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报刊论文（精选8篇）
清末民初报刊论文 篇1
报刊戏曲图画的剧本叙事研究指从报刊所载系列图文资料中得出剧本信息的相关研究, 其并不专指文字传达的剧本内容, 还包括戏曲图画呈现出的相关信息。在《清代报刊图画集成》、《清末民初报刊图画集成》及《清末民初报刊图画集成续编》共涉及剧本15部, 包括传奇剧本《风筝误传奇》和改良新戏《新茶花》、《续新茶花》、《嫖界现形记》、《义节奇冤》、《黑籍冤魂》、《刑律改良》、《拿鱼壳》、《赌徒造化》、《明末遗恨》、《秋瑾》、《猛回头》、十五六本《新茶花》、二本《双茶花》及二本《明末遗恨》, 分别载于《点石斋画报附录》、《图画日报》和《民权画报》中。从剧本叙事的完整程度来看, 可分为整体叙事和片段叙事;从图文关系来看, 二者虽皆属图文并茂的表现方式, 但其图文关系并不一致, 可以分为图文互照、文主图辅和图主文辅三类。
首先, 图文互照方式为报刊戏曲图画剧本叙事的主要方式, 其中包括《新茶花》、《续新茶花》、《嫖界现形记》、《义节奇冤》、《黑籍冤魂》、《刑律改良》、《拿鱼壳》、《赌徒造化》、《明末遗恨》9部, 皆载于《图画日报》“世界新剧”中。《图画日报》自1909年8月起设立“世界新剧”, 以连环画的形式真实记载清末上海新舞台排演的部分改良新剧, “新舞台如何演, 记者即如何述;新舞台如何治布置, 记者即如何之编次;新舞台如何之形容, 记者即如何之描摹”, 弥补了新舞台戏剧演出资料的缺失。可见“世界新剧”在剧本简介的同时, 还为还原当时戏剧演出环境提供了依据。“世界新剧”所载皆为“有功世道之剧”, 如《新茶花》、《续新茶花》讲述少女莘耐冬堕劫侠嫁、忍辱窃图诸端曲折, 歌颂美好道德人性, 呼吁有志者不宜耽于儿女之情, 应以国家大事为己任;《嫖界现形记》、《黑籍冤魂》、《赌徒造化》对当时社会中嫖妓、吸毒、赌博等现象做出规劝, 以新社会风气;《刑律改良》、《拿鱼壳》为讽谏官场之作, “不特有功世道, 且足为官场之针砭也”;《明末遗恨》讲述明末忠臣死奸佞尽, 内忧外患终至亡国的故事, 借古喻今, “不特遗恨, 且将引起我新恨矣”。
其次, 文主图辅的表现方式多载于《民权画报》专栏“菊部春秋”中, 《秋瑾》、《猛回头》、十五六本《新茶花》、二本《双茶花》及二本《明末遗恨》皆属于此。“菊部春秋”以戏评为主, 其剧本叙事呈现片段式特征, 偏重描述主要情节及经典演出场景, 聚焦于单个演员的具体表演。如《猛回头》一剧所演十七场中, 只截取“金刚与蒋大龙相打”、“金尚翁投河”、“钱辛生谏父”、“钱如命责骂女学生”几场;二本《明末遗恨》中截取吴襄之既哭复愤、吴三桂爱恋陈圆圆及诘问闯将、太子责骂洪承畴、史可法别定王等场景, 虽从中难窥剧本全貌, 但是这种以文字评议为主、图画呈现为辅的方式为展现真实演出情况带来丰富资料。
最后, 属于图主文辅方式的是刊载于《点石斋画报附录》152期至176期的《风筝误传奇》。《风筝误传奇》是对李渔剧本的再现, 共载图画29幅, 除巅末外, 每幅图画的标题皆与剧本一致。《风筝误传奇》近于石印绣像或全图小说画法, 以小说插图的方式, 将故事置于真实的生活场景来展开。虽然《风筝误传奇》属于图文并存的表现方式, 但是将其看作图主文辅的形式更为合理。其一在于从《点石斋画报》的整体特点来看, 其作为晚清最有影响力的石印画报的特色在于大量使用图画, 提升图画的地位, 实现“无间智愚”的大众传播普及性。其二, 《点石斋画报》具有图中有文的特性, 无论是上图下文、下图上文、图文分页、还是文在图中, 文字作为图画的补充作用都是不可忽视的, 这种作用尤其体现在叙事功能方面。从《风筝误传奇》刊载情况来看, 其刊载的四十八页中图画占二十九幅之多, 可见其图文所占比例的差异, 其图不仅具有美学价值, 更增添了剧本叙事的完整性, 实现报刊戏曲图画的全方位价值。
摘要：报刊戏曲图画作为清末民初时期戏曲传播的新兴样式, 其内容与特性受到报刊与图画的双重制约。本文通过对报刊戏曲图画不同呈现方式的分析, 阐释其剧本叙事特点, 发掘报刊戏曲图画对于完善清末民初剧本缺失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报刊戏曲图画,剧本叙事,图文方式
参考文献
[1]清代报刊图画集成[M].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2001.
[2]清末民初报刊图画集成[M].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2001.
[3]清末民初报刊图画集成续编[M].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2001.
[4]傅谨.京剧历史文献汇编 (清代卷) [M].南京:凤凰出版社, 2011.
清末民初修身思想研究 篇2
关键词：清末民初 修身 教育
一.引言
迄今，关于近代修身的研究还相当薄弱，还没有直接以修身为研究对象的著作出现，但学界在研究近代德育等问题时，会从侧面论述到修身方面相关的问题。相关著作主要有：吕达著的《中国近代课程史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王伦信著的《清末民国时期中学教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郑航著的《中国近代德育课程史》（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和汪家熔著的《民族魂-教科书变迁》。相关论文有：刘立德的《儒家修身理论与近代修身课本》（《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6期）、全佳果的《蔡元培<中学修身教科书>中的伦理级德育思想》（《武陵学刊》1998年第5期）、戴胜利的《维新运动时期的大学修身教育》（《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和毕苑的《经学教育的淡出与近代知识体系的转移：以修身和国语教科书为中心的分析》（《人文杂志》2007年第2期）。
二.清末民初主流修身思想的具体体现
1.以美德为核心的个人修身思想
近代中国在内忧外患中风雨飘摇，急剧变迁。在此背景下，蔡元培在其《中学修身教科书》中指出：“凡道德以修己为本，而修己之道，又以体育为本；忠孝，人伦之大道，非康强之身，无以行之；怀邪心者，无以行正义，贪利者，无以图公益，未有自欺而能忠于人，自侮而能敬于人者”。[1]
2.以孝为核心的家庭修身思想
家庭修身主要是指人们在家庭中的道德修养问题。李步清在其《新制修身教本》中指出：“家族之制，为公共生活之始基。同饮食，同居住，同作同息，是公共心之见端也；家长有命，无敢违抗，是守法之见端也；一人有疾，举家不宁，是同情之见端也；扶老携幼，是秩序之见端也；男外女内，是分工之见端也”。[2]
3.以公德为核心的社会修身思想
社会修身主要指作为社会成员在社会生活领域中的修养问题。樊炳清在其《共和国教科书修身要义》中指出：“盖社会为有机体，则个人为一细胞，离乎全体无所谓细胞也。欲维细胞之生存，必先谋全体之发达，而欲谋全体之发达，必先求细胞之健全，其相倚相助如此，故同处社会，即有共存之鹄。” [3]
4.以爱国为核心的国民修身思想
