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自治机制

社区自治机制（共12篇）

社区自治机制 篇1

一、社区概念及其类型

所谓社区主要是指由居住在一定地域里的人们结成多种社会关系和社会群体, 从事多种社会活动所构成的社会区域生活共同体。这种共同体是由一定的人群、一定的地域、一定的生产或生活设施、一定的组织和行为规范, 以及居民的社区意识等等要素所构成的相对独立的社会实体, 是人们参与社会生活的基本场所, 是以聚落作为自己的依托或物质载体的。根据地域型社区划分法, 可以将社区划分为城市社区、农村社区和集镇社区。

二、社区自治的基本内涵

社区自治的含义可以概括为:社区自治是社区居民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 依法享有和实现自主管理社区事务的权利, 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创建社区体制, 优化社区资源、完善社区功能, 不断提高社区居民物质和精神生活质量。主要包括七个方面, 即人事自治、财产自治、财务自治、管理自治、教育自治、服务自治、协管自治。

三、城市社区自治机制形成的制约因素

中国城市社区机制在实际形成过程中面临着一些共同的制约因素:

1. 政府社区管理体制不完善。

政府社区管理体制是国家对社区普遍性治理的体制, 是社区内部事务治理形成的基础, 它包括政府治理社区的组织构成、职能与权力配置。中国政府社区管理机构主要是条、块设置, 各级党委和政府、街道办事处, 或街道层面的社区管理委员会为块, 各级政府中与社区建设相关的职能部门为条, 其中各级民政部门及其基层政权与社区建设机构是社区建设的负责单位。这一机构设置基本上能适应城市社区治理的需要, 但是, 在政府块的层面, 如何协调各个同时受上级职能部门指导的本级职能部门的社区管理工作是有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2. 社区治理制度、资源和价值建设滞后。

城市社区合作治理机制的形成需要制度、资源和价值的有效保障。由于城市社会结构变迁、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和社区治理的发展, 目前的城市社区治理制度都处于探索、建立、调整的过程中, 相对社区治理的需要来讲还不是很完善。社区治理需要相应的物质资源支持, 可是, 中国社会建设总体投入长期不够, 社区建设无法获得大量财政拨款, 社区缺乏从事经营活动的权力, 社区内部公共物质资源有限, 社区面向社会的资源动员能力较低, 所以, 社区治理尤其是自治所需的物质资源十分短缺, 制约了社区合作治理的开展。社区价值是社区的灵魂, 它决定方向、控制制度、制约行动、凝聚资源、创造成就。以人为本、和谐互助、全面发展、自由自主等价值的实现是社区合作治理的深层目标, 社区决策要服务这些价值, 社区制度建设要贯穿这些价值, 社区居民要实践这些价值, 社区发展要实现这些价值。

3. 社会力量参与不足。

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不仅限于政府与社区之间的合作, 社会力量也是重要的合作者, 并且, 它参与合作的程度直接影响到政府和社区的角色、功能定位。在三方合作中, 政府主要负责对社区的普遍性治理和地方性治理的宏观规划、指导与规制;社区组织和居民落实国家的普遍性治理、具体组织社区的地方性治理;而社会力量主要直接参与社区专业化服务和公共资源的提供。社会力量参与的方式主要有三种:为社区提供市场化服务, 如物业公司的服务;专业化的志愿服务或非营利性服务;提供资源或捐赠。但目前的情况是, 由于非营利组织数量、种类和资源条件有限, 社会捐赠文化和机制处于建构之中, 社区内部组织募捐能力较低, 社会为社区提供专业化公益服务不足, 国家和社区不得不成为力不从心的社区服务生产者, 影响到国家和社区治理角色的到位以及三方的正常合作。

四、创新城市社区自治机制

1. 合理划分社区及其规模。

创新社区居民自治机制建设的前提是科学合理地划分社区, 依据全国社区建设实验区的实践看来, 社区的划分方法和规模调整因地而异。过去居委会的运作状态已经明确地显示, 如果将社区所辖区域定位于现有居民委员会, 将不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和重新整合, 各类生活要素在狭小的空间内也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因此可能造成资源的浪费和损耗, 也不利于新形势下城市的整体规划。如果将社区所辖区域定位于街道办事处, 则又有可能续展居委会的行政化, 与街道办事处融为一体, 成为街道办事处的附庸, 社区自治的最终目标会有遭受夭折的危险。

2. 明确社区政府职能。

在社区自治机构体系构建的同时, 需要转变政府职能部门和派出机构的职能, 明确政府在社区管理中的责任, 做到有所为和有所不为。

政府力量的有所为包括: (1) 政府力量回归本位, 转变力量行使的方向和明确行使的范围。政府力量应主动调整自身与社区自治机构之间的关系, 将现实中两者的领导与被领导、命令与服从的关系, 调整为指导与协助、服务与监督的关系。 (2) 政府力量授权给社区自治机构。包含有政府责任和权力的让渡, 伴随着这种授权的是实质性的财政支持和政策优惠。所授之权即让社区居民真正能行使“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约束”的权力。 (3) 政府应履行好护航角色。护航一方面体现为对社区自治机构的护航, 政府应通过必要的制度约束其他社区组织对社区自治机构的侵权行为, 为社区自治机构与社区居民的社区管理实践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氛围。另一方面护航更体现为对社区居民利益的护航, 对社区自治机构的工作进行依法监督, 防止社区管理事业的偏向, 更要防止社区自治机构可能存在的对社区居民利益的侵害, 保障社区居民的各项权利。

政府力量的有所不为包括: (1) 社区自治机构的权力除自治权、监督权外, 还有协助基层政府开展工作的义务。因此, 要防止政府将协管变成“单管”, 即变相地把行政事务全盘转嫁给社区自治机构。即使遇有特殊情况需要社区自治机构办理, 也需要遵循“权随责走, 费随事转”的原则, 赋予社区自治机构必须的权力和提供必要的资金。 (2) 除对社区自治机构必要的依法监督外, 杜绝政府对社区自治机构的各种行政性摊派事务和名目繁多的考核, 严禁干预社区自治机构开展各项自治活动等。确保社区自治机构的工作更多地服务于社区居民群众的实际需要, 以培养和加强社区居民群众对自治机构的认同。 (3) 严禁政府力量以任何理由侵占、挪用、截留社区自治机构的经费和财务, 或强行上收、分成社区自治机构通过社区服务所得用于社区公共事物投入的经费等等。

3. 完善社区居民自治的组织架构。

(1) 权力机构———居民代表会议。社区内每户居民家庭最多派一名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代表参加的居民代表会议, 是社区的最高权力机构也是唯一权力机构。在实践中, 也可采取居民小组或门栋推选一定比例的代表参加的形式, 但推选出来的人数和代表性应和户代表参加的形式相差无几。居民代表会议的基本权力包括:讨论决议社区发展计划;审议居民委员会年度工作报告、财务收支情况报告、社区集体收益分配使用方案, 对社区资产实行监管;制定和修订居民公约、居民自治章程;讨论决定涉及全体居民利益的重大事务和居民委员会的重点工作;对居民委员会、社区内工作机构及政府职能部门工作进行评议监督;改变或撤销居民委员会不适当的决定;选举居民议事会、居民委员会成员。 (2) 议事机构———居民议事会。居民议事会是居民代表会议授权的社区自治事务的常设议事决策监督机构, 其成员经居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 实行常任制。居民议事会受居民代表会议委托, 在闭会期间和授权范围负责居民代表会议的日常工作, 行使社区自治事务议事权、决策权和监督权, 商议社区日常事务, 组织召开临时会议。接受居民代表会议和居民的监督。 (3) 执行机构———居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是社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是居民代表会议闭会期间的常设执行机构, 执行居民代表会议的决议以及居民议事会在授权范围内的决议, 向居民代表会议、居民议事会负责, 接受居民代表会议和居民议事会的监督。

4. 建立经费预算和绩效考核办法, 提高社区公共服务的财政保障水平。

由各级政府提供社区公共服务项目, 相关部门要制定经费预算和绩效考核办法, 实行以事定费、以质定酬的公共服务经费核算和绩效考核制度。鼓励民间资金投入社区公共服务项目, 各级政府根据服务的质量, 可视情给予配套资金支持。各级政府要将社区基本公共服务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 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制定对社区公共服务投入的最低经费标准并形成正常的增长机制。

5. 完善居民参与机制, 提高居民的参与意识。

完善社区自治机构体系和社区中介组织, 给居民参与提供一个组织化的舞台;同时完善社区居民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制度, 给居民参与提供一个制度化的保证。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 转变社区居民的观念, 树立“服务邻里, 服务社区”的理念, 倡导创建学习型社区, 以学习型社区作为公民参与的立足点, 由此培养社区居民的团队精神。

6. 促进社区社会组织发展。

大力培育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社区社会组织, 发挥其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支持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管理和服务, 对不具备登记条件的社区社会组织, 实行备案制度。在政府项目资金、社区工作经费和居民公益性服务设施中统筹解决社区社会组织的资金和场地, 保证社区社会组织正常开展工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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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黄川栗.居民社区参与率低的原因何在[J].社区, 2008, (12) .

社区自治机制 篇2

一、政策配套措施比较完备，社区民主自治的工作基础较好。

我区社区建设的起步较早，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当时的特点是民政对象为服务重点，政府制定并实施了《白下区社区服务三年规划》；九十年代，我区以争创社区服务的发展为主线，社区服务得到拓展和深化，我区先后被省、市命名为社区服务示范区、社区建设实验区。进入本世纪，特别是近几年，社区建设被区党代会列为全区工作的要点，纳入政府的目标管理，加大了硬件投入，区社区服务中心等区级标志工程相继建成，各街道的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取得突破性进展。与此同时，区政府于2000年初召开了社区建设大会，并制定了《关于加强居委会建设的意见》，明确居委会不再重现与社区服务无关的经济活动，居委会职能得到规范，居民主任的工资待遇进行过几次大的调整。按照“六有、六统一”的标准，在硬件上打造“精品居委会”，调整了居委会的规模，进行社区组织体制改革试点，尝试新的工作方式和运行机制，理清台帐，为社区居委会减负。这些举措在实际工作中尽管遇到各种问题和困难，但至少说明政府对社区民主自治在社区建设中的地位作用的认识是充分的，也确定为社区民主自治建设进入到目前这样一个崭新的阶段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加大工作力度，社区自治功能得到强化。在政府和职能部门的正确引导下，各社区就社区党建、社区居民选举、民主决策、社务公开、社区服务承诺、社区评议、社区居民代表大会等建立了各项制度，为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打下基础。在抓队伍方面，民政局对全区360多名社区工作者进行了职能培训，注重提高他们的素质。在2000年游府西街社区直选社区居委会组成人员获得圆满成功后，2003年又在全区采取以户代表直选方式产生第二届社区居委会。由直接方式产生的社区居委会，不仅架构了新社区组织体系，直选过程的本身也是对居民以及社区工作者的一次直观的民主自治的教育。我区的做法得到了省、市以及国家民政部的高度评价，其经验也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大面积推广。在抓社区服务方面，我区始终把社区服务作为社区建设的龙头来抓，在打造“爱心驿站”、“特殊家庭子女教育辅导站”、“残疾人就业培训中心”等老品牌的基础上，最近又创出了“康爱百姓服务站”、“爱心求助门铃”和“社区110”等一大批贴近居民生活新的品牌和亮点，不断丰富社区服务的内容。

