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政府与市场关系（精选11篇）
重塑政府与市场关系 篇1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创新社会治理, 提高社会治理水平”, 实现了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理念上的转变, 深刻反映了中国的治理模式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 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这些重要表述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蓝图规划做出了顶层设计, 精准地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这个时代既是新媒体极大发展的时代, 也是政府与社会关系调整的时代。
一、从“强政府- 弱社会”走向“强政府- 次强社会”:社会治理环境的变迁
(一) 建国以来政府与社会关系的演变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 政府与社会关系的特征是“强政府- 弱社会”。当时为了巩固新生政权、维护社会稳定、发展经济, 加上受到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影响, 政府采用指令型计划体制统包整个经济社会事务。这种“包揽式的管制”是一种粗略的、缺乏管理技术的仅凭借传统认识而进行的管理。政府全能主义行为模式衍生出了“总体性社会”。虽然整个社会实现高度整合, 但因为政府权力的过度集中, 社会被完全吞噬, 社会治理更是无从谈起。改革开放后, 实行市场自由化和去集中化,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地位不断得到确立和巩固, 追求经济增长成为地方政府的中心任务, 并推行政企分开, 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 政府全能主义模式逐渐瓦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各类社会组织的成长壮大, 社会自主性得到提高。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逐步向“强政府- 强社会”演变, 其实质是政府权力向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转移。进入21世纪, 政府提出了一系列推动社会建设的政策目标, 加快政社分离步伐, 释放社会组织活力, 为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但是政府仍然具有强大的控制力, 通过行政力量, 管理社会事务。
(二) 新媒体对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变化产生重要影响
虽然当前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尚未发展到“强政府- 强社会”的程度, 但并不能说社会很弱或者很强, 而是呈现出“强政府- 次强社会”的特点。这是因为互联网逐步覆盖到社会的每个角落, 公民意识逐渐觉醒, 网络社会的崛起使公众获得了新的政治舞台。
截至2015年6月, 我国网民规模达6.68亿, 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5.94亿, 占整体网民比例的88.9%, 互联网普及率为48.8%, 电脑端向手机端迁移趋势明显。[1]社交媒体迅速发展, 特别是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手机移动终端APP的出现, 使得“人人都是通讯社、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悄然到来。新媒体开启了平民的话语权, 舆论的形成不再仅仅来自统一控制的中心点, 如个体发布一条有震撼力的微博, 马上就可以引来无数的评论, 在极短的时间内汇集成流行观点或舆论。而且网上的舆论、社会运动与线下的舆论、社会运动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近年来许多群体性事件就具有线上线下联动的特点。[2]客观上造成了虚拟社会的不断扩散, 进而导致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的融合, 可以说由互联网构筑的新媒体社会与现实社会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 网络社会可以近似看做是整个社会的子集, 同时政府与民众之间在现实社会中的互动或对立也不可避免地会映射到网络社会, 网络中的“社会”逐步强大, 社会力量得到迅速提高;网络社会中“政府”处于弱势地位。[3]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调整, 引发社会治理方式变革, 并反作用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上。二者形成一种“互构”关系, 并赋予新媒体时代特色。
二、新媒体环境下社会治理方式面临深刻变化
任何事物都是对立统一的, 新媒体也不例外。新媒体本身就具有两重性, 在给社会治理方式的创新带来了机遇的同时, 也带来了挑战。
(一) 话语权的分化:“公众”舆论场的形成
在新媒体尚未普及前, 公民缺乏与政府对话的渠道, 社会舆论的形成受到传统媒介载体和传播方式的限制, 易导致政府集中管控社会舆论的情况, 在处理社会事务上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随着新媒体的出现和发展, 新媒体的开放性和低门槛为民众发表观点提供了平台, 互联网空间出现了一种“自我赋权”的政治现象, 即网络政治参与。[4]网络政治参与是社会治理方式出现的一个新变化, 它和网络的迅猛发展以及网民政治意识的增强息息相关, 简单地说, 是指普通公民通过新媒体平台来表达意愿与诉求, 从而影响政府决策的方式与行为。网络政治参与方式多样, 如网络舆论、网络监督和网络信访等。通过网络政治参与传递出来的信息代表了大众的心声, 在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政府利用新媒体平台及时回应这些心声, 能够为政府自身的形象塑造带来机遇。网络政治参与已成为政府体察民情、倾听民声、汇聚民智的重要渠道, 也是公民进行社会监督、意愿表达和权益维护的重要途径。
新媒体释放社会治理话语权, 增进了政府与社会的互动。但是新媒体时代打破了政府对信息的垄断, 也使政府话语权出现了危机。在当前社会处于转型期的背景下, 人们对涉及自身利益的社会热点非常敏感。针对一些社会焦点, 公众不仅可以成为信息的发布者, 也可以发表评论, 与其他网民交流看法, 产生“意见领袖”, 形成网络舆论。由于新媒体具有开放性、自由性、匿名性的特点, 也容易导致公众忽略个人在网络中的责任和义务。这些因素使网络信息真假难辨, 有时可能并不会客观地反映民意, 却造成“假民意”的盛行。这些负面信息消解了主流媒体的宣传影响, 弱化了政府对网络社会和现实社会舆论舆情的引导, 反过来又容易造成谣言四起, 影响现实社会的正常秩序和政府的科学决策, 增加治理难度。
(二) 地方政府的社会治理出现“内卷化”现象
“内卷化”是一个学术概念, 指一个社会或组织既无突变式的发展, 也无渐进式的增长, 只是在一个简单层次上自我重复。[5]所谓社会治理的“内卷化”现象, 就是地方政府的社会治理陷入一种停滞发展的局面, “出租车罢运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2016年1月初, 南京、深圳、南昌等地发生出租车司机集体罢运风波, 先是出租车司机小规模群体性抗议, 同时一些人把以“出租车司机”为主要话题的相关情况散布到贴吧、微信、微博上引起更多人关注, 形成群体性讨论, 随后在全城引发了更大规模的罢运风波, 给市民出行带来了困难。由于“线上”与“线下”互相“感染”, 增加了事件的对抗性。罢运的原因主要是社会专车的运营冲击传统出租车行业和较高的“份子钱”, 引发出租车司机群体的不满。其实早在2015年1月, 包括南京、南昌、济南在内多个省会城市, 就已经发生了规模较大的出租车停运罢运风波。然而在这一年中已经有多起罢运事件发生, 这反映出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在监管职责环节的懒政以及网络舆情应对能力乏力。发生突发事件, 地方政府官员重视事后处理胜过源头治理, 急于“灭火”。同时, 把社会治理简单地等同于“问题处理”, 认为社会治理仅仅是“政府的事”, 并且忽视网络舆论的作用。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思想观念的循规蹈矩、按部就班, 于是进入周而复始的轮回状态。此外, 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 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没有彻底厘清, 政府行政权力越位、缺位和错位也是造成社会治理出现“内卷化”现象的重要原因。这些因素使社会治理效果大打折扣, 导致政府公信力受损, 消解改革成果, 瓦解政策红利。
三、新媒体时代下优化社会治理方式的举措
(一) “更新”治理理念
正所谓“理念一新, 天地宽”, 创新是推动社会治理强大的动力。治理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治理不是管制, 这个“治”, 既包括法治和善治, 也包括自治和共治。“治”的精髓在于形成“一核多元”的网格型社会治理体系。最重要的是地方政府要简政放权, 正确处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这与经济体制改革, 将权力下放到市场的道理一样, 社会治理体系变革的关键在于“政社分离”。当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政府权力仍然集中, 政府应该当还权于社会, 回归服务本质才是政府社会治理的根本。
新媒体的出现改变了政府在社会治理格局中的边界与角色, 地方政府应当明确这种理念, 即治理不仅仅局限于政府, 也包括多元角色在由新媒体建构的场域中进行互动, 促使社会治理格局由传统的政府单一包办的治理结构向多元的治理结构转型, 推动网格型社会治理格局的形成, 使得“政府包办一切”不再是社会常态, 强化社会自身功能, 让社会的问题由社会自己解决。
(二) 运用新媒体技术, 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
1. 依靠大数据技术, 实现“云治理”。新媒体所带来的大范围的意见表达、交流使得社会的信息量呈现爆发式增长。一些地方政府缺乏突发事件的预警机制, 舆情监控机制、突发事件问责机制的不完善是造成网络舆情应对乏力、遇到网络突发事件陷入被动局面的主要原因。社会运行的复杂性, 需要加强对社会变化发展的风险、安全的控制和预测分析, 建立监测灵敏的社会风险预警机制和“云治理”体系。[6]因此, 要依托大数据、云计算中心等, 从多源头、分散、碎片化的大数据中找到规律, 实现对社会风险的正确识别、预警;完善新媒体民生需求搜集分析机制, 充分利用大数据做好网络舆情的监控和引导, 及时回应公众关心的问题, 将问题解决在萌芽阶段, 从而维护政府的公信力。
2. 优化电子政务平台与政府高效利用自媒体并举, 提升网络舆情引导能力。新媒体具有现实社会中的召集人员、煽动情绪、披露细节等功用, 能够引发公众对现实的不满。地方政府应充分发挥新媒体的功能, 促进新媒体问政形式创新, 积极构建政府与公众沟通的渠道, 如开辟微博、微信政务平台作为电子政务平台的补充。遇到突发事件时, 及时在新媒体平台上披露, 合理引导舆论, 积极掌握舆论主动权, 力求化解负面影响;反之, 政府若出现反应能力弱、引导舆论不规范的问题, 可能会导致负面情况的出现。
(三) 推进网络社会治理体系创新
1. 充分发挥社交媒体“安全阀”的作用, 规范网络政治参与。社会冲突论认为, 锅炉要有减压阀, 社会也要有宣泄的地方, 冲突对于社会巩固和发展起到积极作用。开放的新媒体为民众宣泄提供了合适的场所, 互联网上出现的群体性讨论以及由网络舆情引发的群体性事件, 可以暴露出问题与矛盾, 从而为解决问题、缓解矛盾提供一条线索, 避免隐形事态的恶化。政府应当理性看待, 要科学识别、认准事件源头, 同时不能被网络上的舆论绑架。有时, 网民在网络政治参与过程中也反映出自身秩序性和理性方面的不足, 这需要政府强化网络管理和舆论引导, 优化网络舆情环境。要加大公民、社会组织素质的培养力度, 强化自主自律意识和民主法制精神, 明确网民在互联网中的责任和义务, 规范网络公民社会秩序, 推进公众网络政治参与的制度化。
2. 完善社会公共利益表达机制。网络社会治理不能脱离现实社会的实际问题, 要坚持网上网下相结合治理的原则。建立线上到线下联动的O2O模式, 即Online To Offline, 将线下的社情民意与互联网舆情结合在一起。网络社会中出现的问题实际上是现实社会的映射与反映。同时, 需要完善网上信访制度, 创新网上投诉平台, 及时解决群众的合理诉求。
四、结语
全社会都需主动适应新媒体地快速发展。政府要利用新媒体技术, 构建更协同的“一核多元”社会治理体系, 并将法治化、规范化、精细化理念贯穿于社会治理全过程。社会公众在参与社会治理时, 必须要有极高的理性素养和责任意识。公民与政府双方通力协作, 增进政民关系的和谐, 促进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构建、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为未来形成“强政府- 强社会”奠定基础。
摘要：随着新媒体的快速发展, 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出现了调整, 政府通过变革社会治理方式予以回应, 同时社会治理方式也会对政府与社会关系的重构产生重要影响。新媒体环境下的社会治理方式仍面临一些问题, 因此要妥善应对, 推动社会治理向纵深发展。