国民修身，顾名思义，即作为国民应当对国家尽什么责任与义务的问题。王仁虁在其《师范讲习科修身教科书》中指出：“主权之所在，征诸列国，不一其法也。主权属于特定之一人者，谓之君主国体；主权属于人民全体者，谓之民主国体。国体即由主权之所在而分也。民主立宪者，世界最高尚之政体也。国体改革之际，必抛掷无数之生命财产，此皆出于爱国之热诚。凡吾国民，不可不知所感而奋发又为也”。[4]
三.结语
清末民初时期修身思想与传统修身思想存在必然联系：（1）与传统修身的逻辑顺序一致，都是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路来推演的；（2）较多继承了传统修身思想的内容。其次，清末民初的修身思想由于思想弊端，存在以下缺陷：（1）思想相对保守，滞后于现实政治的发展；（2）对敏感的政治问题与家庭伦理问题采取谨慎的处理方式；（3）强调对法律、秩序、风俗习惯和舆论的绝对服从。
参考文献
[1]蔡元培.中学修身教科书[M].商务印书馆，1907-1908年
[2]李步清.新制修身教本[M].中华书局，1914年
[3]王仁虁.师范讲习科修身教科书[M].中国图书公司，1913年
[4]樊炳清.共和国教科书修身要义[M].商务印书馆，1913年
清末民初的保定教育 篇3
随着新学运动的实行, 各类各级新式学堂雨后春笋般在直隶各地涌现, 是谓保定教育的第二次兴盛。1901年, 保定新式学堂仅一所, 学生几十人, 三年后, 各类新式学堂则猛增至52所, 学生人数达257人, 可谓一枝独秀。此后至1909年, 保定的新式教育始终发展态势良好, 学堂数和学生数一直居高不下。诚然, 地方官贪图功利、虚报浮夸者所在多有, “敷衍者亦不少。至乡村初等小学, 往往有徒悬牌额, 虽有若无者”。但在短短数年间骤然达到如此规模, 成绩还是斐然可观的。
一、清末民初保定教育兴盛的原因
保定教育如此辉煌必有其深刻原因, 窃以为如下。
1. 政策的倡导。
早在洋务运动期间, 清廷已有兴办近代学堂、派遣出国留学生等系列政策出台, 待经历了戊戌变法的鼓荡、义和团运动的冲击和西方列强的联合入侵等事件后, 改革的力度加大, 始依“西法”, 推行新政。期间, 清廷大幅度调整旧有文化政策, 以教育政策的变革最为彰显, 影响也至为深远。主要有:布新除旧, 使教育由无系统过渡到有系统。清廷废除了延续1300余年的科举制度, 颁行了《奏定学堂章程》, 是为“癸卯学制”, 建立起了一套自中央到地方的新型教育行政体系, 中国教育由无系统过渡到有系统。优先发展各类师范教育, 奠定了发展新式教育的基础。着力发展普通中小学教育, 使传统的精英教育转向国民普及教育等。政策上的倾斜, 给清末民初保定的教育以巨大鼓舞, 保定开始广兴各类各级新式学堂, 推进新旧学制的转换, 建立区域新教育体系, 为保定教育的兴盛提供了政治保障。
2. 地缘、人缘的优势。
直隶省是清王朝北方最重要的省份。直隶, 因直接隶属京师而得名, 于清初正式定制为直隶省, 省会保定。直隶地处清王朝统治中心区域, 居太行山脉与渤海之间, 东濒渤海连接奉天, 西据太行、恒山而毗山西, 南与河南、山东接界, 北枕塞外与内蒙相连;直隶省地域广大, 范围相当于今河北全省、北京、天津两市及河南、山东一部分。直隶总督直接辖区共十一府、九州、一厅、一百零四县。直隶总督的驻地, 冬驻保定, 夏驻天津, 清后期由于天津驻有八国联军, 《辛丑条约》又规定天津周围20里不允许中国驻军, 袁世凯便把他的直隶总督衙门设在保定, 并常驻保定。于是, 保定成为清末民初举足轻重的城市。
直隶总督负有拱卫京师、就近顾问之责, 内为清廷依寄, 外而表率督抚, 历来为疆臣之首, 这把交椅, 清廷总是遴选强有力的宠臣来坐。再加上直隶省不设巡抚, 是总督一人说了算, 位高权重, 又无人掣肘, 于是, 直隶总督总把在京城不能做或不便做的事情拿到直隶省来做, 保定俨然成了直隶总督培植个人力量的自留地。无论是早先的直隶总督李鸿章, 还是后来的袁世凯, 都凭借直隶这一特殊的地缘优势和直隶总督权倾朝野的政治地位, 在自己的地盘上完成了一系列的教育“新政大端”。
特别是袁世凯, 基于废科举、广学育才, 才能“内定国势, 外服强邻, 转危为安”的思想认识, 在任期间, 把创办新式学堂作为“新政大端”, 积极在直隶推行兴新学事业。组建各级兴学机构, 组建各级各类学堂, 把许多清廷有意设于北京的军事机构也想方设法搬到保定来, 保定的教育可谓蔚为大观。为推动保定地方近代教育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军事教育问题上, 袁世凯更是借直隶总督之要职, 雷厉风行, 大刀阔斧, 编练北洋军、开办各种军事学堂, 使保定军事教育大放异彩。
3. 留日学生、东游官绅的影响。
清末, 中国人留学日本已蔚然成风。民国成立后, 北京政府同样将留学日本作为促进中国近代化的一项重要策略来贯彻。1901年至1928年间, 留日学生占到了每年全国留学生总数的70—90%。与此同时, 难以计数的官绅人士, 也纷纷公费或自费赴日考察实业、技术与教育。1901年袁世凯就任直隶总督后, 把留日教育作为其“新政”的重要内容, 不但派驻官费、自费留学生, 而且还由政府出面组织各种赴日考察团体。
许多留日学生学成回国后到保定来谋职, 他们对国外先进知识与信息了解较多, 视野开阔, 锐意进取, 在保定的各个领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对于保定教育的繁荣作出了积极贡献。据资料显示, 仅1914年一年, 回到直隶省工作的留学生就有114人。留日学生陈幼云, 保定蠡县人, 1903年赴日, 1906年回国, 次年创立保定育德中学, 后成为全国知名学者、教育家。
1902年5月, 袁世凯在保定设立学校司, 取法日本教育体制, 并组织了一系列国内、国外的教育考察, 使直隶从政人员及举足轻重的绅士眼界大开, 对外来新事物的接受程度大大加强, 不少新的教育思想、教育方式在保定得以落实, 使得保定的教育改革迅速而全面地展开。如1906—1909年间, 直隶省的69个府州县先后成立了教育会, 教育会的正副会长中, 有近30人毕业于日本或曾赴日本考察过。1907年, 回到保定的留学归国人员, 仅毕业于日本速成师范者就有70余名, 保定不少地方的学校校长、董事及管理者、教师, 也多由留日归国人员担任。与此同时, 保定各地纷纷延聘日本教习, 参与保定的教育规划与发展。东京音乐学校校长渡边龙圣即是袁世凯的教育顾问。1901年, 全国聘用日本人26名, 有13人在直隶省工作;1904年, 全国受聘日本人增至218名, 保定即占45人, 1908年, 全国受聘日本人达到555名, 保定占有74人。在保定的直隶法律学堂、直隶法政学堂, 定县的定武中学堂, 均有日本教习在执政和参与教育建设。
归国留学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师资短缺这一难题。据统计, 在1907年, 国内专门学堂、各种实业学堂和优级师范学堂的教员中, 留学生出身者280人, 占教员总数的17.5%;至1909年, 留学生出身者增至753人, 占教员总数的26.1%, 成为传承文明与传播知识的优秀教育工作者。所以说, 保定在教育上的突出成效, 是几任直隶总督慧眼独具, 但也确实有学成归国的留日生和东游官绅群体的一份功劳。
二、清末民初保定教育的特色
1. 军事教育大放异彩。
