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转型（通用12篇）
市场经济转型 篇1
今日中国经济转型面临的诸多棘手难题, 既是增量改革负效应的陆续表达, 也是改革由整体推进向深层次攻坚过程中遭遇阻力之后的具体体现。
“十二五”既是中国经济迎来增长质量全面提升的过渡时期, 也是中国经济能否初步实现增长动力切换的关键五年。中国要力争在十年内实现经济增长由资本与外需驱动的成本推动阶段向技术与消费驱动的内生性增长阶段转变。既需要清晰的路线图及与之匹配的政策执行力, 也有赖于所有参与主体从战略高度上重视此次转型的国家意义和世界意义。
一、经济增长动力不确定性将增加
对于习惯了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中国民众来说, 假如中国经济在未来某个时候中国出现了增长疲劳, 以至于政府对其进行“热启动”也无济于事的话, 是否会感到讶异呢?当然, 有人会搬出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理论, 认为它同样适用于中国经济增长。也就是说, 本轮平均每年高达9.7%的增长周期还可以持续二三十年。钟情于比较优势且对中国经济一向保持乐观态度的林毅夫就曾预言:由于中国人均收入与产业国际分工水平较低, 升级空间非常大, 投资机会也非常多, 因此未来二、三十年里完全可以保持9%以上的高速增长。
笔者一点也不怀疑“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继续保持适度快速增长的现实性与可能性, 但当中国经济规模迈上具有指标意义的5万亿美元的台阶之后, 中国经济若要继续求得后续30年的类似增速, 无疑是超高难度命题。而且从经济增长的质量来看, 假如增长模式无法实现质的跨越, 简单追求GDP增幅不仅没有太多的福利效应, 还会导致既有增长模式弊病的进一步恶化;另一方面, 倘若中国经济真的像某些经济学家所说的早在几年前就跨过了“刘易斯拐点”, 则中国经济在逐步告别人口红利之后有可能会迎来痛苦的爬坡期。
众所周知, 中国在人均收入水平尚处于中下等阶段时就过早地进入资本深化过程, 没能充分利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来更加有效地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在技术进步与技术应用方面进展相对滞后, 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大量资本投入、大量资源消耗。导致全要素生产率 (TEP) 在1995年以后就处于低增长期。[1]这意味着中国主要依靠资本投入拉动经济增长的传统经济发展方式已经难以持续。笔者认为中国经济在逐步告别人口红利、“入世”红利和国际产业转移红利之后, 未来十年的增长动力将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
(一) 中国迄今在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方面仍未取得根本性突破
支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制度和技术性条件尚在建立和形成之中。环视当今世界经济规模排在世界前六位的经济体, 中国无疑是其中经济制度最不完善和整体技术水平最为薄弱的国家, 国民福利水平亦是最低的, 这就为经济持续增长种下了不利条件。且不论整体实力遥遥领先的美国在未来20年里都将是国际经济格局中无法回避的主角, 也不说工业实力雄厚的日本和德国在巩固自身优势方面的那股韧劲, 就拿经济实力有江河日下趋势的英法两国来说, 尽管有部分国际舆论在预测未来世界经济竞争主角时已经用印度和巴西来替代他们, 但谁要是忽视了上述两个老牌工业强国 (不要忘了英国还是顶尖金融强国) 的惯性优势和在维护既有地位方面的资源整合能力, 谁将迟早为之付出代价。坦白的说, 今日中国在面对二流工业国家竞争时一点也没有骄傲的资本。例如, 英国深知, 其在经济规模上被中国超越之后是不可能再追赶上来的。但英国一定会深耕金融优势、扎实基础研究, 并致力于提高工业技术和设计水平, 而且英国对前沿技术的先期投入今后将进入收获期。而这正是中国的短板。假如中国在吃尽制造业红利之后没能实现产业的整体升级, 而服务业的成长空间又不能相应扩大, 则不仅会出现制造业空心化现象, 还会面临价值洼地国家日益严峻的竞争挤压, 届时经济出现大范围的滑坡是完全有可能的。另一方面, 中国在市场与法治方面的补课也不是一两年就能完成的。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以及公平竞争环境的营造是经济转型必不可少的环节。而仅仅这两个环节, 就够决策层伤透脑筋的了。
(二) 福利增进作为促进消费增长和经济困难时期保持社会稳定的减震器, 一直未受到足够重视
众所周知, 过去30年间, 中国尽管凭借“全民补贴生产”的增长模式取得了超高速的增长, 但宏观经济风险却在不断累积, 经济内外失衡。另一方面, 由于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 加上收入分配格局向政府和企业倾斜, 可供民众分配的最终财富不多, 使得民众的消费能力与消费欲望一直难有实质性改观。偏偏民众消费的产品还高度市场化, 尤其是作为重要消费对象的住房, 价格高度市场化, 形成了民众的实际购买力与居高难下的房价之间的巨大落差, 大大抑制了内需的启动。尽管从经济发展史的角度来看, 处于经济起飞时期的国家, 在追求经济效率和财富增长过程中出现收入差距拉大是难以避免的。中国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施行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思路的确具有较强的工具价值。但收入差距持续拉大并超过国际警戒线却是不争的事实。而收入差距拉大, 不仅仅是经济问题, 亦是严重的社会问题。没有人相信, 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以及社会的和谐稳定, 能够建立在经济结构日渐失衡、贫富悬殊不断扩大的基础之上。
(三) 破解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的外部约束条件也是考验政府智慧的艰难命题
今日中国面临的真正问题并非GDP突破5万亿美元之后下一步该跃上哪级台阶问题, 而是要避免日本在进入5万亿美元俱乐部之后所患的巨型经济体综合症, 并尽力避免在西方热捧的所谓“中国模式”中滋生焦躁心理。20年前, 掌握最多力量工具的美国既然都可以将与自己在同一战壕中的日本间接拖入“失落的十年”, 为什么今天就不能如法炮制来敲打中国?尤其当美国正处于相对实力下降、维护国际地位成本不断增加的敏感时期, 美国更有这个战略冲动来打压中国的发展势头。事实上, 从今年以来美国在经济、金融以及地缘政治和军事领域的一系列动作来看, 意图围堵中国的趋势十分明显。假如我们在这方面稍有松懈或出现战略性失误, 就有可能付出沉痛代价。
可能危险还有:假如以楼市为代表的资产泡沫最终破灭, 且主要发达国家又在贸易和人民币汇率方面频频对中国发难, 则中国有可能在尚未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情况下, 在经济遭受重创之后错过重振的时间窗口。
二、经济转型开启最复杂经济革命
笔者认为, 业已启幕的中国“十二五”规划大戏如果能够真正开启中国经济战略转型之路, 不仅将在中国经济改革与社会发展史上极具标本意义, 而且在形成“中国模式”过程中贴上令人信服的标签。正如诺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日前所说的:“中国发展所带来的系统性、结构性的影响是史无前例的”, “中国经济转型正经历着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 但我将堵住压在中国最终能够转型成功上”。
斯宾塞的乐观一定程度上可能是看好中国经济转型背后的一系列支撑因素, 例如政府在促进经济转型中巨大的行为空间。不过, 了解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史的人都知道, 包括各级政府在内的所有市场参与主体在经济增长方面已经被证明为八段高手, 但在如何转型, 如何找到转型的切入点以及适应经济转型的配套制度改革等方面, 这些年来的进展与国家和社会的期望却有一定距离。事实上, 早在1995年制定“九五”计划的时候, 中央就要求实现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 并初步形成了一个良好的转型框架;2005年制定“十一五”规划的时候, 又再次提出要把转变增长方式作为今后五年的经济工作的重心内容;2007年的十七大重申必须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三个转变。但正如吴敬琏先生所说的, 中国在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 依然强大的旧体制遗产不仅没有得到清除, 反而成为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主要障碍。各级政府依然掌握着一些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GDP的增长依然作为各级政府政绩的主要标志,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受到很大的压制。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价格没有市场化, 而是由行政机关定价的或者受行政机关的影响, 以要素价格压低为特征的行政定价尽管有利于国有企业降低成本和增加盈利, 却导致了价格的扭曲。所有这些约束条件的存在, 使得经济结构的优化, 内生的技术进步, 集约增长的科学发展在绝大多数地方都没有实现。
如果说, 在中国经济规模和财富蛋糕并不太大的1995年前后, 政府为了实现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的宏观经济目标, 还可以适度牺牲转型时间窗口的话, 那么到了今天, 当中国的年GDP以及登上5万亿美元的台阶, 且具备较为充裕的物质基础和较强的社会承受力来支撑转型的经济和社会成本之后, 发展方式变革就不应仅仅是口头上的宣誓, 而当成为关乎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未来国际分工地位的迫切战略命题。
可以说, 全球都在关注并将持续中国这场迄今为止可能是最复杂经济革命的最终命运。放眼世界经济发展史, 无论是欧美和日本, 都没有今日中国如此复杂的国情, 尤其是如此庞大的人口、参差不齐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极为复杂的经济和产业结构。中国还不具备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可在全世界范围内配置资源的便利条件。而且发端于英国、兴盛于美国并以成熟市场经济为研究对象的西方主流经济学, 对促进美欧和日本经济和产业升级早已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理论框架。而其对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最多只能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中国经济改革的逻辑起点是在没有一整套现成的改革理论指导下渐进式探索, 并逐步取得进展的。
值得欣慰的是, “十二五”规划《建议》给出了较为清晰的转型路线图, 但如何让长期受制于传统增长模式路径依赖的各级各地政府全面理解和切实贯彻这张路线图, 却不是一朝一日之功。某种意义上说, 中国经济战略转型涉及的不仅仅是增长模式的转型, 还包括政府自身的建设和改革, 例如, 要尽快实现经济运行机制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变, 确立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但从各国政府改革的历程来看, 对政府行为的规制往往是说易行难。此外, 伴随经济转型过程还要有相应的产业革命为支撑, 中国如不能提升在全球产业链分工环节的地位, 国内消费者收入的显著提高亦是一句空话;至于适应经济转型所需要的政绩考核制度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以及集聚了巨大民怨的房地产市场秩序清理和相关改革, 等等, 无一不需要决策层拿出前所未有的改革决心和前瞻性的改革措施, 也同样离不开作为政策落实层面的各地政府全面升级发展思维, 消除地方政府和中央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非合作博弈。
三、拖延改革将会增加转型边际成本
可见, 今日中国经济面临的诸多棘手难题, 既是增量改革负效应的陆续表达, 也是改革由整体推进向深层次攻坚过程中遭遇阻力之后的具体体现。改革既需要关键领域的突破, 更要有新一轮的整体设计。
因此, 为了避免“十一五”规划中提出的一些比较好的思路在实践中落空的现象, 政府一方面应该集中海内外真正关心中国经济发展的经济学人与有关市场人士的智慧, 通过周密论证, 拿出一套关于中国经济战略转型的整体性框架来;并结合业已进行的新一轮全球产业革命尤其是低碳排放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硬约束, 制定中国未来五年、十年乃至更长时间里的主导产业发展导向;另一方面, 更要思考如何加强政策的执行力, 防止一项好的改革措施在执行中变调甚至干脆不执行的现象屡屡重演。尤其是要加大对地方政府投资冲动的约束, 切实改变现有的政绩考核体系, 解除各级各地官员的GDP情结, 加快以政府转型为主线的结构性改革步伐。即在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的同时, 通过相关制度设计, 实现政府转型, 使得市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确立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 使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财税体制改革、投资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以及农村改革相结合, 使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与银行业改革以及证券市场基础制度改革相结合, 以建立公平的宏观经济环境和使经济主体保持活力的微观机制。进一步地, 政府在释放权力、加快市场与法治建设的同时, 应通过适当的转移支付, 实现财富积累由政府向民间尤其是广大百姓的有序转移, 真正做到藏富于民, 并辅之以高质量的教育和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最后, “十二五”期间, 应该切实提高投资质量和资本积累的有效性, 将经济增长的重心转到更多地依靠技术进步, 以给资本寻找新的投资渠道和创造新的需求。
中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彻底转变可能需要两个五年规划。各级各地政府既不能以追求增长为由而拖延经济转型, 也不能在没有清晰路线图的情况下急于求成。业已具备转型条件的沿海发达省份理应在这方面先行先试, 探索出适应中国经济转型的可行路径。
摘要：今日中国经济面临的诸多棘手难题, 既是增量改革负效应的陆续表达, 也是改革由整体推进向深层次攻坚过程中遭遇阻力之后的具体体现。改革既需要关键领域的突破, 更要有新一轮的整体设计。
关键词：经济转型,经济革命,十二五
参考文献
[1]章玉贵.经济转型倒逼内生经济增长模式[N].上海证券报.2008.12.16.
