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面临重大转型

2024-07-12

中国经济面临重大转型(共4篇)

中国经济面临重大转型 篇1

一、什么是安全生产

安全生产是指在生产过程中消除或控制危险及有害因素, 保障人身安全健康、设备完好无损及生产顺利进行。在安全生产中, 消除危害人身安全和健康的因素, 保障员工安全、健康、舒适地工作, 称之为人身安全;消除损坏设备、产品等的危险因素, 保证生产正常进行, 称之为设备安全。安全生产是从企业的角度出发, 强调在发展生产的同时, 必须保证企业员工的安全、健康和企业财产不受损失。安全生产的内涵包括生产必须安全;安全生产, 人人有责;安全生产, 重在预防三个方面。

二、准确把握和认识当前安全生产形势

(一) 从宏观看安全生产形势具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

具体表现为两个矛盾:一是人民日益增长的安全需求与安全生产保障能力不强的矛盾。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 在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同时, 我国已经跃入中等收入国家。我国经济发展了, 需求层次也高了, 人民群众对于安全和尊严的关注程度, 已经不亚于对吃饭、住房的关注程度。然而, 面对人民群众对于安全生产工作的新期待、高要求, 我国安全生产保障能力却依然处于“没把握”的状态, 人民群众不满意。二是生产安全事故处于易发期、高发期与经济发展依然需要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之间的矛盾。按照国际比较研究成果, 人均GDP在1000美元到1万美元之间, 均属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增长期, 也属于生产安全事故易发高发期。目前, 我国人均GDP为6200美元, 至少要到2020年, 前后约7年时间, 我国仍处于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的快速发展期, 也就是事故的易发、高发期。即使这样, 我国经济发展速度仍然不能大幅度降低, 仍然要努力保持七到八个百分点的增长率。一因就业驱动, 每年至少要解决900万以上的新增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二因投资拉动。光城镇化一项, 预计就要投入40万亿人民币。在未来几年, 大投入、大建设、大积聚、大流动依然是中国的经济社会特征。由此产生的安全隐患、事故风险, 无疑对全国安全生产的控制、预防能力提出严峻挑战。安全生产工作, 任重而道远。

(二) 从微观看, 自身也存在问题

国家安监局对发生的特别重大事故初步进行了分析, 感觉到最主要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无视法律, 非法违法生产。特别重大事故中有一半都是非法生产、违法生产导致的。

第二, 违章作业, 违章指挥, 有章不循。几乎所有的责任事故都是由于违章指挥、违章作业造成的, 我们有一些规章制度很好, 但是到了有些单位就形同虚设。

第三, 在监管方面, 确实存在着不到位, 监管不力的问题。发现了非法违法的行为没有采取果断的措施进行处理, 甚至熟视无睹。第四, 腐败问题。我们确实看到了事故背后存在的一些腐败现象。官商勾结, 结成了利益共同体, 充当这些非法业主、非法矿主的保护伞, 甚至参与瞒报。所以这些非法业主有恃无恐、铤而走险。以上四方面的原因, 导致了一个时期以来重特大事故频发。

三、如何应对当前安全生产形势的挑战

面对宏观形势和我们自身存在的问题, 应该怎么办?我们必须看到, 到2020年实现安全生产状况的根本好转, 我们既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同时更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最大的挑战源于安全生产必须逆袭而上。也就是说, 我们的安全生产工作不是建立在国民经济原地踏步的基础上, 而是建立在国民经济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规模持续扩张的基础上。国民经济快速上行, 安全生产事故、伤亡人数则要保持持续下降, 这就给安全生产工作提出严峻考验, 包括安全生产基础的考验, 也包括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能力的考验。能不能经受这样的考验, 对于安全生产战线的广大干部职工无疑是重大挑战。

(一)

