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转型（精选12篇）
世界经济转型 篇1
今日中国经济转型面临的诸多棘手难题, 既是增量改革负效应的陆续表达, 也是改革由整体推进向深层次攻坚过程中遭遇阻力之后的具体体现。
“十二五”既是中国经济迎来增长质量全面提升的过渡时期, 也是中国经济能否初步实现增长动力切换的关键五年。中国要力争在十年内实现经济增长由资本与外需驱动的成本推动阶段向技术与消费驱动的内生性增长阶段转变。既需要清晰的路线图及与之匹配的政策执行力, 也有赖于所有参与主体从战略高度上重视此次转型的国家意义和世界意义。
一、经济增长动力不确定性将增加
对于习惯了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中国民众来说, 假如中国经济在未来某个时候中国出现了增长疲劳, 以至于政府对其进行“热启动”也无济于事的话, 是否会感到讶异呢?当然, 有人会搬出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理论, 认为它同样适用于中国经济增长。也就是说, 本轮平均每年高达9.7%的增长周期还可以持续二三十年。钟情于比较优势且对中国经济一向保持乐观态度的林毅夫就曾预言:由于中国人均收入与产业国际分工水平较低, 升级空间非常大, 投资机会也非常多, 因此未来二、三十年里完全可以保持9%以上的高速增长。
笔者一点也不怀疑“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继续保持适度快速增长的现实性与可能性, 但当中国经济规模迈上具有指标意义的5万亿美元的台阶之后, 中国经济若要继续求得后续30年的类似增速, 无疑是超高难度命题。而且从经济增长的质量来看, 假如增长模式无法实现质的跨越, 简单追求GDP增幅不仅没有太多的福利效应, 还会导致既有增长模式弊病的进一步恶化;另一方面, 倘若中国经济真的像某些经济学家所说的早在几年前就跨过了“刘易斯拐点”, 则中国经济在逐步告别人口红利之后有可能会迎来痛苦的爬坡期。
众所周知, 中国在人均收入水平尚处于中下等阶段时就过早地进入资本深化过程, 没能充分利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来更加有效地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在技术进步与技术应用方面进展相对滞后, 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大量资本投入、大量资源消耗。导致全要素生产率 (TEP) 在1995年以后就处于低增长期。[1]这意味着中国主要依靠资本投入拉动经济增长的传统经济发展方式已经难以持续。笔者认为中国经济在逐步告别人口红利、“入世”红利和国际产业转移红利之后, 未来十年的增长动力将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
(一) 中国迄今在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方面仍未取得根本性突破
支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制度和技术性条件尚在建立和形成之中。环视当今世界经济规模排在世界前六位的经济体, 中国无疑是其中经济制度最不完善和整体技术水平最为薄弱的国家, 国民福利水平亦是最低的, 这就为经济持续增长种下了不利条件。且不论整体实力遥遥领先的美国在未来20年里都将是国际经济格局中无法回避的主角, 也不说工业实力雄厚的日本和德国在巩固自身优势方面的那股韧劲, 就拿经济实力有江河日下趋势的英法两国来说, 尽管有部分国际舆论在预测未来世界经济竞争主角时已经用印度和巴西来替代他们, 但谁要是忽视了上述两个老牌工业强国 (不要忘了英国还是顶尖金融强国) 的惯性优势和在维护既有地位方面的资源整合能力, 谁将迟早为之付出代价。坦白的说, 今日中国在面对二流工业国家竞争时一点也没有骄傲的资本。例如, 英国深知, 其在经济规模上被中国超越之后是不可能再追赶上来的。但英国一定会深耕金融优势、扎实基础研究, 并致力于提高工业技术和设计水平, 而且英国对前沿技术的先期投入今后将进入收获期。而这正是中国的短板。假如中国在吃尽制造业红利之后没能实现产业的整体升级, 而服务业的成长空间又不能相应扩大, 则不仅会出现制造业空心化现象, 还会面临价值洼地国家日益严峻的竞争挤压, 届时经济出现大范围的滑坡是完全有可能的。另一方面, 中国在市场与法治方面的补课也不是一两年就能完成的。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以及公平竞争环境的营造是经济转型必不可少的环节。而仅仅这两个环节, 就够决策层伤透脑筋的了。
(二) 福利增进作为促进消费增长和经济困难时期保持社会稳定的减震器, 一直未受到足够重视
众所周知, 过去30年间, 中国尽管凭借“全民补贴生产”的增长模式取得了超高速的增长, 但宏观经济风险却在不断累积, 经济内外失衡。另一方面, 由于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 加上收入分配格局向政府和企业倾斜, 可供民众分配的最终财富不多, 使得民众的消费能力与消费欲望一直难有实质性改观。偏偏民众消费的产品还高度市场化, 尤其是作为重要消费对象的住房, 价格高度市场化, 形成了民众的实际购买力与居高难下的房价之间的巨大落差, 大大抑制了内需的启动。尽管从经济发展史的角度来看, 处于经济起飞时期的国家, 在追求经济效率和财富增长过程中出现收入差距拉大是难以避免的。中国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施行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思路的确具有较强的工具价值。但收入差距持续拉大并超过国际警戒线却是不争的事实。而收入差距拉大, 不仅仅是经济问题, 亦是严重的社会问题。没有人相信, 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以及社会的和谐稳定, 能够建立在经济结构日渐失衡、贫富悬殊不断扩大的基础之上。
(三) 破解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的外部约束条件也是考验政府智慧的艰难命题
今日中国面临的真正问题并非GDP突破5万亿美元之后下一步该跃上哪级台阶问题, 而是要避免日本在进入5万亿美元俱乐部之后所患的巨型经济体综合症, 并尽力避免在西方热捧的所谓“中国模式”中滋生焦躁心理。20年前, 掌握最多力量工具的美国既然都可以将与自己在同一战壕中的日本间接拖入“失落的十年”, 为什么今天就不能如法炮制来敲打中国?尤其当美国正处于相对实力下降、维护国际地位成本不断增加的敏感时期, 美国更有这个战略冲动来打压中国的发展势头。事实上, 从今年以来美国在经济、金融以及地缘政治和军事领域的一系列动作来看, 意图围堵中国的趋势十分明显。假如我们在这方面稍有松懈或出现战略性失误, 就有可能付出沉痛代价。
可能危险还有:假如以楼市为代表的资产泡沫最终破灭, 且主要发达国家又在贸易和人民币汇率方面频频对中国发难, 则中国有可能在尚未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情况下, 在经济遭受重创之后错过重振的时间窗口。
二、经济转型开启最复杂经济革命
笔者认为, 业已启幕的中国“十二五”规划大戏如果能够真正开启中国经济战略转型之路, 不仅将在中国经济改革与社会发展史上极具标本意义, 而且在形成“中国模式”过程中贴上令人信服的标签。正如诺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日前所说的:“中国发展所带来的系统性、结构性的影响是史无前例的”, “中国经济转型正经历着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 但我将堵住压在中国最终能够转型成功上”。
斯宾塞的乐观一定程度上可能是看好中国经济转型背后的一系列支撑因素, 例如政府在促进经济转型中巨大的行为空间。不过, 了解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史的人都知道, 包括各级政府在内的所有市场参与主体在经济增长方面已经被证明为八段高手, 但在如何转型, 如何找到转型的切入点以及适应经济转型的配套制度改革等方面, 这些年来的进展与国家和社会的期望却有一定距离。事实上, 早在1995年制定“九五”计划的时候, 中央就要求实现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 并初步形成了一个良好的转型框架;2005年制定“十一五”规划的时候, 又再次提出要把转变增长方式作为今后五年的经济工作的重心内容;2007年的十七大重申必须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三个转变。但正如吴敬琏先生所说的, 中国在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 依然强大的旧体制遗产不仅没有得到清除, 反而成为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主要障碍。各级政府依然掌握着一些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GDP的增长依然作为各级政府政绩的主要标志,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受到很大的压制。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价格没有市场化, 而是由行政机关定价的或者受行政机关的影响, 以要素价格压低为特征的行政定价尽管有利于国有企业降低成本和增加盈利, 却导致了价格的扭曲。所有这些约束条件的存在, 使得经济结构的优化, 内生的技术进步, 集约增长的科学发展在绝大多数地方都没有实现。
如果说, 在中国经济规模和财富蛋糕并不太大的1995年前后, 政府为了实现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的宏观经济目标, 还可以适度牺牲转型时间窗口的话, 那么到了今天, 当中国的年GDP以及登上5万亿美元的台阶, 且具备较为充裕的物质基础和较强的社会承受力来支撑转型的经济和社会成本之后, 发展方式变革就不应仅仅是口头上的宣誓, 而当成为关乎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未来国际分工地位的迫切战略命题。
可以说, 全球都在关注并将持续中国这场迄今为止可能是最复杂经济革命的最终命运。放眼世界经济发展史, 无论是欧美和日本, 都没有今日中国如此复杂的国情, 尤其是如此庞大的人口、参差不齐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极为复杂的经济和产业结构。中国还不具备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可在全世界范围内配置资源的便利条件。而且发端于英国、兴盛于美国并以成熟市场经济为研究对象的西方主流经济学, 对促进美欧和日本经济和产业升级早已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理论框架。而其对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最多只能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中国经济改革的逻辑起点是在没有一整套现成的改革理论指导下渐进式探索, 并逐步取得进展的。
值得欣慰的是, “十二五”规划《建议》给出了较为清晰的转型路线图, 但如何让长期受制于传统增长模式路径依赖的各级各地政府全面理解和切实贯彻这张路线图, 却不是一朝一日之功。某种意义上说, 中国经济战略转型涉及的不仅仅是增长模式的转型, 还包括政府自身的建设和改革, 例如, 要尽快实现经济运行机制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变, 确立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但从各国政府改革的历程来看, 对政府行为的规制往往是说易行难。此外, 伴随经济转型过程还要有相应的产业革命为支撑, 中国如不能提升在全球产业链分工环节的地位, 国内消费者收入的显著提高亦是一句空话;至于适应经济转型所需要的政绩考核制度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以及集聚了巨大民怨的房地产市场秩序清理和相关改革, 等等, 无一不需要决策层拿出前所未有的改革决心和前瞻性的改革措施, 也同样离不开作为政策落实层面的各地政府全面升级发展思维, 消除地方政府和中央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非合作博弈。
三、拖延改革将会增加转型边际成本
可见, 今日中国经济面临的诸多棘手难题, 既是增量改革负效应的陆续表达, 也是改革由整体推进向深层次攻坚过程中遭遇阻力之后的具体体现。改革既需要关键领域的突破, 更要有新一轮的整体设计。
因此, 为了避免“十一五”规划中提出的一些比较好的思路在实践中落空的现象, 政府一方面应该集中海内外真正关心中国经济发展的经济学人与有关市场人士的智慧, 通过周密论证, 拿出一套关于中国经济战略转型的整体性框架来;并结合业已进行的新一轮全球产业革命尤其是低碳排放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硬约束, 制定中国未来五年、十年乃至更长时间里的主导产业发展导向;另一方面, 更要思考如何加强政策的执行力, 防止一项好的改革措施在执行中变调甚至干脆不执行的现象屡屡重演。尤其是要加大对地方政府投资冲动的约束, 切实改变现有的政绩考核体系, 解除各级各地官员的GDP情结, 加快以政府转型为主线的结构性改革步伐。即在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的同时, 通过相关制度设计, 实现政府转型, 使得市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确立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 使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财税体制改革、投资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以及农村改革相结合, 使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与银行业改革以及证券市场基础制度改革相结合, 以建立公平的宏观经济环境和使经济主体保持活力的微观机制。进一步地, 政府在释放权力、加快市场与法治建设的同时, 应通过适当的转移支付, 实现财富积累由政府向民间尤其是广大百姓的有序转移, 真正做到藏富于民, 并辅之以高质量的教育和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最后, “十二五”期间, 应该切实提高投资质量和资本积累的有效性, 将经济增长的重心转到更多地依靠技术进步, 以给资本寻找新的投资渠道和创造新的需求。
中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彻底转变可能需要两个五年规划。各级各地政府既不能以追求增长为由而拖延经济转型, 也不能在没有清晰路线图的情况下急于求成。业已具备转型条件的沿海发达省份理应在这方面先行先试, 探索出适应中国经济转型的可行路径。
摘要：今日中国经济面临的诸多棘手难题, 既是增量改革负效应的陆续表达, 也是改革由整体推进向深层次攻坚过程中遭遇阻力之后的具体体现。改革既需要关键领域的突破, 更要有新一轮的整体设计。
关键词：经济转型,经济革命,十二五
参考文献
[1]章玉贵.经济转型倒逼内生经济增长模式[N].上海证券报.2008.12.16.
