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缺位

管理缺位（精选12篇）

管理缺位 篇1

在经济下行和去杠杆化双重压力下, 近年来农村信用社案防管理问题凸显, 案件数量出现大幅反弹, 这种案件高发、多发的势头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遏制, 不但将给农信社带来重大的经济损失和声誉损失, 严重的还可能引发系统性和社会性风险, 对国民经济的发展造成重大影响, 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一、案防管理现状

毋庸置疑, 受点多面广、经营环境复杂、案件诱因多等因素影响, 农信社案防管理的难度尤甚于其他银行金融机构, 但是, 农信社案件在业内居高不下根本原因, 还在于案防管理活动中的诸多缺位:

(一) 案防管理组织体系缺位

从形式上看, 农信社案防管理组织体系与内控管理组织体系基本匹配, 但由于内部机构设置不合理, 案防管理职责难以得到有效落实, 从而导致了案防管理组织体系实质性缺位:一是案防执行责任主体发生转移。依照银监会和上级部门有关规定, 风险合规部作为农信社案防职能管理部门, 应在高管层的直接管理下, 独立行使管理职权。然而, 迄今为止, 仍有部分社没有对风险合规部实行单设管理, 而是将其挂靠在稽核监察部, 实行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合并之后的风险合规部不但缺乏独立的案防管理职权, 同时也脱离了高管层的直接管理, 成为了监事长分管的部门。这就意味着监事会不但要履行案防监督主体责任, 同时还必须承担案防执行主体责任;而高管层却因为主任 (行长) 未分管风险合规部而游离于案防管理组织架构之外;二是制度安排的非合理趋利性。风险合规部挂靠于稽核监察部后, 高管层只管经营, 不管风险, 案防管理架构中的这个明显、低级的漏洞居然多年以来被各级管理部门默许存在, 无非是这样的制度安排可以减轻高管层管理上的压力, 让高管层能够集中精力为企业创造更多的或有效益;另一方面, 监事会履行案防监督主体责任可谓职责所在, 责无旁贷, 但是由监事会一肩挑起案防监督和执行两个主体责任, 相当于监事会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 自己监督自己。且不说这样的监督是否有效, 就其履职条件而言, 由于而业务条线部门都是高管层管理的部门, 监事会如果要严格履行案防执行主体责任, 唯一能够依托的, 只有通过风险合规部向辖内网点进行管理上的渗透, 由于缺乏条线部门的技术支撑, 风险合规部的渗透既没有力度, 也没有深度;三是权责不对称。一方面, 董事会和高管层责任义务不明确, 职权界线不清晰, 董事会代行高管层职权的行为屡见不鲜;另一方面, 风险管理委员会、审计委员会等工作机构形同虚设, 基本未正常开展工作;有些社则以董事长办公会或党委会等代行相关专业委员会的职权, 以行政决定取代专业意见。

案防组织体系的缺位的弊端显而易见:一是弱化了案防管理的组织保障。在农信社案防管理架构中, 唯有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管层三足鼎立, 才能构成一个职权清晰、分工明确、各负其责、密切协作的领导整体, 如果高管层不承担案防执行主体责任, 则管理架构中的三足变成了两足, 从几何学原理可知, 两点只能连成一线, 而无法对立体型、全方位、多层面的管理组织体系进行有效支撑;二是管理时效上的矛盾难以解决。风险合规要求在制度和规范的框架内开展业务经营, 时效上具有前置的特征, 而稽核监察主要是在事后对各种业务行为进行监督检查, 时效上具有后置的特征。两个部门合并之后, 稽核监察部在协同风险合规部履行案防管理职责时难免顾此失彼, 无法实现管理时效的有机统一;三是容易造成混乱的管理局面。风险合规部与稽核监察部合并之后, 无论是监事会还是高管层, 参与案防直接管理都存在师出无名的顾虑和越权的嫌疑, 管理上要么政出多门, 多重管理;要么退避三舍, 推诿扯皮, 从而使案件防控处于混乱无序的边缘化管理状态。

(二) 案防管理意识缺位

部分农信社管理者对案件危害性、案防重要性认识不足, 重视不够:一是重业务经营, 轻内控管理。农信社与农业银行脱钩时, 普遍面临着历史问题多、亏损包袱重、业务经营难以为继的艰难困局甚至被清算的风险, 因而客观上存在快速发展的内在要求;而当农信社取得体制改革和业务经营取得重大成果时, 正值国际社会经济下行时期, 探寻农信社生存壮大之道, 依然是各级农信社管理者重点关注的问题。基于上述考虑,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 发展是第一要务成为了农信社各级管理者秉持的共识, 而内控管理则放在了相对次要的位置;二是重发展速度, 轻发展质量。部分农信社管理部门一味追求业务规模的扩张, 相关业务经营指标的制订严重脱离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等实际, 有些地方甚至提出了三年再造一个社的发展口号, 要求基层社存贷款等主营业务指标每年的增幅达到30%以上, 与之相适应的, 在各级管理部门对辖内干部的考核与评价中, 除非因为发生案件被一票否决, 对合规风险管理大多没有纳入干部考核和评价体系, 从而使基层社管理者主观上形成了经营业绩是硬道理、案件防控是软指标的意识。有些社为了拉存款, 争份额, 无节制地扩大经营成本;有些社为了完成目标任务和应对绩效考核, 每到月末、季末和年末便大搞短期行为, 甚至违规虚增存款;个别社置国家法律法规和管理规章于不顾, 以发展为借口, 违法违规开展账外经营、公款私存等经营活动;三是重案防形式, 轻案防实效。有的社虽然建立了案防管理的基本架构, 但内设机构、人力资源等配置不合理, 相关部门的管理力量、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与案防管理的要求不匹配, 日常的案防管理工作基本满足于转发上级文件和向上级报送有关材料, 缺乏严格履职的基本条件;有的社案防规划、目标、制度、责任状等等应有尽有, 但是在落实案防工作措施和上级部门案防工作部署时大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雷声大, 雨点小, 认认真真搞形式, 扎扎实实走过场。个别社的案防工作重点不是如何夯实案防基础、提高案防水平上, 而是放在如何应对银监部门和上级部门的检查上, 有的社甚至编造案防管理成果, 欺上瞒下, 粉饰太平。

管理者案防意识缺位的直接危害就是员工对案防形势的严峻性认识普遍不足, 案防主动性和自觉性差。一方面, 由于很少系统性地开展案防管理专业培训, 员工缺乏必要的风险识别和防范技能;另一方面, 员工对操作上的违规现象见怪不怪, 麻木不仁, 部分员工只要求自己不违规违纪, 对发生在身边的各种违规行为则不管不顾, 不闻不问, 一心只扫门前雪, 不管他人瓦上霜;有些员工要么碍于同事间的情面, 要么盲从单位负责人的指挥, 无视制度规定, 放弃纪律原则, 对违规操作行为不制止, 不抵制, 不报告, 或任由其恶性蔓延和发展;个别员工放松了对主观世界的改造, 生活上追求奢靡和享乐, 在欲望的诱惑下不惜以身试法, 最终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

(三) 案防制度体系缺位

一是内控制度的系统性差。有的社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 对业务经营过程或资金运营环节可能发生的风险认识不足, 很多时候都是在问题出现了, 才仓促出台一个相应的制度去应对, 这种应急型的内控制度以文字表述的居多, 鲜有清晰的流程图、表单以及程序文件、技术性文件和配套政策与措施作为其发挥效力的支撑, 制度体系的纵向深度和横向广度与制度的系统性、完整性要求相距甚远;二是现行内控制度无法满足业务发展需要。一方面, 随着业务发展速度的加快, 农信社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 客观上存在进行制度规范的内在要求, 但是, 由于管理者对现行内控制度的修订、完善滞后, 致使大量制度过时、失效, 无法形成对业务风险的全覆盖;另一方面, 近年来农信社新业务、新知识、新技能的推广运用层出不穷, 但是新制度的拟订跟不上业务发展的步伐, 相应的配套措施、政策、岗位职责和业务流程等迟迟未能落实, 致使内控管理出现了制度的盲点、死角甚至真空, 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操作风险和案件风险;三是制度设计不严谨。有的制度设计人员盲目自大, 闭门造车, 制度设计时既不开展深入调研, 也不征求各方意见, 制度出台前又不进行评估论证, 更不履行规定程序, 相关内控制度要么脱离实际, 要么逻辑混乱, 要么互相矛盾, 要么多重标准, 各种技术漏洞和设计缺陷凸显;有些社无视小法服从大法原则, 个别制度条款与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相抵触, 如贷款责任终身制等, 类似的管理制度不过是管理者的一厢情愿而已, 制度执行的最后结果必然是不了了之。

案防制度体系的缺位使得农信社案防管理失去了制度约束和保障, 操作上各种违规现象时有发生:一是有规不依。虽然农信社各种内控制度林林总总, 不一而足, 但由于对制度本身缺乏科学管理, 不少员工对纷繁杂乱的制度一知半解, 个别工作人员图简便和省事, 往往撇开制度与流程规范, 违规进行业务操作;二是有规难依。由于制度的更新、修订、完善滞后及制度设计缺陷大量存在, 部分制度与流程失去了规范的效用, 因此, 尽管操作层面上并不缺少管理制度和业务流程, 但是否严格落实相关的制度与流程, 却成了执行者的两难选择。事实上, 对于已经失去了规范作用的制度和流程而言, 执行和落实与否, 都必然形成操作上的风险隐患;三是无规可依。一方面, 制度的拟订与业务发展不同步形成了制度的真空、盲区和死角;另一方面, 农信社内控制度体系不尽完善, 有的社没有制订、细化和落实重要岗位、重要环节的工作职责;有的社一人多岗, 或一人多职, 岗位设置混乱, 岗位约束乏力。员工在缺乏制度规范的情况下, 凭经验、靠感觉, 或者依照个人的操作喜好完成业务操作。

(四) 案防管理机制缺位

1. 内控制度检查与监督机制落实不到位。

有的社内审机构人力资源配置与工作职能不匹配, 或工作人员综合素质偏低, 稽核审计整体力量较弱, 对基层网点内控制度的执行及一线业务事前、事中、事后的检查难以满足业务发展的基本需要;有的社把稽核审计、纪检监察、风险合规三项工作职能合而为一, 致使风险合规和纪检监察缺乏管理上的独立性和权威性;有的社业务条线管理部门未严格履职, 不能及时、有效地揭示风险;有的社对检查发现的各种风险因素不能形成系统的分析, 不能及时识别和准确把握业务风险点;有的社抓问题整改时流于形式, 或者简单地以罚款代替问题整改, 相关的风险隐患未能有效消除。

2. 案防长效激励和约束机制落实不到位。

有的社在制定业务发展规划时没有考虑业务状况和自身实际, 盲目追求业务发展加速度, 相关的业务经营指标与现实出现严重背离。一线部门面对不可能完成的目标任务, 不得不大搞短期行为, 甚至违法违规经营, 客观上加剧了操作风险和案件风险程度;有的社没有建立长效案防激励机制, 员工绩效考核重量而轻质, 相关风险指标没有纳入绩效考核, 不能有效地激发、传导员工参与案防管理的正能量。

3. 监事会监督管理机制落实不到位。

表面上, 农信社董事会、监事会、高管层样样齐全, 分工明确, 但由于所有者缺位, 内部控制乏力, 导致三会制度基本流于形式, 董事会与经营班子职责不清, 甚至代行经营班子的职权, 而监事会组织结构不健全, 履行对董事会决策和高管层执行情况监督的职权未落实, 不具备基本的履职条件, 更多农信社实际上都是把监事会定位为内审机构, 其监督职能往往写在纸上, 停留在制度上, 而无法融入到管理上, 落实到行动上。

4. 案防责任追究机制落实不到位。

有的社处理违规违纪人员时讲关系, 顾人情, 搞中庸, 和稀泥, 要么以批评教育代替处罚, 要么以罚款代替行政处分, 要么以较轻的处罚代替较重的处罚, 高抬轻放, 点到即止, 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有的社发生重大违规、违纪或违法案件后, 管理者害怕拔出萝卜带出泥, 查处相关问题时遮遮掩掩, 避实就虚, 甚至为了免除自身的管理责任而弄虚作假, 瞒案不报, 名曰保护干部, 维护形象, 实则徇私枉法, 害人害己, 保护了一小撮, 伤害了一大片;有的社责任追究机制不完善, 责任认定和处罚标准执行不一, 有失公允, 客观上纵容了违法乱纪行为的发生。

