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面临四大挑战

中国企业面临四大挑战（精选10篇）

中国企业面临四大挑战 篇1

新能源汽车概念到现在一直也没有搞清楚。当然大家认为电动车是新能源车, 但是严格来说, 电也是一个传统能源, 并不是新能源, 还有混合动力。传统汽车以外的这些车, 我们姑且统统把它称作新能源车, 这种车去年以来应该说是受到了严重的挑战。

首先是国内的电动车连续出现了事故, 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也可以说一说比亚迪, 比亚迪这个事情虽然搞清楚了, 跟电池没关系。但是人们仍然对电动车产生动摇, 以前大家关注电动车还主要是续航里程、充电时间、自重、价格, 去年以来安全问题变成了第一重要的问题, 这对电动车是一个严重的挑战。

然后是产业政策上的动摇;比如说新能源车包不包括混合动力, 一会儿说包, 一会儿又说不包, 当然没有官方的权威说法, 只有一些所谓的专家在讲。

还有就是补贴政策;各地实行的不一样, 但是外界也有一些不同的想法, 包括补贴。当然最大的冲击还是特斯拉, 我对特斯拉一直不看好, 我觉得它作秀的成分很大, 严格来说它不属于我们的汽车, 它和电动车要解决的问题毫无关系, 因为电动车要解决的问题是污染问题、能源问题, 这些问题它都不能解决, 严格来说它还是一个富人的玩具, 和整个汽车产业的发展没有关系。

我国教师培养面临四大挑战 篇2

挑战之一：教育的信息化和数字化特征日趋显著。在新的时代，教育信息化和数字化建设是提高教师培养机构的综合竞争力、学术地位和办学水平以及转变办学模式和创建品牌项目的关键。在瞬息万变的技术环境下，教师培养机构面临着引进和使用数字化教学平台的调整和机遇。尤其是如何帮助机构中的教育者们能够愿意、自如地整合数字化教学平台，成了最为严峻的考验。

挑战之二：教师知识和素养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在“互联网+”时代，面对“数字土著”——信息技术环境下成长的学生，教师需要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的优势和“互联网+”带来的契机，在教育教学中有机整合新型信息技术，帮助学生促进学习和发展。在新的形势下，“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法”知识成为教师知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证研究表明，教师对于技术本质的理解，对于如何利用技术帮助学生建构学科知识，在很大程度上对学生的学习和发展存在影响。此外，随着有关研究团队关于“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研究，教师的核心素养结构也要加以重新研究和梳理。

挑战之三：替代性教师培养机构不断涌现。反主流和反传统的替代性教师教育模式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已经占据一定的“市场份额”，社区学院、教育类企业、信息技术类企业或其他社会组织的教师培养模式也被教师资格认证机构和学校认可。而在我国，随着教师教育体系的重建和教师资格认证制度的完善，除了职业技术学院、社区学院等替代性机构，基于互联网的替代性教师培养也将会成为一种趋势，并对我国当下“师范院校培养”和“综合大学+专业学院培养”模式形成冲击。

挑战之四：职前教师的职业选择日趋多元化。以北京师范大学近几年的师范毕业生为例，除了选择教师作为职业，企事业单位、政府机关、民间组织、培训机构、出版机构等，也成了师范生择业的重要去向。考察6所部属师范院校的免费师范生就业去向，也存在有些毕业生宁愿毁约也不愿从事教育教学事业的现象。不难看出，多元化的职业选择，从教师培养机构的角度看，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资源浪费。同时，也对僵化单一的教师培养模式带来了挑战。

“哈佛凌晨4点半”是“假鸡汤” 不要端起来就喝

中新网消息 凌晨4点多的哈佛大学图书馆，灯火通明，座无虚席……“哈佛凌晨4点半”的故事，很多人都不陌生。然而，这个“完美的励志故事”，日前被证实纯属捏造。

据媒体报道，90后学生李柘远今年8月底入读哈佛大学商学院，他通过亲身经历和实地调查证明，网上热传的“哈佛凌晨4点半图书馆的景象”，只是一个不存在的想象。凌晨4点半的哈佛大学，和世界上其他国家包括中国的大学基本一样，无论是学生还是教职员工，都沉浸在睡梦中。

其实，之前早有教育界人士指出“哈佛凌晨4点半”是“假鸡汤”，稍微动点脑筋，就不难发现其明显违背教育规律和生活常识。但就是这等粗制滥造的“假鸡汤”，为何会流行一时并忽悠了很多人？表面来看，是因为世界名校的耀眼光环容易蒙蔽众人的眼睛，“传说中”的哈佛又距离普通国人太过遥远，难验真假；但从深层次来看，它宣扬的“要成为精英，必须拼命苦学”的教育观，迎合了当下部分国人对教育的基本认知，才是关键。

开发商转型面临四大挑战 篇3

经济增长的新机会给开发商带来新的诱惑, 但转型面临着四大挑战。

首先是观念上的挑战。以前开发商都是和钢筋水泥打交道, 现在要重新改变观念, 从原来的开发模式中走出来。

第二个挑战是选址、资源索取的挑战。首创并不准备在城市中心拿地, 而是在新的城市中心或新的区域。理由是:城市中心区拆迁非常难;大城市的压力过大, 超过了承载的负荷;再者, 高速时代已经到来, 汽车、高铁将日渐普及。