世界经济转型 篇2
作为地勘单位，如何在新常态下加快转型升级，逐步提高生存和发展能力，实现地勘经济可持续发展，是我们必须面对而且必须要做好的课题。现围绕地勘经济转型升级，结合山东省第七地质矿产勘察院（以下简称山东七院）实际，谈几点看法。
一、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切实增强对地勘经济转型升级紧迫性和必要性的认识
（一）转型升级是实现地勘单位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需求。面对经济发展新常态，地勘行业投资减少，地勘经济发展面临严重挑战。实施地勘经济转型升级既是贯彻山东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党委战略部署，也是实现单位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要进一步提高认识，时刻绷紧这根弦，印在心中，刻在脑中，增强加快转型升级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以更加积极地态度、更加扎实的工作加快推动转型升级。
（二）转型升级是应对新形势下矿业市场变化的迫切需要。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地质工作正向矿产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并重发展，矿产地质工作投入由传统固体矿产向能源矿产倾斜，地勘单位发展面临新的拐点。根据矿业市场的变化，地勘单位应积极拓宽思路，及早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优化，转变传统地质工作观念，跳出传统圈子来看待发展，努力融入区域经济，主动拓展服务领域，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好服务的前提下提高自身社会地位，赢得生存和发展空间。
（三）转型升级是建设和谐美丽新七院的客观要求。山东七院队伍规模比较大，经济发展、效益、职工收入与局先进兄弟单位相比还有一定差距。要扭转这种落后的局面，实现更快更好的发展必须转型升级，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抢抓机遇，应对挑战，拼命工作，形成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努力推动全院各项工作上新台阶，逐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二、打开思路，拓宽出路，扎实推进地勘经济转型升级
面对新常态、新形势，地勘单位应围绕国家和地方发展战略，结合单位形势，积极拓宽发展思路，用大资源观统领地质工作，着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进一步优化和提升现有产业，努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争取尽快在提质增效、转型升级上取得实效。
一是巩固地质勘查业。山东七院立足和突出金刚石找矿优势，加强与大企业合作力度，力争形成几个安徽外经建式的合作伙伴，自主或合作开发好蒙阴西峪金刚石项目；强化基础地质调查，积极争取中国地调局、中央地勘基金、西部省区、省内财政项目，为矿产评价项目立项选点，争取好的找矿成果；抓住市场低迷时机，以市场为导向，紧跟国家资源需求，争取好的矿业权和矿业开发项目。在加强传统固体矿产工作的同时，山东七院着重加大页岩气、宝玉石、砂岩型铀矿、海洋地质等领域的拓展；物探、测绘要向工程领域、地理信息方面开拓。
二是拓展大地质服务业。山东七院密切融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积极建言献策，变被动为主动，找准切入点，以为地方提供优良地质服务的业绩赢得市场、赢得支持。围绕生态、环境和民生问题，山东七院积极拓展环境地质、农业地质、城市地质、浅层地温能、地下水污染治理等领域，由勘查向长期监测延伸，提高服务的广度和深度。
三是做强工勘施工业。山东七院转换经营机制，加强与大企业合作，积极延伸产业链条，拓展服务领域，走物探、测绘、勘察、施工等多技术手段协调发展的路子，更多承揽高铁、地铁、桥梁、浅层地温能、城市地下管网等大型工程的勘察、施工。
四是特色发展多种经营业。山东七院紧密结合地方经济发展和单位优势，努力拓展发展思路，寻求新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同时，下属驾校结合自身特点，争取在车辆维修、加油站等领域拓展业务；培育房地产产业，积极推进新基地建设，统筹规划好老基地开发，争取在商城经营上占一席之地。
三、强化支撑，夯实基础，为转型升级提供坚强保障
山东七院围绕经济发展中心，进一步强化措施，建立内部管理、质量品牌、科技创新、人才队伍、资质建设、资本运作、市场体系、思想文化等八大支撑，夯实基础，以卓有成效的工作推进转型升级。
一是强化内部管理，提高管理水平。树立规矩意识，严格按制度、按程序、按原则办事。强化项目管理，开展好项目管理提升活动，以项目管理为突破口，加强成本管理，杜绝以包代管，提高经营利润率水平。加强财务管理，加大项目结算和应收账款清理力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规避金融风险。严格内部审计，推进审计工作常态化，建立审计整改长效机制，严格责任追究。结合事业单位改革进展情况，进一步探索绩效工资管理和激励机制建设。
二是提高质量信誉，打造七院品牌。树立以质量求生存观念。严格执行设计及有关规范、规定，认真落实好三级质量管理，保证地勘项目质量和资料完备可靠。加大技术质量考核和奖罚力度，增强技术人员质量意识。加强诚信建设，建立质量追究制度，以过硬的质量和信誉赢得市场，树立和保持良好单位形象。
三是强化科技创新，实施创新驱动。重视和加强科技成果研究，以纪念山东七院发现全国第一个有工业价值的金刚石原生矿50周年纪念活动为契机，充分发挥山东省金刚石地质研究中心的平台作用，以科研项目为纽带，加强与高校、科研院所联合攻关，突破找矿技术，提高单位核心竞争能力，争取更多的科研成果。
四是加强队伍建设，优化人才结构。坚持人才强院战略，全面落实局“十百千人才培养计划”，实施好“3650”工程。加大年轻干部选拔和培养力度，为单位长远发展打基础。加大职工培训力度，组织好沂蒙地矿大讲堂，开展好技术比武和师傅带徒弟活动，注重地勘项目安排与技术人员培养相结合的方式，培养和造就一批高层次领军人才和专业技术人员。根据生产经营、转型升级需要，积极培养和引进资本运作、海洋地质等方面的人才，不断优化队伍结构。
五是加强资质建设，提升竞争能力。积极创造人、财、物条件，整合资源，满足资质建设需要，努力争取资质升级。组织申报土地复垦、水利、环保等方面的资质，为开拓新的市场领域创造条件。加强资质管理和使用。
六是加强资本运作，增添发展活力。重视拉长产业链，努力探索借力资本市场，走资源、资产、资本相融合的路子，积极加强与银行、财团、公司的合作，利用项目多渠道进行融资，把手中矿权、房地产项目运作和开发好，实现超常规发展。
七是加强市场体系建设，拓展发展空间。开展和巩固好三个新开拓思想大讨论活动，结合单位实际，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实行差异化策略，加强和固定与大企业的合作，通过大项目、大市场带动大成果、带动人才成长、带动大发展，努力拓展省外和国外新空间。
中国经济转型 世界发展机遇 篇3
中国经济改革初见成效
“善治病者，必医其受病之处；善救弊者，必塞其起弊之原。”为了让中国乃至世界经济走得更好更稳更远，中国决定实施结构性改革，着力解决经济中的深层次和中长期问题。外媒认为，中国所采取的一系列结构性改革政策正在取得成效，从根本上推动中国经济提质增效。
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刊发文章指出，中国正在进行的经济结构改革正在取得一定的成效，这是一个可喜的消息。中国需要从投资占重要比重的增长模式转向以更加可持续的增长为基础的模式，进一步专注于供给侧的创新和需求侧的消费。这种调整正在缓慢进行，消费在GDP中的份额正在上升，有利于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世界经济也会受益于逐渐转型的中国经济。
日本《每日新闻》认为，中国提出的“新常态”目标方向是正确的，应以全面的视角看待中国经济，不能仅用增长率来衡量中国经济。
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合理
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2016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为6.5%～7%。实际上，由于现今中国经济体量巨大，现在国内生产总值（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的增量，相当于5年前1.5个百分点、10年前2.5个百分点的增量。海外舆论认为，中国此次设定的经济增长区间目标留有一定的调控空间，体现了政策弹性和转型决心。
美国《纽约时报》称，中国今年将经济增长目标从一个具体的数字调整为区间范围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美国《华尔街日报》认为，在当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正进行结构性改革且全球经济疲软之际，中国政府下调增速目标符合普遍预期。英国《金融时报》指出，这一预期得到了国际经济学家的普遍认同，表明中国政府力求在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和推进改革之间达到平衡。
财政货币政策受到肯定
作为“看得见的手”的重要组成部分，财政货币政策历来受到关注。对于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和GDP匹配的财政赤字预算、“营业税改征增值税”以及貨币政策，外媒给予了充分解读和肯定。
日本《读卖新闻》认为，中国通过扩大财政支出与实施金融政策，实现稳定增长目标，对于目前市场而言无疑是一剂定心丸。英国《金融时报》指出，中国的财政赤字目标设定远低于预期，凸显出中国并不愿意积极扩大财政刺激来促进经济发展。
对于中国将首次在所有行业推行“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印度报业托拉斯援引分析人士分析认为，该项政策至关重要，可以提高税收结构的效率并减少税务负担，中国将从此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增值税制度之一。
中国经济仍将惠及全球
英国广播公司认为，发改委主任徐绍史在记者会上对中国经济发展形势的回应非常有针对性，中国官员正在借此次两会向外界传递经济转型的信息和信心。美联社认为，徐绍史向外界传递出了明确信号和愿景，中国经济绝不可能硬着陆，也不会在经历经济强劲发展后出现增长大幅放缓的情况。中国经济将继续为世界经济发展作贡献，不可能拖累全球经济。
浅析山西经济转型 篇4
关键词：山西经济,发展现状,主要问题,转型发展,机遇,文化旅游
当前,我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作为资源型省份,山西的经济发展困难重重。如何走出发展困境、实现振兴崛起,转型是一条必由之路。如何进一步找准方向、实现有效转型,文化旅游产业是一个重要突破点。
一、山西经济发展现状
山西经济兴于能源,却困于能源,属于典型的资源型经济,抵御市场风险能力低。从山西经济增长的一系列数据看:1998年亚洲发生金融危机,山西经济大幅度下滑,1999年经济增长7.3%,全国倒数第三。2008年下半年全球发生金融危机,2009年山西经济增长5.5%,全国倒数第一。近三年来,在经济持续下行、煤炭价格持续下跌的大背景下,山西经济再次跌入了深谷:2013年增速8.9%,全国排名降至23位。2014年增速仅为4.9%,直降至全国末位。2015年一季度增速更是低至2.5%,全国排名垫底;全年增速3.1%,全国倒数第二。2016年上半年增速3.4%,继续保持全国倒数。
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速虽然有所放缓,但仍然保持中高速增长态势,维持在7%左右。如2015年,全国经济增速6.9%;2016年一季度、上半年均为6.7%。可见,山西的经济增长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见下图)。—
在经济新常态下,处于转型期、换档期、阵痛期的山西经济不断深幅调整,已经跌入谷底。山西经济发展处于改革开放以来最困难的时期。
二、山西经济发展主要问题
(一)山西经济发展面临诸多问题
从短期看,经济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煤炭价格持续下跌,2015年12月吨煤综合售价与2011年5月最高点相比,每吨下跌431.8元,下降65.8%;企业效益深度下滑,2015年煤炭行业累计亏损94亿元,同比减利增亏108亿元;工业企稳回升基础不牢,仍在负增长区间运行。从长期看,经济发展规模不大、结构不优、质量效益不高等矛盾仍然突出,“一煤独大”没有实质性改变,传统产业产能过剩;生态环境脆弱,科技创新能力不强,发展方式依然粗放;对外开放水平较低,等等。
2016年以来,中央提出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积极推进“三去一降一补”,对山西的影响巨大而深远。尤其是“去产能”,作为能源大省,山西第二产业中煤、焦、冶、电四大传统支柱产业占比达到75%以上,几乎主要的产业都存在产能过剩的问题。可见,山西的经济发展面临的形势更复杂、困难更艰巨。
(二)转型是山西经济发展的唯一出路
这是全省的共识。多少年来,山西一直在提转型,但转型一直在走一个怪圈。煤价一上涨,全民挖煤,转型的事情,立即烟消云散;煤价一下跌,经济下行、财政困难,转型的事情,就成为头等大事。从根源上来看:煤炭市场好的时候,无心转型;市场差的时候,无力转型。目前,“处于改革开放以来最困难的时期”的山西经济,GDP增速在全国倒数第一、第二,已经再无退路,必须重拾信心、直面危机、快速转型。
三、山西经济转型发展面临的机遇
(一)积极融入国家区域战略
2015年9月,国务院颁布《贯彻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分工方案》,批复《环渤海地区合作发展纲要》,明确了山西在整个区域结构中的战略地位,更多地将山西纳入到环渤海和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当中,使山西的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有利于拉动清洁能源、高铁装备、新能源汽车、文化旅游、现代农业等产业发展,有利于转移产能过剩,更为山西融入国家区域战略、实现新突破提供了难得的战略发展良机。
分区域来看,山西各市也有相应的发展机遇。如临汾、运城融入“黄河金三角”。(其中,运城还是“中原经济区”、“山西省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和“晋陕豫黄河金三角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等三个国家级经济示范区叠加的地级市,在全国也是比较少见的)。大同融入“长城金三角”(大同、张家口、乌兰察市),等等。
(二)相关政策强力支持
2016年4月,山西省政府正式发布《山西省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实施方案(2016-2020年)》和《山西省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2016年行动计划》,充分发挥资源型经济综改试验区建设对经济社会发展改革的牵引作用,标志着山西省转型综改试验区建设在“十三五”开局之年进入第二阶段,全面铺开、深入推进。《实施方案》部署了“8822”计划,涉及80项重大改革,80项重大事项,200个重大项目,20个重大课题。内容涵盖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科技创新、金融振兴、民营经济、财税体制改革、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新型城镇化、农村改革、脱贫攻坚、民生保障、政府自身建设,以及区域合作和对外开放等各个重点领域。《2016年行动计划》坚持问题导向和发展导向,以土地、科技、金融、人才等要素驱动为重点,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产业转型、生态修复、城乡统筹、民生改善等方面继续安排实施一系列重大改革、重大事项、重大项目、重大课题,着力破解重点领域、关键环节体制机制改革难题,重点部署了“2455”重点任务,20项重大改革、40项重大事项、50个重大项目、5个重大课题。2016年4月,山西省政府出台《中国制造2025山西行动纲要》,提出“打造国内重要制造业基地”的目标;5月,山西省政府出台《关于山西融合环渤海地区的实施意见》,全力承接京津产业转移,提出打造综合能源基地、现代物流基地、文化旅游休闲基地、生态绿色产业基地,成为环渤海地区转型升级新引擎和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2016年7月,山西省政府出台《山西省“十三五”服务业发展规划》,提出在2020年之前构建“天字型+网络化”服务业布局,重点推进现代物流、现代金融等11个生产性服务领域和健康服务、养老服务等10个生活性服务发展,到2020年,山西将建成中部地区旅游文化强省、在全国有影响力的金融大数据中心和生产性服务大省。
