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自治区

民族自治区（通用12篇）

民族自治区 篇1

一、文献综述

关于民族地区产业结构的研究,学者们运用偏离份额分析法进行实证分析,樊元等(2007)从县域产业结构的视角,研究了甘肃民族地区县域产业结构,提出优化产业结构,推动民族地区经济整体协调发展的对策;李天国(2013)借鉴偏离份额分析法,运用结构VAR模型实证研究了全国5个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与产业发展变化,指出少数民族地区地理位置分散,各自资源禀赋迥异,导致各地方产业结构与优弱产业具有不同特征;沈琪琪等(2014)以辽宁省民族地区为研究视角,指出民族地区产业结构发展与全国存在同构现象,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发展不对称。以上学者多以研究某省民族地区产业结构合理性和竞争力为主,对民族地区县域产业结构研究较少。县域是省域经济发展的基石、升级的支撑,而民族自治县域的发展影响县域整体经济发展,因此,借鉴学者们研究成果,运用偏离-份额分析法,分析新疆民族自治县域产业结构,探索其产业结构的优劣。

二、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一)偏离-份额分析法

偏离-份额分析法是在西方区域经济学研究中应用广泛的方法,由美国经济学家Dunn等人于上世纪60年代相继提出,上世纪80年代初Dunn集各家之长总结为现在普遍采用的形式。偏离-份额分析法可以分析区域产业变动趋势是否与参考区域相同,可以间接判断区域产业结构竞争力状况。

(二)数据来源

以新疆6个民族自治县域为研究对象,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0》、《中国统计年鉴2014》和《中国县域统计年鉴2014》中新疆83个县域三次产业产值和地区总产值。以2009年6个民族自治县域产值和三次产业产值为基期,2013年6个民族自治县域产值和三次产业产值为末期,2009年和2013年83个县域总产值和三次产业总产值为参照数据研究。

三、新疆民族自治县域产业结构偏离—份额分析

运用偏离-份额分析法分析新疆民族自治县域2009-2013年县域份额分量、产业结构偏离分量和竞争力偏离分量,侧重分析产业结构偏离分量、竞争力偏离分量,因此,不列份额分量,具体计算结果如下表。

依据表分析,从产业结构偏离分量看,新疆6个民族自治县域的产业结构总偏离均为负值,焉耆、察布查尔、和布克赛尔产业结构偏离量居前三位。焉耆的第三产业产业结构偏离最大,导致其总偏离较高;察布查尔第一产业偏离最大,导致总偏离为负值;和布克赛尔第二产业偏离最大,导致总偏离较大。从产业竞争力偏离量看,竞争力偏离量有正有负,除焉耆、和布克赛尔、塔什库尔干外,其他县域产业竞争力偏离量均大于0,说明焉耆、和布克赛尔、塔什库尔干的县域产业结构在83个县域产业中不具有竞争优势,其他3个民族自治县域产业结构具有竞争优势,其中巴里坤、察布查尔、木垒的竞争优势在新疆83个县域产业中居于前三位。

四、结论及建议

通过对新疆6个民族自治县域2009-2013年增长期内的产业结构偏离分量和竞争力偏离分量分析可知,从产业结构偏离分量看,6个民族自治县域的产业偏离分量均为负,说明6个民族自治县域的产业结构素质与新疆83个县域产业结构素质相比偏离较大,需进一步提高三次产业的素质,促进县域经济总量增长。

从竞争力偏离分量看,2009-2013年,3个民族自治县域即巴里坤、察布查尔、木垒的产业竞争力偏离分量为正,有各自区位发展优势,但从长远发展看,3个民族自治县域还需积极引进先进技术和投资,发展优势产业,提升综合竞争力。如巴里坤第二产业具有很强的竞争优势,需加大投资力度,利用该县的畜牧业资源,发展畜牧产品加工业,进一步完善目前的现代农业示范园区、标准化农牧业生产基地,提升产业竞争力;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具有竞争优势,该县拥有投资煤电、煤化工的天然矿业资源优势,在目前已有所发展的基础上,需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更多利用先进技术和互联网进行宣传和推广,增加投资建设,同时利用天然旅游资源和少数民族独特的饮食、民俗等发展乡村旅游产业,进一步提升产业总体竞争力;木垒哈萨克族自治县的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具有竞争优势,拥有种植业和畜牧养殖业资源,有极具开发价值的矿产资源,但未来还需要更多地投入开发和建设,提升产业总体竞争力。

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和布克赛尔蒙古族自治县、焉耆回族自治县这3个县域竞争力偏离分量为负,处于区位发展劣势,需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改变目前产业劣势。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虽总体产业无竞争优势,但从各产业来看,第三产业还有一定竞争优势,因此可借助于旅游业竞争优势,加大宣传力度,在提高本县知名度的同时,增强引进资金和技术的可能性,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以便引进更多的投资和技术,规模种植和开发具有药用价值的物产资源,对农副产品进行深加工及精加工,改变产业结构竞争劣势,同时与该县独具特色的民族刺绣业、旅游业相融合,提升产业综合竞争力;和布克赛尔蒙古族自治县是新疆的主要牧业县之一,但目前来看第二产业还有一定竞争优势,因此借助于第二产业竞争优势,加大资金和技术投入,完善牛羊养殖基地,将畜牧产品进行深加工,发展农畜产品加工业,提升产业竞争力,同时可利用丰富的天然旅游资源,发展旅游业,逐步改变产业劣势;焉耆回族自治县产业竞争力偏离虽为负值,但较小,这是因为其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在整个新疆83个县域中还有一定竞争优势,因此,该县需利用丰富的自然资源,较好的发展农牧业,而旅游业则是该县未来发展的方向。旅游产业目前初具发展规模,可进一步利用回族特色饮食和风俗,加大开发、建设、宣传力度,发展清真旅游产业,提升产业综合竞争力。

参考文献

[1]王彤,安丰军.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工业增长偏离份额分析[J].黑龙江民族丛刊,2013(6).

[2]樊元,惠树鹏.甘肃民族地区区域经济差异与产业结构的实证分析[J].经济师,2007(1).

[3]张晓杰,陈俊宇,周克艳,刘芳清.基于偏离—份额分析法的湖南省农业产业结构分析与调整[J].湖南农业科学,2015(10).

[4]李天国.结构性冲击与中国产业经济增长—对民族地区的结构VAR模型实证研究[J].经济问题,2013(9).

[5]沈琪琪,韩增林,赵林.辽宁省民族地区产业结构演进特征分析[J].资源开发与市场,2014(1).

民族自治区 篇2

1、自治区党委今年在民族团结工作方面的重大举措是什么？

答：自治区党委今年在民族团结工作方面的重大举措是把今年确定为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年。

2、民族团结“三个离不开”指什么？

答：“三个离不开”是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互相离不开。

3、“五个认同”指什么？

答：“五个认同”是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4、“三个意识”指什么？

答：“三个意识”是指国家意识、公民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5、党的民族政策的基石是什么？

答：各民族一律平等是党的民族政策的基石。

6、总书记对民族团结是怎样强调的？

答：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新疆的问题最长远的是民族团结问题。

7、民族团结进步年要求的“四个突出”是什么？

答：突出民生首要任务，突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个战略重点，突出依法管理这个基本方略，突出党的领导这个政治保证，在解决深层次突出问题中把民族团结向前推进一大步。

8、坚持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指什么？

答：即“八个坚持”：坚持中国头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维护祖国统一，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坚持打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基础，坚持依法治国。

9、民族工作的新特征是“五个并存”，具体内容是什么？

答：“五个”并存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并存；民族地区加快经济发展势头和发展低水平并存；国家对民族地区支持力度持续加大和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建设仍然薄弱并存；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趋势增强和涉及民族因素的矛盾纠纷上升并存；反对民族分裂、宗教极端、暴力恐怖斗争显著和局部恐怖活动活跃并存。0、张春贤书记在民族团结进步年动员会讲话中提出处理好“三个关系”，具体指 什么？ 答：处理好“三个关系”，具体指处理好民族工作与全局的关系；民族工作与宗教工作的关系；物质力量与精神力量的关系。

1、总书记指出，什么是解决民族地区各种问题的总钥匙？答：发展是解决民族地区各种问题的总钥匙。

12、民族工作的首要任务是什么？

答：民族工作的首要任务是改善民生，也是民族工作的重要基础。

3、张春贤书记在民族团结进步年动员会讲话中对“访惠聚”活动是怎样论述的？ 答：“访惠聚”活动是维护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治本之策，也是加强民族团结的 重要载体平台。

4、今年“访惠聚”活动的三项重点工作是什么？

答：今年“访惠聚”活动的三项重点工作是加强基层组织、推进“去极端化”、保 障改善民生。

5、张春贤书记在民族团结进步年动员会讲话中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如何定位 的？

答：加强民族团结和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疆民族工作的战略重点。1

6、促进民族团结、化解民族隔阂的核心和关键是什么？

答：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促进民族团结、化解民族隔阂的核心和关键。1

7、民族团结进步年要实现的“四个目标”？

答：一是推动党的民族理论、民族政策、法律法规、民族知识、民族团结典型人 物事迹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实现民族团结教育全覆盖；

二是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八进”，实现人人参与民族团结创建；

三是推进各民族群众共居、共学、共事、共乐，实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更加密切； 四是推动形戍人人自觉维护民族团结、人人争做民族团结模范的社会氛围。1

8、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八进’’是什么？

答：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八进”是进机关、进乡镇（街道）、进村（社区）、进学 校、进企业、进军（警）营、进团场连队、进宗教活动场所。

9、自治区党委今年针对各族群众多年反映的突出问题采取的2 7项措施是什么？（列举出其中1 0项即可）

答：自治区党委今年针对各族群众多年反映的突出问题采取的2 7项措施是：1．保 障区域内各民族一律平等；2．领导干部带头，以上率下；3．培养选拔一大批各民族干部： 4．完善流动人口管理；5．适应开放需要，深化护照签发管理改革；6．解决好少数民族证 件标准化问题；7．解决好执法领域影响民族团结的问题；8．主动作为，为新疆各族干部 群众到内地出差办事创造更好的条件；9．加大向内地派出工作人员，加强新疆籍人员服 务管理；10.在全疆开展农村土地清理；II.嵌入式居住要有明显进步；12.因地制宜推 进双语教育；13.依法规范进清真寺人员问题；14.改善新疆伊斯兰教经学院办学条件； 15.适当增加有组织朝觐名额；16.解决好城市隔天下葬穆斯林群众尸体停放问题；17.加强小学初中双语教材建设；18.如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翻译工作；19.积极推进驻疆 企业吸纳当地少数民族群众就业；20.加强儿科医生培养；21.保护好具有民族特色的喀

什高台民居；22.培养各民族艺术人才；2 3．保护各民族传统文化，鼓励使用本民族语言 创作；2 4．加强中医民族医药继承创新和人才培养；2 5．狠抓干部作风建设；2 6．发挥好 兵团和解放军、武警部队在促进民族团结中的作用；2 7．发挥好对口援疆在促进民族团 结中的作用。0、自治区2 01 5年底颁布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i作条例》什么时 候正式实施？

答：自治区2 0 1 5年底颁布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条例》2 0 1 6年 1月1日起正式实施。

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条例》有什么特点？

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条例》体现了近年来党中央和自治区党 委关于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的决策部署，明确了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机制、保障措施和 法律责任，是一部符合新疆实际的重要法规。

2、张春贤书记提出的“要把民族团结进步年活动与c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结合起 来”的具体要求是什么？

答：深入学习党章党规中关于民族团结的规定，深入学习总书记关于民族宗 教工作的重要论述，特别是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和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中央统战 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努力提高全体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对党的民族政策昀理解力、执行力、落实力，不断提高做好民族工作的能力。

3、自治区党委提出在双语教育上，要坚持“四个毫不动摇”指什么？ 答：“四个毫不动摇”是指：毫不动摇地提高双语教育质量，毫不动摇地全面普及 和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毫不动摇地提升民族语言教学水平，毫不动摇地倡导和鼓励 各族师生互学语言。

4、总书记指出，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的长远和根本是什么？

答：总书记指出，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的长远和根本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 各民族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

5、民族团结工作的两个重要抓手是什么？

答：民族团结工作的两个重要抓手是：“民族团结宣传教育”和“民族团结进步创 建”。

26、做好民族工作的根本保证是什么？ 答：党的领导是做好民族工作的根本保证。

27、马克思主义“五观”具体指什么？

答：马克思主义“五观”具体指国家观、民族观、宗教观、历史观、文化观。2

8、总书记指出，新疆讲发展，要紧紧把握住什么？

答：新疆讲发展，要紧紧把握住：发展要落实到改革民生上、落实到惠及当地上、落实到增进民族团结上。

2016年党建知识应知应会

一、“1 2 35”目标要求：

“1”是建成一个阵地，落实“5+2”工程。①做到有村委会办公场所。②村民服务 中心。③村级周转房。④警务室。⑤村民小组活动室。⑥努力做到有双语幼儿园。⑦村 卫生室。

