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考察

比较考察（通用9篇）

比较考察 篇1

摘要：文章简单介绍了意大利、瑞士、德国等国民法典对扶养成立的具体规定, 并与我国相关的扶养制度进行比较, 指出目前我国扶养立法的不足, 提出在我国建立临时扶养及受赠人先行扶养制度, 并进行了具体内容的设计。

关键词：扶养成立,临时扶养,先行扶养

扶养成立不外乎两个基本条件, 一是权利人有扶养需要;二是义务人有扶养能力。扶养需要是扶养成立的前提, 扶养能力是权利实现的基础。只有存在扶养需要, 才能够谈及扶养的权利义务关系问题, 谈及扶养的成立。而义务人有扶养能力是扶养成立的实质要件。扶养权利人有扶养需要, 只是表明扶养关系有成立的必要性, 但这种必要性能够得以实现还要看其是否具备实现的可能性。扶养能力解决的就是扶养关系成立的可能性。因此, 扶养需要与扶养能力决定了扶养的最终成立。关于扶养成立, 各国有着不同的规定。

《意大利民法典》对扶养的成立做了详细的规定。首先, 该法规定了赠与对扶养成立的影响。该法定第437条规定:“受赠人先于任何一个义务人承担给付赠与人上述费用的义务, 因婚姻而进行赠与以及作为酬劳进行的赠与不在此限。”该法典第438条规定:“不能维持自己的生活开支并且在非常需要的情况下, 才能提出给付抚养费、扶养费、赡养费的请求。”第439条规定:“兄弟姐妹只对非常必要的生活费用承担给付义务。”关于临时扶养的规定体现在第446条:“在没有最终确定给付抚养费、扶养费、赡养费的标准以及给付方式的情况下, 如果有数名义务人, 则在听取了权利人的意见之后, 预审法官或者法院院长可以指定一名义务人临时承担给付义务, 这一指定不阻却承担临时给付义务的义务人对其他义务人享有的追索权。”

《瑞士民法典》第328条规定:“直系尊血亲及卑血亲以及兄弟姐妹间, 互负扶养义务。但仅以无此帮助生活将陷于贫困者为限, ”“兄弟姐妹间, 无充分财力时, 不负扶养义务, ”“父母及配偶间的扶养义务, 不在此限。”

《德国民法典》则集中几个条款规定了扶养成立的要件, 该法典第1602条规定:“只有不能够为自己提供生活费的人方为生活费权利人。”“未成年的未婚子女即使拥有财产仍然可以以其财产收入和劳动所得不敷维持生活为限向其父母要求提供生活费。”第1603条规定:“鉴于其负担的其他义务而不能够在不危害其自己的适当的生活费的情况下向他人提供生活费的人, 不负有生活费义务。”“如果父母处于上述状况, 则父母对未成年的未婚子女负有均衡地使用一切可支配的资金于自身及子女的义务。成年的未婚子女在年满二十一周岁之前, 在其父母或父母一方的家庭中生活并且正在接受普通的学校教育的期间, 视同未成年的未婚子女。如果存在另外的负有生活费用义务的亲属, 则此种义务不发生;对于其生活费可以由其财产的基本部分予以支付的子女, 此种义务也不发生”

我国《婚姻法》采用具体而分散性的对不同类型当事人间扶养的成立进行了分别规定。《婚姻法》第二十条规定了夫妻间的扶养, “夫妻有互相扶养的义务。”“一方不履行扶养义务时, 需要扶养的一方, 有要求对方付给扶养费的权利。”第二十一条规定了父母子女间的抚养与赡养, “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时, 未成年的或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 有要求父母付给抚养费的权利。”“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 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 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第二十八条规定了祖孙间的抚养与赡养成立的条件, “有负担能力的祖父母、外祖父母, 对于父母已经死亡或父母无力抚养的未成年的孙子女、外孙子女, 有抚养的义务。”“有负担能力的孙子女、外孙子女, 对于子女已经死亡或子女无力赡养的祖父母、外祖父母, 有赡养的义务。”第二十九条规定了兄弟姐妹间扶养成立的条件, “有负担能力的兄、姐, 对于父母已经死亡或父母无力抚养的未成年的弟、妹, 有扶养的义务。由兄、姐扶养长大的有负担能力的弟、妹, 对于缺乏劳动能力又缺乏生活来源的兄、姐, 有扶养的义务。”上述内容基本涵盖了我国扶养制度的全部内容, 将扶养范围、扶养成立一并进行了规定, 而对于扶养程度及扶养方式、扶养并更等均无具体规定。而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对于前述问题均有法律的具体条文予以调整。

仅以上述意大利、瑞士、德国三国关于扶养成立的规定与我国《婚姻法》中关于扶养成立的规定进行比较, 不难发现在赠与对扶养成立的影响问题、临时扶养问题、平辈间扶养成立和程度的限制问题以及子女拥有财产对抚养的影响问题等, 我国均未做规定, 形成了制度上的空白。另外, 从各国扶养法关于扶养需要、扶养成立的规定来看, 除我国之外, 其他国家基本上都是以一个条文或者一句话概括了扶养权利人的扶养需要, 这样使人感到标准统一。而我国的规定则显得凌乱。

笔者认为, 在对我国民法典进行设计时, 应当增加临时扶养条款, 并规定受赠人的先行扶养责任。具体条文应置于民法典的亲属编扶养章。关于临时扶养可进行如此规范:“权利人无法维持生活开支且如不及时解决将危及其基本生存, 权利人可在诉讼前或诉讼过程中, 提出临时扶养的申请, 法院可根据当地生活水平结合权利人的实际扶养需要, 先行裁定有扶养能力的义务人或指定数名有扶养能力的义务人中的一人临时承担给付生活费的义务。权利人提出临时扶养申请须一并提交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社区及所属地区民政部门出具的生活状况之证明。承担临时扶养的义务人可以在履行给付义务后, 有权向法律最终所确定的其他义务人追偿。”

赋予受赠人的先行扶养责任的意义在于, 赠与合同为单务合同, 赠与人通过减少自己的财产而使得受赠人的财产增加而无须承担任何义务, 那么, 如果日后赠与人经济状况恶化, 无法维持生活, 而受赠人从受赠财产现实价值范围内予以提供扶养给付, 从本质分析并非是增加了受赠人的义务, 而是使得财产恢复原先的状态。这样的制度设计, 不仅符合公平与对等的法律原则, 更符合我国自自古以来知恩图报的伦理道德观念。关于受赠人的先行扶养责任可以进行如此规定:“如权利人曾赠与他人财产, 则受赠人应先于其他扶养义务人承担给付责任;如赠与系因婚姻或劳务而为之, 则受赠人免除先行扶养的义务。”

“受赠人的扶养义务限于其所受赠财产的现实价值范围内。”

“受赠人如存在无法维持生活开支需他人扶养的状况, 则免除此义务。”

在平辈间的扶养问题及拥有个人财产的未成年人的抚养问题方面, 我国亦应借鉴意大利和德国的立法经验及理念, 结合我国的历史传统与现实国情, 在民法典的制订过程中予以积极地考虑并制订具体的扶养成立的规范。

参考文献

[1]费安玲, 丁枚译.《意大利民法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2]殷生根, 王燕译.《瑞士民法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郑冲, 贾红梅译.《德国民法典》.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比较考察 篇2

教育与经济协调发展。美国是世界头号经济强国，全国面积9372614平方公里，人口

2.71亿，1998年国内生产总值85107亿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1521美元，教育经费总支出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7.4%-7.6%；美国有高等学校3786所，中国1100多所；公立学校经费的来源：联邦政府6.8%，联邦政府对地方教育没有控制权，只能通过资金的资助来鼓励学校执行政策；州经费46.8%、地方经费占46.4%，地方经费包括私人捐赠及学费。美国是一个突发国家，没有远古教育，更没有中古教育，只有近现代教育。

学校里学习的内容丰富多彩。美国中小学教材内容广而不深、博而不精。数理化教材结合日常生活实际，难度比我们的要低至少一至两个年级。从教材体系看，主要侧重培养学习兴趣，扩大学生的知识面，为大学教育和终身教育打下基础，从高二开始把学生分成两类：不考大学的学生除了一些基础课外开始学习职业技术课程，准备考大学的学生除了一些基础课外则选修自己要报考的专业。重视艺术、体育教育，适应学生未来发展需要，有利于学生全面素质的培养和发展。譬如，有一门（社会学习）的课程，其内容包括：学习看地图，并在地图上标出某次火灾的分布区；根据物理的质量及力的原理设计一辆小车；学习有关火山、地震的原理并做实验报告；学习关于疾病的传播方式、病菌的种类、基本的卫生习惯、学习食品的营养成分，并参观学生的午餐食品厂，还要自制小点心、制定营养食谱。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美国社会强调“个体本位”，中小学校均以学生为中心开展教学活动。教师讲课的好坏是以学生听讲的效果来判断的，教学的内容则考虑到学生的兴趣。中国的教育是以教育者为本的，即以教师等施教者为中心，教师讲课的好坏是以同行听课的效果来判断的，教学的内容则主要是以施教者认为是否有用。上新闻课，老师提出一些要求后，便让学生外出调查、采访，回来后编辑报纸；上计算机课，同学们用电脑绘画，创作出许多优美的图案，打印出来贴在墙上展览；上语文课，老师布置任务后，同学们几人一组，分工负责，有人设计版面，有人绘制插图，有人剪贴报刊，有人用电脑打字，于是一本图文并茂、可读性很强的“书”就编写出来了；上儿童心理课，老师将幼儿园的孩子带到学校来，让学生和孩子们一起活动，边观察、边教学；上科学课，教师让学生分组实验，让学生自己观察，并做记录，对照实验结果，阅读课本和参考书，自己进行总结，再与小组同学讨论，最后由老师进行分析讲解。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激发了学生的兴趣，提高了操作技能，培养了学生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宽松、和谐、愉快的课堂气氛。与我国正襟危坐的课程要求相比，美国学校的课堂气氛要活跃得多，上课的形式也多种多样。教师尊重学生，不摆 架子，师生关系平等、和谐。在教室里，学生可以随意提问，不用起立，也无须征得老师的同意。教师上课有的站着的，有坐着的，有的在黑板旁，有的在学生中间。学生有的坐在椅子上，有的坐在桌子上，也有坐在地上的。写字有用右手的，也有用左手的。教室的布置各具特色，就连桌椅的排列也是各不相同，有大小马蹄型、三角型、散点型、棱形等，没有固定模式。教学形式寓教于乐，生动有趣，教师教得轻松，学生学得愉快，加之教学内容难度不大，绝大多数学生都能理解和掌握。充分体现以学生为主体，注重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培养。不管是上课还是课间活动，我总能非常强烈地感受到学生主体作用的充分发挥。每堂课上（50分钟），老师一般讲得很少（不超过10-15分钟），只是提纲挈领地讲解或提出一些富有启发性的问题，而大部分时间是学生在老师的启发和指导下，通过自己思考、自己操作、自己查阅有关资料等自主学习形式，主动灵活地获取更丰富的知识；或由学生自己提出问题，相互讨论，教师个别指导或在老师的指导下共同讨论、研究、解决有关问题。中学课堂教学的组织形式大多

是小组讨论式，每3-5个学生围成一桌，学生之间相互学习，既发挥学生学习的自主性、积极性和独立性，又培养学生的合作精神。理科老师教学手段直观形象，善于把抽象的概念融入具体的实际生活之中，让学生通过做游戏、实地勘察、测量、观察，变感性知识为理性知识；尽可能为学生创设多种多样实际情景，启发学生独立提出问题，引发不同的思路，甚至采用多种对立的思路去解决同一个问题。尊重个体的客观差异，注重学生个性心理的健康发展。使每个学生尽可能成为他/她可能成为的人。这充分体现了他们尊重学生个体差异，注重学生个性心理的健康发展。这一点不仅在课堂教学中得到了体现，还表现在学生对学科的选择上，除一些基础必修课外，很多课程学生可按自己的志愿和兴趣进行选择。学校还明确规定：不同年级的学生，课外作业时间量不等。对于同一年级，甚至同一个班的学生，根据个体的差异、不同的学生情况，教师提出的学习要求也不尽相同。对于个别学习有困难的学生，学校还配有专门的辅导教师随堂听课指导。此外，教师课堂教学不拘统一形式，教师对学生听课姿势也不提出统一要求，课堂教学只求创造轻松、愉快的环境。美国学校的课余活动很多，每逢各种节日要组织相应的娱乐活动，师生在一起开联欢会，学生们互送自制的礼物。

鼓励创新的教学原则。学校教师总是设法引导学生把眼光投向课本之外的知识海洋，并力图使学生们能够保持对大千世界的好奇心和探索欲，同时注重鼓励和培养孩子们独立思考的习惯以及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我国教育是向（深）的方向发展，学校教师总忘不了提醒学生要（吃）透课本的知识。与西方的孩子相比，中国的孩子不仅缺乏动手能力、太局限于书本，而且也缺乏广泛的知识面，太局限于课本。美国的教育自有它的缺陷，即宽而浅，相比较，中国的教育则是窄而深家长和教师不会不切实际地期望自己的孩子或学生学业成绩优秀，学生对自己的学业成绩也不像我们的学生那样看重，也不会因学业成绩差而让教师和其他同学轻视，极少学生因学业成绩不好而悲观消极。每天下午3点半学校放学，学生有更充裕的时间获得自由发展。很多学生，也许他的学业不佳（基础课程），但擅长电脑、科学小制作、缝纫、服装设计、烹饪、写作、演讲、摄影、绘画、音乐创作、体育运动等等。学校非常注重培养和保护学生的自信心，鼓励学生发展自己的个性特长，在那里，能看到的每张脸上都洋溢着自信的笑容。学生积极参与教学过程，充分发挥其主体作用，目的并不仅仅在于掌握知识，更重要的是为了挖掘学生的创造潜能。教师鼓励学生采用不同的仪器和方法做实验，允许对实验结果发表不同见解，只要言之有理，可以和书本上的解释不同。而编辑报纸、图书以及电脑绘画，则更没有条条框框的限制，学生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体现出迥然不同的个性特征。总之，强调突出个性，充分鼓励创新，是美国教师遵循的原则。孩子们在中国上学时，书包总是沉到几近背不动的程度，但是在美国教科书教放在学校并不带回家去，这仅意味着，在美国孩子的双肩是轻松的，而且回家后写的作业不是需要课本的。从学习内容看，这恐怕是中美国的小学教育最大的差别了。在中国，课本包含了学校教育的全部内容，课堂教学不出课本范围，写作业更不会超出课本。另外，在中国的学校里，家庭作业是当天写，第二天交。而在美国的学校里，作业常常是一个星期以后交。增强自信的教育方法。美国中小学注重激励教育，以培养学生的自尊和自信。从环境布置来看，校内醒目处张挂着历届学生会主席及校友中的名人画像，教室的墙壁上布满优秀学生的作业、手工作品和奖品、奖状。上课时，老师让学生模拟竞选，获胜者的照片被陈列在橱窗里。对于优秀生的嘉奖是让他们到服务部去为大家服务，以显示其社会价值。通过宣传和表彰竞争中的强者，使每个人都相信：只要努力，就会成功。对于学习有困难或行为表现较差的学生，学校安排了专用教室，请专门从事特殊教育的老师给他们上课和辅导。这些教师不仅要经过专门的培训，而且还要特别有爱心和耐心。这种特殊班级人数一般不超过10人，便于教育和管理。这样的教育对于学习或品行上的后进生帮助较大。教育必须对全体学生负责，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得到发展，这是教育者的责任。

渗透于各种活动之中的思想道德教育。美国中小学没有思品课，但开设社会课，对学生进行公民教育，看上去仿佛学校不重视德育，然而校内外各种活动中都渗透着德育。教室里悬挂着国旗，不少学校规定在上午第二节课后举行向国旗宣誓仪式。公共场合中许多建筑物上都能见到国旗。国会的重大决策、议会辩论的实况定时向全国民众直播。平时学校安排学生轮流到图书馆、小卖部、学生餐厅等处参加劳动，培养学生劳动观念和技能。学生会年年改选，以增强学生参政意识，学生会组织各种活动，如举办戏剧节、募捐、义卖、戒烟和环保宣传等，以提高学生自治能力。大学招生不仅要看报考者的学科成绩，而且要看他在参加社会实践活动中的行为表现，学生到某单位参加义务劳动，便由该单位对其表现做出文字鉴定或报告。此外，社会上各类艺术宫、博物馆、纪念堂以及市政厅，乃至白宫、国会山等，都免费开放，为提高国民和少年儿童的素质，陶冶人们的情操提供了极好的条件。