关键词：新媒体,社会治理,政府与社会关系,网络社会,大数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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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政府与市场关系 篇2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开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里程，全会通过的《决定》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是以通过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最大限度地激发全社会的投资、创业与创新活力与潜力，全面提升生产率、促进经济转型为重要内容。
国内外市场环境变了，但完善市场经济制度作为新一轮改革的主要任务没有变
35年前，以放权让利为特征的改革释放了10多亿人口的致富冲动，这种冲动与要素特别是劳动力低成本优势结合，创造了中国经济持续30多年年均增长9.8%的奇迹。随着收入水平持续提高，国内外经济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一方面，土地、劳动力等要素成本大幅度提高，许多制造业产品从供不应求变为供大于求，甚至一些产品出现了产能过剩;另一方面，居民积累的物质财富数量相应地增加了，人力资本也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推动下，国际知识与技术资源的流动性也比以前增加了，全社会对创新的需求变得更加迫切。这需要全面提升生产率，促进经济转型，以保持我国未来中长期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态势。
要保持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就要不遗余力地动员全社会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激发全社会的投资、创业与创新活力。在长期的改革实践与理论探索以及总结各国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我国找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激励与配置机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初步确定到完善是一个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实践人们对市场认知不断提升、体制转轨不断深化的过程。目前，我国仍处于体制转轨的过渡期，要提升生产率、推动经济转型，就需要加快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
消除各种资源自由进入与退出的各种体制障碍与约束，政府职能转变是关键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中，政府处于主导位置，这是由经济转轨中的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特征决定的。不可否认，在市场经济主体尚未充分发育与成长起来之前，政府主导型经济下的地方竞争对于促进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发挥了十分重要的激励性作用。但是，各级地方政府毕竟不是自负盈亏的市场竞争主体，所以，政府主导型的地区竞争就不可能是效率竞争，而是一种不完全考虑投入成本、以追求GDp总量为导向的规模竞争。自党的十五大以来，历次党代会报告都明确提出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其实质就是要把这种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规模竞争转变为一种效率竞争。要实现这种转变，不是将各级政府改造成为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而是要极大地激发民间投资、创业与创新活力，以各种方式进入市场，成为竞争与创新的主体。这就需要消除各种资源自由进入与退出的各种体制障碍与约束。无疑，政府职能转变是破解这些因素的关键，也是新一轮改革的重点。所以，新一轮改革仍然要从政府职能的转变入手，具体有以下三个方面。
以商事制度改革为突破口降低制度运营成本
目前，绝大部分行业领域都已经对民间资本放开了，一些地区也提出了“非禁即入”的准入政策。但是，政策上允许进入了，为什么民间资本还不能大量地进入呢?制度运营成本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如果商事注册登记制度的流程过多、在流程中人为因素所带来的不确定性过大，交易费用过高，那么，即使政策放开了，民间资本的进入也是比较困难的。在民间资本与知识存量大量聚集且日益增加的情况下，如果民间资源不能有效地动员并配置到生产性投资与创业活动，那么，它就会大量分流与配置到与创造财富无关的非生产活动，甚至境外。在我国向中高收入阶段迈进仍然需要有效地动员与配置资源的现阶段，这无疑是一种资源损失。而降低制度运营成本可以极大地动员社会资源用于社会经济建设主战场，并通过低成本的资源进入与退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当前，广东进行商事制度改革的试点城市与尚未改革地区的对比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2013年1—9月，广东省进行商事登记制度的深圳、珠海、东莞与顺德等四个试点城市新登记的市场主体为36.85万户，同比增长了64.11%，而尚未进行商事制度改革的其他地区新登记的市场主体下降了3.4%。如果以此为新一轮改革的突破口，带动政府职能转变，那必将极大地释放全社会的改革红利。
以增强改革的协同性减少改革与尚未改革之间的不协调性
当前，我国已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R.科斯所说的边缘改革进入到了核心地带。这个核心地带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利益主体之间的相互联系更紧密，一个经济领域中的体制机制与其他领域往往是相互交织并彼此牵制，某一个领域改革的单兵突进都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这正是改革进入深水区的艰巨性与复杂性所在。诸如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与生态等五位一体协同改革的统筹规划;财政体制与金融体制改革的相互配合;国内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之间的顺序安排，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与垄断性行业规制化管理之间的关系，政府职能转变与社会组织成长之间的互补与互动等。当然，整体推进并不是一哄而上，这需要根据改革任务的难易程度、影响大小与环境条件进行分类，并找出重点、顺序与配套条件等。因此，当前的部门协同、上下联动是保障改革有效推进的关键。
以约束权力为核心推进公平竞争的市场制度建设
过往的改革经验与教训表明，体制改革往往会更多地强调政府向市场与社会放权，而没有更多地关注从制度上建立约束权力的机制。如果约束权力的制度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就不仅容易重走“放乱收死”的循环老路，而且，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制定的减轻企业负担的政策也难以形成长期化信誉。要避免这种情况，必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并通过立法程序相对固定下来。增加变更这些法律条款的成本。制度的笼子包括了三方面的约束机制，一是以法律有效保护的产权制度来约束权力，如果财产缺少法律的有效保护，就容易导致政府侵占个人产权、个人之间相互侵权，个人侵吞公共财产。二是以权力约束权力。三是以社会监督约束权力。比如说，实施财务与政务公开作为对政府部门的一项常态化的制度建设与业绩评估要求，定期向社会公开，提高公共服务的公开性与透明度，强化司法监督、媒体监督、公众监督等。把这三方面的机制建立起来并共同使用，才能使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有实质性进展。
浅析政府与市场关系 篇3
1.政府与市场模型
1.1假设孑然一身的一家人
到达梁山。由于首先要解决自身的温饱问题。他们一家人需要都去劳动才能解决温饱问题。刚开始每个人都努力劳动才能解决温饱问题。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不断的摸索。劳动技能不断的提高。一个人去劳动就足以解决全家的温饱问题，其他人的劳动成果就成为了他们的剩余材料储存起来。有一天他们发现还有几家人突然出现在他们家附近。在他们家附近跟他们抢劳动成果。于是，他们商量讨论让几个人不用再去劳动专门对付来抢劳动成果的几家人。由于当时他们除去每天的必须品，剩余的材料只够供应2个人去专门对付来抢劳动成果的几家人。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剩余材料越来越多。人口也越来越多。他们用剩余材料供应的看守专门人也越来越多。于是一个不负责生产，而专门对付外敌的机构形成了。他们只负责保卫家族的安全。随着生产力的继续提高，剩余材料除了供给专门机构还有剩余。专门机构在对付外敌的时候发现如果建立一堵墙会有效防止外敌的入侵，保护家族人的人生安全和劳动成果。但是这堵墙花费巨大。不是几个人能够负担得起。而且这堵墙（公共物品）使家族所有人受益。家族在铸造的围墙里生活了几年。人口越来越多。而围墙内资源不足以养活整个家族，但是整个梁山都被几个家族围墙占有，为了生存，家族只好去抢其他家族的资源。于是几个家族开始混战，每个家族势力都差不多，谁也不能单靠一家的势力把另一家消灭掉。战争的巨大耗费使家族濒临破产。家族不得不与另一个家族合谋。于是政府的另一个政治职能产生了-外交职能。
政府的产生条件之一是剩余材料的产生。政府职能的不断发展代表政府不断的扩大。而政府职能的扩大不是盲目的扩大，每一项政府职能的实施都需要一部分剩余材料才维持。所以一个国家政府职能的扩大必须根据国家经济发展状况而定。如果一个国家剩余材料很少，政府盲目的扩大，将没有足够的剩余材料来维持政府运行，政府将会破产。如果政府强行占有人民的必须品。
1.2由于每个家族的资源禀赋不一样，A家族生产粮食，B家族生产牲畜，C家族制造生产工具
一个偶然的机会。A家族和B家族把各自剩余的粮食和牲畜进行交换。各自得到满足。C家族听说后想跟A家族用生产工具交换粮食，可是A家族并不太需要生产工具，不与C家族进行交换。于是C家族就先到B家族进行交换。换成牲畜后然后再到A家族进行交换。这样一来一往C家族感到很麻烦。一个偶然的机会，几乎所有的家族都到B家族来换牲畜，大家换成牲畜后直接可以换成其他想要的东西。大家都觉得这很方便。于是大家决定。每个月这个时候。都来B国进行交换。这样所有国家每个月的这天都会带着自己的东西来换成牲畜然后再换成其他想要的东西。慢慢的，B国便成为了一个固定时段，固定地点进行交易的地方。便形成了市场的雏形。市场起源于古时人类对于固定时段或固定地点进行交易的场所的称呼。市场起源的条件是剩余产品的出现。市场的原始基本作用是使商品的交换能够完成（资源优化配置），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战争的发生。市场的产生的条件之一是资源禀赋不同。市场的扩大受诸多的因素制约。其中包括一般等价物。由于物物交换很不方便，一般等价物的出现解决了物物交换的一些矛盾。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市场的发展，但是自发形成的一般等价物很难统一。这便又形成了一个阻碍市场发展的因素。
从上述模型中我们可以看出。市场通过交换能够解决资源禀赋不同的问题，同时也促使分工的产生，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又能使社会产生更多的剩余产品。政府的更多职能才能得以实现。
2.市场的有效性
谈到市场，其中三个问题是无法避开不讲的：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为谁生产？而资源是有限的，如何利用有限的资源来满足人们的需求？市场的参与者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生产者的目的是利益最大化，而消费者的目的是效用最大化。
假定市场上有无数的消费者和生产者，信息是完全的。生产者都生产一模一样的产品。生产者的目的是用最少的生产资料生产出最多的产品，而消费者的目的是用最少的货币购买最多他想要的产品。一个产品的成本价格是10元，如果生产者a把产品提高到11元，消费者会转向其他的生产者购买，这样便没有人再向生产者a购买，生产者此时不但收不回固定成本连可变成本也收不回来。其结果是它退出市场。令一个消费者b想只出9元购买产品，此时场上如果卖给他等于不但成本收不回来，还要赔上1元。其结果是厂商不卖给产品给b。此时任何一个厂商想把产品的价格定的高于10元的，结果只能是倒闭退出市场。任何一个消费者想低于10元购买产品的都购买不到。最后达到一种均衡。就是厂商以10元出售，消费者以10元购买。设想把价格提高或降低，我们发现都会损害其中一方的利益。在经济学上此时就达到了所谓的帕累托最优（当一种状态达到了改变任何一种决策都不可能在不使人情况变坏的情况下，令其他方情况变好时。这时就达到了帕累托最优状态）。
3.市场失灵的表现
3.1垄断导致的市场失灵