戊戌变法失败, 袁世凯却大受其益, 后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到任后首先抓了两件事:编练北洋军和开办军事学堂, 为后来保定军事学校大放异彩及尚武风气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编练北洋军。袁世凯在保定东关创练了一支“北洋常备军”, 称“北洋六镇”。至此, 拥兵七万的“北洋六镇”就成了袁世凯的嫡系武装。
开办军事学堂。编练北洋军需要大批各级军官, 尽管当时各地也开办了许多军事学堂, 如行营将弁学堂、练官营、参谋学堂、马医学堂、军械学堂、经理学堂等, 也有一些留德、留日的毕业生回国, 但袁世凯除北洋武备学堂的学生以及北洋保送留学生外, 不肯重用别人, 为了全部掌握清政府的新军, 培植忠于自己的新式军事人才, 袁世凯开始酝酿全面开办军事学堂的计划。从此, 轰轰烈烈的保定军事教育开始了。
光绪二十九年 (1903) , 袁世凯拟定了试办各种军事学堂的章程, 上书清廷。将军事学堂分为小、中、大三个等级, 除陆军小学堂拟在省外择地设立外, 陆军中学堂和陆军大学堂都拟在保定设立。由于陆军大学堂培养的是部队高级军官, 便成了袁世凯与清政府争夺的重点。清廷多次在上谕、批中申明, 陆军大学堂必须在京师开办, 袁世凯却想方设法将最高军事学府设在保定。从袁世凯光绪三十二年 (1906) 闰四月二十九日给清廷的上奏中可以看出, 袁世凯明知“论其章制, 仍应设于京师”, 但借口开办大学堂, 要请许多外国人任教习, 设于北京多有不便, 便“略事变通”, 开办军官学堂, 实际是“不居大学堂之名”的大学堂, 并抢先下手, 暂借原有的保定将弁学堂堂址开课, 形成既成事实。这等于把应设于北京的军事大学堂强行设在了保定。清政府无奈, 迫不得已同意了这个要求。实际上, 袁世凯在上书清政府之前, 军官学堂业已开办, 招生120人, 以段祺瑞为督办, 赵理泰为监督[1]。这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保定军校。
为解用人急需, 袁世凯还挪用各种款项, 在保定开办了陆军速成武备学堂、北洋陆军师范学堂、军械学堂、军医学堂、马医学堂、经理学堂等。一时间, 保定的军事学校遍地开花, 上军校成为一种社会时尚。
2. 普通教育成绩斐然。
光绪二十二年 (1896) , 直隶总督王文韶在保定创建第一所新式学校———蒙养学堂, 这是一所有别于旧式教育的小学堂, 是保定普及教育的开始。光绪二十四年 (1898) , 保定的第一所大学堂———畿辅大学堂成立。这是近代国内兴办的第一所省级地方综合大学。
担任直隶学校司督办的严修, 将日本近代学校教育制度引入中国, 直隶教育由此颇有起色, 声著全国。1906年的统计表明, 直隶省计有北洋大学堂等5所高等学校、初等农工业学堂等职业学校21所、各类师范学校及传习所89所、中学27所、高小182所、初等小学堂4162所、女子学堂42所, 各类学生达86652人, 这些学校多是在严修任职期间设立的。袁世凯极为满意地说:“吾治直隶之政策, 曰练兵, 曰兴学, 兵事自任之, 学则听严先生之所为, 予供指挥而已。”[2]在严修的推动下, 至1909年, 保定建立了42个劝学所, 居全国之首, 保定乃至整个直隶出现了兴学重教的风气, 就连保定各县的教育也有快速进展。
清末民初 (1928年前) 的保定因其教育近代化进程中的轰轰烈烈而备受国人瞩目。但随着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建立, 中国政治、文化重心南移, 对保定教育产生了极大影响, 加上此后中原大战、日本对东北的入侵及对华北区域的步步进逼, 内无动力、外无和平, 保定教育的近代化进程遂急速减缓。仅30年的时间, 保定教育走过了一个波浪形曲线, 有高峰也有低谷, 其发展历程给后来的研究者留下了许多思考的话题。
参考文献
[1]河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保定陆军军官学校[M].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7:23.
清末民初修身思想研究 篇4
迄今, 关于近代修身的研究还相当薄弱, 还没有直接以修身为研究对象的著作出现, 但学界在研究近代德育等问题时, 会从侧面论述到修身方面相关的问题。相关著作主要有:吕达著的《中国近代课程史论》 (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王伦信著的《清末民国时期中学教育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 、郑航著的《中国近代德育课程史》 (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和汪家熔著的《民族魂-教科书变迁》。相关论文有:刘立德的《儒家修身理论与近代修身课本》 (《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8 年第6期) 、全佳果的《蔡元培<中学修身教科书>中的伦理级德育思想》 (《武陵学刊》1998年第5 期) 、戴胜利的《维新运动时期的大学修身教育》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 和毕苑的 《经学教育的淡出与近代知识体系的转移:以修身和国语教科书为中心的分析》 (《人文杂志》2007年第2期) 。
二.清末民初主流修身思想的具体体现
1. 以美德为核心的个人修身思想
近代中国在内忧外患中风雨飘摇, 急剧变迁。在此背景下, 蔡元培在其《中学修身教科书》中指出:“凡道德以修己为本, 而修己之道, 又以体育为本;忠孝, 人伦之大道, 非康强之身, 无以行之;怀邪心者, 无以行正义, 贪利者, 无以图公益, 未有自欺而能忠于人, 自侮而能敬于人者”。[1]
2. 以孝为核心的家庭修身思想
家庭修身主要是指人们在家庭中的道德修养问题。李步清在其《新制修身教本》中指出:“家族之制, 为公共生活之始基。同饮食, 同居住, 同作同息, 是公共心之见端也;家长有命, 无敢违抗, 是守法之见端也;一人有疾, 举家不宁, 是同情之见端也;扶老携幼, 是秩序之见端也;男外女内, 是分工之见端也”。[2]
3. 以公德为核心的社会修身思想
社会修身主要指作为社会成员在社会生活领域中的修养问题。樊炳清在其《共和国教科书修身要义》 中指出:“盖社会为有机体, 则个人为一细胞, 离乎全体无所谓细胞也。欲维细胞之生存, 必先谋全体之发达, 而欲谋全体之发达, 必先求细胞之健全, 其相倚相助如此, 故同处社会, 即有共存之鹄。”[3]
4. 以爱国为核心的国民修身思想
国民修身, 顾名思义, 即作为国民应当对国家尽什么责任与义务的问题。王仁虁在其《师范讲习科修身教科书》 中指出:“主权之所在, 征诸列国, 不一其法也。主权属于特定之一人者, 谓之君主国体;主权属于人民全体者, 谓之民主国体。国体即由主权之所在而分也。民主立宪者, 世界最高尚之政体也。国体改革之际, 必抛掷无数之生命财产, 此皆出于爱国之热诚。凡吾国民, 不可不知所感而奋发又为也”。[4]
三.结语
