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与政府的关系

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共12篇）

市场与政府的关系 篇1

在专业市场培育和发展过程中，市场与城市发展的关联度越来越高，专业市场被分割、被替代的风险和市场间竞争的日益剧烈也普遍为各界所认识。相对于一些地区专业市场正在面临萎缩、甚至消亡的危险，义乌小商品市场在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仍然表现强劲，成为成功专业市场研究的典型，其根本原因在于义乌政府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应用科学发展的基本原理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并相机决策，推进市场在规模和层次上不断演绎。

1 处理人民的自发行动和政府的积极推动关系问题，极大地拓展了市场发展空间

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先发优势来源于政府对人民自发交易市场的推动。在改革开放之初，类似于义乌廿三里的小商品市场可以说在全国、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遍地开花。在市场发展之初，政府对待市场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市场的发展和繁荣。温州政府的无为纵容催生了温州十大市场，先一步爆发了先发优势，这一先发优势在政府的纵容之下，在起步初期经历了繁荣的发展，但在繁荣过程中，无序、混乱的劣根所引发的“柠檬市场”效应逐步加深，为其后的衰败埋下祸根。很多地方的市场由于政府一味地打击而绝迹，从而没有能够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留下名字。而义乌政府在明令放开市场之前，市场处于无序、低速度发展的状态。在1984年义乌政府决定四允许之际，义乌政府选择了政府积极推动之路，从而使义乌小商品市交易由民间自发运动转变为政府和民间共同的自觉行动，极大地拓展了市场发展空间。

和一般商品一样，专业市场亦有其生命周期，其在盛极转衰之际，政府的适时适度介入，无疑是其迎来又一轮春天的最重要力量。义乌市场的5次搬迁、8次重建的历程表明，场街结合互动的结构是义乌市场改扩建的基础，是义乌市场管理划行归市的基础。专业街的市场业态凝聚着民间主体的创造力、创新力，为专业市场源源不断地注入活力，消化了培育“市”的风险。2008年8月通过国际商贸城三期市场定向增发，义乌政府确立了“小商品城”在义乌市场的龙头地位，消除了潜在的同业竞争，为保持市场长期繁荣提供了必要保证。

2 科学处理经营市场权与市场经营权之间关系问题，建立有效的场街结合机制

市场由市和场两个要素组成。市是交易形态，具有无形性，而场是交易场所，则是一种有形态势。参与到市场活动过程中的私法主体有两类，即市场经营者(参与到市场交易活动中的交易主体，即市场经营户，多数情况下表现为摊主)和经营市场者(提供经营场所，从提供经营场所和组织经营活动中获利的主体)。经营市场者是运营、经营和管理市场的组织，是连接市和场的纽带。该组织的专业化水准和运营队伍的素质水平，对专业市场的培育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个组织如果是一个盈利组织，可能会出现经营市场者(建设市场、管理市场的人或组织)和市场经营者(市场中的经营户)共赢的局面，也可能会出现与市、场争利的局面。市场本身具有外部性，可能是正的外部性，为其他业态带来利益;也可能是负的外部性，给其他业态造成损害。但无论是正的外部性还是负的外部性，都会使得经营市场者的个体收益和社会收益无法配比，制约经营市场者的行为。同时，建场的收益是可见的，其行为是短期性的，而育市的收益是不可见的，其行为具有长期性。无论是经营市场者还是市场经营者，都需要在可见收益和不可见收益、短期行为(收益)和长期行为(收益)之间作出选择，寻求最佳平衡点。经营市场者的行为必须是有计划、有序的，而市场经营户的行为则多是无计划、无序的，需要有一种机制来调整两者之间的关系。

义乌政府在处理市场和政府关系问题过程中，保持市场经营和经营市场两权的适当分离是义乌市场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现代企业制度所要求的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在宏观市场上的体现为义乌政府所践行。政府不直接经营市场摊位，而是把摊位让渡给市场主体，即市场经营户去经营，保证了市场经营户之间的公平竞争;但是市场经营户不从事市场的经营，即不得建设市场，保证了市场的有序、协调和布局。政府经营市场，回避了市场之间的竞争，而保证了经营户在市场内的竞争，节约了经营户的成本。同时，政府也并没有完全控制经营市场的权力，而是只直接控制中心专业市场、即以国际商贸城为核心的小商品市场，而把经营新兴专业市场、即专业街的空间留给市场主体。这种模式其实是把专业市场界定为主要由政府投资机构经营、民间投资机构为补充的公共物品，协调了市场经营者和经营市场者之间盈利模式的长短期矛盾、和收益可见性矛盾、收益分配矛盾，并保证了民间充分的活力，使投资市场的收益与市场经营的个体收益尽可能地社会收益达到配比，是一种科学发展市场的模式。

3 科学处理市场发展与市场外要素的发展间关系问题，保证市场持续繁荣

市场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它是和其他相关要素共同发展、相互依存的。整合市场替代的风险，规避市场衰败的危险是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的切入点，也是专业市场转型升级的方向。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义乌政府看到义乌积聚累积的商业资本缺乏有效的释放渠道，提出了“贸工互动、联动”战略。依托义乌市场得天独厚的先发优势和强大的要素集聚功能，“义乌制造”在市场所占的份额逐年加大。目前，本地产品已占义乌市场经营总量的三分之一。每年十月下旬召开的“中国义乌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已经成长为仅次于广交会的日用品展会，是中国的三大展会之一。

义乌政府并没有片面孤立地发展市场，而是在发展市场的同时，适机作出花大力气发展非市场要素的战略决策，这包括引商入工、规范联托运市场、通关设施建设、文化建设、交通网络建设、新农村建设、义乌指数发布、信息化设施建设、会展设施建设及会展事业发展、劳动力和人才战略等等。这些要素的建设在起步时立足于对小商品市场的依托和陪衬，但在小商品市场发展到今天，已经和正在发挥着对小商品市场的持续繁荣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在现在，小商品市场在全国、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遍地开花的情况下，小商品市场自身的竞争力已经渐渐失去优势，而决定小商品市场的竞争优势转移到为小商品市场配套的要素上来，也就是说，小商品市场的持续繁荣将立足于和依托于为小商品市场配套的要素的竞争力。义乌的场街结合的市场结构加上市场服务市场，形成良好的市场运营体系，保证了商品流、资金流、人才流、信息流的顺畅，构建了立体型市场集群。

义乌市场能够保持持续繁荣的势头正是义乌政府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上围绕市场发展衍生工业、会展、物流等行业或部门，通过提升市场服务能力，扩大递增报酬的优势，从而领跑市场的结果。市场外要素的发展，使义乌专业市场有效地整合了替代业态，化解了市场衰败的风险。根据对比研究义乌市场、武汉汉正街市场和成都朝天门市场竞争力发现，义乌市场摊位费(2-5倍)、市场管理费(1-2倍)等指标都明显高于汉正街市场和朝天门市场，但义乌市场的竞争力却明显高于汉正街和朝天门市场，其根源就在于服务于市场的市场外要素的有力支撑。

4 有效应用意识形态武器，塑造市场制度变迁成本洼地

义乌政府发动组织的多次大讨论行动，从意识形态上统一了市场提升和市场制度变迁的思想，公开化市场制度变迁的运行成本，从而大大降低了市场制度变迁的实施成本。1997年12月义乌市委、市政府长达一年的“三再”(再思考、再发展、再创业)大讨论，明确提出义乌人应破除自高自大、等七种不正确思想，有力地推动了义乌“二次创业”，开创了义乌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项事业发展的新局面。2008年新年伊始，在浙江省委“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引领下，义乌市委、市政府发起了以思想大解放推动新一轮大发展为目标的“解放思想、创业创新”大讨论活动在全市上下轰轰烈烈展开。围绕“十问义乌”义乌人民又一次打开思想之门，创业创新理念渗透到每一位义乌干部群众的内心深处，义乌科学发展的思路更加明确、政策更加完善，创业创新的工作更加扎实、环境更加优化，为义乌在推进改革、科学发展的新征程上不断前行找寻答案，积聚力量。

新制度经济学研究证明，意识形态是个人与环境达成的默契，它以世界观的形式引导着人们的选择，使决策过程更加简化，因此能够降低社会制度的运行成本。“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与个人在观察世界时对公正所持的道德、伦理评价相互交织在一起。”这样，它就有助于人们在“相互对立的理性”之间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时，减少时间和成本的付出。“当人们的经验与思想不相符时，……他们试图去发展一套更‘适合’于经验的新的理性，”即新的意识形态，以节约认识世界和处理相互关系的成本。意识形态的变化和创新也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制度因素。义乌政府在市场发展面临瓶颈之际，即组织声势浩大的思想大解放活动。义乌的历次思想大解放活动的结果都使得义乌市场发展提到了更高的层次，每次思想大解放活动都使义乌化解了发展所面临的危机和瓶颈。思想大解放活动在全市各行各业、各级部门的开展发挥了意识形态的如下作用：一是形成了步调统一的氛围，公开化市场制度变迁的运行成本，降低各项协调成本，从而大大降低了市场制度变迁的实施成本，使个体的市场经营户、义乌各级单位和部门、普通市民、居民等自觉服务于市场发展和繁荣的长远发展目标，更好地理解和支持政府有关市场及其他领域的各项改革措施和中长期规划，推进各项改革措施和中长期规划的执行效率，有效降低各项规章制度的运行成本，提高管理效率;二是推进了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形成积极的创新氛围;三是激励市场经营户、参与到市场发展和繁荣的各类建设者明确自己的努力方向和奋斗目标，审视、调整、定位和明确自身事业发展规划，实现个体发展和义乌经济社会发展、市场繁荣的和谐统一。

5 结论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惟妙惟肖。30年来，义乌历届领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只当“流水兵”、发展才是“铁营盘”的理念，一以贯之地推进市场的持久繁荣，科学地处理好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保证了义乌专业市场和义乌经济社会文化又好又快、科学发展，创造了义乌奇迹。

参考文献

[1]许庆军.走近义乌——中国小商品城探秘[M].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6.

[2]宋则:批发市场创新研究-以义乌小商品城为例[J].经济参考, 2003 (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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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孙祥和.美国私有财产权宪法保护法律变迁——建国后至新政[M].中国言实出版社, 2008.

[5]冉再光等.东中西部专业市场竞争力比较研究--以义乌市场、汉正街市场和朝天门市场为例[J]..经济管理.2008 (23-24) :45-49.

[6]P.Krugman.Increasing Returns,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International Trade[J].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1 (9) :469-479.