三、注重工作创新，不断推进社区民主自治向纵深发展。这几年，区政府和民政局注意了抓工作重点和工作创新，年年上台阶，在探索社区民主自治方面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除游府西街直选社区组成人员取得成功，在国内产生很大影响外，在淮海路地区成立行政事务受理中心，撤销淮海路街道办事处行政职能的改革举措，其方向也是正确的，试验和示范作用将对以后的社区体制改革产生深远影响。政府与南师大联合研制的《社区建设评估指标体系》引领了建设规范化社区的方向。2003年，区政府又承担国家民政部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促进中国城市社区地方治理”的调研课题，经过努力，“社区选举指导纲要”、“城市基层体制改革试点”、“扩大社区参与”三个项目圆满完成。成功举办“全国社区居委会直选培训班”，开展社区直选现场观摩，其做法得到各级领导的肯定。另外，区民政局在培育社区中介组织，促进社区成员自我服务方面也作了一些新的尝试和探索。

总之，我区的社区民主自治建设在原有的基础上，经过近几年的实践和探索，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已经运行在一个较高的平台上，成绩是显著的，但我们同时也感到，由于体制不顺、改革法规滞后、资金渠道不畅和人们普遍社区意识不强等诸多因素，实际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很多，往往是对民主形式尝试和探索较多，但自治的成分很少，社区自治的整体水平与建设政治文明的要求还相差很远。在这一方面，民政局的汇报中着重提到了社区居委会担负过重、社区工作者待遇偏低和工作不落实三个方面，我们通过调研认为，这三个方面的问题是确实存在也是迫切需要解决的。为此，我们有这样几点建议：

北京美丽园社区自治实验 篇3

2007年元旦，北京，紧挨着西四环北路的美丽园小区，各个单元门上仍然贴着圣诞老人的头像，树上披挂着彩灯。一大早，从南京远道而来、上岗不到一个月的新鸿运物业公司员工在清扫前两天落下的积雪。在表面的宁静中，美丽园辞去旧岁，迎来新年。

对于美丽园业主来说，即使这“表面的宁静”也已经“久违”了。在过去的4个月时间里，美丽园一直处在不安的气氛里。业主们用投票的方式决定业委会是否下台，用投票的方式决定是否续聘原有物业公司，同样用投票的方式从三家竞聘物业公司中选出一家作为小区的“新管家”。

围绕着物业公司的选择，美丽园由“沸腾”到“宁静”，由“乱”而“治”，充满着争辩、怀疑，也不乏互助和掌声。

“尽管有瑕疵，但是他们进行了一次社区自治的成功尝试。”社区治理专家舒可心如此评价美丽园过去四个月的得失。

外地物业公司击败了本地公司

美丽园业主们如今享受到的平静要归功于近—个月前他们的一次自主选择。

2006年12月8日晚11点，数百名业主拥挤在小区业委会办公室屋里屋外，有的拍照，有的录像，有的议论纷纷。他们在等待答案揭晓——业主在三家物业公司中进行多项选择，经过一周的投票，其中一家公司将被选为美丽园的“新管家”。

一只红色的投票箱在办公室中显得格外醒目，箱子上面贴着白色封条，封条上写着“监票小组12月8日封”。

几百双眼睛审视着每一个细节。先是业委会人员宣布计票，然后业委会秘书何克谦打开票箱，将选票从中取出。几位女工作人员将选票整理好，“别掉地上了!”她们互相提醒。

接下来，六名工作人员围拢在一起，一名计票人员写票数，另外几人一起统计投票数量。这些工作人员都是美丽园的业主。负责计数的业主先自己核算一遍，并将数字念出来，等其他几名业主说“对了”之后，他再最后写上。

这时候，心情最紧张的是参加竞聘的三家物业公司负责人。他们并排坐在计票地点一米开外，表情越来越严肃。

南京新鸿运物业公司副总经理康锐目不转睛地盯着工作人员手中的选票，“非常激动，紧张得嗓子都哑了。”他事后说。北京首欣物业公司负责人王胜峰不时伸头想看一下选票结果，但由于被工作人员隔开，所以目光只好随着工作人员的走动而移动。北京众服信达物业公司的女负责人坐在两位竞争对手中间，半低着头，两手不安地微微搓揉。

“你觉得哪家会赢?”“说不准，不过我现在每天只关心两件事：台北市长选举、美丽园物业选举。”业主们在旁边轻声议论着。

子夜零点，计票全部结束。话筒交到计票组长手里：“已领票803张，投出736张。首欣物业公司得到312张，新鸿运物业公司628张，众服信达物业公司63张。”掌声随即响起。

这是一个多少有些出人意料的结果，当计票组长念到新鸿运得票数时，会场上发出“喔!”的惊叹声。“一家外地公司击败了两家本地公司，而且在事前的评估中，它并非得分最高。”美丽园业委会委员朴寅吉说，“这就是民主的力量。”

“招投标选物业的方式其他一些社区已有成功的案例，但以前的招投标主要是采用专家评定的方式，由全体业主投票进行招投标，这是美丽园的创新。”舒可心说。

苏女士投了新鸿运一票，她说她是在一些小事上被新鸿运尊重业主意见的态度打动了。

物业公司淘汰赛

其实，对于这三家物业公司来说，竞争早就开始了。12月1日至8日，美丽园业委会办公室不停地有业主进进出出，这里正进行一场特殊的竞选。三家物业公司的员工正在各自的展台前微笑着接受业主的质询，以赢得业主的选票。

“欢迎来到我们的现场!”每当有一位业主走到展柜前，众服信达物业工作人员必笑脸相迎；新鸿运的康锐经理穿黑西服，白衬衣，打蓝领带，笑容可掬，他翻开一本杂志给业主看，上面有大篇幅介绍该公司的图片和文字；首欣物业公司则来了个“现场秀”，在他们的展板前，两名身材高大的该公司保安腰板笔直地站立，长时间保持着一个姿势。

三家公司也各自向业主开出了自己的优厚条件：首欣承诺从停车费中拿出一部分用于路面改造，重新规划小区停车位，新鸿运承诺，入驻一年内达到北京物业管理优秀小区标准，并委派4名电梯技师常驻小区，电梯有故障将在10分钟内到达现场；而众服信达则承诺，公司将从德国引进新的节能技术，在小区周边建立报警系统，并开设食堂方便业主。

至于业主们普遍关心的物业价格，三家公司开价相差无几，—层住宅，首欣、新鸿运、众服信达分别为1．13元、1元、1．311元，二层以上住宅分别是1．61元、1．54元、1．596元。

业主们问得很详细，“你们的价钱怎么样?…‘你们展板上写的‘酒店式服务’是什么意思?…‘你们进来了，如果一些业主不交费怎么办?”……

不少业主开始左右为难。“我觉得都挺好的。”一位业主说。事实上，在此之前，三家公司已经历过一次“淘汰赛”。根据10月临时业主大会决议，美丽园业委会在11月初就委托鑫金伯顿公司面向全国公开招标物业公司，当时共有11家物业公司购买了投标书，北京7家、外地4家，但美丽园的老物业——鸿铭物业公司主动放弃了竞标权。业委会委托专业招投标公司组建评委团，主持竞标。7人的评委团有5位从市建委的专家库中随机抽取，多是物业、咨询公司的老总，另外两位，一位是业委会成员，另一位则是普通业主代表。

12月1日，4家外地公司和两家北京公司最终出现在开标现场。经过评委团颇为严格的评定，最终确认了上述三家公司入围候选。

老物业突然撤离

新鸿运的胜出使美丽园业主们有了一个自己选择的物业，因此12月10日，当新鸿运的员工长途跋涉来到北京时，不少业主自发来到小区门口表示欢迎。随后几天，新老物业公司进行了交接，鸿铭物业最终退出了美丽园。

在一些业主为新物业的入驻而兴奋的同时，另外一些业主对鸿铭物业的退出感到惋惜，“鸿铭在小区服务好几年，我对他们是有感表的。”一位业主说。

鸿铭是美丽园的前期物业，自2000年业主人住以来就已存在。鸿铭的“撤出”要从2006年9月1日说起，这一天早晨，美丽园小区的1378户居民一觉醒来，发现生活发生了惊人的变化——水停了，电梯停了，公共照明停了，有线电视信号没了，保安不见了，保洁员不见了，连摄像头也没了……居民们纷纷下楼寻找原因，又发现单元楼的门禁系统失效了，大门一推即开，再按对讲系统的按钮，同样没有任何反应。

一阵惊愕和慌乱之后，业主们得知

了真相——鸿铭物业公司因对法院判决不满，于当日凌晨“突然撤离”了。

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时间推回到2005年3月。当时，美丽园小区业委会将鸿铭物业公司告上法庭，提出13项诉讼请求，要求“挤掉”物业管理费中的水分。半年后，一审海淀法院驳回业委会全部诉讼请求。业委会随后提起上诉。

2005年12月，业委会终审反败为胜，北京市一中院判决支持了业委会13项诉求中的12项，小区物业费由从2．72元下调至1．58元。美丽园小区业委会就此成为北京首个打赢物业费纠纷官司的业委会。

但是，判决一直未能执行。2006年1月，鸿铭向北京一中院提交重新审理的申请。七个月后，北京市一中院再审宣布维持原判，并判令物业将3年的电梯广告费18万元返还业主。

在“社区自治”成为大势所趋的背景下，“美丽园事件”受到了全国关注，而其业委会的胜利甚至使很多人确信，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着变化。

然而，正当舆论为“美丽园事件”叫好之时，鸿铭物业的突然撤离使局势急转直下，而原先潜在的业主内部矛盾开始浮现。

一部分业主将物业公司的撤离归咎于业委会。200多名业主聚集在小区内，要求业委会给出解决办法。9月1日下午，业委会主任雷霞和几名业委会委员正在办公室商量对策，后窗突然伸进一只胳膊，指着雷霞说：“你就是雷霞，你不让我好过，我也不会让你好过。”另一些业主高喊：“雷霞!下台!雷霞!下台!”

小区内开始悬挂起“坚决罢免现业委会全体委员”的横幅，一些业主还冒雨发动了一场游行，游行队伍的最前排拉着红色横幅，不断有人振臂高呼：“召开业主大会，还我业主权益。”

另外一批业主则对业委会表示支持。一位业主回忆，鸿铭物业撤离后的几天，聚集在业委会小楼前的居民最多时有千人之众，“大家扎成几个堆，每个堆数百人，里边分成两派，争执不休，有的破口大骂，甚至推推搡搡。”另一位年纪大一点业主说，当时的情景，仿佛一夜之间回到了30年前的“文革”。

“红营”、“蓝营”

面对突生的乱象，美丽园业委会开始启动一些应急措施：立即请一家有资质的保安公司进驻本小区维持秩序。从9月2日起已有10名保安就位。同时，业委会请来的保洁公司也进入小区提供服务。

世纪城、新天地、北京印象等几十个小区的业委会得到消息后开始支援美丽园业委会，“他们派来了20来个保洁员，有的小区业委会主任一趟一趟地往这里跑，了解情况，表示声援。”朴寅吉说。

三个多月后，在本刊记者采访时，仍然有一些业主指责业委会当时应对不力，导致了小区的持续混乱。“其实我们很快就稳定了秩序，当天晚上我们恢复了公共照明，第二天就把门禁恢复了。”朴说。

不过蹊跷的事仍有发生，9月5日清晨，美丽园的3名临时保安在上岗时遭五名身份不明的男子追打。lO名临时保安萌生去意。

业主之间的裂痕仍在扩大，部分业主决定自发召开临时业主大会，并提出3项议题：是否以2．04元的单价续聘鸿铭物业；是否同意罢免现业主委员会，是否同意重新以招投标的方式选择新的物业公司。9月5日，这些业主决定当晚召开临时业主大会。但是，现任业委会提出按照相关程序检验业主签名时遭到发起者的拒绝，临时业主大会因此流产。