假定在上述市场上所有生产者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大的生产者。此时这个厂商便垄断了所有产品的生产。他们凭借其对产品的垄断把价格提高到11元。由于人们要生存，不得不购买，从原来每个人消费10个变成现在每个人消费8个。假设有10000个消费者。此时对于消费者来说相同的货币购买的产品数量减少了。所获得的效用也变小了。对于生产者虽然他们获得了超额利润。但是销售额由原来的10*10*10000=1000000变成现在的11*8*10000=8800000，销售额减少了。如果把产品的价格变回10元。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境况讲都会变好。此时便是存在帕累托改进（当一种状态在改变任何一种决策在不使人变坏的情况下能够使其他方情况便好，此时便存在帕累托改进）。
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市场资源配置失效
3.2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市场失灵
拿食品生产商和消费者来说。当食品的价格等于边际成本时，对于消费者和食品生产者来说，双方都达到了帕累托最优。但食品已经过期，仍然按是对于生产的食品一旦过期，其价格应该为零。但是，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消费者不知道照原来的边际成本付给生产者钱。此时，对于消费者来说，等于用钱买了一个无用的、甚至带来负效用的商品。消费者会选择不再购买该厂商的食品。或者会选择走司法程序。
3.3市场提供公共物品方面的失灵
公共物品是向整个社会共同提供的，全体社会成员联合消费共同收益。即它具有效用的非非分割性性，一个或一些人在享受这些物品或服务时并不排斥其它社会成员同时享受。即它具有消费的非竞争性，它在技术上也没有办法将拒绝为其付款的社会成员排除在收益范围之外，即它具有收益的非排他性。社会治安、环境保护、公路修建等等便是这类物品的突出代表。具有如此特點的物品或服务，显然不同于一般的物品和服务。由于这类物品在不付钱的情况下依然能够收益，所以消费者不愿意为此付出价格。由于公共产品的成本较大，资本回收的周期较长，企业不愿也无能力生产。最终导致资源配置失效。
4.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理想化的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是有效率的。市场可以通过自己的机制使市场不断扩大，完善。但是市场中存在垄断、信息不充分、公共产品。这些另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出现了失效。而政府本身来说对市场资源配置是失效的。但是政府却可以通过国家权利来弥补市场失灵的方面。但是除此之外不要再过多的干预市场。如果政府对市场干预太多。也就是政府的职能更多了。维持政府这些行为需要的的国家剩余材料更多了。占有了市场有效配置的那部分原材料。市场就会相对萎缩。经济相对萧条，供应政府的剩余材料减少。如果政府不想办法开财源，政府将会面临破产。如果政府再继续扩大其职能，扩大到国家不再存在剩余材料。此时，政府如果继续想扩大就要占有人民的生活必须品。那么这个国家的不稳定因素就会产生。整个国家将会面临危机。因此政府职能的扩大依赖于本国市场的发达程度。如果一个国家市场相当的发达。说明着过国家经济比较发达。
作者简介：王志军,男,出生年月：1987年3月7日,籍贯：河南省安阳市,单位：兰州商学院,研究方向：财税理论与政策
重塑政府与市场关系 篇4
1 处理人民的自发行动和政府的积极推动关系问题，极大地拓展了市场发展空间
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先发优势来源于政府对人民自发交易市场的推动。在改革开放之初，类似于义乌廿三里的小商品市场可以说在全国、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遍地开花。在市场发展之初，政府对待市场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市场的发展和繁荣。温州政府的无为纵容催生了温州十大市场，先一步爆发了先发优势，这一先发优势在政府的纵容之下，在起步初期经历了繁荣的发展，但在繁荣过程中，无序、混乱的劣根所引发的“柠檬市场”效应逐步加深，为其后的衰败埋下祸根。很多地方的市场由于政府一味地打击而绝迹，从而没有能够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留下名字。而义乌政府在明令放开市场之前，市场处于无序、低速度发展的状态。在1984年义乌政府决定四允许之际，义乌政府选择了政府积极推动之路，从而使义乌小商品市交易由民间自发运动转变为政府和民间共同的自觉行动，极大地拓展了市场发展空间。
和一般商品一样，专业市场亦有其生命周期，其在盛极转衰之际，政府的适时适度介入，无疑是其迎来又一轮春天的最重要力量。义乌市场的5次搬迁、8次重建的历程表明，场街结合互动的结构是义乌市场改扩建的基础，是义乌市场管理划行归市的基础。专业街的市场业态凝聚着民间主体的创造力、创新力，为专业市场源源不断地注入活力，消化了培育“市”的风险。2008年8月通过国际商贸城三期市场定向增发，义乌政府确立了“小商品城”在义乌市场的龙头地位，消除了潜在的同业竞争，为保持市场长期繁荣提供了必要保证。
2 科学处理经营市场权与市场经营权之间关系问题，建立有效的场街结合机制
市场由市和场两个要素组成。市是交易形态，具有无形性，而场是交易场所，则是一种有形态势。参与到市场活动过程中的私法主体有两类，即市场经营者(参与到市场交易活动中的交易主体，即市场经营户，多数情况下表现为摊主)和经营市场者(提供经营场所，从提供经营场所和组织经营活动中获利的主体)。经营市场者是运营、经营和管理市场的组织，是连接市和场的纽带。该组织的专业化水准和运营队伍的素质水平，对专业市场的培育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个组织如果是一个盈利组织，可能会出现经营市场者(建设市场、管理市场的人或组织)和市场经营者(市场中的经营户)共赢的局面，也可能会出现与市、场争利的局面。市场本身具有外部性，可能是正的外部性，为其他业态带来利益;也可能是负的外部性，给其他业态造成损害。但无论是正的外部性还是负的外部性，都会使得经营市场者的个体收益和社会收益无法配比，制约经营市场者的行为。同时，建场的收益是可见的，其行为是短期性的，而育市的收益是不可见的，其行为具有长期性。无论是经营市场者还是市场经营者，都需要在可见收益和不可见收益、短期行为(收益)和长期行为(收益)之间作出选择，寻求最佳平衡点。经营市场者的行为必须是有计划、有序的，而市场经营户的行为则多是无计划、无序的，需要有一种机制来调整两者之间的关系。
义乌政府在处理市场和政府关系问题过程中，保持市场经营和经营市场两权的适当分离是义乌市场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现代企业制度所要求的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在宏观市场上的体现为义乌政府所践行。政府不直接经营市场摊位，而是把摊位让渡给市场主体，即市场经营户去经营，保证了市场经营户之间的公平竞争;但是市场经营户不从事市场的经营，即不得建设市场，保证了市场的有序、协调和布局。政府经营市场，回避了市场之间的竞争，而保证了经营户在市场内的竞争，节约了经营户的成本。同时，政府也并没有完全控制经营市场的权力，而是只直接控制中心专业市场、即以国际商贸城为核心的小商品市场，而把经营新兴专业市场、即专业街的空间留给市场主体。这种模式其实是把专业市场界定为主要由政府投资机构经营、民间投资机构为补充的公共物品，协调了市场经营者和经营市场者之间盈利模式的长短期矛盾、和收益可见性矛盾、收益分配矛盾，并保证了民间充分的活力，使投资市场的收益与市场经营的个体收益尽可能地社会收益达到配比，是一种科学发展市场的模式。
3 科学处理市场发展与市场外要素的发展间关系问题，保证市场持续繁荣
市场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它是和其他相关要素共同发展、相互依存的。整合市场替代的风险，规避市场衰败的危险是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的切入点，也是专业市场转型升级的方向。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义乌政府看到义乌积聚累积的商业资本缺乏有效的释放渠道，提出了“贸工互动、联动”战略。依托义乌市场得天独厚的先发优势和强大的要素集聚功能，“义乌制造”在市场所占的份额逐年加大。目前，本地产品已占义乌市场经营总量的三分之一。每年十月下旬召开的“中国义乌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已经成长为仅次于广交会的日用品展会，是中国的三大展会之一。
义乌政府并没有片面孤立地发展市场，而是在发展市场的同时，适机作出花大力气发展非市场要素的战略决策，这包括引商入工、规范联托运市场、通关设施建设、文化建设、交通网络建设、新农村建设、义乌指数发布、信息化设施建设、会展设施建设及会展事业发展、劳动力和人才战略等等。这些要素的建设在起步时立足于对小商品市场的依托和陪衬，但在小商品市场发展到今天，已经和正在发挥着对小商品市场的持续繁荣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在现在，小商品市场在全国、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遍地开花的情况下，小商品市场自身的竞争力已经渐渐失去优势，而决定小商品市场的竞争优势转移到为小商品市场配套的要素上来，也就是说，小商品市场的持续繁荣将立足于和依托于为小商品市场配套的要素的竞争力。义乌的场街结合的市场结构加上市场服务市场，形成良好的市场运营体系，保证了商品流、资金流、人才流、信息流的顺畅，构建了立体型市场集群。
义乌市场能够保持持续繁荣的势头正是义乌政府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上围绕市场发展衍生工业、会展、物流等行业或部门，通过提升市场服务能力，扩大递增报酬的优势，从而领跑市场的结果。市场外要素的发展，使义乌专业市场有效地整合了替代业态，化解了市场衰败的风险。根据对比研究义乌市场、武汉汉正街市场和成都朝天门市场竞争力发现，义乌市场摊位费(2-5倍)、市场管理费(1-2倍)等指标都明显高于汉正街市场和朝天门市场，但义乌市场的竞争力却明显高于汉正街和朝天门市场，其根源就在于服务于市场的市场外要素的有力支撑。
4 有效应用意识形态武器，塑造市场制度变迁成本洼地
义乌政府发动组织的多次大讨论行动，从意识形态上统一了市场提升和市场制度变迁的思想，公开化市场制度变迁的运行成本，从而大大降低了市场制度变迁的实施成本。1997年12月义乌市委、市政府长达一年的“三再”(再思考、再发展、再创业)大讨论，明确提出义乌人应破除自高自大、等七种不正确思想，有力地推动了义乌“二次创业”，开创了义乌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项事业发展的新局面。2008年新年伊始，在浙江省委“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引领下，义乌市委、市政府发起了以思想大解放推动新一轮大发展为目标的“解放思想、创业创新”大讨论活动在全市上下轰轰烈烈展开。围绕“十问义乌”义乌人民又一次打开思想之门，创业创新理念渗透到每一位义乌干部群众的内心深处，义乌科学发展的思路更加明确、政策更加完善，创业创新的工作更加扎实、环境更加优化，为义乌在推进改革、科学发展的新征程上不断前行找寻答案，积聚力量。
新制度经济学研究证明，意识形态是个人与环境达成的默契，它以世界观的形式引导着人们的选择，使决策过程更加简化，因此能够降低社会制度的运行成本。“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与个人在观察世界时对公正所持的道德、伦理评价相互交织在一起。”这样，它就有助于人们在“相互对立的理性”之间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时，减少时间和成本的付出。“当人们的经验与思想不相符时，……他们试图去发展一套更‘适合’于经验的新的理性，”即新的意识形态，以节约认识世界和处理相互关系的成本。意识形态的变化和创新也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制度因素。义乌政府在市场发展面临瓶颈之际，即组织声势浩大的思想大解放活动。义乌的历次思想大解放活动的结果都使得义乌市场发展提到了更高的层次，每次思想大解放活动都使义乌化解了发展所面临的危机和瓶颈。思想大解放活动在全市各行各业、各级部门的开展发挥了意识形态的如下作用：一是形成了步调统一的氛围，公开化市场制度变迁的运行成本，降低各项协调成本，从而大大降低了市场制度变迁的实施成本，使个体的市场经营户、义乌各级单位和部门、普通市民、居民等自觉服务于市场发展和繁荣的长远发展目标，更好地理解和支持政府有关市场及其他领域的各项改革措施和中长期规划，推进各项改革措施和中长期规划的执行效率，有效降低各项规章制度的运行成本，提高管理效率;二是推进了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形成积极的创新氛围;三是激励市场经营户、参与到市场发展和繁荣的各类建设者明确自己的努力方向和奋斗目标，审视、调整、定位和明确自身事业发展规划，实现个体发展和义乌经济社会发展、市场繁荣的和谐统一。
5 结论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惟妙惟肖。30年来，义乌历届领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只当“流水兵”、发展才是“铁营盘”的理念，一以贯之地推进市场的持久繁荣，科学地处理好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保证了义乌专业市场和义乌经济社会文化又好又快、科学发展，创造了义乌奇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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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孙祥和.美国私有财产权宪法保护法律变迁——建国后至新政[M].中国言实出版社, 2008.
