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与公众互动论文

政府与公众互动论文（精选10篇）

政府与公众互动论文 篇1

俗话说:“水能载舟, 亦能覆舟”, 我们把社会比作船, 公众好比是水, 政府好比是舵手, 而媒体便是船桨。政府和媒体必须以公众为基础, 一切从公众的利益出发, 没有公众, 政府和媒体将难以航行。当遇到“风浪” (各种危机) 时, 政府要发挥媒体的舆论导向作用, 依靠公众的力量共同战胜困难、渡过难关。

1 正确认识政府、媒体、公众三者关系

1.1 政府与公众

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建设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政府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 也是政府建设的理想模式。服务型政府的基本特征是以公众为主体、以提供公共服务为取向。也就是说, 服务型政府应该是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政府, 应该是尊重公民权利、为公众着想的政府, 应该是按照社会公众需求与呼声而进行科学决策与制定政策的政府。公众是政府施政的基础。我国宪法第三十五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公民所拥有的自由权利中包括言论的自由, 这是公民享有言论表达权的法律依据。在国家政治生活中, 公民享有依法表达意见和意愿的权利, 这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政府通过媒体将国家重大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信息及时向社会公开报道, 公民可以就管理国家事务和公共事务公开发表意见, 行使参政议政的权利。

1.2 政府与媒体

传媒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 应该把体现党的主张与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 把坚持正确导向与通达社情民意统一起来。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 传媒要表达党的意志, 向人民群众负责任地传达党和政府的大政方针、重要决策, 正确引领社会公众舆论。作为人民的喉舌, 大众传媒必须重视表达人民群众的心声, 帮助党和政府倾听人民群众真实的声音。党代表着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当今的媒体已不再只是宣传的工具, 而是已成为信息的呈载, 是公众的一种需求。政府与媒体不是对立的关系, 而是一种沟通合作的关系。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和广域传播, 使媒体形式向多元化发展, 政府改变以往惯性思维模式, 变革“宣传工具”, 媒体立体式发展, 同时也加速了政府阳光行政政务公开的进程。现在, 政府已在积极地适应时代的变化, 主动与媒体联系发挥媒体的舆论导向作用, 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设定的“新闻发言人”制度便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于是, 有了记者在场的更多的“听证会”, 有了政府的“顾问团”, 文件的传送也不单单通过政府逐级下发, 网上就随时可以查阅, 还可以发表个人的看法。同时, 电视里可以看到政策制订的过程, 报纸上刊登全文可以进行相关解读。媒体像一把放大镜, 把政府的工作细节展示给了公众。公众获得了知情权和自主权, 从容的参政、议政、进言、纳谏, 为政府出谋划策, 从而促进社会的良性和谐发展。

1.3 媒体与公众

现代社会, 媒体日益影响着人们的工作与生活。我们都生活在两个世界里:即真实世界和媒体世界。在真实世界里, 人和人之间、人和环境以及事件直接接触。但大多数人感觉真实世界是有限的, 人们不可能从真实世界中获得所有的经验和信息。为了获取这些体验和信息, 人们建构了媒体世界。媒体强调新闻真实性和与客观事实的符合性。马克思所说的“根据事实来描写事实”的新闻原则, 强调的正是新闻的事实性, 新闻必须完全立足事实、引用事实, 并以事实为根据进行判断。新闻是对客观事实的报道, 这就决定了事实性是新闻媒体最重要、最突出的特性, 也是新闻传播主体对新闻应该持有的基本态度。

2009年新闻报道事例:1) 新华社乌鲁木齐7月6日电7月5日20时左右, 新疆乌鲁木齐市发生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2) 卫生部通报, 7月6日18时至7月7日18时, 我国内地新增甲型H1N1流感确诊病例54例;3) 新华社7月7日讯, 重庆市招生自考办公室发布《关于对2009年高考招生中少数民族加分问题处理情况的通告》, 明确表示取消31名违规更改民族成分的考生的录取资格;4) 莫斯科当地时间6日13时20分, 美国总统奥巴马乘专机抵达俄罗斯, 正式开始了他被寄予厚望的“重启”美俄关系之旅。

通过以上新闻报道的事例, 公众可以通过主流媒体与新兴媒体在第一时间获得最新的新闻信息, 广大公众越来越多的关注我国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发展, 关注世界的和平与稳定。随着全民素质整体的逐步提高, 民众的参政、议政要求也越来越高, 这是一个进步, 也是一讲是好事。政府、媒体、公众三者之间, 政府既服务公众, 又管理公众;既影响着媒体, 又受到媒体的监督和制约;媒体既引导公众, 又要反映和代表公众的心声。媒体的导向作用, 直接影响到政府与公众的关系, 是社会稳定因素的关键所在。

2 政府、媒体、公众三者互动推动民主进程

党的十六大以来, 新一届政府明确提出以人为本、执政为民, 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方针。政府的职能就是为公众服务, 关注民生, 解决公民的生存和社会全面发展问题, 每个官员都应自觉履行的职责。一些来自人民群众的批评, 是公民切身要求的反映, 大多数都有积极、建设的意义。在网络时代, 公众使用网络行使表达权, 可以直接、全面、便捷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这是公众参政的最好形式, 也是政府求之不得的执政资源。衡量政府服务质量的标准就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满意度, 通过了解人民群众的意见, 特别是反对的意见, 是构成执政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检验政府执政理念和执政能力的标尺。新闻媒体要满足公众的知情权, 及时报道新闻信息。新闻媒体在第一时间将新闻事件真实地报道出来, 快速地将新闻信息传递并呈现在公众眼前。各种重大新闻、事件、事故、灾情、疫情等在第一时间让公众知晓, 这既是媒体的工作与职责, 同时也是一个执政党、一个政府高度民主与政务公开的执政能力的真实体现。

互联网是信息时代的主要标志。近几年来, 网民、政要通过网络进行参政议政且日趋活跃。最有代表性的事例有:2008年6月20日, 胡锦涛总书记到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之际专门来到人民网, 通过《强国论坛》同网友在线交流。胡锦涛总书记说:“网友们提出的一些建议、意见, 我们是非常关注的。我们强调以人为本、执政为民, 因此, 做事情、做决策, 都需要广泛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 集中人民群众的智慧。通过互联网来了解民情、汇聚民智, 也是一个重要的渠道。”尽管这次与胡锦涛总书记的对话时间短暂, 但意义非凡。以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为代表的新一届领导班子务实、亲民的作风, 深得网民的喜爱, 于是有了众多胡、温的“粉丝”, 称为“什锦八宝饭”。2008年9月4日, 人民网时政频道特别制作的“什锦八宝FANS圈”正式上线, 成为去年中国互联网的一道风景。各大门户网站也纷纷开通时政专栏, 围绕网民关心的话题, 邀请国家部委有关领导、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专家学者进行在线访谈。公众通过网络把自己的问题和困惑直接传递给政府官员, 实现现场提问、现场解答。此后, 各级党政领导干部以各种方式与网民对话, 其中包括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和广东省省长黄华华通过奥一网发布《致广东网民朋友的一封信》, 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通过东方网与网民在线交流, 去年提供省委书记与网民交流平台服务的新闻网站中, 浙江省在线的规模最大。以上网络实况, 使得“网络问政”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新名词。

3 政府、媒体、公众共同推进社会和谐发展

“和谐社会”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 不可能一蹴而就, 必将经历一个复杂、艰巨、长期的发展过程。在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 有许多不和谐因素需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 如腐败现象、收入差距、城乡差别、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下岗失业人员安置问题、环境污染、国有资产流失等等都是影响到构建和谐社会的诸多问题, 这些都不是在短时期内可以解决和消除的。政府、媒体、公众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是社会日趋和谐、成熟、理性的体现, 更是妥善解决危机达到高度和谐的关键所在。

1) 从政府角度来讲。政府应深化完善政务公开, 积极探索公众参政议政的新渠道, 进一步提高信息透明度、扩大公民知情权、推进民主进程。在政府与媒体、公众之间的信息传递上宜采用“疏导”的方式, 而不是“堵截”的方式。政府要通过建立信息发布制度、开放式决策制度等, 让媒体、公众介入社会秩序和管理, 通过媒体引导社会舆论, 反映公众的心声, 有利于推进社会民主进程, 有利于构建和谐的社会环境。

2) 从媒体视角来讲。政府、媒体和公众是社会中的三个关键因素, 政府与公众之间往往通过媒体来沟通, 作为沟通政府和公众的桥梁, 其作用尤为突出。媒体是党和人民的喉舌, 要牢固树立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 要讲政治、讲党性, 提高政治修养;要保持清醒头脑, 冷静处理问题;要突出宣传重点, 把握政治方向;要增强全局观念, 加强宏观意识;要正面宣传为主, 负起社会责任;要讲究宣传报道艺术, 提高引导水平, 唱响和谐社会的主旋律。新闻媒体的真实性, 是根本出发点, 媒体的根本宗旨是让事实说话, 不要为了“轰动效应”, 给新闻“穿靴戴帽”, 应让新闻以“原生态”跟公众见面。媒体的使命不在于“影响”今天, 而是“记录”今天。从服务对象来看, 媒体要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最根本的利益, 要为包括“弱势群体”在内的大多数人民服务, 避免“嫌贫爱富”的倾向。从报道的内容上看, 要真实、理性、客观、积极的报道社会内容, 避免政治导向错误、炒作绯闻怪谈、扩大负面报道、充当西方媒体传声筒、庸俗低级、知识含量低、价值观念模糊等倾向为内容的报道。要不断提高舆论引导的权威性、公信力和影响力, 应把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公诸于众, 在政府与公众之间架设起一道沟通的和谐桥梁。通过媒体这道桥梁, 公众可以更多地了解政府、理解政府、信赖政府, 这样便民意顺、民心聚, 政府各项工作也就有了积极的推动力。

