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与市场关系

政府与市场关系（通用12篇）

政府与市场关系 篇1

在专业市场培育和发展过程中，市场与城市发展的关联度越来越高，专业市场被分割、被替代的风险和市场间竞争的日益剧烈也普遍为各界所认识。相对于一些地区专业市场正在面临萎缩、甚至消亡的危险，义乌小商品市场在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仍然表现强劲，成为成功专业市场研究的典型，其根本原因在于义乌政府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应用科学发展的基本原理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并相机决策，推进市场在规模和层次上不断演绎。

1 处理人民的自发行动和政府的积极推动关系问题，极大地拓展了市场发展空间

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先发优势来源于政府对人民自发交易市场的推动。在改革开放之初，类似于义乌廿三里的小商品市场可以说在全国、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遍地开花。在市场发展之初，政府对待市场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市场的发展和繁荣。温州政府的无为纵容催生了温州十大市场，先一步爆发了先发优势，这一先发优势在政府的纵容之下，在起步初期经历了繁荣的发展，但在繁荣过程中，无序、混乱的劣根所引发的“柠檬市场”效应逐步加深，为其后的衰败埋下祸根。很多地方的市场由于政府一味地打击而绝迹，从而没有能够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留下名字。而义乌政府在明令放开市场之前，市场处于无序、低速度发展的状态。在1984年义乌政府决定四允许之际，义乌政府选择了政府积极推动之路，从而使义乌小商品市交易由民间自发运动转变为政府和民间共同的自觉行动，极大地拓展了市场发展空间。

和一般商品一样，专业市场亦有其生命周期，其在盛极转衰之际，政府的适时适度介入，无疑是其迎来又一轮春天的最重要力量。义乌市场的5次搬迁、8次重建的历程表明，场街结合互动的结构是义乌市场改扩建的基础，是义乌市场管理划行归市的基础。专业街的市场业态凝聚着民间主体的创造力、创新力，为专业市场源源不断地注入活力，消化了培育“市”的风险。2008年8月通过国际商贸城三期市场定向增发，义乌政府确立了“小商品城”在义乌市场的龙头地位，消除了潜在的同业竞争，为保持市场长期繁荣提供了必要保证。

2 科学处理经营市场权与市场经营权之间关系问题，建立有效的场街结合机制

市场由市和场两个要素组成。市是交易形态，具有无形性，而场是交易场所，则是一种有形态势。参与到市场活动过程中的私法主体有两类，即市场经营者(参与到市场交易活动中的交易主体，即市场经营户，多数情况下表现为摊主)和经营市场者(提供经营场所，从提供经营场所和组织经营活动中获利的主体)。经营市场者是运营、经营和管理市场的组织，是连接市和场的纽带。该组织的专业化水准和运营队伍的素质水平，对专业市场的培育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个组织如果是一个盈利组织，可能会出现经营市场者(建设市场、管理市场的人或组织)和市场经营者(市场中的经营户)共赢的局面，也可能会出现与市、场争利的局面。市场本身具有外部性，可能是正的外部性，为其他业态带来利益;也可能是负的外部性，给其他业态造成损害。但无论是正的外部性还是负的外部性，都会使得经营市场者的个体收益和社会收益无法配比，制约经营市场者的行为。同时，建场的收益是可见的，其行为是短期性的，而育市的收益是不可见的，其行为具有长期性。无论是经营市场者还是市场经营者，都需要在可见收益和不可见收益、短期行为(收益)和长期行为(收益)之间作出选择，寻求最佳平衡点。经营市场者的行为必须是有计划、有序的，而市场经营户的行为则多是无计划、无序的，需要有一种机制来调整两者之间的关系。

义乌政府在处理市场和政府关系问题过程中，保持市场经营和经营市场两权的适当分离是义乌市场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现代企业制度所要求的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在宏观市场上的体现为义乌政府所践行。政府不直接经营市场摊位，而是把摊位让渡给市场主体，即市场经营户去经营，保证了市场经营户之间的公平竞争;但是市场经营户不从事市场的经营，即不得建设市场，保证了市场的有序、协调和布局。政府经营市场，回避了市场之间的竞争，而保证了经营户在市场内的竞争，节约了经营户的成本。同时，政府也并没有完全控制经营市场的权力，而是只直接控制中心专业市场、即以国际商贸城为核心的小商品市场，而把经营新兴专业市场、即专业街的空间留给市场主体。这种模式其实是把专业市场界定为主要由政府投资机构经营、民间投资机构为补充的公共物品，协调了市场经营者和经营市场者之间盈利模式的长短期矛盾、和收益可见性矛盾、收益分配矛盾，并保证了民间充分的活力，使投资市场的收益与市场经营的个体收益尽可能地社会收益达到配比，是一种科学发展市场的模式。

3 科学处理市场发展与市场外要素的发展间关系问题，保证市场持续繁荣

市场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它是和其他相关要素共同发展、相互依存的。整合市场替代的风险，规避市场衰败的危险是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的切入点，也是专业市场转型升级的方向。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义乌政府看到义乌积聚累积的商业资本缺乏有效的释放渠道，提出了“贸工互动、联动”战略。依托义乌市场得天独厚的先发优势和强大的要素集聚功能，“义乌制造”在市场所占的份额逐年加大。目前，本地产品已占义乌市场经营总量的三分之一。每年十月下旬召开的“中国义乌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已经成长为仅次于广交会的日用品展会，是中国的三大展会之一。

义乌政府并没有片面孤立地发展市场，而是在发展市场的同时，适机作出花大力气发展非市场要素的战略决策，这包括引商入工、规范联托运市场、通关设施建设、文化建设、交通网络建设、新农村建设、义乌指数发布、信息化设施建设、会展设施建设及会展事业发展、劳动力和人才战略等等。这些要素的建设在起步时立足于对小商品市场的依托和陪衬，但在小商品市场发展到今天，已经和正在发挥着对小商品市场的持续繁荣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在现在，小商品市场在全国、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遍地开花的情况下，小商品市场自身的竞争力已经渐渐失去优势，而决定小商品市场的竞争优势转移到为小商品市场配套的要素上来，也就是说，小商品市场的持续繁荣将立足于和依托于为小商品市场配套的要素的竞争力。义乌的场街结合的市场结构加上市场服务市场，形成良好的市场运营体系，保证了商品流、资金流、人才流、信息流的顺畅，构建了立体型市场集群。

义乌市场能够保持持续繁荣的势头正是义乌政府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上围绕市场发展衍生工业、会展、物流等行业或部门，通过提升市场服务能力，扩大递增报酬的优势，从而领跑市场的结果。市场外要素的发展，使义乌专业市场有效地整合了替代业态，化解了市场衰败的风险。根据对比研究义乌市场、武汉汉正街市场和成都朝天门市场竞争力发现，义乌市场摊位费(2-5倍)、市场管理费(1-2倍)等指标都明显高于汉正街市场和朝天门市场，但义乌市场的竞争力却明显高于汉正街和朝天门市场，其根源就在于服务于市场的市场外要素的有力支撑。

4 有效应用意识形态武器，塑造市场制度变迁成本洼地

义乌政府发动组织的多次大讨论行动，从意识形态上统一了市场提升和市场制度变迁的思想，公开化市场制度变迁的运行成本，从而大大降低了市场制度变迁的实施成本。1997年12月义乌市委、市政府长达一年的“三再”(再思考、再发展、再创业)大讨论，明确提出义乌人应破除自高自大、等七种不正确思想，有力地推动了义乌“二次创业”，开创了义乌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项事业发展的新局面。2008年新年伊始，在浙江省委“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引领下，义乌市委、市政府发起了以思想大解放推动新一轮大发展为目标的“解放思想、创业创新”大讨论活动在全市上下轰轰烈烈展开。围绕“十问义乌”义乌人民又一次打开思想之门，创业创新理念渗透到每一位义乌干部群众的内心深处，义乌科学发展的思路更加明确、政策更加完善，创业创新的工作更加扎实、环境更加优化，为义乌在推进改革、科学发展的新征程上不断前行找寻答案，积聚力量。

新制度经济学研究证明，意识形态是个人与环境达成的默契，它以世界观的形式引导着人们的选择，使决策过程更加简化，因此能够降低社会制度的运行成本。“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与个人在观察世界时对公正所持的道德、伦理评价相互交织在一起。”这样，它就有助于人们在“相互对立的理性”之间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时，减少时间和成本的付出。“当人们的经验与思想不相符时，……他们试图去发展一套更‘适合’于经验的新的理性，”即新的意识形态，以节约认识世界和处理相互关系的成本。意识形态的变化和创新也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制度因素。义乌政府在市场发展面临瓶颈之际，即组织声势浩大的思想大解放活动。义乌的历次思想大解放活动的结果都使得义乌市场发展提到了更高的层次，每次思想大解放活动都使义乌化解了发展所面临的危机和瓶颈。思想大解放活动在全市各行各业、各级部门的开展发挥了意识形态的如下作用：一是形成了步调统一的氛围，公开化市场制度变迁的运行成本，降低各项协调成本，从而大大降低了市场制度变迁的实施成本，使个体的市场经营户、义乌各级单位和部门、普通市民、居民等自觉服务于市场发展和繁荣的长远发展目标，更好地理解和支持政府有关市场及其他领域的各项改革措施和中长期规划，推进各项改革措施和中长期规划的执行效率，有效降低各项规章制度的运行成本，提高管理效率;二是推进了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形成积极的创新氛围;三是激励市场经营户、参与到市场发展和繁荣的各类建设者明确自己的努力方向和奋斗目标，审视、调整、定位和明确自身事业发展规划，实现个体发展和义乌经济社会发展、市场繁荣的和谐统一。

5 结论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惟妙惟肖。30年来，义乌历届领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只当“流水兵”、发展才是“铁营盘”的理念，一以贯之地推进市场的持久繁荣，科学地处理好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保证了义乌专业市场和义乌经济社会文化又好又快、科学发展，创造了义乌奇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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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与市场关系 篇2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开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里程，全会通过的《决定》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是以通过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最大限度地激发全社会的投资、创业与创新活力与潜力，全面提升生产率、促进经济转型为重要内容。

