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市场经济

非市场经济（精选12篇）

非市场经济 篇1

关于公有制与市场经济能否兼容的问题, 马克思和西方其他学者甚至中国学者都各有其观点, 这是一个不能回避的理论问题, 我们党在总结经济改革经验和其他国家经济发展经验的基础上, 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市场经济的崭新命题, 为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

一、马克思经典作家的观点

公有制与市场经济能否兼容,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他们认为, 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 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让位于按照全社会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在他们看来, 公有制、非商品计划经济、按劳分配三位一体, 是构成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规定。

二、西方学者的观点

西方学者冯.米塞斯提出:一个理性的经济组织, 在没有自由市场的前提下, 从逻辑上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 社会主义经济是不可能有效地实现资源配置的。因为西方学者的基本命题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 由于私有产权的消灭, 就不会有真正独立的企业, 而市场机制是以独立的私有产权为基础的企业经济活动的自然协调方式。既然没有独立的私有产权和企业, 从而就不会有合理的市场机制, 进而也不可能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哈耶克在《通向奴役的道路》一书中说道:高度集中的, 否定竞争市场机制的中央计划经济, 限制了个人追求经济利益的动力, 因而对于充分灵活地满足丰富和多变的社会需求来说, 集中决策必然是低效率的。而社会主义学者兰格等人则认为, 在社会主义经济中, 虽然由于私有制的不复存在而不会有自由竞争的市场, 没有市场活动的真正主体, 即独立的企业。在那里, 基本的生产资料属于社会所有, 不存在企业独立的产权和独立的利益;价格由中央部门规定, 但这种计划价格的决定过程是根据对市场的模拟、经反复试验实现的。因而社会主义经济同样可以取得市场竞争所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

三、中国学者的观点

中国学者胡永明认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能否兼容取决于公有产权实现形式本身的改革。市场机制协调资源配置之所以有效, 就在于市场价格的波动可以自动地调整彼此之间的关系。因此, 市场机制运行的基本条件必须是企业的决策权独立和利益独立, 否则, 不可能形成真正的市场主体。而独立的决策权和独立的利益又是由独立的产权决定和制约的, 是独立的产权派生出来的。产权独立意味着企业可以自由地支配资产, 自由地转让、出售资产和享受资产收益。产权独立是企业决策权独立和利益独立的基础, 是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必要条件。没有独立的产权, 就不可能有真正独立的企业决策权和独立的利益, 而产权独立所决定的企业决策权独立和利益独立又是市场主体形式从而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这里应该明确的是, 产权独立并不是意味着就是私有企业中的私有产权。私有企业也无疑是产权独立、自负盈亏的, 从而很自然地形成了市场竞争机制。胡永明认为, 私有产权只是产权独立的一种形式, 在公有制条件下, 通过公有产权实现形式的改革, 同样可以实现企业产权的独立。现代西方的公司制度中财产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借鉴。在现代公司制度中, 企业法人并不是企业财产的最终所有者, 但它却掌握了企业的产权, 可以自主支配和转移资产。国有制企业也可以按照最终所有权和法人产权分离、产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原则, 建立独立的法人产权制度, 实现政企职责分开, 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从而在企业之间建立起竞争机制。企业独立的法人产权制度的建立, 使公有制与市场机制衔接起来, 找到了公有制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结合点, 从而解决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能否相容的问题。

四、我国市场经济的实情

长期以来, 由于受传统社会经济学的影响, 人们总是把计划经济看作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 把社会主义经济与市场经济看作是不可兼容的两极, 认为, 计划机制, 不仅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基本调控机制, 而且也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要求。市场机制则只是在社会经济运行过程中发挥其特有的调节作用, 以弥补计划机制的功能欠缺, 目的在于使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得以健康发展。其实, 在社会化大生产中, 无论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 还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 单一的计划调节或单一的市场机制都不能有效地解决宏观和微观经济的协调运行问题。资本主义有计划, 社会主义有市场, 从世界多数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来看, 没有哪一个国家实行完全市场调节的经济或纯粹由计划调节的经济, 都存在着两者在某种程度或某种形式上的结合。

邓小平同志经过长期的实践, 在1992年的南方讲话中明确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 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也有市场。”邓小平的这一论述, 对社会主义可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长期争论不休, 阻碍我们前进的问题作了一个清楚、透彻、精辟的总回答。从根本上解决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是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 为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础。

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中也明确指出,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和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分别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地位。从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开始至今, 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完善, 实践证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并非不可兼容的。我国的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正趋于和谐发展。

五、几点启示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处在特定阶段的社会主义中国若要实现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的兼容性, 有必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进行必要的改革。

(一) 建立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 发展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必然趋势

从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历程看, 一方面, 纯粹的公有制和统制经济是根本不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科学规律的, 政府权力和经济活动结合在一起难以避免腐败和经济绩效低下情形的出现, 它确实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不适合资源集约化使用的需要, 不能满足人类个性解放和创造力充分释放的要求;另一方面, 只要谈到以公有制为主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政府对公有制经济的保护、偏袒与或多或少的行政干预以及对其它经济形式的限制, 进而导致公有制强权的形成并进一步影响到市场经济改革的进程。再者, 在现实的经济运行过程中, 政府实质上也采取了鼓励和引导非公经济发展的政策, 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承认多种经济形式并存基础上的市场经济格局存在的局面。从世界经济发展的态势看,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 一国的经济运行已经远远地越出了国内市场的范围, 国际大市场已经成为各国多种经济形式竞争与发展的平台, 那种封闭式的、狭隘的经济运行模式越来越被世界各国所唾弃, 而且自从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 我国对市场经济的定位必须满足新时期国家经济向高层次发展的需要, 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市场经济体制, 清除那种陈旧的与经济发展格格不入的传统理念, 促进多种经济形式并存与共同发展已是大势所趋。在现阶段, 必须根据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多层次和发展水平不平衡的实际以及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特殊性, 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培育完善的市场体系, 从根本上改变行政统治经济的方式, 使政府行为规范化、经济主体自由化、生产要素市场化、市场环境公平化, 以利于各类经济主体之间的平等竞争与共同发展的关系通过市场来展开, 社会公共需要和个体需要通过市场来满足。

(二) 严格规范政府的行为

建立市场经济, 改变旧式行政统制经济模式的关键是正确地处理政府与各种经济形式的关系问题。政府部门不应该直接参与经济运行过程, 国家必须对各类市场主体给于平等的国民待遇, 允许公有制企业和非公经济企业以平等的地位在市场经济竞争中按市场法则自由进入和退出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对于一个真正的完全市场化的国家而言, 在充分实现资本高度社会化的时期, 只有那种适合市场经济运行规律, 竞争力强大的经济实体才可能生存下去, 而政府则根据市场规律导引经济实体的投资行为和生产行为, 显示政府和企业之间的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 同时政府还通过税收和投资行为来显示国家对经济实体的服务和调节关系, 在第二次分配过程中政府尤其应该发挥对收入均等化的促进作用, 防止收入差距过分悬殊, 力争促成公平和效率的相对平衡, 进而达到整个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科学合谐平衡的发展。

(三) 规范公有制与其它所有制经济形式之间的关系

在这一问题上, 政府应该持一种公平的态度, 既要尊重市场运行法则, 鼓励多种经济形式的并存与共同发展, 而不是根据政治偏好有倾向、有偏见地保护或限制哪一种经济形式。又要防止政府官员运用其所掌握的利益分配权以及对社会的政治影响力来干预经济, 避免政治官僚与企业主管 (部分公有资产和私有资本的代理人) 通过相互勾结而直接参与企业的运营过程来盘剥经济资本。

(四) 要实现国有企业的市场化, 就必须对国有企业的运行机制进行较大幅度的改革

国有企业一度作为国家行政权力附属物的现实状况存在了很久, 国有企业内部确实缺乏制度的制衡与约束机制, 要使国有企业成为市场经济主体及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法人经济实体, 具有创造性和竞争力。一是要在确立企业产权、实行国有资产所有权和使用权彻底分离的基础上, 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产权结构的改革, 实行以股份制经济为代表形式的公有制经济的多种实现形式, 不断强化公有经济的所有权强度约束力, 努力增强公有制经济的活力, 按照科学方案对公有制经济进行改制、改组和改造, 使其具有更大的开放性, 包容性、多样性, 并进行公有制经济内部的制度创新, 组织创新, 使公有制和先进的技术, 管理方式、组织方式、优良的制度结合在一起, 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二是要加大对侵害国有资产行为的惩处力度, 对那些侵权人形成强大的威慑力, 以增强公有资产的绝对排斥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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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周小川.深化金融改革, 促进金融健康发展[C]//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8.

[6]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5.