市场经济转型 篇2
作为地勘单位，如何在新常态下加快转型升级，逐步提高生存和发展能力，实现地勘经济可持续发展，是我们必须面对而且必须要做好的课题。现围绕地勘经济转型升级，结合山东省第七地质矿产勘察院（以下简称山东七院）实际，谈几点看法。
一、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切实增强对地勘经济转型升级紧迫性和必要性的认识
（一）转型升级是实现地勘单位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需求。面对经济发展新常态，地勘行业投资减少，地勘经济发展面临严重挑战。实施地勘经济转型升级既是贯彻山东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党委战略部署，也是实现单位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要进一步提高认识，时刻绷紧这根弦，印在心中，刻在脑中，增强加快转型升级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以更加积极地态度、更加扎实的工作加快推动转型升级。
（二）转型升级是应对新形势下矿业市场变化的迫切需要。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地质工作正向矿产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并重发展，矿产地质工作投入由传统固体矿产向能源矿产倾斜，地勘单位发展面临新的拐点。根据矿业市场的变化，地勘单位应积极拓宽思路，及早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优化，转变传统地质工作观念，跳出传统圈子来看待发展，努力融入区域经济，主动拓展服务领域，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好服务的前提下提高自身社会地位，赢得生存和发展空间。
（三）转型升级是建设和谐美丽新七院的客观要求。山东七院队伍规模比较大，经济发展、效益、职工收入与局先进兄弟单位相比还有一定差距。要扭转这种落后的局面，实现更快更好的发展必须转型升级，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抢抓机遇，应对挑战，拼命工作，形成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努力推动全院各项工作上新台阶，逐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二、打开思路，拓宽出路，扎实推进地勘经济转型升级
面对新常态、新形势，地勘单位应围绕国家和地方发展战略，结合单位形势，积极拓宽发展思路，用大资源观统领地质工作，着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进一步优化和提升现有产业，努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争取尽快在提质增效、转型升级上取得实效。
一是巩固地质勘查业。山东七院立足和突出金刚石找矿优势，加强与大企业合作力度，力争形成几个安徽外经建式的合作伙伴，自主或合作开发好蒙阴西峪金刚石项目；强化基础地质调查，积极争取中国地调局、中央地勘基金、西部省区、省内财政项目，为矿产评价项目立项选点，争取好的找矿成果；抓住市场低迷时机，以市场为导向，紧跟国家资源需求，争取好的矿业权和矿业开发项目。在加强传统固体矿产工作的同时，山东七院着重加大页岩气、宝玉石、砂岩型铀矿、海洋地质等领域的拓展；物探、测绘要向工程领域、地理信息方面开拓。
二是拓展大地质服务业。山东七院密切融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积极建言献策，变被动为主动，找准切入点，以为地方提供优良地质服务的业绩赢得市场、赢得支持。围绕生态、环境和民生问题，山东七院积极拓展环境地质、农业地质、城市地质、浅层地温能、地下水污染治理等领域，由勘查向长期监测延伸，提高服务的广度和深度。
三是做强工勘施工业。山东七院转换经营机制，加强与大企业合作，积极延伸产业链条，拓展服务领域，走物探、测绘、勘察、施工等多技术手段协调发展的路子，更多承揽高铁、地铁、桥梁、浅层地温能、城市地下管网等大型工程的勘察、施工。
四是特色发展多种经营业。山东七院紧密结合地方经济发展和单位优势，努力拓展发展思路，寻求新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同时，下属驾校结合自身特点，争取在车辆维修、加油站等领域拓展业务；培育房地产产业，积极推进新基地建设，统筹规划好老基地开发，争取在商城经营上占一席之地。
三、强化支撑，夯实基础，为转型升级提供坚强保障
山东七院围绕经济发展中心，进一步强化措施，建立内部管理、质量品牌、科技创新、人才队伍、资质建设、资本运作、市场体系、思想文化等八大支撑，夯实基础，以卓有成效的工作推进转型升级。
一是强化内部管理，提高管理水平。树立规矩意识，严格按制度、按程序、按原则办事。强化项目管理，开展好项目管理提升活动，以项目管理为突破口，加强成本管理，杜绝以包代管，提高经营利润率水平。加强财务管理，加大项目结算和应收账款清理力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规避金融风险。严格内部审计，推进审计工作常态化，建立审计整改长效机制，严格责任追究。结合事业单位改革进展情况，进一步探索绩效工资管理和激励机制建设。
二是提高质量信誉，打造七院品牌。树立以质量求生存观念。严格执行设计及有关规范、规定，认真落实好三级质量管理，保证地勘项目质量和资料完备可靠。加大技术质量考核和奖罚力度，增强技术人员质量意识。加强诚信建设，建立质量追究制度，以过硬的质量和信誉赢得市场，树立和保持良好单位形象。
三是强化科技创新，实施创新驱动。重视和加强科技成果研究，以纪念山东七院发现全国第一个有工业价值的金刚石原生矿50周年纪念活动为契机，充分发挥山东省金刚石地质研究中心的平台作用，以科研项目为纽带，加强与高校、科研院所联合攻关，突破找矿技术，提高单位核心竞争能力，争取更多的科研成果。
四是加强队伍建设，优化人才结构。坚持人才强院战略，全面落实局“十百千人才培养计划”，实施好“3650”工程。加大年轻干部选拔和培养力度，为单位长远发展打基础。加大职工培训力度，组织好沂蒙地矿大讲堂，开展好技术比武和师傅带徒弟活动，注重地勘项目安排与技术人员培养相结合的方式，培养和造就一批高层次领军人才和专业技术人员。根据生产经营、转型升级需要，积极培养和引进资本运作、海洋地质等方面的人才，不断优化队伍结构。
五是加强资质建设，提升竞争能力。积极创造人、财、物条件，整合资源，满足资质建设需要，努力争取资质升级。组织申报土地复垦、水利、环保等方面的资质，为开拓新的市场领域创造条件。加强资质管理和使用。
六是加强资本运作，增添发展活力。重视拉长产业链，努力探索借力资本市场，走资源、资产、资本相融合的路子，积极加强与银行、财团、公司的合作，利用项目多渠道进行融资，把手中矿权、房地产项目运作和开发好，实现超常规发展。
七是加强市场体系建设，拓展发展空间。开展和巩固好三个新开拓思想大讨论活动，结合单位实际，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实行差异化策略，加强和固定与大企业的合作，通过大项目、大市场带动大成果、带动人才成长、带动大发展，努力拓展省外和国外新空间。
不断转型：源于市场 高于市场 篇3
抓住机遇两次腾飞
2000年，熟悉中国家纺行业的人都知道，当时家纺市场上正流行一种通过缝纫机拼接来达到定宽的宽幅窗帘。“使用缝纫机拼接后的窗帘虽然实现了从窄幅向宽幅的转变，但是却留有缝纫过的痕迹，影响了窗帘的整体视觉效果。”赵君会向记者解释。与此同时，中国纺织行业正在飞速前进，传统的织布机开始向定幅机器转变。定幅机器的出现为宽幅窗帘的大规模流行奠定了基础。
2002年，国内家纺行业刚刚开始把新出现的3.3米小剑杆定幅机器运用到窗帘布艺上，赵君会就抓住了这次机遇。“3.3米小剑杆机器可以生产出无缝的2.8米的宽幅窗帘，这样市场上正在销售的1.5米的窄幅窗帘和拼接的宽幅窗帘都将黯然失色。”赵君会回忆起当时的这一决定很感慨。而比别人先行一步涉足宽幅窗帘，确为日后众茂家纺的发展打下了根基。
无论是企业还是人生，就是一个不断选择的过程。众茂家纺如今的成功自然离不开掌门人赵君会的每一次抉择。事实上，2002年，赵君会刚刚从浙江工业大学生物化工专业毕业，一个毕业没多久的年轻人毫不犹豫地选择一种在市场上刚刚兴起的产品，这不仅需要独到的眼光、敏锐的嗅觉，还需要一定的勇气。“当时我拿着家里资助的第一笔资金在中国轻纺城北市场内开了一家门市。刚起步时，既没有资金，也没有人，我就选择和生产工厂合作，资源共享。同时签订独家供货协议，一方面解决产品的供应链问题，另一方面也互相约束。”赵君会告诉记者。
可惜好景不长，一两年的时间里，整个中国轻纺城市场内到处都在销售2.8米的宽幅窗帘。“无缝宽幅的优势消失了，绣花工艺则逐渐兴起，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机会，就引入了绣花窗帘。”赵君会回忆道。如今，绣花窗帘成为了众茂家纺的主打产品，十几年不动摇。
与纺城相伴成长
众茂家纺和中国轻纺城窗帘布艺的发展渊源颇深。据赵君会介绍，2002年时，众茂家纺就在北市场三区开设了门市部，随后，众茂家纺又在北联窗帘布艺市场和天汇窗帘窗纱市场分别开设门市。与此同时，中国轻纺城内的窗帘布艺市场也在迅速发展，从最初的北三区拓展到北四区、北五区，直至整个北市场。到如今，北联窗帘布艺市场和天汇窗帘窗纱市场更是深耕窗帘布艺，市场内汇集了一大批优质的家纺企业。众茂家纺的门市地址也随着纺城市场的演变而不断调整。“从2002年到2009年，这7年正是众茂家纺发展的黄金时期。”赵君会说道。
如今，众茂家纺在北四区和北联市场仍然保留着门市部。“轻纺城市场内的门市部是公司吸引客户的主要战场，这一点毋庸置疑。”赵君会告诉记者。他更是笑称，业内一直把中国轻纺城市场称为“天天展销会”，意味着市场内每天都有客户自动上门。“中国轻纺城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市场，市场周边配套的餐饮、住宿、物流、金融等设施十分完善，这是国内任何一个同类市场都无法比拟的。”
随着纺织行业的转型升级以及信息、交通、物流的快速发展，轻纺城市场内的营销模式也随之变化。“如今家纺产业的供应链已经发生变化，这几年零售商们撇开批发商直接来纺城市场备货的情况越来越多；同时随着消费者个性化的需求日益明显，零售商们在进货时也不像早期的批发商那样包车过来大量买货，而是选择一卷一卷买货，现在甚至几米都能发货。”赵君会如是描述家纺行业与轻纺市场的变迁。众茂家纺也在市场和行业的变化中经历着从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到平稳发展的沉淀期的转变。
心无旁骛的沉淀之路
和任何一个企业一样，经过7年的飞速发展，众茂家纺在2009年时遇到了瓶颈。不过赵君会并未盲目扩大生产规模，而是紧跟行业发展趋势，开始通过展会来提升企业品牌，走上了一条借展会打品牌的道路。“事实证明当时的选择很正确。第一次在深圳参展后，众茂在行业内的名气渐渐打开，随后轻纺城门市内的生意也越来越好。”赵君会对此深有感触。如今，众茂家纺依然坚持每年参展深圳、上海的展会。
品牌发展的道路并不平坦。2008年开始，中国轻纺城市场才发力品牌建设，而早期轻纺城市场给外界的印象就是低端。诞生于市场的众茂家纺同样面临着客户的质疑。可是赵君会并不急于为企业正名，而是用3年的诚信经营和精心打磨的产品得到了客户的认可。自此，众茂家纺开始在品牌发展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在采访中，赵君会认为，家纺行业走到今天已经到了一个分水岭，产品时代已经结束。“现在不可能和2002年时那样，只要找准一种产品就可以在全国甚至全世界流行。同时由于产能过剩，新接触的客户越来越少，老客户的订单也不断减少，企业需要沉淀，小而精的发展理念才是企业未来胜出的法宝。”
如今，众茂家纺已经形成了一套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与常规的加盟店形式不同，众茂家纺和旗下3000多个合作零售商选择了更为灵活的“店中店”模式。所谓“店中店”模式，就是在零售商的店铺中划分一个区域，销售众茂旗下的专业产品，同时配备专门的客服负责包装、设计、布场等配套服务。“这种模式可以增加公司和零售商之间的黏性，进一步固化渠道。”这也是众茂维系老客户的主要方式。此外，众茂家纺还拥有一套完善的营销机制，公司旗下众茂布艺商学院源源不断为公司培训着设计师、合作零售商的店长、导购员等专业人才。
众茂在零售商中的影响力从其每年春秋两次的订货会中可见一斑。据赵君会介绍，每年3月1日和8月1日，与众茂家纺合作的客户都会从全国各地赶到柯桥，一睹众茂家纺新品的风采。
万通市场转型记 篇4
1998年上半年，周边小商品市场的兴旺、地理位置、消费群体等都促使万通市场管理层做出了由高档商城转型为小商品市场的决定。
1998年下半年，万通市场正式停业整休。
1999年1月，经过三个月改造，万通以小商品批发市场业态重新开门营业。
万通商城星光饰品经营户袁银娥回忆说：“当时在进驻之前，我天天站在万通市场的门口数人。计算着每十分钟有多少人走过。一直数了一个礼拜，感觉人流还可以，才下决心在此开店。”
事实上不到半年，万通商城就从开业初期进入到了高潮期。芭百利服装经营户徐昌志说：“人流最多的时候，可以看到上下电梯的人一个紧挨着一个，电梯上的台阶几乎没有空隙。”
然而万通从高档商场转型为小商品批发市场，不仅仅是经营方式的转变，经营主体、服务对象和工作内容也都要相应改变，这实际上也为万通市场的工作团队提出了新的命题。
“在管理上，市场比商场的难度实际更大一些。”万通商城楼层管理人员说。商品批发市场经营的个体商户更多，经营种类纷繁多样。消费者的素质不一。“而我们要兼顾消费者利益和广大商户的利益。”
如何用更有效的方法管理好市场，克服商品市场自身业态形式的弱点。万通商城管理团队对此提出了市场化经营，商场化管理的新方式。这不但开创了小商品市场高档物业的先河，也迅速赢得了大量消费者的关注。
为了进一步吸引并留住万通商品市场的主力消费群体，从1999年到2009年10年间，万通商城共进行了三次升级改造。如在2006年，万通就拆资1600万元，在市场硬件和商户布局上了进行了升级换代。把商户总量从1700个减少到1394个。与此同时，打破过去片面追求低而全，而是走特而专的经营道路。将原来的跨区经营逐渐转变为按商品经营属性设计的新模式，并采用同品集中、价格分类、减少密度、增加通透的方式。对一些受消费者欢迎，有特色，成规模的商铺给予政策扶持，将其店铺面积进行扩展。改造后的万通市场变得更加宽敞、通透。
此外，万通商城为了推进诚信体系的建设，激励商户诚信经营，有281家商户挂出诚信牌，承诺遵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及有关法律法规。普通商品在售出15天内，遇到质量问题可以选择退换货或修理。
2004年，有许多职工下岗，万通商城管理层找来了几位在市场中经营的优秀商户，让商户们给下岗职工讲述自己的致富故事。有的商户讲述自己怎么样从8平米的店铺打拼到100平米的规模，又如何把生意做到海外;有的商户讲述怎样从2个人的辛苦经营发展到现在拥有14个员工的故事;有的谈如何考虑从单一品牌到实现多元化发展的过程……商户们用自己的亲身经历鼓励着社会上下岗职工坚定信心，自主发展再就业。
万通商城发展10年来，累计上缴国家税金12569万元，为社会提供就业岗位5000余个。为了回馈社会，万通商城还两次组织对北京市怀柔边远山区的汤河口小学进行捐献。为汤河口小学的孩子们送去近三百个书包、几百套被罩、棉被、床单等生活学习物品，改善他们的住宿条件。除此，还多次为灾区兄弟捐款捐物，送去万通商城的一片爱心……
万通商城的品牌在此中得到成长，全体商户们也从中受益。
居安思危、勇于挑战，为了迎接新的竞争压力，抢滩市场，万通商城近期对管理团队的高管人员进行了大调整，整个团队更趋于年轻化、知识化，为万通商城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在新任总经理谢家声的带领下，万通商城的管理进一步完善，商品服务进一步提升，经营进一步规范，并确定了打造百年品牌的新目标。今年6月30日，万通商城营运部、商品部、企划部、财务部、人力资源部、行政部、外事经理、安保中心，8个部门的负责人与总经理谢家声签订了经营责任书，责任书的签订对万通市场各职能部门负责人起到量化指标考核，约束和激励的双重目的。
加快经济转型 篇5
（一）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适应国际经济环境新变化的迫切要求
（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三）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根本途径
（五）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更好地改善民生和促进社会和谐的内在需要
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展理念的形成历程
（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发展理念的提出
（二）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三）危机后的新发展
三、对“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针和重大战略”的理解
（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经济发展规律的科学反映，是对我国经济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历史必然性的深刻把握
（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对经济发展指导原则的新发展新跨越
四、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五个坚持”
（一）坚持把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
(二)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支撑
（三）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四）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
（五）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
五、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具体措施
（一）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二）促进节能减排
（三）增强科技自主创新能力