“2”是争取两个“摘帽”、提升两项满意率。“2”摘帽：①即摘掉软弱涣散基层党 组织的帽子。②集中整治重点乡（镇）和重点村的帽子。“两项满意率”：①使基层群众 对工作组的满意率达到8 0%。②对基层党组织的满意率均达到8 0%以上。“3”是实现“三无”：①即无暴力恐怖案件。②无极端宗教活动。③无重大群体性 事件发生：

“5”是建设“五好党支部”，①支部班子好。②党员l』。伍好。③工作机制好。④发 展思路好。⑤群众反映好。

二、“四个领导核心”：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农村得到贯彻落实的领导核心。②农村各 辟组织1领导核心。③农村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④团结带领群众建设美好生活的领导 核心．

＼乒、“五个一”：①选派一个好书记。②打造一个好班子。③建设一支好队伍。④落实一 批好机制。⑤建设一个好阵地。

四、“七个心中有数’’：①对村基本情况和党员群众思想情况心中有数；②对现任村“两 委”班子情况心中有教；③对后备人选情况心中有数；④对影响换届的不利因素心中有 数：⑤对，容易出问题的村心中有数；⑥对维稳形势复杂、集中整治重点村心中有数；⑦ 对每个村换届对策措施心中有数。

五、“访惠聚”活动的检验标准：①基层组织强。②幕后“黑手”净。③“三非”活动，少~(文体活动多。⑤干部作风实。⑥持续发展好。⑦群众基础好。⑧社会风气正。

六、喀什地区访惠聚工作重点任务：①保持严打高压态势。②加强基层组织建设。③“去 极端化”促进宗教和谐。④加强民族团结。⑤民生建设。⑥精准扶贫。

七、访惠聚工作六项任务：①转变干部作风。②加强民族团结。③促进宗教和谐。④保 障改善民生。⑤维护社会稳定。⑥强化基层基础。八、三项重点工作：①加强基层基础。②推进“去极端化”。③保障改善民生。九、五个“精准”：①扶贫对象精准。②项目安排精准。③资金使用精准。④措施到户 精准。⑤脱贫成效精准。十、五无村”（无暴力恐怖案件、无非法宗教活动、无群体性上访、无超计划生育、无 干部腐败案件）

十一、曾书记对村党支部书记提出的“五项要求”：政治坚定，廉洁自律，服务群众，引领发展，维护稳定

十二、“四下乡、六进村”（送文化、科技、卫生计生、法律）（惠民政策宣讲进村；文 艺电影服务进村；科学技术服务进村；法律法规服务进村；计生卫生服务进村；先进典 型创建进村”）

十三、党员干部“双陪双带”（把党员培养成致富带头人，把致富带头人中的先进分子 培养成党员，党员带领群众共同发展，党组织带领致富带头人不断进步）

十四、创建服务型基层党组织的六个要求（坚强有力的领导班子、本领过硬的骨干队伍、功能实用的服务场所、形式多样的服务载体、健全完善的制度机制、群众满意的服务业 绩）

十五、“四议两公开”“两会两票”（“四议两公开”：即村级重大事项决策由村党支 部提议、村“两委”商议、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代表大会或村民大会决议，决议公开和 实施结果公开。

“两会两票”决策制：是指在对涉及大多数群众利益的重要问题和村重大事项进行决 策时开两次大会，进行两次投票。“两会”是指将拟决议事项先由村党员大会讨论，然 后提交村民代表会议讨论；“两票”是指将拟决议事项通过党员大会党员投建议票，村 民代表会议『弋表投表决票。）

十六、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的表现类型（党组织凝聚力战斗力不强，党员队伍先锋模范 作用不明显，运行管理不规范，落实维稳描施不得力，干部作风不实，星级化考核等次 低）

十七、“三支队伍”（党员干部、教师、爱国宗教人士）

十八、基层党组织建设“六有标准”（有人管事、有钱办事、有址议事、基层干部生活 有保障、政治有地位、精神有动力）

十九、“一强双带四作用”（坚强的党组织；党建带团建妇建；发挥党委龙头带动作用，村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四老人员传帮带作用）

二十、民族地区好干部“三个特殊标准”（明辨大是大非立场特别清醒、维护民族团结 行动特别坚定、热爱各族群众感情特别真挚）

二十一、村级阵地的六项功能（学习培训、干群议事、便民服务、文体娱乐、信息交流、维护稳定等）二

十二、“三会一课”（三会指支部委员会、党小组会，党员大会，一课指党课）二

十三、张春贤书记提出的“五个模范”（做政治坚强的模范，做维护稳定的模范，做 民族团结的模范，做敬业奉献的模范，做清正廉洁的模范）

二十四、“三册一薄”（党支部手册，党费收缴手册，党员管理手册；党员学习记录簿）二

十五、“四强”“三力”（政治，能力，作风，心力强；理解力、执行力、落实力）二

十六、村警“三学三比三提升”（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比作风，比技能，比奉 献：提升思想认识。提井实战能力；提升服务水平）

二十七、村级阵地“四通四化”（通路、通电、通水、通信，硬化、美化、亮化、绿化）二十八、五百服务（进百家门、知百家情、管百家事、解百家难、暖百家心）二

十九、发展党员“十六字方针”控制总量、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发挥作用 三十、六好乡镇（建设一个好的领导班子、带出一支好的干部队伍、选准一条好的发展 路子、健全一套好的管理制度、保持一种好的工作作风、形成一个好的工作格局）三

十一、“星级化”创建中“十星”（领导核心星、能力提升星、先锋模范星、维护稳 定星、宗教和谐星、团结进步星、增收致富星、民主管理星、村容整洁星、清正廉洁星）三

十二、总书记好干部五条标准（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

秒

三、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中“五个一批”工程是什么？ 一是发展生产脱贫一批；二是易地搬迁脱贫一批；三是生态 补偿脱贫一批；四是发展教育脱贫一批；五是社会保障兜底一批。

三

十四、“访惠聚”活动“四个例会”：指的是乡镇（街道）党委（工）委每天一次的霉 日研判会议，村（社区）党组织、住村工作组、警务室、武工队“三位一体”或“四位 一体”每周一次的周例会，乡镇（街道）党委（工）委每周一次的周例会、市委每季度 一次昀推进会或现场会议。，一 三

十五、“一定三有”：

一定：定工作职责；三有：工作有合理待遇、干好有发展前途、离岗有一定保障。三

十六、地委书记曾存同志提出“一强双带四作用”：

建强党组织，党建带团建、带妇建，发挥好乡镇党委龙头带动作用，村党支部战斗堡垒 作用，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和“四老”人员传帮带作用。

三

十七、党员“五星级”：政治坚定星、维稳守法星、民族团结星、增收致富星、先锋 模范星

三

十八、村支部书记主要职责任务：(1)推动科学发展。(2)带领农民致富。(3)密切联 系群众。(4)维护农村稳定。(5)加强村党组织建设

三

十九、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工作的要求是：围绕总目标、查找薄弱点、案件汲教 训、工作抓落实。

四

十、软弱散基层党组织整治的任务是：

1、配强书记；

2、健全班子；

3、加强教育；

4、改进作风；

5、去极端化；

6、完善制度；

7、加大投入

四

十一、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整顿的措施是：I、全面研判基层组织现状，制定整治、巩固、提升整体方案；

2、研究制定整顿措施；

3、充分发挥“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 工作组的作用。

4、巩固扩大成果。

四十二、三个火线”的内容：对反分裂、反恐怖斗争中敢于站出来、能够豁出去，保护 群众生命财产的有功人员，实行火线入党、火线奖励，火线提拔。

四

十三、喀什市提出的“六项重点工作”：一是信息收集研判；二是加强教育转化；三 是流动人口服务管理，落实好3 6 9工作法；四是落实好两项制度，开展好文明教风活动； 五是重点区域防范；六是软弱涣散村整顿。

四十四、四个全面”战略部署的内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 国、全面从严治党。

四

十五、新时期脱贫攻坚的目标：新时期脱贫攻坚的目标是到2 02 0年实现“两个确保”： 确保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确保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

四

十六、提高准扶贫攻坚成效必须要做好：第一，解决好“扶持谁”的问题；第二，解 决好“谁来扶”的问题；第三，解决好“怎么扶”的问趣；第四，解决好“如何退”的 问题。

四

十七、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中怎样解决好“如何退”的问题？一是要设定时间表，实 现有序退出；二是要留出缓冲期，在一定时间内实行摘帽不摘政策；三是要实行严格评 估，按照摘帽标准验收；四是要实行逐户销号，做到脱贫到人。

四

十八、两个坚定不移：坚定不移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稳疆安疆的长远之计和固本之 举；坚定不移将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促进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反对国家分裂的坚 强战斗堡垒；

四

十九、如何加强脱贫攻坚的组织领导？第一，发挥政治优势，强力开展脱贫攻坚；第 二，按照脱贫攻坚要求，明显增加扶贫投入；第三，激发内生动力，调动贫困地区和贫 困人口积极性；第四，调动各方力量，加快形成全社会参与的大扶贫格局。

2、喀什地区提出的“六大发展”理念：中央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 享”理念加地区提出的“稳定”理念

五

十一、“两学一做”：学习党章党规、学习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

五十二、四清一审一公示：清理集体土地、承包合同、固定资产、债权债务，对村干部 进行换届选举前经济审计，公示清理和审计结果。

五十三、一强两优三提升：村班子政治上强，优化年龄和文化结构，提升综合素质，提 升工作能力、提升责任心。

五十四、十支队伍：村干部、村民小组长、“四老”人员、宗教人士、协警员、十户长、民兵、团员青年、妇女代表、乡土人才。

五

十五、“两好”机制：好人让基层干部当、好事让基层组织做。

五十六、五个主题日：周一农村基层干部队伍共同学习培训、周二“十户长”队伍学习培训、周三妇女队伍学习培训、周四团员、民兵、“8 0、9 0、0 0后”和宗教人士（包括 女“洗尸人员”）及寺管会成员学习培训、周五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和后备干部队伍学习培训。

皿十七、四管齐下：正信挤压、文化对冲、法治约束、科学普及。

乒

十八、“五把钥匙”开好“五把锁”：思想的问题用思想的方法去解决，文化的问题用 文化的方式去解决，习俗的问题用尊重的态度去对待，宗教的问题按照宗教的规律去做 好工作，暴恐的问题用法治和严打的方式去解决。

五十九、四知四清四掌握：知辖区住户的每个家庭成贯基本情况及其社会关系、知每个 家庭经济状况、知每个家庭成员的政治表现、知每个家庭成员遵纪守法情况；辖区就业 情况清、重点人员情况清、流动人口情况清、贫困群体情况清；掌握辖区基本情况及社 情动态、掌握辖区宗教活动情况、掌握辖区居民的热点难点问题、掌握辖区各类积极分 子情况。

六

十、“五好”支部书记：党性坚强靠得住、抓稳定敢管理、能带富办法多、懂政策善 服务、人品正威信高。

六

十一、“好班子”的标准：班子团结能战斗、带领群众跟党走、工作任务能落实、发 现问题能处理、群众困难能帮扶。0 1 6年“去极端化’’工作应知应会

根据自治区《正确把握“四管齐下”的内容方法》系列手册及《如何用好“五把钥匙”》，整理汇编2 0 1 6年“去极端化”工作应知应会如下：

1、去极端化“五把钥匙’’：思想的问题用思想的方法去

解决；文化的问题用文化的方式去解决；宗教的问题按照宗教的规律去做好工作；习俗的问题用尊重的态度去对待；暴恐的问题用法治和严打的方式去解决。

2、去极端化工作的“四管”齐下：正信挤压、文化对冲、法治约束、科学普及。

3、“两文件一条例’’：<关于进一步依法治理非法宗教活

动遏制宗教极端思想渗透工作的若干指导意见》（新党办发[ 2013]II号）、《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伊斯兰教工作的若干意见》（新党办发[2014]28号）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宗教事务条例》。

4、《正确把握“四管齐下”的内容方法》系列手册：《怎样做好“正信挤压”工作》、《怎样做好“文化对冲”工作》、《怎样做好“法治约束’’工作》、《怎样做好“科学普及”工作》及《非法宗教活动、宗教极端行为主要表现及相关法律法规政策适用依据》。

5、当前应当重视弘扬的正信：爱国团结的教义，倡导和平的教义，反动妄断的“阿拉力”、“阿热木”的教义，谨守中道、不搞偏激、遵循正道的教义，劝善戒恶的教义，追求“两世吉庆”的教义，重视学习文化知识的教义。

6、树立正信要处理好四个关系：国法与教规、公民与教民的关系，德修与功修的关系，根本与细节的关系，适用社会与遵循经典的关系。

7、文化对冲的原则：问题引领，面向基层，精准对冲，效果第一。

8、文化对冲的重点：以一体多元对冲泛突厥主义，以国家意识对冲“神权政治论”，以法治意识对冲“宗教至上论’’，以尊重包容对冲“异教徒论’’，以和平理性对冲“圣战论’’，以现代文明对冲愚昧落后。