3) 从公众视角来看。构建和谐社会不仅是政府、媒体的事情, 更是全体民众的义务。信息时代的传媒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人们对传媒的选择、利用, 对媒体内容的鉴别、判断和参与, 关系到人们生活的质量。特别是各级党政干部的媒介素养水平, 直接影响到媒体能否充分履行其职能, 促进和谐社会的建构。鉴于此, 提升全体人民的媒介素养, 也应是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必须提上日程的事情。另外, 互联网时代将人、信息、媒介整合为一体, 实现了人类跨时空、平等、普遍地沟通的梦想, 让普通民众拥有话语权。可以无限制满足人际的交流和心理的需要。2007年两会设立了“我有问题问总理”栏目, 短短几天内, 就吸引了12万网民竞向倾诉、提问、谏言。今年两会, 台网一体, 多媒体同步立体化报道, 国家各大媒体、人民网、新华网等网络媒体开设专栏, 两会期间, 网民通过网络提出的问题, 高达几十万条。让百姓的声音能够进入国家最高决策层, 使公众独立平等地发表意见, 推动我国民主进程, 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胡锦涛总书记对提高舆论引导力提出了以下五点意见:1) 必须坚持党性原则, 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2) 必须坚持以人为本, 增强新闻报道的亲和力、吸引力、感染力;3) 必须不断改革创新, 增强舆论引导的针对性和实效性;4) 必须加强主流媒体建设和新兴媒体建设, 形成舆论引导新格局;5) 必须切实抓好队伍建设, 增强凝聚力和战斗力。新形势下, 新闻媒体要围绕大局、服务人民、改革创新, 坚持正确舆论导向, 提高舆论引导能力, 营造良好舆论环境, 更好地发挥宣传党的主张、弘扬社会正气、通达社情民意、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搞好舆论监督的重要作用。政府、媒体、公众三者良性互动, 构建和谐社会。媒体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要客观全面真实报道实际情况, 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和必要的舆论监督。重视公众积极的、建设性的意见建议, 将社会舆论引导到正确方向。政府依法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与公众和媒体保持良性互动。在这种和谐的氛围之中, 政府与公众休戚与共, 政府机构与媒体、公众的良性互动机制能够推进决策民主化、科学化, 使公众积极参与公共管理, 更好地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摘要：从三个层面分析现在政府、媒体和公众之间的关系, 探讨政府、媒体、公众怎样共同推进社会和谐发展。让媒体、公众介入社会秩序和管理, 通过媒体引导社会舆论, 反映公众的心声, 有利于共同构建和谐的社会环境。构建和谐社会不仅是政府、媒体的事情, 更是全体民众的义务。政府、媒体、公众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是社会日趋和谐、成熟、理性的体现, 更是妥善解决和应对危机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政府,媒体,公众,和谐发展

政府与公众互动论文 篇2

摘要：在政府决策视域下，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原因在于政策制定过程中公众参与不足，使相关利益群体诉求得不到有效解决或者利益受损，引发公众采用非理性的方式对政策进行抵制，引发群体性事件。为此，就要革新政府决策习惯，正确处理公众参与价值层面和操作层面的矛盾，构建有效的公众参与政府决策的途径，化解矛盾、缓解冲突，以避免或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关键词：群体性事件 政府决策 公众参与

中图分类号：D6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8）07-0235-02

一、政府决策视域下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分析――公众参与不足――以厦门“集体散步”等事件为例

政府决策过程中，公众参与不足是造成许多群体性事件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众多群体性事件发生的现实轨迹就是有力的明证。

厦门“集体散步”事件。2004年，厦门逾投资百亿建设PX化工项目，但距离市区过近，并有污染泄漏爆炸的危险。2007年3月，105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上书建议项目迁址，后经媒体报道后，进入公众视野，引发厦门市民“集体散步”抗议，最终项目迁址。厦门PX项目本是按照法定程序审批通过的合法项目，为何会引发“集体散步”？关键原因之一就是公众参与的缺失。从2004年2月项目通过国务院审批开始，到2007年3月政协委员提出议案之前，一直被隔离于公众视野之外。项目环评过程中几乎没有正式的信息公开，前期决策过程中没有引入相应的公众参与程序，如果不是政协委员的提案，不是媒体的关注曝光，PX项目或许到今天还是一个公众未知晓的事件。也正是前期公众参与的缺失，使得公众一旦通过某种途径获知并理解相关决策事项对自身权益的利害，公共行政的危机将立即显现，“集体散步”事件的发生即是明证。[1]

再比如，江苏邳州征地事件。2009年12月，徐州海天石化公司欲征河湾村耕地进行扩建，受到村民强烈阻止。2010年1月7日当地两名镇政府领导与村干部连同100余名社会人员到现场进行强行勘探，与村民发生暴力冲突，造成村民一亡三伤。事后调查表明，当地镇政府并没有严格按照要求制定与海天石化公司合作的公共政策，土地征收过程中信息完全封锁，民众没有参与进来，在自身利益受到侵犯时，村民进行抵制从而引发了群体性事件。2011年3月份的南京梧桐树事件，也是由于南京市政府在“移植梧桐树”的过程中缺乏民意征集而诱发的，突然间莫名消失的梧桐树，触及了对梧桐树怀有深厚情感的南京市民的敏感点，点燃了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

在厦门“集体散步”事件、江苏邳州征地事件和南京梧桐树事件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在政府决策过程中，由于缺乏民众参与，民意表达缺失，引发公众不满，最终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2][7][8]

二、政府决策过程中公众参与在预防群体性事件中的价值

政府决策过程中引进公众参与，有利于增加决策的可接受性，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增强决策的合法性，避免或减少与公众的冲突，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3][10][11][12]

（一）公众参与政府决策可以增加决策的可接受性

公众参与决策过程，改变了以往政府部门单方面命令、强制，公众被动接受、服从的决策模式，促使政府决策向平等、协商、对话、沟通的模式转变。公众在政府引导下，面对面地就分歧问题进行商谈，求同存异，相互求得谅解，形成共同意志，使政府决策成为得到公众认同的规范化产物，从而减少执行阻力，降低执行难度。即使最终决策没有满足或没有完全满足公众诉求，也会因为决策程序的公正而增强公众对决策的认同感，提高决策的可接受程度。因为，“如果人们被允许参与决定，他们就会觉得得到了比较公正的对待。”[4][6]

（二）公众参与政府决策可以提高决策的科学性

公众（包括专家）参与可以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其一，公众参与有助于决策者发现问题，获取信息。[5]公众参与政府决策过程中，公众诉求、公众心声的表达，决策者对公众意见的广泛征询，不仅有助于决策者有效地发现问题，准确地界定决策目标，而且能够获取比较全面、有效、真实的决策信息，据此作出的决策方案更切合实际。同时，公众参与政府决策，也是对政府决策的有效监督，能够促使政府决策充分考虑各方利益诉求，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其二，公众参与决策，可以集思广益，促进决策方案的优化。人民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众智之所为则无不成。人民群众处在实践的第一线，对事物，对情况有着最细致、最透彻和最深刻的理解，决策者从中吸取营养，制定出的规划决策最联系实际，最符合事物发展规律，最科学有效。其三，专家的专业知识，对于提高决策的科学性不言而喻。从我国近几年高度重视智库建设可见一斑，放眼国际也莫不如此。

（三）公众参与政府决策可以增强决策的合法性

决策合法性是决策获得公众认同的基础。公众参与政府决策的过程，是民意表达的过程，它既保证了政府决策的公共性，更赋予政府决策以合法性。“根据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与宪政原则，只要是影响公民权利义务分配的，就应征得公民的同意。公众参与政府决策便是公民实现利益诉求表达的有效方式，也可以实现民意对政府决策活动的渗透，从而对政府决策进行合法性赋予。”[9]

三、政府决策过程中制约公众参与的因素

（一）主观方面，政府部门的决策习惯和矛盾心理

（1）封闭决策的习惯。受传统“官本位”思想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政府一直将公众视为政府决策的客体，理所当然地认为公众只能被动接受和服从政府制定的公共政策。同时，由于长期以来干部选拔任用考核以GDP为导向，出于政绩考虑，很多地方政府着力于政绩工程和项目的兴建，只唯上不唯下，使得政府部门漠视公众对政府决策的参与。厦门“集体散步”事件、江苏邳州征地事件就是在这种错误观念的指导之下上马的。

政府与公众互动论文 篇3

关键词：行风热线 公众参与 媒体监督

行风热线类广播节目作为政府和公众沟通的一个重要平台，为实现政府和公众的零距离交流提供了一个有效渠道，对推动地方治理、创新社会管理具有重要意义。如何更好地发挥节目作用，加强我国政府与公众沟通交流、开展舆论监督、推动地方治理的媒体平台建设，成为一个值得探讨的重要课题。

一、当前行风热线类广播节目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很多行风热线类广播节目在得到社会广泛赞誉的同时，也面临着新形势下继续深化和提升的压力，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主要表现在：

（一）节目功能有待深化和拓展

随着社会形势和受众需求的变化，如何找准节目定位，提高节目影响力，成为行风热线类广播节目面临的挑战和问题。目前很多节目内容针对性不强或过于琐碎，一些节目侧重个案，只解决个别的或者简单、表面的问题，一些具有典型性、深层次、社会性的问题鲜有触及。

（二）节目参与主体比较单一

受到固定传播渠道和播出时间的影响，受眾面难以拓宽，是很多行风类广播节目普遍面临的问题。节目在线参与者主要为需要求助以及面临生活困境的普通群众或弱势群体。有些人虽然对节目感兴趣，但是因为时间和收听渠道限制，无法收听和参与节目。还存在很多市民对节目不了解、未收听、未参与的情况，公众参与度有待提升。

（三）节目形式有待创新

各地行风类节目基本上都是主持人、上线单位和群众三者互动的参与框架，节目形式大同小异。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势的发展，人们对节目的新鲜感有所降低，甚至对一问一答等固定模式产生厌倦感。在受众对节目的期望值越来越高的情况下，节目的播出形式需要不断创新。