具有较高素质的教师队伍。美国各州均制定了“教师行业行为规范”，对教师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如：根据学生的兴趣和特点实施教育，以满足不同类型学生的不同需求；尊重学生，使所有学生都能受到公平的待遇；让学生积极参与教学活动，独立思考，自主交流，成为具有自我教育能力的学习者；培养学生在本学科和跨学科领域解决问题的能力，鼓励学生将所学知识运用到实际生活当中，将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要求教师对全体学生负责，为每个学生设计具有挑战性的学习目标，帮助所有学生完成学业，使大家真正学有所得；积极设计教师自身的专业发展计划，寻求机会发展专业知识和技能，以提高自身素质。为此，中小学校鼓励教师在职进修，定期回大学继续深造。由学校支付所需经费，也有的教师自费脱产进修。学校还常在周六安排教师培训活动，请专家讲课，或组织讨论，或进行经验交流，以多种形式实施继续教育，从而保证有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美国的教师无论是幼儿教师、中小学教师还是大学教师都很关注教育研究的各种新成果。他们把这些新的教育观念、新的教学方法直接运用到自己的教学实践之中，因而每个普通的美国教师都有整套的教学思想、明确的教学目标、灵活多变的教学方法。譬如，当一位中国学生的家长问一名美国的小学教师：“你们怎么不让孩子们背记一些重要的东西呢？”这位美国教师的回答是：“对人的创造能力来说，有两个东西比死记硬背更重要：一个是他要知道到哪里去寻找所需要的比他能够记的多得多的知识；再一个是他综合使用的这些知识进行新的创造的能力。死记硬背，既不会让一个人知识丰富，也不会让一个变得聪明。”在为学生指点求知方向这方面，我国的教师显然不如美国的教师。尽管中国的教师业务水平都不低，而了解教育理论流派、懂得学生心理发展规律的教师就不多了，而把新的教育理论运用到实际教学中的教师则更是少而又少。如果教育的各级管理者和学校教师的素质不改善，学生素质的改善将只能是一句空话。课本的内容，即使是五以内加减法，我们的教师也能变换出数十种不同的课型来，以致使会基本运算的孩子也照样要出错。由此，即使是小学一年级的学生学数学的实际目的也已大大超出了培养基本计算能力的范畴，而演变成了纯粹的智力训练乃至智力游戏。在中国，目前小学数学的教学方向完全背离了数学的工具性、实用性的本质，追求题型的更复杂性、花样性，使原本富有工具性、应用性的数学被数学游戏所取代。

充满竞争激励的教师管理体制。美国的教授在拿到终身教授职位之前，至少有5至7年的助理教授考察期，通过考评小组的综合评定、全系教授的投票决定取舍。这给年轻的教授们很大的压力，促使他们努力工作。从助理教授到副教授，再晋升为教授都有相当的时间间隔和严格的审批过程，能得到教授职称的，都要在研究领域中有独到的研究成果，确保教授队伍的水平。一般的大学，助理教授拿不到终身教职的大约在25％左右；较好的学校和专业，这个比例可能高达50％，甚至更高。在美国，虽然有博士学位的人很多，有的获得博士学位时很年轻（一般在30岁之前），但获得教授职称一般要到40岁左右。几乎每个教授在他的前10年的学术生涯中都是自己动手做实验。如果长期脱离实验，就会失去对科学的感觉。美国科学界的竞争相当激烈，如果一个教授在一二年内不在高水平的学术期刊上发

表相当数量的论文，也许这位教授就会在这个研究领域销声匿迹，同时会对他申请科研经费影响很大。在美国，知名教授稍有放松，哪怕是一二年，他可能永远沉默下去。这种竞争似乎比较残酷，但就是由于有如此激烈的竞争，才使得美国的科技精英不断推陈出新，尽情发挥各自的特长，争得在学术界的一席之地。这是美国科学水平居于世界先进水平，并不断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活到老，学到老”是活跃在科技界的美国知名科学家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许多都是高分子学科中一流的科学家，几乎每一位教授在每个学年都要给研究生讲授二三门课程。美国的许多知名教授总是活跃在讲台上。作为一个科学家，必须时刻关注本学科的发展前沿和方向，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地充实与更新教材，给学生传授最先进的知识，引导学生进入科学前沿。同时，由于知名教授活跃在学科领域的最前沿，积极参与引导学科发展的方向，寻找新的学科成长点，对学科的前沿知识有着深刻的理解和创新，这样，教授在讲授课程时才会深入浅出，引人入胜，使学生们能真正理解和掌握知识，这就是所谓的“言传身教”。中国本科毕业生的基础知识比美国学生强，但研究生的科研能力、动手能力以及表达能力却相反。知名教授活跃在教育第一线，其贡献不仅仅是把先进的科学发展知识传授给学生，更重要的还在于，教授还要教育学生怎样做一个有创新精神、有道德、有理想的人。教授是学生的楷模，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会对学生有不可估量的影响。在国内，教授总是希望得意弟子留在自己的身边，一代传一代，有的高校甚至有“三世同堂”的。这种做法容易禁锢学生的独立思维，局限学生的知识面，或使他们不敢超越自己的导师，从而影响创新，不利于科技的发展。在美国，高校学生毕业之后，无论多么优秀，他们总是要离开自己的导师，去接触新的环境。这有利于学生博采众长，开辟自己新的研究领域和研究风格，同时也有利于学科的交叉和发展。这几乎已经成为一种制度。

美国中小学教师的多元文化教育。最近几年，大量涌入的移民子女对美国的教育系统产生很大的影响，美国中小学校中学生的组成越来越多元化，少数民族学生的比例越来越高。据1990年统计，在全美中小学生中，白种人之外的少数民族学生占30％左右；1994年，这个比例已经上升到34％。根据专家估计，到2010年，这个比例会达到或者超过40％。如何对少数民族学生采取合适的教育显得越来越突出，有关多元文化的话题也被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所关注。与少数民族学生比例的变化相对应的是中小学教师队伍的变化情况，白人教师几乎占整个教师队伍的80％，而且这个比例还在呈上升趋势。美国教师普遍对少数民族学生持有较低的期望值，由于教师缺乏信心，从而影响了学生的学业表现。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孩子有不同的学习方式，教师在教学活动中考虑来自主体民族以及少数民族的孩子的不同学习方式，并在教学过程中结合这些孩子的特点施教。这些学校中的教师认识到少数民族学生不同主流文化的背景；教师与学生之间建立了紧密的关系；教师对来自不同背景的学生一视同仁，对所有的学生都持有非常高的期望值；教师使用熟悉的交流方式与学生进行交流；教师有自己明确的教学目的，献身于教育事业，关心学生的成长，理解少数民族学生在美国复杂的社会关系中的一些特殊的生活体验，并愿意帮助这些学生来面对有关教育平等方面的一些客观事实。在教室中创造一种多元文化的氛围。同时，帮助学生相互理解学生之间的文化。教师在教学活动中注意给少数民族学生创造一个和谐、能动的学习环境，而不是总用学生文化背景以及家庭的经济条件来作为少数民族学生学业表现不好的借口。教师完全能够在学校中实施多元文化教育的，并最终达到改善少数民族学生学业表现。

美国教育虽有很多可取之处，但也存在不少问题，首先，教师对理论知识缺乏严密、系统的讲授。对学生的要求不够严格，课堂气氛虽然比较宽松、和谐，但过分自由。课堂上随便谈话、说笑、走动、吃东西现象时有发生，老师也不加干涉，缺乏一种严肃认真的学习风气。其次，课堂教学效率不高，不少时间浪费在漫无边际的谈论和毫无目的的活动之中，学生上课记笔记的很少，一般没有课外作业，可谓轻松、愉快，然而一出教室，许多学过的东西都还给了老师，以致于不少学生连最简单的计算都不会。因此，从总体上来说，美国基础

教育的水平比较低。再次，教师没有共同备课和研讨的习惯，教学上各行其是。虽然突出了个性，但却缺乏最基本的要求，这对于经验不足或责任心不强的教师来说，起不到教育和鞭策的作用。另外，美国社会少年犯罪呈上升趋势。在校学生中因杀人、吸毒、强奸等犯罪行为而被捕的人数不断增加，自杀或被杀案件也时有发生。

与美国教育相比，中国教育虽有自己的长处，但也的确存在不少问题，应当加以深刻反思。

转变教育观念，尤其要改变传统的人才观和教育质量观。人才的优劣和教育质量的高低，不能单纯以考试成绩来衡量，而应注重能力的发展和人格的完善。美国社会很重视学生的个人才能，人们心目中的好学生是能力出众且知识丰富。洛杉矶市肯尼迪高级中学对学生的评估就是发批判性思维能力、终身学习能力和人际协调能力等为主要指标的。因此，要重视各种能力（特别是创造思维能力）的培养，以开发蕴藏于学生之中的巨大创造潜能。要重视非智力因素的作用。人才在成长过程中，不但需要有理性认识，需要在智力方面得到发展，而且要有情感和意志的支撑。只有将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结合起来，才能造就人格健全的杰出人才。时代在前进，社会在发展，学生在不断地进步。就是他们的自主意识增强了，还会对学校的教育提出自己的见解呢！因此，作为学校应因人制宜，因人施教，尽可能地培植和发挥每个学生所长；作为学生应自觉地遵守学校各种规章制度，努力完成各项学习任务，使自己德、智、体全面发展，成为跨世纪有用人才。

要克服学校教育目的的局限性。社会是学生的大课堂，学校是学生的小课堂，也是基础课堂。学生一天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学校度过的，并在这里学习知识，提高基本素质，教师的一言一行都会对学生未来发展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因此，学校育人目标不是单纯教会学生文化知识，而是在传授文化知识的同时，与家庭、社会相配合，教会学生做人，培养学生各方面的能力和道德修养。那种单纯瞄准升学、就业的教育目的及其教育方式，显然有问题。就当前教育现状讲，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因为社会急需这样的人才，而这种人才单靠“应试教育”是培养不出来的。

要认识培养学生创新精神的重要性。要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的学生，学校就要敢于创新，需要更新教育方法和思路，带领教师搞创新，否则就会回到旧的教学老路上。每个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对文章的理解也会有所不同，甚至有很大的差异，然而，我们的语文阅读题的标准答案却总是一个。容易导致学生产生逆反心理，影响他们创新精神的建立。应该先肯定学生丰富的想象能力与创新精神，别老是让爱独立思考的学生遭受打击。

要讲究授课形式的多样性。多样性的形式可为学生提供更多的表现自我的空间。比如政治课，如果整堂都是老师一个人在上面讲，下面就会有许多人“偷偷”打瞌睡。如果换一种方式呢?例如讲到遵守公共秩序，可让学生上台表演生活事例，或采取辩论赛等多种方式，就可以调动学生们的学习积极性，既可展示学生才华，又能锻炼他们的思维能力、表达能力。比如开班会，是一种很好的教育形式，但如果只关注它的过程与宣传的思想主题，很少考虑内容是否与学生实际联系得紧密，不为他们所关心，就难达到明显的教育效果。在教育学生的同时，应注意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及多方面的兴趣爱好，这就需要学校为学生创造施展才华的机会，需要教师多去挖掘学生自身的潜在能力。这可以使学生从小就热爱生活，热爱科学，热爱周围的人，塑造一个好的性格。

比较考察 篇3

关键词：中国，韩国，博物馆教育，比较

中图分类号：G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5-0151-02

一、博物馆与社会教育功能

博物馆是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的非营利性的永久机构，也是重要的社会教育机构。通常情况下，人们认为博物馆教育是博物馆提供的教育培训，这是最能体现博物馆在社会教育方面的努力的代表性活动，是狭义的博物馆教育。广义的博物馆教育则包含为了提高大众的知识修养而在博物馆内、外举办的各种展示、教育培训、文化活动等一切带有教育目的的活动。本文所说的博物馆教育是广义的教育。

本文将中国山东省和韩国庆尚北道作为比较的对象。山东省是中国第二人口大省，经济发达，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发源地，具有丰富的文化资源。韩国庆尚北道是韩国第一人口大省，经济实力强大，并且完好地传承着佛教文化、伽■文化、儒教文化，其文化遗产的保有量占全国的20%。山东省和庆尚北道不仅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经济实力也雄厚，在各自国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适合做比较对象。

二、山东省博物馆的社会教育现况

2008年为止，中国共有1722座博物馆，①每76万人拥有一座博物馆。山东省共有96座博物馆，相当于每98万人拥有一座博物馆，其中省级博物馆2座，地区级博物馆27座，县级博物馆67座。这些博物馆是指所属于山东省文化厅的省属，市属博物馆。私立博物馆和大学博物馆的大部分因其规模小，藏品少，社会影响力较小，加上统计资料的不足等原因，没有纳入到本论文的研究范围。96座博物馆中，选择已开设网页的13个博物馆为例，查看了其社会教育现况。

表1 山东省13座公立博物馆教育现况②

图示说明：●有；○无

表1中96座省属、市属博物馆中，已开设网页的博物馆仅为13座，所占比例为14%。生活在网络时代的现代人，需要通过网络及时、随时地获取有效信息，可以说开通网络是向社会展示博物馆的最直接有效的沟通渠道，也是博物馆发挥其社会教育功能的重要的手段。

2008年为例，上述13座博物馆除了固定展之外，平均开展了11.2次特别展，其频次是比较高的。开展教育培训的博物馆为8座（43%），开展文化活动的博物馆为1座（7.7%）。其中，长期培训项目为山东博物馆实行的“山东博物馆孔子学堂国学班”和青岛市博物馆的文博夏令营。山东博物馆孔子学堂以青少年为教育对象，在节假日和寒、暑假开办国学班，让孩子们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学习传统文化知识，在潜移默化中学会做人、做事的道理，同时弘扬山东历史文化，培养观众高雅的文化情趣。文化活动为山东博物馆参加的“文化使命青春溢彩”决赛，国际志愿者日等活动。这些活动虽然内容丰富，为博物馆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因活动内容只限于博物馆内部职工和志愿者，没有做到广大人民群众和博物馆爱好者的亲自参与，其社会影响力很小。

山东省的博物馆主要通过陈列和特别展来发挥其社会教育功能，近一半的博物馆虽然有教育培训课程，但是大部分为短期或一次性的培训项目，长期的培训项目或对外文化活动是少之又少。可以说，博物馆与社会的紧密程度不高，其社会教育功能尚未发挥出来。

三、韩国庆尚北道博物馆的社会教育现况

2008年12月31日止，韩国共有707座博物馆。其中，国、公立博物馆310座，私立博物馆310座，大学博物馆87座。庆尚北道共有65座博物馆，占韩国博物馆总数的9.2%，在16个省级行政区中排前三位。其中，国立博物馆2座，公立博物馆37座，私立博物馆10座，大学博物馆11座，公立美术馆1座，私立美术馆4座。庆尚北道65座博物馆中，已开设主页的为49座，占75%。选择其中代表性的11座国、公立博物馆，将其教育现况整理如下。

表2 庆尚北道11座国、公立博物馆之教育现况①

图示说明：●有；○无；——资料欠缺

如表2，庆尚北道的地方博物馆通过固定展，特别展，教育培训课程，文化活动等多种形式来完成作为社会教育机构及地区文化空间的作用。11座博物馆（100%）均实行短期培训，10座博物馆（91%）实行长期培训，培训项目亦较丰富。以庆州国立博物馆的长期培训为例，“第57届庆州儿童博物馆学校”，“在博物馆品茶”，“拼图中的新罗故事”，“一家人巡游博物馆”，“对小学，中学教师的进修”，“外国人的周六博物馆之旅”等，其对象包括幼儿、小中学生、教师、志愿者、专业人员、社会群众、外国人、家长等各阶层人士。文化活动非常丰富。电影赏析（国立灯台博物馆），博物馆庆典（庆山市立博物馆，大伽倻博物馆，文庆陶瓷展示馆），音乐会（东里木月文学馆），群众性民俗游戏（国立庆州博物馆）学唱童谣（安东民俗博物馆）等活动，使人们自然而然地亲近历史和文化，博物馆也成了人们学习鉴赏，休息娱乐的场所。

四、山东省和庆尚北道博物馆的社会教育现况比较

近年来，国际社会把终身教育作为重要内容，越来越多的国家通过法律形式把博物馆确立为终身教育的重要阵地。中韩两国也不例外，博物馆不仅在数量上还是在社会作用上，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下面来比较一下中韩两国博物馆的社会教育现况。

其一，中国的博物馆资源太贫乏，需要政府部门和全社会的持续地关注和投入。

表3 中韩两国博物馆现况②

表4 山东省和庆尚北道博物馆现况

如表3、表4所示，韩国及庆尚北道的博物馆数量从比例上明显大于中国及山东省的博物馆数量，其博物馆资源还是比较丰富的。中国的博物馆从其数量上就相当贫乏，这是政府部门通过持续的关注和投资来急需改善的问题。