非市场经济 篇2

市场经济与法治经济

秦抗抗

人类社会总是在向前发展的，人类自身总是在不断寻求解放的，经济的发展、政治的民主和社会的稳定是每一个有理性的人的愿望。中国人民也一直在努力寻找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但走了很多的弯路。邓小平作为一位伟大的领袖，给中国人民指出了一条光明的大道：发展经济。其实这并不是说以前中国不想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只不过是把发展经济作为政治斗争的附庸，为了政治什么都可以不顾。人们都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寻找愿望的满足，这毕竟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把发展经济作为首要任务，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邓小平的一大贡献。改善人民的生活，满足人民的物质生活需要，这才是贫穷中国寻求发展的根本。于是全国上下，发财致富这一长期以来被压制的欲望此时此刻得到淋漓尽致的满足。发财致富本无可厚非，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为了金钱，什么都可以干。唯利是图、假冒伪劣、坑蒙拐骗不是我们发展经济的初衷，也不是我们发展经济的手段。看来市场经济并不意味着放任自流，它的发展，需要规范和引导。如果有人能熟知市场经济的规律，并且足够的理性;如果有十分健全的规则约束、引导经济的发展，那么市场经济就会健康发展。但是，人无完人，规则作为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产物也难保无懈可击。市场经济只有在经济规律、理性、人、法律的互动中获得健康的发展。而理性、人、法律的互动就是法治。从寻求积极目标的过程来看，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

所谓市场经济就是充分发挥市场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实现资源的配置。市场经济的发展就是在自由、平等的基础上寻求利润的最大化。市场经济要求每一个市场活动主体都具有足够的活力，都能自主地充分展现自己的活力，全面实现自己在各个方面的能力与价值。为此，市场经济主体就会不断寻求自由，比如人身自由、财产自由和契约自由等等。没有这些自由，就不成其为市场经济。但是市场经济中的自由，不是能够自我保护和保证的，它会受到来自多个方面的破坏：相对的市场经济主体对自由的侵犯，自身对于自由的滥用，政府或者国家对于个体自由的侵犯。这三个方面有任何一个方面被放任，都可能毁坏整个自由。要制约其中的每一因素，只有法律是不行的，还必须要有法治。因为没有与理性形成互动的法律，大多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样的法律只能产生一些短期效应。有时它甚至会损害经济主体的自由。只有在法治国家中，法律才是保障自由的法宝，才是实现自由的途径。首先，法治为自由设置范围和轨道，以便市场经济主体充分享有自由而又不至于滥用自由;其次，法治制裁侵犯他人自由的违法犯罪，而且对于侵犯他人自由权利者无一例外地加以制裁，防止对于自由的侵犯，保护自由;再次，法治或法治国家严格约束权力本身，防止国家权力的放任，使自由没有来自国家的威胁或者侵犯。如果说前两个方面，在非法治状态中还可以勉强做到的话，那么，第三个方面就非法治或法治国家而不能为。

市场经济主体为了充分展现自己的活力，全面实现自己在各个方面的能力与价值，还要求平等。他们为了取得与其他主体同等的机遇，就一定会要求与其他主体一样具有平等的发展权利。平等的发展权利是任何市场经济主体都需要，都应当具有的。比如说，市场交易是市场经济中最经常的行为和现象，而市场交易之中最需要的前提条件是交易的各方是平等的。虽然市场经济讲求的价值规律对于任何主体都是平等的，但是在具体的市场行为中，靠市场本身并不能实现市场经济主体的平等。这就需要能满足市场经济平等要求的一视同仁的法律规则，但仅有记录或确认这些规则的法制是不够的。要真正实现市场经济的平等，必须要有法治来保障，并在法治或法治国家中得以实现。

在市场经济中，法治所能提供的不仅是自由和平等，还有许多其他方面的人的基本权利。在许多法治国家，它们还通过对人的基本权利的保障，为人们从事经济活动提供最基本的条件。

总之，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法治的保障。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我国必将建立形成完整的市场经济主体的法律制度，市场经济运行的法律制度，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的法律制度和市场经济社会保障的法律制度等等，形成一种法治状态。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为法治的形成提供物质上的保证。法治作为立法、执法、司法、守法这么一个完整的过程，它无时无刻地不需要经济的发展为其提供物质基础。另外，市场经济所追求的.平等、自由，也是法治题中之义。

在市场经济与法治的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中就形成了法治经济，它是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也是人类对法治社会不断追寻的结果。我国的市场经济是从自然经济和产品经济发展而来，而且与它们有很大的不同。自然经济主要依赖的调整手段是伦理，它又称伦理经济;产品经济主要依赖的调整手段是行政，又称为行政经济;市场经济的调整手段主要是法律，又称法治经济。其实，每一种经济体制都有它自身的特点，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之中，都会导致一些在其他经济体制中不会产生或难以产生的社会问题。市场经济也会带来一些不同于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的社会问题。经济的市场化，以及市场经济的形成，必然导致经济活动比历史上任何时代都更加纷繁。交易规模扩大、交易频率加快，各种经济纠纷会纷至沓来。面对不断激增的经济矛盾与纠葛，模糊的伦理手段已无济于事，机械的行政手段又有碍发展，只有法律手段才可能为其提供既有严格规则又有自由活力的现实道路。严格的以法律作为最高准则――坚持法律至上的社会观念，就成为了现实的期望。于是，法律开始对市场经济的主体予以确认，对市场经济的运行予以调整，对市场经济的发展予以保护。具体地说，法律对市场经济主体的成立条件、法律资格、权利义务都予以具体规定。法在市场经济中的主要任务就是如何保障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市场生产要素的流动，再不是由政府计划、配额、分配，而是在市场中自由地进行。法为市场提供完备的运行规则，确保纷繁的市场能有序地运转。市场经济中的各项权利须依法行使，各项义务须依法履行。()市场经济中的各种越轨行为都由法予以界定，予以处罚。当然这并不是说，市场经济就不需要道德和行政的手段，相反它更是对道德和行政手段的充分利用。因为，法治中的法首先是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的，而对行政手段的运用也是必须有法律依据的。可以说高度发展的市场经济，兼收了自然经济和产品经济的优点。

以上我们主要是在一国之内谈论法治对市场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而市场经济的发展最终会突破国界的，经济的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趋势，这是市场经济本身的规律使然。也就是说，法治国家只是法治发展的首要阶段，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法治国家还要走向法治社会。只有法治社会才能完全满足市场经济对于法治的需求。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在法治国家也不能完全满足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的时候，如果法治的发展能够提供进入法治社会的现实可能性，法治就会适应市场经济等各个方面的要求由法治国家向法治社会过度，从而为市场经济提供更好的制度背景和社会背景。那时的法治就会在更广泛、更深刻的意义上促进市场经济的进步发展。但是目前我们也已看到，全球法治状态的形成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国家的贫富差别、不同的经济形态、不同的法律等等都在阻挠其形成。

美国针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立法简评 篇3

先上车后补票?

对于被美国认定为“非市场经济国家”的中国可否适用反补贴法，近几年成为中美经贸争端的一个焦点问题。据美国商务部和司法机构上个世纪80年代在“乔治城钢铁案”中确立的判例，反补贴法不适用于非市场经济国家。此后数十年，美国商务部坚持这一立场。但是，美国商务部2006年11月21日对中国铜版纸发起反补贴调查的决定打破了这一先例。此后，美国政府将这一工具利用到极致。简单的统计数据可见一斑：2006-2011年间，美国对华发起30起反补贴调查，但同期针对其他国家产品发起反补贴调查的数量仅9起。在这些案件中，中国公司几乎无一幸免地被征收高额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

对于美国在一方面拒绝承认中国为市场经济国家，另一方面却高举反补贴大旗的做法，中国政府和企业表示坚决反对。在商务部宣布对铜版纸发起反补贴调查后，中国政府和企业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CIT)提出诉讼，要求其宣布商务部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发起反补贴调查不合法，并命令美国商务部终止调查。但是，CIT拒绝了中国的要求。不过，工程轮胎案司法审查却出现了转机。在美国进口企业GPX公司及若干中国公司联合诉美国政府案中，CIT判定商务部对中国工程轮胎采取的反补贴措施“不合理”。随后，美国政府向CAFC提出上诉，CAFC不仅没有买行政当局的账，而且还进一步宣告美国商务部针对非市场经济国家产品采取的反补贴行动“不合法”。

而在WTO战场，中国政府曾对美国对华“双反”行动也进行了有力的回击，并先后两次将美国诉诸WTO争端解决机构。在对部分产品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争端案(DS379)中，WTO上诉机构裁定美国根据非市场经济国家方法确定倾销幅度的同时，对同一产品征收反补贴税的做法违反了WTO规则。

在无法获得美国司法机构支持或宽容，而国际组织也裁定美国“违约”的情况下，美国政府改弦易辙，极力游说和推动国会修改立法，授权其对非市场经济国家采取反补贴措施。这是意料之中的事。不过，《授权法》的推出过程及其条款内容，让笔者以及一些美国同行感到十分惊讶：首先，《授权法》从酝酿、推出、通过到签署可谓火箭速度。与众多立法过程中美国国会内部争吵不休导致大量法案胎死腹中，而另一些法律在生效后数年后仍然不得不接受法院“合宪性”审查的情形相比，《授权法》获得的“优待”难寻二例。其次，《授权法》规定反补贴法适用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条款自2006年11月20日(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发起第一起反补贴调查，即铜版纸案的前一天)开始生效，这种“量体裁衣”的条款使得美国商务部20多个已经生效的反补贴税令和正在进行的反补贴调查合法化。第三，尽管《授权法》第二部分增加了避免重复征税的条款，但其用词模糊，而且实质上将构成重复征税的举证义务施加在应诉方身上。这实在难言正当和合理。

修改授权法的用意

从表面上看，《授权法》条款要求调查当局避免“重复征税”而适当调整倾销幅度。但是，它并没有考虑针对非市场经济国家产品“双反”可能导致“重复征税”的实质问题——成本重复计算。