（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一、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紧迫性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强调，“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符合我国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性特征”。这是对现实的清醒判断，也是对未来的关键抉择。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发展，我国现代化“三步走”战略成功走过两步，在本世纪头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已经“赛程过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处在关键时期。现实的压力让我们清醒地看到，但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尽管改革发展的成绩巨大，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依然相当突出：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强化，投资和消费关系失衡，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仍然薄弱，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并存，社会矛盾明显增多„„实现质与量的统一、快与好的统一、物与人的统一、人与自然的统一，离不开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十一五”期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但发展中也面临许多问题，如经济结构不够合理，科技创新能力不足，投资、出口、消费不平衡，资源环境约束越来越大，收入分配关系亟待理顺，等等。所有这些，都凸显了实现科学发展、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性、紧迫性。
（一）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适应国际经济环境新变化的迫切要求
从国际上看，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它不仅导致世界经济的深度衰退，而且也带来了全球金融体系和世界经济格局的重大调整。过去那种亚洲生产、欧美消费、资源大国提供资源的模式将难以为继。世界经济包括贸易未来将进入增速减缓的时期，围绕着市场、资源、技术等方面的国际竞争更加剧烈，同时能源安全、资源安全、粮食安全、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更加突出。
国际金融危机暴露了全球经济增长模式的不可持续性，以发达国家过度消费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需求动力结构正在发生变化，而新兴市场国家的需求增长在短期内还难以完全承担起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
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突显了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弊端。在“后危机时代”，围绕市场、资源、人才、技术、标准等的竞争更加激烈，气候变化以及能源资源安全、粮食安全等全球性问题更加突出，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抬头，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更趋复杂„„抢占世界经济发展新的制高点，把握好全球经济分工中的新定位，创造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离不开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世界经济形势的复杂变化，全球经济可能在较长时间里处于低速增长，我国发展的外部空间将受到制约；全球科技和产业变革、国家间贸易关系的调整，将使我国未来发展面临的国际产业、技术竞争更加激烈；应对气候变化的博弈和能源资源的获取，粮食供求形势和金融体制的变化调整，也将影响我国经济安全。各国在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同时，都在抓紧进行经济结构调整，为未来更高水平的发展做准备。美国等发达国家重新重视实体经济，纷纷推出绿色新政、再工业化等战略，力图在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领域扩大优势、抢占制高点。在这一新的背景下，如果我们不能尽快适应世情变化，改变传统发展模式，就很难更好地抵御各种风险冲击，就很难改变在国际产业链中处于低端位置的状况，就很难保障能源资源安全。只有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把经济增长更多地建立在扩大内需、结构优化、科技创新的基础上，才能应对新的挑战，在未来的国际经济竞争格局中赢得主动，扩大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空间。
（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以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为基础，除此以外，至少还应包含经济结构的优化、社会结构的改善、环境的治理和美化、收入分配的合理化等，它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因此，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除了涉及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之外，还需要统筹兼顾处理好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关系，比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内涵更广，要求更高。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贯穿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和各领域，必将引起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
过去，我国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重增长、轻发展，存在的突出问题一是发展的质量和水平不高。二是发展的成果没有很好地惠及民生。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冲击，表面上是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实质上是对上述不合理发展方式的冲击。进入后危机时代，发达国家抢占发展制高点的战略意图，更加剧了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紧迫性。因此，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形势所迫、大势所趋。“十二五”期间我国将面临很多的转型，包括从总量到结构、从投资到消费、从二元到一元、从开放到全球、从增长到发展等等。能否成功转型，既关系到我们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又关系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三）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根本途径
日本内阁于2011年2月14上午公布了2010年日本名义GDP总值。数据显示，经季节性因素调整后，日本去年10-12月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折合成年率下降1.1%，总计为54742亿美元。日媒报道说，尽管美元贬值有利于日本GDP换算美元时数值提高，但抵不过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势头，2010年日本GDP低于中国2011年1月公布的58786亿美元，日本已经正式交出了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位置。
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表示，中国经济总量的增加、位次的提高使中华民族复兴的物质基础更牢固。“我们一方面要看到经济总量的不断扩大，也要看到我们的发展方式还比较粗放，我们还有很多重大的经济结构需要优化。单位GDP所消耗的能源、水和资源比较高，我们在经济发展的质量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中国人口基数大，人均GDP排序在100位以后。这是中国的现实，我们要冷静客观地对待这个现实。事实上，GDP只是总体经济实力的一个方面，如果从整体经济实力来看，如经济结构、增长方式、发展阶段人均GDP来看，中日差距很大。ＧＤＰ是衡量一国经济实力的核心指标之一，但不是唯一指标。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世界位次不断提升是改革开放的重大成果，但同时更要看到，中国经济的差距和不足，看到百姓生活水平仍待提高，看到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漫长。“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ＧＤＰ不但只有日本的十分之一，甚至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而日本的发展，比如城乡之间、经济社会之间的发展比较平衡，而我们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差距很大。”相对于ＧＤＰ总量，人均ＧＤＰ能更好地反映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数据，中国人均ＧＤＰ在世界排在第100位左右。按照每人每天1美元收入的联合国标准，中国仍有1．5亿贫困人口。
当前，我国人均GDP已近4000美元。从国际经验来看，这个阶段既拥有继续发展的有利条件，也处于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环顾全球，成功启动现代化进程的国家不在少数，能够持续推进现代化进程并最终获得成功却不多见。不少国家在迈入现代化进程后，最初的发展势头相当不错，后来却出现停滞甚至发生逆转，关键原因就是没有及时对发展方式作出调整。对于我国而言，要成功应对挑战，保持现代化的连续性，就必须把握全局、抓住机遇，使发展方式的转变，由市场的自发走向改革的自觉。
发展是第一要务。本世纪头20年是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机遇和挑战都前所未有。在过去的10年中，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就意味着未来5年中国的发展将要在“世界第二”这样一个起点上往前走。人均GDP将超过3900美元甚至突破4000美元，意味着中国社会已经开始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虽然我们的经济总量是世界第二，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排在世界第99位，人均国民总收入更是排在世界100位之后。
从“十二五”时期国内外各方面的情况看，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仍然具备较多的有利条件，但同时也存在诸多挑战。一方面，城市与农村、沿海与内地的差距扩大以及经济与社会、三次产业发展不协调等一些长期积累的矛盾和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成为影响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另一方面，伴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深入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消费行为、社会利益格局和大众诉求也在发生深刻变化，这些都对现有的增长模式提出了重大挑战。从国际上看，能够达到中等收入的国家不少，但能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却不多，根源就在于不平衡、不协调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不可持续，在于发展的模式没有根据世情、国情和发展阶段的变化而转变，最终落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我们要在这一重要时期实现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就必须未雨绸缪，切实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抓住机遇、趋利避害、化解矛盾，这样才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关键所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改变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大力提升管理水平，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关键。目前，我国在这些方面存在的问题还比较多：产业结构不合理，突出的是一产不稳、二产不强、三产不足；缺乏核心技术，主要是因为投入不足、机制不健全和人才不足；管理方式粗放，主要是决策机制不灵、内控机制不严、组织管理不精细。2009年，我国全社会研究开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明显低于全球平均水平，2008年单位研究开发经费产出的发明专利仅为韩国的1/5。创新效率不高使得我国对外技术依赖程度较高。比如，我国服务业比重比世界平均水平低10多个百分点，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规模和质量远不能满足需求，这不仅加大了资源环境压力，也不利于缓解就业矛盾。要根本解决我国产业发展中的结构、技术和管理等方面问题，必须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深化各项改革，完善市场体制，促进企业自主创新，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增强经济的竞争力。
（四）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破解资源环境瓶颈制约的重大举措
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在这一基础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这些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未来五年发展有许多有利条件，比如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基础设施、科技教育等发展的基础条件不断完善。改革开放使得发展的活力和潜力进一步释放等等。但在社会发生深刻变化中，也存在许多不利因素。
不利的因素集中表现在，就是我们发展当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还比较突出。这个经济发展、经济增长和资源环境的矛盾更加突出了、加剧了。第二个问题就是几个方面失调，包括我们需求结构过多地依赖出口、依赖投资，我们的产业结构，三次产业结构发展过多地依赖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第三产业发展水平、比重相对是比较低的，你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什么？应该依靠科技、依靠体制的活力，应该依靠管理的创新，但是相对来说，我们更多还是依靠物质投入，这个也应该转变。第三个就是妨碍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的体制、机制障碍还比较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成就举世瞩目，但能源资源消费也大量增加。2009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是美国的2.9倍、日本的4.9倍、欧盟的4.3倍、世界平均水平的2.3倍；消费的铁矿石、粗钢、氧化铝和水泥分别达到8.7亿吨、5.67亿吨、2600万吨和16亿吨，约占世界消费总量的54%、43%、34%和52%。为了满足国内经济发展需要，能源资源进口越来越多，2009年石油、铁矿石等资源的进口依存
度都超过了50%。我国自然资源禀赋总体较差、人均拥有资源量偏低，对国际市场的依存度正在逐步提高，能源资源供应风险明显增加。如果说一些短缺资源可以通过进口解决，而生态环境是无法直接进口的。当前，很多地区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环境承载能力下降。近年来，一系列水污染事件，一些地区的重金属污染事件，再三给我们敲响了警钟，环境问题也越来越受到社会各方面高度关注。如果继续沿着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粗放增长路子走下去，资源能源和生态环境约束将进一步加剧，子孙后代的可持续发展将受到严重影响。因此，只有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大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才能增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五）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更好地改善民生和促进社会和谐的内在需要
