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费用（共5篇）
政府费用 篇1
政府采办过程中会有风险事件发生,其对采办工作的影响,需从这种风险事件发生时所导致的系统性能下降、采办费用上升和工期的延长,即性能、费用、进度这三方面来综合衡量。费用风险分析是政府采办风险分析工作的主要研究内容之一,本文以仅考虑费用问题造成的直接费用为基础,介绍了几种较为适用的费用风险评估方法,为建立费用风险评估模型提供参考。
一、费用风险影响评估方法
(一)构造费用风险影响图
根据风险辨识的结果,建立费用风险的结构级影响图(图1),它同时反映了费用风险的复合关系及费用构成。影响图中每一节点包含了费用分布等数据文件。
图2中Xi(i=1,2,3…)表示政府采办各阶段所有的费用风险源,Zi(i=1,2,3…)表示不同阶段费用风险的综合。
(二)主要费用风险影响关系分析
以费用风险结构级影响图为基础,结合风险辨识结论,分析主要风险的影响关系,进一步构建主要风险影响图,为参数估计及定量评价提供可靠的保障。
(三)参数估计
费用风险评价的参数估计根据其获取方式,又分为风险组合计算估计及直接估计。为了精确地进行风险评价,在参数估计中,可通过专家调查法或根据历史数据的统计分析法计算出构成各阶段费用风险的各子风险的大小,在此基础上结合影响图模型评价出各阶段风险的组合风险,从而能得到精确的评价结果。
(四)计算及结果解释根据费用风险影响图模型的评价结果,可以给出政府采办费用风险的累积概率分布,如图2所示。
根据图2所示的费用风险累积概率分布图,可进行以下分析:
求出按初步规划计划费用目标完成采办任务的概率;
费用分布区域:最大费用值,最小费用值;
以90%的概率完成的费用为标准(参考)值;
给出此项政府采办的费用风险估计值(大、较大或小)。
二、费用———概率曲线风险评估方法
(一)总体分析思路
具体有:一是将政府采办系统进行分解,分解成费用只受一个参数影响的若干子系统;二是对各子系统的参数进行估计;三是对各子系统进行费用估计并求出表示费用变化的量值;四是对总系统进行费用估计并确定总系统费用变化的量值;五是进行费用风险分析,绘制费用-概率曲线。
(二)一般步骤
具体包括:第一,进行子系统参数的估计。在将系统分解成费用只受一个参数影响的若干子系统后,先要估计各子系统的这个参数。假设:a是参数的最低估计值,m是参数的最可能估计值,b是参数的最高估计值。
采用三角分布处理这三个估计值:
第二,进行子系统费用估计。费用估计方程为:y=a+bxc
其中,y是子系统费用,是影响子系统费用参数的估计值,a、b、c可依据少量的历史数据用回归统计分析方法求出。由参数不确定性(x的标准偏差Sx)及回归方程的不确定性(回归曲线的标准误差SE)引起的费用标准偏差Sy:
第三,进行总系统的费用估计。总系统的费用可以通过各子系统的费用估计值相加而获得:N为子系统个数)
总系统费用估计值的不确定性量值,即总费用的标准偏差为各子系统正偏差相加:
第四,建立费用-概率曲线。以上对系统总费用作出了估计,但还不能完全表明系统的不确定性,建立费用——概率曲线可在一定程度上更好地反映系统的不确定性。利用总费用估值和它的标准偏差绘制费用-概率曲线。只考虑费用高于估计值的那部分,并认为它服从正态分布。一般正态分布为:
则
令y=1x-6u于是
查表得P=0.841。
同理,估计费用加上26,求其实现的概率为97.7%。通过这样一组对应的费用--概率数据可以绘制费用--概率曲线,具体如图3所示:
从图3可以看出,曲线越陡,其风险越小。反之,风险越大。
三、风险模糊综合评估方法
(一)确定评估指标体系各阶段所有的费用风险的风险源组成该阶段费用风险的评价指标。
(二)确定评估集
评估集为V={V1,V2,…,Vm}。一般将风险度划分为3~5个等级,例如:V={低风险,较低风险,中等风险,较高风险,高风险}。
(三)确定权重集
可采用两两比较法或层次分析法来确定权重集。
(四)模糊综合评估
在确定因素集、评估集和权重集的基础上,使用模糊综合评估模型算法,如M(·,+),就可以得到费用风险的综合评估结果。
(五)综合评估结果
采用最大隶属度原则以及模糊综合评估结果对费用风险进行评估。一般分为两级,一级评判是对采办某个阶段内所有费用风险源造成费用风险的高低、大小进行评估,二级评判是对采办工作各个阶段的总体费用风险进行评估,如将模糊综合评判的结果向量做些处理也可得到风险大小的度量。
以政府采办过程中的立项论证阶段的费用风险评估为例。该阶段可能存在的各类风险源如图4所示。
其中,费用风险的因素子集为:u1={u11,u12,u13,u14,u15,u16,u17}。
利用AHP法确定因素权重集:
设评估集为:V={低风险,较低风险,中等风险,较高风险,高风险}。
根据历史数据或专家经验给出单因素的模糊综合评估矩阵,即每个费用风险源会造成各级风险发生的概率大小:
选择(*,+)算子进行模糊综合评估计算,得出费用风险的评估结果为:{0.0290,0.1285,0.2778,0.2903,0.2741}。可见该阶段的费用风险较高,应采取一定措施进行风险规避。
分析上述几种费用风险评估方法,它们的差别在于以不同的形式进行系统分析,相同之处在于都离不开参数估计,即需要对风险源的发生概率以及发生后果做出正确估计。目前这步工作尚需依据历史数据或定性分析,因此作量化分析将是今后研究重点与难点。
参考文献
[1]张欣莉:《项目风险管理》,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年版。
[2]徐培德、谭东风:《武器系统分析》,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3]沈建明:《国防高科技项目管理概论》,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年版。