从国家支持力度来看,2016年2月,山西综改试验区建设再获重大授权,山西省成为全国电力体制改革综合试点省份之一,也是国家电网公司覆盖区域第一个全省域电改综合试点省份。4月,国土资源部把煤层气勘查开采的审批权下放山西,这是全国首例,也是国家在简政放权给山西省的具体举措。
以上这些政策的推出和落地,都在很大程度上为山西省的经济转型提供了政策保障和支持。
(三)转型升级累积效应不断显现
面对复杂严峻的经济形势和多年少有的困难,山西省委、省政府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转型升级取得一定成效。总体来看,山西省经济结构调整稳步推进,投资结构继续优化,新动能不断聚集释放,好的势头逐步巩固加强。2016年上半年,山西省GDP增速比一季度加快0.4个百分点;服务业增长7.6%,继续引领全省经济转型;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0.6%,出口增长13.4%,投资结构、出口结构进一步优化;煤炭和钢铁产量分别比同期下降14.4%和4.8%,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分别增长47.7%和48.5%。“三去一降一补”初见成效,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好的势头逐步巩固加强。
(四)新一届省委提出重大发展思路
新一届省委鲜明提出“一个指引、两手硬”的重大思路和要求,一个指引是坚定地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一手是持续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着力构建良好政治生态;一手是自觉践行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经济稳步向好。两手都要硬。在经济建设方面,新一届省委强调山西经济一定要转型升级、浴火重生。提出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理直气壮地抓发展第一要务;提出“创新驱动十项规划、转型升级四大措施”,把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紧密结合起来,努力走出一条资源型经济创新驱动、转型升级的新路。总体目标是“重塑山西美好形象,实现山西振兴崛起”。
四、山西经济转型的主攻方向应为非煤产业文化旅游
煤炭资源是不可再生的,总有枯竭的时候;文化旅游是取之不竭的宝藏,不仅可以重复使用,而且越深耕细挖就越丰富多彩,就越有收获。所以,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山西省确定的七个“非煤”产业,第一产业就是文化旅游。文化旅游将是未来山西经济转型发展重头戏、排头兵。
(一)文化旅游的总体优势
山西是文化大省。山西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历史悠久,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达3000年。山西拥有全国首屈一指的452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占有全国75%的辽金以前的木结构建筑物。
作为中华文明的摇篮,“三个一”代表了山西古文化的精粹。“一座都城”,即临汾襄汾陶寺遗址,树起了5000年中华文明的伟大丰碑。临汾襄汾陶寺遗址,被“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专家认定为“帝尧都城”,使尧文化走出传说成为信史,是中华文明最早、最有根据、最完整和最庞大的社会文明遗迹,把我国历史至少再向前推进了500年,成为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中一个最新的重要支点和基石。“一堆圣火”,即运城黄城西候渡遗址,把人类用火的历史推进了100万年。运城芮城西侯度文化遗址,其出土的石制品、“火烧骨”等人类活动印记,展示出180万年前古人类的生存环境、生存能力等细节,比我们熟知的周口店北京猿人用火要早100万年,也把我国范围内发现的人类用火历史,向前推进了100万年。“一缕曙光”,即运城垣曲的“世纪曙猿”化石,把类人猿出现的时间推进了1000万年。运城垣曲发现的4000多万年前的“世纪曙猿”化石,把类人猿出现的时间向前推进了1000多万年,被专家认为是“类人猿亚目黎明时的曙光”,有力质疑了“人类起源于非洲”的论断,证实了人类远祖很有可能起源于中国,起源于山西。
山西是旅游大省。黄河根祖文化有尧、舜、禹、夏的古都遗址、武圣关公故里、洪洞大槐树;佛教文化有始建于北魏的云岗石窟、居四大佛教名山之首的五台山;明清时期晋商文化的杰出代表有平遥古城、中国金融业鼻祖“日升昌”票号博物馆、乔家大院、常家庄园、王家大院等;在中国建筑史上称奇的有北岳恒山悬空寺、应县木塔等,近年来,以八路军总部为代表的红色旅游和以太行山大峡谷、王莽岭为代表的自然山水旅游也日趋成熟。
旅游资源丰富、文化底蕴浓厚,挖掘潜力巨大,这是山西旅游的特点。主打的文化旅游牌有古建佛教(五台山、北岳恒山、大同云冈、应县木塔)、晋商民俗(乔家大院、平遥古城、王家大院、常家庄园)、黄河根祖(洪桐大槐树、运城关帝庙、临汾尧庙、壶口瀑布)三大系列品牌。近年来,以八路军总部为代表的红色旅游和以太行山大峡谷、王莽岭为代表的自然山水旅游也日趋成熟。
同时,山西旅游文化分布相当广泛。如运城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多达90处,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数量最多的地级市;“古中国”文化、关公文化、善文化极具代表性。临汾有陶寺“古中国”文化、黄河文化、根祖文化;吕梁有红色文化、黄河文化、道教文化;大同、朔州、忻州有边塞文化、佛教文化(其中右玉县是全国首屈一指的、以县为单位的4A级景区);晋中、太原有晋商文化、民居古建文化;长治、晋城有红色文化、山水文化、古堡文化;阳泉有关隘文化、忠义文化,等等。可以说,几乎每个市、每个县都有自己独特的、有影响力的旅游资源。
(二)文化旅游发展的机遇
从政策支持上看,国家提倡全域旅游,2015年8月印发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的意见,鼓励带薪休假、错峰休假,提出2.5天小长假、鼓励弹性作息,全面推动旅游发展。山西“十三五”规划提出旅游发展目标:到2020年,全省旅游经济总收入、旅游接待、人均出游率、旅游就业四项指标,要比2015年翻一番。
从金融支持上看,2015年10月,山西旅游局与10家金融机构与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赢得了金融支持的全力支持。
(三)文化旅游发展的初步成效
从数据上看,山西省旅游收入持续快速增长:2011年1300亿元,2012年1800亿元,2013年2300亿元,2014年2720亿元,2015年3447亿元;年增长率连续保持20%的增幅,2014年增长23.5%,2015年增长21%。2015年,山西资源型企业转型旅游业215家,总投资320亿元。异军突起的旅游业,已经使山西的经济转型迈出了扎实的一步。
从案例上看,最成功的转型案例是晋城皇城相府的三次转型。皇城相府村从传统农业转型到煤炭工业,从煤炭工业转型到旅游产业,再从煤炭工业转型到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如新能源电动汽车行业,成立宇航客车厂生产纯电动公交车;如生物制药行业,相府药业已经在新三板挂牌),三次转型非常成功。皇城相府村2015年旅游门票收入1.73亿元,旅游综合收入7亿元;700多人的村庄,拥有25家公司、60多亿元资产;村民收入从90年代的500元到2015年的5万元,20年增长100倍。还有很多成功转型的典型。如临汾的云丘山、晋中绵山,同样是从煤炭行业成功转型;平遥古城的“又见平遥”,目前正在准备二期;再如,被评为2015年“感动山西”特别奖的晋城“沁河突围”团队,17个煤炭村抱团破冰打造古堡旅游文化,是山西村域经济转型的一次成功尝试和突破。
从影响力上看,2016年,山西以申办全省旅游发展大会主办城市评选活动为介,通过山西卫视在国内推出第一档旅游城市品牌推介竞演节目《人说山西好风光》。这档节目以“给你一个去山西的理由”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采用全新比赛方式,11个市的市委书记、市长领街真人秀,亲自登上舞台推介自己的城市。同时,节目特邀社会名人、营销专家助阵,通过多种形式、独特视角,介绍当地的历史文化、特色美景、民俗民风、地方美食以及未来的旅游发展规划,让更多的人认识山西,了解山西,爱上山西。《人说山西好风光》节目,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山西文化旅游的影响力。2016年8月31日,大同以“山西旅游大联欢----让旅游快乐起来”为主题,成功举办2016山西旅游发展大会,代省长楼阳生明确提出要将“文化旅游业培育成山西省战略支柱产业”。
南来北往知山西,华夏文明看山西,表里山河行山西,物华天宝品山西!山西的经济发展,转型是唯一出路。同时,山西已经找到了转型发展的突破口———文化旅游,并且在不断持续推进中。我们坚信山西一定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实现振兴崛起。
参考文献
[1]杨子荣编著,李玉明审定.三晋文明之最.三晋出版社,2012年
[2]李志强.山西蓝皮书:山西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报告(201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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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克强.政府工作报告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金融时报,2016.3.18
[5]要维维,高于茸.我省绘就“十三五”服务业发展蓝图.山西晚报,2016.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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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山西晚报讯.省委召开党委会议研究部署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山西晚报,2016.8.2
经济网点转型 篇5
铸造精品网点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开展以来，XXXXXXXX着力在统筹兼顾中夯实学的基础，在解决问题中抓牢做的关键，XXXX把党章党规和系列讲话作为党员“必修课”，注重集中学习与个人自学、原原本本读与深入讨论学、学习先进典型与汲取反面教训、学习党规党纪与“六种文化”、坚持问题导向与边学边改“五结合”，汲取精神营养，打牢信念之基。
为认真贯彻全市XXXX2016年工作会议精神，我行深入开展推进XXXX六种特色企业文化建设，我行广大干部员工通过对“六种文化”的学习，深刻领会经营、价值、精神、制度、创新、团队的企业文化精髓，这必将成为我们每一位员工的价值遵循和强大的精神动力。而作为一名网点工作人员，我和我的同事也意识到，在XXXX网点转型的道路上，我们真真切切要把“六种文化”融入其中，贯穿到科学管理中，渗透到从严治行中，以企业文化凝聚士气，以企业文化提振精神，以企业文化引领发展，提升“软实力”。而作为XXXX门面的数千家基层网点，实现转型是XXXX为谱写一流商业银行建设新篇章持续注入的新能量新动力，是XXXX腾飞的翅膀。以下是我结合营业室实际，对网点转型的必要性和在XXXX“六种文化”引领下，打造精品网点战略目标的一些思考。
为了顺应发展，我行开始了股份制改革，对发展战略、客户战略、服务战略、产品战略进行转型，从而带来了XXXX销售渠道的功能型转型，即网点的转型，其关系到我行服务价值的大小、与核心竞争力的高低。网点改造是我行进入市场与客户面对面提供服务的触角，是银行销售产品、提供服务的渠道。XXXX的网点经历了从规模布局到集约经营的收缩调整过程，进入了网点调整、走集约化经营、提高单个网点产能的阶段。网点改革成为我行发展的重要环节，我行的网点转型如火如荼的开展开来，这次转型不是形式上的转型，而是全方位的、软硬件俱到的转变，做好顾客的分流，提高工作效率，使顾客可以享受更方便快捷的服务，减去长时间排队等候的烦恼。我行也在加强员工的业务技能的培训与提高，要求员工的业务熟练、服务规范，业务分工化、合理化。
在网点转型之前，我行网点在经营管理存在以下问题：
（一）低价值客户排挤高价值客户。对银行服务不满的客户90%以上都是因为办理等候时间过长而引起的。有不少客户反映，在繁忙时，办理业务的平均等候时间都要超过30分钟。由于我县是水果大县，在收获季节果农会大量存取现金，绝大部分是低端客户，其占用了大量资源，优质大客户被排挤，高端客户逐步流失，网点效益增长乏力。网点业务流程普遍以线条管理，高现金的授权业务不仅占用了大量的时间和人力资源，也延长了客户的等候时间，导致不能给客户提供现代化、人性化的服务体验。影响了优质客户的忠诚度，也引起了员工的较多抱怨，影响了工作的积极性。
（二）网点员工的主动营销意识不强。作为和客户直接接触的一线柜员，在识别客户、营销产品的方面往往具有很大优势，柜员是否能善于识别高价值客户，是否能挖掘理财客户的需求，对网点业务水平的意义重大。由于柜台业务压力大，大部分柜员还是以会计核算为首要任务，主动营销意识不强，加之柜面业务复杂繁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柜员主动营销的积极性。
（三）网点员工之间分工不明确，责任心不强，出现推脱客户的现象。当有些疑难复杂非现金业务出现时，由于大堂没有及时疏导，就出现高柜推低柜，低柜推高柜的情况。很多客户因为对我们制度的不理解，排队时间过长，很容易出现投诉情况。久而久之，客户会对XXXX的服务出现很多负面感触，也可能导致很多客户群的流失。主要原因是网点员工责任心不强，对客户引导不到位。
（四）不能积极主动引导客户使用机器设备。我行在推行网点转型之初，配备大量先进设备，好多复杂业务可以使用机器办理，这样大大提升网点业务效率，但我们引导员没能对客户仔细讲解机器用途和功能，导致许多客户依然不会使用，不敢使用。许多业务依然停滞不前，工作效率原地踏步。
在我国经济形势的新常态下，省分行顺应发展，主动开展网点转型，倡导培育和根植“六种文化”来引领XXXX发展，逐步深化改革，加速推进网点转型建设；大量投入超级柜台，配置更多ATM自助设备；内外机构调整，使网点销售拓展更加贴近客户需求；网点人员配置更加合理，网点业务流程更加高效便捷。根植“六种文化”，我们会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一）诚信立业、绩效卓越、服务社会、成果共享。网点转型必然会使有些员工出现思想上的波动，网点负责人要建立合理的计价分配标准，营销奖励机制。员工自身必须克服心中的“懒”和工作行为上的“赖”。我们依然要牢记XXXX的使命，面向“三农”、服务城乡、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只有我们通过的努力，才能共创价值，XXXX也必将履行它的使命“回报股东，成就员工”。
（二）忠诚担当、迎难而上、求真实干、敬业奉献。我们本身就是服务行业，业务目标就是服务大众，网点转型的关键就是要把网点从产品中心转向客户中心，服务中心。客户资源是网点经营管理的根本，要有效维护客户关系，在实施客户细分的基础上，我们每位员工要承担自己的责任，对自己的客户，尤其是优质客户，要定期通过客户系统进行短信营销，电话营销。要不断丰富客户持有XXXX产品的种类数。不断提高客户在XXXX的钱包份额。加大对个人网银、贷记卡、基金等产品的推广力度。在具体工作中，我们必须不怕烦，不怕累，要紧跟我行对产品的更新，努力学习掌握产品的用途和操作实际，为客户耐心解释，努力营销。推动网点以产品为纽带、切入对目标客户的拓展维护，循环往复，持续提升网点作为基本经营渠道的作用，并使之逐步变成银行零售业务超市。
（三）内心认同、自律遵守、令行禁止、从严治行。中国XXXX一直强调依法经营、从严治行。这既是落实党和国家重大决策的政治任务，更是推进改革创新、推行网点转型、实行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和主动选择。而营业网点是XXXX风险防控的第一道关口，从近年来发生的一些案件分析，造成社会反感和舆论发酵的银行案件往往于员工的职业道德和不良的操作习惯相关。解决这一问题，最关键是加强对“人”的管理。严于治行，就是要把强化党委领导、优化预防机制和提升员工素质紧密的集合起来，实现员工“要我守法”向“我要守发”转变，坚持“一把手讲合规”和“合规从高层做起”逐级身体力行，起到示范效应。而加强内控监管，防范柜面业务的操作风险是推动营业机构规范运营，维护消费者和银行自身安全的重中之重，也是网点转型的基本保障。网点、会计主管部门、风险监控部门，要强化内控机制建设，建立分工明确、职责清晰、有机配合、无缝对接的内部制约和监督机制。同时柜员要加强学习培训，推行上级行对柜员“三基本”的学习要求。通过持续推进临柜业务“标准化、规范化、制度化”,促进营业机构实现“铁账、铁款、铁规章”的管理要求。
经济转型话民企 篇6
民营企业与社会经济发展休戚与共
记者：季书记，中央的《建议》为我国今后一段时间的经济、社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您作为一个与经济工作有密切联系的工商联的领导，对《建议》的意义是如何理解的?
