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客户关系（精选11篇）
重塑客户关系 篇1
从神农尝百草为民治病到张仲景、华佗、李时针历尽艰辛济世救民;从“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白求恩大夫到“非碘”肆虐时期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的新时期的“白衣天使”, 在世人的心目中医生这一职业是何其崇高而又圣洁。岂料当今社会医疗成为百姓生活中的热点和难点, 医生的形象受损, 医患矛盾频繁, 为当今构建和谐社会中极不和谐的音符, 如何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重塑白衣天使形象, 已经刻不容缓地摆到我们每位医务人员特别是医院管理者的面前。
1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分析
1.1 医患双方缺乏应有的诚信, 是造成医患关系紧张的思想根源。当今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 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 整个社会诚信度有所降低, 医疗市场也不例外, 医患之间缺乏信任、缺乏理解, 不能换位思考, 部分医务人员不能设身处地的为患者着想, 而是较多的考虑医疗机构和自身的利益, 而患者也是对医疗服务缺乏理解[1]。有不少患者就诊时不提供以前的病历, 更有甚者, 一些患者还随身带录音笔、录音机、或录像机。一些医务人员为了求得安宁, 也会一些做自我保护措施:如不愿意接触疑难患者、对有风险的手术选择放弃手术, 有的医务人员把患者当作潜在发生纠纷的对象, 对可做可不做的检查, 为防“举证倒置”而选择检查, 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自己也助长了过度医疗。医患互不信任, 互相提防, 加之部分媒体的不负责任的失实报道、对医务人员的负面宣传, 更是加剧了医患双方的猜疑。这是造成医患关系紧张的思想根源。
1.2 医疗市场失控, 医疗价格不断攀升是造成医患关系紧张的关键。这几年, 医疗费用已成为病人和社会各界最关注的热点问题。据卫生部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显示[2], 近5年来, 人均门诊和住院费用平均每年分别增长13%和11%, 明显高于人们收入增长幅度 (城市8.9%, 农村2.4%) 。据统计, 我国约有48.9%的居民生病不去看医生, 经医生诊断该住院治疗而未住院治疗的达29.6%;而生病未就诊未采取任何措施的患者中, 有38.2%是由于经济困难, 应该住院而未住院患者中70%是由于医疗费用过高。人们看不起病, 不得不看时, 花钱得不到他们认为应与付费相等的治疗, 必然产生医患矛盾。而在市场经济下, 国家对医院仍然定性为公益福利性质, 但国家对医院的总体投入仅是医院需要的10%, 医院需要的90%靠自己挣, 医院公益性质淡化, 而医药体制不健全、医药购销市场中间环节过多和层层盘剥, 虚高的药价和巨额的空间利润, 加重了患者的医疗负担, 必然产生利益冲突这是造成医患关系紧张的经济根源。
1.3 医疗服务水平与人民群众医疗服务需求之间的“落差”是医患关系紧张的催化剂。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其对健康的需求也不断增强, 一旦生病住进医院特别是三级医院, 其心理上感觉好像进入了“保险箱”, 疾病只能好转或痊愈而不能恶化, 更不能出现死亡, 否则患者及家属就想不通, 就是医方有责任, 就得拿医生示问, 患者对医院和医务人员的期望值过高, 超出医院和医务人员现有的医疗技术水平和能力要求, 而在医疗过程中确实有一些医务人员由于医疗质量、制度落实、工作责任心和医德医风等方面存在薄弱环节而发生一些不该发生的问题, 这是造成医患关系紧张的催化剂。
2构建和谐医患关系重塑白衣天使形象的措施
2.1 加强医患双方沟通理解, 使双方建立积极的情感联系是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基础保证。医务人员在步入医学殿堂时都曾经用希波克拉底誓言和南丁格尔誓言要求和勉励自己 :“将患者的健康和生命放在首位, 为患者的安康而贡献终生。”医学教育联合会《福冈宣言》指出:“所有医生必须学会交流和处理人际关系的技能。缺乏共鸣 (同情) 应该看作与技术不够一样, 是无能力的表现。”作为医务人员在医患沟通方面拥有主动性, 医务人员掌握专业知识和医疗技术, 患者把自己的健康和生命托付给医务人员, 往往对其言听计从, 如果医务人员设身处地为患者着想, 把患者担心的事讲清楚, 讲明白, 帮助患者选择既保证医疗质量, 又能够减少费用支出的治疗方法, 将心比心, 患者必然会理解医务人员的工作。我院在医患沟通方面做了许多积极的探索如:成立医患沟通领导小组, 制定医患沟通有关制度, 制定医患沟通的具体操作方法, 基本上做到了门诊及住院病人就医过程均贯穿医患沟通, 实践证明:只有医务工作者充分尊重患者的知情权、选择权, 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 才能使患者积极支持, 配合诊疗工作。医疗工作具有高技术性和高风险性, 必须通过媒体等宣传手段创造一个有利于医患沟通的社会环境, 让社会和患者理解就医的高期望值和现代医疗技术之间的客观矛盾, 尽管医学技术在日新月异不断进步, 我们也无可否认, 面对很多复杂的疾病, 医务人员尽管作出了最大的努力依然是力不从心, 回天乏力, 必须信任医务人员能够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患者的健康服务, 有些治疗不够理想, 责任并不全在医生, 患者应该有接受现实的担当。在医学不断探索和发展的过程中, 不仅需要医务人员奋力拼搏求索, 同时需要全社会的理解, 需要广大患者的支持和包容。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医疗事业的发展, 造福于患者。
2、2 改革卫生服务体制, 降低医疗费用, 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众健康需求是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关键所在。当前卫生工作中存在的基本矛盾是群众越来越高的卫生健康需求与该水平医疗服务的供应严重不足之间的矛盾, 集中的表现就是看病难, 看病贵[1]。对此, 中央已高度重视,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五次集体学习时, 胡锦涛总书记强调:医疗卫生事业是造福人民的事业, 关系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关系千家万户的幸福安康, 也关系社会经济协调发展, 关系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各级党委和政府都要切实把发展医疗卫生事业、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走中国特色医疗卫生改革发展道路, 加快医疗卫生改革步伐, 努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卫生部党组书记高强在全国副省级城市卫生局长联商会议上指出:卫生系统改革的目标, 就是要人人都享受到基本卫生保健服务, 就是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 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这是实现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重要体现, 是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举措, 也是卫生系统义不容辞的责任。发展卫生事业需要进一步强化政府的责任, 在实际工作中坚持公共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质不动摇, 严格监督管理, 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卫生保健制度, 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 整顿药品生产和流通秩序, 挤干中间“水分”, 降低药品虚高价格, 让利于患者, 为人民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
2、3增强医务人员服务意识, 提高医疗服务质量是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必要措施。首先要端正医院管理者的经营思想, 要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医院和全体医务工作者都必须认识自己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所处的重要作用和地位, 在进行医院发展决策和制度建设时, 要以维护人民群众的健康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坚持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小康社会服务的方向, 医务人员的白衣天使形象是建立在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基础之上的。这就要求医务工作者不断探索医学未知领域, 不断提高技术水平, 同时, 通过“八荣八耻”教育来推动医院的医德医风建设, 要培养高尚的医德情操, 牢固树立“为民意识”, 坚决抵制“红包”、“回扣”、“开单提成”等不规范行为, 牢固树立“责任意识”, 从服务态度、医疗质量、医疗费用、服务流程、服务环境等各个方面严格要求, 以适宜的价格为人民群众提供安全、高效、优质的医疗服务, 为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做出医务人员应有的贡献。
摘要：文章对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进行认真分析, 指出医患双方缺乏诚信, 是造成医患关系紧张的思想根源;医疗市场失控, 医疗价格不断攀升是造成医患关系紧张的关键;医疗服务水平与人民群众医疗服务需求之间的“落差”是医患紧张的催化剂。提出重塑白衣天使形象必须加强医患双方沟通理解, 使双方建立积极的情感联系是构建和谐医患庆系的基础保证;改革医疗服务体系, 降低医疗费用, 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中低群众健康需求是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关键所在;增强医务人员服务意识, 提高医疗服务质量是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必要措施。
关键词：构建,医患关系,重塑,形象
参考文献
[1]高强.加强沟通, 构建和谐医患关系[J].中国医院, 2005;11 (11) :1~4.
[2]赵明奎.医疗费用过高是医患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J].医学与哲学, 2005;2 (26) 285.