9、法治约束：是“去极端化”的重要举措，是遏制宗教极端思想渗透蔓延，打击宗教极端违，法犯罪活动的有力武器，是推进依法治疆、建设法治新疆的客观要求。0、宗教极端行为的具体表现：鼓吹“宗教至上’’、煽动“异教徒”论、妄断“阿拉力”“阿热木”。1

1、法治宣讲的对象：一是抓好党员干部、教师、爱国宗教人士“三支队伍”的法治宣传教育，实行学法经常化、制度化。二是抓好以青少年、妇女、流动人口等为重点的法治宣传教育，分类普及法律常识，讲清法律底线。三是抓好信教群众的法治宣传教育，增强圉家意识、公民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四是抓好在校学生以及假期返乡大中专学 生的法治宣传教育，坚持正面教育、反面警示。五是抓好各 类企业、个体工商户的法治宣传教育，强化对企业员工的法 治教育引导，增强免疫力。

2、科学普及的原则：坚持问题导向、立足治本，坚持 重心下移、面向基层，坚持分类施策、精准科普，坚持科技 运用、增收益智。

四川民族自治地区发展概 篇3

综观四川民族自治地区总体发展：

经济增速高于四川省平均水平

2012年，四川省民族自治地方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1587.5亿元，比上年增长13.6%，增速比四川省平均水平高1个百分点。经济增速继上年、一季度、上半年、前三季度分别比四川省平均水平高0.1、0.5、0.6和0.7个百分点以来，持续高于四川省平均水平，呈现加快发展的良好态势。其中，藏区GDP增长13.2%，增速比四川省平均水平高0.6个百分点。

农业稳定增长

民族自治地方立足特有的优势资源，大力发展农牧业，特别是畜牧业等特色优势产业，促进了农业稳定增长，增幅持续高于四川省平均水平。2012年，民族自治地方第一产业增加值311.8亿元，比上年增长4.7%，增幅比四川省平均水平高0.2个百分点。其中，藏区增长4.9%，增幅比四川省平均水平高0.4个百分点，比民族自治地方高0.2个百分点。

工业增长较快

今年以来，受需求不足影响，尽管全国、四川省工业增速放缓，但在藏区加快发展的推动下，四川民族自治地方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全年民族自治地方全部工业增加值616.2亿元，比上年增长18.6%，增速比四川省平均水平高3.0个百分点。其中，藏区增长25.6%，增幅比四川省平均水平高10个百分点，比民族自治地方高7个百分点。

服务业发展加快

随着交通条件的逐步改善，民族自治地方依靠其独特的民族文化和生态优势，大力发展旅游产业，推动了服务业加快发展。2012年，民族自治地方接待游客5694万人次，增长29.1%；实现旅游总收入330.9亿元，增长34.0%。全年服务业增加值475.2亿元，比上年增长11.0%，增速比前三季度快1个百分点，比上年快0.5个百分点。其中，藏区服务业增加值增长10.2%。

投资规模继续扩大

随着国家支持民族自治地方发展的惠民政策力度的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投资规模不断扩大。2012年，民族自治地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679.8亿元，比上年增长16.5%，增速比上年快5.5个百分点。其中，藏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784.1亿元，增长13.2%，增速比上年快0.2个百分点。民族自治地方的51个县（市）中，甘孜县、新龙县和稻城县投资成倍增长，分别增长3.5倍、1.5倍和1.2倍。同时，随着地震灾区灾后恢复重建的全面完成，汶川县、茂县、北川县等重灾县投资比上年减少，分别下降16.9%、30.0%和18.9%。

消费需求增长较快

2012年，民族自治地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59.0亿元，比上年增长15.9%，增速比前三季度提高0.4个百分点。其中，藏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00.9亿元，增长15.9%。

财政持续增收

2012年，民族自治地方实现地方公共财政收入155.7亿元，增长21.9%，增幅比四川省平均水平高3.5个百分点。其中藏区增长16.4%。民族自治地方实现地方公共财政支出712.3亿元，增长18.9%，增速比四川省平均水平高2.7个百分点。

城乡居民增收步伐加快

2012年，民族自治地方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813元，比上年增长14.8%，增幅比四川省平均水平高1.3个百分点，其中藏区增长14.4%。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934元，增长18.0%，增幅比四川省平均水平高3.8个百分点，其中藏区增长25.6%，增速比四川省平均水平高11.4个百分点，比民族自治地方高7.6个百分点。

（作者：四川省统计局何玉霞）

阿坝

灾后文化旅游产业恢复发展良好

在汶川映秀镇，“5·12”后在广东省东莞市的对口援建下，文化旅游产业恢复迅速。其中，在二台山、枫香树村和秀坪社区三个地块，总投资15222万元，新建62栋、597户，建筑风格以川西和羌寨风格为主，成为把传统建筑特色与当代居住模式相结合的独具风貌的山地住宅群体。而震后的大型遗址如长11米、高8米、宽3米，称之“天崩石”的大爱磐石、漩口中学遗址、百花大桥遗址等都成为灾后具有历史意义的旅游区域。

在阿坝茂县，借灾后对口援建的新机遇，打造出了一系列富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产业产品，如茂县的民族地毯、羌族刺绣和羌族服饰等工艺品；羌乡古寨为代表的国家4A级旅游景区；世界上保护较为完整的叠溪地震遗址等。

2012年，阿坝州文化旅游产业按照《阿坝州文化旅游发展总体规划》、《阿坝州藏羌民族文化风情走廊工程总体规划》积极推进，以九寨沟文化产业园、映秀非物质文化遗产创意园区（映秀东村）、国家级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等一系列重大项目为依托，打造差异明显、特色突出的文化旅游产业带。

以精品景观、精美村寨、精致农庄为发展方向，统一规划、优先重建、优先发展、优先振兴，坚持“旅游统筹，全域景区，一三互动，接二连三”的旅游发展思路，加快推进旅游业由短程过境地向国际精品旅游目的地转变，灾后旅游产业恢复发展取得的骄人成绩。

2012年，阿坝州全年旅游人次和收入达到2100.57万人次和181.03亿元，分别增长43.5%和46.1%。阿坝州各大景区共接待海内外游客1269.5万人次，实现门票收入10.99亿元，较2011年同期分别增长28.7%和23.4%。

（供稿阿坝州统计局）

凉山

全力推进新型工业化

2012年，西昌钒钛产业园区列入四川省“十二五”循环经济示范单位。西昌钒钛资源综合利用项目一年生产钒铁1.88万吨左右，这与攀钢集团在攀枝花一年的产量相当。但在攀枝花采用的是钠化焙烧工艺，在西昌钒钛资源综合利用项目采用的是钙化焙烧工艺，每立方米工业废水后者比前者降低70元的处理成本，一年以40万立方米工业废水计，被称为“西昌生命线”的西昌钒钛产业园区，一年可节约工业废水处理成本28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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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凉山州以创建攀西国家级战略资源创新开发试验区为契机，坚持以做大总量提升实力、注重质量优化结构为主线，加快推进“工业凉山”建设，产业链得到有效延伸，实现由资源粗加工型向深加工型转变，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

2012年，凉山州全部工业实现增加值453.4亿元，增长16.5%，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7.2%。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户数达到384户，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435.6亿元，增长17.4%，高于全省平均速度1.3个百分点。主要措施和成效表现在：

招大引强，加大重大项目支撑。以打造全国重要的清洁能源生产基地和钒钛稀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为着力点，加快重大项目建设，锦屏、官地水电站投产发电，钒钛、稀土、铅锌、黄磷等一批资源综合利用大型项目竣工投产，全年新进规模以上企业29户，完成工业总产值45.2亿元，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0.5%。

壮大规模，促进支柱产业发展。黑色和有色金属采选、黑色和有色金属冶炼压延和电力五大支柱行业共完成工业增加值297亿元，占全州工业增加值的68.2%。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9%。

优势优先，大力推进大企业大集团战略。全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亿元以上总产值的企业达到212户，比去年增加19户，完成工业总产值1126.2亿元，占全州的93.5%。其中：38户重点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547.8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的45.5%，对规上工业产值贡献率为13%。

提档升级，突出工业园区建设。全州已建有产业园区（工业集中区）16个，其中西昌钒钛产业园、成都凉山工业园、会理有色产业园被列入全省100亿级成长型特色产业园区和循环经济示范园区。

（供稿凉山州统计局）

甘孜

居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

甘孜州特色种植基地面积接近100万亩，总产值18亿元，无公害蔬菜、俄色茶、高原油菜、酿酒葡萄、核桃、花椒等甘孜特色产业，在农业科技合作平台和农业科技进藏区的平台帮助下，充分发挥其优势，大大提高了居民的人均收入，“仅酿酒葡萄一项就可让农民人均年增收上千元。”

2012年，甘孜州着力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生产生活问题，更加重视以人为本，更加关注民生，促进社会和谐，城乡居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与全省差距逐步缩小。

2012年，全州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9560元，居全省市州第14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全省平均水平低747元，差距较上年缩小114元；比2011年增加2522元，增长14.8%，增速比全省平均水平快1.3个百分点。

全州农牧民人均纯收入2012年突破4千元，达到4610元，比全省平均水平低2391元，差距较上年缩小168元；农牧民人均纯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1040元，增长29.1%，比全省平均水平高14.9个百分点，增速连续三年位居全省市州第一。

（供稿甘孜州统计局）

马边

基础产业建设步伐加快

“从前路不好走啊，马边到乐山非常困难，更不要说山上的路了，好多山里人一辈子连县城都没有到过。”马边县68岁的陈大爷回忆说，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全县出境仅有一条沐（川）马（边）路，由于公路质量很差，从马边到乐山行车要10多个小时。而今，马边彝族自治县境内基本上形成了以省道S103线为主骨架，辐射县乡村的公路网，100%乡乡通水泥路，100%村村通公路。

2012年，马边县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230109万元，总量居全市第9位，同比增长23.46%。

在全县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中，第一产业投资完成18393万元，同比增250.88%，占全县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7.99%。第二产业投资完成148543万元，同比增长12.96%，占全县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64.56%；第三产业投资完成63173万元，增27.23%，占全县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27.45%。

通过大量的基础设施投入，县内交通、通讯、教育、卫生医疗、农业等基础条件明显改善。2012年实现等级公路通车里程667公里，实现乡乡通公路、村村通公路。公路客运周转量10758万人公里，增长14.81%；公路货运周转量21519万吨公里，增长54.85%。民用汽车拥有量3078辆，增长4.09%。2012年邮电主营业务收入8711万元，比上年增长19.12%；固定电话用户13383户，比上年下降13.57%。年末移动电话用户11.55万户，比上年下降2.36%。年末互联网用户总数7348户，比上年增长19.46%。

（供稿马边县统计局）

峨边

旅游业带动第三产业经济快速增长

2012年8月18日晚20：00《走进峨边（黑竹沟）》大型文艺晚会在峨边县东风新区隆重举行，周华健、陈慧琳、梁咏琪、黄圣依、张卫健等明星悉数登台演出。这是峨边县为发展峨边旅游业，特别是打造彝族自治县黑竹沟旅游开发产业而进行的大型宣传活动，极大促进了峨边旅游产业的招商引资，同时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

峨边立足本地经济地理和资源环境，结合民族贫困地区实际，以彝区综合扶贫开发和新农村建设为契机，制定了打造“黑竹沟百里旅游文化长廊”的战略思路，景区近100公里，涉及11个乡镇86个行政村，聚居全县三分之二以上彝汉同胞。

实施“百里长廊”战略，催生了黑竹沟景区、迷都大酒店、温泉山庄等33家宾馆和25家饭店。同时，积极打造“甘嫫阿妞”彝族文化品牌，成功举办了第二届“甘嫫阿妞”艺术节，成功邀请央视“同一首歌”大型明星演唱会，宣传展示了彝族文化风情，吸引了广大游人。

2012年，峨边旅游接待人数达98.64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31.4%，其中宾馆饭店接待人数36.5万人次、增长18.5%，景区和农家乐接待人数26.85万人次、增长62.3%，旅游总收入4.46亿元、增长38%。旅游产业的发展带动了交通、通讯、零售、住宿、餐饮、文化娱乐、居民服务等第三产业发展。2012年，峨边第三产业增加值7.5亿元，同比增长11.4%，其中上述涉旅行业增加值2.15亿元，同比增长13.5%，比第三产业增加值增幅高2.1个百分点，拉动经济增长1.1个百分点。

（供稿峨边县统计局）

北川

特色农业连片推进

“一个南瓜都有三四百斤重，茄子、辣椒、黄瓜、西红柿都长在树上，红薯、土豆挂在空中长大，‘葡萄架’上一串串垂下的却是红彤彤的圣女果，管道里长出绿油油的萝卜、白菜，蔬菜像人类一样住进了‘摩天大楼’”。北川维斯特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里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的“嫁接”令当地农民们大开眼界。而将科技融入传统农业将会成为北川农业的发展趋势，这一趋势将会为北川的传统农业注入更多的活力。