[5]冉再光等.东中西部专业市场竞争力比较研究--以义乌市场、汉正街市场和朝天门市场为例[J]..经济管理.2008 (23-24) :45-49.
重塑政府与市场关系 篇5
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它既注重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又注重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发挥计划与市场两种手段的长处。在这方面我们取得了不少成功经验，也面临一些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目前，我国的经济体制中既存在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干预仍然过多的问题，也存在政府宏观调控的科学性、有效性、权威性需要提高的问题，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要更加尊重市场规律，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同时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进一步完善政府的宏观调控，把政府和市场的作用更好地结合起来。
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内容和制度优势的重要体现，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始终坚持和不断完善这一基本制度。要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推行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完善国有经济的体制机制，推动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
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要进一步发展和健全土地、资本、劳动力、技术、信息等要素市场，完善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生产要素和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完善市场法规和监管体制，规范市场秩序。要加快改革财税体制，积极构建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财税体制，进一步理顺各级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改革和完善税收制度。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形成多种所有制和多种经营形式、结构合理、功能完善、高效安全的现代金融体系。完善金融监管，推进金融创新，维护金融稳定。
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一个物理模型 篇6
【关键词】:物理模型 企业兼并 市场 政府
Abstract：By studying the form of company mergers in different periods , we know the level of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n the economy in the process of market reform , which can well reflect the process of market reform in China. Using the physical models to describe the phenomenon of corporate mergers, which could mak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become more intuitive image.
Key words：physical models, corporate mergers, market, government
中图分类号：D035.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809（2010）05-0252-02
一、物理模型的建构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的发展，竞争和信用——（资本）集中的两个最强有力的杠杆，也以同样程度发展起来。”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中分析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时所阐述过的一句话。我们注意到马克思用一个物理学名词——杠杆，将竞争和信用在资本集中过程中的作用非常形象的表现出来。按照马克思所说，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图示：
图一 竞争和信用在资本集中过程中的作用
在分析这个图之前我们先对资本集中的相关知识作一些了解。根据马克思的说法，资本集中是指把若干已有的、规模相对较小的资本合并重组为规模较大的资本，它所采取的方式或途径主要有：一是并购（兼并、收购），即在竞争中占优势地位的资本并购处于劣势地位的资本，也就是市场经济中常说的“大鱼吃小鱼”现象；二是联合，即原有的分散的单个资本联合成新的更大的资本；三是通过向社会发行股票等方式，把社会闲散资金集中起来使之转化为资本。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形成优胜劣汰机制，迫使各经济行为主体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改善管理，提高产品质量。而后，机器大工业的发展，以及规模效应的需求，必然会促使资本从分散走向集中，而信用的存在又为资本集中采取较为“平滑”的方式提供了可能性。关于竞争和信用的作用机制，简单的来说就是，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下，规模较大、业绩较好的资本可利用其较强的信誉地位，获得客户信任和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支持，并借助其优势地位吞并竞争对手，促成资本集中。同时，信用关系的发展，又使企业有了更多的融资渠道，企业对这些融资渠道的利用，实际上也是对社会各类闲散资金的集中，反过来又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企业信用。
通过上述简单的介绍，我们了解了竞争和信用在资本集中过程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同时，我们也知道企业是资本集中的主体，并且也只有企业才能充分利用竞争机制和信用机制，达到资本集中和扩大再生产的目的。这样，通过引入企业这一主体，图一可以得到进一步的完善：
图二 引入企业主体后的“杠杆”图示
同时，我们还知道杠杆发挥作用时，支点的定位是非常重要的。“给我一个支点，我就可以撬动地球。”伽利略的这句话正是对这一问题的生动描述。既然如此，给予上图中的“支点”以经济学意义显得尤为必要。重新回到资本集中的过程我们会发现，如果按照上面的分析，企业的发展在竞争和信用作用得到有效发挥后似乎就可以变得非常顺利了。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这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考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另一个重要角色——政府，在这一模型中的地位和作用。物理常识告诉我们，杠杆要发挥作用是离不开支点的，同样，市场上任何经济过程总会和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作为政策的提供者和宏观经济环境的维护者，政府的确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类比为支点找到最终的归宿——政府。此时，再来看下面的图示，一切就表现的十分合理了：
图三 引入政府后的杠杆图示
在资本集中或生产的社会化过程中，涉及到的要素和主体在图中均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当然，我们的研究工作到这里还没有完，下面将通过简要介绍，来说明这一图示在现实经济活动中的实际意义。
二、物理图示与我国经济的发展
当前，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完善的时期。借助于前面的“杠杆”模型，我们不妨看一下资本集中的典型形式——企业兼并在我国的现实情况，从而进一步揭示企业兼并背后所体现出来的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以及目前我国市场化发展的程度等问题。
事实上，我们所要揭示的内容在上面的图中可以得到很好的体现，只需要看一下政府支点的位置即可。显然，支点位置越靠近杠杆右端，则资本集中进行的就越好，企业在市场中的作用才能得到完全的释放。反之，如果支点的位置越靠近左端，根据物理学中的杠杆原理可知对于资本集中也就越不利。这种情况类似于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严格意义上的企业在我国是不存在的，更不要说企业兼并了，即便是存在某种程度上的企业合并，也是完全靠政府凭借其强有力的行政手段推动的，竞争和信用的作用没有得到任何体现。在图中表现出来就是以下类型：
图四 支点位于杠杆最左端时的情况
从图中可以看出，此时杠杆支点处于最左端的位置，企业没有任何自主性可言，政府与企业的是一体的。政府自己表现为唯一的一个企业，这个“企业”无所不能，它主导着整个社会经济的运转。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的作用几乎被完全忽略掉了。
直到上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企业兼并在数量和规模上都有了很大的进步，表现为竞争与信用开始发挥作用，企业有了一定程度的自主性。在图上表示出来的就是支点开始缓慢右移：
图五 支点（政府）向右移动
从上图可以看出我国的市场经济开始有了发展，但还不完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还处于磨合状态，计划经济时代的元素依旧发挥着重大作用，政府在摸索中还没有摆脱计划观念的影响。表现为：
一是企业兼并仍旧是政府主导，竞争在小范围内发挥作用。二是企业兼并中信用杠杆的作用有限。
随后经过不断反思和经济体制改革，目前我国市场化程度得到进一步深化，市场体制进一步完善。但从实践来看也仍然存在诸多市场竞争和信用方面的问题：一是不正当竞争现象突出。二是目前我国市场信用机制还不完善，信用体系尚未建全。此外，在金融资本市场上，企业信用不良导致银行及企业自身存在大量呆账、坏账，严重影响了整个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完善。而事实上，企业信用问题的产生是有深层次原因的，它一方面是由于政府相关制度缺失和监管不力造成的，另一方面也与当前政府自身的信用问题有关。事实上，企业信用与政府信用是密切关联的，政府信用存在问题往往是企业信用缺失的重要原因，特别是在政府政策朝令夕改时，常常会直接导致企业的“见异思迁”，从而产生各种信用问题。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竞争与信用能否在一个安全稳定的市场环境中充分发挥作用成为我国经济是否良性发展的缩影，体现在图中就是政府支点的不断右移。另外，借助于分析我们也可以发现，事实上政府支点右移的过程反映在现实中就是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是我国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
三、物理图示存在意义
第一，物理方法的引入，为我们研究经济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现代经济理论大都建构在数学推理上，物理知识在经济学中的应用也可以说是这种方法的延伸，体现了研究角度的多样性。
第二，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图中得到很好的体现，让我们更加形象的认识到政府和市场的相互作用及各自地位。并且为判断一种经济体制及市场化完善程度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第三，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也具有一定理论指导意义。按照图中所反映出来的杠杆原理，要求我们加快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步伐，更加谨慎的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此外，本文的分析对于市场环境下存在的企业兼并问题同样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逄锦聚等.政治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2].刘炳瑛.《资本论》体系与实践意义研究.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
作者简介：王瑞（1986-，中共山东省委党校研究生部政治经济学专业08级硕士研究生）单位：中共山东省委党校研究生部；
政府与市场关系探析 篇7
一、合理确定政府的职能边界
