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型（共8篇）
经济转型 篇1
经济意识转型与经济体制转型
在我国经济体制转型时期,存在着经济意识转型的.问题.经济意识是经济活动的反映,并通过支配主体的经济行为调整社会经济关系.经济意识分为刚性经济意识和柔性经济意识.在经济哲学意义上探讨转型时期的经济意识冲突,寻求解决冲突的路向,从而实现经济意识的转型,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作 者：石敦国 作者单位：西南师范大学,经济政法学院,重庆市,400715刊 名：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PKU CSSCI英文刊名：JOURNAL OF SOUTHWE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年，卷(期)：26(3)分类号：B036-F121关键词：经济意识 经济体制 转型
经济转型 篇2
“十二五”既是中国经济迎来增长质量全面提升的过渡时期, 也是中国经济能否初步实现增长动力切换的关键五年。中国要力争在十年内实现经济增长由资本与外需驱动的成本推动阶段向技术与消费驱动的内生性增长阶段转变。既需要清晰的路线图及与之匹配的政策执行力, 也有赖于所有参与主体从战略高度上重视此次转型的国家意义和世界意义。
一、经济增长动力不确定性将增加
对于习惯了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中国民众来说, 假如中国经济在未来某个时候中国出现了增长疲劳, 以至于政府对其进行“热启动”也无济于事的话, 是否会感到讶异呢?当然, 有人会搬出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理论, 认为它同样适用于中国经济增长。也就是说, 本轮平均每年高达9.7%的增长周期还可以持续二三十年。钟情于比较优势且对中国经济一向保持乐观态度的林毅夫就曾预言:由于中国人均收入与产业国际分工水平较低, 升级空间非常大, 投资机会也非常多, 因此未来二、三十年里完全可以保持9%以上的高速增长。
笔者一点也不怀疑“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继续保持适度快速增长的现实性与可能性, 但当中国经济规模迈上具有指标意义的5万亿美元的台阶之后, 中国经济若要继续求得后续30年的类似增速, 无疑是超高难度命题。而且从经济增长的质量来看, 假如增长模式无法实现质的跨越, 简单追求GDP增幅不仅没有太多的福利效应, 还会导致既有增长模式弊病的进一步恶化;另一方面, 倘若中国经济真的像某些经济学家所说的早在几年前就跨过了“刘易斯拐点”, 则中国经济在逐步告别人口红利之后有可能会迎来痛苦的爬坡期。
众所周知, 中国在人均收入水平尚处于中下等阶段时就过早地进入资本深化过程, 没能充分利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来更加有效地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在技术进步与技术应用方面进展相对滞后, 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大量资本投入、大量资源消耗。导致全要素生产率 (TEP) 在1995年以后就处于低增长期。[1]这意味着中国主要依靠资本投入拉动经济增长的传统经济发展方式已经难以持续。笔者认为中国经济在逐步告别人口红利、“入世”红利和国际产业转移红利之后, 未来十年的增长动力将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
(一) 中国迄今在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方面仍未取得根本性突破
支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制度和技术性条件尚在建立和形成之中。环视当今世界经济规模排在世界前六位的经济体, 中国无疑是其中经济制度最不完善和整体技术水平最为薄弱的国家, 国民福利水平亦是最低的, 这就为经济持续增长种下了不利条件。且不论整体实力遥遥领先的美国在未来20年里都将是国际经济格局中无法回避的主角, 也不说工业实力雄厚的日本和德国在巩固自身优势方面的那股韧劲, 就拿经济实力有江河日下趋势的英法两国来说, 尽管有部分国际舆论在预测未来世界经济竞争主角时已经用印度和巴西来替代他们, 但谁要是忽视了上述两个老牌工业强国 (不要忘了英国还是顶尖金融强国) 的惯性优势和在维护既有地位方面的资源整合能力, 谁将迟早为之付出代价。坦白的说, 今日中国在面对二流工业国家竞争时一点也没有骄傲的资本。例如, 英国深知, 其在经济规模上被中国超越之后是不可能再追赶上来的。但英国一定会深耕金融优势、扎实基础研究, 并致力于提高工业技术和设计水平, 而且英国对前沿技术的先期投入今后将进入收获期。而这正是中国的短板。假如中国在吃尽制造业红利之后没能实现产业的整体升级, 而服务业的成长空间又不能相应扩大, 则不仅会出现制造业空心化现象, 还会面临价值洼地国家日益严峻的竞争挤压, 届时经济出现大范围的滑坡是完全有可能的。另一方面, 中国在市场与法治方面的补课也不是一两年就能完成的。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以及公平竞争环境的营造是经济转型必不可少的环节。而仅仅这两个环节, 就够决策层伤透脑筋的了。
(二) 福利增进作为促进消费增长和经济困难时期保持社会稳定的减震器, 一直未受到足够重视
众所周知, 过去30年间, 中国尽管凭借“全民补贴生产”的增长模式取得了超高速的增长, 但宏观经济风险却在不断累积, 经济内外失衡。另一方面, 由于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 加上收入分配格局向政府和企业倾斜, 可供民众分配的最终财富不多, 使得民众的消费能力与消费欲望一直难有实质性改观。偏偏民众消费的产品还高度市场化, 尤其是作为重要消费对象的住房, 价格高度市场化, 形成了民众的实际购买力与居高难下的房价之间的巨大落差, 大大抑制了内需的启动。尽管从经济发展史的角度来看, 处于经济起飞时期的国家, 在追求经济效率和财富增长过程中出现收入差距拉大是难以避免的。中国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施行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思路的确具有较强的工具价值。但收入差距持续拉大并超过国际警戒线却是不争的事实。而收入差距拉大, 不仅仅是经济问题, 亦是严重的社会问题。没有人相信, 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以及社会的和谐稳定, 能够建立在经济结构日渐失衡、贫富悬殊不断扩大的基础之上。
(三) 破解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的外部约束条件也是考验政府智慧的艰难命题
今日中国面临的真正问题并非GDP突破5万亿美元之后下一步该跃上哪级台阶问题, 而是要避免日本在进入5万亿美元俱乐部之后所患的巨型经济体综合症, 并尽力避免在西方热捧的所谓“中国模式”中滋生焦躁心理。20年前, 掌握最多力量工具的美国既然都可以将与自己在同一战壕中的日本间接拖入“失落的十年”, 为什么今天就不能如法炮制来敲打中国?尤其当美国正处于相对实力下降、维护国际地位成本不断增加的敏感时期, 美国更有这个战略冲动来打压中国的发展势头。事实上, 从今年以来美国在经济、金融以及地缘政治和军事领域的一系列动作来看, 意图围堵中国的趋势十分明显。假如我们在这方面稍有松懈或出现战略性失误, 就有可能付出沉痛代价。
可能危险还有:假如以楼市为代表的资产泡沫最终破灭, 且主要发达国家又在贸易和人民币汇率方面频频对中国发难, 则中国有可能在尚未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情况下, 在经济遭受重创之后错过重振的时间窗口。
二、经济转型开启最复杂经济革命
笔者认为, 业已启幕的中国“十二五”规划大戏如果能够真正开启中国经济战略转型之路, 不仅将在中国经济改革与社会发展史上极具标本意义, 而且在形成“中国模式”过程中贴上令人信服的标签。正如诺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日前所说的:“中国发展所带来的系统性、结构性的影响是史无前例的”, “中国经济转型正经历着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 但我将堵住压在中国最终能够转型成功上”。