重塑客户关系 篇2
重塑师生关系是心理辅导的关键
传统的教育学生的方法是通过说理的方法使学生晓之以理，任何事情都以道理、纪律来管束学生。现实中，这样的方法的确可以纠正不少学生的不良品行，但在实际工作中，也有相当数量的学生，他们心中虽若干的道理，可以说你所说的道理他们也知晓，但他们却与“道理”背道而驰，好像他们克制不了自己的冲动，过后又后悔不已，教师教后，他们自责、后悔，但一转眼却又旧病复发，周而复始，一步步地走向自弃、自责、自卑、反判的境地。在实际操作中，我们传统的“以理服人”、“以情动人”、甚至“以罚压人”等方法对于教育者来说，往往是教而不服的。没有所谓完美的人性，教育者与被教育者同样是不完美的，教育者高高在上，被教育者居于下位，这样处于君臣、父子之关系是不有利于教育的。
很多教师很少去探索自己成长的历程而从中去找到解决的方法，简单来说，你曾经是这个年纪，你当时怎样，是不是处于现在的标尺上，当时周围的人怎样，角色变了、年纪长了会影响对自我的认识的。换个角度去、设身处地去想，这样才有利于开展工作。
把师道尊严的方法固着起来，务必会阻碍这种工作的开展，放下架子与学生建立新型的、建设性的`人际关系，才有利于心理辅导工作的开展。建立新型的建设性的即非一般的或传统的关系，其实是利用一种尊重学生、非评判性的能进行有效沟通及教育的方法所建立起来的关系。
品行不良学生的发展是我们必须应该理解的，他们的人格我们也必须尊重，这都是无条件的。非评判性态度是使学生感到轻松的重要因素，它可以使学生无所顾忌，从而把内心世界展现在你面前，随意给出评判性结论，势必会造成学生的紧张、压抑、自我保护，沟通就会失败。从心理学角度去理解当事人，只说明对他的行为或情绪发生的规律或必然性有了肯定的看法，而对其社会效应和其它后果仍是一种保留态度，这种表态又能给后来的教育留有余地。
建立这种关系，有效的沟通是其重点。会谈是其重要的手段，所以与他们交谈，听比说更重要，在开展工作时，学会倾听是每个教师所必备的条件之一。其实，学生讲的过程也是其自我探索的过程，适时问，有利于这种探索有目的地进行，这就要求我们不用或少用质问式谈话，这样往往会使学生自我封闭起来，适时针对性的解释、有目的的开放性谈话有利于学生开放性地自我探索。只有这样沟通才是有效的。
在此基础上发泄、转移、升华等心理手段，采用认知、行为等 正的方法来对学生进行有效的纠正和教育。
重塑乡村社区的人地关系 篇3
这是村里第一批重建房，有40户人家，都是在地震中房屋损毁最严重、从两边山上搬下来的人家。地震把山给震垮下来，埋了他们的屋。地震过后，山上不能再住了。
村里共有108户需要重建的房子，将分三批建成。作为阿坝州灾后重建和新农村建设的试点，村里采用的是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的方式，原本习惯散居的村民们被集中在重新规划的住宅区域里。村民们将住上户户相连规格统一的房子。作为房屋主体结构的轻钢材料已运抵，有关领导和媒体也赶来，等着见证这个试点工程第一次架起房梁。
房屋的设计者、台湾来的建筑师谢英俊却说没办法按照预定的日期起钢架，因为钢材的规格有很多不符合要求，施工现场也有很多不合规格、背离原设计的问题，他说：“问题不解决，钢架不能立。”草坡的村民们不乏参加过建设北京著名建筑“鸟巢”和中央电视台新楼的能工巧匠，很多人不理解，有啥不能挪一分让一分的？谢英俊说：“我们这个房子，要求的精度比“鸟巢”和中央电视台新楼还要高。”
村民也并不显得那么一团和气，他们并不关心钢架是不是马上立起来，而是对即将建起来的房子有不少意见：“太小咯，东西都不得地方放！”“这房子盖不起，哪里去找这么多钱？”于是在自家的工地上，有人放大自己的宅地面积，挤占公共空间，把地基做得歪歪扭扭。按照原本房屋设计图精确定制的钢架结构，根本不能在这样的地基上搭建起来。
一个从政府、民间都极为关注并寄予希望的灾后重建项目，运作起来似乎远离想象中的理想状态。
台湾邵族的村落重建与文化重建
谢英俊是台湾著名的建筑师。他的著名，并不因为设计建造了什么标志性大楼或享有盛名的房地产项目，而因为他是当今这个以都市与财富作为价值标准的主流建筑圈之外的“异类”——他的工作重心是给农民盖房，认为给几亿中国农民盖房“是天大地大的事情”。他有一套完整的、帮助农民以省俭和可持续发展方式建房的设计理念，甚至带领自己的团队开发出一个先进的、适于乡村房屋建设的设计软件。
中国农民似乎永远不变的主题就是：农民打工挣钱→盖房子→娶妻生子→再打工挣钱→盖房子→娶妻生子……谢英俊认为：“很多农民穷一辈子之力盖一个又不抗震、又不环保、不堪使用的建筑，而且从黑龙江到海南岛的农民都盖一样房子，太不值了。”
他觉得，很多农村人认为到城市里打工更容易赚钱其实是一种想象，因为在外面看起来工资多，然而开销也大。而在村子里看起来一天只挣二十块钱，但还能养鸡养鸭、种田等等。在他看来，中国农村的问题要真正解决其实是在农村，关键在于怎样创造农村自己的价值：“最简单的问题就是，你与其费力多挣两万块去付建房工人的工资，不如你手里有两万块，大家帮你来建房，然后别人准备好要建的时候大家又帮他建，自己就解决了问题。这就有效利用了劳动力，而且在农村剩余的劳动力本来就太多了。都出去打工，哪儿有那么多工好打？尤其在中国发展建设的高峰过去之后。”
针对这种状况，他所倡导的建屋方式是：组织当地农民自助协力造屋，以劳动力来弥补资金的不足。在他制定的“可持续建筑实践”的目标中这样写道：“将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与互助换工的优良传统结合……降低对主流营建市场的依赖，对货币的依赖”，“简化构法，让非专业者皆能参与劳作”。
同时，他主张大家就地取材，用当地现有的木材（包括老房子拆下的旧木材）、泥土、石头、秸秆等等来建造房屋，比起通常农村所盖的砖房、水泥小洋楼，不仅原材料和劳动力的货币成本大大降低，而且更为环保、舒适，房屋抗震能力强且冬暖夏凉，所有材料均可回收再利用。并且，由于这种房屋建设方式对工艺技术要求不高，便于农民上手操作，协力造屋的施工队还能以建造此类房屋为生计，因此形成产业，不必单打独斗苦苦寻求打工机会。谢英俊所倡导的“环保”和“可持续”不仅仅是房屋的概念，而是立体的自然与人文环境共建的过程。
1999年台湾“9·21”大地震过后，谢英俊的建房理念，首次因为给日月潭中部的邵族人重建村落而得以实践。当时，仅存不足300人的邵族人不仅面临建房的问题，更面临着族群灭绝的根本危机。谢英俊带领自己的团队，就地取材，在族人们协力造屋的参与下完成了邵族人居住的生态建筑，重建了整个民族的生活、文化与精神传承。从建筑设计、结构、材质、施工，到整体空间的规划运用，不是仅从建筑师个人的意志出发，更融入了邵族人本身对于个体生活以及族群生活的想象。在单个建筑的材质与结构上，照顾到邵族本身既有的生态机能与空间习惯。在整体社区的规划上，既符合家庭生活需求也符合族群祭仪需求。穷困的邵族人不依靠建筑开发商、不用银行按揭贷款、不用钢筋水泥，便完成了村落的重建。同时，一个族群的文化凝聚力和文化传统也因此重聚起来。很多年轻人在此过程中被留在了村落里，而一支由残疾、智障等边缘剩余劳动力组成的施工队，也在台湾获得了工作的机会。9年的时间，从帮助一个村庄的重建，到最终与村民协力完成了一个族群的重建，谢英俊和他的同仁所创造的是一个超越现代化都市主流建筑意识形态，建造生态农居与激活农村文化的人文奇迹。如今这个邵族村落人口激增至800多人。
汶川地震之后，面对灾区众多少数民族聚居的农村的重建，不少人很自然地想到了谢英俊。
四川灾区的样板房
受几家慈善基金会的邀请，谢英俊于2008年7月进入四川灾区。在考察的过程中，他看到灾民们迅速相互协助搭建临时住房，努力在废墟瓦砾中寻找还可使用的旧木材和砖头时，深深地为中国农民自力更生的勤劳和智慧折服和感动，因此对将要和灾区的农民一起重建家园充满了信心。8月，他带领自己的团队首先在绵竹市九龙镇新龙村修建了示范样板房。
在结合当地状况和参考国家规定每户宅基地占地面积标准之后，他设计的是两户联排两层房屋，面积各占100平方左右，主框架是以槽钢为主的轻钢结构，屋顶为斜檐，材料用波纹板，下面加铺稻草辅助隔热保温，天花板采用当地生长的竹子。墙体底部用了坚固的砖石材料，加强房屋抗震和抗泥水冲击的能力。上半部分的墙体则就地取草泥垒填。
具有抗震功能的轻钢材料可循环使用，且经过严密设计，在工厂严格把关其精密度，在建造时便于组装操作。竹、草、木、泥土、砂石等当地即取即得的材料不仅廉价，还可将碳排放量减少到最少。设计上留有弹性，让农民可根据自己的个人喜好、民族习惯、经济能力选取不同的建筑材质和式样进行建造。房屋的总体造价为每平方米500元左右，既防震、环保、价廉、美观，且通过简化构造方式，让有行动能力的人都可以参与到自家住房的重建当中，在此过程中重建自信。
10月初，这两户样板房建成之后，立刻在当地获得热烈反响，德阳市政府决定拟建5万户进行推广。
谢英俊在四川的重建工作立刻在汶川、茂县、青川、绵竹等乡村分别正式展开。汶川草坡乡码头村108户的重建便是其中进展最快的一个项目。理想的状态中，谢英俊带来他的整套建房理念，给当地农民提供技术支持，帮助这个藏族、羌族村民居多的村庄以环保、自助、负担较轻的方式完成灾后重建。在密集群居的新房建设过程中，新的社区关系、族群关系乃至灾后心理的重建也能得以完成。阿坝州政府期望这一项目可以作为灾后重建和新农村建设的试点和成果加以展示和推广。于是，码头村的重建工作便成为集体领导的统一核算、统一建设的项目。
然而工作开始之后，各种问题便接踵而来，于是出现了本文开头那一幕。
专家炮制的闹剧？
在谢英俊的设计中，通过劳力交换和就地取材，每户人家大约花五六万元左右便可完成房屋的建设。其中，由于得到上级领导和慈善基金的支持，码头村的村民每户约3万元的轻钢材料均由慈善机构捐助，国家给每户平均大约2万元的建房补助。这样算下来，每户人家加上购买宅基地需要付的1万多元，自己最多花上2万左右就可以把新房建起来。
然而，实际的建设中，村民们并不接受自助协力造房的方式，反而要花钱请建筑施工队。村里不少人也不大接受传统的、就地用草泥夯土垒墙的方式，他们认为那不规整、不美观，不如用砖砌，标准、迅速、好施工。这样的观点在外请的施工队到来之后变得更为坚定。于是，加上请施工队的钱、买建筑材料的钱、装修的钱等等，村委会最终算出来每栋房子的报价为14万元，也就是每户实际要交12万元多才能建成新房。这让大部分村民产生怨言。
同时，由于重建工地不能占用太多耕地、集中居住便于农村社区建设等要求，谢英俊设计的是两户联排三层带后院的楼房，每户的占地面积在五六十平方左右。一底两层的结构，完全可以让当地人按照他们传统的房屋样式——底层用土石墙、上面夯土和做木板墙、房顶用石板进行建设，三层房屋也能解决占地不超过国家标准的问题。然而向来习惯独门大院居住的村民们不满意这样的格局，他们并不关心房子的样式是否传统，他们只是觉得房子太小，农具、粮食、柴禾都没处放，厨房和厕所盖在屋子里面也不习惯，上楼下楼对老年人来说很不方便。并且，长期习惯于在山上散居的人们要集中在一起生活，对于不少人家来说也是一个挑战。
这样的状况，似乎印证了之前网上对于谢英俊理念的质疑之声：让农民自主建房？这是专家炮制的理想主义的闹剧。但谢英俊显然并不在意负面的评价，也不急着去回应百姓的意见——“农民的需求要慢慢一步步满足。”自助造屋计划一时间难以让当地的农民立刻获益并产生共鸣，他对此似乎早有准备。谢英俊认为：“自助造屋是一种全新的观念，要农民一下子接受不容易。我们很多人的价值观审美观是受到媒体的影响，比较跟着流行走，要转变需要时间。比如说相关单位在推动节能减排工作的时候，一般的宣传之后具体落实下来的做法还是不够，国家让减少使用粘土砖的措施具体落实下来都还很困难。这种推广对农村真正要有效，还是要依靠政府的力量来完成。我们个人只是做一个理念实践。”也就是说，谢英俊很清楚自己的造屋计划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一种理念上的实践，但通过实践一步步地改变理念，对谢英俊来说，比起实际上帮助农民建设房屋，是同样有意义的。
重建的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想象力
在离草坡约有三四个小时车程的茂县太平乡杨柳村，同样的房屋也打好地基，准备立钢架了。这里的村民除了说房子“是小了点，不过大了不符合国家标准”之外，并没有太多抱怨的声音。
相比较为富裕和更接近都市的草坡码头村，杨柳这个至今保存着很多古老传统的羌族村寨显得偏僻而古朴。他们习惯于自己建房，谁家建房大家相互帮着一起建的方式。村里的王大妈说：“不用砖修，用石头，我们这里石头有的是，花不了多少钱。”有了慈善机构捐助的轻钢结构，每户大概花两三万元就能把房子盖好。
建房虽有村上干部的组织，不过“都问了大家的意见”。对于大家将打破过去散居山上的习惯搬聚到新区一起生活的方式，村里人很欢迎：“尤其是年轻人喜欢，住在一起去干活可以一起走，想唱的时候就可以唱，想跳舞的时候就可以跳舞。”在新规划的社区中心广场上，天生喜欢唱歌跳舞的羌族人已经热闹地跳过几回“锅庄”了。广场周围，虽然都是工地，但已经让这个传统羌族村落的集体文化仪式有了新的依附之地。
对于谢英俊的建房方式，他们不仅理解、接受，而他们自身所具有的勤劳、智慧，更让谢英俊折服，也让他收益颇多。比如，当地的每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祖父就会种一片树林，孩子长大了就一起种；等到孩子要成家的时候，盖房子需要的木料有了，一片山林也长起来了……这让谢英俊不止一次地感叹：“中国农民一流，是全世界最优秀的农民！如果可以，中国农民绝对能把珠穆朗玛峰铲平、磨成粉来灌浆盖房子！”
但是，也正是这样的大多数中国农民，在近一个世纪工业文明的洗礼中，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潮流中，逐渐将自己的民居定义为“落后”，主动地以都市的方式来改造农村，在抛弃传统乡村建筑要求的同时也抛弃了与传统建筑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价值观。很多人接受了主流建筑意识形态中那种标准化、规格化的建筑模式，忽略了自己地域、文化、种族和生存发展模式的需求，他们不再亲自动手建造自己的房子，而是将材料和工艺交给另一些人去完成。而城市的很多建设者，更是坐在都市办公室的设计间里，以“现代化”的方式任意规划、改造乡村的社区环境。于是，环境问题、生存问题、文化问题、发展问题、农村和都市的差距和对立等等问题，就在对乡村的“改造”中被裹挟得越来越复杂。