二、案防管理对策

(一) 进一步完善案防管理架构, 强化组织保障作用。

一是建立健全案防管理组织结构。一方面, 要严格遵照银监会和上级部门的规定, 按照精干、科学、高效的原则, 构筑层级分明、责权对称、管理有序的案防管理组织结构, 设置合理的部门和岗位职能, 建立健全责权清晰、责任落实、各负其责、密切协作的案防管理体系;另一方面, 要进一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规范三会一层的议事规则, 构建互相监督、互为补充、密切合作的案防管理架构, 同时, 要优化和完善产权结构, 在加快改制商业银行的基础上, 积极探索在现行结构体制下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办法, 形成有效的激励约束功能和权力制衡机制;二是构建严密的案防管理防线。在科学合理的多维管理架构中, 以委派会计、合规经理、条线部门、稽核部门和合规部门为基础, 构筑多层面、多环节、立体型、全覆盖的案防管理防线, 明确并落实工作职责, 加强对相关人员的履职监督、检查和处罚, 做到一级服从一级, 一环紧扣一环, 形成领导核心坚强、群众基础牢固、专业条线配合、督查机制健全、中坚力量稳固的案防工作格局;三是强化职能管理作用。风险合规部的设置与管理必须无条件回归到银监会和上级部门的相关规定上来, 使其享有独立的管理职权。已经对风险合规部实行单列管理的农信社, 必须克服形式化倾向, 严格有关规定充实其管理力量, 落实其管理责任, 树立其管理权威, 确保其职能管理作用得以充分发挥。

(二) 健全完善案防教育体系, 强化思想保障作用

一是全面提高管理者的案防管理意识。各级农信社管理者要站在政治和全局的高度认识案防管理的重要性、紧迫性和严峻性, 坚持做到标本兼治、查防结合, 改革流程、部门设置和强化管理并举。精心组织, 统筹谋划, 扎实推进案防管理工作, 提升案防执行力;二是密切关注员工的思想动态。要结合实际, 把准病脉, 提高员工对违规行为危害性的认识, 要把对员工的管理从八小时之内延伸到八小时之外, 不但要关注员工的学习和工作情况, 还要关注员工的家庭生活、经济状况。对于家庭关系破裂、消费异常、负债沉重、责任贷款多、人际关系复杂、经商办企业、资金交易异常的员工, 尤其应当密切关注, 防止因上述种种原因而引发个人道德风险;三是创新案防培训和教育方式。要根据业务发展状况和风险状况, 开展有针对性的案防培训和教育;要建立健全常态化的案防培训教育机制, 通过以会代训、集中培训等方式, 营造上下联动、全员参与的良好学习氛围, 使员工在互动中掌握有关案防知识和技能, 提高识别、防范和化解案件风险的水平与能力;四是加强对员工的主人翁思想教育。一方面, 努力培养员工的归属感、责任感, 引导员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要时常告诫员工十分珍惜自己拥有的这份职业, 忠诚这份为之奋斗的事业。要让全体员工都深刻认识到, 正因为有了它, 我们的人生才有追求, 奋斗才有目标, 精神才有寄托, 我们才能在竞争激烈的经济社会找到自己人生的位置, 展现自己人格的魅力, 实现自己生命的价值, 我们才能真实地拥有这份尊严和荣耀, 真实地享受幸福、健康和快乐的生活;另一方面, 要持续保持案件防控的高压态势, 进一步提高员工的案防主动性和自觉性。要敦促员工在思想上绷紧案防管理这根弦, 使全体员工都清醒认识到, 一旦陷入违法乱纪的泥淖, 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一切都将在瞬间消失, 我们的人生理想、抱负将发生重大逆转, 自由的阳光和空气将会成为我们最奢侈的渴求。不提高警惕, 就改变命运!这是我们全体员工应当永远铭记的信条。

(三) 健全和完善制度体系, 强化制度保障作用

一是加强内控制度建设。一方面, 要依照制度设计原则, 对现有管理制度进行全面梳理和后评价。对于有设计缺陷、或严重脱离实际、或与国家法律法规相抵触的内控制度, 要在全面梳理的基础上尽快进行修订或完善, 使制度和流程能有效地涵盖业务风险点;对于银监会颁发的法规性文件和上级部门的管理规章, 不能简单地转发、执行, 而要结合业务发展状况制订具体的实施办法或细则;另一方面, 坚持“内控优先、制度先行”的总体原则, 按照“开办一项业务、出台一项制度、建立一项流程”的要求, 大力开展创新业务风险控制和防范的制度建设。要建立健全涵盖所有业务和机构的内控制度和流程, 规定内部控制的基本原则和要求;要制订、细化和落实岗位操作规范和操作手册, 让每个员工都充分了解自己应当遵守的制度、流程和应当履行的职责、承担的义务, 使各项制度全面制约各类决策程序、各项业务过程、各级管理人员和每个员工, 使所有的业务操作、权力行使、流程运用等等都置于有效的监督制约之下;二是健全和完善岗位制衡机制。要结合农村信用社案件特点和案防要求, 科学、合理调配和设置内部岗位, 使岗位与岗位之间相互制衡、员工与员工之间相互制约, 避免因业务操作一手清而出现的操作风险和权力寻租风险;三是提高制度执行力。要严格依照银监会和上级部门规定, 坚持推行干部交流制度、亲属回避制度、岗位轮换制度和强制休假制度, 及时发现和堵住案防漏洞, 进一步提高风险识别和防范能力。

(四) 健全完善案防工作机制, 强化机制保障作用

1. 建立健全制度化的风险排查机制。

一方面, 要结合农村信用社近期案件的特点, 根据改革发展状况、业务经营状况、员工状况等, 对案件多发的传统业务区域实行重点监控, 定期或不定期开展专项或常规的风险排查;另一方面, 要重点排查员工参与民间融资、非法集资以及因外部风险感染所导致的案件风险隐患, 注意员工的思想动态和行为倾向, 将各种不安定因素化解在萌芽状态之中。

2. 建立健全长效激励和约束机制。

一方面, 按照现代企业要求, 建立健全充满生机与活力、同时包含案防管理和经营业绩等内容的绩效考核体系, 使员工的收入真正与单位效益、案防管理等挂钩, 形成案防管理长效激励机制;另一方面, 依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要求, 建立对理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和高管人员的长效约束机制, 明确相关人员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行业管理规章等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行政责任和经济责任, 促使相关人员恪尽职守, 勤勉尽责。

3. 建立健全功能完善的监督机制。

一是完善监事会组织结构。要尽快成立监事会办事机构, 配置相应的工作人员, 完善相应的组织结构, 为监事会履职创造条件;二是强化监事会的监督职能。要细分监事会的监督权限, 明确其监督的对象、内容、范围和要求, 使其监督行为渗透到业务经营和管理的每一次决策、每一个环节、每一件事项之中, 防止因集权和滥权而埋下重大风险隐患;三是完善监事会工作机制。在现行管理体制下, 要强化监事会的监督职能, 必须赋予监事会独立履职的权力, 减少董事会机构对监事会机构履职的限制, 使监事会严格履职变成可能。

4. 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责任追究机制。

要坚持有错必究、违规必罚的原则, 建立符合实际的责任追究机制。一是严格责任认定。要依照银监会一案四问责等规定, 明确界定直接责任、间接责任、管理责任、领导责任, 并制订、实施统一的责任认定标准和程序;二是要提高稽核处罚震慑力。要进一步充实稽核审计机构的力量, 采取专项稽核审计与常规稽核审计相结合的办法, 定期或不定期对各项业务开展情况进行检查, 对稽核检查发现的问题切实整改, 做到风险早发现, 隐患早排除, 问题早整改, 违规早处理;三是要严肃查处各类违规违纪人员, 对形成重大风险、造成重大损失、产生恶劣影响的重大违规、违纪事件或违法案件, 要坚持依照一岗双责、一案双查和一案四问责、上追两级的办法, 坚决追究有关责任人、有关管理部门的责任。要通过责任追究机制的落实, 进一步促进广大干部员工增强依法合规经营和防案控案意识, 切实有效防范操作风险和案件风险。

管理缺位 篇2

不久前，北京、广东、上海、辽宁、江苏、陕西、河南、宁夏等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执法检查组和工会组织等对工会法实施情况进行了再次执法检查，发现部分在华跨国公司无视中国法律，长期拒不组建工会，这种情况虽然比两年前全国人大执法检查组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组织的工会法实施情况执法检查时的状况稍有好转，但是，未建工会的比例仍然很高，最高的省市达3/4，最低的省市也有近1/3，特别是一些国际品牌的跨国企业和公司，在华运行10多年依然没有依法建立工会组织。

一份统计资料显示，在沿海发达地区的浙江宁波市现有外商独资和“三资”企业近万家，已有9000多家企业建立了工会。而作为国家最早设立的4个经济特区之一的厦门市，目前共有外资企业4000多家，但只有1500多家设立了工会，所占比例还不到一半。在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和招商引资任务大的地区，建立工会的比例则更低。

外企为何拒建工会组织

在建立、完善工会的问题上，来自不同国别和文化传统的外企表现出不同的立场。全球零售业巨头沃尔玛公司在深圳、大连、昆明等城市均摆出不合作态度。沃尔玛中国总部设在深圳，深圳市总工会主席曾亲自上门做工作，第一次会谈建会问题被婉拒，第二次竟干脆拒绝见面，理由是“沃尔玛在全球都没有组建工会的惯例”。江苏省南京市总工会就南京沃尔玛组建工会一事，曾上门做了七八次工作，却都无功而返，为此沃尔玛还曾给南京市主要领导写信，称南京市总工会的工作已经影响了其正常经营。这是最为典型的例子，在全国曾经闹得沸沸扬扬。那么，外企尤其是独资外企为何拒绝组建工会组织呢？据分析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戒心——中国工会的官方背景。在中国，工会的规模与力量是世界上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首先，在各级政府中，从县级基层政权直到中央都设有总工会，这个半官方性质的机构在工人维权活动中颇具权威性；其次，在为数众多的国企中，职工代表大会被赋予了企业的最高权力，而工会正是其常设机构。正是这种带有官方背景的原因，使许多外企对它存在有了戒心。而外企真正担心的是，一旦建立工会，就有可能影响经营，干预管理，甚至和企业对着干，捆住自己的手脚，请了“神”不得不“烧香”。中国工会超乎寻常的规模也让一些外企产生了畏惧心理。

分歧——中外工会的文化差异。北京松下彩色显像管有限公司工会主席王惠民曾被派驻日本，他感受到了完全不同的两国工会。他说，日本的工会很“厉害”，每年都要组织员工进行“春斗”和“秋斗”，和资方谈判，要求增加工资，提高待遇。中日工会的差异主要概括为三点：一是日方的管理者不能参加工会；二是工会的资金不是企业支付的；三是日本的工会有权组织罢工。尤其是组织罢工这一条，是世界上许多国家通行的工会法规，通过罢工来争取员工的福利待遇，而中国工会是通过双方充分交流后达成一致意见。北京现代、北京JVC等相关人士都坦言，一些国外企业就是因为国内工会的事很挠头，忍受不了才来中国的。但其中许多企业一开始听说到中国也要成立工会时，立刻就有一种发怵的心理，所以到中国能不建就尽量不建。

借口——工会法规的文字漏洞。沃尔玛曾经拒建工会的理由是：“沃尔玛公司管理层没有收到职工自愿成立工会的要求，所以暂无必要组建工会。”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对外事务总监徐俊就曾对媒体重申了公司CEO的两个观点：“第一，沃尔玛不是反工会，也不是拒建工会；第二，沃尔玛在中国一贯遵守中国的法律和有关规定，我们完全按照相关法规执行。”“工会法的规定是企业‘应该’建立工会，而没有使用‘必须’一词，我们并没有违反法律。”我国工会法第十条规定：“企业、事业单位、机关有会员二十五人以上的，应当建立基层工会委员会。”同时，第十一条规定：“上级工会可以派员帮助和指导企业职工组建工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阻挠。”在我国法律用语上，“应当”视同“必须”，法律专家认为，视同明显偏软，没有必须来得强硬和讨价的余地，法规不能留下文字上的漏洞。

招商——地方政府的偏袒迁就。一些基层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心切，一味地强调招商引资的指标，在协商考虑各方面利益关系时，过分偏袒和迁就资方，甚至以不建工会、牺牲工人利益为代价招徕外商。由于地方政府的位置没有“摆正”，不能合理有效地整合劳资关系，个别地区出现了由劳资矛盾引起的一系列不协调的社会现象。虽然工会法赋予了各级工会组织相应的权利，但工会等与工人群体权益保护相关的职能部门，在地方政府中一般处于非核心的位置，独立行使职权的效率不高，其执法行为容易受到各种各样的行政干预，从而出现了“底气”不足的问题。

维权——为保饭碗的忍气吞声。以珠江三角洲地区为例，这里制造、加工业很发达，中小型外资企业云集，是我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这里聚集了被称为“新产业工人”的2000多万农民工，廉价的劳动力为一大批劳动密集型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利益空间。这里大多数企业没有设立工会，或者工会名存实亡，能正常发挥工会职能的不足1/3.工会普遍处于资方掌控状态，多数是资方代表兼任工会职务，有的小型外企虽然设立了工会，但工会组织不健全或者“形同虚设”。厦门市总工会有关人士指出，一些外企只是在管理层开个会选出工会干部，职工根本不知道企业还有工会；一些企业不给工会提供必要的时间和地点，也不提供经费。职工权益屡受侵害而得不到有效保护，是目前导致民工暴力维权事件上升趋势的直接原因。大量从农村到城镇特别是到新建企业来工作的民工，既没有健全的劳动合同保障，又没有工会组织的保护，遇到困难和出现侵权时，他们为了保住饭碗，只好忍气吞声，甚至于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讲句公道话。