2012年，北川羌族自治县强力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特色化和文化旅游精品化“四化联动”，顺利实现了经济平稳较快增长。而在农业方面，围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繁荣目标，北川县进一步凸显农业发展特色优势。

全年完成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31266万元，同比增长4.4%。做到“三个抓好”抓好高山蔬菜、魔芋等特色种植业发展。全县蔬菜基地面积达到10万亩，其中高山蔬菜6.2万亩，产量达到6.4万吨；魔芋种植面积达到1.6万余亩，产量1.9万吨。突出抓好茶叶、经果林、中羌药材等特色林业产业发展。全县茶叶基地5.17万亩，产量0.03万吨；果园面积1.8万亩，园林水果产量0.38万吨，食用坚果产量0.11万吨。抓好生猪、白山羊等特色养殖业发展。全年猪出栏22.1万头、羊出栏23.1万只，分别增长40.8%和53.5%。全县畜牧业产值达64279万元。

（供稿北川县统计局）

民族自治区 篇4

关键词：自治主体,自治意识,自治权利,功能模式

民族区域自治作为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一项基本政策, 以及构建和谐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重要制度, 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民族区域自治的核心是自治权, 自治权的主体又是其中之重, 而在民族区域自治的社会生活实践中对自治主体的误读以及由此带来的问题却不为少见。对民族区域自治的主体性的偏颇看法是问题的根本症结所在, 由此, 对民族区域主体性的尊重、民族区域自治主体自治意识的增强及其功能模式的建构便成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展完善的关键和核心。

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实施中的问题所在

1. 自治主体失真

民族区域自治主体失真首先体现在制度层面上, 那就是对民族区域自治这一行为范式和法律制度的主体存在不同理解和认识。虽然我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了“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 但这没有明确也并不等于说民族区域自治主体就是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 (1) 民族法学理论界也要么是对其含义界定不清, 要么是对其外延把握不准, 要么根本不愿提及甚至不承认“民族区域自治主体”这一称谓。更为重要的是, 由于对自治主体欠缺理性的认识, 众多的民族自治地方更多地仅依赖自治机关践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而没有更好地让民族自治地方内各个民族的成员, 即民族自治地方的每个个人都积极地参与到本民族自治地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事业的建设上来, 忽视或遗漏了民族区域自治的真正主体。

2. 自治权的失落

一是自治权力的失落。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 代表民族自治地方和该地方内的各族人民、各位成员行使自治权, 是民族自治地方各族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 是各族人民群众整体意志的执行者, 有权利也有义务充分有效地行使自治权。然而, 由于自治意识的缺乏以及对自治主体、自治权利、民族区情、发展模式等的模糊认识, 自治机关并不能很好地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 导致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自治权失落。我国至今还有较多民族自治地方政治上的贫乏、经济上的贫穷、文化上的贫困便是其结果之一。二是自治权利的失落。民族自治地方的各个民族, 特别是非实行自治的民族, 极少有以本民族的名义参与本自治地方各种社会事务管理的要求;民族自治地方的单个个体成员不能以主人翁的态度、自治主体的身份参与到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的自治与管理, 特别是对民族地区发展极为重要的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权以及发展决策权的行使。自治主体由于主客观的原因不能充分有效地发挥自身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造成自治权利的严重失落。

3. 自治模式失范

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区域自治模式可以说是一种管理型的自治模式, 或者说是行政自治模式。 (2)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立法、行政 (更不用说司法) 方面, 更多地是仅依靠自身的能量 (包括知识、经验、对民族区情的了解等等) , 强化自身的行政职权和管理作用, 而不是很好地汲取蕴涵在民族自治地方每个个体成员当中的丰富的宝贵资源。这种自治模式没有也不可能体现出民族区域自治的主体性, 不能发挥真正的自治主体的功能, 对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发展完善是没有意义的。

可以说, 以上三个问题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我国现当代的发展中的根本问题所在, 其根本症结在于对民族区域自治主体性的把握, 而导致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 自治主体自治意识的欠缺和对自治主体功能模式的不当定位。要解决这些问题, 为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发展完善开辟康庄大道, 必须高度重视民族区域自治的主体性问题, 增强自治主体的自治意识, 构建行之有效的自治主体功能模式。

二、民族区域自治主体的自治意识

民族区域自治主体的自治意识, 是民族区域自治主体的自我意识, 是自治主体对自身主体地位、主体素质和主体价值的一种自觉意识, 是自治主体自身及其行为意向在主观意识形态上的能动反映。从内容上看, 民族区域自治主体的自治意识应当包括自治主体意识 (自主意识) 、自治权利意识和自我实现意识 (自由意识) , 这三个内容是自治主体对自身主体地位、主体素质和主体价值的自觉意识的相应体现。

1.自治主体意识, 或者说是自主意识, 指的是自治主体意识到自己是民族区域自治这一行为范式和社会制度的主体, 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各种关系中, 居于主导和主动地位, 能以自身蕴涵的主体性及独立自主的人格实现真正自治。具体到我国而言, 自治主体意识一方面包括:自治机关能否认清真正的自治主体, 能否在主观上承认多样性、多层次性的各种自治主体, 并在民族区域自治的社会实践中真正将他们纳入到自治主体的范围;另一方面是:民族自治地方内各种各样、多层次性的自治主体, 特别是个体成员主体能否意识到自己是真正的自治主体, 并以积极乐观的态度参与到民族自治地方事务的管理与建设当中, 实现当家作主。

2.自治权利意识, 是自治主体对自治和自治权利的性质、内容、来源、范围、权限以及自身对权利的行使状况等方面的自觉认知意识。自治主体对自治的认知意识是其正确认识并行使自治权利的前提基础, 对自治性质的认知, 将影响权利主体对自治权利的看法, 影响自治主体的自治态度和自治行为。对于自治, 首先必须强调它的主体性特征, 只有这样, 自治的积极意义才能得以体现, 自治绝非只有纯粹的“自己治理自己”的消极意义。“自治”, 其本身就孕育着主体性, 是主体有意识的积极能动的行为。主体性是“自治”的首要意义和内在本质, 只有蕴涵并体现着主体性特征的“自治”才可能是真正的自治。自治的本质含义是自己为自己做主, 其主要内容:首先是自我设权 (自我设定权利和权力) 。其次是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最后, 还有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的目的意义[1]。自己的合法权利的实现才是最重要的自治的价值目标所在。马克思也曾指出过, 人的发展的最终目标就是实现其自我价值。自治主体包括自治体内的每一位成员、每一个个体, 其最终的目的是对实现当家作主这个价值目标的追求。对自治的含义和内容, 我们可以概括为:第一, 自治的前提, 就是对自治主体的认同和承认。这是实现任何自治的先决条件;第二, 自治的要求, 即自治主体的自我设权。这是对自治的主体性的强调。在认同自治的主体性, 即承认自治主体是自治的根本前提的同时, 还必须重视它, 自治主体只有具备为自己设权的能力, 能自我设定权利, 才谈得上自治;第三, 自治的途径, 也就是自治主体通过各种手段和策略对本自治体内各种事务进行的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第四, 自治的目标, 即自治主体所最终追求的充分地实现自我的价值目标。

对自治权利的自觉认知一般包括自治权利的性质、内容、范围、权限及权利的行使状况等方面的自觉认知意识[2], 但除此之外, 自治权利的来源问题也是不可忽视的。我国现行法律和学术界几乎都将自治权利的来源归结于国家法律 (主要是《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 的授权, 而不是将自治权利看作是一种应然、应有的权利。自治权利是人权的一部分, 是自治主体与生俱来的、应有的权利。虽然权利的规范性要求权利获得国家法律的承认才能得以保障, 但权利自身是不断发展的, 随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不断完善和自治主体自治意识的增强, 更多的“自治权”要求会超出法律的规定范围, 人类对这些权利的天生性追求是自治权利的源头。

3.自我实现意识, 也就是主体自我意识中的自由意识。自由意识是主体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的, 就是通过对客体的客观自觉认知, 克服主客体之间的对立, 来实现主体的自由, 即最高理想和目的。民族区域自治主体自治意识在自我实现意识方面就是自治主体在充分认识民族自治地方的各种族情、区情的前提下, 通过自身主体能动性和自主性的发挥, 选择正确、恰当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 以实现民族自治地方的健康持续发展, 实现当家作主的理想。这是对主体价值的自觉意识。

自治意识是民族区域自治主体充分行使自治权利、实现当家作主所必备的一种主体素质, 是完善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必需的重要条件。自治主体只有充分认识自身的主体地位、主体素质和主体价值, 才能树立和增强主体自治意识, 更好地发挥作为我国民族区域自治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功能。

三、民族区域自治主体功能模式设想

民族区域自治主体的自治意识, 表现在制度层面上便是自治主体功能模式。自治主体功能模式是自治主体进行自治行为的一种价值取向, 它通过自治主体为达到真正自治而选择的发展模式和发展路径得以体现。传统的理论通常因为自治机关代表自治主体行使自治权, 而将自治机关看作是民族区域自治的主体, 进而强调自治机关在行使自治权时的行政职能和管理作用。从主体功能模式上看, 这是管理型主体功能模式、行政主体功能模式, 也可称为权力模式, 其根源在于对自治主体的不同看法。将自治权界定为国家公权[3], 并将自治机关看作是民族区域自治主体, 过于强调自治机关的管理职能, 容易导致民族区域自治主体性的削弱和主体自治意识的丧失。因此, 笔者更趋于从权利角度分析自治主体, 认为民族区域自治主体功能模式应当构建权利型主体功能模式, 或是权利模式。构建以自治权利为核心的主体功能模式, 更有利于保障自治主体实现真正当家作主的权利。

民族区域自治主体的权利型功能模式应当包括:

1. 自我认同模式。

自治主体能否意识到自己的主体地位, 是否具备自治主体的自我认同感, 是民族区域自治主体功能模式建构的关键所在。没有自治主体的自我认同感, 就不会有自治意识的产生以及参与自治事务的热情, 就不会有对自治权利的追求。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还不很完善的环境下, 自治主体对主体地位的自我认同感的培育及自我认同模式的建立, 既要来自一种自上而下的、自治机关的积极作为, 又要来自一种自下而上的、自治主体的自发行为。在代仪制度下,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是民族区域自治主体根本利益的代表机关和权利行使的执行机关, 代表民族自治地方和该地方内的各族人民、各位成员行使自治权, 民族自治地方和居住在该地方内的各族人民是自治权的真实享有者和行使者。自治机关必须要认识到他们是真正的自治主体, 承认他们的自治主体资格和地位, 在本民族自治地方的建设事业中充分地调动他们的参与积极性和创造性。在自治机关自身的组成以及干部的选拔、任用上, 做到能真正代表自治主体的真实意志, 能充分有效地表达自治主体的自治意识;在争取和行使自治权利、参与本地方民族自治事务方面做足对自治主体的宣传、引导工作, 对自治主体在参与本地方、本民族事务的管理与服务时的意见的征求和采纳, 应给予更多的宽容和尊重。自治机关要有效地用好的自身的职权, 自上而下地制造一种让自治主体有自我认同感的环境。民族区域自治主体的自我认同感更大程度上要来自于自治主体本身, 形成于自治主体的内心自省。自治主体的自我认同是一种状态表述, 更是一种素质要求。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主体应当提高自身的主体素质, 充分地发挥自身的主体能动性和自主性, 这就要求自治主体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地优化知识结构, 增强法治意识, 加深族情、区情认识, 明确本民族自治地方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的选择。自治主体自我认同感增强, 通过对本地方民族事务的积极自发参与, 又可促进自治机关对自治主体的主体资格和地位的认可, 从而形成一种良性的自治主体自我认同模式。

2. 自我设权模式。

自治主体在切实地把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所授予的各项具体的权利用足、用够、用活的基础上, 还可以并且应当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向国家或中央要权。在权利的范围和权限上要改变单纯的国家授权模式, 应当更多地发挥自治主体的能动性, 在特定的范围内结合民族自治地方的具体族情、区情自我求权、设权。自治权利是自治主体与生俱来的应有权利, 既是概括性权利, 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权利, 又是发展性的权利, 随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不断发展, 自治主体自治意识增强, 对自治权利的要求会逐渐超出现行法律的规定范围, 根据本地方、本民族具体情况向国家适当要权也会逐渐增多, 变得普遍。除行政权、立法权之外, 司法权也就不只是“部分司法自治权”了[4]。

3. 自我实现模式

民族区域自治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核心是自治权, 自治主体行使自治权的根本目的是达到自我实现, 真正实现当家作主。自治主体及其代表机关——自治机关之间良性的自治主体认同模式决定了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模式不可能采取行政自治模式, 而应当主要依靠各种各样的自治主体、在其代表机关的带领和引导下, 充分有效地行使自治权, 根据民族自治地方的实际情况, 确定发展目标, 选择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 制定和实施发展手段和策略, 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 达到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

参考文献

[1]王圣诵.中国自治法研究[M].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6:3.

[2]杨玉琪.试论民族区域自治的自治主体意识[J].中南民族学院学报, 1994, (6) .