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和实际, 加强安全生产工作既不能提出超越阶段的不切实际的目标, 也不能陷入“唯条件论”, 忽视甚至丧失主观能动性。我党的一大法宝就是理论联系实际, 也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搞安全生产工作, 就不能不顾中国国情, 好高骛远, 盲目提一些超越阶段、超越实际、脱离国情的奋斗目标, 既要充分认识国情和实际, 脚踏实地;也要注重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积极作为, 力争在现有条件下, 创造出更好的业绩。十八大报告之所以在结尾段落明确提出四个意识, 即忧患意识、创新意识、宗旨意识、使命意识, 就是要我们充分调动和发挥主观能动的作用。

就安全生产工作而言, 应该着力强调六个意识:一是忧患意识。生产顺利时要时刻牢记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这一基本判断, 任何事物的发展, 都存在着相反相成, 相生相克的规律性。忧患意识的可贵就在于:能够从承平中预见危机, 从有利中发现不利, 未雨绸缪, 防患未然。我们能够树立忧患意识, 再结合狠抓生产, 坚决落实安全第一, 预防为主, 综合治理方针, 强化安全生产措施, 安全生产就可以争取早日实现零事故。二是进取意识。要着眼于满足人民群众对于安全生产工作的新期待, 既不好高骛远, 又不因循守旧、固步自封, 以积极奋发的作为, 弥补安全生产保障能力的缺失, 促进安全生产条件不断改善, 安全生产能力不断增强, 安全生产工作成果不断扩大。三是宗旨意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员的根本宗旨。安全生产是捍卫生命的事业, 也正是为人民服务的事业。作为安全生产领域的共产党人, 宗旨意识是否牢固, 关键就看能不能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贯穿到扎扎实实、任劳任怨的做好安全生产的每一个具体工作当中。四是创新意识。新时期我们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现代安全观, 归纳起来应该有以下几方面:第一, 树立安全第一的哲学观;第二, 树立生命健康的价值观;第三, 树立合理的风险投入观;第四, 树立合理道德情感观。五是使命意识。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是三大任务, 现代化、统一和维护世界和平。具体到安全生产领域, 就是要提高安全生产的现代化水平, 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和健康安全。六是法治意识。安全生产监管监察工作属于执法工作, 执法部门需要有更强烈的法治意识。要以捍卫法律的尊严为己任, 以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依法治安为操守, 切实做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 着力形成规范的安全生产法治秩序, 为广大人民群众盛起一片安全生产的法治蓝天。

(二) “科学发展观”为加强安全生产工作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十八大的一个重要成果, 就是进一步确立了科学发展观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当中的指导地位。科学发展讲的是以人为本, 安全生产问题是人权问题, 也是发展问题, 是经济问题, 也是社会问题, 如何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当中, 正确处理安全与生产的关系,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 为实现安全与发展之间有机统一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 促进了安全发展理念和安全发展战略的提出与实施。

科学发展观是安全发展理念和安全发展战略的思想武器, 贯彻科学发展观, 必须认真贯彻落实安全发展理念, 大力实施安全发展战略;同样, 只有认真贯彻落实安全发展理念, 大力实施安全发展战略, 才是真懂真信真用科学发展观, 真正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三) 批示精神为加强安全生产工作指明了具体道路

习近平批示内容:“人命关天, 发展决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 这必须作为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 以对党和人民负责的精神, 完善制度, 强化责任, 加强管理, 严格监督, 吧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到实处, 切实防范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批示深刻阐明了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 把对安全生产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催人警醒, 意义深远。体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 体现了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的鲜明立场和一贯作风, 是我们做好当前工作的重要指导方针, 我们一定要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安全生产事故发生,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我们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同志重要批示精神实质, 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安全发展的理念。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执行安全生产责任制, 进一步强化政府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 切实把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各环节、各方面和全过程, 落实到每个责任人身上。

摘要:面对目前我国严峻的安全生产形势, 我们应该怎么做?本文从三个方面阐述了这和问题。

关键词:安全,生产,重大,挑战

中国经济面临重大转型 篇2

Kris Szaniawski

目前电信市场竞争日益激烈, 用户消费行为不断变化, 使电信运营商营收出现大幅下滑, 电信运营商不得不感慨电信业盈利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在诸多新形势的推动下, 2015~2019年全球电信市场将发生重大变革。