拒建工会“叫板”工会法执行力

外企不愿组建工会，除了担心工会与公司对立以外，一个主要的考虑就是节约成本。我国工会法规定，企业按照职工工资总额的2%缴纳工会经费，其中60%作为基层活动经费，40%上交上级工会，如果，一个小型外企年工资总额为1000万元，那么就要缴纳20万元的工会费，尽管工会法有明文规定，但是，几乎很少有企业或单位按规定比例缴足经费的，有的则象征性地缴一点，有的象菜市场一样讨价还价，还有的干脆以年包干缴费。

只缴费不维权，也是目前我国基层不少工会的通病，端外企的饭碗，吃外企的饭，不好维权，明知侵害工人利益，有时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此，有人形容一些基层工会组织是“一张桌子、一个戳子（公章），一个主席、一个兵，一份报刊、一壶茶，钟点一到就回家”。工会法在执行上刚性不够，力度不大，维权也只能是沟通、协商，法律没有赋予工会更大的执法权力，比如：“阻挠职工依法参加和组织工会或者阻挠上级工会帮助、指导职工筹建工会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其改正；拒不改正的，由劳动行政部门提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这里工会法把总工会和工会委员会定在从属位置上，企业不建工会的却由劳动部门责令改正，而劳动部门既不享用2%缴费中上交的40%费用的一部分，又没得其他利益关系，凭什么要去打“旁皮官司”做“仇人”，劳资矛盾由劳动仲裁解决，大不了闹上法庭去，自己一亩三分地种不好，还去承包别人的“责任田”？

还有一个执行不力的因素，主要是各级党政领导担心追究工会问题会吓跑外商，好不容易招来的客商、引来的资金，因工会问题再弄跑掉了，招商引资成果岂不是竹篮打水。再说，别人都未要求建工会，我为什么偏偏强求外企建工会撵走外商呢？在这样的大环境和社会背景下，外企不建工会，指望劳动部门责令无效后，再提请县级人民政府去处理，这能有多大成效呢？

完善我国工会制度医治缺位之痛

完善工会法，增强法律的刚性。通过修改和完善法律条文，去掉可以多种解释的词语，多用直接明了的词汇，赋予工会组织更多的强制性。

增强经济上和人事上的独立性。除了规定企业领导人不得担任工会领导人外，应明文规定，凡必须建全工会组织的企业和单位，在工人缴纳会费的基础上，每年必须拨给一定数额的活动经费，这笔经费应由同级财政提供，工会主席从职工中选举产生，没有行政级别。

弱化地方工会的行政化倾向。工会本应该是代表职工利益的团体，但是长期以来，一些工会更多地对上级负责或对资方负责，严重脱离了与群众的联系，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因此，必须回归工会是工人自发成立的第三方组织的属性，活动经费主要来自工人缴纳的工会费，这样才能成为工人维权的有力后盾。

改变多头执法现状。工会法就是各级工会组织机构的“根本法”，必须赋予相应的或同等的执法权力，不能一部法律，变成两个以上执法主体，甚至要由其他部门来行使行政执法权，应尽快改变“两张皮”现象。

加大处罚力度。这是检验工会法执行力的“试金石”，温和已经无效，迁就无法维护中国工会法尊严。各级工会组织应该理直气壮地捍卫工会法，主动寻求党委、政府以及立法机关的支持，创新工作机制，在维护工会法尊严和维护工人合法权益的积极实践中确立自己的权威地位和权威形象。

管理缺位 篇3

【关键词】教育管理；伦理；缺位；对策

引言

教育管理伦理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它是管理学、教育学以及伦理学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的结果。随着人们对道德价值和伦理标准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教育管理伦理已逐渐成为管理学科体系的一个重要分支。20世纪80 年代，我国对教育管理伦理的研究开始取得良好成效，相关话题在各种相关的教育伦理文献之中越来越常见，独立的教育管理伦理在20 世纪90 年代开始逐步成形。近年来，我国对教育管理伦理的研究发展迅速，同时取得了很多有影响的学术成果。

一、我国教育管理伦理的缺位

（一）不能均衡对不同问题的研究深度

目前我国对教育管理伦理的研究话题较集中，只在少数的几个核心问题上如教育政策、学校管理伦理以及制度伦理等进行了深入的认识并积累了相对丰富的视角。但是对于整个教育管理伦理的研究领域来说，研究话题过于集中，冷门问题如教育管理中的关系伦理和行为伦理、伦理监督和责任机制等容易受到忽视，此外，教育管理中的伦理评价等也有待人们进行关注和研究。造成对不同问题的研究深度不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笔者认为，不能对这些冷门话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缺乏可借鉴的相关理论资源，或者是因为缺少对这些话题的原创性研究。

（二）实证研究程度较薄弱

从研究范式和取向上看，当前对教育管理伦理的研究主要表现为：理论多、实践少；论说多、验证少；应然层面多，实然研究少等等，可以概括成实证研究程度较薄弱。笔者认为，薄弱的实证研究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实证性研究方法不多；二是现有的实践问题研究或现实问题研究较少。目前，我国大多数对于教育管理伦理的研究采用的主要是思辨式研究，还只停留在理论的论证阶段。研究所关注的对象主要是教育管理凸显伦理道德的必要性；伦理的内在依据和学理基础；伦理应具备的标准等。只有少数的研究是运用实证研究方法开展的。经过调查，如何将抽象、概括的教育管理伦理概念具体化、明确化，如何将其转化为可观测、量化、分析的指标，还有待进行深入的研究。

（三）公众参与机制不完善

就当前形式来看，我国教育管理伦理的缺失对教育政策的公信力有着严重的影响，这在公众参与的缺失上表现的尤为显著。公众的有效参与对我国教育政策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公正制定教育政策方案的基本前提就是公众将自身的利益需求充分表达出来。然而我国教育政策制定中的公众参与存在着较多问题，主要体现在公众参与的缺失、公众参与教育政策的渠道不广泛以及公众参与的不平衡性。我国的公众参与机制在地域、行业和阶层上存在巨大差别。在大中型城市中，由于城市各项工作的先进性，以及城市居民的文化程度较高、信息接收范围较广等原因，使人们具有较高的参与意识；相反的，大多数工人和农民的参与意识则明显偏低。

二、关于我国教育管理伦理缺位的相应对策

（一）建立完善的研究框架

实现教育管理伦理的学科化和体系化的基本前提就是完善的教育管理伦理研究框架，此外，明确的、成熟的研究框架还对教育管理伦理的道德实践起到一定的理论支撑和理性指引作用。然而，目前我国在教育管理伦理研究上还远没有形成成熟的体系，学科建设还处于初级阶段。因此，构建一个明确、稳定的研究框架尤为重要。完善的研究框架要从最基础开始，首先要确定最基本的研究对象和研究任务，然后从选择正确的研究方法、界定基本概念、澄清核心问题等逐步展开，不断推进和深化对相关问题的探讨，促进为教育管理伦理的学科体系的成熟和完善。

（二）加强理论研究，指导伦理实践

作为教育政策伦理实践的理性指引力量，国外学者对教育管理伦理的相关问题已进行了广泛的、深入的、有利于提高教育政策的实践道德水平的探索和研究。然而相对之下，在我国教育政策伦理中存在的问题还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我们要从根本上加强理论建设和研究，对这一领域的探索和研究进行逐步深化，建立完善的教育管理伦理学科体系，为指导教育管理理论的实践提供有力支撑和理性引导。

（三）完善公众参与政策，扩大公众参与范围

作为教育政策的重要内容，教育管理伦理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因此，如何使公众的意志得到充分反映、使公众参与权利得到切实的保障至关重要。笔者认为可从以下两方面提起注意：一是扩大公众参与范围，丰富公众参与渠道。可以从多个角度如阶层、职业以及地域等选择代表参与到教育政策制定过程中，对于带有两难伦理特征的问题，可以通过信访、民意调查、听证会、新闻媒体和网络微博等多种渠道使公众的参与得到保障，从而达到广泛征求民意的目的。二是完善公众参与政策，创设公共对话机制。公众参与政策的完善需要政府推行信息公开制度，将教育信息定期在公众中公开公布，使公众都能平等的参与到教育政策的制定和监督中。在一定程度上，公众参与政策的完善还需要多层次的对话与利益表达平台的构建，例如听证会，从而有助于公众和政府之间能够充分交流意见并得到及时协调。

结语

教育管理伦理对教育政策的制定以及教育政策的道德价值取向起着相当重要的影响作用，对教育政策的效果和效益有着直接的影响。然而，我国在教育管理伦理的研究中还存在明显的缺位，如何对教育管理伦理开展深入的探索和研究，如何构建和完善科学的研究框架、形成科学的教育管理伦理学科体系，如何理性的指导理论实践等都是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的问题。因此，我们要提高对教育管理伦理的重视程度，为科学、合理、先进的教育政策和制度的建立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郅庭瑾.论我国教育管理伦理的缺位与现实对策[J].教育科学研究，2006，10：5-9.

管理缺位 篇4

一、循环经济内涵概述

循环经济为一种崭新的经济模式, 该种经济模式的本质体现为在能源、物质的循环再生过程中促进经济增长得到有效实现。在应用该种经济模式的过程中, 人类所进行的生产、分配、消费等过程中均需融合于自然界物质能量的循环过程中。促进循环经济得以发展的重用提前条件表现为严格遵循自然界的能量、物质所具有的循环再生规律。

二、管理学研究缺位具体表现

(一) 管理学研究成果的缺位

循环经济研究中, 管理学研究的缺位首先表现为, 目前研究所得的成果还不能为低碳经济的有效发展创造良好的理论依据和健全的分析工具。在循环经济研究中个, 对管理学的研究还相对较少, 且还存在较多的内在缺陷。因此, 管理学研究还无法很好地适应循环经济发展需求, 进而导致相对于经济发展而言, 管理学研究存在较为明显的缺位。研究成果缺位具体表现为, 管理学研究成果通常较难在实践中得到有效检验。导致这个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我国现阶段的管理学研究过程中所应用的激励机制存在一定缺陷。同时, 在管理学的研究过程中, 滥用数学工具的现象还较为严重。解决该种缺位需要加强对我国学术研究评价体系进行有效改革, 同时还需积极应用学术研究风尚来进行引导。

(二) 管理学研究范式的缺位

现阶段, 在循环经济的发展过程中, 其所需要的理论支撑表现出多样性, 囊括了自然生态系统运行规律、社会组织行为、企业运营机制等诸多内容。在我国, 传统应用的管理学研究路径范式表现出明显的缺位现象。在实际研究过程中, 通常选择单一的出发点展开深入研究, 理论范式表现出明显的相互割裂。这种研究范式无法成为循环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 对循环经济的发展无指导意义。导致这种缺位状况出现的原因表现在以下结果方面:第一, 一些管理学的研究者将企业的经营管理模式定为研究的主要出发点, 进而导致管理学和经济学二者相互交融的研究模式形成。第二, 直接沿用行为科学研究过程中所应用的分析范式, 将团体、个人的行为方式作为实施管理学研究的主要依据。该种研究范式普遍被应用于我国管理学研究中。该种分析范式主要强调的是通过对人进行激励和约束的机制来实现对人进行管理, 因此其无法成为能够促进循环经济实现快速发展的有利管理工具。第三, 一些管理学家在进行研究过程中, 给予国内基本国情, 提出根据实际国复兴古典管理理论这一主张。这种主张实质上是继续使用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 其对循环经济的发展存在一定程度的阻碍作用。

(三) 管理学研究缺乏原创性所造成的缺位

处于计划经济时期时, 企业管理实质上为国民经济计划的一个延伸, 企业在实际发展过程中未能按照市场变化来对自身的生产产量、价格等进行调节。所以, 我国在, 于现代市场经济活动相适应的管理学理论还较为匮乏。改革开放后, 诸多西方管理理论进入我国, 成为经济管理理论的一个重要研究趋势。但是西方的理论并不是完全适应于我国经济发展。因此, 管理学研究必须要在合理借鉴的基础上有原创性才能本国经济的发展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三、解决循环经济研究中管理学研究缺位问题的具体措施

(一) 转变企业发展理念

想要还需为政府决策提供具有说服力和科学性的理论依据, 从宏观角度上, 必须加强对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的相关行为进行统一管理和制约。经济学研究者在对企业发展模式选择进行研究的过程中, 往往将企业假设为市场经济中的一个具有主体性的理性“经济人”。在不存在利益冲突的情况下, 企业通常不会转变传统生产模式。在没有任何外力作用的情况下, 即使有利可图, 企业也不会直接放弃传统生产模式而选择循环经济。因此, 经济学研究者们认为, 必须加强法律建设, 通过法律的强制性来促进循环经济得到有效发展。站在政府规制的角度上看, 经济学研究的实施必须具有实效性。但是在实际研究过程中, 经济学对人、企业的主观能动性、适应情境变化的能力均往往被忽。因此, 在这种情况下, 法律、政策的应用效果可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