市场与政府的关系 篇2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开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里程，全会通过的《决定》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是以通过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最大限度地激发全社会的投资、创业与创新活力与潜力，全面提升生产率、促进经济转型为重要内容。

国内外市场环境变了，但完善市场经济制度作为新一轮改革的主要任务没有变

35年前，以放权让利为特征的改革释放了10多亿人口的致富冲动，这种冲动与要素特别是劳动力低成本优势结合，创造了中国经济持续30多年年均增长9.8%的奇迹。随着收入水平持续提高，国内外经济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一方面，土地、劳动力等要素成本大幅度提高，许多制造业产品从供不应求变为供大于求，甚至一些产品出现了产能过剩;另一方面，居民积累的物质财富数量相应地增加了，人力资本也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推动下，国际知识与技术资源的流动性也比以前增加了，全社会对创新的需求变得更加迫切。这需要全面提升生产率，促进经济转型，以保持我国未来中长期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态势。

要保持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就要不遗余力地动员全社会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激发全社会的投资、创业与创新活力。在长期的改革实践与理论探索以及总结各国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我国找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激励与配置机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初步确定到完善是一个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实践人们对市场认知不断提升、体制转轨不断深化的过程。目前，我国仍处于体制转轨的过渡期，要提升生产率、推动经济转型，就需要加快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

消除各种资源自由进入与退出的各种体制障碍与约束，政府职能转变是关键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中，政府处于主导位置，这是由经济转轨中的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特征决定的。不可否认，在市场经济主体尚未充分发育与成长起来之前，政府主导型经济下的地方竞争对于促进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发挥了十分重要的激励性作用。但是，各级地方政府毕竟不是自负盈亏的市场竞争主体，所以，政府主导型的地区竞争就不可能是效率竞争，而是一种不完全考虑投入成本、以追求GDp总量为导向的规模竞争。自党的十五大以来，历次党代会报告都明确提出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其实质就是要把这种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规模竞争转变为一种效率竞争。要实现这种转变，不是将各级政府改造成为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而是要极大地激发民间投资、创业与创新活力，以各种方式进入市场，成为竞争与创新的主体。这就需要消除各种资源自由进入与退出的各种体制障碍与约束。无疑，政府职能转变是破解这些因素的关键，也是新一轮改革的重点。所以，新一轮改革仍然要从政府职能的转变入手，具体有以下三个方面。

以商事制度改革为突破口降低制度运营成本

目前，绝大部分行业领域都已经对民间资本放开了，一些地区也提出了“非禁即入”的准入政策。但是，政策上允许进入了，为什么民间资本还不能大量地进入呢?制度运营成本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如果商事注册登记制度的流程过多、在流程中人为因素所带来的不确定性过大，交易费用过高，那么，即使政策放开了，民间资本的进入也是比较困难的。在民间资本与知识存量大量聚集且日益增加的情况下，如果民间资源不能有效地动员并配置到生产性投资与创业活动，那么，它就会大量分流与配置到与创造财富无关的非生产活动，甚至境外。在我国向中高收入阶段迈进仍然需要有效地动员与配置资源的现阶段，这无疑是一种资源损失。而降低制度运营成本可以极大地动员社会资源用于社会经济建设主战场，并通过低成本的资源进入与退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当前，广东进行商事制度改革的试点城市与尚未改革地区的对比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2013年1—9月，广东省进行商事登记制度的深圳、珠海、东莞与顺德等四个试点城市新登记的市场主体为36.85万户，同比增长了64.11%，而尚未进行商事制度改革的其他地区新登记的市场主体下降了3.4%。如果以此为新一轮改革的突破口，带动政府职能转变，那必将极大地释放全社会的改革红利。

以增强改革的协同性减少改革与尚未改革之间的不协调性

当前，我国已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R.科斯所说的边缘改革进入到了核心地带。这个核心地带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利益主体之间的相互联系更紧密，一个经济领域中的体制机制与其他领域往往是相互交织并彼此牵制，某一个领域改革的单兵突进都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这正是改革进入深水区的艰巨性与复杂性所在。诸如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与生态等五位一体协同改革的统筹规划;财政体制与金融体制改革的相互配合;国内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之间的顺序安排，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与垄断性行业规制化管理之间的关系，政府职能转变与社会组织成长之间的互补与互动等。当然，整体推进并不是一哄而上，这需要根据改革任务的难易程度、影响大小与环境条件进行分类，并找出重点、顺序与配套条件等。因此，当前的部门协同、上下联动是保障改革有效推进的关键。

以约束权力为核心推进公平竞争的市场制度建设

过往的改革经验与教训表明，体制改革往往会更多地强调政府向市场与社会放权，而没有更多地关注从制度上建立约束权力的机制。如果约束权力的制度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就不仅容易重走“放乱收死”的循环老路，而且，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制定的减轻企业负担的政策也难以形成长期化信誉。要避免这种情况，必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并通过立法程序相对固定下来。增加变更这些法律条款的成本。制度的笼子包括了三方面的约束机制，一是以法律有效保护的产权制度来约束权力，如果财产缺少法律的有效保护，就容易导致政府侵占个人产权、个人之间相互侵权，个人侵吞公共财产。二是以权力约束权力。三是以社会监督约束权力。比如说，实施财务与政务公开作为对政府部门的一项常态化的制度建设与业绩评估要求，定期向社会公开，提高公共服务的公开性与透明度，强化司法监督、媒体监督、公众监督等。把这三方面的机制建立起来并共同使用，才能使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有实质性进展。

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一个物理模型 篇3

【关键词】:物理模型 企业兼并 市场 政府

Abstract：By studying the form of company mergers in different periods , we know the level of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n the economy in the process of market reform , which can well reflect the process of market reform in China. Using the physical models to describe the phenomenon of corporate mergers, which could mak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become more intuitive image.

Key words：physical models, corporate mergers, market, government

中图分类号：D035.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809（2010）05-0252-02

一、物理模型的建构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的发展，竞争和信用——（资本）集中的两个最强有力的杠杆，也以同样程度发展起来。”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中分析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时所阐述过的一句话。我们注意到马克思用一个物理学名词——杠杆，将竞争和信用在资本集中过程中的作用非常形象的表现出来。按照马克思所说，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图示：

图一 竞争和信用在资本集中过程中的作用

在分析这个图之前我们先对资本集中的相关知识作一些了解。根据马克思的说法，资本集中是指把若干已有的、规模相对较小的资本合并重组为规模较大的资本，它所采取的方式或途径主要有：一是并购（兼并、收购），即在竞争中占优势地位的资本并购处于劣势地位的资本，也就是市场经济中常说的“大鱼吃小鱼”现象；二是联合，即原有的分散的单个资本联合成新的更大的资本；三是通过向社会发行股票等方式，把社会闲散资金集中起来使之转化为资本。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形成优胜劣汰机制，迫使各经济行为主体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改善管理，提高产品质量。而后，机器大工业的发展，以及规模效应的需求，必然会促使资本从分散走向集中，而信用的存在又为资本集中采取较为“平滑”的方式提供了可能性。关于竞争和信用的作用机制，简单的来说就是，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下，规模较大、业绩较好的资本可利用其较强的信誉地位，获得客户信任和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支持，并借助其优势地位吞并竞争对手，促成资本集中。同时，信用关系的发展，又使企业有了更多的融资渠道，企业对这些融资渠道的利用，实际上也是对社会各类闲散资金的集中，反过来又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企业信用。

通过上述简单的介绍，我们了解了竞争和信用在资本集中过程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同时，我们也知道企业是资本集中的主体，并且也只有企业才能充分利用竞争机制和信用机制，达到资本集中和扩大再生产的目的。这样，通过引入企业这一主体，图一可以得到进一步的完善：

图二 引入企业主体后的“杠杆”图示

同时，我们还知道杠杆发挥作用时，支点的定位是非常重要的。“给我一个支点，我就可以撬动地球。”伽利略的这句话正是对这一问题的生动描述。既然如此，给予上图中的“支点”以经济学意义显得尤为必要。重新回到资本集中的过程我们会发现，如果按照上面的分析，企业的发展在竞争和信用作用得到有效发挥后似乎就可以变得非常顺利了。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这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考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另一个重要角色——政府，在这一模型中的地位和作用。物理常识告诉我们，杠杆要发挥作用是离不开支点的，同样，市场上任何经济过程总会和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作为政策的提供者和宏观经济环境的维护者，政府的确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类比为支点找到最终的归宿——政府。此时，再来看下面的图示，一切就表现的十分合理了：

图三 引入政府后的杠杆图示

在资本集中或生产的社会化过程中，涉及到的要素和主体在图中均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当然，我们的研究工作到这里还没有完，下面将通过简要介绍，来说明这一图示在现实经济活动中的实际意义。

二、物理图示与我国经济的发展

当前，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完善的时期。借助于前面的“杠杆”模型，我们不妨看一下资本集中的典型形式——企业兼并在我国的现实情况，从而进一步揭示企业兼并背后所体现出来的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以及目前我国市场化发展的程度等问题。

事实上，我们所要揭示的内容在上面的图中可以得到很好的体现，只需要看一下政府支点的位置即可。显然，支点位置越靠近杠杆右端，则资本集中进行的就越好，企业在市场中的作用才能得到完全的释放。反之，如果支点的位置越靠近左端，根据物理学中的杠杆原理可知对于资本集中也就越不利。这种情况类似于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严格意义上的企业在我国是不存在的，更不要说企业兼并了，即便是存在某种程度上的企业合并，也是完全靠政府凭借其强有力的行政手段推动的，竞争和信用的作用没有得到任何体现。在图中表现出来就是以下类型：

图四 支点位于杠杆最左端时的情况

从图中可以看出，此时杠杆支点处于最左端的位置，企业没有任何自主性可言，政府与企业的是一体的。政府自己表现为唯一的一个企业，这个“企业”无所不能，它主导着整个社会经济的运转。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的作用几乎被完全忽略掉了。

直到上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企业兼并在数量和规模上都有了很大的进步，表现为竞争与信用开始发挥作用，企业有了一定程度的自主性。在图上表示出来的就是支点开始缓慢右移：

图五 支点（政府）向右移动

从上图可以看出我国的市场经济开始有了发展，但还不完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还处于磨合状态，计划经济时代的元素依旧发挥着重大作用，政府在摸索中还没有摆脱计划观念的影响。表现为：

一是企业兼并仍旧是政府主导，竞争在小范围内发挥作用。二是企业兼并中信用杠杆的作用有限。

随后经过不断反思和经济体制改革，目前我国市场化程度得到进一步深化，市场体制进一步完善。但从实践来看也仍然存在诸多市场竞争和信用方面的问题：一是不正当竞争现象突出。二是目前我国市场信用机制还不完善，信用体系尚未建全。此外，在金融资本市场上，企业信用不良导致银行及企业自身存在大量呆账、坏账，严重影响了整个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完善。而事实上，企业信用问题的产生是有深层次原因的，它一方面是由于政府相关制度缺失和监管不力造成的，另一方面也与当前政府自身的信用问题有关。事实上，企业信用与政府信用是密切关联的，政府信用存在问题往往是企业信用缺失的重要原因，特别是在政府政策朝令夕改时，常常会直接导致企业的“见异思迁”，从而产生各种信用问题。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竞争与信用能否在一个安全稳定的市场环境中充分发挥作用成为我国经济是否良性发展的缩影，体现在图中就是政府支点的不断右移。另外，借助于分析我们也可以发现，事实上政府支点右移的过程反映在现实中就是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是我国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

三、物理图示存在意义

第一，物理方法的引入，为我们研究经济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现代经济理论大都建构在数学推理上，物理知识在经济学中的应用也可以说是这种方法的延伸，体现了研究角度的多样性。

第二，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图中得到很好的体现，让我们更加形象的认识到政府和市场的相互作用及各自地位。并且为判断一种经济体制及市场化完善程度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第三，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也具有一定理论指导意义。按照图中所反映出来的杠杆原理，要求我们加快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步伐，更加谨慎的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此外，本文的分析对于市场环境下存在的企业兼并问题同样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逄锦聚等.政治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2].刘炳瑛.《资本论》体系与实践意义研究.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

作者简介：王瑞（1986-，中共山东省委党校研究生部政治经济学专业08级硕士研究生）单位：中共山东省委党校研究生部；

调节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天平 篇4

一、舞动“无形手”, 发挥其决定作用

古典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阐述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 (即“无形手”) 呼风唤雨的作用:仿佛有魔法支配人们追求最大的利润。无论是后来的萨伊定律、凯恩斯主义, 还是新自由主义, 都认定市场的决定力量。人们普遍认为, 市场这只“无形手”实现了有效的资源配置, 政府只是“守夜人”。虽然我们不完全赞同他们的观点, 也不会追随他们的脚步, 但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都证明, 市场是资源配置的最佳方式。所以, 尊重和引导市场这一“无形手”的决定作用, 是我们政府的神圣职责。

1. 给市场让道。

政府对微观经济的干预管制, 对经济主体的隐性补贴, 跨越了宏观调控与微观干预的界限, 在相当程度上形成了对市场的替代, 导致信号失真、资源错配和效率低下。要推动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 必须给市场“让道”, 通过价格、供求、竞争等市场机制, 实现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有机互动、需求与供给的基本均衡, 从而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

2. 迫政府放权。

在传统计划经济的束缚下, 人们过分迷信行政权力, 对市场的决定作用充满疑虑, 一些政府部门通过不断扩权, 严重压抑了市场的成长空间。我们要进一步简政放权, 既契合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 也讲究“道常无为而无不为”, 最大限度减少对微观事务的管理与约束。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 一律取消审批, 对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要规范管理、提高效率, 从而打通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藩篱, 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活力充分迸发。

