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感知（精选4篇）
公众感知 篇1
在媒介互动融合格局下, 社会大众对外部舆论环境和意见氛围的感知是他们赖以判断和行动的依据, 网络媒体以微言大义的方式改变着舆论空间格局, 其影响力日益凸显。公众对新闻事件的判断受到其对外界舆论环境感知效果的影响。公众会通过感知社会舆论环境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环境适应行为, 这是个体的一种环境检视过程, 它作为个体的一种认识性意向活动必然受多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舆论感知是公众在外界舆论环境中进行自我把握和自我定位的根基, 其目的是对宏观舆论环境有一个理论层面的认识和判断, 这种判断体现在对信息的选择及对信息意义的解读中。简而言之, 舆论感知就是个体对外界舆论环境的解读与诠释。人们往往会在以往经验的影响下, 依据一定的心理需求对舆论环境表现出特定的倾向性, 也带有渴望社会认同的需求。舆论感知能力就是指受众对新闻信息的解读能力。互联网以多元的参与主体和交互式的互动传播方式彻底改变了人际信息传播格局, 为社会热点事件的传播搭建了一条新的民间渠道, 给公众的舆论感知方式带来了新的影响因素。
一、舆论形成过程的简单描画
舆论作为社会心理范畴, 自古称之为“舆人之诵”, 即百姓对某件事情的陈述意见, 自古以来就具有公众劝诫的意味, 带有理性的思考。现代舆论的定义为公众针对特定公共事务经过广泛讨论表达的一致性的意见。舆论要影响社会进程进而发挥媒体作为社会公器的作用, 就必须借助大众传播平台来实施, 使其倾向、目的、目标贯穿于舆论形成的每个阶段。[1]
首先是问题提出阶段, 媒介如聚光灯般把公众的眼球聚集到特定的问题上, 分散的社会成员意识到这个问题就是直接来源于媒介呈现的外界刺激性信息。这个信息既有可能是宏观的政局、社会动荡, 也有可能是突发性事件, 特别是那些与他们现有观念或心理预期不一致的事件。这样的信息一旦经大众传播进入公众视野, 便会激起公众欢喜、焦虑、激愤等情绪, 从而引起广泛的社会讨论。
于是进入意见探讨与整合阶段, 公众意识到问题的重要性继而发表见解。分散的个人意见要参与大范围的社会讨论就必须借助社交媒介公开表达, 不同意见相互碰撞、交流、矫正、交融、聚合, 逐渐形成一个相对一致性的倾向和意见, 出现社会意见的趋同现象, 社会舆论开始形成。“舆论是社会浮动意识的传播, 常常表现出激荡的意识风暴, 离开人们的群体传播, 就谈不上舆论。”[1]分散意见经由现实或虚拟的人际交流整合为一致性的群体意见, 借由媒体平台公开传播, 最终成为影响公共事务进程的公众舆论。
二、舆论形成中的个人感知与互联网催生的变化
每一次传媒新技术的使用和普及都在一定程度上重新界定了舆论主体“公众”的角色。媒介作为主导力量参与并塑造了人们对公众舆论的感知方式和感知效果。网络传播技术使信息流通所依赖的媒介不断更替, “自媒体”文化兴起, 以强大的人际互动性和高度信息扩散性给公众提供了一个群体聚会和讨论参与的虚拟平台。普通民众的意见也可通过网络广泛传播, 舆论主体呈现多元化趋势, 舆论感知就更加取决于信息接收者的辨别能力。信息既然来自他人的叙述, 那必然是被叙述者赋予了意义的, 或者说这是由叙述者主观建构的表达。因此, 对信息的理解和解释可以说是对叙述者赋予信息上的意义的理解与解释。这种被赋予的意义处于舆论和公众之间, 必然影响人们对舆论环境的感知, 互联网在其间发挥重要作用。
