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改面临新挑战

2024-08-30

中国医改面临新挑战(精选8篇)

中国医改面临新挑战 篇1

中国医疗保险研究会会长、原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王东进于2009年6月21日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举行的第五届“中国健康产业高峰论坛”上说, 中国新一轮医改将在五方面遭遇到严峻挑战, 包括:制订配套文件, 完成各项任务指标, 经办能力建设, 机制建设和配套联动。

王东进将新一轮医疗保障改革性的方针称之为“低标准, 广覆盖, 保基本, 多层次、可持续”。所谓的“一二三九五八一一九六”, 其实“一”就是指一个目标, 让人人享有基本医疗保险;“二”则是指两个重点, 扩大覆盖面和提高保障水平, 使“看病难、看病贵”得到明显减缓, 群众的医疗负担明显减轻;“三九”是今年中国城镇医保的参保人数达到三亿九千万;“五”是今年新启动城镇居民医保的六十三个城市参保率达到百分之五十;“八”是先期试点的三百一十七个城市的参保率达到百分之八十。

后面两个“一”中第一个是指一揽子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解决企业职工的参保问题, 这是一个老问题”;第二个“一”就是今年九月一日之前把在校大学生一次性纳入城镇居民医保。“九”是指到2011年中国整个城镇居民的参保人群达到九成以上。最后一个“六”就是将城镇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的最高支付限额分别提高到当地职工年平均工资和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六倍左右。

同时出席活动的知名经济学家许小年则立足于医改的经济价值, 表示“市场的作用被淡化, 甚至被遗忘, 这是新医改方案的主要缺陷”。许小年认为, 应该开放医疗卫生行业, 降低行业的准入壁垒, 促进资源的自由流动, 特别是促进民营资本的流入, 增加供给, 提高竞争程度。通过市场竞争来推动现有公立医院的改革。增加供给降低产品和服务的价格, 来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中国医改面临新挑战 篇2

新华网北京12月18日电(记者王笛、傅双琪)今年6月大学毕业以后,24岁的张辰没找工作,而是从老家来到北京,在北京大学附近租了间小房间,专心准备研究生考试。

165万人登记参加将于明年1月份举行的研究生入学考试,其中有许多人和张辰一样,希望通过这场考试改变自己的命运。

“我一直梦想能上北大,但是当年高考没考好,考研是我能上北大最后的机会。” 张辰说。

然而,像张辰这样来自普通院校的学生,通过全国统考进入知名大学的机会正越来越少。除了研究生考试里逐年增加的竞争对手,越来越多知名大学提高了通过推荐免试录取的比例。

不少高校认为,自主招生挑选出的推免生更符合本校特点和专长,有益于学术研究,而反对者指出,提高推免生比例有失公平,损害了统考生的权利。

为了在教育公平与提高生源质量之间寻求平衡,我国多年来通过全国统一考试和推荐免试两种方式并行来选拔全日制研究生。推免录取的比例通常低于全国统考。

但是,近年来,国内知名大学录取推免生的比例有了明显提高。北京大学招收的研究生中,推免生比例从2009年的39.9%上升到2011年的45.8%。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负责学生事务的曾娇丽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通过追踪反馈来看,推免生的学术素质和科研精神相对较强。而且选拔推免生的时候,学校有更大的自主权,可以根据本校的特点安排选拔方式,挑选出更合适的人才。

目前推荐免试方式最大的争议在于,并非所有高校的优秀毕业生能有推荐免试的机会。全国共有856所高校和科研机构招收研究生,而只有312所高校有推荐本校优秀毕业生的资格。其他院校的学生和社会人员想成为全日制研究生就只能参加国家统一考试。

烟台大学大四学生王蒙觉得推免比例提高对自己很不利。“本来,好学校的毕业生考研就有优势,特别是考本校的研究生更有优势。如果继续扩大推免生比例,像我这样读一般学校的考生考中的机会就更小了。”

知名大学对推免生的“喜爱”一定程度上暴露出统一考试的缺憾。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林杰认为,标准化的统考制度是从教育公平的原则出发,可以有效防止自主招生中存在的暗箱操作和腐败问题,但它以牺牲效率为代价,忽视了学校和专业差异,忽略了导师的.招生自主权。

2005年,著名画家陈丹青请辞清华大学教授职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正是研究生招生设置外语和政治科目并不符合美术专业的特点,专业优秀考生反而难以被录取。

全国研究生考试包括英语、政治和两门专业课测试;而参加推荐免试的考生则只进行专业领域的考试或者面试。

“我也不喜欢统考的方式,很多科目都是在考查学生的记忆力,而不是创造力和学术素质。”张辰说。

林杰认为,研究生人才选拔的自主权应该更多地下放给高校,由他们根据学校、学科和导师的具体要求及考生的特点来决定考试内容和录取标准。“研究生教育不是义务教育,而是精英教育,效率是招生的首要原则,选拔出优秀学生才是最重要的。”

中国医改面临新挑战 篇3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新挑战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2-0029-03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性。2012年他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就强调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党和人民90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前景。党的十八大也强调指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走这条道路将面临诸多现实新挑战,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一、如何应对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挑战