斯宾塞的乐观一定程度上可能是看好中国经济转型背后的一系列支撑因素, 例如政府在促进经济转型中巨大的行为空间。不过, 了解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史的人都知道, 包括各级政府在内的所有市场参与主体在经济增长方面已经被证明为八段高手, 但在如何转型, 如何找到转型的切入点以及适应经济转型的配套制度改革等方面, 这些年来的进展与国家和社会的期望却有一定距离。事实上, 早在1995年制定“九五”计划的时候, 中央就要求实现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 并初步形成了一个良好的转型框架;2005年制定“十一五”规划的时候, 又再次提出要把转变增长方式作为今后五年的经济工作的重心内容;2007年的十七大重申必须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三个转变。但正如吴敬琏先生所说的, 中国在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 依然强大的旧体制遗产不仅没有得到清除, 反而成为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主要障碍。各级政府依然掌握着一些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GDP的增长依然作为各级政府政绩的主要标志,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受到很大的压制。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价格没有市场化, 而是由行政机关定价的或者受行政机关的影响, 以要素价格压低为特征的行政定价尽管有利于国有企业降低成本和增加盈利, 却导致了价格的扭曲。所有这些约束条件的存在, 使得经济结构的优化, 内生的技术进步, 集约增长的科学发展在绝大多数地方都没有实现。
如果说, 在中国经济规模和财富蛋糕并不太大的1995年前后, 政府为了实现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的宏观经济目标, 还可以适度牺牲转型时间窗口的话, 那么到了今天, 当中国的年GDP以及登上5万亿美元的台阶, 且具备较为充裕的物质基础和较强的社会承受力来支撑转型的经济和社会成本之后, 发展方式变革就不应仅仅是口头上的宣誓, 而当成为关乎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未来国际分工地位的迫切战略命题。
可以说, 全球都在关注并将持续中国这场迄今为止可能是最复杂经济革命的最终命运。放眼世界经济发展史, 无论是欧美和日本, 都没有今日中国如此复杂的国情, 尤其是如此庞大的人口、参差不齐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极为复杂的经济和产业结构。中国还不具备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可在全世界范围内配置资源的便利条件。而且发端于英国、兴盛于美国并以成熟市场经济为研究对象的西方主流经济学, 对促进美欧和日本经济和产业升级早已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理论框架。而其对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最多只能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中国经济改革的逻辑起点是在没有一整套现成的改革理论指导下渐进式探索, 并逐步取得进展的。
值得欣慰的是, “十二五”规划《建议》给出了较为清晰的转型路线图, 但如何让长期受制于传统增长模式路径依赖的各级各地政府全面理解和切实贯彻这张路线图, 却不是一朝一日之功。某种意义上说, 中国经济战略转型涉及的不仅仅是增长模式的转型, 还包括政府自身的建设和改革, 例如, 要尽快实现经济运行机制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变, 确立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但从各国政府改革的历程来看, 对政府行为的规制往往是说易行难。此外, 伴随经济转型过程还要有相应的产业革命为支撑, 中国如不能提升在全球产业链分工环节的地位, 国内消费者收入的显著提高亦是一句空话;至于适应经济转型所需要的政绩考核制度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以及集聚了巨大民怨的房地产市场秩序清理和相关改革, 等等, 无一不需要决策层拿出前所未有的改革决心和前瞻性的改革措施, 也同样离不开作为政策落实层面的各地政府全面升级发展思维, 消除地方政府和中央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非合作博弈。
三、拖延改革将会增加转型边际成本
可见, 今日中国经济面临的诸多棘手难题, 既是增量改革负效应的陆续表达, 也是改革由整体推进向深层次攻坚过程中遭遇阻力之后的具体体现。改革既需要关键领域的突破, 更要有新一轮的整体设计。
因此, 为了避免“十一五”规划中提出的一些比较好的思路在实践中落空的现象, 政府一方面应该集中海内外真正关心中国经济发展的经济学人与有关市场人士的智慧, 通过周密论证, 拿出一套关于中国经济战略转型的整体性框架来;并结合业已进行的新一轮全球产业革命尤其是低碳排放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硬约束, 制定中国未来五年、十年乃至更长时间里的主导产业发展导向;另一方面, 更要思考如何加强政策的执行力, 防止一项好的改革措施在执行中变调甚至干脆不执行的现象屡屡重演。尤其是要加大对地方政府投资冲动的约束, 切实改变现有的政绩考核体系, 解除各级各地官员的GDP情结, 加快以政府转型为主线的结构性改革步伐。即在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的同时, 通过相关制度设计, 实现政府转型, 使得市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确立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 使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财税体制改革、投资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以及农村改革相结合, 使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与银行业改革以及证券市场基础制度改革相结合, 以建立公平的宏观经济环境和使经济主体保持活力的微观机制。进一步地, 政府在释放权力、加快市场与法治建设的同时, 应通过适当的转移支付, 实现财富积累由政府向民间尤其是广大百姓的有序转移, 真正做到藏富于民, 并辅之以高质量的教育和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最后, “十二五”期间, 应该切实提高投资质量和资本积累的有效性, 将经济增长的重心转到更多地依靠技术进步, 以给资本寻找新的投资渠道和创造新的需求。
中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彻底转变可能需要两个五年规划。各级各地政府既不能以追求增长为由而拖延经济转型, 也不能在没有清晰路线图的情况下急于求成。业已具备转型条件的沿海发达省份理应在这方面先行先试, 探索出适应中国经济转型的可行路径。
摘要：今日中国经济面临的诸多棘手难题, 既是增量改革负效应的陆续表达, 也是改革由整体推进向深层次攻坚过程中遭遇阻力之后的具体体现。改革既需要关键领域的突破, 更要有新一轮的整体设计。
关键词：经济转型,经济革命,十二五
参考文献
经济转型需要金融转型 篇3
金融危机凸显
经济和金融转型的现实挑战
始于2007年末的美国次贷危机至今已经进入第四个年头，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期间虽然有各国政府多次联合磋商和救市，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流动性危机的冲击，但现在看来，全球经济特别是这些发达经济体并没有出现预期中可持续的内生性复苏，反而进一步演变为欧美主权债务危机。