互联网的匿名性和去限制性使网络成为尊重个体的自由传播空间, 人们可以自由创建微博、博客等私人空间来参与社会事务的评判。互联网的使用和普及大幅增加了公众的舆论接触度与感知度, 传播主体多元化, 出现传统媒体、门户网站、社交媒体以及自媒体文化圈并存的格局, 在公众舆论感知过程中各自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互联网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途径、接收信息的方式、需求信息的类型以及选择媒体的偏好。
首先, 网络媒介消解了传者和受者之间的边界, 使传者与受者、媒体与公众之间建立了直接的联系, 同时也消解了社群间的边界, 群体成员可以以匿名的方式跨越时空阻隔在互联网虚拟平台上直接交流互动。其次, 互联网改变了传统传播形态, 使一对多变成了多对多的传播, 具有高度的信息扩散性。同时受众主动性增强, 既是信息接受者, 同时也是基于个人兴趣的新的传播者。第三, 多媒体平台融合, 舆论场上传播信息的主体多元化且相互链接。传统媒体、门户网站、社交媒体平台之间相互链接。他们看似遵循相对独立的运作规则和价值体系, 但实际在互联网技术下早已实现信息共享, 多个媒体平台之间相互融合, 形成了强大的信息网络覆盖舆论空间, 给公众的舆论感知铺路搭桥。
三、互联网给公众舆论感知带来的影响
如果说舆论的力量来自群体的力量, 那么网络舆论的力量则来自群体互动的力量。围绕热点事件, 人际间不断交流、校正自己的观点, 最终结成网络舆论群体。在具体议题的讨论中声势恰似洪水猛兽, 横扫舆论空间, 尤其是形成的舆论环境对一般个体具有重要的形塑作用。人际互动与交流成为测量公众舆论感知的一项重要指标。
著名传播学者拉扎斯菲尔德等人提出的社会关系理论认为, 在社会群体内部, 社会关系制约着公众间的信息传递和沟通, 社会关系通过制约公众的媒介接触和信息选择来影响传播效果。社会人际关系代表了一种社会取向, 具有避异趋同性, 其目的是使他人接受自己, 避免冲突, 维护人际关系和谐, 在这个过程中容易受他人和权威的影响, 即产生他人取向和权威取向。[2]在互联网虚拟平台上, 这两种社会取向分别以群体压力和意见领袖的作用表现出来, 作用于公众的舆论感知。
(一) 意见领袖作用的彰显
根据社会关系理论, 相信权威的取向在网络虚拟空间表现为对意见领袖的信任。个人由于时间、精力、经验等的局限, 会选择并附和早已存在的观点。在舆论场上, 并不是每一个人的观点都会被无限放大, 真正起作用的是一些掌握话语权的意见领袖。他们对某个领域的议题有专业独到的见解, 在公众对舆论环境的感知和判断中, 他们的作用有时甚至大于大众传媒。意见领袖包括社会名流、专业新闻评论员以及网络舆论推手。如果一个人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有一定的权威和公信力, 也会成为舆论场上其他方面的权威, 如道德和认知, 即所谓“公知”。一些领域的杰出人士分享信息和观点, 逐渐担任起意见领袖的角色, 加速了公众对身边所发生的事物和变化的感知。他们对公众的舆论感知带来的影响有时是积极的正面引导, 但也有消极的情况。舆论对于曾轰动一时的药家鑫肇事杀人案前后表现出的不同立场就是意见领袖影响公众舆论环境判断的典型案例。