（四）相关制度需要完善

部分参与单位的态度有待改善，一些上线嘉宾敷衍塞责，回答问题质量不高，或是当场答复令人满意，但实际解决效果则相去甚远。因此，相关制度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否则节目效果就会受到影响，节目的可持续性也会缺乏制度保障。

（五）媒体联动需要进一步深化

目前，很多行风热线类节目都实现了广播、电视、报纸、网站等多媒体配合、联动的机制。但一些广播行风热线类节目还只是与新闻网站合作，在媒体联动方面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应该进一步发挥多种媒体的合力作用。

二、对节目深化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深化节目内容，完善节目功能

行风热线类广播节目反映出来的一个突出现象就是：一些在基层长时期难以解决的具体问题，经过在线领导的一句话就可以立即解决。这虽然表现了领导对群众的关心和爱护，缓解了党群、干群矛盾，但也反映出一些政府部门不作为、行政效率低下以及政府治理中人治色彩依然较为浓重，执政理念和工作方式落后等深层次问题。因此，节目不能就事论事，而应有整体意识、大局意识。节目的功能应进一步着眼于如何从解决群众投诉的具体、个别问题向以点带面，从小到大，由浅入深，督促有关部门制订相关措施，解决同类共性问题转变，将解决群众日常生活问题同真正转变政府工作作风、促进依法行政结合起来，推动政府管理从人治向法治转化，从解决表面问题向解决深层次问题推进，消除“问题只有通过单位一把手批示才能解决”、“群众不投诉问题就不解决”的不正常现象。

除了发挥对政府部门的监督作用之外，行风热线类节目还应加强参政议政的功能，为群众向党和政府建言献策提供渠道，进一步推动政府科学和民主决策。节目组也可以通过定期印制和上报节目内参或简报等形式，对节目中群众反映比较集中的问题进行统计整理和综合分析，为政府有关部门提供决策参考。

（二）优化议程设置，提高节目吸引力

在节目议程设置上要兼顾上下两头，实现双向服务。“所谓议程设置，即新闻传媒经过精心策划，突出报道某些包含深意的事实、事件或问题，使之成为公众议论的焦点，并形成媒介所预期的社会舆论或社会情绪。”①节目议程设置要选好群众利益和政府工作的结合点，充分发挥媒体为人民服务、政策宣传和舆论引导等作用。

首先，节目的议程设置要贴近群众，紧密联系群众需求。要善于围绕社会热点、焦点、亮点问题，把群众的日常生活事务与社会热点问题结合起来，注重个案的典型性和社会意义，在更大范围内推动解决关乎广大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提高节目的服务性。

其次，节目选题要立足大局，围绕中心，服务政府。节目选题要把党和政府中心工作与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结合起来，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让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工作部署和工作意图及时传达到最基层的广大群众中。

为此，在节目制作前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网站等方式进行节目主题和问题征集，了解公众对上线单位和节目主题的意见建议。同时，经常与纠风办以及其他政府部门沟通，深入调查了解百姓和政府部门的共同需求，并征求专家学者的意见，找到公众议程、政府议程、媒体议程的契合点，增强媒体、公众和政府议程的有效互动，实现共赢。

（三）建立和完善节目运行机制，增强节目实效性

进一步建立健全节目的运行机制，完善节目制作的相关制度，细化工作流程，为节目运行提供完善的制度保障。

1.详细制订节目制作流程。从问题征集、确定上线单位、发布节目预告、记者前期采访、网络即时互动、现场录制播出、多种媒体联动、后期跟踪和满意度调查等各个环节作出明确规定，形成规范稳定的节目制作模式，方便公众知晓、参与、评价和监督节目。

2.加强记者深度报道。节目组记者在直播前对一些有代表性的事件提前采访，将采访内容在节目中播出。对具有普遍性或者热点难点问题进行深入采访，对问题解决不到位的，进行跟踪报道。记者通过调查和深度报道，对民众关心的问题进行分析和阐释，让节目更具思想性和冲击力。

3.建立节目反馈栏目。如在节目中设置反馈栏目或反馈专版，通报群众提出问题的整改情况，在反馈节目中，也可安排相关部门的领导再次上线，亲自报告问题调查和处理情况。除了听取单位回复，节目组还可以邀请一些反映热点问题的听众做客节目或通过电话连线采访问题落实情况。

4.成立热心听众俱乐部。鼓励热心听众担任问题监督员，积极发现问题，对结果进行监督。还可以在节目播出后对节目内容、形式、效果等作出评价，提出意见和建议，不断提升节目质量。

（四）建立政府纠风长效机制，保障节目持续性

要保持行风类节目的持续性发展和旺盛的生命力，离不开完善的机制和制度保障。

1.制订单位上线参与机制。以纪委、纠风办等部门联合发文，统一部署，建立完备的部门上线工作流程。建立单位或部门主要领导上线制度，明确单位一把手为第一责任人，要求上线单位主要领导带头上线，认真落实首问责任制。

2.健全问题督办机制。设立问题协调制度，建立限时办理、回訪监督、结果通报等制度。

3.健全考核奖惩机制。建立完备的群众满意度评价系统，对各单位参与节目情况、问题解决和整改落实情况定期检查评比。纪检部门邀请社会各界代表担任评论员，对上线单位“一把手”上线率、现场表现、群众投诉和反映问题的办结率、群众满意率等进行量化考核，并可利用网络请网友投票或打分。

（五）加大宣传力度，提高节目品牌知名度

1.树立经营理念，扩大宣传力度。在城区投放广告牌，并制作和发放节目宣传单、宣传页，增强节目品牌意识。在网站设立节目宣传提示，滚动播放，设置网友问题解答模块，开通网络投诉渠道，实现与投诉者、咨询者的网络互动。制作节目宣传公益广告，在广播电台、电视台播出，在报纸、电视以及网站中对上线单位、时间和参与方式进行预告。通过多种宣传手段，吸引人们的关注，增加受众和节目参与者的数量。

2.建立政府领导上线制度。每月固定政府领导上线时间，邀请书记、市长等党政领导以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上线参与节目，与群众直接对话，了解民意，受理听众投诉。党委政府领导带头上线，倾听群众呼声，解答听众疑问，有助于带动各职能部门领导和广大群众参与节目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推动热点难点问题及时有效的解决，提升节目的权威性和品牌效应。

3.定期举办幸运受众抽奖活动。从来信、来电或网络留言中抽取幸运受众，对节目参与者予以奖励，评选优秀点评员等，给予适当的物质或荣誉激励，如邀请获奖者出任大型活动嘉宾等，通过多种激励方式扩大群众的参与度。

（六）加强媒体联动，扩大公众参与度

针对群众的多元化需求，应充分发挥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各自优势，进一步扩大节目受众面。电台可以借助报纸、电视、网络等作为合作联动载体和平台，扩展与延伸节目功能，扩大社会影响，同时也让其他媒体分享节目的新闻线索和信息资源。通过多种资源的有效整合、优势互补，全力打造以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多媒体融合联动的沟通交流平台，克服广播稍纵即逝和一对一交流的缺点，实现节目与受众的多元、持续交流与互动。

具体而言，以行风热线类节目为依托，在电视新闻频道和报纸上创办专题节目或开辟专栏，进行节目预告、深度报道和结果反馈。周末设置反馈专题，回顾总结一周上线和问题解决情况。与广播交通频率合作，让群众可以借助公交车或出租车收听节目。开通短信平台，受众可利用短信开展热点问题讨论，或对上线单位的表现进行点评。进行网络音频或视频直播，并设立文字版，登载节目简报、问题回复情况以及相关部门的整改材料，方便群众随时查询。同时开通节目微博，网友可以就节目有关问题随时发表评论，进行互动。

（本文为青岛市软科学项目《政府与公众沟通交流的媒体平台建设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山东省青岛市委党校）

（本文编辑：莫玉玲）

注 释

政府与公众互动论文 篇4

我国当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逐步完善阶段, 宏观调控的乏力以及经济发展中的投机行为可能进一步激化本就紧张的用地供需矛盾。在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加速发展的时期, 中央采取了扩大内需的财政政策, 加大了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 实施了城镇化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及生态退耕工程等重大措施。非农用地的扩展与农用土地资源的占用将不可避免, 如果规划及控制不力, 新一轮“圈地”浪潮很可能再次掀起。

一、“平衡模式”之政府规划权的规制

1. 加强城市土地市场管理

“2008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 通知要求必须长期坚持节约集约用地的根本方针, 严格土地管理。”土地是人类的发展之基, 土地问题能否得到切实的解决, 不仅关系到公众的切身利益, 而且对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有很大的影响。

加大城市土地规划的管理力度, 促进集约节约用地, 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人多地少是我国的城市土地规划所面临的基本问题, 城市土地规划的编制也必须以我国城市土地资源的存量现状做为规划工作立足点。当前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 各种建设用地的需求也随之不断增加, 在城市土地需求量加大的同时, 城市土地市场的管理也极易出现混乱。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违法违规用地, 如有些地方违反城市土地规划方案, 以“以征代租”等方式对城市土地未批先占、先用, 擅自扩大或改变规划土地的用途及范围。因此, 要实现经济快速稳定地向前发展, 必须彻底改变城市土地粗放利用的现状, 大力促进集约节约用地。