匆忙立法导致忽略，还是国会议员并不懂这些技术问题?非也。确切地说，这是立法者有意而为之。据美国商务部现行的替代国价格方法，在反倾销调查中采用某个市场经济替代国公开且未包含补贴的各种成本价格确定正常价值，其据此确定的倾销幅度已经剔除任何补贴成分。在此情况下，任何补贴都不存在，任何反补贴措施都将不可避免地导致“重复征税”。从这个意义上说，《授权法》有逻辑混淆之虞。

《授权法》明确反补贴法可以适用于非市场经济国家固然无可厚非(美国法律和WTO规则都没有禁止对非市场经济国家采取反补贴行动)，但仅仅为了维持过去数年的非法行动而将相关法律条款的效力追溯数年实在难言正当。更为滑稽的是，《授权法》并不要求商务部相应承担义务重新评估过去案件的倾销和补贴幅度，似乎是明日张胆地为“重复征税”开绿灯，而且存在明显的自相矛盾。

此外，在避免“重复征税”方面，《授权法》并没有触及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双反”的实质，没有对调查当局施加必要的约束，相反却可能对被调查者施加不正当的义务，这些将是《授权法》带来的隐患，也是下一步可能面临的争议焦点问题。在笔者看来，如果美国商务部不将中国作为市场经济国家对待，或者不修改其确定中国企业倾销幅度的计算方法，则不管采用何种方法确定的补贴幅度和采取的补贴行动都很可能违反了WTO规则和美国法律。

我们不能用“竹篮打水”来形容中国政府和相关企业过去数年在美国国内行政司法体系内以及WTO多变平台所作的努力，更不应该停留在“胳膊拧不过大腿”般的感叹之中。可以预见，在“双反”等国际贸易纠纷中，我国企业和政府主管部门将面临更为复杂的法律、政治和技术斗争。但是，这何尝不是他们参与全球市场和提高竞争力途中不可避免的锻炼呢?“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在笔者看来，对于走向国际化和参与全球经济的企业和企业家来说，这种警醒是必要的，也是值得的。有了这种认识，才能在有利的条件下不盲目自信，在不利的情况下不气馁，坚持不懈地进行政治和法律斗争。这是成熟和稳定的必要素质。

非市场经济 篇4

一、和谐运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属性

1. 市场经济和谐运行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全面和谐的社会, 其中经济的和谐是基础。因为, 和谐社会的实质是要处理好社会中的各种关系, 协调好人们的各种利益, 使人们和谐相处, 充分激发社会活力, 实现社会的安定团结。在各种社会关系中, 经济利益关系是最基本的关系, 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 只有首先协调好经济利益关系, 满足了物质生活这一最基本的需求, 人民才能更好地追求和享受其他利益。因此, 社会是否和谐根本上取决于经济利益关系是否和谐, 只有从经济利益关系出发来构建和谐社会, 社会和谐才有坚实的基础。目前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我们要构建的和谐社会, 应该是在市场经济和谐运行的基础上, 构建出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状态。由此可见, 市场经济和谐运行, 是理顺我国现阶段经济利益关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 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

2. 市场经济和谐运行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 它除了具有市场经济的共性外, 还必须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具有社会主义的特殊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必须以实现最广大人民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 把人民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结合起来, 既要促进效率的提高, 发展生产力, 又要防止两极分化, 注重社会公平;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竞争的作用要受到社会和谐目标的约束;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效率、竞争都要受到共同富裕目标的协调和相应政策的引导,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效率与公平、竞争与和谐相互交织、共同作用的经济。

3. 和谐运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身发展的客观需要

市场经济不是万能的, 也不是十全十美的, 它在促进经济增长、带来高效率的同时, 其自发性、盲目性的缺陷会损害社会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 从而引发恶性竞争、短期行为、道德缺失, 带来经济增长的盲目性、收入分配的悬殊, 乃至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 以及其他不和谐因素。市场经济的缺陷不仅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相对立, 而且同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要求相对立。改革开放30年来,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虽然使我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 但由于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 这就为市场经济消极性、缺陷的滋生蔓延提供了更多空隙, 从而产生竞争无序和失范、不讲诚信、假冒伪劣、欺诈活动等不和谐现象, 而这一切都不利于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发展, 越迫切需要和谐机制来引导、规范、推进和保障, 以维护市场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良好秩序。

二、发展市场经济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途径

市场经济是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发展市场经济。事实上, 市场经济与社会和谐有密切的联系, 发展市场经济, 有利于不断增加和谐因素, 消除不和谐因素, 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途径。

1. 市场经济与和谐社会之间存在着相容性

2005年2月, 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研讨班上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体要求。这些要求与市场经济的某些属性有着共通的地方, 因而是可以相容的。

首先, 市场经济与民主法治本质上是一致的。民主法治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第一个要求。发展市场经济能较好地解决民主法治的问题。因为现代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 如果没有完善的法治保障、没有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 市场经济是不能够运行良好的。同时, 完善的法治体系也需要民主作为保障。发展市场经济, 能推动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 增强人民的政治参与意识, 促使国家民主法治体系的完善。市场经济越发展越容易促进国家完善民主法治, 这就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了必要条件。

其次, 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与和谐社会要求的公平正义具有统一性。市场经济本质上是公平竞争的经济, 它要求所有的人都遵循同样的规则。尽管由于每个人的条件不同, 在公平竞争中可能导致结果的不公平, 但在市场经济中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生产者经营者都以平等的身份进入市场竞争, 在竞争中求生存和发展, 实现优胜劣汰。因此, 发展市场经济, 有利于增强人们的平等意识和公平竞争观念, 从而能较好地解决和谐社会的公平正义问题。

再次, 发展市场经济有利于诚信友爱的建立。市场经济是以信用为基础, 通过契约为纽带来维系的, “诚信为本”是现代市场经济长期生存的法则, 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如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背后调节着商品运动, 一切商品的价值和质量都要通过市场来检验, 这有利于树立人们的质量意识和诚信观念, 为和谐社会的诚信友爱的建立打下良好的思想基础。

通过发展市场经济, 还能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要求创造必要的条件。因为市场经济本身就是充满活力的经济,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人们为了追求利益, 相互竞争, 不仅使社会充满着活力, 而且也能很好地解决效率问题。同时市场经济不仅能优化资源配置, 还能促使市场规则和法律法规的健全完善, 这就为安定有序的和谐社会创造了条件。另外, 市场经济承认并肯定人的利益, 而对人的利益的承认和肯定, 有利于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有利于人的素质的提高, 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2. 发展市场经济能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物质基础

社会和谐从根本上说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财富的增长, 没有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高和物质财富的增长, 和谐社会将无从谈起。尽管物质财富的增长不会自发地导致社会和谐, 但社会和谐却离不开物质条件。因为和谐与贫穷落后是不相容的, 一个贫穷落后的社会永远不可能达到真正的和谐。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同样, 贫穷也不是和谐的社会主义。因此, 社会和谐的程度最终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并受其制约, 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是社会和谐的基本前提。而要发展生产力, 就必须发展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方式, 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有效方法, 在宏观上, 它能促进社会资源配置的优化, 在微观上它能充分调动企业和劳动者提高效率的积极性, 从而有效地促进生产力迅速发展, 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物质基础。

总之, 市场经济与和谐社会是殊途同归的, 是相容的,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发展市场经济。

三、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和谐机制

和谐机制是指为市场经济和谐发展提供的利益均衡引导手段和控制杠杆。尽管市场经济与和谐社会之间存在着相容性, 发展市场经济能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物质基础。但是,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市场经济固有的规律和特征决定了市场经济的和谐是不能自发形成的, 必须按照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去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和谐机制。

1. 坚持以人为本是根本出发点

经济运行机制必须服从和服务于人类活动与发展的需要, 促进人类社会的文明与进步。因此, 构建和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必须首先从人出发, 尊重人的主体地位, 充分保护和激励人的主动性和创造精神, 确保人的权益得以实现。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 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谐机制的核心, 它要求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不断满足人的多方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使人民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 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不断提高, 形成人们平等发展、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社会环境。

2. 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体系是基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和谐发展, 仅仅依靠法律和制度规范是远远不够的, 必须借助道德的力量。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的逐步建立和完善, 人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原有的道德体系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形势, 而新的道德规范还没有形成, 因此积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体系, 确立全体社会成员共同遵循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 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要着力培养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观念, 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规范, 引导人们正确处理个人与社会、竞争与协作、先富与共富的关系, 营造扶正去邪、扬善惩恶的社会风气。在人类的道德体系中, 诚信友爱对市场经济的和谐发展最有价值, 要建立企业、个人的信用档案, 完善现代信用体系, 逐步在全社会形成诚信为本、操守为重的良好风尚。

3. 加强法制建设是保证

加强法制建设, 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维护市场运行的正常秩序, 形成公平竞争的环境, 实现公平正义, 是构建和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保证。要建立正常的市场进入、市场竞争、市场交易秩序, 规范市场行为, 保证公平交易、平等竞争, 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要通过一系列法律法规界定各市场主体的产权, 明确各自的活动规范, 使市场活动在法律规则的框架下展开, 引导人们以合理合法的手段追求自己的利益目标, 自觉按照法律的规定来规范自己的行为, 解决所遇到的矛盾;要坚决打击市场不法行为, 真正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谐运行。

4. 健全收入分配机制是关键

社会公平是衡量和谐社会的重要尺度, 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区别和优越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表现。而合理的收入分配机制则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 要促进社会公平, 就必须健全收入分配机制, 规范收入分配秩序, 构建科学、公平公正的社会收入分配体系。要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 在科学发展观提出的“统筹规划”方法指导下, 充分考虑和兼顾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利益, 制定社会普遍能够接受的分配政策;要加强收入分配的宏观调节, 并以法律形式来调控收入分配差距。

同时还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体系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推进器, 也是构建和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稳定器。因此, 必须完善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医疗保险等制度, 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对失业者给予资助、对困难群众给予保护, 实现全社会的社会保障, 满足每一个人的基本生活需要, 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谐发展。

总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是竞争的经济, 也应该是和谐的经济, 既具有竞争机制, 也应该有和谐机制, 只有把竞争机制与和谐机制有机的统一起来, 才能实现市场经济的和谐发展, 奠定和谐社会的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1]陈永昌:《坚持市场经济与和谐社会的有机统一》.《北方经贸》, 2005年第10期

[2]顾枉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和谐社会建设》.《经济纵横》, 2008年第1期

[3]燕传林:《和谐社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消费导刊》, 2007.12

论市场经济与经济伦理 篇5

论市场经济与经济伦理

经济与伦理的结合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理性与道德理性能够达到辩证的有机统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迫切需要以经济伦理为规范,经济伦理问题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伦理学中心课题之一.