国内外市场环境变了，但完善市场经济制度作为新一轮改革的主要任务没有变

35年前，以放权让利为特征的改革释放了10多亿人口的致富冲动，这种冲动与要素特别是劳动力低成本优势结合，创造了中国经济持续30多年年均增长9.8%的奇迹。随着收入水平持续提高，国内外经济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一方面，土地、劳动力等要素成本大幅度提高，许多制造业产品从供不应求变为供大于求，甚至一些产品出现了产能过剩;另一方面，居民积累的物质财富数量相应地增加了，人力资本也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推动下，国际知识与技术资源的流动性也比以前增加了，全社会对创新的需求变得更加迫切。这需要全面提升生产率，促进经济转型，以保持我国未来中长期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态势。

要保持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就要不遗余力地动员全社会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激发全社会的投资、创业与创新活力。在长期的改革实践与理论探索以及总结各国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我国找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激励与配置机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初步确定到完善是一个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实践人们对市场认知不断提升、体制转轨不断深化的过程。目前，我国仍处于体制转轨的过渡期，要提升生产率、推动经济转型，就需要加快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

消除各种资源自由进入与退出的各种体制障碍与约束，政府职能转变是关键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中，政府处于主导位置，这是由经济转轨中的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特征决定的。不可否认，在市场经济主体尚未充分发育与成长起来之前，政府主导型经济下的地方竞争对于促进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发挥了十分重要的激励性作用。但是，各级地方政府毕竟不是自负盈亏的市场竞争主体，所以，政府主导型的地区竞争就不可能是效率竞争，而是一种不完全考虑投入成本、以追求GDp总量为导向的规模竞争。自党的十五大以来，历次党代会报告都明确提出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其实质就是要把这种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规模竞争转变为一种效率竞争。要实现这种转变，不是将各级政府改造成为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而是要极大地激发民间投资、创业与创新活力，以各种方式进入市场，成为竞争与创新的主体。这就需要消除各种资源自由进入与退出的各种体制障碍与约束。无疑，政府职能转变是破解这些因素的关键，也是新一轮改革的重点。所以，新一轮改革仍然要从政府职能的转变入手，具体有以下三个方面。

以商事制度改革为突破口降低制度运营成本

目前，绝大部分行业领域都已经对民间资本放开了，一些地区也提出了“非禁即入”的准入政策。但是，政策上允许进入了，为什么民间资本还不能大量地进入呢?制度运营成本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如果商事注册登记制度的流程过多、在流程中人为因素所带来的不确定性过大，交易费用过高，那么，即使政策放开了，民间资本的进入也是比较困难的。在民间资本与知识存量大量聚集且日益增加的情况下，如果民间资源不能有效地动员并配置到生产性投资与创业活动，那么，它就会大量分流与配置到与创造财富无关的非生产活动，甚至境外。在我国向中高收入阶段迈进仍然需要有效地动员与配置资源的现阶段，这无疑是一种资源损失。而降低制度运营成本可以极大地动员社会资源用于社会经济建设主战场，并通过低成本的资源进入与退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当前，广东进行商事制度改革的试点城市与尚未改革地区的对比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2013年1—9月，广东省进行商事登记制度的深圳、珠海、东莞与顺德等四个试点城市新登记的市场主体为36.85万户，同比增长了64.11%，而尚未进行商事制度改革的其他地区新登记的市场主体下降了3.4%。如果以此为新一轮改革的突破口，带动政府职能转变，那必将极大地释放全社会的改革红利。

以增强改革的协同性减少改革与尚未改革之间的不协调性

当前，我国已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R.科斯所说的边缘改革进入到了核心地带。这个核心地带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利益主体之间的相互联系更紧密，一个经济领域中的体制机制与其他领域往往是相互交织并彼此牵制，某一个领域改革的单兵突进都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这正是改革进入深水区的艰巨性与复杂性所在。诸如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与生态等五位一体协同改革的统筹规划;财政体制与金融体制改革的相互配合;国内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之间的顺序安排，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与垄断性行业规制化管理之间的关系，政府职能转变与社会组织成长之间的互补与互动等。当然，整体推进并不是一哄而上，这需要根据改革任务的难易程度、影响大小与环境条件进行分类，并找出重点、顺序与配套条件等。因此，当前的部门协同、上下联动是保障改革有效推进的关键。

以约束权力为核心推进公平竞争的市场制度建设

过往的改革经验与教训表明，体制改革往往会更多地强调政府向市场与社会放权，而没有更多地关注从制度上建立约束权力的机制。如果约束权力的制度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就不仅容易重走“放乱收死”的循环老路，而且，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制定的减轻企业负担的政策也难以形成长期化信誉。要避免这种情况，必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并通过立法程序相对固定下来。增加变更这些法律条款的成本。制度的笼子包括了三方面的约束机制，一是以法律有效保护的产权制度来约束权力，如果财产缺少法律的有效保护，就容易导致政府侵占个人产权、个人之间相互侵权，个人侵吞公共财产。二是以权力约束权力。三是以社会监督约束权力。比如说，实施财务与政务公开作为对政府部门的一项常态化的制度建设与业绩评估要求，定期向社会公开，提高公共服务的公开性与透明度，强化司法监督、媒体监督、公众监督等。把这三方面的机制建立起来并共同使用，才能使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有实质性进展。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篇3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提到，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而不断深化。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强调物质利益在调动工人农民积极性上的重要性，但是仍沿着计划经济的思路用政府的力量来调整农轻重的比例；后来承认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作用，但是强调“计划为主、市场为辅”；再到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当时的定位是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从“基础性”到“决定性”只是几个字的改换，不过这充分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精神，为进一步持续健康发展中国经济，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打下一个非常坚实的制度基础。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中再次强调“发展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论断不仅适用于中国，也适用于所有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本质是技术的不断创新和产业的不断升级，发展中国家具有后发优势，可以引进、消化、吸收发达国家的技术，从而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成本和风险比发达国家低很多，经济增长速度可以数倍于发达国家。从十九世纪中叶到现在，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水平年均增长3%。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善于利用后发优势，经济增长速度可以达到8-10%。

可是从经验事实来看，从“二战”后到现在，全世界18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中，只有两个经济体从低收入变成中等收入、然后进入到高收入（台湾与韩国），只有十三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变成高收入，其中只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不是西欧周边和发达国家原本差距不大的欧洲国家。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长期陷在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最主要原因就是没有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 关系。

“二战”后的发展思路的主流是第一版的发展经济学，即结构主义，强调通过政府干预来克服市场失灵，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也就是高度强调政府在资源动员和配置上的作用，忽视了市场。结果以对市场的各种扭曲建立起来了一些先进的产业，但是，资源错配和寻租、腐败盛行，经济发展的绩效很差，跟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全世界发展中国家都在改革开放，盛行的是发展经济学的第二版，即新自由主义，强调市场，忽视了政府的作用，主张采用休克疗法，推行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结果是推行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华盛顿共识的国家经济普遍崩溃停滞，危机不断，发展的绩效比改革前还差。

在同一时期，有少数经济体取得了成功，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经济发展和转型中既有“有效的市场”，也有“有为的政府”。为什么有效的市场很重要？按照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技术、发展产业是一个国家在国内、国际市场形成竞争优势的前提。企业追求的是利润，只有在充分竞争、完善有效的市场体系之下形成的价格信号，才能使企业家按照当时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进行技术、产业的选择，从而使整个国家具有竞争优势。为什么有为的政府也同样重要？经济发展是一个技术、产业、基础设施和制度结构不断变迁的过程，随着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基础设施和上层制度安排也必须随之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和上层制度的完善不是一个企业家单独所能推动的，必须要由政府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来组织协调相关企业的投资或由政府自己提供这方面的完善。另外政府还需补偿技术创新、产业升级过程中先行企业所面对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这样技术和产业才能根据比较优势的变化不断顺利进行创新和升级。所以，一个发展成功的国家必然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再加上一个有为的政府。

对于转型中国家，有为的政府尤其重要。一方面，转型中国家因为过去所采取的战略，遗留了一批违反比较优势、没有自生能力的资本密集型的大型企业。对这些企业的保护补贴不能一下完全取消，否则会带来大规模破产、失业，造成社会和政治不稳定，需要政府给予原有的产业一些转型期的保护补贴。另一方面，转型中国家由于过去政府将有限的资金投入去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导致基础设施非常差，同时存在很多制度扭曲，需要政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务实地创造条件逐一去克服。

我国在改革开放过程当中采取的是一种务实的渐进双轨制，即一方面对原来没有自生能力的大型国有企业给予必要的保护和补贴，另一方面放开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准入，让市场发挥作用。这样一个转型方式使得我们能够维持稳定和快速的发展，但是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最主要表现为收入分配不断恶化，腐败现象越来越普遍。其原因在于，为了保护、补贴没有自生能力的大型企业，我们保留了一些对价格信号的扭曲，比如通过金融抑制人为压低资金价格，将金融资源主要分配给国有和少数非国有的大型企业。这相当于给大型国有企业和这些比较富裕的群体提供了补贴，而补贴这些大企业的是把钱存入金融体系，得不到金融服务而且相对比较穷的中小企业、农户和一般家庭。对于能拿到资金的企业来说，因为资金价格相对便宜，所以投资的是资本相当密集的产业，这样的产业创造的就业机会相对少，从而也会抑制劳动需求和工资，进一步恶化收入分配。此外，资源价格也偏低，谁能拿到资源开采权谁就能马上致富。这些扭曲都创造了租金，有了租金就有了寻租的行为，导致腐败贪污。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是一个极端贫穷的国家，资本十分匮乏。当时以对市场的干预、扭曲给这些资本密集型大型企业保留一些保护、补贴是维持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必要，属于“雪中送炭”。经过34年高速发展，我们现在已经是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资本已经不再那么短缺，很多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重工业现在已经符合比较优势，在国内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优势。在这种状况下，继续保留那些保护补贴就从“雪中送炭”变为了“锦上添花”，导致的结果只能是收入分配恶化和腐败蔓延。

十八届三中全会与时俱进地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意味着需要消除对市场所遗留的一些干预、扭曲，让资源由市场进行配置，这样一方面能够让经济更好地按比较优势发展，另一方面可以解决改革开放以来遗留的社会、经济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还应该发挥好的作用，保护产权，维持宏观稳定，克服市场失灵，因势利导地推动技术、产业、制度等结构的变迁。