季晓东：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是一次在我国发展的关键时期召开的关键会议，她通过的《建议》从根本上指明了我们前进的方向，即“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最近，我刚从南美访问回来，对于说我国处在关键时期，借鉴当今世界和历史的经验，感受尤深。当一个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00至数千美元时，往往会有两个前途，一是走向全面的现代化，二是走向危机和动荡。世界上有个“拉美现象”：拉丁美洲许多国家在上世纪70-90年代，较快地实现了初级工业化，GDP人均达到1000至4000美元，但以后出现了严重失误，对未来发展应对不当，经济、社会倒退恶化，出现严重持续的金融危机，有的国家GDP回到30年前的水平，失业率最高达到20％。这种情况应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处在现在这个阶段，既是战略发展期，也是社会矛盾的多发期，因此，在这个特别时期，战略目标和发展路径的选择正确与否就显得特别重要。五中全会对我国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的现状、矛盾及方向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由此做出了科学的判断，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十一五”规划的建议。《建议》擘画了我国未来五年发展的宏伟蓝图，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随着《建议》的贯彻落实，我们国家一定会避开“拉美现象”，走向全面小康的现代化社会。
记者：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无疑是“十一五”期间最重要的任务，季书记您觉得，落实科学发展观，对民营经济的发展有何意义?
季晓东：科学发展观对于民营经济的指导作用是不言而喻的。科学发展观是总结了国内外在发展问题上的经验教训，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民营经济的发展，同样离不开科学发展观的统辖。通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发展是第一要务已经深入人心，全党全社会形成了共识，但更要懂得为什么发展?怎么去发展?我们不能光讲GDP、规模，而是要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民营企业的发展首先要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民企的命运是与整个时代发展的要求休戚与共的。看不到这一点，民营企业就失去了健康发展的前提，就单个企业而言，就会走入死胡同。从这个意义上讲，引导民营企业以科学发展观作为自己行为的指针，是我们工商联在“十一五”期间的基本任务和工作大局。
经济转型挑战与机遇并存
记者：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十一五”的重大战略任务，而我国相当多的民营企业，其经营是粗放式的和资源消耗型的，民企面临着转变增长方式的巨大挑战，您认为这些挑战主要在哪里?有没有机遇?民企又该如何应对?
季晓东：你对民营企业的分析基本上是符合现状的。根据我们的随机调查，民营企业80％在传统的制造业和商贸业，人均创造财富率都较大落后于国有大型企业和外资企业，其企业战略、经营策略及内部管理行为方式等方面与主导产业的要求吻合度不高。当然，这是有历史的原因。这些民营企业在创业时就起点低，开始只能进入劳动密集型的低端领域，加之为生存需要，不得不采取粗放式的生产方式，但我们不能因此就不作改变，而是要面对现实，要让企业融入到社会主导的方面来。令人高兴的是，上海较全国而言，一些科技创新具有核心技术的企业群体性地出现，发展势头也不错。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民企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挑战中含机遇，机遇在面前了，又面临着如何去做的挑战。当然，对民营企业也要有所区别：有些创业较早处在传统行业的企业，要把二次创业与升级转型结合起来，用先进技术和信息技术加以改造，调整产品结构；对于上世纪90年代一些知识分子下海创办的企业，以及后来“海归派”所办的企业，一般科技含量较高，有的本身就具有核心技术，对这些精英企业，要大力扶持，使之有更大的突破。总之，改变经济增长方式不搞一刀切，不搞大跃进，改造一批，提升一批，带动一批。要发挥榜样的作用，要有一批企业形成重点，产生质的飞跃。
记者：季书记，在十一五这个大背景下，上海的发展会呈现哪些特点，上海的民营企业该怎样作为?
季晓东：上海具有科技创新的优势，民营企业自然也能大有作为。我们要发挥新兴优势，从自身条件和实际出发，积极投入市里聚焦的重点产业，如肝、新材料、生物医药等。在差距不是很大，而市场前景是一样的产业和项目上，如果我们把握先机，适时介入，就能取得相对有利的位置。
我们可以把科技分成原创的、集成的和二次创新的，那么，民营企业更多的机会可能在“集成”、 “二次创新”上。民企完全可以发挥“后发”因素，在利用别人成果的基础上少走弯路，找到和找准切入点，实现超常规发展。以国家为例，韩国是拿来主义，充分利用国际上的先进科技，日本也是。上海要发挥积聚效应，上海有那么多的研发机构、高校、著名的企业，要利用好“上海”这个品牌。还要发挥中小企业的体制优势。发达国家80％科技在中小企业，他们是科技的孵化器，源源不断地提供科研成果，然后转化成生产力。微软先前也是中小企业，盛大现在市值50亿美元，也是由小而来。上海微创的留学生团队，用了7—8年时间，产值现在每年都翻番。市政府在鼓励与支持科技型企业上作了许多的努力，建立科技成果孵化基地，设立中小企业投资基金，制定中小企业小巨人计划和“321”(用三年时间、20亿元资金扶持1000个企业)计划，为民营企业的顺利转型和发展自主创新产品提供了若干有利条件。另外，市里确定了29个重大攻关项目已有民营企业参与，一改过去市重大项目没有民企参与的历史。我们工商联最近还要为推进民营企业的品牌建设做些工作，扶持主权经济。这些都说明，外部正为民营企业的发展创造着有利条件，能不能把握机会，主要还是看自己。
世界经济转型 篇7
一、阜新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成效
阜新的农业循环经济建设发展较快, 特别是2007年被确定为全国循环农业示范市以来, 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框架已初步构建。
1. 农业循环经济工作领导得力。
阜新市委、市政府确定了循环型农业为阜新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之一, 率先成立了“阜新市农业循环经济领导小组”, 编制了《阜新市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管理办法 (暂行) 》《阜新市农业循环经济发展规划》《阜新市发展农业循环经济实施方案》, 为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科学规划。
2. 农业循环经济链条运行良好。
阜新已建立起以农作物秸秆、林产品、农产品、畜产品为资源的四大循环经济体系。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畜禽粪便综合利用等多个循环经济链条运行良好。
一是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成果显著。到2009年,
注:本文系辽宁省社科基金项目 (项目编号L09DJY077) 阶段性成果
全市农作物秸秆青黄贮6.5万窖、秸秆气化站6处、大中型沼气池45座, 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40%以上。阜新的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主要有四种途径:一是依托阜新荣大颗粒饲料等企业, 发展草食畜牧业;二是发挥辽宁田园实业等龙头企业带头作用, 生产食用菌;三是秸秆机械粉碎后直接还田, 增加土壤有机含量;四是秸秆气化可燃气体供给农户。
二是畜禽粪便综合利用居全省领先水平。阜新“四位一体”生态模式户建设从1990年开始, 2009年全市累计建设生态模式户4.5万户, 年综合处理畜禽粪便约72万吨, 年产沼气900万立方米, 建设数量及利用率在省内名列前茅, 被评为全省农村能源建设先进市。
3. 林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探索显效。
“十五”以来, 阜新市共完成人工造林作业面积321.5万亩, 投入造林资金8.6亿元;实施退耕还林工程, 使农民获直接经济效益2.9亿元;实施以林草间作为主, 配以林药、林菌、林烟、林粮间作和林下养鹅等办法, 林地经济开发面积100万亩。彰武县推行的“林草畜一体化”开发模式, 形成了“沙荒地造林——林下杂草养鹅——鹅粪滋养林木”的良性立体循环体系。
4. 农产品加工业循环经济良性格局初现。
阜新以双汇等企业为龙头, 建成千亩以上农业园区15个, 建立了养殖业、有机农业发展链条。辽宁田园实业利用秸秆和畜禽粪便生产食用菌和有机肥料, 每年转化秸秆6万吨、畜禽粪10万吨, 生产食用菌菌料10万吨, 年生产褐菇2万吨, 安置农村劳力3200人, 带动15000余户农户致富。阜新振隆土特产开发了南瓜干、南瓜粉、南瓜丝面、南瓜饼干等系列产品, 既提高了企业效益, 又增加了农民收入。
二、阜新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制约因素
阜新发展农业循环经济取得了成绩, 但也存在着制约循环农业发展的问题。
1. 农业生态环境日趋恶化。
阜新地处亚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区, 降水量少, 蒸发量大, 水资源相对短缺, 沙漠化和水土流失等造成生态退化。阜新农业生产过程中长期滥施和偏施农药化肥、地膜回收不力、用水浪费所造成的农业面源污染问题较为严重。
2. 农业基础设施相对薄弱。
阜新的农业生产以种植业为主, 而“靠天吃饭”的粮食生产在种植业中比重较大。阜新现有耕地的80%左右为中低产田, 农田基础水利设施缺乏, 有效灌溉和节水灌溉面积数量偏低。
3. 农业中介组织作用发挥欠佳。
农业中介组织是农户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纽带。阜新的农业中介组织数量有限、产业覆盖面窄, 尚处于初始阶段, 其作用得不到充分发挥。阜新有专业生产合作社和专业生产协会285个, 带动农户3万户, 仅占全市农户总数的10%。
4. 农业循环经济支撑体系不完善。
目前, 促进农业循环经济的政策支持体系、技术创新体系、综合服务体系建设相对滞后, 工作机构、工作队伍、工作方式等还不适应循环农业发展的需要, 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循环经济的发展。
三、阜新农业循环经济发展建议
走农业循环经济之路, 不仅是实现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的需要, 更是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1. 坚持因地制宜, 减少面源污染, 实现“减量化”。
阜新在农业循环经济发展中面临着耕地资源短缺、水资源短缺、农业面源污染日益突出等问题, 特别需要通过“减量化”来解决。“减量化”原则是农业循环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一是节水, 推广节水灌溉技术发展节水农业;二是节药, 减少高毒农药使用量和薄膜残留量;三是节肥, 增施有机肥, 控制化肥量, 提高化肥利用率。
2. 抓住转型契机, 依托农产品加工业, 实现“再利用”。
农产品加工业基地是阜新经济转型中打造的三大基地之一。阜新的农产品加工业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由转型前12.7%上升到27.3%, 成为继煤、电之后的重要接续产业。再利用原则是农业循环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再利用原则在农产品加工业中的应用, 主要体现在系列开发、反复加工、深度加工各类农产品、林产品、水产品、副产品。因此, 要依托农产品加工业, 以龙头企业与农业园区为载体, 大力发展农产品深加工、畜禽类深加工、林产品加工、农业废弃物资源化, 实现“再利用”。
3. 推广典型经验, 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阜新在农业循环经济发展中已经涌现了发展典型, 如“四位一体”生态户模式、彰武半干旱地区的“五峰模式”。五峰镇发展了“甜玉米种植——保鲜玉米深加工”、“肉牛饲养——肉牛屠宰加工”、“甜玉米种植——秸秆青贮——肉牛饲养”、“养牛——牛粪——沼气——照明 (燃料) ”、沼肥等良性循环产业链条, 实现了农民增收、农业增效、环境改善。因此, 要积极推广典型经验, 充分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激发农户参与农业循环经济的热情。
4. 多方协力, 完善服务体系建设。
农业循环经济是一项系统工程, 需要完善的服务体系提供有力支撑。一是中介组织服务。围绕产前、产中、产后提供产品销售、技术指导、信息咨询等服务, 促进农户与市场、农户与企业的有效衔接。二是资金投入。农业生产的特殊性与农民收入的波动性, 需要多渠道筹集资金, 加大政府财政、银行信贷、社会资本投入力度, 重点支持特色农业、生态农业、畜牧养殖、生态建设。三是技术保障。发挥农业科研机构和技术推广机构的作用, 加强对农民的技术培训, 使农户得到科学用药、合理施肥、保护性耕作、立体种植和间作套种、生态畜禽养殖、沼气综合开发利用技术等应有的技术指导。
5. 正确定位, 转变政府职能。
政府管理能力对经济转型、农业循环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阜新各级政府应转变政府经济管理职能, 建设服务型政府。一是强化责任意识。把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纳入地方基层政府的职责范围之内, 把资源和环境作为硬指标纳入政绩考核体系。二是利用财税杠杆。对环境污染、农药超标、化肥过度使用的可采取限制性政策, 对节约资源、清洁生产、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发展沼气工程的给予鼓励性政策。
摘要：本文在总结阜新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成效的基础上, 分析其发展的制约因素, 从原则、资金、服务、政府等多方面入手, 提出了阜新发展农业循环经济, 促进经济转型的建议。
世界经济转型 篇8
经历了始自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 世界经济目前正处于转型和调整之中, 这是国内外学者的基本共识。但是, 对于世界经济转型的核心是什么、转型的动力来自何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新趋势是什么、我国将受到什么影响等问题, 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此, 笔者认为, 对于世界经济当前的转型和调整, 需要从更深的层面来认识, 把握其基本发展规律。
正在进行的世界经济转型和调整是从技术革命到国际分工以及产业结构和世界经济调控机制全面的转型调整。初露端倪的世界经济转型和调整, 其特征可以总结为如下几点:
一是科技成果大规模扩散和运用的高潮期走向尾声, 新科技革命处于孕育期, 新技术革命推动的新一轮产业革命也处于襁褓阶段。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的高速增长之后, 以始自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为标志, 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增长速度相对缓慢的新技术革命孕育期。根据卡德拉耶夫长周期的判断, 这个下降期可能要到2020-2025年结束, 全球正在为2020年前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大发展积蓄能量。下一个周期的科技突破口将主要表现为新能源、生物工程和生命技术的重大突破。在这些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并实现产业化之前, 其他领域内的技术进步并不会停止, 成熟技术的扩散和进一步广泛运用也会继续推动生产力发展, 但是与新技术革命带动的大规模技术扩散和运用不同, 它们对经济的促进是局部的, 尚无法掀起新的产业革命, 也无法带动世界经济进入新一轮全面高速增长。