两个分裂的阵营终于产生，并有了约定俗成的名字：反对业委会的被称为“蓝营”，支持的被称为“红营”。反方发起了“建设和谐社区美丽园志愿者”行动，开展“蓝色畅想”活动，称要“展开蓝色的旗帜，主张公平与公正”。“当时做了蓝旗600余面，发出去500多面。”参与者之一、业主高原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蓝营”一方的业主们将旗子挂在阳台上，一时间小区内蓝旗飘扬。回想当时的做法，高原说主要是想缓和一下大家的情绪，“我们都说颜色会影响人的情绪，蓝色很平和，而红色容易引起激动。”

在高原看来容易引起激动的红色后来为支持业委会一方所用。国庆期间，几百面红旗也出现在阳台上。

美丽园内红旗、蓝旗交相辉映，蔚为壮观。此后，“红营”、“蓝营”的名字在焦点房地产网的美丽园业主论坛上很快流行起来。

“生死攸关”的投票

“美丽园事件”的升级引起了市政府的重视。9月7日，北京市副市长吉林表示，绝对不允许断水断电、断电梯等情况发生，对一些物业公司断电断水的恶劣行为将予以严惩。9日，海淀区小区办要求鸿铭物业11日前恢复服务，同时要求业委会在45天内召开业主大会。

按照北京市相关规定，物业公司不得擅自提前撤除物业管理，如果撤离，必须提前三个月公告并通知小区办。

鸿铭物业回归并未引发骚乱。一位业主回忆，当时在小区西门，有人持蓝旗夹道欢迎鸿铭物业员工。“物业人员感觉到对不起业主。”鸿铭的一位员工说。

10月9日，美丽园临时业主大会召开。大会有三项议题：一、是否应以招投标方式产生选聘新的物业公司；二、是否选聘北京鸿铭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为小区提供物业服务；三、是否罢免现任业委会。

不管对业委会还是鸿铭物业，这三项议题都“生死攸关”。在投票现场，业委会与反对者各自设立了咨询台，双方相隔仅三四米。每天业委会都公布当天的计票结果，有业主制作了“红蓝票数对照图”贴到论坛上，双方票数一度胶着上升。“每项议题票数都咬得很紧，最接近的时候只相差26票。”朴寅吉说。

10月14日的一次偶发事件使选情发生了突变。当天，一位业主持假身份证前去投票，被工作人员发现并报警。由于投票现场有摄像头监控，这段画面被制作成录像并广为传布。

对此，业委会声称，“假身份证事件”将追查到底。而反对业委会的一方也紧急公告，质疑“业委会借题制造事端干扰业主大会”。

“抓住这个人后，选票差距一下拉开了。”朴寅吉说。最后的投票结果，议题一612票赞成，474票反对；议题二474票赞成，608票反对；议题三，467票赞成，620票反对。

“险胜!”朴寅吉不无感慨。10月28日，临时业主大会结束，业委会全体委员未被罢免，同时启动招投标程序。

维权还在继续

新鸿运的入驻并没有给美丽园的业主自治画上圆满的句号，新的问题正在出现。在交接过程中，鸿铭物业一直未将110号物业用房交给新物业，导致新物业员工近一个月来只能“蜗居”在业委会办公室旁边的“老年活动中心”。

双方正在交涉过程中，孰料，12月16日，在110楼大门上赫然出现了一张《通知》和一张《房匿所有权证》复印件。北京海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声称对该楼宇享有所有权，要求租期已满的鸿铭物业于12月20日之前退出此楼。但《房屋

所有权证》复印件显示，房屋所有权人为北京金泰恒业有限责任公司，房屋设计用途为“住宅”。

业委会立即发出“110号楼危机”的通告：“各位邻居，随着新物业的进驻，小区公建配套产权归属之争已经徐徐拉开帷幕。开发商与原物业不仅卡我们的脖子，更要抢我们的财产。这是一场假借法律的名义而发动的抢劫。”

通告使用了相当有“煽动性”的语句：“除了守卫与抗争，我们已经别无选择!我们在此强烈呼吁：地不分南北东西，人不分男女老幼，一体抗争，护我家园!”

1月3日，业委会委员雷霞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业委会正在与政府相关部门协调解决方案，同时也在做法律诉讼的准备。

业主内部的矛盾并未消弭。高原说，他不会抵制新物业的进入，毕竟小区需要一家物业进行服务，“但是我不会交纳物业费，因为此次招投标是不合法的。”

高原认为，根据《物业管理条例》，招聘和解聘物业公司应该由全体业主的三分之二通过。“2006年9月的第三次业主大会只是授权他们进行准备工作，如果正式进行招投标还应有三分之二通过才合法。新鸿运得到628票，不到全体业主一半，显然不合法。”

对此，雷霞的解释是：“《物业管理条例》有重大议题和一般议题之分，招聘物业公司在第三次业主大会已经获得三分之二赞成票。现在做的只是让大家确认一下，这是个一般议题，只要与会业主二分之一通过就行了。”

“任何一个业委会都一定会有瑕疵，要看主流。对业委会的监督是必要的，但如果吹毛求疵就没有意义了。”舒可心说。

高原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他正在向政府部门反映情况，希望能够得到公正的处理。“美丽园现在的平静可能只是表面的平静。”一位业主对本刊记者说。

“尊严”还是“利益”

高原原本是美丽园“业主权利监督委员会”(简称“监委会”)成员。2004年8月，美丽园第一届业委会产生，第二年3月，包括高原在内的几个业主自发成立了“监委会”。

“我们只是对自己的权利遭到侵害进行维护，绝对不是针对业委会，包括物业公司，如果我们认为物业公司侵犯我们的权利了，我们同样监督物业公司。”高原说。

事实上，雷霞与监委会的一些成员在最初与开发商打维权官司时是并肩作战的“战友”，但后来由于观点不同而分道扬镳。再后来，局势发展进一步将业委会和监委会推到了势同水火的地步。

“监委会”一些成员认为业委会的上台是违法违规的，“投票的时候甚至业主家里保姆签字(的选票)也算有效。”而业委会则认为“监委会”是非法的，而且与开发商站在同一战线。

如今，高原和雷霞提到对方的“组织”时都喜欢在前面加上“所谓的”，而在网上的业主论坛里，业委会和监委会则分别被对立面的业主称为“业伪会”和“奸委会”。

不管在网络上还是在现实的社区里，美丽园业主中间一直充斥着谣言。一些人猜测业委会之所以热衷于打官司是想请别的物业公司，以便从中吃贿赂，或者自己经营物业公司谋利。甚至有人说雷霞根本没有工作，赶走物业好赖账，不交物业费。

身为北京联合大学教师的雷霞对此哭笑不得，对于为什么仍然坚持这份不拿薪水的义务工作，雷霞和朴寅吉都对本刊记者提到业委会另外一位委员杜平的话：“为了利益可以斤斤计较，为了尊严可以不计血本!”

朴寅吉做投资理财工作，一年来忙于维权使他丧失了不少挣钱的机会。他说，自己家还遭受了恶意报复，“电脑和背投电视都被人用强电流烧坏过。”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业委会所有的委员都曾有类似遭遇，住在一楼的地漏被堵，地板泡在粪水中，有的电话被掐了两个月。

另一方面，“监委会”成员的身上也背负着不少“流言”，一些业主怀疑监委会成员不用交物业费，或者享受物业费优惠，他们被开发商“收买”了……

“美丽园业主的内讧说到底其实是利益之争。”一位业主对《瞭望东方周刊》说。朴寅吉向记者剖析美丽园业主的结构时说，按照潜规则，开发商在前期开发时不得不做些“打点”，另外加上开发商后来为了对付业主维权又扶持了一批业主，因此，加起来有不少业主与开发商存在密切联系，“他们公开说在小区内有400户”。

但高原并不认可这个说法。“几百户都免物业费，这可能吗?”

难解决的是人的问题

说到业主的民主参与意识，朴寅吉有些激动，“9月1日之后，小区业主从来没有这么踊跃过，以前从来不参加投票的业主也都纷纷走出家门投票。”

他说，鸿铭物业的“野蛮撤离”最终迫使“沉默的大多数”开始觉醒，也才有了临时业主大会投票中业委会的最终胜利。

美丽园社区居委会主任贾玉梅感触良多，“美丽园事件”几乎使她成为全北京最有名气的居委会主任，正反双方都来找她，希望得到政府基层派出机构的支持。

在纷纷扰扰的局面中，有一点令贾玉梅印象深刻，“不管哪一派来找我，都拿出法律条文来跟我讲，双方都振振有辞，各说各的道理。”

贾玉梅更担心的是业主之间的矛盾，在她看来，这种矛盾如今已经演化为“仇视”。“说实话，物权这块该谁得就是谁得，肯定能够解决，真正难解决的是人的问题。”

曾有居民哭着跟她反映情况：自己的儿子跟邻居的小孩本来是好朋友，但是后来邻居孩子不跟儿子玩了，原来是对方家长告诉孩子：“他们家人跟我们家观点不一样，以后不要找他玩了。”

贾玉梅为缓和业主关系组织了几次郊游，队伍走着走着就按观点分成了两支，“甚至一家人观点不同都能吵起来。”

社区自治机制 篇4

1 社区广场舞的相关研究现状

1.1 社区广场舞起源的研究

随着时代的变迁,广场健身舞有着悠久的历史,其意义也在不断变化,相关研究发现是用来进行宗教祭祀的一种形式。由于早期的生存行为逐渐发展成后来的祭祀活动,再经过近、现代的传承,演变成今天人们所参与的社区健身广场舞[4]。为了发展社区广场健身舞,人们在满足日常生活的情况下,越来越重视精神生活需求、生活质量、满足自我需要的提高。广场健身舞以原生态形式进行加工再到创新形成一种新兴的全民健身运动项目。

1.2 社区广场健身舞开展现状研究

目前,广场健身舞是具有全面性、普及性、实用性、娱乐性、趣味性、创新性于一体的综合运动健身方式。包括广场健身舞者参与方式、周边居民对“扰民”现象的态度及管理组织人员基本情况,以及场地的布局与周边环境是否适宜等进行调查与访问研究。社区开展广场健身舞主要存在的问题:健身舞练习内容的选择缺乏科学性;指导人员缺乏专业性;组织管理缺乏规范性;练习空间太过密集,健身场地的缺乏规划化性;健身设施器材不够完善;健身舞噪音“扰民”引发纠纷、导致不和谐的现象时有发生。针对以上问题,以社会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角度及方法相结合,分析其深层次的原因。基于广场舞市场的迅速扩大,出现的问题也越来越多,相关研究则主要分别集中于广场舞扰民现象和城市社区自主化管理机制的建设领域的理论进行研究与实地操作。

2 社区广场舞的分类及特点研究

2.1 社区广场舞分类缺乏统一性、全面性

关于广场舞分类的研究还比较少,到目前为止,也只是在一些文献资料中少有的涉及,主要有以下三种分类方法:一是按照形式分为徒手广场舞、轻器械广场舞;二是根据不同的风格,分为古典广场舞、民间广场舞、现代广场舞;三是按照其功能分为健身性广场舞、自娱性广场舞、商业性广场舞。因为分类标准的不统一,这些分类方法都是从不同的侧面,或者抓住某一个特点、内容来划分的,没有形成共识[4]。刘星认为,广场舞的类型大致可归纳为五种:第一种是原生态的广场舞;第二种是在原生态舞蹈的基础上加以整理有所创新的广场舞蹈;第三种是根据民间舞蹈素材创作出的新型广场舞;第四种是踏歌广场舞;第五种是即兴广场舞。