政府费用 篇2
【发布文号】贵州省人民政府令第78号 【发布日期】2004-07-01 【生效日期】2004-08-01 【失效日期】 【所属类别】地方法规
【文件来源】国务院法制办公室
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修订《贵州省征占用林地补偿费用管理办法》的决定
（2004年6月30日贵州省人民政府第20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 2004年7月1日贵州省人民政府令第78号公布 自2004年8月1日起施行）
贵州省人民政府决定对《贵州省征占用林地补偿费用管理办法》作如下修订：
一、将第二条第一款修改为：“进行勘查、开采矿藏和各项建设工程，应当不占或者少占林地。确需征、占用林地的，应当依法办理林地使用手续”。删去原第二条第二款、第三款。
二、将原第五条第二款调整为第四条第二款，并修改为：“林地补偿费、林木补偿费支付给被征、占用林地的所有权人或者使用权人”。第四条第二款调整为第四条第三款，并修改为：“临时占用林地的，应当缴纳森林植被恢复费；对林木造成损害的，应当对被临时占用林地的所有权人或者使用权人支付林木补偿费”。第四条第三款调整为第四款，并修改为：“农村村民按照规定标准建设住宅，依法使用集体林地作宅基地的，森林植被恢复费的征收标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三、将第五条第一款修改为：“征、占用林地的，森林植被恢复费由省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负责预收”。增加第二款：“临时占用防护林和特种用途林地，临时占用其他林地面积10公顷以上的，森林植被恢复费由省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负责预收；临时占用除防护林和特种用途林地以外的其他林地面积2公顷以上10公顷以下的，森林植被恢复费由市（州）人民政府、地区行署林业主管部门负责预收；临时占用除防护林和特种用途林以外的其他林地面积2公顷以下的，森林植被恢复费由县级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负责预收”。
四、将第六条修改为：“森林植被恢复费征收标准按照恢复不少于被征用或者占用林地面积的森林植被所需要的调查规划设计、造林培育等费用核定。具体征收标准如下：
（一）用材林林地、经济林林地、薪炭林林地、竹林地、苗圃地，每平方米收取6元；
（二）未成林造林地，每平方米收取4元；
（三）防护林和特种用途林林地，每平方米收取8元；国家重点防护林和特种用途林地，每平方米收取10元；
（四）疏林地、灌木林地，每平方米收取3元；
（五）宜林地、采伐迹地、火烧迹地，每平方米收取2元。
各种林地地类划定为国家公益林的，应当按照国家重点防护林规定的标准收取；划定为地方公益林的，应当按照防护林规定的标准收取”。
五、将第十条修改为：“征、占用城市以及城市规划区内的林地，森林植被恢复费按照规定标准2倍收取；林地补偿费和林木补偿费应当高于本办法第七条、第八条规定的标准，具体办法用该标准再乘以2―10倍”。
六、将第十二条修改为：“森林植被恢复费属于政府性基金，纳入同级财政基金预算管理，实行专款专用，专项用于林业主管部门组织的植树造林、恢复森林植被，年终结余结转下年安排使用。具体使用办法由省财政、林业主管部门另行制定”。“收取森林植被恢复费使用省财政主管部门统一印制的政府性基金票据”。
七、将第十三条修改为：“省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收取的森林植被恢复费，按照省、地（州、市）、县（市、区）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二、二、六比例分配，通过省财政专项转移支付返还被占用或者征用林地所在地的地（州、市）、县（市、区）财政部门”。
八、删去原第十四条、第十五条。
九、将原第十六条调整为第十四条，并修改为：“林业主管部门和其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越权审核审批、多收、减收、免收、缓收，或者隐瞒、截留、挪用、坐收坐支森林植被恢复费以及玩忽职守、徇私舞弊，尚不构成犯罪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十、删去原第十七条。
此外，对部分条款的文字作了相应修改，并对条款的顺序作了相应调整。
本决定自2004年8月1日起施行。《贵州省征占用林地补偿费用管理办法》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订，重新公布。
政府费用 篇3
一、综述
“交易费用”一直是理论界与实践界共同关注和争论的问题,目前还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自它被提出以来,不同的学者相继对其给出了自己的理解。1937年,罗纳德·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中首次提出了“交易费用”的概念,将其引入到经济分析中,并于1960年在《社会成本问题》中将交易成本定义为获得准确的市场信息所需要付出的费用以及谈判和经常性契约的费用。