在原有技术基础上的生产力发展将主要依靠外延的扩张, 但是世界经济面临的资源瓶颈、环境承载瓶颈已经使以物质商品生产为核心的世界经济生产力无法再盲目扩张。因此, 在新的科技革命取得突破之前, 推动生产力增长的动力将更多地转向资源和环境友好的“新型制造业”, 以及满足人类精神文化需求的“新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这些变化不仅将使全球增长速度无法回到上个世纪90年代的高水平, 而且还将改变原来以制造业全球生产为特征的国际分工格局。
二是全球国际分工格局正发生重大变化。在跨国公司的主导下, 成熟的制造业在全球转移已经基本完成, 发达国家控制研发、品牌以及销售网络等产业链高端, 发展中国家处于制造业低端的基本格局也将逐渐发生变化。一些发展中国家将通过技术升级和利用信息技术向产业链的两端转移。与此同时, 经历产业外移和外包而出现了“产业空洞化”的发达国家在经济危机之后则试图将一些制造业重新回归本土, 以便实现“再工业化”。这些力量都对国际分工格局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 电脑的广泛运用, 也促使国际分工格局发生重大变化, 人的受教育水平和人适应新技术能力的差异将在国际分工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全球产业在国际分工细化的影响下, 将进一步呈现出在国际空间的转移与外包的特点, 继制造业之后, 服务业梯度转移也将不断强化, 国际服务贸易将获得新的发展空间。全球性产业的不断升级换代和国际分工的细化将使原来隶属于生产过程的服务被剥离出来进行专业化的分工与合作, 新技术的运用和信息技术进一步高级化、智能化的发展, 也将创造出更多新的服务业态和形式。国际分工正在由货物商品生产的分工向服务和知识商品生产的国际分工拓展。
三是全球产业结构“服务化”和“弱重化”的调整方兴未艾, 全面的智能化产业将获得快速发展。由于经济发展动力和国际分工格局的改变, 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特征正在向新兴市场国家转移, 服务业已经出现了快速增长的势头。随着越来越多国家实现工业化, 服务业的大发展将进一步在全球展开。更为重要的是, 粗放的制造业生产导致资源和环境瓶颈越来越严重, 迫使后进的工业化国家不能完全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也无法像发达国家那样通过向落后地区的梯度转移完全将制造业转移出去, 它们必须寻找新的产业发展路径, 更加集约地使用资源成为必然选择。通过新技术的使用, 大规模生产和工业化所具有的重化工业为基础的特点将被削弱, 不仅服务业更多地被剥离出来独立发展, 重化工业的重要性也将在“智能化”的生产过程中被弱化——发明一种新3D打印材料可能比建一座钢铁厂更重要, 所获得的利润更高。
四是世界经济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 发展中国家正在全面崛起, 新兴经济体将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力量。国际分工格局的上述变化, 给发展中国家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带来了新的空间。发展中国家承接成熟技术和在制造业上的原有优势将使它们的工业化加速完成, 缩小其与工业化国家的经济总量差距。发展中国家经济规模占世界经济比重不断上升, 它们的经济比重将超过发达国家, 这将给世界经济带来深刻变化。金砖国家地位的上升以及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增强, 将改变近代以来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 世界经济正在向多极化、非极化方向发展。但是, 这种以GDP衡量的力量对比的变化能否真正引导世界经济向更加平衡的机制发展, 能否推动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尚需冷静客观地加以考察。
五是世界经济治理以及新秩序和新规则制定主导权的竞争将在多个层面展开。以美国为主导的发达国家为了改变在世界经济中实力相对下降的不利局面, 正试图对世界经济的上层建筑, 即全球经济的调控模式和世界经济的协调方式进行修改和调整, 以便获得新的主导权, 协助其从现有的经济增长困境中走出。美欧试图建立以自己为核心的多层次双边和区域贸易投资协定, 从而维持自己的主导地位。在全球经济治理上, 美欧发达国家一方面继续维持G8原有的机制, 并试图将其改造成G20的咨询和议程设定者, 另一方面则在它们不愿承担更多义务的领域, 要求G20中的新兴市场国家承担更多的责任。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以及它们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上升, 也使得新兴国家试图改变现存的国际经济秩序和规则, 并从各自的地位和利益角度开始抱团, 组织不同类型的区域合作组织来影响现行国际规则的改变。金砖国家峰会机制以及其他南南合作框架的诞生与发展, 反映出规则制定主导权的竞争将在世界经济各个层面展开。
世界经济转型和调整的上述特征, 为我国的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挑战。
从机遇角度看, 我们的工业化尚未完成, 仍具有运用成熟技术缩小同发达国家经济实力差距的空间:我们可以通过扩大开放继续融入世界经济体系, 从深化国际分工中获得更多发展机遇;我们还具有一些后发优势, 在一些产业上可以实现跨越式发展, 迅速赶上发达国家;我们的某些研发投入可以走前人走过的捷径, 通过消化吸收现有先进技术更上一层楼。但是, 挑战也是紧迫和严峻的, 因为新的科技创新和科技革命的突破往往是在原有技术水平最先进、最具活力的经济体中取得的, 我国如果不能在上述世界经济转型和调整中取得先机或采取有效的应对策略, 在世界经济中的优势就难以长久保持。
低碳经济与陕西经济增长方式转型 篇9
关键词：低碳经济,陕西,能源
“低碳经济”一词最早正式出现于2003年的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 是指以低能耗、低污染为基础的绿色生态经济。遏制全球气候暖化, 削减CO2排放量, 己经成为21世纪世界各国的共识, 从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到2007年的《巴厘岛路线图》, 各国都在积极为碳减排的责任和目标寻求途径和方法。哥本哈根会议使“低碳经济”的理念再次引起全球关注, 低碳经济成为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并终将演变成为规制全球经济社会发展格局的新规则。低碳经济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出路所在。
陕西长期延续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和经济增长对资源的高度依赖, 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 节能减排和低碳发展是陕西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1 低碳经济是陕西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1.1 能源资源现状决定必须走低碳经济之路
陕西具有世界罕见的一次性能源资源, 富藏煤炭、石油、天然气等, 其中陕西煤炭资源储量在全国排第四位。2008年陕西能源化工工业投资占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的21.6%。陕西能源化工产业立足资源优势, 已发展为地方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 对全省工业总产值的贡献度达到50%, 以能源工业为主导的经济运行体系将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左右并影响着陕西省经济发展的方向与进程。
2011年, 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突破5000亿元, 达5459.58亿元, 比上年增长17.9%。其中, 能源化工工业实现增加值3459.01亿元, 增长17.3%。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分别完成1126.07亿元、904.17亿元、752.55亿元, 占比依次为15.4%、12.3%和10.3%, 在全省工业产值排名中分列第二、三、五位。从行业盈利分布看, 石油和煤炭开采增幅较高, 尤其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实现利润比上年增长1.3倍,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增长28.3%。
1.2 煤炭占能源生产份额重决定必须走低碳经济之路
陕西省作为资源富省, 能源生产不仅担着国家经济发展中的能源需求和平衡任务, 同时肩负陕西经济发展的重任, 煤炭、石油、天然气在经济建设中处于重要地位。煤炭的生产和消费仍占很大比重。“十一五”期间, 原煤、原油、天然气的构成为75.9:15.4:8.4, 原煤、原油、天然气产量及发电量分别达到2.8亿吨、2370万吨、103亿立方米和897亿千瓦时, 同比分别增长15.7%、10%、11%和10%。但陕西省在能源资源的生产和开发上, 煤炭能源所占比重过高, 天然气、水电等所占比例偏低, 经济发展的“高碳”特征非常明显。
1.3 高耗能行业多决定必须走低碳经济之路
从陕西省工业内部结构看, 高耗能产业的比重仍较高, 高耗能的结构特征十分明显。陕西省历史上形成了耗能密集型的工业结构, 近年来虽逐步进行了调整和优化, 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 轻重工业比重不够协调, 工业经济增长仍主要依靠重工业的增长来拉动。2010年, 陕西省重工业实现增加值占全部工业的比重高达83.4%,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4.8个百分点。轻工业过轻, 重工业过重;高能耗的企业较多, 产出水平低是陕西省工业经济的显著特征。
2 陕西发展低碳经济面临的挑战
2.1 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模式
从国际经验来看, 多数发达国家在城市化加速过程中伴随着能源消耗的大幅增长, 陕西省正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的重要时期, 工业化的持续推进和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以及居民消费结构的不断升级, 都对重化工业产品形成了巨大的需求, 进而转化为对能源消费的旺盛需求。
“十一五”期间, 陕西省产业结构虽得到一定程度的调整和改善, 但产业结构不尽合理的状况仍很突出。2009年三次产业比重为9.9:53.3:36.8, 经济增长过多地依赖第二产业, 特别是依赖工业中的重化工业, 而具有低能耗特征的第三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发展明显滞后, 比重偏低, 致使全社会能耗强度偏高。这种历史上形成的现实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模式, 要在短期内得到有效地调整和改变, 难度相当大。
2.2 资源禀赋
在陕西能源探明储量中, 陕西煤炭探明储量占全国1/4, 决定了陕西以煤为主的能源生产和消费格局将长期存在。由于煤的碳密集程度比其它化石燃料要高得多, 单位能源燃煤释放的CO2是天然气的近两倍, 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必然会产生较高的排放强度。
资料来源:据《2010年全国矿产资源储量通报》整理
2.3 技术因素
节能和低碳技术落后, 激励机制滞后使发展低碳经济还面临诸多困难。技术创新是发展低碳经济的核心和关键。近年来, 尽管国家和陕西省相继出台了一些鼓励节能和低碳技术研发的优惠政策, 解决了一批配套资金, 但仍难以满足需要。陕西低碳技术研发和推广能力还远远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低碳技术的研发和技术推广资金更显不足。节能、低碳、环保技术的研发和推广仍需政府、金融机构和社会各界的逐渐认同和广泛支持。
3 陕西省发展低碳经济面临的机遇
3.1 自然资源优势
陕西省地域辽阔, 省内矿产和自然资源非常丰富, 具有十分雄厚的发展低碳经济基础和实力。陕西作为西部地区科研院所最集中的科技大省和全国重要的能源重化工基地, 可以发挥其科研优势, 推动太阳能、风能、水能等众多低碳或无碳能源的综合开发利用。
(1) 风能和太阳能。陕西省气象部门在《榆林市完成风能太阳能资源分析评估报告》中指出:地处陕西榆林市风能、太阳能资源开发利用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条件。另外, 榆林市年太阳辐射达5500～6000兆焦/平方米, 年平均日照时数2620～2830小时, 是全国太阳能资源富集区之一, 且近年来呈增加趋势, 开发利用潜力巨大。
(2) 水资源。人称小江南的陕南, 水资源总量为314.58亿立方米, 占全省的70.7%。人均拥有水资源量是全国的1.8倍, 是全省的2.43倍, 是关中地区的9.9倍。可以利用其得天独厚的水资源优势, 发展水电产业。
3.2 节能减排空间大
近几年来, 省委省政府在节能减排、发展低碳经济方面制定的一系列政策已日见成效。2010年陕西省采取多项政策措施推动工业节能降耗工作, 节能降耗取得明显成效, 全年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6.8%, 作为重要的能源资源大省, 2011年, 在全国节能减排目标没有完成的情况下, 陕西却超额完成了节能减排任务, 全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同比下降3.56% (超出年度预期0.06%) 。同时, 陕西省“十一五”的节能减排工作是国务院表彰的八个省之一。
4 对策探讨
4.1 积极发展新能源产业
低碳生产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产业, 从而逐步降低消费领域中碳基能源的消费比重, 以达到改善环境和抑制气候变化的目的。风能、水能、太阳能和核能是典型的非碳基能源, 且多数具备可再生性。风能、太阳能的开发利用, 核能项目的建设应是当前发展陕西省新能源产业的首选。要充分利用国家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的有关政策, 积极争取国家有关部门在投资等方面的支持, 尽快扩大规模, 在保证国家电网安全的前提下加快发展。
4.2 严控高耗能行业
陕西省重工业尤其是高耗能行业比重较高, 重工业耗能占工业耗能的比重高达94%, 2011年随着全省经济不断向好, 重工业快速增长, 增速高于轻工业, 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能源需求不断增大, 增加了节能降耗工作的难度和压力。结构性节能依然是未来几年节能工作的重点, 要采取强有力节能措施, 坚决淘汰落后产能, 关闭生产规模小、技术设备落后、经济效益差、能耗高的企业, 重点发展低能耗、低污染、低资源的产业, 逐步减少经济增长对重化工业的依赖性, 提高“低耗高产”行业在陕西省经济中的比重。
4.3 发挥第三产业的节能作用
一般来说, 只有当第三产业比重上升到一定程度时, 即工业化进入后期或结束后, 一个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才相对完善, 经济发展对资源的需求趋于稳定, 能源和资源消费增速才能降下来, 美国等几个工业化国家, 在工业化后期或结束后, 人均GDP能耗基本趋于“零增长”。
产业结构的调整是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途径。节能工作不能仅依赖工业, 特别是陕西省现阶段粗放式、高能源依赖式的发展模式, 过度节能势必给经济发展带来冲击, 因此要充分挖掘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节能潜力, 特别是第三产业的节能潜力更要充分重视。未来应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 将节能战略由侧重工业节能向注重产业结构调整节能转变。
4.4 大力推广节能、低碳技术
国际国内经济发展实践证明, 技术创新是发展低碳经济, 实现节能减排目标的关键因素。陕西省在发展低碳经济中, 要牢牢把握科技创新这一关键, 组织实施重大科技研发与示范项目, 力争在低碳关键技术和关键工艺上取得重大突破, 在各个领域、多个行业全面促进节能减排工作。要高度重视节能、低碳技术的研究推广和应用。要利用后发优势, 在工业化进程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大力开发低碳技术和低碳产品, 促进低碳经济发展, 进而促进全省经济社会向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和低碳化发展。
参考文献
[1]陈诗一.能源消耗、二氧化碳排放与中国工业的可持续发展[J].经济研究, 2009 (4) .