谢英俊常说，这是“哲学问题”。他常常以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与哈贝马斯来作比较：19世纪的黑格尔强调个人的主体意志，最终成为现代化意识形态的源头，而一个世纪之后的哈贝马斯则强调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相互沟通，企图以此矫正现代化所带来的弊端。站在今天，我们应该选择黑格尔，还是哈贝马斯呢？举目四望当今的世界发展潮流，强调个人意志的黑格尔哲学观念，依然是称霸建筑界与都市文化的主流。
因此，谢英俊所倡导的协力互助、自然环保、降低对货币和主流营建市场的依赖等等农村建筑观，很大程度上与世俗的价值观、审美观、市场观相左，这一直让他在推行自己理念时承受了一定的阻力，并且，这样的阻力往往来自最基层、最想过上正常温饱生活、也最需要通过新的建设观念来营造未来生活的农村。对于中国的农民来说，如何靠自己的努力去改善生存环境，重建一个真正符合自身的需求、利于未来发展的乡村环境，仍然存在观念、管理、发展等诸多实际问题的障碍需要跨越。
谢英俊显然不想空谈理论，而更愿意在实践中去解决问题，他说：“观念需要时间去改变。但是我们不能等到那一天再去做这些事情。”他说自己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企图和抱负，更不希望被打上任何标签，因而对很多人为他奉上的“左派”帽子并不认领。对他而言，只是从一个建筑师的角度，尽可能尊重农民的生存环境和建筑需求，在建筑空间上给未来提供可能的持续性。因此，对灾区的重建，不仅是为农民盖上可以住的房子，实际上是包含了对未来发展、乡村社区建设乃至人与自然关系建设的想象力。
无论是在台湾邵族地区还是在四川灾区，谢英俊始终做着一个建筑师理念的实践，而这样的实践，面临的问题或许不断，得到的经验和结果或许不同：草坡乡码头村的复杂状况和太平乡杨柳村得到的顺利支持，提供的都是一种合作的经验；将在德阳市政府支持下推广的5万套房屋的建设，则是谢氏建房理念可以成规模地和商业市场结合的一种尝试；而在青川县骑马乡里坪村即将开始的工作，将是完全没有外界力量介入的农民自主建房。如果能顺利展开，这或许是他的理念在灾区农村重建中最为纯粹的一次实践。每一种不同的经验，都值得认真地了解和研究。
新形势下检警关系之重塑 篇4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检警关系作了明确规定, 体现了我国检警“配合制约原则”。但对于两机关应当如何相互配合与制约, 以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 从而在正当程序中实现法律正义, 则缺乏相应的规定。随着我国法治化进程的推进以及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 当前的检警关系也反映出一些明显的问题,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 检察监督被动。
对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实施法律监督, 是宪法和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基本职能, 也是防止权力滥用、维护司法公正、惩治司法腐败的重要途径[1]。然而, 现行法律过于原则的规定及目前检警之间联系松散、缺乏协调的现状, 使检察监督工作时常陷于被动, 甚至面临虚化的尴尬境地。实践中, 由于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受案、立案、破案以及相关的情况事前不了解、不掌握, 因此只能是在受案后通过审查案卷材料或讯 (询) 问当事人来发现问题并提出纠正意见, 侦查监督的实际介入时间始终滞后于违法问题的发生时间, 实际上失去了监督的即时性;由于双方在对某些案件的认识上存在差异, 加之检察机关对于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缺乏实际的调控力度, 致使部分案件在检察机关作出退回补充侦查决定后, 侦查机关对证据的充实和完善性工作难以落实;由于信息反馈渠道不畅, 检察机关提出意见或检察建议后, 侦查机关对落实情况的告知不到位, 监督效果难以保障。
2. 诉讼效率低。
侦查阶段作为刑事诉讼的第一道程序, 其入口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取决于法律的需要, 而是取决于维护社会治安的需要, 偏重于破案, 侧重于打击, 在侦查阶段常常不按照或是不完全按照起诉的标准收集、固定证据, 从而使得一部分案件的证据不充分、不确凿, 或是证据的证明效力达不到应有的程度而难以顺利提起公诉, 甚至有些案件因某些证据的不可恢复性而最终“流产”, 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此外, 由于证据的收集、固定工作不到位, 无奈得从头开始重复劳动。实践中, 对一事重复调查或对一个证人反复询问的例子也有很多, 致使被询问人意见很大, 有的甚至产生抵触情绪。同时, 过多的重复劳动必然会延长办案时间和犯罪嫌疑人的羁押时间 (甚至造成超期羁押) , 既保证不了惩罚犯罪的及时性, 也有悖于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原则。
3. 司法资源浪费。
由于检警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处于一种制约有余而配合、协调不足的状态, 双方常常是按照各自长期以来形成的考核标准行事, 各自为战, 没有很好地形成合力, 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比如, 对一些犯罪嫌疑人主观恶性不大的轻微伤害案件, 公安机关本可以在立案后尽量促成双方就赔偿问题达成协议, 在此基础上可以考虑对达成协议的案件嫌疑人不予报捕, 从而有效节约司法资源。可事实往往相反, 这不仅在客观上为有效追诉犯罪这一双方共同目标的顺利实现设置了障碍, 有悖于成本最小化、效益最大化的法律设计初衷, 同时也会因为司法资源的过度浪费而直接影响到对其它犯罪案件的投入, 难以适应当前同刑事犯罪作斗争的严峻形势。
二、新形势下合理检警关系之重塑
鉴于我国目前检警关系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必须对现有的检警关系进行反思和重塑。笔者认为, 检察引导侦查是一种适当的模式, 其主要理由在于:
1. 顺应刑事司法的规律。
在现代刑事诉讼程序中, 审判是中心环节, 这就是说, 证据是否确实充分, 犯罪事实是否存在, 被告人是否有罪, 只能在法庭审判中进行认定。虽然侦查人员在结束侦查工作时也要对案件中的事实作出认定, 也要就被告人是否有罪的问题作出判断, 但是这种认定和判断并不具有法律效力。由此可见, 侦查实际上是起诉的准备工作, 而且侦查工作的质量最终要表现为起诉工作的质量。在这种诉讼模式下, 检察机关有必要对侦查工作予以引导, 提高侦查工作的质量, 进而提高整个刑事司法系统的功效。
2. 符合社会职业分工的规律。
在刑事司法领域内, 检察官接受的法律专业教育和培训一般要多于警察, 任职资格条件也要高于警察, 因此由检察官引导警察的犯罪侦查工作也是顺理成章的。当然, 这里有一个前提, 那就是要把犯罪侦查工作视为一种“法律事务”。倘若一个国家中, 犯罪侦查根本不属于法律事务的范畴, 那么检察引导侦查也就无从谈起。
3. 体现了法治的要求。
现代法治的基本精神在于“法官限权”和“为官者不得违法”, 特别是要限制那些带有强制性并可能侵犯民权的公权力[2]。警察在进行犯罪侦查时可以采取多种强制性措施。毫无疑问, 警察采取这些措施的目的是为了打击犯罪和维护社会治安, 但它同时也可能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换言之, 侦查权犹如一把双刃剑:一方面, 它是维护法治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 如果滥用则又会对法治造成巨大的破坏。刑讯逼供下造成的赵作海冤案,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所以, 在刑事司法活动中有必要抑制侦查权, 要加强对犯罪侦查活动的监督, 而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之一就是检察引导侦查。检察官的职业追求是维护国家法制, 其社会功能是监督法律实施, 因此检察引导侦查可以更加有效地促进和保障刑事司法的法治化。
检察官引导警察的犯罪侦查活动, 并不是说检察官可以居高临下地向警察发号施令, 而是要形成更加和谐的检警合作关系。在这种合作关系中, 双方可以更好地发挥各自的专长, 形成优势互补[3]。一般来说, 警方侦查人员的专长在于调查取证和查缉犯罪嫌疑人, 而检察官的专长则在于审查运用证据和适用法律规则。如果检察官可以在犯罪侦查的过程中而不是在犯罪侦查工作结束之后, 就具体案件中证据的采纳标准和采信标准向侦查人员提供指导性意见———特别是就证据的合法性和证明的充分性提供指导性意见, 则可以提高案件工作的质量, 防止侦查工作步入违法的误区或者把案件做成“夹生饭”, 从而更加准确高效地完成追诉犯罪的任务。在刑事诉讼过程中, 检察官与警方侦查人员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用合法而且充分的证据证明指控的犯罪事实是他们共同的工作目标。总之, 和谐的检警关系是刑事司法的需要, 是追诉犯罪的需要。
三、检察引导侦查实现路径
1. 建立健全检警联席会议制度。
笔者对2008年至2009年间温州市乐清市公安机关提请乐清市检察院审查批捕和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的总体情况进行了分析, 发现不捕率和退查率并没有呈下降趋势, 公安机关对之多有怨言。对此, 我们可以考虑与公安机关举行联席会议, 就不批捕及退查理由作出说明, 同时从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工作的实际需要出发, 与公安机关一道就案件的证据问题进行磋商, 达成共识, 这样可以减少检警双方的不信任和不理解, 提高各自的工作效率。当然, 检警联席会议还可以针对检、警参与刑事诉讼中遇到的其他实际问题, 如适用法律、执行程序和具体配合等等, 共同研究解决办法, 形成会议纪要, 或签署规则等。2007年11月30日,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和海淀公安分局共同签署了我国首个《检警关系指导规则》。该《规则》首次对检察院和公安机关的职责和关系进行了细化和明确。并对检察院提前完成介入引导侦查作了具体规定。联席会议可以作为检警之间进行工作交流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以利于案件及时侦查终结和移送起诉, 提高诉讼效率, 节约司法资源。
2. 检察机关应准确把握提前介入的法定内涵, 提高该法定措施应有的效能。
笔者认为, 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和公诉部门分别在侦查机关破案前和侦查终结前的介入方可谓提前介入。实际上, 这也是检察引导侦查的主要切入点。这里面的关键一环是检察机关能否及时掌握侦查机关的受案情况, 因此, 有必要明确侦查机关向检察机关及时通报受案情况的义务。此外, 还可以通过公、检局域联网的方式来传递情报, 同时实现信息反馈。
3. 试行设立引导侦查室。
近年来, 各地检察院对检察引导侦查进行了诸多有益的探索, 有的检察院取得了较好的经验。如周口市检察院与公安机关联合决定, 在全市两级公安机关设立检察机关驻公安机关引导侦查室, 并制定一系列检察引导侦查规定, 派主办、主诉检察官进驻指导侦查室, 从审查逮捕和出庭公诉的条件和标准出发, 提出收集、固定、完善证据, 查清犯罪基本事实的意见和建议, 并对侦查活动进行全面的监督。引导侦查室的设立, 为检察机关充分开展引导侦查, 发挥检察机关的职能作用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公安机关侦查案件的质量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当然, 检察机关的引导侦查成功与否, 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公安机关的配合程度。
摘要：在我国司法实践中, 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虽然分工不同, 但本质上都是代表国家行使打击犯罪、维护公平正义, 两者的关系直接影响到办案质量和人权保障。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在实务中必须保持高度的协调和密切的配合, 才能实现对犯罪的有效追诉。因此, 在新形势下重塑并建立起更加合理的检警关系, 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检察关系,重塑
参考文献
[1]陈光中.刑事诉讼法.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 89.