中国经济已经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减速期。从回落周期长度来看,中国的GDP增长率从2007年第二季度15%的历史高点到2014年第四季度7.3%的低点,已经整体回落了七年之久。“一种相对悲观但占据主流的观点认为当前的减速期是长期性的,且中国或可能已经进入7%-8%的中枢减速区间,即使逆周期应对政策使GDP增速暂时反弹,也会很快落入这个区间”[1]。“新常态”不等同于经济下滑。基于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状况,新一届中央领导层以“新常态”定义当下中国经济。2014年11月9日,习近平主席在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对中国经济新常态进行了全面阐述和解读。在他看来,新常态有几个主要特点:速度——“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结构——“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应当注意到的是,随着中国经济增速的持续下滑,过去多年高速增长积累的矛盾和风险逐步凸显。“新常态”在解决矛盾纷争的同时,也为国家的大政方针做出战略性的指导。针对中国经济的新状况,中央明确指出全面深化改革是解决中国经济面临的新问题的关键。而事实上,这些新问题有五个方面:一是,经济刺激惯性病,一下滑就刺激的惯性思维;二是,民间对政府改革推进的信心不足:三是,以往经济刺激所留下的产能过剩和地方政府债务烂摊子:四是,房地产全面调整所带来的不可预期风险;五是,应对经济进一步下滑,保持经济增速在合理区间的压力。针对这些问题,如何实现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合理调整经济结构,淘汰落后产业,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成为当务之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的阶段,改革也进入攻坚期和深水期。在支撑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人口、土地红利逐步消失后,我们最大的出路就是继续深化改革,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营造新一轮的“改革红利”。如何找准改革突破口,“开启一个提质、增效、升级的经济发展新阶段”[2]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新挑战。

二、如何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考验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人民民主是我们党始终高扬的光辉旗帜,必须继续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就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中认识到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必要性。鉴于“文革”时期,“社会主义民主法治长期遭到破坏的惨痛教训,决定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切实保证党员和人民的权利”[3]。

第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我们应当意识到的是,中国是一个缺乏法治传统的国家。国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缺乏在法律规范下自觉守法和利用法律的意识。加上,近代中国习惯性地利用政治运动和大规模社会动员来管理国民。中国长期缺乏依法治国顺利成长的土壤。于是乎,冤假错案时有发生,行政机关、媒体、群众干涉司法审判大有人在,立法滞后、司法不公、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司法领域的腐败依然大量存在。因此,我们必须全面推行依法治国,加强宪法和法律的实施,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

第二,保证尊重宪法权威。

宪法是法律的最高权威,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宪法发展史,我们能看到宪法与国家前途、人民命运紧密相连。建国初期,颁布的1954年宪法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提供了法律保障。正是由于对宪法和民主的践踏才有了我们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的曲折探索与挫折。正是1978年以后,我们对宪法权威的重新认识,才在今天初步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并进一步提出全面推行依法治国的新认识。

第三,始终坚持党的领导。

坚持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是有机统一的,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有机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人民赋予的。我们党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也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更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幸福所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只有在党的领导下依法治国、厉行法治,人民当家作主才能充分实现,国家和社会生活法治化才能有序推进。依法执政,既要求党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也要求党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必须坚持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把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同依法执政基本方式统一起来,把党领导人民制定和实施宪法法律同党坚持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统一起来,才能达到依法治国的根本目的。

三、如何处理社会稳定和谐问题

对于中国在探索自身发展道路取得今天的成就所付出的代价,季塔连科曾这样描述:“中国取得成就花了代价,产生了一系列新的重大矛盾、挑战和困难,而社会问题尤为尖锐,包括失业现象在增长,城市和农村发展不平衡,东西部地区发展不平衡,社会和财富两极分化,全国性社会保障、医疗保障和教育系统的建立等重大问题”[4]。稳定也是大问题,如何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是我们历任领导人都非常关心的问题。 针对这一问题,我们党提出统筹区域发展的战略如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战略。最近更是提出了中三角经济带、沿长江经济带以及连接中国各区域与世界沟通的“一带一路”战略规划,希望依此协调区域发展。为了谋民生之利,解民生之忧,党的十八大更是强调;一是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强调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向农村、边远、贫困、民族地区倾斜。二是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重点是高校毕业生、农村转移劳动力、城镇困难人员、退役军人,保障劳动者权利,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三是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在此基础上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实现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调节收入差距。四是统筹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增强社会保障的公平性、适应流动性,建立兼顾各类人员的社会保障待遇确定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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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如何解决发展中的环境问题

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分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需要避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换取经济的发展。而当前我们的经济发展状况是急剧的增长速度造成了高昂的环境代价。我们的增长又是低水平、低质量、高污染、高浪费的粗放型增长方式。我们简单地复制西方那种“先发现,后治理;先破坏,后建设的发展道路已经使我们付出极为高昂的成本。日益严重的雾霾现象,东部沿海地区的水污染问题,全国不下200多个癌症村的环境现象已经危及国民的健康。对此,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倡导全国人民尊重、顺应,保护自然,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我们党提出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向内涵、创新驱动、绿色低碳和智能制造转型;向服务化发展和生态修复方向转型;向发展绿色科技,建立健全环境保护制度转型。

五、如何克服党内消极腐败现象

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秉公用权才能赢得民心。腐败是社会的毒瘤。当前我们党员队伍的主流是好的,但也要看到党内的一些消极腐败现象时有发生。党内部分干部奢靡之风严重,有抽几万块钱一条的香烟,食十几万一斤的大闸蟹,使用几十万、上百万的名车名表。部分干部肆意收发礼品、公费旅游、违规接受购物卡、消费券。甚者,严重违法乱纪,为人民群众所诟病,严重影响着党和政府的公信力。美国学者李侃如在分析我们党存在的问题是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缺乏一种催人奋进的意识形态来激发其成员胜任于公共服务并忍受个人牺牲:一个是腐败已经深深地渗入党的组织,腐败可能增长到危害党的道德权威和纪律的程度,并在实际上损害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5]。这就我们党必须要做到:

(一)坚定不移惩治腐败。坚定不移惩治腐败,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是我们党和广大群众的共同愿望。从严治党、高压反腐,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不设反腐禁区,既反映了我们党的坚强决心,也体现出我们党纯洁干部队伍的鲜明态度。

(二)坚定党员干部理想信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 党员干部只有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忠诚党和人民,保持共产党人的廉洁操守,提高拒腐防变能力,才能弘扬清风正气。

(三)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要从源头上预防腐败,在腐败问题多发环节进行改革,最大限度减少体制障碍和制度漏洞。同时,坚强权力运行和监督体系,保证人民监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让法律制度刚性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最终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

除却上述,我们党在领导全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中还须妥善解决如何增强文化软实力的问题、如何实现国家完全统一的问题、以及如何营造有利于发展的和平空间等一系列复杂的问题。挑战有时未免不是机遇,相信中国共产党可以率领中国人民创造性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参考文献:

[1]巴曙松、华中炜、杨现领《中国经济减速的性质与政策选项》,《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3年11月。

[2][美]李侃如:《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41页。

[3]季塔连科,《前进中的中国—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及展望21世纪中国发展前景》,《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4]钟经文,《论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中国中小企业》2014年8月。

[5]谢春涛,《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07年7月。

中国医改面临新挑战 篇4

我国医疗服务行业定位为卫生事业的一部分,国家实行一定的福利政策,给予必要的投入;各级政府按照卫生事业的性质和卫生工作方针来管理医疗服务行业。当前,医疗服务行业不同所有制性质的医疗机构并存,公立医疗机构(主要是医院)仍然是主体。而医疗服务行业的环境有医院的内部环境(包括基础设施,技术,设备,资金,人力资源),和医院的外部环境,主要有供应商,竞争者,顾客和公众。

认识行业现状及赖以发展的外部环境,深入把握行业发展规律,健全运行机制,拓宽生存空间,促进医疗服务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而了解内部环境,也是改善医疗服务行业自身的缺陷以增强竞争力的重要环节。

我国医疗资源总量相对庞大,但人均占有量距发达国家尚有差距;资源布局不合理,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差距较大。新医改方案的出台,不仅给医院带来前所未有机遇,同时也使医院面临着不小的挑战,这就要求医院要积极适应新医改的各项政策规定,认清形势,沉着应对,采取合理措施,才能在激烈的医疗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二、政策环境———“新医改”的实行

新医改方案可以基本概括为一个目标,四大体系和八项支柱。一个目标: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四大体系: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药品供应保障体系四位一体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四大体系相辅相成,配套建设,协调发展。八项支柱:完善医药卫生的管理、运行、投入、价格、监管体制机制,加强科技与人才、信息、法制建设,保障医药卫生体系有效规范运转。

2009年4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正式发布。这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举措,同时也是推进我国医药卫生事业改革发展、维护人民健康权益的一项重要举措。特别是2010年12月3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发展改革委卫生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意见的通知》对医疗服务行业的发展前景影响非常巨大。通知要求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提高医疗服务效率和质量,完善医疗服务体系,消除阻碍非公立医疗机构发展的政策障碍,促进非公立医疗机构持续健康发展。

1、新医改对医疗服务行业的供应商———医药行业的发展和市场营销环境带来影响

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人口老龄化和疾病普遍化等因素,再加上医保扩容带来的药品需求增加,促进了医药市场高速成长。然而这种市场增量并非均等地分配到每家医药企业,外资企业稳步成长,国内医药企业两极分化明显加大,具备规模优势和品牌效应的医药企业明显提速,而一些没有特色的中小型医药企业表现平平,或出现业绩下滑。

首先,药品需求总量上升,据初步测算,医改带来的药品增量至少在1000亿以上,加上行业自然增长部分,预计未来3—5年医药行业的年增长率不会低于20%。市场结构发生变化。其次,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和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的大力发展,促进了医疗市场的结构优化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得到明显提升。再次,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发生变化。新医改以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为基础,继而在政府监管下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生产流通集约化、流通秩序规范化的药品供应保障体系,显然会对医药工商企业构筑更多更高的政策门槛,并在政府监管、市场竞争和资本并购等因素的影响下加速优胜劣汰,进而推动产业集中和竞争升级。普药、新药(专利药品)和OTC品牌药三分天下是未来医药市场的基本格局。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建立、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和医药科技的进步,使得进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的药品、原研新药和专利药品将会获得更大的市场空间。

2、医改后医疗市场出现新的更加剧烈的竞争

医院之间的竞争,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上来说都将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首先,隶属关系的打破,全行业管理的实行,将更多的医院推向市场。其次,医疗服务市场准入条件的放松,合作、合资,甚至私有独资医院的出现只是个时间问题再次,医改后定点诊疗医院由一家变为多家,患者根据不同的情况承担,在选择就诊医院时将会更加谨慎。最后,医疗保险机构作为第三方介入医院经营活动,形成医、患、保三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医院面临患者的自主选择及医保机构的严密监督,导致供需关系中其主导地位被削弱。

医疗服务市场已经形成了多种所有制医院并存发展的多元化格局,市场竞争加剧,国有医院的主体地位受到严重挑战。医疗市场上,国有公立医院、合资合作医院、民营医院之间的竞争也正在加剧。国有公立医院筹资主要来源于政府对卫生财政预算补助和政策和自我盈利。合资、合作医院资金充足,经营形式灵活,尤其在经营管理方面独具优势,对国有医院冲击较大,不同产权性质的医疗机构共存同一个生存空间,它们都在接受同样的市场检验,接受患者的检验。新的竞争主体的不断涌入,医疗市场的份额正在进行重新分配,市场化管理使医院面临的经营风险与财务风险加剧。