2.2 社区广场舞特点多样化,缺乏专业性

通过阅读相关文献广场舞的特点也是有不同的说法,广场舞蹈的抒情性特征,任何舞蹈形式都需要一定的抒情形式,社区广场舞蹈也不例外。舞蹈艺术的节奏性特征,广场舞蹈是集体项目,因此,一定的节奏性是保证舞蹈秩序和舞蹈美感的关键要素。这就需要一定的音乐做调节,舞蹈按照一定节奏的音乐进行。音乐是舞蹈的灵魂,广场舞蹈更加需要音乐的震撼力和亲和力,音乐强弱的变化能够对舞蹈的节奏做出恰到好处的调节,在广场舞蹈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5]。他提到广场舞具有群众性、集体性、多样性、开放性、自娱性、欢快性、特殊性、简易性。

目前,我国的社区广场舞都以集体舞的形式出现。在宽阔的场地中大多都不用单人舞、双人舞或者三人舞的形式来表演,参与广场舞的人数少则几十人,多则几百人不等,表演形式比较自由,动作比较简单。欢快性体现在音乐的欢快性,表演内容的欢快性。在宽敞的广场、空地表演是广场舞表演的特殊形式。社区广场舞锻炼对场地和器材的要求比较简单,只需要一个音响和一块空地就可以开展起来,这也是广场舞能够广泛开展的主要原因。广场舞锻炼的时间不限,可长可短,由于广场舞参与人群的流动性较大,随意性较强,广场舞蹈在表现内容和结构上都不能搞得过于复杂,以简易性、大众化为主。并不是很全面,不够专业,有些概念有些重复。比如群众性和集体性。还是对广场舞的研究比较少,也没有比较专业的专家进行规范研究。

3 社区广场舞管理机制的价值功能研究

3.1 社区广场舞的社会价值功能

广场舞是人们交流思想、抒发感情、消除隔阂、相互沟通的最好形式之一。广场舞一般都是同一个社区或临近社区的群众聚集在一起,在轻快的乐曲伴奏下翩翩起舞,人们的自我封闭意识会得到彻底的解脱,舞场中的融洽、和谐、高雅的气氛,也能增强人们沟通和交往的意识[4]。社区广场舞在无形中陶冶参与者的情操,增强凝聚力,这些都对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和和谐社会的构建有重要价值。出先扰民现象的不和谐,我们应该从实际双向的利益为出发点,建立健全合理化的管理方式,来体现社区广场健身舞自治化管理机制,制定科学规划指南,实现社会管理机制的价值功能。

3.2 社区广场舞健心价值功能

在参与社区广场健身舞蹈的过程中,参与者集中在欣赏优雅的舞曲和音乐节奏将内心情感抒发在舞姿上,来达到身心健康效果。这不仅体现了群众广场文化活动的新高潮,又是群众广场文化活动蓬勃发展的表现,而且营造积极向上、欢乐祥和、健康文明的社会文化氛围。在此研究过程中发现由于音乐音量的分贝过大,从而影响人们身体机能注意的转移,存在了较大安全隐患,常引发市民间的矛盾。社区广场舞现象一直是城市管理者思考的问题,严重影响了小区居民的正常休息,出现这一不和谐的扰民现象,是值得我们关注去研究的问题。如何实施合理自制化的管理,是实现和谐化社会的协调发展的必要手段。

4 研制开展社区广场健身舞管理机制的整治方案

4.1 整治的指导思想

今年两会精神重点提出,加强全方位构建机制的监管,来加强城市环保意识,健全广场舞蹈进一步的顺利开展,促进全民健身和谐社会的全面发展。以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贯彻环境保护工作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好互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发展。

4.2 整治的范围及内容

扩大城市广场的建筑用地,合理有序布局市区全民健身的体育设施。充分利用周围的区域,增设小区居民室内活动,选择恰当的社区活动范围和具体时间,减少“扰民”现象的影响。研讨“广场舞公约”,引导广大市民增强公共和法律意识加强城市文明建设。根据群众需要编撰“科学健身指南”,取得政府部门政策的大力支持。完成调研报告并建议政府部门出台“广场舞公约”在普查资料的收集、整理的基础上,完成本案调研报告,建议以政府为引导,制定“广场舞公约”。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对城市公共空间娱乐健身规则进行设定,解决参与者内部矛盾,引导广大市民增强公共服务环保和法律意识,达成共识,和平解决问题,提高参与者身心健康、娱乐的心情、营造社会和谐的氛围。

5 结语

浅析社区居民自治 篇5

社区是居民展现自我的大舞台，“我的社区我做主”。在现代发展的整体推动下，城市社区居民自治发展将成为基层群众自治发展的主导。根据近几年来的社区管理经验，我认为社区自治程度和居民素质有很大关系，社区事务居民应该积极参与、有序参与，如果没有一个和谐的自治氛围，居民 “无序参与”，社区凝聚力从何谈起!因此采取社区共治与居民自治相结合，小区才能成为大家共同的家园。

一、拓宽社区服务面

社区居民自治主要是围绕利益关系展开，自治的前提是保障公共利益，服务居民利益。社区的服务对象往往是老人、小孩、残疾人、困难户等，居委会完成政府各项惠民措施，似乎代表的就是边缘和弱势群体，这是种认识上的缺位。居委会不是服务主体，它是代办者，发挥的是桥梁作用，要提升居民社区治理的参与率，就得把社区的服务面扩展到所有人群，包括社区的工薪阶层、单位人，以及其他精英人群。社区居委会不仅是各种政府工作的代办者，它更应该提供必需的生活服务，从居民衣食住行、切身利益入手，简言之，就是要让社区服务真正体现居民需求。对某些社区无法解决的问题矛盾，则是通过社区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来拓展

居民诉求渠道，上下联系，反映社情民意。只要把群众身边事、切身利益关系处理好了，居民参与自治热情自然高涨。

二、加强社区建设 居民自治的前提基础，是要加强社区基础建设，如环境、绿化、医疗保健等基础设施建设。有了好的基础条件，才能吸引广大社区居民主动参与，直接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引导居民自治管理不是一朝一夕的，在平时的服务过程中注意宣传引导，同时，尽可能地为居民们创造好的居住环境。永先社区是“村改居”的社区，我们进行人行道砖改造，小区游园建设、安装健身器材，线网改造，以及正在建设的楼院院门，都是为下一步居民自治管理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大社区小楼院，加强楼院物业管理

小区物业管理是居民生活的重心，物业管理应条块协同联合，充分调动行业、社区、社会资源。在我们社区楼院院门建成后，我们准备由社区召集房管、环保、绿化、治安、水电等政府行政部门，对小区物业矛盾面对面沟通，提出“一揽子”解决方案，将面上问题解决后，交由楼院自管小组自主管理物业内部事宜。强化自管小组作用，发动党员参与，组织议事园地，无论是社区事务还是楼院事宜，“楼门院长”齐参与。

四、社区志愿者带动居民自治管理

在社区自治管理中，如果能发动并建立一些针对社区居民的志愿机构，居民肯定会参加。建设志愿者队伍可以搭建一座居民互助的平台。在志愿者的带动下，广泛开展“我的家园我来管”活动，吸引更多的居民参与自治管理，形成凝聚力，以更好地实现社区居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推进居民自治，推动社区健康稳步和谐发展。

五、社区信息化管理推动居民自治

为了真正让居民自治通过社区服务得到巩固与发展，应加强社区信息平台建设，从人的层面入手，建立“线上线下”服务体系。各种便民服务要形成网络，如维修、配送、看护等，要使居民们在社区信息平台上一点就清楚。同时政府各项行政事务，养老、教育、就业等各种公共服务也要在社区信息平台落地，一是更方便居家过日子，二能更有效推动居民自治管理。

社区自治机制 篇6

关键词：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价值；规范；机制

中图分类号：D621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09）07—0034—02

一、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实现形式

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1]报告首次提出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概念，第一次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纳入中国政治制度的范畴，充分体现出党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信念和方向，开启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建设的新篇章。

第一，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中国特色国家政治制度的新发展。十七大首次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写入党代会报告，将其正式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并列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范畴，把基层群众自治从基层民主的范畴提升为规范性制度设计，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再创新，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框架，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完整体系。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伟大实践证明，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基层群众依法行使自主权和自决权的有效途径，既是基层政权的基础，又是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最直接地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范畴，既实现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制度体系的完善，又凸显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在社会主义民主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富有中国特色国家政治制度的新发展。

第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新起点。在我国，通过基层群众自治实现人民的直接民主权利，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途径，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特征。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基层社会组织中实行的广泛自治和直接民主制度，由群众自己决定自己的事情，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基础性工程。一方面，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为广大基层群众充分行使宪法赋予的管理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务的民主权利提供有效途径和制度保障。另一方面，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作为一种直接民主制度，有助于广大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学习民主知识，熟悉民主程序，体验民主政治的真正内涵，为走向更高层次的民主形式奠定坚实的基础，也为推动我国民主政治由间接民主向直接民主发展积累需求和力量。正因为如此，基层群众自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基础性工程，是中国群众性政治民主化的起点。[2]

第三，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构建和谐社会管理格局的新选择。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国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逐步进入了社会不协调因素的活跃期和社会矛盾的多发期。解决这些深层次矛盾，需要在国家政治制度层面纳入群众自治制度。作为公众参与的主要途径和方式，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有利于充分发挥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协调的作用，使之与基层政权机关的管理与公共服务统一起来，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形成解决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的强大力量。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解决中国基层社会矛盾的新选择。

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形成规范

第一阶段：组织构建阶段（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城市，按照居民居住状况建立了具有政治组织性质的居民委员会。1954年12月，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制定并颁布了《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第一次以法律形式宣布居民委员会是“群众自治性的居民组织”，并对居民委员会的任务、组织结构、与有关部门和单位的关系以及工作方法、经费来源作了具体规定，有力推动了居民委员会建设工作的全面开展。截至1956年，全国各城市都普遍建立了居民委员会。

相对于城市居民委员会的建立，农村村民委员会则要晚得多。在农村实行改革开放以前，广大农民是以生产队和生产大队的组织形式行使自己的社会政治权力。广大农民创造了一种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相适应的新的社会政治组织形式——村民委员会制度，广大农民对自己的事务实行直接民主管理，达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1982年12月通过的新宪法正式确立了村民委员会作为农村基层群性众自治组织的法律地位。不久，这一组织形式在全国各地农村迅速发展起来。

第二阶段：制度成形阶段（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城市居民委员会制度在经历了“文革”时期的停滞后重新获得发展。1980年1月19日，国家重新颁布了1954年通过的《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从而使城市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开始得以恢复和发展。1982年宪法在总结我国居民委员会三十多年实行群众自治经验的基础之上首次以根本法的形式明确规定了居民委员会的性质、任务和作用。根据宪法规定，全国各地对城市居民委员会的组织进行整顿，并建立了符合宪法规定的体现城市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精神的城市居民委员会，健全了城市居民委员会的组织机构和各项规章制度。1989年12月，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1次会议通过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使居民委员会制度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成为中国广大城市居民实行自治和直接民主的重要途径。

198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以法律的形式对村民委员会所作的较为全面系统的规范，对村民委员会的性质、地位、任务、组织机构、直接选举原则、村民会议等基本制度进行了规范，推进村民自治进入示范阶段。