[2]苏力.法治与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6, 255.
重塑客户关系 篇5
中国政府提出宏观调控由需求转向供给，进行供给侧结构性的改革。最近国资委也表示，国企改革是供给侧改革中最需要攻坚的部分，其中，清理僵尸企业、促进市场出清更是难中之难。僵尸企业之所以存在，从根子上暴露了我们长期存在的资产误配、不良贷款问题。
现在谈到中国经济活力在往下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企业缺乏创新能力，生产的产品不符合市场需求。从宏观上来看，整个经济运行的速度降下来了。经济活力不够的一个表征是什么？是整个中国经济中僵尸企业的数量在不断增加。虽然可能不一定所有僵尸企业都暴露出来了，因为僵尸企业也会隐藏自己。但有越来越多的征兆表明，中国企业部门内部，僵尸企业的数量在增长。所以，调结构、去产能的本质是要恢复企业部门的活力。
什么样的企业可以被称为僵尸企业？通俗讲，就是失去了盈利能力的企业，不能够自我维持，按林毅夫教授过去讲的，即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就是僵尸企业。这类企业在财务上的表现就是，经营性的现金流入无法满足它财务上现金流出的需求。这样的企业，法律上讲就应该要破产，要从市场上退出。但是，现在由于各种原因，各级政府出于一些其他目标的考虑，譬如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不能让失业率大幅度上升，或者利用这些企业继续实施政绩工程等等，而不让它退出市场，甚至人为给它们进行“输血”。如果这类企业缺乏行政性的资金注入的话，必然要退出市场，要死掉的。所以把它们称为“僵尸企业”是形象的，因为在小说、电影形象中，僵尸缺乏自我造血能力，如果不吸血的话就会死掉。
中国经济中僵尸企业越来越多，导致企业部门缺乏活力。当然首先它们自己没有活力，而且会让那些本来有活力、有效率的企业也活不起来。因为僵尸企业吸收了金融体系的大量金融资源之后，有效率的企业拿不到资金资源也难以有活力。僵尸企业的大量存在，就成了结构性改革、去产能必须要去解决的问题。
僵尸企业不断增加，对应的问题就是银行不良贷款在不断增加，这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虽然大家目前看中国的银行不良贷款，从统计意义上来讲还很低，一般也就是2-3个百分点，和上世纪90年代末相比这个水平很低。但是，这么低恐怕和僵尸企业被隐藏起来了有关系。僵尸企业如果被隐藏起来，事实上也就意味着银行的不良贷款被隐藏起来了，无法体现在统计上面，但事实上，这些不良贷款可能已经发生了。银行部门的高级管理者对此心知肚明。
所以，要重视不良贷款会产生的宏观经济影响，或者说宏观经济后果。不良贷款本质上是什么？就是银行贷款形成的资产价值需要进行重估。譬如说，商业银行通过吸收存款，再贷出去形成的资产，过去值5000万元，但现在获得贷款的企业不能盈利，这笔贷款所形成的资产便不值万元。假如价值重估这笔贷款只值1000万元，那么，便要从银行的资产负债表里面把资本金划掉万元。如果银行不断形成不良债权、不良资产不断累加，它就会逐渐丧失贷款能力，因为资本金不足的原因。这个现象会导致什么呢？按照日本野村综合证券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辜朝明的理论，银行和企业将不得不设法修复资产负债表。如果为了修复资产负债表，银行减少贷款，企业减少投资，最后的宏观表现就一定是总需求不足。
加杠杆不能忽视资产配置
由于银行正规部门的不良债权或不良资产不断累加，中国现在的确存在总需求不断萎缩的问题，而且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为什么现在看起来，即便我们的货币政策在不断降准、降息，但是为什么大家觉得宏观上还是很紧？因为虽然释放出来了，但如果商业银行部门的货币乘数也降下来了的话，即便中央银行不断把基础货币放出来，也不能创造出更多的M2。所以，大家普遍感觉资金量很紧张，那是因为银行丧失了货币创造的功能。而银行不去创造货币的原因是，不良贷款的增加使得银行不敢去，也没有能力去创造货币了。
面对总需求不断萎缩，宏观当局在宏观政策选择上一般会认为，既然总需求往下走，那么，中央政府就必须采取扩大内需的政策，用行政手段来刺激内需，甚至直接来利用国有企业作为抓手来扩大内需。这种做法很容易被宏观当局认为是恰当的做法。
总需求不足，就要扩大总需求，需要政府通过加杠杆的方式来稳定、甚至扩大总需求。因为不加杠杆的话，总需求萎缩对宏观经济的威胁、影响会非常大。关键问题是，加杠杆首先意味着，政府资产负债表的负债要加上去，对应地，马上就面临资产如何配置的问题。如果加杠杆以后，政府拿到的钱又是去给僵尸企业输血，又是形成无效资产，未来经济就会越来越困难。因为它会导致总需求不断萎缩，金融部门不断失去贷款能力这个事情。所以，政府加杠杆以后，资产如何配置才是更关键的问题。这一块需要好好研究，即如何把加杠杆所产生的负债及形成的资产，用于改善中国经济长期的供给能力。
比如说，政府可否加杠杆做教育投资。社会有巨大的基础教育需求，政府为什么不可以在这个地方花钱？又如，我和施浩的研究表明，尽管中国西部地区基础设施比较过剩，东部地区由于生产投资比较多，导致基础设施反而欠缺，政府为什么不能在东部地区建设更多基础设施？再如，中国现在环境污染这么严重，经常出现大范围持久的雾霾，给人们的健康带来巨大危害，为什么政府不在环境领域有更大的投入？这些事情政府都应该去做，做了对未来长期经济增长都是有利的事情。
我特别担心的是，因为政府看到了总需求不足，所以主动采取了加杠杆的宏观政策，导致资源误配反而加重了，因为把钱用在僵尸企业上面，又去投资没有效率的领域，譬如，投到西部根本没有企业入驻的开发园区里面，又在西部建很多根本没有车在上面跑的高速公路。我们要重视银行不良贷款所产生的总需求萎缩的宏观影响，但是，我们同样要防止政府进一步资源误配的可能性。
目前，中国银行体系就面临着这样一个资产重组的压力。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地方政府为了刺激经济一共花掉了20多万亿元，但这些钱已经大量投到无效用途上，形成的是无效资产，产生的是一大堆僵尸企业。这个教训不可不察。目前，我们试图回避银行不良贷款产生的资产重组压力，我们不愿意让不良贷款显性化，但是，这个过程早晚会来。
这里，日本的教训非常值得我们吸取的。日本上世纪90年代的不良贷款，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日本政府搞的财政投融资计划。财政投融资计划是当年日本面临总需求不足以后，日本政府通过政府的金融机构——主要是邮政储蓄的机构，来筹集资金，并且将这些资金用于政府关联公司的公共项目，或者是对于目标领域进行政府贷款所产生的，其中很多贷款都用于海外投资。如果今天中国政府加杠杆后，拿钱去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去做海外项目的话，会跟日本当年搞的财政投融资计划非常像。最后，由于日本财政投融资计划并没有效率，产生了巨额不良贷款，后来不得不在竹中平藏主政日本财经政策时，通过金融再生计划来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如果当前中国政府要加杠杆，就不能忽视资产配置。
避免对金融市场的深度干预
那么我们要解决僵尸企业问题，根本还是微观基础的再造。如何切断僵尸企业的形成机制？如果不能够做到这一点，如果政府加了杠杆钱还继续投向无效企业、项目和产业的话，僵尸企业问题恐怕只会加重不会减缓。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僵尸企业暴露出来，当然更多的还是隐藏起来了。通过一些经济学家设定的财务标准，我们还是有可能把大部分僵尸企业找出来的。
僵尸企业的形成根子，用一句大而化之的话，就是我们今天不恰当的政商关系，即政府这只手过多地参与到资源配置过程当中，其对市场机制的干涉太深、太重。具体有什么表现呢？第一个表现是国有企业改革始终没有真正完成，使得政府可以通过国有企业这个抓手继续干预下去。1999年十五届四中全会对国有企业有一个深化改革的决议，强调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实质就是要求国有企业要从竞争性领域退出。但是，2003年国资委成立以后，这个政策不但没有实施，反而强调国有企业要“做大做强”，在很多领域要形成控制地位，为此不惜让国有企业占有大量金融资源。今天，绝大部分僵尸企业恰恰就是国有企业，就是因为国有企业所做的很多投资都是无效投资。
第二个表现是现在有不少民营企业与地方政府结成了一张“不可触摸的网”，形成政府和一些民营企业家之间的利益交易关系。多年以来，地方政府喜欢对企业搞扶持名单，名单上的企业便可以以低于市场价格的成本来获得各类生产要素，包括土地、贷款、用电等。导致一些本来有效率的民营企业，在拿到这些优惠以后不好好做主业，而转向玩副业，最后把自己的优势玩没有了。东部沿海地区有很多优秀的民营企业，为什么感觉它们这几年发展缺乏后劲？这恐怕和容易拿到优惠贷款等廉价生产要素，没有积极性去做好主业是有关系的。最终，有些有效率的民营企业也逐渐变成了僵尸企业。
第三个表现是政府对金融市场的深度干预。现在一些地方政府在非正规金融领域出高息融资，非常敢于出价，似乎没有打算还钱一样。对此我也深有感触。这使得中国的理财产品市场吸收的居民储蓄，都被吸附到地方政府手中。当然，这也是政府加杠杆，只是问题在于钱被用于扶持国有企业、扶持名单上的民营企业去了，并没有带来效率提升，反而把资源误配加深了。一个受到权力严重干预的金融市场，往往就是一个国家资产误配的最大原因。
以上大体上就是我对目前中国经济形势及其未来区域的的基本判断。最后谈谈策略方面。首先，长远来看，所谓的结构性改革、供给侧政策，瞄准的是要提升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中国政府必须要继续推进各项具有攻坚性质的改革。但是，我个人更想强调一下，短期的总需求管理与长期的总供给能力的改进，相互是不矛盾的，恰恰相反，前者还是后者的实现途径。因为今天的投资形成的资本，就是明天的生产能力。在这个问题上面，我们一定要注意协调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要通过今天的需求管理，来为明天的结构完善打下基础，严格说，这本来就是同一件事情。
其次，短期策略上政府加杠杆是有道理的。关键是政府负债扩张以后，其资产如何配置？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政府加杠杆的结果，很可能是短期的总需求刺激上去了，但是长期的总供给结构却被进一步恶化。解决这个问题，根本上就是要求政府回归本位，做自己该做的事情。政府一定要去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而不是在竞争性领域继续去干预市场运行。目前，政府在提供公共品上还有很多空间可以改进。一言以蔽之，还是政府自身定位要准确，要回到应该做的事情上去。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短期内总需求不足通过加杠杆也许可以得到一时舒缓，但是，长期的结构调整将永远不可能完成。
思政课实践教学中的师生关系重塑 篇6
课堂理论教学是教育教学的基本形式之一。传统的思政课课堂理论教学虽然在教学计划的统一、教学资源的节约等方面有优势, 但在师生关系方面却有明显的不足。
1.1“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
传统的课堂理论教学以教师为中心, 教师往往只注重自身的影响和喜好, 以及单向的信息传输, 不注重学生的喜好和感受, 及与学生的互动。结果是, 一方面教师基于年龄、知识的优势而处于主体地位, 学生则成了被教师塑造的客体, 学生的学习是被动的、接受性的;另一方面, 教师宣讲式传授知识和信息, 而懒于对知识信息进行反思, 学生则只能认同和记忆, 没有自主的话语空间。这种“教师传播———学生接受”的单向被动信息传输方式不利于学生探索、创新和实践能力的培养, 也不利于教师理论教学水平的提升, 更不利于人的全面发展, 它与自由、开放的现代精神理念是相悖的。
1.2 教师权威下的不平等关系