2. 加快监管机制的建设, 完善监管体制

城市土地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负有对城市土地调控与引导的重要责任, 享有城市土地空间的幵发利用等方面的最终决定权。规划主管部门手握如此巨大的权力, 如果不在法律层面上加以严格的限制与约束, 就极易导致少数领导干部难以抵挡金钱的诱惑, 出现权力寻租等腐败现象, 损害国家与人民的利益。《行政许可法》的颁布与实施要求行政许可旳做出必须公开透明、公平公正、高效便民, 对达到许可条件的申请, 主管部门必须依法给予许可。为了尽量避免上述现象的发生, 必须加大对城市土地许可事项监管力度。只有不断地对城市土地规划监管机制进行创新与完善, 才能更好地维护公众的合法权益, 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加快建立并完善城市土地规划动态监管的长效机制。监督部门要定期或不定期对城市土地规划的实施进行检查, 利用诸如卫星遥感等现代监督技术扩大对城市土地规划实施的监测视角。对不按照城市土地规划方案实施的行为, 应及时的发现并加以制止。对监督检查所收集的各类信息经过整合之后, 应定期向社会公众公布。同时, 加大对于未经法定程序对城市土地规划方案进行修改行为的执法力度, 对违法、违规的相关责任人应严肃查处并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3. 加强城市土地规划的检举与惩处力度

《城乡规划法》对城市土地规划中违规行为的制裁与判罚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特别在六十九条中指出:“违反本法规定, 构成犯罪,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通过加大对城市土地规划的管理力度, 严格规范城市土地规划的编制程序与审批程序, 进一步确立城市土地规划在其专业领域内的权威地位, “依据公正、公开和便民原则, 完善土地规划管理听证制度, 明确违反规划处罚办法, 增强土地规划执法力度。”在规划的实施阶段涉及到的行政许可、行政强制与行政处罚等具体行政行为, 根据法律的规定, 在核发规划许可证、实施行政处罚时发生的争议, 可以通过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加以解决。如在此过程中造成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损, 国家应依法对当事人进行赔偿或作出适当补偿。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规划工作的监督检查力度应予以加强, 对于其违法违规行为应及时发现并尽早纠正。针对规划主管部门随意修改规划方案、违规审批等行为, 应严格规范规划主管部门的权限和审批程序, 并对其法律责任作出具体规定。利益相对人权利如果受到侵害除可通过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外, 还应享有检举投诉的权利。

二、“平衡模式”之公众参与权的有效加强

1. 提升城市土地规划中公民参与制度的法律地位

目前有关城市土地规划的法律法规中, 公民参与制度的法律地位还比较低, 在城市土地规划的主干法律中, 对公众参与制度作出系统详细规定几乎没有。在《城乡规划法》中虽然有所提及, 但也只对规划编制主管部门提出了非常原则性要求, 远远不足以使公众参与行为形成一项制度。公众参与制度的目的是使城市土地规划制度更加科学合理, 公众参与应被视作是城市土地规划编制的指导原则, 应将其具体地写入法律, 形成一套完整的制度。在城市土地规划全过程中, 应做到在规划编制与实施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步骤都有公众的意见参与其中, 包括规划立项, 规划方案的编制和规划方案的最终出台与规划的实施等。

2. 明确界定公众参与权的主体范围

公众参与的代表选择是否到位成为影响公众参与效果优劣至关重要的因素, 其中公众参与代表的数量、类别、专业素质等因素都会影响公众参与的有效性。理论上公众参与代表的人数越多, 其有效性就越高。但是在公众参与制度在真正实施过程中不可能让每一位公民都参与其中。为了提高规划效率, 使规划方案更加的科学合理, 在实际的规划过程中应实行公众代表参与制度。公众参与应该让利益相关群体的公众代表参加, 可以包括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规划领域的专家代表、群众团体居民委员会代表等等。对于代表的选取方式, 普通公众代表可以采用自主申请、随机选取的方式产生, 专家代表则由规划主管部门邀请出席。另外, 要对代表候选人进行定期更新, 以保证参与的公众代表不会成为为少数部门搞“形式主义”的听证会“钉子户”。同时, 按照人群、团体的不同在评价阶段赋予其不同的权重等级, 确保公众参与的客观公正。

3. 加大信息公开力度, 保障公众知情权

知情权是公众参与城市土地规划的先决条件。只有当参与者对规划方案有了充分的事先了解, 才能有效的行使公众参与权, 因此信息是否公开透明直接决定着公众参与的有效性。《城乡规划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城乡规划报送审批前, 组织编制机关应当依法将城乡规划草案予以公告。”但是信息公开应不仅仅限于规划草案的公示, 而应是城市土地规划全过程所涉及的所有关乎公众利益信息的公布。国际公共参与协会认为“公众参与的核心价值在于公众对影响他们生活的决策具有发言权;公众参与能影响决策;公众参与过程促进各方交流, 并满足所有参与者在交流过程中的需求;公众参与过程挖掘并促进所有被决策影响各方的参与;公众参与过程让参与者自行决定自己如何参与。实现这些价值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在公众参与过程中向参与者提供足够信息, 使得参与者能够进行实质性参与。”城市土地规划在我国更多是采用政府牵头、规划主管部门主导、其他相关部门予以配合的规划模式, 公众从规划编制的一开始就缺乏有效的信息供给。如果城市土地规划的全过程都处于政府“闭门造车”状态的话, 公众参与到规划实质部分的道路或许将会越走越远。

三、结语

NGO与政府互动 篇5

来自河南郑州的闫荣军，为一起导致自己8岁儿子死亡的事故，曾经在北京连续上访了4年。现在他有了一个大胆的没想——成立一个上访者的NGO，“这当然不是说我们要群体性上访，而是有一个上访者的代言人机构。”

“既然选择了上访，那就是相信政府，但上访者需要有更好的方式，要帮助政府解决问题，又要给自己维权。”

“三不”政策下的NGO

“草根NGO究竟有多少家，目前我们还无法统计，也说不清楚。”清华大学 NGO研究所副所长邓国胜博士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根据民政部民间机构管理局提供给《瞭望东方周刊》的最新统计数据，中国目前经各级民政部门登记在册的NGO总数为28，3万个。有学者估计，中国已有 300多万个NGO。这意味着，其中拥有合法身份的NGO不足十分之一，大多数民间组织在法律法规和政府视野的范围之外。

民政部民间机构管理局副局长杨岳坦言，“由基层民间人士发起的NGO，特别是社区和农村中的一些协会组织大部分都无法登记，主要原因是找不到业务主管单位。”

据邓国胜；分析，目前中国的草根 NGO大致可分为四类：一是凭借个人关系在民政部门作为公益性社会团体注册的，数量极少；二是作为官方社团组织分支机构存在的，如著名的环保NGO“自然之友”等，数量也很少；三是在工商部门作为企业注册的，占了目前有一定知名度的草根NGO的绝大部分，打工青年艺术团就属此类；四是没有在任何部门登记注册的“地下NGO”，数量最多，如南京的“抓小偷志愿者协会”等等。

这些“地下NGO”主要来自无法获得行政资源支持的“草根力量”。据了解，尽管没有合法身份，由于这些组织领域大多属于非政冶范畴，一般而言，地方政府对地下NGO的活动釆取“三不”政策，?即“不承认、不干预，不取缔”。

自身的问题

而在中国的一些地方，即便有合法身份的NGO，在发展下级组织时也处处遭遇掣肘。

重庆市绿色志愿者协会会长吴登明告诉《瞭望东方周刊》，“重庆市一些县区的环保志愿者有非常迫切的发展分站的要求，尽管他们是我们的会员，然而这些县区以影响当地投资环境为由，就是不让他们的分站挂牌。”

邓国胜认为，这种“自下而上”的民间组织从参与主体来讲，多是由民间精英人土组织成立，他们帮助弱势群体，在弱势群体的正当权益受到侵犯时，他们就会站出来，替弱势群体伸张正义。

“除了靠精英人物支撑的NGO外，同时也有很多弱势群体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而形成维权组织。”

不同形式的NGO在不同的阶段遇到的困难不同，政府对它们的态度也不同。

一般来讲，政府对精英人物支撑的 NGO较宽容，前者在维权过程中与政府的冲突相对要少一些，因为他们能够依照法律程序合理有效地维护自己的权益。而后者由于缺乏法律等相关知识，在维权过程中偶尔可能出现失去理性的行为。

邓国胜认为，造成冲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民间NGO与政府之间缺乏沟通渠道，NGO的合法地位得不到政府的承认。其次政府部门由于部门利益等方面的原因，可能会损害民间组织的合理要求。

再者，政府对NGO能否承担起这部分职能也有顾虑。“这与很多NGO自身规范性、自律性和公信度有所欠缺不无关系。”

专家认为，NGO本身也存在很多问题：很多NGO过多照搬西方的价值观念，过多依赖少数的精英人物，较少利用传统的价值观念，较少扎根于基层社区，难以取信于社会，更有少数NGO以维权的旗号招摇撞骗，收取费用，从事营利性活动。

在这种情况下，NGO的发展很难得到政府的有效支持。据调查，70％以上的 NGO经费仅够日常运作，而这部分经费源自于政府的比例不到20％。

从NGO的自身角度而言，清华大学 NGO研究所所长王名认为，目前的NGO还缺乏专业能力，而NGO的竞争力就在于其专业化能力。专业化能力也是政府和 NGO合作的—个前提条件，有些项目政府即使有意交给NGO，NGO可能也无法独立承担。

此外，在无法很好吸引本上资金的情况下，许多草根NGO转向了境外资金。一些草根NGO在开展活动时往往不得不投资助者所好，这难免会使其项目无法和中国的实际紧密结合，使NGO与政府越走越远，为其未来发展投下了阴影。

突破制度性瓶颈

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所长王名教授认为，中国NGO改变目前窘境的关键在于突破制度性瓶颈。

其核心问题是中国目前针对民间组织的法律掂规不健全，软环境建设滞后。很多NGO依靠各个行政部门的规章来调整，立法的层次不高，而已有的法律法规也没有得到落实。这使得大批来自社会基层的NGO没有合法的身份，从而导致一些非法组织的存在，可能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同时，法律制度的不健全也使得政府对NGO的监管能力较低。

正在江西进行基层NGO调研的邓国胜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在现实中民办非企业单位没有享受到非盈利组织的待遇，特别是与一些行业法规有冲突，比如今年 1月1日开始实行的《民办非盈利组织会计制度》操作性很差，“下面怨声载道。没法实施，从目前情况看，这些问题亟待解决，需要新的条例尽快出台。”