如果能这样做，中国经济还可以持续、稳定、健康而且比较快速的发展。

（来源：《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政府与市场关系探析 篇4

一、合理确定政府的职能边界

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认为, “政府的失败既可能是由于它们做得太少, 也可能是由于它们做得太多。”其重要原因是, 政府行为目标与市场行为目标不完全一致。前者追求社会目标, 追求社会得益最大化;后者则是为进入市场的行为者提供追求私人利益最大化的平台。因此, 界定政府职能, 明确政府的干预方式和干预范围, 划分政府和市场之间的边界, 无论是对提高市场调节效率还是提高政府效率都十分重要。

政府的职能边界到底如何确定并不取决于政府本身, 也不能简单地以“大政府”或“小政府”作为标准取向, 政府职能的边界是由行政环境及与政府活动相互作用的客体决定的, 并且会随着环境和客体的变化而变化。合理的政府职能边界的衡量尺度主要有:一是作用与能力相一致的原则。政府权力扩张应限定在其能力范围内, 明确政府不应该做什么与应该做什么, 没有能力做什么与有能力做什么同等重要。二是成本收益原则即效率原则。政府规模过大或过小可能都是有害的, 政府规模增长的边际成本等于其边际效益时, 政府规模是合理的。政府职能的合理定位需要不断转变政府职能, 只有将政府职能界定在其能力的基础性工作上才有助于提高政府管理的效能, 防止政府失效的产生。由市场经济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出, 市场经济是一个有效率的经济, 但它自身也是有缺陷的, 容易形成市场失灵。但政府干预过多, 也妨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 降低市场效率, 形成政府失灵。因此, 合理的市场干预应该是在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之间。

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 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 面临着资本短缺、本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不强、市场发育滞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人口多、资源匮乏等一系列困难和问题, 这些都需要政府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 政府干预是有边界的, 它不能妨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因此, 在我国当前市场发育尚不成熟阶段, 仅靠市场还无法解决的方面, 可以由政府去做, 但要创造条件让市场发挥作用, 只要市场能够发挥作用的领域, 就要放给市场去调节。在这个问题上, 要合理划分二者的边界, 充分发挥两方面的积极作用。

二、科学界定中央与地方的市场分权

市场产权的唯一主体是中央政府。虽然地方政府和部门政府机构对于各国市场体系与市场制度的建设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但地方政府和部门政府机构与中央政府仅仅是一种代理关系。虽然一个国家在其市场产权制度的建设与供给过程中, 或多或少存在制度学习与制度模仿现象, 但国家的“暴力潜能”和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决定了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才是市场发动机的灵魂, 中央政府必须独立自主地进行市场产权制度的建设安排与制度供给。从本质上讲, 中央政府是一国市场制度的唯一投资者与供给者, 任何地方政府和部门政府机构都不能代替中央政府行使市场所有权的主体功能。

因此, 应该合理划清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事权的界限, 科学界定中央与地方的市场分权。中央政府的事权范围应该涵盖:涉及国家整体利益的全国性公共产品和服务;政府管制;制定反垄断政策;进行宏观经济管理、发展中和转轨中国家还包括全国性的发展和改革政策;进行再分配, 包括收入分配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以及建立全国性的社会保障体系等。提供全国性和区域性外溢效应比较强的公共产品是首要和基本的职能。

省级及省以下地方政府的事权范围应该是:提供地方性公共产品和区域性公共产品;承担部分经济性管制及社会性管制职能;执行反垄断的法律和政策;配合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实施, 制定地方发展战略规划和改革思路方案;配合实施国家的收入分配政策, 承担地方性的社会保障统筹。总体来看, 提供公共产品是地方政府的主要职责。其中:提供排污、消防、垃圾清理和供水、围海设施、电视转播、大坝、城市交通、图书馆、电影院等地方性公共产品各级地方政府的职责。与上下级政府共同提供电视节目、信息、医疗保健、环境保护、计划生育, 以及教育、医疗、道路等存在“交叉性”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 也是各级地方政府不可推卸的职责。

三、建立“有限”与“有效”政府

钱颖一教授在《市场与法治》一文中提出了“有限”的政府和“有效”的政府的概念。面对政府增长的趋势, 为了最大限度地克服政府失败, 需要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对政府权力及政府增长进行约束。

(一) “有限”政府

“有限”政府是职能限制在公共领域的政府。“有限”政府的治理, 是通过制度化、程序化的制约机制, 即通过“法治”, 实现对政府权力的约束。法治不仅意味着市场行为要依据法律, 更意味着政府行为也必须依据法律。政府的权力大小、范围、规模、职能必须由法律和制度予以严格明确的规定, 只有当执行法律的政府权力服从于明晰的、非人格化的法律控制时, 社会才可能建立起普遍的法律秩序。

(二) “有效”政府

“有效”政府是指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代表者是否能有效地履行一般政府都应履行的基本职能。政府经济管理的有效性, 是政府校正市场失灵的前提, 是政府能力的表现, 同时也是政府干预市场的理性要求与客观结果。“有效”的政府经济管理有以下特点:高效率、强效能、优效益。

(三) 构建“有限、有效”政府的途径

1、构建“有限”政府的法律体系, 明确政府经济管理的边界。

“有限”政府是“有效”政府的前提。倡导“有限”政府的构建, 并不仅仅是构建一个“有限”的政府, 其真正的目的在于为“有效”政府的构建提供前提和基础。要建立一个“有限”的政府, 其主要内涵在于构建一个完善的法律体系, 以此为政府的运作提供一个恰当的边界和行动准则。对于这一法律体系而言, 首要任务是宪制的确立。诺思认为, 经济发展没有国家万万不行, 但国家又往往成为经济发展的祸害。这就是所谓的“诺思悖论”。解决“诺思悖论”的关键是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 以及如何用一套宪政规则来控制政府权力的问题。就我国而言, 首先是确立最基本的宪治观念, 即要真正确立宪法的“法律之法”的崇高地位, 具体法以及政府的条例、党派的规章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超越于宪法, 从而为一个“有效”政府的构建奠定坚实的规则基础。其次是加强行政法的建设。行政法确立的所有具体的法律制度应当与规范国家与公民关系的宪政框架一脉相承。行政法最主要的功能体现在对宪法的落实上。

2、加强法治和制度建设, 全面推行依法行政, 强化对行政权力的监督。

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 (1) 把法律机制引进政府决策, 以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制化的程度。引进立法机制, 使政府决策符合法律的权限、符合法定的程序、符合法律规定、承担法律责任。引进司法机制, 建立决策听众机制的准司法制度、仲裁调解的准司法制度、接受司法审查的制度。 (2) 政府干预行为应该规范化, 必须通过一定的法规、制度和条例, 对政府干预的具体职能、干预方式、管理经济的手段以及干预经济过程中的各种利益关系, 予以明确的规定, 形成政府干预经济行为的法律规范, 限制政府的越轨干预。 (3) 要通过一定的制度组织形式, 形成政府干预经济行为的机制, 把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置于有效的监督之下, 并明确政府干预的责任。 (4) 加强社会对政府行为的监督、约束。从外部看, 社会监督包括公共监督、新闻监督、舆论监督、社会组织监督;从内部看主要是政府机构从上至下的纵向监督和同级之间的横向监督。

3、培养中介组织, 缩小政府规模。

建设有限政府, 需要社会机制的配套。小政府的前提是大社会, 即必须在政府与市场以外的第三方力量即非政府组织充分有效作用时, 或者非政府组织代替政府行使职能时, 政府才可能向小政府方向发展。非政府组织主要是各种类型的中介组织。政府应通过培养中介组织, 将部分政府职能社会化, 从而精简政府机构, 缩小政府规模。中介机构有3种类型:行业协会之类的中介机构, 协调行业发展;商会之类的中介机构, 协调各种类型企业的发展;会计师事务所之类的中介机构, 监督和评价市场活动。

4、控制政府规模, 抑制机构膨胀, 提高政府效率。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来说, 政府规模小一点, 对市场自由运行有好处。但是, 在市场失灵面前, 政府不能无所作为, 政府应有适度的规模, 对经济有一定程度的干预。国际上通常用经济自由化的尺度衡量市场发展程度, 对经济自由化研究比较著名的两份报告———美国传统基金会和《华尔街日报》共同主办的《经济自由度指数》和大弗雷泽研究所的《世界经济自由报告》, 都运用政府规模大小衡量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程度, 并且他们认为, 政府规模和市场化程度存在负相关关系, 即政府规模越大, 经济的市场化程度越低。衡量政府规模的大小可以从政府收入、政府机构与人员、政府消费支出、政府投资和政府补贴等方面来评价。在最近一个世纪里, 人类社会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 同时, 政府的规模和范围也大幅度地扩张了。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如此。与市场经济国家相比, 在最近一个世纪里, 我国政府规模及膨胀的速度是惊人的。政府规模自身有一种扩张的趋势, 政府规模过大, 本身就消耗了大量的社会资源, 同时, 必然会造成对经济的过度干预。为此, 必须控制政府规模、抑制机构膨胀。具体措施有:对政府机构进行结构性调整, 把专业经济管理部门改组为不具有政府职能的经济实体和自律性行业组织, 大幅度裁减非常设机构, 严格把好国家公务员的入口关, 实现机关后勤服务工作社会化, 规范官员的利益, 加强对政府部门预算的监督。

参考文献

[1]、 (美) W.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2]、庄垂生, 黄大兴.论政府规模及其增长——来自公共选择的启示[J].求实, 2001 (1) .

[3]、董炯.权利至上、制度设计及其运作[J].比较法研究, 1998 (3) .

[4]、谢自强.政府干预理论与政府经济职能[M].湖南大学出版社, 2004.