由于在传统课堂中, 教师是中心, 是指挥棒, 教师“教”什么, 学生“学”什么;教师“教”多少, 学生“学”多少, 再加上教学空间的限制和内容的固定化特点, 教师成了课堂教学中实质控制者, 是不可挑战的权威。结果一是学生对教师的讲授不敢提出自己的异议和质疑, 没有互动学习, 形成“一言堂”的教学氛围;二是在程式化教学方式下的不平等关系, 还使师生情感关系僵硬, 稍有不慎便可能造成矛盾冲突。
基于不平等关系的影响, 教师不能真正理解、关心学生;学生则对思政课教师及课程本身产生冷漠、厌倦等不良情绪, 出现“上课睡觉”、“做无关的事”等情况, 直接影响思政课教学效果和教学目标的实现。这与平等、民主的现代教育理念是相悖的。
2 师生关系的现代教育观定位
作为“当代教育心理学中的一场革命”, 建构主义的教学观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得到认同和发展。建构主义者主张, 知识并不是对客观事物的直接复制, 它是以人的原有认知结构为中介而发生的内部生成;学习不是简单的知识转移, 而是通过新旧经验的反复双向作用来完成。
因此, 建构主义教学模式被概括为“以学生为中心, 在整个教学过程中由教师起组织者、指导者、帮助者和促进者的作用, 利用情境、协作、会话等学习环境要素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和首创精神, 最终使学生有效地实现对知识的意义建构”。可见, 建构主义教学观本质上是对学生的主体价值给予充分尊重的教学观, 是打破传统的不平等师生关系, 重塑自由开放、民主平等、相互合作的新型师生关系的教学观。
3 思政课实践教学对师生关系的重塑
近年来不断发展的思政课实践教学很好地融合了建构主义教学模式的理念要求, 已经成为加强学生知行统一, 提高教学效果的有效方式之一。
思政课实践教学就是在教师的指导下, 依据课程内容和要求, 以社会实践为主要方式, 以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素养为主要目标, 有计划有组织地引导大学生主动参与实践活动, 使主观世界得以改造, 主体能力得以优化的教学环节。它从形式上包括了课堂讨论、任务驱动等课堂实践, 也包括社团活动、主题调研、志愿者活动等课外实践活动。以上实践形式从教学模式上均体现了建构主义的师生关系理念, 即从学生角度出发, 以学生为中心和主体;教师对学生的实践活动进行组织、帮助、支持, 学生通过自我学习、团队合作及与教师的互动, 获取知识, 锻炼能力。具体表现为:
3.1 思政课实践教学对师生角色的重塑
思政课的实践教学模式对教师和学生的角色进行了重新定位, 它打破了教师支配, 学生受支配的单向信息传输模式, 走向了双向互动的自由开放的信息传导模式。
首先, 在实践教学中, 学生成为了学习的中心和主体。从实践活动的主题、到活动组织、实施和评价, 学生都参与其中, 起到主体作用。以改革开放三十年社会变迁的课外专题调研为例, 教师通过一个新闻或者身边小事作为背景, 提供一种情境, 引出话题, 让学生去探究和分析。学生以自己的生活经验为中介, 对改革开放三十年社会变迁的某个角度进行深入的信息检索和分析, 最终得出三十年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和提升的结论, 增强改革开放的信念。在活动过程中, 教师可以为学生提供信息、技术上的支持, 却不能替学生做, 也不能教现成的知识和结论, 而是学生借助各种信息, 通过自主学习或合作学习完成信息的检索和成果的制作。总之, 学生成了知识建构的主体, 掌握了学习的主动权和选择权, 师生关系由“以教师为中心”转到了“以学生为中心”。
其次, 在实践教学中, 师生成为了具有互动关系的合作者。在社会调查、志愿者活动、参观考察等形式的实践活动中, 教师与学生都参与其中, 都成为活动中的一份子, 在某种程度上, 二者是具有共同目标的合作者。在实际操作中, 教师的活动计划, 要参考学生的意愿;学生可以根据自身优势条件选择活动范围和角度并自由支配时间, 甚至活动本身就由学生来组织;教师也以“未知者”的心态进行体验, 与学生相互探讨, 相互汲取对方有价值的思想。总之, 实践教学作为教学环节中的一个自由开放的体系, 为师生关系从僵化保守走向互动互促提供了平台。
3.2 思政课实践教学对师生地位的重塑
思政课的实践教学模式对教师和学生的地位进行了重新定位, 它打破了“教师权威——学生依存”的压制模式, 走向了民主平等的交互式人际模式。首先, 在实践教学中, 学生是具有平等人格的学习主体。受生活经验的影响, 学生在理解特定问题上是有差异的, 但是由于思政课的实践教学以学生活动为主体, 因此每个有差异的学生个体及其观点都可以得到尊重和理解。比如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专题研讨中, 学生围绕一个共同的话题进行充分交流, 基于个人认知能力的差异, 提出的观点层次有高有低, 举例质量有好有差, 但每个人的体验都是真实而深刻的, 对教学内容的知识建构都是有启发意义的。正因如此, 学生在实践环节中不再受教师权威的制约, 而作为独特而平等的个体, 在与教师相互对话与理解中, 共同成长。其次, 在实践教学中, 民主的氛围贯穿始终。当代大学生可以通过多种渠道获得大量信息, 其平等意识、批判意识强, 因此一种实话实说, 畅所欲言的民主气氛, 对化解学生对社会现实的“疑难点”有重要意义。而思政课实践教学主题与形式具有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的特征, 这就使学生在实践活动中, 能够敞开心扉, 与教师和同学进行信息、感情上的沟通。比如在问题驱动的实践环节中, 允许学生对真实的社会现象以不同角度和方法进行思辨, 对已有观点进行质疑, 在质疑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成果评价阶段也发扬民主, 使学生自身评价、小组评价与教师评价相结合。总之, 实践教学中的民主氛围使师生关系从传统课堂中的“剑拔弩张”或“冷漠对待”转向了踊跃参与、积极乐观和互相学习, 加强了师生关系的和谐。
摘要：良好的师生关系是提升教学效果的重要保证。现代教育论中建构主义的教学理念与思政课实践教学体系的出现给传统师生关系带来冲击的同时, 也给新型师生关系重塑带来了良好的契机, 使师生之间的角色和地位均发生变化。
关键词：思政课,实践教学,师生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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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客户关系 篇7
深透社的运作核心有8个字:透明、和谐、互助、共赢。透明是前提, 和谐是目标, 各业委会之间的互助是核心, 才能有业主物业等各方共赢的结果。要实现透明、和谐、互助、共赢, 就需要回到小区事务的原点, 重塑业主、物业、政府等各方关系。
业主的原点:房屋“养老金”指标不容忽视
居住安全、干净、和谐, 是每一位业主买房时都会有的想法, 不大可能有业主买房的时候就想到要进行维权、要当业委会委员、要对小区公共财务收支进行监督, 更不大可能想到会遭遇到这样那样的各种头痛问题。
买房时的业主怎么想?地段、地段、地段, 还有开发商的品牌, 这可能意味着房屋质量, 有的还会考察物业管理服务的状况。
从深圳众多小区的实践问题出发,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被绝大多数业主忽视了, 这个指标俗称房屋“养老金”, 法定名称为物业专项维修资金。
目前深圳法规已经强行要求开发商按比例缴足才能售楼, 但很多旧楼二手房, 要么开发商严重欠缴专项维修资金, 要么物业公司未经法定的业主大会同意程序擅自支出, 导致房屋“养老金”未老先衰, 有的甚至在房屋5年保质期内就开始违法支出, 房屋“养老金”入不敷出、逐步亏损。
买房有点像买车, 刚买的时候, 即使不做维保或者少做维保, 不影响使用, 但是如果维保不足, 房屋建筑安全、电梯寿命等必然遭受影响, 特别是房屋“养老金”被日常各种维修使用花掉, 被目前绝大多数物业公司以挨家挨户敲门签名的方式 (依法, 专项维修资金的使用应召开业主大会, 而物业公司无权召开业主大会) “代为申请支付”甚至直接花掉, 直接导致业主买房之后, 就面临着未来必然有一段时间存在居住的危险期。
房屋、电梯等小区建筑设施设备的老化, 早晚来临, 问题的关键不仅在于老化之后维修资金由谁来出, 更在于能否及时支出。房屋“养老金”制度的设计, 就是在房屋结构或电梯等出现大故障的时候, 跳过大家临时凑钱必然所需的一段时间, 第一时间解决问题。
电梯等历史欠账, 已有很多小区的业主遭遇到, 政府通过补贴更换或大修的方法, 鼓励业主凑钱解决问题, 出现了南山区康乐大厦等业委会有效运作、迅速筹资更换电梯的范例, 但业主们的居住安全, 同样经历了一段乘坐电梯的高危风险期。更不用说, 很多老旧小区的电梯状况频发, 改造或者维修依然遥遥无期。
从业主的角度客观来看, 目前深圳物业公司房屋“养老金”的累积状况总体上都难以令人满意, 入不敷出是个常态。
健康的小区也有, 但只是少数“个案”。例如天然居14年房龄, 业主1000多户, 房屋养老金结余已累积近1200万, 而且房屋“养老金”几乎只进不出, 可以做到即使18部电梯突然某天全体损坏, 也能第一时间更换, 无需业主们临时凑钱耽误时间。
业主与物业的原点:物业费结余不足是个“伪问题”
为什么专项维修资金的入不敷出会成为行业性的普遍问题, 为什么房屋“养老金”不像个人养老金越积越多、反而往往越来越少?
天然居之所以房屋“养老金”能够不断累积, 一个基本的共识理念是:即使法规规定公共设施设备的改造或大修工程可以使用专项维修资金, 但只要物业费停车费等日常收入有结余, 一律优先使用日常结余进行改造维修, 确保房屋“养老金”健康累积, 足以应付突发状况。
政府专项维修资金管理中心工作人员明确表示, 法规规定大修中修等项目可以使用专项维修资金, 但并非只能使用专项维修资金, 也可以使用物业费、公共收益等小区收入。
大多数小区难以做到这一点, 反而是只要法规允许使用专项维修资金的物业大修、中修甚至有的小修不及时修复, 坐等问题变成大修中修范畴, 或者多项小修集体累积成大额项目, 想尽办法使用专项维修资金。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理由听起来简单:“物业费不足”, 但这是一个“伪问题”。
宝安区假日名居小区, 22台新电梯1年1041次故障, 明明“合格”但惊魂不断, 各方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 一个尝试的办法, 是将电梯从“半包”变为“全包”。这两个电梯维保的技术名词具体内容不用说, 从字面上可以看出, 一个是电梯维保公司只承担一半的维保支出, 一个就是承担全部维保支出。对于业主来说, 两者区别更大:在物业费由物业公司主导的情况下, “半包”意味着电梯日常维保费用要由物业费和专项维修资金共同负担, 而“全包”则是由物业费承担绝大多数维保支出。
买东西付钱天经地义, 业主按照约定价格、市场价格调费也是天经地义。但恰恰是如何实现业主大会与物业公司之间的费用调整, 成了一个老大难问题。问题的症结, 不在于“物业费不足”, 而在于双方能否平等协商, 特别是业主大会要做出集体决定, 公开透明更是必要的前提, 业委会或者政府部门的牵头组织召开大会, 也是必要之举。
天然居业委会与天健物业经业主大会批准曾签过一个“违法”的合同, 因为合同期为1年, 而特区条例法定为2到5年。双方之所以签这么一个短期的合同, 目的在于尝试全透明账户共管的一套新机制, 双方在合同之外达成一个基本共识:一旦收不抵支、真实亏损, 会立即开业主大会调整收费。
供需相符、质价相符, 脱离了两个相符的概念, 就不可能有物业费高还是低的问题。默认的服务标准在成本上升、技术发展的情况下, 出现变动很正常, 例如人工值守变为无人值守, 关键在于变动之后新的供需双方意见如何表达。
没有一个真实的业主大会意志表达机制, 就没有供需相符、质价相符的问题。
在没有业委会的情况下, 物业公司凭借保安员逐户上门收集业主意见, 现场签字同意或不同意调涨物业费或支出专项维修资金, 对物业公司来说不仅存在违法的问题, 也存在内部管理操作失控的风险 (工作人员为完成任务死磨硬泡, 业主“抹不开面子”无奈签字, 反而积累不满) , 小区管理与服务更因此缺乏制衡机制, 小问题累积“不是在沉默中灭亡, 就在沉默中爆发”。
业主与业委会的原点:选了业委会, 会不会“被代表”?