第三阶段：制度运作和功能实现阶段（20世纪90年代）。20世纪90年代初，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想的提出和实践，引发了各地相继完善城市居民委员会制度的探索，推动了城市居委会向社区自治组织的转变，逐步形成了以沈阳、合肥、武汉的社区自治组织架构为典型实体型“议行分离”体制和以上海、南京、宁波的社区自治组织架构为代表虚体型“议行分离”体制。[3]前者在制度上使得社区内部的事务决策、执行落实和监督制约三者之间有了可靠的组织保障，形成了较为齐全的社区自治组织体系，充分体现了社区居民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民主自治的本质；后者着重突出了社区自治的特征，从社区自治运作机制的角度探索了实现社区自治目标的有效途径，有利于社区居民最大限度地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决策、管理和监督等工作。

20世纪90年代末，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五次会议通过新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增加了村民直接提名候选人、实行差额选举、设立秘密写票处、公开计票、当场公布选举结果，并增加了对选举违法行为进行处理和罢免村民委员会成员的程序等条款，标志着以完善“民主选举”为核心的村民自治迈进了制度化运行轨道。

进入新世纪，十七大报告提出：“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4]并提出了坚持和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这一新的制度理念，为基层群众自治的定位和导向作了原则性规范，为基层群众自治的健康、有序发展指明了方向。

三、健全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1.提高思想认识，为坚持、发展基层群众自治提供坚强的思想保障。认识是决定事情成败的重要先决条件。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人民主权的直接实现形式,也是公民参政议政权利的法律保障。作为一种新的制度设计，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仅使人民群众在国家生活中的主体地位得到制度化的规范，也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这一根本的国家制度在国家基本制度中得到了具体的延伸，从而更好地体现了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本质。同时，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也是十七大对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战略性部署，对于我们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重要的探索性意义。

2.加强制度建设，为坚持、发展基层群众自治提供坚强的制度保障。一是根据新的形势需要，积极修订、完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并配套完善操作性制度、保障性制度，确保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二是加快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的制度建设步伐；三是加快社会组织在扩大群众参与、反映群众诉求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的相关制度建设。

3.规范组织关系，为坚持、发展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提供坚强的政治保障。基层组织关系主要涵盖基层自治组织即村（居）民委员会、基层党组织、基层政权组织三者之间的关系。村（居）民委员会是基层自治制度建设的组织依托，基层党组织、基层政权组织则是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建设的引导者。一是加强基层党组织的民主化建设，依法依规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支持、指导、保障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开展自治活动，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二是以法律条文形式规范乡镇政府与村委会、城市基层政权及其派出机关与居委会的关系，明确各自扮演的角色，规范各自承担的功能，从而保证村（居）民委员会真正自治。三是处理好基层群众自治中的自治组织与群众组织、利益组织的关系，保证自治组织在城乡社区中的主导地位，[5]建设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城乡社会生活共同体。

参考文献：

[1][4]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0.

[2]李元书,田忠.政治现代化中的基层群众自治[J].学习与探索，2000（04）.

[3]唐亚林,陈先书.社会自治:城市社会基层民主的复归与张扬[J].学术界,2003(06).

[5]林尚立.基层群众自治：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J].政治学研究,1999(04).

社区自治机制 篇7

我国城市社区管理是指在市及市辖区人民政府的领导下, 以街道为主导, 居委会为协同, 以社区组织和社区成员为依托, 允许行政与法律、经济与教育、功德与情感等手段, 合理调配和利用社区资源, 发展社区事业, 提高社区成员的生存质量, 促进社区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过程。现阶段, 我国城市社区基本形成了“二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落实”管理体制基本框架, 在市一级建立社区管理的领导机构, 在区一级建立社区管理的指导机构, 在街道一级健全社区协调组织机构, 在居委会层次上成立社区委员会。我国城市社区是在政治改革转型期的历史背景下进行建设, 各级地方政府按照中央要求将原本属于省级部门的权力逐步下放到基层, 发挥基层政府就近管理的优势, 方便企业和百姓办事, 在此背景下, 社区自治组织应运而生, 在街道党工委和社区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下, 按照“社区自治”原则设立, 实行社区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二、城市社区自治组织在社区管理中的困境

(一) 政府行政化困境

社区自治组织有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社区中介组织和其他群众性团体, 但这些在政府推动下形成的自治组织, 仍带有很强的行政色彩。尤其居民委员会承接的事务大部分还是由街道办事处下派的, 大多事务仍是行政性事务, 而非关系居民切身利益的公益事业, 社区经费来源仍由街道办控制, 人员结构及分工也都与上级街道办有紧密对应关系, 无疑摆脱不了行政化职位划分的轨道, 在人事选拔上, 虽然法律规定居委会主任、委员应由社区居民或居民代表选举产生, 但实际上往往是由街道办事处或上级政府部门直接确定人选, 只是在换届大会上进行形式的选举而已, 对社区工作人员的考核也不像理论中所讲由居民进行监督, 而是街道办及区级行政部门掌管。区级行政部门的“指导”往往在实践过程中变成了“指挥”。“二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落实”的社区管理框架, 注定牵制社区的自治。

(二) 居民无组织化困境

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化, 城市化进程加快, 城市人口剧增, 在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户籍制度影响下, 城市出现较以前更多的临时居住人群, 其中大部分是农民工, 属于人户分离, 即虽然户口在农村, 但人在城市居住, 而这些农民工没有专门的管理单位, 自然成为了社区自治组织的管理对象, 与此同时, 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也越发明显, 65岁以上老年人数量呈逐渐上升趋势, 下岗后, 在社区居住, 衣食住行各方面需求都希望得到社区的帮助, 而这些诸如老年人、残疾人、未就业人群等都没有专门的管理部门, 他们处于相对自由状态, 无组织, 无规矩束缚, 很难形成规范、完善的组织框架, 难于对其进行集中管理, 这种松散的状态无疑使社区管理陷入困境。

三、社区自治组织陷入管理困境的原因

(一) 国家对社区的重视程度不够

目前, 在对于社区自治工作上还没有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 单从高校设置社会工作专业滞后性上就可明显显现, 在岗从事社区自治工作的人员包括近几年通过考试招聘的大学生社区专职工作者, 几乎没有专门学习社会工作专业的, 社会上组织的此类培训也不多, 致使工作人员缺乏专业的业务知识及技能, 而且各方对社区的科学评价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 社区工作的宣传度和公开度都不高, 对社区工作的职业性认定未取得共识, 甚至很多人不知道社区自治组织的存在, 由此带来的结果是居民对社区的不认可以及不参与。

(二) 自治主体的被动地位

社区自治, 本质是居民自治, 居民或居民代表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实现自我管理, 自我教育, 自我服务, 社区自治组织扮演推动社区发展的主人翁角色, 从理论讲, 我国转变政府职能, 实行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和政社分开, 改变政府组织“包打天下”“大包大揽”的局面, 从繁琐的社区事务中解脱出来, 权力下放, 理论向实际操作的转变过程中, 却并非如此, 社区自治组织单从处理的日常工作内容讲, 绝大部分还是政府临时下派的行政性任务, 实际上也就是扮演政府“腿”的角色, 丧失社区管理的主体地位, 各项工作的开展依然是在政府的框架内推动, 从而忽视社会力量的参与。这种被动的境地, 让社区自治组织无法自由发挥力量, 疲于政务而无暇顾及社区发展的规划, 被剥夺更多为居民办实事的时间、精力甚至其他更多。

(三) 居民自主参与动机薄弱

社区居民广泛参与是社区管理的本质要求, 社区自治的本意就是让社区居民参与到社区管理中, 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 自治意味着社区居民根据其内在需求自己选择适合的生活方式, 自己为自己的事情做主, 但在实际中, 城市居民们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缺乏足够的热情, 缺乏对社区的归属感, 大多居民仍然存在依赖性的心理, 认为“我有事情了找社区就可以”, 把自己的事情解决了就好, 变参与社区管理为依赖社区管理。很多居民无暇参与社区管理, 参与人群多集中在下岗失业的妇女和离退休人员, 而很少有中青年在岗人员愿意参与到社区自治管理中, 因为他们迫于社会的压力, 忙于挣钱养家, 利益是才参与的最大动力, 而社区成员与社区没有明确的利益关系, 导致居民的不参与或者很少参与。参与意识的薄弱严重阻碍社区自治的步伐。

四、社区自治组织在社区管理中困境的解决途径

(一) 政府加大对社区管理的重视力度

各级党组织、政府应加强对社区管理工作的重视程度, 政府变行政干预为集中力量制定社区发展的宏观战略和法规制度, 比如以政府制度规划城市社区战略, 加大资金帮助, 重视社区自治组织力量的培养、加强社区政治建和文化建设等, 让广大社区自治组织承接社区管理事务, 担当起社区主人的角色, 引导社区组织有序健康运作, 公正合法的保证社区成员的利益, 才能使社区居民形成自治意识, 培养自治能力, 实现社区自治的终极目标。尤其目前我国社区建设处于逐步推进的阶段, 政府更应站在社会整体发展的全局来定位社区发展, 把重视社区发展提上新高度。

(二) 明确划分管理权限

在合理的社区管理中, 应该是政府和居民双向进社区, 发挥各自的管理职能, 政府管理与居民群众直接相关的政务, 居民自治组织管理社区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 两者相互协作, 各司其职, 而不是把社区作为政府的“腿”, 做一样的工作或者重复性的工作, 政府重点抓社会管理, 工作中采取协调服务的方法, 把社区的考核权力下放给居民。社区自治组织进一步增强自身的自治能力, 提高居民参与积极性, 自治组织解决好关乎居民自身的问题, 自己服务好自己。

(三) 健全社区自治管理法律法规

目前, 我国社区管理的法制配套还不完善, 政府的政策还没有变成相应的法规, 对居民、组织和社区工作者的约束力受到限制, 另外, 对支持社区工作缺乏法定措施。法律具有强制性, 经法律规范的事务即会有章可循, 目前社区自治组织所具有的“行政化”趋向与“自治性”特征的矛盾, 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法律制度的缺失导致的, 社区发展的法制化, 是社区组织体系正常运作的基础, 也是实现自治管理过程稳定有序的保证, 逐步制定和推行涉及社区发展方面的法律条例和制度, 把社区整体系统纳入法制化轨道。从法律上确保社区自治组织在社区管理中的主体地位, 明确其职责, 按章运作, 变行政约束为法律规范。

本文对城市社区自治组织管理中的困境进行了分析, 相信通过努力, 会突破一些困境, 但其突破需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 从政府重视到政府真正放权于社区, 到社区居民自治意识的觉醒, 到社区管理法律制度健全, 都需一步步解决一步步实现, 要经历一番复杂的改革过程。本文只是对困境展开了有限分析, 仍需将许多方面问题做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吴群刚、孙志祥.中国式社区治理[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 2011.