政府与市场关系 篇5

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它既注重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又注重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发挥计划与市场两种手段的长处。在这方面我们取得了不少成功经验，也面临一些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目前，我国的经济体制中既存在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干预仍然过多的问题，也存在政府宏观调控的科学性、有效性、权威性需要提高的问题，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要更加尊重市场规律，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同时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进一步完善政府的宏观调控，把政府和市场的作用更好地结合起来。

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内容和制度优势的重要体现，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始终坚持和不断完善这一基本制度。要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推行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完善国有经济的体制机制，推动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

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要进一步发展和健全土地、资本、劳动力、技术、信息等要素市场，完善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生产要素和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完善市场法规和监管体制，规范市场秩序。要加快改革财税体制，积极构建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财税体制，进一步理顺各级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改革和完善税收制度。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形成多种所有制和多种经营形式、结构合理、功能完善、高效安全的现代金融体系。完善金融监管，推进金融创新，维护金融稳定。

政府与市场关系 篇6

[关键词]消费券市场政府

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无论是在古典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还是后来的新古典综合派中，都是一个经典永恒的话题。随着西方市场经济中“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相继出现，人们逐渐意识到仅仅依靠市场或政府都无法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只有“两手抓”，实现政府与市场的互补，以期达到一种长期、动态的均衡，才能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和效益的最大化。今天，政府在试图通过发放消费券以刺激消费、拉动经济的过程中，也应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唯有如此，消费券的效用才能被发挥到极致。

一、政府发放消费券：针对“市场失灵”的一种弥补

“无形的手”只有在严格的假说条件下才能发挥完全有效的作用，而这种条件在现实生活中几乎不存在；同时，市场机制本身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自发性和盲目性。当潜在危险因素一旦被强化，市场的缺陷就会大大掩盖其优势，引起“市场失灵”。积极的政府干预是治疗“市场失灵”的一剂良药。

收入差距和信息的不充分性、不对称性是引起这次美国“次贷危机”的根本原因。危机破坏了市场机制赖以发挥作用的重要条件：金融市场作为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遭到了重创、价格无法按照市场供求关系自动调节等。经济的全球化引起了全球性经济危机。针对市场调节的滞后性以及经济周期性波动的自发性，政府必须采取一定的措施弥补“市场失灵”引起的一系列问题，首当其冲就是有效需求不足，而有效需求不足的关键是消费需求不足。

政府根据区域的实际情况，发放消费券是短时间内刺激消费需求的有效措施，是对市场进行间接地宏观调控，以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协调、稳定地发展。首先，政府的积极干预有利于恢复人们对市场的信心。经济危机大大降低了人们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预期信心。受此影响，消费和投资都不同程度地萎缩，经济增长放缓甚至衰退、萧条；其次，受经济危机的影响，每个人都尽可能地减少消费支出，使得社会总体消费不足，加剧经济衰退速度。政府通过发放消费券能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个人消费，使社会总生产过程能够不断循环往复地顺利进行，促进投资，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最后，政府发放消费券有利于改善市场造成的收入差距悬殊问题和失业问题，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政府以发放消费券作为财政补贴和转移支付给居民，尤其是针对低收入人群，有利于促进社会总福利的最大化，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一个稳定的环境。同时，政府通过短时间内刺激消费，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加速企业恢复正常生产，从而间接促进充分就业。

二、消费券效用的最大化发挥：必须以市场为基础和导向

虽然目前政府是以“救市主”的角色出现，但其真正的作用应是积极引导，间接作用，为正处于“迷途”中的市场扫清前进中的障碍——消费不足，使其尽快走出“失灵”的阴霾。要使消费券效用在最短时间内获得最大化，政府必须始终以市场为基础和导向。

首先，凯恩斯提出以刺激消费需求，拉动投资，通过乘数扩大效应使经济数倍增长，摆脱经济危机的政策建议是建立在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基础上。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离不开充分自由竞争、竞争主体享有平等权利，交易过程公开、透明并实行等价交换，市场价格按照市场供求关系自发调节，完整的市场体系等条件。由此，政府在发放消费券的过程中，必须以市场作用的发挥为基础，否则回出现消费券政策无效性或低效性。一是通过引导消费使市场机制作用的条件得以尽快恢复；二是通过制度创新和市场体系完善等手段为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创造良好的环境；三是尽可能避免政府权利干涉市场发挥作用的条件。因此，目前地方政府不能孤注一掷，把希望全部押在消费券上，从长远来看，还是要以市场的重构和完善为着力点。

其次，就政府发放消费券这一行为本身来看，政策效用最大化必须以市场成本核算为原则。在此，我们可以构造消费券政策收益函数，假设消费券政策实施的总成本包括机会成本(以市场出现“失灵”为起点到政府发放消费券之日止的一段时间内造成的经济损失+如果把用来发放消费券的这部分政府财政资金另作它用而带来的收益)+发放消费券本身带来的相关成本(人员、印刷成本等)。总收益为即为通过乘数效应拉动的经济收益和社会收益。因此，要使消费券政策效用最大化的途径就是尽量使乘数效应最大，机会成本和相关成本最小。因此，政府对“市场失灵”应及时做出反应，“该出手时就出手”，降低由于等待而造成的损失；同时，加强政府财政的预算，当需要使用政府预算外支出时，尽可能挪用支出机会成本小的那部分资金；在政策实施过成中尽可能通过竞争机制和价格机制对相关人员和资源进行分配，使得效率最大化，成本最小化。

最后，由于人员主体行为特征、公共决策失灵、信息不对称以及机构本身等原因，“政府失灵”问题不可避免，只有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才能有效地防范自身“失灵”。一是可以将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引入政府人员队伍管理中，全面提升人员素质，尤其是认知能力和政治觉悟；进一步强化政府人员在工作中对利润和成本核算等经济概念的运用，打造“经济型政府”；二是在决策阶段，由于消费券的特殊性(指向性、限制性等特点)，会给政府部门设租、企业进行非生产性寻租留下空间，滋生官员腐败。因此，政府应在群众听证、商家参与、市场调研和专家论证的基础上根据市场供求等经济指标，通过市场来选择消费券发放的时间、对象、范围以及相关因素，做到信息发布的及时、公开和透明；通过市场监督机制和禁止把“经济租金”高的产业纳入消费券的适用范围内等约束条件来预防设租和寻租。三是在实施阶段，政府应切实观察市场的供求、价格以及市场出清等指标的变化，严密观察不同种类的消费券对市场消费的拉动作用，进行追踪和最比分析，建立一套应对市场突发情况的相机决策机制，在实施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防止政策的无效性和低效性；四是最后的信息反馈阶段尤为重要。政府发放消费券的政策在我国还属于新生事物，经验不足。政府必须关注政策实施后的影响，尤其是要密切关注对市场造成的潜在的影响，以便采取合适的措施以应对之。

三、值得注意的问题：相机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

政府与市场关系及其作用的边界 篇7

1 政府与市场的概念

1.1 政府

政府是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 是国家行政机关。

政府对于客观存在的公共事务, 需要一并承担。这些公共事务, 仅靠个人或企业难以完成, 比如说统一文字, 城市建设, 制定法规等。这些重大的, 在整个经济社会都发挥着重要作用的公共事务, 必须依靠, 也只能依靠政府完成。

政府活动主要分为以下五类:一是制定法律制度, 比如宪法的颁布;二是生产经营公共部门, 如电力、学校、铁路等;三是私人生产的作用, 比如政府补贴和政府贷款;四是产品或服务的购买;五是收入再分配。

1.2 市场

市场机制, 是一种将商品和劳务的买卖双方以价格高低为交易的依据, 双方协商共同决定各种商品和劳务的市场价格和交易数量的机制。二者的共同尺度是价格, 一方自愿放弃物品所有权或付出劳务, 来获取收益;另一方则付出金钱, 来获取物品所有权或得到劳务。市场的均衡状态, 出现在供求相等的情况下, 这个时候的价格也称之为均衡价格。

换言之, 市场其实是承认个人私欲和保护个人的产权制度。它不仅承认个人私欲, 还为个人的产权提供了保护。

2 政府与市场职能的边界

从世界范围来看, 中世纪时实行的是一种封建经济制度, 在这种制度下的经济活动大部分都通过政府、组织或贵族等控制。这种野蛮的制度随着文明的发展逐渐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弊端, 也在中世纪以后渐渐消失, 转变为了自由经济制度。自由经济制度的优点很明显, 没有政府的过多干预市场的繁荣速度特别快, 市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方式是消费, 消费越大市场也就越繁荣。可是, 由于消费的盲目扩大, 自由经济制度发展到最后会形成虚假的市场繁荣, 也就是说市场的数据和实际情况不相符合, 也就导致了经济泡沫。20世纪30年代的金融危机, 昭告了自由经济制度的衰退。与此同时, 混合经济制度开始悄无声息地发展了起来, 政府又开始逐渐介入经济活动的调控, 发挥经济职能。然而, 20世纪80年代时, 政府的手却又伸得过长, 甚至直接干预到了具体的经济活动, 这影响了市场发挥作用, 又削减了经济的增长, 带来了一系列的弊端。

在此背景下, 许多国家, 包括中国在内逐渐由计划经济体制纷纷转型为市场经济体制。这二者的主要区别是, 前者完全依靠政府调配供需, 而后者则由市场去调配供需。经济体制的转型虽然带来了短时间的经济动荡, 但对国家以后的经济增长作用不容小觑。

综上所述, 政府职能和市场职能都是有作用边界的, 一旦超出了这个边界经济活动就会出现问题。一般来说, 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 只能出现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 即市场已经不能有效完成资源的配置了。

3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3.1 相互替代

相互替代, 是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第一种。也就是说, 在经济活动中, 政府与市场所发挥的作用是可以替代的, 此消彼长。如何规定要获得一定产量, 选择发挥政府职能来获取该产量时, 则要放弃一定的市场机制;若选择通过发挥市场的机制来获取, 则要牺牲一定的政府职能。在政府与市场关系处于相互替代的时候, 存在一个均衡点, 在这个均衡点上政府消耗的成本与市场消耗的费用带来的经济效益是相等的。因此, 该均衡点也被称为二者的有效边界。所以,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是一直趋向该均衡点发展的。比如说, 政府消耗的成本增加了, 且增加的成本大于市场减少消耗的费用, 那么我们就要加大市场的机制作用以达到均衡点。相反的, 如果政府所增加的成本小于市场减少消耗的交易费用, 那么则要加大政府的职能作用。简而言之, 就是通过比较政府职能的边际成本和市场机制的边际成本的大小, 若前者大于后者, 则扩大市场作用;若前者小于后者, 则扩大政府作用。同理, 政府也可以通过比较一项新政策出台以后, 节约的政府成本与增加的市场费用, 来分析该政策是否应该实施。