[3]张文山.论自治权的法理基础[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2, (7) .

自治区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简报 篇5

我们应建立平等、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基本原则"。近日，为营造各民族大团结的良好氛围，花园社区以民族团结进步宣传为契机，以“热爱伟大祖国、建设美好家园”为主题，以“人人都讲民族团结的情，人人都讲民族团结的话，人人都做民族团结的事”为主线，结合实际情况开展了宣传教育活动。

一是社区通过悬挂横幅、社区电子屏、发放宣传资料等各种宣传途径营造民族团结氛围;二是组织社区老党员、社区少数民族居民参加宗教理论政策法规知识学习活动。动员各族干部居民积极参与到民族宗教理论政策的学习教育活动中来，做民族团结的模范。三是联合辖区的田家炳中学开展了民族团结一家亲联欢会，田家炳中学的汉藏两族学生载歌载舞表演了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通过在居民群众中开展丰富多彩的宣传教育活动，增强了社区居民群众的民族团结意识，促进了社区各民族和谐发展，营造了民族大团结的良好氛围。

论我国的民族自治地方立法 篇6

关键词：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立法

中图分类号：D92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4）08-0069-01

民主与法治一直是近代以来文明国家所追求和向往的社会状态，它们共同构成宪政的基本要素。在依法治国的过程中，法制化建设所体现的是正义和公平，而民主建设通常作为一个极其重要的社会发展目标。它在满足社会的合法性诉求，制约国家权力和促进公民参与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的法治价值体现

民主是法治的基础，法治是民主的保障，只有有了法治的保障，社会主义民主才能得到真正实现。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是宪法、法律关于民族问题规定的进一步具体化，主要是为了保证自治权得到充分实现、规范自治权沿着法治轨道运行。它的建立，首先能够使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快速发展，而且在促进民族团结、国家政局稳定上起到决定性作用。它不只是民族地区的事业，而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事业；其次，它使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依据《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行使相关的自治权，使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文化、教育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

二、我国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所遇到的困境

（一）体系结构不完整。

我国的法制建设在经历了曲折的发展，现在己基本构建起包括宪法、法律、法规、规章、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等立法形式在内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律体。但是，这个体系结构还很不完整。首先，各种立法形式仍不完备。就国家立法而言，尽管己制定出《民族区域自治法》，但是现如今对于散居少数民族权益的保障仍未能出台，致使该类人群的法律权益得不到充分的法律保障。纵观我国的地方立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律体中主体部分的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問题最为最突，而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有权依据宪法、法律规定，制定自治条例、单行条例。但是，时至今口，全国五大自治区的自治条例仍未出台。其次，缺乏法律配套实施细则。《民族区域自治法》以及《立法法》是民族区域自治法律体系的主干，它们的性质和地位决定了它们只能比较原则、抽象地作出相关规定。它们在客观上需要配套的法规、实施细则来将抽象的原则转化为易于操作的行为规范。

（二）制度架构不健全。

任何法律或者法律体系的构建，都需要相应制度作支撑。我国己基本构建起民族区域自治法律体系，但是，这个法律体系仍然缺乏相应健全的制度支撑。在立法程序制度上，民族区域自治法律体系在立法程序制度上欠缺，主要可以从《立法法》颁布之前，民族自治地方人大没有对立法程序作出规定看出，它仅仅对自治法规法案的提出、审议、表决、通过等程序作了具体规定，并未对变通、补充规定的制定机关与批准程序并且各授权法律的规定也不一致，这样的体制下对自治机关变通权的行使产生了阻碍。其次，立法监督制度存在欠缺。为了保证国家法制的统一，宪法规定由国家立法机关统一行使立法监督权。现有立法监督的方式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自治法规的合宪性与合法性，维护国家法制统一。而报批制的制约也使得立法的过程过于繁琐、复杂。导致立法周期太长。根据现有情况不难看出《民族区域自治法》没有对责任追究制度做出具体规定，也势必影响到作为下位法的行政法规、规章以及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法规对责任追究问题的规制。

（三）民族自治地方民众自治意识不强。

这主要表现为民族自治地方少数民族群众自治意识淡漠。由于历史、地理、文化教育等原因，民族自治地方少数民族群众根本就不了解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含义及意义，对《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等国家法律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规定知之甚少或无从知晓，更不明白民族区域自治权为何物，民族自治地方的民族区域自治实质上是自治地方少数民族群众的自治，缺失了少数民族民众浓厚的自治意识，所谓的民族区域自治，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三、完善我国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的建议

（一）加强立法规划完善立法体系结构。

民族自治地方立法体系结构的建设，首先应注意其立法的规划，其质量的好坏决定了体系结构的合理性和完善性。由于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的特殊性所在，就要求立法机关必须更严格的审查立法项目是否属于立法的范围，以便明确哪些法律、法规或相关条款不符合民族特点和地方特点，确实有必要进行变通，这样既提高立法的针对性，也避免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变通的形式化，对完善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结构的建设至关重要。

（二）健全《民族自治法》实施的监督机制。

监督机制的建立、健全源于“权力制约论”。首先，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应当经常性地听取、审议人民政府关于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以及各项民族政策情况的专题汇报，要经常性开展执法检查；其次人大应充分运用质询和询问权，时刻监督政府在行政执法中的违法行为，使行政执法行为公布于众；最后，还要不断创新监督形式，更好的发挥监督职能，促进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依法行政。而社会监督机制是一种最广泛的社会监督，由于舆论监督具有公开性的特点，往往能够产生其他监督形式所无法代替的特殊效应。社会上的一切丑恶现象最怕曝光，一经曝光就会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产生强大的影响力。在这里指的是广大民众对民族自治地方行政机关执法情况进行有效监督，从而使《民族区域自治法》及其配套法律、法规得以顺利实施。

（三）强化自治意识，形成发展理念。

思想是行为的先导。尽管，人是社会发展的根本，但人的实践活动都受一定思想意识的支配。任何法律规范都不会凭空产生，而是由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传统等多种因素所决定。立法活动能否发挥其自身的作用往往是通过法律意识或观念对其影响，实施和完善自治地方立法与自治意识的强化是分离不开的。在我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背景下，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的发展、完善也将是一个长期过程。在这一过程当中，必须形成和坚持以人为本理念开展立法；以民主理念实现其公平性；最终以法治理念进行制约。

结束语：

我国的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工作是实现和谐、统一、民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促进我国少数民族经济、文化、教育等相关公共事业发展的重要催化剂，因此、坚持和完善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笔者认为目前最重要的就是采取各种有效措施促进《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贯彻实施具体落到实处。

参考文献：

[1]王永碧.《论民族自治地方对国家法的变通》[D]. 山东大学. 2012.

[2]赵纯.《民族自治法规立法程序存在问题研究》[D]. 延边大学. 2012.

民族自治区 篇7

( 一) 民族立法的滞后阻碍了自治权的实现

在法治国家中, 立法权是权力分工体系中的重要一支, 对民族自治地方而言, 立法权意味着较普通行政区划更大的自主权。然而现实中, 这种较高的立法权并未如预期般地实现:

1. 我国《宪法》、《立法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等法律对中央和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权限划分规定得过于笼统、具体指向不明确, 使得一些民族自治地方的上级国家机关有意无意间干涉地方立法权的行使, 造成实际上很多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权被抽空的局面。

2. 根据我国现行的立法规则, 民族自治地方若要制定“自治条例”或“单行条例”, 其立法程序要经过“制定”和“批准”两道程序, 而在一般行政区划内, 很多地方性法规的立法程序却没有如此严格的限制。按照当初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设置初衷, 民族自治地方应当拥有“大于一般地方的自主权”, 而上述规则显然与此精神相违背, 导致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权被严重束缚。

( 二) 上级国家机关履职不当削弱自治权的实现能力

上级国家机关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帮扶优惠政策, 保障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 是少数民族基本权利得以实现的保障。但是在实践中, 上级国家机关在履行法定职责时却存在许多不当之处, 具体表现在:

1. 在民族自治地方行政区划调整过程中, 没有将自治权纳入决策考虑中。如在城市化进程中, 不少地方政府将民族自治地方撤自治县为市 ( 区) , 但这些地方变为城市后, 不再是民族自治地方, 便不能享受民族优惠政策, 致使少数民族公民管理本民族事务的权利无法实现。如1997 年海南省将东方黎族自治县改为东方市; 2007 年新疆省将昌吉回族自治州的米泉县划入乌鲁木齐米东新区。

2.上级国家机关怠于履行职责, 未能积极落实民族优惠政策。例如, 《国务院设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第7条规定:“国家安排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需要民族自治地方承担配套资金的, 适当降低配套资金的比例。民族自治地方的国家扶贫重点县和财政困难县确实无力负担的, 免除配套资金。”但是这些规定在实践中, 并未被有效落实, 很多地方在安排项目投资时, 仍然要求民族自治地方财政资金配套, 加重了这些地区的财政负担。

( 三) 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权配置欠科学

1. 立法自治权的配置方面: ( 1) 自治机关在行使立法自治权时, 往往涉及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权力的利益博弈, 而在实践中, 中央往往难以考虑民族自治地方的特殊情况而主动放权。例如, 按照立法惯例, 自治区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在进入法定程序前, 须征询国务院职能部门意见。以广西为例, 当时全国人大将自治条例 ( 第18 稿) 送各部委征求意见, 但大部分部委持否定意见, 仅有几个部委同意或基本同意, 而他们的理由居然是: “与我部有关政策相冲突”; “广西要价太高”。结果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仅有法律形式上的批准权, 而实质的审核权则在国务院及其职能部门。 ( 2) 立法自治权缺乏具体程序性规定。当前, 我国法律没有对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的批准程序、标准和期限作出明确规定, 致使批准机关和自治机关对于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能否批准不好把握, 这就容易使得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在实际立法过程中难产。更为讽刺的是, 根据现行法律规定, 地方性法规只需报上级权力机关备案即可, 导致很多民族自治地方宁愿牺牲法律层级, 以地方性法规取代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换取更高通过率, 严重弱化了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自治权。

2. 行政管理权的配置方面: ( 1) 民族自治地方行政机构与一般行政机构设置相同, 自治机关不能根据少数民族工作实际和地方特色, 因地制宜, 过于强调上下对口, 造成机构设置复杂, 职能交叉重叠。 ( 2) 在中央政府和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的关系上, “上级国家机关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 对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权不够尊重, 统得过死”, 存在过度干预和管制的问题, 使自治机关行政自治权被不当限制, 严重挫伤行使自治权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二、法治视野下的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权实现进路构想

( 一) 民族立法: 在国家“放”与地方“立”之间展开

1. 国家应充分信任民族自治地方, 放宽立法权。首先, 要塑造权利保护观念, 正确看待自治权。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权是宪法和法律确认的少数民族公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但实践中, 国家不少部门对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部门特权观念浓厚且权利意识淡薄, 时常出于部门利益考虑而阻碍自治地方行使自治权。因此, 必须转变观念, 充分认识到民族自治地方对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重要性, 充分信任民族自治地方, 对其自治权以必要的尊重。其次, 实行“简政放权”, 完善和健全立法程序。在中央和地方权力安排上, 应当摒弃目前《民族区域自治法》所采取的列举式权力授予模式, 以概括式的方式赋予民族自治地方“高度”立法自治权, 而中央立法事项只在必要的领域内予以保留。同时, 降低自治区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立法难度, 变“审批制”为“备案制”, 激活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热情, 带动各级少数民族立法向前推进。最后, 应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修改、废止和定期评价、清理制度, 对于那些确无设置必要或有违自治制度之宪法精神的法律规范, 要及时清理或纠正; 对于过于抽象笼统, 实践中难以操作的规定, 要深入细致地研究民族地区发展中基本权利保护存在的问题, 尽快制定能够切实解决这些问题的配套法规、实施细则, 并采取多种措施将法律落实到实处。

2. 民族自治地方立法要敢于立法, 善于立法。 ( 1) 要敢于立法, 充分利用手中的立法权。《宪法》第105 条至110条的规定构成了民族自治地方权力来源的宪法基础;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四章也明确规定了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权力; 《民族区域自治法》作为自治地方自治权的主要来源, 更是对立法权作出明确规定。民族自治地方应当吃透法律精神和上层政策, 在权限范围内大胆立法, 以法律方式推进各项改革, 并且将改革成果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 ( 2) 要善于立法, 注重立法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当前, 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呈现出的“同质性”特征, 不但与普通行政区划相比毫无地方特色, 并且在民族自治地方内部, 无论从立法形式还是内容看, 均未显示出地方个性, 似乎是“为了立法而立法”。为此, 必须从本民族实际出发, 学习先进的立法理念和技术, 在坚持法制统一原则前提下, 进行“特色立法”。例如, 可根据本区域最需要促进和保护的事项, 从促进就业、教育投入、经济发展、环境保护、传统文化保护和交流等领域立法, 让地方立法突出针对性。同时, 要摈弃过去那种“大而全”的立法模式, 以务实的态度在立法中明确法律落实的程序, 以及违法责任的追究机制, 让法律更具可操作性。