第三个挑战是资本的挑战。庞大的商业地产计划需要资金支持。地产所需要的资金, 一方面依赖资金市场, 靠银行贷款, 另一方面依靠资本市场, 如上市、发债等。

国有企业改革的四大挑战 篇4

与所有其他转轨国家相比，中国一直在挑战中对国有企业推行一轮又一轮的改革，并形成了国有企业改革的中国范式。

中国范式长期遵循实用主义思维，在很长时间里推行激进的控制权改革但刻意回避所有权改革，而后自发地走向渐进所有权改革，使所有权改革形成严重的路径依赖特性，渐进的所有权改革与企业重组交互进行，并产生了巨大的成本。

中国范式与其他转轨国家相比似乎更加成功，但中国范式本身将面临严峻挑战。

挑战一：国有企业能否真正实现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并跳出繁荣衰败交替的周期律？

在过去30年里，经过一轮又一轮的改革，国有企业从计划经济单位逐渐接受市场经济洗礼，许多中小企业实行了民营化或者退出市场，但仍然有不少规模较大的企业保持了国有控股甚至维持国有全资，国有部门作为一个整体的产出仍然在不断增长，目前在国民经济中稳定占有三分之一左右的比重。国有企业甚至在1978至1980年代前半期和2003年至今出现了两个繁荣阶段。

但问题是，目前规模仍然庞大的国有部门能否跳出繁荣与衰败交替的周期律而持久存在？现存的国有控股和国有全资企业能否真正实现与市场经济的结合而持久保留国有制？

在过去30年中，国有企业呈现着繁荣与衰败相交替的周期。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前半期，算是国有企业的第一个黄金时代，从上世纪80年代后半期算是白银时代，从上世纪90年代前半期算是青铜时代，而90年代后半期到2002年算是黑铁时代。2003年至今，可以算是第二个黄金时代。

为什么会有黄金时代，为什么又会走出黄金时代？

仔细研究可以发现，并不是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和所有权安排出现轮回，而是市场经济的波峰将国有企业带向黄金时代，又是市场经济的波谷将它们带向黑铁时代。

激进的控制权改革极大地促进了国有企业的市场化，使它们在保持国有制的情况下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与市场经济的结合。

但是，市场经济一定有波峰和波谷，也即市场景气和不景气具有交替性。

仍然维持国有制但经过激进控制权改革的企业，与市场经济波峰结合比较容易，而与市场经济的波谷结合却难上加难。

挑战二：实用主义改革能否真正转向战略主义改革？

在第二个黄金时代，中国国有企业的所有权改革徘徊不前，这与实用主义思维并未真正放弃、战略主义思维并未真正实行有关。

实用主义其实就是机会主义。从实用主义转向战略主义，与其说是理论的指引或者高层的设计，还不如说是实用主义行为自身提供的教训。

1978年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曾经试图通过放权让利、承包制、租赁制来搞活国有企业。

到了90年代，转换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及合资、上市和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先后被认为是搞活国有企业的灵丹妙药。

但实践结果表明，这些改革举措要么时过境迁便不再有效，要么干脆就不能产生预期效果。

在上下求索中，实践家们终于找到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根本思路，即所有权改革和身份制度改制相结合的改制。

国家认可了改制，并以放活、有进有退、战略性改组、布局调整、股权多元化、混合所有制等独特的语言体系将改制纳入国有企业改革的战略主义思维框架。

但2003年以来国有企业的再次繁荣使战略主义思维受到很大干扰，特别是国务院国资委直接管理的中央大型国有企业几乎全部保持了国有全资性质，尽管它们大多数处于竞争性领域。如果继续固守机会主义思维，则需要静候所有权改革压力的出现。

若干年后这些国有企业再次陷入财务困境，国家迫于财务压力而推行所有权改革，改革成本将会更加高昂。

更重要的是，如果不转向战略主义思维，未来所有权改革将面临推动力丧失的问题。

挑战三：混合所有制是中间状态还是终极状态？更深程度的部分民营化是否可以推行？

目前许多大型国有企业已经改造为国有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即使采用战略主义思维，更多大型企业也只会改造为国有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而不是实行完全的民营化。

那么，混合所有制在中国到底将是一个中间状态还是一个终极状态？

一方面，中国的意识形态决定了多数大型国有企业只能选择混合所有制而不是完全民营化，另一方面，混合所有制目前似乎运行良好。

我们认为，对于混合所有制还需要认真观察和细致研究。至少，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公司治理是一个全新课题。在经济学界，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

许多人都认为，股权结构与公司价值和公司治理的有效性有直接关系,但对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公司治理缺乏足够研究。

不过，一些研究表明，政治人物总是倾向于干预企业事务，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有企业，但干预私有企业往往意味着更高的成本和更少的收益，因此私有制企业的商业化程度更高。

笔者对中国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初步研究表明，混合所有制企业不同股东实行共治具有相当的难度。