2008年11月15日次贷危机最为肆虐的时期，G20宣言将当时的次贷危机原因概括为“不健全的风险管理习惯、复杂且不透明的金融产品、过度的杠杆激励，造成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时至今日，经过一轮以美国量化宽松为代表的大规模救助之后，全球金融体系却从次贷危机转为更难以应对的主权债务危机。此时，深陷其中的主要经济体开始深切意识到，本次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全球经济失衡，推动内部结构转型是无法回避的挑战，不可能仅仅依靠货币刺激或者外部救助来走出危机。
自G20多伦多峰会和首尔峰会以来，如何衡量并约束全球经济失衡，推动结构转型，已经成为各国关注和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2011年2月在巴黎召开的 G20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强调，已经就评估世界经济失衡的指标达成初步共识，并确定以财政赤字和政府公共债务、私人储蓄率和私人债务、贸易账户和净投资收益与转移账户为指标衡量世界经济失衡状况。目前来看，寻找危机之后的经济再平衡策略，推动经济转型，已经成为全球性的必然趋势。
中国作为全球经济中富有活力的新兴经济体，在此次全球经济危机中虽然应对及时，但是依然受到明显的冲击。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冲击最为显著时，中国经济增速显著回落，此后政府大规模投资的刺激促使中国经济率先出现V型复苏。但是两年之后，大规模投资刺激的效果逐渐趋弱，其负面影响开始逐步显现，主要表现为通胀压力较大、劳动力成本上升、贸易顺差减少、地方债务压力加大等。
从经济结构的角度看，一方面，中国的人口结构已经越过了农村低廉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刘易斯拐点”，而且劳动人口占比持续上升的“人口红利窗口”也将于2013年前后关闭，越过这些标志性的拐点之后，从国际经验看，劳动力成本可能会持续上升，如果不及时转型，依赖成本优势的低端“中国制造”的竞争力将必然会被进一步削弱，未富先老将给中国经济从结构方面带来诸多挑战，原来一直保持的高储蓄和高投资的发展优势将被逐步削弱；另一方面，由于全球经济格局的再平衡进程不断推进，对中国这样一个长期依靠外需推动的新兴经济体来说，无疑就相应意味着外部需求的趋势性减弱，中国出口将面临长期的压力。这些结构性的驱动因素，实际上意味着改革开放30年以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取得成功的高储蓄、高投资、高经济增长的“三高发展模式”必须进行转型，否则会面临深刻的挑战。
在已有的约束条件下，当前中国经济转型的方向也较为清晰，即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增强产业创新和竞争力，提升效率，实现集约化发展。这一转型目标在“十一五”期间就已经提出，但从具体的进展看，转型的推进并不容易，其中，金融体系作为配置资金资源的核心环节，在推动经济转型过程中无疑需要发挥关键性的作用。
相关的研究表明，虽然在全球范围内关于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没有一致结论，但是对于中国的实证研究结果还是比较支持需求遵从假说，即经济增长对金融发展有拉动作用。根据现有研究，中国的政策取向不应该将重点放在单纯通过进一步自由化措施或是增加金融服务来鼓励金融发展并进而提高经济增长。相反，从历史经验看，更应该将工作的重心更多放在产业结构调整、技术进步、制度创新等方面，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在这样的一个理论框架下，通过经济转型产生的金融需求促进金融产业发展，而且金融反过来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效率，促进经济的集约化发展，成为经济结构转型的新动力。
金融转型的四大新趋势
在外部再平衡因素和内部多重结构性因素推动的转型之下，经济转型本身正在产生大量新的金融需求，这些都将为金融转型提供新的增长点。
国际收支平衡趋势推动下的对外投资和贸易需求与金融机构开展国际业务能力之间的错配。
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必然包括国际收支从原来的双顺差逐步转为国际收支的平衡，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对外投资迅速增长，并逐步成为平衡外资流入乃至部分贸易顺差的力量，会逐步成为一个影响深远的趋势。如果说，中国过去30年的改革开放，重点是对外资开放国内市场，利用国内廉价劳动力、丰富的资源和优惠的政策换取参与国际贸易、促进本土制造业发展的机会，如今随着国内人口结构转变，原有的低成本优势已经逐步减弱，即使是国内传统产业领域的企业也需要进行产业转移，大量国内企业纷纷在海外寻找新的投资机会。
根据外管局披露的2010年末中国国际投资头寸表，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到3108亿美元，占全球当年流量的5.2%，位居全球第五，首次超过日本、英国等传统对外投资大国。而德勤发布的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内地及港澳台地区的海外并购交易总额为620亿美元，较上年增长1.57倍。
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和直接投资中日益扮演重要角色，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一个部分就是巨额外汇储备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投资运用，中国的海外经济利益日益扩大，但是在这些对外投资业务中，国内金融机构参与程度非常低，绝大部分的中介业务都是由国际知名投行承担，而且近年来，无论是外汇储备的对外投资还是中资企业主导的海外投资并购，出现了不少值得深入总结的案例，这其中除了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动荡加剧、面临政治文化阻碍等客观因素之外，缺少本土金融机构和金融活动的支持参与，中方缺少相关的金融服务专业人才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中方在投资过程中往往处于信息不对称的劣势地位。
总体上评价，当前现有的金融机构在海外业务的拓展能力方面已经明显落后于实体经济的步伐，而且阻碍了中国经济全球扩张的步伐。根据Levine（1996）的“投资引导理论”，国际直接投资的扩大和跨国公司的发展直接刺激了跨国银行业务的发展，而且银行国际化还能够反过来引导跨国公司的国际化经营，即银行的功能是双重的，既能够发挥“跟随者”的作用，又能发挥“领导者”的作用。本次经济转型过程中，中国经济利益对外扩张的进程，国内金融机构不应缺席。
中国经济海外拓展的另一大趋势体现为人民币自由兑换与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投资中的应用，这一进程将会对中国的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业，在新业务开展、银行境外机构扩张、银行商业模式等多个方面产生重要影响。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投资活动中日益广泛的应用会增加大量人民币离岸存贷款业务，中间业务也通过国际结算、国际银行卡、基金托管、货币类金融衍生品等业务得到发展，国际业务的扩张将会带动银行境外分支机构的建立，在参与国际业务的过程中，中资银行有机会在不同市场之间博取利率差和汇率差，有助于提升银行利润水平。
经济多样化资金需求与金融机构配置资金能力之间的错配。
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产业升级是重要的内容，中国经济正在从依赖资源粗放投入的传统制造产业转向集约发展的一、二、三产业协调均衡的产业结构，普遍特征是从重资产转向轻重资产并存，从有形资产转向无形和有形资产并存，经济领域的这些动向产生了多样化的资金需求。