[2]金乐琴, 刘瑞.低碳经济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J].经济问题探索, 2009 (1) .
[3]鲍健强等.低碳经济:人类经济发展方式的新变革[J].中国工业经济, 2008 (4) .
低碳经济转型之路 篇10
低碳转型的严峻性
我在去年九月访问美国时, 曾专门就美国公众对碳减排的看法与多位知名学者进行探讨, 得到的说法是:美国社会主流在道义上支持碳减排、支持奥巴马的清洁能源改革法案, 但由于美国立法机构与行政机构有意见相左的传统, 议会往往会“本能”地反对总统的强势提案, 所以《美国清洁能源法案》可能会因为双方打架而延迟出台, 但最终各方一定会达成一致。为什么呢?
因为在针对降低碳排放以应对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上, 全球当前已经形成了共识:共同减排, 共同应对危机。目前地球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已达到83万年来的最大值, 20世纪是过去两千年来最温暖的100年, 这是地球上的世界家庭成员都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危机来临的时候, 只有同舟共济才能渡过难关, 压力也会传递到船上的每一个人。减排关乎到“政治正确”, 强大如美国也不敢公开反对。
中国也是船上的一员, 而且是角色十分重要的一员。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 中国一直是稳定世界经济的中坚力量。美国、欧元区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发生经济下滑、需求萎靡的时候, 中国经济一直能保持稳定增长。如今中国的出口量已超越德国, 晋身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GDP也即将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经济地位的提升只是一个方面, 要想在国际社会中提高话语权, 成为国际规则的制定者而非被动执行者, 就需要承担国际社会的共同义务, 以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示人。在刚刚召开的G20峰会上, 中国的出场备受瞩目, 被冠以“发展中国家代言人”的称谓。在应对全球气候变暖这个世界各国最为关注的共同话题上, 中国必须走到台前, 迎接压力和挑战, 主动承担起节能减排的重任。
中国所面临的外部关系正发生着深刻变化。中国的经济外向度超过了60%, 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体密不可分的一部分。诚然, 各国在经济上往往相互制约, 在碳减排问题上也是如此。在哥本哈根会议上, 2012至2020年发达国家减排目标及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的问题没有能够取得进展。按照《京都议定书》原则, 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无须承担强制性减排的义务, 但美国等发达国家却依然能想出办法把发展中国家卷入其中, 即通过“碳关税”的办法抬高发展中国家产品的出口价, 从而让他们被动地分担发达国家支付的减排成本。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数据, 2008年中国的排放量为69亿吨, 占世界排放总量的22%;到2020年, 排放量将接近100亿吨, 占世界排放总量的33%;到2030~2035年左右, 排放量将接近峰值达到130亿吨, 达到全球总排放量的一半。
在这种状况下, 我们面临的外部压力之大不言而喻。中国政府对外做出了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下降40%~45%的目标承诺。
对中国而言, 走低碳转型之路既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自主性要求, 也是国际大环境的要求。在世界已经被经济纽带联接在一起的今天, 中国企业要想在市场上生存下去, 必须主动思考自己在碳减排问题上的定位。目前欧盟已宣布将航空业纳入碳减排交易体系 (ETS) , 中国的航空公司为此将不得不向欧盟支付巨额费用购买碳排放指标, 意味着我们的航空企业已经率先担负起强制性减排的重担了。
低碳转型的自愿性
最近, 因矿产资源极其丰富、人均坐拥1300万元地下财富而被冠以“中国科威特”之称的陕西榆林市, 坚决地走上经济转型之路。市政府不惜开罪在该市投资开矿的各路财神, 公开拒绝了某大企业要在该市扩大煤矿开采规模的要求。主政者称:榆林每采1吨煤, 就会破坏地表水284吨, 2009年全市地方财政收入近100亿元, 而采煤、产油造成的环境代价却高达160亿元!以前的粗放发展模式虽然造就了榆林市的经济奇迹, GDP增速连续7年位居全省第一, 但却是一条破坏可持续发展的不归路, 所以必须进行调整。
榆林市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国目前面临的现状与抉择。对中国来说, 走低碳转型之路是一种内生需求, 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所做出的自然、自愿的选择。近些年来, 经济的快速发展让中国取得世界瞩目的成就, 粗放的发展模式一方面成就了“中国奇迹”, 另一方面也让我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各类资源消耗严重, 环境污染日益加剧, 同时跃升到了世界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位置。
温室气体排放增加主要由两方面因素造成:一是我国的资源禀赋结构。我们的能源消耗以煤为主, 煤炭占我国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高达70%。如果把能源比作工业的“粮食”, 那么煤炭可以归入“粗粮”范畴, 燃烧煤炭产生出的二氧化碳气体, 要比燃烧同等量的石油和天然气的产出高近30%和70%。这种能耗结构客观上决定了我们的高排放现状。
二是我国的产业结构。在当前国际产业链分工中, 中国作为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最大承接地, 在整个制造业体系中承担“最苦”、“最脏”的工作, 位于产业链“微笑曲线”底部的生产加工环节。这一环节正是制造业中消耗资源最多、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大的环节。由此, 中国在成为制造大国时也成为了排放大国。
我们可以做一个形象的比喻:在产业国际分工大家庭中, 欧美发达国家好比家庭中五六十岁的老人, 经过长期发展, 他们掌握的技术已很先进, 能耗也低, 不用再干重活, 排放自然也少;而中国则不同, 中国如同一个二三十岁的年轻人, 在大家庭中担任着壮劳力的角色, 干重活多, 吃的也多, 且还多是粗粮, 排放自然也就高。中国目前的高排放是无奈的不得已之举。有谁愿意一辈子干粗活、吃粗粮呢?当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 有了一定经济基础之后, 经济转型是必然的, 也是中国所做出的自觉选择。
中国政府在节能减排以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非常坚决, 始终坚持高度负责的态度。在国务院发布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中, 明确提出到2010年中国的万元GDP能耗要比2005年降低20%左右, 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要减少10%。
过去几年中, 中国加速节能减排, 促进低碳转型的进程已明显加快:在淘汰落后产能方面, 2006年到2009年, 累计关停小火电机组6000万千瓦, 淘汰落后炼铁产能8000多万吨、炼钢产能6000多万吨、水泥产能2.1亿吨, 形成节能能力约1.1亿吨标准煤;在节能增效方面, 2009年中国单位GDP能耗比2005年降低14.38%, 相当于少排放近9亿吨的二氧化碳;在可再生能源发展方面, 2009年风能装机总量达到2.58万兆瓦, 占全球总装机容量的16.28%, 居世界第二位;累计光伏发电305兆瓦, 比上年增长了110%等。
中国所取得这些成效殊为不易。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 我们还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的重要阶段, 还有上千万的贫困人口, 改善民生的任务十分繁重, 发展仍是中国的第一要务。在这种现实状况下获得如此大的节能减排成就, 充分显示出中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的负责态度。正如温总理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所强调的:中国政府确定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是根据国情采取的自主行动, 是对中国人民和全人类负责的, 不附加任何条件。
追根溯源, 可以发现中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所坚持的态度其实由来已久:从上世纪90年代提出的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 到后来提出的建立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 再到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到现在的发展低碳经济, 中国政府对待这一问题的态度是一以贯之的, 核心宗旨都是倡导在注重经济发展的同时要关注和保护环境, 建立人与环境间的和谐关系。
进一步追根溯源, 可以发现中国自古以来就推崇人与环境的和谐发展, 即实现所谓“天人和谐”, “天人合一”。对此, 儒、释、道的各家经典中都有明确的论述。道家很早就提出“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的观点, 意即人与天地是相通的, 而自然法则在其中处于最高位置;儒家集大成者董仲舒提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的说法, 其意是在治理国家时要讲究天与人的和谐共处;而佛教的基础观点就是“众生平等”, 意为包括人类之内的地球上所有“有情众生”, 在生命尊严这个尺度上完全平等、没有差别。
中国今天所走的低碳之路, 是在自觉自愿情况下所作的一次智慧的选择, 既是政府治国理念的体现, 也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一脉传承。
低碳转型的渐进性
得益于政府高度重视与社会广泛宣传, 低碳观念开始在我国迅速普及并流行, 很多地方政府开始花大力气, 乃至斥巨资打造各类低碳项目或低碳工程, 这对推进我国的全面低碳转型无疑大有裨益。
但低碳转型需要从现实出发, 走一条渐进而不是冒进之路。低碳转型要讲规律、讲科学、讲可行, 那种为了达到低碳效果而立马抛弃高碳生活方式乃至生产方式, 希冀跑步进入低碳社会的急切心理是不现实的。
其实我们的经济根基仍建立在“高碳”模式之上——制造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 制造业的发展又离不开对能源的消耗, 我国的制造业又多以高耗能产业为主, 这就决定了低碳转型之路必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 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约为40%, 年均增长率约为15%, 可以说我们的经济发展与制造业发展之间是休戚与共的关系。我们丢不开制造业, 当然也就不能立马与高碳决裂。我们所要做的, 是逐步从高碳制造向低碳制造方向转变, 这需要有巨大的投入, 也需要有一个漫长的时间过程。
消费领域的转变也是如此, 社会大众实现向“低碳消费”方向转型也需要一个过程。对生产厂家而言, 搞“低碳”意味着要增加产品成本, 也就是说, 高碳产品往往倒会比低碳产品更具价格优势。现在沃尔玛已着手在中国推行商品的“碳足迹标识”, 要求两万家产品供应商必须提供其产品的“碳足迹”。可以预见, 届时消费者在沃尔玛购物时可能会面临一个抉择:是花较低价格去购买一种高碳产品呢, 还是花较高价格去购买一种低碳产品?