电信业“黄金时代”终结

流量增长无处不在, 思科视觉网络指数 (VNI) 数据显示:全球IP流量在2013~2018年期间将增长3倍, 到2018年互联网用户平均每月将产生约30GB流量, 较2013年的15GB/月上升101%。“虽然流量不断增长可以增加电信运营商的收入, 但在市场竞争日益剧烈、电信运营商整体收入增长放缓之时, 不同类型的流量日益增长, 电信运营商能否给用户提供良好体验仍是未知数。”Ovum智能网络首席分析师Kris Szaniawski指出。

电信运营商营收正急剧减少。在语音方面, 全球范围内电信运营商的固定、移动语音均出现收入下滑, Ovum研究数据显示:2014~2018年期间, OTT Vo IP在全球范围内将蚕食电信业语音收入达2.934亿美元。语音不再成为电信运营商强有力的收入支撑。在数据方面, 电信运营商移动宽带用户总体呈现增长趋势, 增长幅度较大;但固定宽带增长十分缓慢, 例如2014~2019年欧洲固定宽带年复合增长率将仅为0.5%。

数据收入的增长对下滑的语音收入起到补充作用, 但未来也将面临压力。Kris Szaniawski表示:“语音相比数据的利润要高, 2015~2019年数据业务增长带来的收入难以抵消语音衰落给电信运营商造成的损失。”

我们正身处数字信息时代, 信息技术的进步降低了不同领域彼此进入的壁垒。到2025年信息技术将从IT和电信领域延伸到所有垂直领域。技术变革使产业链更加开放, 未来电信服务可以绕过电信运营商, 承载在非电信网络上。这无疑将严重威胁电信运营商的地位。

电信生态链不断变化, 给电信运营商带来了新机会, 但新机会也意味着新压力。“电信运营商进入新领域意味着会遇到新的竞争对手, 他们要想把握新领域的机遇, 必须完善其价值链、业务模式、销售渠道等诸多方面。”Kris Szaniawski表示。

在监管机构鼓励竞争的地区, 市场竞争不断加剧, 日益激烈的竞争牺牲了电信运营商的利润。Kris Szaniawski认为:“网络中立使电信运营商财务压力加剧, 将有可能破坏其商业模式和定价策略的发展, 监管者需要在网络中立、电信运营商商业模式以及最终用户透明度之间保持平衡。”

电信运营商网络能力需提升

电信产业所涉及到的技术正发生变革。为应对目前电信市场新形势的挑战, 电信运营商的固定和移动网络将向高速、全IP、以软件为中心转变, 升级网络能力能确保网络敏捷、灵活、开放, 带给用户更好的使用体验。

2015~2019年电信固定网络和移动网络基础设施及服务将走向融合。Ovum调查显示:在终端操作系统、虚拟现实以及云计算等领域, 软件已经提升到比硬件更重要的地位。除此之外, 物联网在终端上将占据统治地位。在此情况下, 电信运营商需要向更多用户提供更强大的网络连接能力和更优质的服务。

为更好地满足用户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 电信运营商需采用一系列的解决方案以提升网络能力。“电信运营商需要对资源进行优化配置, 对整个组织的网络、文化及内部流程进行变革。企业之间的资产优势各不相同, 控制住核心业务, 其余业务外包给第三方也是电信运营商变革应采取的模式之一。”Kris Szaniawski建议。

为提升服务质量、增加营收, 电信运营商正升级其网络。网络升级不仅需要升级速度和容量, 还需要多个供应商多种服务的支持, 以及产业链上下游以创新的模式改进服务质量、提升用户体验。

电信运营商业务模式待变革

目前电信市场消费者行为正发生巨大变化, 消费者越来越多地倾向于使用非电信服务的在线应用以及云计算服务;连接对“网络世界”依然十分重要。“电信运营商通过网络资产创收重点不仅在于寻找下一个‘杀手级应用’, 还在于维持用户相关性并增加价值。”Kris Szaniawski表示。维护核心的连接服务, 维持用户“相关性”, 支持多种服务、多个垂直领域、多种商业模式的“连接世界”, 才是电信运营商应为用户提供的服务。