据悉，《社会团休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和《基金会管埋办法》三大NGO条例办法除了《基金会管理办法》已经修玎执行，另外两个条例的修订过程都已接近尾声，修改个适宜的条款，加入新的管理内容，使其适应新形势的要求。

民政邢民间机构管理局副局长杨岳向僩望东方周刊》透露：“《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计划在今年内出台，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有望明年出台。”

“这些新条例与以前的法规相比有一些变化，我们希望通过立法，在一个法制规范中，依法保护中国NGO的合法权益。”杨岳说。

政府改革为NGO提供了发展空间

对于NGO目前的现状，王名教授认为这是转型社会中，NGO发扬的必经之路。转型时期，政府改革为民间组织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大的空间，同时一些问题也不可避免。

中国正在从一个“全能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开最终转向成熟的“公民社会”——“小政府大社会”。

“未来的社会，NGO会越来越多地承担社会事务。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 NGO在缓解社会矛盾，沟通阶层利益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王名说。

“让老百姓参与管理，也是政府改革后，某些行政职能回归社会的表现。”杨岳说。

中国的草根NGO正面临新发展机遇。在社会转型期间，扶贫、环保，妇女权益，失学儿童教育等社会问题将长期存在，同时新的社会问题如流动人口、艾滋病等问题将日趋严重，客观上呼唤草根 NGO发挥积极的作用。

“NGO应该是政府最好的伙伴。”北京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主任廖晓义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邓园胜认为应当建立政府和民间 NGO沟通的平台，加强二者的交流，“政府逐渐转移部分职能给NGO的大方向不会有问题。”

政府与公众互动论文 篇6

1 食品安全举报过程中公众与政府的复制动态方程

政府和公众的单次博弈不存在纯策略的纳什均衡。在有限理性条件下, 公众与政府间的博弈过程类似于群体成员间的随机配对, 是相邻个体相互反应的博弈, 因为公众在遇到食品安全事件时不一定采取积极举报, 即使举报了政府对公众的食品安全举报也不一定采取积极回应。实际上, 政府和公众的这种行为是重复且动态的博弃, 并且两者的策略行为选择是不断变化且不确定的,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 他们的选择是一种试错过程。两者策略调整可用“选择策略—演化—选择新策略—再演化”的演化博弈复制动态机制来模拟。本文运用演化博弈方法分析政府对公众举报的回应程度, 并分析演化博弈过程中公众与政府间博弈行为的演化路径和稳定策略。选用演化博弈方法可以描述出系统的局部动态性质, 并且演化博弈是在双方信息不完全的状态下进行的双方决策的分析研究, 因此更为准确, 也更符合现实意义。

1.1 假设条件

1.1.1 博弈方

政府和公众满足有限理性“经济人”的假设, 同样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并且参与者所作出的回应都是随机的, 两者之间无影响。公众的策略为积极举报与消极举报、政府的策略为积极回应与消极回应。

1.1.2 行为策略

政府的选择策略空间为{积极回应, 消极回应}。由于政府采取不回应与消极回应的收益函数基本类似, 为了研究的方便, 不回应不作为单独的策略空间。积极回应是政府对公众的有关食品安全事件举报的及时反应和采取行动。消极回应是政府对公众的举报不作回应, 或回应无明显效果。公众的选择策略空间为{积极举报, 消极举报}。同样为了研究的方便, 将不举报看为消极举报。

1.1.3 选择行为策略的概率

假定在博弈期间政府积极回应的概率是p (p∈[0, 1]) , 则政府消极回应的概率是1-p;公众积极参与的概率为q (q∈[0, 1]) , 则消极参与的概率为1-q。

1.1.4 演化博弈双方的收益矩阵

根据1.1.3中的假设条件, 公众网络参与与政府回应的收益矩阵见表1。

在表1中, 参数c1、c2、c3、r1、r2、r3、r4均大于0, 其中r1表示政府解决公众食品安全举报获得的社会收益, 包括名誉、形象的增加等;r2表示政府失常利益 (典型的表现是寻租和腐败) , 即公众如果积极举报问题食品能够有效地监督政府行为, 减少政府官员寻租、腐败的概率;r3表示政府积极回应公众的举报, 公众获得相关收益;r4表示公众由于积极参与获得的额外经济和社会收益 (包括公正、公平等) ;c1表示政府对公众举报作出积极回应应付出的利益成本;c2表示公众积极举报付出的成本, 因为在此过程中公众需要投入时间和金钱等;c3表示政府对公众举报采取消极回应的损失, 包括信用、信誉等。

1.2 复制动态方程

在演化博弈中, 公众采取“积极举报”策略的期望效用为Xp=p (r3+r4-c2) + (1-p) (-c2) ;采取“消极举报”策略的期望效用为n=pr3, 群体平均效用为X=q Xp+ (1-q) Xn;政府采取“积极回应”策略的期望效用为Yp=q (r1-r2-c1) + (1-q) (-c1) ;采取“消极回应”策略的期望效用为Yn=q (-c3) , 群体平均效用为。

雅克比矩阵J行列式的值和迹为:det J= (1-2q) (pr4-c2) (1-2p) (qr1+qc3-qr2-c1) -r4q (1-q) p (1-p) (r1+c3-r2-c1) ;tr J= (1-2q) (pr4-c2) + (1-2p) (qr1+qc3-qr2-c1) 。

对于离散动态系统, 当平衡点为最优稳定策略 (ESS) , 满足det J>0, tr J<0。具体如下:1) q=0, p=0→det J=c1c2>0, tr J=- (c1+c2) <0→E1 (0, 0) 为稳定平衡点;2) q=0, p=1→det J= (r4-c2) c1, tr J= (r4-c2) -c1;3) q=1, p=0→det J=c2 (r1+c3-r2-c1) , tr J=r1+c3-r2-c1) +c2;4) q=1, p=1→det J= (r4-c2) (r1+c3-r2-c1) , tr J=- (r4-c2) - (r1+c3-r2-c1) ;5) q=c2/r4, p=c1/r1-r2+c3→det J<0, tr J=0→E5 (c2/r4, c1/r1-r2+c3) 为鞍点。

由此可见, 平衡点为ESS稳定的条件与r1-r2-c1+c3和r4-c2的符号有关。r4-c2= (r3+r4-c2) -r3=公众积极举报获得的获益-公众消极举报获益;r1-r2-c1+c3= (r1-r2-c1) - (-c3) =政府积极回应获得的收益-政府消极回应获得的收益。

2 食品安全举报过程中公众与政府的演化稳定策略分析

1) 公众积极举报获得的收益小于消极举报获得的收益, 政府积极回应获得的收益大于消极回应获得的收益, 即r1-r2-c1+c3>0>r4-c2。分析演化过程相位图见图1, 从任何初始状态出发, 系统将收敛于E1点。表示如果公众积极举报获得的收益小于消极举报获得的收益, 公众遇到食品安全事件举报的热情就不高, 政府也没必要作出回应, 通过长期反复博弈, 有限理性的公众和政府调整策略为 (消极举报, 消极回应) 。

2) 公众积极举报获得的收益大于消极举报获得的收益, 政府积极回应获得的收益小于消极回应获得的收益, 即r4-c2>0>r1-r2-c1+c3时的演化过程相位图见图2, 从任何初始状态出发, 系统将收敛于E1点。表示公众积极举报获得的收益很大且热情很高, 但政府积极回应获得的收益小于消极回应获得的收益, 政府一直处于消极回应状态, 因此有限理性的公众和政府通过长期反复博弈, 最后策略调整为 (消极举报, 消极回应) 。

3) 公众积极举报获得的收益小于消极举报获得的收益, 政府积极回应获得的收益小于消极回应获得的收益, 即r1-r2-c1+c3<0, r4-c2<0时演化过程相位图见图3, 从任何初始状态出发, 系统将收敛于E1点。表示如果公众和政府积极参与、积极回应获得的利益都小于消极参与和消极回应获得的收益, 最终有限理性的公众和政府调整策略为 (消极举报, 消极回应) 。

通过对以上3种情况进行分析, 可以得出结论1:在政府与公众的演化模型中, 只要有一方积极回应 (举报) 获得的收益小于消极回应 (举报) 获得的收益, 公众与政府最终演化的稳定策略都为 (消极举报, 消极回应) 。

4) 公众积极举报获得的收益大于消极举报获得的收益, 政府积极回应获得的收益大于消极回应获得的收益。分析演化过程相位图见图4, 复制动态系统有两个演化稳定策略: (消极举报, 消极回应) 或 (积极举报, 积极回应) 。图4中由2个不稳定的平衡点E2和E3及鞍点E5连成的折线为系统收敛于不同状态的临界线, 在折线的左下方 (E1E2E5E3) 收敛于E1点, 在折线的右上方 (E4E2E5E3) 收敛于E4点。当E5越靠近左下角, 折线上方的面积就越大, 动态系统收敛于平衡点E4的概率就越大, 即公众最终采取积极举报策略, 政府采取积极回应策略的可能性就越大[9]。

在分析食品安全举报过程中公众与政府的演化策略选择之后, 由于E1 (0, 0) 、E2 (1, 0) 、E3 (0, 1) 、E4 (1, 1) 已确定, E5 (c2/r4, c1/r1-r2+c3) 中存在参数r1、r2、c3、r4、c2、c1。下面对影响E5 (c2/r4, c1/r1-r2+c3) 点变动的因素进行详细分析:由图4可知, 当r1、c3增大, r2减少时, E5向下移动, E4E2E5E3的面积就会增加, 系统收敛于E4的概率增加。同样, 当r4增大时, 系统收敛于E4的概率增加。由此可知, 对于政府而言, 在回应公众举报食品安全事件过程中获得的社会收益及政府对公众举报采取消极回应的损失越大, 政府寻租和腐败现象就会减少, 促使政府对公众举报的回应度就越高、越积极。对于公众而言, 积极举报食品安全事件中获得的收益越大, 举报意识就越强, 积极性就越高。同时政府或公众投入的成本越少, E4E2E5E3的面积就会越大, 系统演化收敛于E4的概率就会增加。因此, 不论是公众还是政府, 在演化博弈中投入成本的多少都会影响其积极性。

