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自治（共8篇）
地方自治 篇1
第五节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第九十五条 省、直辖市、县、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设立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组织由法律规定。
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设立自治机关。自治机关的组织和工作根据宪法第三章第五节、第六节规定的基本原则由法律规定。
第九十六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设立常务委员会。
第九十七条 省、直辖市、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下一级的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代表产生办法由法律规定。
第九十八条 省、直辖市、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三年。
第九十九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的遵守和执行；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通过和发布决议，审查和决定地方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公共事业建设的计划。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审查和批准本行政区域内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以及它们的执行情况的报告；有权改变或者撤销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不适当的决定。
民族乡的人民代表大会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采取适合民族特点的具体措施。
第一百条 省、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和它们的常务委员会，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第一百零一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分别选举并且有权罢免本级人民政府的省长和副省长、市长和副市长、县长和副县长、区长和副区长、乡长和副乡长、镇长和副镇长。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并且有权罢免本级人民法院院长和本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选出或者罢免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须报上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该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第一百零二条 省、直辖市、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原选举单位的监督；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选民的监督。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单位和选民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罢免由他们选出的代表。
第一百零三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由主任、副主任若干人和委员若干人组成，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并有权罢免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不得担任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职务。
第一百零四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各方面工作的重大事项；监督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撤销本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撤销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不适当的决议；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决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任免；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罢免和补选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个别代表。
第一百零五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是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实行省长、市长、县长、区长、乡长、镇长负责制。第一百零六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每届任期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第一百零七条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城乡建设事业和财政、民政、公安、民族事务、司法行政、监察、计划生育等行政工作，发布决定和命令，任免、培训、考核和奖惩行政工作人员。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执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和上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决定和命令，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行政工作。
省、直辖市的人民政府决定乡、民族乡、镇的建置和区域划分。
第一百零八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领导所属各工作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的工作，有权改变或者撤销所属各工作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
第一百零九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设立审计机关。地方各级审计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对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审计机关负责。
第一百一十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上一级国家行政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全国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都是国务院统一领导下的国家行政机关，都服从国务院。
第一百一十一条 城市和农村按居民居住地区设立的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居民选举。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同基层政权的相互关系由法律规定。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设人民调解、治安保卫、公共卫生等委员会，办理本居住地区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并且向人民政府反映群众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
第六节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
第一百一十二条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是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
第一百一十三条 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中，除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代表外，其他居住在本行政区域内的民族也应当有适当名额的代表。
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应当有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主任或者副主任。
第一百一十四条 自治区主席、自治州州长、自治县县长由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第一百一十五条 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行使宪法第三章第五节规定的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同时依照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其他法律规定的权限行使自治权，根据本地方实际情况贯彻执行国家的法律、政策。
第一百一十六条 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自治区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省或者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第一百一十七条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有管理地方财政的自治权。凡是依照国家财政体制属于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收入，都应当由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自主地安排使用。第一百一十八条 民族
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自主地安排和管理地方性的经济建设事业。
国家在民族自治地方开发资源、建设企业的时候，应当照顾民族自治地方的利益。第一百一十九条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自主地管理本地方的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保护和整理民族的文化遗产，发展和繁荣民族文化。第一百二十条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依照国家的军事制度和当地的实际需要，经国务院批准，可以组织本地方维护社会治安的公安部队。
第一百二十一条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执行职务的时候，依照本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条例的规定，使用当地通用的一种或者几种语言文字。
第一百二十二条 国家从财政、物资、技术等方面帮助各少数民族加速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事业。
国家帮助民族自治地方从当地民族中大量培养各级干部、各种专业人才和技术工人。
地方自治 篇2
( 一) 民族立法的滞后阻碍了自治权的实现
在法治国家中, 立法权是权力分工体系中的重要一支, 对民族自治地方而言, 立法权意味着较普通行政区划更大的自主权。然而现实中, 这种较高的立法权并未如预期般地实现:
1. 我国《宪法》、《立法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等法律对中央和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权限划分规定得过于笼统、具体指向不明确, 使得一些民族自治地方的上级国家机关有意无意间干涉地方立法权的行使, 造成实际上很多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权被抽空的局面。
2. 根据我国现行的立法规则, 民族自治地方若要制定“自治条例”或“单行条例”, 其立法程序要经过“制定”和“批准”两道程序, 而在一般行政区划内, 很多地方性法规的立法程序却没有如此严格的限制。按照当初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设置初衷, 民族自治地方应当拥有“大于一般地方的自主权”, 而上述规则显然与此精神相违背, 导致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权被严重束缚。
( 二) 上级国家机关履职不当削弱自治权的实现能力