经济发展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社会和谐是经济发展的有效保障。让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改革成果，是“十二五”规划的重点内容。“十一五”期间，我国在经济实力明显增强的同时，社会事业较快发展，民生得到较好保障，2009年城乡居民收入分别比“十五”末实际增长了47%和38%，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但是，也要看到，有的地方，经济发展了，青山绿水没有了，群众生活质量的改善与经济增长不相匹配；居民收入总体水平不断提高，但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偏低，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有所扩大；在教育、医疗、保障性住房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领域，投入不足，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等问题仍较突出，这些都不同程度影响和谐社会建设。破解这些难题，出路在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统筹经济和社会发展，始终把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放在工作首位，努力使广大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市场经济转型 篇6
财政收入现状：
从“吃饭财政”到“发展财政”
近年来四川省财力不断增强，绩效管理进一步改善，保障范围更广，保障水平更高，总体上实现了由“吃饭财政”向“发展财政”的转变。财政收入增幅比全国平均高6个百分点左右。2011年，全省公共财政总收入占GDP比重达到15.2%，比2007年提高1.9个百分点，四川地方公共财政收入、公共财政总收入、财力规模和公共财政支出四项指标均稳居中西部第一。支出规模全国排名由2006年第8位上升到2011年第4位。全省维持机构运转的基本支出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专项支出之比，已经从2002年的7∶3转变为2011年的3∶7。
2012年1～9月，四川地方公共财政收入增长16%，其中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各增长16.1%和17.3%，超额完成了前三季度预算进度计划，并保持了持续增长势头，财政收入增幅比全国高5.1个百分点。
但2012年1～9月四川地方财政收入增幅比2011年同期回落21.1个百分点，其中，税收和非税收入增幅各回落16.8和38个百分点，回落幅度较大。地方财政收入增幅列全国第21位、西部第7位。
财政收支矛盾：
在新形势下将趋于突出
一方面，由于四川是经济欠发达省，又是人口大省、农业大省、民族大省，人均财力水平本身较低，2010年人均财力为3363元，列全国第24位。各区域经济发展和财力增长还很不均衡。国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经济增速放缓将成为常态，以往财政收入持续高速增长的情况将难以为继。实施结构性减税也抑制了财政增收。
另一方面，四川基础设施建设历史欠账较多，长期因基本公共服务保障能力不足、保障标准偏低形成的抑制性需求将进一步释放，各方面对政府公共支出的预期不断抬高，财政支出特别是民生支出正处于上升过程中，面临更高层次、更大范围的保障压力特别是刚性支出压力。社会公众对加快财政转型、提高支出绩效的要求进一步提高。这都使新形势下的财政收支矛盾趋于突出。
财政收入增长放缓：
综合因素的结果
影响财政收入增长放缓的因素，既有短期的周期性因素，也有长期的结构性因素。既有全国具有的共性因素，也有四川自身具有的特性因素。
短期的周期性因素
生产和流通增长速度下降。2012年1～9月，四川GDP比上年同期增长12.8%，增幅同比回落1.9个百分点；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6.1%，回落6.3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5.5%，回落2.4个百分点。经济决定财政，经济尤其是工业增速明显放缓对财政收入影响较大。
物价涨幅回落。2012年1～9月，CPI上涨2.6%，回落3.1个百分点；PPI下降0.8%，而2011年1～9月为上涨7.9%；IPI上涨0.7%，回落12.9个百分点。
房地产市场疲软。受调控政策影响，2012年1～9月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16.1%，回落16.2个百分点；2012年1～8月商品房销售额仅增长0.9%；2012年上半年来自房地产行业的税收收入仅增长6.3%，回落34.6个百分点。
长期的结构性因素
四川资源型经济结构的局限性在新形势下进一步凸显。四川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占了经济的主导地位，2011年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52.4%，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70%，而工业增加值占了GDP的45.1%，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2.4%，占了税收的约50%，重工业与轻工业之比为0.66∶0.34。这是典型的资源型经济结构，GDP的2／3左右与资源型产业直接相关。这种经济结构具有处于产业链低端、发展方式较为粗效、内生动力弱、生产率和附加价值低、创税能力相对较弱小、资源消耗较大、废弃物排放较重、产能过剩较大等特点。在国家实行宏观调控，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新形势下，资源型经济结构的局限性进一步凸显，发展速度放缓，提供财税收入的能力相对弱化。
财政对土地收入依赖偏高。实行分税制以来，地方政府的财力财权与事权严重不匹配，四川财政对土地收入依赖性较强。与土地直接相关收入一般占财政收入的60%左右，房地产市场波动对四川财政收入影响较大。
实施结构性减税。包括个人所得税改革，提高个体工商户增值税、营业税起征点，对小型微利企业实行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免征蔬菜批发零售环节增值税等，对财政增收影响较大。
应对举措：
财政转型与经济转型并举
需推进四川财政进一步向民生财政转变，将财政转型与经济转型紧密结合，建立财政收入持续稳定增长机制。
加快经济和产业转型，为财政持续增收提供有力支撑
加快资源型经济向创新驱动、内生增长型经济的转变。健全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加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大力发展高端产业和产业高端，加大传统产业技术改造力度。按照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四位一体”及产城相融的要求，打造现代产业体系，拓展产业和城市发展空间，推进城乡统筹发展。
实行“非禁即入”，鼓励民间资本扩大投资领域和规模，构建多元化、社会化“大财源”建设格局，逐步降低财政对土地收入的依赖。
多层次多渠道增加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收入，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全覆盖，减轻居民后顾之忧。
加快财政进一步转型，实现财政体系高效运行
推进财政投入逐步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向民生财政转变。创新财税政策的实施方式，采取贴息、补助、奖励等手段，发挥财政资金和财税政策“四两拨千斤”的杠杆作用，引导社会各方面加大投入，加快构建多元化、多形式投融资体系。
财力增量优先向民生倾斜。压缩一般性事务支出，减少行政公用经费，节约出更多的资金用于改善民生，确保民生支出的增幅高于一般预算支出的增幅，不断提高民生支出的比重。
加大资金整合力。将支持目的类似的民生资金加以整合，实行归口管理、集中投入，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
加大财政增收节支力度，进一步提高财政运行绩效水平
依法加强税收征管，禁止违法违规减免税收，既做到应收尽收，又不收过头税，防止虚增财政收入。严格非税收入管理，制止违规收费和防止虚增非税收入。
创新理财思路、制度、机制、政策和办法，以强化支出绩效目标考核为重点，强化各级各部门的管理责任和绩效意识，由“重投入”向“重管理”、“重绩效”转变。完善绩效预算管理体系，进一步优化财政资源配置，提高财政资金绩效。
争取国家相关政策支持
可争取中央财政进一步扩大对四川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加大专项转移支付支持力度，取消中央财政投入公益性建设项目对地方财政配套的要求，加快建立健全资源开发利益共享和生态补偿机制，加强对民族地区、革命老区、贫困地区等的扶持，争取将四川作为构建地方税体系试点地区。■
绿色经济视野的县域经济转型研究 篇7
县域经济作为中国宏观经济中最基本的经济单元, 是国民经济体系中的一个基本环境单元, 它处于宏观经济之“尾”, 微观经济之“首”, 中观经济之“实”, 是区域经济发展最基本的环节 (许青萍, 2 0 1 0) 。单一的县域经济只是国民经济体的很小组成部分,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县域经济缩影了我国现行经济管理体系, 牵涉到经济转型中的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和开放化等四重内涵 (赵伟, 2 0 0 9) , 我国国民经济运行中存在的所有重大问题均折射于县域经济领域:1、三农问题;2、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同问题;3、资源依赖的粗放式增长问题;4、贫富两极分化问题;5、经济发展和环境责任问题;6、县乡级财政困难问题;7、金融秩序稳定问题;8、市场发育不全问题;9、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问题。三十年的经济发展历程中, 人造资本 (皮尔斯, 1 9 9 6) 等优势经济资源聚集于大城市和沿海经济圈, 多数的县域经济只能依靠自然资本和初级产品获得有限的经济增长, 并承担着由此引发的大部分负外部性结果。
县域经济发展的现实困境, 加重了我国经济转型的难度, 滞缓了居民收入提高和社会公平的进程, 要破解这一困境, 不仅是在大都市和发达经济圈等核心区域实施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 更重要的是在广大县域经济中, 寻找一条适合县域经济的资源、技术和区位状况的经济发展模式, 解决空间上的两极分化带来的人口、社会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过渡集中以及地区之间收入水平差距扩大的问题, 把空间平等和经济效率有效的结合起来, 推动边缘区经济的起飞 (谷书堂等, 1994) 。
因此, 作为宏观经济的最基本单元, 县域经济在我国经济转型时期, 能不能实现有效的转型, 是关系到中国经济能否实现转型的关键, 为此, 以县域经济为研究对象, 对于推动当前经济转型有重大现实意义。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目前国内学者专注于经济转型、绿色经济和县域经济转型方面的研究, 在县域经济研究中, 较少从绿色经济和生态富民角度出发, 研究基于环境社会责任、地球承载力和社会公平的县域经济发展模式。总结文献资料, 县域经济转型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1、单一的问题对策研究, 侧重探讨某一县域经济的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提供具体的发展方案, 如庄勇生 (2007) 、肖飞 (2009) 和胡坚 (2010) 等;2、对县域经济进行分类研究, 侧重于县域经济发展的相似性, 提出分类发展的模式, 如闫天池 (2 0 0 4) 、战!磊 (2010) 和吴金明 (2011) 等;3、将县域经济作为一个整体, 研究其一般发展规律, 如王盛章 (2 0 0 2) 、胡永洲 (2011) 等。赵伟 (2009) 、谢高地 (2010) 、毛伟 (2011) 也分别从区域经济、生态经济和空间经济学角度, 研究涉及到县域经济转型的一般规律。目前从理论角度直接研究绿色经济视野的县域经济转型和生态富民路径的文献处于空白阶段, 但是国内一些著名经济学家, 如胡鞍钢 (2011) 、厉以宁 (2010) 等从顶层设计角度, 明确提出经济和社会的转型是追求福利最大化, 民生政策是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外没有县域经济一词, 研究聚焦于区域经济的发展模式, 在经济转型研究中, 存在二种思想:1、基于区域经济学的空间平等和效率研究, 以均衡为基础的新古典主义认为依靠市场机制可以自动平衡区域间的差异, 缪尔达尔 (1957) 运用累积循环模型进行研究, 结论是区域经济增长效率和空间平衡不可兼容, 威廉姆斯 (1965) 运用增长阶段理论得出经过收入差距扩大化以后, 依据市场机制可以最终消除区域间收入不平衡现象, 而弗里德曼 (1966) 提出核心和边缘区模型, 研究表明空间平等和效率可以并行, 由此区域经济学家普遍接受经济转折点的概念;2、基于制度观的经济转型研究, 目前国外学者从制度变迁角度, 把转轨界定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 同时认为转型和改革是不同的, 转型是一个制度发生根本性改变的过程, 是形成完善的市场经济过程, 研究一般局限在经济转型领域 (张良等, 2 0 0 6) , 主流经济转型理论包括华盛顿共识和演化-制度学派, 华盛顿共识以新自由主义理论为基础, 形成价格自由化、产权私有化和宏观经济稳定化的“三位一体”模式, 认为转型是大爆炸、激进的和休克式的, 否认了重大改革的秩序性, 演化-制度学派以新制度学派和演化经济学为理论依据, 认为转型是渐进式的, 因此制度转型过程的成本-收益分析成为主要手段, 该理论比较成功的解释了已经实施大爆炸式和渐进式战略转型国家间的经济绩效差异 (孙景宇, 2010) 。虽然国外转型理论没有涉及到县域经济问题, 但其形成的研究成果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三、县域经济转型的路径分析
县域经济发展路径有两种:
1、承接核心经济区的产业转移, 秉承工业化中前期的“黑色经济”发展模式。
2、以绿色经济为思路, 跳过“黑色经济”模式, 协同经济增长、生态富民和环境责任于一体, 逐步实现空间平等和经济效率的一致性。
显然, 在当前的全球背景和我国经济转型的内在要求下, 第一条路径是不归之途, 因为经济转型有两层含义:1、产业要升级, 要采取新工艺、新技术, 节约资源, 重视环境保护和环境治理, 走低碳经济、绿色经济道路;2、劳动者素质要提高 (厉以宁, 2010) 。因此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和生态资源稀缺的地区和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和生态资源丰富的地区, 推行绿色经济是克服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缺陷, 实现生态富民和社会网络稳定的有效路径之一 (谢高地, 2010) 。
因此, 在我国经济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 以绿色经济为突破口, 加快县域经济转型和生态富民, 是实现空间平等和经济效率的有效路径, 为此, 以绿色经济为思路, 研究县域经济转型的现实路径, 为中国的经济转型, 在县域经济层面, 提供政策制定的依据。
具体而言, 在面对我国经济的自然资本依赖性强、人口红利消失、中等收入陷阱、工业化进程中累积的负外部性和高速经济增长下的贫富差距等问题严峻和挑战, 从县域经济角度, 探讨环境、社会和经济增长协调发展的模式。
四、结论
总之, 经济发展背面是环境问题, 经济的效率与环境问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在发展中过度重视速度, 忽视了发展中的质量问题, 环境问题被严重加速, 成为目前困扰中国的主要问题之一, 而县域经济的弹性较弱, 在无约束的情况下, 更加偏重发展的数量, 使得一些县域经济发展严重扭曲, 经济的增长并没有给人们带来整体福利的改进, 甚至削弱居民的福利, 由此可见, 改变县域经济的发展模式已经迫在眉睫,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 县域经济转型不是放弃效率, 而是在更高的效率上发展经济, 也就是注重质量, 纳环境问题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进而在经济发展的同时, 推进整个地区的居民福利增进。
摘要：县域经济转型关系到中国经济能否成功转轨, 为此, 本文从理论上探讨了县域经济转型的必要性和国内外研究现状, 提出县域经济转型的根本路径。
关键词：县域经济,绿色经济,转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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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卫·皮尔斯等.绿色经济的蓝图[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3]谷书堂等.空间平等与总体经济效率—中国区域经济格局转型分析[J].经济研究, 1994, (8) .