其二，山东省博物馆主要通过固定展示和特别展示，庆尚北道的博物馆主要通过展示、教育培训项目、文化活动等多种形式来完成的。

山东省博物馆中，开设主页的13个博物馆，2008年平均进行了11.5次特别展示，远多于平均举办2.1次特别展的庆尚北道的博物馆。但教育中占核心位置的教育培训项目上，山东省比庆尚北道少很多，尤其是能够挖掘和培养“博物馆迷”的长期培训项目，山东省只有2座博物馆（15.4%），庆尚北道是10座博物馆（90.9%）。文化活动的举办情况亦如此。山东省博物馆中的1座博物馆（7.7%），庆尚北道博物馆中的11座博物馆（100%）开展文化活动，差异也是非常明显的。庆尚北道博物馆在做好搜集、展示、研究的基础上，为努力成为社会教育机构、地区文化空间而做多方面的努力和探索。

其三，山东省博物馆与社会的沟通渠道不畅通。

中韩两国吸收外来语的比较考察 篇4

1. 中国外来语吸收的三个时期及特点

中国历史上曾经有三次大量引进外来语的时期[1]。

1.1 与西域的交流频繁的汉唐时期 (BC202-AD907)

主要引进了与动植物和佛教相关的用语。如, 葡萄、菠菜、石榴、木乃伊、佛、菩萨、苹果、西瓜等。如今, 这些外来语已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扎根在日常生活中, 完全没有外来语的感觉。

1.2 清朝末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的100年间

此时的外来语多为音译, 在发音上以南方方言为主, 所以与现在的普通话具有发音上的较大差别。如, 沙发Sofa, 三明治sandwich, 布丁pudding, 孟买bombay等。

另一方面, 日本利用汉字而制作的‘日本制汉字外来语’大量引入中国和韩国, 至今广为利用。这些外来语主要是, 介绍西欧发达的物质文明和抽象概念的词汇, 分布在政治、经济、科学、民主、哲学、革命、军事、医学、心理学等领域。

如, 물질 (物质) , 인격 (人格) , 정당 (政党) , 기업 (企业) , 투표 (投票) , 법률 (法律) , 자유 (自由) , 관념 (观念) , 사상 (思想) , 진화 (进化) , 전염병 (传染病) , 화학 (化学) , 미지수 (未知数) 等等。

1.3 197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到现在

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 经济技术、商业、通讯等各领域里涌进了大量的外来语。此时, 意译词所占比重较大。如, 电脑computer, 出租汽车Taxi, 公共汽车bus, 衬衫shirt, 洗发精shampoo等。

通过上述的三个时期, 中国吸收了大量的外来语, 并从初期的音译法转为后期的意译法。目前, 学术界普遍认为, 音译的外来词汇为外来语, 所以中国代表性的外来语词典《汉语大辞典》中的外来语仅为一万个左右, 其数量是相当少的。

2. 韩国外来语吸收的三个时期及特点

韩国语词汇大致分固有词、汉字词、外来语三个类型。其中, 固有词约占25%, 汉字词约占65%, 外来词约占10%。

广义上, 汉字词也是外来语。但是, 汉字词在3国时期以前已进入朝鲜半岛, 经过上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 已完全深入到了韩国人的语言文化中。在韩国, 汉字词没有在外来词词典中收录, 而收录在国语词典里, 在本文中所指的外来语里亦排除了汉字词。

韩国外来语的吸收时期可分如下3个阶段。

2.1 新文化开化期 (1876-1910)

此时, 长期奉行闭关锁国政策的韩半岛开始接触外来文化, 重新审视自己文化。吸收的外来语主要是科学、农业方面的词汇。但是总体上数量较少。如:빵, 토마토, 담배등.

2.2 日本殖民统治时期 (1910-1945)

在日本殖民统治下, 韩国被剥夺了政治上的自由, 外来文明的吸收也是通过日本间接完成的。此时虽然引进了大量的外来语, 但是留下了日本式发音的痕迹。

2.3 解放之后 (1945年-现在)

美军的进驻, 美国在经济上的援助等原因造成了大量吸收英语外来语的局面。以英语外来语为首的各种外来语向洪水般涌入韩国, 导致了外来语的急剧扩大与膨胀, 至今已达到约8万单词。

如上所述, 中韩两国在吸收外来语的时间, 特点, 数量上是有所不同的。通过这些, 我们可以看到两国的语言文化差异。

首先, 对外来语的概念不同。

中国的外来语不包括意译词, 韩国的外来语不包括从中国引进的汉字词。

其次, 语言不同, 外来语的翻译方式也不同。中国语是表意文字, 中国人熟悉于通过文字来推测其意的思维模式, 所以中国的外来语多为纯意译或意译加音译的方式。韩国语是表音文字, 非常方便记录语音, 所以韩国更热衷于音译的方式。

再次, 保守与开放—对待外来文明的两种不同态度

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 在历史发展的大部分时间里, 中国扮演着文化发源地的角色。所谓的‘天朝思想’造就了中国人对待外来文明时的保守而自我为中心的态度, 这与韩国的开放的、原语为中心的思维是完全不一样的。

参考文献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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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3]、王继洪『汉字文化学概论』学林出版社

比较考察 篇5

【内容提要】我国的典权与德国的担保用益或利用质押，以及法国与意大利的不动产质，是形式不同，但功能基本一致的法律制度。在我国民事立法中，应保留设置典权这一传统的法律制度，并注意不必再设置不动产质，以免重复立法。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国民法学界对典权的保留与废除展开过热烈的讨论。不过，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典权是应该予以保留的传统法制制度之一。梁慧星先生主持的《中国物权立法草案建议稿》也明确地将“典权”作为专门一章予以规定，并且对保留和采用这一颇具传统法律文化色彩的制度作了一定阐释。(注：梁慧星等：《中国物权立法草案建议稿》，第288-303条，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580-589页。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工作委员会民法室提出的物权立法草案，在该草案讨论中已经明确，将要补充对典权制度作出规定。)但是，作为一个重要的法律制度，典权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法律制度，它具有何种法律特征和功能?对此，显然还需法学家在学理上予以明确和深入的阐释。况且，至今仍有不少学者对典权制度持怀疑态度;甚者还有人认为典权制度是我国封建社会制度下的固有制度，当然要予以废除。实际上，这种看法并不正确。首先，仅以典权为我国习惯法上的制度就要加以废除是违反法律形成与发展的基本规律的;其次，就典权制度的功能而言，它和德国民法中的担保用益(Sicherungsnieβbrauch)基本相同，与法国，意大利民法中的不动产质亦十分相近;第三，从历史源流来看，德国的担保用益以及法国、意大利等国的不动产质实际上是同出一源的制度，都起源于希腊的相抵利用(αντιχρησιδ)。(注：罗马法文献中也曾有这个名称，是作为抵押的形式之一出现的。见D.20,1,2,1;13,7,33。对此，许多西方学者都曾探讨过。一般认为，这个制度是在希腊化时代被罗马人接受并渐渐普遍采用的制度，拜占廷时期还在埃及出现过。见卡瑟尔：《罗马私法》(MaxKaser,DasRoemischePrivatrecht,VerlagC.H.Beck,Muenchen1971)，第一卷，第470页;第二卷第319页。)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说，典权制度并非是我国独有、他国所无的法律制度。(注：现今国内大多数学者，无论是典权保留论者，还是典权废止论者，都认为典权是中国独特的不动产物权制度，是中国特有的制度，现代各国没有与之相同的制度。不过，当我们用法律比较的科学方法将视野扩大到整个世界时，就会发现这种看法其实是不真实的。参见前引梁慧星等：《中国物权立法草案建议稿》第581页。)如果对上述制度的发展及其实质功能作一比较考察，那么就会发现，无论是德国的担保用益(Sicherungsniessbrauch)还是法国、意大利(anticresi)等国的不动产质，抑或我国的典权，它们的内在实质和基本功能是始终如一的，即都是一种财产或资源的用益方式。

一、我国典权制度的历史沿革与现实状态

典权是我国的传统法律制度。同时，它也是现代我国民法中为数不多的、完全未受外国法律影响而独立存在的一项中国固有的法律制度。但是，典权制度究竟起源于何时，学术界并无定论，有待进一步研究。有的研究者认为典权制度与土地和房屋的买卖制度有密切关系。(注：李婉丽：《中国典权法律制度研究》对典权有较为系统和全面的研究考察。文见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1卷，1994年，第370页以下。)从典权制度的历史发展来看，它在1929年以前，即民国民法典颁布之前，始终比较混乱。在有关法律典籍中，它有不同的表述方法，亦表明着不同的内容，如典当，典质，典卖及贴典等。而从史籍上看，典当不分，古来如此。(注：“质”乃古已有之，古代中国无论动产、不动产均以质称之。两汉以降，渐有典质互代，唐宋沿之。明清以后至今，典卖、典当互用已成民间习惯。台湾学者杨与龄认为，典质互用始见于《旧唐书》卷140列传。参见杨与龄：《有关典权之几项争议》，见苏永钦主编：《民法物权争议问题研究》，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9年1月，第253、254页。)清末民初法律改制起草民律草案时，曾经一度以为典权即日本民法的不动产质，故没有对其加以规定。(注：现在看来，当时的这种认识还是有道理的。详见本文下文。)但1915年北洋政府的大理院[上字]第448号判例却又否认了这种认识。是年10年，北洋政府司法部拟定《清理不动产典当办法》(共10条)，是为现代中国最早有关典的立法之一[1](P.630-631)。不过，由此已经看出典与当之间未加区分的情况。即使是对典权作出了专门规定的民国时期民法典，也没有明确典、当之间的区别。而实践中更是始终普遍存在着典、当不分的现象。至于现今所看到的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典权案件的批复，更是多以“典当”笼统称之。(注：现今我们所看到的，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典权案件的大多数批复，多以“典当”称之，表明学理和实践上的混乱。从下列有关典权的最高法院批复或函件看，即可知其一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房屋典当期满后逾期十年未赎，出典人及其继承人下落不明的案件的批复(1962,09,28);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姜兴基与闫进才房屋典当回赎案的批复(1963,06,1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雷龙江与雷济川房屋典当关系应予承认的批复(1979,11,0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房屋典当回赎案的批复(1980,12,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房屋典当回赎问题的批复(1984,12,0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典当房屋在“文革”期间未能按期回赎，应作时效中止处理的批复(1986,04,1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典当房屋回赎中几个有关问题的批复(1986,05,27);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典当房屋回赎期限计算问题的批复(1986,05,27);关于处理私房社会主义改造中房屋典当回赎案件中的两个问题的批复(1988,09,08);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黄金珠等与张顺芬房屋典当回赎纠纷一案的函(1989,10,17);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罗超华与王辉明房屋典当纠纷案的函(1991,07,09);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金德辉诉佳木斯市永恒典当商行房屋典当案件应如何处理问题的复函(1992,03,1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谢元福、王琪与黄长明房屋典当纠纷一案适用法律政策问题的复函(1992,06,0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郑松宽与郑道瀛、吴惠芳等房屋典当卖断纠纷案如何处理的复函(1992,09,1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吴连胜等诉烟台市房地产管理局房屋典当回赎一案如何处理的复函(1993,02,16);关于典当房屋被视为绝卖以后确认产权程序问题的批复(1989,07,24)，等等。诸如此类，实际上都是典，而不是当的问题。但我们的最高司法机关并没有加以明确解释。)此外，法律理论上对典权的理解也有着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是指除不动产之外还包括动产的典的关系，民间所谓典当或典质即属此类;狭义是指标的仅限于不动产的典的关系，其实就是我们通

常所讲的严格意义上的典权。上述情况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表明，我国有关典权制度的学理和实践都还存在着一些混乱。

其实，无论是从我国1949年以前或此后的立法与司法实践来看，典权主要是指以不动产为标的的用益权关系。在清末民初法律改制之前的传统民法中，典权的标的同样也主要涉及到土地和房屋。1949年之后，虽然以土地为标的的典权不复有存在的社会制度基础，但以房屋为标的的典权关系实际仍然普遍存在。虽然现行《民法通则》没有对典权制度予以规定，但大多数典权关系一般均能获得司法实践的确认和保护。如诸多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地方法院涉及典权的批复或复函，基本上都是以承认典权为前提的。(注：这样的实例很多。除了前注提及的最高法院复函以外，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最高法院有关涉及推定制度的典权案件的批复还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地主家庭出身的能否回赎土改前典当给劳动人民的房屋的请示的复函》(1981年6月22日)，该复函提及1951年11月9日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司一通字1057号《关于典当处理问题的批复》第2项规定：“一般的农村典当关系，今天仍应准其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8条的批复》(1984年12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的几个问题的函》(1985年2月24日);诸如此类，等等。最近，北京宣武区法院还就一个涉及典权绝卖的案件作出判决。见2001年3月16日《北京法制报》第8版。)

在我国历史上，曾有过以妻室子女为典之标的的现象，这很像希腊历史上的相抵利用。据史记载，战国时期有经济情况窘迫时典卖妻子的现象，东汉时曾对此严加限制，而南北朝以后则有典、卖、雇妻之分。此后宋元明清四朝，典雇妻妾现象始终存在。但是，即使如此，这类典卖形式在中国法律史上也还是被视为恶习，并予严格禁止，甚至处之重刑[2](P.393-397)[2](P.287)。与此类似，相抵利用在罗马、埃及也曾一度合法地存在过。比这更早之前，早在新巴比伦时期，奴隶，尤其是有些特别技能的奴隶，就常常被作为相抵利用的标的[3](P.103)。

二、典权的实质与功能

1.典权的实质

普遍的看法是，典权乃一方支付典价而对他人不动产实现用益，包括占有、使用和收益的物上权利。实际这基本上是我国民国时期民法典对典权所作的界定。虽然我国(包括台湾地区)法学界对典权的实质至今仍然存在不同看法，但主流的观点认为典权是一种用益权[4](P.404)[5](P.31)[6](P.399)[7](P.583)，少数学者则将其理解为担保物权。其实，从典权的法律内涵来看，典权显然是一种用益物权，尽管它在某些情况下具有担保意义。与一般担保物权相比，它有以下明显的区别。

第一，典权虽然在某些情况下具有担保的意义，但其最终目的和实质功能还是在于直接实现一种用益，是似如担保，实为用益的物权形式。具体说它是为了用益而以物作押。出典人与典权人就设定典权关系达成一致时，直接产生一种双向的用益物权关系。第二，典权是一种独立的特权，其设定直接以财产所有人独立的法律利益为依据，而完全不取决于或为了另外一种法律关系。换言之，它是一种独立存在的主物权。这显然与担保物权不同，因为后者完全是为了所担保的债权法律关系而发生和存在的。判断一项权利是否为担保物权，基本标准就是看它是否为着另一权利的存在与安全而设定和存在(担保用益和典权是一种特殊情况)。第三，典权是一种可以直接实现的法益，而不是象担保物权那样只能通过扣押实现，这是典权和担保物权之间又一重要区别。典权关系成立之时，即典权人获得利益开始之时。典权人在典权关系存续期间即已获得了他设定典权关系所要取得的利益。就此而言，典权实际是一种被担保的用益，更具有安全性。这也是典权关系能够始终存活的原因之一。第四，典权不象担保物权那样具有变价受偿性。担保物权的变价受偿性是指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得将担保物扣押并实现变价，以优先清偿其债权。在担保物权关系中，担保物的可变价性是实现担保的前提和关键。进一步说，担保必须通过担保物的变价才能实现。但是典权关系中，典权人于典期届满，出典人抛弃回赎典物时，并不是将典物变价以使典价得到补偿，而是直接取得典物的所有权。第五，典权具有可分性，因而不是担保物权。因为担保物权具有不可分性。另外，在典权关系中，如果出典人抛弃回赎权，典权关系即消灭。出典物价值低于典价时，出典人没有义务对不足部分予以补偿;而典物价值若高于出典之价时，尚可请求找贴，而担保物权则完全不然。担保物权对待债权标的和范围一经确认就不能改变，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担保物权用以保证债务关系安全的目的。(注：民初立法者典权立法所持的理由即如此。见叶孝信：《中国民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1页。)

最后应该指出，认为典权是一种兼有担保和用益功能的特殊物权的看法虽然有一定道理，但是并不能完全反映典权的实质特征，而且容易引起学说上的混乱。另外，认为典权人典受他人不动产的主要目的不是用益而是要最终取得典物所有权的看法，也有些过于狭隘或牵强，不能完全令人信服地说明现实中典权的发生与存在的动机或原因[8](P.264)[9](P.435)。