上级国家机关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帮扶优惠政策, 保障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 是少数民族基本权利得以实现的保障。但是在实践中, 上级国家机关在履行法定职责时却存在许多不当之处, 具体表现在:
1. 在民族自治地方行政区划调整过程中, 没有将自治权纳入决策考虑中。如在城市化进程中, 不少地方政府将民族自治地方撤自治县为市 ( 区) , 但这些地方变为城市后, 不再是民族自治地方, 便不能享受民族优惠政策, 致使少数民族公民管理本民族事务的权利无法实现。如1997 年海南省将东方黎族自治县改为东方市; 2007 年新疆省将昌吉回族自治州的米泉县划入乌鲁木齐米东新区。
2.上级国家机关怠于履行职责, 未能积极落实民族优惠政策。例如, 《国务院设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第7条规定:“国家安排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需要民族自治地方承担配套资金的, 适当降低配套资金的比例。民族自治地方的国家扶贫重点县和财政困难县确实无力负担的, 免除配套资金。”但是这些规定在实践中, 并未被有效落实, 很多地方在安排项目投资时, 仍然要求民族自治地方财政资金配套, 加重了这些地区的财政负担。
( 三) 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权配置欠科学
1. 立法自治权的配置方面: ( 1) 自治机关在行使立法自治权时, 往往涉及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权力的利益博弈, 而在实践中, 中央往往难以考虑民族自治地方的特殊情况而主动放权。例如, 按照立法惯例, 自治区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在进入法定程序前, 须征询国务院职能部门意见。以广西为例, 当时全国人大将自治条例 ( 第18 稿) 送各部委征求意见, 但大部分部委持否定意见, 仅有几个部委同意或基本同意, 而他们的理由居然是: “与我部有关政策相冲突”; “广西要价太高”。结果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仅有法律形式上的批准权, 而实质的审核权则在国务院及其职能部门。 ( 2) 立法自治权缺乏具体程序性规定。当前, 我国法律没有对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的批准程序、标准和期限作出明确规定, 致使批准机关和自治机关对于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能否批准不好把握, 这就容易使得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在实际立法过程中难产。更为讽刺的是, 根据现行法律规定, 地方性法规只需报上级权力机关备案即可, 导致很多民族自治地方宁愿牺牲法律层级, 以地方性法规取代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换取更高通过率, 严重弱化了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自治权。
2. 行政管理权的配置方面: ( 1) 民族自治地方行政机构与一般行政机构设置相同, 自治机关不能根据少数民族工作实际和地方特色, 因地制宜, 过于强调上下对口, 造成机构设置复杂, 职能交叉重叠。 ( 2) 在中央政府和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的关系上, “上级国家机关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 对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权不够尊重, 统得过死”, 存在过度干预和管制的问题, 使自治机关行政自治权被不当限制, 严重挫伤行使自治权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二、法治视野下的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权实现进路构想
( 一) 民族立法: 在国家“放”与地方“立”之间展开
1. 国家应充分信任民族自治地方, 放宽立法权。首先, 要塑造权利保护观念, 正确看待自治权。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权是宪法和法律确认的少数民族公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但实践中, 国家不少部门对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部门特权观念浓厚且权利意识淡薄, 时常出于部门利益考虑而阻碍自治地方行使自治权。因此, 必须转变观念, 充分认识到民族自治地方对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重要性, 充分信任民族自治地方, 对其自治权以必要的尊重。其次, 实行“简政放权”, 完善和健全立法程序。在中央和地方权力安排上, 应当摒弃目前《民族区域自治法》所采取的列举式权力授予模式, 以概括式的方式赋予民族自治地方“高度”立法自治权, 而中央立法事项只在必要的领域内予以保留。同时, 降低自治区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立法难度, 变“审批制”为“备案制”, 激活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热情, 带动各级少数民族立法向前推进。最后, 应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修改、废止和定期评价、清理制度, 对于那些确无设置必要或有违自治制度之宪法精神的法律规范, 要及时清理或纠正; 对于过于抽象笼统, 实践中难以操作的规定, 要深入细致地研究民族地区发展中基本权利保护存在的问题, 尽快制定能够切实解决这些问题的配套法规、实施细则, 并采取多种措施将法律落实到实处。
2. 民族自治地方立法要敢于立法, 善于立法。 ( 1) 要敢于立法, 充分利用手中的立法权。《宪法》第105 条至110条的规定构成了民族自治地方权力来源的宪法基础;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四章也明确规定了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权力; 《民族区域自治法》作为自治地方自治权的主要来源, 更是对立法权作出明确规定。民族自治地方应当吃透法律精神和上层政策, 在权限范围内大胆立法, 以法律方式推进各项改革, 并且将改革成果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 ( 2) 要善于立法, 注重立法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当前, 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呈现出的“同质性”特征, 不但与普通行政区划相比毫无地方特色, 并且在民族自治地方内部, 无论从立法形式还是内容看, 均未显示出地方个性, 似乎是“为了立法而立法”。为此, 必须从本民族实际出发, 学习先进的立法理念和技术, 在坚持法制统一原则前提下, 进行“特色立法”。例如, 可根据本区域最需要促进和保护的事项, 从促进就业、教育投入、经济发展、环境保护、传统文化保护和交流等领域立法, 让地方立法突出针对性。同时, 要摈弃过去那种“大而全”的立法模式, 以务实的态度在立法中明确法律落实的程序, 以及违法责任的追究机制, 让法律更具可操作性。
( 二) 建立符合法治要求的上级国家机关履职责任机制
1. 提高上级国家机关依法履职的意识和能力。《民族区域自治法》虽然规定了上级国家机关的法定职责, 但法律的规定毕竟需要人去执行, 若是缺少了符合法治要求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努力践行, 再好的法律和政策也不过是一纸空文。首先, 上级国家机关领导干部要多学习民族政策和民族法律法规。只有通过对执行的法律或政策不断深入学习, 才能知晓法律或政策的价值、功能、意图, 明确法律的作用界限, 为法律或政策的执行奠定良好的基础。其次, 提升上级国家机关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的知识水平与执法能力。由于民族工作涉及的法律和政策范围很广, 上级国家机关领导干部及工作人员仅具备某一方面的知识存量显然难以满足准确认知法律和政策的需要, 因此必须立足于新的形势, 新的国情, 认清当前国内民族关系的变化与特点, 不断汲取现代社会治理理念, 学习科学管理知识, 结合民族自治地方的实际情况, 不断加强执法能力, 切实履行好上级国家机关的法定职责。
2. 上级国家机关应着力落实法律和政策, 确保民族自治地方自治区实现。首先, 上级国家机关必须尊重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在城市化进程中, 创新管理手段固然重要, 但必须符合法律规定, 在法律真空或规定不明的情况下, 应当在宪法和法治的指导下领会立法意图, 以符合立法精神的方式推进城市化建设, 切实保护民族自治地方的独特性与自治权。例如, 在涉及民族自治地方的撤销合并时, 应以更民主的方式, 作为人大的议题展开讨论, 允许民族自治地方参与其中表达自身诉求, 在充分考虑各方意见后再决策, 不应以政府单方面行为决定。其次, 切实保障各项民族优惠政策的实际、有效落实。例如, 针对前述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配套资金难以落实的问题, 可以考虑采取如下措施:一是积极争取政策空间, 增加民族省区债券发行量, 大力筹集配套资金, 或者允许自治州、自治县利用地方融资平台, 按“新债保证项目, 旧债努力偿还”的原则, 积极弥补资金缺口; 二是对部分财政特别困难的民族自治地方施以特别照顾, 对铁路、桥梁等基础设施项目由中央全额负担建设资金, 而其他一般项目则考虑免除困难民族自治地方配套, 改为中央和省级政府财政负担。
( 三) 构建法治化的自治机关权力配置机制
1. 坚持法治原则, 以法律明确自治权的配置。由于长期受到人治传统和计划经济时代行政指令的影响, 当前自治机关权力配置体例有许多地方有悖于民族区域自治所追求的价值目标, 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权被常态化的忽视或干涉, 因此有必要将这种现状扭转为由良好法律调整的状态, 即法治化。“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关系的法制化, 意味着中央对地方的指导、监督和控制不是随意性的, 必须通过法定的程序, 有充足的法律依据。”[1]自治机关权力配置首先要理顺中央和民族自治地方的关系, 一方面要保证重要政府所代表的国家主权的统一性和完整性, 另一方面要保证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的相对自主性, 尊重它们的法定自治权, 在两者之间明确权责划分, 并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同时, 这种法律制度应当是良性的、稳定的、高度透明的, 让中央和民族自治地方都能够在可预期的环境下按规则办事, 从而保障民族自治地方能够获得长期、稳定、健康的发展。
2.进一步明确划分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的权责。由于我国关于中央和民族自治地方事权划分缺乏宪法的明确规定, 中央对民族自治地方的实际管理缺乏宪法约束和规范, 界定自治程度和范围的法律规范也不够明确, 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自治属性, 使民族自治地方事实上享有的地方事务管理权与一般行政区划并无太大不同。为此, 一方面, 应当适时修改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 明确民族自治地方对地方事务的管辖范围和相应的职权, 依法对自治权进行细化, 把原则性的权力具体化为具有可操作性的明确权能。另一方面, 建立专门的权责运行协调机制, 以市场规律为原则、以国家利益为前提进行事权划分。需要说明的是, 合理划分事权和财权, 并不是要求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权完全对等, 而是要使他们的财力对其职能和责任的履行有合理的保障能力。例如, 面向未来的财税体制改革, 应当充分考虑民族自治地方的独特性, 实施有别于普通行政区划的税制安排, 并且这种制度设计还要能够以看得见的方式稳固推行。
3. 科学设置民族自治机关政府机构, 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民族自治机关的自身建设是其自治权得以实现的基础条件, “必须在政治体制改革中不断完善民族自治机关建设, 把民族自治机关建设成统一、高效、廉洁的地方国家机关。”[2]我国民族自治地方行政体制与政府机构改革的总体目标是: 逐步建立起具有民族地方特色, 符合现代化管理要求、功能齐全、职能明确、结构合理、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系, 实现民族自治地方政府机构组织、职能、编制、工作程序的法定化。[3]为此, 我们要依据《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 科学划分政府的特殊权限, 按照其职能调整结构, 形成配置科学、合理、精干、高效的政府职能机构, 并且要建立健全岗位责任制, 并进行严格考核。同时, 民族自治地方政府要积极推进政府职能转变, 作为本级行政区域公共服务的主要供给者, 必须紧密结合民族自治地方独特性, 在市场监管、社会管控以及公共服务等领域, 服务好少数民族公民的特殊需求, 听取他们的心声和建议, 让民族自治地方的各种基本权利在政府转型升级的机遇下得到更深入的保护。
参考文献
[1]戴小明.中央与地方关系:民族自治地方财政自治研究[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1999.20.