3. 让社会分担。

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 也有可能“失灵”, 比如外部性、信息不对称、垄断等, 但不要误以为市场失灵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 并以此不断强化政府的微观干预。我们要按照市场化方向, 在制定负面清单基础上, 推进工商注册制度便利化, 推广政府购买服务, 凡是市场和企业能解决的交给市场和企业, 凡是社会中介组织能承担的职能, 交给社会中介组织, 形成官营民办合理分工、保障性供给和商业性供给各司其职的良性互动。

二、管好“有形手”, 增强其调控作用

市场并非万能的神话, “作为起调节作用的自然规律强制的为自己开辟道路, 就像房屋倒在人的头上时重力定律强制地自己开辟道路一样”, 必然产生自发、盲目与滞后的弊端, 甚至沾满鲜血地手舞足蹈。我们不迷信市场的至高无上, 但也不能相信政府万能, 因为在力图弥补市场失灵的过程中, 政府本身也会出现失灵, 导致经济效率和社会福利的损失。战后, 凯恩斯主义盛行20多年, 政府规模膨胀过度、巨额财政赤字、寻租、交易成本增大、社会经济效率低下等问题, 让我们不得不低下高昂的头颅, 用科学的眼光审视政府这一“看得见的手” (即“有形手”) 的作用, 让“有形手”和“无形手”手拉手向前走。

1. 更加注重职能转变。

面对政企不分、政事不分、政资不分、政社不分, 伴随着改革开放30多年前行的脚步, 转变政府职能, 一直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我们要通过制定政府权力、程序、责任清单, 合理界定和调整政府职能, 集中精力抓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提高相机抉择水平, 增强宏观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

2. 更加注重部门协调。

政府部门之间的职能交叉、政出多门、权责不清现象比较突出, 传统的由多个部门管理同一项事项的做法, 形象地表述为“九龙治水”, 实际上减轻了部门应承担的责任, 降低了工作效率。我们要对政府职能进行科学界定, 优化政府机构设置、职能配置, 使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上级政府与下级政府、政府与所属部门之间政令畅通, 政府各部门之间协调一致, 整个行政体系目标统一、合理分权、运转有序。

3. 加注重制度完善。

随着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 市场体系日臻完善, 但我国仍然算不上一个健全的市场经济国家, 大部分改革还行走在路上, 存在着有形无形的制度壁垒, 妨碍着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公平竞争。我们要加快市场经济相关配套制度的构建, 加强产权保护, 探索国有企业现代企业制度, 完善现代市场体系,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健全自然资源用途管制制度等, 用制度保证行政效率, 降低行政成本, 改进行政质量。

4. 更加注重行政程序。

程序控权是现代法治国家的共同趋势, 随着我国政府职能转变和民主法制建设的不断深入, 这一问题日益受到重视。我们要在行政决策、行政执法、行政服务中讲程序, 让规范有序成为目标导向, 努力做到重大事项未经调查研究不决策、未经广泛听取意见不决策、未经专家论证不决策、未经合法性审查不决策、未经集体讨论不决策, 全面推进行政复议委员会试点, 继续做好行政审批事项的审核, 真正把各项政府工作都推上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

三、斩断“第三只手”, 抑制其破坏作用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最发达的交换方式, 也是滋生钱钱交易、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等“第三只手”的最好土壤, 在超级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 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使“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一切规律都颠倒过来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 “第三只手”本无立锥之地, 但因其不成熟和不健全, “第三只手”也会时常伸出来兴风作浪, 扭曲、控制、破坏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我们必须坚持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方向, 坚决斩断“第三只手”, 正确行使政府职能, 维护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经济秩序。

1. 加强思想教育, 遏制伸出“第三只手”的动机。

深入学习贯彻习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会时刻提醒我们, 市场经济不仅是自由经济, 也是开放经济、法制经济、道德经济。“大贤秉高鉴, 公烛无私光”。政府不是为少数人、少数集团谋利益的, 我们必须站在公开、公正、公平的立场上从事政府活动, 不为私欲所动, 不为私利所惑, 遵守党纪国法, 努力降低行政成本, 提高政府工作效率, 营造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的环境。

2. 加快审批改革, 铲除伸出“第三只手”的土壤。

抓住新一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契机, 坚决持久地反对“四风”, 打破人为设置的“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 克服政令不畅的“堰塞湖”现象, 严肃查处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吃拿卡要”行为, 扩大绩效审计范围, 完善责任追究制度, 努力提升宗旨意识, 切实维护和实现各类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3. 加大权力制约, 减少伸出“第三只手”的条件。

法国政治学家孟德斯鸠说过:“权力不受约束必然导致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 防止权力滥用的有效办法, 亘古不变的只有用权力约束权力。我们要加快建立起政府内部决策、执行、监督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 保证各类市场主体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推进决策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开、结果公开, 将权力置于“阳光之下”, 从而防止权力过于集中或滥用。

4. 加紧制度修补, 控制伸出“第三只手”的机会。

认真研究市场经济规律和政府管理规则, 在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部位和环节, 经常给制度漏洞打“补丁”, 用科学、完善、有效的制度管权、管事、管人, 用踏石有印、抓铁有痕的精神“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努力从源头上消除政府工作人员伸出“第三只手”的机会。

5. 加重案件查处, 提高伸出“第三只手”的代价。

牢牢依靠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 加强党委、政府与检察、公安、审计、税务等执法执纪机关以及人民法院、金融机构、企业党委纪委的密切协作, 编织缉拿大案、要案的天罗地网, 挖掘线索、多方取证, 查办一案、教育一片、威慑一方, 让政府工作人员不能伸手、不敢伸手, 伸手必被捉, 对瞒案不报、压案不查、干扰办案的, 依法从重从快处理, 保持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 努力建设人民群众满意的政府。

摘要：为了切实转变政府职能, 必须激发市场这一“无形手”的决定作用, 更好发挥政府这一“有形手”的调控作用, 坚决斩断游走在两者之间的“第三只手”, 调节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天平, 营造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经济秩序。

市场与政府的关系 篇5

2015国家公务员考试申论备考技巧：政府与市场关系

常识考试必然会以党的十八大及十八界三中全会为改革背景，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化改革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所以说我们如何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同时更好的发挥政府作用成为我们体制改革的重点。

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涉及许多问题，一是划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是市场经济能解决的，政府就不要干预，当市场本身在调节失灵时，或者市场解决不了时候，政府才来进行宏观调控。

二是在资源配置方面，要发挥市场作用，政府只起辅助性作用。政府应该看重宏观管理、市场规则的制定、市场秩序的规范、社会诚信的建立，而市场则在制度下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时候，党中央作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但对市场在经济中的作用没有阐述。随着经济实践的发展，十四大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十五大和十六大都继续强调了“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十八大提出“在辽宁公务员 | 国家公务员 | 事业单位 | 政法干警 | 公安招警 | 村官三支一扶 | 党政公选 | 医学考试 | 教师招聘 | 银行招聘信用社 | 选调生 | 军转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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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实践要求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勇敢地探索

新的社会主经济理论。

十八大报告提出要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我国已经形成了公有制经济为主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格局。这是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但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其他所有制经济应该如何发展。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所有制经济公平发展的基础。如何让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协调发展是我们加快完善社会主义体制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而我们在考试中，也需要对这一背景以及发展历程有一个详细的了解，常识考试时政题目会出现以十八大经济体制改革作为重点。

政府与市场关系探析 篇6

关键词：政府；市场：国家干预；边界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古老而又恒新的话题。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实际上是要合理确定政府经济职能的边界。关于这一边界，世界银行在1991年以“政府与市场关系”为主题的世界发展报告中，提出了“友善于市场”的发展战略。该战略认为，对市场友善的干预应该遵循以下原则：不做主动干预，除非干预能产生更明显的良好效果；把干预持续地置于国际和国内市场的制约下，确保干预不致造成相关价格的过度扭曲，如果市场显示干预有误，则应该取消干预；公开干预，使干预简单明了，把干预置于制度的规范约束下。以上3点，对于确定政府干预的范围、内容、方式和力度很有借鉴意义。

一、合理确定政府的职能边界

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认为，“政府的失败既可能是由于它们做得太少，也可能是由于它们做得太多。”其重要原因是，政府行为目标与市场行为目标不完全一致。前者追求社会目标，追求社会得益最大化；后者则是为进入市场的行为者提供追求私人利益最大化的平台。因此，界定政府职能，明确政府的干预方式和干预范围，划分政府和市场之间的边界，无论是对提高市场调节效率还是提高政府效率都十分重要。

政府的职能边界到底如何确定并不取决于政府本身，也不能简单地以“大政府”或“小政府”作为标准取向，政府职能的边界是由行政环境及与政府活动相互作用的客体决定的，并且会随着环境和客体的变化而变化。合理的政府职能边界的衡量尺度主要有：一是作用与能力相一致的原则。政府权力扩张应限定在其能力范围内，明确政府不应该做什么与应该做什么，没有能力做什么与有能力做什么同等重要。二是成本收益原则即效率原则。政府规模过大或过小可能都是有害的，政府规模增长的边际成本等于其边际效益时，政府规模是合理的。政府职能的合理定位需要不断转变政府职能，只有将政府职能界定在其能力的基础性工作上才有助于提高政府管理的效能，防止政府失效的产生。由市场经济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出，市场经济是一个有效率的经济，但它自身也是有缺陷的，容易形成市场失灵。但政府干预过多，也妨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降低市场效率，形成政府失灵。因此，合理的市场干预应该是在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之间。

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面临着资本短缺、本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不强、市场发育滞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人口多、资源匮乏等一系列困难和问题，这些都需要政府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政府干预是有边界的，它不能妨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因此，在我国当前市场发育尚不成熟阶段，仅靠市场还无法解决的方面。可以由政府去做，但要创造条件让市场发挥作用，只要市场能够发挥作用的领域，就要放给市场去调节。在这个问题上。要合理划分二者的边界，充分发挥两方面的积极作用。

二、科学界定中央与地方的市场分权

市场产权的唯一主体是中央政府。虽然地方政府和部门政府机构对于各国市场体系与市场制度的建设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地方政府和部门政府机构与中央政府仅仅是一种代理关系。虽然一个国家在其市场产权制度的建设与供给过程中，或多或少存在制度学习与制度模仿现象，但国家的“暴力潜能”和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决定了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才是市场发动机的灵魂，中央政府必须独立自主地进行市场产权制度的建设安排与制度供给。从本质上讲，中央政府是一国市场制度的唯一投资者与供给者，任何地方政府和部门政府机构都不能代替中央政府行使市场所有权的主体功能。

因此，应该合理划清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事权的界限，科学界定中央与地方的市场分权。中央政府的事权范围应该涵盖：涉及国家整体利益的全国性公共产品和服务；政府管制；制定反垄断政策；进行宏观经济管理、发展中和转轨中国家还包括全国性的发展和改革政策；进行再分配，包括收入分配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以及建立全国性的社会保障体系等。提供全国性和区域性外溢效应比较强的公共产品是首要和基本的职能。

省级及省以下地方政府的事权范围应该是：提供地方性公共产品和区域性公共产品；承担部分經济性管制及社会性管制职能；执行反垄断的法律和政策；配合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实施，制定地方发展战略规划和改革思路方案；配合实施国家的收入分配政策，承担地方性的社会保障统筹。总体来看，提供公共产品是地方政府的主要职责。其中：提供排污、消防、垃圾清理和供水、围海设施、电视转播、大坝、城市交通、图书馆、电影院等地方性公共产品各级地方政府的职责。与上下级政府共同提供电视节目、信息、医疗保健、环境保护、计划生育，以及教育、医疗、道路等存在“交叉性”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也是各级地方政府不可推卸的职责。

三、建立“有限”与“有效”政府

钱颖一教授在《市场与法治》一文中提出了“有限”的政府和“有效”的政府的概念。面对政府增长的趋势，为了最大限度地克服政府失败，需要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对政府权力及政府增长进行约束。