3、医疗服务行为将面临来自社会各方的严密监控

(1)顾客的要求愈来愈高。医改实施后,病人及单位参保职工可以自由选择医院就医,打破了医院长期供方主导地位和垄断经营的旧格局,医疗市场已从“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由于病人自主选择医院的自由度增大以及就医观念的变化,个人医疗支出增加,市民对医疗费用敏感度增强,个人账户的保险机制也促使病人对医院的要求不断提高。的医院将是医改的赢家,这必将导致医疗服务行业内部围绕价格低、质量优、信誉高展开激烈的竞争。

(2)管理机构与公众的监督愈来愈强。实行医改后,患者、单位和医疗保险机构三方共同监督医疗费用的机制逐步完善。个人账户用完后需按一定比例自付,从而增强了参保人员的费用意识,必然要考虑对每一项支出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同时,医保机构也强调合理控制医疗费用,对医院加强管理,深化监督。

三、医疗服务行业的内部环境的新变化

1、新医改对医院经济管理的挑战———费用成本增加

随着国家基本用药制度、药品购销差别加价、药事服务费等政策实施设立,结束了“以药养医”时代;推行“优劳优得”制度。虽然分配方式上的进步令人可喜,但改进技术和提高服务质量都将增加成本。医改方案彰显和强调了政府在医疗卫生领域的责任,一方面讲是符合医疗卫生领域的基本属性和固有特点和社会公平的重要原则的。国家投资用于实施卫生领域的资金,70%用于补贴需方,30%用于补贴供给,实际情况是县级以下的医疗机构成为补贴的主要对象。在我国现在的公立医院中,其赢利往往来自药品、检查和手术,其中药品费用占到一半左右,在国家缺乏投入的前提下,非常有效的解决我国医疗卫生行业的资金投入问题。可见,即使国家的投入到位,公立医院在运行方面仍然要面临资金的挑战。

医改目的是为了保障城镇职工的基本医疗需求,同时控制医疗费用的过快增长,减轻国家负担。“收支两条线”和“医药分家”制度实行后,医院药品收入必将减少。因此,国家对国有医院财政补偿机制不完善,医院指望药品收入的下降可以通过财政补贴和劳务价格的提高而全部得到补偿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对于财政困难的贫困地区来说,医院在经济管理所面临的挑战更为严峻。

2、新医改对医院人力资源管理的挑战———人力资源成本控制加大

医疗是一种高技术的劳动密集型服务行业,人力成本是总成本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据预测,医改后在剔除药品成本后,人力成本将占总成本的60%以上。医院的费用控制管理的难点是人力成本控制方面。再加上“医师多点执业”政策的落实,给管理差,效益低的医疗服务机构的带来严重的人才流失。另一方面,医务人员面对诊治病人和控制费用的双重压力,而收入又不可能达到预期值,积极性必然下降。政府对公有医院的经营管理约束和干预和医院自身管理机制的缺陷,人事制度改革的滞后,使得人才流失不可避免。如何挖掘自身潜力,取得人力资源利用效果最大化,对医院来讲又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考验。

四、结语

1、对医疗服务行业环境的新变化的启示

医院传统的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却没有根本改变,医院组织结构僵化、发展资金缺乏、管理手段相对落后、经营意识淡泊等一系列问题,很不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及医疗市场的竞争环境,制约自身发展。而且,在医改、药改形势发展迅猛的冲击下,政府投逐年减少,医疗服务市场开放,多种体制办医,争夺市场资源和生产要素,医疗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因此,要谋求医院发展必须探索建立适应市场体制下的医院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建立新型的医疗服务体系势在必行。

2、对医疗服务行业环境的新变化的建议

医疗服务机构间竞争更加激烈,需要重新审视行业性质,明晰行业功能定位,确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体地位。

建立合理的人才流动及分配机制。市场经济条件下,医疗服务行业人力资源的配置也必须通过市场来进行,通过人才市场的调节机制来完成。调节机制包括供求机制、竞争机制和价格机制。从行业整体来看,完善的人才市场的形成,合理的人才流动是行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体现。人才的流动要打破地域的限制,人才来去自由。逐步向市场劳动合同关系转变,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员聘用合同制。完善资源优化机制。注重人力资源的投资、开发和利用,不断调整人力资源的结构和构成,形成一个功能结构层次比较合理的医疗体系,做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共谋发展。

完善成本核算机制。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借助于各种先进的成本管理手段,不断降低投入成本,以低廉的医疗收费、优质的医疗服务,满足病人基本医疗需求。医院要努力走优质、高效、低耗之路,努力增强自身造血功能。

3、加强预算管理,对医院经济运行产生强大的约束力

医院每年的预算关系到医院一切经营活动的全过程,包括医院的基建、设备、药品、卫生材料以及水电供应、职工的福利、奖金的分配等。只有结合医院的特点,通过推行全面预算,设计合理激励机制,充分发挥财务管理职能,才有利于医院控制医疗成本,提高公共效益。

首先,必须更新预算管理观念,使预算管理成为全局性财务管理理念和行为,通过硬性的制度安排使财务预算的编制与执行成为一种规范。其次,收入预算要参考上年预算执行情况和对预算年度的预测编制;要正确处理好需要与可能的关系,分清轻重缓急,把有限的资金安排到最需要的地方;要坚持开源节流,增收节支,努力提高资金的使用效果。最后,医院各部门在编制预算过程中要做到从实际需要出发细化预算,明确资金用途,对于超出预算审批的资金要说明原因,进行追踪审计,并建立预算执行绩效考评制度。