现有的银行融资体系习惯于资本密集、重资产的工业企业，企业往往需要拥有足够的固定资产进行抵押，而且要有充足的现金流以确保还本付息，才能从银行获得贷款。尽管监管部门多次出台相关政策鼓励银行对中小企业进行信贷支持，但是收效并不显著，特别在当前保持货币政策紧缩的大环境之下，与历史状况对比，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困境在2011年表现更为明显。传统银行信贷渠道支持力度的减弱使得中小企业转向民间融资渠道，民间利率显著上升，明显增加了中小企业的资金成本负担，从特定意义上可以说，金融结构上的缺陷放大了中小企业承受的紧缩压力。
Goodhart、Moore等学者的研究都证明，投融资需求的利率弹性较低，所谓投资支出与利率负相关的观点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如英国1979年以后的数据显示，利率高涨并没有导致企业压缩支出、出售资产，反而增加借款。因此，相对利率而言，信贷的可得性可能是影响资金流动的重要因素，在对利率弹性不高的条件下，能够具备信贷配给优势的企业将形成挤出效应。在此种情况下，即使采取利率市场化依然无法解决中小企业的信贷困境。
在银行信贷无法满足的情况下，大量中小企业通过其他渠道获取融资，使得“影子银行”在整个金融体系中的份额日益提升。在当前的金融市场上，影子银行体系主要指委托贷款、银信合作、信贷理财产品等等。由于正规信贷渠道的压缩，影子银行的系统重要性日益提升。按照央行社会融资总量口径，2010年新增人民币贷款以外融资6.33万亿元，已经达到同期新增人民币贷款的79.7%，意味着除人民币贷款以外的融资渠道已经有了明显的拓展，这其中表外融资业务（银行承兑汇票、委托贷款、信托贷款）的融资总额达到3.85万亿元，占到同期新增人民币贷款的48.4%，已经成为社会融资的重要渠道。
客观来讲，“影子银行”虽然存在种种问题，但在现有制度框架下，其实际上可能部分实现了中国金融体系一直没能有效突破的改革目标：利率市场化和融资渠道多元化。在一般的“影子银行”融资业务中，银行往往不再担任间接融资机构，而是成为直接融资中的中介机构，表外融资业务总额接近同期贷款的一半，直接融资比例也获得了突破。在中国目前间接融资比例仍然较高、对银行信贷依赖较大并且信贷价格仍然没有充分市场化的背景下，“影子银行”体系往往成为企业融资渠道的重要渠道，这是以美国为代表的金融市场上以高杠杆率和低透明度运作的影子银行体系并不具备的一个重要功能。换言之，与其严厉打击这些事实上发挥融资功能的影子银行体系，还不如积极规范，促使其发挥促进金融转型的积极作用，例如发挥融资租赁、信托、典当等融资方式在中小企业融资中的作用；对现有担保企业进行规范化，鼓励担保企业实行兼并重组、优胜劣汰，提高担保企业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担保能力；扩大中小企业征信体系信息覆盖面，完善征信体系建设，降低银行展业成本，提高展业效率等等。
除了规范现有的“影子银行”业务，短期丰富融资渠道之外，继续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同样是解决当前经济发展融资多元需求、促进经济金融转型的根本方向之一。利用资本市场汇集流动性，促进科技创新成果的资本化，分散科技创新过程中的风险，助推经济向自主创新方向转变。创业板的推出，为民营企业提供了难得的直接融资渠道，体现了资本市场对民营经济、创新经济的支持。即使在短期内存在部分公司估值高企、企业质量良莠不齐等问题，但从总体上看，创业板有利于促进经济结构的转型，有利于激励企业家创新（图2）。
人口结构变化后，居民理财需求已与金融机构财富管理能力之间的错配。
据统计，中国居民财富总值从2000年的4.7万亿美元增加到目前的约16.5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54.6万亿美元）和日本（21万亿美元），已成为全球第三大财富增长的经济体。
在人口结构变迁下，劳动力成本上升也意味着居民收入在GDP增长中占比的提升，这为居民财富持续增长提供了新的驱动力。由于中国已经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管理好存量财富的重要性也渐渐超过积累新的财富。
从当前的市场环境看，剔除存款环比增速的季节效应后，居民存款增速与真实利率的高度相关，说明了居民对于财富保值的敏感性。事实上，负利率使得银行存款向其他理财产品进行分流。2011年上半年，银行理财产品发行规模达到8.25万亿元，已经超过2010年7.05万亿元的发行规模。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另类产品也成为分流存款资金的对象，甚至覆盖到中药材、翡翠、白酒、普洱茶、艺术品等，这些另类理财品种的兴起，从侧面反映了主流财富管理市场的尴尬。尽管现有的资产管理行业已经呈现爆发性增长，理财产品规模从2006年的3.3万亿元大幅提升至2010年的13.3万亿元，但是与当前居民持有的16.5万亿美元的财富总值相比，还明显单薄和单一。从金融体系的总体效率看，目前的理财服务无法准确把握投资者的不同需求，提供差异化的理财产品。
金融监管与日益活跃的金融创新之间的激励相容机制有待建立，以推动金融监管和金融市场的转型。
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总是相伴而生的，或者说，金融市场的转型与金融监管的转型也是相互推动的。在当前经济转型的大趋势下，产生了大量、新型的金融需求，需要通过金融创新来满足，而且这些创新通常都是自下而上自发形成的。以资产管理行业为例，当前的监管机制采取的是机构监管模式，整个法律法规整合不足，导致从事相同业务的不同类型机构面临极大的监管差异，公募基金和券商集合理财行业面临严格的市场发行审核和投资行为限制，抑制了这两个子行业在产品创新和业务创新方面的活力。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一段时期内，银行理财产品和信托理财产品面临的限制较为宽松，近年来则实现了规模爆炸性增长。
从整个理财产品市场健康协调发展的角度，不同监管机构之间应该进行合作，使监管标准趋同，避免出现监管盲区，并适应市场创新的客观要求。
经济网点转型 篇4
铸造精品网点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开展以来，XXXXXXXX着力在统筹兼顾中夯实学的基础，在解决问题中抓牢做的关键，XXXX把党章党规和系列讲话作为党员“必修课”，注重集中学习与个人自学、原原本本读与深入讨论学、学习先进典型与汲取反面教训、学习党规党纪与“六种文化”、坚持问题导向与边学边改“五结合”，汲取精神营养，打牢信念之基。
为认真贯彻全市XXXX2016年工作会议精神，我行深入开展推进XXXX六种特色企业文化建设，我行广大干部员工通过对“六种文化”的学习，深刻领会经营、价值、精神、制度、创新、团队的企业文化精髓，这必将成为我们每一位员工的价值遵循和强大的精神动力。而作为一名网点工作人员，我和我的同事也意识到，在XXXX网点转型的道路上，我们真真切切要把“六种文化”融入其中，贯穿到科学管理中，渗透到从严治行中，以企业文化凝聚士气，以企业文化提振精神，以企业文化引领发展，提升“软实力”。而作为XXXX门面的数千家基层网点，实现转型是XXXX为谱写一流商业银行建设新篇章持续注入的新能量新动力，是XXXX腾飞的翅膀。以下是我结合营业室实际，对网点转型的必要性和在XXXX“六种文化”引领下，打造精品网点战略目标的一些思考。
为了顺应发展，我行开始了股份制改革，对发展战略、客户战略、服务战略、产品战略进行转型，从而带来了XXXX销售渠道的功能型转型，即网点的转型，其关系到我行服务价值的大小、与核心竞争力的高低。网点改造是我行进入市场与客户面对面提供服务的触角，是银行销售产品、提供服务的渠道。XXXX的网点经历了从规模布局到集约经营的收缩调整过程，进入了网点调整、走集约化经营、提高单个网点产能的阶段。网点改革成为我行发展的重要环节，我行的网点转型如火如荼的开展开来，这次转型不是形式上的转型，而是全方位的、软硬件俱到的转变，做好顾客的分流，提高工作效率，使顾客可以享受更方便快捷的服务，减去长时间排队等候的烦恼。我行也在加强员工的业务技能的培训与提高，要求员工的业务熟练、服务规范，业务分工化、合理化。
在网点转型之前，我行网点在经营管理存在以下问题：
（一）低价值客户排挤高价值客户。对银行服务不满的客户90%以上都是因为办理等候时间过长而引起的。有不少客户反映，在繁忙时，办理业务的平均等候时间都要超过30分钟。由于我县是水果大县，在收获季节果农会大量存取现金，绝大部分是低端客户，其占用了大量资源，优质大客户被排挤，高端客户逐步流失，网点效益增长乏力。网点业务流程普遍以线条管理，高现金的授权业务不仅占用了大量的时间和人力资源，也延长了客户的等候时间，导致不能给客户提供现代化、人性化的服务体验。影响了优质客户的忠诚度，也引起了员工的较多抱怨，影响了工作的积极性。