作 者：管华 作者单位：青岛教育学院,经济管理系,山东,青岛,266071刊 名：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HUAIYIN TEACHERS COLLEGE(SOCIAL SCIENCES)年，卷(期)：200224(5)分类号：B82-053关键词：道德 经济 经济伦理 市场经济

非市场经济 篇6

1999年11月15日，中美两国达成入世协议当天，一个与反倾销有关的信息也悄然传出。这个信息后来被中国入世文件所证实。那就是：中国同意，在入世15年之内仍将被看作非市场经济国家。 在整个入世谈判过程中，中国作出了很多让步。这些让步，在入世两年之后，基本上被相关方面和社会各界平静接受。因为谈判是一项系统工程，有得有失是正常的。但是，这个本来非常专业的话题竟然演变成广为人知的社会焦点。 中国的入世法律文件，印成16开本的书，洋洋洒洒792页，其中关于市场经济地位的规定，只有440字。就是这短短的440字，让中国人迄今耿耿于怀。为什么？

这个规定不公平

最根本的原因只有3个字：不公平。 这种不公平体现在两个层面上。 第一，由于不把中国视作市场经济国家，无法计算中国企业的生产成本，于是其他WTO成员采用了第三国替代的方法。在上个世纪90年代欧盟对中国的彩电反倾销中，就是将新加坡作为替代国计算成本的。当时的新加坡劳动力成本高出中国20倍不止，中国产品自然被计算成倾销。 第二，即使有所改进，代价仍然高昂。在中国方面的持续交涉抗议下，1998年，欧盟修改相关法令，在不认可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前提下视中国转型经济国家，中国企业可以提出申请，符合5条标准就可获得市场经济地位。这5条标准，就连欧盟的律师都大不以为然。来自布鲁塞尔的ＶＷＶ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保罗·维尔认为，这些苛刻的规定，尤其是后4条和世贸组织的原则“没有真正的联系”。而且，有的标准连欧盟的企业都达不到。不但如此，中国企业的应诉实践表明，仅仅为了获取“市场经济地位”就要花去一半以上的时间与费用，给企业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厦门东林现身说法

以一个具体的企业为例，就可以证明中国企业在面对非市场经济障碍时的无助与愤怒。 厦门东林公司是一个生产节能灯的民营企业，完全是在市场的大风大浪中成长起来的。在应诉欧盟的反倾销过程中，这家公司几经努力，最终没有获得市场经济地位，被欧盟课以66.1%的反倾销税。这样的结果，让东林公司感觉非常滑稽。

2002年11月，东林公司通过媒体向欧盟发出一封公开信。在信中东林公司表示:厦门东林公司是专门生产照明产品的企业，其中包括出口到欧盟地区的节能灯。在公司发展的整个过程中，东林的资产状况是非常清楚的，完全是私人资本，完全是靠自己在市场上的努力才取得今天的成就。 正是由于这样的经历，2000年5月欧盟发起针对中国节能灯的反倾销调查时，厦门东林一方面感到震惊，同时又对胜诉充满信心。作为一家私营企业，东林没有得到过任何政府补贴，没有任何理由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将产品出口到欧盟。东林是中国第一家主动、积极应诉的企业，对获得市场经济地位充满信心，对胜诉充满信心。 但是，事实的发展完全出乎东林的意料。 东林在公开信中陈述:欧盟官员来东林调查时，东林提交了所有的原始会计记录，没有作任何修改。这些会计记录，是非常自然的市场经济的产物。东林还向欧盟官员出示了业务人员的护照及签证记录，出示了和国内外客户的往来函电。当时欧盟官员表示，在所有他们考察过的中国企业当中，东林的产权是最明晰的，他们也相信东林是自己做生意的，因为业务人员熟练的专业外语、多次出入欧美国家的签证记录以及大量的往来函电是不可能伪造的。

但是，最终的裁决结果是，东林没有得到市场经济地位的待遇，也没有得到比不应诉的任何有利的结果，和大多数中国企业一样，被欧盟课以66.1%的高额反倾销税。 对于这样一个结果，东林感到非常滑稽。因为按照这一税率，东林的产品是亏本66.1%出口到欧盟的。这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而且，通过对东林会计帐目的调查，很容易就会得出东林是不是亏本出售产品的结论。 东林认为，欧盟反倾销法律中关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规定，对中国的许许多多企业来说是不公平的。中国发展市场经济多年，东林公司更是在中国的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企业，可是在面临欧盟的反倾销调查的时候，东林却不得不费尽心思来证明自己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营的，而在欧盟官员一整套按部就班、看似公正的调查之后，竟然没有得到认可。

东林表示，绝大多数中国节能灯企业，是中小型民营企业，他们伴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走过了10年艰苦创业、辛勤拓展的历程，节能灯本身所蕴含的绿色、环保概念让整个行业对未来充满希望也充满信心。但是，欧盟最终裁定的66.1%的反倾销税率给这个行业沉重的打击。东林在中国的发展与在欧盟市场上的遭遇形成强烈的反差，这说明：东林及绝大多数中国节能灯企业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受益者，但却成了欧盟市场经济地位政策的受害者。这个事实说明，欧盟现行的反倾销法律，尤其是关于市场经济的规定，已经落后于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对中国企业是不公正的。 最后，东林希望欧盟有关方面，能够正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正视中国企业在风云变幻的国内外市场艰苦拼搏的现状，不但在实地调查中实事求是，而且能从法律文本上作出适当的修正，给中国企业公平的待遇。

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的由来

从关贸总协定开始，国际通行的反倾销法律一直是在西方国家的主导下进行修改补充的，由于二战后世界分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因此在有关法律的制定中，不可避免地带有了对计划经济国家的抵制和敌视。 关贸总协定有关反倾销部分的内容在第6条，在该条所附带的注释与补充规定中，指出对于那些“由国家固定价格”的产品，很难进行正常价值的比较。这句话最终演化为西方国家在对非市场经济国家进行反倾销调查时，采用第三国替代的方法来计算有关产品的倾销幅度。

西方国家对于运用第三国替代方法，有这样的理由：他们认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尤其是一些计划经济国家，其能源、原材料、劳动力成本等等都是由国家控制的，不是在自由的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获得和实现的；在这种情况下，一家工厂生产的产品，其对外销售的价格就不能反映其真实的价值。那么如何获得某件产品的真实价值呢，只好选择一个与被诉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接近的同时又是市场经济国家的产品作为比较，以此得出非市场经济国家产品是否倾销的结论。 第三国替代方法赋予审理反倾销案的官员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导致了在实际操作中，绝大多数被诉国家的产品难脱厄运。 一位美国律师对此曾有一个形象的比喻。该律师说，这就好像一个司机在一条没有限速标志的高速公路上行车，假如车子的时速是100公里，警察说司机超速了，那么拿什么来做标准呢? 于是由警察找到另一条高速公路，这条路的限速标志是80公里，结果这个司机超速了，就要受罚。第二次，司机的车速降为80公里以下，但是警察仍然说司机超速，因为警察找到另外一条公路作为参照，那条公路的限速比80公里还低。这样的话，无论司机用什么速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他都不知道自己是否超速了。 中国政府历来坚决反对用第三国替代的方法计算产品倾销幅度，因为这样不公平、不合理，这导致了中国被诉企业极高的倾销幅度。中国有关方面为此与欧盟、美国等西方国家进行了多次交涉。 经过我国政府有关部门多年的交涉，1998年，欧盟调整了对华反倾销政策，规定被诉中国企业可以申请市场经济地位，如果获得认可，则对该企业倾销幅度的计算就以其自身的成本来比较。 欧盟判定一家企业是否具备市场经济地位，有5条标准：

一、关于价格、成本和投入，包括原材料、技术和劳动成本，产出、销售和投资等，企业在这方面的决定应符合市场的供求关系，不受国家重大干预，主要的投入成本应基本反映市场价值。

二、企业要有一套清楚的财务记录，经过独立的审计，符合国际财务标准，并适用于所有场合。

三、企业从前非市场机制过渡时，其生产成本和财务状况，尤其是在资产折旧、勾销、物物贸易和补偿贸易支付形式方面，不能有重大扭曲。

四、企业应受制于破产法和财产法，以此确保企业在法律上的确定性和经营上的稳定性。

五、外汇兑换应根据市场汇率。

除了市场经济地位，中国企业还可以申请分别裁决。得到分别裁决地位的企业，在计算倾销幅度时将会得到适当的照顾。但是，欧盟在中国企业获得分别裁决方面，一直没有成文的法律规定，只有一个内部掌握的8条标准。