3.2 相互补充

相互补充, 是政府与市场的第二种关系。通常情况下, 相互替代出现的情况较少, 更普遍的是政府与市场之间的互补关系。在如今的市场经济体制下, 由于市场作用占据着主导地位, 决定着资源配置的方案, 所以这种补充关系主要是政府职能对市场机制的补充。这种相互补充的关系, 主要体现在市场机制加强时, 政府职能不但不会衰弱, 反而会有一定的增强, 以便更好地补充市场机制。当政府职能对市场机制发挥补充作用时, 主要表现在市场与政府的共同作用下, 带来的净收益要高于市场单独作用。换言之, 市场机制的作用发挥需要政府职能恰当的辅助。同样的, 当市场机制对政府职能发挥补充作用时, 则表现在政府与市场共同作用下, 带来的净收益要高于政府单独作用。也就是说, 政府职能的作用发挥需要市场机制适度的发挥作用。政府与市场相互补充的均衡点, 发生在两方共同作用带来的净收益等于发挥主要作用的那一方带来的净收益。比如说, 政府职能对市场机制发挥补充作用时, 当二者共同作用的净收益大于市场机制单独作用时, 则继续加大政府作用;小于市场机制单独作用时, 则要减少政府作用。市场机制对政府职能补充时, 也是一样的。

3.3 完全排斥

完全排斥, 是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第三种关系。这种情况下的政府与市场是有你没我, 政府可以完成的事, 市场不能插手, 或者说即使插手也无法提供有效的帮助, 只能通过不断地完善政府职能或发挥政府作用来达到目标, 比如说国防产品的生产。同理, 市场可以完成的事, 政府即使插手也无济于事, 职能依靠市场机制来调节, 比如说纯私营产品的生产。在政府与市场关系处于完全排斥的情况下, 政府职能所增加的成本, 永远大于市场节约的费用;或者市场机制所增加的费用, 只会大于政府职能减少的成本。在政府与市场完全排斥时, 如果强行干预会导致资源配置降低。完全排斥的均衡点, 处于政府职能和市场机制的有效边界。政府职能的均衡点, 就是政府的边际成本。若小于均衡点则加大政府成本, 大于均衡点则降低政府成本, 市场不进行干预。同理, 市场机制的均衡点, 就是市场的边际成本。若小于均衡点, 则加大市场费用, 大于均衡点则降低市场费用, 政府不进行干预。二者相互排斥, 相互制约。

3.4 共同失灵

共同失灵, 是政府与市场的最后一种关系。在这种情况下, 无论是政府职能还是市场机制, 都无法发挥作用。出现共同失灵情况时, 不论是政府单独发挥作用, 还是市场单独发挥作用, 或者是二者共同作用, 所消耗的成本都大于其费用。当市场失灵时, 并不是所有的市场都失灵, 还是会有有效市场存在的, 同理, 政府失灵时也会有有效政府存在。有效市场中市场可以以较低的价格、最快的速度实现信息的反馈和资源的最优配置。在有效市场出现时, 则可以做到校正市场缺陷, 但不能有多余行为。然而, 仅靠有效政府来解决市场失灵是不够的, 而且很有可能会造成政府失灵。因为政府的效率和正确性不一定是最优的, 并且政府对市场进行调控时往往影响企业以及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一旦政府失灵, 政府又会再次调节之前的错误, 让市场机制来发挥作用, 这其实又容易造成市场失灵。也就是说, 会形成一个从有效市场, 到市场失灵, 再到有效政府, 政府失灵的循环。不过, 从现实的角度分析, 有效市场和有效政府不会存在, 所以会有从市场作用, 市场失灵, 政府解决失灵, 政府失灵, 市场再次作用的循环。

4 结语

本文主要根据政府与市场的作用边界, 以及二者本身的特点规律展开讨论, 探讨他们之间的问题。目前, 要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 仍需要以市场机制来发挥基础性作用, 政府进行有效的补充和引导, 对于市场无法解决的问题, 需要政府提供相应规则, 保护弱势群体, 除此之外, 还需要解决市场需求、资本供给和企业活力这三大问题, 营造一个和谐平等的市场环境。

参考文献

[1]温正胞.“无边界”及其挑战:全球化视域下政府、高等教育与市场的关系[J].比较教育研究, 2010 (02) .

政府与市场关系 篇8

关键词：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强政府”模式

“强政府”目标蕴涵, 项目编号为QY200916。 (注:本文为结题成果论文)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 中国政府职能转变应选择何种目标模式, 这是一个战略抉择。“强政府”模式是我国政府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 特别是在WTO体制条件下的必然选择。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释放了社会、市场的力量, “强政府”模式的构建要求我们必须以正确分析政府与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基础。

一、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主要是社会公平与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 但从根本上说, “政府与市场其实都是人类为解决资源稀缺问题而设置的特定制度安排”[1]。因此, 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 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是进行政府职能目标模式战略决择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之一。

(1) 政府与国内市场。政府在发展本国市场经济中的职能主要限定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政府必须有效的推进国内市场的统一, 培育和完善市场体系, 引导国内市场经济更加适合全球经济发展的需要, 提高我国市场参与全球市场经济的竞争能力;二是政府应该在市场经济的运行中, 依照各种法律和法规对各种经济活动进行有效的监督, 规范市场主体行为, 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三是政府应该向社会提供全面的服务, 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和救助制度, 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 培养并提高他们的市场竞争能力, 以及提供优质的社会公共产品和服务, 保护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外在环境。

(2) 政府与全球市场。政府与全球市场的关系不同于与国内市场的关系, 应主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全球化的推进, 使一国的国内市场逐渐延伸至全球, 中国政府能否处理好与国内市场的关系, 也将大大影响我国参与全球市场的能力;二是全球治理理论的兴起, 为一国政府与其它国家政府之间的关系处理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野;三是全球化的推进, 各国经济相互依赖程度的提高, 使各国政府之间基于市场基础的经济协调进一步加强, 显现国内问题国际化, 国际问题国内化的现象;四是在处理与全球市场关系中, 必须加强各国国家政府在全球经济中步调的一致性, 一国政府成为参与国际分工体系的政策的倡议者而不是制定者, 这需要一系列的协调机制保障。

二、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从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历史考察来看, 社会先于政府而存在, 政府是基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需要而派生出来的, 其目标就是作为社会权力的被委托者进行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这里, 我们主要把握四种“政府—社会”关系模式。

一是强位政府-弱位社会模式。这种类型的国家一般政治统治功能强大, 社会管理职能相对萎缩, 社会自治程度不高;二是弱位政府-强位社会模式。在这种政体中, 缺乏有效的政府机构, 其政治制度化程度低而社会参与程度高, 社会自治混乱;三是强位政府-强位社会模式。在这种类型模式中, 一方面, 其政府机构具有很强的自主性, 另一方面, 社会力量及其组织化程度也相当高, 能够以强有力的地位与政府在制度框架内进行对话;四是弱位政府-弱位社会模式。这种类型模式的特点主要是既缺乏强有力的政府, 又缺乏强有力的社会整合机制, 市民社会发育程度较低, 强有力的社会力量难以形成。[2]

我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基本上属于强位政府一弱位社会模式, 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使社会、市场的力量充分释放出来, 社会利益的诉求主体日益多元化, 客观上需要一个强位社会, 以弥补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权威真空;同时, 社会力量的释放, 社会利益主体的多元化, 使社会利益整合的困难加剧, 另外, 由于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政府驾驭经济、社会问题风险的加大, 客观上也要求建立强位政府。

三、政府职能目标:“强政府”模式的特点

通过以上对经济全球化政府管理理念转变的思考, 和对政府与市场、社会关系的分析, 以及对于中国现实国情的思考:中国是个正在崛起的大国, 一个发展中国家, 我们应把选择强位政府作为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政府职能目标模式的首要选择。因此, 在把握政府与市场、社会关系的基础上, “强政府”的特点主要表现在:

(1) 强政府是经济全球化下对“大社会、小政府”模式要求的理想政府目标模式, 应是一个“小而强”的政府。在政府权力运作方式上, 强政府的权力运行已不再是传统的权力单向度的运行, 而是层层选择, 逐级授予的双向度运行。

(2) 强政府是一个有责任的政府。强政府更强调对社会成员的服务, 服务于社会成员本身就是一种责任。同时, 强政府应是一个合法性基础牢固的政府。

(3) 强政府是一个法治的政府。必须以法律的形式限制政府权力过度运用, 以法律的权威来铲除政府中权力恶性膨胀的毒瘤。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 我们应该以法律作为政府与社会的界碑, 通过法律来让政府知道政府应该作什么, 不应该作什么。

(4) 强政府是一个有效的政府。强政府的构建, 必须基于政府管理理念转变。服务为核心的行政文化理念是构建有效政府的主题和灵魂。服务是政府的责任, 勇于承担起这种责任才算得上是有效的政府。

四、结语

综上所述, 经济全球化, 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后, 这种外部环境的变化呼唤的是“强位政府-强位社会”类型的国家。两强模式的出现必然寄希望于强强联合, 特别是治理理论的要求, 使我们开始从“善治”这个角度进行把握, 要求政府与社会的强势合作, 以共同应对与化解全球化带来的挑战, 同时抓住机遇。所以, 中国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 是一个政府加强自身建设、提升政府能力, 构建强位政府的过程, 也是一个政府还权于社会的过程。

参考文献

[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M].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7.

[2].李双良等编著, 中国政府职能转变问题报告[M].中国发展出版社北京, 2003.136, 170-171, 115.

[3].吴爱明等编著, 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 2004.6.

[4].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变革世界中的政府[J].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7.

[5].彭向刚, 中国“入世”后政府的职能转变及行为调整[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3 (7) .