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认为, “政府的失败既可能是由于它们做得太少, 也可能是由于它们做得太多。”其重要原因是, 政府行为目标与市场行为目标不完全一致。前者追求社会目标, 追求社会得益最大化;后者则是为进入市场的行为者提供追求私人利益最大化的平台。因此, 界定政府职能, 明确政府的干预方式和干预范围, 划分政府和市场之间的边界, 无论是对提高市场调节效率还是提高政府效率都十分重要。
政府的职能边界到底如何确定并不取决于政府本身, 也不能简单地以“大政府”或“小政府”作为标准取向, 政府职能的边界是由行政环境及与政府活动相互作用的客体决定的, 并且会随着环境和客体的变化而变化。合理的政府职能边界的衡量尺度主要有:一是作用与能力相一致的原则。政府权力扩张应限定在其能力范围内, 明确政府不应该做什么与应该做什么, 没有能力做什么与有能力做什么同等重要。二是成本收益原则即效率原则。政府规模过大或过小可能都是有害的, 政府规模增长的边际成本等于其边际效益时, 政府规模是合理的。政府职能的合理定位需要不断转变政府职能, 只有将政府职能界定在其能力的基础性工作上才有助于提高政府管理的效能, 防止政府失效的产生。由市场经济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出, 市场经济是一个有效率的经济, 但它自身也是有缺陷的, 容易形成市场失灵。但政府干预过多, 也妨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 降低市场效率, 形成政府失灵。因此, 合理的市场干预应该是在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之间。
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 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 面临着资本短缺、本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不强、市场发育滞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人口多、资源匮乏等一系列困难和问题, 这些都需要政府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 政府干预是有边界的, 它不能妨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因此, 在我国当前市场发育尚不成熟阶段, 仅靠市场还无法解决的方面, 可以由政府去做, 但要创造条件让市场发挥作用, 只要市场能够发挥作用的领域, 就要放给市场去调节。在这个问题上, 要合理划分二者的边界, 充分发挥两方面的积极作用。
二、科学界定中央与地方的市场分权
市场产权的唯一主体是中央政府。虽然地方政府和部门政府机构对于各国市场体系与市场制度的建设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但地方政府和部门政府机构与中央政府仅仅是一种代理关系。虽然一个国家在其市场产权制度的建设与供给过程中, 或多或少存在制度学习与制度模仿现象, 但国家的“暴力潜能”和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决定了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才是市场发动机的灵魂, 中央政府必须独立自主地进行市场产权制度的建设安排与制度供给。从本质上讲, 中央政府是一国市场制度的唯一投资者与供给者, 任何地方政府和部门政府机构都不能代替中央政府行使市场所有权的主体功能。
因此, 应该合理划清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事权的界限, 科学界定中央与地方的市场分权。中央政府的事权范围应该涵盖:涉及国家整体利益的全国性公共产品和服务;政府管制;制定反垄断政策;进行宏观经济管理、发展中和转轨中国家还包括全国性的发展和改革政策;进行再分配, 包括收入分配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以及建立全国性的社会保障体系等。提供全国性和区域性外溢效应比较强的公共产品是首要和基本的职能。
省级及省以下地方政府的事权范围应该是:提供地方性公共产品和区域性公共产品;承担部分经济性管制及社会性管制职能;执行反垄断的法律和政策;配合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实施, 制定地方发展战略规划和改革思路方案;配合实施国家的收入分配政策, 承担地方性的社会保障统筹。总体来看, 提供公共产品是地方政府的主要职责。其中:提供排污、消防、垃圾清理和供水、围海设施、电视转播、大坝、城市交通、图书馆、电影院等地方性公共产品各级地方政府的职责。与上下级政府共同提供电视节目、信息、医疗保健、环境保护、计划生育, 以及教育、医疗、道路等存在“交叉性”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 也是各级地方政府不可推卸的职责。
三、建立“有限”与“有效”政府
钱颖一教授在《市场与法治》一文中提出了“有限”的政府和“有效”的政府的概念。面对政府增长的趋势, 为了最大限度地克服政府失败, 需要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对政府权力及政府增长进行约束。
(一) “有限”政府
“有限”政府是职能限制在公共领域的政府。“有限”政府的治理, 是通过制度化、程序化的制约机制, 即通过“法治”, 实现对政府权力的约束。法治不仅意味着市场行为要依据法律, 更意味着政府行为也必须依据法律。政府的权力大小、范围、规模、职能必须由法律和制度予以严格明确的规定, 只有当执行法律的政府权力服从于明晰的、非人格化的法律控制时, 社会才可能建立起普遍的法律秩序。
(二) “有效”政府
“有效”政府是指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代表者是否能有效地履行一般政府都应履行的基本职能。政府经济管理的有效性, 是政府校正市场失灵的前提, 是政府能力的表现, 同时也是政府干预市场的理性要求与客观结果。“有效”的政府经济管理有以下特点:高效率、强效能、优效益。
(三) 构建“有限、有效”政府的途径
1、构建“有限”政府的法律体系, 明确政府经济管理的边界。
“有限”政府是“有效”政府的前提。倡导“有限”政府的构建, 并不仅仅是构建一个“有限”的政府, 其真正的目的在于为“有效”政府的构建提供前提和基础。要建立一个“有限”的政府, 其主要内涵在于构建一个完善的法律体系, 以此为政府的运作提供一个恰当的边界和行动准则。对于这一法律体系而言, 首要任务是宪制的确立。诺思认为, 经济发展没有国家万万不行, 但国家又往往成为经济发展的祸害。这就是所谓的“诺思悖论”。解决“诺思悖论”的关键是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 以及如何用一套宪政规则来控制政府权力的问题。就我国而言, 首先是确立最基本的宪治观念, 即要真正确立宪法的“法律之法”的崇高地位, 具体法以及政府的条例、党派的规章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超越于宪法, 从而为一个“有效”政府的构建奠定坚实的规则基础。其次是加强行政法的建设。行政法确立的所有具体的法律制度应当与规范国家与公民关系的宪政框架一脉相承。行政法最主要的功能体现在对宪法的落实上。
2、加强法治和制度建设, 全面推行依法行政, 强化对行政权力的监督。
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 (1) 把法律机制引进政府决策, 以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制化的程度。引进立法机制, 使政府决策符合法律的权限、符合法定的程序、符合法律规定、承担法律责任。引进司法机制, 建立决策听众机制的准司法制度、仲裁调解的准司法制度、接受司法审查的制度。 (2) 政府干预行为应该规范化, 必须通过一定的法规、制度和条例, 对政府干预的具体职能、干预方式、管理经济的手段以及干预经济过程中的各种利益关系, 予以明确的规定, 形成政府干预经济行为的法律规范, 限制政府的越轨干预。 (3) 要通过一定的制度组织形式, 形成政府干预经济行为的机制, 把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置于有效的监督之下, 并明确政府干预的责任。 (4) 加强社会对政府行为的监督、约束。从外部看, 社会监督包括公共监督、新闻监督、舆论监督、社会组织监督;从内部看主要是政府机构从上至下的纵向监督和同级之间的横向监督。
3、培养中介组织, 缩小政府规模。
建设有限政府, 需要社会机制的配套。小政府的前提是大社会, 即必须在政府与市场以外的第三方力量即非政府组织充分有效作用时, 或者非政府组织代替政府行使职能时, 政府才可能向小政府方向发展。非政府组织主要是各种类型的中介组织。政府应通过培养中介组织, 将部分政府职能社会化, 从而精简政府机构, 缩小政府规模。中介机构有3种类型:行业协会之类的中介机构, 协调行业发展;商会之类的中介机构, 协调各种类型企业的发展;会计师事务所之类的中介机构, 监督和评价市场活动。
4、控制政府规模, 抑制机构膨胀, 提高政府效率。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来说, 政府规模小一点, 对市场自由运行有好处。但是, 在市场失灵面前, 政府不能无所作为, 政府应有适度的规模, 对经济有一定程度的干预。国际上通常用经济自由化的尺度衡量市场发展程度, 对经济自由化研究比较著名的两份报告———美国传统基金会和《华尔街日报》共同主办的《经济自由度指数》和大弗雷泽研究所的《世界经济自由报告》, 都运用政府规模大小衡量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程度, 并且他们认为, 政府规模和市场化程度存在负相关关系, 即政府规模越大, 经济的市场化程度越低。衡量政府规模的大小可以从政府收入、政府机构与人员、政府消费支出、政府投资和政府补贴等方面来评价。在最近一个世纪里, 人类社会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 同时, 政府的规模和范围也大幅度地扩张了。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如此。与市场经济国家相比, 在最近一个世纪里, 我国政府规模及膨胀的速度是惊人的。政府规模自身有一种扩张的趋势, 政府规模过大, 本身就消耗了大量的社会资源, 同时, 必然会造成对经济的过度干预。为此, 必须控制政府规模、抑制机构膨胀。具体措施有:对政府机构进行结构性调整, 把专业经济管理部门改组为不具有政府职能的经济实体和自律性行业组织, 大幅度裁减非常设机构, 严格把好国家公务员的入口关, 实现机关后勤服务工作社会化, 规范官员的利益, 加强对政府部门预算的监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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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政府与市场关系 篇8
深透社的运作核心有8个字:透明、和谐、互助、共赢。透明是前提, 和谐是目标, 各业委会之间的互助是核心, 才能有业主物业等各方共赢的结果。要实现透明、和谐、互助、共赢, 就需要回到小区事务的原点, 重塑业主、物业、政府等各方关系。
业主的原点:房屋“养老金”指标不容忽视
居住安全、干净、和谐, 是每一位业主买房时都会有的想法, 不大可能有业主买房的时候就想到要进行维权、要当业委会委员、要对小区公共财务收支进行监督, 更不大可能想到会遭遇到这样那样的各种头痛问题。
买房时的业主怎么想?地段、地段、地段, 还有开发商的品牌, 这可能意味着房屋质量, 有的还会考察物业管理服务的状况。
从深圳众多小区的实践问题出发,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被绝大多数业主忽视了, 这个指标俗称房屋“养老金”, 法定名称为物业专项维修资金。
目前深圳法规已经强行要求开发商按比例缴足才能售楼, 但很多旧楼二手房, 要么开发商严重欠缴专项维修资金, 要么物业公司未经法定的业主大会同意程序擅自支出, 导致房屋“养老金”未老先衰, 有的甚至在房屋5年保质期内就开始违法支出, 房屋“养老金”入不敷出、逐步亏损。
买房有点像买车, 刚买的时候, 即使不做维保或者少做维保, 不影响使用, 但是如果维保不足, 房屋建筑安全、电梯寿命等必然遭受影响, 特别是房屋“养老金”被日常各种维修使用花掉, 被目前绝大多数物业公司以挨家挨户敲门签名的方式 (依法, 专项维修资金的使用应召开业主大会, 而物业公司无权召开业主大会) “代为申请支付”甚至直接花掉, 直接导致业主买房之后, 就面临着未来必然有一段时间存在居住的危险期。
房屋、电梯等小区建筑设施设备的老化, 早晚来临, 问题的关键不仅在于老化之后维修资金由谁来出, 更在于能否及时支出。房屋“养老金”制度的设计, 就是在房屋结构或电梯等出现大故障的时候, 跳过大家临时凑钱必然所需的一段时间, 第一时间解决问题。
电梯等历史欠账, 已有很多小区的业主遭遇到, 政府通过补贴更换或大修的方法, 鼓励业主凑钱解决问题, 出现了南山区康乐大厦等业委会有效运作、迅速筹资更换电梯的范例, 但业主们的居住安全, 同样经历了一段乘坐电梯的高危风险期。更不用说, 很多老旧小区的电梯状况频发, 改造或者维修依然遥遥无期。
从业主的角度客观来看, 目前深圳物业公司房屋“养老金”的累积状况总体上都难以令人满意, 入不敷出是个常态。
健康的小区也有, 但只是少数“个案”。例如天然居14年房龄, 业主1000多户, 房屋养老金结余已累积近1200万, 而且房屋“养老金”几乎只进不出, 可以做到即使18部电梯突然某天全体损坏, 也能第一时间更换, 无需业主们临时凑钱耽误时间。
业主与物业的原点:物业费结余不足是个“伪问题”
为什么专项维修资金的入不敷出会成为行业性的普遍问题, 为什么房屋“养老金”不像个人养老金越积越多、反而往往越来越少?