市场经济与经济哲学 篇7

关于经济哲学研究对象的问题, 学者们都在努力地进行探索, 虽然学术界众说纷纭, 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 但是基本的东西还是可以弄清楚的。我认为主要包括:经济学的概念、经济规律、经济体制、经济学与哲学的关系。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 我国经济哲学这门学科主要围绕市场经济展开, 其中, 哲学理论和经济学理论有了尤为突出的发展。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 经济哲学的研究范围也在不断扩大, 并且引出了许多新的、前沿的研究课题。市场经济与经济哲学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效率与公平、市场经济与人的价值。

综上所述, 研究经济哲学首先要找出市场经济和经济哲学的研究对象, 然后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分析两者的辩证关系。只有这样, 才能将两者统一起来, 才能将二者的研究提升到一个新高度, 才能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顺利地向前发展。

二市场经济与经济哲学的关系

市场经济与经济哲学的关系, 总体来说, 就是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研究表明, 哲学研究离不开经济学, 经济学研究也离不开哲学, 哲学原理依赖于经济学, 经济学又受到哲学思想的指导。

从历史事实中我们发现,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 第一次把经济学和哲学结合起来, 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关系提高到哲学的高度,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明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列宁也是从哲学角度揭示资本主义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 把经济作为我国建设和发展的基石, 把哲学作为我国建设和发展的指导方法。再到邓小平的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实质都是将经济学与哲学结合在一起。以上这些哲学家的理论不但丰富了经济学的理论, 也丰富了哲学理论, 既从哲学高度深入分析经济活动, 又从经济理论中探讨哲学问题, 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 也必然是未来发展的趋势。

当前我国的目标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哲学研究也应该聚焦在市场经济和经济哲学。市场经济与哲学互相依存, 经济发展的好坏, 不仅是与市场发展的客观规律有关系, 同时还与经济哲学对市场经济的指导有很大关系。因此要求哲学工作者要有市场经济观念, 树立市场经济意识, 密切关注市场经济中的重大问题, 还要对市场经济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作出哲学反思, 指导市场经济沿着正确的方向走下去。

经济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社会实践活动, 经济关系是最本质的社会关系, 经济矛盾是最基本的社会矛盾, 所以一切哲学研究应当扎根于经济学之中。同时,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实践中有很高的指导意义, 所以一切的经济活动都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理论基础。

三研究市场经济与经济哲学的意义

我国正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市场经济需要经济哲学提供一般思想上的指导, 再结合我们上述两者千丝万缕不可分割的联系, 为了我国经济健康有序地发展, 积极开展市场经济与经济哲学的研究, 对经济理论和哲学理论的改革和发展都有重大意义。

长期以来, 我国的哲学同政治关系密切, 但是与经济关系较为疏远, 这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经济哲学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所以这段历史告诉我们:经济工作, 市场经济不能轻视唯物论和辩证法。现阶段, 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坚持改革开放, 全面实现现代化, 哲学研究也需要深入扎实地进行。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进行深入的哲学思考。搞好经济建设, 不仅要抓住经济的发展规律, 还需要哲学在思想上的指导。经济活动需要世界观和方法论, 哲学的认识价值可以在经济活动中转化为经济价值。

几十年的实践经验都在证明一个真理:凡是重大的经济决策, 如果离开了哲学的正确指导, 不但不可能成功, 还会导致失败。缺少哲学指导的经济学, 其科学性是不能保证的, 是值得怀疑的。同样, 没有哲学理论指导的企业, 也不可能成为现代化的大企业。所以现代经济的工作者们应该用哲学的思想武装自己, 善于用马克思的观点和方法论作指导来解决现实的问题, 从而促进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

因此, 我国正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它不但要求哲学提供思想上一般的指导和支持, 而且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哲学。在我国,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新生的,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确立自己赖以生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所以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哲学正处于萌芽时期, 需要我们用心经营, 从而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哲学结合起来。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特殊性, 要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性质、特征、功能、现实形态发展趋势, 还要重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的重大现实问题, 进行决策分析, 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做指导性的见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哲学要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哲学问题, 在所有制结构上的地位, 在管理体制上的统分, 在市场主体间的竞争与协作, 在内外关系上的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 才能使我国的市场经济快速、健康、协调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哲学, 还要研究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关系, 比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所有制、分配关系的问题, 精神文明和民主法治的问题。

总之, 市场经济和经济哲学问题, 是当代学术界研究的重要课题, 也是一个新的前沿课题。在当今中国, 能否正确并且妥善处理好市场经济和经济哲学难题, 关系到我国经济建设能否健康快速地发展。因此, 我们的学者们务必加强对市场经济与经济哲学的研究, 尽早把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哲学、市场经济哲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哲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哲学的系列学科建立起来, 并尽快把这方面的理论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参考文献

[1]黄卓炎, 彭正穗, 李格非, 朱刚.试论经济哲学及其对象和特点[J].中央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1986 (3)

[2]刘学义, 于静华.市场经济与经济哲学[J].甘肃理论学刊, 1995 (6)

[3]朱高鹏.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研究[D].西安:西北大学, 2006

中国市场经济实践中的非市场失灵 篇8

关键词：市场经济,非市场失灵

市场经济体制是相对于计划经济体制而言的建立在社会分工基础上的货币经济, 是通过商品交换实现分散决策、依靠市场机制进行社会资源配置的经济体制。而“市场经济实践”是特指中国、转轨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整个过渡时期。

市场失灵是指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低效率, 即市场本身不可克服的局限性使市场机制不可能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在这里, 非市场因素除了指政治、政府、行政等“正式规则”, 还包括文化、习俗、宗教、传统等“非正式规则”。所以, 这里研究的非市场失灵是指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所产生的、具有特定含义的非市场失灵。

一、内部性

在市场经济实践中, 所有组织和机构都需要用一定的规则或标准来规范其内部活动。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当中, 目前还缺少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来自于消费者行为、市场份额等的价格信号, 行政事业机构或公司企业组织主必须规定一些用以规范非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组织 (非市场组织) 的内部规则或标准。产生于这一特定条件下的、用来规范行政机构和企业组织的规则或标准, 就被称为具有非市场失灵特点的“内部性”。这些规则或标准很接近于“私人”的组织目标, 私人是指非市场活动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满足其自身的特殊利益, 而不是为公共的目标而努力。

一般来说, 内部性或非市场的组织目标是规范其结构或组织内全体成员的重要因素, 因此, 同外部性因素对市场经济的影响一样, 内部性也同样会影响到非市场经济。外部性意味着社会成本和利润没有包含在私人决策的考虑之中, 而内部性则意味着“私人的”或机构和组织的成本和利润, 很可能支配了公共决策的考虑。所以, 市场失灵理论的核心是外部性, 而非市场失灵理论的核心是内部性, 这种内部性影响着行政机构和企业组织及其领导者的行为方式和行为准则。

在非市场经济条件下, 内部性的存在提高了机构或组织的社会成本, 使其高于技术上的一般成本。单位成本的增加和非市场产出的增多, 造成了非市场失灵。而分析非市场组织中的内部性产生的假设之一是, 某些利益集团, 包括行政机关与企业组织以及其中的人员, 出于保护本身利益的角度, 设立对其有利的行政职位或增加使其收入得到增加的机会。这些非市场组织由不具备市场经济规范意识的人员控制——“内部人控制”, 利用转轨时期的特殊性, 极力为本地区、本企业、本机关或个人谋取利益, 不仅想方设法寻租, 而且还千方百计“设租”。

这些非市场活动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非市场因素, 不是来自于市场经济活动中的正当和规范经营, 而是来自于额外的“补贴”、盲目的“创收”或繁多的“优惠”。而为了维持这一与生产性活动无关的追逐利益活动, “补偿”对社会资源的大量浪费, 他们只能采取更加严重的非市场活动, 造成日益恶化的生产的低效率。

二、私供产品

由经济行为者或经济组织提供的, 其分配不仅仅由市场机制进行的, 其消费具有排它性特点的产品被称为“私人产品”或“私人提供的产品”, 简称“私供产品”。与公共产品相反, 私供产品并不会使每个人受益, 当它由某一消费者消费时, 其他消费者则不能消费, 因为私供产品具有竞争性和排它性。在私供产品的市场中, 不会发生公共产品市场中的搭便车现象, 但有可能产生与非市场失灵的内部性有关的寻租或设租行为。

在现实的市场经济社会中, 当特权地位不起作用时, 市场会通过价格的竞争接近一种“一般均衡状态”, 即一切商品的价格均已调整到使商品的供应和需求相等, 一切资源得到最充分的利用, 整个社会处于效率最高的状态。而在有私供产品的非市场失灵环境下, 金钱的作用则大不相同。大多数人花自己的钱比别人替他花更“在行”, 因为只有这时才能使钱花得既好又省。如果你的钱由别人替你花, 你可能会感到这笔钱花得既不好也不省, 同时会觉得被剥夺了“花钱”行为的权力。为了又好又省的花钱, 同时又获得一种使人感到至高无上的权力, 绝大多数人又希望用别人的钱为自己或为别人花别人的钱。