特别是国家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中，高管人员仍然属于干部，他们的选拔制度和薪酬制度实现市场化存在很大困难，难以成为真正的企业家或职业经理人，他们的行为必须要迎合政治要求，这对于企业的商业化运营是一个很大的障碍。

挑战四，如何处理渐进所有权改革中的某些群体利益受损问题，以提高社会公平程度。

一些研究表明，在转轨国家的改革初期，改革获得众多的支持，而随着改革的推进，支持开始减少，一些原先支持改革的群体，譬如国有企业的职工，开始反对改革，因为他们担心失去工作，同时也担心财产私有化过程中的不公平。

一些经济学家直截了当地警告，转轨过程中的某些改革如果不重视社会公平性，将使少部分人得到不当暴利而某些群体受到严重损害，改革进程本身也将受到威胁。

我们认为，国有企业很难做到与市场经济的波谷结合，而随着时间推移，重化工业化鼎盛阶段必将过去，新的波谷一定出现。

在现有格局下，国有部门延缓所有权改革对于社会公平其实是一种巨大伤害。

因此，我们应该勇敢的放弃机会主义思维、转向战略主义思维，以健全社会安全网等方式减轻职工对于所有权改革的抵制，着力推行大型国有企业改制，特别是对中央特大型国有企业实行包括法人整体上市在内的法人整体改制，以实现股权多元化和混合所有制的低限目标。

同时，要对国内非国有资本显著开放重化工业领域。混合所有制和股权多元化并不一定能保证企业在短期内发展得更好，但一定会把国有企业带到一个方向正确的改革不归路。

我们可以长期维持这些特大型企业的混合所有制形态，但国家应该逐步释放更多的国有股，不断降低国有股比例，同时摈弃这些企业高管人员的干部制度，形成符合国际惯例、商业化导向的公司治理，以促进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商业化运行。

中国企业面临四大挑战 篇5

刘永春

“通信业节能要求越来越高,网络主设备需要在不同时期满足不同版本的节能标准要求。实践绿色采购,须注意四方面问题。”

《通信世界》:运营商在基站设备集采时,在能耗方面有没有硬性指标?|

刘永春|为了顺应“低碳经济”的趋势和践行企业在绿色环保领域的社会责任,目前中国三大运营商均对设备节能降耗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以中国移动运营商为例,中国移动在GSM集采时对设备能耗方面设定了ABC三档标准,严格控制设备的节能降耗水平。上海贝尔的GSM设备完全符合绿色节能的要求,在2008年初某运营商的能耗测试中获得“整机能效”排名第一的佳绩。

《通信世界》:在实践运营商“绿色采购”要求的时候需要考虑哪些问题和挑战?|

刘永春|第一,不同通信产品间进度快慢、规模大小有区别;第二,新旧产品过渡存在问题;第三,必须考虑节能理论与实际、产品测试与在线的情况;第四,要考虑市场投入与实际效率的差距,短期经济效益和长期和谐发展的冲突。

《通信世界》:产业链各环节在实践“绿色采购”方面有何最新进展?

|刘永春|以中国移动最近加入“绿色沟通”联盟(Green Touch)为代表,中国运营商正在积极加入国际性的NGO和行业性的组织机构,与国际社会和行业机构一道努力,实现整条价值链端到端的绿色环保节能减排。“绿色沟通”是由阿尔卡特朗讯贝尔实验室倡导组建的全球性联盟,致力于通过技术创新实现千倍提升通信网络能效的宏伟目标。在未来几十年间,能效将成为构建可持续网络的核心因素。“绿色沟通”汇集了行业、学术界和政府实验室的专家们,通过发明和提供全新的方式来提升能效。这帮助了产业链各方应对低碳经济、绿色采购的最新升级和顺应行业可持续发展的需求。

《通信世界》:上海贝尔的设备如何应对运营商“绿色采购”需求?

|刘永春|上海贝尔的通信产品采用模块化设计,强调兼容性,重视硬件对未来技术的长期演进,这些都对绿色环保做出了贡献。上海贝尔的节能工作特色具体表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产品高度模块化,较竞争对手减少近30%的备件存储;第二,模块兼容性好,使得运营商根据业务调整基站类型时,原有设备得到了最大重用;第三,硬件对新技术的支持(例如早期载频板也支持EDGE),帮助运营商减少了技术更新时对废料的处理;第四,通过MCPA、载频关断、DPS时隙关断等技术,帮助运营商大幅度降低能耗;第五,在物流等环节积极采用可拼装、可重用的“绿色包装”,减少了传统运输模式对森林资源的过度消耗。

记者观察

研发创新与交流合作成厂商共识

通过采访,《通信世界》记者了解到为实现“绿色采购”高要求,配套设备厂商都抓住了产品研发创新与多方交流合作两大核心,高节能、高可靠、高可用、高智能成关键词。

研发“绿色利器”

运营商产品采购的绿色标准在不断提高,通过研发来提高产品的节能性,是设备商在采购中成功的重要方式。对此,艾默生网络能源表示根据运营商需求提出5个方面措施。

第一,创新高效率、低能耗的节能产品;第二,打造业界领先的完整节能方案,包括数据机房整体节能方案、基站智能综合节能方案等;第三,根据机房实际能耗情况,评估、分析存在问题,提供个性化解决方案,实现有效节能;第四,满足国内外最高环保标准要求;第五,提高产品的集成度,节省设备占地空间。