天然居之所以房屋“养老金”能够不断累积, 一个基本的共识理念是:即使法规规定公共设施设备的改造或大修工程可以使用专项维修资金, 但只要物业费停车费等日常收入有结余, 一律优先使用日常结余进行改造维修, 确保房屋“养老金”健康累积, 足以应付突发状况。
政府专项维修资金管理中心工作人员明确表示, 法规规定大修中修等项目可以使用专项维修资金, 但并非只能使用专项维修资金, 也可以使用物业费、公共收益等小区收入。
大多数小区难以做到这一点, 反而是只要法规允许使用专项维修资金的物业大修、中修甚至有的小修不及时修复, 坐等问题变成大修中修范畴, 或者多项小修集体累积成大额项目, 想尽办法使用专项维修资金。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理由听起来简单:“物业费不足”, 但这是一个“伪问题”。
宝安区假日名居小区, 22台新电梯1年1041次故障, 明明“合格”但惊魂不断, 各方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 一个尝试的办法, 是将电梯从“半包”变为“全包”。这两个电梯维保的技术名词具体内容不用说, 从字面上可以看出, 一个是电梯维保公司只承担一半的维保支出, 一个就是承担全部维保支出。对于业主来说, 两者区别更大:在物业费由物业公司主导的情况下, “半包”意味着电梯日常维保费用要由物业费和专项维修资金共同负担, 而“全包”则是由物业费承担绝大多数维保支出。
买东西付钱天经地义, 业主按照约定价格、市场价格调费也是天经地义。但恰恰是如何实现业主大会与物业公司之间的费用调整, 成了一个老大难问题。问题的症结, 不在于“物业费不足”, 而在于双方能否平等协商, 特别是业主大会要做出集体决定, 公开透明更是必要的前提, 业委会或者政府部门的牵头组织召开大会, 也是必要之举。
天然居业委会与天健物业经业主大会批准曾签过一个“违法”的合同, 因为合同期为1年, 而特区条例法定为2到5年。双方之所以签这么一个短期的合同, 目的在于尝试全透明账户共管的一套新机制, 双方在合同之外达成一个基本共识:一旦收不抵支、真实亏损, 会立即开业主大会调整收费。
供需相符、质价相符, 脱离了两个相符的概念, 就不可能有物业费高还是低的问题。默认的服务标准在成本上升、技术发展的情况下, 出现变动很正常, 例如人工值守变为无人值守, 关键在于变动之后新的供需双方意见如何表达。
没有一个真实的业主大会意志表达机制, 就没有供需相符、质价相符的问题。
在没有业委会的情况下, 物业公司凭借保安员逐户上门收集业主意见, 现场签字同意或不同意调涨物业费或支出专项维修资金, 对物业公司来说不仅存在违法的问题, 也存在内部管理操作失控的风险 (工作人员为完成任务死磨硬泡, 业主“抹不开面子”无奈签字, 反而积累不满) , 小区管理与服务更因此缺乏制衡机制, 小问题累积“不是在沉默中灭亡, 就在沉默中爆发”。
业主与业委会的原点:选了业委会, 会不会“被代表”?
无论从常识, 还是从法规来看, 决定小区物业费等重大事项的, 都是业主、业主大会, 而不是业主委员会。
业主委员会是一项伟大的事业, 这是一项“家事”, 给自己家里办事, 报酬当然不计或少计, 特区条例就规定津贴不得超过最低工资标准。这不是钱的问题, 是境界的问题, 是责任与荣誉的问题。
怎样确保业委会委员们在承担责任的同时得到荣誉、尊敬, 业主之间相互和谐?从业主的角度想, 怎样避免选出了业委会, 业主“被代表”?
透明是和谐的前提。要“一碗水端平”, 消除没有得到业主大会授权的“特权” (委员津贴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算作“特权”, 因此应由业主大会而不是业委会自己决定) , 包括消除业委会委员们的“信息特权”, 所有事务、所有财务至少要向全体业主全公开、全透明。现实中更多小区的问题, 不是业委会本身不透明, 而是物业服务本身不透明。例如业主们担心的业委会委员不交费甚至受贿, 另一面就是物业不收费与行贿。
业主与业委会之间能否实现透明互信, 2015年同样在布吉街道的两个小区呈现出截然相反的状况。
一个小区是中海怡翠山庄, 成本压力再加业主物业互信不足难以调费, 龙城物业主动撤离, 业委会也在一些业主投诉后被政府部门解散。在没有业委会的情况下, 街道办与社区工作站代为召开业主大会, 直接决定选聘万科物业, 而且物业费从1.65元上调至2.2元起, 停车月卡收费也从地面100元地下200元涨到150元和290元。
与中海怡翠山庄相对应, 同样是在布吉街道办, 另一个小区阳光花园, 认为万科物业等“太贵”“不划算”, 解聘了原来的物业公司, 业委会聘请职业经理人“自管小区”。
是否选举业委会?是否可以直接选择一家“好的物业公司”, 不必再选业委会?
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互联网时代和此前时代相比, 确立信任关系时, 个人的信誉与公司的品牌依然很重要, 但是个人的想法可能变化、公司的管理可能失控, 而相互制衡作为基本的制度原则, 必不可少。
网络时代大家都已经习惯的网购, 素昧平生的两个人、两个公司可以直接支付巨额货款, 靠的不是对方的个人信誉、对方的公司品牌, 而是海量的客户点评、网购平台提供的第三方支付平台等, 这也是市场化充分竞争的必要条件。
即使同样一个公司, 在不同小区的管理水平、不同小区的业主满意度也会有所不同, 公司越大越容易出现管理失控、质价难符等问题。
对这个问题, 深圳业主论坛以前讨论的时候, 我们归纳为:有什么样的业主, 有什么样的业委会, 就有什么样的物业管理处。
业主选出业委会之后是否“被代表”, 问题的关键在于物业与业委会运作是否透明, 小区良好运作的关键, 则在物业与业委会能否相互制衡, 既相互监督又相互支持, 实现业主大会权利的回归。
业主与政府的原点:完善“家规”, 以透明改变“清官难断家务事”
业主与业主之间的关系是“家务事”, 业主与物业公司之间的矛盾纠纷一定程度上也是“家务事”。
为什么这么说?比如法规规定召开业主大会要“送达全体业主”。可事实上讲, 无论是政府部门、业委会还是什么组织, 包括各方齐心协力召开业主大会, 怎么能够保证送达“全体”业主、一个都不能少?法规规定的信箱、电子邮箱、短信等方式, 发信箱, 业主可能不住在这儿;发短信, 电话可能早换了;电子邮箱, 同样可能换了。能确保送达每一个人吗?
罗湖区翠榕花园等等小区曾经遭遇这个问题, 深圳市中院二审判决的结果, 业委会在小区醒目位置公开张贴通告, 具有送达效力。其实, 法院判决的送达, 也未必能够保证送达每一位相关人的手中, 通告送达本身就是一种送达的有效方式。
虽然法院这样判决, 但送达全体业主的法规 (特别是市政府相关规定) 如此规定, 区住建部门、街道办依然应当执行, 所以一旦业主大会本身引发了争议, 无论提出争议的是物业公司还是部分业主, 召开业主大会没有履行送达全体业主这个程序, 即使过半数业主参会做出了多数决定, 也可能被基层政府予以撤销。这不是“偏心”与否的问题, 而是依法办事的问题。
怎么办?“家务事”尽量和谐协商办理, 即使出现未“送达”个别业主的情况, 也能在业主大会公开透明召开、业主意见真实表达的基础上互谅互让。最好的办法, 是在法规条文难以执行的情况下, 通过“家规”进行明确, 建立可执行的具体标准。
例如深透社业主大会和业委会议事规则模板中, 对于送达全体业主建议约定为“会议召集人以业主提前声明的小区信箱、手机号码、电子邮箱等联系方式, 向本区域全体业主送达表决票或选举票, 并告知业主表决票或选举票投放的地点和截止时间;若业主未提前声明其联系方式, 则会议召集人在本物业管理区域醒目位置张贴通告, 视为送达;若业主声明的联系方式为小区之外的邮递地址, 相关邮递费用由该业主承担”。
再如业主大会的过程监督, 依法业委会和业主大会相关会议应当告知基层政府派员参与, 事实上大家都知道, 即使基层政府全程派员参与, 也难以监督到所有细节, 难以确保所有表决严格依法进行。
龙华新区骏景华庭去年不再续聘物业公司的业主大会, 基层政府未派员参与, 业委会直接将所有表决票逐户公开、全透明, 街道办随后组织专人逐户调查投票情况是否真实。所有表决结果分户全透明 (可以隐去业主姓名, 只公布房号) , 本身就是最有效的监督, 能够防止业主、业委会、物业公司等任何一方在其中造假舞弊。
很多小区物业纠纷一出现, 业主们会感觉基层政府“偏心”物业公司。这种情况的出现, 往往是业主们入住之后很长时间没有关心小区事务, 突然有一天关心了, 是因为小区已经各种问题交织、积重难返。
解决“清官难断家务事”的问题, 一是要通过完善“家规”补充“法规”, 二是要通过对业主大会投票过程和结果全透明, 以透明的方式获得政府信用的背书。
政府与市场关系及其作用的边界 篇9
1 政府与市场的概念
1.1 政府
政府是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 是国家行政机关。
政府对于客观存在的公共事务, 需要一并承担。这些公共事务, 仅靠个人或企业难以完成, 比如说统一文字, 城市建设, 制定法规等。这些重大的, 在整个经济社会都发挥着重要作用的公共事务, 必须依靠, 也只能依靠政府完成。
政府活动主要分为以下五类:一是制定法律制度, 比如宪法的颁布;二是生产经营公共部门, 如电力、学校、铁路等;三是私人生产的作用, 比如政府补贴和政府贷款;四是产品或服务的购买;五是收入再分配。
1.2 市场
市场机制, 是一种将商品和劳务的买卖双方以价格高低为交易的依据, 双方协商共同决定各种商品和劳务的市场价格和交易数量的机制。二者的共同尺度是价格, 一方自愿放弃物品所有权或付出劳务, 来获取收益;另一方则付出金钱, 来获取物品所有权或得到劳务。市场的均衡状态, 出现在供求相等的情况下, 这个时候的价格也称之为均衡价格。
换言之, 市场其实是承认个人私欲和保护个人的产权制度。它不仅承认个人私欲, 还为个人的产权提供了保护。
2 政府与市场职能的边界
从世界范围来看, 中世纪时实行的是一种封建经济制度, 在这种制度下的经济活动大部分都通过政府、组织或贵族等控制。这种野蛮的制度随着文明的发展逐渐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弊端, 也在中世纪以后渐渐消失, 转变为了自由经济制度。自由经济制度的优点很明显, 没有政府的过多干预市场的繁荣速度特别快, 市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方式是消费, 消费越大市场也就越繁荣。可是, 由于消费的盲目扩大, 自由经济制度发展到最后会形成虚假的市场繁荣, 也就是说市场的数据和实际情况不相符合, 也就导致了经济泡沫。20世纪30年代的金融危机, 昭告了自由经济制度的衰退。与此同时, 混合经济制度开始悄无声息地发展了起来, 政府又开始逐渐介入经济活动的调控, 发挥经济职能。然而, 20世纪80年代时, 政府的手却又伸得过长, 甚至直接干预到了具体的经济活动, 这影响了市场发挥作用, 又削减了经济的增长, 带来了一系列的弊端。
在此背景下, 许多国家, 包括中国在内逐渐由计划经济体制纷纷转型为市场经济体制。这二者的主要区别是, 前者完全依靠政府调配供需, 而后者则由市场去调配供需。经济体制的转型虽然带来了短时间的经济动荡, 但对国家以后的经济增长作用不容小觑。
综上所述, 政府职能和市场职能都是有作用边界的, 一旦超出了这个边界经济活动就会出现问题。一般来说, 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 只能出现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 即市场已经不能有效完成资源的配置了。
3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3.1 相互替代
相互替代, 是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第一种。也就是说, 在经济活动中, 政府与市场所发挥的作用是可以替代的, 此消彼长。如何规定要获得一定产量, 选择发挥政府职能来获取该产量时, 则要放弃一定的市场机制;若选择通过发挥市场的机制来获取, 则要牺牲一定的政府职能。在政府与市场关系处于相互替代的时候, 存在一个均衡点, 在这个均衡点上政府消耗的成本与市场消耗的费用带来的经济效益是相等的。因此, 该均衡点也被称为二者的有效边界。所以,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是一直趋向该均衡点发展的。比如说, 政府消耗的成本增加了, 且增加的成本大于市场减少消耗的费用, 那么我们就要加大市场的机制作用以达到均衡点。相反的, 如果政府所增加的成本小于市场减少消耗的交易费用, 那么则要加大政府的职能作用。简而言之, 就是通过比较政府职能的边际成本和市场机制的边际成本的大小, 若前者大于后者, 则扩大市场作用;若前者小于后者, 则扩大政府作用。同理, 政府也可以通过比较一项新政策出台以后, 节约的政府成本与增加的市场费用, 来分析该政策是否应该实施。