政府与市场关系 篇9

1.市场经济的自身调节机制并不健全

(1) 市场调节的先天缺陷

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 市场并非是万能的。从调节作用上来看, 市场自身在发挥调节作用的过程中具有滞后性与盲目性的不利特点。也就是说,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 市场很难完全依靠自身调节来保障自身的健康有序发展。对于我国而言, 经济市场的总体规模是十分巨大的, 市场不同区域之间的联系也并非十分紧密。纵观我国当前的经济格局, 地域与地域之间的发展程度存在较大差距, 市场需求信息的传递也存在滞后性。例如, 某一企业受市场需求的影响研发了一项新产品并获得了巨大的市场成功, 同行业企业往往会进行效仿, 并逐渐开始进入这一领域。但是由于市场信息传递的滞后性, 一些企业对于市场需求总量的估算往往会建立在猜测基础之上, 且对于自身产品进入市场的前景估算也过于乐观。但是市场的需求量却是固定的, 随着市场需求的日益饱和, 后进入市场产品的推广销售工作无疑会受到致命影响。在市场饱和的前提下, 持续进入这一市场领域的企业无疑会遭受到巨大的经济损失, 造成市场资源配置的巨大浪费。

与此同时, 企业在市场资源的配置过程中也存在有一定的盲目性。市场的所谓调节作用拥有一个前提与基础, 即市场资源的配置过程受信息传播滞后性与人为因素的影响, 往往缺乏一定的计划与步骤。面对特殊的市场资源需求时, 受市场调节盲目性特点的影响, 市场自身所具有的调节机制往往很难发挥出原有作用。

(2) 市场行业垄断的出现

伴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 市场环境中会有一些企业因自身生产经营问题而遭到市场淘汰, 同样也会有一些企业因生产经营优势而不断发展壮大。当企业于某一市场领域中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 市场经济环境下的自然垄断也会随之而来。市场经济条件下, 一些企业往往会利用自身庞大的资本基础与技术实力不断挤压同行业其他企业的生存发展空间, 进而掌握该行业的服务产业链。而一旦市场经济环境中某一领域的服务产业链被一家或几家企业所掌握, 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特性与资源的合理配置往往也就不复存在。在这样的背景下, 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必然受到致命影响。

(3) 区域市场外部资本的恶意入侵

市场全球化背景下, 区域市场的联系日渐紧密。为争夺区域市场的实际控制权, 区域市场外部资本经常会以恶意竞争为目的发动入侵行为。这一行为最主要的表现即为倾销行为。利用资本优势, 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 一些企业往往会将自身产品与服务以低于成本价值的价格倾销到目标市场之中。通过这种恶意竞争行为, 区域市场的本土生产商、服务商乃至于经销商均会受到致命打击, 进而丧失发展的空间。一旦外部资本消灭了相应行业的本土企业以及竞争对手, 随即便会大幅度提升自身产品与服务的销售价格, 进而对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造成巨大破坏, 严重影响市场经济环境下的公平竞争。

2.政府监管可以有效保障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

市场经济在自主发展过程中, 往往存在一定的问题, 例如市场失灵问题、恶意竞争问题。面对诸多发展问题, 我们不难发现单纯依赖于市场自身的调节功能, 很难保障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以提倡绝对自由竞争与杜绝政府干预市场的西方国家为例, 其市场经济体制构建时间较长, 政府对市场的监管程度相对较低, 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也较为良好。但是也正因为如此, 西方国家政府在对市场经济进行监管的过程中, 受到的掣肘往往非常之大。由于政府监管的缺失, 西方国家市场之中垄断现象普遍出现, 周期性经济危机更是难以掌控。

事实已经证明, 紧靠公平竞争原则, 杜绝政府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监管行为, 市场经济不可能获得健康有序的可持续发展。政府监管的缺失最终只能带来诸如经济危机、垄断等市场经济问题。通过对西方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进行研究我们不难发现, 即便是对于崇拜绝对市场竞争自由的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而言, 其政府对市场经济发展所进行的监管也日渐被认可。因此, 可以说政府监管已经成为了保障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的必要因素。

二、政府监管对市场经济发展的影响

1.保障国民经济的平稳协调发展

基于市场调节滞后性与盲目性的特点, 政府无疑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市场, 引导相应的市场资源进行正确配置。仅以我国为例。改革开放之后在我国政府的主导之下, 我国社会经济体制经历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历史性转变。进入21 世纪以来, 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日渐完善, 取得了一系列令世人瞩目的经济发展成果。但即便如此,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仍存有一定问题。诸如产业结构不合理、能源结构不合理、地区发展差距明显等问题, 无一不束缚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进步。基于我国巨大的社会经济总量而言, 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市场自发调节, 其滞后性与盲目性往往更为明显, 后果也更为可怕。因此出于保障我国国民经济健康平稳发展的需要, 我国政府积极实行了“宏观调控”政策。近年来, 通过“宏观调控”政策的施行, 我国基本实现了国民经济的健康平稳有序发展, 促进了国内不同区域市场的共同进步, 有利的维护了我市场经济的繁荣稳定发展。与此同时, 在应对经济危机等事件的过程之中, 正是得益于“宏观调控”政策的娴熟应用, 我国通过政府主导的一系列监管行为, 成功的减轻了诸如金融危机等事件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所造成的损失。

2.保障市场公平竞争, 防止市场垄断行为出现

依托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市场因素单独进行调节, 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必然将不复存在。缺少政府监管的市场经济发展, 其后果只能是市场公平竞争环境的恶化以及市场垄断的广泛出现。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公平竞争原则下隐含的核心要素是弱肉强食。掌握了市场需求且自身发展良好的企业, 必然会逐步侵占其它企业的市场利润空间与发展空间。而当一个行业被一家或几家企业所控制, 形成垄断, 那么区域市场的竞争自然而然也就消失了。由于缺失竞争压力, 垄断企业在缺少竞争对手的前提下, 无论是企业发展速度亦或是改革进程, 速度均会有所下降, 甚至陷入到停滞状态之中。同时, 在自身市场服务的价值收取过程中, 垄断企业也可以随心所欲订立服务价格与相关衍生服务内容。

更为严重的是, 缺乏政府监管, 诸多的市场不公平竞争行为也将涌现。最为普遍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不公平竞争行为应属倾销行为。如果缺乏政府的监管与控制, 倾销行为无疑可以轻易的摧毁一个企业在某一个区域市场的所有竞争对手。而在没有竞争对手的环境背景下, 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必然受到巨大影响。

三、政府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监管问题

1.政府监管失灵问题

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市场的调节作用并非是万能的, 对于政府而言同样如此。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政府的调控行为并非绝对奏效, 政府监管失灵的问题十分普遍多见。政府在实施诸如“宏观调控”政策等监管行为的过程中, 往往需要经历三个主要步骤, 即信息收集、决策制定、行政实施。简单来讲, 就是政府通过各个渠道对当前市场经济发展现状进行研究掌握, 一旦发现问题所在, 即迅速制定相关政策与监管策略, 最后运用多种调控方式予以实施, 例如立法、税收、加强执法手段等。

因此毫无疑问, 对于政府而言往往需要对市场经济发展现状进行一定程度的评估, 进而根据相关数据开展具体的监管行为。但是对于市场经济体制而言市场规模越大, 则政府开展监管的难度与复杂程度越高。诸如信息统计错误、监管行为决策错误、调控政策实施错误, 均有可能对政府的监管行为造成巨大影响, 进而导致政府的监管行为未能取得应有预期效果。应该说在政府对市场经济发展的监管过程之中, 政府监管失灵问题是政府监管所面临的最大问题, 也是最为严重问题。诸如“宏观调控”等政府监管行为的展开, 其背景往往是市场经济发展遭遇到了一定问题与困难。而一旦基于如此背景的政府监管行为未能取得应有效果, 或出现了政府监管的失灵现象, 那么对于市场经济体制而言, 其发展无疑将受到重大影响。

2.政府监管边界模糊问题

对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而言, 缺少政府对市场经济发展的监管, 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必然无法得到保障。但是一旦政府过度介入了市场经济的发展, 对于市场经济而言也必然会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因此, 在政府开展对市场经济的监管过程中, 政府监管的边界模糊问题往往是政府所面临的监管难题之一。政府监管边界问题, 即为政府在开展对市场经济发展的监管过程中, 究竟什么该管, 什么不该管, 管的程度又该如何的问题。

一旦政府在对市场经济的监管过程中, 管的范围过宽、管的程度过大, 往往会对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市场经济体制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 已经形成了自身独特的运行机制与调控机制。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完善, 在其运行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一定的问题。政府监管的必要性之所在, 即为在市场经济发展出现问题时, 通过自身监管行为促使市场经济体制回到正确的运行轨道。但是在政府监管职能的实施过程中, 过度的干预与不合理的干预非但不能使市场经济回归正确的发展轨道, 反而会对市场经济发展造成更加不利的影响。

四、政府开展对市场经济发展监管的相关建议

1.加强政府监管工作效率, 构建完善的监管体制

对于政府而言, 面对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监管失灵问题, 唯有加强政府监管工作效率, 构建完善的监管体制才能够有效保障政府对市场经济发展监管工作的高效、有效进行。在对市场经济基本信息的了解过程中, 政府必须第一时间获得相关信息并开展对相关信息的分析研究工作。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的变化是瞬息万变的, 唯有切实提升信息的收集分析与整理速度, 才能够保障政府对市场经济开展监督的整体效率。与此同时, 政府在制定监管决策的过程中, 必须做到监管决策出具迅速准确, 且能够为监管工作的实施创作出更好的条件。尤为重要的是, 政府必须依托自身行政网络, 构建完善的针对市场经济发展的监督监管体制。进而通过体系化发展建设工作, 保障政府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高效监管。

2.明确政府对市场经济监管的边界问题

边界问题是政府开展对市场经济发展监管的核心问题之一。在监管过程中, 政府必须着重明确政府对市场经济监管的范围、内容以及监管行为适用的程序。政府应通过立法等手段, 建立一个标准化、程序化的政府监管介入流程, 从信息收集、决策制定、监管实施、后续评估、监督问责等几个方面, 合理制定规章制度, 加强法律法规的立法工作。合理解决政府在开展对社会经济监管过程中的边界模糊问题。

五、结语

市场经济体制存有一定优越性, 但同时也存在诸如市场调节机制不健全的发展问题。脱离政府监管的市场经济行为, 市场的公平竞争原则是很难得以实现的。市场经济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康、有序发展必然建立在一定的政府监管基础之上。应该说, 政府监管可以最大程度的保障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 确保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实现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发展。出于保障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的目的, 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均对本国企业市场经济发展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政府监管。通过对企业市场经济发展与政府监管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工作, 无疑能够助力于政府监管职能得以更好实现, 引导我国市场经济快速发展。

关键词：市场经济,政府监管,发展

参考文献

[1]徐长浩.略论政府市场监管职能[J].中国工商管理研究, 2009, (01) .

[2]吴波.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责任[J].红旗文稿, 2013.08.03.

[3]吴奕新.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在经济领域的职能作用[J].深圳市社会科学院, 2012, (8) .