2.典权的功能

将典权理解为一种用益权，主要是以其实际功能为依据。如前所述，财产所有人将其财产出典于他人以获得相当于出卖其财产的金额为己所用，由此产生一种法律关系，即典权关系。基于这种关系，当事人双方均可实现其一定的用益目的：典权人获得出典物上的使用和收益，而出典人则获得可以立即投入利用的金钱或融资贷款。实际上，在此法律关系中，前者获得的是对典物的直接用益，后者获得的则是对典物的间接用益。显然，这是一种资本或财产资源流转利用的特殊方式，即旨在同时满足出典人和典权人双方需求的用益形式。在我国，甚至有直接以典价作股投资的情况。(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私合营中典权入股的房屋应如何处理问题的函》(1990,4,9)是针对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南阳市副食品公司诉夏清淮房屋典当回赎一案的请示报告》而作出的答复。基本内容是：1952年12月，当事人之一夏清淮之妻将房屋6间出典给魏汉三经营茶叶店，典价350元，典期两年半，1956年公私合营时，魏汉三将所典之房以原典价投资入股，该房由南阳市副食品公司管理使用至今。1958年以后，夏清淮多次向有关部门协商赎房未果。1984年8月，夏清淮向南阳市人民法院起诉。经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并研究认为：根据中共中央1956年1月24日《关于私营企业实行公私合营的时候清产估价中若干具体问题的处理意见的指示》第6条“企业的债权，一般列作投资，作为合营企业的债权”之规定，典当的房屋入股只是债权的转移，产权仍归出典人所有。据此，我们同意你院审判委员会多数同志的意见，即：此案不适用国家房产管理局(65)国房局字105号《关于私房改造中处理典当房屋问题的意见》的规定。夏清淮可以依据有关政策规定，向南阳市副食品公司进行房屋回赎。)不仅如此，还有反过来以股票出质获得资金的情况。(注：当然，以股票出质以获得资金，纯粹是一种担保行为，和以典价入股情况不一样。前不久

，上海市对全市所有典当行经营的股票出典活动予以禁止，盖因此种活动尚无明确的法律予以规范，具体的操作办法也不成熟。见2001年6月18日《北京法制报》第3版。)从整体上看，它无疑可以提高整个社会的资本和财产利用效率或经济效率。其特点在于有效和安全，因为它可以随时由典物所有权人根据自身需要予以设定，但又不影响其对出典物的最终处分权;与此同时典受人亦可以完全根据自己的需要决定是否并且以何种条件接受出典，从而设定典权关系。通过这种关系，双方都可立即有效地取得自己要求的用益及为此利用而产生的担保。

虽然有人认为典权是一种兼有担保和用益性质的特殊物权，但这种折中之说理论上不能成立，实践上似乎也没有必要。因为传统的物权分类已经基本概括了物权类型的可能性，没有必要在用益和担保物权之间再另外作一物权类型的划分。此外，虽然典权在某种上程度上具有担保意义，但是如前所述，它的直接目的并不是要担保。就是说，出典人出典其物并非要去担保什么，而是要获得可以立即投入利用的金钱或融资贷款，而接受出典的典权人更是以对出典物的直接用益为目的的。台湾学者梅仲协认为：“唯典权之内容，在他人以不动产，供自己之使用与收益，而与仅以物或权利，供债务清偿之担保之物权，有显著之差别。”[10](P.571)所以，认为典权的主要目的不是用益的看法是不妥当的。录然，从典权最初出现的原因看，不动产所有人出于获得一定用益价金的目的而将自己的不动产让与他人用益的确有借贷担保的意义。但是在此毕竟只存在一个法律关系，而这一法律关系毕竟又以一定的用益为实质内容;离开用益，典权就失去了它存在的特性和价值。

典权关系的用益权性质还可从它在我国的实际发生与作用得以说明。考察分析我国现今有关典权的司法实践，可以清楚地看到典权的实际发生和作用很多情况下是在于获得用益。正因为如此，那种由于受到早期学者观点的影响认为典权关系中的出典人大多是经济上的弱者的看法是不能成立的，至少不完全正确[8](P.276)。事实上，我国1949年以前发生和存在的典权关系，出典人往往是有充足田舍的富户人家。50年代初期，中国大陆发生和存在的典权关系，出典人亦未必多是经济上的弱者。他们之所以出典，很多情况下是急于用钱。所以，民间有典权“救急不救贫”之说。(注：前引李婉丽：《中国典权法律制度研究》第378页。该文本已基本说明了典权发生的一般原因，但又提出“出典人大多是经济上的弱者”，似有前后矛盾之嫌。)

三、德国民法上的担保用益

1.担保用益的法律内涵与实质。在德国，担保用益是用益权的表现形式之一，是指特定权利人(包括物权人和债权人，但通常是抵押权人)为了保证自己能确实而且及时地从抵押关系中获得利益，而与所有人(通常为抵押人)协议在某一物上(通常为抵押物上)设定用益，从而使其同时又成为用益权人。虽然德国法学界不少人都认为担保用益具有担保作用，但又都很明确地将其归为用益权。如德国研究用益权的专家努斯包姆(A.Nuβbaum)在其代表之作《民法典中的用益权――法律事实的历史研究》中就持这种看法。(注：努斯保姆(ArthurNussbaum)，19世纪德国著名民法学家，法律事实研究学派的奠基人。见其代表作：《民法典中的用益权――法律事实的历史研究》(DasNiessbrauchsrechtdesBGB,UnterdenGesichtspunktendesRechtstatsachenforschung,VeralgJuliusSpringer,1919,Berlin)中就持这种看法，见此书第19页及以下。)德国另一研究用益权的专家顺(W.附图)认为，担保用益作用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土地质押权的补充，即对债权人取得地产上的收益作概括的担保。如根据《德国民法典》第1123条，债权人不能通过扣押取得的利用租金和收益租息，就可以通过担保用益来获得。第二，债权使用转让合同的物上担保。因此在他看来，担保用益的基础是担保合同，根据这一担保合同，被担保人有权要求担保物上的用益[11](P.370)。总的来看，最近几十年来德国主要的.民法著述和评论都是将担保用益明确归为用益权的。如除了上述努斯包姆和顺以外，现今差不多所有的民法典评论和大多数较有影响的学者都将担保用益作为用益权之一种。与担保用益有直接渊源关系，并且彼此十分相似的利用质押却被视作一种质押权，无论是理论上还是法律规定上均如此。如19世纪罗马法大家索穆(R.Sohm)(注：索穆(RudolphSohm,)，19世纪德国著名罗马法学家。此处引述观点见其《罗马法原理――罗马私法的历史与制度》(Institutionen,GeschichteundSystemdesRoemischenPrivatrechts)，东克尔，洪堡出版社，1917年，慕尼黑/莱比锡，第463页。)和当代欧洲罗马法权威卡泽尔(M.Kaser)(注：卡泽尔(MaxKaser,)，当代德国乃至世界最杰出的罗马法学家。此处引述观点可见其《罗马私法》(DasRoemischesPrivatrecht)第1卷，第459、470页。不过应指出的是，担保用益近些年在德国的法律实践中并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原因主要有两个：其一是担保用益的意义由于有民法典第1223和1224条的规定而减小，其二是在法律理论上它也常常带来一些矛盾和问题。)都持这种看法。

2.担保用益的起源与发展。根据现今德国法学界的一般看法，德国民法上的担保用益类似或相同于利用质押(Nutzpfand，或曰：质押利用：Pfandsnutz)，而后者最早可溯源于古希腊时期的相抵利用，于希腊化时代为罗马人逐步接受。(注：一说公元1世纪前后。)但利用质押这个概念本身是直接产生于德国中世纪，即法兰克时期，即当时人们将罗马人的法律观念引入日尔曼国家，即把原来仅仅适用于动产的质押行为延伸到土地和地产之上。

相抵利用最初为罗马人接受之时，主要见于罗马异邦人之间，亦即万民法的实践中。从罗马法律发展史看，罗马法中曾有过两种不同的相抵利用，一是与抵押结合的，一是与抵押完全没有关系的。前者即债权人利用抵押物的权利，它大致发生于公元一世纪的万民法实践中。它或是对土地的用益，或是对房屋的利用，两种情况都是用作收回本金或平衡借贷额的利息。这种相抵利用直到优士丁尼时代之后仍然存在。后一种与抵押无关的相抵利用有四种表现形式：第一，相抵利用借贷(antichreticloan)，即以土地、房屋、奴隶及自由人作利用抵押借贷。在古罗马，发生此类相抵利用的社会和法律基础是罗马法家父权制度。基于家父对家子的生杀予夺之权，家父自然亦有权利将家子本身或其技艺劳务作质押，以担保其债权或取得另一种利用[12](P.319,314)。但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异邦人之间，罗马公民本身之间很少有这种情况

，它最终于罗马帝国中期以后被废除。此外，这种制度在埃及和拜占庭时期也都出现过。希腊化时代甚至出现过以孩子及奴隶作相抵利用的情况，即以质押孩子或奴隶所提供的服务来抵销债务。第二，相抵利用租赁(antichretislease)，通常是租赁人以谷物收成作为其定期的租金。希腊的利用租赁很类似埃及的利用租赁。但两者有所不同，首先，在埃及承租人必须缴付税，而在希腊则是租赁人负此义务;其次，埃及的承租人于利用租赁期间取得租赁物的持有权，而在希腊则是利用租赁人仍然具有持有权。第三，再利用租赁(subantichreticlease)，即重复进行相抵利用租赁。第四，相抵利用出租(antichreticrent)，即以所有人将其地产上出租利益给予某人以取得相应利用。在罗马，所有这些相抵利用的形式都被认为是物权。除此之外还应提到的是，从功能和法律效果来看，罗马法中的信托质权(fudicia)亦是极类似现今德国利用质押的制度。根据这种制度，债务人可以将其地产的所有权形式上转移给债权人，以作债权担保之用。但债务履行之后，该转移即失去效力。随着此种制度在实践中的发展，所有权地位的转移逐渐不再是要件之一。

与罗马人的质押相联系，日尔曼部族发展了具有其法律观念的质押形式，从而产生了利用质押。其实严格来讲，利用质押是从罗马普通法引入德国地方邦法中的。有的德国学者认为，这是日尔曼国家中除所有权质押之外产生较早的质押。根据此种制度，所有权人虽然将其地产的占有及其利用转移给债权人，但并没有将其所有权，即处分权转移。出质物一旦交付，即产生一个物上责任。设定利用质押行为不是不动产转让的合意，而是在法院或市府进行的城市土地簿册上的登记。在利用质押之前，像罗马法抵押权意义上的非占有质押在中世纪的日尔曼国家是不存在的。利用质押是从时间上没有限制的留置权发展到时间上没有限制的利用权的。其期间取决于债务人的债务清偿。债权人可以直接取得利用，孳息的取得被理解成为对迟延给付之债的一种公正救济。债权人享有对出质地产的利用权直到债务人将出质地产赎回。实际上，债权人在此获得的是一种有偿的例外利益，即债权人因此而实现一种资本利用。可见，这种以质押形式出现的利用实际就是一种用益权利的体现。13世纪开始产生的一种定期金质押(Rentenpfand)具有非常重要的经济意义，即地主将其地产之上的年收入作为质押标的，而这种担保物权的行使在城市中的体现则是房屋或地产的利用质押。如上所述，在利用质押情况下，出质物所有权保持在债务人方面，即使权利本身实际因此受到制约。不过，一旦其债务清偿，其所有权立即恢复。从表面上看，这的确有点儿类似附有买回契约的买卖关系(VerkaufaufWiederkauf)，有些德国学者亦持此种看法，但实际上它产生的法律效果却是一种物上用益权，至少如德国学者所言，这是一种利用和事实支配合一制度(NutzungundGewere)[13]。如果债务未予清偿，则利用质押或是无限制地继续存在，即德国法律史上的永质规则(Ewigsatzung);或是通过收回而予以终止，此即德国法律史上的死质规则(Totsatzung)。不过，如果清偿实际是有期限的，那么在清偿期后债务仍然未予清偿时，利用质押权即可转变成为所有权，具体说，即债务人有义务向债权人转让不动产物权。而资本价值和土地价值之间的平衡并不发生。可见这种到期质押(Verfallpfand)实际正像我国的典期届满而出典人不及时赎回而成为绝卖一样。后来德国有人认为这种法律效果是不公平的，故又以出卖质押(Verkaufspfand)取代了到期质押。在此应该注意的是，德国法上利用质押的死质，法国法以及英国法上不动产质的活质并不完全与我国的绝卖相一致。但总的来看，德国的利用质押以及后来的担保用益实际上和中国的典权制度基本一样。

相抵利用虽然在德国也是源远流长，但它在德国法中的适用一直很有限。在18世纪民族国家法典编纂之初，曾一度见之于《拜因邦法》和《普鲁士普通邦法》中的占有质(Besitzpfand)，(注：实际上就是现今的动产质。)而到了19世纪中末叶，一些地方邦法的修订草案中，差不多都将此制度予以废除。基于这种背景及当时的社会实际，1896年《德国民法典》的制定者认为，这一制度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且已经死亡的制度，故而予以废除。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的立法者并没有认识到这种制度的必要，另一方面是也不可能预见不久之后就要发生的城市地产危机。因此，在《德国民法典》颁布实施后不久，随着出于担保的目的而设定用益权的情况愈来愈普遍，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曾一度发生的城市土地危机，很快促成了这种制度以担保用益的面目普遍重现，尽管具体表现的形式不一样[14](P.25)。总的来看，担保用益在本世纪初德国的产生主要是通过司法实践，此后主要也是通过司法实践发展起来。当时涉及的城市主要是德国的一些大城市，如柏林、布雷斯劳、德累斯登、汉堡、基尔，斯图加特及杜塞尔多夫等等。不过，究其最初发源当在大柏林区。应该指出的是，尽管《德国民法典》没有对担保用益作出规定，但在第1213条却规定了“利用质押权”(Nutzungspfands)，而这种权利在某种程度上实际又为担保用益的存在提供了可以类推适用的法律规定。实际上它是民法典第1204条有关权利用益的一种表现，因而可以类推适用该条规定。但是应该指出的是，虽然担保用益起源于相抵利用或利用质押，但毕竟与后者有所不同。它实际已经不复是纯粹的质押，而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具有质押特点，但又不是直接用于质押的用益权了。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德国的担保用益更类似于我国的典权。但是无论怎样有一点是应该明确的，即通常情况下，用益权的登记和抵押担保彼此之间是相互联系的。

由于现行德国民法中的担保用益是基于社会实际需要根据司法判例产生发展而来，但又可以比照适用《德国民法典》第1213条关于利用质押的规定。于是便产生这样一个问题，即担保用益和利用质押两者之间究竟是何种关系。对此，德国法学界并没有太多论述，但理论上或实践上一般都将它们作为类似的法律制度来理解和处理。一方面大多数德国学者认为，利用质押的前身就是相抵利用，另一方面有一些德国学者索性认为担保用益实际就是被《德国民法典》废除的相抵利用的再生[15](P.1、2)。从担保用益和利用质押的缘起和功能来看，我们可以说实际上两者本来就是同一事物。至少是可溯源同一、彼此十分接近的法律制度。而利用质押是作为质押权的一部分予以规定的。当然有的学者是从另一种角度来理解这种关系的，即认为担保用益的法律效果实际是使债权人获得一种利用质押，因此，担保用益法律关系可以准用《德国民法典》第1213条有关利用质押的规定[11](P.342-334,370)。不过仅就担保用益而言，德国学者始终将其视为用益权。

与德国的情况略有不同，现今《法国民法典》和《意大利民法典》的不动产质却可直接溯源于相抵利用。这就是说，利用质押与不动产质实际具有一种同源关系，甚至可以说就是同一事物。但上实际上，类似相抵利用这种

用益形式的制度早在新巴比伦时期就已经产生[11](P.186)。当时它或是单独出现，或是与不转移占有的质押和抵押相关，主要是以土地或房屋为标的。通常是当事人双方规定一项特别条款，如“没有租金条款”。据此条款，债权人可以如同承租人一样取得质押之物，如房子、奴隶或牲畜的孳息，对于质押标的的利用实际成了资本借贷的报偿。这种关系将一直维持到债权人取回其借贷资本。如果质押利用不能与借贷资金利息在价值上达到平衡，那么租金只就部分借贷资金相对折算，其余部分依双方约定另付利息;反之，如果租金超出了借贷资金利息，那么债权人就要向出质人支付相应的租金。可见，当时的相抵利用制度已经十分完备。还应该提及的是，当时以奴隶或自由子女作为相抵利用标的的情况也是一度常见的。

