稍有限制但权威有增无减，同时立宪是全国民心所向，如违背民心，必定招致危难，且宪法一立，全国之人依法行事，各尽其能，可使皇位永固。在奕劻看来立宪有利无弊，建议从速宣布实行立宪，奕劻从君权、民心、宪法三方面肯定立宪之好处，虽有不实之处，但其发言奠定了整个会议的基调。奕劻言毕，孙家鼐迅速站起来辩议：立宪国家与君主国家的法律存在根本性区别，牵一发而动全身，如实行宪政，清政府的各项事业都要随之变化，此等大变动在国家强盛之时尚且有骚乱之担忧，何况清政府正值危弱之际，变之太大太快必至祸端，应该在政体清明之后，逐渐实行变革，方是长久之计。徐世昌接言反驳孙家鼐说：渐变之法已经实行数年，但没有成效，就是因为国民的思想观念没有变化，当今之计，只有大变以激起全国之精神才是救国之道。孙顺势而言：依你所说，只有百姓的知识和认识水平逐渐达到一定程度，才可以实行宪政。但当下国民中知道立宪为何物的少之又少，贸然实行立宪，非但无益反而有害，对此应该慎之又慎。徐世昌无言以对，张百熙及时解围，说道：国民的知识和认识水平及对立宪的了解取决于政府的劝导教育，政府不设法提高国民的知识和认识水平，而要等国民自身去提高之后再实行立宪，那是永远也实行不了的。不如先实行预备立宪同时对国民进行劝导教育，使其逐渐达到宪政国民的高度。荣庆退而求其次说：我们知道立宪的好处，但目前应首先整顿纲纪，立中外之规矩，上下之维度，等到官吏知法后方可实行立宪。如若不根据国情，只是羡慕立宪的好处而实行，容易导致执政者无权，小人当道，为祸非小。接着沉稳的瞿鸿禨对以上各大臣的发言进行总结说：就是因为如此，所以我们要实行的是预备立宪，而不能立即改君主政体为立宪政体。

瞿鸿禨简短发言之后，双方的重量级参会人员开始辩论。铁良用疑问的口气对立宪提出质疑：我听说西方及日本的立宪都是国民要求甚至通过暴动得来的，他们深知立宪的益处，明确知道自己的权利与义务。现在我们不经国民要求，而将权利赋予国民，恐怕我们的国民不认为这是好事，反过来会以要承担的义务为苦恼，到时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前有盟友打头阵，又明确了瞿鸿禨的态度，一直在一旁静坐的袁世凯在会议中首开腔：天下之事哪有定律。欧洲各国之民在压迫之下奋起反抗，追求宪政，争取权利，而我大清政府宽宏仁义，我国之民不知有当兵纳税等义务。西方各国实行宪政，是因为国民具备了相应的知识从而国家使国民享有权利，而我国是先使国民享有权利然后使其知道应尽的义务，顺序不同，预备立宪之方法亦不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由上而下实行立宪使国民知识渐开，不至迷失方向。铁良接着说道：即便如此，宣布立宪后，还应设立内阁，厘定官制，普及教育，开启民智，并派人到各地进行立宪演说，使各地士民工商各阶层对立宪了然。至此，铁良大致同意实行立宪，只是对立宪后的一些具体问题提出要求。袁世凯答到：不仅如此，在中国实行宪政乃是数千年传统政体的大变动，一旦实行，各种问题必将接踵而至。就像一座老房子，不去修缮，则不管怎样飘摇也能勉强支撑，一旦选择去修缮，一经动手，老房子的各种问题将纷纷出现，在修缮的过程中就需多费时日。实行立宪就如修缮老房子，会遇到诸多问题，如中央与地方官制、财政、赋税、漕运等，我们应该在立宪之前逐渐将各种问题办妥，是为立宪之预备期也。铁良又问道：立宪一开，必要实行地方自治，而当今诸多州县被劣绅等盘踞，又该怎么办呢？袁世凯回答说：对此必须选拔贤良之吏出任地方官，作为实行地方自治的基础。瞿鸿禨又总结说：就这样吧，实行预备立宪以整顿吏治为第一要义。至此，会议中的争论基本结束。最后，醇亲王载沣总结说：立宪之事，如此繁重艰难，必须多留时日作为预备之期。各大臣在载沣发言结束后，也即无话可说了，就立宪问题大体达成一致意见，立宪会议至此结束。

会议结束第二日（1906年8月29日），各大臣面见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请求实行预备立宪。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1906年9月1日），朝廷正式颁布上谕，宣示立宪，以九年为预备期，清末宪政改革自此正式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从出洋大臣回国到上谕宣布立宪，仅用一月时间，不可谓之不快。袁世凯对宣布预备立宪做出重要贡献，曾豪言壮语说：官可以不做，宪法不可不立。时人评到：“此次宣布立宪，当以泽公（载泽）等为首功，而庆王（奕劻）、袁制军（袁世凯）实左右之”。张骞也在给袁世凯的信中对袁促成立宪大加赞赏，足可见袁世凯在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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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旭麓.辛亥革命前后[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3]侯宜杰编著.清末立宪运动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4]高放清末立宪史[M].北京：华文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