清末民初时期修身思想与传统修身思想存在必然联系: (1) 与传统修身的逻辑顺序一致, 都是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路来推演的; (2) 较多继承了传统修身思想的内容。其次, 清末民初的修身思想由于思想弊端, 存在以下缺陷: (1) 思想相对保守, 滞后于现实政治的发展; (2) 对敏感的政治问题与家庭伦理问题采取谨慎的处理方式; (3) 强调对法律、秩序、风俗习惯和舆论的绝对服从。
摘要：我国的修身文化源远流长, 博大精深。它既凝聚了中华民族的伟大智慧, 亦体现了古人崇高的精神追求。古人云:天不变, 道亦不变。文本以清末民初修身教科书为研究对象,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综合运用历史学、教育学和社会学等多学科理论与方法, 在充分研究史料的基础上, 对清末民初的修身思想进行深入的考察和分析。通过本文, 不仅有利于人们了解清末民初修身思想的历史面貌, 而且对今人的修身和当下的修身教育亦不无启示。
关键词：清末民初,修身,教育
参考文献
[1]蔡元培.中学修身教科书[M].商务印书馆, 1907-1908年
[2]李步清.新制修身教本[M].中华书局, 1914年
[3]王仁虁.师范讲习科修身教科书[M].中国图书公司, 1913年
清末民初绅士研究综述 篇5
一、关于绅士与晚清国家政治研究
湖南绅士是中国近代史上极具典型意义的独特社会群体, 对晚清政治的变迁有着深远影响。许顺富在《湖南绅士与晚清政治变迁》中主要围绕湖南绅士与晚清政治变迁——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维新运动、清末新政、立宪运动及辛亥革命的互动关系而展开, 重在探讨湖南绅士是如何由封建皇权的卫道者而最终转变为封建帝制的掘墓人, 分析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的各种利弊因素, 并且解析湖南绅士各阶层在晚清政治变革中的态度以及他们自身的分化、转化过程, 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湖南奇特的绅权模式对国家政治的影响。
关于绅士与晚清国家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 加拿大华人学者陈志让在其专著《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中进行了论述。他认为, 晚清以来的一系列变局, 促使在朝绅士、在野的上层绅士、在野的乡绅之间不同程度上出现了裂痕, 他们代表着不同的看法和不同的利益, 彼此之间的矛盾削弱了整体的团结。总之, “1900年代中国社会各阶层都呈现出离心的倾向, 在这个倾向之中, 清朝两百多年的统治就结束了。”
二、关于绅士与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研究
传统中国社会, 国家的行政权力只停留在州县一级。而清末新政以来, 国家行政权力突破州县一级, 开始向乡村社会延伸, 以加大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力度, 进一步攫取基层社会的财源, 这一过程被称之为“国家政权建设”。
通过对华北小农经济的研究, 黄宗智注意到, 在清末民初, 国家政权力量向基层社会的扩张, “导致国家与自然村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动。这种变动, 明显地体现于赋税的演变, 因为税收是国家政权与村庄自身权力结构的重要交接点。”在华北的部分村庄, “国家政权的渗入和村庄共同体本身的衰弱这两个方面的互相影响, 导致旧日关系的剧变, 使地方上的‘土豪’和‘恶霸’得有可乘之机, 来滥用政权, 蹂躏村庄。”
杜赞奇通过对1900年至1942年华北农村的研究, 他也认识到, 20世纪国家政权的现代化建设, 迫使乡村领袖与传统的权力文化网络逐渐脱离关系而越来越依赖于正规的行政机构。尤其是国家向乡村社会的分派和征收摊款, 迫使乡绅与村民对立, 造成乡绅“退位”, 土豪劣绅、地痞恶棍乘机充斥于乡村政权, 这使国家政权在村民中的威信进一步降低, 与此同时, 造成了国家政权的“内卷化”。
此外, 王先明也运用杜赞奇提出的相关理论——“国家政权建设”、“权力的文化网络”和“国家政权内卷化”来分析乡绅与国家的冲突和互动关系。他指出:清末新政改革, 南京国民政府实行的地方自治、复兴保甲和新县制改革, 以及共产党的土地革命和“村选政治”, 这一系列国家政权的现代化运动, 使乡村新式权威逐渐控制了乡村政治生活, 传统权威的政治影响力大幅消退, 促使绅士阶层最终退出基层社会的政治舞台, 这也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真正终结。
三、关于绅士与晚清基层社会研究
许顺富《湖南绅士与晚清政治变迁》在深入探讨湖南绅士与晚清政治变迁的互动关系的同时, 也借以揭示近代湖南政局和基层社会复杂、多变、曲折与反复的历史谜团。他认为, “由于各种不同派别对政治的影响各不一样, 追求进步的程度各不相同, 使得湖南的政治变革出现出尊道与求变、保守与激进、改良与革命交相迭起的奇特局面”。
梁元生对上海士绅的分析, 不是基于资格 (身份) 和声望的解释, “而是采用一个基于社会作用和社会职责的解释”。他确信, 上海士绅参与地方社会事务之时, “他们实际上分担了地方政府的职责, 参与了地方的行政管理。于是, 他们变得如此的强有力, 以致他们所具有的‘制度化力量’ (如同伊懋可所说的那样) 给地方官员的权力投下了阴影。在清王朝最后的年月中, 这种‘制度化力量’朝着地方士绅独立行政管理, 即地方自治运动的方向发展。”
在“绅为一邑之望, 士为四民之首”的中国传统社会之中, 集知识、权势、声望和特权于一身的绅士阶层是基层社会的实际权威。那么, 在封建秩序趋于崩溃的时候, 绅士阶层是如何应对这种“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的呢?
徐茂明在对此主要分析了太平天国运动以来的江南社会的秩序危机, 以及江南士绅阶层在秩序重建中的基本宗旨和具体措施。他发现, 江南社会在19世纪60年代开始真正进入一个秩序大乱的转型时代, 有“再造”江南之功的士绅阶层积极配合地方政府, 努力恢复先前的社会秩序。“在久乱思静的特殊时期, 这些措施虽然收到一定的效果, 但随着社会近代化进程的加快, 新旧秩序的递嬗更替已经成为历史的必然”。
四、关于晚清绅士的分化与社会流动研究
传统中国社会以科举制为纽带, 把读书人纳入国家政治体制之中, 保证了一定范围内的上升性社会流动, 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压力, 维持了社会秩序的稳定。绅士作为科举制的产物, 它对专制皇权有着天然的依附性。晚清以来, 中国社会处于急剧变革之中, 随着科举废除、帝制倾覆, 绅士的“继替常轨”出现中断, 伴随着封建社会的解体, 绅士阶层开始由分化走向了消亡。关于晚清绅士的分化与社会流动, 历来是学术界所关注和倾力研究的专题。学术界主要从晚清绅士分化的原因、流动的走向及其社会流动带来的影响等几个方面进行探究。