3.担保用益的标的与功能。如上所述，在德国法律实践中，担保用益最经常地用于抵押权人的附加担保。担保用益产生之初时的用益内容主要是对房地产的租金，但是后来这种用益的内容已经不只限于租金，而且扩大到整个用益物。如当一项用益权涉及到一间客房，处于拮据境况中的多块地产的所有人为了规避破产等。举例而言，某店主是一个有多块地产的所有人，现在陷入经济困境，于是他为了规避破产而与他的债权人委员会订立一项合同。通过这项合同他放弃了对地产的自由处分权，并且将其财产的管理和用益权转移给了债权人委员会。不过，它的内容实际上却是实现一种用益权，即以担保的名义来实现一种实际用益。其特点是，用益权人(或被担保人)可以在获得担保的同时取得担保物上的利用。具体说，权利人在许多方面能获得比抵押登记更为可靠的保证，如作为用益权人的权利人可立即直接取得对租金的请求权，而无需事先进行扣押;此外，这种请求权是通过他自己，而不必通过适用一种强制管理程序。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可以使抵押权人免遭后来可能发生的债权关系的消极影响，如因为根据《德国民法典》第124条进行租金或收益租金先处分而给抵押权人带来的损失。所以，当抵押权人为了能够立即享有对质押标的(通常是土地)的利用而设定用益权，而不是在其扣押质押标的之后才享有利用时，即可采用担保用益这种物权形式。事实上，这也是它作为抵押的补充而与抵押的本质不同。换句话说，担保用益关系中的债权人即用益权人实际上通过这种方式取得一项目的在于利用的质押权，而担保关系中的债权人，即被担保人只是要取得一种保证。就担保用益的特点而言，它是形式上具有担保意义，但实质上却是一种借贷用益。具体说，这种用于借贷的用益旨在使债权人能够及时获得根据扣押的有关规定不能获得的租金或收益租金，实际上表现为债权人权利的一种扩大。它的作用并非是担保，而是要满足一种直接地他物利用。所以有的德国学者认为，如果说《德国民法典》上直接规定的供给用益(Versorgungsnieβbrauch)和保留用益(VorbehlatenerNieβbrauch)是一种自身用益(eigennützigerNieβbrauch)，那么担保用益就可以说是一种直接满足所有权人利益的他人用益(fremdnützigerNieβbrauch)。因为它一方面要担保债权人的请求权，另一方面还要清偿其债务，而这种担保和清偿实现的过程就是债权人对所有人设定的用益物实现用益的过程[15](P.6)。

4.担保用益的可转让性。应该指出的是，根据现行《德国民法典》第1059条和第1061条的规定，用益权原则上是不能转让和继承的，其目的是要避免所有权被“淘空”(Aush?lungdesEigentums)。但是，德国法律界对于这个一般的原则性规定始终具有较大的理论争议。虽然《德国民法典》后来对最初的规定作出些修正，但原则上仍是不可转让。这一原则使德国法律实践的确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但又非排除不可;这情形完全如同中国法学者由于公有制的规定面临许多困难而又非排除不可。具体说，用益权不可转让原则在担保用益场合尤其显得更不合实际，它已经成为一种实现担保用益的枷锁或法律制度本身内在矛盾。因为作为一种兼有抵押和用益性质的物上权利，如果它要成为一种促进法律交易的补充制度，那它就必须要具备流转能力。就是说，用益权人应有权将其完全转移给第三人。其实，由于用益权和抵押权的结合，用益权的人身性应尽可能地予以排除。所以，无论是德国理论界还是实践界早就反复要求担保用益应该以可以转让为原则。一种理论上的解决方法是，将其视为一种附带条件的担保用益。即以先前的用益消灭为条件来设定对第二个人的用益权。除此之外还存在一个类似的问题，即根据《德国民法典》第1061条规定，用益权是不可以继承的。但在担保用益的情况下这也同样不宜适用。否则，担保用益就失去了它的特定意义。正因这个缘故，担保用益的可行性也曾一度成为德国学者讨论的问题。不过总的来看，近些年来愈来愈多的人都持积极肯定的态度。德国学者们认为，既然用益权不可转让性在担保用益的情况下已经成了很大的弱点，那么就必须要寻找出一个方法，从而使当事人的利益同样尽可能地予以考虑。多数人的看法是，担保用益行使权的取得人取得直接的利用权。根据这一权利，他将成为租金请求权的债权人，从而有权根据自己的权利针对所有人和第三人行使移转的权能。对于行使权取得人来说，只有抗辩的合法性才有实际价值。因为只是这种合法性才可以确实保证行使权取得人的权利，即当事人双方在转移时为其所考虑的利益：一项转移了的以抵押给予保证的债权的高度安全。在德国司法实践方面，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这其中的矛盾的：即认为用益权的设定是一项抽象法律行为，登记的用益权是一种物权，不取决于它所依据设定的债权合同。其内容仅以法律和登记为依据。通过用益权的设定，债权人直接取得对担保物的利用权，只要不违背有关法律规定或强制性条款。

5.担保用益的设定与消灭

如前所述，担保用益通常情况下根据担保用益合同设定，但这种合同与一般的担保合同不一样。据此合同，用益权人享有物上权利。他可以对负担用益的标的物进行收益，以满足其债权上的利益。也就是说，被担保人有权要求行使用益权，不过他必须将经济上的利用与对担保人的请求权作冲抵结算。如果债务得到清偿，则担保用益因之自动消灭(《德国民法典》第158条第2款)，或者是用益权人即债权人自动放弃担保用益。实践中，为了明确起见，担保人可以在与被担保人订立用益担保合同时附加条件，即在担保目的取消之时，担保用益自动解除。在必要情况下，所有权人或担保人有权请求返还或归还用益行使权。对此《德国民法典》第1055条有较明确的规定。正因如此，有人认为这是一种物上权利的变形，是人们为了稳妥地获得某种利益而选择的一种途径，即通过所有权人和债权人之间的债权约定而就一项物权达成合意。表面上看，这种用益权形式似乎有悖用益权的本质，但实际上它是物权与债权的统一。其法律原因是要实现一种权益的担保，而直接目的却是实现一种物上用益。

四、法国和意大利的不动产质

1.不动产质的实质与特征。对于不动产质，《法国民法典》第2085条和《意大利民法典》(注：《法国民法典》第2085条和《意大利民法典》第1960条，实际都是“相抵利用”或由相抵利用转变而来的制度，但现今的中译都作“不动产质”。)第1960条均有规定，而且条文几乎完全一样，显然是后者借

鉴了前者。但是关于不动产质究竟是债权还是物权，两者之间颇有不同认识。在法国，一般的看法是，不动产质是一种债权。因为不动产质是由《法国民法典》第2085至2091条具体予以规定的，就是说，不动产质乃是契约的一种，理论体系上看显然是一种债权，但学者中又多有人认为根据该民法典第2085条规定，不动产质的质物转移给权利人是必要的，而后者还可以对质物进行一定的使用收益，并在一定情况下对抗第三人，故它具有明显的物权性质，是一种物权。总之这在法国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它曾经被认为是一种颇可质疑的制度，但实践的需要又使得这一制度不断受到重视。按照《法国民法典》的具体规定，在不动产质场合，债权人取得用于担保的地产的占有。债权人有权取得地产之上的收益，并以此收益和应得利息冲抵，然后再将剩余的收益折算为本金(《法国民法典》第2085条第2句)。根据有些学者的看法，不动产质权人不仅有对抗其他债权人，而且还有对抗抵押权人、地产取得人等第三人的留置权，只要后者是在不动产质登记公开之后(《法国民法典》第2091条)。后来的地产取得人要想根据法律规定(《法国民法典》第2087条第1句)取得不动产质的标的，那就必须首先完全满足该不动产质权人的债务。因为如果不是这样，不动产质就不能发挥其应有的担保作用。但是这种对抗第三人的法律效力是有限制的，即仅相对不动产质登记或公开之后才取得质物所有权或其他物权的权利人而言。但无论如何，有学者认为法国民法的不动产质是一种真正的物权，即一种质押权。

《意大利民法典》差不多完全和《法国民法典》相同，不仅是把不动产质也作为契约之一加以规定，而且条文规定完全一样。但是在意大利法律规定和学理阐述中却都明确地将其视为一种债权，根据《意大利民法典》，不动产质是作为最后一种契约而予以规定的。不过有些学者认为，这种制度现今在实践中也已经较少运用。另一方面，同样深受《法国民法典》影响的日本民法却有不同的作法，即明确不动产质是一种担保物权。就此而言，日本民法在此是追随了德国民法。而对于《法国民法典》的有关不动产质的规定，《德国民法典》的起草者们认为，《法国民法典》有关不动产质的规定是不可以接受的。

五、典权制度与担保用益和不动产质的异同

1.典权与担保用益。以上我们已经就典权和担保用益分别作了阐述，在此基础上可以看到我国典权和德国的担保用益之间有如下共同与不同之处：

(1)特殊的用益物权

如前所述，无论是我国的典权还是德国的担保用益，实质都是一种用益物权。当然，这是一种较为特殊的用益物权。整体上看，把它视为一种双向用益似乎较为妥当。因为，典权人实际是基于一种债务关系借贷而获得一种物上用益权。同样，所有权人设定担保用益的目的，也是为其既有的债务关系提供一种更可靠的保证。而担保用益权人之所以接受或同意设定这种保证，是因为他想直接获得某种用益。当然，后者获得用益的目的既有可能是为满足其债权利益，亦有可能纯粹就是为取得这种用益。正是基于一种共同的对待利用，才可能使当事人获得设定物上权利的合意。在此意义上，认为担保用益是一种他人用益也是可以成立的。

(2)权利标的要进行占有转移

无论是我国的典权还是德国的担保用益，其实现的前提是必须转移占有。实际上这也是构成用益权的要件之一。没有占有从所有权人到用益权人的转移，后者就不可能实现对用益物的使用和收益。

(3)以用益抵债权

典权和担保用益实际在某种程度上实现着债权担保的目的，尽管其实质功能是实现对用益物的使用和收益。无论是典权或担保用益，其最初的发生，在某种程度上都表现为旨在担保一种债权法律关系的物权制度。就此而言，它们的确不完全和其它各种用益权一样。不过相比之下，我国的典权却从一开始就更具有用益倾向。出典人在典物之上设定典权，其目的是要获得一定的代价，即典权人向其给付的典价。这种典价当然可以看作是一种融资借贷，而典权人之所以支付典价则是因为他想取得典物的用益。

(4)典权和担保用益的意义

(a)财产与资本的充分利用

作为用益权，典权和担保用益设定的思想基础和实际目的都是要尽可能充分利用既有财产与资本，无论是所有权方面，还是用益权人方面都是如此。通常情况下是用益权人要充分利用自己的资金，所有权人则是要充分利用自己的不动产。这是典权和担保用益所以设定的根本动机。

(b)可对抗第三人的直接对待利益

作为用益物权，典权和担保用益都具有如下基本特征：首先，它是以一定的代价为前提而设定的他物权。这种代价在典权情形下表现为典价，这就是说典权人只有支付典价之后，才能占有、使用出典的不动产并从中获得收益;在担保用益情形下，这种代价则表现为特定的债权，换句话说，所有权人是出于他作为债务人的缘故才在其所有物上为其债权人设定用益权的。当事人双方在此法律关系中都获得了可以对抗第三人的直接利用，如避免先处分可能带来的损失。质言之，出典人和典权人在此有共同的对待利益，这也是典权和担保用益的核心内容。

(c)保证物权关系的稳定

典权和担保用益都有用益权的基本特征，即它们一方面可以使财产和资金获得最充分的利用，另一方面又可以保持所有权的稳定。进一步说，它们可以在资本获得最大限度利用的同时，仍然使物权关系保持必要的稳定和安全。这无论是对财产私有制社会还是对财产公有制社会，都有十分重要的社会意义，只不过这种意义可能会有不同的体现。在我国经济、法律和政治制度都正在发生深刻变革的社会历史背景下，这种物权制度的运用似乎更有现实意义。

2.典权和不动产质。如前所述，担保用益和不动产质实际都起源于古希腊时的相抵利用，两者具有同源关系。这在德国及其它欧洲大陆法系国家基本是没有什么争议的共识，尽管关于担保用益的性质在德国学者之间尚存在某些不同的看法。于是，这里便自然产生一个问题，即，如果我们说我国的典权和德国担保用益是非常相似的制度，那么典权和不动产质之间究竟有何联系，有何共同和不同之处呢?

第一个问题显然极为简单，因为典权是我国传统的法律制度，是从中国文化传统中发源并且逐步发展起来的制度，所以与欧洲大陆法系国家的不动产质没有任何历史上的联系。其实，现今我国许多学者认为典权是我国特有的物权制度，可能也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

关于第二个问题，基于以上阐述已经可以明确：德国的担保用益或其利用质押及法国、意大利的不动产质实际是出于同源的法律制度，而中国的典权又和德国的担保用益差不多完全相同。因此我们可以说，典权和不动产质实际上还是非常相近的制度，两者并非互不相干或性质完全不同[17](P.26)。由于现代中国法律制度，尤其是私法制度，主要是借鉴西方法律制度建立和发展的。因此，当我们看到一个发源于我们自身传统文化的制度仍然存在于现行的法律制度当中时，就会自然地认为这是我们固有的，别的国家没有的制度。但是，事实上，如果从比较法学角度去考察这个制度，就会发现典权与不动产质的起因实际上都是出于为获得一定利用的目的，只不过表现形式或途径是担保。无论是中国的典权，还是德国的担保用益或法国、意大利的不动产质，实现才是最终目的。所以，它们应该同归于一种物权类

型。

3.典权和相抵利用。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很容易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我国传统法律制度典权虽然与法国、意大利及日本民法上的不动产质有很大差别，亦与德国民法上的担保用益不尽相同，但却与作为不动产质和担保用益最早起源的希腊法律制度相抵利用原则上完全一样。可以说这是不同国家法律发展史上的一种偶合现象，它也说明了任何民族或国家在基本的生产活动和交换关系方面，都必然有或曾经有过一些甚至许多共同的内容。古希腊时期所谓的相抵利用制度，实际就是一种对待利用，即通过物上或权利之上的变价或可变价性来交换利用，以求更灵活和更大程度地利用既有财产或权利，进而获得财产上的利益。这本是最原初的交换和创造手段，但同时又是最一般最恒久的社会生产与交换关系的内容。具体说，根据这种制度，当事人双方可以约定，债权人有权通过收取孳息或其他物上利用获得债务清偿。后来，罗马法虽然没有继续使用相抵利用这个名称，但基本上接受了希腊的这种制度。不过，在罗马法中，相抵利用已经发展成了具有明显担保作用的制度了。有的罗马法学者认为，罗马法上的动产质押(pignus)基本上就是原来希腊的相抵利用。但这里显然已经发生了从用益到质押的一种转变。动产质押人因此取得一种物上担保权利。

最后，在此应该提到的是，对于我国法学者来说，明确担保用益或利用质押，不动产质及相抵利用之间的渊源和关系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自从我国清末民初法律改制以来，我国法学界并没有深入研究典权与德国利用质押及法国，意大利以及日本民法不动产质的关系。在本世纪中国传统法律改制之初，立法者及学界普遍认为中国的典权即欧洲大陆法系国家不动产质，因而仅就不动产质作了规定，至于典权则废弃不立。但是，随着学界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逐步认识到典权与不动产质的区别。因而在民法典第二次草案中始将典权与不动产质分别并立予以规定，但同时又分别于第982、1002条规定有关两者的规定可以互相准用。(注：第一次民草误认典权即日本不动产质，故未加规定。第二次草案黄右昌起草，于不动产外复规定“典权”。参见前引苏永钦主编：《民法物权争议问题研究》，杨与龄文：《有关典权之几项争议》第258页。)到第三次民法典草案，即最后一次草案时，典权和不动产质被作为两种不同的法律制度而明确地分别予以规定。当时的法律界认为这是对我国典权性质的正确规定，而且这一看法至今在法学界占主导地位。但在这个问题上，很少有人看到德国的担保用益及利用质押，法国，意大利及日本的不动产质之间的渊源与同一性，因而在与我国典权制度比较阐述和分析的过程中遇到很大困惑甚至导致混乱。因为尽管典权为用益物权，不动产质为担保物权，但两者在功能上的共同之处毕竟又是显而易见的。而对此问题如果不作历史和法律功能的考察，就不能作出正确的答案。基于以上阐述，我们可以说，一方面，我国的典权与德国的担保用益是渊源不同但实质相同的法律制度;另一方面，虽然我国的典权与法国、意大利及日本的不动产质不尽相同，但究其实质与功能而言其实是基本相同的法律制度。因此，在考虑如何完善我国传统法律的典权制度时，应该一方面参考德国担保用益与利用质押制度，同时又参考法国，意大利即日本的不动产质制度。例如，在明确典权的用益权性质时，有一个问题必须予以说明，即出典物的回赎。因为在用益权关系中不存在用益物的回赎问题，所以如果认为典权为用益权，那么就应该解决这个矛盾。在此，完全可以借鉴德国的担保用益制度，即将出典视为一种融资行为，把典价视为一种金融借贷，并以法律明确规定出典物上的实际用益得以直接抵销典价利息或部分典价本身。典物的赎回只是解除用益权关系据以成立的法定原因之一。

六、典权制度在我国继续存在的社会现实意义

通过以上对德国、法国及意大利等国利用质押和不动产质的考察，再认真分析一下我国的典权制度，可以明确地说，我国传统民法的典权，其目的、功能和性质可以说完全与希腊时期的相抵利用一样。而它与德国的担保用益或利用质押，与法国和意大利的不动产质等，实际都是形式不同但功能基本一致的法律制度，而后者又都可溯源于希腊的利用相抵制度。因此，尽管我们长期对典权与不动产质之间关系存在困惑，但若将其回溯到起点，那么其本质和意图反而一目了然了。可以说，法国、意大利及日本民法之间的差别及其对最初相抵利用制度的偏离，实际只是由于出自不同角度或强调的重点不同而导致的结果。但无论怎样，其功能或法律效果都是大体相同的，即基于物和权利的变价性的交换利用满足各自的利益需要。就此而言，我国的典权和德国的担保用益更能反映上述各种制度本来的目的。换句话说，它们实质上本来就是一种用益权。