摘要:新医改方案实施后,医疗服务行业面临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的剧烈变化,其多方面的挑战,本文主要就医疗服务行业在新医改后的医药市场环境和医疗机构的内部环境产生的剧烈变化进行详细的剖析,进而提出建议。

中国医改面临新挑战 篇5

最近这些年,英语的“话语霸权”开始被汉语所挑战,两年前,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不折腾”被直接译成“buzheteng”成为专有名词,现在又有了一个新词登上了西方主流媒体的封面:shanzhai(山寨)。

“山寨”的原意是指“穷寨子,穷人住的地方”,是与“大宅”相对应;还有一说,即是“绿林好汉之所”,与民宅相对应。目前的引申意是,逃避政府管理下的产品生产与经营,通俗而言即是盗版、克隆、仿制,以快速、低价、高仿、恶搞为特点(至于国内媒体目前兴起的山寨文化,模仿秀之类不在此讨论之列)。

这样一场“山寨”之风自2008年前,迅速在中国的电子产品行业风行,尤其是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高仿度越来越高,而深圳华强街也一度被戏称为“全球山寨贸易中心”。

“山寨”引起争议达到最高峰是2009年,那一年很多的跨国公司开始感受到中国“山寨”的强大力量,他们费劲心机、花费数亿美金做出的专利产品,一个月之后就可以在市场上发现性能与外观极为相像的山寨产品,而价格却只有1/10-1/5,那个时候很多跨国公司还动员本国政府向中国施压,要求打击山寨产品,保护知识产权。

两年过去了,中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还在加强,但“山寨”不仅成为产品领域的普遍现象,还成为社会文化领域的一个普及基因,如今电视中许多个“快男、超女、花儿、达人秀、超模、模仿秀”等等节目都可以说是“山寨”文化的践行者,“山寨”不仅没有消失,而且渗透到社会文化中,成为潮流。从知识产权保护的角度,毫无疑问,以牟利为目的,盗版、仿照、克隆其他品牌产品的做法是违法的,而且也是不当的,这一点相信所有人都会有共识。在这里,我们暂不去讨论“山寨”这种行为在法律、道德层面的“原罪”,这类问题还是交给社会学家和法律专家来解决。

回归到企业管理的角度,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中国企业如何面对目前的“山寨”风潮?在这种潮流和趋势(不管这种趋势是正向还是负向的)中,是选择远离“山寨”,还是拥抱“山寨”?是选择打败“山寨”,还是选择被“山寨”打败?第一领导力中心在研究中发现,“山寨”之于中国企业而言,可不仅仅是产品本身这么简单,还包括技术、运营、管理、营销策略、战略、执行等等各个环节,一句话,企业的各个环节都面临“是否山寨”的选择。

如果要回答这个回答,还得从“山寨”的源头说起:

第一领导力中心在资料分析中发现,上个世纪50年代初的香港,在结束战争状态后,百废待兴。为了现实的生活所迫,香港出现了很多小规模经营的工厂、家庭作坊,相对于那些国际大公司的产品,这些本地出产的小产品被笑称为“山寨货”(广东话中,意为“不正规”、“不正通”的意思)。当时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李嘉诚创立的“长江塑胶厂”,这是一家生产塑胶玩具及家庭用品的小工厂,坐落在皇后大道西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如果从品牌知名度、规模而言,李嘉诚当时的长江塑胶厂所生产的产品也属于“山寨货”之列。但众所周知,要没有当年的“山寨货”起家,就不会有后来的长江集团、和记黄埔等赫赫有名的华人企业。

结论是:不仅在中国,包括惠普当年的车棚创业,微软比尔盖茨在学校的创业,柳传志在中关村卖电脑创业,马云在阿里巴巴的创业,所有这些知名企业在一开始都或多或少是从“山寨”起家的,而他们之所以快速成长为优秀企业,是因为他们的企业文化中都存在着创业时的“山寨基因”。

那么,这种让全球众多企业从小变大,由弱变强,从初级创业到跨国巨擘的“山寨基因”到底是什么?答案是:基于客户需求的随需应变。大多数企业创业之初,面临的第一大问题就是销售问题,所以很多企业家的第一个身份不是管理者,而是业务员,是企业的第一大业务员,无论主动还是被迫,“有奶便是娘”的生存逻辑,逼迫着很多企业到处“找食吃”,而能不能拿到“单子”,核心能力就是能否最快速度、最高质量的满足客户需求。

很多情况下,客户的需求一旦有变化,你都需要及时响应这种需求,这个时候,你往往会发现单靠自身企业的能力不够,于是你开始学会“眼睛向外”,要么去“调查和了解”(当年的形式多种多样)其他行业标杆企业是如何做的,要么直接到标杆企业那“挖人”,这种“拿来主义”曾经救活了无数的创业企业。正式客户需求的变化,逼迫着创业企业学会“山寨”,学会最快的响应客户需求,学会尽可能变所有资源为我所用,才有了企业进一步强大。这才是企业真正需要的“山寨”文化之根。终于,我们后来看到,以德国家电为榜样的海尔,成为全球白色家电的领跑者;以速度著称的华为,尽管总被思科诟病,但如今却跻身本行业的全球三甲;当年因为商标问题被丰田告上法庭的吉利,如今成为沃尔沃的“新郎官”;原来靠销售IBM电脑生存的联想,却成为thinkpad“小黑”的新东家。所以,第一领导力中心也提醒现在的这些企业巨头们,当微软、GE、惠普、思科、DELL、通用、丰田、沃尔玛等企业呼吁中国政府保护企业的知识产权之时,除了他们遵纪守法捍卫正当利益的一面,他们似乎忘记了,当年的他们也是靠“山寨”历史更悠久的那些前辈,才得以发展壮大起来的,现如今,他们强大了,该如何面对后来的“山寨者”呢?