这点在基站新能源供电系统市场同样适用。上海致远副总经理谭明铭表示,不同于其他厂商,上海致远通过自主研发投入,提高产品系统集成度,最值得一提的是上海致远的控制器是根据运营商的需求设计开发的,提升了风力发电机、光伏和控制器的匹配度,与一般的控制器相比,对风能和光能利用率要提高30%,从而大大地增加了设备发电的效率,高度满足了运营商“绿色采购”要求。

交流合作共推节能理念

除了产品的研发创新,配套设备厂商在节能环保方面还做出了诸多努力。记者采访了解到,艾默生网络能源积极与各运营商、集成商及行业相关部门开展交流和协作,在建设节能合作项目、制定行业标准规范、推进技术交流共享等方面大力进行工作部署,促进自身在“绿色采购”中取得优势。

在标准制定方面,艾默生网络能源曾作为主要单位,参与了国家质检总局和国家标准局批准发布的《房间空气调节器能源效率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12021.3-2004)等3项空调能效标准的研究和起草工作,为该项能源效率标识制度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依据。

中国后三十年发展面临四大难题 篇6

一、中国提前进入老龄化社会, 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严酷现实

中国从2006年开始, 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 按照联合国的标准, 中国已经货真价实地跨入了人口老龄化社会。但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来的早了一点, 急了一些, 让我们始料不及。西方发达国家是国先富, 人后老, 人均GDP达到30000美元时才步入老龄化社会;而我国是国未富, 人先老, 我国的人均GDP才4000美元。有材料预测到2015年, 我国60岁以上的老人将达到2.5亿;到2030年, 我国60岁以上的老人将达到4亿。社会提前老龄化, 带来的挑战是我国养老成本突增, 家庭的养老成本更大。日本是我国的邻居, 他们的社会发展是我们的前车之鉴。日本自亚洲金融危机之后, 连续15年经济低迷, 每年的增幅不到1%。其原因有二:一是进入资金流动性陷阱, 低利率使日本15年都走不出经济低谷;二是人口老龄化把日本政府压得很尴尬, 很无奈。现在日本人的平均寿命为男性79岁、女性81岁。中国去年的人均寿命统计结果是男性70岁, 女性71岁。日本受老龄化社会的拖累, 经济难以起飞。我们现在也进入了这个阶段, 因为我国生活水平提高了, 医疗条件改善了, 所以人口普遍的老龄化。加之我们两代独生子女政策, 使我们出现了生的少老的多的情况, 加速了人口提前老龄化。现在我们社会养老保障不到位, 又提前进入老年社会, 就凸现了财政资金缺口的压力和危险, 财政要为老龄化社会买单。我们的家庭养老成本也要增大, 现在经过两代独生子女政策之后, 我们的家庭结构出现一个漏斗型的状态, 呈“四二一”结构, 即上边是四个老人, 中间是一对小夫妻 (第一代独生子女) , 下面是一个小太阳 (第二代独生子女) 。那么再过十五至二十年, 当小太阳要结婚成家的时候, 他们一个人面对6个老人, 那么小两口就要面对12个老人。面对这么大的养老压力, 怎么生活, 怎么工作。中国的这个坎能不能跨过去, 如果跨不过去, 未来的我们要比现在的日本惨得多。这就是中国未来面临的第一道难题, 这里有挑战也有商机, 政府官员要克服短期行为, 出台政策, 主动应对。企业要抓住进入老龄社会后将在保健、养老、养生等方面出现的新商机, 趁势而上。

二、生态与环保危机的挑战

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的粗放式发展, 以消耗资源、牺牲环保为代价换来的高速发展, 留下了生态恶化, 环保危机的后遗症, 这是后30年发展面对的第二个难题。我们要面对这个严酷现实, 为这个严重的后果来买单。现在我们资源和环保双双亮起了红灯, 所以要提倡生态第一、环保至上, 研究可持续发展, 这不光是国家的发展战略, 也是企业的发展战略。要把生态环保作为一个产业来抓, 谁先进入谁就有商机。众所周知, 森林是地球之肺, 森林砍伐得过多, 造成现在“肺不张”了;湿地是地球之肾, 涵养水源, 调节气候, 现在过渡开发, 使得“肾衰竭”了, 这样就进入了生态危险期。我们一定要通过环保产业拉动提升生态文明, 回归绿色经济, 发展低碳经济, 实现真正意义的可持续发展。