既然我国传统法律中的典权实际与德国民法中的担保用益十分相似，即两者都是以当事人双方均可获得及时利用为出发点的。那么，应该怎样看待我国本身固有的传统法律制度典权呢?在我国(台湾除外)，典权虽然至今并未在一般民事法律中予以明确规定，但为数不少的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和我国司法审判实践对典权均予以确认，学理上的有关论述也很多。在目前法律改革和民法典制定的讨论过程中，关于是否在未来的民法典中设立典权制度尚有不同的看法。但大多数人认为在我国未来的有关民事立法或民法典中应保留设置这种传统的法律制度。前述《中国物权立法草案建议稿》实际就已经明确地表明了这种意向。其实，保留典权与否并不应该着眼其是否“陈旧”，而应该看看它是否具有独特的法律机制和实际生命力和社会经济意义。从这种意义上讲，典权无疑应该保留。首先，长久以来典权关系在我国社会生活中的现实存在和法律上的确认已是事实;其次，不论典权以什么面目出现，就其法律机制或规范功能来说，其存在是必然的，因为社会生产与生活交往活动需要这种制度。一个事物尚有继续存在的生命活力，它就不应被视为陈旧的。其实，本世纪初德国法律实践所以采用担保用益的形式重新设定了早就有的，但民法典却没有予以接受的相抵利用制度，原因就在于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状况需要这种制度。“一个普遍承认的思考原则是，并非立法者的意志，而是法律的意志才应去探究，陈旧的法律制度对新的交往需要的适应是一个法律史事实和必然。……作为经济交往表达的法律生活比所有学说都更为有力明确;人们不能囿于受时代约束的立法者想象范围之内;法律科学和判例解释最主要的使命之一正是为了法律发展与社会生活保持一致而努力。”[15](P.5)

从我国的社会现实看，保留并完善典权制度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第一，促进和稳定正在发展着的公民个人之间的物权关系。作为用益权之一，典权亦是最大程度实现物之价值或取得物之最大利益的重要手段，所以它应是一个健全的物权制度中的必然组成部分;第二，增进社会财富的利用效率。我国正在发展市场经济，而典权作为一种用益方式，是融通社会成员之间既有的各种生产和生活资料，即所谓资源优化配置资产或交易资本，而典权人则获得出典物上的用益。总之，它是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催化剂”或“推动剂”之一。第三，确认经济改革所带来的积极成就。随着我国城市住房制度改革的进一步发展，典权制度本身的存在与发展亦将获得更充分的社会基础。例如现今我国商品房已经大量进入市场，私人房产在迅速增加。而从法律实践和德国的历史经验看，在住房私有制度下，担保用益或典权

是自然要出现的物权关系。第四，完善物权制度。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看，我国现已明确规定土地使用权可以有偿转让，而它实际上意味着土地用益权可以转让。随着土地使用权交易市场的发展，土地使用权实际已经作为买卖的标的广泛存在。而典权这种物权形式给房地产所有人以不转移所有权实现土地用益的可能。所以在我国现今实行土地有偿使用或使用权转让的情况下，典权都会是一种频繁普遍的重要物权现象。正因为如此，类似德国民法上的担保用益或利用质押，类似法国、意大利及日本的不动产质的典权，将来无论是在我国农村还是城市，都必然会愈来愈多的基于现实社会条件而出现，甚至还要比担保用益在德国更为发展和普遍。关键是我们对此社会法律关系怎样予以确认。第五，与具体法律制度无关，但又的确自然存在的心理因素，即文化的自我维护意识也当然地要求我们认真地对待仍具有生命力的传统法律文化因素。当代中国法制是以西方法制为模式形成的这一历史事实并不意味着传统的东西一无可取，相反，我国现有的民法规范之中，反映传统法律文化的制度仍然大量存在，以后亦将根据我国社会和历史发展的需要继续存在下去。典权是一个典型的传统法律制度，但又完全适应现实社会法律生活的需要，故没有充分理由说它是陈旧的制度而予以废除。那种认为即使将来要是有人拘泥于习惯对房屋设定典权，虽因物权法未有规定而不能发生物权效力，但可以通过认可准用债法关于附赎回特约之买卖的规定而获得妥善解决的看法，首先是没有认识到典权作为一种用益权所具有的特殊功能，其次是忽略了作为典型传统法制的典权所具有的法律文化意义。

典权制度在中国的产生和存在有着特定历史文化背景，换言之，典权实际也表现着一种法律文化现象。中国历史上固守家业的传统观念显然对这种制度的发生与存在起到了重要作用，并且因此形成一种特点。但是这种特点并不是像台湾和大陆有些人所说得那样是出于传统的敬祖守业观念，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事实上，对家庭财产的重视与固守是不同民族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它根本上是财产私有观念的体现。但由于中国社会长久地滞留于小农经济社会历史阶段，而不是像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那样早在几百年前就已经进入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故使得这种财产私有观念在我国更多地表现为财产家庭所有观念。于是，这也就成了我国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所谓典权的传统文化特色，基本上应该由此出发来理解。实际上，很多法律制度都是人类共有的。只是由于不同历史文化背景对它的诠解，使之有了彼此之间的区别。一句话，文化的诠解方式在此起决定作用。在这种文化诠解的背后，实际往往隐喻着一种本质共同的东西。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才更应该了解其他国家的法律制度。

不过，一个颇有意思且值得认真思考和讨论的问题是，我们是应将典权原原本本的作为一种特殊的用益物权形式在我国的新民法典中予以规定，还是使之对德国的担保用益有所借鉴，同时参考法国、意大利等国民法的不动产质制度加以改造完善呢?但不管怎样，有一点似乎要明确，即在我国未来的物权立法中，没有必要同时设置典权和不动产质两种制度。因为虽然立法者给予这两个制度以不同性质，但考察它们的渊源、实质、功能及效果，可知两者基本上是相同的，故没有必要重复立法。

收稿日期：2001-07-0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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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雷乔治.担保用益(GeorgLay,DerSicherungsniessbrauch,BuchdruckereiFritzJanssenJun,Essen1933)[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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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考察 篇6

陈者, 即陈赓雅, “陈赓雅于1934年3月从上海出发, 于1935年5月返回上海, 历时一年零两个月, 考察了绥远[2]、陕西、内蒙古、宁夏、甘肃、青海、新疆、陕西、河南、河北等省, 足迹遍及整个华北、西北。”[3]“他的旅途通讯在《申报》发表后, ‘备受读者之欢迎, 并屡以发行单行本为请’, 1936年10月出版《西北视察记》一书, 约三十万字。”[4]“他作为第一批国统区记者深入中国西北采访, 《西北视察记》与天津《大公报》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 成为当时轰动一时的新闻, 被誉为‘南陈北范’。”[5]范者, 即范长江, “1935年7月, 年仅26岁的范长江同志, 只身前往大西北采访。他当时以《大公报》特约记者的身份, 凭着惊人的勇气和顽强的毅力, 翻雪山、过草地, 越过祁连山, 绕过贺兰山, 西达敦煌, 北至包头, 跋山涉水4000多里。”[6]他以丰富的考察见闻, 鞭辟入里的见解, 把大西北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民族等问题提供给了读者。对国民党统治下, 政治的黑暗, 人民的疾苦, 日本侵略的危机进行深刻地披露,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 范长江同志以高度的政治敏感性, 第一次在《大公报》上公开如实地报道了中国工农红军正在进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从上述的内容中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 陈范的身份都是记者, 都以唤醒国人“开发大西北”的意识为目的, 考察内容都是中国西北, 但这只是表面现象, 当我们深刻分析二位记者的西北行, 从史料中深刻挖掘他们的身份、目的和考察内容, 就能发现, 二人在这三方面有很大的不同。

一、考察路线相似, 采访对象不同

二人同是到西北考察, 路线极其相似, 但是记者们每到一处的采访对象却不相同, 陈多对地方政府官员进行采访, 比如在宁夏, “宁省当局谈政况”中, 省主席马鸿逵氏云……省府秘书长叶向荣氏, 谈讨孙战后工作, 略云……;在绥远, “改进中之绥远教育”中, 绥远教育情况, 据教育厅长阎致远谈……相较之下, 范在西北考察中采访对象, 更多的是普通百姓, 而少涉及地方官员, 即使涉及也是地方领袖, 而少政府之要员。采访对象的不同, 体现了二人关注角度的不同, 同样是身系国民, 陈从对地方官员的采访中体现, 而范则从对普通百姓的采访中表现出来。

二、出发动机相似, 考察用意不同

不可否认, 众多记者, 包括陈范二人, 都抱着考察“西北在未来抗战大业中的地位、作用和承受力。”[7]陈在《西北视察记》 (上卷) 第一节的“出发动机”, 就有详尽的阐释:“自‘九一八事变’爆发, 日人抢占我东北四省以来, 国人感于民族前途危机之日迫, 始高瞻远瞩, 转移目光于边疆方面;于是‘开发西北’呼声, 洋溢云表。”“本报特派记者, 前往新疆视察, 期以所得, 贡献国人, 以资确切认识边疆状况, 并促开发计划之早日实现, 想为亲爱读者所欢迎, 抑亦西北人士所乐许赞助者也。”范是继陈之后的又一引起全国关注的西部考察者, 此次西北之行, 同样抱着号召国民“开发西部”的动机。范长江在《中国的西北角》四版自序中提到了这样一点, “故日本之攻略西北, 不是‘借地防赤’, 也不是简单的领土扩张, 而是一种非常狠辣的对华军事大策略的实施!记者希望大家用这种眼光来看中国的西北角!”, 即日本若意欲吞占中国, 必要防中国自西北联合苏联, “大陆封锁政策”。在相同的动机之下, 二人考察用意则有一定程度的差别。陈希望自己的考察“俾转以公诸社会, 并供负责治理及研讨学术者之参考。”[8]范更多的是希望自己的考察能惊醒国人。显而易见, 陈用意更多在提供参考, 范则侧重于政治警示。陈认为“中国边疆之多事, 殊为不可掩饰之事实。”原因有二, 其一, 强邻虎视, 其二, 政府的“怀柔政策”, 其三, 国民对边疆问题之误解, 即“视边疆为畏途。”因此, 陈认为“今者时迫势危, 更非昔比, 亟应扫除错误观念, 积极从事垦殖, 开发交通, 移民实边, 宣传文化, 充实边防;始能杜绝觊觎, 固圉安内。”也就是说陈氏希望改变国人对边疆的错误看法, 希望国人对边疆有新的认识, 热爱之, 贡献之。也正是有这个用意的存在, 陈赓雅在文中花费不少笔墨在边疆壮美山河上。自己也亲身游览许多自然人文景观, “兰州南依皋, 北控黄河, 远观山环水抱, 殊具紧严之象;近察高关奔流, 又极雄壮之势, 气候温和, 尤多林泉美景。昨承友人郭世芬、杜玉田诸君, 导游五泉山、小西湖、北塔、金山寺、庄严寺等。”[9]诚然, 范也有着墨于山水, 但数量相对较少, 零星散落而已。

三、考察内容相似, 论述角度不同

同样是考察西北, 或者说, 同样是考察西北某一相同地方, 二人的论述角度不一样,

在文献阅读过程中, 笔者发现, 诸多省份中, 青海省是两人都给予众多关注的地方之一, 原因在于“青海的事情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 就是青海省的政治机构, 和实际的政治力量, 分开得很远。”[10]“青海的政治军事财政皆脱了正轨, 本来是公的活动, 转为私的经营。”[11]陈青海考察中涉及如下几个方面。标题分别为“青省林产丰美”、“青省不种毒卉”、“青省概况”、“青省民政情况”、“青海之生产事业”、“西宁教育与青海风光”。还包括涉及少数民族的“青海藏族生活概述 (上中下) ”、“黄教始祖诞生地之塔尔寺 (上下) ”。范的青海考察涉及如下几个方面。标题分别为“到了西宁”、“马步芳的政治作业”、“动荡中的青海”, “西宁至新城”、“过大板山”等, 还包括涉及少数民族的“班禅在塔尔寺”、“回教过年”。二人在该地的考察, 内容上有很多相似之处, 比如都涉及到了地方教育、地方领袖、民族宗教等等, 但二人在行文论述中, 各有特色。陈倾向于翔实的记录, 范倾向于在简单描述基础上深刻的分析。

关于青海的教育问题, 二者都有论述。青海的教育分二, 其一是政府办学, 但“致仅能勉维现在, 难与各省颉颃并进耳。”其二是青海回教促进会办学, 马步芳兼长回教促进会, 热心办理, “均呈向上发荣之势。”[12]陈更多地记录了细节和数据。比如一张“回族教育统计概况表”。陈个人十分关注各地的教育状况, 每每皆详细记录, 可见, 陈赓雅认为教育对“西北开发”有重要意义。相较陈赓雅的详细, 范长江则是从更宏观的角度来考察和认识青海的教育。除了相似的概括描述, 在“动荡中的青海”中, 针对教育问题, 范长江表达了自己独特的观点。“许多人考察西北之后, 都主张赶快办理教育, 以为教育是解决西北各种问题的最好办法。然而依记者观察所得, 赶快办理西北教育, 诚然重要;但是教育的本身, 并不能解决西北上的问题, 相反的只能使西北人更进一步地了解西北上的为难题, 而提出更大的问题来等待解决。”[13]简言之, 范长江认为, 青海“缺乏光明的政治道路”, 西北问题, 尤其是教育问题, 要“国家化”, “把各民族青年集合训练, 以平等的民族思想指导他们, 使他们将来负担领导各民族解放的责任。”也是说, 范长江认为单纯地兴办教育, 不“整刷军事政治关系”, 并不一定利于青海的发展。

宗教问题, 二人也都有涉及, 并同时针对黄教始祖诞生地的塔尔寺进行了考察。陈的描述考察重点涉及佛教历史、大经堂及大小金瓦寺的布局、“每年例举之大会”、喇嘛僧众、藏民之虔诚等。涉及记者观点的文字比较少, 散落于众多翔实的描述之间。例如, “尝遇化缘修寺之喇嘛, 语间初问及‘中央’事, 予甚嘉其心目中尚有中央印象。最后则误为中央为释迦佛之诞生地, 则有令人顿感失望!”“黄教始祖诞生地之塔尔寺 (下) ”的结尾, 有较少的记者观点的文字, “寺内常年豢养数十万众, 不事生产……仅计日食三餐之费, 其数当亦至为可观。倘能用政治手腕, 移为藏族教育、农牧之事业, 消极可以破除迷信, 积极能增加生产, 从此在民族生命前途上, 必将骤发惊人骇世之光明焉!”除了这两处, 其他则更为少见。除了这两处评论, 陈大量笔墨放于翔实的记录中。范的描述考察重点涉及景物、采访班禅、入藏汉人的情况等, 评论内容涉及话题有, 宗教的作用、民族政策等。与陈的泼墨于大经堂及大小金寺的描述之不同, 范长江对于景物的描述堪称惜墨如金, 文字仅如下, “将至塔尔寺, 即见四围雪山之间有丛林树梢出现, 转过山凹, 塔尔寺全景即呈露与旅行者之眼中。从全部寺院房舍之为景观之, 塔尔寺尚不如拉卜楞寺之整齐美观。惟塔尔寺有大金瓦寺与小金瓦寺, 其房顶借用金叶盖成, 则卜楞又无如此之名贵。”范长江更多的笔墨用于记录班禅的言论, 和自己的看法。可见, 二人的论述角度之不同。

四、结语

“南陈北范”, 是“西北大开发”的号召下涌现出来的优秀记者, 他们用行动告诉后来的新闻人, 何谓“铁肩担道义”, 何谓“妙手著文章”。相似的考察路线、相似的出发动机、相似的考察内容, 二位记者却有不同的诠释方式。在“西北大开发”的大背景之下, “南陈北范”与诸多西北考察者一起为国人提供了丰富的参考资料、独道的观点分析。

摘要：20世纪30年代, 诸多列强虎视中华, 民族危亡, 众多有识之士认识到开发西北之重要。“到西北”去成为社会关注的“国是”。先后数名记者到西北进行考察, 形成事实上的“西北记者群”, 他们的考察内容几乎涉及到西北问题的方方面面, 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民生、民族、民权……众多记者中, 佼佼者有二, 当时被合称为“南陈北范”, 陈者, 即陈赓雅, 范者, 即范长江, 相似的考察路线、相似的出发动机、相似的考察内容, 二位记者却有不同的诠释方式。