[2]吴仕民.新时期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法制建设[M].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2:118.
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的互动 篇3
专业史学研究与公共阅读的关系，在当下中国似乎一直是个没有处理好的问题。绝大部分学者埋首书斋，几乎不与公众、媒体沟通，其著作阅读范围仅限圈子里的千余人。而能够打通学术走向公共层面的学者，掐指算来只有李零、许宏、罗新、葛兆光、许纪霖等为数不多的二十余位。这直接导致一个令人叹惋的现象，“专业研究与大众认知存在二十年的落差”，比如学者顾诚先生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根据墓志、方志等考订，沈万三根本就没有活到洪武年间，“明朝富商沈万三”的种种传奇故事，却至今依然流传于出版物、电视及网络。
公众对靠谱而通俗，且能打通雅俗的史学读物是有很大需求的，《咆哮彭城》的作者卢建荣就是那一类“珍稀动物”。在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拿到博士学位他返回台湾，以提倡新史学、历史叙事著称。虽然研究的是中古史，却效法史景迁，用叙事史学的笔法先后写作了“唐史五部曲”，这本《咆哮彭城》就是其四，以小说笔法、通过三个不同时代人的视角，叙述了晚唐150年来彭城一地与帝国的互动。最终，在帝国权威日渐衰微的末世，地方利益没有得到尊重，引发一场颠覆性的民变。
宋祁在《新唐书·南诏传》中总结唐朝灭亡的教训，有一句评价：“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此处“桂林”二字，即指八百名远戍桂林的徐州远征军强行返乡所引发的“庞勋之乱”。故事发生在868年，唐廷动用了十几万军队、耗时一年才平定这场叛乱，其余党的身影却在此后的王仙芝和黄巢等人的叛乱中时时闪现，直至40年后帝国崩溃。崩溃只是呈现出来的结果，此前必然有其漫长的发展过程。卢建荣《咆哮彭城》一书，就是以“庞勋之乱”为切入点，从徐州一地寻求地方自治与帝国中央集权所产生的种种矛盾这一微观视角入手，来呈现帝国溃败的过程。
事实上，在此前百年的安史之乱（755—763）后，唐帝国对地方的控制力已经减弱。尤其是河北三镇几乎成为“国中之国”，不仅不向中央缴纳赋税，连节度使的任免权也由中央委任改为地方自行推举。中央虽有过几次收复失地的努力，均宣告失败。此时的唐帝国 “如同断了两腿的老人，只能坐在轮椅上管理丧失河北地区的残破国家”——寻求地方自治的现象，也只可能出现在中央集权衰落的时代，如唐末、民初。
自781年至868年，徐州处于中央委派官员与地方推举节帅轮番执政的状态，生存在帝国中央和河北三镇的夹缝之中。其间，徐州甚至有长达50年的时间未向中央缴纳贡赋，王智兴治下还自行征收高额的商业税——要知道徐州地处大运河必经的要冲，所得税款惊人。中央与河北三镇关系恶化时，徐州的自治空间就会变大，徐军军官团仿效河北三镇驱逐长官自行选帅，得到朝廷时候追认的可能性也更大。一旦中央与河北三镇和平共处，对徐州的管控就会迅速加强，面对类似事件朝廷会选择镇压。但是，一次次成功的先例，会成为后来者足资仿效的“传统”。以致868年庞勋起事，还向士卒宣称“遵王侍中（王智兴）传统”，徐地人也普遍认为朝廷追认的手续十天半月就能送达，没有考虑到此时唐廷相对稳定的局面，完全可以腾出手来收拾此乱局。这场叛乱有上述“传统”所造成的误判，也因征税后徐地民众税负加重而军官团待遇降低，超期服役而军中诉求上达不畅等种种合力所致。
抛弃传统的以政治史为主要面向的研究方法，以微观个案与边缘视角切入，力图在体察叙事对象当时当地情境的前提下，重新构建出一套解释历史的模式，这是很典型的“新文化史”的研究理路，这也是这本书成功的地方。作者使用了191种（篇）中、日、英语文献，对出土唐代墓志的运用尤见功底。这让我想起前几天在人民大学所听的主题为《历史史实、历史解构与历史反思》的讲座，主讲人是历史人类学家王明珂，他提到一种“木棍燃烧理论”：研究历史，事实固然重要，我们更要去观察木棍燃烧的细微的过程。
自治区地方税务局处长岗位职责 篇4
1、在主管局领导的领导下主持开展计划财务处全面工作；
2、负责贯彻执行国家计财工作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办法，制定全系统计财工作管理制度、实施办法等；
3、负责编制全系统计财工作中长期规划、工作目标；
4、负责组织实施全区计财系统人员培训工作；
5、负责按照岗位规范要求，对本部门工作人员进行合理分工，明确职责；
6、负责组织制定本部门工作目标、工作计划；
7、负责本部门政治思想教育和党风廉政建设工作；
8、负责与本级财政、国库、审计等政府相关部门协调工作；
9、负责完成局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B岗
地方自治 篇5
1、负责贯彻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制度和办法，并结合全区实际，建立和完善全区地税系统各项计财工作制度、办法；
2、负责全系统税收收入中长期规划，以及、季度和月份税收计划的编制、下达和执行分析工作；
3、负责全系统税收收入常规分析和预测、以及税收宏观分析工作，建立健全税收分析档案，定期组织开展税收分析专题会议；
4、负责全系统税收资金运动和税收入库情况的核算、反映、监督、指导和管理工作，同时做好各项税收数据质量的审核上报工作；
5、负责全系统税收票证的使用和管理工作；
6、负责全系统重点税源企业监控管理工作，按季度开展微观分析，公布行业税负预警标准；
7、负责全系统部门预算的编制、下达和预算执行情况的监督管理工作，开展财务状况分析，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8、负责全系统税务制服、交通工具、信息网络设备等装备的配备工作；
9、负责全系统基本建设项目的计划编制、立项审批、资金安排、工程决算审计、项目库管理，以及日常管理和监督检查工作；
10、负责全系统政府采购和管理工作；
11、负责全系统内部财务审计和经济责任审计工作；
12、负责全系统“三代”（即代征、代扣、代收）税款手续费管理工作；
13、负责全系统国有资产管理工作；
14、负责全系统税务代保管资金账户管理工作；
15、负责全系统非税收入管理工作；
16、负责全系统税收电月报、旬报、五日报、税收会计统计报表、税收票证报表、重点税源报表、税务事业费报表、部门预算报表、税务基建决算报表等各类数据的统计汇总和审核上报工作；
17、负责协助做好全区计财系统人员的培训、教育工作；
18、负责本部门纠风和廉政建设措施的制定和落实工作；
19、负责同本级财政、国库、审计等部门的协调工作；
20、负责本部门政治思想教育和业务学习工作；
21、负责本部门政务信息公开工作；
地方自治 篇6
为全面掌握我市地税系统的税收执法督察情况，根据《自治区地方税务局关于开展2011年全国税收执法督查工作的通知》要求及我局年初下发的《税收执法督察工作方案》，由法规处处牵头，其他各处（室）参与，组成考核组，于11月1日至18日，对我市11个区（县）地方税务局开展了2011年度税收执法督察考核工作。现将考核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一、认真安排部署税收执法督察考核工作