(一)“有限”政府

“有限”政府是职能限制在公共领域的政府。“有限”政府的治理，是通过制度化、程序化的制约机制，即通过“法治”，实现对政府权力的约束。法治不仅意味着市场行为要依据法律，更意味着政府行为也必须依据法律。政府的权力大小、范围、规模、职能必须由法律和制度予以严格明确的规定，只有当执行法律的政府权力服从于明晰的、非人格化的法律控制时，社会才可能建立起普遍的法律秩序。

(二)“有效”政府

“有效”政府是指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代表者是否能有效地履行一般政府都应履行的基本职能。政府经济管理的有效性，是政府校正市场失灵的前提，是政府能力的表现，同时也是政府干预市场的理性要求与客观结果。“有效”的政府经济管理有以下特点：高效率、强效能、优效益。

(三)构建“有限、有效”政府的途径

1、构建“有限”政府的法律体系，明确政府经济管理的边界。“有限”政府是“有效”政府的前提。倡导“有限”政府的构建，并不仅仅是构建一个“有限”的政府，其真正的目的在于为“有效”政府的构建提供前提和基础。要建立一个“有限”的政府，其主要内涵在于构建一个完善的法律体系，以此为政府的运作提供一个恰当的边界和行动准则。对于这一法律体系而言，首要任务是宪制的确立。诺思认为，经济发展没有国家万万不行，但国家又往往成为经济发展的祸害。这就是所谓的“诺思

悖论”。解决“诺思悖论”的关键是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以及如何用一套宪政规则来控制政府权力的问题。就我国而言，首先是确立最基本的宪治观念，即要真正确立宪法的“法律之法”的崇高地位，具体法以及政府的条例、党派的规章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超越于宪法，从而为一个“有效”政府的构建奠定坚实的规则基础。其次是加强行政法的建设。行政法确立的所有具体的法律制度应当与规范国家与公民关系的宪政框架一脉相承。行政法最主要的功能体现在对宪法的落实上。

2、加强法治和制度建设，全面推行依法行政，强化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1)把法律机制引进政府决策，以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制化的程度。引进立法机制。使政府决策符合法律的权限、符合法定的程序、符合法律规定、承担法律责任。引进司法机制，建立决策听众机制的准司法制度、仲裁调解的准司法制度、接受司法审查的制度。(2)政府干预行为应该规范化，必须通过一定的法规、制度和条例，对政府干预的具体职能、干预方式、管理經济的手段以及干预经济过程中的各种利益关系。予以明确的规定，形成政府干预经济行为的法律规范，限制政府的越轨干预。(3)要通过一定的制度组织形式。形成政府干预经济行为的机制，把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置于有效的监督之下，并明确政府干预的责任。(4)加强社会对政府行为的监督、约束。从外部看，社会监督包括公共监督、新闻监督、舆论监督、社会组织监督；从内部看主要是政府机构从上至下的纵向监督和同级之间的横向监督。

3、培养中介组织。缩小政府规模。建设有限政府，需要社会机制的配套。小政府的前提是大社会，即必须在政府与市场以外的第三方力量即非政府组织充分有效作用时，或者非政府组织代替政府行使职能时，政府才可能向小政府方向发展。非政府组织主要是各种类型的中介组织。政府应通过培养中介组织，将部分政府职能社会化，从而精简政府机构，缩小政府规模。中介机构有3种类型：行业协会之类的中介机构，协调行业发展；商会之类的中介机构，协调各种类型企业的发展；会计师事务所之类的中介机构，监督和评价市场活动。

政府与市场关系探析 篇7

一、合理确定政府的职能边界

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认为, “政府的失败既可能是由于它们做得太少, 也可能是由于它们做得太多。”其重要原因是, 政府行为目标与市场行为目标不完全一致。前者追求社会目标, 追求社会得益最大化;后者则是为进入市场的行为者提供追求私人利益最大化的平台。因此, 界定政府职能, 明确政府的干预方式和干预范围, 划分政府和市场之间的边界, 无论是对提高市场调节效率还是提高政府效率都十分重要。

政府的职能边界到底如何确定并不取决于政府本身, 也不能简单地以“大政府”或“小政府”作为标准取向, 政府职能的边界是由行政环境及与政府活动相互作用的客体决定的, 并且会随着环境和客体的变化而变化。合理的政府职能边界的衡量尺度主要有:一是作用与能力相一致的原则。政府权力扩张应限定在其能力范围内, 明确政府不应该做什么与应该做什么, 没有能力做什么与有能力做什么同等重要。二是成本收益原则即效率原则。政府规模过大或过小可能都是有害的, 政府规模增长的边际成本等于其边际效益时, 政府规模是合理的。政府职能的合理定位需要不断转变政府职能, 只有将政府职能界定在其能力的基础性工作上才有助于提高政府管理的效能, 防止政府失效的产生。由市场经济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出, 市场经济是一个有效率的经济, 但它自身也是有缺陷的, 容易形成市场失灵。但政府干预过多, 也妨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 降低市场效率, 形成政府失灵。因此, 合理的市场干预应该是在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之间。

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 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 面临着资本短缺、本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不强、市场发育滞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人口多、资源匮乏等一系列困难和问题, 这些都需要政府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 政府干预是有边界的, 它不能妨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因此, 在我国当前市场发育尚不成熟阶段, 仅靠市场还无法解决的方面, 可以由政府去做, 但要创造条件让市场发挥作用, 只要市场能够发挥作用的领域, 就要放给市场去调节。在这个问题上, 要合理划分二者的边界, 充分发挥两方面的积极作用。

二、科学界定中央与地方的市场分权

市场产权的唯一主体是中央政府。虽然地方政府和部门政府机构对于各国市场体系与市场制度的建设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但地方政府和部门政府机构与中央政府仅仅是一种代理关系。虽然一个国家在其市场产权制度的建设与供给过程中, 或多或少存在制度学习与制度模仿现象, 但国家的“暴力潜能”和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决定了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才是市场发动机的灵魂, 中央政府必须独立自主地进行市场产权制度的建设安排与制度供给。从本质上讲, 中央政府是一国市场制度的唯一投资者与供给者, 任何地方政府和部门政府机构都不能代替中央政府行使市场所有权的主体功能。

因此, 应该合理划清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事权的界限, 科学界定中央与地方的市场分权。中央政府的事权范围应该涵盖:涉及国家整体利益的全国性公共产品和服务;政府管制;制定反垄断政策;进行宏观经济管理、发展中和转轨中国家还包括全国性的发展和改革政策;进行再分配, 包括收入分配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以及建立全国性的社会保障体系等。提供全国性和区域性外溢效应比较强的公共产品是首要和基本的职能。

省级及省以下地方政府的事权范围应该是:提供地方性公共产品和区域性公共产品;承担部分经济性管制及社会性管制职能;执行反垄断的法律和政策;配合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实施, 制定地方发展战略规划和改革思路方案;配合实施国家的收入分配政策, 承担地方性的社会保障统筹。总体来看, 提供公共产品是地方政府的主要职责。其中:提供排污、消防、垃圾清理和供水、围海设施、电视转播、大坝、城市交通、图书馆、电影院等地方性公共产品各级地方政府的职责。与上下级政府共同提供电视节目、信息、医疗保健、环境保护、计划生育, 以及教育、医疗、道路等存在“交叉性”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 也是各级地方政府不可推卸的职责。

三、建立“有限”与“有效”政府

钱颖一教授在《市场与法治》一文中提出了“有限”的政府和“有效”的政府的概念。面对政府增长的趋势, 为了最大限度地克服政府失败, 需要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对政府权力及政府增长进行约束。

(一) “有限”政府

“有限”政府是职能限制在公共领域的政府。“有限”政府的治理, 是通过制度化、程序化的制约机制, 即通过“法治”, 实现对政府权力的约束。法治不仅意味着市场行为要依据法律, 更意味着政府行为也必须依据法律。政府的权力大小、范围、规模、职能必须由法律和制度予以严格明确的规定, 只有当执行法律的政府权力服从于明晰的、非人格化的法律控制时, 社会才可能建立起普遍的法律秩序。

(二) “有效”政府

“有效”政府是指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代表者是否能有效地履行一般政府都应履行的基本职能。政府经济管理的有效性, 是政府校正市场失灵的前提, 是政府能力的表现, 同时也是政府干预市场的理性要求与客观结果。“有效”的政府经济管理有以下特点:高效率、强效能、优效益。

(三) 构建“有限、有效”政府的途径

1、构建“有限”政府的法律体系, 明确政府经济管理的边界。

“有限”政府是“有效”政府的前提。倡导“有限”政府的构建, 并不仅仅是构建一个“有限”的政府, 其真正的目的在于为“有效”政府的构建提供前提和基础。要建立一个“有限”的政府, 其主要内涵在于构建一个完善的法律体系, 以此为政府的运作提供一个恰当的边界和行动准则。对于这一法律体系而言, 首要任务是宪制的确立。诺思认为, 经济发展没有国家万万不行, 但国家又往往成为经济发展的祸害。这就是所谓的“诺思悖论”。解决“诺思悖论”的关键是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 以及如何用一套宪政规则来控制政府权力的问题。就我国而言, 首先是确立最基本的宪治观念, 即要真正确立宪法的“法律之法”的崇高地位, 具体法以及政府的条例、党派的规章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超越于宪法, 从而为一个“有效”政府的构建奠定坚实的规则基础。其次是加强行政法的建设。行政法确立的所有具体的法律制度应当与规范国家与公民关系的宪政框架一脉相承。行政法最主要的功能体现在对宪法的落实上。

2、加强法治和制度建设, 全面推行依法行政, 强化对行政权力的监督。

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 (1) 把法律机制引进政府决策, 以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制化的程度。引进立法机制, 使政府决策符合法律的权限、符合法定的程序、符合法律规定、承担法律责任。引进司法机制, 建立决策听众机制的准司法制度、仲裁调解的准司法制度、接受司法审查的制度。 (2) 政府干预行为应该规范化, 必须通过一定的法规、制度和条例, 对政府干预的具体职能、干预方式、管理经济的手段以及干预经济过程中的各种利益关系, 予以明确的规定, 形成政府干预经济行为的法律规范, 限制政府的越轨干预。 (3) 要通过一定的制度组织形式, 形成政府干预经济行为的机制, 把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置于有效的监督之下, 并明确政府干预的责任。 (4) 加强社会对政府行为的监督、约束。从外部看, 社会监督包括公共监督、新闻监督、舆论监督、社会组织监督;从内部看主要是政府机构从上至下的纵向监督和同级之间的横向监督。

3、培养中介组织, 缩小政府规模。

建设有限政府, 需要社会机制的配套。小政府的前提是大社会, 即必须在政府与市场以外的第三方力量即非政府组织充分有效作用时, 或者非政府组织代替政府行使职能时, 政府才可能向小政府方向发展。非政府组织主要是各种类型的中介组织。政府应通过培养中介组织, 将部分政府职能社会化, 从而精简政府机构, 缩小政府规模。中介机构有3种类型:行业协会之类的中介机构, 协调行业发展;商会之类的中介机构, 协调各种类型企业的发展;会计师事务所之类的中介机构, 监督和评价市场活动。

4、控制政府规模, 抑制机构膨胀, 提高政府效率。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来说, 政府规模小一点, 对市场自由运行有好处。但是, 在市场失灵面前, 政府不能无所作为, 政府应有适度的规模, 对经济有一定程度的干预。国际上通常用经济自由化的尺度衡量市场发展程度, 对经济自由化研究比较著名的两份报告———美国传统基金会和《华尔街日报》共同主办的《经济自由度指数》和大弗雷泽研究所的《世界经济自由报告》, 都运用政府规模大小衡量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程度, 并且他们认为, 政府规模和市场化程度存在负相关关系, 即政府规模越大, 经济的市场化程度越低。衡量政府规模的大小可以从政府收入、政府机构与人员、政府消费支出、政府投资和政府补贴等方面来评价。在最近一个世纪里, 人类社会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 同时, 政府的规模和范围也大幅度地扩张了。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如此。与市场经济国家相比, 在最近一个世纪里, 我国政府规模及膨胀的速度是惊人的。政府规模自身有一种扩张的趋势, 政府规模过大, 本身就消耗了大量的社会资源, 同时, 必然会造成对经济的过度干预。为此, 必须控制政府规模、抑制机构膨胀。具体措施有:对政府机构进行结构性调整, 把专业经济管理部门改组为不具有政府职能的经济实体和自律性行业组织, 大幅度裁减非常设机构, 严格把好国家公务员的入口关, 实现机关后勤服务工作社会化, 规范官员的利益, 加强对政府部门预算的监督。

参考文献

[1]、 (美) W.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2]、庄垂生, 黄大兴.论政府规模及其增长——来自公共选择的启示[J].求实, 2001 (1) .