关键词：西北行,陈赓雅,范长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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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绥远, 旧省名, 今指呼和浩特市, 内蒙古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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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考察 篇7

为让比较更直观也更深刻, 我们特地进行了一次调查。此次调查以安徽省安庆师范学院学生为对象, 随机抽取1000名同学, 发放样卷1000份, 回收有效问卷988份, 回收率为98.8%, 接近理想高效样本。

通过以上调查结果分析, 我们可以将当代大学生与革命先贤求学品格做以下方面比较。

一、爱劳动、善吃苦与好安逸、贪享乐的比较

革命先贤求学的第一品格, 是对劳动的热爱和不怕吃苦的精神, 他们视劳动和吃苦为培养自己完美品格的有效手段。毛泽东同志后来回忆他的父亲时曾说:“他是一个严格的监工, 看不得我闲着, 如果没有账要记, 就叫我去做农活。……他的严厉态度大概对我也有好处, 这使我干活非常勤快, 使我仔细记账。”而绝大多数当代大学生都生活在一种比较宽松的生活条件下, 长期悠闲的生活也让他们意志不断消磨, 所以高校有句流行很广的灰色笑话:一年土, 二年洋, 三年忘了爹和娘。这无疑是当代大学生好安逸、贪享乐的真实写照。

纵观革命先贤对劳动的热爱和尊重, 我们觉得劳动对塑造人的完美品格具有以下功能。第一, 惟有吃得苦, 才能真正达到“野蛮其体魄”的目的。强健的体魄是从事繁重的体力和脑力劳动的必要条件。毛泽东在他人生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体育之研究》里面就提出:“欲文明其精神, 先自野蛮其体魄。”现在的大学生身体素质十分低下, 去年学校新生开学典礼, 列队十分钟, 有七位同学因体力不支而倒下, 这样的身体素质怎么能肩负起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任?第二, 唯有吃得苦, 才懂得尊重劳动。劳动, 是一切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源泉。现在的大学生很多都是独生子女, 根本不懂得美好生活来之不易, 当他们有需要的时候, 不是自己去努力争取而是不停向家人索取, 有一点要求得不到满足就怨天尤人, 甚至做出丧失人格的事。最近报道一位赴日留学的青年汪某, 只因母亲将学费寄晚了, 在机场与接机的母亲发生争执, 竟向母亲连刺9刀。如此违背人伦的行为, 究其根源无非是因为他们根本不懂得劳动的艰辛。“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只有自己付出了, 才会懂得感恩。第三, 唯有吃得苦, 才能锤炼其意志。人只有经受住身体和精神上的考验, 才会既具有钢筋铁骨又具有坚强不屈的意志。毛泽东同志非常喜欢通过吃苦来锤炼自己意志, 他回忆同学们在湘江游泳时说:“那时初学, 盛夏水涨, 几死者数。一群人终于坚持, 直到隆冬, 犹在江中。”在《体育之研究》里更提出“意志也者, 固人生事业之先驱也”。就是因为有了这样坚强的意志, 他才克服了重重险阻, 最终实现了人生的辉煌。现在很多大学生遇见一点小挫折就对生活失去信心, 很多专家都认为这应该归结为心理问题, 笔者却认为这更多的是意志薄弱的表现, 相对于那些遭受了巨大不幸却依然坚强面对生活的人来说, 这不能不说是无病呻吟。

二、多读书、读好书与不读书、读闲书的比较

成熟而正确理论、思想的形成, 本就是一个博观约取, 厚积薄发的过程。众所周知毛泽东同志一辈子最喜欢的就是读书, 他在给好友萧子升的信中开列了七十七种古代经、史、子、集的著作, 说“苟有志于学问, 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据学者研究, 毛泽东同志早年受母亲影响, 曾深信佛学, 一度也曾觉得自己最适合做一名教员, 后不断读书, 思想才发生了质的飞跃。毛泽东的同窗好友周世钊就曾经说过, 毛泽东读了《新青年》后, “读韩文杜诗的兴趣降低了”。毛泽东后来也回忆说:“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 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一时成了我的楷模。”可见革命先贤的进步思想也不是自打娘胎里带来的, 书读得多了, 见识多了, 自然就有了新思想。现在很多同学的知识都仅仅拘泥于本专业, 很少进行大量的阅读, 有的同学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一些没有价值的书籍上, 甚至花在玩游戏上, 自然也不可能有丰富的思想了。

三、树理想、志远大与无理想、无志向的比较

没有鸿鹄之志, 就只能注定做一只庸碌无为的燕雀。树立美好的理想, 有远大的志向, 才有可能成就非凡的事业。毛泽东少年离开家乡到东山小学读书, 临行前, 他改写了一首诗, 夹在父亲每天必看的帐簿里:“孩儿立志出乡关, 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 人生无处不青山。”后来读书过程中, 更显示出他心国家命运、人民疾苦的高远之志, 袁世凯签订卖国“二十一条”时, 他愤然疾书:“五月七日, 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这时与毛泽东过从甚密的易永畦同学因病去世了。毛泽东在挽诗中写道:“我怀郁如焚, 放歌倚列嶂。……荡涤谁氏子, 安得辞浮贱!”这是首长达四十行的五言古风, 也是迄今发现的毛泽东留下手迹的最早诗作。它表达了青年毛泽东对民族危艰的沉重忧虑和以雪耻救亡为己任的学子抱负。

反观我们现在的大学生, 他们也在读书, 但他们要么是在读闲书, 要么认为读书最大的目的就是为了找一份安逸的工作, 过安稳的生活, 他们不再把轰轰烈烈、有所作为当作人生目标, 在无所作为中, 平平庸庸开始被当作幸福、被当成了美德。在某些地方甚至流行“我平庸, 我快乐”, 他们对创造、对成就失去了热情, 害怕冒险、竞争。这恰恰是个人主义, 错误幸福观的表现 。

四、勤实践、施抱负与尚空谈、无所为的比较

勤实践, 才能出真知;勤实践, 才能达到改造世界的目的。马克思主义非常注重实践活动, 认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所有知识如果不能用于实践, 都只能是空谈。革命先贤在求学期间特别重视实践活动。一九一七年暑期, 毛泽东邀了当时已从一师毕业的萧子升, 各带一把雨伞、一个挎包, 装着简单的换洗衣服和文房四宝, 外出“游学”。他们没带分文, 历时一个多月, 走了九百多里路, 游历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个县。途中结交各色人, 写了许多笔记。回到一师, 读过毛泽东游学笔记的同学说他是“身无分文, 心忧天下”。同年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办起了工人夜校, 毛泽东亲自写了一则《夜学招学广告》, 用语是一般工人能懂得的大白话, 倾吐出为失学工人分忧解难的拳拳之心。最难得的是护法战争期间, 毛泽东以超人的胆识和异乎寻常的智慧, 仅靠几百个手拿木棍的学生军和几个警察, 就让一支三千多人的北洋军阀溃军缴了械, 让长沙免去了一场兵灾。事后, 人们称毛泽东“浑身是胆”。同班同学邹蕴真问他:“万一当时败军开枪还击, 岂不甚危?”毛泽东回答说:“败军若有意劫城, 当夜必将发动, 否则, 必是疲惫胆虚, 不敢通过长沙城关北旧, 只得闭守于此, 故知一呼必从, 情势然也。”现在的高校也鼓励大学生关注社会现实, 进行各种社会实践活动, 尤其是寒暑假期间, 但事实上这些社会实践活动都是“盖公章式”实践, 并没有落到实处, 这既不能锻炼大学生的实践能力, 更不能改造现实世界。

因此若想培养当代大学生的完美求学品格, 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付出切实的努力。

第一, 构建健康生活, 培养学生勤于劳动的精神。

要在大学生中大力提倡爱劳动, 敢吃苦的精神, 一改大学生颓废之面貌, 不仅锻炼他们强健的体魄, 更要培养他们坚忍不拔的意志, 唯有这样才可能成为自强、自立之人。

第二, 构建和谐生活, 培养学生勤奋学习的精神。

和谐的校园生活, 是阅读书籍的天堂, 而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多读书, 读好书, 才能明辨是非, 才能不断丰富自己的思想。

第三, 构建人文生活, 培养学生乐于奉献的精神。

马斯洛 (Maslow) 的需要层次理论认为, 人的最高层次需要是自我实现的需要。当学生生活在一种人文环境里, 他们的内在需要就会不断受到激发, 从而自发的树立理想, 奉献社会。

第四, 构建创新生活, 培养学生勇于实践的精神。

创新是现代社会最具价值的个人品质, 而创新离不开丰富的实践活动, 创新也只有与实践结合, 才能创造社会价值。

也只有这样, 当代大学生才是健康的、实践的、创新的和奉献的, 才能像革命先贤一样做有志之人, 努力建设好这个新世界。

参考文献

[1]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M].三联书店, 1979.106～107.

[2]毛泽东.1958年在文物出版社刻印的《毛主席诗词十九首》书眉的批语.

比较考察 篇8

1 美国的市场监管

美国是世界第一种业强国, 也是世界第一大种子市场。据国际种子联合会统计, 2011年全美种子市场价值为120亿美元, 占全球种子市场价值 (430亿美元) 的28%, 是世界第二大市场中国的1.5倍。如此庞大的市场却管理得规范有序、公平开放、诚实守信、充满活力, 美国人做了什么?

1.1 法律制度

无规矩不成方圆, 法律法规是市场管理的根本依据。美国特别重视种子立法, 自1912年通过了《联邦种子进口法》后, 又陆续颁布了《植物专利法》《联邦种子法》《一般专利法》《植物品种保护法》, 在国家层面为种业构建了比较完备的法律制度框架, 其后根据需要又进行过几次修订。与此同时, 各州也进行了种子立法, 在市场管理、质量管理、品种管理、经销许可等方面比联邦种子法更具体、更严厉。

1.2 管理体制

美国的种子管理体制由政府管理与行业管理两部分构成。政府管理分为联邦、州、县三级, 联邦农业部设局级种子管理机构, 主要职能是负责种子进出口和州际贸易质量检验、品种保护、种子认证等;州农业厅设种子管理机构, 主要职能是负责本州的市场管理、经销许可、违法处罚、质量检验、纠纷处理等;县级农业技术部门设种子专员 (农业专员) 岗位, 主要职能是协助州种子管理机构对县域内的市场管理。美国的管理, 体系健全, 队伍精干, 效率很高。各级职责分工明确, 无重复监管和越俎代庖现象。

行业管理以美国种子贸易协会、美国官方种子认证机构协会、美国作物改良协会、美国种子控制官方协会等为代表的各类协会为主体, 在技术信息服务、行业自律、沟通游说政府与议会、国际交流与合作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3 经销许可

卖种子必须办许可证, 这是美国种子产业管理发放的唯一的一张许可证。美国的种子产业发展环境是比较宽松开放的, 联邦种子法对种子生产经营企业没有设置门槛条件, 也未作许可规定。但各州种子法都确立了市场经销许可制度, 要求种子经销商必须申请许可证后方准进入市场。许可证有效期一年, 申请条件各州有所区别。大部分州还要求经销的品种必须登记注册。经销许可对有效控制种子市场最后出口, 防止假冒伪劣种子流向农田发挥了关键作用。此次考察所到的3个州, 种子纠纷都很少。如美国的种业大州加利福尼亚州, 2012年的种子纠纷仅有9起。

1.4 管理收费

美国的种子市场管理要收取一定费用, 各州的收费项目和标准有所不同, 一般分办证费和管理费两种。如加利福尼亚州一个许可证收40美元, 再按年经营额0.25%收取管理费;马里兰州一个许可证收60～120美元, 再收取2.5万美元保证金。美国的管理收费公开透明, 全部用于种子管理工作。

1.5 产权保护

美国非常重视知识产权保护。种子知识产权保护有几种形式, 产权所有者可根据需要选用。一是贸易秘密保护。发明者不公开任何有关信息, 通过授权或使用协议进行保护。二是植物品种保护法。法律允许对新品种的商业权利控制20年。三是实用专利。对包括种质、特质、基因以及技术等方面提供广泛有力的保护。四是变异品种使用专利。赋予品种、收获材料及直接产生的产品独家市场推销权不少于20年。五是农作物专利。为无性培植的农作物提供保护, 使其在20年内未经许可不得无性培植。由于法律制度完善, 处罚措施严厉, 所以市场上罕见假冒侵权品种, 公司也不会私自使用受保护的材料育种。

1.6 标签管理

种子标签在美国的身份地位十分重要。因此, 无论联邦, 还是州种子法, 无不对种子标签作了详细明确的规定。而市场监管的重点也是查验标签内容的真实性, 一旦发现虚假标注, 种子企业不仅要承担严重的法律后果, 而且还将面临诚信问题带来的生存压力。

综观美国的种子产业管理, 尽管法律政策纷繁复杂, 但对市场最后环节的监管却简单明确, 就是“签证”、管理两手抓。即一手抓种子标签, 一手抓许可证。

1.7 种子检验

美国的种子检验机构分三种类型:一是管理系统设立的检验机构。农业部与州农业厅两级设有检验机构, 前者负责进出口和州际贸易的种子质量监督检验, 以及种子认证 (自愿) 。后者负责本州种子市场的监督检验。检验项目以净度、发芽、水分等常规检测为主, 其中净度要鉴定杂草种子类别, 难度很大, 最能反映检验员的水平。但在基因、纯度等比较复杂的检测项目上很少做。二是大学设立的检验机构。这类检验机构, 一般具有世界一流的技术人员和仪器设备。业务范围比较宽, 除承担政府委托的检验及科研任务外, 主要开展技术研发、人员培训、检测服务等。检验能力强大, 检测项目齐全, 能满足各个层面的需求, 尤其在技术难度大、要求高的基因检测、纯度检测、健康检测及抗逆性检测等方面优势明显。其经费主要来至政府投入、学校拨款、检验收费3个方面。三是种子企业设立的检验机构。美国办种子公司没有硬性条件要求, 所以中小公司从成本方面考虑, 一般不设检验机构, 而是委托大学等公共检验机构去做。但大型种子公司都建立自己的检验中心, 并且拥有世界最先进的仪器设备和大规模、高通量、自动化的快速检测能力, 一般只承担本公司的检测任务, 对公司的种子质量负责。

1.8 纠纷处理

美国处理种子纠纷的程序:纠纷—农业部门—法院。即种子出现纠纷时, 首先向农业部门提出申诉, 然后由农业部门的种子管理机构依据专业查明原因, 分清责任, 提出处理意见, 一般以调解为主。纠纷当事人对处理结果不服的, 可再向法院提起诉讼。这种制度设计, 路径清晰、简明快捷、重视专业、讲究效率。

2 比较与思考

美国是世界市场经济的倡导者和引领者, 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和做法。尽管中美两国的种业在发展阶段、基础和环境等方面存在不少差距, 但市场监管却有相通之处。从以下几个层面进行分析比较, 或可获得某些有益启示。

2.1 法律制度层面

联邦立法, 抓大放小, 给州立法留有很大空间。州立法紧贴当地实际, 突出市场监管, 准确实用, 可操作性强。我国也是两级立法, 但在种子立法上时间短, 经验欠缺, 如知识产权保护等对产业和全局影响大的方面, 应是国家立法的重点, 我们却仅有一个粗线条的《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而在区域性差异大、情况复杂的市场监管等方面, 应是省级立法的重点, 国家立法又作了“一刀切”的规定, 如《种子法》28条及29条等。

由于国家、省两级立法的范围和重点趋同, 在上位法管下位法的框架内, 省级立法的余地也就有限了, 所以, 已颁布的省级种子管理条例, 好像是一个贯彻《种子法》的文件, 目前, 一些地方种子市场竞争无序、假冒伪劣严重的状况, 与我们立法上的缺陷不无关系。

2.2 行政管理层面

(1) 管理体系孰优孰劣主要看是否适合本国的国情。中美各自面对的种子市场差异很大, 美国有种子公司400家左右, 一个州的种子经销商300家左右, 一个县的农户2 000～3 000户, 一个州的种子纠纷每年10件左右。我国有种子公司6 300多家, 一个县的种子经销商100～300家 (一半为流动商贩) , 一个县的农户20～40万户, 一个县的种子纠纷每年50件左右。由此可见, 我国面对的管理对象是异常复杂的, 管理体量是十分庞大的, 一个县相当于美国一个州。 (2) 职责分工。美国的各级管理机构职责分工不同, 监管范围和对象有明确划分, 虽有配合互补, 但不交叉重复。我国的各级管理机构职责分工比较模糊, 除了许可审批国家、省两级有明确分工外, 其他方面没有明确划分不同的监管对象和领域。 (3) 经营许可。美国对种子企业没有许可要求, 只对经销商实行市场许可和品种登记管理。我国与美国恰好相反, 只对种子企业实行经营许可, 而对经销商完全放开。我们的企业大多自律性差, 终端市场多、乱、杂现象十分严重。 (4) 种子纠纷。我国的种子纠纷处理, 对协商、调解阶段的规定比较笼统, 不像美国那样明确规定由一个专业的权威部门负责处理。