通过对E5 (c2/r4, c1/r1-r2+c3) 点变动的路径进行详细分析可以得出结论2:当公众积极举报获得的收益大于消极举报获得的收益, 政府积极回应获得的收益大于消极回应获得的收益时, 公众和政府最终演化的稳定策略有2个: (消极举报, 消极回应) 或 (积极举报, 积极回应) 。同时参数r1、r2、r4、c1、c2、c3的调整可以改变这2个稳定策略被采取的概率。

从结论1, 2可以看出, (消极举报, 消极回应) 策略被采取的概率最大。系统演化的稳定均衡策略不仅取决于公众举报、政府回应中获得的相对收益大小, 而且还取决于政府在回应中获得的社会收益的大小、失常利益的减少、回应付出的成本大小及政府消极回应的损失大小;公众在举报获得收益、付出的成本的大小。在公众不断参与具体食品安全举报事件中, 政府在回应中获得的相对收益可能发生变化, 加上r1、r2、r4、c1、c2、c3的变动, 导致政府和公众间的演化稳定策略也发生变化。以上这些总体符合我国食品安全政府规制不健全的现实情况。

3 政策建议

政府对公众举报一般都采用被动或不回应的策略, 主要原因是政府消极回应获得的收益大于积极回应获得的收益。为了改变这一局面, 使演化博弈最终达到公众积极举报、政府积极回应的稳定状态, 政府必须引入外部压力。一是建立健全政府对公众食品安全举报消极回应的问责制度。扩大问责范围、加大追责力度, 加大政府消极回应成本。二是加强政府人才队伍建设。建立人才培养长效机制, 健全业务培训机制, 不断提高政府公务人员的整体业务素质和处理公共危机的能力, 降低政府回应的成本。三是建设政府食品安全公共信息平台。准确掌握、及时发布有关食品安全信息, 促使政府决策透明化和公开力度化, 加快推动政府变革行政方式, 减少政府的失常利益和公众举报成本。四是逐步完善食品安全举报制度。建立相应的食品安全有奖举报制度, 让公众在举报过程中获得一定的经济收益和社会收益, 鼓励公众积极参与食品安全举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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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与公众互动论文 篇7

一、我国现有政府与公众间公共问题的沟通渠道

政府与公众间的有效沟通是良好公共政策制定执行的基础, 其中, 针对公共问题展开沟通的渠道形式对沟通的有效性具有很大的影响。

( 一) 人民代表大会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是实现人民依法治国的代议制机构, 政府和两院由其产生, 对其负责, 受其监督。在我国, 人民代表分为基层直选和全国间接选举两种, 通过选民投票来决定基层代表, 并由基层代表选举各级人大代表, 来代表广大人民行使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力。

广大人民群众通过向各级人大代表反映问题, 并由人大代表通过实地调查后整理意见, 最终形成提案, 在各级人大会议上提出, 经会议审核后决定最终能否进入政策议程。

( 二) 信访

信访, 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它组织采用书信、电子邮件、传真、电话、走访等形式, 向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反映情况, 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 依法由有关行政机关处理的活动。

信访不是纯粹的公共问题沟通渠道, 但由于信访问题通常是当地有典型性的、相对普遍的公共问题中的个案, 且信访的有关信息一般要经过相关工作人员的筛选再最终呈报有关部门和领导, 所以也是间接沟通渠道的一种。

由于信访问题通常具有相当的典型性和普遍性, 在通过信访渠道与公众沟通时, 便于政府相关部门发现新问题。

( 三) 电子政务

电子政务主要指政府各部门的门户网站, 这是新时期政府与公众间高效率沟通的重要渠道之一。在电子政府设计初期的理念中, 收集公众需求和相关信息是其应有之意, 在与公众的沟通中, 对信息进行分类归纳, 对相对形成合意的意见信息交由有关部门进行研究。

信息的整合工作, 也是政府部门主动寻找公共问题, 以期与公众形成有效沟通的工作方式。

( 四) 大众媒体

大众媒体是政府与公众间的重要纽带, 起着反映公共问题和传播公共政策的重要作用。通过大量的新闻工作者对社会热点问题进行报道传播, 或由公众直接向新闻媒体反映问题, 进而在社会中形成讨论, 最终形成具有相当规模民意的公共问题, 引起政府的关注和调查。

二、我国公共问题沟通渠道中存在的障碍及原因分析

在公共问题的沟通渠道方面, 政府和公众间仍存在着一定的障碍, 使沟通渠道不能真正地发挥作用。

( 一) 兼职制使人大代表难以充分接触公众了解情况

我国人大代表不同于西方国家两院的专职制, 采用的是兼职制的方法。建国初期, 对各行各业中思想觉悟高, 工作业务优秀的人员进行选拔, 代表广大人民来行使人民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力。纵观历史, 历届代表多由各行各业的精英组成, 官员化的情况也日益明显, 使人大代表这个身份成为了身份的象征。由于兼职制的现状, 人大代表多数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 去基层调研, 实地走访都难以长期实现, 使得人大代表与人民的距离越来越远, 公众对选举的代表也不甚了解。这种人大代表脱离群众的趋势给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造成了相当的障碍, 公众缺少对政策制定过程的参与, 对新政策不理解不支持, 向人大代表反映则障碍重重, 使得这条渠道鲜少有人问津。

( 二) 截访积极接访消极

由于畏惧公众向上级信访, 影响本级政府的政绩, 截访现象当下十分普遍, 信访拘束等违法政策的出现更是形象地反映了这一问题。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孕育而出的“三分思想”使得信访部门在工作中, 面对公理婆理的问题能推则推, 真正解决的实质问题相对较少。

( 三) 政府对电子政务不够重视

在中国网民过亿的今天, 互联网的力量和作用已经越来越强大, 难以被任何社会力量所忽视。公众通过互联网, 在对热点事件的讨论中逐渐产生意见领袖, 使得意见相对集中, 形成了对某些公共问题强大的民意, 通过互联网向政府反映, 但由于我国政府互联网监管起步较晚, 对这一意见信息的收集渠道建设尚不成熟, 使得公众在网上的意见反馈逐步演变成了不满情绪的发泄和攻击。

( 四) 大众媒体行业道德缺失

大众媒体是公众与政府间沟通成本相对最低的渠道, 公众也有很强的意愿通过媒体与政府建立沟通渠道。但随着传统媒体的体制改革, 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 媒体更愿意报道那些能够博取公众眼球的新闻, 这使得公众难以就一般的公共问题与政府部门取得低成本沟通, 大众媒体的纽带作用也被极大地降低了。

三、完善我国公共问题有效沟通渠道建设的对策建议

针对我国公共问题沟通渠道中存在的问题, 现提出以下建议, 以期完善我国公共问题有效沟通渠道的建设, 加强政府与公众间的联系, 增强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 使社会和谐长治久安。

( 一) 试行人大代表的阶段专职制, 并对人大代表进行绩 效考核

由于我国直接试行人大代表的专职制存在着极大的困难与障碍, 因此可以考虑规定人大代表在大会休会期间, 脱岗下基层进行实地调研, 听取公众的意见, 认真履行人大代表的神圣使命。

探索人大代表的绩效考核方法, 从管理渠道来引导代表的工作侧重, 将代表的绩效考核与代表补选制度相结合, 保障履职的代表都在认真为百姓服务。

( 二) 加强信访工作的制度建设, 监督信访部门的履职情况

整理现有的信访法规制度, 从实际出发科学设计信访制度体系, 以规范的制度为基础, 严格信访工作的“有法可依, 有法必依”。引入社会力量和政府相关部门协同监察信访部门的实际工作情况, 对其部门和个人的工作绩效进行考核, 结合领导责任制和绩效工资等制度, 激发接访人员的工作活力, 同时依法打击截访行为, 对存在截访行为的地区采取更加严格的处罚力度, 使信访部门在百姓和政府间架起沟通的桥梁。

( 三) 加强政府门户网站建设与使用, 重视网络民意的动向

破除当前我国在政府电子政务和门户网站中存在的“重建设, 轻使用”现象, 电子政务和政府门户网站的作用和效益早已在发达国家得到证明, 但在这个领域在我国还没有得到长足的发展, 主要是政府部门的思想仍停留在纸质办公时代, 对无纸化电子政务的高效工作和政府门户网站的积极宣传作用认识不足。现阶段应积极加大电子政务和政府门户网站的使用效率, 在使用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使得政府融入到新型网络世界中, 时刻关注网络民意的动向, 善于引导民意为政策服务, 并在民意中发现新的公共问题, 使这个沟通的渠道更加畅通。

( 四) 落实传媒人员职业资格建设, 引导媒体正面宣传

各行各业的发展离不开人的素质, 人的素质又是通过后天的学习和规章制度来培养完善的。加快对我国新闻传媒人员的职业资格建设, 用规章制度管理代替人治管理, 将从业者的职业表现与从业资格挂钩, 正面规范行业纪律, 改善职业作风。政府部门还因善于使用媒体的力量, 无论是收集民意沟通公众, 还是发布政策传达信息, 都应注重引导媒体积极正面宣传, 以维护政府的权威和传媒行业的公信力, 使这条沟通政府与公众的渠道得以健康有序的发展。

摘要：通过对我国现有的政府与公众间, 就公共问题进行有效沟通的渠道进行分析, 讨论各种渠道的缺陷, 并最终提出完善我国政府与公众间公共问题有效沟通的渠道建设。

关键词：公共问题,有效沟通,渠道建设

参考文献

[1]王春晖.农业政策问题进入政策议程经过的途径与障碍[J].农村经济与管理, 1997, (2) .