[3]、董炯.权利至上、制度设计及其运作[J].比较法研究, 1998 (3) .

[4]、谢自强.政府干预理论与政府经济职能[M].湖南大学出版社, 2004.

市场与政府的关系 篇8

一、综述

“交易费用”一直是理论界与实践界共同关注和争论的问题,目前还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自它被提出以来,不同的学者相继对其给出了自己的理解。1937年,罗纳德·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中首次提出了“交易费用”的概念,将其引入到经济分析中,并于1960年在《社会成本问题》中将交易成本定义为获得准确的市场信息所需要付出的费用以及谈判和经常性契约的费用。

20世纪70—80年代,威廉姆森等人在科斯的理论基础上建立了比较完整的交易费用理论,认为交易成本还应包含发现交易对象和交易价格、讨价还价、订立交易合约、执行交易及维护交易秩序的费用等,进一步完善了交易成本所包含的具体内容。20世纪80年代后,交易费用理论在三个方面得到了完善:“1.信息范式与代理模型。斯蒂格利茨坚信,由Akerio(f1970)、Spenee(1973)等人开创的信息经济学,反映了流行的经济学范式出现了一个根本的变化。2.不完全合约理论。Hart等人(1986,1987,1998)提出的不完全合约理论,有效地修正和扩展了产权交易费用方法,即契约双方不可能详尽地把全部可能发生的情况的责任和义务都写进合同。3.信任与合作博弈问题。产权交易费用方法的另一种改造路径是针对Williamson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这两项个人属性的假定,考虑了信任问题。诺德汉文(1999)引入一个分裂内核模型(split—core—model),认为人的本性既有值得信任的一面,也有机会主义的一面。当交易一方持续得到另一方值得信赖的信息时,信任关系将得到强化。”

二、交易费用内容

科斯认为,一旦假定交易成本为零,而且对产权(指财产使用权,即运行和操作中的财产权利)界定是清晰的,那么法律规范并不影响合约行为的结果,即最优化结果保持不变。然而这些理论和视角在中国现行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却并不适用。从微观角度来看,科斯定理假设交易费用为零,然而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环境下,想实现交易费用为零并非易事。事实上,科斯定理中的零交易费用的假定本身就不存在(不现实)。科斯自己也承认这一点,所以在《社会成本问题》中他写道:“迄今所阐述的观点都假定交易费用是不存在的。当然,这是很不现实的假定。真实的工作常常是成本很高的,而任何一定比率的成本都足以使许多在无需成本的定价制度中可以进行的交易化为泡影。”从宏观角度来看,中国处于转轨经济,并具有劳动力无限等特征,与科斯的“完全竞争市场”等假定并不符合。所以,我们需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来分析交易费用理论对市场的影响。

三、交易费用对市场的影响

交易费用和产权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基石和核心分析工具,它颠覆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思想。现实生活中,市场个体仅能做到有限理性;在不具有完全理性和对称信息的情况下,个体就有可能通过侵害他人利益而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为了防止“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所消耗的人力、物力、财力是交易费用最为直接的表现形式。另外,税收也是交易手段。由此可见,交易费用是市场运行的内生产物,是必然存在的。下面我们以IS-LM模型为基础,考察交易费用对市场的影响。

IS-LM模型包括产品市场均衡和货币市场均衡,具体思路如下:

由模型可知,方程(1)为产品市场均衡的IS曲线:C(YT)表示消费函数,Y为收入,T为交易费用,(Y-T)为实际收入,同时消费边际倾向满足0<C(' Y-T)<1;(Ir)为投资,r为实际利率。由于利率升高会增加投资的机会成本从而减少投资,所以I'(r)<0;G表示财政支出。方程(2)是货币市场均衡的LM曲线,M是名义货币供给,P是价格总水平,M/P为实际货币余额;L(r,Y)表示货币需求,利率升高会增加人们持有货币的机会成本,从而减少货币需求,所以,Lr(r,Y)<0;量,所以,LY(r,Y)>0。通过方程(1)和(2)可以求得使得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同时实现均衡的收入和利率组合。然后,通过上述模型考察交易费用对均衡收入的影响。通过对方程(1)(2)全微分可得:

由于G、M、P均为外生给定,所以d G =d(M/P)= 0。由方程(4)可得dr=-LY(r,Y)/Lr(r,Y)d Y,将其代入方程(3)整理可得:

根据方程(5),交易费用的增加会使均衡收入下降。这是因为,交易费用增加使得实际收入减少,这又使得居民消费下降。根据凯恩斯交叉图,居民消费是经济中总需求的一部分,居民消费下降使得经济中的总支出和总收入下降。交易费用增加对均衡收入的影响具体如图1所示。

由上述分析知,交易费用增加对均衡收入的负面影响主要是通过经济中总消费下降实现的。我们可以进一步考察交易费用对消费率的影响,经济中的消费率表示为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加总占GDP的比例(C(Y-T)+G)/Y,交易费用对消费率的影响为:

根据方程(6),交易费用增加使得消费率下降,也即交易费用增加使得经济中的总消费减少,从而对均衡收入和支出也会产生抑制作用。

四、交易费用与政府行为

政府作为组织的一种形式,兼具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和行为主体两种角色,作为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我们需要控制和减少在此过程中产生的交易费用;作为一种行为主体,在与市场谋求协调的过程中存在着诸如计划制订成本,关系协调成本,体制所导致的效率损失成本以及经济背后所隐藏的社会稳定成本等大量的管制成本,这些都是交易费用的表现形式。综上所述,我们可以通过将交易费用控制到最小化来合理界定政府职能,科学计划政府行为,以达到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目标。政府的管制和行为并不单纯只产生成本,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产生效益,如通过消除市场自发运行时产生的负外部性弥补市场缺陷,通过提升个人效益与社会效益的一致性提升经济运行效率,企业、消费者或政府所获得信息量的改善以及社会的更加稳定等。所以在研究政府职能边界时需要更加宏观的考量,全面比较和科学分析政府行为的成本与效益,并将其与经济效率和社会福利相联系,这样才能准确的界定政府职能边界。

五、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

为了在准确界定政府职能和科学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基础上,真正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以达到释放经济活力,促进经济发展的目标,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首先,从观念上确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即政府应该干什么,不能干什么。基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优先的原则,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以此作为界定政府职能范围的基本条件,通过确定市场对政府的需要来研究政府的职能,从而找准政府的规模。一般来说,如果是市场机制可以解决的问题,政府就不应该干预;遇到市场失灵的情况,或面临市场机制无法解决的问题时,如公共产品的提供、外部性等,这时应由政府出面进行协调解决。总的来说,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让市场来控制经济活动的进行,政府更多地对公共物品、社会管理及外部性市场失灵的领域进行管理调控。

其次,从制度上保障边界的准确划分。第一,确定合理的政府规模,建立理性的官僚组织。政府规模的合理化和组织结构的精简化能够使政府做到管理幅度适当,层次少而精,在最低的交易成本下充分发挥其效能。与此同时,还可加强对行政人员考核、升迁等制度的设计,以达到完善岗位职责,强化责任意识的作用。第二,健全行政问责制。通过建立针对全体公务员的多元的问责主体,并适时开展绩效问责,真正使其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道德责任和法律责任。第三,实行政务公开。政府部门应该按照规范合理公开政务,从而接受来自社会各界的监督。第四,治理寻租现象。寻租对资源配置效率和社会福利改善的损害不言而喻,必须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制度创新,通过实施有效的制度,合理界定产权来降低不确定性,抑制机会主义行为倾向,降低政府外生交易费用。

最后,从路径上实现政府交易费用的最小化。第一,推行电子政务。使用现代科技不仅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还可以节约公共资源,降低政府运作成本。第二,提高政府依法行政能力,建立科学的法律体系。无论是法律制订程序,还是少数部门的规章制度,都必须通过严密的程序制订。各级法律法规之间也要相互衔接、相互补充。第三,建立公共服务市场化的合作模式。合理运用市场的优势,促进公共服务市场化,提高公共服务效率;通过市场的配置来改善政府的失灵。第四,寻求政企分离。企业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主体,在政府对企业的管理过程中,不但要支付组织成本,还要支付监管成本,然而政府的职能定位往往使其为了追求政治利益而降低了更有效利用资源的激励。因此,建议政府退出企业的管理过程,给企业最大的自由度,以提高企业运转效率。

六、结论

从根本上说,完全消除政府的交易费用是不可能的,但政府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可以利用自身合理的制度安排降低交易费用,有效控制和减少自身运行的成本,以求达到节省公共资源,为公民提供更高质量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预期,这也符合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建立合理化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关键在于利用政府与市场的相互补充关系,正确认识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作用和市场作用的优点与局限性。明确政府职能的边界,由直接干预微观经济活动转变为调控和监督市场,由行政手段干预经济为主转变为主要依靠经济和法律手段,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由以审批和资源配置为主转变为服务和创造良好的环境为主,由更加注重经济增长转变为更加注重社会管理建立合作互补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市场和政府缺一不可,我国政府通过观念、制度、方式的转变,定能顺应时代需要和经济形势发展,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基础上发挥自己应有的职能,服务社会,服务人民。

摘要：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把“政府与市场关系”这一议题再次摆上了桌面。在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界定政府职能,从而更好地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至关重要。从交易费用理论入手,首先分析了交易费用对市场的影响;其次对政府行为进行分析,指出政府行为可能增加交易费用从而损害社会福利,也有可能减少交易费用,提高经济运行效率;最后对优化政府行为提出建议,通过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使交易费用最小化,促进我国经济发展。

市场与政府的关系 篇9

一、放任市场行为是美国金融危机产生的重要根源之一

这次危机在美国产生，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应当追溯到30年前，即上世纪80年代初里根政府上台，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美国吸取30年代大危机教训制定的一些限制不良市场行为的法律，这时已被逐个废除掉了。例如，针对上世纪30年代大危机爆发的原因，美国制定法律，设置银行与股市之间的防火墙，防止银行资金流入股市，以避免因上市企业倒闭引发银行破产，进而导致整个经济的崩溃。但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一些金融投机者认为这样的法律妨碍他们从金融市场大把捞钱，鼓动议会把这样的法律取消了。对于金融衍生产品的泛滥，包括房地产次贷和金融泡沫的积聚，美国经济学界的一些有识之士和政府部门管理人员也早有察觉，认为迟早会出大问题。但对金融衍生产品进行监管的法律草案在议会总是通不过，原因是一些从事金融投机活动的企业把从金融市场赚取的巨额利润拿出一小部分收买了议员。据美国媒体透露，某公司每年用于院外游说的资金达9000万美元，另一公司用于院外游说的资金达7000万美元。面对持续膨胀的金融产品和无孔不入的金融投机活动，政府放弃了监管的责任。由于金融泡沫越聚越大，形成倒三角形的金融产品架构。作为底部的次贷约2万亿美元;普通房贷约12万亿美元;包括资产抵押债券(CDO)和信用违约掉期合同(CDS)在内的企业债约62万亿美元;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美国各大金融机构持有的金融衍生品达300万亿美元左右。这样头重脚轻的金融大厦建立在沙漠之上，怎能不崩塌呢?