2.3 技术保障层面

主要分种子检验与经费保障两个方面: (1) 种子检验。我国的种子检验机构与美国大致相同, 分为管理系统、大学 (农科院所) 、种子公司3种类型。但深入分析比较, 差异十分明显, 我们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一是机构设置求全。美国只在联邦、州两级设检验机构, 对种子企业没有要求。我国各级管理部门都要求设检验机构, 种子企业也必须设检验机构, 实际运行中显现出诸多弊端。二是监督范围重叠。美国的监督检验有明确分工, 不会出现交叉重复现象。而我国如果县级首先抽检, 那么某企业的同一作物种子就可能承受四级的重复抽检。三是监督环节较多。美国的监督检验明确简单, 只在市场销售环节上抽检种子标签的真实性。我们管的比较多、比较细, 全程监管。但在关键的扦样环节却偏重于企业仓库的种子, 使监管效果大打折扣。四是服务检验开展难。美国中小企业一般不设检验机构, 加之质量认证等服务性检验业务较多, 所以, 以大学为主的公共检验机构十分活跃, 检验收入可观。我国的检验机构多而全, 僧多粥少, 服务检验很难开展起来。 (2) 经费保障。美国各级种子管理机构的经费充裕, 主要是财政保障。另外, 美国还实行管理收费, 收费有明确规定, 公开透明, 专款专用, 没有乱收费现象。我国基层种子管理机构经费严重不足, 尤其县级大部分属“吃饭财政”, 所以要求将工作经费列入财政预算的说法, 基本上是一句空话。

3 建议

3.1 修改完善法律法规

《种子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条款已经不适应形势变化的要求, 亟需修改完善。修法时应抓大放小, 该放的要放开, 该管的要管住。要充分考虑各地的差异化及复杂性, 给省级立法留有空间, 特别在市场监管方面应以地方立法为主。同时, 要加强和完善知识产权方面的法律法规, 为种业创新保驾护航。

3.2 明确管理职能, 健全管理体系

目前, 种子管理体系不健全, 问题在县级, 关键是职能。职能不实, 机构不稳。而目前部分县级种子管理站被撤并, 管理职能名存实亡。县级管理机构是整个管理体系的根基, 根基不稳则体系运行不畅。种子管理从品种选育、生产加工、质量检验到市场销售, 是一个全过程的监管, 环环相扣, 不宜拆分。应按照国家改革“食品药品管理总局”强调产业链条完整性的思路, 重新划归基层种子管理机构, 以保证监管的连续性、完整性和有效性。另外, 在上一级监督、检查、指导下一级的同时, 要进一步细化各级职责分工, 避免揽权诿过、责任不清、交叉重复等现象发生。

3.3 实行代销经营许可, 把住市场最后关口

所谓种子终端市场, 即代销商 (经营户) 与农民直接交易的市场, 是种子流向农田的最后一道关口。因而对代销商 (经营户) 应实行严格的市场准入经营许可制度, 这已成为各方的强烈愿望, 应当尽快实施。

3.4 建立地市级种子质量监督检验区域中心

监督检验是市场监管的技术支撑, 但目前通过国家、省、地市、县四级层层设立检验机构是脱离实际的。尤其县级建立一个认证检验机构并维持其运行, 难度很大。因此, 建议只设国家、省、地市三级监督检验体系。其中地市一级因其独特的区位优势, 在整个监督检验网络中处于“兜底”的关键节点上, 其地位和作用是无法替代的。而目前, 地市一级监督检验体系建设是最薄弱的一环, 应当调整思路, 加大投入, 尽快将其建成种子质量监督检验区域中心, 把“网底”编好, 为我国种子质量构建一张完整可靠的安全监督网。

种子管理系统的检验机构不宜追求豪华尖端的仪器设备以及复杂齐全的检测服务, 而应以简单、实用、可靠为主, 以常规检测项目为主, 以监督检验为主。另外, 要明确各级监督检验的职责范围, 避免重复抽检。要减少对企业仓库种子的抽检, 把重点转到市场抽检上来。

3.5 解决种子管理收费问题

比较考察 篇9

(一) 问题的提出

回指 (anaphora) 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语言现象, 这一现象在汉语中可以用多种方式来表示, 其中一种就是指示代词回指 (1) , 例如 (2) :

(1) 我们傍晚才到龙河村, 这/这村子是一个人口不到二百人的小村。

(2) 看见桌子上的那些书了吧, 那/那些书都是爸爸送给我的。

(3) 语言学家首先应该根据语言事实建立语言规则, 之后验证这些/那些规则对新的语言事实的解释程度。如果这些/那些规则不符合语言事实就要加以修正完善。

(4) 一个小城的警察让一位超速驾驶的青年男子停下车来。“但是, 长官”青年说:“我可以解释。”……几小时后, 这位警察来看被监禁的年轻人, 说:“算你幸运, 局长参加他女儿的婚礼回来了, 估计他心情不错。”

不同的语言表示回指的方式不尽相同。同样是表示回指, 满—通古斯语言 (3) 则用单数第三人称领属附加成分粘着在名词之后来表示, 例如, 锡伯语用单数第三人称领属附加成分来指出词所指称的人或物是前面曾经提到过的:

这是两个人的对话, 首次谈到“灯”的时候, 不带领属附加成分-ni, 再次谈到“灯”的时候, 就带上了领属附加成分-ni。dəŋdʐənbə-ni“灯”中的-ni不指明领属关系, 而是指出“灯”是上面提到过的事物。跟锡伯语一样, 同属满—通古斯语族的鄂伦春语也用单数第三人称领属附加成分来指出词所指称的人或物是前面曾经提到过的人或物。例如:

那么, 这两种看似毫不相关的回指方式是否就真的没有任何相似或者共通之处呢?

(二) 相关研究

前辈学人对汉语指示代词研究较多, 且所获成果颇丰。有的学者在汉语指示代词及其回指功能方面着墨较多, 如崔潮 (1989) , 石毓智 (1997) , 曹秀玲 (2000) , 崔健、姜美子 (2004) 等。也有的学者对汉语指示代词的历时发展及其与人称代词的关系甚为关注, 如王力 (1989) , 郭锡良 (1980) , 林素娥 (2006) , 张玉金 (2007) , 贾志峰 (2009) 等。此外, 在满—通古斯语言的研究方面, 前人也做出了很大贡献。有的学者在语言描写方面着力较多, 如赵杰 (1989、1993) , 胡增益 (1986、2001) , 王庆丰 (2006) , 孙宏开、胡增益和黄行 (2007) , D·O·朝克 (2009) 等。也有的学者对该语族语言的比较研究甚为重视, 如D·O·朝克 (1997) , H.A.巴斯卡科夫 (2004) , 季永海 (2006) 等。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 前人对于汉语和满—通古斯语言的研究大多只是停留在各自语言或语系的内部, 而对于它们之间的比较研究却涉猎较少。

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从历史语言学和语言类型学相结合的角度对汉语和满—通古斯语言的回指方式进行考察, 希望能为汉语和满—通古斯语言的比较研究做出一点贡献。

二、相关概念和理论介绍

指示代词历来是一个备受语言研究者关注的问题, 其主要功能是表示直指 (deixis) 和回指。直指是指示话语情境中的对象, 其具体所指意义只有联系情景或语境才能确定, 而回指是话语中提到某个事物, 再要提及这个事物的时候采用不同的方式取得照应, 是一种先行词 (antecedent) 在前的互指 (co-referential) 现象, 它既可以是针对一个主体, 也可以是针对一个命题。此外, 回指形式也是我们研究指示代词回指问题时所必须要考虑的。崔健、姜美子 (2004) 根据朝鲜语指示代词回指的形式和功能将其分为简单形式和复杂形式, 简单形式由光杆指示代词构成, 复杂形式由“指示代词+NP”构成, 因为这两种形式间存在明显差异, 与此同时, 他们也将汉语的回指形式区分为简单和复杂两种, 不过他们经研究发现, 汉语简单形式和复杂形式的差别并不像朝鲜语那么明显。因此, 我们在研究指示代词的回指问题时就可以暂不考虑形式方面的因素。

历史语言学和语言类型学分别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对语言进行研究, 正如罗仁地 (2006) 所指出的那样, “语言类型学研究的是不同语言已经习俗化或者常规化的形式及其功能, 研究的目的是先了解不同语言之间的不同之处和类似之处, 然后, 把所发现的各种不同和类似的现象归类成系统”, “历史语言学研究的也是语言形式, 但着重点不在共时的形式, 而是在形式的变化”, “语言类型学和历史语言学之间有一种‘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关系, 因为语言类型学和历史语言学都是针对语言形式的研究, 两者的差别只在于着重点不一样, 类型学的着重点是语言的共时形式, 而历史语言学的着重点是语言形式的变化”。我们在研究语言时, 应将这两者结合起来, 兼顾历时和共时这两种因素, 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获得对语言现象的正确认识。本文对满汉回指方式的研究也试图从这两个方面来进行。

三、基于历史语言学与语言类型学的比较

(一) 历史语言学的分析

历史语言学关注语言形式的变化, 而从汉语第三人称代词和指示代词各自的发展中我们不难看出, 汉语第三人称代词与指示代词之间不无联系, 正如王力先生在其《汉语语法史》中所提到的:“在上古汉语里, 指示代词和人称代词的关系非常密切”, 同时他认为, “其”“之”很可能是先用作指示代词, 然后发展成人称代词的。此外,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汉语的第三人称代词来源于指示代词, 如曹翠云 (1988) 、林素娥 (2006) 、贾志峰 (2009) 等,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贾志峰 (2009) 。贾文中指出, 单数第三人称代词由上古时期的指示代词“之”“其”“彼”“厥”发展到中古时期的“伊”“渠”“他”, 最终确立“他”作为第三人称代词的地位, 其演变经过了“指示→指示+称代→称代”三个阶段。总的来看, 远古和上古汉语中并没有第三人称代词, 由指示代词“其”“之”等暂代第三人称代词之职, 而“他”在上古和中古汉语中一直作为无定代词出现, 真正意义上的第三人称代词“他”到唐代才出现, 最有力的例证就是诗人高适的《渔父歌》:“曲岸深潭一山叟, 驻眼看钩不移手。诗人欲得知姓名, 良久问他不开口。”指示代词“之”“其”“彼”“厥”等在兼任人称代词并向之发展的同时, 自身也在发生更迭, 唐宋以后, 在口语里出现了“这、那”。由此可知, 汉语的人称代词和指示代词之间具有同源性, 即人称代词源于指示代词。

那么, 满—通古斯语言人称代词和指示代词之间有没有联系呢?虽然我们没有直接的证据可以用来证明满—通古斯语言的人称代词源于指示代词, 但在对该语族语言的考察中我们不难发现, 该语族语言的第三人称代词和指示代词之间存在着惊人的同形 (或者同词根, 如鄂温克语) 现象, 具体情况见表1:

有的学者在对阿尔泰诸语言的研究中指出, 所有的人称代词都与其由之而来的指示代词紧密相关, 而人称领属附加成分起源于具有较完整的, 与代词相同的相应的人称代词, 或在语音上具有变形的截断变体的人称代词 (4) 。

因此, 从汉语和满—通古斯语言回指方式的历时发展与形态变化中, 我们不难看出两者的共通性, 即它们都与人称代词密切相关, 存在着人称代词和指示代词同形或同源的现象。

(二) 语言类型学的分析

如上所述, 语言类型学研究的是不同语言已经习俗化或者常规化的形式及其功能, 研究的目的是先了解不同语言之间的不同之处和类似之处, 然后把所发现的各种不同和类似的现象归类成系统, 因此着重点在于语言的共时形式。那么, 从语言类型学角度来看, 满汉回指方式与人称代词同源的这一共通性是否仅存在于汉语和满—通古斯语言里呢?其实, 汉语和满—通古斯语言存在人称代词和指示代词同源这一现象并不特殊。根据徐丹 (1989) , 许多语言的材料已经证明, 指示代词的产生先于第三人称代词, 第三人称代词是直接来源于指示代词的。事实上, 其他语言中第三人称代词与指示代词同形或者同源的现象也不少, 如阿尔泰语系诸语言、南亚语系语言、印欧语等。郭锡良 (1980) 就指出, 日语、朝鲜语第三人称代词与指示代词至今同形, 徐丹 (1988) 也提到了法语、俄语、英语等第三人称代词与指示代词同源。可见, 第三人称代词与指示代词同源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它不仅是汉语和满—通古斯语言的特点, 在汉语方言和印欧语中也是常见形式。表2是部分语言和方言中第三人称代词与远指代词的对应关系 (5) :

不过汉语的情况似乎要复杂一些, 因为有的学者对指示代词“其”“之”有不同的看法, 例如, 王力和刘子瑜等认为指示代词“其”是表特指的, 王力先生认为“之”表近指, 刘子瑜则认为“之”表泛指 (非近指亦非远指) , 例如:

(7) 今欲举大事, 将非其人不可。 (史记) (适当的)

(8) 苟有其备, 何故不可? (史记左传) (适当的)

(9) 之子于归, 宜其室家。 (诗经) (远近无从知晓)

(10) 之二虫又何知? (逍遥游) (想象中的事物)

按照这样的观点, 汉语的人称代词就不只与远指代词同源, 也与近指代词和泛指代词具有同源关系。

(三) 回指方式共通性问题解释

正如前文所述, 汉语和满—通古斯语言的回指方式之间有着共通性, 具体表现在单数第三人称代词和指示代词的同形或同源问题上。对于这一问题, 一些研究者从认知语言学 (6) 的角度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考察和分析, 例如林素娥 (2006) 指出, 根据Lyons (1977) , 指示词 (包括人称代词、指示代词和冠词) 是在话语和特定时空坐标上的所指之间建立联系的形式, 但指示词和其他指称语最本质的区别之一是其指称的坐标是时空中的“自我中心 (egocentricity) ”:“我”是说话人, “你”是跟我说话的人, “他”是离我较远的人, “这”是离我较近的实体, “那”是离我较远的实体等等, 这样的话, 在一定的时空中所指最明确的自然是主体“我”, 然后便是以主体自我为坐标而确定下来的交谈对象“你”, 其次才是不参与交际活动的其他客体“他”。可见, 第三人称“他”在交际中的地位与第一、二人称并不平等, 第一和第二人称是交谈的直接参与者, 而第三人称不具有交际的直接性或当场性。所以, 在实际的交际活动中, 第三人称可以暂时“缺席”, 或以指示“离我较远的实体”代词临时充当。这种交际功能上的差异, 体现在世界语言第一、二、三人称代词形成的历时不同步上以及共时的形态差异上。据汉语史文献, 现代汉语三身人称代词中第一、二人称自上古汉语即已为交际中的重要语言成分, 而第三人称代词“他”至唐代才形成。因此, 她认为, 第三人称代词和指示代词具有同源关系, 即第三人称代词源于远指代词是人称代词内部交际功能差异和指示代词渗透的结果。这一解释的确具有一定的说服力, 但并不能完全解释表1中满—通古斯语言的情况, 因为表中满语和赫哲语的单数第三人称代词只与远指代词同形, 而鄂伦春语、鄂温克语和锡伯语的单数第三人称代词与近指、远指代词都存在着同形或同源现象。不过, 在考察满—通古斯语言的过程中, 我们发现远指代词用作第三人称代词的情形要远远多于近指代词, 因此, 可以说满—通古斯语言基本上是符合单数第三人称代词与远指代词同源这一普遍的语言现象的。

那么, 为什么满—通古斯语言用由远指代词发展而来的人称领属附加成分粘着在名词性成分之后表回指, 而汉语的指示代词回指兼用近指和远指代词, 如“这”“那”等来表示呢?这或许与汉语指示代词的历时发展及其与第三人称代词之间复杂的同源关系密切相关。此外, 曹秀玲 (2000) 的研究显示, 指示代词“这” (近指) 的回指使用率要远远高于“那” (远指) 。那么, 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汉语近指代词“这”在回指中的高使用率呢?曹秀玲认为这是由“这”在心理上的高可及性决定的。对于这一问题, 也有的研究者认为, 原因在于汉语非常讲究说话者的心理因素, 只要说话者在感情上感到亲近, 需要亲近, 或者认为值得强调的, 就不大会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这体现了汉语具有很强的主体意识和人文意识。相对来说, 满—通古斯语言等则讲究如何逼真地表现客观的实际时空距离, 即强调其自然性和客观性。这似乎体现了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式。

摘要：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汉语和满—通古斯语言的指示代词回指方式进行了比较。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发现, 汉语和满—通古斯语言表示回指的方式具有共通性, 这主要表现在回指方式与人称代词的相关性上, 即第三人称代词与指示代词的同形或同源现象, 并且发现这一同形或同源现象并不为汉语和满—通古斯语言所特有, 而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