[2]孟卧杰.政府管理网络舆论危机中的沟通障碍及其消解[J].四川行政学院学报, 2011, (2) .

政府与公众互动论文 篇8

环境污染问题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2013年全球CO2排放量创下历史新高, 达到360×108t, 比2012年同比上涨2.1%。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工业发展为全国经济发展奠定了扎实基础, 而环境污染问题也非常严峻。如何引入政府资源, 强化公众参与环境治理已经成为当前各界广泛关注的焦点性问题。

1 中国环境污染现状

当前, 中国环境污染问题主要集中在大气污染、水污染、垃圾处理、土地沙化、生物破坏等领域。a) 全国范围内大气污染问题严峻。2013年, CO2排放量超过1 900×104t, 烟尘超过1 300×104t, 工业粉尘超过1 200×104t, 大气污染仍然十分严重;b) 水污染问题刻不容缓。辽河、海河、淮河等七大水系42%的水质不能做饮用水源, 36%的城市河段水源质量为劣5类水质, 完全没有使用功能。另外, 国内各大淡水湖水质普遍较差, 75%以上湖泊出现富营养化;c) 固体废弃物生化处理不成熟。目前全国工业固体废弃物年产量接近9×108t, 但对这类垃圾的综合利用率却不足50%。与此同时, 全国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也超过1.5×108t, 但对其无害化处理率却非常低;d) 国内土地质量下降严重。据统计, 中国荒漠化土地已占到国土面积28%, 并且这个比例每年依然在增加。每年流失土壤总量达50×108t多, 每年流失土壤养分为4 000×104t标准化肥;e) 生物多样性破坏较严重。目前中国高等植物中濒危或接近濒危的物种占国内物种总数15%~20%, 高于世界10%~15%的平均水平。在联合国《国际濒危物种贸易公约》中列出的640种世界濒危物种中, 中国有156种, 约占总数的24%。

2 中国环境污染的博弈关系分析

污染施加者、公众、各级政府是参与污染形成与问题解决不可分割的三方。a) 公共资源无偿使用激发污染问题出现并升级。在公共资源领域并没有相对明确的财产归属权, 特别像空气、河流等这样的公共环境, 污染施加者、公众、各级政府都会去共享, 但当水污染、雾霾污染等环境问题出现时, 谁都不会主动承担全部环境污染成本或主动承担相关事实成本支付。因此, 由于外部缺乏必要环境污染治理约束, 各主体考虑到其自身经济利益等方面的最大化, 显然不会去主动承担相应成本。从另一方面说, 如果环境污染危害性较薄弱, 或短期内很难体会到环境污染的恶果, 污染施加者、公众甚至是各级政府可能会综合考虑到环境治理成本较高而现有经济利润不足以去承受这部分污染治理, 而选择任其继续污染下去;b) 地方政府遭遇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双重压力, 极易陷入“囚徒困境”。地方政府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引导者, 也是区域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的主要监管者和执行主体。目前国内大部分地区的污染源都是来源于地方高污染企业, 而这些企业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却也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 其无论是税款缴纳还是带动地方就业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因此, 地方政府在考虑环境保护方面问题时需综合考虑包含经济发展、企业壮大、环境污染、环境治理等方面问题, 及如何在保证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 实现地方环境可持续发展。在当前既定的政府绩效考核体系和技术水平限制条件下, 经济发展占据着较优越地位, 部分地方政府更是以环境污染来换取更快经济发展, 从而导致环境污染问题层出不穷;c) 缺乏必要环境污染索赔流程性控制规范。环境污染出现后, 污染直接受害者很难独自承担污染所导致的经济、健康等损失, 势必会通过各种途径去向污染施加者、政府主管部门索要赔偿。但环境污染受害者通常是零散的, 很难形成相对有组织的大规模群体, 因此, 这部分受害者在通过诉讼等形式向环境污染施加者进行索赔后, 很难形成较大合力, 并且索赔成本也往往会高于其受环境污染而导致的经济损失, 因此, 很多环境污染受害者会放弃污染索赔, 从而纵容了环境污染施加者的行为。

3 构建多个主体共同参与的环境污染治理对策

通常造成环境污染的原因都是多重的, 如何打破传统环境污染治理博弈困境, 强化政府管理, 鼓励公众参与环境污染治理则成为未来更好地解决环境保护问题的重要策略。a) 政府引导, 构建和完善公共环境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强化政府对环境保护的力度, 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 逐步建立和完善公共环境资源有偿使用制度[2]。明确划分不同区域大气污染治理、水域环境治理责任, 并积极引入市场化机制, 全面推行谁污染谁治理的政策方针。政府作为地方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主要执行者, 严格把关地方企业对本地公共资源的使用情况, 引导企业合理使用公共资源, 督促其主动承担由本企业所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发达地区政府可尝试设置相应环保专项资金, 为本地环境保护提供必要支撑;b) 加快地方政府管理绩效改革, 支持地方主导产业转型升级。目前中国对地方政府的考核主要是通过国民经济生产总值 (GDP) 这项指标, 极容易忽视环境污染所引发的治理成本支出。因此, 今后对地方政府的管理绩效考核可以侧重绿色GDP, 即将环境保护、污染治理等成本纳入到政府管理绩效考核体系中[3]。另外, 地方要从根本上改变环境污染问题, 就有必要加快引进先进产业和技术, 通过先进技术引领来促进本地产业转型升级, 促进低污染产业入驻本地。同时, 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智能制造产业, 结合本地产业基础, 全力促进本地特色产业转型升级, 重点发展以新能源研发、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生物医药等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 加快发展以航空航天、智能制造、轨道交通、汽车制造等为代表的现代制造产业, 全力发展以科技服务、金融服务、电子商务、现代物流等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通过政府管理绩效变革、产业转型升级提高, 全面降低本地环境污染成本;c) 鼓励公众参与环境污染监督, 逐步建立健全非政府环保组织。环境问题是与公众日常生活与工作息息相关的大事, 因此, 各级政府要大力鼓励公众参与到环境保护工作中。通过各种环保知识讲座、宣传片制作等形式提高公众环保意识, 进一步加大学校环保教育管理, 充分发挥报纸、电视、公益广告、网络媒体、移动互联网新媒体等工具, 广泛开展环保宣传工作, 旨在提升公众环保意识。鼓励公众在日常生活中加入到垃圾分类、环保监督等环节中来, 提高生活资源的综合利用效率, 做到人人参与到环保行列中[4]。另外, 各级政府要大力鼓励环保相关的非政府组织成立, 督促其广泛开展“保护母亲河行动”、“绿色希望工程”、“碧水蓝天行动”、“废弃物回收活动”等环保主题相关活动, 全力推动地方环境保护及污染治理事业发展, 进而为中国环保事业奠定扎实群众基础。

4 结语

政府是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的重要引导者, 公众是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监督的主力军, 政府和公众是推动中国环保事业发展的2支非常重要的力量。当前, 中国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程度还比较低, 政府对污染治理引导力度还不是很强, 已经制约了中国环保事业可持续发展。深入分析政府、公众、污染施加者三者在环保领域的博弈关系, 逐步构建多个主体共同参与的环境污染治理对策将会极大促进中国环保事业更好地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1]潘孝珍.中国地方政府环境保护支出的效率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3 (11) :64-68.

[2]王乔, 郭卫泉.构建环境保护税制体系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J].税务研究, 2013 (05) :20-24.

[3]王婷婷, 蒋知栋, 杨耀淇, 等.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环境污染问题与治理对策[J].贵州农业科学, 2013 (10) :203-208.

政府与公众互动论文 篇9

1.原则推断

在两方博弈当中, 由于政府尚未引入, 公众的地位是环境保护的受益群体.公众的策略行为表现为是否参与环境保护行动, 因为没有政府的加入和法律的保护, 参与环保活动会给参与者带来一定的成本, 同时也会给参与者带来一些收益, 特别是由于环境状况的改善将会带来更加健康的生活.此外, 根据实际情况, 本文还假设公众个体是不同质的, 这种不同质表现在博弈模型当中, 被简化为参与环保活动成本方面的成本有所差异, 这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他们参与环保活动的积极性.

在两方博弈中, 企业掌握了环境保护活动是否有效的决定权.将企业策略行为可以简单分为排污或者不排污.排污则环境恶化, 不排污则环境良好.对于企业而言, 排污节省了成本, 不排污则会增加企业的额外成本.在两方博弈中, 排污也会有一定的成本, 会受到公众的指责, 但是由于公众的影响很小, 因此对企业行为的约束力较小.

2.计算方法

在上述原则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两方博弈如表1, 2.

在博弈中, 高参与成本公众的参与成本比低成本者低5, 而不参与获得的利益是相同的.企业排污与不排污所获得的利益相差达到100.但是根据两个两方博弈的结构, 无论是高成本参与者还是低成本参与者, 在企业选择排污的情况之下, 两种参与者都将选择“不参与” (分别获得20>10, 30>20) ;如果企业选择不排污, 参与者仍将选择不参与.反观企业, 无论参与者如何选择, 都将选择排污, 因此 (不参与, 排污) 形成了一个纳什均衡, 也是博弈的最终结果.由此可见, 在政府尚未参与到博弈当中时, 公众单方面参与环保活动的成本较高, 而对企业的约束较弱, 企业将选择对环境进行破坏而不治理, 公众参与环保活动的积极性也较低.

二、政府的介入:企业、公众与政府之间的三方博弈

1.原则推理

将上述的两方博弈扩展为三方博弈, 加入政府的作用, 将会对博弈的结果带来影响.政府在此时的作用是通过行政和法律手段改变企业排污和公众参与环保活动的激励.简化到模型当中, 即一方面政府承担着约束企业行为的功能, 政府可以对企业治理污染的行为加以奖励, 对企业污染环境的行为加以惩罚, 甚至可以通过行政和法律手段强制关停企业;另一方面, 政府能够奖励环境保护行动, 增加参与者的收益、降低参与者的成本, 政府通过奖励环保活动参与者金钱等方式, 提升参与者的积极性.实施的方式可以根据环保活动的效果、公众是否参与等, 例如参与者只要参与就可以得到奖励, 或者只有当环境保护活动起到实际效果后才给予奖励, 等等.