电信运营商商业模式将转变, 其中, 成本管理和组织转型是关键。电信运营商转型会影响到其业务的多个方面。电信运营商转型初期可能只专注于网络、服务或业务运作单个维度, 未来电信运营商会逐渐呈现多维形式, 对用户、流程、平台三者都将产生影响。

电信业并非拥有所有最好的想法, 因此与第三方合作至关重要。电信运营商未来的发展, 需要更多合作伙伴的支持。“电信运营商可与不同产业进行合作, 在销售模式上通过捆绑销售辅助服务以支持核心业务。例如:未来电信运营商可与有线电视运营商开展合作, 推出订阅宽带、赠送免费电视服务或者订阅电视服务、赠送免费宽带的套餐等, 以此吸引用户, 从而实现双赢。”Kris Szaniawski举例道。

后危机时代中国处在重大转型期 篇3

关键词:后危机时代,转型期,系统工程

从2009年开始, 全球进入了后危机时代, 中国进入了重大转型期。重大转型中我们怎么来定位和发展, 思路决定出路, 定位决定地位。中国的经济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上, 向何处去, 今后改革的动力在哪, 需要我们全党上下集中智慧来思考和回答。重大转型期有四个转型要同时并进, 这四个转型是重大转型期的具体化, 它们之间互动互补, 是整体联动的系统工程。

一、经济转型

经济是社会的主体, 社会转型首先要经济转型。改革开放30年了, 我国经济高速发展, 平均GDP年增幅是9.4%, 成为中国增长奇迹, 堪称中国崛起。现在盘点历史, 回首往事, 客观辩证地评价这30年, 我们应该看到, 受计划经济的影响, 这30年尽管是高速增长, 但走的是一条粗放增长之路, 资源依赖之路, 结构失衡之路, 技术低端之路。这是我们走的四个弯路, 现在需要研究经济如何在增长中转型, 在转型中创新, 在创新中发展。具体要探讨四个转向。

第一个转向:我国经济发展要由从外贸依赖型转向扩大内需型。我们过去的经济发展更多依赖出口外贸总量拉动GDP增长, 导致我们国家的经济外向度比较高, 经济增长的外贸依存度比较高, 曾经高达68.3%, 我们的经济增长主要靠出口这架马车来拉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来了, 世界市场发生变化, 订单减少, 出口企业受到重创, 这就是外贸依存度太高带来的经济波动和风险。由于我们出口近年一直坚挺, 以2008年为基数, 每年的出口总量是1.5万亿美元, 进口是1.1万亿美元, 进出口的外贸总量2.6万亿美元, 占GDP总量的68%, 我们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源是出口, 真正的贡献点是在外贸上。由于这种增长模式, 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带来弊端和负效应。如外贸摩擦多, 中国始终是这几年WTO谈判桌上第一大被告国, 外贸为打官司一年损失260亿。另外风险大, 一旦国际市场发生变化, 国外一打喷嚏中国先感冒, 这都是外贸依赖型经济增长方式带来的后果。日本过去曾经是靠外贸拉动经济, 后因经济转型滞后, 进入了15年的衰败期。亚洲四小龙也是靠出口来拉动经济, 现在经济发展也放缓。中国是世界第三批出口导向型经济国家, 现在也遇到了挑战, 需要思考和重新抉择。人们最近关心人民币升值问题, 人民币升值表面是汇率的浮动问题, 实际上是外贸顺差逆差之战。西方好多发达国家联合起来从抵制奥运开始向中国施压, 这次是以20国峰会提出人民币要升值。连金砖四国的俄罗斯、巴西和印度也由于贸易逆差的原因站出来, 一起敦促中国人民币升值, 这实际上是外贸摩擦的结果, 也是西方很多发达国家把人民币汇率问题政治化、妖魔化的结果。这种外贸拉动经济的旧的增长模式走到了尽头, 需要我们重新抉择和定位。中央从去年的北京两会开始, 提出要眼睛向内, 练好内功把国内的需求激活, 拉动生产, 发展经济。现在看我们经济增长要重新换个发动机, 要由长期以来外贸依赖出口拉动经济转向激活内需, 由内需来拉动经济。内需有两种, 一种是投资型内需;一种是消费型内需, 出口这架马车要变小, 要把投资和消费这两驾马车做大。这就是第一个转向, 经济增长由外贸依赖型转向扩大内需型。