（二）网点员工的主动营销意识不强。作为和客户直接接触的一线柜员，在识别客户、营销产品的方面往往具有很大优势，柜员是否能善于识别高价值客户，是否能挖掘理财客户的需求，对网点业务水平的意义重大。由于柜台业务压力大，大部分柜员还是以会计核算为首要任务，主动营销意识不强，加之柜面业务复杂繁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柜员主动营销的积极性。
（三）网点员工之间分工不明确，责任心不强，出现推脱客户的现象。当有些疑难复杂非现金业务出现时，由于大堂没有及时疏导，就出现高柜推低柜，低柜推高柜的情况。很多客户因为对我们制度的不理解，排队时间过长，很容易出现投诉情况。久而久之，客户会对XXXX的服务出现很多负面感触，也可能导致很多客户群的流失。主要原因是网点员工责任心不强，对客户引导不到位。
（四）不能积极主动引导客户使用机器设备。我行在推行网点转型之初，配备大量先进设备，好多复杂业务可以使用机器办理，这样大大提升网点业务效率，但我们引导员没能对客户仔细讲解机器用途和功能，导致许多客户依然不会使用，不敢使用。许多业务依然停滞不前，工作效率原地踏步。
在我国经济形势的新常态下，省分行顺应发展，主动开展网点转型，倡导培育和根植“六种文化”来引领XXXX发展，逐步深化改革，加速推进网点转型建设；大量投入超级柜台，配置更多ATM自助设备；内外机构调整，使网点销售拓展更加贴近客户需求；网点人员配置更加合理，网点业务流程更加高效便捷。根植“六种文化”，我们会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一）诚信立业、绩效卓越、服务社会、成果共享。网点转型必然会使有些员工出现思想上的波动，网点负责人要建立合理的计价分配标准，营销奖励机制。员工自身必须克服心中的“懒”和工作行为上的“赖”。我们依然要牢记XXXX的使命，面向“三农”、服务城乡、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只有我们通过的努力，才能共创价值，XXXX也必将履行它的使命“回报股东，成就员工”。
（二）忠诚担当、迎难而上、求真实干、敬业奉献。我们本身就是服务行业，业务目标就是服务大众，网点转型的关键就是要把网点从产品中心转向客户中心，服务中心。客户资源是网点经营管理的根本，要有效维护客户关系，在实施客户细分的基础上，我们每位员工要承担自己的责任，对自己的客户，尤其是优质客户，要定期通过客户系统进行短信营销，电话营销。要不断丰富客户持有XXXX产品的种类数。不断提高客户在XXXX的钱包份额。加大对个人网银、贷记卡、基金等产品的推广力度。在具体工作中，我们必须不怕烦，不怕累，要紧跟我行对产品的更新，努力学习掌握产品的用途和操作实际，为客户耐心解释，努力营销。推动网点以产品为纽带、切入对目标客户的拓展维护，循环往复，持续提升网点作为基本经营渠道的作用，并使之逐步变成银行零售业务超市。
（三）内心认同、自律遵守、令行禁止、从严治行。中国XXXX一直强调依法经营、从严治行。这既是落实党和国家重大决策的政治任务，更是推进改革创新、推行网点转型、实行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和主动选择。而营业网点是XXXX风险防控的第一道关口，从近年来发生的一些案件分析，造成社会反感和舆论发酵的银行案件往往于员工的职业道德和不良的操作习惯相关。解决这一问题，最关键是加强对“人”的管理。严于治行，就是要把强化党委领导、优化预防机制和提升员工素质紧密的集合起来，实现员工“要我守法”向“我要守发”转变，坚持“一把手讲合规”和“合规从高层做起”逐级身体力行，起到示范效应。而加强内控监管，防范柜面业务的操作风险是推动营业机构规范运营，维护消费者和银行自身安全的重中之重，也是网点转型的基本保障。网点、会计主管部门、风险监控部门，要强化内控机制建设，建立分工明确、职责清晰、有机配合、无缝对接的内部制约和监督机制。同时柜员要加强学习培训，推行上级行对柜员“三基本”的学习要求。通过持续推进临柜业务“标准化、规范化、制度化”,促进营业机构实现“铁账、铁款、铁规章”的管理要求。
中国经济转型之低碳经济 篇5
在工业文明发展过程中，人类大量开采和消耗化石能源，致使地层中沉积碳库的碳快速流向大气碳库，引发了温室效应、环境污染等问题。如今，为应对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的竞争，低碳经济成为许多国家谋划未来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和推动新兴产业发展的动力。
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物耗、低排放、低污染为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它要求建立新的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以最少的温室气体排放获得最大的经济产出。低碳经济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趋势。
到现在为止，我们的社会经济发展都以化石能源为基础，而伴随而来的是二氧化碳的大量排放，这样的社会经济发展可以称之为高碳经济。而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是人类社会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进步。
对于我国来说，发展低碳经济不仅是缓解经济发展的资源约束矛盾、减轻环境污染的有效途径，而且是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目前，我国发展低碳经济面临着一些因素的制约，如技术水平相对落后、处于国际产业分工低端、能源结构仍然以煤为主、就业压力巨大等。但也应看到，未来20年，全球化石能源供应相对充足，正是我国在加速工业化的同时尽快实现包括低碳化在内的发展方式转型的有利时机。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而地球上化石能源的有限性也迫使人类改变能源结构，寻求新的、可持续的发展方式。
目前中国低碳经济的发展受制于能源结构、资金技术以及经济发展阶段。首先,现阶段中国以煤为主要能源的局面很难迅速改变,故实施低碳经济需要比较长的周期。其次,资金和技术是重要考验,发展低碳经济需要技术的创新、技术进步和技术的突破,才能改变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第三,中国处于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的阶段,尽管通过优化结构和节能,能够相应地减少碳的排放,但是面临较大困难和挑战。
中国的低碳经济转型的切入点在哪里？ 切入点应该还是提高目前的能源利用效率，并且以新能源的开发为辅助。
中国要实现经济转型最重要的是经济成本问题。经济转型我们已经提出很久了，要改变目前的产业结构，把高消耗的工业在经济结构中降下去。
转型不影响增速，低碳革命推动经济转型，对许多发达国家比如美国英国等国家可能是挑战大于机遇，而对于我国则是机遇大于挑战。发达国家的能源使用效率已经很高了，要进行低碳
经济转型，必须用新的清洁能源进行替代。而我们的能源利用率较低，要发展低碳经济，会从提高目前的能源利用率，这样的成本是最低的，也最容易着手。在发展低碳经济中，最大的问题就是成本问题。
目前的情况就是高能耗不能延续，低碳成为必然。
发展低碳经济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是科学技术，第二是国家政策。目前已经不少这方面的技术，未来科学技术进步，改换生产流程，改换生产结构，使成本降低，企业就愿意接受，而政府则要鼓励，用政府采购、补贴、税收减免来让企业觉得不吃亏，甚至这些政策可以是法律方面的。
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当前应做好以下工作：
加大技术研发力度。技术进步是发展低碳经济的关键。应加大各类低碳技术研发力度，包括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技术、替代高碳能源的技术、资源循环利用技术、物质循环减量化技术、环保产业技术、清洁生产技术以及可再生能源技术等。