税收执法督察是规范税收执法行为，构建和谐征纳关系，促进税务机关依法行政的重要手段，是加强保障监督、提高税收征管质量的一项新举措。做好税收执法督察工作，对于我局推动税收执法工作科学化、精细化，提高税收执法监督透明度，加强廉政建设等方面都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一）领导高度重视，明确考核任务。自我市地税系统全面贯彻执行税收执法督察工作以来，我局党组高度重视，将其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规范税收执法、推进依法行政的有力措施来抓，并在年初的工作安排中做了专项部署和要求，多次强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是依法治税工作的“主思想”，税收执法督察是依法治税工作的“主抓手”，并将税收执法督察考核结果纳入年终目标绩效管理考核的评比，成立了以局长为组长、其他各处（室）负责人任成员的考核领导小组，保证了考核工作有领导、有计划、有监督、有落实。
（二）认真梳理线索，明确考核重点。为切实把我市地税系统税收执法督察工作抓好、抓深、抓细，考核前，从三个层面认真梳理执法督察线索，确定考核重点：一是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及自治区地方税务局税收执法督察工作确定的重点内容，结合实际，确定考核重点；二是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税收执法检查规则》及《税收执法责任制考核评议办法》筛选考核重点；三是多次召集各区（县）地方税务局的骨干力量征集执法中存在的问题，补充考核重点。根据以上确定的重点内容制定严谨的考核计划和具有可操作性的实施方案，即《2011年税收执法督察考核项目表》，该方案基本实现了检查尺度统一、检查深度统一、检查层面统一，力求对各区（县）地方税务局的考核做到公平公正。在考核过程中证明这一步骤使考核路径清晰，标准明确，有效的提高了考核工作的效率。
（三）查前严格培训，明确考核途径。10月27日至28日对考核组成员进行了集中培训，主要学习税收执法检查、税收执法责任制相关文件及讲解和说明《2011年税收执法督察考核项目表》中的考核项目、考核要求、检查方法、路径等。
此次考核采取“听、看、查、议、评”的方式进行。“听”是听取被查单位的税收执法检查工作汇报；“看”是看有关文件、案卷、文书、资料（含征管数据）、报表及实地查看等；“查”是对税款征收、税种管理、税务稽查、政策执行、违规查处、行政管理等行为进行检查；“议”是召开各种不同范围类型的会议，听取意见及建议；“评”是对执法和管理状况做出综合评价，并结合考核项目表对被考核单位进行评分。
（四）实地延伸检查，明确检查深度。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税收执法工作督察确定的重点检查内容，选取了包括房地产业、建安业在内的企业及个体工商业户作为实地延伸检查对象，检查是否存在应缴未缴税款，是否按规定申报，是否按规定开具、取得发票等情况，并将企业、个体工商业户实地调查信息及时与征管软件中信息进行比对，对发现的问题及时纠正，确保了税款及时入库。
二、认真做好考核总体评价工作
（一）取得的成效
从总体情况来看，各区（县）地方税务局能够把组织收入及依法治税工作，作为总揽全局、重点落实的首要任务，以严格落实税收政策，全力推动依法治税，使我市地税系统执法监督成效逐年提升。一是税收政策得到层层落实。各区（县）地方税务局均能贯彻执行国家税收法律、法规和地方规范性文件，未制定任何违反国家税收法律、法规、规章及制度的文件；在税收优惠政策落实方面，我局利用监督、检查、否决“三权”，对各区（县）地方税务局的减免税审批进行监督管理，各局均能做到依法减免；二是税款能够及时入库。严格按照规定征收各项税费，未发现延压税款、提前征收税款、违规批准缓税或混淆预算级次入库的现象；三是税务检查及处理逐年规范。从检查中看，税收执法主体资格及执法程序合法，税务违法行为处理中所应用的税收法律、法规准确；四是税务稽查力度加大。稽查部门基本上依照稽查规程选案、实施、审理、执行，并按照《重大案件审理规程》的规定向审核部门报送案件；发挥了以查促管的作用；五是自查工作扎实有序。各区（县）地方税务局的自查面达到100%，做到了检查有底稿、查处有依据、情况有反馈、检查有结论、结果有通报、问题有整改、过错有追究。
（二）考核发现的问题
综合本次考核结果，结合日常掌握的情况，我局对被考核单位执法行为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整理归纳：
1.税收政策执行方面
个别享受优下岗惠政策纳税人减免税条件发生变化未及时上报。涉及纳税人2户，现已改正。
2.税务行政处理方面
自新《发票管理办法实施以后》，税收管理员仍然存在使用老办法对违法的纳税人进行处理的现象。考核组已要求各局进一步加强业务学习和培训工作，增强责任心，规范税务行政处罚程序和内容，提高税务行政处罚质量和效率，防止此类行为再度发生。
3.税务管理方面
此次考核，将税费征收、发票的“领、销、开、缴”、涉税事项办理、纳税管理等情况纳入了重点考核范围。
（1）存在未按规定保管、审核发票的现象。如：纳税人未按规定的时间查验发票。以上问题多数是由于部分税收管理员责任心不强所致，考核组已要求各局严格执行《发票管理办法》及有关发票保管、销售、代开等相关制度，并加强管理，杜绝此类问题再次发生。
（2）存在未按规定办理纳税人涉税事项的现象。如：未按规定的时限对个体工商业户核定税款；未按规定对应调整定期定额的纳税人及时调整，以上问题各局已做整改。
4.重点行业检查方面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确定的重点行业，我局抽检了房地产行业、建筑安装业、金融保险业对以上企业各税缴纳及财务核算情况进行了检查，尤其是对房地产企业从取得土地使用权开始，直至项目开发及销售情况进行了延伸检查。发现部分房地产企业存在土地增值税未足额预缴等现象。考核组已要求各局加强重点行业及重点税源的管理，以上涉及应征税款，现已入库。5.税务稽查方面
查阅稽查案卷时发现各局从选案、稽查、审理、执行等环节存在税务执法类文书的税收法律条文引用不全的现象。考核组已要求各地稽查部门要进一步加强业务学习，增强责任心，严格按照《税务稽查规程》进行，防止类行为再度发生。
（三）考核结果的处理
对考核中已发现的问题，我局已向各区（县）地方税务局下发《税务执法检查整改通知书》，并要求在规定时限内进行整改，整改工作结束后，要求各局将整改情况报我局法规处备案，我局将对考核中发现的突出问题进行跟踪督查，确保发现的问题整改到位。整改的同时要求各局加大责任追究力度，严格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和自治区地方税务局《税收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办法》执行，将责任落实与集体和个人收入分配、创优评先挂钩，累计追究120人次，惩戒金额10120元。考核结束后，我局根据考核情况对各局进行了综合评比，并在全市地税系统进行了通报。