[4]谢高地, 曹淑艳.发展转型的生态经济化和经济生态化过程[J].资源科学, 2010, (4) .
[5]赵伟.浙江模式:一个区域经济多重转型范式[J].浙江社会科学, 2009, (2) .
市场经济转型 篇8
一、阜新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成效
阜新的农业循环经济建设发展较快, 特别是2007年被确定为全国循环农业示范市以来, 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框架已初步构建。
1. 农业循环经济工作领导得力。
阜新市委、市政府确定了循环型农业为阜新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之一, 率先成立了“阜新市农业循环经济领导小组”, 编制了《阜新市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管理办法 (暂行) 》《阜新市农业循环经济发展规划》《阜新市发展农业循环经济实施方案》, 为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科学规划。
2. 农业循环经济链条运行良好。
阜新已建立起以农作物秸秆、林产品、农产品、畜产品为资源的四大循环经济体系。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畜禽粪便综合利用等多个循环经济链条运行良好。
一是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成果显著。到2009年,
注:本文系辽宁省社科基金项目 (项目编号L09DJY077) 阶段性成果
全市农作物秸秆青黄贮6.5万窖、秸秆气化站6处、大中型沼气池45座, 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40%以上。阜新的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主要有四种途径:一是依托阜新荣大颗粒饲料等企业, 发展草食畜牧业;二是发挥辽宁田园实业等龙头企业带头作用, 生产食用菌;三是秸秆机械粉碎后直接还田, 增加土壤有机含量;四是秸秆气化可燃气体供给农户。
二是畜禽粪便综合利用居全省领先水平。阜新“四位一体”生态模式户建设从1990年开始, 2009年全市累计建设生态模式户4.5万户, 年综合处理畜禽粪便约72万吨, 年产沼气900万立方米, 建设数量及利用率在省内名列前茅, 被评为全省农村能源建设先进市。
3. 林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探索显效。
“十五”以来, 阜新市共完成人工造林作业面积321.5万亩, 投入造林资金8.6亿元;实施退耕还林工程, 使农民获直接经济效益2.9亿元;实施以林草间作为主, 配以林药、林菌、林烟、林粮间作和林下养鹅等办法, 林地经济开发面积100万亩。彰武县推行的“林草畜一体化”开发模式, 形成了“沙荒地造林——林下杂草养鹅——鹅粪滋养林木”的良性立体循环体系。
4. 农产品加工业循环经济良性格局初现。
阜新以双汇等企业为龙头, 建成千亩以上农业园区15个, 建立了养殖业、有机农业发展链条。辽宁田园实业利用秸秆和畜禽粪便生产食用菌和有机肥料, 每年转化秸秆6万吨、畜禽粪10万吨, 生产食用菌菌料10万吨, 年生产褐菇2万吨, 安置农村劳力3200人, 带动15000余户农户致富。阜新振隆土特产开发了南瓜干、南瓜粉、南瓜丝面、南瓜饼干等系列产品, 既提高了企业效益, 又增加了农民收入。
二、阜新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制约因素
阜新发展农业循环经济取得了成绩, 但也存在着制约循环农业发展的问题。
1. 农业生态环境日趋恶化。
阜新地处亚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区, 降水量少, 蒸发量大, 水资源相对短缺, 沙漠化和水土流失等造成生态退化。阜新农业生产过程中长期滥施和偏施农药化肥、地膜回收不力、用水浪费所造成的农业面源污染问题较为严重。
2. 农业基础设施相对薄弱。
阜新的农业生产以种植业为主, 而“靠天吃饭”的粮食生产在种植业中比重较大。阜新现有耕地的80%左右为中低产田, 农田基础水利设施缺乏, 有效灌溉和节水灌溉面积数量偏低。
3. 农业中介组织作用发挥欠佳。
农业中介组织是农户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纽带。阜新的农业中介组织数量有限、产业覆盖面窄, 尚处于初始阶段, 其作用得不到充分发挥。阜新有专业生产合作社和专业生产协会285个, 带动农户3万户, 仅占全市农户总数的10%。
4. 农业循环经济支撑体系不完善。
目前, 促进农业循环经济的政策支持体系、技术创新体系、综合服务体系建设相对滞后, 工作机构、工作队伍、工作方式等还不适应循环农业发展的需要, 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循环经济的发展。
三、阜新农业循环经济发展建议
走农业循环经济之路, 不仅是实现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的需要, 更是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1. 坚持因地制宜, 减少面源污染, 实现“减量化”。
阜新在农业循环经济发展中面临着耕地资源短缺、水资源短缺、农业面源污染日益突出等问题, 特别需要通过“减量化”来解决。“减量化”原则是农业循环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一是节水, 推广节水灌溉技术发展节水农业;二是节药, 减少高毒农药使用量和薄膜残留量;三是节肥, 增施有机肥, 控制化肥量, 提高化肥利用率。
2. 抓住转型契机, 依托农产品加工业, 实现“再利用”。
农产品加工业基地是阜新经济转型中打造的三大基地之一。阜新的农产品加工业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由转型前12.7%上升到27.3%, 成为继煤、电之后的重要接续产业。再利用原则是农业循环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再利用原则在农产品加工业中的应用, 主要体现在系列开发、反复加工、深度加工各类农产品、林产品、水产品、副产品。因此, 要依托农产品加工业, 以龙头企业与农业园区为载体, 大力发展农产品深加工、畜禽类深加工、林产品加工、农业废弃物资源化, 实现“再利用”。
3. 推广典型经验, 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阜新在农业循环经济发展中已经涌现了发展典型, 如“四位一体”生态户模式、彰武半干旱地区的“五峰模式”。五峰镇发展了“甜玉米种植——保鲜玉米深加工”、“肉牛饲养——肉牛屠宰加工”、“甜玉米种植——秸秆青贮——肉牛饲养”、“养牛——牛粪——沼气——照明 (燃料) ”、沼肥等良性循环产业链条, 实现了农民增收、农业增效、环境改善。因此, 要积极推广典型经验, 充分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激发农户参与农业循环经济的热情。
4. 多方协力, 完善服务体系建设。
农业循环经济是一项系统工程, 需要完善的服务体系提供有力支撑。一是中介组织服务。围绕产前、产中、产后提供产品销售、技术指导、信息咨询等服务, 促进农户与市场、农户与企业的有效衔接。二是资金投入。农业生产的特殊性与农民收入的波动性, 需要多渠道筹集资金, 加大政府财政、银行信贷、社会资本投入力度, 重点支持特色农业、生态农业、畜牧养殖、生态建设。三是技术保障。发挥农业科研机构和技术推广机构的作用, 加强对农民的技术培训, 使农户得到科学用药、合理施肥、保护性耕作、立体种植和间作套种、生态畜禽养殖、沼气综合开发利用技术等应有的技术指导。
5. 正确定位, 转变政府职能。
政府管理能力对经济转型、农业循环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阜新各级政府应转变政府经济管理职能, 建设服务型政府。一是强化责任意识。把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纳入地方基层政府的职责范围之内, 把资源和环境作为硬指标纳入政绩考核体系。二是利用财税杠杆。对环境污染、农药超标、化肥过度使用的可采取限制性政策, 对节约资源、清洁生产、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发展沼气工程的给予鼓励性政策。
摘要：本文在总结阜新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成效的基础上, 分析其发展的制约因素, 从原则、资金、服务、政府等多方面入手, 提出了阜新发展农业循环经济, 促进经济转型的建议。
低碳经济转型之路 篇9
低碳转型的严峻性
我在去年九月访问美国时, 曾专门就美国公众对碳减排的看法与多位知名学者进行探讨, 得到的说法是:美国社会主流在道义上支持碳减排、支持奥巴马的清洁能源改革法案, 但由于美国立法机构与行政机构有意见相左的传统, 议会往往会“本能”地反对总统的强势提案, 所以《美国清洁能源法案》可能会因为双方打架而延迟出台, 但最终各方一定会达成一致。为什么呢?
因为在针对降低碳排放以应对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上, 全球当前已经形成了共识:共同减排, 共同应对危机。目前地球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已达到83万年来的最大值, 20世纪是过去两千年来最温暖的100年, 这是地球上的世界家庭成员都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危机来临的时候, 只有同舟共济才能渡过难关, 压力也会传递到船上的每一个人。减排关乎到“政治正确”, 强大如美国也不敢公开反对。
中国也是船上的一员, 而且是角色十分重要的一员。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 中国一直是稳定世界经济的中坚力量。美国、欧元区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发生经济下滑、需求萎靡的时候, 中国经济一直能保持稳定增长。如今中国的出口量已超越德国, 晋身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GDP也即将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经济地位的提升只是一个方面, 要想在国际社会中提高话语权, 成为国际规则的制定者而非被动执行者, 就需要承担国际社会的共同义务, 以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示人。在刚刚召开的G20峰会上, 中国的出场备受瞩目, 被冠以“发展中国家代言人”的称谓。在应对全球气候变暖这个世界各国最为关注的共同话题上, 中国必须走到台前, 迎接压力和挑战, 主动承担起节能减排的重任。
中国所面临的外部关系正发生着深刻变化。中国的经济外向度超过了60%, 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体密不可分的一部分。诚然, 各国在经济上往往相互制约, 在碳减排问题上也是如此。在哥本哈根会议上, 2012至2020年发达国家减排目标及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的问题没有能够取得进展。按照《京都议定书》原则, 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无须承担强制性减排的义务, 但美国等发达国家却依然能想出办法把发展中国家卷入其中, 即通过“碳关税”的办法抬高发展中国家产品的出口价, 从而让他们被动地分担发达国家支付的减排成本。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数据, 2008年中国的排放量为69亿吨, 占世界排放总量的22%;到2020年, 排放量将接近100亿吨, 占世界排放总量的33%;到2030~2035年左右, 排放量将接近峰值达到130亿吨, 达到全球总排放量的一半。
在这种状况下, 我们面临的外部压力之大不言而喻。中国政府对外做出了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下降40%~45%的目标承诺。
对中国而言, 走低碳转型之路既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自主性要求, 也是国际大环境的要求。在世界已经被经济纽带联接在一起的今天, 中国企业要想在市场上生存下去, 必须主动思考自己在碳减排问题上的定位。目前欧盟已宣布将航空业纳入碳减排交易体系 (ETS) , 中国的航空公司为此将不得不向欧盟支付巨额费用购买碳排放指标, 意味着我们的航空企业已经率先担负起强制性减排的重担了。
低碳转型的自愿性
最近, 因矿产资源极其丰富、人均坐拥1300万元地下财富而被冠以“中国科威特”之称的陕西榆林市, 坚决地走上经济转型之路。市政府不惜开罪在该市投资开矿的各路财神, 公开拒绝了某大企业要在该市扩大煤矿开采规模的要求。主政者称:榆林每采1吨煤, 就会破坏地表水284吨, 2009年全市地方财政收入近100亿元, 而采煤、产油造成的环境代价却高达160亿元!以前的粗放发展模式虽然造就了榆林市的经济奇迹, GDP增速连续7年位居全省第一, 但却是一条破坏可持续发展的不归路, 所以必须进行调整。
榆林市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国目前面临的现状与抉择。对中国来说, 走低碳转型之路是一种内生需求, 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所做出的自然、自愿的选择。近些年来, 经济的快速发展让中国取得世界瞩目的成就, 粗放的发展模式一方面成就了“中国奇迹”, 另一方面也让我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各类资源消耗严重, 环境污染日益加剧, 同时跃升到了世界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位置。
温室气体排放增加主要由两方面因素造成:一是我国的资源禀赋结构。我们的能源消耗以煤为主, 煤炭占我国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高达70%。如果把能源比作工业的“粮食”, 那么煤炭可以归入“粗粮”范畴, 燃烧煤炭产生出的二氧化碳气体, 要比燃烧同等量的石油和天然气的产出高近30%和70%。这种能耗结构客观上决定了我们的高排放现状。
二是我国的产业结构。在当前国际产业链分工中, 中国作为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最大承接地, 在整个制造业体系中承担“最苦”、“最脏”的工作, 位于产业链“微笑曲线”底部的生产加工环节。这一环节正是制造业中消耗资源最多、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大的环节。由此, 中国在成为制造大国时也成为了排放大国。
我们可以做一个形象的比喻:在产业国际分工大家庭中, 欧美发达国家好比家庭中五六十岁的老人, 经过长期发展, 他们掌握的技术已很先进, 能耗也低, 不用再干重活, 排放自然也少;而中国则不同, 中国如同一个二三十岁的年轻人, 在大家庭中担任着壮劳力的角色, 干重活多, 吃的也多, 且还多是粗粮, 排放自然也就高。中国目前的高排放是无奈的不得已之举。有谁愿意一辈子干粗活、吃粗粮呢?当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 有了一定经济基础之后, 经济转型是必然的, 也是中国所做出的自觉选择。
中国政府在节能减排以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非常坚决, 始终坚持高度负责的态度。在国务院发布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中, 明确提出到2010年中国的万元GDP能耗要比2005年降低20%左右, 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要减少10%。
过去几年中, 中国加速节能减排, 促进低碳转型的进程已明显加快:在淘汰落后产能方面, 2006年到2009年, 累计关停小火电机组6000万千瓦, 淘汰落后炼铁产能8000多万吨、炼钢产能6000多万吨、水泥产能2.1亿吨, 形成节能能力约1.1亿吨标准煤;在节能增效方面, 2009年中国单位GDP能耗比2005年降低14.38%, 相当于少排放近9亿吨的二氧化碳;在可再生能源发展方面, 2009年风能装机总量达到2.58万兆瓦, 占全球总装机容量的16.28%, 居世界第二位;累计光伏发电305兆瓦, 比上年增长了110%等。
中国所取得这些成效殊为不易。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 我们还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的重要阶段, 还有上千万的贫困人口, 改善民生的任务十分繁重, 发展仍是中国的第一要务。在这种现实状况下获得如此大的节能减排成就, 充分显示出中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的负责态度。正如温总理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所强调的:中国政府确定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是根据国情采取的自主行动, 是对中国人民和全人类负责的, 不附加任何条件。
追根溯源, 可以发现中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所坚持的态度其实由来已久:从上世纪90年代提出的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 到后来提出的建立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 再到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到现在的发展低碳经济, 中国政府对待这一问题的态度是一以贯之的, 核心宗旨都是倡导在注重经济发展的同时要关注和保护环境, 建立人与环境间的和谐关系。
进一步追根溯源, 可以发现中国自古以来就推崇人与环境的和谐发展, 即实现所谓“天人和谐”, “天人合一”。对此, 儒、释、道的各家经典中都有明确的论述。道家很早就提出“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的观点, 意即人与天地是相通的, 而自然法则在其中处于最高位置;儒家集大成者董仲舒提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的说法, 其意是在治理国家时要讲究天与人的和谐共处;而佛教的基础观点就是“众生平等”, 意为包括人类之内的地球上所有“有情众生”, 在生命尊严这个尺度上完全平等、没有差别。
中国今天所走的低碳之路, 是在自觉自愿情况下所作的一次智慧的选择, 既是政府治国理念的体现, 也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一脉传承。
低碳转型的渐进性
得益于政府高度重视与社会广泛宣传, 低碳观念开始在我国迅速普及并流行, 很多地方政府开始花大力气, 乃至斥巨资打造各类低碳项目或低碳工程, 这对推进我国的全面低碳转型无疑大有裨益。
但低碳转型需要从现实出发, 走一条渐进而不是冒进之路。低碳转型要讲规律、讲科学、讲可行, 那种为了达到低碳效果而立马抛弃高碳生活方式乃至生产方式, 希冀跑步进入低碳社会的急切心理是不现实的。
其实我们的经济根基仍建立在“高碳”模式之上——制造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 制造业的发展又离不开对能源的消耗, 我国的制造业又多以高耗能产业为主, 这就决定了低碳转型之路必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 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约为40%, 年均增长率约为15%, 可以说我们的经济发展与制造业发展之间是休戚与共的关系。我们丢不开制造业, 当然也就不能立马与高碳决裂。我们所要做的, 是逐步从高碳制造向低碳制造方向转变, 这需要有巨大的投入, 也需要有一个漫长的时间过程。
消费领域的转变也是如此, 社会大众实现向“低碳消费”方向转型也需要一个过程。对生产厂家而言, 搞“低碳”意味着要增加产品成本, 也就是说, 高碳产品往往倒会比低碳产品更具价格优势。现在沃尔玛已着手在中国推行商品的“碳足迹标识”, 要求两万家产品供应商必须提供其产品的“碳足迹”。可以预见, 届时消费者在沃尔玛购物时可能会面临一个抉择:是花较低价格去购买一种高碳产品呢, 还是花较高价格去购买一种低碳产品?