政府与市场关系 篇10

一、放任市场行为是美国金融危机产生的重要根源之一

这次危机在美国产生，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应当追溯到30年前，即上世纪80年代初里根政府上台，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美国吸取30年代大危机教训制定的一些限制不良市场行为的法律，这时已被逐个废除掉了。例如，针对上世纪30年代大危机爆发的原因，美国制定法律，设置银行与股市之间的防火墙，防止银行资金流入股市，以避免因上市企业倒闭引发银行破产，进而导致整个经济的崩溃。但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一些金融投机者认为这样的法律妨碍他们从金融市场大把捞钱，鼓动议会把这样的法律取消了。对于金融衍生产品的泛滥，包括房地产次贷和金融泡沫的积聚，美国经济学界的一些有识之士和政府部门管理人员也早有察觉，认为迟早会出大问题。但对金融衍生产品进行监管的法律草案在议会总是通不过，原因是一些从事金融投机活动的企业把从金融市场赚取的巨额利润拿出一小部分收买了议员。据美国媒体透露，某公司每年用于院外游说的资金达9000万美元，另一公司用于院外游说的资金达7000万美元。面对持续膨胀的金融产品和无孔不入的金融投机活动，政府放弃了监管的责任。由于金融泡沫越聚越大，形成倒三角形的金融产品架构。作为底部的次贷约2万亿美元;普通房贷约12万亿美元;包括资产抵押债券(CDO)和信用违约掉期合同(CDS)在内的企业债约62万亿美元;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美国各大金融机构持有的金融衍生品达300万亿美元左右。这样头重脚轻的金融大厦建立在沙漠之上，怎能不崩塌呢?

美国政府利用全球基础货币发行国地位，滥发钞票，长期实行低利率政策，支持了次贷的产生。长期实行贸易、财政双赤字政策，利用国外资金支持美国政府的高额支出和居民的超前消费，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准备了条件。

信用评级机构作为中介组织，本应发挥行业自律功能，但由于丧失职业道德，与被评级的企业沆瀣一气，合谋行骗。信用等级被评为A+的雷曼兄弟公司竟轰然倒闭，证明美国金融业已自行推倒了最后一道安全保护墙。

抛开政治层面的原因不谈，单从金融产业和市场经济本身的运行规律来看，美国金融危机的产生已经证明：与政府相比，市场虽然在资源配置方面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有许多作用是政府力不可及的，但市场有其盲目性，市场会产生失误，市场不是万能的，不完全具备自我修复功能。对于关系经济全局稳定的市场行为，必须置于政府的监管之下，按游戏规则办事。特别是作为全球重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的金融活动，关系着全球金融安全和经济稳定，理应接受代表各国共同利益的国际机构的监管，而不能我行我素。

应当看到，美国政府在金融危机发生后的一系列救助行动中，采取了超常规措施，包括把陷入困境而又关系社会稳定的金融机构收归国有，为困难的银行和企业注入资金，对新能源、医疗保障、教育等增加财政资金投入，对接受财政援助的企业高管的薪酬实行限制，都说明在强化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而最近采取的由美联储购买美国国债的行动，开启了美元贬值的闸门，这是典型的以邻为壑行为，目的是让所有持有美国国债和美元资产的国家为其金融危机埋单，哪还有什么市场规则可言!各国政府特别是利益攸关国家应联合起来，共同制止美国的这种行为，要求美国保证外国所持有的美元债券的安全，要求美国政府作出将美国国债市场价值与美元通胀率挂钩的承诺，这样做也有利于美国政府继续吸纳外国资金，帮助美国经济尽快走向复苏，达到双赢的目标。

二、应对危机冲击需要强化政府宏观调控职能

我国已初步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自主经营的市场主体，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计划、财税、金融相互配合的宏观调控体系，完善的法律体系作为其四大支柱，强调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在借鉴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市场机制作用的同时，强调了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和法律保障，这是从我国国情出发，吸取国外经验作出的科学决策。实践证明，实行这一体制，可以充分调动各方面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因为，不断健全的相互协调又相互制衡的宏观调控体系，主要是运用货币政策保证了供求关系的大体平衡，运用财税政策促进了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运用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年度宏观调控目标及调控政策，使各种调控杠杆形成合力，对经济的持续平稳较快增长起到了有效的保证作用。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给我国经济带来严重冲击的突出表现是，由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市场需求萎缩，造成我国出口大幅下降。2009年一季度，我国出口与2008年同期相比下降了19.7%，4月份下降了23%。外需下降是实现2009年经济增长8%左右的目标所面临的最大困难。2008年我国出口已占GDP的33.5%，相当于国内消费品零售总额的92.8%。出口的大幅度下降，是国内市场消费无法顶替的，只能主要通过扩大投资来弥补。这就需要政府制定果断的进一步扩大内需的行动计划。应根据经济运行情况，随时准备加大扩内需的投入力度，使我国的经济增长潜力得以释放。特别是借助外需缩小的压力，通过发行国债，加大结构调整力度，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使经济增长由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向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着力扩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利用国债投资，引导企业增加自主创新、节能降耗、产品升级换代等方面的投入，摆脱经济增长主要依赖能源资源消耗的局面，依靠技术进步、改善管理和提高劳动者素质实现经济增长;利用国债投资，增加对服务业发展的投入和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投入，改变服务业发展滞后的局面，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如果能够借助出口下降的压力，促进和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我们就能真正把危机转变为发展的机遇。

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应对危机的根本举措。这里的关键在于如何发挥财政投入对社会投资、银行贷款、居民消费和出口的带动作用，起到四两拨千斤的功效。因此，财政资金应主要用于贷款贴息、信用担保、资本金补助、减免税负等方面，从而以较少的财政资金引导出更多的社会资金和银行贷款投入，放大扩内需的政策效应。

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应对危机影响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国银行业在全球金融危机中所受损失较小，流动性充足，增加贷款既有充分的条件，也是银行业改善经营的客观要求。要重点增加中小企业和农村的贷款，解决长期存在的中小企业贷款难和农民贷款难问题。在降低银行利率、鼓励银行增加贷款的同时，要加强对银行业的监管，避免新的呆坏账出现，努力降低银行不良资产率，提高银行业的竞争力，发挥银行在资金优化配置中的作用。

战胜危机的影响，需要政府、企业和居民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提高对经济增长的信心。国务院最近推出了十个产业振兴规划，理清了十个产业的发展思路，指出了提高产业整体水平和国际竞争力的方向和重点，制定了一系列鼓励产业升级的政策。企业应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利用好政府的鼓励政策，使政府与企业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局面，同时鼓励广大居民增加消费。只有政府、企业和居民达成共识、统一行动，才能尽快走出危机的影响。

三、摆脱危机影响最终需要借助市场的作用

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无疑需要更多地发挥政府的组织管理职能，但问题出在市场，最终还是需要通过市场来解决。原因在于，其一，政府的财力毕竟是有限的，政府的政策只有通过市场才能产生放大效应，达到政策确定的目标。其二，金融危机源于市场失误，必须找到市场机制在哪个环节出了问题，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作为受危机影响的国家，也应从中吸取教训，建立避免重犯此类错误的新的体制和制度。其三，走出危机的影响，必须有新的需求，形成投资和消费的新的增长点，这就离不开广大企业和居民的参与。所以，在应对危机的时期，政府作用的某种强化，不是要政府取代市场的作用，更不是回到传统计划经济的老路，而是应矫正市场机制中那些不健康的成分，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禁止对公众有害的市场行为，使市场经济回到正确的发展轨道。

为尽快摆脱危机影响，当前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发挥好市场的作用：

着力扩大内需以弥补出口下降对经济的影响。实现全年经济增长8%左右的目标，是建立在全年出口增长与GDP同步的预期之上的。现在看来，2009年出口增长达到8%的难度极大。从国际市场的需求来判断，今年出口很可能出现下降局面。若以出口为零增长、下降5%、下降10%三种情况测算，实现GDP保8的增长目标，在既定扩内需政策下，还需要增加投资1.1万亿元、1.5万亿元、1.8万亿元，即全社会投资规模要分别达到21.8万亿元、22.2万亿元、22.5万亿元，分别增长26.7%、28.6%、30.5%。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宁可从最坏处着眼，做好第三种情况出现的准备。

当前，要千方百计遏制出口大幅下降的趋势，采取综合性对策刺激出口，稳定和强化外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要大力支持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扩大自主品牌产品出口，鼓励服务贸易出口。要加大出口退税力度，完善退税分担机制。加大信贷和保险支持力度。扩大人民币国际贸易结算范围。通过扩大人民币贷款方式的对外援助，给予海外经营中国商品的进口商以人民币贷款，扩大海外投资和工程承包等，创造出口需求。针对美联储购买美国国债启动美元贬值程序，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保障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基本稳定，帮助企业化解汇率风险。提高通关便利化水平。积极参与双边和多边经贸活动，有效应对贸易保护主义，鼓励企业积极开展国际化经营，在大力开拓传统市场的同时，积极开发非洲、拉美等新兴市场，以市场多元化分散贸易风险，扩大产品出口。

活跃国内市场以扩大居民消费。2007年，我国居民消费率为35.4%，与历史最高水平的1985年相比，下降了17个百分点。与发达国家相比，则相差30个百分点左右。居民消费率过低，对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带来了负面影响。提高居民消费率，降低投资率，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应当作为当前宏观调控的一项重大任务。造成居民消费率低的重要原因，是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2007年，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为44.9%，比最高时的1985年下降了11.3个百分点。应采取多种措施，力争用3年左右的时间，将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和居民消费率分别提高10个和15个百分点，达到55%和50%，接近改革以来最高水平1985年的56%和52%。如能实现这个目标，就意味着每年将有5万亿元以上的商品由投资和出口转为居民消费，人民的消费水平将有一个较大幅度的提高，从而使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真正落到实处，使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的发展方式转变真正得以实现。

启动社会投资是增加投资的关键环节。随着我国投资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以企业为投资主体的投资格局已经形成。目前，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由企业自主决策的投资占90%以上。在全社会投资资金来源中，企业自筹资金占70%以上。在外需下降的情况下，启动社会投资成为实现今年宏观调控目标的关键环节。要调动企业投资的积极性，就必须为企业投资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首先，要在项目审批、用地政策、税费收缴、进入门槛等方面，对各类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对一些垄断性行业，要打破社会资金进入的不合理限制。其次，为企业投资特别是中小企业投资提供债券融资、贷款担保、贷款贴息等政策支持，大力鼓励创业，降低企业登记的自有资本金门槛，扶持小企业发展。第三，鼓励沿海地区劳动密集、能源资源密集型产业向内地转移，集中力量发展技术、知识、资本密集型产业。第四，加快城市化进程，鼓励在城市有固定收入的农民就地落户，为进城农民工提供保障性住房。第五，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扩大利用外资规模，通过外商投资带动内资企业投资。