美国政府利用全球基础货币发行国地位，滥发钞票，长期实行低利率政策，支持了次贷的产生。长期实行贸易、财政双赤字政策，利用国外资金支持美国政府的高额支出和居民的超前消费，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准备了条件。

信用评级机构作为中介组织，本应发挥行业自律功能，但由于丧失职业道德，与被评级的企业沆瀣一气，合谋行骗。信用等级被评为A+的雷曼兄弟公司竟轰然倒闭，证明美国金融业已自行推倒了最后一道安全保护墙。

抛开政治层面的原因不谈，单从金融产业和市场经济本身的运行规律来看，美国金融危机的产生已经证明：与政府相比，市场虽然在资源配置方面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有许多作用是政府力不可及的，但市场有其盲目性，市场会产生失误，市场不是万能的，不完全具备自我修复功能。对于关系经济全局稳定的市场行为，必须置于政府的监管之下，按游戏规则办事。特别是作为全球重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的金融活动，关系着全球金融安全和经济稳定，理应接受代表各国共同利益的国际机构的监管，而不能我行我素。

应当看到，美国政府在金融危机发生后的一系列救助行动中，采取了超常规措施，包括把陷入困境而又关系社会稳定的金融机构收归国有，为困难的银行和企业注入资金，对新能源、医疗保障、教育等增加财政资金投入，对接受财政援助的企业高管的薪酬实行限制，都说明在强化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而最近采取的由美联储购买美国国债的行动，开启了美元贬值的闸门，这是典型的以邻为壑行为，目的是让所有持有美国国债和美元资产的国家为其金融危机埋单，哪还有什么市场规则可言!各国政府特别是利益攸关国家应联合起来，共同制止美国的这种行为，要求美国保证外国所持有的美元债券的安全，要求美国政府作出将美国国债市场价值与美元通胀率挂钩的承诺，这样做也有利于美国政府继续吸纳外国资金，帮助美国经济尽快走向复苏，达到双赢的目标。

二、应对危机冲击需要强化政府宏观调控职能

我国已初步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自主经营的市场主体，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计划、财税、金融相互配合的宏观调控体系，完善的法律体系作为其四大支柱，强调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在借鉴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市场机制作用的同时，强调了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和法律保障，这是从我国国情出发，吸取国外经验作出的科学决策。实践证明，实行这一体制，可以充分调动各方面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因为，不断健全的相互协调又相互制衡的宏观调控体系，主要是运用货币政策保证了供求关系的大体平衡，运用财税政策促进了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运用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年度宏观调控目标及调控政策，使各种调控杠杆形成合力，对经济的持续平稳较快增长起到了有效的保证作用。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给我国经济带来严重冲击的突出表现是，由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市场需求萎缩，造成我国出口大幅下降。2009年一季度，我国出口与2008年同期相比下降了19.7%，4月份下降了23%。外需下降是实现2009年经济增长8%左右的目标所面临的最大困难。2008年我国出口已占GDP的33.5%，相当于国内消费品零售总额的92.8%。出口的大幅度下降，是国内市场消费无法顶替的，只能主要通过扩大投资来弥补。这就需要政府制定果断的进一步扩大内需的行动计划。应根据经济运行情况，随时准备加大扩内需的投入力度，使我国的经济增长潜力得以释放。特别是借助外需缩小的压力，通过发行国债，加大结构调整力度，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使经济增长由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向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着力扩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利用国债投资，引导企业增加自主创新、节能降耗、产品升级换代等方面的投入，摆脱经济增长主要依赖能源资源消耗的局面，依靠技术进步、改善管理和提高劳动者素质实现经济增长;利用国债投资，增加对服务业发展的投入和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投入，改变服务业发展滞后的局面，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如果能够借助出口下降的压力，促进和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我们就能真正把危机转变为发展的机遇。

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应对危机的根本举措。这里的关键在于如何发挥财政投入对社会投资、银行贷款、居民消费和出口的带动作用，起到四两拨千斤的功效。因此，财政资金应主要用于贷款贴息、信用担保、资本金补助、减免税负等方面，从而以较少的财政资金引导出更多的社会资金和银行贷款投入，放大扩内需的政策效应。

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应对危机影响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国银行业在全球金融危机中所受损失较小，流动性充足，增加贷款既有充分的条件，也是银行业改善经营的客观要求。要重点增加中小企业和农村的贷款，解决长期存在的中小企业贷款难和农民贷款难问题。在降低银行利率、鼓励银行增加贷款的同时，要加强对银行业的监管，避免新的呆坏账出现，努力降低银行不良资产率，提高银行业的竞争力，发挥银行在资金优化配置中的作用。

战胜危机的影响，需要政府、企业和居民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提高对经济增长的信心。国务院最近推出了十个产业振兴规划，理清了十个产业的发展思路，指出了提高产业整体水平和国际竞争力的方向和重点，制定了一系列鼓励产业升级的政策。企业应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利用好政府的鼓励政策，使政府与企业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局面，同时鼓励广大居民增加消费。只有政府、企业和居民达成共识、统一行动，才能尽快走出危机的影响。

三、摆脱危机影响最终需要借助市场的作用

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无疑需要更多地发挥政府的组织管理职能，但问题出在市场，最终还是需要通过市场来解决。原因在于，其一，政府的财力毕竟是有限的，政府的政策只有通过市场才能产生放大效应，达到政策确定的目标。其二，金融危机源于市场失误，必须找到市场机制在哪个环节出了问题，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作为受危机影响的国家，也应从中吸取教训，建立避免重犯此类错误的新的体制和制度。其三，走出危机的影响，必须有新的需求，形成投资和消费的新的增长点，这就离不开广大企业和居民的参与。所以，在应对危机的时期，政府作用的某种强化，不是要政府取代市场的作用，更不是回到传统计划经济的老路，而是应矫正市场机制中那些不健康的成分，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禁止对公众有害的市场行为，使市场经济回到正确的发展轨道。

为尽快摆脱危机影响，当前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发挥好市场的作用：

着力扩大内需以弥补出口下降对经济的影响。实现全年经济增长8%左右的目标，是建立在全年出口增长与GDP同步的预期之上的。现在看来，2009年出口增长达到8%的难度极大。从国际市场的需求来判断，今年出口很可能出现下降局面。若以出口为零增长、下降5%、下降10%三种情况测算，实现GDP保8的增长目标，在既定扩内需政策下，还需要增加投资1.1万亿元、1.5万亿元、1.8万亿元，即全社会投资规模要分别达到21.8万亿元、22.2万亿元、22.5万亿元，分别增长26.7%、28.6%、30.5%。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宁可从最坏处着眼，做好第三种情况出现的准备。

当前，要千方百计遏制出口大幅下降的趋势，采取综合性对策刺激出口，稳定和强化外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要大力支持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扩大自主品牌产品出口，鼓励服务贸易出口。要加大出口退税力度，完善退税分担机制。加大信贷和保险支持力度。扩大人民币国际贸易结算范围。通过扩大人民币贷款方式的对外援助，给予海外经营中国商品的进口商以人民币贷款，扩大海外投资和工程承包等，创造出口需求。针对美联储购买美国国债启动美元贬值程序，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保障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基本稳定，帮助企业化解汇率风险。提高通关便利化水平。积极参与双边和多边经贸活动，有效应对贸易保护主义，鼓励企业积极开展国际化经营，在大力开拓传统市场的同时，积极开发非洲、拉美等新兴市场，以市场多元化分散贸易风险，扩大产品出口。

活跃国内市场以扩大居民消费。2007年，我国居民消费率为35.4%，与历史最高水平的1985年相比，下降了17个百分点。与发达国家相比，则相差30个百分点左右。居民消费率过低，对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带来了负面影响。提高居民消费率，降低投资率，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应当作为当前宏观调控的一项重大任务。造成居民消费率低的重要原因，是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2007年，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为44.9%，比最高时的1985年下降了11.3个百分点。应采取多种措施，力争用3年左右的时间，将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和居民消费率分别提高10个和15个百分点，达到55%和50%，接近改革以来最高水平1985年的56%和52%。如能实现这个目标，就意味着每年将有5万亿元以上的商品由投资和出口转为居民消费，人民的消费水平将有一个较大幅度的提高，从而使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真正落到实处，使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的发展方式转变真正得以实现。

启动社会投资是增加投资的关键环节。随着我国投资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以企业为投资主体的投资格局已经形成。目前，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由企业自主决策的投资占90%以上。在全社会投资资金来源中，企业自筹资金占70%以上。在外需下降的情况下，启动社会投资成为实现今年宏观调控目标的关键环节。要调动企业投资的积极性，就必须为企业投资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首先，要在项目审批、用地政策、税费收缴、进入门槛等方面，对各类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对一些垄断性行业，要打破社会资金进入的不合理限制。其次，为企业投资特别是中小企业投资提供债券融资、贷款担保、贷款贴息等政策支持，大力鼓励创业，降低企业登记的自有资本金门槛，扶持小企业发展。第三，鼓励沿海地区劳动密集、能源资源密集型产业向内地转移，集中力量发展技术、知识、资本密集型产业。第四，加快城市化进程，鼓励在城市有固定收入的农民就地落户，为进城农民工提供保障性住房。第五，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扩大利用外资规模，通过外商投资带动内资企业投资。

把房市、车市、股市联动发展作为扩大国内市场的战略重点。住房和轿车消费是现阶段我国居民消费的增长点，对拉动市场消费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房地产市场、汽车市场和股票市场，是现阶段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三个市场联动发展，对于保证经济增长的活力和持续平稳较快发展至关重要。为此，应当研究三个市场的内在规律，完善促进三个市场健康发展的相关政策，把促进三个市场联动发展作为当前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的战略重点。

保持房地产市场持续繁荣。我国住宅业的发展，必须以满足广大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的住房需求为主要目标，实现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住有其居的要求，这就应当把城镇住房价格控制在与广大居民收入水平相适应的合理水平上。要增加中小户型住宅和保障性住房的土地供应，放开搞活二手房市场，扩大住宅租赁市场。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建立城乡一体化的住宅市场。总之，通过住房政策的调整和体制改革，增强房地产业发展活力，满足多层次的住房需求，充分发挥房地产业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

鼓励扩大轿车消费。当前鼓励汽车消费应研究采取以下政策。一是扩大汽车消费信贷。发达国家汽车信贷占销售额的80%左右，我国目前仅占8%。通过信贷支持，将为汽车销售注入强劲动力。二是改善汽车使用环境。城市发展规划应考虑轿车进入家庭的新情况，新建住宅区、商业区应考虑停车场所。减少对汽车的不合理收费，降低汽车使用成本。三是鼓励购买电动汽车、混合动力汽车和中小排量轿车，以利于节约能源和保护环境。

促进资本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证券市场主要是股市的行情，越来越多地影响着房市和车市的繁荣程度。保持股市的稳定健康发展，一方面要加强基础性制度建设，另一方面要改善对股市的宏观调控，避免大起大落。当股市处在上升期，为了避免过热，应适当增加供给;当股市处在下行期，为避免跌幅过大，应适当增加需求。要把对股市供求总量的调控同行政干预区别开来，作为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要强化对股市的监管，依法查处各种违法行为，促进股市规范发展。要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培育壮大证券投资机构，实现专家理财和理性投资，使我国资本市场真正发挥对企业的评价、优选功能，培育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同时使广大投资者能够分享到企业发展的成果，不断增加财产性收入。要通过资本市场的稳定和繁荣支撑房市、车市的持续繁荣，努力使房地产业和汽车产业成为拉动国民经济长盛不衰的重要产业。(摘自：《求是》2009年第11期编辑：张小玲)

编辑后记

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 经济学家分成截然对立的两派:一派笃信经济自由主义, 另一派则坚持国家干预主义。前者认为, 要实现经济的增长, 必须实行自由放任的经济制度, 让市场机制自发作用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后者则认为, 市场存在本身无法克服的问题, 有必要以行政力量对经济进行全面干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这两个派别分别占据着不同的地位。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来袭, 让国家干预主义以令人瞩目的方式登上了舞台中心。各国纷纷抛出各种经济刺激方案, 力图拯救濒危的本国经济。中国也不例外, 推出了“4万亿经济刺激方案”, 并随后在全球经济中率先复苏。政府干预市场的效果显著。然而, “解铃还需系铃人”, 问题出在市场上, 最终需要通过市场来解决。政府政策何时退出、如何退出变成了摆在眼前的问题。