关于晚清绅士分化的原因, 学术界普遍强调, 近代中国新旧嬗替的社会大变革对绅士的多元分化起了强烈的催化作用。如岑大利认为, 造成乡绅阶层分化的社会、历史原因是多方面的, 这些因素也是相互联系、互为因果的, “西方列强的入侵和中华民族危机的加剧, 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大变革, 而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近代工业的兴起为乡绅阶层的分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之路, 仕途的拥塞和科举制的废除又迫使乡绅阶层重新寻找新的出路。于是在上述诸种因素的作用下, 乡绅阶层的分化便充分地展开了。”王先明认为, 20世纪初年科举制度的废除和新学教育制度的确立, 绅士阶层与国家之间的纽带被最终割断, 传统仕进之路渐渐被堵死, 明智的士绅开始追求新文化、新知识, 自谋生路, 大批流向与新的社会分工相联系的各种社会职业阶层。阳信生则认为, 清政府为了应付内忧外患的局势而采取了一些主动的变革措施, 如新政运动和预备立宪运动, 这些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主动”精神的近代化运动, 对绅士阶层的发展演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绅士阶层的分化因之大大加快。
关于晚清绅士分化之后的流动走向, 学术界普遍认为, 绅士阶层呈现多元性流动走向。如陈志让分析道, “1900年代中国的绅士集团分化了, 有的与工商阶级结合, 要求民主立宪的现代化;有的加入军队, 与军人群众结合, 要求共和;有的与秘密结社联络来推翻清室;大部分都继续拥护清室, 保存了绅士的政权, 企图安定社会局面。”王先明的研究表明, 20世纪初年科举制度的废除和新式教育的勃兴, 传统士绅呈现出结构性和多向度社会流动:首先, 传统士绅继续向工、商界流动, 向近代工商职业者转化;其次, 传统士绅纷纷流向教育、新闻、科学、文化艺术等领域, 成为新式自由职业者, 如新式学堂的教师、记者、律师、医生等;再次, 传统士绅流向军政警界。阳信生对此总结为, 绅士阶层的分化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体制内分化, 一种是体制外分化。体制内分化是传统绅士向洋务派绅士、维新派绅士和立宪派绅士的转变, 而体制外分化则是指绅士的革命化。”
在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中, 一个“亦绅亦商”的独特阶层——绅商开始形成。马敏从绅商的历史回溯、形成的历史原因和社会条件、社会解析、社会属性、社会功能、政治参与等方面对绅商进行了系统全面的研究。据他的分析, 绅商阶层形成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 “集绅与商的双重身份和双重性格于一身, 上通官府, 下达工商, 构成官与商之间的缓冲与中介, 起到既贯穿官府意图, 又为工商界请命的‘通官商之邮’的作用。”此外, 徐鼎新、王先明、贺跃夫、谢放、邱捷等学者也对绅商作了相关研究。
关于绅士阶层的分化与社会流动产生的历史影响, 学术界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了探讨:对绅士阶层自身的影响、对近代中国基层社会的影响。第一, 关于绅士阶层分化与社会流动对绅士阶层自身的影响, 徐茂明认为, 废科举、兴学堂以来, 传统士绅阶层随之瓦解, 蜕变成为新的知识群体, “作为一个群体, 他们被剥夺了国家赋予的政治经济特权, 同时也被剥夺了因垄断道统而对地方社会事务进行解释的文化权力”。第二, 关于绅士阶层分化和社会流动对近代中国基层社会的影响, 王奇生有过专门的论述。他认识到, 20世纪初废科举、兴学堂以来, 乡村精英的大量外流, 使中国乡村出现了人才空虚和教育衰败的景象, 农村文化生态结构已经失衡与蜕化, 这进一步拉大了近代以来本已存在的城乡差别。对此, 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以“水土流失”来作形象比喻。在费先生看来, 乡村社会在面对现代文明时发生了“水土流失”的现象。当一些悠闲的文化精英渐渐离开一个养育他的社会环境时, 一方面他自己失去了自我发育的土壤, 另一方面, 原来的社会也因此失去了既有的平衡, 一种和谐的文化生态也就被打破了。
五、关于绅士与近代军阀政权研究
晚清以来的社会大变革, 促使传统的绅士阶层呈现出结构性的社会流动态势, 其中一部分流向了军队。晚清的社会变革, 也使军人——这个原先“边缘化”的群体走向了中国社会的权力中心, 深刻地影响着近代中国的政局。北洋军阀政权, 一贯被认为是晚清新政的结果, 一定程度上是晚清政权的延续。对绅、军关系及最终形成的“军绅政权”, 陈志让作了专门的研究。
陈志让在《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一书中认为, 中国自确立了绅士或地主政权以来, 实际的政权基础是绅士和军人的联合, 这是“绅-军政权”。但是在1912年之后, 军人势力的壮大, 中国行政机构从上到下, 变成了军人领导绅士的政权, 这种政权为“军-绅政权”。军-绅政权的理论基础依然是传统的儒家学说, 坚持的原则依旧是“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 代表着保存旧秩序的思潮, 成为封建秩序的卫道者。在军绅政权的统治之下, 迟滞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六、关于“革命”与“反革命”话语下的民国绅士研究
晚清以来, 绅士阶层在分化的过程中, 随着乡村精英的流失, 乡村社会中的绅士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劣化”。到大革命时期, 乡村社会以致出现“有土皆豪, 无绅不劣”的现象。这说明传统社会的官-绅-民权力结构已发生了结构性的失衡。王奇生注意到, 民国时期的“新绅士”的权势多来源于参与地方自治、教育、商务、党团及民意机关和团体的活动。因此, 民国时期的绅士, “他们所赖以支配基层社会的资源基础是强制性的武力和财力, 而不是传统士绅所具有的对乡土社会内在道义性权威、外在法理性权威和个人魅力权威。”“土豪劣绅”是民国时期基层社会的主要支配者。
晚清以来的制度变迁, 导致了绅士权力的扩展乃至“权绅化”的形成。辛亥革命后, 当“革命”泛化为一个时代的主流话语时, 当“革命”成为社会的共同价值诉求之后, 当“反革命”被建构成一种罪大恶极之罪名时, 土豪劣绅必然成为那个时代的革命对象。王先明认为, 1920年代开始的国民革命以及农村“大革命”, 国共两党都把土豪劣绅视为革命打击的目标, 其结果是, “将传统乡村的权力结构和绅权本身予以前所未有的打击, 乡村社会的政权重建进入了一个持续波动的历史时期”。
清末民初北京汽水卫生管理 篇6