我们当然不能苛求消费者去拔高自己的思想境界, 在购物时宁愿在商品价格上“舍低求高”, 这种境界即使能达到也需要一个漫长的培养过程。在低碳转型初期, 市场更需要有政府扶持力量的介入。我国的节能灯推广就采取了这种思路, 自2008年以来, 政府已通过财政补贴方式推广了节能灯2亿只以上, 效果良好。
走低碳转型之路, 方向和启动是关键, 要选择符合本国实际的转型方向与具体方式, 从脚下开始起步。一般而言, 实现低碳可通过两种手段达到:一是行政手段, 二是市场手段, 二者各有优劣:行政手段比较立竿见影, 但对被执行企业的损伤程度较高, 对经济的负面影响较大;市场手段有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 对经济的冲击也小, 但见效期相对较长。
各国在低碳转型过程中会根据自己实际情况来选择具体实现手段。发达国家一般较常采用市场手段, 如征收碳税或通过碳排放权交易等方式;我国则更常采用行政手段, 比如对小火电、小水泥等高排放高耗能企业的关停并转, 尽管直接关停会对企业造成损害, 但在碳排放市场相关法律法规尚未健全完善的今天, 行政手段仍是一种迅速降碳的有效方式。
各国也可根据实际情况来选择碳交易的具体方式。碳排放权交易可以分为强制性减排交易和自愿性减排交易两种, 强制性减排交易会比自愿性减排交易更快达到低碳效果, 很多发达国家都制定了强制减排交易制度, 目前欧盟采用的“碳配额交易”就是一种典型的强制减排交易模式。我国并没有把碳配额交易作为发展方向, 因为这不符合我们的经济发展阶段, 中国目前更适合采用VER模式 (自愿碳减排交易) ,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保护环境理念的深入, 自愿减排已逐渐成为国内许多企业、团体甚至个人的重要选择, 这也为我国VER市场平台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实现低碳转型要有数量渐进指标, 在一个大目标规划下设定分段目标, 这样才便于实现。2020年实现碳强度减排45%的目标, 按照时间序列相当于我们的“十三五”目标规划。要达到这一数量目标, 在确保“十一五”减排任务完成的同时还要做好“十二五”规划。“十一五”目标是单位GDP能耗比2005年降低20%, 截至2009年底我们只完成了14.38%, 不足预期目标的80%, 这意味着今年剩余时间里减排任务将极其艰巨。
总的来看, 低碳转型对中国将是一个较长时期内循序渐进的过程, 绝不可能采取毕其功于一役的套路。在很大程度上, 发展低碳经济其实是一种体系转换, 也是一场制度创新, 从技术到经济, 从政策到法律, 从产业到金融, 从社会到环境, 从商业模式到消费习惯, 几乎每个环节都必须进行相应的调整。这种体系转换的工作只能点滴渗透、步步推进, 在转型初期要尤为谨慎。
低碳转型的收敛性
低碳革命, 顾名思义就是要在社会生产与生活中, 实现低排放、低污染、低消耗。与以往的人类重大产业变革如互联网革命或更早一些的蒸汽机革命、内燃机革命、计算机革命等相比, 低碳革命有着明显不同之处, 它具有“收敛性”的特征。
以往的产业革命在经济上多具有“扩张性”特征, 比如蒸汽机革命的爆发, 增大人类社会对煤炭、钢铁、化学原料以及土地等各种资源的利用。这种扩张有利于人类以更快速度从大自然中获取资源, 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便利性, 从而增加了人类的满足感。而人的欲望总是在膨胀的, 随着人类对自然的进一步开发与索取, 各种自然资源加速消耗。前人曾说过, 资本主义100年生产出的东西比人类历史上加起来生产出的东西还多;碳排放也如此, 人类工业化以来200年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要比过去地球200万年累计产生的碳排放还高。
相比之下, 低碳革命则完全不同, 它是反其道而行之, 需要我们人类降低对各类生产资料乃至生活资料的消耗, 从而降低排放与污染。要实现低碳转型, 人类对自然过度索取、对资源无节制使用的欲望必须加以抑制, 才能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状态。从这一角度上说, 低碳革命在经济上是具有“收敛性”、“减量化”的特征。
但是, 要实现低碳, 显然不能通过降低人们的生活水平、抑制人类的正常需求来完成, 像道家文化所倡导的那样, 回到弃车船而步行的小国寡民状态中去。人类需要通过研发新能源技术、开发低碳建筑、低碳交通、低碳工业、低碳农林等节能减排技术, 通过技术进步以最小的损失和付出进行低碳变革, 争取以最小的成本达到低碳转型的目的。
低碳革命的“收敛性”特征使其在全球的推广普及上不会像前几场产业革命那样一帆风顺。以前的产业革命因其在经济上具备“扩张性”特点, 使经济规模扩大、就业量增加、生活舒适度提高, 容易受到欢迎;具有“收敛性”特点的产业变革却非如此, 当社会为达到低碳要求而做出巨大投入后, 很可能会长时间内见不到上述的投资效果, 甚至会感到有某种副作用的产生, 比如由于生产成本提高而降低了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或因社会成本攀升而感觉生活质量下降, 从而受到来自各方面的阻力。
这也就是为何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各国不能在节能减排问题上达成一致的本质原因:尽管都相信低碳变革的未来前景广阔, 但由于它的经济“收敛性”特征, 使得各国在进行实际操作时颇有顾虑——当真金白银投进去后, 如果既见不到经济水平的提升, 又见不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政府所背负的压力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在哥本哈根会议上, 很多发达国家都退却了。
中国没有退却, 作出了“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的坚决承诺。中国为确保这一目标的平稳实现, 做了系统的制度性安排, 包括投资新兴能源的计划安排, 包括十一五、十二五的节能减排计划安排等。最近工信部宣布对18个工业行业淘汰落后产能进行彻底清剿的决定, 全国2087家企业的落后产能被要求在今年9月底前彻底关闭, 这次专项治理行动就是中国为实现节能减排目标而采取的一个重要措施, 是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手段最严厉的一次关闭企业的行动, 也是中国为履行碳减排的国际责任而做出的一种努力, 彰显出中国的付出精神。落后产能在技术上是落后的, 但在经济效益上却并不一定落后, 相比先进产能而言, 落后产能有时甚至是低成本的, 关闭它们意味着一种放弃——对已投巨大资本进去, 还能产出效益的自有财富的放弃, 这就是中国为低碳转型所作的付出和履行国际责任的一份答卷。
对中国而言, 低碳的“收敛性”特征对国民经济发展并非全是负面:如果我们以三十年为时间衡量跨度, 以全球资源配置最优为出发点, 以中国人民福祉最大为目标价值取向, 综合这三个维度作通盘考虑, 那么我们的经济发展速度也许并不用那么快, 一些不必需的项目或可以不上, 一些非必要的工程也可以不赶, 从这一角度上说, 低碳革命对经济的“收敛性”也有其积极一面。
低碳转型的全面性
低碳转型对一国经济的影响深刻, 当减排的国家目标确立之后, 压力会迅速传导到社会组织中的每个单元, 每个企业、每个家庭都会在生产与生活中发生相应变化, 从而适应转型的需要。这种变化开始时可能并不显著, 但随着压力的增大, 社会中的个体会发生全方位的、系统性的变化。
中国所制定的国家目标是到2020年碳强度比2005年减少40%~45%, 这相当于将全部社会单元生产与生活的能耗水平在15年内降低一半!这种压力之下, 社会中的每个个体又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设想一例可知。
在东北, 很多家庭冬天靠烧煤来取暖, 假设每个住户在一个冬天要烧掉1000公斤煤, 现在政府要求所有住户把平均用煤量降下来, 在若干年时间内, 将煤耗水平降低到600~550公斤的水平。由此住户们的生活状态可能将发生如下变化。
第一年, 假设必须降耗10%, 即每户居民只能使用900公斤煤取暖, 那么居民们会对自己的火炉进行修葺, 把所有“跑、冒、滴、漏”的地方堵住, 通过精打细算地用煤来减少煤耗。
第二年, 如果继续增大压力, 规定每户只能用800公斤煤, 这时住户将不得不考虑对火炉进行升级改造, 通过提高供热效率的办法来节省煤耗。
第三年, 再减少100公斤煤, 此时仅仅提高火炉的热效率已不够, 需要考虑从改善房屋质量上入手, 换上加厚的门窗, 给内墙加上石膏板, 给外墙刷上涂料, 再在屋顶铺上保温板等等, 靠700公斤煤才可过冬。
第四年, 如果再减少到600公斤煤, 就需要对房屋进行整体改造, 使用新型的节能保温材料来重建房屋, 独立建筑转变为集群建筑, 该地区所有居民建筑将统一达到节能建筑的标准, 减排40%的目标也随之达成。
可见, 低碳转型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就如同紧螺丝一样, 社会中的个体感受到的压力会逐步加大, 个体不得不通过自身生存形态的转变来适应这种压力的要求, 到最后, 个体会发生全方位的、系统性的甚至脱胎换骨式的变化, 低碳转型的目标也就达到了。
低碳转型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深度上, 也体现在广度上, 社会生产与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会受到低碳转型的压力影响, 并在压力传导下发生巨大改变。当一国的国家低碳目标确立之后, 压力会从上至下传导, 各行各业的规则标准将重新构建, 在社会生产与生活的各个领域建立起新规则, 形成如低碳工业、低碳农林、低碳交通、低碳建筑乃至低碳消费等众多新领域。这些领域中的个体将在新规则的约束下调整自己的行为边界, 以适应低碳转型目标的要求。
如在工业领域中, 各种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的工业企业将因为达不到规则标准而被关停, 工信部就刚刚宣布对18个工业行业2087家企业的落后产能予以淘汰;而低耗、节能、低排放的工业企业将会得到市场鼓励并获得丰厚的回报——功率强大的悍马已被主人抛弃, 而诞生不久的比亚迪却受到投资大师巴菲特的青睐, 这就是市场规则重构后产生的奇特现象。
又如在交通领域, 空运与海运企业开始实施大规模“减碳行动”, 碳配额制度将逐步在航运领域内实施, 无法适应新规则的航运企业会因运营成本的急剧拉升而被迫退出市场;陆路交通方面, “绿色出行”得到倡导, 公共交通网络获得优化, 公交优先战略被广泛推行, 地铁公交系统加快建设, 燃油汽车节能技术加大推广, 新能源汽车加快研发, 新型轨道交通也积极建设, 绿色交通必将成为发展主流。
再如在生活消费领域, “低碳”概念将深入人心, 自然、简约、健康的“低碳生活”将被广泛倡导, 超市中的商品也会被贴上“碳足迹”标签, 高碳产品在市场中的存在空间将变得越来越狭窄, 低碳产品却会获得越来越多人的青睐。节约一滴水、一度电, 每月少购置一件不必须的新衣服, 这就是简约生活;放弃以铺张为体面、以奢华为舒适的生活态度, 回归本真理性的生活方式, 这就是新节俭主义。
低碳转型对社会的影响是广域的、深刻的, 也是全局性的、系统性的。它将重塑一个市场的运行规则, 在新规则约束之下, 包括企业在内的社会组成个体要么脱胎换骨以求新生;要么因不适应规则而被最终淘汰。
在世界已经被经济纽带联接在一起的今天, 中国企业要想在市场上生存下去, 必须主动思考自己在碳减排问题上的定位。
中国今天所走的低碳之路, 是在自觉自愿情况下所作的一次智慧的选择, 既是政府治国理念的体现, 也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一脉传承。
发展低碳经济其实是一种体系转换, 也是一场制度创新, 从技术到经济, 从政策到法律, 从产业到金融, 从社会到环境, 从商业模式到消费习惯, 几乎每个环节都必须进行相应的调整。这种体系转换的工作只能点滴渗透、步步推进, 在转型初期要尤为谨慎。
低耗、节能、低排放的工业企业将会得到市场鼓励并获得丰厚的回报——强大的悍马已被主人抛弃, 而诞生不久的比亚迪却受到投资大师巴菲特的青睐, 这就是市场规则重构后产生的奇特现象。
经济转型希望之年 篇11
经济转型从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至今已17年，转型口号虽年年提、年年喊，但实际效果却总是差强人意。“增长必须是实实在在和没有水分的增长，必须是有效益、有质量、可持续的增长”，“促发展不能自拉自唱，要让群众受惠”，习近平总书记和李克强副总理最近的系列讲话，终于让人们看到了转型的决心和希望。
为什么转型这么难？2013年，我们对经济转型又能期待些什么？
倒逼下的转型抉择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借助资金和技术的引进，依靠世界经济全球化下的比较优势和后发国家优势，采取以低成本为主的竞争策略，在经济领域取得了有目共睹的伟大成就。2007年，中国GDP总量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15年之后，也就是2025年前后，中国GDP将可能超过美国，夺回世界老大的位置。特别是近10年来，我国年均经济增长速度一直维持在10％左右，高居世界首位；年均财政收入增长速度超过20％，有些年份增速甚至高达40％。可以说，截至2011年底，中国的经济增长基本上都是一路凯歌。
从增长原动力看，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经济增长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上世纪80年代为第一阶段，增长的动力主要来源于对外开放和解除经济管制等制度大变革带来的资源重组和优化配置，突出表现为民营经济的兴起和外资的涌入；90年代至2008年为第二阶段，经济增长受益于中国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出口拉动，以及基于出口需求基础上的资本形成，突出表现为农民工进城和工业化推进；2008年以后为第三阶段，改革红利和人口红利逐渐弱化，企业生产成本快速上升。中国出口型制造业遭遇发展困境，一面要与越南、印度等成本更低的国家竞争，另一面要与欧美国家的“再工业化”战略竞争。由此，中国出口占全球份额再也难以继续大幅度提升，经济增长的原动力被倒逼转向内需和产业升级。
在第三阶段，如果中国继续依赖过高的投资增速，由于投资形成的产能增长缺乏有效的需求支撑，加之我国投融资体系改革滞后，过多的信贷资源就会流向低效率的地方政府与国营企业。过重的“政府主导”色彩导致的“国进民退”和产能过剩在加重财政金融系统性风险的同时，还会进一步抑制民间经济的内生创新活力，搞不好中国就很容易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泥潭。在这个阶段，中国需要向占据更高价值链地位的出口大国如美国、德国、日本等国挑战，竞争优势更多地不能再依赖低成本劳动力和简单规模扩张，而是要更多依赖科技水平与创新速度的提升。在此情形下，产业升级、经济转型就成了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形势倒逼下的无奈而又必须的选择。
突破“保八”纠结心态
关键是，认识已有，但转型决心难下。
长期性经济和财政收入的“双高”增长使我们形成了一种习惯性思维，那就是我们老是纠结于“保八”，心里总藏着
“保八”的情结。经济增速一“破八”，我们总想再回到投资拉动增长的老路。其实，从世界范围来看，6％-8％的经济增速对于绝大部分国家来说，绝对属于“羡慕嫉妒恨”的范畴。据估计，2012年我国GDP增速为7.7％左右，美国为2％左右，日本也刚刚由2011年的负增长转为1％左右的增长，欧洲国家中表现最好的德国可能在1％以下。金砖五国中，印度的经济增长率预计不到6％，巴西3％，南非2.5％。