20世纪70—80年代,威廉姆森等人在科斯的理论基础上建立了比较完整的交易费用理论,认为交易成本还应包含发现交易对象和交易价格、讨价还价、订立交易合约、执行交易及维护交易秩序的费用等,进一步完善了交易成本所包含的具体内容。20世纪80年代后,交易费用理论在三个方面得到了完善:“1.信息范式与代理模型。斯蒂格利茨坚信,由Akerio(f1970)、Spenee(1973)等人开创的信息经济学,反映了流行的经济学范式出现了一个根本的变化。2.不完全合约理论。Hart等人(1986,1987,1998)提出的不完全合约理论,有效地修正和扩展了产权交易费用方法,即契约双方不可能详尽地把全部可能发生的情况的责任和义务都写进合同。3.信任与合作博弈问题。产权交易费用方法的另一种改造路径是针对Williamson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这两项个人属性的假定,考虑了信任问题。诺德汉文(1999)引入一个分裂内核模型(split—core—model),认为人的本性既有值得信任的一面,也有机会主义的一面。当交易一方持续得到另一方值得信赖的信息时,信任关系将得到强化。”
二、交易费用内容
科斯认为,一旦假定交易成本为零,而且对产权(指财产使用权,即运行和操作中的财产权利)界定是清晰的,那么法律规范并不影响合约行为的结果,即最优化结果保持不变。然而这些理论和视角在中国现行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却并不适用。从微观角度来看,科斯定理假设交易费用为零,然而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环境下,想实现交易费用为零并非易事。事实上,科斯定理中的零交易费用的假定本身就不存在(不现实)。科斯自己也承认这一点,所以在《社会成本问题》中他写道:“迄今所阐述的观点都假定交易费用是不存在的。当然,这是很不现实的假定。真实的工作常常是成本很高的,而任何一定比率的成本都足以使许多在无需成本的定价制度中可以进行的交易化为泡影。”从宏观角度来看,中国处于转轨经济,并具有劳动力无限等特征,与科斯的“完全竞争市场”等假定并不符合。所以,我们需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来分析交易费用理论对市场的影响。
三、交易费用对市场的影响
交易费用和产权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基石和核心分析工具,它颠覆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思想。现实生活中,市场个体仅能做到有限理性;在不具有完全理性和对称信息的情况下,个体就有可能通过侵害他人利益而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为了防止“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所消耗的人力、物力、财力是交易费用最为直接的表现形式。另外,税收也是交易手段。由此可见,交易费用是市场运行的内生产物,是必然存在的。下面我们以IS-LM模型为基础,考察交易费用对市场的影响。
IS-LM模型包括产品市场均衡和货币市场均衡,具体思路如下:
由模型可知,方程(1)为产品市场均衡的IS曲线:C(YT)表示消费函数,Y为收入,T为交易费用,(Y-T)为实际收入,同时消费边际倾向满足0<C(' Y-T)<1;(Ir)为投资,r为实际利率。由于利率升高会增加投资的机会成本从而减少投资,所以I'(r)<0;G表示财政支出。方程(2)是货币市场均衡的LM曲线,M是名义货币供给,P是价格总水平,M/P为实际货币余额;L(r,Y)表示货币需求,利率升高会增加人们持有货币的机会成本,从而减少货币需求,所以,Lr(r,Y)<0;量,所以,LY(r,Y)>0。通过方程(1)和(2)可以求得使得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同时实现均衡的收入和利率组合。然后,通过上述模型考察交易费用对均衡收入的影响。通过对方程(1)(2)全微分可得:
由于G、M、P均为外生给定,所以d G =d(M/P)= 0。由方程(4)可得dr=-LY(r,Y)/Lr(r,Y)d Y,将其代入方程(3)整理可得:
根据方程(5),交易费用的增加会使均衡收入下降。这是因为,交易费用增加使得实际收入减少,这又使得居民消费下降。根据凯恩斯交叉图,居民消费是经济中总需求的一部分,居民消费下降使得经济中的总支出和总收入下降。交易费用增加对均衡收入的影响具体如图1所示。
由上述分析知,交易费用增加对均衡收入的负面影响主要是通过经济中总消费下降实现的。我们可以进一步考察交易费用对消费率的影响,经济中的消费率表示为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加总占GDP的比例(C(Y-T)+G)/Y,交易费用对消费率的影响为:
根据方程(6),交易费用增加使得消费率下降,也即交易费用增加使得经济中的总消费减少,从而对均衡收入和支出也会产生抑制作用。
四、交易费用与政府行为