第二个转向:经济发展由投资刺激型转向消费拉动型。这次应对危机政府救市的过程中我们有个新的感悟:投资和消费这两架马车结构也要调整。经济危机来了之后, 中央投资4万亿元, 地方政府匹配12万亿元, 2009年银行发放天量贷款10万亿元, 创下建国60年之最。靠政府财政投资, 靠银行发放贷款上项目, 刺激经济发展。现在看正面效应出来了, 经济企稳回升, 在全世界一花独秀。同时负作用也出来了, 引发一大批重复建设项目, 现在有地铁热、支线飞机场热、高铁热、高速公路热等等。地方领导为了GDP要政绩, 纷纷争要投资上项目, 第二次加剧了产能过剩。前面投的是资金, 后面出来的是库存产品。有的地方当时投资不分青红皂白, 加剧了产业的过剩, 现在我国有钢铁、水泥、煤化工、平板玻璃、多晶硅、风电等十八个行业出现产能过剩。河北省一个省的钢产量就超过1亿吨。国务院召开紧急会议, 要淘汰过剩产能, 靠投资来发展经济负作用太大。为此必须另辟蹊径, 寻求刺激消费来拉动经济, 这是一个历史的选择。中央从去年下半年开始陆续出台刺激消费的政策, 比如对农民的两免三补、家电下乡、汽车以旧换新等等, 旨在刺激消费, 特别是激活农村的大市场, 为我们的经济增长寻求新的动力源, 拉动经济健康并可持续发展。

第三个转向:从资源消耗型转向生态环保型。我国过去经济的高速度发展是靠“三高”换来的, 即靠资源的高消耗、环境的高污染、资金的高投入。三高换一高, 成本太大, 得不偿失, 某种意义上说是卯吃寅粮, 是靠吃子孙饭过日子。粗放增长使我国资源和生态已经双双亮起了红灯, 告诫我们资源红利已经吃到了尽头。我国的人均资源占有量, 总量叫地大物博, 人均叫资源贫国。我国人均水资源按占有量只有世界人均的1/4, 人均耕地面积只有世界平均值的1/7, 森林蓄积只有世界人均的1/8。我国靠超耗资源和能源换取经济的发展, 这个路子也走到了尽头, 为此经济转型要转向生态环保型。现在环境污染很重, 生态也亮起了红灯, 森林是地球之肺, 是天然氧吧;湿地涵养水源, 调节气候, 是地球之肾。现在森林超量采伐, 肺不好了;湿地过度开垦, 肾也不好了。一个人肺和肾都不好了就是生病了, 严酷的现实逼着我们要另辟蹊径, 使经济转向生态环保型, 注重发展低碳经济、生态经济、绿色经济, 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 真正把我们经济的出发点和归宿点转移到生态第一、环保至上的新理念上来。闹革命也好, 搞建设也好, 最终目的是改善民众的生活质量, 提升老百姓的幸福指数。我们注重生态环保, 减少资源消耗, 留下蓝天白云和绿水青山, 这才是给百姓留下最大的生态财富, 最大的民生工程。今后我们选择项目谋求发展要把生态和环保问题放在新的价值取向上来思考和抉择。

第四个转向:经济发展从总量扩张型转向科技进步型。这几年我国经济的发展更多谋求的是生产要素的多投入, 生产规模的扩张, 以此赢得高额GDP, 形成GDP崇拜症, 以GDP论英雄。考核干部先看总量, 二看增幅, 三看财政收入, 这种导向致使经济增长粗放, 靠生产要素的多投入, 生态资源的多消耗, 靠总量的扩张, 用速度换政绩, 搞GDP主义, 这个问题是粗放增长的集中表现。现在要真正转向科技进步型, 认真研究我们今后的经济发展如何提高劳动者素质, 如何寻求科技进步, 加大自主创新的力度, 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这是企业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我国到2020年要建成创新型国家, 实现两大指标的飞跃, 一是新产品新技术的研发投入, 即R&D的投入, 由现在的1.39%提升到2.87%。二是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现在的39%提升到65%。这是胡锦涛总书记向全世界做出的承诺, 到2020年我们通过科技进步自主创新, 把中国建成创新型国家。后危机时代, 从2009年开始到2020年真正实现经济转型到位。我们需要站在后危机时代这样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 重新思考中国经济的定位、转型和发展问题。