曾经一度备受关注的药家鑫肇事杀人案死刑判决执行一年后, 再起波澜, 舆论矛头直指张显——受害人家属代理人。他被媒体指责以正义的名义推动舆论审判, 甚至充当道德打手操作舆论。舆论本该是伸张正义的社会力量, 在此却被裹挟沦为道德审判的工具。从表面上看, 是张显陷舆论于不义, 借“舆论之刀”杀人, 但这种协调一致的网络舆论环境背后的成因值得深思。尤其是当议题涉及社会情绪时, 个体会选择聚拢在权威性观点周围, 形成一种微观的舆论环境。回顾相关舆情发酵和扩散的过程, 如果没有张显对嫌疑人家庭情况的不实爆料, 这就不过是一场普通的交通肇事案。案件发生后, 震惊中的人们猜测和分析各种原因时, 张显对药家是军方高官的爆料契合了当下社会普遍的仇富情绪和社会阶层不公现象, 一呼百应, 从而产生了巨大的舆论影响力。勒庞在分析大众心理时指出, 断言是舆论领袖们用来动员公众的有效手段。话说得越决断, 那些浸泡在信息的汪洋大海中渴望指点迷津的人们就越崇拜这种断言式意见, 聚拢在其周围, 形成一致性的舆论气候。在对群体舆论环境的感知和判断中, 个体会急于确立自己的意见群体, 急于表达, 那就没有人会去审视事实真相到底如何。在这样的心理下, 公众在感知舆论的过程中就更易于认同权威取向, 接受意见领袖的观点。
(二) 抗拒从众心理压力难度的增大
舆论既然是一种社会控制机制, 个体就必然会通过感知社会舆论环境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行为以适应变动。个人发表意见之前, 会检视社会意见环境, 再根据检视的结果作出判断, 进而决定表达观点和做出行动的意愿。这一检视过程中既有个人因素带来的个体信息选择偏好, 也受到社会人际关系中他人取向的制约。他人取向表现为避异趋同性, 即对他人意见尤其是群体意见敏感, 无论是行为还是观点上的社会顺从性较高。
2013年的厦门公交车纵火案致47人死亡, 该案系犯罪嫌疑人陈水总因命途多舛迁怒社会, 故意纵火, 显然是把一个人的伤发泄成了无辜者的痛。但网友却以此人曾受政府部门刁难为由为其开脱, 弱化其犯罪行为和社会危害, 出现舆论意见反转的情况。这样的舆论情境会对持不同意见的公众形成一种群体压力。社会群体规范理论认为, 在群体的互动过程中, 群体会把自身的目标和思想以某种约定俗成的形式确定下来, 以确保群体目标的顺利实现, 由此形成的群体规范会以群体压力的形式对公众意见的形成和表达产生重要影响。[3]所以, 在舆论情势反转后, 一出现谴责犯罪嫌疑人行为站在政府立场说话的言论, 就会招致他人的谴责和攻击。
这是传统大众传播图景“沉默的螺旋”在网络空间的上演。也就是说, 人们如果看到自己赞同的观点就会大胆地发言支持并扩散;而当某种观点支持者很少时就会无人理睬, 为避免社会孤立, 这些观点发表者就会保持沉默。少数意见的沉默会造成多数意见的增强, 以此循环往复。[3]这其中的核心就是多数意见带来的从众压力。即便在互联网这种匿名、自由的舆论情境中, 个体也难免害怕被优势群体孤立。当周围的人都已经接受或是原本就持有这样的观点和规范体系, 他若表示异议则会被自己存在其间的群体抛弃。即便这背后所隐藏的价值观点可能与实质存在偏差, 甚至带有片面性。
(三) 经济地位不同造成受众认知鸿沟的扩大
美国传播学者蒂奇诺认为, 大众群体之间存在认知鸿沟, 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会比经济地位低的人更容易获得信息, 这一趋势会随着媒体信息量的增多而加剧, 他们之间的鸿沟也就越大。人们的决议并不是取决于媒介传播, 而是社会背景和经济地位支撑下的固有倾向。随着新媒体的崛起, 言论空间扩张, 众声喧哗, 更加使得“知沟难填”。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由于信息源的便利、知识结构的完善, 对庞杂信息和观点的筛选更容易。由此他们往往成为舆论空间中理性意见的表达者, 形成一种网络舆论空间的文化规范。大众传媒发出的信息往往能成为一种道德文化的力量, 激发公民的行动精神。[4]