中国传统上并没有公共卫生的概念, 近代意义上的公共卫生起源于1902年 (光绪二十八年) 袁世凯在天津巡警所内创办的卫生行政。1905年 (光绪三十一年) 巡警部警保司设立卫生科, 负责卫生的考验和给凭、清洁、检疫以及医学堂的设置等一切卫生保健事宜, 这才是全国卫生行政的开始。次年卫生行政改到民政部, 成为卫生司[1]339。北京和全国一样, “一般居民没有公共卫生的观念”[1]337, 其公共卫生最早由内、外城巡警总厅辖属的卫生处负责, 卫生处下设四股:清道股、防疫股、医学股和医务股, 奠定了民国时期北京公共卫生的基础。民国成立后, 1913年初, 内、外城巡警总厅改组为京师[2]警察厅, 接管了有关公共卫生事宜, 成立了专管公共卫生的卫生处。虽然1914年北京成立了专门的市政机构市政公所分担部分公共卫生事务, 但京师警察厅仍在公共卫生事务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其中, 对各种汽水卫生的管理是由京师警察厅全权负责的。
“各种汽水为夏日常用之品, 如果选用材料不求纯良, 制造方法不能清洁, 于卫生大有妨害”[3]。在清末民初, “汽水营业系指制造及贩卖供人饮用之汽水、果实水、苏打水与其他含有碳酸水之营业”[4]。在这些营业中, 既包括在清末新出现的汽水等碳酸水, 也包括传统果实饮品如酸梅汤等。清末之前也有传统饮品存在, 但北京并未有专门对其进行规范的各种规则, 直到清末汽水等新式饮品出现后, 内、外城巡警总厅才引进日本相关法规在1909年制订了《各种汽水营业管理规则》[5]7。
汽水制造“稍有不良, 于人民健康妨碍甚大”, 民国以后, “此项营业日渐发达”[6], “汽水行销日多”[7], 特别是在天气炎热的夏季, 人们贪图凉快, 总喜欢饮汽水、酸梅汤、冰水等, 可以说“汽水一项, 为夏天饮料必须之品”[8]。京师警察厅“恐唯利是图, 不顾害人与否, 商人制卖不良之汽水, 有害公共卫生”[9], “为保持人民健康起见”[10], 根据民初实际状况, 在清末所制规则的基础上重新颁布了《各种汽水营业管理规则》, 在规范汽水营业的同时重申了汽水营业应注意的各项卫生。
清末民初, 京师警察机构对北京汽水卫生的管理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实施。
一、对汽水生产场所进行卫生规范
按照京师警察机构的规定, 除遵照普通营业规则呈报“制造场之地名及门牌号数;制造场之构造并绘图;机械之种类图面、架数”外, 各种汽水营业者在开市之前还应呈请警察机构派员检查制造厂的构造及用水。次年继续营业时亦须报厅照章检查[4]。经过检验合格的汽水营业机构开市后, 京师警察机构卫生处还要随时进行检查[11]144。
如果汽水出现有污浊或变坏, 沉淀物、盐酸、硫酸及其他游离矿酸, 砒素、铅、亚铅、铜锡各质, 或含有毒性的颜料、香料及防腐剂等情况时, 不得贩卖。为保证所制汽水清洁卫生, 京师警察机构对汽水制造场所的环境卫生也有规定, 具体包括:各种汽水所用的调制容器等不得用铜、铅等;制造汽水所用的各种器具, 应洗涤极净, 厂内应勤加扫除, 并使空气流通, 制造工人的衣服等亦须洗涤清洁;装置汽水的瓶口应封塞极密;不得使患结核类病及其他传染病工人在厂内工作。另外, 为便于检验, 各种汽水制造者应将姓氏及制造厂名、地址, 详细开列, 封缄瓶上[4]。
二、对汽水制作过程进行卫生指导
《各种汽水营业执行细则》规定, 各种汽水营业向京师警察机构呈报营业之时, 就必须将“用水之种类”及“药料之种类、分量”和场所名称、地点等一并呈报[11]143。在所颁布的规则中, 京师警察机构重点规范了汽水制作过程中应注意的各项卫生。要保证汽水卫生, 原料是基础, 京师警察厅对此项规定最为详尽:“制造荷兰水碱, 应用最洁净而度数在九十度以上者, 不得使用土粉类;果汁须用新鲜者;糖须用洋水或车糖;颜料须用果汁或菜汁, 其购自外国者, 该颜料制造厂须经其政府允准售卖为制造汽水或造糖用者, 方准使用;所用之水必须清洁熟水, 至少须煎沸至三十分钟之久, 须用砂锅过滤一次以上, 不得仅用布滤其水, 滤内之砂或炭每一日须用熟水洗涤一次;不得使用含有毒性之香料、颜料及防腐剂。”[4]这种看似琐碎的规定非常必要, 因为在当时, 民众普遍没有什么卫生概念, 一些汽水制售者投机取巧, 售卖的汽水只是“凉水掺颜色或加少许橘皮水”[12], 或是“由洋行购买糖精混入冰水”[13]等, 均“与卫生大有妨碍”[14]。这些汽水因售价便宜, 有的仅售铜元一枚, 市民购买者颇多, 特别是小学生更愿购买[15]。京师警察厅的详尽规定不仅一定程度上规范了汽水的制造, 同时也给广大市民普及了汽水知识, 加深了其对公共卫生的认识。
三、对汽水营业的销售进行卫生监管
虽制有规定, 但各汽水厂并不一定遵守, 为此京师警察厅“通令各区传知各汽水厂, 须将其出品呈该处 (卫生处) 检验”[16]。为防止各汽水厂隐瞒所制汽水种类, 京师警察机构主动出击, 特地派员将北京中外商人所制各种汽水一律加以化验、考察, 经过检验, 认为制造合法、水质清洁者方准出售。京师警察厅深恐各奸商图牟重利, “有假冒商标, 未经化验即行私售情事”, 在饬区警随时查禁的同时, 还将注册化验的汽水营业牌号、出售区域、制造种类等, 列表详细布告, “俾购饮者得知所适从”[17]。1916年夏, 京师警察厅检验了26个品牌的汽水, 除将检验结果广贴布告周知外, 还刊登在了《政府公报》上。这种将检验结果列表布告周知的做法, 使人民“购买知所拣择, 于卫生不无裨益”[18]。
汽水“关系卫生, 良非浅鲜”, 京师警察厅对汽水卫生非常重视, 除“遍贴布告”, 广泛宣传相关卫生知识外, 还加强了对违犯卫生事宜的查处[19]。修订后的《汽水管理规则》于1916年颁布, 京师警察厅“恐各厂商日久玩生, 不能切实遵行”, 几乎每年汽水销售旺季都专门布告, 要求汽水公司将制成的汽水呈厅化验, 还将管理规则详列印刷, 发给各区署“转发该管界内各汽水厂商遵照施行”, 并随时由卫生处派员前往各厂检查, 各管区署也应派警“不时考查”[20]。
经过京师警察机构严格的限制和查处, 汽水卫生一项应该说取得了一定成效, 不仅市民加深了对相关卫生知识的了解, 制售汽水的厂商也大都遵照规定呈验制成的汽水, 汽水销售旺季, 在当时的报刊上可看到不少汽水公司向京师警察厅呈验汽水的请示[21]。当时报刊评价说, 北京各汽水公司, “对于材料之选择, 配合之手续, 厂内之清洁, 认真者固多”。但同时也应看到, 北京各汽水公司, 对于汽水卫生“草率从事者, 正复不少”[22]。
清末民初烟标设计探微 篇7
由于晚清政府的无能和腐败,导致大清帝国的国力日渐衰退, 西方列强抓紧入侵中国市场“,洋烟”趁机占据我国烟草市场并成为主角,我国传统的“毛烟”受到严重冲击。此时,我国许多有识之士纷纷创办洋务兴办民族烟厂,大有和“洋烟”一争高下之势。但是,由于我国烟草企业的起步较晚,在技术、质量上均依靠外国烟草公司,西方列强企图扼杀我国的卷烟生产企业。比如,南洋公司所生产的“白鹤”卷烟被诬指映射英美商标,于1709年在香港被当众焚毁。1908年,又对南洋公司生产的“双喜”卷烟,以同样的借口在香港被禁止销售,导致南洋公司严重亏损[1]73。之后,不断深入开展的民族运动, 为民族资本烟草企业的发展带来了生机,在“中国人请吸中国烟”等口号的影响及人民爱国运动的推动下,我国卷烟生产销售企业也获得了快速发展。上海是我国近代卷烟工业的发源地之一,晚清的高峰时期同时存在将近200家民族烟草企业,集中了全国六成以上的民族资本卷烟生产销售企业[2]44。