二、社会转型

重大转型期的第二个标志是社会也要转型。党的三代领导集体为中国人民作出了三大贡献:第一代是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集体领导中国人实现了制度转变, 建立了新中国, 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第二代是以邓小平为首的领导集体改革开放, 体制转轨, 使中国人民富起来了;第三代是以江泽民和胡锦涛为首的领导集体, 力推经济发展的转型, 真正让中国人民强起来了。三代领导, 继往开来, 使我们党的执政理念不断创新、升华和进步, 社会由温饱型转向小康型。社会转型就是要建设法制型社会。治国之策要由人治型走向法制型, 依法治国。社会转型就是由官本位转成民本位, 建立民生社会。受封建思想影响, 中国的官本位根深蒂固, 越是落后地区, 官本位越是盛行。社会要以民生为本, 建设民生型社会, 要真正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社会转型就是由分配不公导致两极分化转向建设和谐社会。我们这几年基尼系数攀升到0.46, 已经超过了警戒线, 逼近危机线, 两极分化已经很严重了, 当前房子贵, 汽车价格高, 都是富人买起来的。现在这个两极分化带来很深重的社会问题。一个社会当两极分化裂变到一个极限时, 容易引发动乱和风险。党中央已经开始研究分配制度改革, 强化财政税收体制改革, 通过税收抽肥, 通过财政补瘦, 以实现相对公平和长治久安。社会转型要的是一方面经济发展高速度;另一方面是社会高度和谐。社会转型的价值取向就是小康型、法治型、民生型、和谐型四种模式。

三、政府转型

经济转型伴随社会转型, 前两个转型要求政府转型, 政府转型在先, 前两个转型才能顺畅。现在看来政府的转型进展慢了一些, 有的地方行政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都相对滞后, 这也是造成经济发展遇到体制性障碍的集中表现。政府转型是关键, 归纳为三个转变。

第一个转变:由集权审批型变成公共服务型。政府不能集中权力层层审批, 由于审批带来的交易成本过高, 引发腐败问题, 现在很难根治, 根子就是行政审批制度, 环节太多, 收费太高, 权钱交易空间太大。实践证明:哪里有审批, 哪里可能就有腐败;哪里有垄断, 哪里可能就有落后。所以要从制度安排入手, 加快政府职能改革和转变, 政府要放宽审批下放权力, 变成公共服务型, 政府的责任是面向社会, 提供公共产品、公共安全、公共管理、公共服务, 财力以公共财政为支撑, 这是政府的基本职责, 不能缺位。我们现在的公共服务不到位, 建设服务型政府尚在努力之中。

第二个转变:由强行干预型变成政策调控型。政府在经济面前要少干预多调控, 对于微观经济, 政府不能用强行命令的行政手段直接干预, 应该变成用财政的、货币的、经济杠杆的政策导向来调控经济。现在政府对微观经济干预太深, 对企业管制太严, 这样使经济缺乏活力。政府在经济面前需要解决管什么和怎么管的问题。比如说现在的房价问题, 政府屡次出台政策, 打组合拳, 压低房价。市场经济有买就有卖, 买卖成交叫市场。现在看, 物价问题政府直接干预管不了也管不好, 应该让市场的供求关系价值规律来自动调节。政府管房价管的很尴尬, 管完之后只有量的萎缩, 没有价的下降。今年全国好多城市上半年房价不但没有下降, 反而提升了11.4个百分点。政府在房价面前要办两件事:一个是严密房地产税收政策, 让多套住房炒房行为得到高税收的制约。温州炒房团带了1500亿到国外去炒房, 炒了一圈回来了, 一户没炒成, 外国市场经济200年了, 对房地产税收政策搞的很严密, 无缝可钻。第二件事是政府在增加供给上下功夫。房子少了它就贵, 增加供给, 拿出一部分地去盖平价的廉租房和经济适用住房, 给中低收入者提供保障性住房, 让大多数人有房子住, 市场上排商品房的人自然就少了, 供求关系逼着房地产商降价, 这样才能把房地产纳入一个健康的良性发展轨道。所以, 政府在经济面前多搞政策调控, 少搞行政干预。