“花钱”作为一种特殊的私供产品, 在非市场经济社会中, 这种抽象的行为正具有我们所说的排它性特点, 同时, 由于这种私供产品的分配并不是由市场机制决定的, 经济行为者或经济组织在消费这一特殊的私供产品时, 必定是以自己的目标和利益来采取行动, 并不会主动的、直接的为社会利益服务。私供产品的存在, 导致了非市场经济中的非市场失灵, 它使整个社会资源不能按照市场机制的要求得到有效配置, 从而既影响个体经济行为也影响整个经济组织行为的效率, 并进一步影响甚至阻碍非市场经济按照社会发展的趋势向市场经济的转化。

三、不公正分配

非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不公正分配特指那些由于权力和特权对经济活动的不当控制和干预所造成的经济行为主体“经济权利”的贫穷和“政治权利”的贫困。这里的“不公正”指的是行政权力超出其职能范围的影响力对经济行为施加错误干涉, 从而给经济行为主体造成的不应该得到的后果, 如人力资本的浪费和企业生产的低效率。权利可以是法律上的, 也可以是道德上或经济上的。作为一个自然人或法人, 在一个正义的社会中, 不管是市场经济还是非市场经济, 都应该享有其应有的权利, 否则, 不公正分配不仅会产生经济上的不公正, 而且也会造成政治上的不公正, 并导致妒忌和贪婪, 从而对整个社会产生不利影响。

范里安认为, 若在一种分配中, 没有任何一个人妒忌另外一个人, 那么这种分配就是公正的。但是, 平等或平均并不等于公正。

现实生活中“帕累托最优”的状态是很难达到的, 对于如何实现“无妒忌”的帕累托最优的公正分配, 范里安提议, 让经济行为者对其“消费——产出”进行比较, 而不是对“消费——投入”进行比较。茅于轼在“市场交换的基础:优势交换”一文中说, “一个人如何能确定自己在某一方面是否具有优势, 不能由自己的主观感觉来决定, 因为优势是比较的结果。只有将自己从事一项活动的效果和其他人从事同样活动的效果作比较才能察知自己是否具有优势。”所以, 若实现“无妒忌”的公正分配, 经济行为者必须生产出与其所妒忌的一方一样价值的产品。但在非市场经济的条件下, 由于权力和特权对经济活动的介入, 公正分配的实现就变得更加困难了。

研究某一体制下的某些不公正, 首先是对一些具有价值属性的要素作出说明, 因为这些要素按照不同的质和量在有关的体制之内发挥作用。“不公正”表示不同的要素占有体制内的单位的质和量是不等的。这里所说的单位是指个人、家庭、经济组织、社区和国家等。具有价值属性的要素则包括收入、财富、知识、地位、权力等。因此, 对不公正的分析, 就是要解释这些要素在相应的单位之间进行分配的决定因素和后果。

经济学意义上的公正, 是市场经济活动中公平、公正、公开原则在收入分配上的体现, 而社会学意义上的公正, 则是社会体系中公平、公正、公开原则在财富分享上的体现。市场经济中的公正, 指的是各市场要素主体讲求效率, 平等竞争, 等价交换, 等量劳动获得等量报酬。市场竞争所带来的市场效率的差别, 必然反映到市场要素主体的收入分配上。劳动者的收入数量的差别, 必然反映到市场要素主体的收入分配上。劳动者的收入数量的差别, 决定于其投入劳动量及承担市场风险的差别。

非市场经济体制中仍然存在大量的分配不公正, 正是由其不完善的体制所造成的, 尽管市场经济中由于自然垄断的存在也会导致负面的影响。

参考文献

[1]、青木昌彦, 对内部人的控制:转轨经济中公司治理结构的若干问题, 《改革》, 1994, (6) .

[2]、吴敬琏, 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标志是什么, 《经济学消息报》, 1995-5-6 (1) .

《科技经济市场》征稿 篇9

〈〈科技经济市场》创刊于1985年, 是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的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学术性期刊 (月fij) ,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 1009—3788,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36-1122/N本刊坚持学术性、时代性、创新性的原则, 旨在推广科技、经济界的新理论、新技术、新经验, 为广大科研、教育、经济T.作者提供学术交流平台, 推动科技与经济扣结合及科教事、丨k的发展。水刊系中国核心期刊 (遴选) 数据库来源期刊, 中国期PJ全文数据库 (CJFD) 来源期刊, 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 (CAJCED) 统i丨·源期刊, 万方数据库全文收录期刊,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全文收录期刊, 龙源国际期刊数据库收录期刊.【征稿范围】1.科学技术类:科研理论、方法与政策、科技前沿动态、高新技术、丨T技术、电子信息技术、生物科学、新材料等;2.工程类:土木建筑、水利、化工、电力、材料工程、交通等;3.经济类:经济学、财会审计、市场营销、物流、电子商务、金融、保险、商贸、资产评估、经济理论及发展研究、世界各闽经济、工业经济、农林经济、房地产经济、证奍与投资、旅游经济等;4.管理类:企、丨k管理、T.商管理、行政管理、电子政务、医院管理等;5.科学教育类:教育教学管理、创新教育等【主要栏目】IT与电子技术、网络通讯技术、r.程技术、经济贸易、财会审i卜、经营符理、科技博览、创新论坛、科教园地等【来稿要求】1.稿件应具有科学性、先进性和实用性, 论点明确、论据|1了靠、数椐准确、逻辑严谨、文字通顺2.论文2200—6000字符数为宜, 来稿请使用word排版, 并请注明作者姓名、单位、通讯地址、邮编、电子信箱、联系电话等, 本刊一律网上投稿3.论义的基木要素齐全, 文章标题、作者姓名、作者单位、摘要、关键同、结语、参考文献等。

非市场经济 篇10

一、非市场经济地位概述

“非市场经济国家”一词最早出现在美国《1930年关税法》对反倾销的规定中。非市场经济(non-market economy简称NME)地位,旧称“统制经济”地位,是对原社会主义国家采取的一种歧视性做法。作为法律技术用语,“非市场经济”是反倾销调查确定倾销幅度时使用的一个重要概念。反倾销案发起国的调查当局如果认定被调查商品的出口国为“市场经济”国家,那么在进行反倾销调查时,就必须根据该产品在生产国的实际成本和价格来计算其正常价格;如果认定被调查商品的出口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将引用与出口国经济发展水平大致相当的市场经济国家(即替代国)的成本数据来计算所谓的正常价值,并进而确定倾销幅度,而不使用出口国的原始数据。如我国出口到美国的瓷烧锅,美国所选择的替代国是瑞士,我国出口价格比瑞士低67%,因此被征67%的反倾销税。在2004年6月中国输美彩电案中,美国在初裁中使用印度作为中国的“替代国”,人为提高了我国几家出口企业的倾销幅度,从27.94%到78.45%不等。

而事实上,在WTO的条文里面根本没有非市场经济的概念。WTO成员原来都是市场经济国家,不存在这个问题,后来个别国家以非市场经济身份加入,才引出来非市场经济地位这个问题。

二、美国认定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标准

美国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认定,主要根据1979年的《贸易法》和1988年的《综合贸易竞法》。世贸组织《反倾销协定》本身没有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和涉及到这些国家的倾销问题做出任何指导性的界定。但关贸总协定附件九“注释和补充规定”中“关于第6条第1款的注释2”指出,来自非市场经济国家的产品价格不具有可比性,因此美国在反倾销法中通常规定采用市场经济第三国或进口国的价格来确定自非市场经济国家进口的受调查的产品的正常价值,而这种被选定的市场经济第三国或进口国往往被称为“替代国”或“类比国”。

美国商务部为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属于非市场经济国家制订了具体标准,这些标准有:(1)货币可自由兑换程度;(2)雇员与雇主谈判工资自由程度;(3)允许合资及外资准入程度;(4)政府对产品产量、定价和资源配置的管制程度(即政府对生产方式的所有和控制程度);(5)对资源分配、企业的产出和价格决策的控制程度(6)调查当局认为需要考虑的其他因素。

这些判断标准在认定一国是否为“市场经济国家”或是“非市场经济国家”具有很强的随意性。首先是对非市场经济地位的认定具有非常大的随意性——认定主体、认定标准都没有明确规则,更不可能存在透明度问题。世贸组织的规则实际上没有专门针对非市场经济的条款。因此,根据申请加入的程序以及世贸组织的决策机制,申请加入的国家必须和每个国家达成贸易议定书,这样这个认定往往由谈判对方操纵,成为限制申请方的一种手段。即便是世贸组织各成员国,其关于非市场经济的标准也存在明显差别。其次,在非市场经济地位被认定的情况下,在贸易纠纷,尤其是确定反倾销和反补贴的贸易摩擦中,选择哪个国家的哪个产业或企业作为“类似的参照”标准也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在同样一种贸易争端中,两个世贸组织成员会选择两个完全不同的参照国家。如1998年欧盟对中国彩电的反倾销是以新加坡作为参照的,2004年美国对中国彩电的反倾销则是采用印度作为参照。

三、非市场经济地位不利影响

中美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源起于1980年美国第一起对华薄荷醇反倾销,美国商务部当时就采用了第三国的成本标准。美国是一个判例法的国家,一直到今天,在反倾销案例审判的时候,也是把中国作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对待。中国入世最大的不足就是没有争取到“市场经济地位”身份。不少中国出口企业因遭受反倾销等制裁后,退出美国市场。事实上,如果企业自我证明本企业市场经济地位,证明过程非常复杂,应诉时间也很漫长,而且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是无法承受高额的律师、财务等成本的,这使得许多企业知难而退,放弃美国贸易救济案件的应诉。