在管理学中, 高度重视人、企业所具有的创造能力和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 并且可以通过有效管理来实现对该两种能力进行不断激发和有效引导。对其企业的发展来说, 法律及政策的强制、市场优胜劣汰、技术发展等外部压力特别重要。这些外在压力会对企业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刺激作用, 进而促进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被动地遵循相关法规政策。但是, 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 影响其行为的主要因素为内在动力。除了利润的趋势之外, 企业社会价值观、企业道德责任感等也对企业行为产生严重影响。因此, 在管理学的研究过程中, 必须加强重视对企业道德、企业价值观等进行深入研究。积极塑造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企业价值观和文化。

(二) 加强企业运行机制建设

经济学研究者认为, 在生态企业的建设过程中必须从生产方式、运行机制进行变革。运行机制为企业实施相关生产活动的制度环境, 其可促进企业内部形成具有统一性的目标, 促进企业的凝聚力得到不断增强, 进而使得企业中的各个员工均能够积极、主动地投身到企业生产中, 真诚地为企业的发展做出贡献。在这样的环境中, 企业员工的创造性可得到充分发挥, 同时还会积极对企业的生产活动进行监督, 促进企业生产不断向规范化发展。在具有生态化的运行机制中实施生产方式的变革, 才可促进企业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但是现阶段, 我国生态企业建设均是重视对生产方式进行变革, 而管理制度、组织机构等的建设均较为滞后, 因此生态企业建设未能取得理想成效。因此, 管理学应加强对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运行机制进行深入研究, 全面分析企业目前的运行机制, 积极分析其与生态企业建设的适应性。然后合理地选择相应的运行机制作为试点, 对其有效性进行检验, 并针对具体的影响因素进行不断改进, 进而促进生态企业建设成效得到有效提升。

(三) 企业情境应对策略

在经济学中, 基于对宏观政策服务目标进行充分考虑, 往往将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的相关行为视为是被动的。例如外部性理论的提出就是将企业假设为不负责任的环境中的行为主体。但是理论的深入研究和实际应用结果显示, 企业处于不断变化的环境中时, 通常均可以快速地做出相应的反应, 甚至能够预先做出反应。例如随着循环经济相关政策地不断出台, 政策的内容从笼统逐渐发展为具体, 其要求也在不断提升, 企业生产过程中面临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在这个过程中, 企业不能只是被动的接受, 而是需要主动地进行吸收和消化, 通过实际行为来促进企业生产经营能够更好的适应相关法律政策的具体要求, 进而促进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在管理上, 可通过绩效评价标准变革等方式促进企业管理水平得到不断提升。当企业微观、宏观环境均不断发生变化时, 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不能单纯地将绩效评价作为对经济效益进行衡量的唯一标准。在对企业的经济效益进行评价过程中, 应是将多元利益相关者作为评价的主体, 将创造企业价值的过程以及所取得的成果作为评价的客体, 将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的共赢作为对企业经济效益进行评价的总目标。由此可见, 在管理学中, 基于市场环境的多变性对企业的发展提出多元化目标, 其可促进企业能够在循环经济环境中得到更好发展, 提高企业应用多变生产环境的能力, 进而为循环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四、结束语

国内循环经济研究中管理学研究缺位现象的存在对循环经济的发展产生一定阻碍作用。提高对循环经济内涵理解, 提高对循环经济主体企业的重视, 正确认识管理学研究缺位现象, 然后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应对, 可为循环经济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 进而促进其实现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王兴琼.内循环经济背景下的企业行为研究述评及建议[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2, 15 (01) :201-202.

建筑企业总经济师缺位现象 篇5

一些大中型的建筑企业的总经济师更是极度缺乏。

有的根本没有设置总经济师的职位，有的虽然设置了总经济师这一职位，但总经济师的职能根本就没有发挥。

这些现象导致企业的经营管理效率底下，管理混乱，对企业正常运行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从“权威”到“缺位” 篇6

关键词：作者理论  文本属性  读者转向

由于康德高度宣扬创作中的主体的作用，受康德哲学的影响，19世纪的浪漫主义文学理论将作者提高到一个权威的位置，不仅强调创作主体，更加强调作品中的情感流露。正如华兹华斯所说：“一切好诗都是自然情感的流露”，浪漫主义在西方文论史上将诗人当成了创作中的神一般的角色。从柏拉图的“迷狂说”认为诗人的创作是神灵凭附的结果，到亚里士多德在诗与历史的比较中高度肯定诗人的地位，再到17世纪笛卡尔开创理性主义潮流引领康德在理性的基础上将诗人与“天才”联系在一起，古典作者论在理性潮流的发展中让作者散发出了神圣之光。但随着理性主义的自我膨胀，及作者中心论的自身局限性，20世纪的文论家们对作品意义展开新的探求。

一、欲望型作者：用创作进行自我建构

精神分析学派将文学创作看做是一种自我建构，认为作者的创作是梦的解析或是无意识升华。作家的人格力量是来自于深层的无意识，正是由于这种自我建构的理论，使得这种类型的作者就是对理性及崇高感的一种消解，从历史的循环中跳脱出来，为欲望所攫。

（一）弗洛伊德：欲望构成动力

“凡是艺术家，都是被过分的性欲所驱使的人”[1]这句话完整概括了弗洛伊德对作者的看法。作为弗洛伊德无意识观点中的重要内容，性本能是人们日常生活内容的主要推动力，而我们所进行的艺术创造活动，就是这种性本能的外化表现。弗洛伊德认为，人们那些被压抑的欲望可以通过白日梦与艺术创作的方式被表达和满足，而艺术创作者与白日梦者所不同之处在于，艺术创作者可以通过艺术创作的方式，将那些不符合日常伦理道德规范的欲望所掩盖起来，这种方式类似于一种补偿性的转移，弗洛伊德的作者观认为，作者无时无刻不被欲望所牵绊，欲望的内容既成为了作者创作的动因，也成为了作者创作艺术作品的主要内容。作者无时无刻不在欲望的牵绊中。

（二）拉康：“自我”依赖语言

相对于弗洛伊德的欲望成为动力，拉康在探讨无意识的时候将语言学的研究方法与心理分析相结合，共同置入主体意识的研究当中。首先，在拉康这里，无意识变成了语言的产物，一旦形成，是作为拥有语言的形式而存在的，因此无意识变成了研究语言的出发点。其次，由于主体是通过语言的作用而构成的，因此语言要想成为现实得到体现，要通过主体的作用。基于以上两点，语言要想能够对主体产生作用，必须要先内化为无意识。从这一层面来说，无意识而非语言才是真正让话语发生效应的主体。

那么，我们又是怎样发现无意识的呢？拉康又提出了他的“镜像理论”。拉康从婴儿谈起，他发现当婴儿看到镜子中的自己时，会将镜子里的自己看做是真的“我”，但由于此时婴儿是无法支配自己的行为，但她可以通过对镜子里的自己进行行为的支配，这种虚幻性使他能够跨过自我行动的障碍，产生一种超前的意识，而无意识也是在这时形成了。拉康的这种理论表现了意识与无意识两者间呈现了一种相反相成的双面关系。将镜像理论应用在艺术创作上来，便是虽然是人在说话，表达自己，但其实是无意识在支配了这一切，即：“自我”必须依赖语言。

（三）荣格：种族积淀文化

荣格认为，作为艺术家的个人可以说代表着集体无意识，当受到集体无意识的控制时，这样的个人是集体中的人（collective man），就好像成为了集体无意识的一种工具，作者或艺术家并不是受自身意志支配而进行创作的个人，而是艺术通过个人来实现无意识所积淀下来的内容与目的。与弗洛伊德的理论一样，荣格的这种集体无意识的说法都是对笛卡尔以来所重视的理性的崇高的一种反叛与消解。在我们的身上，不仅仅是积淀了从远古而来的动物性的生存本能，还在漫长的时光迁徙中积淀下了不同的社会心理与民族文化。

二、语言型作者：作为语言的工具

与精神分析学派所强调的对欲望的满足所不同，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以及结构主义拒绝了文本作品的意识形态的深度探讨与关注，而是直接转向了语言的维度，在这里，作者是作为语言的工具而出现的，伊格尔顿对此的解读最为深刻：人们从那些不堪入目的历史意义中跳脱出来，在语言的维度下建立起有别于外在世界的结构中心。

（一）俄国形式主义：驱逐作家

可以说，对作者中心主义观点的最早的反对就来自于俄国的形式主义，在形式主义看来，所谓的作者，无非是在语言的运用上有着熟练技艺的工匠。以雅各布森的观点为例，他认为，作者用于文学创作中的个人生平、经历、社会背景，等等因素，都是创作作品的外在因素，它们并不能阐明作品的内在深层次的含义，由此，形式主义者将作者排除在作品的内容与意义之外。形式主义要求作者以“使石头成为石头”作为原则，运用技巧将语言整合，使日常语言经由陌生化的处理变得新鲜而生动。

（二）新批评：作为整体的诗人

作为现代小说的奠基性的作家，福楼拜最先提出了非人格化的文学创作，他认为：“我的原则是，艺术家的主义绝对不能是他自己。”[2]福楼拜的这种艺术观念在诗人T.S.艾略特那里得到了有力的回应。在《传统与个人才能》的文章中，艾略特提出了他的“非个人化”理论。他认为，要想在创作中不断进步，诗人就要不断消除自己的个性，诗人或作家都只是一个工具而已，要一直将关注的重点转向诗歌本身。但要注意的是，艾略特并不是不倡导表现情感，而是说作者的个人的感情不重要，在诗歌中体现出来的感情是在作品的不断累加与组合中逐渐显露出来的“艺术感情”。

作为新批评派的先驱性人物，艾略特从宏观上将诗人的个人情感消解在作品当中，而瑞查兹则是在围观上反对作者中心主义。他倡导用细读的方式诠释作品的内在含义，而不是去分析作者的思想、个性，在他看来，这些因素的外在的也是靠不住的，我们无法从作者的思想个性中推断出作品的真正意图，只有用细读的方式去研究整个文本，从语义学的角度分析作品，才能科学准确的领会文本的真正含义。在新批评理论家这里，作者的位置被边缘化，作品形式被置于中心位置。

（三）罗兰·巴尔特：语言成为一切

巴尔特将作者与作品间的关系完全的分裂开来，在《作者之死》中，巴尔特提出了影响深远的“作者已死”的观点。他首先列举了马拉美的论述，马拉美的论述颠覆了人们以前对作者地位的认知，巴尔特认为马拉美的贡献就在于马拉美取消了作者书写的中心地位，并且他赞同马拉美所说的“作品在说话”的观点。

巴尔特又将两种作者区分开来，一种是我们日常习惯称为作家的那一部分人，另一种则是抄写者（the scripter）;被我们称为作者的人是先于作品的存在而存在，而那些抄写者则不同，他们的活动只是一种言说活动。巴尔特认识现在就是作者已死而抄写者复兴的时代，这实际上是在倡导意义的多样性，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所进行的并不是“解锁”作者意义的活动，而是在进行一种类似于剥洋葱的活动一样，是解开毛线一样的剥开，但最后仍旧不会有终极的文本含义出现。是在不断的解构与建构中产生意义，是无穷尽的行为。带来这种多重的意义的并不是作者本人，而是读者，由此读者出场、作者死亡。

三、沟通型作者：话语活动的连接者

从形式主义再到阐释学与接受美学，作者的地位进一步被边缘化，读者被放到作品话语的阐释活动中去，当作者创作作品时，上下之间不再是承载着作者逻辑脉络的文章，而只是给出了一种意向性的方向，而非意义的全部，作为一种召唤结构，读者的参与文本解读的作用被不断扩大，在这里，沟通型的作者之是在读者与文本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以此来使读者与作者共建文本意义。

（一）阐释学：供读者沟通的“他者”

在传统的阐释学观点来看，文本中一定有一个终极的意义存在，读者阅读作品只需要去“发现”意义就可以;但当代阐释学却给出了不同的看法，在阐释学看来，对文本的解读有一个历史上的距离，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一因素的存在，使得我们今天对过去的解读是有着不同的看法的。文本的最终意义指向阐释者而非作者，作者并不能框定出作品的含义，而仅仅只是一个可供读者与文本相沟通的“他者”。在伽达默尔那里，这是一个“视域融合”的问题，即对文本的理解是发生在阐释者的“前理解”与作品当中的“历史视界”的相互融合中。伽达默尔认为，作品中没有什么终极的指向意义，一个作品的意义总是相对的，它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这是由阐释者所处的历史境遇而决定的。在阐释学到这里，作者的地位被进一步边缘化。

（二）接受美学：沉落在文本中的“客体”

阐释学将对作品的阐释从文本转移到了文本对阐释者带来的效果上面，而接受美学也正是在阐释学的理念中而逐步出现，在接受美学这里，理论家们所要解决的是，作者创造出来的文本本身并无认识变化，但为何作品对阐释者的影响会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出现变化。伊瑟尔对此做出了自己的解读：“解释的冲突所揭示的正是所有假设本身固有的局限性，从而揭示它们在完成所承担的任务时其应用是有限度的，也正是这一点使解释的冲突显得有趣。[3]”也就是说，我们对每一种阐释都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只有将其融合才能克服这种局限。在伊瑟尔看来，当作者完成文本的创作时，文本的确会独立于作者而成为一种实体的存在，此时，接受者可以在文本的“未定点”中继续重构作者的意向，文本就在读者与作品的沟通中共同创造出来。因此，在接受美学这里，读者被赋予了更大的能动性，作品的意义与价值也是在读者接受的过程中而产生，此时，作品仅仅沦为了在文本中的“客体”。

四、功能型作者：权利乌托邦

巴尔特是宣判了“作者之死”，但福柯却用“功能说”来表达对作者进行了重新命名。所谓的作者的功能，是福柯认为，作者的存在实际上是一种话语功能，他的基本观念是，一切都在话语当中，没有任何意义可以逃离出话语。因此，作者未死，只是作者的功能发生了变化，作者不再处于一种主体性的地位，对作者的分析就是对话语的分析。

福柯又进一步分析了作者功能的集中特性：第一，作者功能是话语的拥有者，是话语的所有者;第二，作者功能会随着历史的变化而产生变化;第三，要通过辨别作者的风格、文本与作者观念的一致性来分辨文本的真伪等一系列的操作建构起来作者功能;第四，福柯所说的“作者功能”并不是指向某一个特定的个体，具有作者功能的作品会出现作者与叙事者及写作者的距离。

相对于话语作品来说，作者并没有中心性，作者总是实践的产物，是实践借作者之手而对文本客体加以重构，福柯虽然将作者“起死回生”，但却使作者陷入了权利乌托邦的圈套中。

注释：

[1]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导论》，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49页。

[2]Francis Steegmüller（ed.）：The Letters of Gustave Flaubert，1830-1857，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0，p230.