无论从常识, 还是从法规来看, 决定小区物业费等重大事项的, 都是业主、业主大会, 而不是业主委员会。
业主委员会是一项伟大的事业, 这是一项“家事”, 给自己家里办事, 报酬当然不计或少计, 特区条例就规定津贴不得超过最低工资标准。这不是钱的问题, 是境界的问题, 是责任与荣誉的问题。
怎样确保业委会委员们在承担责任的同时得到荣誉、尊敬, 业主之间相互和谐?从业主的角度想, 怎样避免选出了业委会, 业主“被代表”?
透明是和谐的前提。要“一碗水端平”, 消除没有得到业主大会授权的“特权” (委员津贴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算作“特权”, 因此应由业主大会而不是业委会自己决定) , 包括消除业委会委员们的“信息特权”, 所有事务、所有财务至少要向全体业主全公开、全透明。现实中更多小区的问题, 不是业委会本身不透明, 而是物业服务本身不透明。例如业主们担心的业委会委员不交费甚至受贿, 另一面就是物业不收费与行贿。
业主与业委会之间能否实现透明互信, 2015年同样在布吉街道的两个小区呈现出截然相反的状况。
一个小区是中海怡翠山庄, 成本压力再加业主物业互信不足难以调费, 龙城物业主动撤离, 业委会也在一些业主投诉后被政府部门解散。在没有业委会的情况下, 街道办与社区工作站代为召开业主大会, 直接决定选聘万科物业, 而且物业费从1.65元上调至2.2元起, 停车月卡收费也从地面100元地下200元涨到150元和290元。
与中海怡翠山庄相对应, 同样是在布吉街道办, 另一个小区阳光花园, 认为万科物业等“太贵”“不划算”, 解聘了原来的物业公司, 业委会聘请职业经理人“自管小区”。
是否选举业委会?是否可以直接选择一家“好的物业公司”, 不必再选业委会?
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互联网时代和此前时代相比, 确立信任关系时, 个人的信誉与公司的品牌依然很重要, 但是个人的想法可能变化、公司的管理可能失控, 而相互制衡作为基本的制度原则, 必不可少。
网络时代大家都已经习惯的网购, 素昧平生的两个人、两个公司可以直接支付巨额货款, 靠的不是对方的个人信誉、对方的公司品牌, 而是海量的客户点评、网购平台提供的第三方支付平台等, 这也是市场化充分竞争的必要条件。
即使同样一个公司, 在不同小区的管理水平、不同小区的业主满意度也会有所不同, 公司越大越容易出现管理失控、质价难符等问题。
对这个问题, 深圳业主论坛以前讨论的时候, 我们归纳为:有什么样的业主, 有什么样的业委会, 就有什么样的物业管理处。
业主选出业委会之后是否“被代表”, 问题的关键在于物业与业委会运作是否透明, 小区良好运作的关键, 则在物业与业委会能否相互制衡, 既相互监督又相互支持, 实现业主大会权利的回归。
业主与政府的原点:完善“家规”, 以透明改变“清官难断家务事”
业主与业主之间的关系是“家务事”, 业主与物业公司之间的矛盾纠纷一定程度上也是“家务事”。
为什么这么说?比如法规规定召开业主大会要“送达全体业主”。可事实上讲, 无论是政府部门、业委会还是什么组织, 包括各方齐心协力召开业主大会, 怎么能够保证送达“全体”业主、一个都不能少?法规规定的信箱、电子邮箱、短信等方式, 发信箱, 业主可能不住在这儿;发短信, 电话可能早换了;电子邮箱, 同样可能换了。能确保送达每一个人吗?
罗湖区翠榕花园等等小区曾经遭遇这个问题, 深圳市中院二审判决的结果, 业委会在小区醒目位置公开张贴通告, 具有送达效力。其实, 法院判决的送达, 也未必能够保证送达每一位相关人的手中, 通告送达本身就是一种送达的有效方式。
虽然法院这样判决, 但送达全体业主的法规 (特别是市政府相关规定) 如此规定, 区住建部门、街道办依然应当执行, 所以一旦业主大会本身引发了争议, 无论提出争议的是物业公司还是部分业主, 召开业主大会没有履行送达全体业主这个程序, 即使过半数业主参会做出了多数决定, 也可能被基层政府予以撤销。这不是“偏心”与否的问题, 而是依法办事的问题。
怎么办?“家务事”尽量和谐协商办理, 即使出现未“送达”个别业主的情况, 也能在业主大会公开透明召开、业主意见真实表达的基础上互谅互让。最好的办法, 是在法规条文难以执行的情况下, 通过“家规”进行明确, 建立可执行的具体标准。
例如深透社业主大会和业委会议事规则模板中, 对于送达全体业主建议约定为“会议召集人以业主提前声明的小区信箱、手机号码、电子邮箱等联系方式, 向本区域全体业主送达表决票或选举票, 并告知业主表决票或选举票投放的地点和截止时间;若业主未提前声明其联系方式, 则会议召集人在本物业管理区域醒目位置张贴通告, 视为送达;若业主声明的联系方式为小区之外的邮递地址, 相关邮递费用由该业主承担”。
再如业主大会的过程监督, 依法业委会和业主大会相关会议应当告知基层政府派员参与, 事实上大家都知道, 即使基层政府全程派员参与, 也难以监督到所有细节, 难以确保所有表决严格依法进行。
龙华新区骏景华庭去年不再续聘物业公司的业主大会, 基层政府未派员参与, 业委会直接将所有表决票逐户公开、全透明, 街道办随后组织专人逐户调查投票情况是否真实。所有表决结果分户全透明 (可以隐去业主姓名, 只公布房号) , 本身就是最有效的监督, 能够防止业主、业委会、物业公司等任何一方在其中造假舞弊。
很多小区物业纠纷一出现, 业主们会感觉基层政府“偏心”物业公司。这种情况的出现, 往往是业主们入住之后很长时间没有关心小区事务, 突然有一天关心了, 是因为小区已经各种问题交织、积重难返。
解决“清官难断家务事”的问题, 一是要通过完善“家规”补充“法规”, 二是要通过对业主大会投票过程和结果全透明, 以透明的方式获得政府信用的背书。
重塑客户关系 篇8
这道题是这样的:已知x, y都是正数, 且求x+y的最小值。
讲到这题的思路方法时, 看到学生频频点头, 表示认同, 于是笔者开始批评学生:“现在看来是不是很简单?当时为什么就没这样思考呢?老师平时教你们的方法为什么不能活学活用呢?……”学生默然不语。笔者顿了顿, 还想借此发发牢骚时, 忽听一个男声传来:“老师, 这题我觉得自己做得也挺对的, 怎么没得分呢?”狡辩, 借口!这是笔者的第一反应。“你再仔细看看, 老师不可能冤枉你的!……我们看下一题吧!”笔者不打算在这个学生身上纠缠。“不是, 老师!”那男生有点着急了, 声音响亮起来, “我觉得我都答对了, 和您分析的差不多……”“哦?”笔者瞥了一眼那个孩子, 怎么遇到个这么固执的学生?一向粗心的他竟然在课堂上算起后账来了?于是笔者抓到他的语言漏洞, 开始“抨击”:“‘差不多’就是‘差很多’!知道大学者胡适先生有一篇文章专门嘲讽那些处事不认真的人吗?文章就叫《差不多先生传》, 这位差不多先生最后因为凡事都不认真而一命呜呼, 下场可悲!所以, 同学们, 我们做任何事都要细致全面, 一丝不苟, 只有这样, 才能把事情做好。你说呢, 差不多先生?”当笔者说到最后一句把目光投向那个男生时, 全班哄堂大笑。那男生很局促, 用手搔了搔头, 皱了皱眉头, 张了张嘴, 把头低了下去。笔者觉得自己用这突如其来的小插曲巧妙地教育了学生, 甚是得意。
下课后, 笔者刚要出门, 那男生便追了上来, 他的声音很低, 完全没有了刚才的气势:“老师, 能帮我看看我到底错在哪吗?”为了让他口服心服, 笔者便仔细端详起那份答卷, 准备给他个教训。他的卷面有些凌乱, 字迹潦草, 那道题解得很简略, 字数远远少于旁边用红笔订正的“标准答案”, 他是这样解的:
解:∵x, y都是正数,
这是一种不常见的解法, 思路比较奇特, 仅仅忽略了基本不等式使用的前提条件, 只要稍微化简得到x≥1, y≥9, 则x+y≥10, 这道题就可以得满分了。笔者心里一惊, 立刻意识到这是个误判!因为阅卷老师“流水”“流”得过快, 加之他的字迹潦草, 思路奇特, 所以匆忙之中竟给了零分!可是刚才呢?笔者何尝不是那位“差不多先生”?教育学生一丝不苟, 自己却缺乏认真精神, 没有实事求是, 如此武断的嘲讽, 让一颗心灵受到多大的委屈啊!笔者本想寻找合适的措辞来解释, 而那位男生看到笔者怔在那里, 便轻声说:“老师, 我刚才不是故意影响您上课进度的, 假如您是学生, 您也一定会着急的, 我真的是无意的, 只想知道自己为什么错……”“假如我是学生”, 是的, 为什么自己没有从他的立场上去考虑问题?自己什么时候真正从学生的角度思考过?
之后, 笔者大力肯定了他的答案并且表扬了他。看到孩子诚挚的笑脸, 笔者突然灵机一动, 既然可以“假如我是学生”, 为什么不可以“假如他是老师”呢?于是笔者要求他把他的思路和方法介绍给同学, 做一回老师。在笔者的鼓励下, 他愉快地答应了。下一次上课的时候, 笔者先向学生讲清那件事的始末, 并坦率地向那位男生道了歉。看到学生们友善的笑容, 笔者更意识到换位思考的重要性, 接着就把课堂交给了那位男生。一阵掌声中, 他走上讲台, 略带羞涩, 也颇显自豪。虽然他讲得很稚嫩, 但看得出, 他很卖力, 花费了很多心血, 学生的反应也不错, 而笔者也真真正正地当了一回学生, 受益匪浅, 感慨良多。
【思考和感受】
这件事之后, 笔者的心情久久不能平复。新课程改革已经多年了, 笔者也深谙新的教育教学理念, 但一旦运用到实际中就完全走了样。教师的权威让我们迷失了方向, 让我们沉浸在独立讲台高谈阔论的自我陶醉之中, 让我们沉浸在指责学生高高在上的快感之中, 让我们沉浸在居高临下的唯我是从的威严之中。我们把自己和学生放在了什么位置?师生之间的平等对话销声匿迹, 教师对学生的基本信任无影无踪, 学生的创造力被逼迫地荡然无存, 这样的课堂, 貌似神圣, 貌似规范, 但能收到预期的教学效果吗?