1.“非市场经济地位”是中美贸易壁垒和贸易摩擦的催化剂。

美国始终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处于多方面考虑,原因暂且不论。但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对中国对外贸易造成严重影响,也是中国遭受美国各种贸易救济措施形成的贸易壁垒的核心。这一地位,导致我国的出口企业在对美反倾销应诉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并成为我国企业败诉的主要原因。由于不把中国视作市场经济国家,无不采纳中国企业的真实生产成本,而以替代国成本作为中方成本,完全不符合实际,导致中国企业难以胜诉。如2009年6月美国商务部刚刚以中国不是市场经济国家的理由,初裁认定中国出口到美国的木质卧室家具存在倾销行为,并对木质卧室家具将被征收4.9%到198%不等的反倾销税。这起针对我国家具的反倾销诉讼案,是由美国的27家家具公司提出的,他们要求美国政府对来自中国的木质卧室家具征收高达155%到441%的反倾销税。他们的理由是,中国并非市场经济国家,因此出口到美国的家具存在倾销行为。

2. 借“非市场经济地位”,实施贸易歧视。

早在1992年至1993年,当时的世界银行调查报告和美国CIA的调查报告就已经确认,中国90%的消费品价格已经放开和自由化,不再有国家的干预和指令性计划。但是,至今为止,美国仍不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这很大程度上是处于保护美国贸易的考虑,是便于美国在中美贸易中市场歧视性贸易政策和措施的一种“合法”借口。也是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一个挡箭牌。

3. 进一步开放市场的一个筹码。

美国在与中国进行中国入世问题谈判时,把是否给予中国市场经济问题作为一个谈判筹码,“一个目的是迫使中国更多地开放市场”,因为中国无法接受开放中国的资本等服务领域的市场,作为妥协,接受了“非市场经济地位”。该地位使美国在对我国出口商品反倾销时,能继续实行歧视性反倾销政策,置我方于明显劣势地位。同时规定严格标准,在某一具体的反倾销个案中,只有我国企业符合设定标准后,才能取消“替代国”方法的运用。在大多数情况下,由于这些标准过于苛刻,也不具有科学性,结果依据“替代国”方法被课征高额反倾销税。如欧盟针对我国出口彩电提出反倾销指控,选取新加坡作为劳动力成本和市场价格参照,并据此确定我国出口彩电的倾销性和反倾销税率。由于新加坡与我国劳动力成本相差较大,无可比性,因此这种替代国价格无疑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和随意性,加大了我国出口商品被裁定倾销的概率。再如前文提到的出口到美国的瓷烧锅,美国所选择的替代国是瑞士。这些案件最后造成不利的裁定结果,其核心问题就是因为中国被认定为“非市场经济国家”。

四、企业应对策略

由于这是国家间固有矛盾,反映在企业层面的国际表现。所以对企业本身而言,属于系统性风险,无法克服。所以从企业自身角度考虑,可以采取加强国际运营,走跨国经营模式规避该风险。

1. 研发和创新是应对反规避的终极出路

企业加强国际运营能力,首先要提高研发和创新能力。客观地说,我国出口产品遭受反倾销和反规避指控的非常重要原因是产品技术含量低,主要依靠低价竞销赢得国际市场。科技创新可以促进出口产品结构调整。我国出口的部分高新技术产品贸易环境是相对好的。1992年,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所占总出口比重只有5.9%;2002年,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占全部商品出口额达到20.8%;2008年达到了24.4%;到2009年这一占比达到了25.1%。我国遭遇的各种贸易限制中,涉及高科技的产品占比不到5%。这反向证明,中国频遭贸易制裁的原因之一在于我们自身的产品多属“大路货”,往往陷入低价经销的泥潭,进而遭受制裁。

同时对企业而言,加强科技创新是企业持久动力的源泉,是从根本保有和提高国际市场占有率的途径,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日本韩国的索尼、三星等跨国公司不断创新的发展模式借鉴到有益的经验。

2.“走出去”企业需要合理安排海外产业链

我国外贸型公司现阶段“走出去”跨国发展,多属产业转移的起步阶段,只将某一产业在我国相对饱和、比较优势正在或已经丧失的价值链中的某些环节,如装配环节进行战略性海外转移。我国产业链海外扩张主要是转移价值链中的劳动力密集型环节,主要表现就是将装配环节转移到劳动力相对便宜的国家或地区,如越南、老挝、欧盟的东欧等国家,或者转移到欧盟、NAFTA等自由贸易区内部成员国中进行组装,规避贸易壁垒和反倾销、反补贴、特殊保障等措施的限制。如海尔于2005年收购匈牙利力勃公司,组装海尔家电产品。如海信在南非、匈牙利、法国、阿尔及利亚、埃及等地具有生产基地等等。

3加快海外公司“当地化”经营能力

非市场经济 篇11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以及13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也成为坚定维护国际体系、包括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中坚力量。越来越多的事例证明，金融危机后复苏乏力的欧洲经济从中欧贸易中获益匪浅。欧盟机构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仅2011年，欧盟对中国出口贸易就为欧盟国家创造了约300万个就业岗位。在此背景下，欧盟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令人匪夷所思。

我认为“非市场经济地位”争端事关WTO向何处去，可能被指为虚张声势、耸人听闻，但是这种争端绝对应该引起多方重视。

它事关WTO的开放活力

WTO之所以有活力，就因为它是一个不断走向开放、走向自由贸易，基于共同认可的规则的制度。WTO的根本规则就是无条件最惠国待遇。把个别国家划为“非市场经济”，剥夺它理应享受的无条件最惠国待遇，这是和多边贸易制度的宗旨对立的。

有人可能会问，中国加入世贸15年，一直受制于“非市场经济地位”规则制约，其出口何以反而一直迅猛扩张呢？原因很简单，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摆脱了长期的经济封锁、贸易禁运、贸易制裁，中国人的主观能动力得到充分释放，形成无比巨大的生产力，使中国成为迅速开放和扩张的市场，使所有国家都广受其益。在世界经济繁荣时期，对一个迅速扩大的市场实行歧视有百弊而无一利，所以鲜有使用这个歧视条款案例。中国外贸幸而获得了几年充分发展的时机。但主要贸易大国对中国出口潜力一直心存戒备，总想把中国打入另册。记得同欧盟代表交谈时，对方说“中国有13亿生产者，加入关贸总协定后，关贸总协定就不再是现在的关贸总协定了”。我说，“你错了，中国有13亿消费者，没有13亿生产者，未成年人和老人都不是生产者，而是重要的消费群体。”欧盟只从供给侧看中国，忽略消费测的重要性，忘了供销两侧相辅相成才能有真正的市场经济。

它事关世界经济复苏

现在欧美拿中国钢铁产能过剩为借口，千方百计设法延长所谓“非市场经济条款”，这是一种保护主义行为。 产能过剩总会不断发生的，过剩的产能会在市场自由竞争中自生自灭。如果哪个国家在某个行业出现产能过剩，就把它定为“非市场经济”，打入另册，剥夺它享受无条件最惠国待遇的权利，那WTO还能称之为以规则为基础的制度吗？它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还能得到保障吗？

世界钢铁产能过剩是个全球性问题，产能扩张是全球经济全面扩张所需，而出现过剩是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济长期衰退造成的。解决之道在力推全球经济尽快恢复增长活力，增加全球有效需求。

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发展银行、中非合作伙伴、中拉合作伙伴关系等都是朝着拓展全球有效需求所做的重要贡献。另一方面，中国还一直在进行结构调整，扩大内需，增加进口，减少贸易顺差，鼓励中国企业到海外投资，创造外国的有效需求和扩大贸易伙伴国的就业机会。从宏观经济角度看，中国所实行的这些政策已经对全球经济的增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其他国际经济组织都有大量数据佐证，不需要更多的求证。世界需要一个继续走向开放的中国经济，而不是一个内向型经济。企图对中国实行永久性歧视措施无异于为渊驱鱼，为丛驱鸟，对欧美无益。

它是WTO对中国的承诺

借口中国钢铁产能过剩就给中国贴“非市场经济”标签是荒唐的。没有专业知识的人都可以悟到，它不是针对一个钢铁行业，而是企图遏制中国所有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在全球经济陷入低潮时，它会鼓励所有世贸成员采取限制从中国进口的措施，因为人们担心贸易转向的长期效应，不得不采取保护主义行为。若如此，就会重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贸易战。这有违多边贸易体系的宗旨，把WTO引入歧途。

我在《谨防把替代国价格比较法永久化企图》（2014年4月）一文中指出，价格比较条款被广泛滥用于保护主义目的，对中国产品征收禁止性（prohibitive）的额外关税，有的高达100%以上，实属荒唐。我的理据，这里不再赘述，但必须强调，中国加入世贸议定书是全体世贸成员无异议一致通过的，其中价格比较条款在中国入世后15年届满，即自动失效，文本上还特别强调“无论如何”自动失效。

中国绝不可接受任何变通办法再行延期。我们一定要记取关贸总协定时期《多种纤维协定》的历史教训。发达国家要求签订一项在关贸总协定监管下的《多种纤维协定》允许发达国家专门对发展中国家纺织和服装制品出口实行歧视性的配额限制，以便给发达国家纺织业一个“喘息”时间。这一喘息就是30多年，直至WTO生效若干年后才逐步取消。