建立健全市场机制。目前，全球已有四个交易所专门从事碳金融交易。我国应大力发展金融创新，开展与碳交易相关的金融活动。可以尝试设立碳交易市场，开发碳减排期货、期权市场，建立碳排放指标交易平台和规范，充分发挥市场配臵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完善考核指标体系。发展低碳经济，离不开法律规制和政策引导。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应在制定和完善法律法规的同时，建立地方政府发展低碳经济目标责任制，并完善相关考核指标体系，将能耗、环境保护等衡量低碳经济发展状况的重要指标纳入地方政府考核指标体系，为发展低碳经济提供制度机制保障。注重引导消费行为。能源结构转型需要全社会的广泛参与和支持。应广泛宣传低碳经济、低碳生活的意义，提高居民的节能环保意识。加快普及和应用节能产品，如推广隔热保温建筑材料，实现建筑节能；推广节能灯，采用半导体照明（LED），实现照明节能；推广节能家电，实现家电节能；推广混合燃料汽车，鼓励使用自行车出行，实现低碳交通；等等。
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要把能源结构调整一下。中国现在92%用的还是化石能源和碳基能源，所以要增加新能源，比如风能、水能、核能的应用。
不过，除了中国本身所遭遇的内外部能源问题，还有就是国家所面临的国际压力，《京都议定书》、《巴厘岛路线图》以及哥本哈根气候大会，都无一例外地表现出全球各国对于低碳的重视。
在大力发展低碳经济的背景下，发展新能源必须在基础理论和关键技术上要有所突破。可再生能源本身是可持续、可再生、清洁的，但能源要转变成能量才有用，而在这个转变过程中需要载体，载体却是不可再生的。我们必须要建立适合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新理论和新技术，比如，能源传递理论、能源材料学、能源仿生学、能源化学、能源生物学、能源物理学、能源生态学等能源新理论，以及收集技术、转换技术、储能技术等新技术。在发展低碳经济的背景下，开发节能建筑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发展节能建筑即符合低碳经济的要求，也能产生很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发展替代化石燃料车的电动汽车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大力发展电动汽车可以减少石油的消耗，控制污染，同时产生可观的经济效益。
工业节能也很重要。目前，我国单位GDP的能耗与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相比相差甚大，但差距就是潜力，就是发展的空间，所以大力发展工业节能技术不仅可为低碳经济作贡献，而且也可为企业降低成本，节约资源，产生经济效益。
绿色能源助力经济转型 篇6
杜文清
2011年第11期 ——生态建设
随着全球性的能源短缺、环境污染和气候变暖等问题的日益凸显，积极推进能源革命，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已成为世界各国寻找可持续发展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的重大战略选择。近年来，我县紧盯世界新能源发展前沿，加快核电、风电、生物质能和太阳能等新能源发展，规范小水电开发，四大能源板块格局初步形成，为建设国家首批绿色能源示范县、促进县域经济转型打下了坚实基础。
一、构建核电经济板块,力促“核电效应”不断延伸
湖北是华中地区能源消费大省，也是能源资源匮乏大省，能源自给率仅为25%左右。地处通山的湖北咸宁大畈核电站建成后，年发电量是三峡水电站年发电量1000亿千瓦时的三分之一，将有效缓解省内电力供求矛盾，优化电源结构和电网结构，为我省加快构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提供充足的能源保障。截至目前，核电项目前期工作已进入收尾阶段，累计完成投资20亿元。“大畈核电”已成为我县对外开放的一块金字招牌，就像一个巨大的磁场，拉动着相关产业向通山聚集。大畈核电建设期间，每年可为当地直接增加5000万元左右的建安税；建成后，年发电量约380亿千瓦时，售电收入近200亿元，可实现税收30-40亿元。特别是随着“内陆首核”知名度的日益提升，给通山和咸宁带来了无限商机。在大畈核电项目的带动下，与之相配套的大幕山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开始谋划，今年5月，国家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专家组到我县实地查勘，初拟大幕山抽水蓄能电站装机规模120万千瓦，静态投资37.5亿元，目前正在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以核电配套产业为重点的环保低碳经济产业园已完成8.6平方公里规划，投入资金近亿元，加强了基础设施建设；与未来核电旅游相配套的农业观光带、科普基地项目已纳入我县“十二五”规划，核电项目带来的综合效应日益显现，产业链不断延伸，板块规模逐步形成。
二、构建风电经济板块,力促风力发电由单一型向综合型转变
我国的风力发电场多建在新疆、内蒙古等草原地带和浙江沿海地带。山区建设风电场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借鉴，而且建设及运营维护成本较高。面对重重困难和巨大的风险压力，县委、县政府审时度势，坚决果断地承担起全省新能源示范项目、华中地区首座风电场——九宫山风力发电项目的建设任务，从土地、基础设施、税费等方面鼓励支持项目建设。九宫山风电一期工程于2004年5月动工建设，2007年全部投入商业运营，总装机1.36万千瓦，年发电量2000万千瓦时，实现销售收入1300万元，缴纳税收100万元以上。与同容量的燃煤发电厂相比，风力发电每年可节约标煤0.83万吨，减排二氧化碳2.2万吨。目前九宫山风电二期工程已启动，规划装机容量1.7万千瓦，总投资1.8亿元，今年计划完成二期风资源分析、项目可行性研究与评估等前期工作，于2012年10月建成投产。同时，富水湖风电场正在做规划设计。风电在我县形成产值过亿元，税收过千万元的新兴产业很快将成为现实，不仅直接带来绿色税收，而且其探奥、科普游的潜力也日益显现。
三、构建小水电经济板块，力促水资源开发由无序向梯级转变
通山县境内河流密集，水力资源十分丰富，为鄂东南地区之首。据专家测算，全县水电蕴藏量为11万千瓦，可开发装机7.45万千瓦。近年来我们紧抓被国家列为农村电气化县建设的机遇，坚持“四轮驱动”，做大做强小水电经济板块。一是深化认识，行政推动。县委、县政府坚持把发展小水电经济板块作为转方式、调结构，推进新型工业化的“两型”产业来培植，从政策、项目、资金等方面实行倾斜，从机制上保证小水电经济板块建设有序推进。二是科学开发，规划带动。从规划入手，投资300余万元，完成了以厦铺河、宝石河梯级开发规划为重点的五大河流水电开发规划和小水电产业发展规划，从源头上避免了盲目发展，掠夺性开发。三是政策激励，招商助动。始终坚持“谁投资、谁管理、谁受益”的政策，结合我县实际，出台了一系列地方激励政策措施，利用政策、资产、资源等综合优势招商引资。四是优化环境，服务促动。组织水利、招商、发改等部门认真做好项目论证、规划评审等前期工作，做到规划一批、储备一批、申报一批，吸引客商投资；利用农网改造项目，超前做好规划电站的上网线路设施改造，做到线路架设到哪里，设施完善到哪里；抓好小水电项目跟踪服务，进行重点挂牌保护，为投资者保驾护航。目前，全县已建成水电站50座，总装机容量达到38180千瓦，占可开发量的51.4%；年发电量13000万千瓦时，占全县总用电量的34%，形成“以水发电、发电保林、以林蓄水”的良性循环。“十二五”期间，我们规划新建水电站17座，总装机36310千瓦，总投资23881万元，建成后年可新增发电量11281.7万千瓦时、新增发电收入2764万元。
四、构建农村新能源经济板块，力促农村废弃物向可再生能源转变