政府作为组织的一种形式,兼具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和行为主体两种角色,作为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我们需要控制和减少在此过程中产生的交易费用;作为一种行为主体,在与市场谋求协调的过程中存在着诸如计划制订成本,关系协调成本,体制所导致的效率损失成本以及经济背后所隐藏的社会稳定成本等大量的管制成本,这些都是交易费用的表现形式。综上所述,我们可以通过将交易费用控制到最小化来合理界定政府职能,科学计划政府行为,以达到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目标。政府的管制和行为并不单纯只产生成本,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产生效益,如通过消除市场自发运行时产生的负外部性弥补市场缺陷,通过提升个人效益与社会效益的一致性提升经济运行效率,企业、消费者或政府所获得信息量的改善以及社会的更加稳定等。所以在研究政府职能边界时需要更加宏观的考量,全面比较和科学分析政府行为的成本与效益,并将其与经济效率和社会福利相联系,这样才能准确的界定政府职能边界。
五、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
为了在准确界定政府职能和科学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基础上,真正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以达到释放经济活力,促进经济发展的目标,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首先,从观念上确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即政府应该干什么,不能干什么。基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优先的原则,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以此作为界定政府职能范围的基本条件,通过确定市场对政府的需要来研究政府的职能,从而找准政府的规模。一般来说,如果是市场机制可以解决的问题,政府就不应该干预;遇到市场失灵的情况,或面临市场机制无法解决的问题时,如公共产品的提供、外部性等,这时应由政府出面进行协调解决。总的来说,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让市场来控制经济活动的进行,政府更多地对公共物品、社会管理及外部性市场失灵的领域进行管理调控。
其次,从制度上保障边界的准确划分。第一,确定合理的政府规模,建立理性的官僚组织。政府规模的合理化和组织结构的精简化能够使政府做到管理幅度适当,层次少而精,在最低的交易成本下充分发挥其效能。与此同时,还可加强对行政人员考核、升迁等制度的设计,以达到完善岗位职责,强化责任意识的作用。第二,健全行政问责制。通过建立针对全体公务员的多元的问责主体,并适时开展绩效问责,真正使其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道德责任和法律责任。第三,实行政务公开。政府部门应该按照规范合理公开政务,从而接受来自社会各界的监督。第四,治理寻租现象。寻租对资源配置效率和社会福利改善的损害不言而喻,必须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制度创新,通过实施有效的制度,合理界定产权来降低不确定性,抑制机会主义行为倾向,降低政府外生交易费用。
最后,从路径上实现政府交易费用的最小化。第一,推行电子政务。使用现代科技不仅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还可以节约公共资源,降低政府运作成本。第二,提高政府依法行政能力,建立科学的法律体系。无论是法律制订程序,还是少数部门的规章制度,都必须通过严密的程序制订。各级法律法规之间也要相互衔接、相互补充。第三,建立公共服务市场化的合作模式。合理运用市场的优势,促进公共服务市场化,提高公共服务效率;通过市场的配置来改善政府的失灵。第四,寻求政企分离。企业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主体,在政府对企业的管理过程中,不但要支付组织成本,还要支付监管成本,然而政府的职能定位往往使其为了追求政治利益而降低了更有效利用资源的激励。因此,建议政府退出企业的管理过程,给企业最大的自由度,以提高企业运转效率。
六、结论
从根本上说,完全消除政府的交易费用是不可能的,但政府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可以利用自身合理的制度安排降低交易费用,有效控制和减少自身运行的成本,以求达到节省公共资源,为公民提供更高质量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预期,这也符合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建立合理化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关键在于利用政府与市场的相互补充关系,正确认识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作用和市场作用的优点与局限性。明确政府职能的边界,由直接干预微观经济活动转变为调控和监督市场,由行政手段干预经济为主转变为主要依靠经济和法律手段,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由以审批和资源配置为主转变为服务和创造良好的环境为主,由更加注重经济增长转变为更加注重社会管理建立合作互补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市场和政府缺一不可,我国政府通过观念、制度、方式的转变,定能顺应时代需要和经济形势发展,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基础上发挥自己应有的职能,服务社会,服务人民。