( 二) 建立符合法治要求的上级国家机关履职责任机制

1. 提高上级国家机关依法履职的意识和能力。《民族区域自治法》虽然规定了上级国家机关的法定职责, 但法律的规定毕竟需要人去执行, 若是缺少了符合法治要求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努力践行, 再好的法律和政策也不过是一纸空文。首先, 上级国家机关领导干部要多学习民族政策和民族法律法规。只有通过对执行的法律或政策不断深入学习, 才能知晓法律或政策的价值、功能、意图, 明确法律的作用界限, 为法律或政策的执行奠定良好的基础。其次, 提升上级国家机关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的知识水平与执法能力。由于民族工作涉及的法律和政策范围很广, 上级国家机关领导干部及工作人员仅具备某一方面的知识存量显然难以满足准确认知法律和政策的需要, 因此必须立足于新的形势, 新的国情, 认清当前国内民族关系的变化与特点, 不断汲取现代社会治理理念, 学习科学管理知识, 结合民族自治地方的实际情况, 不断加强执法能力, 切实履行好上级国家机关的法定职责。

2. 上级国家机关应着力落实法律和政策, 确保民族自治地方自治区实现。首先, 上级国家机关必须尊重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在城市化进程中, 创新管理手段固然重要, 但必须符合法律规定, 在法律真空或规定不明的情况下, 应当在宪法和法治的指导下领会立法意图, 以符合立法精神的方式推进城市化建设, 切实保护民族自治地方的独特性与自治权。例如, 在涉及民族自治地方的撤销合并时, 应以更民主的方式, 作为人大的议题展开讨论, 允许民族自治地方参与其中表达自身诉求, 在充分考虑各方意见后再决策, 不应以政府单方面行为决定。其次, 切实保障各项民族优惠政策的实际、有效落实。例如, 针对前述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配套资金难以落实的问题, 可以考虑采取如下措施:一是积极争取政策空间, 增加民族省区债券发行量, 大力筹集配套资金, 或者允许自治州、自治县利用地方融资平台, 按“新债保证项目, 旧债努力偿还”的原则, 积极弥补资金缺口; 二是对部分财政特别困难的民族自治地方施以特别照顾, 对铁路、桥梁等基础设施项目由中央全额负担建设资金, 而其他一般项目则考虑免除困难民族自治地方配套, 改为中央和省级政府财政负担。

( 三) 构建法治化的自治机关权力配置机制

1. 坚持法治原则, 以法律明确自治权的配置。由于长期受到人治传统和计划经济时代行政指令的影响, 当前自治机关权力配置体例有许多地方有悖于民族区域自治所追求的价值目标, 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权被常态化的忽视或干涉, 因此有必要将这种现状扭转为由良好法律调整的状态, 即法治化。“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关系的法制化, 意味着中央对地方的指导、监督和控制不是随意性的, 必须通过法定的程序, 有充足的法律依据。”[1]自治机关权力配置首先要理顺中央和民族自治地方的关系, 一方面要保证重要政府所代表的国家主权的统一性和完整性, 另一方面要保证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的相对自主性, 尊重它们的法定自治权, 在两者之间明确权责划分, 并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同时, 这种法律制度应当是良性的、稳定的、高度透明的, 让中央和民族自治地方都能够在可预期的环境下按规则办事, 从而保障民族自治地方能够获得长期、稳定、健康的发展。

2.进一步明确划分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的权责。由于我国关于中央和民族自治地方事权划分缺乏宪法的明确规定, 中央对民族自治地方的实际管理缺乏宪法约束和规范, 界定自治程度和范围的法律规范也不够明确, 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自治属性, 使民族自治地方事实上享有的地方事务管理权与一般行政区划并无太大不同。为此, 一方面, 应当适时修改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 明确民族自治地方对地方事务的管辖范围和相应的职权, 依法对自治权进行细化, 把原则性的权力具体化为具有可操作性的明确权能。另一方面, 建立专门的权责运行协调机制, 以市场规律为原则、以国家利益为前提进行事权划分。需要说明的是, 合理划分事权和财权, 并不是要求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权完全对等, 而是要使他们的财力对其职能和责任的履行有合理的保障能力。例如, 面向未来的财税体制改革, 应当充分考虑民族自治地方的独特性, 实施有别于普通行政区划的税制安排, 并且这种制度设计还要能够以看得见的方式稳固推行。

3. 科学设置民族自治机关政府机构, 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民族自治机关的自身建设是其自治权得以实现的基础条件, “必须在政治体制改革中不断完善民族自治机关建设, 把民族自治机关建设成统一、高效、廉洁的地方国家机关。”[2]我国民族自治地方行政体制与政府机构改革的总体目标是: 逐步建立起具有民族地方特色, 符合现代化管理要求、功能齐全、职能明确、结构合理、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系, 实现民族自治地方政府机构组织、职能、编制、工作程序的法定化。[3]为此, 我们要依据《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 科学划分政府的特殊权限, 按照其职能调整结构, 形成配置科学、合理、精干、高效的政府职能机构, 并且要建立健全岗位责任制, 并进行严格考核。同时, 民族自治地方政府要积极推进政府职能转变, 作为本级行政区域公共服务的主要供给者, 必须紧密结合民族自治地方独特性, 在市场监管、社会管控以及公共服务等领域, 服务好少数民族公民的特殊需求, 听取他们的心声和建议, 让民族自治地方的各种基本权利在政府转型升级的机遇下得到更深入的保护。

参考文献

[1]戴小明.中央与地方关系:民族自治地方财政自治研究[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1999.20.

[2]吴仕民.新时期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法制建设[M].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2:118.

民族自治区 篇8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最早追溯与Schumpeter (1912)，他认为发展较好的金融系统为创新型企业提供了融资，进而促进了科技进步，生产力提高促进经济发展。其后很多学者只进行了这方面的理论研究，自Goldsmith (1969)、Mc Kinnon (1973) 和Shaw (1973)提出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以来，经过金融理论界共同发展完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逐渐成为经济学家们理论和实证研究的焦点。国外学者针对两者关系进行大量研究：king和levine (1993) 发现金融中介发展与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金融结构是经济增长的先导因素。Arestis和Demelriades (1997)研究发现美国与德国银行发展对经济的增长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并且在美国没有足够证据显示金融中介对经济增长的效应。Hassan, Benit (2011)根据区域划分选取把发展中国家依据经济综合实力划分为几个区域，利用面板数据得出结果。结果显示多数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但在最贫穷的两个区域显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只存在单向因果关系，金融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但经济增长对金融发展没有起到促进作用，健全的金融系统在经济增长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近年来针对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很多，但由于采用的方法不同，所以得出的结论也不相同。陈国伟，张红伟(2008)利用多项金融指标建立回归模型并进行了VAR因果关系检验和方差分解等计量方法，结果表明金融发展与我国经济增长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韩廷春(2001)通过建立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联机制的计量模型，运用有关数据得出金融深化理论与利率政策必须与经济发展过程相适应，不能只追求金融发展与资本市场的扩张，应更加注重金融体系的效率与质量。周立，王子明(2002)通过1978～2000年中国各地区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发现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密切，一个地区若没有健全的金融系统对其长期的经济发展不利，提高金融发展水平是经济增长的必经之路。冉光和等(2006)基于我国东西部的面板数据，运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与误差纠正模型，对东西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长短期关系进行研究，发现东西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差异明显，认为在不同的条件下，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可能并不确定。闫丽瑞等(2012)运用我国31个省级面板数据对我国东、中、西部三个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研究显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各地区之间存在很大差异。

综合国内研究来看，学者们通常对我国整体宏观进行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并对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作用有所关注，但忽视了对民族自治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由于我国民族自治区均处在我国西部地区(参照国家统计局划分标准)，并且西部地区经济、金融发展都存在着显著差异性。因此我们从民族自治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出发，首次针对我国民族自治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运用2000～2010的面板数据，采取控制变量的方法进行计量研究，探寻金融发展与我国民族自治区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二、实证研究

（一）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由于面板数据模型优点在于既采用时间维度数据，也采用不同地区的横截面数据，能同时反映被研究对象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不同变化规律，提高估计的精确度，能得出更具说服力的结论，因此为实证研究我国民族自治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具体作用，本文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并控运用制变量的方法研究我国民族自治区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构建计量模型如下：

其中i和t分别表示第i个自治区和第t年，是随机误差项。

模型中各变量定义如下：

LnGDP：各自治区以实际GDP的自然对数，作为各自治区经济增长的变量，为模型的被解释变量。

FIND：金融发展指标。衡量金融发展的代表性指标主要有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相关比率(FINR)和麦金农的货币化程度来衡量金融发展程度(M2/GDP)，但这些指标用在发展中国家受到很多质疑(Levine, 1988) ，并且我国银行体系的独特性使得金融资产无法及时进行统计以及没有各自治区的M2统计数据，我们参照Gurley和Shaw (1955)认为的金融发展的主要指各类金融资产和各类金融机构的增多，因此选取各地银行存贷款之和占GDP的比重作为金融发展水平指标。

FIND*HUM：为金融发展与人力资本的交叉乘积项，该指标代表金融发展中人力资本的投入程度。其中HUM为人力资本水平的代理变量，其不仅反映了金融变量与经济变量之间的内在互动机制，而且有助于消除变量之间的内生性问题。对于人力资本指标的选取，我们参考《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分地区全国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构成”这一统计指标，选取各个自治区从业人员中接受高等教育所占的比例作为衡量自治区的人力资本变量。

FIND*INVR：为金融发展与物质资本的交叉乘积项，该指标代表金融发展中物质资本的投入程度，同时也可有助于消除变量之间的内生性问题。

GOVR：每年各自治区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用于反映各自治区政府行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INVR：全社会固定投资占GDP的比重，以近似说明资本存量对自治区经济增长的贡献。

OPENR：各自治区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用来衡量各自治区地区对外开放依存度，并对进出口总额通过年平均汇率 (中间价) 从美元换算成人民币，并进行了数据的当年转换。

本文选取的我国新疆、内蒙、宁夏、西藏、广西五大民族自治区的金融发展、经济增长以及其他控制变量的原始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等，收集了2001～2010年的截面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其中为消除通货膨胀对各经济变量的影响，我们以2000年为价格基期，对所选数据进行了相关处理，各变量描述性统计见表1。本文所涉及的操作均是通过STATA12.0软件来完成。

（二）计量检验结果与分析

本文采用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FE)和随机效应(RE)估计方法，即如果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则利用虚拟变量最小二乘法;如果选择随机效应模型，则利用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最大限度地利用面板数据的优点，将因自治区差异而不可观察的因素控制住，尽量减少估计误差，对于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的选择要看Hausman检验的结果。根据Stata12.0软件操作，结果如表2所示：

注:表中各解释变量对应的第一行数据表示模型回归系数, 第二行数值代表t统计量;*、**、***、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下显著。

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FIND的一系列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我国自治区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较低，金融结构不完善，对经济增长没有贡献。金融发展与人力资本的交叉项回归系数都为正但不显著，表明受地域发展的限制，我国民族自治区人力资本流入相对较少，金融发展中人力资本存量相对较少，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还不明显，但金融发展与物质资本的交叉项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金融发展中物质资本的大量投入对自治区经济增长的作用明显。

一系列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显示：GOVR系数均显著为正，这充分体现了政府对经济增长中的显著作用，极大地促进了自治区地区经济的增长，在经济增长中扮演着重要角色，INVR变量回归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表明全社会资本存量对自治区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显著，全社会资本存量的发展有待于进一步加强。外开放依存度的回归系数为负，表明我国自治区的经济增长对进出口贸易的依存度依然较小，对外贸易在自治区经济增长中作用不明显。

三、结论与建议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分析是现代宏观经济研究的重要领域，本文以我国五大自治区2001至2010年的面板数据为基础，实证分析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得出以下结论：我国民族自治区金融发展水平比较低，对经济增长不存在贡献，同时金融发展过程中人力资本的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显著，但物质资本投入显著地促进了自治区经济的增长，政府的作用对自治区经济增长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资本存量、进出口贸易对自治区地区的经济增长作用并不明显。

根据以上结论，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国家应该进一步实施有差异的金融体制改革，重点加大我国自治区政府金融结构的构建建设力度，通过金融发展改变自治区落后的金融状况，从而为经济的增长提供合理的资源配置。同时大力推进自治区金融发展，从“质”和“量”两方面实现金融多方位发展。引入竞争机制，提高金融机构的资源配置效率，探索适合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金融创新模式。

二是要进一步加大金融发展中人力资本的投入，增加高素质金融人才对本地区的流入，还要全面引进高技术人才，相关吸引人才的政策应尽快落实实施，全面提高自治区人力资本存量。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只有充裕的人力资本存量，才能为经济增长提供源动力。我国目前西部自治区人力资本的不足严重制约着经济的增长，人才引进将是今后工作的重点。

三是自治区政府要全面贯彻国家经济政策，继续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在本地区经济增长中继续起主导作用，扩大全社会的投资需求，增加对外贸易程度，合理吸引引进外资，为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奠定基础，同时为金融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平台，最终使得两者相互协调促进，实现经济的全面发展，缩小经济增长、金融发展与东中部地区的差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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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韩廷春.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实证与政策[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2 (9) .