三、工作建议 针对我市税收执督察中发现的问题，结合我市地税系统实际，提出以下建议:
（一）应用信息化考核，不断提高监督力。税收执法督察工作应在更新工作理念、改进工作机制和方法上实现转变。建议自治区地方税务局在综合征管软件的基础上开发考核软件下发，实现从原始的人工考核，转入计算机考核，既能有效提高监督考核的效率，又可避免人为因素的影响。
（二）加强业务培训，不断提高督察质量。执法督查干部没有较高的业务素质和综合能力，就难以发挥税收执法监督的职能，建议自治区地方税务局督察内审处多举办以税收执法管理为主题的培训班，加大执法干部的培训力度，按需施教，着力提高执法人员的执法水平，尤其是对基层专职执法督察的干部要重点培训。
（三）完善监督机制，扎实开展执法监督工作。现有的办法与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已不能符合当前的执法督查工作需要。建议进一步完善《税收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办法》及部分税收执法督察配套制度。
（四）加强经验交流，拓宽执法督察思路。各地（州、市）在开展执法督察工作中都有许多好的经验、好的做法，建议自治区地方税务局在总结经验的前提下，组织各地（州、市）之间开展经验交流，互相学习借鉴。
四、今后工作的思路
为了进一步贯彻依法行政基本方略，明年我们要紧密围绕自治区地方税务局确定的税收执法主题和督察重点，从实际出发，积极思考，力求全面提升我市地税系统税收执法水平。
（一）加强内外协调，扎实开展工作。
进一步理顺关系，尤其与区（县）地方税务局的工作关系，明确工作职责，加大工作力度，加强培训力度、不断提升业务素质，确保正常开展工作
（二）梳理各项制度，完善督察机制。
在梳理税收执法保障监督各项制度的同时，结合实际，制定出适应当前工作需要的新制度，为税收事业的长远发展“保驾护航”。
（三）创建预警机制，防止执法风险。
税收执法风险主要来自征收管理、稽查、行政复议诉讼、法律救济等岗位，我们将从建立预警机制环节入手，提高干部的执法风险防范意识，将税收执法风险“最小化”。
（四）改进执法方式，严控自有裁量。
地方自治 篇7
民主的内容广泛而形式多样, 对实现民主的方法而言, 主要有选举、表达自由、复决、罢免等, 但是对于民主的制度而言, 则需要考虑到我国的现实, 如此广阔的地域和广博的人口, 必须设计不同的制度以满足民主的需要。而地方自治作为一种地方民主的表达和实践, 为民主的实现提供了可行的方法和有效的制度。孙中山甚至认为:“地方自治者, 国之础石也。础不坚, 则国不固”。学者James Bryce也曾指出:“民主政治的最佳学习场所与政治成功的最佳保证, 乃是实施地方自治”。尽管如此, 在我国轰轰烈烈的政治体制改革中, 却鲜有对“地方自治”的讨论, 而是以“行政体制改革”替代了“政治体制改革”, 似乎行政体制的改革就能一举扫去臃肿的官僚机构和低效的政府服务对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殊不知, 没有民主的制度, 没有人民群众的参与, 任何改革都难以保证给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著名纯粹主义法学家凯尔森有云:“所谓地方自治 (local autonomy) 是分权和民主这两种观念的直接和周密的结合。”地方自治让一定区域内的居民有享有自治的权利, 而地方自治在全国范围内的推行, 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民主的范围, 将主权在民落到实处, 并能不断提高人民的参政议政能力。同时, 由于现代福利国家的扩张, 国家在处理地方事务上已经逐渐显得力不从心。在地方自治下各自治地区办理其自治事项, 在经费不足时, 可以由国库对之进行补助, 中央为使得各自治地区之间的经济平衡发展, 对于贫困的自治地区, 中央也应酌情予以补助, 只是地方自治后的财力, 如果足以自给, 则国库可以不予援助, 这样可以减轻国库的负荷, 而可以转向进行其他经济建设。通过因地制宜的地方自治, 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地方的经济文化优势, 避免官僚主义的阻碍与损耗, 进而让自治之地方能更好地发挥其所长, 为本地居民谋得最大限度的利益。所以, 分权就显得更加现实而紧迫。地方自治制度作为集“民主”与“分权”的制度手段于一身的政治制度, 其重要性可见一斑。
一、地方自治的概念
地方自治 (local selfgovernment或home rule或local autonomy) 这个名词, 往往随着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政治结构, 不同的社会文化以及不同的社会背景, 产生不同的认识。如《剑桥百科全书》则从内部自治 (Home rule) 的角度进行界定, 认为它是“将原来由上级权力机构实施的某些立法权力和行政职能下放给划定界限的地区内选出的机构。内部自治通常是为替代分裂而提出的一种做法”。台湾地区学者薄庆玖认为, 所谓地方自治, 系指一定地区的人民, 基于法律的授权, 在国家的监督之下, 自行组织自治机关来办理公共事务的政治制度。我国宪法学者郑贤君教授认为, “国家特定区域的人民, 由于国家授权或依据国家法令, 在国家监督下自行组织法人团体, 用地方的人力财力物力自行处理自己的事务的政治制度。”“自治”从字面理解应该是“官治”的反面, 就是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而毋庸他人管理与过问。地方的事务完全由地方上的人来管理, 不受中央的干预, 自治的权力完全掌握在地方人民手里, 以地方人民的意思为意思, 地方人民有权决定与处理地方事务而不必向上级政府负责。总而言之, 不管其侧重点如何, 重心都落在“自己办自己的事”这个主题上。在发达国家, 地方自治与宪政、民主、人权、法治一样, 早已成为政治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近年来, 这些国家的地方自治又出现了两种新的趋向:首先, 是联邦制国家和单一制国家在实行地方自治方面的趋同;其次, 是在全球地方化 (或者叫世邦化) 进程中对社区自治的重视。
一般认为, 地方自治的存在有四个要素:自治区域、自治居民、自治权力、自治机关。这几个要素中除了自治居民和自治机关的含义和范围尚能确定之外, 其它要素则有不同的界定。例如, 袁世凯认为自治的区域最好为区 (村) , 孙中山则认为县 (县级市) 为最好的范围, 认为自治范围包括省的也大有人在。对自治权力来说, 到底自治地方的自治权力有多大, 中央和地方的各种权力如何划分等问题都有诸多争论。
二、我国地方自治的历史与发展