把房市、车市、股市联动发展作为扩大国内市场的战略重点。住房和轿车消费是现阶段我国居民消费的增长点，对拉动市场消费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房地产市场、汽车市场和股票市场，是现阶段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三个市场联动发展，对于保证经济增长的活力和持续平稳较快发展至关重要。为此，应当研究三个市场的内在规律，完善促进三个市场健康发展的相关政策，把促进三个市场联动发展作为当前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的战略重点。

保持房地产市场持续繁荣。我国住宅业的发展，必须以满足广大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的住房需求为主要目标，实现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住有其居的要求，这就应当把城镇住房价格控制在与广大居民收入水平相适应的合理水平上。要增加中小户型住宅和保障性住房的土地供应，放开搞活二手房市场，扩大住宅租赁市场。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建立城乡一体化的住宅市场。总之，通过住房政策的调整和体制改革，增强房地产业发展活力，满足多层次的住房需求，充分发挥房地产业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

鼓励扩大轿车消费。当前鼓励汽车消费应研究采取以下政策。一是扩大汽车消费信贷。发达国家汽车信贷占销售额的80%左右，我国目前仅占8%。通过信贷支持，将为汽车销售注入强劲动力。二是改善汽车使用环境。城市发展规划应考虑轿车进入家庭的新情况，新建住宅区、商业区应考虑停车场所。减少对汽车的不合理收费，降低汽车使用成本。三是鼓励购买电动汽车、混合动力汽车和中小排量轿车，以利于节约能源和保护环境。

促进资本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证券市场主要是股市的行情，越来越多地影响着房市和车市的繁荣程度。保持股市的稳定健康发展，一方面要加强基础性制度建设，另一方面要改善对股市的宏观调控，避免大起大落。当股市处在上升期，为了避免过热，应适当增加供给;当股市处在下行期，为避免跌幅过大，应适当增加需求。要把对股市供求总量的调控同行政干预区别开来，作为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要强化对股市的监管，依法查处各种违法行为，促进股市规范发展。要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培育壮大证券投资机构，实现专家理财和理性投资，使我国资本市场真正发挥对企业的评价、优选功能，培育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同时使广大投资者能够分享到企业发展的成果，不断增加财产性收入。要通过资本市场的稳定和繁荣支撑房市、车市的持续繁荣，努力使房地产业和汽车产业成为拉动国民经济长盛不衰的重要产业。(摘自：《求是》2009年第11期编辑：张小玲)

编辑后记

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 经济学家分成截然对立的两派:一派笃信经济自由主义, 另一派则坚持国家干预主义。前者认为, 要实现经济的增长, 必须实行自由放任的经济制度, 让市场机制自发作用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后者则认为, 市场存在本身无法克服的问题, 有必要以行政力量对经济进行全面干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这两个派别分别占据着不同的地位。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来袭, 让国家干预主义以令人瞩目的方式登上了舞台中心。各国纷纷抛出各种经济刺激方案, 力图拯救濒危的本国经济。中国也不例外, 推出了“4万亿经济刺激方案”, 并随后在全球经济中率先复苏。政府干预市场的效果显著。然而, “解铃还需系铃人”, 问题出在市场上, 最终需要通过市场来解决。政府政策何时退出、如何退出变成了摆在眼前的问题。

摘要：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 给世界经济带来沉重打击。金融危机考验着各国政府的经济管理能力, 考验着人类的智慧。本文首先对危机产生的根源进行反思, 通过重新审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提出化解危机的对策。

政府与市场关系 篇11

国发43号文就加快建立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规模控制和预算管理、控制和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的机制、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妥善处理存量债务和在建项目后续融资等问题作出了非常明确的规定。其重大意义就在于对政府债务融资进行规范，严控已经存在的地方政府搭中央政府便车行为不至于扩大化甚至恶化。这一点，从我国改革开放的历程中能够更清楚地看到。

出台43号文件的目的十分明显，就是要切断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链条，通过债务收入预算化进一步约束地方政府的经营性冲动，真正实现政府职能从经济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变

中国改革开放至今，走的是一条渐进式道路。这条道路的一个最为鲜明的特点就是政府主导改革，尽量维护各方既得利益，存量基本不变，在增量上做文章，在全社会努力实现帕累托最优状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渐进形成并不断完善的过程中，政府一直处于强势地位，突出的表现是对重大资源诸如金融、土地资源的掌控。

随着改革的持续深入，改革逐渐进入深水区和攻坚区，增量改革边际效应递减，已不能不考虑通过巨大存量的改革以推进中国经济持续前行。在这样一个阶段，社会矛盾逐渐突出，甚至在某些领域酿成阻碍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重大问题。比如土地问题，各地不断出现严重的暴力案件甚至血案，暴露出农民作为土地利益的既得方为维护自身权益的抗争。同时也在相当程度上说明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红利制度红利的逐渐弱化，其带来的经济增长收益已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作为地区竞争的主要实施者——地方政府，则亟需确定新的收入来源以满足其在地区竞争中地位和优势。土地财政以及近八千个地方融资平台，便是政府融通资金的重要渠道。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一党执政使得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需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更具长期性，更具稳定性。但在现实中，长期以来以GDP作为考核地方政府的重要指标扭曲了本应具有长期化和稳定性的激励机制，导致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中更注重短平快，更注重表面文章、形象工程，在经济收益不足以满足地方政府竞争目标实现的情况下，通过土地财政、各种融资平台等渠道，以政府公信力为保证负债经营，为后继者埋下债务炸弹。一旦地方债务炸弹引爆，中央政府绝不会坐视不管，最终埋单的则是全体国民。

出台43号文件的目的十分明显，就是要切断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链条，通过债务收入预算化进一步约束地方政府的经营性冲动，真正实现政府职能从经济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变，将职能转向教育、医疗、环境等民生事业。可以说是既给地方政府松了绑（即唯经济指标考核不再），又给加了一个紧箍咒（即地方政府不能随意增加债务）。43号文采取了疏堵结合的原则，即修明渠、堵暗道，赋予地方政府依法适度举债融资权限，加快建立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同时，坚决制止地方政府违法违规举债。原来的《预算法》不允许地方政府举债，但事实上地方政府通过各种渠道违法违规负债，造成的财务隐患和风险越来越大，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和谐前行之路上的一颗隐性炸弹，处理不好，随时有爆炸的可能。

政府与市场关系 篇1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实力迅速提升,社会生活各方面也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和繁荣。其中,经济体制的改革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也就成为其中关键的一环。尤其是在1992年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后,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演变正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实践证明,只有政府与市场协同发挥作用,经济社会才能又好又快发展。我们对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的研究进行梳理,总结出研究成果和问题。这对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具有十分积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基于此,笔者认真搜集了新时期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研究的相关学术论文,通过对资料的搜集、整理和消化后,形成了对于该问题的文献综述。

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建国以来专家学者对政府市场关系问题的研究不在少数,通过简单整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研究角度各有不同

( 1) 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这类学者普遍从经济学演变规律中找寻政府、市场关系的合理化界限。比如杜人淮的《论政府与市场关系及其作用的边界》,他将政府与市场关系概括为相互替代、相互补充、完全排斥和共同失灵四种类型,并且还进一步指出了政府、市场分别的合理作用边界; 郑传璋、赵荣在《试析经济发展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表明我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应该坚持公有经济的主体地位不动摇,最大程度的调动发挥其他所有制经济形式的活力,更好地为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而另有些学者则着重对市场和政府各自不同的作用范围发表了意见。例如,向玉琼的《转型期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指出政府由无限政府逐渐向有限政府转变,会减少政府失效带来的损失; 王玉海的《政府干预市场理论对转型条件下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启示》论文, 他写到政府与市场并没有泾渭分明的界线" 也不是此消彼长的博弈" 但却表现出机制的融合和动态变化过程中的不同侧重。( 2) 从政府与市场关系模式的视角出发。对于政府与市场关系模式的研究,学术界对于两者之间的强弱博弈关系也普遍达成了四种模式共识。这其中就有刘威、 陈刚撰写的《各类型国家发展实践中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朱应皋、吴美华的《论政府与市场关系模式重构》,刘祖云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双重博弈与伙伴相依》等。( 3) 从不同发展时期的角度出发。经过对经济发展不同时期的研究,学术界认为政府与市场关系理应不尽相同。这在张广宏《新时期政府与市场关系研究》,毕普云、姜维《后金融危机时期我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文中都有所体现。

二、理论共识基本达成

学术界通过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现状的钻研,大体上对于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得出一致的结论: ( 1) 政府和市场都是配置资源的合理方式,市场的突出特点是微观下的经济活动; 而政府的角色则是侧重于宏观下的调控活动。桁林、杜人淮、李建新等人希望在国家宏观调控的基础之上,发挥市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两者应有机地结合。( 2) 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模式具有复杂性,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政治环境和文化背景决定了不同国家采取的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刘威、陈刚以《从各类型国家发展实践中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篇论文表达出从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过程和我国建国后发展模式的演变,可以看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处在不断变化中。郑传璋、赵荣《试析经济发展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桁林《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及其发展》,等学者普遍认为各个国家间市场成熟度的不同,决定了政府的介入程度也有所不同, 而盲目照搬是不具有可行性的。

综上所述,新时期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的专家学者对于政府和市场关系问题的研究做了大量尝试,这极大地推进了相关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虽然有些学者对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性问题持怀疑态度,但普遍达成的共识是政府与市场合作互补的关系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可以说我国在这一问题研究上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探索,也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成果,但在实践中,仍然发现市场的调控范围过大,界限模糊,不该市场化的也都市场化了或者说有了市场化趋向了的,导致经济体制存在诸多弊病,腐败贪污现象屡见不鲜等。而政府调控不科学、 不到位、不为人民所满意也体现出研究不足。所以,如何把握好“两只手”的职能范围和权力界限,从而使政府与市场更好地进行良性互动,促进经济体制结构建制不断完善,成为我们亟需解决的学术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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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郑传璋,赵荣.试析经济发展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J].太原大学学报,2011,01:7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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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桁林.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及其发展[J].求是学刊,2003,02:4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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