所以,中国企业在“山寨”这个问题上到底该如何抉择?到底该如何看待“山寨”?是选择远离“山寨”还是拥抱“山寨”?在第一领导力中心看来,知识产权终归是保护企业持续创新机制的法律机制,从全球企业的发展看,这一机制应该得到尊重和保护;但,另外一个层面,这种“基于客户需求随需而变”的“山寨基因”,不能也不应该被一些做大做强之后的企业丢弃。第一领导力中心在研究世界很多优秀企业基业常青的运营机制之后发现,这种发端于草根,但却有着顽强生命力的“山寨基因”将会是一家企业持续增长,并坚持“不忘本”的核心所在。

当年的美国,后来的日本,现在的中国,未来的印度、越南、南非、印度尼西亚等等国家,只要经历工业化进程,经历市场化进程,这些国家都或早或晚会经历“山寨”的历程。历史告诉我们,从手工业社会过渡到资本社会,企业的原始雏形都没有摆脱过“山寨”,即便是目前的网络时代,很多新兴的创业企业依然带有很深的“山寨”痕迹(比如QQ与ICQ,开心网与facebook),山寨并不过时,山寨也绝非今日才兴起,山寨的背后是一家企业为客户需求而孜孜以求的行为和精神。

当然,如果为了满足客户需求,采取不当、不合理、不合法的手段,这种做法本身就脱离了“山寨”所倡导的,那就不是真正的“山寨精神”,而是“伪山寨”。

中国机械业面临新挑战 篇6

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 2003年机械行业工业总产值预期将比2002年的19644亿元增长13.5%, 实现利润比2002年的956亿元增长4%, 商机之大, 令人吃惊。

机床行业市场份额增加

据业内专家分析, 2003年机械市场将有新的亮点出现。由于今年将进入“十五”规划执行的高峰期, 国家重点项目、重点工程、重点任务将全面铺开, 市场需求将呈现较高的增长, 将进一步拉动企业的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今年国家重点工程:三峡右岸的发电机组制造, 西气东输中段的全面开工及沿线各省、市的引进工程, 南水北调工程, 北京、上海、武汉等大、中城市的地铁、轻轨工程, 西电东送等工程都将刺激相关产业的市场需求, 而这些产业将直接或间接促使机床工具行业的市场增加份额。

机械产品趋向高技术化

从世界范围来看, 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对装备制造业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 更加凸现了机械装备制造业作为高新技术产业化载体在推动整个社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中不可替代的基础作用。专家指出, 进入90年代, 随着信息装备技术、工业自动化技术、数控加工技术、机器人技术、先进的发电和输配电技术、电力电子技术、新型材料技术和新型生物、环保装备技术等当代高新技术成果的应用, 使机械产品不断高技术化, 其高新技术含量已成为市场竞争取胜的关键。

环保机械产品被看好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 篇7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经历了30 多年的高速增长时期,这个时候出现经济换挡,符合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从上述三方面内容可知,经济潜在增长率表现出下行趋势。从近年经济增速数据来看:2003—2007 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11.6%,2008—2011 年年均增长9.6%,2012—2013年都是7.7%,2014 年则是降至24 年以来的最低点7.4%。从中可以看到,我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从另一个方面,7.4%的增速对应的经济量已经达到8 000 亿美元,这相当于中国上世纪90 年代中期全年GDP总值,在总量增大的情况下,增速适度放缓本身就是一个常态。再者,如何防止经济潜在增长率的过快下降,也是我国经济需要面对的新挑战,从经济结构和发展动力的变化来看,我国现阶段还应当从供给层面来防止经济潜在增长率的过快下降:从生产函数Q=f(L,K…)可知,劳动力(L)和资本(K)是投入结构的重要因素,投入的结构的变化对产出的变化,以及对产业布局和产业制度的改变都十分重要;此外,全要素生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知识和技术的进步关乎经济动力的变化。面对经济潜在增速下行,如何做到创新驱动,以效益和质量优先的内涵式发展,也是政府和市场的导向出发点。

在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的发展阶段中,如何做到政府的治理体系同经济体制的互补发展,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新的挑战。

政府治理体系,从广义上讲,涉及到政府本身以及社会、市场三个主体,本质上是指政府如何有效地、合理地处理好与市场、社会在国家管理中的关系问题[1]。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权力失衡、资源失衡致使结构失衡,不仅使市场与社会活力无法充分释放,而且导致市场与社会的发展长短不均。同时,政府运行效率低下、腐败滋生也与这种非正常的结构模式有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经济体制改革,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以及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这是完善政府治理体系的核心内容。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决定着人们采用不同的手段解决人类社会发展,以及解决社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和为谁生产的问题[2]。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就是主要由市场本身来决定社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和为谁生产;而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则是从市场的要求出发,由多方面共同决定社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和为谁生产。在发挥“基础性作用”和发挥“决定性作用”情况下,资源配置的主体和范围是不完全相同的。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党的十八大提出了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仍然是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则为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指出了方向。