清朝末年, 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 中国处于内忧外患的深重灾难之中。在社会各界和民间舆论的强烈呼吁和推动下, 清政府为了挽救其摇摇欲坠的政权, 不得不仿学宪政, 派遣大臣出国考察, 着手实行变法, 地方自治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清政府在变法修律的同时颁布了一系列的地方自治章程, 并在全国各地加以实施。1908年, 清政府颁布了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及选举章程, 次年又颁布厅州县自治章程及选举章程。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 形成了地方自治的初步架构。但由保守派的阻挠, 清末地方自治的权力极为有限。辛亥革命后, 北洋军阀政府继续推行地方自治, 其间虽然遭到袁世凯政府的阻挠, 但地方自治的步伐并没有停止。后来的南京国民党政府遵循孙中山的遗训, 继续推进地方自治。可以说, 这一时期的历代中国政府都将地方自治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加以考量。但由于此一阶段国际国内形势的复杂多变, 统治集团将地方自治与维护其专制统治联系在一起, 因而地方自治并没有按其原有的意义和目的加以实施。直到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 真正符合宪政意义的地方自治也没有在中国建立起来, 近半个世纪的地方自治实践实际上以失败而告终。
194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对中国社会进行疾风暴雨般的全面改造。建国伊始, 共产党就宣布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 标志着与传统中国社会的彻底决裂。同时由于实行的是与旧中国完全不同的政治制度, 因此国民党政府原来推行的地方自治制度就被迫中断。虽然解放后也在宪法中规定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但那只是出于民族团结和政权巩固的需要而设计的一种政治制度, 这种自治制度对自治的主体和区域都作了明确的限定, 无论从设立的初衷还是实际的运作来看, 与真正意义上的地方自治都相差很大。即使这样一种特殊的地方自治制度, 其自治权也并没有得到法律的有效保障。地方自治权的一个最重要方面就地方立法权, 虽然我国宪法第一百一十六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点, 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但同时又规定:“自治区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报省或者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 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这样相互矛盾的规定实际上剥夺了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权。因此至今为止, 各民族自治地区还没有制定一部真正的地方自治条例。与此相对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则给予了香港和澳门以真正的立法权。如前者第十七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立法权。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须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备案不影响该法律的生效。后者第十七条也有同样的规定。
2007年, “十一五”规划提出, “理顺省级以下财政管理体制, 有条件的地方可实行省级直接对县的管理体制”。2008年到2009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意见》 (中发200812号) 、《国务院关于编制2009年中央预算和地方预算的通知》 (国发200835号)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09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 (中发20091号) 、《关于推进省直接管理县财政改革的意见》 (财预200978号) 等文件, 以财政体制改革为突破口, 推进“省管县”改革, 并确定了“2012年底前, 力争全国除民族自治地区外全面推进省直接管理县财政改革”的改革目标。
三、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和“地方自治”尚有差距
我国是世界上政府层级最多的国家, 我国现行政府财政层级有五级, 相应形成了中央对省、省对市、市对县、县对乡四对财政关系。虽然《预算法》规定“一级政府、一级预算”, 各级政府是独立的利益主体, 但现实中这四对财政关系是由行政隶属关系决定的, 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行政权力体现为具备决定下级的收入分配和支出责任的经济权力, 于是下级就不可避免地扮演着上级的“代理人”角色。
市管县 (市) 体制是在20世纪80年代为了促进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而作出的政治选择。在以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过程中, 这种体制安排在城市化发展中确实发挥了显著作用。截至2004年底, 全国共有地级行政建制333个, 其中地级市283个, 占地级行政建制的80%。地级市领导县的数量占全国总数的70%, 人口占总人口的80%以上。但在我国初步确立市场经济体制、大都市圈经济兴起、城市区域化进程加快等新趋势下, 市管县体制原有的优势开始逐渐丧失, 已经难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国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需要, 成为政府和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 改革势在必行。
然而, 由于地理和先天的因素, 我国不同省区区域差异显著, 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差异大, 不同地区的体制效率以及对体制本身的需求也不尽相同, 部分地方甚至有条件实施地方自治, 但是也有不少地方连“省管县”的改革时机都还不成熟。加上“省直管县”这种体制上的大手术, 牵涉到数以万计的政府官员的升降去留和其妻儿老小的生计, 涉及到数以亿计的政府资产科学配置和依法处置, 涉及到新架构的运转磨合, 其影响之巨, 牵涉面之广, 难度之高, 阻力之大是很难预测并有效控制的。除此之外, 以目前我国学术界对行政体制改革甚至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现状来看, 不仅数量不多, 也不够深入, 公开出版的更是少之又少。而甚为重要的可行性评估以及对具体每个地方的实证调研也未见论证。关于“地方自治”的研究则似乎成为了“学术禁区”, 其缘由难道是民国时期曾大力倡导地方自治么?