如何让学生体现个体的主体性、人格的独立性、学习的主动性、理解的创造性呢?答案很简单, 还原一个真实、生动、有效的课堂给他们。
1.课堂需要对话。这种对话建立在师生人格平等的基础上, 建立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被誉为“拉丁美洲的杜威”的巴西著名教育家保罗·弗莱雷指出, 教育应该具有对话性, 对话的展开,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需要一定的条件, 即爱的倾注、谦虚的态度、对人的信任、充满希望以及进行批判性思维;对话的目的, 是对现实进行不断改造, 是为了人的不断人性化。没有了对话, 就没有了交流;没有了交流, 也就没有真正的教育。
课堂上, 教师应创设一种民主的氛围、自由的空间, 让学生敢说想说, 充分表达。在对话中, 方可闻创新独到的见解, 方可见学生思维的火花, 方可感亲切生动的合作, 方可知自己知识的浅陋, 方可悟昔日教学的局限!在对话中, 预设的教案会随时改变, 新的教案也在不断生成, 师生都会在一种“思维风暴”中得到洗礼, 使“教学相长”的格局最终形成。在对话中, 学生个体被充分认同、肯定, 获得新知的同时也获得了尊重, 同时, 教师也在不知不觉中获得了专业成长。
2.课堂需要信任。作为教师, 应放下师之威, 而应立师之信, 不妨换位思考——“假如我是学生”。学生不会希望老师高高在上遥不可及, 不会希望老师凶神恶煞横眉冷对, 不会希望老师偏私, 偏爱, 偏袒, 偏护, 更不会希望老师总是怀疑, 指责, 武断评判。他们希望老师能摘掉有色眼镜, 对学生充分平等;能实事求是, 对自己充分信任;能经常换位思考, 对他们的苦衷充分体察。他们眼中的好老师是不会只重分数不重人品的, 是不会一味批评而很少表扬的, 是具有亲和力而没有距离感的, 是值得信赖的朋友而非针锋相对的敌人。
假如一个老师能在学生现有水平的基础上设计问题, 能站在学生的立场上分析问题, 能从学生思考问题的角度解决问题, 这样老师的威信才能真正树立, 所谓的“师道尊严”才真正有意义, 师生之间才能互相信任, 彼此理解, 真正达到和谐统一。这样, 也就多一份宽容, 多一分信任;少一分指责, 少一分隔阂。
花朵因为有春天的信任, 才绽放得争奇斗艳;高山因为有大地的信任, 才屹立得巍峨壮观;同样, 学生因为有老师的信任, 才能驰骋得广阔自由!
3.课堂需要开放。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 (试行) 》提出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目标中提出要“改变课程实施过于强调接受学习、死记硬背、机械训练的现状, 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 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与合作的能力。”
开放的课堂教学, 要求教师有开发的心态, 有容纳百川的气度, 还要有灵活的教学智慧以及出色的管理协调能力。在这样的课堂上, 通过贴近生活的教学内容、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 让学生有更多的自由时间和思维空间, 才能有效地开发学生的智力, 发展学生的能力, 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在后来的教学实践中, 笔者不失时机地把课堂交给学生, 良好效果的取得既在意料之外也在情理之中。
重塑客户关系 篇9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所有研究对象均为我科2005～2007年门诊及住院病人。对照组共51例,其中男40例,女11例,年龄67～76岁,平均(71±4.8)岁,为常规检查无明显心血管疾病、糖尿病、血液系统疾病、肝肾疾病的体检者。MS患者76例,其中男66例,女10例,年龄68～77岁,平均(72±3.6)岁。MS的诊断标准:根据国际糖尿病联盟(IDF)全球共识,中心性肥胖(腰围:男性≥90 cm,女性≥80 cm)加上以下4个因素中的任意2项:(1)三酰甘油(TG)>1.7 mmol/L,或已经进行针对此项血脂异常的治疗;(2)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减低:男性<1.0 mmol/L,女性<1.3 mmol/L,或已经进行针对此项血脂异常的治疗;(3)血压升高:收缩压(SBP)≥130 mm Hg或舒张压(DBP)≥85 mmHg,或已经诊断高血压并开始治疗;(4)空腹血糖( FPG)升高:≥5.6 mmol/L,或已经诊断为2型糖尿病。
1.2 血压的测量
用台式水银柱血压计测血压,患者测血压前休息15 min,取卧位测右上臂肱动脉血压,连续测量2次,每次间隔5 min,取平均值。根据PP大小分为<60 mmHg和≥60 mmHg 2组。
1.3 心血管重塑
以左心室肥厚(LVH)作为心脏重塑的指标,以颈动脉内膜增厚作为血管重塑指标。
1.3.1 颈动脉超声检查:
颈部血管超声用美国GE公司ViVid 7型超声仪,1.7～3.4 MHz 探头进行检查。受检者取仰卧位,头偏向检查对侧,充分暴露颈部。在双侧颈总动脉(距颈动脉球部膨大起始处10 mm内)、颈内动脉(距颈动脉球部分叉处10 mm)等处沿血管长轴进行测量。管腔内膜交界面到中膜与外膜交界面之间的垂直距离即为内膜中层厚度(IMT)。在此处及其前后1 cm处测3次,取其平均值为受检者的IMT值,以IMT≥1 mm 作为代表血管重塑的颈动脉壁肥厚指标,以颈动脉内膜局限性突出管腔(回声可不均匀或伴声影),IMT≥1.2 mm 为斑块形成指标[2]。
1.3.2 心脏超声:
采用美国GE公司ViVid 7型超声仪,1.7～3.4 MHz 探头,按照美国超声心动图学会推荐标准测量左室舒张末期室间隔厚度(IVST)、左室后壁厚度(LVPWT)、左心室舒张末期内径(LVED)。根据Devereux公式计算左室质量(LVM)和左室质量指数(LVMI):LVM(g)= 0.8×[1.04×(LVED +IVST+LVPWT)3 -LVED3] +0.6;LVMI(g/m2) = LVM/体表面积;体表面积(m2)=0.0061×身高(cm)+0.0128×体质量(kg)-0.1529。以男性 LVMI>134 g/m2,女性LVMI>110 g/m2 作为代表心肌重塑的LVH的诊断标准。
1.4 血液检测
患者空腹12 h后,抽取静脉血2～3 ml,采用beckman CX7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患者的FPG、餐后2h血糖(2hPG)、TG、总胆固醇(TC)、H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
1.5 统计学处理
计数资料以例数和百分数表示,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其中计数资料的比较用卡方检验,计量资料的比较采用t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2组一般资料比较
MS组体质量指数[BMI=体质量(kg)/身高2(m2)]、血压、血脂、血糖、糖化血红蛋白(HbA1c)、PP等各项指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2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5或P<0.01)。见表1。
2.2 2组心血管重塑指标的比较
MS组的颈动脉IMT、LVMI均大于对照组,而且MS组中颈动脉斑块、LVH的检出率也明显高于对照组(P<0.01)。见表2。
2.3 MS患者不同PP对心血管重塑指标的影响
PP≥60 mmHg组的颈动脉IMT、LVMI均大于PP<60 mmHg组,而且颈动脉斑块、LVH的检出比例也明显增高(P<0.05或P<0.01)。见表3。
2.4 MS患者心血管重塑与PP的关系
MS组中颈动脉肥厚者PP[(61±10) mmHg]明显大于无颈动脉肥厚者[(52±16) mmHg],MS伴LVH者PP[(62±11) mmHg]亦明显大于无LVH者[(53±9) mmHg],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P<0.01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1
注:与PP<60 mmHg组比较,*P<0.05,**P<0.01
3 讨论
PP是SBP与DBP的差值,代表血压中的动态成分,反映血管外周阻力和动脉管壁的弹性及僵硬度。在老年人群,随年龄的增加动脉中层的弹力纤维逐渐减少或断裂,大动脉缓冲功能减退,这就是老年人PP增大的常见原因。目前研究提示PP可作为心血管疾病独立的危险因素[1]。Empana等[3]研究发现随着代谢组分增加,动脉硬化的检出率也是增加的。本研究表明在MS组中不仅血糖、血脂、血压、PP、BMI等代谢因素均明显高于对照组,而且反映心血管重塑的LVMI、颈动脉内膜的厚度也高于对照组,在MS组中进行亚组分析,PP≥60 mmHg组LVMI及颈动脉内膜厚度明显高于PP<60 mmHg组,左室肥厚和颈动脉肥厚组中PP也明显高于阴性组,说明PP与心血管重塑有密切的关系。
MS引起PP增高是由于胰岛素抵抗引起的氧化应激、内皮功能紊乱[4,5]和糖基化代谢产物增加[6],导致胶原蛋白和弹性硬蛋白结构和功能的改变,使血管扩张。而代谢因子对心血管重构的影响主要原因是:(1)PP增高,使血管壁受到较大的压力,加快了血管壁结构的断裂,从而促进血管内膜的损伤,进而增加了动脉硬化和血栓形成的危险性;(2)PP增高通过增加左心室的搏动力来增加左心室的收缩末压和心肌耗氧,从而导致LVH和心衰。增高的压力在收缩时增加了心肌的耗氧,而舒张时减少了舒张末的容量,使冠脉灌注不足,进一步引起心肌缺血[7];(3)心肌糖脂能量代谢物质紊乱导致心肌能量代谢途径改变,产生心脏结构和功能异常的现象称之为“心脏代谢性重塑[8]。
MS包含了多种致动脉硬化的危险因素,及早进行干预治疗可以降低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PP的检测方法简便,重复性好,便于广泛推广,有利于早期发现MS患者的心血管病变,对于MS患者的降压和抗动脉硬化治疗有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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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许竹梅,赵水平,范平.超声测量颈动脉内膜中层厚度与颈动脉斑块的关系[J].中国动脉硬化杂志,2000,8(2):165-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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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客户关系 篇10
一、政府与公民关系的历史逻辑
1、单边维度的政府与公民统御关系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时期，君主及其官僚机构组成的“政府”是统治关系主体,平民百姓组成的“社会”是统治关系客体,这种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是君主与百姓之间的命令与服从的关系, 百姓没有相应的法律地位。政民关系实质是统治主体与统治客体之间由上而下的垂直统御的关系。
2、效率导向的政府与公民管理关系
进入工业社会,管理行政逐渐取代了统治行政。管理型政府的行政行为以管理的科学化、效率化为原则,以官僚制为基础，以效率为导向，形成基于行政政府的管理主义。然而,在管理行政时期,政府与公民的关系仍然是单向维度的。实质上，管理型政府是“政府本位”、“权力本位”的政府, 是以自身为中心，以官僚制组织结构为特征，奉行集权主义的权力运行机制。在这种行政机制下，权力自下而上地集中,上层发布命令,下级执行。政府与公民的关系的定位,仍然只能在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的思维框架下进行调整与嬗变 ,从本质上仍然无法摆脱主客体关系单向维度的思维困境。
3、公民导向的政府与公民宪政关系
宪政主义的出现，改变了管理主义的主流理论地位。宪政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新公共服务，为反思管理主客体单向度的政府与公民关系提供了新的思维路径。其对政府和公民角色的重塑,为探索政府与公民之间良性互动关系提供了反思和走出的路径。新公共服务理论,一方面认为政府的职能是服务而非掌舵、服务的对象是公民而非顾客,体现了政府不应作为公共部门的代言人,而应代表公民,扮演“主权者”的代理人这一新角色的要求;另一方面又重视人而非效率,强调公正、社会平等及回应性。在它看来，公民成为价值上的行政关系主体而政府为客体。又因为政府是实践上行政关系的主体而公民是客体，二者交织，新公共服务理论使政府与公民的关系由单向维度到双向互动成为可能。
二、信息化时代政府与公民关系的嬗变
信息化时代，新公共服务理论使得以权力为中心的政府价值观转变为“以公众为中心”,“以需求为导向”。信息网络技术的出现则为这种转变和政府公民间的良性互动提供了 “工具”和“手段”。
1、新兴技术理性带来的变革
随着网络技术的深度发展,人类社会已经由一个传统等级社会逐步转变成一个网络社会,政民关系的路径突破转向诉求于新兴的技术理性。网络拓宽了公民民主参与的渠道, 深化了我们对政府与公民关系的认识。网络的民主参与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对政府与公民关系产生了积极的深远影响。