第三个转变:政府要瘦身减肥, 由万能强制型政府变成高效精干型政府, 构架市场经济下小政府, 大社会, 大企业的新格局。目前政府太大, 机构太多, 人员太肿, 财政收入每年60%都拿去开支养人了。今年预测财政收入到年末能达到8万亿元人民币, 加上基金性收入1.8万亿, 再加上各种行政性收费收入, 到年末我们政府可掌控的财力能达到10万亿。这是建国以后第一年高平台年, 财政收入增加了, 这么多钱怎么花, 第一个想到的应是给工人涨工资, 解决国民收入分配过多向政府倾斜的问题;第二给企业结构性减税, 解决一部分企业税收负担太重的问题;第三个反应是改善财政支出结构向民生倾斜。我国养老金目前缺口2万亿, 我们现在财政不拿钱补, 将来窟窿会越来越大。西方发达国家财政支出的30%都投向了社会保障, 而我国投向社会保障的财政资金不足6%。这种财政支出结构应该认真改革。

四、出口转型

我们近年出口做得很大, 贡献率很高, 但今后的出口需要调整并分为三个转向:一是中国是世界工厂, 给全世界制造日用消费品, 现在世界工厂需要转身了, 走出打工经济的模式;二是我们的出口企业更多地由模仿型转向创新型, 走自主创新之路;三是出口产品由过去低端化的大路货转向高科技、高品牌、高附加值精品。如服装、家电、玩具、鞋帽这四大类是中国出口的主打产品, 都是大路货, 附加值太低, 产业链太短, 出口量很大, 效益不高, 是一种不等价的交换, 中国用廉价的劳动力在给全世界打工。前段时间有报道, 我们出口14亿双袜子才能换回一架飞机, 我们出口8万件高级T恤衫才能换回一台数控机床, 这里更多的是用低价劳动力和低价原材料与别国搞不平等竞争、不等价交换。靠人口红利和资源红利支撑出口现在也走到了尽头, 今后中国的出口要减量转型, 由出口低端化的产品转向出口高糖类产品, 这是中国今后出口转型的走向。

中国经济面临重大转型 篇4

全球能源与环境问题的日益紧张,催生了“低碳经济”概念的生成,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目标的发展型经济体制得到了全球范围的认可。中国近年来的飞速发展,无疑为全球的经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处在环境保护的风口浪尖,高速的工业化进步也带来一定的能源与环境弊端,积极响应“低碳经济”倡导,向可持续经济发展转型,成为了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转折点。

二、中国经济低碳转型面临的主要困境

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同时也伴随着其它相关问题的滋生,国际环境保护机构与各国联合发出声明,要求遏制过高的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正处在工业化进程的中国,不得不面临做出经济发展重大调整的局面。中国经济的低碳转型,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与工业化进程的一记“刹车剂”,成功转型才能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发展。

1. 中国经济的低碳转型压力巨大

由于环境问题的日趋严重,在国际法律的约束下,每个国家都有义务调整自身的发展结构,促进“低碳经济”的开展。这一决定,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作为以制造业为经济主体的中国,不但要控制能耗,还要收到减排制度的严格约束。尽管如此,我国依然积极响应国际发展号召,提倡“低碳经济”,履行承诺加快实施经济转型。目前我国的工业能源主要以煤炭为主,工业化发展带来了巨大的二氧化碳排放,成为温室气体的主要排放国。因此,从整个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低碳经济”亟待实施。然而,我国的碳排放70%来自于工业产业部门,给经济转型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由于发达国家相继完成了工业化,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很多重工业已经先后进军中国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因此,与发达国家实现“低碳社会”的发展目标相比,“低碳经济”的转变则更为艰巨。中国作为世界范围内的出口大国,也不断受到“碳贸易保护主义”和“碳贸易歧视主义”压力,一些国家拟定的“碳关税”的征收势必也对我国的出口造成巨大的影响。