完善的政府治理体系,首先是指政府职能定位科学。机构设置合理,政府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不缺位、不错位、不越位。只有把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作为完善政府治理体系的三个着力点,才能找到政治体制改革的抓手,才能把改革的顶层设计思路通过政府发力去推进、通过市场规则去实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经济体制改革中的本源问题,也是完善政府治理体系的核心问题。完善政府治理体系,从另一方面来看,需明确政府职能。市场能够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什么作用,首先取决于政府发挥什么作用,这实际上就是要正确处理好“两只手”的关系问题。基于这一点,《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才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的问题。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是辩证统一的,绝非矛盾的。为了能够使得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和中央必须要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健全城乡一体化体制机制和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制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和规定[3]。

在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如何进一步完善政府治理体系,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做到应对中国经济挑战和抓住机遇,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涉及政府职责、政府规模、政府结构、政府运行机制与管理方式、政府依法行政和公务员队伍建设等多个方面。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就是转变政府职能,向市场放权,将市场的活力释放出来。政府将主动权交予市场后,需要更加重视市场规则制定的公平公正以及法律秩序的健全完善。

二是确定政府职能结构。政府要以公共服务为中心,实现政府职能重心转变。20 世纪70 年代末80 年代初,随着党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移,政府的经济发展的职能更加凸显。在新常态的发展背景下,政府与民众的关系进一步契约化[4],要求政府以优质的服务赢得民众的认同与支持。另一方面,要实现过于偏重社会管理职能向更加注重社会服务和社会平衡的职能转变。

三是改变经济增长模式。新常态的背景下,要求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让“创客”成为经济创新驱动的领路人。针对现阶段资源和要素的不完善,政府更应该简政放权,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公平,保障市场的公平竞争。使资源和要素真正由市场来决定价格和去处,推动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产业组织转型升级。这得以让市场在推动创新机制上更加具有活力,使得市场在中国经济的发展中更加完善。

四是正确处理三大关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政府从“全能型政府”向“有限型政府”的转变。对于“全能型政府”,认为政府计划具有完全理性的观点是十分危险的。哈耶克用“致命的自负”来警醒人们,“一切打算对整个社会实行计划的企图,不管它们是出于何种高尚的动机,都是建立在这种危险的知识自负上”[5]。政府要实现“有限型”,政府干预市场的目的应是促进市场机制恢复而非替代市场。

在经济新常态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政府的支持,也不能忽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这迫切需要政府职能的适应性转变和政府治理体系的完善,只有这样,才能担负起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责任,才能推动中国经济抓住创新发展的机遇,迎接新的挑战。

参考文献

[1]康媛璐.完善政府治理体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J].实践:思想理论版,2014,(9):24-25.

[2]周绍鹏.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能否起决定性作用关键在政府职能转变[J].前线,2014,(8):20-22.

[3]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4]王可园.略论政府职能转变[J].湖南行政学院报,2014,(5):12-17.

中国医改面临新挑战 篇8

城市规划与管理可以有效引导城市化进程, 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当前我国正处于城市化的高速发展时期, 然而我国城市正面临着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日趋严重、城镇化速度过快、城市发展不均衡以及城市文化危机等问题。我国城市即将进入持续发展的关键时期, 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 我们必须对城市规划与管理工作进行完善和创新, 才能实现中国特色的城市发展之路。

一、城市规划与管理工作的特点

1. 城市规划与管理是一项政府职能工作

城市规划与管理就是各级政府运用行政组织或者行政手段, 协调、指导城市的发展规模、性质和方向, 调节、督促和支配各方面资源的使用, 从而体现城市政府的意志。为了保证城市建设合理进行、城市土地合理开发利用, 行政机关要根据国家的方针政策和发展战略, 依靠政府权威, 并结合城市的具体特点, 协调城市规划与管理中的一切活动。因此, 城市规划与管理是一项政府职能工作。

2. 城市规划与管理是一种综合管理活动

政府行政单位通过一系列管理活动, 如项目选址、定点审查、核发规划许可证、竣工验收以及查处违章用地和违章建设等;通过督促相关建设单位办理一系列手续和政府的多层次把关, 来实现城市规划与管理的最终目标。所以说, 城市规划与管理是一项综合管理活动。

3. 城市规划与管理是一种重要手段

通过一定手段把城市规划的最终目标和当前建设活动相结合, 城市规划与管理工作使得规划设想落实到地面, 成为具体化。如果没有科学合理的城市规划管理工作, 城市规划的目标也不可能顺利实现。由此可见, 城市规划与管理是保障城市建设顺利开展的重要手段。下表所示为某市根据其城市规划现状情况所制定的具体规划步骤。通过该规划措施前后的对比, 我们不难发现城市规划与管理是一项重要的手段。

二、城市规划与管理中所面临的新挑战

1. 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日趋严重

机动化引发的空气污染已经成为我国城市最主要的污染源, 部分大型城市由于机动车尾气排放导致的光化学烟雾污染也日趋严重。由于我国城市布局比较紧凑, 空气污染、光污染造成的危害比其它国家的城市更为严重。同时, 由于不科学的城市交通规划战略, 使得城市私家车拥有量呈现井喷之势。再加上盲目修建高架桥和扩宽城市道路, 缺乏合理的交通管理, 进一步诱发了市民选择私家车出行, 如此恶性循环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另一方面, 大量人口涌向沿海城市, 造成本来就水资源短缺的沿海城市群更加难以得到缓解。沿海城市缺水的最重要原因就是水污染严重和水生态恶化, 许多地区已经没有符合生活饮用的水源。长期以来的调水工程违背自然规律, 引发严重的江河断流问题, 使水资源短缺的矛盾变得更为尖锐。因此, 这种传统模式将不再适应当前的城镇化进程。另外, 愈演愈烈的土地资源短缺与浪费也制约着我国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下图所示是某市近十年城市规划与管理面临新挑战的各项情况统计的扇形图, 依据此图所示的比例分布, 我们不难发现环境污染与资源浪费已成为城市规划与管理中首要并亟待解决的问题。