[8]伊希果.计量经济学:原理与操作[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2009 (9) .

多元一体格局与民族区域自治 篇9

(一) “多元”和“一体”的关系。

一些学者认为“多元”与“一体”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多元”是个性, “一体”是共性。林耀华认为, 认识和理解中华民族构成格局的最为有力的工具和钥匙是“多元一体”这一核心概念。“认识到多元一体, 或说多元中的统一, 统一中的多元, 这一对矛盾确实主导着中华民族的现实格局和历史进程。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连绵不断的发展, 终于形成今日这样的统一国家;这样一种汉族和少数民族插花分布、交错杂居而又相对聚居的分布格局;这样的一套建立在互补共生的基础之上, 由多种经济文化类型构成的完整的体系。凡此种种, 甚至包括我国现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都无不与‘多元一体’这个特征密切相关。”也有学者认为各个民族都是多元一体的。“多元”是指民族来源是多元的, 文化、习俗、语言、宗教等方面也呈现多元的特点;“一体”是不管来源如何, 经济、文化、习俗、语言宗教等方面有何差异, 都认同为一个民族。如果是这样, 中华民族的“多元”是指当代中国的56个兄弟民族, 但中华民族还没有形成为一个民族, 不能称为一体。

对于学者的不同意见, 费孝通先生进行了回应, 他指出:“民族也是有发展的, 有量变, 有质变, 中国各民族是客观的存在, 实际生活中产生的整体认同意识也是客观存在, 用‘多元’与‘一体’来概括, 这是名与实的辩证关系, 不能离开这个哲学基础。中华民族已有长期发展的历史, 今后还会既有各民族的繁荣发展, 又有中华民族的共同发展, 同和异还会长期存在, 不是说‘同’就完全一样, 说‘异’就大家分开。各民族的差异和中华民族的共同发展是辩证的统一关系。”

经过20世纪90年代初的大讨论, 学术界在如何理解“多元”与“一体”上取得了一定的共识, 即“‘多元’是指各兄弟民族在起源、形成、发展等方面各具特点而区别于其他民族;‘一体’是指各民族的发展相互关联, 相互补充, 相互依存, 与整体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和共同的民族利益。这种一体性, 集中表现为祖国的完全统一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 表现为共同关心与争取祖国的完全统一与繁荣富强, 大陆上各民族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所以, 中华民族的‘一体’, 是指各兄弟民族的‘多元’中包含不可分割的整体性, 而不是其中某个民族同化其他民族, 更不是汉化, 或者马上实行‘民族融合’”。

(二) “多元一体格局”的新发展。

1997年, 费孝通又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指出:“其一, 中华民族是包括中国境内56个民族的民族实体, 并不是把56个民族加在一起的总称, 因为这些加在一起的56个民族已结合成相互依存的、统一而不能分割的整体, 在这个民族实体里所有归属的成分都已具有高一层次的民族认同意识, 即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感情和道义。这个论点可引申为民族认同意识的多层次论。多元一体格局中, 56个民族是基层, 中华民族是高层。其二, 形成多元一体格局有个从分散的多元结合成一体的过程, 在这过程中必须有一个起凝聚作用的核心。汉族就是多元基层中的一元, 由于其发挥凝聚作用把多元结合成一体, 这一体不再是汉族而成了中华民族, 一个高层次认同的民族。其三, 高层次的认同并不一定取代或排斥低层次的认同, 不同层次可以并存不悖, 甚至在不同层次的认同基础上可以各自发展原有的特点, 形成多语言、多文化的整体。所以高层次的民族可说实质上是个既一体又多元的复合体, 其间存在着相对立的内部矛盾, 是差异的一致, 通过消长变化以适应于多变不息的内外条件, 而获得这共同体的生存和发展。”费老的这个新阐述, 丰富和发展了他1988年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 进一步突出了该理论的特点。 2000年周建新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发表了自己对“多元”和“一体”的看法, 他认为“多元和一体在中华民族形成的过程中, 始终是一个辩证统一的关系。多元是以一体为前提的, 是国家和民族统一条件下的多元;一体是以多元为载体的, 抹杀了多元, 否定了多元的存在, 不尊重和保护多元的利益, 就会危及一体的完整。” 进入21世纪后, 学界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从更加广阔的范围进行讨论, 这会为该理论注入新的思想, 分歧与共识都将促进该理论体系日臻完善。

(三) “多元一体格局”的意义。

在当今学术界, 学者们对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认为该理论“是在确认各民族平等和共同繁荣的原则上对现实民族关系的判断, 对研究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提供了一个清晰的轮廓”, 同时“提出并通过论证而确立了‘多元一体’这个核心概念在中华民族构成格局中的重要地位, 从而为我们认识中华民族和文化的总特点提供了一件有力的认识工具和理解全局的钥匙”。同时, “多元一体格局论”对研究我国民族关系, 对当代中国的民族工作和民族理论政策体系的制定和完善, 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二、“多元一体格局”在民族区域自治中的体现

回顾历史, 中国共产党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就提出了民族区域自治的理论, 并在一些根据地进行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实践。新中国成立后, 1954年全国人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明确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各少数民族聚集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改革开放后, 1984年, 党和国家在总结新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践经验的基础上, 进一步将宪法里的基本制度具体化为《民族区域自治法》, 同时一些相关的民族自治地区也建立了各自的民族自治方面的法律。进入21世纪后, 全国人大常委会进一步修定和完善了这一法律。

民族区域自治是我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 是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也是巩固和发展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保证。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 是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 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设立自治机关, 行使自治权, 实行区域自治。采用民族区域自治的办法解决民族问题, 是根据我国的历史发展、文化特点、民族关系和民族分布等具体情况作出的制度安排, 符合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利益和发展要求。

民族区域自治是国家统一领导下的区域自治, 统一是自治的前提, 这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一体”。同时, 民族区域自治坚持从各民族、各区域的特殊情况出发, 依据特殊情况处理特殊问题, 极大地照顾了民族地区在经济、文化上与其他地区的差异, 从而使他们既能保留民族特色, 又能与全国经济社会发展同步, 这为中华民族的“多元”提供了条件。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已经走过了60多年的光辉历程, 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成功道路, 稳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架构, 充分显示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

民族区域自治首先是基于一体的制度设计。从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现实发展看, 国家层面的政治整合是基于多重统一性和国家的整体性而展开:“多重统一性体现在方方面面, 主要有国家主权的统一性、领土的统一性、法律与制度的统一性;经济生活方式与规则的统一性;核心价值的统一性等。国家整合正是借助这些统一性获得实现的, 反过来, 国家整合就是要保障这些统一性的巩固与发展, 从而使国家保持内在的统一、完整和有效。”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一体性主要通过国家的统一性体现出来, 是统一在一个政治体系中。新中国成立后, 我国创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这是新中国在调整国家一体与民族多元二者关系必然的制度选择。这一制度注重了各民族群体在权利意志和权利秩序上的互动, 尊重各少数民族群体的权利和利益, 从而得到了各少数民族群体对这项制度的极大支持与尊重, 实现了国家一体与民族多元的良性互动。

同时, 民族区域自治也是基于多元的制度设计。民族区域自治的多元性在于它以民族聚居区为基础, 以民族成分、区域界线、行政地位、经济发展为要素, 在民族区域自治的级别和类型上是多元的, 有自治区、自治州和自治县 (旗) 三级。这一制度的民族属性要求在民族地区以法律手段合理保障各民族的特殊合理利益及其法律传统的特色, 这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存在基础和追求目标。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强化了国家政治制度的功能, 使得少数民族的多元性的法律制度体系, 更加规范化, 已经形成了以宪法为依据, 以民族区域自治法为核心, 各基本法调整民族关系的条款和民族自治条例、单行条例相并存的法律法规体系。我国的宪法中, 明确的规定了各民族平等, 平等的享有各项权利保护。同时, 又有相关的法律制度对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进行特殊的保护, 保护了文化的多样性。民族区域自治独特的自治机关设计以及所拥有的自主权, 都充分体现了“多元”的理念, 在国家一体中保有特色的多元部分。

三、结语

在2005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 胡锦涛同志指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 我国各族人民密切交往、相互依存、休戚与共, 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 共同推动了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这是对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总结。

随着“多元一体格局”的不断发展与完善, 我国的政治格局也会随之相应变化, 同时也会为如何解决民族问题, 促进多民族共同发展提供新的理论基础, 开辟新的视角, 为增强民族凝聚力, 维护国家统一作出巨大贡献, 最终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 加速社会繁荣进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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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连开.怎样理解中华民族及其多元一体[A].载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研究新探索[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3].陈连开.民族研究新发展的良好开端——1990年民族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纪闻与体会[J].西北民族研究, 1990

[4].费孝通.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历和思考[J].北京大学学报, 1997:10

[5].周建新.关于“中华民族”称谓的思考[J].贵州民族研究, 2000

[6].戴毅.中国民族边疆史研究中外历史问题八人谈[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8

[7].付春.民族权利与国家整合[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7

浅论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篇10

关键词：民族区域自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政策,法律

一、民族区域自治的含义及其特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民族区域自治是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 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 设立自治机关, 行使自治权。”民族区域自治包括以下内容:第一, 民族区域自治是国家统一领导下的区域自治。一切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地方, 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第二, 是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 有一定数量的少数民族共同居住于同一区域, 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必要条件。第三, 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地方, 通过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 管理本地区、本民族内部事务。

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有自己的创造, 有自己的特点。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特点, 周恩来同志曾指出:“这种民族区域自治, 是民族自治与区域自治的正确结合, 是经济因素与政治因素的正确结合, 不仅使聚居的民族能够享受到自治权利, 而且使杂居的民族也能够享受到自治权利。从人口多的民族到人口少的民族, 从大聚居的民族到小聚居的民族, 几乎都成立了相当的自治单位, 充分享受了民族自治权利。这样的制度是史无前例的创举。”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特点共有三个方面:第一, 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的有机结合。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包含“民族”和“区域”两个基本的要素, 既不是单纯的民族自治, 也不是单纯的地方自治, 而是二者的统一体。把民族自治与区域自治正确地结合起来, 既有利于保证各少数民族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利。第二, 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的有机结合。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既能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 又有利于国家的统一;既有利于发展民族关系, 又有利于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的各民族的发展进步。第三, 历史因素与现实因素的有机结合。民族自治地方的建立和发展, 既考虑民族自治与地位的历史状况, 又考虑其现实的状况及其发展的需要。

二、民族区域自治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根本制度

民族区域自治是新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斯大林指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了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的共同体。”当今中国除汉族之外现有55个少数民族, 各民族总称为“中华民族”。各民族的人口发展很不平衡, 55个少数民族的总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8%。正是由于汉族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绝大数, 所以, 中国在习惯上把汉族以外的55个兄弟民族统称为“少数民族”。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 各国解决民族问题的政治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联邦制, 即以某一个或几个民族为主体建立成员国或分子国, 然后再把这些成员国或分子国联合成一个统一国家。另一种是民族区域自治, 即在一个统一的国家内, 以民族聚居区为基础划定行政区, 使居住在该行政区内的一个或几个民族享受自治权。

民族区域自治是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民族区域自治是在国家统一领导下, 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 设立自治机关, 行使自治权。”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具有如下四个显著的特点: (1) 民族区域自治是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 以少数民族聚居区为基础建立自治地方。 (2) 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权是在国家统一领导下的自主权。既不是民族主权, 更不是国家主权, 也不同于联邦制国家结构下的地方自治权。 (3)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是通过自治机关来行使的。“民族自治地方设立自治机关, 自治机关是国家的一级地方政权机关。” (4) 民族区域自治是民族自治与区域自治的有机结合, 是经济因素与政治因素的正确结合, 不仅使聚居的民族能够享受到自治权, 而且使杂居的民族也能够享受到自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是实施宪法规定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基本法律, 是中国民族法制体系的主干和核心部分。在民族区域自治法制建设不断丰富和完善的条件下, 民族区域自治法学不仅是正在发展中的民族法学部门的基本学科, 而且是法学的一个独立的、新分支学科。民族区域自治法使调整民族区域自治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体, 是关于研究民族区域自治法和与之相关的法律现象, 探索民族区域自治的内在规律和法律特征的科学。

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三大基本政治制度之一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具有强大的政治功能。中国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 体现在国家政权上就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优越性, 千条万条归根结底为一条, 就是要体现为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生产力得到更快的发展, 各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不断的提高。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全国的推行和实施, 既保障了少数民族实行区域自治的权利, 又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许多民族地区存在的不同程度的割据状态, 实现了国家政治上的高度统一。各少数民族人民成了国家和社会的主人, 真正掌握了自己的命运, 实现了各民族在振兴中华民族的总目标下根本利益的一致, 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民族大团结的局面。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之所以不实行民族共和国联邦制, 而采用在国家统一领导下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这完全是从中国的国情实际出发, 由中国的民族特点决定的。邓小平说过:“解决民族问题, 中国采取的不是民主共和国和国联邦的制度, 而是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我们认为这个制度比较好, 适合中国的情况。”“这是我们社会制度的优势, 不能放弃。”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由民族聚居要素、区域经济要素、自治机关要素、自治权力要素和国家帮助要素共同筑而成的。

四、小结

民族区域自治是我们党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 符合我国国情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 必须长期坚持和不断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法律保障, 必须全面贯彻执行。中国60多年来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践, 验证了中国选择以民族区域自治形式作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道路的正确性, 证明了民族区域自治这项基本政治制度的优越性。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民族理论与中国民族问题的实际相结合, 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 也是我国三大基本政治制度之一, 是党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民族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的重大贡献。此外, 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所带来的深层次的社会影响, 也需要在以后的研究中做进一步的研究与探讨工作。

参考文献

[1]吴宗金, 张晓辉.中国民族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4.