2. 中国低碳技术滞后,推动低碳转型被动

低碳技术是一种新兴的环境保护方式,我国长期处于高增长、高排放的发展模式,粗放型的工业化进程,使得我国对低碳技术的掌握和开发程度明显不足。特别是处于经济转型期,低碳技术的相对滞后,为我国地毯经济转型提出了新的难题。一直以来,我国能源领域的高新技术创新能力不高,依赖技术引进的方式来推动发展,缺乏自主低碳技术的积累,是我国的低碳经济发展缺乏自主权,在技术上受制于人。美国现任总统奥巴马极力主张绿色能源的开发和利用,积极促进绿色经济的增长,鼓励和倡导新型清洁能源的使用,将美国的低碳技术能力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欧洲与日本也在太阳能的开发上走在了世界的前列,碳排量逐年递减,并掌握着国际上最为先进的太阳能技术。与以上优势国家相比,尽管我国目前也在积极的进行新能源建设,但基础技术与设备仍然依赖进口,国内自主研发能力水平滞后。以太阳能产品为例,尽管我国已经是全球第一大太阳能产品出口国,但却并不拥有先进的技术,只具备自造能力,国内应用也不乐观,产品95%依赖外销。因此,解决我国低碳技术问题才是成功实现经济转型的重要保证。

三、推动中国经济低碳转型的应对举措

面对国际上各方面的压力,我国积极发展低碳经济的战略方向是肯定的。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依靠低碳经济的转型来完成,因此,我国应当审时度势,及时、果断的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争取低碳经济发展的主动权和国际话语权,并在保持持续经济增长的前提下,实现低碳经济的平稳过渡。

1. 制定和实施必要的低碳转型发展战略

近年来国际社会围绕着环境问题展开了一轮又一轮的谈判和磋商,“低碳经济”成为继WTO之后,有一个全球性共识问题。为此,各个国家都在积极制定各自的低碳发展战略,力求在新时期的国际变革中占得先机。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应当针对本国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做出切合实际的低碳转型发展战略。一方面要保持中国特色经济的高速发展;另一方面要通过产业调整来实现新的经济突破,在低碳经济下谋求新的增长点。“十一五”与“十二五”国家发展战略,都将新能源列为了重点发展的行列,特别是对于低碳技术的研发更是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因此,从国家层面来看,低碳发展的框架已经构建。此外,通过对能源相关的立法,很大程度上加大了制度扶持发展的力度,《节约能源法》、《清洁生产促进法》、《可再生能源法》、《循环经济促进法》以及《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等法律法规的颁布,从制度上初步建立了低碳发展的雏形,为今后的具体实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 重视和加强低碳技术自主创新及推广运用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始终是我国长远发展的战略目标。对于低碳技术的研发和创新,是我国能否实现低碳经济成功转型并始终保持经济高增长的关键。在以国际合作为基础的前提下,先由借鉴开始,向发达国家或技术领先国家进行技术合作,从中不仅要实现技术的应用与推广,更多的是要了解技术研发的能力与要求。“以市场换技术”的道路我们已经走了很多年,然而却收获平平,自主创新能力始终得不到有效的提高。因此,低碳技术转移工作将成为我国进一步发展的主要内容。鼓励推广包括风能、太阳能和生物能源技术在内的“低碳能源”技术,构建低碳型经济发展体制,从而实现工业化的绿色发展。

四、结语

由此看来,尽管低碳经济转型将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攻坚性问题,但随着国家战略规划的实施和相关技术的发展,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并不会因此而减缓,新的中国低碳经济体制将会在不久的将来引领世界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庄贵阳:低碳经济:气候变化背景下中国的发展之路[M].北京:气象出版社, 2009: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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