三、扼制两极分化, 确保社会稳定

我国30年的改革开放使国家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但是两级分化很严重, 这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包括社会主义转轨国家遇到的一个共同的社会难题。市场通过竞争机制实现优胜劣汰,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财富的优胜劣汰造成了一部分人富一部分人穷, 市场存在的这种缺陷要由政府的机制来补充和调节。税收抽肥, 公共财政支出补瘦, 这样才能确保稳定。我国现在对两级分化问题解决得不到位, 7月份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高达0.46, 按照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判断, 基尼系数0.3以下是稳定线, 0.4是警戒线, 0.5是危机线, 0.6是动乱线, 所以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警戒线, 逼近危机线。我们现在对这个问题解决无术, 两级分化发展很快。为什么解决不好呢?笔者认为目前的尴尬局面有三句话来表达:一是富人太富不纳税, 大量偷税漏税。比如说个税是调节税, 是抽肥的税, 但在我国公务员、老师和白领却成为交纳个税的主体。真正收入在12万以上的纳税者, 实缴只占应缴的12%。二是政府太大养不起, 收缴的税款大部分被用于养大政府、大机关和事业单位。中国公务员1900万, 事业单位人员3600万, 加到一起近6000万, 我国的财政收入去年是5.4万亿, 今年大约是在6万亿, 70%的财政收入都用于行政开支了, 属于吃饭财政和养人财政, 政府想拿公共财政暗补穷人但手中缺钱, 有想法却没办法。三是穷人太多补不起, 中国农民多, 弱势群体多, 公共开支大, 财政困难无法满足。针对富人太富不纳税问题, 政府要加快税制改革, 加强征管;针对政府太大养不起, 政府要瘦身减肥, 减权减人, 降低行政成本;针对穷人太多补不起问题, 政府要抓紧构建公共财政体系, 拿更多的钱补贴穷人。由于两级分化越来越严重, 民间弥漫着三仇的心理:一是仇富, 穷人看到富人就来气, “红眼病”的越来越多。二是仇官, 认为官没有好人, 都是腐败分子, 现在官场的腐败现象确实也很厉害, 造成干群关系紧张。三是仇警, 恨警察, 认为警察最坏, 所以警察出现问题老百姓揭竿而起。贵州瓮安的动乱就是认为警察在处理一个女性的死因不公平, 纠集几千人, 烧了公安局, 砸了县政府, 这是一个导火索。胡锦涛主席提出要增强忧患意识和风险意识很有针对性。要预防群体事件的发生, 要求各级政府要做出预案和应急反应。所以现在看来我们应该增强忧患意识, 从预防社会危机的这样一个战略高度确保社会稳定。

四、旧体制制约的挑战

我国脱胎于计划经济,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用了三十年。但是我们身上留下了很多计划经济的旧胎记, 计划经济的旧观念挥之不去, 根深蒂固。回顾总结中国的革命和发展经过两个大的轮回:共产党闹革命是从南到北, 先是广州起义、南昌起义, 以后是北上长征, 最后进延安、进西柏坡、进北京。解放全中国夺取政权是从北到南, 抗日战争结束后, 派十万官兵到东北创建根据地, 发展到百万部队, 打完辽沈战役, 入关打平津, 然后沿着京广线南下, 解放两湖、两广和海南岛, 从北到南解放全中国。搞计划经济也是从北到南, 战略上依托原苏联, 建设东北为新中国工业的摇篮, 从北到南构建完整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开放向市场经济转轨又是从南到北, 在沿海特区包括深圳、汕头等, 给政策、快发展, 沿海带内地, 由南向北推, 发展市场经济。我们告别计划经济已经30年, 回头找找计划经济的标本, 外看北朝鲜, 内看黑龙江。政府行为太重, 对经济干预偏深, 行政审批手续偏多, 政府把经济管死了。经济要发展首先要改革体制、放宽环境。政府是创造环境的主体, 不是创造财富的主体。我们恰恰做反了, 政府天天忙着分资金、上项目、发展经济。市场经济国度里创造财富的主体是企业和民众, 政府的责任是搭平台, 给政策创造环境。我国的政府对微观经济越位, 对公共服务缺位, 政企不分错位。这种经济市场、政治计划的不匹配是中国现在出现种种问题的根源。实践证明这种自上而下的集权政治体制只能搞计划经济, 搞不了市场经济。现在看来, 我们的体制确实要做大的手术, 要有大的突破, 才能满足后三十年大的发展。

所以笔者提出, 提倡新“三反”, 即经济上反垄断, 政治上反集权, 官场上反腐败。经济上反垄断, 就是要解决行业垄断, 我们现在经济不活主要是由于垄断的束缚, 我国的民航、铁路、金融、电力等六大行业是国有垄断, 这种垄断排除竞争, 高成本, 低服务, 群众意见最大, 所以垄断不除中国经济难活, 垄断不除民营企业难有发展空间。政治上反集权, 就是要发扬民主, 分权制衡保证决策准确和政治清明。官场上反腐败, 就是研究腐败滋生的问题。现在杀贪官、恨贪官, 但是没有研究产生贪官的体制和土壤问题, 例如韭菜割的挺欢, 但是没有研究生长韭菜的土壤问题, 不刨根, 不换土, 只治标不治本。由于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滞后, 一些落后地区出现了经济垄断被你占死了, 政治集权被你管死了, 官场腐败老百姓恨死了, 所以必须要集中力量搞三反。从新“三反”又可以引申到提倡新“三民主义”, 即经济民营化, 政治民主化, 社会民生化。经济民营化, 就是主张民营企业唱主角, 国退民进, 民营企业占大头, 只有经济民营化, 才能更好更快地发展;政治民主化, 就是政治权利要监督, 权利要分设, 分权制衡, 民主监督, 保持政治清明不腐败, 这样才能保证决策的准确性;社会民生化, 就是要以人为本, 以民生为本, 搞经济和社会建设。后三十年的发展, 体制改革是个至关重要的大问题。