我们当然不能苛求消费者去拔高自己的思想境界, 在购物时宁愿在商品价格上“舍低求高”, 这种境界即使能达到也需要一个漫长的培养过程。在低碳转型初期, 市场更需要有政府扶持力量的介入。我国的节能灯推广就采取了这种思路, 自2008年以来, 政府已通过财政补贴方式推广了节能灯2亿只以上, 效果良好。
走低碳转型之路, 方向和启动是关键, 要选择符合本国实际的转型方向与具体方式, 从脚下开始起步。一般而言, 实现低碳可通过两种手段达到:一是行政手段, 二是市场手段, 二者各有优劣:行政手段比较立竿见影, 但对被执行企业的损伤程度较高, 对经济的负面影响较大;市场手段有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 对经济的冲击也小, 但见效期相对较长。
各国在低碳转型过程中会根据自己实际情况来选择具体实现手段。发达国家一般较常采用市场手段, 如征收碳税或通过碳排放权交易等方式;我国则更常采用行政手段, 比如对小火电、小水泥等高排放高耗能企业的关停并转, 尽管直接关停会对企业造成损害, 但在碳排放市场相关法律法规尚未健全完善的今天, 行政手段仍是一种迅速降碳的有效方式。
各国也可根据实际情况来选择碳交易的具体方式。碳排放权交易可以分为强制性减排交易和自愿性减排交易两种, 强制性减排交易会比自愿性减排交易更快达到低碳效果, 很多发达国家都制定了强制减排交易制度, 目前欧盟采用的“碳配额交易”就是一种典型的强制减排交易模式。我国并没有把碳配额交易作为发展方向, 因为这不符合我们的经济发展阶段, 中国目前更适合采用VER模式 (自愿碳减排交易) ,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保护环境理念的深入, 自愿减排已逐渐成为国内许多企业、团体甚至个人的重要选择, 这也为我国VER市场平台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实现低碳转型要有数量渐进指标, 在一个大目标规划下设定分段目标, 这样才便于实现。2020年实现碳强度减排45%的目标, 按照时间序列相当于我们的“十三五”目标规划。要达到这一数量目标, 在确保“十一五”减排任务完成的同时还要做好“十二五”规划。“十一五”目标是单位GDP能耗比2005年降低20%, 截至2009年底我们只完成了14.38%, 不足预期目标的80%, 这意味着今年剩余时间里减排任务将极其艰巨。
总的来看, 低碳转型对中国将是一个较长时期内循序渐进的过程, 绝不可能采取毕其功于一役的套路。在很大程度上, 发展低碳经济其实是一种体系转换, 也是一场制度创新, 从技术到经济, 从政策到法律, 从产业到金融, 从社会到环境, 从商业模式到消费习惯, 几乎每个环节都必须进行相应的调整。这种体系转换的工作只能点滴渗透、步步推进, 在转型初期要尤为谨慎。
低碳转型的收敛性
低碳革命, 顾名思义就是要在社会生产与生活中, 实现低排放、低污染、低消耗。与以往的人类重大产业变革如互联网革命或更早一些的蒸汽机革命、内燃机革命、计算机革命等相比, 低碳革命有着明显不同之处, 它具有“收敛性”的特征。
以往的产业革命在经济上多具有“扩张性”特征, 比如蒸汽机革命的爆发, 增大人类社会对煤炭、钢铁、化学原料以及土地等各种资源的利用。这种扩张有利于人类以更快速度从大自然中获取资源, 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便利性, 从而增加了人类的满足感。而人的欲望总是在膨胀的, 随着人类对自然的进一步开发与索取, 各种自然资源加速消耗。前人曾说过, 资本主义100年生产出的东西比人类历史上加起来生产出的东西还多;碳排放也如此, 人类工业化以来200年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要比过去地球200万年累计产生的碳排放还高。
相比之下, 低碳革命则完全不同, 它是反其道而行之, 需要我们人类降低对各类生产资料乃至生活资料的消耗, 从而降低排放与污染。要实现低碳转型, 人类对自然过度索取、对资源无节制使用的欲望必须加以抑制, 才能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状态。从这一角度上说, 低碳革命在经济上是具有“收敛性”、“减量化”的特征。
但是, 要实现低碳, 显然不能通过降低人们的生活水平、抑制人类的正常需求来完成, 像道家文化所倡导的那样, 回到弃车船而步行的小国寡民状态中去。人类需要通过研发新能源技术、开发低碳建筑、低碳交通、低碳工业、低碳农林等节能减排技术, 通过技术进步以最小的损失和付出进行低碳变革, 争取以最小的成本达到低碳转型的目的。
低碳革命的“收敛性”特征使其在全球的推广普及上不会像前几场产业革命那样一帆风顺。以前的产业革命因其在经济上具备“扩张性”特点, 使经济规模扩大、就业量增加、生活舒适度提高, 容易受到欢迎;具有“收敛性”特点的产业变革却非如此, 当社会为达到低碳要求而做出巨大投入后, 很可能会长时间内见不到上述的投资效果, 甚至会感到有某种副作用的产生, 比如由于生产成本提高而降低了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或因社会成本攀升而感觉生活质量下降, 从而受到来自各方面的阻力。
这也就是为何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各国不能在节能减排问题上达成一致的本质原因:尽管都相信低碳变革的未来前景广阔, 但由于它的经济“收敛性”特征, 使得各国在进行实际操作时颇有顾虑——当真金白银投进去后, 如果既见不到经济水平的提升, 又见不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政府所背负的压力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在哥本哈根会议上, 很多发达国家都退却了。
中国没有退却, 作出了“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的坚决承诺。中国为确保这一目标的平稳实现, 做了系统的制度性安排, 包括投资新兴能源的计划安排, 包括十一五、十二五的节能减排计划安排等。最近工信部宣布对18个工业行业淘汰落后产能进行彻底清剿的决定, 全国2087家企业的落后产能被要求在今年9月底前彻底关闭, 这次专项治理行动就是中国为实现节能减排目标而采取的一个重要措施, 是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手段最严厉的一次关闭企业的行动, 也是中国为履行碳减排的国际责任而做出的一种努力, 彰显出中国的付出精神。落后产能在技术上是落后的, 但在经济效益上却并不一定落后, 相比先进产能而言, 落后产能有时甚至是低成本的, 关闭它们意味着一种放弃——对已投巨大资本进去, 还能产出效益的自有财富的放弃, 这就是中国为低碳转型所作的付出和履行国际责任的一份答卷。
对中国而言, 低碳的“收敛性”特征对国民经济发展并非全是负面:如果我们以三十年为时间衡量跨度, 以全球资源配置最优为出发点, 以中国人民福祉最大为目标价值取向, 综合这三个维度作通盘考虑, 那么我们的经济发展速度也许并不用那么快, 一些不必需的项目或可以不上, 一些非必要的工程也可以不赶, 从这一角度上说, 低碳革命对经济的“收敛性”也有其积极一面。
低碳转型的全面性
低碳转型对一国经济的影响深刻, 当减排的国家目标确立之后, 压力会迅速传导到社会组织中的每个单元, 每个企业、每个家庭都会在生产与生活中发生相应变化, 从而适应转型的需要。这种变化开始时可能并不显著, 但随着压力的增大, 社会中的个体会发生全方位的、系统性的变化。
中国所制定的国家目标是到2020年碳强度比2005年减少40%~45%, 这相当于将全部社会单元生产与生活的能耗水平在15年内降低一半!这种压力之下, 社会中的每个个体又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设想一例可知。
在东北, 很多家庭冬天靠烧煤来取暖, 假设每个住户在一个冬天要烧掉1000公斤煤, 现在政府要求所有住户把平均用煤量降下来, 在若干年时间内, 将煤耗水平降低到600~550公斤的水平。由此住户们的生活状态可能将发生如下变化。
第一年, 假设必须降耗10%, 即每户居民只能使用900公斤煤取暖, 那么居民们会对自己的火炉进行修葺, 把所有“跑、冒、滴、漏”的地方堵住, 通过精打细算地用煤来减少煤耗。
第二年, 如果继续增大压力, 规定每户只能用800公斤煤, 这时住户将不得不考虑对火炉进行升级改造, 通过提高供热效率的办法来节省煤耗。
第三年, 再减少100公斤煤, 此时仅仅提高火炉的热效率已不够, 需要考虑从改善房屋质量上入手, 换上加厚的门窗, 给内墙加上石膏板, 给外墙刷上涂料, 再在屋顶铺上保温板等等, 靠700公斤煤才可过冬。
第四年, 如果再减少到600公斤煤, 就需要对房屋进行整体改造, 使用新型的节能保温材料来重建房屋, 独立建筑转变为集群建筑, 该地区所有居民建筑将统一达到节能建筑的标准, 减排40%的目标也随之达成。
可见, 低碳转型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就如同紧螺丝一样, 社会中的个体感受到的压力会逐步加大, 个体不得不通过自身生存形态的转变来适应这种压力的要求, 到最后, 个体会发生全方位的、系统性的甚至脱胎换骨式的变化, 低碳转型的目标也就达到了。
低碳转型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深度上, 也体现在广度上, 社会生产与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会受到低碳转型的压力影响, 并在压力传导下发生巨大改变。当一国的国家低碳目标确立之后, 压力会从上至下传导, 各行各业的规则标准将重新构建, 在社会生产与生活的各个领域建立起新规则, 形成如低碳工业、低碳农林、低碳交通、低碳建筑乃至低碳消费等众多新领域。这些领域中的个体将在新规则的约束下调整自己的行为边界, 以适应低碳转型目标的要求。
如在工业领域中, 各种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的工业企业将因为达不到规则标准而被关停, 工信部就刚刚宣布对18个工业行业2087家企业的落后产能予以淘汰;而低耗、节能、低排放的工业企业将会得到市场鼓励并获得丰厚的回报——功率强大的悍马已被主人抛弃, 而诞生不久的比亚迪却受到投资大师巴菲特的青睐, 这就是市场规则重构后产生的奇特现象。
又如在交通领域, 空运与海运企业开始实施大规模“减碳行动”, 碳配额制度将逐步在航运领域内实施, 无法适应新规则的航运企业会因运营成本的急剧拉升而被迫退出市场;陆路交通方面, “绿色出行”得到倡导, 公共交通网络获得优化, 公交优先战略被广泛推行, 地铁公交系统加快建设, 燃油汽车节能技术加大推广, 新能源汽车加快研发, 新型轨道交通也积极建设, 绿色交通必将成为发展主流。
再如在生活消费领域, “低碳”概念将深入人心, 自然、简约、健康的“低碳生活”将被广泛倡导, 超市中的商品也会被贴上“碳足迹”标签, 高碳产品在市场中的存在空间将变得越来越狭窄, 低碳产品却会获得越来越多人的青睐。节约一滴水、一度电, 每月少购置一件不必须的新衣服, 这就是简约生活;放弃以铺张为体面、以奢华为舒适的生活态度, 回归本真理性的生活方式, 这就是新节俭主义。
低碳转型对社会的影响是广域的、深刻的, 也是全局性的、系统性的。它将重塑一个市场的运行规则, 在新规则约束之下, 包括企业在内的社会组成个体要么脱胎换骨以求新生;要么因不适应规则而被最终淘汰。
在世界已经被经济纽带联接在一起的今天, 中国企业要想在市场上生存下去, 必须主动思考自己在碳减排问题上的定位。
中国今天所走的低碳之路, 是在自觉自愿情况下所作的一次智慧的选择, 既是政府治国理念的体现, 也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一脉传承。
发展低碳经济其实是一种体系转换, 也是一场制度创新, 从技术到经济, 从政策到法律, 从产业到金融, 从社会到环境, 从商业模式到消费习惯, 几乎每个环节都必须进行相应的调整。这种体系转换的工作只能点滴渗透、步步推进, 在转型初期要尤为谨慎。
低耗、节能、低排放的工业企业将会得到市场鼓励并获得丰厚的回报——强大的悍马已被主人抛弃, 而诞生不久的比亚迪却受到投资大师巴菲特的青睐, 这就是市场规则重构后产生的奇特现象。
商业转型与共享经济 篇10
看消费者的改变,SoLoMoMe(social社交+local本地化+mobile移动+personalized个性化)消费群正在大规模崛起。今天我们进入消费者主权时代,这样一个时代对于消费者来说,意味着移动互联网赋予了他们消费的民主、消费的平等以及消费的自由。他们今天成为全天候的消费者,他们也获得了空间的自由,他们是全渠道的消费者,他们更是获得了心灵的自由。他们是个性化的消费者,意味着最小的经济活动单位从企业转向个人,意味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我们称之为个人商业时代。
Uber是全球最大的出租公司,但是没有一部汽车是自己的,没有一个司机是自己的;Instacart这家公司只有100人,已经价值20亿美元,做什么事情呢?就是一个给居民运送日常食品杂货的平台。买家在软件上下单,买家附近的采购者接单,帮助买家去商店里购买商品,并将商品送至买家处,采购者获得报酬。京东到家也开始做,有接近30万不用发工资的快递人员,他们开始跟永辉、华冠合作,未来可能会出现一个新的企业经济体,这种经济体50%员工可能都是自由职业人,他们是庞大的手工业者,他们可能并不需要加入任何一个组织里。这就是新的变化,我们把这样一种变化看成是共享经济,“互联网+共享经济”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人人消费、人人传播、人人经营、人人金融、人人快递、人人生产,意味着“互联网+”需要一种新的格局改造旧的格局,意味着用新的规则改造旧的规则。