摘要：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把“政府与市场关系”这一议题再次摆上了桌面。在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界定政府职能,从而更好地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至关重要。从交易费用理论入手,首先分析了交易费用对市场的影响;其次对政府行为进行分析,指出政府行为可能增加交易费用从而损害社会福利,也有可能减少交易费用,提高经济运行效率;最后对优化政府行为提出建议,通过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使交易费用最小化,促进我国经济发展。
政府费用 篇4
2006年2月我国财政部在借鉴国际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后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无形资产》, 这一准则是基于2001年旧无形资产准则———《企业会计准则———无形资产》的基础, 对其进行了更新和修正而产生的新无形资产准则。2001年颁布的旧准则中仅仅对企业产生的研发费用有了明确的确认、计量及报告的方法, 而2006年的新准则则是从税法的角度对企业的研发费用如何归集、摊销, 而后如何从应税收入中抵减给予了更加具体的诠释。
1.1 旧准则存在的问题
依据2001年颁布的旧准则, 自行开发并依法申请所取得的无形资产, 其入账价值应按取得时发生的费用确定, 依法申请取得前发生的研发支出则在发生时确认为当期费用。换句话说, 假设研究开发的项目是跨年度的, 如本年研究开发尚未完工, 那么这一年的支出要计入当期费用, 而当下一年度此研究开发项目完工并取得成果时, 该年度发生的支出计入资产并资本化。很显然这种会计处理不符合一贯性原则, 不符合资本性支出与收益性支出的划分原则, 因此是不恰当的。
除此以外, 季永佩还指出研发费用对于高科技企业来说, 企业研发费用支出大, 财务信息使用者则更加关心企业的科研活动, 而旧准则未能体现其重要性。如开发成功的无形资产不予以资本化, 则研究成果就不能在资产负债表上得到反映, 作为报表使用者, 很难从会计报表中了解该企业拥有的高新技术含金量, 也无法了解在研究开发方面是否投入和投入多少。[1]
1.2 新准则下的研发费用
2006年颁布的新准则《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无形资产》中规定“企业应当披露计入当期损益和确认为无形资产的研究开发支出金额”, 同时规定在利润表“管理费用”下设立二级科目“研究与开发费用”, 通过更加明确的披露, 使报表使用者能清楚了解到企业研发费用对利润表的影响。除此之外, 在报表外的附注中还需披露:公司研发费用确认的标准、分类, 计价方法, 占总费用的比例;公司研发费用投入的主要方向, 项目成功与失败的比例;公司研发项目的可行性、先进性、状态和市场前景。新准则下如此具体的披露, 无疑让报表使用者更充分得以了解该企业日常研发的活动和状况。
新准则的另一亮点是企业在研发费用的支出上有了严格的划分, 将其划分成研究阶段支出与开发阶段的支出两部分。由于研究阶段是早期具有探索性的, 且伴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因此研究阶段的支出应于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而开发阶段是在一定时期的探索后, 很大程度上具备了完成新项目、新产品或是新技术的基本条件后, 因此在满足一定条件下这些支出允许资本化并确认为无形资产。
2 企业研发费用的加计扣除
近年来我国政府为推动企业自主创新, 鼓励企业加快技术进步, 加强新产品的开发与产业化进程, 先后推出了各项鼓励企业开展研发活动的激励政策。早在2008年, 我国实行的企业所得税制度中就已对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做了明确的规定, 2013年财政部又颁布了《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研究开发费用加计扣除有关政策问题的通知》, 而在今年的11月, 由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科技部三大部委再次联合颁布了《关于完善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通知》。我国政府不断完善研发费用的扣除政策, 为的是使更多企业能享受到加计扣除带来的税收优惠, 正向激励企业加紧结构转型并推动科技进步。
在今年最新出台的新政下, 企业在研发活动中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 如未形成无形资产应计入当期损益的, 在按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 按照本年实际发生额的50%, 从本年应纳税所得额中予以扣除, 如已形成无形资产的, 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150%在税前摊销。