[3]朱刚、谷婷婷、潘玉莎译，伊瑟尔：《怎样做理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9页。

参考文献：

[1]余虹.文学知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2]张隆溪.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

[3]李赋宁编译，托·斯·艾略特.艾略特诗学文集[M].北京：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

[4]怀宇译，罗兰·巴特.罗兰·巴特随笔选[M].北京：百花文艺出版社，1988.

[5]冯川，苏克译，荣格.心理学与文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浅谈学习主体缺位现象 篇7

所谓学习主体缺位, 是指在课堂教学过程中, 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学习主体事实上没有听课或没有参与课堂学习活动的现象。

一、学习主体缺位的表现

从学习主体缺位的表现形态来看, 可以区分为显形缺位和隐形缺位。显形缺位是指学生因事、因病或旷课等原因没有上课。这种学习主体缺位是一目了然的, 但除对缺位者本人的学习有不良影响外, 一般不对别人的学习构成直接的影响。隐形缺位是指学生按时进入课堂, 但在上课期间, 并没有进入学习状态, 成为没有进入学习角色的学习主体。老师讲什么, 他们全然不知, 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外桃源”里。

二、学习主体缺位的危害

(一) 显形缺位的危害

学习主体如果因事、因病或旷课, 显形缺位持续时间长, 就会变成长期缺位, 耽误功课太多, 容易使缺位主体对功课产生陌生感, 造成所学知识间断性停滞的后果。一般来说, 显形缺位不可太多, 更不要发展成为长期缺位, 以致影响学业。

(二) 隐形缺位的危害

第一, 课程进行中搞非学习活动, 会诱导其他同学“溜号”, 甚至会直接通过听觉、视觉、感觉等, 把非学习行为传导给周边同学, 直接或间接地、有意或无意地影响到其他学习主体的学习精力、学习情绪和学习效果。比如, 有的同学上课传纸条, 小小的一张纸条, 就可能影响到一连串同学的学习专注性, 使学习思维过程的连续性遭到破坏, 逻辑思维被迫中断, 使所学知识的内在联系被打断, 学习效果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影响, 从而影响课堂教学质量。

第二, 有的学习主体仅从学习兴趣出发, 对某些课程表现为有意缺位或选择性缺位。上课期间。做一些与课堂无关的事情, 其危害也是显而易见的。他们不了解兴趣需要培养的道理, 不了解具有合理的知识结构的重要性, 不了解必要的知识储备和未来发展的需要, 不了解个人兴趣与社会需要的关系, 不了解由学习阶段向社会就业的过渡会有某些摩擦和不适, 因而需要有更多的知识和能力的准备。在学习中往往仅从个人兴趣出发, “挑肥拣瘦”, “主观舍取”, 或者“跟风儿”、选“热门”, 可是有时候却是主观愿望违背客观实际, 到头来学用脱节。学习要从需要出发, 把兴趣当成“助学器”, 珍惜宝贵的学习时光和学习资源, 把学习主体缺位看成是最大的损失。

三、学习主体缺位的原因

从学习主体缺位的原因来看, 可以区分为主观因素缺位和客观因素缺位。主观因素缺位, 是指来自学习主体自身的原因导致的学习主体缺位。包括因事、因病等造成的显形缺位, 或因对某一学科无学习兴趣, 或对某位老师的讲课有某种看法而导致的隐形缺位, 或因学习主体自身缺乏良好的学习习惯而导致的缺位等。客观因素缺位, 指不是由于学习主体自身的原因所造成的缺位。如因为某位老师备课不充分, 或教学方法不当, 教学效果不好, 导致学习主体感到厌倦、乏味, 从而出现了非学习行为, 造成了缺位等。

对于客观因素, 不能只在表层上去寻找, 还应该从教育思想、教育观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等深层原因上去挖掘。

在学习主体缺位的诸多客观因素中, 应试教育模式就是造成缺位的原因之一。应试教育的缺点主要表现在:一是在课堂教学过程中, 以书本、教师为中心, 以“满堂灌”、“填鸭式”的教授方法为手段, 忽视了对学生能力和智力的培养, 忽视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二是在课堂教学过程中, 把学生只看成是“听众”, 是被动接受讲述的群体, 忽视了学生是能动的学习主体, 具有学习的主动性、自觉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是学习的主人。三是把教学过程看成是单向的信息输出过程, 忽视了师生之间的双向交流, 排斥了互教互学, 压制了教学民主, 使学习主体完全处于被动的“听、写、记、背、考”的濒于应付的层面上, 丧失了学习主人应有的主体地位。四是应试教育的课堂灌输法, 使很多学生把学习当成了沉重的负担, 甚至产生了消极厌学的情绪, 在课堂教学过程中, 采取了非学习行为, 致使教师的教成为一厢情愿, 使教学过程变成了学习主体缺位的纯粹的教师行为。

四、纠正和克服学习主体缺位的对策

(一) 加强纪律教育

具有现代化意识和国际化观念的跨世纪人才, 必须具有起码的纪律、道德观念。“无规矩不成方圆”, 加强纪律教育是培养“四有”新人的基本要求。课堂纪律是维持正常教学秩序的工具。强化纪律教育对于培养学生树立遵纪守法观念、克服学习主体缺位、培养符合时代要求的高素质人才, 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二) 改进教学方法

采用参与式教学法组织课堂教学, 鼓励学生积极、主动、自觉地参与教学活动的全过程, 是进行素质教育、克服缺位现象的最佳选择。

1.随时参与。就是鼓励学生在课堂上边听课、边思维、边参与, 留给学生一个思维空间和参与教学活动的权利, 并运用鼓励机制, 激发学生自觉参与的积极性, 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 变“灌输式”为吸收式, 变“一言堂”为群言堂。课堂气氛活跃了, 学习主体的积极性得到了发挥, 理论和实际结合得更紧密了, 学习主体的参与代替了缺位。由于随时参与是贯彻教学过程始终的, 所以, 它能长期地、持久地发挥积极作用, 对于引导学生自觉学习, 克服缺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2.集中参与。是有计划地集中安排时间, 使每个同学的参与要求和愿望得以实现。它的内容非常广泛, 凡是与所学知识有关的、学生自己感兴趣的话题, 都可以作为参与内容。内容不受时空限制, 学生的思维可以在更加广阔的时空里自由翱翔, 这就为学生理论联系实际, 发挥聪明才智, 积极、主动、创造性地学习提供条件。这样做, 不但有利于克服课堂上的缺位, 而且把课余时间充分利用, 使课堂延伸到图书馆、社会 (如做社会调查等) , 极大地调动了学习主体的自觉能动性, 对全面提高学生素质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条件。

(三) 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

每个人在倾听的时候, 其情感或角度可能不同, 但无论是怎样地倾听, 都会有所收获。虚心地倾听是一种学习, 冷静地倾听是一种判断, 耐心地倾听是一种修养, 注意地倾听是一种礼貌, 恭敬地倾听是一种尊重, 愉快地倾听是一种享受, 痛苦地倾听是一种反思, 专注地倾听是一种同情, 友好地倾听是一种援助, 投入地倾听是一种陶冶, 参与地倾听是一种锻炼, 用心地倾听是一种劳动, 有效地倾听是一种成功。你的情感会在倾听中升华, 你的知识会在倾听中增加, 你的修养会在倾听中完善, 你的本领会在倾听中提高。学习过程通过听、看、参与和实践来完成, 学会倾听, 是最起码的需要、修养与品德。

培养学生学会倾听、善于倾听, 是纠正和克服学习主体缺位的基本保证。这是一个系统工程, 从抓学习纪律, 到改变学习环境, 进行教育思想、教育观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管理、教学模式等方面的改革, 从提高教师的素质, 到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的种种努力等, 但归根结底, 还要靠学习主体自身的觉悟和努力。外因是变化的条件, 内因是变化的根据, 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所以, 提高学习主体自身的修养, 学会倾听、善于思考、积极参与, 使主体行为学习化,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缺位的问题。

学习主体缺位现象在课堂教学中普遍存在, 采取相应对策, 以积极负责的态度去研究和解决这一问题, 是每一位教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本文仅就这一现象略作阐释, 希望更多的同仁在对此现象的研究中有所建树, 共同分享, 为更好地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尽一份力。

摘要：学习主体缺位, 是指在课堂教学过程中, 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学习主体事实上没有听课或没有参与课堂学习活动的现象。这种现象在课堂教学中普遍存在, 严重影响了教学质量的提高和人才的培养, 应引起高度重视。应试教育模式是造成缺位的原因之一, 应加强纪律教育, 改进教学方法, 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

关键词：学习主体,缺位现象,教学质量

参考文献

[1]李庭芗.英语教学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2]刘振忠.参与式教学法[M].哈尔滨: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 1999.

[3]王佐书.向课堂教学要质量[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000.

[4]李虹.高等教育心理学[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2.

儿童权力缺位及其应对策略 篇8

一、儿童权力的重要性及现实表征

在我国既有权力系统中, 儿童权力缺位的现象显著, 并导致其他权力系统 (如学校权力、教师权力和父母权力) 的越位,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有损儿童基本权益。学龄前和小学阶段儿童权力缺位尤为突出。试图从儿童权力的作用及重要性入手, 揭示当前儿童社会生活中权力缺位的两种主要表现形式。

1.儿童权力的重要性

在梳理英国伦理学家汉娜·摩尔及我国学者张爱宁、冯锐、王勇民、吴鹏飞对“儿童权利”概念的论述基础上, 将“儿童权利”做了如下界定:儿童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在道德、法律或习俗所认可的情况下, 而享有的某些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的自由, 及受到某种对待的资格。然而, 从《公约》的签署到有关儿童权利的各种法律文件的颁布至今, 儿童权利仍然屡遭侵害不胜枚举。可见, 仅仅从颁布一系列法律文件入手保护儿童权利可谓是杯水车薪, 而“真正能够保护一个人的自由的不是权利而是权力。权力是权利的实现方式, 是权利的完成状态, 如果不实现为权力, 权利就是没有完成的目标。”[1]即“儿童权利”是儿童应享有合法性利益的逻辑表述形式, 只有赋予儿童真正的权力才能保护儿童应有的合法权益。正所谓“儿童赋权使每一个儿童成为受尊重的个体, 挑战和改变人们对于儿童的局限及歧视的观点和期望。”[2]赋予儿童适当的权力表明:儿童不仅是权利被动的、受保护的对象, 同时也应是拥有行使权利的力量和能力的对象。由此可见, 没有权力的儿童或没有儿童权力就不能从根本上保障儿童基本权利, 进而导致儿童权利陷入一纸空文。然而, 在既有的权力系统中, 儿童权力是被忽视的, 是让位于其他权力主体的, 儿童自身没有权力或处于“被”权力中。

2.儿童权力缺位的现实表征

在社会生活中, 儿童权力缺位的现象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 儿童未享有权力;其二, 儿童“被”成人权力。儿童未享有权力是指在既有的社会权力系统中, 没有明确给予儿童适当的权力, 来保障其作为一个独立、完整的人所具有的基本权利。笔者通过对《儿童权利公约》签署起至今, 我国所出台的专门保障儿童各项基本权利的法律法规文本分析发现, 所有文本均是对“儿童权利”的规定, 并未提及“儿童权力”的相关事项。《公约》和《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文本中通过规定儿童参与权时曾传达了应给儿童“赋权”这样一种理念, 同时对儿童权利的拘束对象作了规定。然而对儿童拥有独立行使、保护其基本权利的法律能力、途径、方法, 并未作出任何明确规定。如此, 使得部分儿童在家庭中仍然受到虐待、在学校里仍然受到体罚、在生活中仍然受到歧视。