3.2 相互补充
相互补充, 是政府与市场的第二种关系。通常情况下, 相互替代出现的情况较少, 更普遍的是政府与市场之间的互补关系。在如今的市场经济体制下, 由于市场作用占据着主导地位, 决定着资源配置的方案, 所以这种补充关系主要是政府职能对市场机制的补充。这种相互补充的关系, 主要体现在市场机制加强时, 政府职能不但不会衰弱, 反而会有一定的增强, 以便更好地补充市场机制。当政府职能对市场机制发挥补充作用时, 主要表现在市场与政府的共同作用下, 带来的净收益要高于市场单独作用。换言之, 市场机制的作用发挥需要政府职能恰当的辅助。同样的, 当市场机制对政府职能发挥补充作用时, 则表现在政府与市场共同作用下, 带来的净收益要高于政府单独作用。也就是说, 政府职能的作用发挥需要市场机制适度的发挥作用。政府与市场相互补充的均衡点, 发生在两方共同作用带来的净收益等于发挥主要作用的那一方带来的净收益。比如说, 政府职能对市场机制发挥补充作用时, 当二者共同作用的净收益大于市场机制单独作用时, 则继续加大政府作用;小于市场机制单独作用时, 则要减少政府作用。市场机制对政府职能补充时, 也是一样的。
3.3 完全排斥
完全排斥, 是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第三种关系。这种情况下的政府与市场是有你没我, 政府可以完成的事, 市场不能插手, 或者说即使插手也无法提供有效的帮助, 只能通过不断地完善政府职能或发挥政府作用来达到目标, 比如说国防产品的生产。同理, 市场可以完成的事, 政府即使插手也无济于事, 职能依靠市场机制来调节, 比如说纯私营产品的生产。在政府与市场关系处于完全排斥的情况下, 政府职能所增加的成本, 永远大于市场节约的费用;或者市场机制所增加的费用, 只会大于政府职能减少的成本。在政府与市场完全排斥时, 如果强行干预会导致资源配置降低。完全排斥的均衡点, 处于政府职能和市场机制的有效边界。政府职能的均衡点, 就是政府的边际成本。若小于均衡点则加大政府成本, 大于均衡点则降低政府成本, 市场不进行干预。同理, 市场机制的均衡点, 就是市场的边际成本。若小于均衡点, 则加大市场费用, 大于均衡点则降低市场费用, 政府不进行干预。二者相互排斥, 相互制约。
3.4 共同失灵
共同失灵, 是政府与市场的最后一种关系。在这种情况下, 无论是政府职能还是市场机制, 都无法发挥作用。出现共同失灵情况时, 不论是政府单独发挥作用, 还是市场单独发挥作用, 或者是二者共同作用, 所消耗的成本都大于其费用。当市场失灵时, 并不是所有的市场都失灵, 还是会有有效市场存在的, 同理, 政府失灵时也会有有效政府存在。有效市场中市场可以以较低的价格、最快的速度实现信息的反馈和资源的最优配置。在有效市场出现时, 则可以做到校正市场缺陷, 但不能有多余行为。然而, 仅靠有效政府来解决市场失灵是不够的, 而且很有可能会造成政府失灵。因为政府的效率和正确性不一定是最优的, 并且政府对市场进行调控时往往影响企业以及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一旦政府失灵, 政府又会再次调节之前的错误, 让市场机制来发挥作用, 这其实又容易造成市场失灵。也就是说, 会形成一个从有效市场, 到市场失灵, 再到有效政府, 政府失灵的循环。不过, 从现实的角度分析, 有效市场和有效政府不会存在, 所以会有从市场作用, 市场失灵, 政府解决失灵, 政府失灵, 市场再次作用的循环。
4 结语
本文主要根据政府与市场的作用边界, 以及二者本身的特点规律展开讨论, 探讨他们之间的问题。目前, 要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 仍需要以市场机制来发挥基础性作用, 政府进行有效的补充和引导, 对于市场无法解决的问题, 需要政府提供相应规则, 保护弱势群体, 除此之外, 还需要解决市场需求、资本供给和企业活力这三大问题, 营造一个和谐平等的市场环境。
参考文献
[1]温正胞.“无边界”及其挑战:全球化视域下政府、高等教育与市场的关系[J].比较教育研究, 2010 (02) .
重塑政府与市场关系 篇10
关键词：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强政府”模式
“强政府”目标蕴涵, 项目编号为QY200916。 (注:本文为结题成果论文)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 中国政府职能转变应选择何种目标模式, 这是一个战略抉择。“强政府”模式是我国政府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 特别是在WTO体制条件下的必然选择。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释放了社会、市场的力量, “强政府”模式的构建要求我们必须以正确分析政府与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基础。
一、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主要是社会公平与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 但从根本上说, “政府与市场其实都是人类为解决资源稀缺问题而设置的特定制度安排”[1]。因此, 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 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是进行政府职能目标模式战略决择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之一。
(1) 政府与国内市场。政府在发展本国市场经济中的职能主要限定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政府必须有效的推进国内市场的统一, 培育和完善市场体系, 引导国内市场经济更加适合全球经济发展的需要, 提高我国市场参与全球市场经济的竞争能力;二是政府应该在市场经济的运行中, 依照各种法律和法规对各种经济活动进行有效的监督, 规范市场主体行为, 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三是政府应该向社会提供全面的服务, 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和救助制度, 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 培养并提高他们的市场竞争能力, 以及提供优质的社会公共产品和服务, 保护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外在环境。
(2) 政府与全球市场。政府与全球市场的关系不同于与国内市场的关系, 应主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全球化的推进, 使一国的国内市场逐渐延伸至全球, 中国政府能否处理好与国内市场的关系, 也将大大影响我国参与全球市场的能力;二是全球治理理论的兴起, 为一国政府与其它国家政府之间的关系处理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野;三是全球化的推进, 各国经济相互依赖程度的提高, 使各国政府之间基于市场基础的经济协调进一步加强, 显现国内问题国际化, 国际问题国内化的现象;四是在处理与全球市场关系中, 必须加强各国国家政府在全球经济中步调的一致性, 一国政府成为参与国际分工体系的政策的倡议者而不是制定者, 这需要一系列的协调机制保障。
二、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从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历史考察来看, 社会先于政府而存在, 政府是基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需要而派生出来的, 其目标就是作为社会权力的被委托者进行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这里, 我们主要把握四种“政府—社会”关系模式。
一是强位政府-弱位社会模式。这种类型的国家一般政治统治功能强大, 社会管理职能相对萎缩, 社会自治程度不高;二是弱位政府-强位社会模式。在这种政体中, 缺乏有效的政府机构, 其政治制度化程度低而社会参与程度高, 社会自治混乱;三是强位政府-强位社会模式。在这种类型模式中, 一方面, 其政府机构具有很强的自主性, 另一方面, 社会力量及其组织化程度也相当高, 能够以强有力的地位与政府在制度框架内进行对话;四是弱位政府-弱位社会模式。这种类型模式的特点主要是既缺乏强有力的政府, 又缺乏强有力的社会整合机制, 市民社会发育程度较低, 强有力的社会力量难以形成。[2]
我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基本上属于强位政府一弱位社会模式, 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使社会、市场的力量充分释放出来, 社会利益的诉求主体日益多元化, 客观上需要一个强位社会, 以弥补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权威真空;同时, 社会力量的释放, 社会利益主体的多元化, 使社会利益整合的困难加剧, 另外, 由于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政府驾驭经济、社会问题风险的加大, 客观上也要求建立强位政府。
三、政府职能目标:“强政府”模式的特点
通过以上对经济全球化政府管理理念转变的思考, 和对政府与市场、社会关系的分析, 以及对于中国现实国情的思考:中国是个正在崛起的大国, 一个发展中国家, 我们应把选择强位政府作为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政府职能目标模式的首要选择。因此, 在把握政府与市场、社会关系的基础上, “强政府”的特点主要表现在:
(1) 强政府是经济全球化下对“大社会、小政府”模式要求的理想政府目标模式, 应是一个“小而强”的政府。在政府权力运作方式上, 强政府的权力运行已不再是传统的权力单向度的运行, 而是层层选择, 逐级授予的双向度运行。
(2) 强政府是一个有责任的政府。强政府更强调对社会成员的服务, 服务于社会成员本身就是一种责任。同时, 强政府应是一个合法性基础牢固的政府。
(3) 强政府是一个法治的政府。必须以法律的形式限制政府权力过度运用, 以法律的权威来铲除政府中权力恶性膨胀的毒瘤。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 我们应该以法律作为政府与社会的界碑, 通过法律来让政府知道政府应该作什么, 不应该作什么。
(4) 强政府是一个有效的政府。强政府的构建, 必须基于政府管理理念转变。服务为核心的行政文化理念是构建有效政府的主题和灵魂。服务是政府的责任, 勇于承担起这种责任才算得上是有效的政府。
四、结语
综上所述, 经济全球化, 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后, 这种外部环境的变化呼唤的是“强位政府-强位社会”类型的国家。两强模式的出现必然寄希望于强强联合, 特别是治理理论的要求, 使我们开始从“善治”这个角度进行把握, 要求政府与社会的强势合作, 以共同应对与化解全球化带来的挑战, 同时抓住机遇。所以, 中国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 是一个政府加强自身建设、提升政府能力, 构建强位政府的过程, 也是一个政府还权于社会的过程。
参考文献
[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M].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7.