财政部税政司司长王建凡还总结了新政调整的几大亮点:一是对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研发活动范围较以往有很大的放宽, 除了规定那些不宜计入的研发活动外, 其他的都可以作为加计扣除的研发活动纳入到优惠范围里来。二是研发费用范围的扩大, 新政将外聘人员的劳务费、试制产品的检验费、专家咨询费、高新科技研发保险费以及与研发直接关联的差旅、会议费等都纳入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范围。三是简化企业对研发费用的归集, 使会计核算更加简化。四是对企业符合条件的研发费用可以追溯享受政策。五是减少执法机关的审核的程序, 由原来不能完整提供证据就不能享受优惠政策, 到现在的有关的资料由企业留存备查, 税务机关需查证时再予以提供。企业享受政策的渠道更加便捷、直接、高效。
3 研发费用的加计扣除对企业的影响
以上海为例, 2010年由上海高新技术成果转化服务中心负责, 就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实施结果向上海本市所有高科技企业发放email调查问卷, 共收回89份有效问卷。调查显示[2]“研发费用实行税前加计扣除政策, 可以使企业增加研究开发费用的投入, 从而增加企业的税前抵扣、降低其缴纳的所得税, 能够形成良性循环, 具有引导和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的作用。”
4 研发费用的加计扣除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4.1 政策宣传力度差
对于国家出台的研发费用允许加计扣除的新政, 部分企业对此项政策或申请流程不理解、不熟悉, 甚至不知晓, 因此更谈不上利用和使用。这要求各级政府和相关科技、税收主管部门应加大宣传力度, 利用网络或新媒体, 引导企业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带来的益处, 将此政策推广到各基层企业。
4.2 申请受理的过程不够人性化
企业为了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抵税政策, 需网上申请, 而网上申报软件操作较复杂、内容烦琐, 没有相应的填写和申报说明, 可操作性差。同时企业申报过程还涉及一定的行政成本, 对部分企业而言, 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此项新政的开展和实施。
4.3 研发活动的特殊性
对于部分企业而言, 研发活动常常会涉及一些特殊工艺的生产制造, 会涉及产品的知识产权问题例如专利权, 因此部分研发活动是有其特殊性的, 需要给予严格的商业保密。在享受新政的同时, 部分企业也会有此担心和犹豫。因此对于政策制定和实施部门都应考虑到这一点, 在申报流程中对相关信息予以保密是至关重要的。
摘要：近年来我国政府为推动企业自主创新, 鼓励企业技术进步, 先后推出了各项鼓励其开展研发活动的激励政策。研发费用作为此项政策的重点从产生到发展, 直至新政下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关键词：无形资产准则,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参考文献
[1]季永佩.我国新旧会计准则下企业研发费用会计处理方法比较[J].财会研究, 2007 (8) :15-16.
政府费用 篇5
关键词：市场化水平,政府干预程度,审计费用
一、引言
随着我国改革的不断深入,政府和相关领域的学者越来越重视对我国市场经济的研究。如何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市场制度,是学者们探讨的重点。在对制度建设方面的研究中,已经有一些研究者取得了不错的研究成果。他们从如何进行经济制度建设,怎么改善经济制度方面对我国经济进行了大量的分析,为我国在此方面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很多可供参考的成果。本文借鉴了这些学者的分析成果,在相关领域进行了有所创新的研究。
站在经济学的视角,可以将审计服务当作一种市场化的商业产品,依据所需要服务的不同,赋予其不同的价格。审计服务是买卖双方之间的一个重要联结,是审计市场进行运作的核心。在所有的研究分析中,大多数的学者都将自己的研究重点放在审计市场要素方面的研究上。也就是对买卖双方和一些外部条件的分析。然而,少有学者从制度上对其进行研究。实际上,不同的制度上的审计服务市场情况千差万别。对制度加以研究,有利于深化对市场因素的认知,找寻到其中的必然规律。另一方面,对制度的分析也有利于提高市场运作效率,加强市场管控力度。此外,因为审计市场的特殊性,研究者还可以从这一市场的情况对整个经济市场加以分析。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文献
Beatty(2003)研究发现审计的费用不仅受到买卖双方的议价影响,还会受到许多外部条件的影响。其中,相当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事务所的法律环境。Craewell(2014)研究认为如果处在一个法律条款偏向于投资人的环境之中,事务所要承担的风险就比正常环境下要大,所预估的经济损失就越高。Jiang(2011)在对第五条审计标准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之后发现,在这一准则发挥作用以后,审计费用还是在不断的提高,但是如果只从一个因素对其进行研究,可以看到这种提高的速度在不断的变慢。Doogar(2012)认为,在这一准则发挥作用以后,审计的费用有了明显的降低。除此之外,他还指出,如果审计单位具有较高的风险,那么这一费用还会有所增加。反之,则费用将会有所减少。