[2]宋才发.民族区域自治法通论[M].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3.

[3]杨候第.民族区域自治法教程[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5.

[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6.

民族自治区 篇11

关键词：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形成；发展

民族问题是社会发展总问题的一部分，处理的好坏直接影响执政党的执政地位。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实践过程中，根据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区的民族发展情况，对解决民族问题先后进行不同的探索，最终形成一套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民族政策，并把它确立为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探索阶段是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到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召开。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和民族问题的阐述，是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基石。

1878年，马克思在分析波兰国家独立问题时，明确了民族自决这一原则。他指出“必须在运用民族自决权原则的基础上，并通过在民主和社会主义基演出上恢复波兰的办法，来消除俄国佬在欧洲的影响。”[1]

列宁也多次指出，“所谓民族自决权就是民族脱离异族集体的国家分离，就是组织独立的民族国家”。[2]因此，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理论指导思想的影响，1922年，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首次提出了民族自决作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纲领。

1931年，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通过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定的第一部宪法性文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其对民族自决权作了明确规定：“中华苏维埃政权承认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享有民族自决权，对于这项权利我们应该支持和承认，同时对于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要有一个清晰的认识。”[3]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日渐成熟和对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正确把握，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同时，探索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最适合中国国情的民族政策。

（一）形成阶段

经过十多年的实践与探索，中国共产党结合国情形成了符合自身发展规律的民族政策。1938年10月，《论新阶段》政治报告中对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进行较为系统地的阐述，标志着民族区域自治思想的正式形成。

抗日战争时期，为团结一切力量共同抗日，共产党选择坚持民族区域自治的思想。1940年，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先后公布了《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关于抗战中蒙古问题的提纲》，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民族区域自治的思想。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己经把民族区域自治作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1945年10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内蒙工作方针给晋察冀中央局的指示》中指出：“对内蒙的基本方针，在目前是实行区域自治。”[4]不仅明确了解决内蒙古民族问题的策略是实行区域自治，并进一步提出详细的具体措施。

1947年4月29日，内蒙古自治区正式成立，它是中国共产党运用民族区域自治思想的重要实践，标志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正式确立。[5]

（二）发展阶段

自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以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发展和完善。

1949年，随着临时性宪法文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颁布实施，将民族区域自治正式确定为我国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1954年，新中国颁布了第一部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一律平等。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各民族团结的行为。……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6]由此，民族区域自治成为宪法的重要内容，在国家最高层次的法律上得到了保障，在行政区划上有了更为细致的划分，明确了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区划名称。

1958年底，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新建了三个省级民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族自治区的成立是中国共产党总结多年的历史实践经验教训，取得最新成功实践成果最强有力的证明。

1982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恢复了《共同纲领》中被长期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各项政策和制度。同时，对1978年宪法中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规定做出了修改，切实维护了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的各项自治权利。

到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正式颁布，是第一次以专门法的形式就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出了具体全面的规定，对民族区域自治的性质做了更加具体的规定，标志着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法制化水平上升到一个新阶段，民族区域自治经过30多年法制建设实现了从民族政策到国家政治制度的转变。1997年党的十五大政治报告中在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提升为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2001年2月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决定》，对《自治法》做出了重要的修改。

2005年，国务院又出台了《国务院实施冲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主要就上级人民政府对民族自治地方应该承担的责任做出了更为详尽的规定，其范围涵盖基础建设、财政、税收、金融、外贸、经济发展、教育、文化、公共卫生、计划生育和干部培养等各个方面。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人民出版社，1963.164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全集[M].人民出版社，1984.719

[3]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775

[4]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965

[5]李寿初.中国政府制度[M].中央党校出版社，2005.229

民族自治区 篇12

一、崇“和”尚“中”的观念在政治制度中的合理运用

中国这个古老的文明国度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 数千年来儒家文化一直在中华文化历史长河中占据着主导地位, 其所倡导的崇“和”尚“中”处事哲学对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有着深远的影响。崇“和”尚“中”的本质, 就是认为事物的存在应是在事物不同 (事物多样性) 的基础上实现并存共处;事物的发展应该是在不同事物并存共处的基础上, 互利共赢[1]。经验告诉了人们某种价值观念形成以后, 不仅不会在短期内消失, 反而会使人们在今后的生活中继续保持下去, 并形成一种社会风范。这对人们的思考和判断或多或少存在着直接或者潜在的影响。崇“和”尚“中”的思想观念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文精神的精髓与首要价值。不论人们是否意识到它的存在, 它仍然会影响着人们对待事物的态度。中国各民族之间经数千年的交往与融合, 早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之间崇“和”尚“中”的观念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选择, 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础, 从文化意蕴上讲就是崇“和”尚“中”。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是一个民族的价值观的体现, 走什么样的道路将决定这个民族今后是否能够繁荣发展, 因此国家运用崇“和”尚“中”的思想来解决多民族问题。“和”的前提和基础就是“和而不同”。中国这个多民族的国家,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风俗习惯及人文地理环境。不同基础上的“和”, 就是互补, 就是合作, 就是竞争, 这样才可能达到互利共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崇“和”尚“中”是中华民族对事物存在的理想状态和发展过程的理想模式的体验及其理解, 也是中华民族对待事物存在状态和发展模式的理想追求。民族区域自治充分体现了崇“和”尚“中”这一思想, 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所制定出来的解决民族问题的策略, 同时也是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在处理政治问题上伟大智慧的体现。

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合理运用

19世纪中期, 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中发现, 要实现国际社会的民主变革、和工人运动的国际团结, 各民族必须有自决权。在《〈共产党宣言〉序言》中, 恩格斯曾写道, “欧洲各民族的诚恳的国际合作, 只有当其中每个民族都在自己内部完全自主的时候才能实现”[2]。在对民族自决问题进行宏观总体性把握的同时, 马克思恩格斯还针对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中的民族自决问题进行了具体分析, 如意大利、匈牙利这样的国家,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 民族自决问题就是摆脱殖民统治, 组建自己的民族国家的问题。但是就罗马尼亚人、南斯拉夫人等, 这种属于民族国家内部的民族自决问题, 在这里民族自决权也就是自治权, 恩格斯认为, 他们“将能自己调整彼此之间的关系, 并且不受任何外来干涉而确定自己的新疆界”[2]。就欧洲那些饱受压迫、奴役较深的爱尔兰与波兰民族来讲, 马克思恩格斯则认为, 爱尔兰解放的“先决条件是把现存的强制的合并, 即对爱尔兰的奴役, 变为平等自由的联合———如果这是可能的话, 或者完全分离———如果这是必要的话”[3]。在波兰问题上, 马克思曾指出:“必须在运用民族自决的原则的基础上, 并通过民主和社会主义基础上恢复波兰的办法, 来消除俄国佬在欧洲的影响。”[4]就是说, 民族自治权对被压迫民族而言, 就是同压迫民族彻底决裂, 从而解放自己。

综上所述,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自决理论中民族自决权包含民族分离权与民族自治权两项内容。对被压迫的民族和受外来民族奴役的民族来讲, 民族自决权就是民族分离权, 有权从外来压迫民族中获得自由, 组建自己的国家;而对属于多民族国家内部的各个民族来讲, 民族自决权应当是民族自治权, 即各民族在属于自己本民族的自治区域范围内可以自行决定属于民族内部的事务, 而不是说每个民族都有权建立国家。中国共产党在结合中国国情之后经过研究最终选择了民族区域自治, 并最终为解决民族问题选择了一条正确道路。马克思恩格斯还谈到了关于民族国家选择单一制与联邦制的问题。恩格斯在谈到联邦制共和国问题时曾讲道:“在我看来, 无产阶级只能采取统一而不可分离的共和国的形式”, “真正的民主集中制共和国赋予地方的自由比联邦制共和国更多”[5]。可见, 马克思恩格斯不但反对国家内部的民族分离, 而且认为民族集中制与地方自治并不矛盾, 单一制国家内部完全可以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历史因素和现实因素的结合

多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长期存在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历史根源。早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 因社会剧烈变动而出现的“百家争鸣”, 从不同的角度为中国的统一奠定了思想基础。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 结束了长期的诸侯割据局面, 建立起多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从此, 在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社会的漫长历史中, 虽曾几度出现过短期分裂, 但每次分裂对峙都为更高层次的统一准备了条件。两千多年来, 从中国历史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结构形式来看, 一直都采取中央集权的单一制, 从来没有出现过联邦制的国家结构形式。虽然在近代史上曾经有过地方自治, 但其前提是在承认中央的权威及有效管理的情况之下, 因此仍属单一制性质。历史上的中国这种在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里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形式成为一种历史的传统。

现今以科技竞争为主导的国力竞争日益加剧, 经济全球化明显, 国家与国家之间, 国家与地区之间, 各民族之间, 都面临着强大的市场压力和竞争压力。中国这个泱泱大国, 地广人众、民族众多、内部差异明显的国家, 政治治理不可能只依靠单一层级的政府来完成, 中央与自治地方的权力划分面临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进行权力配置。随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立, 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关系也就成为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特定内涵, 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的首要任务是如何正确分配好中央与地方的职责。中国权力机关依据立法程序制定的法律来规范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的关系, 全面落实民族自治地方的各项自治权力, 维护民族区域自治权力。做到在调整和处理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关系时有法可依, 同时更好的保证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关系的稳定性。

四、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的结合

就新疆而言, 正如清朝统治者说的, “新疆东捍长城, 北蔽蒙古, 南连卫藏, 西倚葱岭, 居神州大陆之脊, 势若高屋之建瓴, 得之则足以屏卫中国, 巩我藩篱, 不得则晋陇蒙古之地均失其险, 一举足而中原为之动摇。”[6]由此可见, 历史上统治者十分重视中国的边疆地区, 正是由于边疆地区多为少数民族聚居之地, 民族地区的稳定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稳定与繁荣, 因此科学、合理的解决民族问题至关重要。苏东剧变让我们从事实中看到了解决民族问题的手段与方法的实施直接关系到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在这种情况下, 国家运用统一的模式去管理和治理民族地区很可能会有一些因差异性而导致的不适应。历史的经验教训也在告诫着人们, 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在于民族区域自治, 应该让各民族人民运用自己的方式方法, 运用自己的风俗习惯、地理环境等条件进行自我管理和整治。但是民族区域自治权的限度, 是必须保证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之下的。因此我党选择了运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使各自治地方因地制宜进行治理。

民族区域自治, 核心问题是民族自治权问题。完善和发展民族区域自治, 从根本上说, 就是要充分扩大和切实保障自治机关自主管理本地方经济、政治、文化等事业的权力。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必须是在服从党的领导的前提下, 有权制定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 管理地方财政;安排和管理地方性经济建设;管理本地方各项事业;配备相应民族干部和培养民族人才;以及使用和发展民族语言文字等。民族区域自治是国家机关同民族区域自治机关二者有机的结合, 这样做有利于中央对地方的管理, 有利于更好的维护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关系, 使这种纵向管理体制得到很好的发挥和发展。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把国家对治理少数民族地区的方针政策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具体特点相结合, 做到因民族制宜, 从而把国家富强和民族繁荣结合起来, 把各民族热爱祖国的感情和热爱本民族的感情结合起来。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使各民族自治地方根据本民族的特点和地区特点进行合理的发展并最终推动着中国经济发展, 维护政治的繁荣稳定。

摘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儒家文化中所倡导崇“和”尚“中”的观念在政治制度中的合理运用, 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是历史因素和现实因素的结合, 同时也是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的结合。该制度的施行使民族地区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 可以按照本民族风俗习惯、生活特征等进行自治。使其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明显的今天顺应国际、国内形势。对民族繁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并最终推动着中国的经济发展, 维护政治的繁荣稳定。

关键词：民族区域自治,崇“和”尚“中”,马克思主义

参考文献

[1]王让新“.崇和尚中”——邓小平内政外交思想中的中国智慧[J].毛泽东思想研究, 2005, (5) :110-112.

[2]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马克思恩格斯论民族问题[M].北京:民族出版社, 1987:122-830.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7:475.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164.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276-2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