摘要：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 给世界经济带来沉重打击。金融危机考验着各国政府的经济管理能力, 考验着人类的智慧。本文首先对危机产生的根源进行反思, 通过重新审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提出化解危机的对策。

市场与政府的关系 篇10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共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两次危机。政府干预市场的有效手段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分析我国经历的1998年和2008年的两次国际金融危机应对措施, 在货币政策上都采用降低存款、贷款利率、法定准备金率和超额准备金率。1998年连续三次降低存款、贷款利率、法定准备金率和超额准备金率, 2008年下半年央行五次下调金融机构存贷款基准利率、四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 并暂免储蓄存款利息个人所得税。在财政政策方面的措施均采取了扩大投资、税费改革、优化收入分配格局等方面, 综合运用预算、税收、贴息、减费、增支、投资等手段, 用在基础设施建设、减免部分税费、提高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方面, 实现了“投资拉动—经济总量扩大—消费启动—经济自主增长”的传导。尤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应对为甚, 2009年伊始, 从1月14日到2月25日一个多月的时间里, 国务院常务会议就通过了汽车、钢铁、造船等十大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并进行了4万亿元投资规划;2009年1月人民币贷款新增1.6万亿元, 创历史新高。在运用金融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同时, 进行了区域政策的运用来巩固已取得的经济增长成果。国务院先后批复了《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横琴总体发展规划》、《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中国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规划纲要》、《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规划》、《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等10个区域性规划和文件。

2 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理论概览

分析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首先应从重商主义说起, 从时间上说, 大约出现在15～17世纪, 伯恩斯说:“重商主义可以说是政府所采取的干涉制度, 目的在于促进国家繁荣和增强国家力量。它有时又被称作中央集权下的经济统治。”重商主义认为国家应积极干预经济, 奖励出口, 限制进口, 以增加本国的财富, 却忽视了市场作用的发挥。继重商主义而兴起的是古典经济学指导下的经济行为。古典经济学认为财富与利润来自生产领域, 国家应减少直至取消对经济的干预, 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调节作用, 国家只是充当资本主义社会的“守夜人”, 古典主义经济学后经马歇尔的均衡理论和瓦尔拉斯等人的一般均衡等理论的发展, 新古典主义达到了完美的境地。有限职能的政府和作用范围无限的市场是追求的目标。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大经济危机, 长期的经济萧条和大量工人失业让经济沉疴难愈。凯恩斯主张国家全面干预经济以实现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 “从摇篮到坟墓”的政府参与形象描述了当时的社会现象。从20世纪60年代起, 英国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国有资产出售的改革运动, 对国家全面干预经济采取极端否定态度, 认为经济上的计划化几乎涉及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 包括个人的工作性质、就业差异、分配区别等。这些经济职能的集中必然引起政治权力的集中和滥用, 并导致个人自由丧失, 其结果必然是社会的农奴化。相信自由市场能顺利地解决一切经济的问题。

3 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实质分析

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实质是社会资源在二者之间的分配。政府与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出现此消彼长的趋势, 尽管认为出现市场失灵的时候, 由政府来解决诸如提供公共物品;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使经济外部性内在化;限制垄断;调节收入和财富分配等问题。似乎政府与市场之间是一种互补品的关系, 但政府与市场远远不是照相机与胶卷的关系那么简单, 至少不是纯粹经济意义上的“互补”。并非离开政府, 市场就无法运作;离开市场政府就无所适从, 政府是有意识的来调节市场的缺陷, 从而完成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因此, 二者关系不应界定在互补的范围内, 而应界定为替代品的关系。

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作用中, 时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变量, 与其说时间影响着二者的相互作用, 不如说是市场规律在自发的支配其自身的运作。既然市场自发规律是客观存在的, 那么作为政府就不能够回避这个规律。政府有着强大的宏观调控部门, 有着完善的信息收集机制。在明确市场动态的同时, 可以调整自身干预范围的大小及自身适应机制, 从一定程度上建立一个对市场反应灵敏, 并能够及时回应市场要求的机制体系。

分析社会中的经济现象, 可以得知, 任何经济现象都属于公私的范畴, 从国有企业改革产权明晰, 权责明确原则的确立到公民私有财产不得侵犯的宪法条文, 无不体现着非公即私, 非私即公的社会所有权划分。在这样的原则下, “私”当然由假设为理性人的私人主体来管理, 遵循着自由竞争, 优胜劣汰的原则。而“公”则由代议制背景下的政府代为管理, 遵循着为委托人服务的原则。二者的共同作用构成了全部的经济生活。由不同的手段和运行机制构成的不同能力主导着政府与市场关系在经济生活中的沉浮。

4 理想状态下的政府与市场作用模拟

我们可以构建动态的图形来表示政府的作用与市场的作用的关系, 之所以称之为动态是因为需要把时间的因素考虑进去。图形如下:

图中横轴代表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应起的作用, 纵轴代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直线AB表示政府和市场能力的预算约束线。具体而言, 市场作用指市场自身的发育程度, 包括市场规则的完善程度, 合同契约对交易双方的约束程度, 市场的开放性程度。政府作用指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能力, 政府自身部门建设能力, 政府维持市场环境能力等。二者的能力组合构成了特定时间政府和市场的能力对社会资源利用的约束。一个国家在不同的时期, 此条约束线的位置是在不断地变化, 不同国家在相同时期, 此条约束线也是在不断变化的。而曲线CD则表示政府目标无差异曲线, 此曲线的含义是政府在一定时期有自己的发展目标, 一旦目标确立, 就调动经济、社会资源去实现。在此曲线上的任意点表示在此曲线上, 政府的目标是相同的, 可以通过不同规模的政府能力和市场能力的组合来达到, 政府的目标在一定阶段是相对稳定的。曲线CD向下倾斜表明政府能力和市场能力存在着替代关系, 凸向原点表明政府能力与市场能力二者的边际替代率是递减的。而用西方经济学的效率最优解的决定, 直线AB和曲线CD相切无疑是最有效率的组合, 也即在政府能力和市场作用能力允许的范围内设置经济目标是最佳的选择。

在得出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图形之后, 我们就可以认识到政府一系列的经济改革可以说是在寻求政府作用能力与市场作用能力组合的约束线与政府目标无差异曲线的相交, 也是在不断地调整政府经济社会目标, 完善自身的发展能力, 以期达到最优的组合。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问题不仅是学术界历来争论问题, 也是政府实践中无法回避的现实。而在宏观经济实践中, 这样的关系往往是不易捕捉到的。在现实国家中, 要么市场发挥作用的范围不断扩大, 而政府为其提供条件的能力得不到保证;要么是政府干预范围过多, 抑制着市场作用的进一步发挥。反映在图形中就是, 直线AB的位置经常出现变动, 在坐标轴上的截距出现变化。例如, 在西方发达国家, 市场经济充分发展, “看不见的手”对政府的作用不断提出新的要求, 而在发展中国家, 由于传统的政治体制和传统的思想观念使政府的干预范围过大, 其职能出现错位, 市场无法正常发挥作用。而对经济增长的追求使这些国家对经济发展的宏观目标又期望过高。以致经常出现直线AB和曲线CD的背离, 达不到最佳的效果。

5 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我国发展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仍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导方向。在我国仍在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 政府无论是运用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都会对微观的市场主体产生巨大的影响, 甚至事关生死存亡。如果说两次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措施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应急之策, 那么在未来就应回归市场本位, 继续深化国有企业运行体制机制改革, 继续进行垄断行业的市场放开, 继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探索和完善。每次的金融危机不仅冲击的是经济的持续增长, 更冲击的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宏大进程。在未来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 经济体制的持续市场化探索和社会公共服务领域的政府责任承担应是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划分的基本界限。而在我国市场经济尚未完全建立的状况下, 政府还应主动承担体制机制的改革。通过理想状态下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模拟, 并结合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出发点, 我们要理性地看到, 市场是经济运行的主体, 具体到微观层面, 企业尤其是大量的中小型企业是经济运行的客观载体。计划经济体制的破灭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天生缺陷决定了政府和市场任何一方都无法一方独大地进行社会资源的分配。因此, 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仍是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旋律。我们不应沉浸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带来的经济增长中, 而应清醒地延续改革开放的初衷。

摘要：本文首先回顾了在我国两次金融危机中政府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运用;在分析政府与市场关系实质的基础上, 从经济学的角度构建了政府作用能力与市场作用能力组合的能力预算约束线和政府宏观经济目标的无差异曲线, 通过二者的位置关系探讨了政府和市场能力组合与政府宏观经济目标的最佳结合点。

市场与政府的关系 篇11

(一)早期的政府干预与市场自由之争

18世纪中期，以斯密为主的古典经济流派提出了“守夜政府论”。“守夜政府论”崇尚市场自由竞争，所谓守夜政府，是一种形象比喻，是指政府不参与和不干预市场经济活动过程。它有三层涵义：一是政府是履行国家社会事务管理职能的组织，政府除了赋税外不存在其他经济职能，因此政府没有必要干预市场，不应当介入经济活动过程。因为经济过程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它会自发地形成“自然秩序”。政府只要像一个“看门人”、“守夜者”一样。不让“外人”进来破坏这种“自然秩序”就可以了；二是政府在经济活动中只能充当“监护人”，其目的在于保证它的监护对象的权益不受侵犯，不被他人无偿剥夺；三是政府如果人为地干预或参与经济活动，就会破坏“自然秩序”，剥夺公民的自由，导致经济的衰退。

19世纪初，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李斯特认为，在各国、各民族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条件下，实行自由贸易只对先进国家有利。而关税保护是当时德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可采取的提高其自身力量的最有效的手段，他强调经济学的国别性和民族性，从时代和国别的需要出发，论述国家干预的必要性。此后，20世纪以英国剑桥学派重要人物庇古为代表的福利经济学派从社会经济福利最大化的角度研究市场经济的效率和合理性，并对市场经济的优缺点进行评价，在此基础上引入了国家干预的问题。

(二)凯恩斯主义的兴起与发展

1936年凯恩斯(J·M·Keynes)《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对传统自由放任的学说提出了有史以来最严厉的挑战，开始了一场旨在用国家干预思潮改变经济自由主义思潮的“凯恩斯革命”。凯恩斯第一次从宏观经济角度分析资源的充分利用问题。他认为，传统经济理论以“萨伊定律”为前提，假设资本主义经济能自行调节、实现充分就业是完全错误的。他指出，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经济的正常情况是经济活动的不稳定性，充分就业只是一种特例。而典型的情况是就业水平低于充分就业水平，其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这种宏观经济的不稳定、不均衡是自由市场经济本身所固有的矛盾。他提出了全新的国家干预的主张，在凯恩斯看来，国家不再仅仅是“守夜人”，而是积极的干预者，并且是从维护宏观经济均衡与稳定的意义上，去弥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不足之处。

(三)后期有关政府与市场关系曲理论

西方各国从二战后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政策，结果出现凯恩斯主义难以解释的“滞胀”局面。在这样的背景下，凯恩斯面临新的挑战。关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又有了新的理论诠释。主要有斯蒂格利茨的“市场和政府折中论”，他认为，一方面政府在纠正市场失灵方面具有交易费用优势；另一方面，政府的经济行为同样有一定弊端。另外，还有克鲁格曼的关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政府干预的需求理论，他用凯恩斯主义的方法分析现实的新问题，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观点和新思路。以世界银行为代表的市场和政府的混合互补理论则将政府的职能划分了“小职能”、“中型职能”和“积极职能”三种。青木昌彦等从东亚经济发展出发提出了“市场增进论”，克鲁格的“经济政策动态理论”揭示了不同阶段政府干预程度动态变化的特点。

二、现有研究的缺陷分析

以往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研究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缺陷：脱离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脱离具体的条件，单纯分析政府与市场两种机制的各自特点与功能，由此来确立它们各自发挥作用的范围及相互关系的模式。这是一种静态研究。政府与市场当然是两种不同的经济调节机制，但它们都是为适应生产力进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而存在的。不同的生产力水平，不同的生产方式，会形成不同的政府机制与市场机制及其相互关系。离开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离开生产方式的变化，无法说清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回到马克思的理论框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来，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放在经济发展与转型的背景下研究，研究中国工业化、市场化进程中各种内外部条件的变化。研究由这些条件变化所引起的市场关系、市场机制的变动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政府角色，探索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政府与市场的互动关系，探索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的道路与特色。