(二)国内文献
骆勤(2009)在研究中指出,当采用后萨班斯制度时,审计费用是将服务费用和其他费用算在一起的。王静(2013)指出,市场发育得越好,审计费用越低,相关法规执行效力越高,审计费用反而越高。李永友(2014)研究认为制度的特性将会对审计费用造成十分重大的影响。在完善的制度下,市场发育度越好,受到政治力量的干涉越少,法规的执行效力越高,审计费用就将越高。因此,就可以采取改变制度来改变费用。相反,也可以通过审计费用高低来评估制度。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市场化水平
市场水平决定了经济的水平,是反映国家制度的一个窗口。在西方国家,投资者更多的是注重投资而不是投机。所以说,投资者们就有了这样的需求:对所要投资的公司进行充分的了解。因此,审计需求也就出现了。此外,这些投资者要求对这家公司的情况做出十分彻底的审计,审计收费自然也就上涨。与此同时,西方国家的职业经理人市场比较发达,如果某个经理人在市场中具有了一定的名望和地位,就可以轻松地凭借这些获得丰厚的利润回报。因此,虽说公司并没有给予过多的奖励,这些经理人也会非常努力的积极工作,用以展示自己的能力。这也就从另一方面提高了对审计质量的要求。此外,在西方国家当中,会计师事务所对于事务所的名声是十分看重的。就从这一点上,事务所往往都会保证自己所做的审计客观公正,尽量的避免审计过程中发生误拒、误受风险。基于此,事务所将会在审计的过程中注入更多的资源。这一情况也会增加审计的成本。审计成本的增加,自然就会带来审计费用的增加。因此,当市场发达程度较高的时候,就会提升对审计服务的质量需求。所以说,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审计费用和市场水平呈现正向相关关系
(二)政府干预程度
如果所在的政府对于市场和企业的监管比较严厉,企业进行运作的时候常常就会花费很大一部分成本来进行资源获取。此时,就很容易出现企业主要需求政治关联以获得支持(Khanna&Palepu,2006)。通常情况而言,规模较大的企业,比较容易获得政府关系。此外,那些负债率较高的企业,也很有可能存在着和政府之间的关联。如果一个企业真的和政府具有一定的关联性,那么,这个企业将会在这个国家拥有更高的竞争水平,更多容易或者投资和税收优惠(Faccio,2007)。如果政府对于企业和市场的干预程度越高,企业对于政府的依赖性就会越高。这些企业将会更多地寻求政府的支持,而不是提升企业自身的市场竞争力。在这样的环境里,审计质量需求就大大的下降了。企业的管理层在这种情况下,大多都会想方设法搭建和政府之间的联系。此种情况下,基本上没有企业会选择高质量的审计服务,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将这些节省下来的钱用作了建立和政府之间的良好关系,进而获得政府的特殊关照。因此,政府对于市场和企业的干涉越多,审计质量的需求就会越低。相应的,审计费用也就越低。而在政府干预程度低的环境中,高质量审计需求越大,审计费用越高。因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2。
假设2:政府干预程度与审计费用呈负相关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12-2014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并对样本按照以下标准进行筛选:(1)剔除金融类公司;(2)剔除同时聘请境外和境内事务所审计的公司;(3)剔除亏损企业;(4)剔除财务数据极端异常及缺失的公司。数据来源于巨潮信息网和国泰君安数据。
(二)变量定义
(1)解释变量。本文从考虑经济、政治两方面量化制度因素,借鉴《中国市场化指数报告》(樊纲、王小鲁、朱恒鹏,2011)中选取对应的两项指数,具体指数如下:第一,市场化水平(Market):由于“各地区市场化进程总得分”在《中国市场化指数报告》中是用来描述市场环境的指数,所以选取它作为市场化水平的量化指数。通常,该指数的分值越高,说明该地区市场化水平越高。第二,政府干预程度(Govn Inter):由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中国市场化指数报告》中是用来描述政府对市场影响的指数,选取它作为政府干预程度的量化指数。该指数在衡量政府干预程度时为负向指标,该指数的数值越大,政府干预程度越低。(2)控制变量。本文选取了上市公司规模、上市公司的审计复杂程度、上市公司的审计风险、审计师质量及年度和行业作为控制变量,具体的变量解释如下表1。
(三)模型构建
因为解释变量之间不仅存在多重共线性,如果在一起回归,容会导致模型不具解释力,因此本文将各地区市场化水平(Market)、政府干预程度(Gov Inter)分别引入模型,构成以下两个模型,以检验不同制度环境因素对审计费用的影响。