第一个规则,称之为三峡大坝规则。为什么今天大量的实体店做了电商、做了O2O、做了App、做了微信购物,甚至也做了微店。在这样的过程中,他们的生意真正做起来了,我把这样一种做法看成是封闭的全渠道模式,是把互联网看成是电商、看成是渠道、看成是工具、看成是技术,这是“+互联网”思维。阿里巴巴、京东也开始成为传统企业,他们的增长没有以前增长那么猛,原来100%增长,现在百分之几十,淘宝变成20%,在这样的过程中,他们的客流、他们的服务水平也面临生死存亡。三峡大坝效应,就是小河有水大河满,大河有水小河满,长江好比是互联网,让洞庭湖的水位、鄱阳湖的水位也上升了2倍甚至3倍。共享经济中没有输家,员工、顾客、粉丝、用户有大量的碎片时间、空间、劳动力、资本、思想,我们企业里也有碎片的客流、订单流、物流、商品流和资金流,如果我们能够把这样一些个人的碎片和企业的碎片汇聚起来,就会变成一个庞大的商业体系,意味着我们不仅能够汇集闲置的资源,更能够解放全民生产力,同时可以成为小的垄断企业,甚至成为大的垄断企业或者经济体。
第二,爱因斯坦规则。爱因斯坦质能方程E=MC2,揭示了物质质量与能量的关系。盈利=商品×顾客2,为什么很多互联网公司发展这么快,就是把商品和顾客非常优美的结合起来。我们现在讲左手抓商品,右手抓顾客,这是零售业的本质。可口可乐做了什么事情呢?2013年,花了3个月时间搅动2亿消费者,改变了可口可乐包装,把标签撕掉,改为吃货、纯爷门、女神、大咖,激发了明星的口碑,2430名明星收到口号时候主动传播,2000多万粉丝卷进来,最终2亿人参与到这样一个活动中。
我们的门店、购物中心、超市每天有大量的客流,他们离店时客流就消失了。如果我们能够提出“实体店+X”战略,把我们的客流共享出去,跟所有盟友一起分享,完全可以建立一个统一联盟互联网。货币、代金券、信用卡、储值卡,一个地点的消费完全可以激发到另外十个地点的消费,通过1+X交叉销售,可以连接消费者未来一个时期多个场景。我们也可以把一个人的交易结束变成另外5个人甚至10个人交易的开始。
经济转型 巅峰对话 篇11
2012年，世界经济中的不确定、不稳定性因素仍在增加，影响中国经济稳定运行的不利因素仍然较多。在十八大报告中，胡锦涛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面对复杂的世界经济形势，十八大之后的中国将如何经受住各种困难和风险考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11月25日，在转型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方面做出各种有益尝试后，珠三角工业产业集群的代表——佛山，将为您探索答案。
11月25日，2012世界华商转型发展论坛将在广东省佛山市举办，这个关于中国华商转型发展主题的第一论坛，将成为传播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改革思想与经验的有效平台。
本届论坛在求是杂志社指导下，由求是《小康》杂志社与佛山市人民政府主办，佛山何祠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承办。论坛得到了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领导的关注、支持，和海内外众多知名大企业的积极参与。
沿袭品牌资源
“十二五”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也是深化改革开放、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攻坚时期。实现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的变革与转型，已成为党和国家共同的重大使命，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现实途径。
转型发展系列论坛为求是《小康》杂志社下属“中国全面小康论坛”的分论坛，是针对经济社会转型打造的专业性、高规格、高品位、研讨型论坛品牌，资源丰富、影响广泛，集权威性、学术性、互动性于一体。“中国全面小康论坛”经中共中央求是杂志社编委会批准举办，是国家清理整顿各类论坛之后经批准保留、继续每年举办一届的权威论坛，是唯一以全面小康为主题的国家级大型论坛。2005年创办以来，已连续成功举办六届，国家领导人、部委领导、地方党政官员及社会名流等累计数千人积极参与，近百家媒体追踪报道，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确立了强大的品牌影响力。
为进一步深入探讨“转型发展与经济结构调整”的理论与实践，吸引各界精英积极开展争鸣和交流，求是《小康》杂志社面向世界，在广东省佛山市举办“2012世界华商转型发展论坛”。“世界华商转型发展论坛”将沿袭“中国全面小康论坛”的品牌影响和丰厚资源，精心设计选题，周密筹划，邀请国内权威专家、各级党政领导及企业决策者、主流媒体记者等精英人士参会，确保论坛言论、争鸣的独到性和新闻价值，确保相关成果具有切实的实践意义和广泛影响力。
转型中的机遇
当下，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使发达国家经济遭受重挫，三五年内难以走出危机的影响。美欧日市场的疲软，对中国出口商品的吸纳能力减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郑新立在近日接受采访中认为，上述情况固然是对我国经济发展不利的一面，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发达国家经济危机也为我国经济发展带来难得的机遇，关键在于我们从什么角度来分析危机，用什么态度来看待危机，采取什么政策来应对危机。
他指出先例，“在90年代爆发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由于我们妥善应对，曾经成功地化危机为机遇，面对这一次全球经济危机，我们只要应对得当，同样也能够化危为机。”
郑新立认为，发达国家的经济危机至少为我国发展带来难得的五大机遇：首先是扩大内需的机遇，发达国家对中国出口的商品的吸纳能力减弱，制造一些贸易摩擦，会对我们出口的增长带来一定的阻力，借助这样一个机会，扩大内需，加快经济发展正好是一个很好的机遇。内需扩大的空间是很大的。首先是基础设施建设，加快轨道交通，特别是高速公路重载列车的运煤专线和城市地铁的建设。
他提供了一组数字：美国最多的时候有40多万公里的铁路，现在拆掉了一些还有20多万公里。而中国到现在还不到10万公里。“如果我们用10年或20年的时间建成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高速铁路的网络，会把中国统一的大市场紧紧地连在一起。如果重载列车的运煤专线建成，能够把内蒙古的煤运到湖南、湖北，把新疆的煤运到中东部地区，这样就可以解决能源产地和用电负荷重点地区之间的矛盾，大大缓解沿海地区、南方能源短缺的局面。”郑新立说。
他认为，除此之外，还有解决城市新“三难”（“进养老院难”、“进幼儿园难”、“停车难”）方面改善民生的机遇；倒逼机制下，加大自主创新投入，产业升级的机遇；以及国际并购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机遇。
同样是在为转型找寻破解对策与机遇，2011年10月29日求是《小康》杂志社主办的“2011中国转型发展高层峰会”在“长三角”经济核心区域江苏苏州吴江举行。此次也是我国首次以结构调整和转型发展为主题的高规格综合性峰会。会上著名学者、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司长陈文玲谈到了中国转型的七大机遇。
陈文玲认为，目前，转型面临着七大机遇，为我们的企业转型、地区经济转型和国家经济转型提供了非常好的外部环境。这七大机遇分别是：1.如果我国经济能够按照“十二五规划”中的7%或者世界银行、IMF预测的8%的速度继续发展的话，中国经济发展的长周期有可能拉长10-20年；2.中国的经济将迎来一个消费爆发式增长的黄金时期，有可能在未来十年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3.中国已经成为一个贸易大国、投资大国，和承接国际先进制造业、高端产业转移和高端要素重组的一个重要平台，为我们企业的转型升级创造了外部环境；4.按照国家的战略，预计到2020年中国的人才总量将从现在的1.1亿增加到1.8亿，增加的幅度是58%，人才资源占人力资源总量的比重将提高到16%，这为企业创造重大机遇；5.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还可以继续推进，给企业转型带来了巨大的机遇；6.中国制造业的发展非常快，但在整个世界制造业中还处于中端和低端。我们的工业化进程还要推进，这给企业转型创造了很大机遇。7.人民币的国际化。整个金融制度更加市场化，更加国际化，会给我们的企业转型升级走出去、国际贸易各方面提供新的机遇。
当有人在为转型的困境与出路感到悲观迷茫的时候，站在研究前沿的经济学家更多看到了转型阵痛中的绝佳机会。一致的是，陈文玲司长和郑新立主任均提到了人民币国际化的机遇和中国制造自主创新转型升级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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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广东省佛山市举行的2012世界华商转型发展论坛的重要出席嘉宾，陈文玲在接受《小康·财智》记者采访时表示，在本次论坛上，她还将谈中国经济转型的机遇，为中国经济转型向好找寻良策。
转型外在环境亟待改革
除了转型中的机遇，一部分官员和经济学家也看到了转型发展过程中政府必须破解的障碍。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洪虎认为，在转型发展中必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是国家权力的执行机关，是国家行政机关的身份，履行的是社会经济管理职能，行使的是行政权力；政府作为国有资源和企业国有资产所有权行使者的身份时，履行的是经济职能，行使的是财产权利。前者是权力，后者是权利，显然不同。
因此，他认为，政府的两重身份和两种职能在政府转型中应予关注。政府在履行经济职能时，一方面要以所有者及出资者的身份行使好财产权利，另一方面又要以国有资产管理者的身份行使好公共管理权力。
同样作为2012世界华商转型发展论坛的受邀嘉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卢中原认为，在面对经济转型的压力和动力俱在的情况下，对政府加快职能转变也提出新要求。
面对经济转型，政府应该发挥怎样的职能呢？卢中原认为简单讲“小政府、大市场、大社会”的口号不够科学，应该是依托活跃的市场和广泛的社会参与，构建有限、有效、有责的政府。这更适合中国经济转型的需要。
在卢中原看来，中国的经济转型是政府倡导的，但需要强调，经济转型的主体仍然是企业和市场，而不是政府。政府主要行使规划、引导职能，应当把很多基础的体制理顺，推动改革到位，使企业和市场能够产生内在的动力，形成一个高效率，能够持续的增长模式。
“政府应当推进市场的制度创新，加强风险的监管，包括完善市场信息和准入规则，维护竞争秩序等。在微观经济领域要进一步减少政府干预，同时要强化公益性规制。政府应慎用部门性的产业政策，因为这样的产业政策容易产生不公平竞争。”卢中原说。
探索“佛山模式”
佛山是中国经济发展中最具代表性的地区之一。它以占全国不到0.1%的国土面积，不到0.5%的人口，创造了全国超过1.3%的生产总值。改革开放30多年来，佛山市以敢为人先的气魄，解放思想，大胆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1978-2011年，全市生产总值保持年均16.97%的增长速度，成为珠三角地区经济发展快、投资环境好、综合实力强的城市之一。
广东的产业500强，佛山占了77个，整体工业占到广东经济总量的65%左右。今年佛山政府提出：到2015年，要把佛山打造成为广东最大的制造业基地。在十二五规划中，佛山市政府提出要加快转型升级，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实施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双轮驱动，通过加强招商引资和扩大内需，强化金融、科技、人才对产业的支撑作用，破解土地、环境容量难题，优化产业结构，加快转型升级，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由佛山历届政府打造的“佛山模式”，曾被全国各地竞相效仿。30多年里，佛山一直走在改革开放的前沿，佛山经济的转型变化和演进，其社会意义巨大，几乎成为中国宏观层面经济转型的一个缩影。
而在当下，作为财富与智慧积聚之地的佛山，又将拿什么贡献给全国？能否在中国转型的新时期再次奉献全新的“佛山模式”？11月25日，主管部委领导、行业专家学者、企业精英领袖与主流媒体齐聚佛山，共同探索“佛山模式”。
所以，“2012世界华商转型发展论坛”在佛山举办，凸显了佛山市委、政府领导对民生的重视和以人为本的执政目标，表达了党政领导重视、关心和改善人民生活，尽心尽力让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决心，不仅能够得到当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也将对其他地方党政领导起到示范作用，从而树立良好社会影响，发挥重要社会价值。
论道转型发展
“十二五”规划明确指出：要达到经济平稳发展，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取得重大进展。2012年，世界经济中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因素仍在增加，影响中国经济稳定运行的不利因素仍然较多。面对复杂的世界经济形势，中国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导的珠江、长江三角洲经济区城市备受考验。佛山模式、温州模式、苏州模式的发展经验哪种能实现更高效持续的发展？那些正面临巨大危机和考验的城市将如何度过困局？那些安稳度过危机、正稳步发展的城市，能够带来哪些转型发展的经验之谈？在全球经济复苏缓慢的背景下，中国的民营企业如何顺利度过“成长的烦恼”与“转型的阵痛”？