[2]魏娜.城市社区建设与社区自治组织的发展[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03 (1)

社区自治机制 篇8

我国的业主自治制度在我国的发展已近20年, 为维护业主利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不容忽视的是, 该制度依然存在着不少问题, 自身制度设计的不足、外界的消极影响及业主维权意识淡薄, 都是制约我国业主自治制度发展的绊脚石。目前, 我国业主自治制度的不足之处主要集中在业主自治组织的问题上。《物业管理条例》第八、十条的规定, 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有权代表和维护物业管理区域内全体业主在物业管理活动中的合法权益。因此, 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是我国业主自治制度中的法定自治组织。在实践中, 我国业主大会遇到的症结可以归结为两类:一、业主大会成立难的问题;二、业主大会成立后业主委员会运行难的问题。

1、业主大会成立难

业主大会成立难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北京市政协2006年发布的《关于北京市居住小区物业管理问题的调研报告》, 在北京居住小区物业管理3077个项目中, 按照《物业管理条例》成立的业主大会只有360个, 仅占住宅物业项目的11.7%。在2010年5月底, 经北京市住建委数据显示, 北京市成立业委会的住宅项目仅有730个, 只占住宅项目总数的20%。业主大会成立难, 难在何处?究其原因有三点:

第一、业主维权、当家作主的意识单薄

在大多数的情况下, 业主大会的筹办人均为热心公益的老人或者是自身权益已经遭到侵犯的业主。这两类人之所以愿意参与筹办业主大会的活动, 主要是因为, 老人可自由支配的时间较多, 且平时的活动范围基本上就限于生活小区内, 对小区管理的细节比较了解;权益已经受侵害的业主则是要增加索赔的砝码, 或是避免损失再次发生。

除此之外, 其他业主一般不会主动提出召开业主委员会的要求。为什么其他业主会怠于行使自己的权利?这一点与国人的维权意识有关。长期以来的计划经济住房制度, 已经使业主习惯接受别人的管理, 或是习惯享受他人的无私奉献。对整个小区的公共事务缺乏应有的主人翁意识。

然而, 由老人和“受害”业主来筹办业主大会, 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 老人年纪大精力有限, 且相关的物业管理知识也相对较少, 这会导致出现筹办活动效力低, 周期长的现象;其次, “受害业主”在组建活动往往带有“私欲”, 借公共利益的名向前期物业公司施压已达到自己的目的。一旦目的达到, 这类业主一般就会丧失组建的热情, 而要求得不到满足时, 与物业公司的矛盾则会激化, 甚至会引发群体事件。这都不利于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

第二、前期物业公司的不配合及阻碍

由于《前期物业管理服务协议》一般是在购房时, 与购房合同一并签订, 业主对前期物业服务企业进场并没有太多的选择权。但是, 根据《物业管理条例》第十一条的规定, 业主大会可以解聘前期物管企业。业主大会决议解聘前期物管企业在实践中也常发生, 如桂林七星花园业主解聘七星花园物业服务公司1, 兰州蓝天翠园小区业主解聘兰州蓝天翠园物业管理公司2。有鉴于此, 开发商对业主大会的成立多少持抵触态度, 尤其是一些规模较小的开发商, 由于缺乏资金或服务理念致使他们提供的物业服务不被业主认可, 业主大会成立的目的就是为了与他们的物管企业解聘。因此, 开发商在业主筹建业主大会的过程中, 往往拒不提供相关便利。

2、业主委员会运行难的问题

业主大会存在成立难是需要业主克服的首要问题, 但即使业主大会顺利召开并选举出小区业主委员会, 其在管理小区公共事务的过程中依然要面对目前无法化解的难题, 尤其是在如何催讨业主拖欠的物业管理费、管理小区财务收支以及监督权力的环节。总的来说, 业主委员会运行之所以步履蹒跚, 主要的因素有如下几点:

第一、法律地位不明确

小区业主通过业主大会行使业主自治权利, 而业主大会只能通过定期或临时会议的形式表现, 大会作出的决议只能由其常设机构业主委员会去执行。对于业主委员会的法律性质及相关权利的定性, 无论《物权法》还是《物业管理条例》都没能加以明确。《物业管理条例》第十五条模糊地将业主委员会定性为一个执行代表机构, 没有独立的决策能力, 该条文规定业主委员会应当执行业主大会的决定事项。然而, 《物业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却明确, 业主委员会应当作为合同一方的当事人与物业服务企业订立物业服务合同。同时, 《物权法》第八十三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物业服务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均也指出, 业主委员会可以作为原告向法院起诉业主、物业服务企业。这三条法规显然赋予了业主委员会一定的主体地位。

第二、权力不足、无法保障物管活动

《物业管理条例》第十五条基本上明确了一个原则, 即业主委员会必须在业主大会授权的情况下, 才能行使管理职责。而《物业管理条例》中, 业主大会要形成决议至少需要经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占总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同意3。由于业主大会不是需要就可以召开的, 这就意味着业主委员会将因缺乏意思自治的能力, 丧失对某些重大物业管理事务的处理权, 将有可能动摇业主自治的根基。

第三、监督机制不健全

业主委员会普遍存在行使管理职责难的同时, 也有部分业主委员会存在滥用或怠于行使管理权力的现象, 甚至在出现了非法侵占的犯罪行为。虽然《物业管理条例》第六、十一条规定业主由监督和更换业主委员会的权利, 但是并没有更为具体法律和措施帮助业主行使这些权利。此外, 如前所述业主委员会因不具备被告的诉讼资格, 业主在起诉业主委员会时, 往往会得不到法院的支持。目前, 对业主委员会最有效的监督办法, 并不是依据我国的民商事法律, 而是通过《刑法》以职务侵占罪来打击有侵占小区财务的业主委员会成员, 以刑法的威慑力督促业主委员会成员要自律。然而, 仅通过刑事处罚这种事后监督是远远不够的, 例如对于业主委员会怠于行使权利的问题, 刑法显然就不能适用。

二、解决业主自治难题的对策

如何解决目前我国业主自治制度出现的问题?首先要明确的是, 完善我国的业主自治制度必须尊重我国的国情和人文历史。现代业主自治制度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兴起已经有半个世纪之久, 而其被背后的“私权圣神、保护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法治理念更是具有数百年的底蕴。而作为舶来品的业主自治制度, 植入我国的时间也不过20年。同时, 我国国民的“私权理念”也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有发展的空间, 人们的维权意思和手段都相对滞后。因此, 完善业主自治制度决不能照搬国外的立法内容, 而是需要走适合我们自身国情的和谐自治道路。

1、我国业主自治制度发展模式选择

业主自治制度比较健全的国家, 其发展是自下而上的, 先由民间形成较为规范的做法再上升到政策法律层面, 在这一过程中, 政府的作用是次要的甚至是被动的。这样的发展历程不可否认是合适业主自治制度的成长, 因为矛盾都不是集中爆发的, 可以由时间和实践逐步消化掉。而我国的业主自治制度, 由于城市房地产行业的迅猛发展, 使得相关矛盾在短时间内集中显现。这就需要政府及时介入, 通过政策或及时立法进行高效的疏导, 否则将不利于对社会的稳定, 造成群体事件频发。因此, 我国的业主自治制度的发展模式必须是自上而下, 由政府通过政策和法律引导制度的发展, 培养业主维权意识。当然, 政府的介入必须是有限的, 否则业主自治制度将失去自身存在的价值。

2、立法是完善的主要手段, 但立法内容必须体现经济杠杆的调整

目前, 我国关于业主自治内容的立法并不能更上城市房地产的高速发展步伐, 业主自治与小区的规模化和现代化不能协调一致。解决该矛盾的根本途径是加快相关立法的进程, 并允许地方政府通过以地方法规的形式进行立法探索。同时, 立法技术也必须要符合经济的规律。

2010年5月28日发布的《北京市物业管理办法》就是一个很好的立法例子。该办法利用经济调控的办法, 成功地化解了业主大会召开难, 无法选举业主委员会的症结。该办法规定, 建设单位承担前期物业服务责任。销售房屋时, 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应当作为房屋买卖合同的附件。建设单位可以将全部专项服务委托给物业服务企业, 也可以将专项服务委托给专业性服务企业。根据该规定, 新取得的预售许可证的所有项目, 直到业主大会成立之前, 或者在业主大会筹备组成立三个月之内, 所有的物业服务责任都必须由开发商承担。这也意味着, 业主在这期间不用承担物业费, 开发商不仅要支付期间的所有物业费, 同时也要把设施设备管理、物业资质审核、物业人员管理等都具体承担起来, 而且所有的服务承诺事项都要落实在前期物业服务合同之中。

这项规定直接把成立业主大会的主动权交给了业主, 通过经济杠杆的调整迫使开发商必须要帮助业主召开业主大会, 否则其无法将物业费缴纳的义务转移给业主。至此, 开发商不配合的难题就不可有存在的空间, 这样宽松的氛围也将有利于业主维权意识的提高, 促进社区和谐健康发展。同理, 如果立法赋予业主委员会成员获得报酬的权利, 那么业主委员会的工作效率也会提高, 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避免“侵占”的出现, 达到一种事前体制监督的预防效果。

3、鼓励和允许业主自治机构探索合适的发展办法

通过立法完善业主自治体制是主要途径, 允许业主在实践探索新思维、新途径是辅助办法, 也是符合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业主自治制度的需要。

“北京三自品格社区服务中心有限公司”就是一个民间探索的成功典范。北京品格社区因由于物业和业主的矛盾长期无法调和, 品阁小区的物业公司于2006年9月撤走, 小区一度陷入混乱, 但是业主们稳住了阵脚, 12月小区开始实行业主自治管理。为了便于与外界交往, 如聘请人员, 开具商业发票等, 业主大会决定成立“北京三自品格社区服务中心有限公司”, 小区148户业主都是这个公司的股东。创建了一种“公司法人”模式的业主自治制度, 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业主自治机构的地位, 将业主委员会变为公司法人, 将业主大会变为股东大会, 将业主便为股东, 即保证业主的监督权力, 又以经济效益增进业主的积极性, 同时还扩大了业主委员会的权利范围。

这种法人模式的探索获得了成功, 在该小区的物业服务质量显著提升的同时, 物业费用却下调近1元每月。这种民间的探索也为我国立法工作提供了良好的素材和依据, 正如这种“公司法人”模式的业主自治制度的实践, 必将会使我国业主大会的法律定性的立法往“法人模式”倾斜。

三、结语

业主自治制度是我国创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环节, 它可以保持社区稳定, 将纠纷化解于民间, 又具有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试验田”作用, 可以提高人民的维权和参政意识。业主制度虽然目前存在较多的不足, 但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 我们必须根据我国国情和人文进行改革和调整, 坚持走以社会和谐为目的的业主自治道路。

参考文献

[1]董杏春.我国业主自治组织存在的问题及立法完善.法制与社会, 2007 (03) :p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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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杨爱兵.美国业主自治制度及对中国业主自治的启示.河北学刊, 2009 (03) :p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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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城市社区体育自治化现状 篇9

关键词：体育管理模式,社区体育,自治管理,体育运动

市民是社区体育自治的主体, 应该对社区体育建设尽力, 但目前社区体育开展完全是政府行为。社区居民应尽快从“家庭人”、“单位人”中摆脱出来, 逐渐向“社会人”靠拢, 形成社会服务依靠社区的理念。

一、武汉市城市社区体育自治化现状调查分析

武汉市的群众性体育活动具有与全国同步发展的态势, 又有着十分明显的地方特色。目前武汉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卫生、健康城市, 社区体育自治状况将成为评价武汉市体育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 因此考察武汉市社区体育自治状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由于武汉市城市社区众多, 发展水平参差不齐, 为了便于操作, 笔者设计了调查问卷, 分别对武汉市七城区八个街道 (其中三个街道为全国社区体育先进街道、两个为一般街道) 的居民进行调查, 并且对主管体育的负责人和街道内存在的部分体育活动组织负责人进行访谈。发放问卷800份, 收回有效问卷792份。被试对象中, 男427人, 占53.9%, 女365人, 占46.1%。性别分布符合我国人口性别分布情况。