儿童“被”权力是指部分成人将儿童的权力等同于自己的权力, 将自己权力弩驾于儿童权力之上, 使得具有行使自己权利能力的儿童遭遇“架空”。儿童“被”成人权力主要发生于儿童权利与社会、学校、家庭、成人的利益相冲突时, 成人多以儿童身心发展不成熟、生活经验不丰富为由, 以儿童基本权利来谋求自身利益。如, 部分教师不同程度上的虐童和变相体罚、限制儿童在校时间的自由、篡改班级民意选举结果等;部分家长以保护儿童为由, 限制儿童自由、剥夺儿童权利。儿童在此类事件中所受到或直接、或间接, 但都是巨大影响的真实状况, 却有意无意被忽略了。

二、儿童权力缺位的因素探析

1.民众的儿童权力意识淡薄

民众的儿童权力意识淡薄, 未养成正确、科学的儿童权力观念, 是我国儿童权力缺位的文化因素。我国从母系氏族到封建社会结束, 一直强调的都是个人的责任与义务, 规定人们做什么和不做什么, 而不是关于人们可以做什么或可以不做什么。因此, 在这样一种传统文化的土壤滋养下, 儿童权利和儿童权力基本不受重视。况且, 儿童权利仅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传入我国, 直到90年代我国成为《儿童权利公约》的结缔国, 才正式被我国部分有识之士所关注和重视的。源于并保障儿童权利的儿童权力就更不被重视了, 时至今日对于“儿童权力”的研究都还相当少, 普通民众对于儿童权力的认知就更不必说。多数普通民众仍然轻视或藐视儿童, 因其心智发育未臻成熟而未将儿童看成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 是一个有能力、积极主动的权利主体, 拥有行使自己权利能力的人。因此长久以来, 儿童就被看做家庭的隶属物, 家长或权威人士可以任意处置他们, 缺乏独立的人格, 没有任何权利可言, 更谈不上拥有给儿童赋予相应权力的意识。

2.儿童权力实现的依赖性

儿童的柔弱性、依赖性、不成熟性、易受侵害性、社会经验缺乏性、认识能力的有限性和自我保护能力的缺乏性, 使得儿童离不开成人的照顾、保护和指导, 是导致儿童权力缺位的天然因素。儿童因自身发展程度导致其行使权利的能力与成年人之间存在差异, 且在行为能力与责任能力上也存在差异。即儿童权利受到侵害时, 部分儿童自己并不具备主动向社会提出权利诉求的意识和能力, 甚至是在自己基本权利正遭受侵害时还浑然不知。因此, 给予儿童权力无异于隔靴搔痒, 对于儿童权利的保护根本不起任何作用, 反而有助于支持儿童权力背后的权力团体对儿童权利的削弱。因此, 当儿童的基本权利遭侵犯时, 儿童行使权利的能力应交由其监护人或其他合格主体代为行使, 以保护其合法权益。因此, 在绝大多数情形下“儿童权利的实现离不开成人帮助, 如果没有成人补足其能力之不足, 儿童就无法真正享有并实现其权利”。[3]

3.成人权力对儿童权力的弩驾

成人因儿童的心智发育未臻成熟, 进而认为儿童权力源于并依赖于他们的父母或任何成人。目前许多家长把父母养育子女的“责任”理解为“权力”, 将儿童理解为父母的隶属物或家庭兴盛的代言人, 仅从家庭利益角度考虑, 使儿童长期处于“被”权力之中, 且从不考虑权力的移交问题。此外, 学校的部分领导或教师, 将自己在知识上的权威弩驾于学生权力之上, 以成绩或教学秩序为由使得儿童“被”权力。虽然儿童权力的让渡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儿童, 然而当所需表达的儿童权利与成人自身利益发生冲突时, 成人以其在年龄、经验、地位上的优势自动地、而未经与儿童商议直接牺牲儿童权利, 谋求“最大利益”。成人权力对儿童权力的弩驾归根到底还是成人未建立起科学的儿童观和“儿童权力”意识。

看似, “儿童权力”问题陷入一个左右为难的境地, 即是给儿童权力?还是将儿童权力代由成人行使?然而, 不能因为是否给儿童赋权存在理论上的分歧就停止其研究, 任何事物都是在矛盾中不断进步与发展的。目前, 已经有不少学者看到儿童身上所具备的权力能力, 主张授予儿童实体法上的权利。也有不少国家已经对儿童权力的实践进行了大胆的探索, 且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绩。因此, 让儿童拥有权力是儿童哲学研究发展的必然选择, 也是儿童权利保护的必然选择。

三、儿童权力何以成为可能

1.普及民众的“儿童权力”意识是首要

自《公约》签署以来, 我国以《宪法》为核心, 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儿童生存、保护、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文本, 儿童权利有了在立法和司法的保障。然而, 现实社会生活中有法不依、有法难依的现象与事实说明:仅仅有立法与司法保障是不够的。且儿童权利保护关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是每一个公民的责任与义务, 是全人类共同的事情。正如《公约》的导言中指出“使世界上每个儿童享有《公约》中所保护的权利, 归根到底最重要的是来自个人对儿童权利的认识, 及坚持这些权利受到尊重”, 法律所规定及学者所推崇的唯有转变为一种普遍的民众意识时, 才能有效地指导与制约民众的行为。

民众的“儿童权力”意识应是重视儿童对整个社会的价值, 在看到儿童发展不成熟需要成人保护时, 更要看到每一个儿童都是自己权利的拥有者和行使者, 其权利并非源于或依赖于任何成年人。在儿童不断迈向成熟的过程中, 成人应让他们参与各种国家、社会事务的管理, 对各种可能影响自身利益的决策发表自己的意见。如此, 才能使儿童的法律能力和责任能力有所增强, 从而真正成长为成人社会的成熟公民。儿童受成人的保护与儿童自己行使权力宛如一枚硬币的两面, 彼此共生但不能同时存在。即儿童获得成人的保护越多, 其自主行使权力的能力和责任就越弱。反之, 儿童要获得更多的自主能力就必须受到成人较少的保护。

2.培养儿童正确的“儿童权力”观念是前提

儿童作为权力的主体, 成人培养其主动探索并正确使用权力的观念和能力, 是儿童权力成为可能的基本前提。儿童天生就要求自由、抗拒束缚、不畏惧权威与强权、注重公平与正义, 在还未懂得权利的概念时, 就已拥有使用权力的意识, 无论其权利是否真正得以捍卫。然而, 儿童早期的这种权力观是生命发展与生俱来的基本诉求、是无意识的、单纯朴素的、充满稚气的。且通常对权力的要求是直接的、略带野性的、未经装饰的, 有时甚至是没有理由的。因此, 成人需要对儿童早期的权力观进行科学的引导, 使其在儿童主体的内部建构和外部教育的相互作用之下, 建构起科学的、正确的儿童权力观, 并尝试从合法的途径进行表达。

具体来说, 学校应利用主题活动课程、印制漫画宣传手册等形式, 向在校儿童普及正确科学的权力观;父母或合法监护人应普及《公约》的相关知识, 向儿童传递正确的儿童权力观。值得一提的是, 成人 (教师或父母) 应言传身教、身体力行、以身作则, 尊重儿童基本权利、不将自身权力弩驾儿童权力之上。同时, 应畅通儿童表达渠道传递儿童声音, 以“中青网”“儿童表达中心”等网站为基础, 努力扩大渠道, 鼓励儿童通过邮件、信函等方式发自己的意见和观点。

3.完善“儿童权力”的法律法规是保障

我国于1990年签署《公约》, 1992年批准并正式生效, 又于同年制定了中国第一部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专门法律《未成年人保护法》。然而《未成年人保护法》仅仅停留在儿童被动受保护的权利上, 没有明确儿童是权利的积极主体, 没有涉及儿童参与权、表达权和发展权。其他儿童的各项权利则散见于《民法通则》《收养法》《婚姻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等一系列法律文件中, 其仍然未完全列举儿童应享有的所有权利。各项法律法规仅仅对儿童应享有的基本权利进行了规定, 对于儿童权力却并未深入地探讨和规定。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对儿童更加深入的认识, 仅仅转变民众的儿童权力观念是不够的, 给予适龄儿童一定的权力俨然已势在必行。因此, 在《儿童权利公约》这样一部原则性法律的指导下, 各方探索加强有关儿童权力的立法, 建立一套完整的、覆盖从出生到成年的儿童全方位利益的法律体系, 是赋予儿童权力的有力保障。

4.建立独立的“儿童权力”机构是关键

建立独立的儿童权力机构, 设立专门的儿童专员是保障儿童权力得以实现的最为有力的举措。成人的权利之所以能够得到较好的保障,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成人有代表他们发言的权力机构, 因此应建立独立的儿童权力机构以保障儿童权利顺利实现。世界上第一个通过立法建立专门的儿童人权机构的国家是挪威, 早在1981年挪威就通过了《儿童事务监察使》法案, 并于1998年进行了修改。此外, 澳大利亚儿童保护法中的参与原则、苏格兰的儿童听证制度、刚果一个完全由青少年组成的“儿童议会”以及德国国宾根大学的“儿童大学”等独立的儿童权力机构, 是“儿童权力”在许多西方国家制度化的实践。这样独立的儿童权力机构的职能有利于保护和促进儿童权利, 监督政府机构按照所承担的国际义务处理与儿童有关的问题, 并提高公众的儿童权利意识。同时, 此类专门的儿童权力机构应向所有儿童开放, 倾听他们的意见、解决他们的权利问题。唯有建立这类独立的“儿童权力”机构才能使儿童权力真正成为可能。

总之, 赋予儿童权力使儿童能发出自己的声音, 要求这些声音被听到, 且能够在既有权力系统中获得应有重视和对待, 是目前儿童权力研究和发展的主要课题。尽管儿童进行权力表达存有限度, 但更是儿童合理合法的正当诉求。如何在既有的以成人为主体、以成人权力替代儿童权力的社会生活场域中, 赋予儿童必要的适宜权力, 是当代“民主”在儿童权利领域的具体体现。

摘要：在大力倡导保护儿童权利的过程中, 儿童权利仍屡遭侵害。主要原因在于民众的儿童权力意识淡薄, 儿童权力实现存在依赖性, 成人权力对儿童权力的弩驾。为使儿童权力成为可能, 应普及民众的“儿童权力”意识, 培养儿童正确的“儿童权力”观念, 完善“儿童权力”的法律法规, 建立独立的“儿童权力”机构。通过对儿童权力与儿童权利的关系探讨, 提出赋予儿童适当权力是保障儿童基本权利得以实现的良方。基于此, 从揭示儿童权力的现实表征出发, 对儿童权力缺位的原因深层剖析, 并进一步为儿童权力成为可能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儿童权力,儿童权利,权力的缺位,赋权

参考文献

[1]赵汀阳.论可能生活——一种关于幸福和公正的理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116.

[2]人的安全网络.人权教育手册[M].李保东, 译.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 2005:288.