2、以公众需求为导向的新型政民关系
信息化背景下的政府与公民关系，在新公共服务理论的基础上也引入了一些现代企业概念,由“客户关系管理”引申为“用户关系管理”与“公民关系管理”,由“以客户为中心”引申为“以公民为中心”,由“以客户需求为导向”引申为“以公民需求为导向”等等,这些具体的操作理念的出现，推动与促进了良性政民关系的产生。
①公民诉求表达的多渠道
网络民主参与，为公民提供了民主参与的新渠道，弥补了现实政府与公民关系中公民民主参与渠道狭窄的不足，提高了公民政治表达的自由程度, 开创了信息多元化和言论自由的新局面。网络民主参与这种便捷的参政工具,使人们能够更加平等地享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充分行使作为一个公民的政治权利。
②政府了解调控舆论的多平台
网络也可以为政府调控舆论提供平台。网络民主参与的出现对舆论控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网络对文字、图像、视频的实时传播与传播手段的多样性提高了政治传播的实效性和公众对政治舆论的关注。同时网络也为民意表达提供了平台，这使得网络上聚集了强大真实的民意, 这克服并改变了传统时代虚假民意或者民意不足的舆情监控结果, 为政府了解民意和政策制定民主化进程起到了促进作用。
③ 良性互动的政府与公民关系
网络参政的便捷与低成本激发了公民参与政治的热情,网络参政平等性互动性强化了公民的民主意识，网络参政所提供的便利的利益表达方式, 使得网络参政主体对民主参与表现出更加积极的参政心理。这些都大大地推进了公民政治社会化的进程。公民与政府形成良性互动，有效地参与政治决策。政府管理得到优化,从而形成良性稳固的政治秩序。
三、民主参与:转型期政府与公民关系的重构与匡正
民主参与是政府与公众之间关系的调整, 调整的方向是两者形成互动交融信任的关系。一方面, 民主参与的内容和技术为调整政府与公民关系服务;另一方面, 这种关系的调整改变了行政决策执行监督运行模式。
1、民主参与是公共政策制定执行和评估的核心内容
从公众参与的角度看, 民主参与是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执行和评估的核心内容之一。从政府与公民关系的角度看,“互动”包括三个层次递进的含义: 政府信息告知、政府与公众互动、政府与公众合作。政府与公众的互动关注政务信息双向流动,政府需要公众提供公共事务的信息,如采取民意调查、听证会、建议等形式; 公众也能够从政府那里获得需要的信息。由公众与政府合作来主导公共政策制定、执行和监督,公民的参与能够弥补政府知识不全面、能力不足和闭门造车等困境。
2、民主参与是深层次地推进政民互动的重要形式
政民互动包括告知、 互动和回应三个层次。目前的民主参与仅停留在告知层次。比如“价格听证会”演变成“涨价听证会”, 因为价格听证会其实只起到了一种形式上的作用。 听证会中公民所表达的利益诉求及其证据和理由,对于最终做出决定并没有法定的约束力，也就被政府理所当然的漠视,对行政权力运行没有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因此,需要更深层次地推进民主参与。
3、案例分析：成都市政府门户网站政民互动栏目“政风行风热线”
成都市政府门户网站“政风行风热线”栏目是由成都市监察局、成都市政府门户网站、成都市广播电台联合主办的旨在加强政民互动沟通的重要平台。在这里，公众可以提交对市政府职能部门的咨询、意见建议、求助、投诉等信息，也可以反映问题诉求落实解决。各单位负责人按计划值守直播节目,每周两个单位，每个单位两天，每天一小时，现场为公众答疑解惑、解决问题。自2009年1月20日在“中国·成都”网站开通以来，受到网友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参与。我们在节目运行中，以机制加强上线单位对网络平台问题回复的及时性，以解决影响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为重点，增强回复及时性，提升回复满意度，对群众提出的意见、建议和咨询、投诉等问题认真对待，能够现场解答的，一定在现场给予答复，现场解答不了的，在次日给出处理反馈，做到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促进有关问题切实得到解决，确保部门回复质量。各上线部门加强对群众反馈问题的归纳、整理，建立相应专题，通过公众信息网及时公布，供群众查询，以避免相同问题的重复提问，提高部门解决效率，更好地为群众提供服务。目前，“政风行风热线”已经成为市政府听取民声、汇集民智、解决民忧的重要渠道，成为成都市家喻户晓的成都市政府门户网站品牌栏目。
四、建立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良性互动的新范式
长期以来,我国公民民主参与面临一个“制度供应短缺” 的问题, 主要表现为: 制度化参与渠道狭窄, 民意表达机构功能弱化, 许多原本是法律规定的公民参与权利由于种种原因而得不到落实。在今天的信息化时代, 网络扩展了公民民主参与的渠道, 但也使得政府在面对这一新型参与方式时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1、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
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 是公民充分行使其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的过程。通过听证会,研讨会和网上征集市民意见等各种各样的方式,直接参与到国家公共政策的制定,有利于公共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保证制定出来的政策更切合实际,更符合民意。政府应该提高行政透明度, 使公众充分享有知情权。同时,拓宽公众直接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渠道, 重视民意所表达的利益诉求，积极鼓励并引导公众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保障政府权力和公民权利的民主行使和实现。
2、公民参与对政府权力的监督
实现政府与公众的良性互动和共同治理, 建设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公民参与对政府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一方面,公民积极参与国家公共事务的管理是实现自身权利的过程, 另一方面也能更好地监督政府权力的行使,只有更广泛的监督, 才能促使政府充分利用公众赋予的权力去为公众谋福利, 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
3、案例分析：成都市政府门户网站政民互动栏目“网上听证会直播”
2010年，成都市政府门户网站开始全面推动网上听证会直播的探索与实践。先后举行了“成都市高污染汽车绕城高速公路内限行听证会”、“成都市中心城区机动车增长总量控制政策听证会”和“成都地铁票价方案听证会”等一系列影响公共利益重大决策的网上意见征集和网上听证会全程网上图文直播。
通过网站的听证会直播平台，公众可参与到听证会中，“倾听”听证代表们的精彩发言，看到听证会现场的实时图片，清晰、透明、直观地了解到听证会的最新动态，还可通过直播平台的“网友评说”留言板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网站在听证会后将网上意见和建议分类整理提交政府相关部门，成为政府决策听取民意的重要组成部分。
网友对听证会网上直播的公开透明形式表示了肯定和赞扬。有网友留言：“对听证会进行直播的做法体现了政府公开、透明、民主的决策程序。”听证代表表示：“听证会的透明公开，有助于让公众了解听证的过程和政府决策程序，也有助于让公众更清晰的了解到我们听证代表的观点和想法。”更有听证代表及网友发出这样的声音:“这次透明公开网络直播的意义大于听证会本身的意义。”
五、转型重塑：建设以公众为中心的网上政府
建设政府门户网站推行电子政务，是政府应对信息化社会发展的重要变革，因此，政府门户网站已经成为电子政府的前台，承载着电子政务应用服务的总集成。
从功能上讲，政府门户网站就是以公众为中心、服务为导向的一个总的服务平台，承载着政府信息公开、公共服务和民主参与的重要功能。第一它改变了公众和政府信息不对称，具备权威性、真实性和可靠性；第二它能为公众提供一站式的公共服务，有效降低政府和公众的办事成本；第三它为政府与公众之间提供了一个开放式的互动参与渠道，能够方便公众更好地参与公众事务，监督政府运行。
重塑客户关系 篇11
1 传统的企业所有者与经营者的矛盾与协调
由于现代企业制度使产权高度分化，财产的所有权、使用权、经营权发生了分离。同时，现代企业制度使得传统意义上的财产具有两种形式和两重主体：一是以股票或股权形式存在和运动的所有权，由股东掌握，归属主体是出资者，即股东;二是以实物资产形式存在和运动的经营权，由经营者掌握和运用，归属主体是企业法人，即经营者。股东与经营者之间形成一种委托—代理关系。从产权分离的角度看，企业的理财主体可分为出资者财务主体和经营者财务主体，两个不同的利益主体在财务管理目标选择上必然存在分歧，股东面临着巨大的经营者“道德风险”。对所有者来讲，他所放弃的利益正是经营者所得到的利益。在西方这种被放弃的利益也称为所有者支付给经营者的享受成本，但问题的关键不是享受成本的多少，而是在增加享受成本的同时，是否更多地提高了企业价值。对于经营者则希望增加企业价值的同时得到更多享受成本。在面对重大决策和经营管理过程中，经营者会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不是尽最大努力实现企业财务目标。为了防止经营者背离企业目标，股东必须建立有效的控制和监督机制，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加强对经营者的约束和控制，促使股东与经营者的财务管理目标相一致，从而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这一企业终极目标。
2 经济危机背景下企业所有者与经营者的矛盾
经济危机下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的矛盾将被扩大化。主要原因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经济危机下，企业面临严峻的生存与发展挑战，企业的市场盈利能力降低，总资本收益率可能下降，这将会导致企业所有者向经营者支付的享受成本降低，引发经营者的不满甚至引发优秀的经营管理人才的流失。而这些经营者经过在工作实践中的不断的冲刺、总结、提高，日渐成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管理风格，一旦离开，会给企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
其二，金融动荡对中国更多是心理影响，由于责任不对等，容易导致经营者的不作为。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即经营者或企业经理人员拥有关于企业经营过程中各种收入和费用的真实信息，而作为委托人的所有者，由于不参与实际经营，除非付出很高的成本，无法获得相应的信息。这种信息不对称使得激励不相容有可能成为经营者侵犯所有者权益的现实表现。所有者与经营者对于企业经营结果所负的责任也是不对等的。对于现代大型企业来说，一个经营管理人员或一个代理集团，对于企业经营不善导致的恶劣后果，所能够承担的责任毕竟有限，最多不过是个人信誉、财产或自由的丧失，这与所有者或委托人的资产相比就十分不对称了。这种不对等随着规模的扩大、风险的加大而加大，使得经营者有可能为了个人的利益而采取风险过度的行为。
3 企业所有者与经营者关系的重塑
在经济危机下，重塑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关系有以下几种方法可供选择。
一是“股东财富”让位于“企业价值”，经营者所有化与所有者经营化，提高经理人员的持股比例。中国经济学家张维迎提出，企业的最优激励机制实际上是使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实现最大对应的机制，其最优的安排必然是一个经理人员与股东之间的剩余分享制。建立这种机制的具体措施：首先经营者收入水平与企业效益水平挂钩，使经营者与所有者共同承担风险;其次采取某种形式重新划定剩余索取权的有效归属，达到所有者与经营者利益一致的目的。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经理人员的股权一定是在自己投入资金的前提下才具有上述作用。
二是建立超委托———代理关系,建立财务激励机制，实施有效激励。如报酬激励机制，必须将代理人的报酬与其行为结果挂钩，影响代理人的效用函数，使代理人享有一定的剩余财务收益权，从而将代理人的个人利益与公司整体利益及所有者利益趋于一致，降低代理成本。声誉激励机制，财务经济学中一直把声誉因素作为保证财务契约诚实执行的十分重要因素。对于职业经理人而言，声誉因素的作用机理在于没有一定的职业声誉会导致其职业生涯的结束，而良好的职业声誉则间接增加经理人的人力资源价值，前者起到对财务经理人机会主义行为的约束作用，后者则对财务经理人行业具有激励作用。此外，提高优秀经理人的社会声誉，有利于培养代理人的企业家精神，包括创新精神、敬业精神、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成就感等。
参考文献
[1]赵德武.财务管理[M].北京:高等教育职业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