WTO对中国的承诺是全体世贸成员共同的庄严承诺，没有全体成员的一致同意，是不可改变的。在中美反倾销争端解决案中，WTO争端解决机制已判定美方的多种做法不合规，责成美方改正，美方拒不执行，反而回过头来炒作“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这是对WTO极不负责的态度。

欧盟则通过议会决议要求欧盟委员会不要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都已经承认过了，而且一直在享受中国的巨大贸易减让利益，怎么可以出尔反尔？议会不是执行WTO权利和义务的主体，只顾讨好选民，不顾其严重后果。炒作一个不存在的问题，只会误导舆论，贻误自身进行结构调整的时机。世界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潮流，任何国家不适时进行结构调整必然要落伍。

总而言之，中国应该坚守WTO规则，寸步不让。守不住市场经济地位，不如退出WTO，专注于自由贸易协定。

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文献综述 篇12

关键词：计划经济,市场经济

贾国雄 (2005) 指出, 所谓好的经济制度, 就是能够尽可能合理地把有限资源配置到社会生产的各个部门中去, 使社会生产达到限制条件下的最大产出, 人们的需求也达到限制条件下的最大满足。现代社会存在两种基本的资源配置模式——市场调节和计划调节。

1 计划经济的概念

马克思明确指出:“生产资料的全国性的集中将成为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的全国性基础, 这些生产者将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计划自觉地从事社会劳动。马克思虽然没有提出“计划经济”这一概念, 但指出了计划经济的方向。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4卷,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其后, 列宁最早使用“计划经济”这一概念。他在1906年所写的《土地问题和争取自由的斗争》一文中指出:“只有实行巨大的社会化的计划经济制度, 同时把所有土地、工厂、工具的所有权转交给工人阶级, 才能消灭一切剥削 (《列宁全集》第10卷, 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第407页) 。之后, 何新著 (1995) 总结在早期的中国学者认为的计划经济是这样一种经济, 计划经济是“统制经济”——统一管制经济。在旧式的公有制经济中存在。这种体制中不承认私有财产的合法地位, 或认为私有民营经济只能是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全部资源由中央计划和国家官僚组织严密控制。当然这样的一种观点是比较旧式的, 也确实和中国成立之初是比较吻合的。不过, 陈经著 (2000) 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计划经济, 他认为计划经济就是“期货生产”。即产品没有生产出来就定价及按照需求生产多少产品。以上便是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来定义的计划经济, 各有特点, 各有所长。但较一致公认:计划经济是一种经济运行方式, 是经济发展的一种手段。

2 中国选择计划经济的原因

武力 (2003) 总结, 中国在上世纪50年代之所以选择计划经济体制, 除主观认识因素外, 当时的工业化压力、资源短缺和政府动员能力强也是重要因素。同时, 在这个时期, 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 中国的国家安全受到威胁, 强大的政府自然要选择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 而这种要求与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目标相结合, 就使中国走上了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道路。这是从中国当时面临的一个很严峻的外部环境来论述的。更为直接的强调这一观点的是章百家 (2008) 认为冷战时代的外部环境对中国迅速走上计划经济道路的影响更直接些;同时他还认为中国走上计划经济道路还有更深刻的内在原因, 那就是当时的市场经济发展水平不高, 而且有管制, 不是自由市场经济。贾国雄 (2005) 指出计划经济制度对宏观有效率的强调对于落后的国家有着比发达的国家更大的吸引力。其次, 是否拥有一个中央威权政府作为计划经济体制运行所必需的资源配置中心, 是能否形成计划经济体制的现实条件, 因此, 计划经济体制是必要的和正确的。

3 计划经济的成绩及弊端

武力 (2003) 从资源的角度来看, 它在集中资源加快独立工业体系的简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并保持了高积累下的社会稳定。申立平, 申忠民 (2010) 从对社会稳定来看, 这一体制在建国初期曾有力地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稳定, 并有效地调动了全国的资源进行工业化建设, 初步奠定了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朱佳木 (2007) 则认为我们所取得的成就毕竟把中华民族与世界先进工业国的差距大大缩短了, 而且在很多方面走完了西方国家用上百年时间才走完的路。这是很值得我们肯定计划经济的作用的重要方面。同时, 沈秀伍和徐涛 (2009) 从工业筹资方式来看计划经济, 完整的工业体系建立,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使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对于我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 在短时期内, 建立起独立的工业体系, 创造卫星上天, 原子弹爆炸, 成为钢铁大国这样的业绩, 以及综合国力的迅速提高, 没有一个高度集中的体制保障是很难实现的。

4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必然性

苑林娅 (2008) 认为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暴露其缺陷, 在资本原始积累完成以后, 向市场经济也是历史必然的。赵大兴 (2009) 则从一个历史发展合理转变角度来看, 如果说新中国建立时面临的压倒一切的发展任务是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加强国防, 为此选择了计划经济体制是一种必然的结果, 那么到20世纪80年代, 实现经济现代化, 彻底摆脱国家经济发展的落后局面, 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准 (这一点在“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提出上得到了清楚的体现) 成为我们新的发展目标总之, 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的转变使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不再适用, 而外部发展环境的变化又为经济体制的转换提供了可能。正是这一原因使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浮出水面。

5 市场经济的定义及取得的成绩

韦伟然 (2008) 指出市场经济是以契约为本质基础的契约经

中国大学科技园出资、融资方式思考

北京工道投资有限公司鲍圣伟

首都经贸大学吴桐北京联合大学林海军

摘要:30多年来, 我国的大学科技园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在数量和质量上, 都呈现出蓬勃、规范的发展势头, 成为促进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化、培育有竞争力的企业和企业家的重要载体。本文从中国大学科技园的发展历程、出资模式、发展瓶颈及资本整合模式方面进行研究, 希望能对我国大学科技园的发展提供一些借鉴。

关键词:大学科技园出资模式资本整合

中图分类号:F7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800 (2012) 07 (c) -255-02

1中国大学科技园的发展历程

我国大学科技园的发展历程分为:起步阶段 (1986~1992) 、成长阶段 (1992~1999) 和发展阶段 (新世纪之交至今) 。1987年, 武汉市政府兴建的东湖大学科技园, 标志着大学科技园的诞生。30多年来, 我国的大学科技园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在数量和质量上, 都呈现出蓬勃、规范的发展势头, 成为促进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化、培育有竞争力的企业和企业家的重要载体。特别是2006年国家自主创新战略确立以来, 全国各地科技企业孵化器的发展如雨后春笋, 其中尤以大学科技园的发展势头迅猛, 各地方政府和大学或独立或联合纷纷举办大学科技园。但和国外相比, 我国的大学科技园整体的产业规模还较小, 占GDP的份额还不足1%, 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由于科技园的产业形态一直比较复杂, 产业规模大小不一, 导致其社会经济效益和盈利水平不一, 究其原因, 都和科技园的融资模式密切相关。

2科技园出资模式

通过对现有国家级大学科技园建设和运营费用的调研, 本文

济, 契约和契约精神是市场经济形成的必要条件, 市场经济制度是典型的契约制度。以市场经济制度为基础的社会则是典型的契约型的社会。曹钢 (1993) 认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实则是一种国家指导型的市场经济。所谓国家指导型市场经济, 不仅是说在未来市场经济模式中国家计划指导仍是有着无可替代性, 而且是说, 市场经济的发展始终是同国家计划的作用以及国家计划的自我更新相伴随的。中国市场经济实行以来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6 市场经济的问题及解决

苑林娅 (2008) 指出, 上学难、就业难、医疗费高、买不起房和两极分化等问题的出现, 使人们开始反思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韦伟然 (2008) 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契约精神的缺失。陈刚 (2008) 则指出目前最突出的社会问题是不公平, 现实与理想有些脱节。改革的好处多落入强势群体之手, 而工人农民等普通劳动者成为相对弱势群体, 处于强势的是权力、资本, 其次是技术。另一方面, 权力腐败和贫富分化现象非常严重。王冰和陈钢 (2008) 认为, 市场经济本身具有二重性, 经济利益也导致市场经济后果具有二重性。

市场经济问题的克服思路韦伟然 (2008) 指出, 要实现从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的转化, 保护私人权利, 实现经济关系的契约化。归纳总结科技园的出资经营模式出有如下三种。2.1政府主导型

政府主导型是指政府承担科技园区建设的绝大部分费用及运行费用。如中国光谷, 武汉市政府承担了建设的所有费用, 首年又投资研究经费近54亿元。同样, 2010年安徽芜湖的戈江科技园, 建设用地、规划设计和运营费用等各个环节都由政府来筹措, 当然管理运营也有政府来主导, 各个大学、研究机构的科研成果以孵化项目的方式进入园区。

2.2高校主导型

高校主导型是指一些综合性实力比较强的大学不借助政府资金, 为将自己的科研成果转化实现产业化而发起兴建的科技园。大学作为主体, 设计确定科技园的运营管理模式, 承担建设费用, 提供运营孵化资金。如始建于1992年的北大科技园。北大科技园公司作为北京大学科技园区开发建设与经营管理的主体, 主要业务涵盖项目开发、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孵化投资、园区建设管理等多种领域, 注册资本5亿元人民币, 目前已形成北大科技园创新中心、北

同时树立契约信念和意识, 构建并完善契约道德体系, 并最终建构契约制度。陈刚 (2008) 认为对市场经济负面的东西要有清醒的认识并努力采取措施限制与减少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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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章百家.资本市场的重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案例初探[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08 (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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