我们为什么总想“保八”呢？“保八”的目的无非就是保就业、保收入和保财政增长。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从“超高速增长”走向“适度增长”的转型之路会非常艰难，这两种增长模式之间的转换需要一个自然渐进的过渡路径，而制造业能否成功转型是关键中的关键。历史上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都经历过经济增速骤降的时期，日本在1973年、韩国在1997年，而且骤降之后增速再也没能反弹回来。所以，我们就有一种担心，担心中国也不能逃脱这个规律。如果中国经济增速真得出现骤降，中国的就业怎么办？中国刚刚过50％的城市化进程如何持续推进？
幸运的是，进入2012年，这种纠结心态有了明显的转变。
首先，2012年的两会破天荒地将经济增长目标定为7.5％，多年来首次低于8％。而且经济定调由2011年的“保增长”改为2012年的“稳增长”，意在为经济过快增长降温，为经济发展观念转变铺路。
其次，经济转型战略已经从1995年最初提出的“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到随后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到十六大提出“三位一体”，十七大提出“四位一体”，发展到十八大提出的“五位一体”，可以说，我们的转型战略思路越来越明晰。在十八大报告中，这种思路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二是提出要把扩大内需作为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战略基点，加快建立扩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三是提出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四是提出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增计划；五是首次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和幸福中国，这个提法很新颖、很重要，也很了不起。
政府先转型
2012年的经验已经告诉我们，经济增速“破八”其实没有什么大不了的。2013年，转型之舟已然重新启航。对于未来，我们能期待些什么呢？
李克强副总理说：要做好2013年经济工作，关键是要把着力点放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着重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一是速度要实实在在，不要盲目攀比，不要有水分；二是要能增加就业；三是收入要和增长同步，让群众获得好处；四是速度和效益相匹配；五是能源资源环境可支撑，在环境优化中实现发展。
具体而言，有几点值得期待：
2013年经济增速保持在7.5％是大概率事件。目前，国内经济短期软着陆的态势已经确认，但为破冰一些增长中的结构性矛盾，为经济转型进一步腾挪政策空间，政府仍会倾向于主动调低经济增速。
2013年的经济工作最终目标由过去的“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转变为“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一元目标已经演化为二元目标，是对以往经济改革的反思和对重启改革共识的肯定。基于此，中央下一步可能会重构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体系，淡化GDP指标，而加入居民收入增长、节能减排、社会保障等民生和环境改善指标。
提振内需应该会是2013年的经济亮点。可以预见的是，未来内需消费将会更加体现多元化。但短期而言，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仍然十分关键。
温和的基建投资策略仍会继续，这是“稳增长”的需要。但为便于与经济转型相匹配，财政资金的投入重点主要有两个：一是倾向民生领域，二是倾向可以打基础、利长远，又不会造成重复建设的基础设施领域。
围绕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旨在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系列改革会逐步拉开帷幕。
当然，从长远来看，要成功实现经济转型，首先要政府转型。在市场经济框架中，企业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消费者的目标是效用最大化。如果政府硬塞到这个市场框架中，两方博弈就变成了三方博弈。理论上讲，政府的目标是社会福利最大化，也就是“慈悲为怀，以天下为己任”。但在目前体制下，政府的目标很可能演化为当政官员的政绩最大化。为招商引资，可以零土地费用，可以免税，可以牺牲环境，可以强拆征地等等。如果经济增长稍稍趋缓，逆经济周期的凯恩斯经济刺激政策就接踵而来，投资就又是全部寄托所在，经济转型就难有表现。
（赵晓系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陈全保系经济学博士、财经评论员）
中国经济转型研究 篇12
但前进的道路并不平坦, 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都不会一帆风顺。2006年底, 国家为实现经济转型, 下调出口退税率, 酝酿出台“两税合一”。同时, 由于原材料涨价、劳动力成本提高、人民币升值、土地费用攀升等诸多因素, 我国出口加工业开始不景气, “2006年, 外资制造业从局部地区开始较大规模撤离中国。2007年, 500多家台资企业搬离广东东莞;2008年上半年, 4119家外资企业退出长三角”, 内资以温州为例, “曾占据全国产量90%以上的温州金属打火机, 鼎盛时有1000多家企业, 如今只剩下100家左右。而在这100家中, 也只有30余家的企业老板在专心经营, 一些企业, 已经把重心转移到其他行业, 比如股市、房地产、矿产以及第三产业”。其实这也在正常, 是我国加大经济转型必须付出的代价, 但天不遂人愿, 房漏却遇连雨天。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 雷曼兄弟破产, 全球金融海啸冲击全球。经济转型难以为继, 国家果断出手, 采取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 4万亿的财政资金, 10万亿的银行信贷投放市场。潮水般涌来的资金, 挽救了中国经济, 也挽救了世界。国内经济实现平稳较快发展, 对世界经济复苏贡献率也超过50%。但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 2009年9.2%的GDP增长, “骨头多, 肉少, 水分大”。流动性泛滥的滞后性反应出现在2010年的第四季度。突出表现在CPI走高, 通货膨胀预期增强, 各路资金拥挤到房市避险, 房地产调控, 屡屡失效, 几成空调。地方政府配套资金不足, 只能靠贷款, 地方融资平台债台高筑。根据银监会对全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清查摸底的结果, 至2010年11月末,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的数量由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 000多家暴涨到8, 800家, 贷款余额由2008年末的1万余亿元增长到9.09万亿元, 占全部人民币贷款余额的19.16%, 占2010年中国GDP的22%。货币政策面临两难选择。不加息, 居民储蓄存款缩水。加息, 地方政府、企业不堪重负。一句话, 现有经济发展模式面临三个突出问题: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
从需求结构看, 是顺序颠倒, 比例失衡。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出口、投资、消费步调不一致, 长期处于“两高一低”状态, 有人戏称是俩马壹瘦驴。即高出口、高投资、低消费。以前是出口占主导, 金融危机发生后, 2009年投资占GDP90%以上, 消费占GDP比重连续多年下滑, 现在只有33%, 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农民不富裕, 面临医疗、教育、养老诸多难题, 没钱消费。中产阶级开着汽车进股市, 骑着自行车出来, 成为房奴、车奴、孩奴, 服务业所占比例想高也难。少数拿着外国护照, 揣着美国绿卡的富豪满世界找奢侈品商店, 进门三句话:真便宜, 全都要了, 还有吗?这一幕的后果是, 相当所有7个发达国家总和的8亿人口的农村巨大市场, 几近荒芜。有的是老弱病残, 家庭妇女、留守儿童。中产阶级壮大, 渐行渐远, 无力支撑中国巨大的产能, 40%的出口商品, 满世界找市场, 前年7300亿元, 去年9205亿的出口补贴, 换来的是反倾销调查, 不承认我国市场经济地位。这是中国人民心中永远的痛。
从贸易结构看, 中国仍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 产业链条不完善, OEM比重过大, 研发、设计、销售、服务环节薄弱。出口中消耗资源和人力的货物贸易比重大, 技术和知识含量高的服务贸易比重小。2006年我国出口一台DVD售价32美元, 交给外国人的专利费是18美元, 成本13美元, 中国企业只能赚取1美元的利润。一台售价79美元的国产MP3, 国外要拿走45美元的专利费, 制造成本要32.5美元, 中国企业获得的纯利润只有1.5美元。一只中国生产的鼠标, 在美国市场的价格是24美元, 其中渠道商能赚8美元, 品牌商能赚10美元, 而制造厂商只能赚0.3美元。2009年, 美国的苹果公司开发一个30G的iPod市场售价为299美元, 苹果公司可以拿其中的114美元, 市场营销、硬件配置拿掉另外一大部分, 我们只有4美元的加工费。一台iPhone在美售价约178.96美元, 中国加工企业仅获取6.5美元加工费, 毛利率3.5%。没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 中国企业即使能做大却很难做强。其结果必然是外国大老板越来越富, 国人越来越穷。事实也是如此:我国人均购买力由每年525美元提高8.33倍至4371美元的时候, 普通美国人的购买力由2.5万美元提高了不到2倍, 即4.77万美元, 但中美收入差距由2.5万美元左右扩大至4.3万美元。
从产业结构看, 主要是产业发展不协调, 农业基础薄弱、工业核心竞争力不强、服务业发展水平低。“豆你玩”、“蒜你狠”、“姜你军”、“糖高宗”、“棉花掌”要求我们夯实农业基础地位。8亿农民创造的价值只占GDP的10%, 农民想富不容易。有人说工业化国家第一产业的比重都在10%以下, 但我们国家与他们不同, 发达国家农民数量不到20%, 人口不到2000万, 我国农业人口占多数。虽然我国号称世界工厂, 实际上数不得真正工业化国家。当然, 8亿农村人口也不是负担, 而是我们的比较优势。现在不是在全世界找市场吗?试想一下, 8亿人口的市场有多大?是欧盟、美国、加拿大和日本人口的总和。农民固然贫穷, 但二战后的欧洲、日本还不如我国农村现状。是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带动了欧洲和日本的发展。8亿农民不富裕, 何谈扩大内需, 消费达不到60%以上, 怎么可能成为工业化国家?在世界粮食价格普遍上涨的今天, 更不应该人为压低农产品价格, 如果谷物每斤价格上涨0.1元, 将使农民增收2000多亿人民币, 谷贱伤农, 穷人没理由补贴富人。只要政府下决心, 实施中国式“马歇尔”计划, 拓展农村广阔市场, 中华腾飞, 指日可待。工业增长, 还没有走出高投入、高耗能、高消耗、低产出的老路, 大而不强, 急需提高科技创新能力。
从服务业看, 2011年, 我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为43.1%。和世界先进服务业的发展水平相比, 我国国内的服务业相对还比较落后, 这一方面体现在绝对量的规模上, 另一方面体现在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国内的服务业最近几年来占GDP的比重一直维持在40%左右, 而世界平均水平则在60%左右, 发达国家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一般都在70%以上, 差距还是很明显的。从城乡和区域结构看, 主要是基础设施, 公共医疗、公共卫生、教育、文化差别较大。城镇化率不高, 2亿左右的农民工、5000万的失地郊区农民还没有完全融入城市, 中西部地区发展相对滞后。目前情况有所好转, 我国产业陆续从珠三角、长三角向环渤海、中部、川渝经济带、汉中平原转移, 势头良好, 前景广阔, 中部崛起, 西部崛起将成为我国经济增长新的引擎。
从要素投入结构看, 是“三高一低一过剩”, 即高投入、高耗能, 高污染、低产出、产能过剩。据2011年1月份统计, 有10个行业产能过剩。中国粗钢过剩率达到43%, 过剩量约为2.5亿吨, 水泥、多晶硅、平板玻璃等产能过剩严重。高耗能, 高投入, 低产出, 没有没有根本改变。中国经济网称:“工业和信息化部要求2010年淘汰落后产能企业2087家”。根据2009年统计公报, 全年能源消费总量达到31.0亿吨标准煤, 煤炭消费总量达到30.2亿吨, 大大提前超过了2020年的预期目标。这意味着中国巨大的能源消耗居世界第二位, 不久将超过美国成为第一位, 而污染排放, 特别是二氧化硫、二氧化碳排放, 已居世界第一位。可见环境保护压力加大, 调整结构、兼并、重组日益迫切。
为此, 就必须改弦易辙, 转变外向型经济模式, 把经济发展引导到更多地依靠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各类创新活动上来。寻求新能源、新生物技术、新IT技术的突破, 以扩大内需, 提高GDP含金量, 调整产业结构、提高创新能力、改善民生为宗旨的第二次经济转型, 以效率为先, 以科技创新为先导, 壮大实体经济, 预防经济泡沫, 夯实经济发展基础;坚持依法治国方略, 保障公平正义, 落实科学发展观, 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为主线, 调整经济结构。以提高企业核心技术带动经济转型。抓住当前世界经济危机的机遇, 谋求全球经济战略布局。眼睛向内, 积极拓展国内市场, 千方百计提高居民收入。扩大内需促发展, 经济发展为人民, 加强通货膨胀治理, 加快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步伐, 缩小贫富差别, 走共同富裕道路。“一心一意谋发展, 聚精会神搞建设”, 实现经济包容性增长, 使全国人民充分分享GDP成果。促进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友好发展, 构建健康美好、和谐社会是我们永恒的追求,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我们共同的期待。
参考文献
[1]乌云斯琴, 王慧峰.政协委员出招防范外商撤资风潮[N].人民政协报, 2009-0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