“互联网+”安全缺位的危机 篇9

如果问上半年什么是影响我国经济的关键词,可以说到的有很多: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互联网+”等都可以列入备选。而作为被总理亲自点名的“互联网+”更是包罗万象,可以和工业、农业、服务行业对接,影响范围更加广泛。在越来越多的行业都开始思考“互联网+”的时候,却很少有人重视网络安全问题,现实是因为安全的意识缺位,导致了互联网企业和一些重点领域受到了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攻击。

互联网遭遇黑色五月

5月27日下午,支付宝用户余先生正通过网络给客户转账,在点击确认之后却发现支付宝账户出现故障,原本1万元余额的账户在转账7000元之后,剩余还是1万元。随后支付宝官方发布的消息显示,因为杭州某处的光缆被挖断,导致了支付宝无法正常使用。这样的一则通告让余先生哭笑不得,更多的支付宝用户受到本次断网事件的影响,有人戏称一台挖掘机瘫痪了支付宝。

据披露,支付宝断网事件并没有造成用户数据破坏,最后持续了两个小时终于被修复,这被业界认为是互联网企业应对此类事件虽不完美却仍值得称道的案例。

此后不久,携程和艺龙等网站相继瘫痪,加上之前的5月11日网易受到DDo S攻击导致网易新闻客户端、网易游戏等有关网站登陆不了,整个5月份,可以说是中国互联网行业的“黑色五月”。

5月28日上午,携程网站和APP都无法登录。经过数小时的修复,除个别业务之外,网站和APP已经可以登录。携程有关方面负责人在后来的声明中表示,此次网站瘫痪并没有导致数据泄漏。实际上最近几年来,携程网受到来自外界的攻击非常之多,也是网络攻击的优选目标。在这次的攻击当中网民约有11个小时不能访问网站,带来的损失是巨大的。

在整个事件的背后,也存在某些难以界定真假的因素。据携程方面的负责人最开始的说法,不能访问网站是由于服务器受到不明攻击。后来携程官方又更改了自己的说辞,表示一切都是内部管理人员在操作上的失误导致各应用系统出现问题,而不是受到外部的黑客攻击。

据360技术专家林伟介绍,从理论上说,公司内部比较资深的系统管理者,拥有一定的系统管理权限之后,就足以引爆这种程度的故障。假如攻击者是来自公司外部的普通黑客,对公司内部的信息架构不太熟悉,很难一下子就制造这么大型的事故。

和携程网站迟迟不能访问相比,艺龙网网站很快就得到了恢复,其背后显然得到了一些云计算厂家的支持。在由中国电子学会主办、CSDN等机构协办的第七届中国云计算大会上,腾讯云计算负责人邱跃鹏接受了记者采访,他表示当携程用户的正常流量导流过来之后,黑客开始攻击艺龙网,腾讯云技术人员跟艺龙技术团队进行了对接,大概只用了14分钟,就将整个网站纳入到腾讯大禹云防护体系之中。

据介绍,腾讯云在全国提供了超过400个CDN的节点,将所有的攻击流量分散在所有的节点上,整体的防御带宽超过2TB。针对艺龙网的这次攻击规模在100G以内,这对腾讯云防御系统来说是轻而易举。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5月份网络安全问题之所以集中出现,一方面是由于互联网企业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并没有高度重视信息安全的问题,像携程、支付宝这样成熟的互联网公司,面对外部攻击和内部破坏的时候,本应该迅速通过系统切换快速重启业务,但是他们显然没有做到这一点。

另一方面,随着“互联网+”概念的火热,越来越多的传统行业企业开始和互联网对接,这些企业之前封闭的信息系统一旦互联网化,很容易被黑客等破坏者找到漏洞。目前国内一些安全企业针对这些攻击行为发布了相应的产品,像知道创宇的创宇盾(web业务系统和云防御平台)、腾讯云大禹防御系统,企业在遇到攻击时可以及时获得他们的帮助。

DDo S攻击成为头号公敌

在“互联网+”的浪潮还没有兴起的时候,之前针对政府部门、企业等单位的网络攻击也很多。在此之前我们也经常听到网络钓鱼、APT、DDo S等Web攻击方式,最近发生的一起著名DDo S攻击事件是巴西世界杯网站遭到黑客攻击,攻击导致网络服务器宕机数小时,一个名为Anonymous的黑客组织宣布对这次攻击负责。

在5月份遭受到的几次攻击中,网易、艺龙网甚至可能包括携程网在内受到的攻击都是属于DDo S攻击。作为一种常用的攻击手法, DDo S攻击者总是想办法让目标服务器的磁盘、内存、进程、网络带宽等资源被占满,从而导致正常用户无法方位,就好比是一个商店,有人恶意的找人排队但不买东西,导致其他顾客也买不到东西。这种攻击手段技术要求不高,甚至一个不懂技术的人也可以发起,目前已经成为网络空间的头号公敌。

据2014年第4季度发布的《互联网发展状况安全报告》显示,DDo S攻击数量在2014年几乎翻倍;其来源也在全球范围内大幅扩展;其中僵尸网络是重要的帮凶,成为大量DDo S攻击流量的来源。报告显示,通过过去几个月的监测发现,目前有成千上万的家用级和中小企业路由器被僵尸网络劫持,并已经沦为其发动DDo S攻击的帮凶。

全球最大的CDN服务商Akamai最近发布的统计报告也显示,在2015年第一季度DDo S攻击数量创下新纪录,较2014年第一季度的纪录增加超过一倍,而与上一季度相较数量也大幅攀升,超过35%。报告指出,今年攻击状况有所改变:2014年较常见的是高频宽和短期的攻击,但在2015年第一季度,典型的DDo S均少于每秒10 GB (Gbps),攻击时间都维持24小时以上。第一季度共有八次大型攻击,每次攻击都超过100 Gbps,而被观察到的最大规模DDo S攻击其高峰流量达到170 Gbps。

360安全专家林伟分析说:“今年我们曾经监测到过50G流量的DDo S攻击。网络信息安全是十分重要的环节,国内相关企业有必要从中吸取教训,检讨信息安全流程、机制、代码、应急等共性层面的问题,避免在同一个地方再次出事。”

如何防御?

针对这段时间网络上发生的安全问题,各方面也开始高度关注。中国电子学会理事长、陕西省省长娄勤俭在近日举办的第七届云计算大会上表示,信息安全是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无法回避的问题,必须构建全面的云计算保障体系,重点从加快信息安全立法、加强网络安全体系建设和重视国家安全等级制度建设等方面去全力推进。“如果我们能一以贯之地加强网络基础设施安全管理,有充分的预案和应对措施,相信像支付宝害怕挖掘机这种事就不会重演。”

具体到互联网企业和相关领域的网络安全,我们应该怎么去预防?在出现网络攻击之后,如何快速启动预备方案,将数据、资金等损失降到最低,是今天的互联网企业必须要面对的问题。中国电信云计算负责人黄礼莲表示,作为运营商,中国电信除了在管道上做好服务之外,同时也针对客户在网络安全方面的需求尽早进行了布局。据了解,中国电信在全国云计算数据中心建设方面已经形成了8+2+X的局面,同时针对一些客户的需求可以提供异地多活的保障。

在本次支付宝断网事件发生后,对异地双活中心的重视再次提到互联网企业的日程上来。据阿里巴巴安全部门负责人介绍,相对于传统异地灾备对数据做的“冷备份”,阿里巴巴正在实现“异地多活”,将来再出现类似故障的时候,希望做到让用户基本没有感觉。“这次断网事件让我们更坚定了要做异地多活,在不同的地方同时支撑支付宝和淘宝业务,不管是断通信网还是断电都不会受到影响。”

文化:阅读教学不可缺位的元素 篇10

一、文化缺位:导致对作品主旨和作品人 物的误读

常言道:入乡随俗。方圆百里不同俗。一方文化养就一方人的行为习惯。

杨绛的散文《老王》被多种版本的语文教材收录。粗略查了一下:人教版八年级 (上) 、苏教版高中教材必修三、江苏省职业学校语文教材都选用过。对于这样一篇被多本教材选用的文章, 网络上有很多文章解读其主旨。最为集中的一种看法是:作者以第一人称讲述了旧社会一个普通的人力车夫的故事, 并且说出了作者对这样一个无依无靠车夫的怜惜与愧怍。

这样的主旨被很多人接受, 笔者的学生中就有很多人认同此种解读。问及杨绛为什么会对老王有愧怍之情?很多学生把文章中这样的一段情节作为证据:凄苦、贫困、潦倒、疲病的老王不知从哪里得到一瓶香油和几十个鸡蛋, 老王自己不舍得吃, 把它们送给了杨绛。杨绛接了老王的东西, 文章这样写道:

我谢了他的好香油, 谢了他的大鸡蛋, 然后转身进屋去。他赶忙止住我说:“我不是要钱。”

我也连忙解释:“我知道, 我知道———不过你既然来了, 就免得托人捎了。”

他也许觉得这话有理, 站着等我。

学生的理由是:世间情谊无价, 老王人家真心诚意地送东西给你杨绛, 杨绛却给钱给人家, “情”怎好用“钱”用衡量, 尤其是老王又处于“穷困”的境遇, 这不是对老王的侮辱吗?因此, 杨绛会对老王存有愧怍之心。这样的理解貌似符合人情世故, 但学生忽略了事情发生的地域背景———老北京。

好面子、重情义是北京人的本色。老北京人把礼数看得比天大。说话办事, 都要讲究一个面子, 绝不能让人“拉不下脸来”。用老舍《四世同堂》中的人物祁老爷子的话说:管天下怎么乱, 咱们北平人绝不能忘了礼节!在北京人的世界里, 凡事都要谈一个“礼数”。在财物交换行为中, 北京人是不能谈钱的, 在北京人看来, 谈钱, 那真是一个“俗”, 即便是真卖, 也绝不能谈钱。《茶馆》中, 王利发新店开张, 好友常四爷带了两只鸡、几斤腌萝卜来贺喜。常四爷以卖菜为生, 这鸡和萝卜自然也没有白送之礼。只是老北京人, 觉得谈钱会伤了脸面。卖方言钱伤面子, 买方不给钱, 自然也不合礼数。往往是买卖双方, 买方不讨价还价, 卖方也不嫌多嫌少。《茶馆》写道:王掌柜给了, 四爷看也不看, 就揣在怀里。这就是老北京人, 重情好义好面子, 钱物来往却不谈钱, 只在心照不宣之间, 了了一段买卖。这好礼的风俗就左右了北京人的做事方式。早年间, 北京还有一个风俗, 就是穷苦人家得了稀罕物件, 自己舍不得吃, 就辗转送到相熟的富人家里, 说是“送”给人家尝尝鲜, 其实是一种婉转地“卖”, 却不便明说。但被送的人家是明了这其中的意思的。这样看来。杨绛的行为其实是符合老北京人的规矩的, 其实是杨绛人性善良的一种体现, 自然也就谈不上对老王人格的侮辱。学生不了解北京人这样的风俗习惯, 按照常理去理解杨绛的行为, 也是正常, 只是这样理解, 显然是对作品人物的误读, 也就使得我们的阅读消融了它应有的价值。

二、文化缺位:导致阅读的狭窄和认识的 偏颇

语文教材中, 收入很多有关女性命运的作品, 比如《窦娥冤》、《祝福》、《边城》。不论是配套的教学参考资料, 还是网上的很多解读文章, 都会把这些女人命运悲剧的原因归结为阶级压迫。以至于教学这类课文时, 学生的脑子好像电脑被安装了既定程序似的, 不用老师解说, 他们可以无师自通地揭示人物悲剧的根源是阶级压迫。这种缺失了文化参与的惯性解读阻碍了学生的思维, 造成了学生阅读的狭窄和认识的偏颇, 也让阅读消解了本质的意义。

以《祝福》为例, 当我们把人物放置于特定的文化背景下, 看看这些人物的悲剧除了阶级压迫之外, 还有什么原因。《祝福》是中学语文教材的传统篇目, 揭示祥林嫂的悲剧根源也是阅读教学的传统教学内容。到底是谁害死了祥林嫂?很多教参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阶级压迫的说法, 把批判的矛头直指以鲁四老爷为代表的封建势力。真的如此?那么, 鲁四老爷对祥林嫂的迫害是其本性凶恶还是另有原因?除了鲁四老爷之外, 祥林嫂同一阶级的穷苦的人们在加剧祥林嫂悲剧的进程中, 是否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真若如此, 这样的一群人, 是否都是恶人, 如果不是, 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为?阅读教学承担的首要任务是带着学生去阅读作者的意图。批判鲁四老爷, 是鲁迅创作的初衷吗?笔者在教学中, 再一次听到学生以惯性思维推测祥林嫂悲剧根源的时候, 抛出了这样一连串问题。

为此, 笔者介绍了旧时绍兴抢婚习俗 (抢婚一般发生在下层社会, 抢夺的大多为丧夫的年轻女子, 是一些因贫困娶不上妻子的男子的无奈之举, 官府对此一般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听之任之的态度, 实际就是对抢婚的默许) , 联系文中祥林嫂的婆婆策划的带人抢婚一段, 学生若有所悟。再介绍捐门槛习俗, 学生明了“捐门槛”不是柳妈的发明创造, 只是一方习俗, 柳妈换成刘妈, 只要在鲁镇文化的氛围中, 也会身不由己地信奉这一陋俗。同样, 鲁四老爷换成陆四老爷也一样, 不是人做的恶, 都是习俗惹的祸。法国文艺评论家罗丹在《艺术哲学》中做过这样的阐述:艺术家和作品所属的时代精神和风俗概况是艺术品最后的解释, 也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原因。民间对贞洁的崇尚作为一种文化, 绑架了生活于其间的所有人, 当然也包括祥林嫂自己。因为文化的参与, 学生理解《祝福》的主题不是一句简单的阶级压迫所能概况得了的。从文化的立场来看, 鲁四老爷和柳妈, 甚至和祥林嫂都没有本质的区别。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之中, 人的心理、言行都被这样的文化所控制, 祥林嫂的悲剧就在于生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这样的陋习以一种无处不在的无形的力量死死得罩住祥林嫂, 使她艰于呼吸, 直至死亡。鲁迅的本意在于揭示这种残规陋习对于祥林嫂、对于整个鲁镇的人们、对于整个民族的戕害。文化的参与, 让学生的阅读行为更靠近作者的写作初衷, 从而加深了对作品的理解。

三、文化缺位:导致教学资源的浪费

语文与文化紧密相依, 应该说已经成为语文教师的共识。但是, 在教学实施中如何体现让学生理解文化, 很多教师选择了说教。但是说教, 只是一种剥离于学科本身的外在的行为, 说到底, 跟语文本身并没有太多的联系。教材本身蕴含丰富的文化意义, 阅读者倘不能以文化的视角参与阅读, 语文教材本身所蕴含的文化意义自然就得不到挖掘, 很多可贵的教学资源必然遭致流失。