[2].李双良等编著, 中国政府职能转变问题报告[M].中国发展出版社北京, 2003.136, 170-171, 115.
[3].吴爱明等编著, 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 2004.6.
[4].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变革世界中的政府[J].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7.
[5].彭向刚, 中国“入世”后政府的职能转变及行为调整[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3 (7) .
重塑政府与市场关系 篇11
1.市场经济的自身调节机制并不健全
(1) 市场调节的先天缺陷
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 市场并非是万能的。从调节作用上来看, 市场自身在发挥调节作用的过程中具有滞后性与盲目性的不利特点。也就是说,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 市场很难完全依靠自身调节来保障自身的健康有序发展。对于我国而言, 经济市场的总体规模是十分巨大的, 市场不同区域之间的联系也并非十分紧密。纵观我国当前的经济格局, 地域与地域之间的发展程度存在较大差距, 市场需求信息的传递也存在滞后性。例如, 某一企业受市场需求的影响研发了一项新产品并获得了巨大的市场成功, 同行业企业往往会进行效仿, 并逐渐开始进入这一领域。但是由于市场信息传递的滞后性, 一些企业对于市场需求总量的估算往往会建立在猜测基础之上, 且对于自身产品进入市场的前景估算也过于乐观。但是市场的需求量却是固定的, 随着市场需求的日益饱和, 后进入市场产品的推广销售工作无疑会受到致命影响。在市场饱和的前提下, 持续进入这一市场领域的企业无疑会遭受到巨大的经济损失, 造成市场资源配置的巨大浪费。
与此同时, 企业在市场资源的配置过程中也存在有一定的盲目性。市场的所谓调节作用拥有一个前提与基础, 即市场资源的配置过程受信息传播滞后性与人为因素的影响, 往往缺乏一定的计划与步骤。面对特殊的市场资源需求时, 受市场调节盲目性特点的影响, 市场自身所具有的调节机制往往很难发挥出原有作用。
(2) 市场行业垄断的出现
伴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 市场环境中会有一些企业因自身生产经营问题而遭到市场淘汰, 同样也会有一些企业因生产经营优势而不断发展壮大。当企业于某一市场领域中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 市场经济环境下的自然垄断也会随之而来。市场经济条件下, 一些企业往往会利用自身庞大的资本基础与技术实力不断挤压同行业其他企业的生存发展空间, 进而掌握该行业的服务产业链。而一旦市场经济环境中某一领域的服务产业链被一家或几家企业所掌握, 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特性与资源的合理配置往往也就不复存在。在这样的背景下, 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必然受到致命影响。
(3) 区域市场外部资本的恶意入侵
市场全球化背景下, 区域市场的联系日渐紧密。为争夺区域市场的实际控制权, 区域市场外部资本经常会以恶意竞争为目的发动入侵行为。这一行为最主要的表现即为倾销行为。利用资本优势, 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 一些企业往往会将自身产品与服务以低于成本价值的价格倾销到目标市场之中。通过这种恶意竞争行为, 区域市场的本土生产商、服务商乃至于经销商均会受到致命打击, 进而丧失发展的空间。一旦外部资本消灭了相应行业的本土企业以及竞争对手, 随即便会大幅度提升自身产品与服务的销售价格, 进而对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造成巨大破坏, 严重影响市场经济环境下的公平竞争。
2.政府监管可以有效保障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
市场经济在自主发展过程中, 往往存在一定的问题, 例如市场失灵问题、恶意竞争问题。面对诸多发展问题, 我们不难发现单纯依赖于市场自身的调节功能, 很难保障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以提倡绝对自由竞争与杜绝政府干预市场的西方国家为例, 其市场经济体制构建时间较长, 政府对市场的监管程度相对较低, 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也较为良好。但是也正因为如此, 西方国家政府在对市场经济进行监管的过程中, 受到的掣肘往往非常之大。由于政府监管的缺失, 西方国家市场之中垄断现象普遍出现, 周期性经济危机更是难以掌控。
事实已经证明, 紧靠公平竞争原则, 杜绝政府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监管行为, 市场经济不可能获得健康有序的可持续发展。政府监管的缺失最终只能带来诸如经济危机、垄断等市场经济问题。通过对西方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进行研究我们不难发现, 即便是对于崇拜绝对市场竞争自由的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而言, 其政府对市场经济发展所进行的监管也日渐被认可。因此, 可以说政府监管已经成为了保障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的必要因素。
二、政府监管对市场经济发展的影响
1.保障国民经济的平稳协调发展
基于市场调节滞后性与盲目性的特点, 政府无疑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市场, 引导相应的市场资源进行正确配置。仅以我国为例。改革开放之后在我国政府的主导之下, 我国社会经济体制经历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历史性转变。进入21 世纪以来, 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日渐完善, 取得了一系列令世人瞩目的经济发展成果。但即便如此,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仍存有一定问题。诸如产业结构不合理、能源结构不合理、地区发展差距明显等问题, 无一不束缚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进步。基于我国巨大的社会经济总量而言, 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市场自发调节, 其滞后性与盲目性往往更为明显, 后果也更为可怕。因此出于保障我国国民经济健康平稳发展的需要, 我国政府积极实行了“宏观调控”政策。近年来, 通过“宏观调控”政策的施行, 我国基本实现了国民经济的健康平稳有序发展, 促进了国内不同区域市场的共同进步, 有利的维护了我市场经济的繁荣稳定发展。与此同时, 在应对经济危机等事件的过程之中, 正是得益于“宏观调控”政策的娴熟应用, 我国通过政府主导的一系列监管行为, 成功的减轻了诸如金融危机等事件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所造成的损失。
2.保障市场公平竞争, 防止市场垄断行为出现
依托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市场因素单独进行调节, 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必然将不复存在。缺少政府监管的市场经济发展, 其后果只能是市场公平竞争环境的恶化以及市场垄断的广泛出现。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公平竞争原则下隐含的核心要素是弱肉强食。掌握了市场需求且自身发展良好的企业, 必然会逐步侵占其它企业的市场利润空间与发展空间。而当一个行业被一家或几家企业所控制, 形成垄断, 那么区域市场的竞争自然而然也就消失了。由于缺失竞争压力, 垄断企业在缺少竞争对手的前提下, 无论是企业发展速度亦或是改革进程, 速度均会有所下降, 甚至陷入到停滞状态之中。同时, 在自身市场服务的价值收取过程中, 垄断企业也可以随心所欲订立服务价格与相关衍生服务内容。
更为严重的是, 缺乏政府监管, 诸多的市场不公平竞争行为也将涌现。最为普遍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不公平竞争行为应属倾销行为。如果缺乏政府的监管与控制, 倾销行为无疑可以轻易的摧毁一个企业在某一个区域市场的所有竞争对手。而在没有竞争对手的环境背景下, 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必然受到巨大影响。
三、政府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监管问题
1.政府监管失灵问题
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市场的调节作用并非是万能的, 对于政府而言同样如此。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政府的调控行为并非绝对奏效, 政府监管失灵的问题十分普遍多见。政府在实施诸如“宏观调控”政策等监管行为的过程中, 往往需要经历三个主要步骤, 即信息收集、决策制定、行政实施。简单来讲, 就是政府通过各个渠道对当前市场经济发展现状进行研究掌握, 一旦发现问题所在, 即迅速制定相关政策与监管策略, 最后运用多种调控方式予以实施, 例如立法、税收、加强执法手段等。
因此毫无疑问, 对于政府而言往往需要对市场经济发展现状进行一定程度的评估, 进而根据相关数据开展具体的监管行为。但是对于市场经济体制而言市场规模越大, 则政府开展监管的难度与复杂程度越高。诸如信息统计错误、监管行为决策错误、调控政策实施错误, 均有可能对政府的监管行为造成巨大影响, 进而导致政府的监管行为未能取得应有预期效果。应该说在政府对市场经济发展的监管过程之中, 政府监管失灵问题是政府监管所面临的最大问题, 也是最为严重问题。诸如“宏观调控”等政府监管行为的展开, 其背景往往是市场经济发展遭遇到了一定问题与困难。而一旦基于如此背景的政府监管行为未能取得应有效果, 或出现了政府监管的失灵现象, 那么对于市场经济体制而言, 其发展无疑将受到重大影响。
2.政府监管边界模糊问题
对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而言, 缺少政府对市场经济发展的监管, 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必然无法得到保障。但是一旦政府过度介入了市场经济的发展, 对于市场经济而言也必然会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因此, 在政府开展对市场经济的监管过程中, 政府监管的边界模糊问题往往是政府所面临的监管难题之一。政府监管边界问题, 即为政府在开展对市场经济发展的监管过程中, 究竟什么该管, 什么不该管, 管的程度又该如何的问题。
一旦政府在对市场经济的监管过程中, 管的范围过宽、管的程度过大, 往往会对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市场经济体制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 已经形成了自身独特的运行机制与调控机制。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完善, 在其运行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一定的问题。政府监管的必要性之所在, 即为在市场经济发展出现问题时, 通过自身监管行为促使市场经济体制回到正确的运行轨道。但是在政府监管职能的实施过程中, 过度的干预与不合理的干预非但不能使市场经济回归正确的发展轨道, 反而会对市场经济发展造成更加不利的影响。
四、政府开展对市场经济发展监管的相关建议
1.加强政府监管工作效率, 构建完善的监管体制
对于政府而言, 面对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监管失灵问题, 唯有加强政府监管工作效率, 构建完善的监管体制才能够有效保障政府对市场经济发展监管工作的高效、有效进行。在对市场经济基本信息的了解过程中, 政府必须第一时间获得相关信息并开展对相关信息的分析研究工作。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的变化是瞬息万变的, 唯有切实提升信息的收集分析与整理速度, 才能够保障政府对市场经济开展监督的整体效率。与此同时, 政府在制定监管决策的过程中, 必须做到监管决策出具迅速准确, 且能够为监管工作的实施创作出更好的条件。尤为重要的是, 政府必须依托自身行政网络, 构建完善的针对市场经济发展的监督监管体制。进而通过体系化发展建设工作, 保障政府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高效监管。
2.明确政府对市场经济监管的边界问题
边界问题是政府开展对市场经济发展监管的核心问题之一。在监管过程中, 政府必须着重明确政府对市场经济监管的范围、内容以及监管行为适用的程序。政府应通过立法等手段, 建立一个标准化、程序化的政府监管介入流程, 从信息收集、决策制定、监管实施、后续评估、监督问责等几个方面, 合理制定规章制度, 加强法律法规的立法工作。合理解决政府在开展对社会经济监管过程中的边界模糊问题。
五、结语
市场经济体制存有一定优越性, 但同时也存在诸如市场调节机制不健全的发展问题。脱离政府监管的市场经济行为, 市场的公平竞争原则是很难得以实现的。市场经济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康、有序发展必然建立在一定的政府监管基础之上。应该说, 政府监管可以最大程度的保障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 确保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实现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发展。出于保障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的目的, 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均对本国企业市场经济发展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政府监管。通过对企业市场经济发展与政府监管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工作, 无疑能够助力于政府监管职能得以更好实现, 引导我国市场经济快速发展。
关键词：市场经济,政府监管,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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