企业面临的主要网络挑战 篇7

近日, 美国康普公司发布了第七版《康普全球企业调查报告》, 该调查每三年举行一次, 今年的调查吸引了来自63个国家或地区的1100余名IT专业人士的参与。调查显示, 随着移动性对工作场所的生产力和要求所产生的影响不断增大, 移动设备 (无论是手机, 笔记本电脑抑或是平板电脑) 在当今的企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各大企业的IT经理也正对这一领域不断的进行学习如何把握。

调查结果显示, 基于云的IT服务和应用也引起了企业网络负责人的关注。近四分之三的受调查者表示, 他们已开始部署一些基于云的应用, 面向云的转变并未放慢脚步。此外, 调查还发现, 企业移动性和云服务超过基础设施智能化、40/100Gb E以太网和绿色能源举措, 成为全球企业网络面临的主要挑战。调查发现, 企业设施内部的移动设备利用率与这些建筑的无线流量支持能力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据该调查称, 在从企业楼宇中拨出的电话中, 平均有43%涉及手机, 但只有30%的受调查企业称, 其运营商提供了室内信号覆盖, 并且拥有充足的容量来处理这些移动流量。超过四分之三的受调查者承认, 员工必须在办公室中来回走动, 甚至走到室外, 才有信号拨打电话。

中国机械业面临新挑战 篇8

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 2003年机械行业工业总产值预期将比2002年的19644亿元增长13.5%, 实现利润比2002年的956亿元增长4%, 商机之大, 令人吃惊。

机床行业市场份额增加

据业内专家分析, 2003年机械市场将有新的亮点出现。由于今年将进入“十五”规划执行的高峰期, 国家重点项目、重点工程、重点任务将全面铺开, 市场需求将呈现较高的增长, 将进一步拉动企业的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今年国家重点工程:三峡右岸的发电机组制造, 西气东输中段的全面开工及沿线各省、市的引进工程, 南水北调工程, 北京、上海、武汉等大、中城市的地铁、轻轨工程, 西电东送等工程都将刺激相关产业的市场需求, 而这些产业将直接或间接促使机床工具行业的市场增加份额。

机械产品趋向高技术化

从世界范围来看, 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对装备制造业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 更加凸现了机械装备制造业作为高新技术产业化载体在推动整个社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中不可替代的基础作用。专家指出, 进入90年代, 随着信息装备技术、工业自动化技术、数控加工技术、机器人技术、先进的发电和输配电技术、电力电子技术、新型材料技术和新型生物、环保装备技术等当代高新技术成果的应用, 使机械产品不断高技术化, 其高新技术含量已成为市场竞争取胜的关键。

环保机械产品被看好

南非“淘金” 中国面临政策挑战 篇9

政策调整增加投资不确定性

南非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许多矿产资源在世界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是世界五大矿产国之一，同时也是非洲大陆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其采矿和选矿设备制造业、矿井通信和安全保障技术、矿产品冶炼和加工技术均居世界领先水平。但是近年来，资金不足、货币升值、基础设施落后等对南非矿业发展的制约作用日益明显。

为了解决矿业发展的融资缺口，促进企业加大技术创新和技术转移，南非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外国投资的优惠政策。新的矿业政策体系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了矿业审批程序，减少投资壁垒，并通过税收优惠、现金补贴等措施吸引海外投资，鼓励更多国际公司进入矿业生产领域，提高当地的价值增值能力。然而，南非矿业政策体系调整也增加了中国矿业企业在南非投资的成本和不确定性，并对投资者提出更高的要求，现有矿业投资合作模式也受到一定的挑战。

南非新的矿业政策规定自2009年开始征收矿业权利金。按照提交的权利金草案，国家将以收入为基础，按不同税率对金、铂族金属、金刚石、煤等矿产品征收权利金。权利金制度直接或间接增加了南非矿业投资成本，使矿业吸引外资受到较大影响。对煤加征权利金不仅直接提高煤的生产成本，而且间接提高了电力的生产成本，最终对矿业投资造成较大的消极影响。

南非政府虽然相继颁布实施了一系列与矿业相关的法律法规，但是一些法律法规不清晰，配套政策不完善，增加了南非矿业投资的不确定性，对中南矿业投资合作产生较大影响。这使矿业公司难以按照新的矿业政策要求采取应对措施，增加了投资的不确定性。此外，新矿业法授予南非矿产和能源部长“自行决断权”，目的是确保立法过程中出现的任何错误均有得到纠正的机会，但这一规定进一步增加了矿业公司对未来发展前景的不确定性。

南非新的矿业政策对企业本地化经营做出具体规定，包括要求矿业企业雇佣当地员工，对外采购向弱势群体公司倾斜，加强矿业社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矿业工人的工作技能和社区福利水平等。例如，《黑人经济振兴法案》（BEE）要求公司必须将税后利润的3%用于教育，税后1%用于社会发展项目。然而，当地员工工作技能较低、BEE公司（指由“历史上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弱势人群”所控股的公司）的资金、管理能力和技术水平较弱的现实，对中国矿业企业在南非寻求合作伙伴、从事本地化经营提出挑战。随着南非对矿业安全生产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安全问题也将成为南非矿业改革中的重点。这些均对中国企业在南非的投资经营活动提出更高的要求。