清末民初时期我国生产和销售卷烟形成了外国资本、民族资本两大对立的阵营。光绪十六年(1890),美国杜克烟草企业生产的“品海”卷烟运到上海销售,自此之后的三年间,我国的卷烟以外国进口香烟为主。1902年,外国烟草企业开始在我国境内生产销售香烟, 1892年,美国商人在上海创办“茂生”烟厂,成为我国境内第一家卷烟厂,自此之后,许多国家的烟草公司进入我国市场。1904年到1905年在“抵制美货”运动中,我国民族资本开始投资兴办自己的烟厂,仅上海市的卷烟公司就有中国纸烟公司、三星、福寿等将近30家,而北京、天津等地也先后由民族资本投资兴办烟草公司。辛亥革命胜利之后,我国民族烟草公司获得了较大的发展空间,南洋烟草公司于1918年将公司总部从香港迁移到上海,之后在全国各地13个大中城市设置了分厂,南洋烟草公司成为我国民族卷烟工业的“龙头”,公司的盈利于1925年达到了1200多万元。1927年, 上海的民族资本举办的烟厂达到了182家。
二、清末民初反映时尚与吉祥文化的烟标品牌名称
清末民初的卷烟商标被称之为“老烟标”,俗称为“烟壳子”[3]1。其品牌名称作为烟标设计的核心,不仅仅是简单的标识符号,而是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
1.清末民初反映时尚的烟标品牌。因为卷烟是舶来品,在清末民初,人们对帝国主义列强产生了仇恨心理,为此抵制外国货,提倡人们购买国货以挽回国民权利,但是社会上普遍存在一种“崇洋心理”而对外国时尚进行追求,清末民初在其香烟的品牌中也有许多舶来的品牌名称,这些进口的香烟在其品牌上反映了和原产地文化的相关性。比如,在进口的卷烟烟标之上标注了英文名称,在销售的时候大多数为直译,将“Three Castlesaa”卷烟翻译为“三炮台”卷烟。此外,部分卷烟反映了时事,比如,为了纪念蔡锷将军领导的“九九起义”的“大重九”卷烟。部分卷烟以人物命名,比如“,罗斯福”卷烟。部分卷烟以建筑物或者地名命名,比如“,大上海”卷烟等。
2.清末民初反映吉祥文化的烟标品牌。“吉祥”文化包含福禄寿喜财等方面的内容,体现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人们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均有所涉及。清末民初的某些烟标的品牌名称是传统“吉祥”文化的反映。某些香烟品牌的名称寓意某种“吉祥”,比如, 清末民初“万福”、“如意来”、“万年长春”、“万寿山”、“喜相逢”等卷烟品牌即蕴含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而在《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中国老烟标图录》中出现了包含“金”“、财”的卷烟品牌就有不少于50种,比如“金鹰”“、黄金叶”“、金牛”“、聚宝盆”“、大发财”等,在这些卷烟的品牌名称中普遍包含了“金”、“财”字样,真切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中人们普遍具有追求财富的愿望。
三、清末民初烟标设计的图形表现
1.清末民初烟标设计图形表现手法。图形是清末民初烟标设计中的主要视觉元素,自然引起厂商的高度重视,众多卷烟厂商通过对烟标中的图形进行精心设计,从而产生有效的视觉体验,让人们更加喜爱某种品牌的卷烟。清末民初烟标的图形表现手法上,通过使用油画、线描、版画、水彩画、国画、摄影等众多的方法塑造烟标上的主体图形,比如,英国力干特烟公司的“老磨坊”烟标、美国实业烟公司的“Snow Field”烟标等,通过水彩画的方式表现了流畅润达、活泼轻松的良好效果。因当时技术和设备条件的影响,清末民初烟标设计以手工绘制为主,有的采用了图案化的艺术表现形式。
2.清末民初烟标设计图形表现的影响因素。清末民初烟标设计受到了多元文化环境的影响,比如西方绘画艺术的影响、摄影艺术和印刷技术的影响,而在某些设计当中又加入了我国本土的绘画语言,在其图形绘制上呈现地域特征和时代特征。卷烟本来就是从外国引入的,所以,清末民初烟标设计的图形自然受到了西方绘画艺术的重大影响,同时又加入了我国本土的信息,将西方国家的版画、油画、水彩画、摄影等艺术和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相结合,大大提升了烟标设计的艺术创造力。比如,清末民初“三炮台”卷烟烟标的图形是以版画的手法予以表现的,而“老刀”牌卷烟烟标的图形是以油画的方式予以表现的。
四、清末民初烟标设计的字体功能
1.清末民初烟标设计字体的实用功能。文字的实用功能是其最基本功能。清末民初烟标设计上的文字首要功能也是为了说明卷烟的品牌名称、卷烟的数量和生产的厂商、卷烟的品质等,以及一些和包装的内容相关的信息,这些文字内容具有说明卷烟相关情形的实用功能。为了实现烟标设计中字体的实用功能,力求烟标上设计的文字通俗易懂、美观清楚、方便记忆,以此实现对商品信息的传达。
2.清末民初烟标设计字体的装饰功能。清末民初烟标设计的字体除了具有实用功能之外,还具有装饰的功能,其装饰的文字字体总是和装饰的主体相得益彰,配之以烟标上的图形从而组合成更为生动贴切的视觉形象。比如,昌明仁记公司的“一0一”烟标设计中的字体就较为特别,和其欧式高楼建筑的主体性相得益彰,在文字底部衬托了白色的立体形,从而形成了挺拔、高大的视觉效果。除此之外,清末民初商标设计中的字体设计,并非将文字直接嵌入到图形当中进行装饰,而是把文字作为一种独立的形态实现了图形化, 成为具有装饰效果的文字。
五、清末民初烟标设计的用色特征
1.以红色为主的色调。受到我国传统色彩审美的影响,清末民初烟标设计中大量采用以红色为主的色调就成为一种必然。在当时的烟标设计中,许多卷烟的品牌名称当中就有一个“红”字,整个烟壳也以红色作为主色调。如果我们翻阅《中国老烟标图录》便会对红色留下十分深刻的影响,许多烟标设计中是以红色作为主色调的。尤其是在卷烟生产实现了国产化之后,国产香烟大多数以红色作为烟标设计的主色调,即便是外国进口的香烟或者外国烟草公司在我国生产的香烟,也为了迎合我国民众的审美需求而以红色作为烟标设计的主色调,而且,主要有大红色、黄色和各种红色与黄色的间色,而偏冷的紫味红色运用是极少的,这样就在烟标设计中突出了热闹、喜气、祥和的视觉特点。
2.自然纯朴的蓝绿调。蓝色不仅在我国是吉祥的颜色,在西方国家的传统意境中象征着高贵,因而有“蓝血贵族”的说法,英国皇家最高荣誉勋章也是全部为蓝色,此种蓝色成为实力、荣誉的象征。我国的卷烟最初为舶来品,是通过海上交通运输而到达我国境内的,蓝色作为海洋的颜色,在我国早期舶来的香烟烟标中作为主色调进行设计的情形亦较为多见。在国产香烟烟标设计中也常见蓝色和绿色的运用,通过对这些色彩的调和手法变幻出多层次的画面, 体现出一种舒适、宁静的吸烟之时的感受。
3.红色和绿色 蓝色的配色。在清末民初烟标设计中运用红色和蓝色、绿色的配色,是我国传统民间艺术中红绿色互补搭配的手法在烟标设计中的应用。在我国传统民间艺术中,比如,在年画当中经常直接使用没有经过调和的大红大绿的颜色表现画面,体现了一种浓郁、响亮、热烈的民族特色。清末民初的烟标设计之中,也经常使用红色和绿色、蓝色配色的情形。其通常的表现手法是,在红色或者绿色当中的一种颜色保持比较高的纯度,而另外的一种颜色降低其纯度,这就使其色调和传统的表现不同,在对比当中显得较为平和、内敛,和时尚的审美观保持了一致,此种搭配易受烟民的喜爱。
清末民初着“洋装”的徽州宅第 篇8
关键词：徽州,清末民初,“洋风”建筑,文化传承