(一) 社区体育自治主体参与人数与参与人员结构。

数据显示, 目前社区体育活动的组织者为离退休人员的占62.5% (其中家庭妇女占38.8%) , 组织者为辖区内企事业单位、其它社会团体、社会中介机构、其它在职的社区居民等均没有超过100人。调查抽取的792份有效样本中, 社区活动组织者具体的年龄分布为:26岁以下的为160人 (占20.2%) , 26岁至50岁的为290人 (占36.6%) , 50以上的为342人 (占43.2%) 。社区体育活动组织者学历状况普遍不高, 研究生及其以上所占比例非常小, 仅占1.7%, 本科生所占比例为40.4%, 高中毕业为23.5%, 初中毕业为13.6%, 小学毕业为20.8%。由此可以看出, 经常参与社区体育自治管理的主要是少数老年人, 尤其是一部分老年妇女。中青年居民和居民中的高学历人员很少参与社区体育自治活动。

(二) 社区体育自治主体参与内容。

数据显示, 社区居民认为自身在社区体育活动中应该发挥的作用为只参加具体体育活动的占56.4%, 参与器材管理的占19.3%, 参与社区体育组织经济事务管理的为12.8%, 参与社区体育活动的组织和开展的占5.6%, 参与社区体育的管理人员的遴选和监督的占5.2%。社区居民的参与活动大量处于社会体育参与阶段 (主要包括社区体育日常活动参与) , 少量涉及社区体育经济参与阶段, 对于社区体育的文化参与和管理事务参与则很少涉及。社区居民作为社区体育自治主体介入自治管理程度尚浅, 行政管理色彩浓厚, 自主管理意识薄弱。

(三) 社区体育自治所需资源的提供状况。

几乎所有的被调查者在回答每个调查内容时都选择了至少两项。在他们所处的社区中, 社区体育组织所需的管理人员、指导人员情况;社区体育活动的经费来源;社区体育活动所需的器材、用具来源;社区体育活动所需的场地来源;社区体育活动宣传及体育健身设施的维护主要责任人都非一个部门或个人所为, 往往都是得益于政府、社区、个人等的合力。可见社区体育自治所需人力、智力、财力、物力、场地的提供, 以及社区体育活动开展成果的巩固非某一个力量所为, 而是要借助于全社会的力量。

(四) 社区体育自治管理及中介组织发展状况。

社区体育工作的职业化、专业化程度工作制度不够完善, 政府体育部门参与管理的比例过大, 容易产生包办管理的弊病;准政府体育团体的管理又有越位之嫌, 社区体育中介管理经验缺乏, 这种制度性的缺失, 难以有效地吸引优秀的专业人才加入到社区体育工作中来。

(五) 社区体育自治财政保障体系状况。

体育专项资金量大的社区并不是很多, 仅占5.7%, 社区体育活动开展的资金管理情况也呈多元化趋势, 主要由政府或者社会团体管理。这两部分所占比例高达51.7%;由此可以看出, 社区体育实行自治依然缺乏稳定的来源保障;部分社区用于体育活动开展的资金无法自主、自理;大部分社区无社区体育专项资金。

(六) 社会体育自治中介组织状况。

社会体育中介组织主要是指受政府体育主管部门委托,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章程的规定, 独立开展社会体育活动, 在市场体系中发挥其服务、沟通、公证、监督作用的社会体育服务机构。由数据可知, 社区体育中介组织的类型主要以各种运动协会为主体, 社区体育中介组织的数量一般都不多, 数量在十个以上的社区仅占9.8%。目前社区中介组织的功能主要集中在沟通政府和社区成员之间的关系;帮助政府从社会事务中解脱出来;拓宽社区体育服务功能等方面, 是政府管理社区体育的参谋助手, 同时也是社区居民开展社区体育活动的服务员和维权者。社区中介组织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数量少 (所占的比例达32.1%) , 组织不正规 (所占比例达32.5%) 等方面。

二、结语

总之, 武汉市居民参与社区体育活动管理的意识淡薄, 虽然生活在社区, 也经常参加体育锻炼, 但没意识到自己是社区体育自治的主体, 也没认识到应该对社区体育建设尽力, 认为社区体育开展完全是政府行为。社区居民应尽快从“家庭人”、“单位人”中摆脱出来, 逐渐向“社会人”靠拢, 形成社会服务依靠社区的理念。通过社区体育活动的“共同建设、共同组织、共同享受”, 提高自身服务于自己的同时, 又服务于社区的良好社会意识, 使社区居民在城市社区体育中起到真正的主体作用。

参考文献

[1] .张宏武.多中心秩序与社区治理模式选择[J].求实, 2005

[2] .余坤明.转型期中国城市社区治理初探——对武汉市9个社区的调查与分析[J].湖北社会科学, 2005

[3] .陈伟东.社区治理模式——武汉市江汉区社区建设口标模式、制度创新及可行性[J].中国民政学院学报, 2004

[4] .石发勇.城市社区民主建设与制度性约束[J].社会, 2005

农村社区村民自治法律问题探析 篇10

农村社区是相对于传统行政村和现代城市社区而言, 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农村居民在农业生产方式基础上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农村社会学家认为, 构成农村社区的基本要素:一是具有广阔的地域, 居民聚居程度不高, 并主要从事农业生产;二是结成具有一定特征的社会群体、社会组织;三是以村或镇为居民活动的中心;四是同一农村社区的居民有大体相同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和行为规范, 有一定的认同意识。[1]农村社区的特征主要是:农村社区主体是农村居民;基础性经济活动是农业生产;人口密度低, 聚居规模小;家庭功能比较突出;具有多元类型和功能的社会实体。[2]农村社区是由若干自然村组成的一级行政单位。本质上应是一种村民基层自治单位。[3]

二、农村社区村民自治现状分析

农村村民自治“新旧方式”并存, 即农村社区村民自治与行政村村民自治并存, 突出特点在于农村社区中设置了乡镇办事处, 虽有利于政府的统一管理, 但也存在行政权力过多干预社区事务的隐患。农村社区村民选举程序法律问题突出, 不能按照少数服从多数原则进行;部分村民、选举工作人员以欺骗、贿赂、虚报选举票数等不正当手段参与选举;篡改选举结果及违反法定程序组织实施村民委员会选举等事项显得尤为突出;社区日常农村事务自治的法律问题不够完备, 依旧存在很多自治程序中的违法问题;农村社区内村委会与乡镇办事处并存存在矛盾。

三、农村社区村民自治法律问题成因

1. 对社区村民自治的认识存在偏差

一些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将村民自治仅仅停留在口头和形式上。表现在:有些乡镇领导对村民自治不重视, 没有意识到这一历史性变革对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的极端重要性。他们还习惯于对村里事务发号施令, 指手画脚。有些村的基层党组织还没有真正适应这种领导方式、执政方式的重大改善和发展, 害怕失去先前所拥有的权力。有的村民自治组织则片面理解村民自治的内涵, 认为既然是“自治”, 就要由村委会说了算, 将党的领导置之度外。

2. 与村民自治体制相应的法律细则不够完善

虽然国家对于农村村民自治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但由于法律的适应性和弹性较大, 没有与自治体制相关的细则解释, 在具体操作中容易导致对法律条款的误用和错用, 这是当前农村村民自治体制所面临的最大的法律困境。从而, 导致了在某些村民自治中出现违法, 甚至是犯罪情况而无人问津的现状。加强有关立法工作, 是进一步推进村民自治的重要手段。

3. 村民委员会班子的整体素质亟待提高

农村地区, 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较为落后。农村常住人口老化, 村委会成员多为非受高等教育者, 在遇到问题时, 极少能用科学的方法来处理, 严重地制约着村域经济的发展。虽然, 近年来, 国家意识到这一问题, 积极地招录“大学生村官”, 但由于中国农村的某些特殊的限制条件, 农村村委会班子的整体素质仍然不高, 给农村自治带来了较大阻力。

4. 村民代表在村民自治中的作用不能充分发挥

在村民自治实践中, 村民代表应当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在某些地方, 村民代表未能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 参政议政的机会也受到了一定限制。另外有一些地方, “两委”的关系处理得并不融洽, 表现在权力的运用上, 经常会产生许多矛盾。在村民委员会与乡镇人民政府的关系上也存在着不相协调, 不相适应的问题。

四、完善农村社区村民自治的建议

1. 继续推进依法自治, 进一步完善村委会选举制度

依法自治是推进农村自治的前提。不断推进依法自治, 才能切实落实自治制度, 用法律维护好、保护好农村的利益, 农民的利益。村委会选举, 是实现村民自治的重要途径。完善和加强对村委会选举制度的监督, 应该做好三个方面工作:第一、换届选举前, 把好村民委员会成员候选人的资格审查关, 要对村委会干部进行考核、审计;第二、宣传工作要到位;第三、选举程序要进一步规范和简化。

2. 建立健全以村民会议为主要载体的民主决策制度

在村委会中, 掌握实权, 实行自治权的主要是委员会主任、村党委书记等极少数人。“实践的便利与组织法的管理思维, 导致我们在原理上没有认真对待村民自治的直接民主原则———严格来讲, 以选举为基础的村委会和村民代表会议都只是代议制民主, 村民会议才是真正的直接民主。”[4]因此, 在村民自治体制中, 要积极进行体制和管理形式的创新, 建立多种形式的村民自治形式。其中, 最主要、最有效的就是建立和健全以村民会议为主要载体的民主决策制度。这一制度, 有利于引导村民积极主动地参与有关村民自治的事务中。

3. 理顺村干部管理体制, 建立健全村干部激励保障机制

近年来, 由于党和国家对农村发展的重视不断加强, 对农村的管理也越来越重视, 对于村干部的激励和保障机制也不断地完善, 特别是“大学生村官”队伍的建设, 对于农村村民自治的发展有着积极有效的作用。但是, 应该看到的是, 我国农村分布广而散, 地域较为偏僻, 经济落后, 因此, 村干部的待遇较低;大学生村官作为村民自治的一个特殊群体, 还不能深入到我国农村的所有区域;因而, 加强村级自选人才和干部选拨培养, 对现有的村干部加强教育和培训, 建立和完善合理、有序的干部管理体制和保障机制是完善村民自治体制不可或缺的手段。

4. 以农村文化教育的发展, 推动村民自治

农村教育, 是我国当前教育最为薄弱的地方, 是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之一。要推进农村自治体制改革, 大力加强农村文化教育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途径。说到底, 农村自治体制的不完善, 除了制度本身所存在的缺陷外, 更主要的是村民的自治意识淡薄, 政治态度冷漠。因而, 推进农村文化教育的发展, 是提高和增强村民自治意识的最有效和最直接的方式。文化先行, 是农村各项事业建设和发展必须要解决的首要和主要问题。

5. 以农村法制化建设, 推动村民自治

农村地区由于教育落后, 导致人们的法律意识和观念淡薄, 加之对农村的法律重视程度不够, 造成了农村无法可依, 或者是有法不依的局面。推进村民自治体制建设和改革, 加强农村的法制化建设是关键, 也是保证。要不断针对农村村民自治中出现的问题, 寻找法律盲区, 积极健全有针对性的法律, 促使农村村民自治走上法制化的轨道。

五、结语

村民自治体制的完善和改革是势在必行的, 也是亟待进行的;只有不断地完善和改革村民自治体制中不完善的地方, 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 更进一步地促进和加快农村发展, 尽早地实现农村的现代化, 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农村社区的更加和谐的社会主义特色社会。

摘要：农村社区是以由农业人口组成的若干自然村所组成的一级行政单位。完善农村社会村民自治, 应继续推进依法自治, 进一步完善村委会选举制度;建立健全以村民会议为主要载体的民主决策制度;理顺村干部管理体制, 建立健全村干部激励保障机制;以农村文化教育的发展, 推动村民自治;以农村法制化建设, 推动村民自治。

关键词：农村社区,村民自治,基层民主

参考文献

[1]徐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2]罗云华, 程聪.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刍议[J].西安邮电学院学报, 2010 (3) :49-50.