五、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如表2所示,样本量为5023个,样本量较大,能够更好的代表总体,得出的结论更可靠。Ln Fee和Ln Assets的标准差分别约为0.627和1.206,说明不同公司的审计费用和资产都有较大不同,其最大值与最小值间距分别达到8.2和9.7。Roe平均值为0.0724表明上市公司一般都到达了证监会规定的净资产收益6%,其标准差为1.336,说明不同公司Roe差距较大,同时也存在部分Roe低于6%的公司。Recv和Inv的最小值均是0,不是因为样本中包含部分应收账款或者存货为0的上市公司,因为在筛选样本时将这部分公司剔除,而是说明部分上市公司的应收账款或者存货占其总资产的份额太小,比重约等于0。Recv和Leverage的最大值分别为0.94和0.99,说明部分公司的应收账款或者总负债过多,很可能导致资金无法周转或者资不抵债,其经营存在严重风险。由于Auditor是哑变量,所以其值最小为0,最大为1。
(二)相关性分析
如表3所示,审计费用(Ln Fee)与市场化水平(Market)、政府干预程度(Govn Inter)、总资产(Ln Asstes)、应收账款比总资产(Recv)、存货比总资产(Inv)、总负债比总资产(Leverage)和审计师质量(Auditor)都在1%的水平显著相关,仅与净资产收益率(Roe)不显著相关,说明模型有意义。同时两个解释变量市场化水平(Market)、政府干预程度(Govn Inter)的显著的相关系数为0.837,说明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所以需要放在两个方程里,各控制变量之间以及控制变量与解释变量之间的显著相关系数绝对值最大为0.421,说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可以进行多元回归。
(三)回归分析
由SPSS中Regression-Linear的线性回归,两个模型分别得出了表4至表7。得到三者的R2值:0.599、0.593。所得出的R的值表明:这两个模型都对审计费用油一个较高的解释度。此外,根据数值大小可以看出,R2的值为0.604的模型具有最好的解释度。从上述内容中,可以看出,审计费用1%时候的其审计水平与以下两个方面存在着相关性:市场水平、政府干预。就两个模型来说,其相关系数依次均是0.036、0.036。两个系数都是正数,与建设相同。此外,模型中总资产、审计师质量、总负债比总资产这几项全都和审计费用呈现一种正相关的联系。这一情况也是符合本文设想的。然后,存货比总资产却是与审计费用之间存在一个负向相关关系。这种现象说明,在中国,当进行存货监盘的时候,大多数事务所所使用的审计程序都是监而不盘。此外,从另一个层面上,这也表明我国虽然对企业做出了明确的使用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的方式来进行审计公司的期末存货,但是在执行方面,这些企业都有很大的水分。就文中三个模型而言,应收账款与审计费用的关系均不显著,这表明会计电算化给审计行业带来了很大的变化:在进行应收账款审计时,已经无需以往的手工对账,使用电脑进行审计就可以达到目的。这一方式的改变大大的降级了此项工作对审计的影响。
*代表在1%显著相关**代表在5%显著相关
(四)稳健性检验
本文以模型(1)和模型2为基础,用Recv Inv代表应收账款与存货之和比总资产,替代应收账款比总资产(Recv)和存货比总资产(Inv)两个指标,建立模型,得出的结论与上述相同。
六、结论
本文研究结论如下:(1)制度环境对审计费用具有显著影响。制度环境越好,市场化水平越高,政府干预程度越低,审计费用越高。因此,一方面可以通过改善制度环境来调整审计费用,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审计费用间接观察制度环境的好坏。(2)应收账款比总资产与审计费用关系不显著。说明随着会计电算化的普及和发展,审计师在对应收账款审计时更多依靠计算机而不是依靠人工翻阅账目计算,审计时间显著下降。(3)存货比总资产(Inv)与审计费用呈显著负相关。这种现象说明,在中国,当进行存货监盘时,大多数事务所使用的审计程序都是监而不盘。此外,从另一个层面上,这也表明我国虽然对企业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要求使用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的方式来审计公司的期末存货,但是在执行方面,这些企业都有很大的水分。(4)注册会计师没有将净资产收益率作为审计风险的评判标准。同时,对于经营较好的上市公司,即净资产收益率大于零的上市公司,更加注重对外信息披露和财务报告的独立审计。
参考文献
[1]骆勤:《制度环境、审计供求与审计治理》,《会计研究》2012年第5期。
[2]李永友:《产权性质、制度环境与内部控制》,《会计研究》2012年第3期。
[3]王静:《制度环境、地方政府干预、公司治理与IPO募集资金投向变更》,《管理世界》2011年第5期。
[4]Beatty.Relation between External Audit Fees,Audit Committee Characteristics and Internal Audit.Accounting&Finance,2003.
[5]Craewell,Fransis.Determinants of Weaknesses in Internal Control over Financial Reporting.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2014.
[6]Doogar.Investor Protection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Evidence from Worldwide CEO Turnover.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