寻求中南矿业合作的机遇

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矿业资产大幅缩水，许多国际大型矿业公司经营受到较大影响，对南非矿产资源的控制能力有所下降，这为中国企业加大对南非矿业投资带来机遇。然而，南非矿业政策调整使南非投资环境发生较大变化，中国企业需要在新形势下寻求机遇，拓展未来在中南矿业合作中的发展空间。

企业到南非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时要有长远发展战略，特别需要及时把握当地投资经营环境的变化趋势。除了解南非的矿产资源情况外，还要紧密跟踪南非对矿产资源行业的相关法律法规，包括BEE法案、贸易法规、环境保护法规、劳资关系、工作条件要求和税收政策等，充分掌握矿业宏观、微观政策信息。新矿业法要求企业申请矿区开采权时，需提供开采计划、预先制定的社会计划、用工计划、增加弱势群体在生产经营中的机会、改善社区福利计划等。这些规定往往要求企业加大在交通、供水、电力、员工培训等方面的投入，需要企业在投资经营决策时予以充分考虑。

南非BEE法案要求在南非境内所有公司必须将其股份按最低比例25.1%出售给BEE公司，并赋予BEE公司许多优惠政策，包括获得政府性项目的投标资格；享受南非工业发展公司和国家振兴基金针对BEE公司的特别贷款，降低融资成本；获得在南非购买矿业资源公司的机会，甚至能够以优惠价格购买其股票等。

对于已经在南非投资经营或打算进入南非矿业的中国企业而言，可以以BEE公司为突破口铺设矿业投资新通道，充分利用BEE法案的相关规定，以合资、入股等形式融入BEE公司，加强与BEE公司合作，间接享受该法案的各项优惠措施，增加在南非的投资机会和发展空间。而且可以优先考虑具有BEE公司身份的华人公司，这样更容易增加双方对企业文化的认同度，有利于投资合作顺利进行。

南非是中国重要的矿产资源供应国。一旦南非加大对矿产资源的控制甚至实施矿业国有化，将对中国矿业企业在南非投资经营造成较大影响。因此，中国企业应当未雨绸缪，提前部署矿业投资合作格局，加快以股权投资的方式获得当地矿产资源权益，加大在选矿、矿产品加工和冶炼等高附加值矿业领域的投资，加强双方在其他非洲国家的矿业合作，争取获得南非当地政府更大的支持和更多的投资机会，提高在未来矿业投资合作中的话语权。

随着南非寻求经济可持续发展意识的增强，中国企业在南非投资经营过程中应当提高企业社会责任意识，严格遵守当地相关法律法规，帮助当地改善基础设施，保障员工合法权益，注意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积极从事社会公益事业。除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外，中国企业还需要善于宣传自己，加强与当地社区、媒体、非政府组织进行交流与沟通，增加当地社会对企业的理解和认可，为企业营造良好的商业运营软环境，提升企业长期经济效益，同时规避政治和商业风险。

我国企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篇10

2014年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元年, 也是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一年。这一年里, 世界政治经济环境复杂多变, 国内改革发展任务艰巨, 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在如此复杂的形势下, 党中央、国务院坚持底线思维, 保持定力, 一方面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 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 有针对性进行预调微调, 实现了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另一方面着力推进各领域的改革, 不断释放改革红利, 以“简政放权”等举措不断激发市场活力, 经济发展质量得以提升。2014年我国GDP总量超过63万亿元, 比上年增长7.4%, 这个成绩确实来之不易。2014年中国企业表现不俗, 中国有100家企业进入了《财富》世界500强, 仅次于美国的128家。尽管500强排名主要看销售收入, 但总体上也能反映出各国企业群体的地位变化。一些中国企业转型与创新的表现大有“刮目相看”之感, 如, 中国高铁制造和建设企业后来居上, 中国成为世界上高铁发展速度最快、运营里程最长、在建规模最大的国家, 高铁开始成为“中国制造”的新形象;阿里巴巴、京东相继上市, 在规模上已经是全球领先的电子商务公司, 他们的创新不仅引发了商品流通方式的变革, 也推动了制造企业生产方式的变革。

2015年我国经济发展的总体环境可以说机遇与挑战并存, 但挑战的压力和机遇把握的难度都可能有增无减。

从全球经济形势来看, 世界经济复苏仍较缓慢。据我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 2015年世界经济仍处于危机后的大调整阶段, 由于内部结构差异明显, 世界区域发展更趋分化, 但总体有望维持低增长态势。一是美国经济增长有望继续维持稳定。虽然劳动参与率短期不会明显改善, 但美国2014年全年非农就业人数平均每月新增24.6万人;受能源成本下降、消费和投资增长企稳、国际资本回流等因素影响, 美国经济有望维持稳定增长态势, 预计2015年达到3%左右。二是欧盟经济降中趋稳。受高失业、低通胀和结构问题影响, 欧盟经济复苏乏力。欧洲版QE的推出和欧元贬值, 以及西班牙等南欧经济企稳, 从经济界、企业界的反映看, 似乎倾向于看好2015年欧盟经济有望止跌回稳。三是日本经济低位增长。消费税率提升引发经济增长大幅波动的效应减弱, 预计2015年日本GDP增长1.2%左右, 略高于2014年。四是新兴市场国家增长小幅回升但分化加剧。受发达经济体需求带动, 新兴市场经济增速将略有回升, 但受大宗商品价格下降、资金外流等影响, 回升势头依然脆弱。