苏南模式、温州模式以及珠三角“四小虎”发展的不同模式，说明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多样性。这些关系建立在各地不同的初始条件——原有的生产力状况(工业化程度)，企业的规模、基础与结构，地理与资源条件等，和不同的外部发展条件(如与外部市场的联系)的基础上。尽管它们各有自己的特色，但在改革开放初期，对当地的经济发展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随着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高，随着各地企业发展的成熟，随着国内外经济发展环境包括政策环境的趋同。它们所遇到的发展矛盾趋于一致，从而令各地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模式亦呈现出走向相同的趋势。

三、重新认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动态演化的视角

本文认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一种互动共生的关系：政府应市场和经济发展的需求而产生，又给市场和经济发展以影响。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市场结构对政府服务提出不同的需求，而政府提供的不同服务，又会对经济发展的水平与市场结构产生不同的影响。能够恰当地表达这一思想的理论分析模式。是动态演化模式。

生态学认为。自然界是一个生态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生产者、消费者和还原者相互生成，共同构成生物群落；这些生物群落同它们赖以生存的物理环境进行着永不止息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只要这种循环和流动保持着动态平衡，生态系统便得以存在和发展下去。

人类社会是自然生态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它同自然界之间不断地交换物质和能量，维持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遵循着自然生态系统演化的一般规律。在人类社会这个子系统中，每一个人都是活动着的生物体，他们在同自然界交换物质和能量的过程中，即在生产和消费的过程中，彼此相互交往，形成了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动态平衡关系。

政府同市场的关系，实质上是政府同企业和居民的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个生产主体(企业)和消费主体(居民)都有确定自己行动的自主权，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何时生产，消费什么、怎样消费、何时消费等等，都是由它们自己决定的。它们通过互相交换商品、劳动和服务发生联系，从而相互形成了市场。市场交换成为社会经济运行的基础，政府也是市场中的活动主体，不过是个不同于企业和居民的具有特定功能的特殊主体而已。

政府的产生源自于社会共同活动的需要。市场交换起初完全出于自发的生产和分工的需要。分工需要交换，交换又促进了分工。建立在分工基础上的生产逐渐成为人类社会生产的常态。分工和交换的深化形成了一定的秩序。这种秩序起初完全是自发的，是参与者之间相互承诺和自愿遵守的秩序；后来

随着交换范围的扩大，为了不至于让新加入者或机会主义者任意破坏这种秩序，于是逐渐产生了为维护这种公共秩序而建立的带有强制性质的制度，并同时在分工中分离出一部分人来承担监督制度的执行、维护公共秩序的职能。这是政府最初产生的基本动因。分工的发展也引起了人群在经济利益上的分化和阶级、阶层的对立。在经济上占有优势、同时也在政治上占有优势的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借用国家机器来竭力保护原有的制度，从而使国家(政府)成为统治阶级镇压和压迫被统治阶级的机器，令政府带上了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性质。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形下，政府的首要职能还是维护社会交往的正常秩序。

由此可见，供给、培育制度与维护公共制度运行的政府的产生、形成和发展。不过是人类社会这一生态系统在其发展演进过程中的一个结果，是人们为获得物质财富而在社会生产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形式，它们受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的制约，同时要适应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的变化而变化。

四、经济转型期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合理定位

转型经济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特殊的质变状态，是社会经济结构的一种带根本性的调整。我国的经济转型是特指经济结构和制度结构的转型。它包含着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等三大转型内容。三大转型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顺利进行直接推动着经济的现代化，同时也为向开放经济转型奠定了基础；反过来经济的国际化能促进市场化和现代化。

经济转型过程中，影响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主要因素有：

1．企业发展成熟的程度。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企业是否已经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经济活动主体。二是企业的资产结构、经营规模、管理水平以及产业的聚集度等，处于何种状况。这一点，对确定政府采取何种市场竞争制度有重要意义，尤其在涉及国际竞争领域时。

2．市场发育的程度。一是市场体系的完善程度；二是价格体系和价格形成机制的完善程度；三是市场垄断与竞争的发展程度。市场发育程度高，需要政府作用的地方就少；反之就多。

3．政府改革的进程。一是政企关系分离的情况；二是政府自身决策、管理、调控体系和管理调控能力的建设。

4．与政府改革相关的政治改革进程，包括非政府组织发育的情况。假如社会公民所建立的各种民间社会团体组织的数量多、覆盖面宽、严密程度高与活动量大，能够自主地解决许多可由他们自己解决的问题，就不会向政府提出管理许多事情的要求。

5．经济运行和波动。宏观经济的周期波动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无论任何经济体制都会出现经济运行的上下波动。在某些时期，经济增长速度加快，出现繁荣景象；在另一些时期，经济不景气，出现停滞或衰退。周而复始。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经济周期。改革的一个根本目的是推动经济的持续发展，保持社会的平稳进步。因此，经济周期波动的变化，也会影响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国内市场结构的变化有几个趋势值得注意：(1)企业规模由小变大，竞争实力由弱到强；(2)企业组织结构由国有、集体企业变为股份公司或民营企业，民营、私营经济迅速成长；(3)农业和农村摆脱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况，各产业内和产业间联系逐步加强；(4)市场竞争性加强，大企业垄断联盟与中小企业集群同时发展；(5)市场开放度不断提高，市场容量扩大，企业生产要素的可得性增强，而市场风险亦随之加大；(6)随着市场调节作用的发挥，城乡差距、区域差距扩大，居民收入出现两极分化，如何协调公平与效率、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的矛盾，实现人与人、人与环境的和谐，也成了一个突出的问题。这些变化对市场制度和政府调节提出了新的需求，如：要求建立产权明晰的财产制度，公平、公开、公正的交易制度，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有助于分散和化解市场风险的制度等等。

政府职能和制度供给也在发生变化：(1)政企分开。令政府以往直接干预企业经营的状况发生变化；但旧有的联系和过时的思想意识仍存留着，影响着官员的决策。例如对原有国企特别是大型国企的过多关照，造成了政府政策资源和金融资源向这些国企的倾斜。(2)具有经济实力的利益集团在政府制度供给决策中施加越来越强有力的影响，弱势群体的呼声却常常得不到回应。在转型过程中，权力与资本的结合也是个突出问题——它将影响政府管理和公共制度的公正性。(3)对外开放，令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接轨，经济运行的风险陸和复杂程度大幅提升，也对政府的制度供给产生极大的影响。

在经济转型的背景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会随着以上各种形势的变化而变化，这种关系的定位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演化的，这才是一个合理的定位。

市场与政府的关系 篇12

一、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定位问题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是指在资源配置中政府与市场谁起决定性作用的问题。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 实际上始终是围绕着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个核心问题展开的。

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定位看, 中国三十五年的改革大体上可以分两个阶段:一是提出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的阶段。十四大首先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 强调“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分别从更大程度上、制度上、更大程度更广范围上提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二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新定位, 即“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提法。

党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 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不同定位, 即从市场起“基础性”作用到起“决定性”作用, 从政府宏观调控到“科学的宏观调控, 有效的政府治理”, 生动地体现了我们党推动改革理论创新的基本脉络。其意义在于:

首先, 这个认识过程的最大特点是坚持科学发展, 肯定了中国经济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市场化改革方向的正确性, 表明了党中央对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明确、坚定与不动摇。

其次, 说明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 就是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定位日趋科学化的过程。改革理论的每一次创新, 都更加接近市场经济的本质, 表明党对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不断达到新的高度。

再次,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新定位”, 是思想上的重大突破, 是关于经济体制的重大理论创新, 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涵的质的提升。它将对进一步解放思想, 在全社会树立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正确观念, 增强人们尊重客观规律、按规律办事的自觉性, 对加快政府职能, 抑制消除腐败具有重大意义。

二、关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必须具备的条件问题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就是要进一步解放对生产力发展的所有束缚。为此, 必须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健全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

(一) 放宽市场准入制度

1. 为促使市场主体多元化发展, 强化市场竞争, 发挥企业

在资源配置中的主体地位, 必须进一步改革现行市场准入制度:凡是市场主体基于自愿的投资经营行为, 只要不属于法律法规禁止进入的领域, 不损害第三方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安全, 政府不得限制进入。要注重公平, 杜绝歧视。

2. 减少行政审批事项。

全面清理前置审批和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 取消不合理的资质资格许可事项, 深入推进工商登记制度改革。要出台规范行政审批行为的指导性文件, 明确标准、简化程序、降低收费、提高效率。禁止变相审批, 打破地区封锁和行业垄断、完善市场退出机制, 从根本上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二) 完善市场体系

市场体系是物质商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的有机统一体。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 是以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为前提的, 现代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由于生产要素市场的培育和发展, 是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的必要条件。因此, 现代市场体系建设必须着力于生产要素市场的改革与完善, 尤其突出金融市场建设, 充分发挥金融领域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要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体系, 有效约束市场主体行为, 反对垄断, 制止不正当竞争。要规范各类市场运行, 维护市场秩序, 清除市场壁垒,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

(三) 健全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

灵活的价格机制是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基础。价格机制作为市场机制的基础和核心, 其作用在于引导着人们的经济活动, 调节着社会资源的配置, 影响商品和服务供求关系的变化, 引起市场主体之间的市场竞争, 进而影响经济运行效率。价格形成机制不完善, 难以灵敏反映资源稀缺性和市场供求状况, 难以体现成本和收益关系。因此, 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必须继续深化价格改革, 实现由政府定价向主要由市场定价的转变。使价格信号在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内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

具体而言, 要理顺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场“无形之手”之间的关系, 清楚地界定政府和市场在价格领域发挥作用的边界, 凡是能够形成有效竞争的领域, 都要坚决放开价格由市场决定, 不能放的也要完善定价方式, 让市场更多地发挥作用。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放任不管, 而应站在更加宏观的角度, 强化市场价格监管和反垄断执法, 指导行业价格自律, 防范价格总水平大幅波动, 维护良好的市场价格秩序。政府定价范围则应限定在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 如重要公用事业、公益性服务、网络型自然垄断环节。

三、关于强化“政府治理有效性”的问题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并不意味着市场是万能的, 市场调节具有一定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弊端。市场主体为获得自身利益最大化, 有可能与社会共同利益发生冲突, 导致市场失灵。在此情况下, 就要有效发挥政府的作用, 以维护市场秩序, 解决市场外部性问题, 保护劳动者、消费者的安全、健康权益。

政府治理是否有效, 关键在于政府职能的正确界定与履行。在这方面,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明确指出“政府的职能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 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 保障公平竞争, 加强市场监管, 维护市场秩序, 推动可持续发展, 促进共同富裕, 弥补市场失灵。”经济活动中, 政府职能履行不当, 不仅无益于解决当前经济发展中不可持续的矛盾, 而且会抑制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强化政府治理的有效性, 要解决两方面的问题:

一方面, 要解决政府“越位”问题。政府“越位”意在政府干了不该干的, 管了不该管的。表现在:直接干预市场主体的决策权, 剥夺市场主体的财产权, 限制市场主体的权利范围。其危害在于:无论对市场干预过多或者干预不当, 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市场机制的功能, 阻碍市场机制作用的正常发挥, 造成社会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和严重浪费。为此, 必须突破思想观念束缚、传统行为惯性和利益固化的障碍, 简政放权, 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 推动资源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

另一方面, 要解决政府的“缺位”问题。政府“缺位”意在本应由政府生产和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 政府却没有充分的尽职尽责。主要表现在:市场经济秩序不健全, 竞争规则不完备, 对产权的界定和保护不够, 在收入分配政策上对公平和效率问题把握不到位等等。政府在这些领域和环节上的缺位, 会造成市场与政府之间的“真空地带”, 由此产生大量的危害社会经济的问题。因此, 必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建设, 提高政府治理效能, 把政府、市场及社会的力量结合起来, 增强针对性、协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