随着农业生产方式由粗放型生产向生态循环型转变，推动了农村新能源在我县快速发展。一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为农村新能源产业发展提供了条件。积极探索具有山区特点的生态循环农业模式，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依靠科学技术、政策手段和市场机制，将传统“资源—产品—废弃物”的线性物质流动方式改造为“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循环流动方式，大力发展“畜沼粮、畜沼果、畜沼菜、畜沼鱼”等灵活多样的循环模式，上促畜牧业，下联种植业，直接带动农业内部生产结构优化，形成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推动农村新能源发展。2010年4月，引进现代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4亿元打造通山县万头奶牛牧场，按照国际先进的散栏式饲养方式、水幕式牛舍、全自动粪污处理系统进行建设，牧场所有的废水粪便进入有机肥工厂集中处理，经厌氧发酵产生的沼气用于发电，沼渣沼液作为有机肥和有机肥原料回田，形成再生能源利用的循环经济。目前牧场已完成万头奶牛规模的场房建设，第一、二批共计6000多头奶牛已经入场，2台500千瓦沼气发电机正在调试。万头奶牛全部入场、4台500千瓦发电机组全部建成后，可日处理1000吨粪污、产沼气18900立方米，年发电1054.6万千瓦时、减排二氧化碳4.36万吨，成为我县实现从“资源消耗型农业向资源循环利用型生态农业”转变的节点，实现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的统一。二是把普及沼气池作为新农村建设的核心内容，为发展农村新能源提供了内生动力。自2006年开始，我们在农村大力开展“清洁家园”创建活动，整合财政、能源、扶贫等部门项目资金，实施奖补政策普及沼气池、发展秸秆气和太阳能，促进了农村新能源在农村的快速发展，带动农民在新能源经济板块中节能增收。目前，全县已发展大中型沼气工程2座、2000户级秸秆气化站2座、户用沼气池2.7万口、户用太阳能2万户，年节省标煤3.13万吨，节支增收2000万元，相当于保护了8万亩天然林免遭砍伐；同时带动了新能源产品销售网点和服务网点建设，全县销售网点和服务网点已近300家，沼气服务车队一支，从业人员达1000多人，覆盖农户面达80%。三是农民生活观念发生巨变，加速了农村新能源推广和应用。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深入推进，农民的生活观念和方式发生显著变化，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的推广和应用逐步成为农民的自觉行动。截止目前，我县农村生活用能中可再生能源比重超过50%，80%以上农户的生活能源主要由清洁能源提供，70%畜禽养殖户建有沼气池，80%的中小型畜禽养殖场建设了沼气工程，初步形成农村新能源经济板块，加快了通山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步伐。■
低碳经济与陕西经济增长方式转型 篇7
关键词：低碳经济,陕西,能源
“低碳经济”一词最早正式出现于2003年的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 是指以低能耗、低污染为基础的绿色生态经济。遏制全球气候暖化, 削减CO2排放量, 己经成为21世纪世界各国的共识, 从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到2007年的《巴厘岛路线图》, 各国都在积极为碳减排的责任和目标寻求途径和方法。哥本哈根会议使“低碳经济”的理念再次引起全球关注, 低碳经济成为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并终将演变成为规制全球经济社会发展格局的新规则。低碳经济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出路所在。
陕西长期延续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和经济增长对资源的高度依赖, 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 节能减排和低碳发展是陕西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1 低碳经济是陕西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1.1 能源资源现状决定必须走低碳经济之路
陕西具有世界罕见的一次性能源资源, 富藏煤炭、石油、天然气等, 其中陕西煤炭资源储量在全国排第四位。2008年陕西能源化工工业投资占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的21.6%。陕西能源化工产业立足资源优势, 已发展为地方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 对全省工业总产值的贡献度达到50%, 以能源工业为主导的经济运行体系将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左右并影响着陕西省经济发展的方向与进程。
2011年, 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突破5000亿元, 达5459.58亿元, 比上年增长17.9%。其中, 能源化工工业实现增加值3459.01亿元, 增长17.3%。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分别完成1126.07亿元、904.17亿元、752.55亿元, 占比依次为15.4%、12.3%和10.3%, 在全省工业产值排名中分列第二、三、五位。从行业盈利分布看, 石油和煤炭开采增幅较高, 尤其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实现利润比上年增长1.3倍,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增长28.3%。
1.2 煤炭占能源生产份额重决定必须走低碳经济之路
陕西省作为资源富省, 能源生产不仅担着国家经济发展中的能源需求和平衡任务, 同时肩负陕西经济发展的重任, 煤炭、石油、天然气在经济建设中处于重要地位。煤炭的生产和消费仍占很大比重。“十一五”期间, 原煤、原油、天然气的构成为75.9:15.4:8.4, 原煤、原油、天然气产量及发电量分别达到2.8亿吨、2370万吨、103亿立方米和897亿千瓦时, 同比分别增长15.7%、10%、11%和10%。但陕西省在能源资源的生产和开发上, 煤炭能源所占比重过高, 天然气、水电等所占比例偏低, 经济发展的“高碳”特征非常明显。
1.3 高耗能行业多决定必须走低碳经济之路
从陕西省工业内部结构看, 高耗能产业的比重仍较高, 高耗能的结构特征十分明显。陕西省历史上形成了耗能密集型的工业结构, 近年来虽逐步进行了调整和优化, 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 轻重工业比重不够协调, 工业经济增长仍主要依靠重工业的增长来拉动。2010年, 陕西省重工业实现增加值占全部工业的比重高达83.4%,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4.8个百分点。轻工业过轻, 重工业过重;高能耗的企业较多, 产出水平低是陕西省工业经济的显著特征。
2 陕西发展低碳经济面临的挑战
2.1 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模式
从国际经验来看, 多数发达国家在城市化加速过程中伴随着能源消耗的大幅增长, 陕西省正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的重要时期, 工业化的持续推进和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以及居民消费结构的不断升级, 都对重化工业产品形成了巨大的需求, 进而转化为对能源消费的旺盛需求。
“十一五”期间, 陕西省产业结构虽得到一定程度的调整和改善, 但产业结构不尽合理的状况仍很突出。2009年三次产业比重为9.9:53.3:36.8, 经济增长过多地依赖第二产业, 特别是依赖工业中的重化工业, 而具有低能耗特征的第三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发展明显滞后, 比重偏低, 致使全社会能耗强度偏高。这种历史上形成的现实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模式, 要在短期内得到有效地调整和改变, 难度相当大。
2.2 资源禀赋
在陕西能源探明储量中, 陕西煤炭探明储量占全国1/4, 决定了陕西以煤为主的能源生产和消费格局将长期存在。由于煤的碳密集程度比其它化石燃料要高得多, 单位能源燃煤释放的CO2是天然气的近两倍, 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必然会产生较高的排放强度。