以《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的教学为例。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选自《论语·先进》, 作为《论语》中篇幅较长的一篇作品, 历来被研究者作为研究孔子思想以及孔门弟子的重要而宝贵的资源, 人教版高中语文第一册、苏教版中等职业学校语文第一册都把此文作为保留篇目, 也是因为它可以作为学生体会孔子思想内涵以及智慧的重要文本。

无论是语文教学的责任所在, 还是学生素养提升的教育追求, 让学生接受《论语》文化的熏陶都是必须的教学行为。事实上, 语文教学参考书也是这样要求的, 然而, 很多老师在实际的教学操作中, 更多地是通过架空的文化说教, 浅表化地完成教学目标。文章本身所蕴含的文化资源在说教中遭致流失, 从而消解了教学的效度。文本本身蕴含有哪些资源, 可以作为领悟孔子思想内涵的阶梯?笔者从引领学生阅读问题开始挖掘探究。文章的题目是《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 结合教材注释, 学生了解四人的姓名字号和年龄:子路名由, 字子路, 又字季路, 小孔子9岁;曾皙, 名点, 字子皙, 约小孔子20岁;冉有, 名求, 字子有, 小孔子29岁;公西华, 名赤, 字子华, 小孔子42岁。四个人的排序暗含了儒家“以齿为序”的文化。因为题目为辑录者所加, 所以以“字”称四者, 以表尊重;而文章中孔子称四者, 则是直呼其名, 因为他们之间是师生关系。称呼的变化蕴含了儒家“长幼有别, 尊卑有序”的“礼”文化。仅是一个文章的题目, 就包含了丰富的儒家文化。文章主体为“四子言志”:子路之志是使“民有勇且知方”, 侧重强国却不忘使得百姓懂礼;公西华之志“足民难为礼乐”;公西华之志是“宗庙会同小相”, 三者之志虽然有所不同, 但相同的是都遵循孔子“礼乐治国”的思想。尽管孔子只对曾皙之志大发感慨, 言“吾与点也”, 但是, 四子之志都体现了儒家思想积极入世、弘毅进取的精神, 修齐治平、礼乐治国的思想精髓。

知识本身具有自身内在的立体结构。知识, 在内在层次上, 可以划分为符号、规则、解释性与描述性意义 (表层含义) 、文化的意义与价值四个层次。文化的意义与价值是隐含在知识深层的一种结构。执教者若以文化的自觉传递知识, 知识的传递过程就会成为文化意义和文化价值的引导过程, 知识传递本身就成为一种丰富的教学资源, 并不需要通过额外的说教进行文化的传递。

四、文化缺失:阻碍阅读多元化

新的课程改革背景下, 多元化阅读成为语文教育者的共同追求。新课标指出:语文课程丰富的人文内涵对学生精神领域的影响是深广的, 学生对语文材料的反应又往往是多元的。总之, 对文本解读必会产生“多元”的。但是, 文化的缺位, 很多时候会阻碍多元化阅读, 造成阅读的浅表化和单一化。

以《林黛玉进贾府》的阅读为例。作为古典文学名著的节选, 《林黛玉进贾府》一直被中学语文教材收录。王熙凤是《红楼梦》中的重要人物, 关于她, 红学专家王昆仑有一句名言:恨凤姐, 骂凤姐, 不见凤姐想凤姐。.

“人教社”的旧教材《高中语文》第四册《林黛玉进贾府》一文的课前“预习提示”说:“课文虽然是节选, 但主要人物的性格特征已经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凤姐的泼辣和虚伪等等, 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课文后面的练习又说, 对王熙凤的外貌描写, 表现了她的刁钻狡黠、谄上欺下的性格特征。

“人教社”的旧版“教参书”也说, 王熙凤是一个精明能干、惯于玩弄权术的人。她为人刁钻狡黠, 明里是一盆火, 暗里是一把刀。由于对上善于阿谀奉承, 因此博得贾母的欢心, 从而独揽了贾府大权, 成为贾府的实际统治者。新版《高中语文》课本的“课前提示”与“课后练习”以及新版“教参书”的人物形象评析, 同旧教材完全是一个调子, 毫无二致。

不同时代的教参对王熙凤的评价都持负面态度。其外貌是“粉面含春威不露”, 其穿着是彩绣辉煌, 其行为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 人皆屏息她独放诞。在“长幼有别, 尊卑有序”的贾府, 她的言行却与恭瑾相悖, 可以当着众人之面, 批评王夫人恐是记错了;即便在老祖宗面前, 也敢叮嘱黛玉:想要什么吃的, 什么玩的, 只管告诉我, 丫头老婆子们不好了, 也只管告诉我。句句不离“只管告诉我”, 丝毫不怕有越礼之嫌。这样的一个人物, 教参作那样的评断, 似乎确实有理。以传统的女性文化立场来评价, 王熙凤确实与中国三纲五常的文化要求差距甚大。给她一个全盘否定, 连她自己都觉得不亏。用她自己话说:“若按私心藏奸上论, 我也太行毒了。”

问题是, 阅读活动的时间起点都在当下, 阅读者的阅读活动必然打上其生活经验的烙印。阅读过程必然要穿越文章和阅读者所经历的生活。当现代文化不再以“服从、贤淑、娴静”作为女性美德的文 化标杆, 精明能干、能说会道的女强人成为正面形象, 擅长人际交往也成为一种社会需要, 王熙凤善于针对交际对象组织语言, 交际时能依据交际需要, 揣摩他人心理, 顾及他人情绪的交际行为就成为值得肯定的一面。

事实上, 阅读教学中, 缺失现代交际文化的立场, 一味地秉持教参滞后的观点组织教学, 必然屏蔽文本丰富的内涵和对学生当下生活的指导意义, 阻碍多元化阅读的真正实现。当教学成为教师的自说自话, 也就意味着教学价值的丧失。

参考文献

[1]李国忠.陶行知语文课堂“活的教育”资源的挖掘.语文建设, 2013.

骄傲：住房保障政府缺位 篇11

“土地出让金游离于政府预算之外，导致地方政府滥用资金。”有关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由于没有相关政策约束，很多地方官员将土地出让金用于造广场、修马路。而实际上，用于造广场、修马路的资金，早有“城市维修建设资金”财政专款分配。国家上千亿元的专项住房保障资金，沦为腐败分子的“提款机”和小团体利益的“蛋糕”，不能反哺“市场”。

据国土资源部统计报告显示，中国土地出让金约占GDP的4%。按此测算，2004年和2005年，全国土地出让金分别为5894亿元和5505亿元；2006年，更是高达7000多亿元。然而，业内人士透露，由于仅靠地税收入不足以支持地方政府开支，土地出让金便成为地方政府的“小金库”，这使得本应用于低收入人群住房保障的专项资金大量流失。

住房保障资金是国家为化解公民居住风险而提供补贴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些资金的增值与安全，关乎百姓切身利益。中央政府的要求是，土地出让金要向低收入群体倾斜，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挤占和挪用。然而，由于住房保障金管理者手握巨资，操作过程中行政支配严重，导致安居资金被任意挪做他用。

华远集团总裁任志强曾表示，“若将各种土地收益的5%和公积金盈余加总，政府完全有能力支付11700多亿元的住房补贴。但前提是，这些公共资金不被挪用。”

而有关资料却显示，仅1999年至2002年7月，河南省就违法减免土地出让金3.2亿元，欠缴土地出让金10.76亿元。2004年和2005年，河北保定、广东佛山、湖南郴州和衡阳等地相继发生数亿元住房公积金被挪用案件。2005年9月，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所属住房资金管理中心，由于违规使用专项住房资金，被审计署公告点名。

对住房保障资金被掏空的现象，中央党校一位教授很生气：“你知道吗，中国每年用于社会保障等基本民生方面的公共投入，占GDP的比例是全球倒数第一，而用于行政、豪华性公共建设的投入，占GDP的比例却是世界第一。”

这位教授满怀忧虑地指出，我国住房保障手段单一，重购买、轻租赁，其他财政、金融、税收等保障手段滞后。目前，我国只有少数城市设立了财政资金供应计划，多数城市仍依靠住房公积金的增值收益、公房售房款的余额部分，作为廉租房所需资金的主要来源，导致廉租房建设进展缓慢，覆盖面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倪红日呼吁，中国应当尽快建立以公共财政为主的住房保障资金制度，对最低收入家庭实施廉租房补贴。同时，要利用资本市场筹集住房保障资金，如发行债券，为保障性住房建设进行融资。此外，政府还可以出台税收减免等政策，确保多层次住房保障体系的建立。并对低收入者购房实行个人所得税减免。

国务院要求加强廉租住房保障资金提取和管理

8月7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要求确保廉租住房保障资金来源：

地方财政要将廉租住房保障资金纳入年度预算安排。

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在提取贷款风险准备金和管理费用之后全部用于廉租住房建设。

土地出让净收益用于廉租住房保障资金的比例不得低于10%，各地还可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适当提高比例。

廉租住房租金收入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专项用于廉租住房的维护和管理。

数学课堂,别让阅读教学缺位 篇12

一、读疑碰撞,在阅读中明晰概念认知

数学教材对概念、规律的描述与语文课文的语言风格不同,提倡的是严谨科学,学生在初步阅读时会感到生硬机械,难以理解。在指导学生阅读这类语言时,教师就要关注疑问设置的条理性和层次性,而在学生自主提出问题时,教师更要鼓励学生能够从与众不同的思维出发,尝试从不同的视角和维度出发,帮助学生形成喜爱问、善于问、学会问的习惯。

例如,在教学素数的相关概念时,教材描述为“只有1和它本身两个因数……”当学生初次阅读时,教师引导学生思考:描述的语言中涉及了哪些数字?学生将关注的重心聚焦在“1和他本身”两个数值上;而在学生第二次阅读时,教师则鼓励学生自主提问,有的学生提出“只有”在这里可以删去吗?教师则顺水推舟,让学生将其改为“有”字进行对照,从而意识到“没有其他因数”之意。

教师始终以言语阅读的方式关注教材的语言描述,从而从本质上把握了素数这个概念的本质特点。

二、读做相融,在阅读中强化实践能力

数学是关乎实践的学科,在语言感知理解的基础上可以引导学生进行实践操作,将其与阅读过程紧密联系起来。

例如,在教学“测量角的度数”时,教师就要让学生在自主阅读的基础上结合教材中的图形,在图文对照的过程中初步感知运用量角器测量度数的方法。紧接着,教师要求学生按照书上的操作图形,依葫芦画瓢,积极进行实践尝试,形成直接的感性体验,为教师最后的总结与提示提供了第一手的反馈资源。

在这里的教学中,教师没有直接告知学生现成的做法,也没有让学生凭空想象,而是让学生在边阅读边实践的过程中自行感知测量角度的方法,读做相融的过程为学生数学能力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三、读议结合,在阅读中拓展思维认知

在数学理解过程中,仅有纯粹的阅读还是不够的,还需要在学生阅读感知的基础上进行必要的议论,在彼此协作的过程中提升自我认知。在阅读中议论,可以有效促进学生对知识以及知识形成过程进行多方位、多维度的体验,让学生在吸收知识、悦纳知识的过程中强化思维的深刻性和丰富性。

例如,在教学“乘法的分配律”时,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已经初步掌握了实质,尤其是对教材语言描述的中形成了自己的体验成果。在之后的交流议论中,有的学生提出乘法的分配律就一定如教材中所描述的那样只适合“两位数的和同乘以一个数”吗?这种灵感顿显的思维就是源于学生对于教材语言“咬文嚼字”的体悟,而教师则敏锐地意识到这一动态生成的教学契机,及时引导学生在阅读的基础上进行积极探讨,从而发现:不仅是两个、三个、四个,甚至更多的数字同乘以一个数都适合乘法分配律。在之后的深入交流中,学生还发现乘法分配律还适用于除法,甚至混合运算。

如果只有纯粹的阅读而没有深入的交流探讨,学生对这一知识的掌握就只会局限在“两个数之和与一个数相乘”的统一模式下,对这一定律的拓展与延伸也就无从谈起了。

四、读思并举,在阅读中辨析意义差别

在反复阅读的过程中引导学生进行对比,就是引导学生将前后的知识在前后纵横联系中感知其存在的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数学知识体系千丝万缕,只有反复阅读,悉心对比,才能对知识体系进行深入细致的整合、分类,使知识呈现出相应的层次性和系统性,从而让学生避免概念、规律和方法的混淆与交叉、泛化与滥用,促使学生较为系统地掌握知识的核心,并为之后灵活运用数学知识奠定坚实的基础。

例如,教学“分数的除法”例题:“将两块烧饼平均分给7个孩子,每个孩子能拿到烧饼的多少块?”由于受到分数意义的影响,很多学生都认为应该拿到七分之一块。面对这种情况,教师则对原题的语言描述进行删改,将题目中的“拿到多少块”改为“拿到两块蛋糕几分之几”。借此,教师引导学生对比两种语言描述的不同分别指向了怎样的问题本质,并积极对比这两个问题所阐释的意义有着怎样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