扇形面积表示对应条目所占的比例, 1表示的部分为环境污染, 2为资源浪费, 3为住房保障失衡, 4为社会保险福利失控。由此可见, 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已是城市规划部门急需处理的问题。

2. 快速城镇化及其带来的问题

目前我国城镇化速度过快, 大量流动人口涌向城市, 导致城市空间向郊区急剧扩张, 甚至引发城市中心区的衰退。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功能明显滞后, 解决民众的就业、住房和社会保障需求成为政府的当务之急。近年来, 部分城市所谓“土地新政”的实施, 导致郊区存在大量非法建设用地项目;一些城市盲目扩大新区规模导致开发失控;有的地方还大量修建高速公路和高架桥, 进一步推动了城市的机动化进程。

3. 城市发展不均衡

在我国, 既有世界一流的国际化大都市和外部景观, 也有国际上最脆弱的公用设施和地下管网。改革开发的差异化有效带动了经济总量的提升, 也拉大了社会贫富差距。尤其是东西部地区的城市发展严重不平衡。尽管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促进西部大开发, 但无论是市民居住环境还是城市服务功能, 都远远低于东部地区。再加上缺乏改善西部地区人居环境的系统思考和具体实践, 西部大开发究竟怎么走仍在探索之中。

4. 城市文化危机

在经济全球化、建设现代化带给我国城市发展机遇的同时, 大量传统文化和地域文化正遭受巨大破坏。一大批地上地下的、具有历史文化遗产的文物古迹正面临艰难抉择, 被无情拆除的同时, 导致城市文化沉沦。许多中小城市忽视了自己的文化背景, 争相模仿大城市的建造布局, 导致城市面貌趋同。还有部分城市一味建造超高层的“新、奇、怪、特”建筑, 整个城市充斥着怪诞、生硬、单调的景观。使得城市形象低俗, 城市精神衰落。

三、城市规划与管理工作的对策建议

1. 理清城市发展规划的战略思路

健康城市化发展战略被中央政府明确作为推动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在不断提升大都市区域功能的同时, 要协调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 重点发展小城镇。除此之外, 政府应该给予城市流动人口更加公平合理的待遇, 着重从户籍制度、住房制度以及就业制度等方面进行制度创新, 从而保障进城人员的基本生活需求。缩小城乡差距, 其关键是要在城市和乡村之间找出最优的发展途径。创建各类生产要素和人口互相融通的、统一开放的市场。在东部发达地区, 开展城乡一体化发展规划战略;在中部地区, 实施城乡统筹发展战略;在西部经济落后地区, 积极提倡城乡协调发展。

2. 加强住房规划保障供给

目前, 保障性住房的供给明显不足, 部分中低收入城市居民的住房条件和环境远远低于城镇平均住房水平, 尤其是林区城镇和工矿区城镇的居住条件更是十分落后和简陋。面对持续攀升的商品房价格, 国家应该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 加大旧房改造工作, 增加普通住房的有效供给, 给尚未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的进城人员提供住房保障。

另外, 各城市应该通过设计和建造功能完善、位置优越、价格合理的小面积住房等手段, 来解决城市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需求。

3. 建设低碳生态文明城市

自从低碳生态城市的概念被提出之后, 城市规划与管理的内容就在不断完善与充实之中。从目前来看, 生态城市就是运用各种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和可再生能源, 建设包括绿色交通、绿色建筑以及绿色低碳小区的综合体系。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城市还须充分体现社会和谐与和公平正义, 促进整个城市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另外, 在建造各种“绿色设施”的同时, 还要充分意识到生态文明城市的建设是一项社会工程, 各城市应该激发市民参与到绿色减排的行动中来。

4. 重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随着相关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的出台, 中央和地方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取得了许多成绩。然而, 部分城市为了改造旧城和扩建新区, 随意拆除具有地域特色和历史文化的街区和建筑, 破坏了原先的社会城市结构, 失去了城市建设的个性化。因此, 各城市应该继续完善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理念, 持续优化城市管理方法, 突出文化名城的战略地位和保护作用。通过建立历史文化名城的综合评价体系, 选择适合该城市的保护模式来延续文化名城的历史特征。

四、结语

总之, 在飞速发展的城镇化背景之下, 我国城市规划与管理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各城市只有提高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的意识, 明确城市精神风貌, 精心设计城市规划, 切实加强市民参与, 才能保证我国城市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摘要: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 我国城市化进程的脚步正进一步加快, 城市规划与管理工作的协调、引导作用也愈发明显。但是, 其中也暴露出很多问题和矛盾。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 将对我国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起到积极有效的促进作用。本文首先阐述了城市规划与管理工作的特点;并结合我国城市发展的实际情况, 分析了目前我国城市规划与管理中所面临的新挑战;最后就这一系列相关问题的解决方法进行了简要探讨。

关键词:城市规划,城市管理,挑战,对策建议

参考文献

[1]江孟鏱.探求城市规划管理创新之路[J].高校科研, 2009 (38) .

[2]解更生.城市规划管理有关问题浅析[J].山西建筑, 2010 (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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