徽州建筑,又称徽派建筑,是北宋——明清时期在徽州府辖区内滥觞、衍变并逐步定型的一种以强化儒家伦理道德秩序为主要精神特征,具有鲜明地域色彩的传统建筑。营造实践中,平面以天井和多个天井相连构成院落,以木结构砖墙围合的二、三层楼房,风火墙高耸,外墙不开窗或在二层以上开小窗,粉墙黛瓦,注重内外装饰及文化意蕴,积淀日久,其文化学意义愈加凸显,建筑成为当地的文化地标。诚然,徽派建筑是在不断适应地域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长成的,一旦环境变迁,建筑将随之转型。清末民初,中国“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步入了转型时代,洋风从通商大邑吹醒乡间聚落,华夏建筑体系亦望风渐变,从外部形式到施工技艺、建筑师职业、建筑生产关系、直至建筑理念等凡与传统营造相关者概莫能外,即使地处“万山丛中”、“儒风”强固的徽州也未幸免,倾向“西化”,传统士商宅第以“大夫第”、“进士第”、“世家”为尚,到此时期,一些新建房屋即名曰“洋楼”、“庐”或“别墅”等,当然这“名”是随“实”而来。这些因西风东渐,在徽州山野景观中亮出的新面孔——着“洋装”的豪宅,刺激了徽州地域建筑文化。本文根据实地调研、访谈所得典型案例,结合相关文献和图片,尝试从建筑文化变迁角度对若干“新面孔”作初步阐释。
1 立面构图显“洋风”
黟县南屏村小洋楼。又名“孝思楼”,在南屏村特别显眼。清末年间,房主叶坚吾经商致富,回乡建造了这座四层楼房(图1、2)。楼为木结构,第四层其实是在三楼顶上升起了一座亭子,面积约10m2,四周设栏杆,登亭远眺,一览南屏风光。此楼一改徽州民居天井采光的一贯做法,而模仿西方文艺复兴式府邸。外墙开窗较大,立面由一系列拱形窗、矩形窗和窗楣山花控制,虚实对比强烈。缓坡屋顶,在视觉上产生平屋顶的错觉。因其建筑风格大胆地打破徽州传统古民居结构布局,并结合了罗马建筑中半圆拱门及窗户,村里人又称之为“小洋楼”。然而,其精确度远不及西方古典建筑,它没有檐口和层间线脚,立面无凹凸对比。窗楣山花虽仿自西式建筑语汇,却采用了徽州传统瓦石技术,呈线状,没有洋山花的雕刻感,沿袭了粉墙黛瓦,仍有徽州马头墙余韵。与“小洋楼”相邻的建于清道光年间“南薰别墅”(图3),也是一座“洋风”建筑,其大门不开在正厅的中轴线上,而是开在正厅的左侧。
黟县宏村镇江村刘宅。该村地处山坡,房舍参差错落,在成片的明清古民居和村前公路沿线新式平顶房映衬下,竟然兀立着一幢外观保存完好的二层外廊式带有彩绘拱券门窗的古宅,十分醒目。该宅原为本村江姓徽商建于清末年间,后售与刘氏祖上。该徽商到南方经商而发,见过世面,住过洋房,回乡后就仿照洋房建了这座小楼(图4)。设计富有创意,能较好地将徽派建筑的优点、结构、形态与西洋(巴洛克)建筑的长处、装饰符号两相结合,且有取舍,良苦用心,力图适应徽州环境,采用本土建筑材料建造“洋房”,对徽州传统建筑和西洋建筑的显性元素均做了取舍,主要是结合与发挥二者的优点,既“徽”又“洋”,可谓合璧,是清末民初社会转型特定时期的文化表征。
旌德县江村“黯然别墅”。别墅主人江绍杰曾任民国安徽省省长,受西方文化影响较多,所以他造的“别墅”,从装饰手法、平面布局到结构形态都带有西方建筑的烙印。别墅以高大外墙封闭,采用硬山做法。山墙高出屋面,却取不对称的方式,循屋顶坡度迭落呈水平阶梯状,显得轮廓丰富,与通常徽州住宅不同。住宅的正立面强调左右对称,符合徽州民居程式,但首层的立面全部开敞,与传统徽州民居相反。大门用门罩装饰,砖刻“吾爱吾庐”门额,外墙作重点装饰。门罩檐下有砖质垂花门,两旁各置简化了的垂莲柱,砖叠涩出檐,皆异于徽州传统民居。
婺源县豸峰村涵庐(图5)。宅主潘方跃,早年留学海外,民国期间曾任安徽省教育厅厅长,涵庐之西式别墅外观,体现了民国新官僚的文化取向。豸峰地处偏僻山村,因受“西风”影响,建筑外形已“异化”于传统徽派建筑。传统徽派建筑山墙不开窗或只开小窗,涵庐立面虽保留了马头墙的外部轮廓,墙面却开了大小数十个窗洞,形式各式各样,既有传统徽式小窗,又有西式拱券窗,不仅洞口大,拱券线脚酷似上海西式石库门建筑,可谓大胆新奇。在徽派风格掺入西洋梯形窗、拱券门,笔直浅薄的马头墙边,有西方建筑檐口的韵味,还以英文字母为装饰,徽派“巴洛克”,还是徽为体、洋为用。
婺源县游山村董氏宅的立面也具“洋风”。
2 装饰元素添“洋味”
婺源县豸峰村涵庐。因主人见过“大世面”和“洋世面”而被装饰得中西合璧,其临河入口十分奇特,大门犹如碉堡,一旁客馆山墙上用大写英文字母A~M作为屋檐装饰,也许是工匠不熟悉或屋主的疏忽,将字母“D”写反了(图6)。为了做出西洋的拱券屋顶,工匠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徽派的坡顶扭曲成这样,使它成了一座徽派“巴洛克”建筑。室内装饰也颇有新意,厅堂内的斗栱、门窗大量镶嵌瓷片,这在传统徽州宅第中是罕见的。
黟县宏村镇江村刘宅。如前所述,该宅既“徽”又“洋”,可谓合璧,是继承和发展的良好范例,表现了转型期建筑的一般特点。它还从西洋建筑吸取了诸多元素,尤其是巴洛克建筑的常见符号。如:正立面置外廊、大口径拱门拱窗、彩绘装饰符号、彩色涂料、异形的大门门扇等,处处散发着“洋味”。
“黯然别墅”的建筑装饰显得简洁,与同时期的建筑装饰相比,传统中国吉祥图案装饰减少,西式几何线条装饰较多,反映了装饰风格西化的趋势。
清末民初徽州建筑装饰符号中,一是传统砖雕、石雕日渐减少,雕饰图案化、几何化明显;二是体现儒家伦理教化的题材内容减少,植物、吉祥物、西式图案增多;三是槅扇、窗棂装饰纹样等明显呈几何化倾向,受西风影响强烈。
3 装饰材料用“洋物”
南薰别墅在小木装修中采用彩色玻璃(图7),很是新潮。别墅大门正对风光秀丽的南屏山而得名,薰,指的是花草的香味。也许是为了观景,该楼的二楼采用木质外廊,栏杆、美人靠及檐下的木雕装饰精美,垂花柱头精致,开窗大且与众不同,因为木质槅扇窗的窗格心装上了彩色玻璃。二楼本是小姐绣楼,名为“望云轩”,绣楼陈设华美,其中有一面清晰光洁的镜子,很是贵重,是主人外出经商时买回德国产品,这也为窗饰中的彩色玻璃作了注脚。清末时期,彩色玻璃异常珍贵,装上后确为居室添彩。这些玻璃大小、厚薄一致,长30cm、宽20cm、厚仅约3mm,远渡重洋又千里迢迢运回徽州山区,被本地工匠小心翼翼植入木窗,创造了“徽州满洲窗”,至今仍完好如初,实属不易。也许主人曾惊叹于西式教堂的光影魅力,而小姐隔着彩色玻璃观赏风景,当别有一番情趣。
黟县南屏村慎思堂西式大门及洋灰(水泥)、铁制构件的使用(图8)。清末时期,洋灰流入中国,徽州的一些富商开始用作建筑材料,如绩溪县胡开文故居、休宁县万安老街的一些店铺就用上了,但洋灰最初因可能其防水性能优良而主要替代白灰用于外墙粉刷装饰,并不用于混凝土。
前述涵庐厅堂内的斗栱、门窗大量镶嵌瓷片,这种装饰材料可能来自景德镇,但其创意灵感或许来自潮汕的嵌瓷工艺,抑或西方的马赛克装饰。与涵庐隔河相望的另一座民国建筑,也唤作“洋屋”,因其屋内天井修有时髦而新奇的西式跑马廊,且建造时大量运用了当时还罕见的东洋“洋灰”,异常坚固。
4 结语
由上可知,清末民初“洋风”对徽州既有建筑的影响尽管全面,但并不彻底,多是局部模仿或一种“异化”倾向,并没有游离于“本土意义”。虽然建筑形态语汇效仿西方建筑,却由于仍用徽州传统的材料、工艺,以及与环境的适应,徽派建筑中的合理内核因沉积而得以传承。取舍合宜,近乎“拿来主义”,此点尤值得思考。同时,我们还可发现:在建筑文化的传承与变迁中,时代风尚、业主生活经历、文化价值取向及审美情趣是重要的助推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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