从国内环境来看, 经济发展阶段转换的特征将更加明显。2014年底,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 科学认识当前形势, 准确研判未来走势, 必须历史地、辩证地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准确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从9个方面描述了新常态的趋势性变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我国总体经济增长速度会放缓, 但没有改变我国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 改变的是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发展总体向好的基本面, 改变的是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中央提出的新常态概念, 是对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特征的高度概述。具体到2015年, 由于三期叠加的持续影响, 我国经济短期内依然面临较大下行压力。从过去一年经济运行的数据看, 经济运行仍然呈下行态势。从需求侧看, 除了消费基本稳定外, 投资、出口增速降幅较大。从今年1月份进出口贸易增长、制造业经理人指数、就业初步情况看, 经济形势不容乐观。因此, 从短期趋势看, 2015年我国经济仍处于探底调整过程中, 预计全年增长速度相比2014年略有下降。

二

面对2015年更加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 与去年相比, 企业总体上无论是经营状况, 还是盈利水平都不会有太大的落差, 但部分企业可能要经受更加严峻的考验。一是一些国有企业可能会陷入经营困境。国有企业“重资产、顺周期、难调整”的发展特征, 使其在经济调整期仍然存在着陷入新一轮困境的风险。随着经济增速放缓和全球产业变革, 国有企业在经济增速转变阶段低效率的问题会再次显现, 一些国有企业可能会陷入经营困境。二是一些过去主要依靠规模扩张的民营企业可能会出现更大困难。在传统产业增量空间有限、融资环境趋紧的情况下, 一些民营企业很可能会出现业务快速萎缩、资金链条日趋绷紧等问题。有的企业因是当地的支柱企业, 一个企业陷入困境, 对当地的产业和就业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我们要高度警惕这类事件和由此产生的局部风险。三是一些中小微企业的生存发展可能雪上加霜。一方面, 在国际经济复苏缓慢、国内经济下行的状态下, 需求持续不振;另一方面, 不少成本不断上涨。中小企业中劳动力成本占比较高, 我国劳动力成本持续刚性上升。近年来, 无论是沿海地区、还是中西部地区, 职工工资普遍增长较快, 年增长速度超过10%。同时, 结构性缺工突出, 熟练技工和技术研发人员严重缺乏, 人才流失等因素, 也在无形中推高了用工成本。再有, 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居高不下, 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根本性缓解。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 广大企业既要积极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带来的各种挑战, 也要把握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和经济转型升级带来的巨大机遇。具体来讲, 就是要把握改革的红利、开放的红利、创新的红利。

第一, 要紧紧抓住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红利。如果说2014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启动之年, 那么2015年将是改革重点突破之年, 按照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 336条改革措施中2015年要完成55项, 改革重点将转到市场体系、市场秩序、市场竞争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上来。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例, 客观上说, 2014年国有企业改革整体上进展还较为缓慢, 尚处于思想碰撞和顶层设计阶段, 但反复的交流、耐心的沟通乃至热烈的争论以及地方国企改革方案的陆续出台, 为国有企业改革顶层设计方案的出台奠定了基础。预计2015年国有企业改革将取得实质性推进。国有企业负责人应抓住机遇, 勇于改革, 激发企业创新发展的活力。对于民营企业而言, 市场环境将更加公平, 市场准入将越来越开放, 如中央和地方都在大力推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对民营资本开放, 有关部门制定了特许经营的相关规定, 这些都为民营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市场机遇。

第二, 要牢牢把握我国进一步对外开放的红利。一是2015年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自贸区建设将加速, 我国对外开放的力度将会进一步加大, 给广大企业带来关税降低、出行便利、市场拓展、旅游业繁荣发展等诸多实质利好。二是伴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 中国企业将在海外基础设施建设及相关领域开发建设中拥有更多机会。三是中国企业乘着政策东风加快“走出去”的同时, 也要注意防范风险, 特别是要防范发展中国家长期存在的政治风险和社会风险。据商务部最新统计, 2014年我国的对外投资规模大约为1400亿美元, 我国的实际对外投资已经超过利用外资的规模, 中国已经成为资本的净输出国。中国企业在海外不仅要积极努力争取各类项目, 更要努力了解、研究投资国的国别政策, 包括政治经济状况、社会结构、法律法规以及历史文化等诸多方面, 全面分析、评估、防范可能存在的风险, 并做好相应预案, 尤其是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要严格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和尊重他国的风俗习惯, 要本着互利共赢的原则, 稳扎稳打, 切不可贪一时之利或因一处不慎而毁掉长远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