《小康》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舒富民表示，“十二五”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把结构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是党中央总结我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科学把握经济发展规律、顺应世界发展潮流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小康》杂志社主办的2012世界华商转型发展论坛，顺应当前国际形势背景，将就中央有关精神与世界华商发展局势进行全方位的深入探讨和准确传达。
本次论坛还将邀请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人民网、中新社、新华网、中国网、新浪网、凤凰网等主流媒体与会报道。
11月25日，让我们把目光转向珠三角工业产业集群的代表——佛山，探寻佛山在转型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方面所做出的各种尝试，以此为当下及未来五年面临迫切转型升级难题的中国城市，提供借鉴和经验之谈。
附：2012世界华商转型发展论坛拟邀嘉宾
何厚铧（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洪 虎（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刘志庚（广东省副省长）
贺 铿（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卢中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周子学（工业和信息化部总经济师）
郑新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中国工业经济学会会长、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
高明光（求是杂志社原社长）
邓先宏（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
葛洪泽（求是杂志社编委）
陈文玲（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司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
周长益（工信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司长）
陈 伟（工信部软件服务业司司长）
周柳军（商务部服务贸易司司长）
李建生（美中合作发展委员会执行主席）
贾 康（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
金 碚（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
姚 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陈凤英（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
舒富民（《小康》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
佛山市领导
企业代表
支持媒体：
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人民政协报、中国青年报、第一财经、中国财经报、中国经营报、中国经济导报、经济观察报、21世纪经济报道、南方日报、南方都市报、新快报、广州日报、羊城晚报、民营经济报、中国企业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人民网、新华网、中国网、新浪网、腾讯网、搜狐网、凤凰网、和讯网等
中国经济转型研究 篇12
但前进的道路并不平坦, 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都不会一帆风顺。2006年底, 国家为实现经济转型, 下调出口退税率, 酝酿出台“两税合一”。同时, 由于原材料涨价、劳动力成本提高、人民币升值、土地费用攀升等诸多因素, 我国出口加工业开始不景气, “2006年, 外资制造业从局部地区开始较大规模撤离中国。2007年, 500多家台资企业搬离广东东莞;2008年上半年, 4119家外资企业退出长三角”, 内资以温州为例, “曾占据全国产量90%以上的温州金属打火机, 鼎盛时有1000多家企业, 如今只剩下100家左右。而在这100家中, 也只有30余家的企业老板在专心经营, 一些企业, 已经把重心转移到其他行业, 比如股市、房地产、矿产以及第三产业”。其实这也在正常, 是我国加大经济转型必须付出的代价, 但天不遂人愿, 房漏却遇连雨天。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 雷曼兄弟破产, 全球金融海啸冲击全球。经济转型难以为继, 国家果断出手, 采取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 4万亿的财政资金, 10万亿的银行信贷投放市场。潮水般涌来的资金, 挽救了中国经济, 也挽救了世界。国内经济实现平稳较快发展, 对世界经济复苏贡献率也超过50%。但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 2009年9.2%的GDP增长, “骨头多, 肉少, 水分大”。流动性泛滥的滞后性反应出现在2010年的第四季度。突出表现在CPI走高, 通货膨胀预期增强, 各路资金拥挤到房市避险, 房地产调控, 屡屡失效, 几成空调。地方政府配套资金不足, 只能靠贷款, 地方融资平台债台高筑。根据银监会对全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清查摸底的结果, 至2010年11月末,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的数量由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 000多家暴涨到8, 800家, 贷款余额由2008年末的1万余亿元增长到9.09万亿元, 占全部人民币贷款余额的19.16%, 占2010年中国GDP的22%。货币政策面临两难选择。不加息, 居民储蓄存款缩水。加息, 地方政府、企业不堪重负。一句话, 现有经济发展模式面临三个突出问题: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
从需求结构看, 是顺序颠倒, 比例失衡。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出口、投资、消费步调不一致, 长期处于“两高一低”状态, 有人戏称是俩马壹瘦驴。即高出口、高投资、低消费。以前是出口占主导, 金融危机发生后, 2009年投资占GDP90%以上, 消费占GDP比重连续多年下滑, 现在只有33%, 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农民不富裕, 面临医疗、教育、养老诸多难题, 没钱消费。中产阶级开着汽车进股市, 骑着自行车出来, 成为房奴、车奴、孩奴, 服务业所占比例想高也难。少数拿着外国护照, 揣着美国绿卡的富豪满世界找奢侈品商店, 进门三句话:真便宜, 全都要了, 还有吗?这一幕的后果是, 相当所有7个发达国家总和的8亿人口的农村巨大市场, 几近荒芜。有的是老弱病残, 家庭妇女、留守儿童。中产阶级壮大, 渐行渐远, 无力支撑中国巨大的产能, 40%的出口商品, 满世界找市场, 前年7300亿元, 去年9205亿的出口补贴, 换来的是反倾销调查, 不承认我国市场经济地位。这是中国人民心中永远的痛。
从贸易结构看, 中国仍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 产业链条不完善, OEM比重过大, 研发、设计、销售、服务环节薄弱。出口中消耗资源和人力的货物贸易比重大, 技术和知识含量高的服务贸易比重小。2006年我国出口一台DVD售价32美元, 交给外国人的专利费是18美元, 成本13美元, 中国企业只能赚取1美元的利润。一台售价79美元的国产MP3, 国外要拿走45美元的专利费, 制造成本要32.5美元, 中国企业获得的纯利润只有1.5美元。一只中国生产的鼠标, 在美国市场的价格是24美元, 其中渠道商能赚8美元, 品牌商能赚10美元, 而制造厂商只能赚0.3美元。2009年, 美国的苹果公司开发一个30G的iPod市场售价为299美元, 苹果公司可以拿其中的114美元, 市场营销、硬件配置拿掉另外一大部分, 我们只有4美元的加工费。一台iPhone在美售价约178.96美元, 中国加工企业仅获取6.5美元加工费, 毛利率3.5%。没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 中国企业即使能做大却很难做强。其结果必然是外国大老板越来越富, 国人越来越穷。事实也是如此:我国人均购买力由每年525美元提高8.33倍至4371美元的时候, 普通美国人的购买力由2.5万美元提高了不到2倍, 即4.77万美元, 但中美收入差距由2.5万美元左右扩大至4.3万美元。
从产业结构看, 主要是产业发展不协调, 农业基础薄弱、工业核心竞争力不强、服务业发展水平低。“豆你玩”、“蒜你狠”、“姜你军”、“糖高宗”、“棉花掌”要求我们夯实农业基础地位。8亿农民创造的价值只占GDP的10%, 农民想富不容易。有人说工业化国家第一产业的比重都在10%以下, 但我们国家与他们不同, 发达国家农民数量不到20%, 人口不到2000万, 我国农业人口占多数。虽然我国号称世界工厂, 实际上数不得真正工业化国家。当然, 8亿农村人口也不是负担, 而是我们的比较优势。现在不是在全世界找市场吗?试想一下, 8亿人口的市场有多大?是欧盟、美国、加拿大和日本人口的总和。农民固然贫穷, 但二战后的欧洲、日本还不如我国农村现状。是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带动了欧洲和日本的发展。8亿农民不富裕, 何谈扩大内需, 消费达不到60%以上, 怎么可能成为工业化国家?在世界粮食价格普遍上涨的今天, 更不应该人为压低农产品价格, 如果谷物每斤价格上涨0.1元, 将使农民增收2000多亿人民币, 谷贱伤农, 穷人没理由补贴富人。只要政府下决心, 实施中国式“马歇尔”计划, 拓展农村广阔市场, 中华腾飞, 指日可待。工业增长, 还没有走出高投入、高耗能、高消耗、低产出的老路, 大而不强, 急需提高科技创新能力。
从服务业看, 2011年, 我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为43.1%。和世界先进服务业的发展水平相比, 我国国内的服务业相对还比较落后, 这一方面体现在绝对量的规模上, 另一方面体现在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国内的服务业最近几年来占GDP的比重一直维持在40%左右, 而世界平均水平则在60%左右, 发达国家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一般都在70%以上, 差距还是很明显的。从城乡和区域结构看, 主要是基础设施, 公共医疗、公共卫生、教育、文化差别较大。城镇化率不高, 2亿左右的农民工、5000万的失地郊区农民还没有完全融入城市, 中西部地区发展相对滞后。目前情况有所好转, 我国产业陆续从珠三角、长三角向环渤海、中部、川渝经济带、汉中平原转移, 势头良好, 前景广阔, 中部崛起, 西部崛起将成为我国经济增长新的引擎。
从要素投入结构看, 是“三高一低一过剩”, 即高投入、高耗能, 高污染、低产出、产能过剩。据2011年1月份统计, 有10个行业产能过剩。中国粗钢过剩率达到43%, 过剩量约为2.5亿吨, 水泥、多晶硅、平板玻璃等产能过剩严重。高耗能, 高投入, 低产出, 没有没有根本改变。中国经济网称:“工业和信息化部要求2010年淘汰落后产能企业2087家”。根据2009年统计公报, 全年能源消费总量达到31.0亿吨标准煤, 煤炭消费总量达到30.2亿吨, 大大提前超过了2020年的预期目标。这意味着中国巨大的能源消耗居世界第二位, 不久将超过美国成为第一位, 而污染排放, 特别是二氧化硫、二氧化碳排放, 已居世界第一位。可见环境保护压力加大, 调整结构、兼并、重组日益迫切。
为此, 就必须改弦易辙, 转变外向型经济模式, 把经济发展引导到更多地依靠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各类创新活动上来。寻求新能源、新生物技术、新IT技术的突破, 以扩大内需, 提高GDP含金量, 调整产业结构、提高创新能力、改善民生为宗旨的第二次经济转型, 以效率为先, 以科技创新为先导, 壮大实体经济, 预防经济泡沫, 夯实经济发展基础;坚持依法治国方略, 保障公平正义, 落实科学发展观, 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为主线, 调整经济结构。以提高企业核心技术带动经济转型。抓住当前世界经济危机的机遇, 谋求全球经济战略布局。眼睛向内, 积极拓展国内市场, 千方百计提高居民收入。扩大内需促发展, 经济发展为人民, 加强通货膨胀治理, 加快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步伐, 缩小贫富差别, 走共同富裕道路。“一心一意谋发展, 聚精会神搞建设”, 实现经济包容性增长, 使全国人民充分分享GDP成果。促进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友好发展, 构建健康美好、和谐社会是我们永恒的追求,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我们共同的期待。
参考文献
[1]乌云斯琴, 王慧峰.政协委员出招防范外商撤资风潮[N].人民政协报, 2009-0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