虽然学界对“省管县”的改革成果预期颇高, 但是从地方自治的角度来看, 省管县只是减少了市一级的管理, 但在隶属关系上并没有实质的改变, 改革后省对县的领导还是强有力的隶属关系, 而县在自治上的权力也并不必然得到加强, 很多县有可能还会因为缺乏市一级的领导和整合而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有所退步。“省管县”改革的结果虽然能够精简一级政府, 降低政府运行成本, 提高服务效率, 但是并不能完全消除官僚主义的弊病, 市一级的管理退后了, 省一级的管理走到前台, 从本质上说, 只是换了一个“管理者”, 并不是对县自治的保障。事实上, “省管县”改革只是行政体制的改革, 省、市、县在行政事务上的改革和分工虽然能够起到一定的效果, 但与事实上的“地方自治”还是有不小的差距。加上我国历来的政党政治习惯, “省管县”的效果如何还有待观望。
“省管县”改革离“地方自治”还有多远?这也许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地方自治的本质是让地方人民自己参与管理本地区的事务, 实现地方民主与分权, 这已经涉及到民主与分权的范畴。而以财政体制改革等为内容的“省管县”行政体制改革能够担此重任吗?这就需要依靠我们的智慧和努力, 继续推进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 如此, 行政体制改革才能名正言顺地走上正轨。
摘要：由于“地方自治”不仅能够实现民主与分权的目标, 还让地方人民直接参与管理地方事务, 对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作用, 所以“地方自治”曾一度成为民主与宪政的标志, 并且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目前正在进行以“省管县”为中心的行政体制改革, 虽然被寄予厚望, 但是还是和“地方自治”有很大的差距, 要达到预期的效果, 也许还需要朝“地方自治”的方向努力。
关键词：地方自治,历史发展,“省管县”改革
参考文献
[1]《孙中山全集》 (第三卷) , 中华书局出版社1981年版。
[2]James Bryce.Modern Democracies, New York:The Macmillan Co., 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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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薄庆玖:《地方政府与自治》, 台湾五南图书公司, 2001年版。
[5]郑贤君:《地方自治学说评析》,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1年第2期。
[6]韩铁英:《团体自治的虚像与实像——日本中央与地方关系浅析》, 《日本学刊》, 1997年第4期。
[7]喻希来:《中国地方自治论》, 《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4期。
党建引领自治 自治改变生活 篇8
[关键词]基层群众自治；社区党建；长宁区
[中图分类号] D2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4）09-0039-03
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作为一种普遍的基层民主实践，是居民当家作主、实现民主权利的过程，也是居民群策群力、担当社会责任的过程，对于优化基层社会管理格局、提升党的群众工作能力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上海市长宁区将基层群众自治作为社区党建的重要内容，突出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搭建协商议事平台，完善居民区决策机制，培育基层自治骨干，鼓励基层因地制宜、创新实践，以群众满意、促进和谐为自治工作目标，形成一批“接地气”、“聚人气”、“有生气”的自治组织，基层群众自治逐渐融入社区生活之中，成为长宁区“凝聚力工程”建设成果最生动、最广泛的体现。
一、落实“三个引领” 做好顶层设计
一是目标引领。长宁区将《深化拓展“凝聚力工程”建设，提高新形势下党的群众工作能力》作为重点调研课题，在《调研报告》、《实施意见》和《项目分解表》中明确自治工作推进要求，确定了党组织领导下的基层群众自治工作“三年计划”。
二是方法引领。长宁区委组织部、区民政局、区社建办组建调研小组，深入调研了10个街镇、37个居民区的群众自治工作，全面总结长宁区在推进群众自治工作实践中的制度经验、方法载体和工作成效，研究起草了《关于加强党组织领导下的基层群众自治工作的指导意见》。推进“班长工程”，依托社区、高校、党校资源，开展居民区党组织书记全员培训；发挥好退休书记的传帮带作用，相继开设了老书记领衔的俞静工作室、君慧心理咨询工作室、“零距离”工作室等，面对面地向年轻干部、新任社区干部传授先进的社区工作方法和理念。
三是典型引领。各街镇党（工）委针对社区的不同类型和居住群体特点，培育基层群众自治的新典型。形成了虹储自治家园、“葫芦缘议家社”、“1+6”议事会、“夕阳红”读书会、“佳家乐自治社”、“家园发展促进会”、“大众论坛”等一批特色鲜明、成效显现的工作载体和品牌。
二、贯彻“1+3”要求 推动工作实践
（一）“1”：即坚持党组织领导把方向。发挥党组织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改进领导方式，做到“五个注重”。一是注重价值倡导。通过思想发动和教育宣传，增强居民群众的自治意识。如虹桥社区（街道）党工委以整治楼道堆物和缴纳物业管理费这两项群众身边事为切入点，倡导了全民参与、和谐有序的社区环境，无形中提升了居民的文明素养。二是注重组织动员。不断完善动员机制，搭建活动平台，培育各类组织和团队，提高群众组织化程度，激发不同群体的自治活力。华阳路社区（街道）党工委指导居民区在党总支下设置了在职党员委员会、群众团队党支部，促进党组织在群众自治工作中发挥多元化作用；新泾镇建立了社会组织“和谐家园”，指导好居民区业委会换届工作以及协调化解物业管理中发生的矛盾问题。三是注重支持服务。通过加强和改进服务，支持各类自治组织依法独立开展活动。如北汪居民区党总支加强对汪和工作室等自治组织的日常关心，定期参加例会，及时给予工作方法和资源上的支持，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四是注重统筹协调。发挥区域化党建的优势，协调好各种群体之间的利益矛盾，代表群众向上级党委政府反映情况、寻求支持和破解难题。如：天申大楼在多年前因中环线噪声影响引起居民不满，小区内挂满了黑白横幅，居民群访不断，小区、楼道环境脏乱差，车辆停放无序。北虹居民区党总支、居委会首先争取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对天申大楼完成加装隔离窗的改造工程，随后在天申大楼成立家园议事会分会，发挥出社区领袖人物在居民中的影响力，居民矛盾缓和了，各种文明公约建立起来了，门前乱停车、楼道乱堆物、高空抛物等不文明现象明显改观，上访大户变为了零上访，问题楼变成了和谐楼。五是注重凝聚骨干。培育、团结和凝聚群众骨干和社会组织的带头人，使之成为党组织领导基层群众开展自治的重要力量。同时，发挥党员的先锋作用，把更多的党员培养成为群众工作和群众团队的骨干。曹家堰居民区党总支为了找到“佳家乐”自治社带头人的合适人选，排摸了居民区中富有专业知识、热心公益事业、群众威信较高的先进党员，最后选中了陈阿姨。在陈阿姨的带领下，“佳家乐”自治社不断成长，居民参与社区管理的热情越来越高，有效推进了小区综合整治等公共事务的顺利开展，得到了居民群众的认可和拥戴。