[3]詹成付.中国村民自治的现状和未来的基本走向[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1.

社区自治机制 篇11

摘要：农村社区自治对加强农村管理，构建乡村自我整合机制实现农村民主管理意义重大。笔者在分析农村社区自治研究现状、意义和我国农村社区自治中存在的问题及必要性的基础上，对我国农村社区自治的有效路徑进行探讨。

关键词：政府引导；农村社区自治

农村社区自治是我国新时期社会转型的微观体现。农村社区建设是适应我国当前的城乡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变化的要求，有助于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和人居环境，提升他们的生活水平和质量，因此受到我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支持。本文就从农村社区自治现状、意义、存在问题及必要性等方面在政府引导下对农村社区自治问题进行展开探讨。

一、农村社区自治研究现状及意义

（一）学术界理论研究不够。目前，学术界对农村社区自治的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即使有研究的也是浅层次的理论方面的。农村社区自治是村民自治和城市社区自治的过渡阶段，就现阶段而言，研究村民自治和城市社区的学者都比较多，而真正研究农村社区自治的却相当的少，现有的关于农村社区自治的参考文献同样比较缺少，因此，对于农村社区自治的研究探讨是必要的。

（二）农村社区自治发展历程。我国农村社区自治研究起源于美国[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我国的农村社区研究沿着两个发展方向，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方向，二是文化功能主义的方向，前者的研究成果不仅为农村社区自治的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料，并指导了中国农村翻天覆地的大革命，而且为我们今天继续研究农村社区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和方法。

（三）研究农村社区自治的意义。徐勇教授认为，社区的概念其实是源于乡村的，社区的核心精神就是拥有共同的认同与归宿感的生活共同体的形成[2]。新时期的农村治理应该将社区的理念融进到乡村的治理之中，并且要用社区体制来重新构建农村的微观组织体系，这样可以让农民的别动参与变为主动性参与，进而实现农村内部组织资源的有效开发和乡村治理成本的削减，对乡村自我整合机制的构建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性意义。

二、我国农村社区自治存在问题的成因

（一）农村社区自治的自身缺陷。目前，村民社区自治制度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社区治理结构的不完善；二是对村委会的制约监督机制不健全。其中第一个缺陷主要源于第二个缺陷，它也是当前农村社区自治中许多突出问题长期无法解决的一个根源。因此，当前实现农村社区民主自治应以此为切入点。

（二）基层政府主导意识不强，思想观念落后。在农村社区自治兴起的时候，学术界对城市社区自治的研究正处于热潮期，所以无暇顾及到农村社区自治的研究。基层干部缺乏理论指导而思想观念落后，虽然我国不断加强了农村乡镇的政府体制的改革，但农村社区管理人员思想意识落后的现状没有好转。农村社区管理水平不高。

三、政府引导下农村社区自治

近年来，随着农村社区自治的兴起，政府对农村社区自治也越来越重视。其主要表现在乡镇基层政权体制、村民小组成为自治基本单位和为发挥党组织的领导作用等方面。政府对农村社区自治的引导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

（一）完善基层组织的队伍建设。由于我国农村社区管理依然处在改革调整的基础阶段，而一些农村的社区基层组织兴起不久，所以相关改革的措施还没能跟上，因此农村社区之间存在着许多新矛盾，如有些农村社区党支部与居民委员会之间以及村干部与群众之间等，这导致我国农村社区管理的片面化。我国农村社区自治的原则要得到真正体现，社区依法管理要得到实现，农村基层组织的建设必须要下大力气。其表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要健全社区组织的设置，党组织与社区建制应当同步实施；第二，要强化农村社区队管理队伍的培训，提高农村尤其是经济和教育落后农村的社区管理者的素养。第三，改革选拔任用机制。要把管理工作能力好、服务民众意识强、思想作风正派、群众信任度高的优秀人才选拔出来，让其参与到社区管理的队伍，这一方面，党支部书记的选配尤其重要；最后，建设积极参与的机制。在党员的先锋作用下，采取积极而有效的方法措施，走群众路线，调动各社区群众的积极性、发挥区内居民的创造性，最大限度地把各种智力资源和力量积聚到我们的农村社区智力库与人才库存中来。

（二）突出“服务”理念，强化服务意识。在政府的引导下我们要积极的去探索我国农村社区自治的路径，服务是村民社区实现自治的强劲助推器，所以在农村社区中突出“服务”这个理念，强化服务意识是首当其冲。具体措施如下：一是村党支部、村委会领导思想上必须高度重视，将农村社区建设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使之作为全村的重点工作加以推进，建立和完善农村社区建设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使农村社区建设工作落到实处，收到实效；二是大力推进农村社区民主建设，重点是突出执行力。建立比较健全的村务、社务和政务公开的民主管理制度，形成了比较规范的服务流程，通过区民政局的统一指导，充分发挥大学生“村官”的作用，利用现代技术手段打造数字化、信息化的社区，提高了农村社区现代化水平，提升了社会管理和服务的层次；三是坚持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基本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衔接到位，大力发展农村市场化和社会化的便民、利民和惠民服务，形成了政府公共服务、社区互助服务、市场有尝服务相结合的社区服务体系，较好地满足了农民群众的需求；四是不断争取上级资金投入，充分发挥集体经济的力量，积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高起点、高标准，大力推进农村社区服务的社区建设，充分利用和整合社区现有的服务设施。五是积极推进公众参与社区共管，努力实现社区作为社会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的建设目标，社区居民在社区管理中的主体地位得到了比较好的尊重，保障社区文化繁荣发展。

四、结语

探索农村社区自治的道路是曲折的，我们必须不断总结和积累好的经验，汲取失败的教训。坚信通过国家政府和区委区政府的统一部署，各农村社区的不断推进落实，农村社区自治的花朵必将绽放在中国农村这片热土上。（作者单位：西华师范大学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黎熙元、何肇发.现代社区概论[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145.

社区自治机制 篇12

一、当前在健全和完善村民自治机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

《村委会组织法》颁布以来, 在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 农村自治组织建设不断加强, 广大农民的自治权利日益落实。然而, 当前在健全和完善村民自治机制中还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不容我们盲目乐观。

1、村民自治观念还没有深入人心

当前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是一些乡镇干部自身观念不强。他们对村民自治不习惯, 不尊重, 不理解, 总认为农民素质低, 不懂自治, 或担心村民自治会助长农民的无政府意识, 削弱党的领导等。二是坚持村民自治的立场不坚定。有些乡镇干部认为, 民主选举出的村级组织“对下不对上”, 不利于乡镇工作的开展, 因而对此积极性不高。三是不重视村民自治工作。一些地方对村民自治的现实意义持怀疑态度, 便对实行村民自治敷衍了事。四是一些农民群众的民主法制意识不强。他们认为“村官”由乡镇任命, 可避免村民之间的矛盾, 而且村上的事与自己关系不大, 因此不能满怀热情地投入到民主自治活动中去。五是对村民自治涵义理解不透。个别村委会主任把村民自治错误地理解为“村官自治”、“村委会主任自治”, 于是便权力独揽, 导致腐败。

2、乡村之间、“两委”之间、干群之间关系不和谐, 难以形成健康的自治环境

一是乡与村关系不和谐。一些乡镇政府不尊重村民的民主权利, 干预村委会选举;不尊重村委会的法律地位, 干预村委会干部的内部分工;不尊重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的权利, 用行政命令代替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决定村里的大事, 等等。也有一些村委会干部以“群众意愿”为名, 与乡镇明抵暗抗, 不履行法定的义务, 影响了乡镇工作的正常开展。二是村“两委”即村委会与村党支部之间关系不和谐。有的村支书以加强党的领导为由, 在行使职权时越俎代庖, 大包大揽, 搞“一言堂”。三是干群关系不和谐。一些乡镇干部重管理轻服务, 对群众的正当要求冷眼旁观, 使群众“门难进, 脸难看, 事难办”。

3、基层组织建设不适应村民自治的要求

一是乡镇党委建设滞后。一些乡镇党委对《村委会组织法》贯彻不够, 政策和法律观念不强, 难以适应村民自治。二是干部队伍建设滞后。一些乡村干部素质差, 不讲政治, 既不“对上负责”, 也不“对下负责”, 他们作风不民主, 工作方法简单粗暴, 宗旨观念淡薄, 不适应村民自治。三是村级组织建设滞后。一些村党支部软弱涣散, 不能发挥战斗堡垒作用;一些党员也不能很好地保持先进性, 这些都给村民自治造成了阻碍。

4、法律法规自身不完善, 不配套

一是不完善。如《村委会组织法》第九条规定:“村民委员会成员中, 妇女应当有适当的名额。”比如《村委会组织法》对拉票、贿选的界限问题及追究法律责任的时效问题均未作出明确规定等。二是不配套。如《村委会组织法》第二十九条要求各地要制定实施办法和选举办法, 而有些地方把村委会选举办法寓于村委会组织法实施办法之中, 这就与立法要求不符。

存在以上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归结起来, 主要表现为四个“不到位”:一是认识不到位。二是观念转变不到位。一些乡镇习惯于下达行政命令和计划指标, 习惯于“为民做主”, 而农民则习惯于“有人做主”。三是工作不到位。一些乡镇党委履行职责不到位, 工作部署不合理。四是立法质量不到位。由于社会发展和形势变化, 《村委会组织法》本身的缺陷与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很配套, 立法质量需要逐步提高。

二、健全和完善村民自治机制的思路和对策

在推进村民自治过程中, 需要我们不断克服前进中出现的困难, 有针对性地提出一些健全和完善村民自治机制的工作思路。

1、夯实一个基础

积极开展民主法制宣传教育, 宣传党的方针政策, 特别是《村委会组织法》。提高农民的法律素质, 教育和引导他们树立法律观念、权利义务相一致的观念, 增强基层干部依法办事的能力, 培育干部群众健康的村民自治观念, 为健全和完善村民自治机制奠定思想基础, 提供法律保障。

2、端正两个态度

一是端正广大农村干部特别是乡镇干部对农民的态度。二是端正乡镇干部对村民自治的态度。

3、理顺三个关系

一是乡镇政府与村委会的关系。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之间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乡镇政府不能用行政手段任命、委派和撤换村委会成员, 不得直接改变村委会做出的决定, 不能向村委会下达行政命令, 更不能直接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同时村委会要履行协助乡镇政府开展工作的法定义务。二是村委会与党支部的关系。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要发挥领导核心作用, 依照宪法和法律, 支持和保障村民开展自治活动。三要把党员的自觉行动传递给普通干部和群众。在村级事务运作中, 村主任领着群众干, 村支书负责掌舵、把关、监督。解决二者之间的矛盾, 一要把好选人关, 用高素质的人, 从关口上为班子团结奠定基础;二要抓好教育培训, 提高干部素质;三要建章立制, 依制管人;四要引导干部把心思用到发展经济和为群众办实事上, 教育他们谋事不谋人。三是干群关系。乡镇干部要转变观念, 改进作风, 提高素质, 强化服务。把“群众赞成不赞成、支持不支持、满意不满意作为一切决策和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使干群关系更加融洽。

4、把握四个原则

一是坚持党的领导。要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保证农村基层民主法制工作的健康有序发展。二是坚持人民当家作主。要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 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 保护和调动农民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的积极性。三是坚持依法办事。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依法办事是依法治国方略的具体实践, 在具体工作中要依法建制, 以制治村。四是坚持为农村工作大局服务。建设现代农业, 发展农村经济, 增加农民收入, 是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 也是农村工作的大局, 村民自治必须服从、服务于这个大局。

5、抓好五项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