资料来源:据《2010年全国矿产资源储量通报》整理
2.3 技术因素
节能和低碳技术落后, 激励机制滞后使发展低碳经济还面临诸多困难。技术创新是发展低碳经济的核心和关键。近年来, 尽管国家和陕西省相继出台了一些鼓励节能和低碳技术研发的优惠政策, 解决了一批配套资金, 但仍难以满足需要。陕西低碳技术研发和推广能力还远远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低碳技术的研发和技术推广资金更显不足。节能、低碳、环保技术的研发和推广仍需政府、金融机构和社会各界的逐渐认同和广泛支持。
3 陕西省发展低碳经济面临的机遇
3.1 自然资源优势
陕西省地域辽阔, 省内矿产和自然资源非常丰富, 具有十分雄厚的发展低碳经济基础和实力。陕西作为西部地区科研院所最集中的科技大省和全国重要的能源重化工基地, 可以发挥其科研优势, 推动太阳能、风能、水能等众多低碳或无碳能源的综合开发利用。
(1) 风能和太阳能。陕西省气象部门在《榆林市完成风能太阳能资源分析评估报告》中指出:地处陕西榆林市风能、太阳能资源开发利用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条件。另外, 榆林市年太阳辐射达5500～6000兆焦/平方米, 年平均日照时数2620～2830小时, 是全国太阳能资源富集区之一, 且近年来呈增加趋势, 开发利用潜力巨大。
(2) 水资源。人称小江南的陕南, 水资源总量为314.58亿立方米, 占全省的70.7%。人均拥有水资源量是全国的1.8倍, 是全省的2.43倍, 是关中地区的9.9倍。可以利用其得天独厚的水资源优势, 发展水电产业。
3.2 节能减排空间大
近几年来, 省委省政府在节能减排、发展低碳经济方面制定的一系列政策已日见成效。2010年陕西省采取多项政策措施推动工业节能降耗工作, 节能降耗取得明显成效, 全年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6.8%, 作为重要的能源资源大省, 2011年, 在全国节能减排目标没有完成的情况下, 陕西却超额完成了节能减排任务, 全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同比下降3.56% (超出年度预期0.06%) 。同时, 陕西省“十一五”的节能减排工作是国务院表彰的八个省之一。
4 对策探讨
4.1 积极发展新能源产业
低碳生产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产业, 从而逐步降低消费领域中碳基能源的消费比重, 以达到改善环境和抑制气候变化的目的。风能、水能、太阳能和核能是典型的非碳基能源, 且多数具备可再生性。风能、太阳能的开发利用, 核能项目的建设应是当前发展陕西省新能源产业的首选。要充分利用国家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的有关政策, 积极争取国家有关部门在投资等方面的支持, 尽快扩大规模, 在保证国家电网安全的前提下加快发展。
4.2 严控高耗能行业
陕西省重工业尤其是高耗能行业比重较高, 重工业耗能占工业耗能的比重高达94%, 2011年随着全省经济不断向好, 重工业快速增长, 增速高于轻工业, 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能源需求不断增大, 增加了节能降耗工作的难度和压力。结构性节能依然是未来几年节能工作的重点, 要采取强有力节能措施, 坚决淘汰落后产能, 关闭生产规模小、技术设备落后、经济效益差、能耗高的企业, 重点发展低能耗、低污染、低资源的产业, 逐步减少经济增长对重化工业的依赖性, 提高“低耗高产”行业在陕西省经济中的比重。
4.3 发挥第三产业的节能作用
一般来说, 只有当第三产业比重上升到一定程度时, 即工业化进入后期或结束后, 一个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才相对完善, 经济发展对资源的需求趋于稳定, 能源和资源消费增速才能降下来, 美国等几个工业化国家, 在工业化后期或结束后, 人均GDP能耗基本趋于“零增长”。
产业结构的调整是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途径。节能工作不能仅依赖工业, 特别是陕西省现阶段粗放式、高能源依赖式的发展模式, 过度节能势必给经济发展带来冲击, 因此要充分挖掘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节能潜力, 特别是第三产业的节能潜力更要充分重视。未来应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 将节能战略由侧重工业节能向注重产业结构调整节能转变。
4.4 大力推广节能、低碳技术
国际国内经济发展实践证明, 技术创新是发展低碳经济, 实现节能减排目标的关键因素。陕西省在发展低碳经济中, 要牢牢把握科技创新这一关键, 组织实施重大科技研发与示范项目, 力争在低碳关键技术和关键工艺上取得重大突破, 在各个领域、多个行业全面促进节能减排工作。要高度重视节能、低碳技术的研究推广和应用。要利用后发优势, 在工业化进程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大力开发低碳技术和低碳产品, 促进低碳经济发展, 进而促进全省经济社会向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和低碳化发展。
参考文献
[1]陈诗一.能源消耗、二氧化碳排放与中国工业的可持续发展[J].经济研究, 2009 (4) .
[2]金乐琴, 刘瑞.低碳经济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J].经济问题探索, 2009 (1) .
[3]鲍健强等.低碳经济:人类经济发展方式的新变革[J].中国工业经济, 2008 (4) .
投资布局“经济转型” 篇8
“经济转型”一直是市场的热门话题,今年尤甚。多年来,经济转型一直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在各个阶段侧重不同的方面,关注着不同的内涵。
那么,到底应该如何在经济转型中布局投资机会呢?在中国经济面临转型的过程中,可以将目标锁定在上证龙头企业指数的相关产品上,通过“行行选三强”来预先布局朝阳行业。
与基本能够代表市场真实行业权重的沪深300指数相比,上证龙头指数在行业权重分布上差异最大的3个一级行业是金融地产、可选消费、原材料。
其中,可选消费行业将成为扩大内需、通过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模式的直接受益行业;原材料行业在上证龙头中的权重显著低于其在沪深300中的权重,它将更多地受益于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当经济增长开始逐渐向消费拉动转变之后,原材料行业与整体经济增长的相关度就会降低。
此外,在金融地产行业中,上证龙头企业指数和沪深300指数的差异主要是结构性的,沪深300指数的银行业权重比上证龙头指数高8.5%,而保险业权重则比上证龙头指数低5.7%。随着经济转型的深入、居民收入的增加,保险行业的需求越来越广泛,正逐渐显露出消费品的属性,相对银行业的发展空间来说,也更为广阔。
中国外向型经济必然要向扩大内需转型,而上证龙头企业指数可选消费行业比重高、保险行业比重高、原材料行业比重低,这些正顺应了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方向。可以说,上证龙头企业指数已经提前包含了经济结构的转型。
上证龙头企业指数的另一个特点是“行行选三强”,以各行业中的龙头公司为成份标的。在上证全指的25个二级行业中选出各行业的前3家最具行业领导地位的龙头公司作为成份股,因此这个筛选过程也被概括为“行行选三强”。
统计显示,在2005年至2010年上半年的5年半时间内,上证龙头企业指数的年化收益率达到20.39%,超越沪深300指数1.72%;累计收益率超越沪深300指数21.16%,达到177.47%。
与此同时,2007年5月-10月,是大盘股迅速上涨的一段时期,当期上证龙头企业指数收益率跑赢沪深300指数3.08%;而在2009年10月-2010年7月的一波中小板股票行情中,上证龙头指数收益率依然跑赢沪深300指数1.15%。从两个极端时期的对比中可以发现,上证龙头企业指数拥有持续超越沪深300指数的稳定的超额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