（二）“3”：即议事平台、决策机制、骨干队伍三管齐下。第一，创设议事平台。由社会组织、社区单位和小区居民广泛参与的协商议事平台蓬勃发展，成为开展民主协商、议事理事的重要阵地。这些平台大致可分为四个类型。一是统领型。即街镇党（工）委在梳理所属居民区自治情况的基础上，选择最优模式予以广泛推行，建立社区统一的协商议事平台。如：北新泾社区（街道）党工委在居民区统一建立自治组织“家园发展促进会”；虹桥社区（街道）党工委在全部居民区建立协同共治委员会。二是议事会型。即由党员议事会发展起来的，以收集社情民意、议事决策、利益协调为主要功能。颇具代表性的有社情民意“气象站”、“芝麻开门”博思堂、秀才亭、“大众论坛”、“虹仙康乐服务议事会”等。在发展过程中，这些平台逐渐建立了自己的议事主体。如：曹家堰居民区的“佳家乐”居民自治管理社下设了社区事务联席会和小区管理协调会；新华居民区的葫芦缘议家社建立了自治组长协调会、文体团队联谊会、社会团体联席会，等等。三是工作室型。即以社区党员志愿者工作室形式发展起来的，初衷是为居民群众提供专项服务，在实际运作中体现出议事协商功能，参与居民区自治管理。北汪居民区“汪和”工作室、陈家巷居民区君慧心理咨询工作室、茅台新苑居民区芙蓉花苑业委会工作室等都属于这一类型。四是群文团队型。这类议事平台由文化团队发展起来，有良好的群众基础，逐渐延伸出群众议事协商功能。比较突出的是天山三村的“夕阳红”读书会，从十多年前的20多位学员发展到200多位学员，形成议事分会、党群联系室、金点子智囊团三大议事平台。
第二，健全决策机制。为了使政府实事更符合群众的需求，使群众的问题更多地通过民主协商的方式来解决，长宁区努力完善民主决策议事机制，做到“三增加、三必须”。即：在决策议事的内容上，增加来自居民或社区内其它各类组织的议题比重，有关社区公共设施建设、公共资源分配、公共事务管理等与社区居民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重要事项必须实行民主决策；在决策议事过程中，增加民主协商程序，扩大民主参与，吸收群众骨干、社区内其它组织负责人以及广大居民参加决策议事，在社区实事项目或涉及居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作出决策前，居委会必须召开听证会，得到半数以上的居民同意才能立项；在决策事项实施过程中，增加群众和社会组织的参与，发生涉及社区成员间的公益性、社会性事务以及矛盾、利益冲突时，居委会必须及时召开协调会协商解决，保障居民群众的知情权和建议权。
第三，培育骨干队伍。各居民区党组织把培养基层自治骨干作为重要任务来抓。首先，通过定期召开工作例会、组织培训交流、开展评选创优等方式，提升党小组长、党员骨干、楼组长的整体素质。其次，探索实践“党组织引领团队、党员融入团队、团队凝聚群众”的工作模式，将团队领袖吸纳到自治骨干队伍，引领团队其他成员积极参与到自治工作中来。再次，通过落实组团式联系服务群众长效机制，在服务社区居民的同时，广泛吸收包括在职党员、来沪人员、外籍人员、各类代表人士在内的其他居民参与，为基层群众自治工作注入新的活力。
三、解开生活之结 情满熟人社区
一是民主参与多渠道。在居民区党组织牵头引领下，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和社区民警参与的“四位一体”工作机制、“三会”制度等基层民主协商机制得到广泛实践。党员主体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培育发展志愿者工作室达196家，其中注册社会组织18家，推出全区党员志愿者工作室2014年服务菜单，涵盖物业管理、矛盾化解、心理咨询、文化服务等350多个服务项目，引领1.2万余名党员群众志愿者参与社会公益活动。社区还建立了党员联络站、党员值班接待制度等平台和机制，如虹储居民区在职党员志愿者主动将个人联络信息向居民群众公开亮相，并逐步吸纳租房户党员力量，使小区里“时时听到党员的声音，处处感到党员的热情，人人看到党员的形象”。将居民自治与社区共治有机结合，凝聚社会各方力量。通过每年两次开展集中联系社区活动，党代表、人大代表参与社区建设和管理，每年解决回应群众诉求200余件。驻社区单位、社会组织和各类志愿者，积极投入困难群体关爱行动、六个便利服务行动、公共服务提升行动、社会公益参与行动和基层基础巩固行动，有序参与社区自治各项工作。
二是破解难题有实招。有社区干部形象地将当前居民区存在的主要问题归纳为“人”（特殊人群）、“房”（物业管理）、“车”（停车难）、“狗”（宠物扰民）。针对这些老小区管理的“老大难”问题，党组织转变“替民做主”的工作理念，搭建协商议事平台，通过民主协商和民主自治来破解。如：由于仁达公寓的开发商未交付维修基金悄然撤离，物业公司难以为继撤出小区。在和平居民区党总支和房管部门的支持下，业委会召集业主自己出资注册成立了物业公司，降低管理成本，安装硬件设施，改善小区环境，在管理运作上贴近业主需求。在实事工程项目推进过程中，各居民区党组织对于晾衣架、休闲椅等装多少数量、用什么材质、装在哪里等问题全部征求居民意见，力求将实事办好，让居民满意。
三是邻里互助见真情。居民自治在无形中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社区充满温情，各种服务项目在居民区建立和运作起来。如：新华街道根据社区老龄化日益严重的现实状况，率先创建了“老年互助服务睦邻点”项目，社区很多老年家庭积极自愿申报，将自家房屋用于睦邻点活动，前后创建了38个“睦邻点”，利用自我服务的方式解决了老年群体的生活困难和精神需求。仙霞街道通过楼组党建抓自治基础，发放“睦邻卡”7200余张，推进楼组“金钥匙”工程和“五小”工程，进一步深化“楼组亲情”。同时，以“草根110”志愿者巡逻队为代表的群防群治力量不断扩大，居民之间守望相助，走出小家、服务大家的“熟人社会”良好氛围正在逐步形成。
总体来说，长宁区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的基层群众自治工作取得了有益的经验，体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目前全区已有8个居民区创建成为“上海市居委会自治家园示范点”，走在上海前列。
四、长宁区进一步推进基层群众自治工作的思路
面对新形势下居民群众的多元化需求，长宁区的基层群众自治工作还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比如，基层党组织的群众工作能力还需加强，发动社区各类人群广泛参与自治工作的动员能力还要进一步提高，基层群众自治工作需要得到更多保障和支持，制度建设有待完善，等等。
为此，长宁区将重点推进以下四方面工作：一是加强统筹推进。制定实施《关于加强党组织领导下的基层群众自治工作的指导意见》和《长宁区居民区“家门口工程”操作办法（试行）》，运用群众自治的方式，做好“家门口工程”项目的立项、实施、评价和后续管理工作，使政府实事更符合群众的需求。广泛动员居民区党组织参与凝聚力工程“五项行动”，提高群众工作能力。通过完善志愿服务制度，发动机关在职党员在社区认领服务项目，推动基层群众自治取得新的实效。二是加强队伍培训。将基层群众自治工作方法作为居民区党组织书记系统化培训课程的模块之一，开发一批专题案例教学课程，依托区委党校、俞静工作室教学资源，对居民区党组织书记开展培训，各街镇组织开展基层自治工作骨干队伍的培训，加强基层基础队伍建设。三是加强评价引领。将基层群众自治工作纳入区党建工作责任制项目，指导条件成熟的街道探索建立基层群众自治工作水平的评估办法。四是加强示范带动。在各街道、镇至少培育一个自治工作示范点，并逐年有所发展，形成比较系统的做法和机制，引领面上各居民区自治工作的推进。以居民区党建工作“金银奖”评选和市自治家园建设为契机，在全区总结、宣传一批富有特色、较为成熟、值得推广的工作品牌或典型经验，带动提高群众参与社区建设和管理的能力。
在党组织的领导下，长宁的基层群众自治工作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活跃局面，百姓的参与率、满意率不断提高。长宁区将充分发挥好党组织在群众自治中的领导核心作用，逐步完善有关工作制度和运作机制，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指导推动党组织领导下的基层群众自治工作走上制度化、规范化的发展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