2.数学建模与分析

为了简化分析, 本文设置政府奖励参与者的模式为只要参与就给予奖励a, 公众参与环保活动的成本服从 (0, c) 的均匀分布, 而企业环境污染将会增加的成本取决于参与环境保护的人数n和制定的罚款比例r (如表3) , 公众总人数为N.

从博弈的结果来看, 公众参与环保活动的行为选择取决于收益的高低, 即当奖励的金额大于成本时, 公众将选择参与环保;企业方面, 只有排污的收益低于不排污带来的收益, 才会选择不排污.综合上述两点, 可以得到:

而公众参与的人数undefined, 而企业是否排污则取决于rn是否大于100, 也就是undefined是否大于100, 在这一指标的决定方面, 政府给予的奖励力度与不同公众的成本差异之比、公众的总人数和对企业排污惩罚的力度是决定最后环保效果的因素.

三、结 语

危机事件中传媒与政府的互动 篇10

关键词：“黑砖窑”,危机事件,新闻传媒,党政部门,良性互动

事发初始期, 媒体与政府的互动

山西政府不作为, 导致媒体监督。

事件被广泛关注前, 山西本地媒体就曾报道过。2007年5月28日, 洪洞电视台播出了关于“黑砖窑”的新闻, 但未引起山西政府的重视, 当地政府认为“不是个大事”, 并未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也没有采取措施妥善处理。政府的不作为导致媒体舆论监督发挥了作用。河南媒体最先对事件进行报道, 此后各大媒体跟进报道, 这才使问题受到政府的重视。有“揭开山西黑砖窑内幕第一人”之称的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记者付振中早在2007年5月9日便已亲赴山西调查。2007年6月6日晚, 大河网首发《400位父亲泣血呼救:谁来救救我们的孩子?》的帖子, 6月7日晚, 附加了都市频道报道图片的专帖被大河论坛置顶, 引起强烈反响。河南媒体的舆论监督发挥了重要作用。

媒体广泛报道, 使政府知悉情况。

事件的解决得益于公权力介入, 沿循的是“媒体报道——高层重视——作出批示——行动解决”的路径。媒体在使公权力介入并发挥实质作用上起到了重大作用, 可以说“媒体报道——高层重视”是事件得以解决的关键环节。事件是媒体首先揭露的, 广泛报道, 真相及民意被迅速反映给相关部门, 引起重视, 产生了认知层面上的大众传播效果。

笔者认为, 报道中媒体发挥了点燃部分导火线的作用。新闻媒体就是社会的探雷报警器, 随时探测“地雷”——社会的丑恶现象。但媒体不是权力机关, 没有强制力, 它们大多数情况下没有能力排除“地雷”, 只能通过报道发出警报, 告知人们有“地雷”存在, 以引起人们的重视, 使有能力排雷的人去排除“地雷”。但有时媒体的告知并没能引起人们的重视, 人们并没有意识到“地雷”的危险性, 对其视而不见。于是, 媒体便点燃部分导火线, 让导火线上的闪闪火花和“哧哧”声响引起人们的重视, 产生危机感, 意识到“地雷”快要爆炸了, 到了必须尽快排除的时候了, 这样便促使有能力排雷的人迅速行动去排除“地雷”。事件中媒体最初的报道并未引起山西政府的重视, 没有意识到“黑砖窑”事件这个“地雷”的危险性, 甚至有人还不知道“地雷”的存在。于是媒体广泛报道并将事件公布全国, 形成全国性舆论, 点燃了导火线。随后引起党和政府的重视并迅速行动解决了问题, “地雷”被排除, 化解了社会险情。

事件处理阶段, 媒体与政府的互动

报道促使政府迅速行动解决问题。

媒体的报道导致公权力介入, 产生了行动层面上的大众传播效果。胡锦涛、温家宝等多次批示要求查处, 派出工作组督察;公安部门立即部署查找工作;党政最高权力开始介入, 至此, 山西政府才以“从没有过的迅速”开始行动;纪检监察部门也开始调查违法乱纪问题;各级司法机关也做好了审理案件的准备。媒体还发挥了“权力制衡”功能, 我国的新闻媒体是行政职能的一种延伸 (喻国明语) , 报道形成舆论压力, 并促使高层行动形成政治压力, 迫使山西政府行动解决问题, 媒体是政府行动的“助推器”。

沟通上下信息, 正确引导舆论, 维护社会安定。

事件中媒体沟通人民与党和政府间的信息, 使党和政府及时准确地知悉事件状态、舆论动向, 为决策提供参考和依据, 保证决策和行动的民主性和科学性, 为整治行动打下基础, 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黑砖窑”事件这颗地雷的导火线是媒体点燃的, 但媒体点燃导火线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让“地雷”爆炸, 而是让人们意识到它的危险性, 促使有能力排雷的人除去“地雷”, 媒体会只点燃导火线的一部分, 在“地雷”爆炸之前适时将其熄灭。笔者认为, 媒体在发挥点燃导火线作用时也要掌握好度, 点的导火线过多, 超过了社会的承受能力, 会引起社会的动荡不安, 反而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反之, 又跟不上社会发展的形势, 使许多社会问题无法得到解决, 还会阻碍社会的发展进步。

监督公权力, 规范政府行为。

媒体对政府部门的组织涣散和管理缺位、公职人员的麻木不仁和失职渎职腐败行为进行揭露和批评, 发挥了监督公权力的作用, 产生了巨大的舆论压力, 迫使他们履行职责, 解决问题, 维护人民利益。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孙宝树曾表扬新闻媒体在此事件中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充分发挥了舆论监督作用。 (1) 违法违纪人员均受到了应有的惩处。笔者认为, 新闻媒体不仅是国家航船的“瞭望者”, 而且也是水手, 随时准备救助落水的船员。媒体的揭露批评也是为了“惩前毖后, 治病救人”, 对他们起到了威慑、警示和教育的作用, 使他们能改邪归正, 保持自己的人生方向与国家航船的航向一致, 合力前行。

事件中媒体始终关注司法动向。全程追踪报道案件审理准备工作、检察院的起诉、法院的审理, 对判决结果、司法权力进行监督, 有利于司法公正。此外, 媒体在报道中还有一个令人欣慰的变化和闪光点, 那就是没有出现“媒介审判”。说明我国的媒体进一步实现了自身的转型和角色定位, 变得更加理性和成熟。这也是此次媒体能发挥如此大的作用和影响的原因之一。

通过报道为政府重树形象、重拾民心。

山西“黑砖窑”事件在国内外均产生了恶劣影响, 不仅使政府丢失了颜面和威信, 损害了政府形象, 而且也导致了民众在一定程度上对政府的信心和拥护有所动摇。媒体是作为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纽带而存在的, 是政府与人民的“协调器”, 它在为政府重树形象、重拾民众信心上的作用十分重要, 这也是媒介责任意识的体现。

事件中媒体始终关注政府动向, 通过调查、访问、参加新闻发布会等及时发出最新报道, 告知人们政府打击黑砖窑、解救农民工、严惩违法乱纪人员、出台政策法规、建立长效机制等方面的决心和行动。报道使政府的行动得到了公众的认可, 给人们打了一针“强心剂”, 增强了人民对政府的信心, 为政府重树了形象和威信、赢得了尊严和信任。

事件总结阶段, 媒体与政府的互动

促成政府出台相关法规、政策、制度。

报道揭示出许多社会问题, 凸显出诸多体制和法制上的漏洞, 促成政府出台了相关的政策、法规等, 媒体可以说是“孵化器”。这对健全我国法制、防止类似问题的再次发生具有长效作用, 也对党和政府更好地管理国家事务具有重大作用, 不仅体现在当前问题的解决上, 更有长远的社会效益。山西省7月1日正式实施的《山西省农民工权益保护条例》是我国第一部通过省级人大常委会立法保护农民工权益的地方性法规。

开展社会讨论, 为政府提供借鉴。

问题解决后媒体并未停止关注, 而是组织开展社会讨论, 引发了全社会的深层次思索与探讨, 从不同角度向事件的核心问题探进。媒体舆论的道德勇气和理性力量构成了解决“黑砖窑”问题过程中最令人欣慰的亮点。媒体不仅尖锐地点明了问题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还揭露出其他诸多问题, 并向党和政府提出意见、建议和对策, 为党和政府指明了工作和努力的方向, 改善了政府的工作。

媒体发挥了“重申社会准则”的功能。从媒体对当地某些官员沦为“黑砖窑”的“保护伞”和食利者的批评中, 我们看到了媒体重申的是“民主、法制”……新闻传媒是文化的载体, 它理应传承文明, 体现文化的力量, 发挥价值指导作用。大众媒体在全面的公民教育中起到重要作用, 能让他们在选择的时候作出有见识的判断。 (2) 从媒体的评论中, 可以看出对官场文化和官员道德准则的重申, 这对党和政府的道德养成、不断增强自身的修养具有重要作用。

促使政府反思, 增强免疫力。

此次报道也促使政府进行深刻的反思, 从中汲取了不少经验教训, 对政府加强管理, 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具有积极作用。就好比给党和政府打了一针“预防针”, 增强了“免疫力”, 能有效地防止此类问题的复发。

结语

事件中, 媒体可以做的已经在允许的范围内做到了极限, 它的表现是事件中的一大亮点。对查处事件乃至全国开展整治非法用工和打击违法犯罪的专项行动, 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充分发挥了舆论监督的作用,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孙宝树:《媒体专项行动中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 充分发挥了舆论监督作用》, 载2007年8月13日16:22的人民网——社会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