与此相对应, 社会经济地位低者由于受教育水平有限, 在舆论场上容易流连于肤浅的表层信息和应景式的观点, 尤其是某些具有调侃、挑衅性的言论。网络使得私人观点更容易公开, 人多口杂, 在一些关注度高的事件上, 容易使舆论场演变为一个沸腾的广场, 观点斑驳难辨。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下, 便很少有人去追问、思考事实的真相。没有事实基础, 网民评论更像是议论和想象。而对事实知道得越少就越容易形成单纯的强烈判断, 继而坚守固有成见。这种判断中裹挟着强烈的道德评说、刻板印象和社会情绪。那么由此形成的公众舆论就只能称其为众意, 而非民意。尤其是在自媒体时代, 匿名网友发表的一些带有调侃意味的话语更容易在网络空间定性流传, 成为特有现象的代名词。
四、结语
互联网媒介舆论化趋势为用户提供了一个自由的言论平台, 扩展了表达空间。但互联网的互动、开放、匿名等特性, 以及传播内容的不可预知性, 群发转发的不可控制性, 使得把关难度增大。加之整个新媒体传播环境还不规范, 互联网舆论化也就带来了一系列现实和潜在的问题。因此, 独立思考带来的理性表达才可塑造社会大众感知舆论的健康环境。只有这样, 躁动者才可从容, 迷失者方可重拾方向, 社会认知才可向着理性回归。
摘要：传媒制造话题, 话题引起讨论, 讨论生成舆论。在社会大众参与公共事务讨论的过程中, 必然受到外界舆论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互联网提供了一种虚拟环境下公众聚合的平台, 这种聚合对参与者的舆论感知有很大的影响。
关键词：互联网,舆论感知,公众舆论
参考文献
[1]徐贲.公共舆论是社会的皮肤[J].中文自修, 2009 (1) :107.
[2]卢毅刚.认识、互动与趋同——公众舆论心理解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209.
[3]汪臻真.沉默的螺旋:关于公众舆论的多层次理论[J].新闻世界, 2012 (9) :12-14.
[4]蒋万胜, 刘晓荣.网络舆论形成中的非理性表达问题探析[J].东南传播, 2011 (6) :41-43.
公众感知 篇2
一、实证研究
(一)调查设计与研究过程
1、调查设计。调查问卷是在文献研究基础上,将高尔夫的景观、商务、社区、心理和客户五大资源的10个衡量指标设计为21个认知选项,每个选项采用Likert量表法分为完全同意到完全不同意5个量度,意在通过数量分析判断假设的正确性。设计思路如图1所示:
调查地点:深圳。深圳是改革开发的窗口,近年来深圳高尔夫发展迅速,拥有观澜湖、和东部华侨城的云海谷球场、深圳名商、世纪海景等10余家高尔夫球场,其中观澜湖又是国内高尔夫旅游地产的发展典范,东部华侨城的云海谷球场则是新起之秀。将深圳进行问卷调查,调查群体更充分,调查结果精确。
调查对象:公众。由于现阶段高尔夫运动还没有真正成为大众化运动,高尔夫旅游地产知晓的人群不多,所以本文的“公众”采选了一些特殊群体,他们包括高尔夫球手,高尔夫球场周边居民,房地产开发销售者,高尔夫相关研究学者以及其他对高尔夫地产了解较多的社会人士。
2、调研过程。本次调研共发出电子问卷和纸质问卷80份,回收问卷72份,其中有效问卷642份,问卷回收率为90.00%,有效率为88.88%。受调查者具体情况如表2:
(二)调查结果分析
1、数据的可靠性。本文的数据研究均采用SPSS13.0软件分析,其中信度分析采用的是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α值3),分析结果如表3。
由上表可以看出,总体Cronbachα值为0.825,其中高尔夫景观资源和商务资源的Cronbachα值在0.8以上,其他三个变量也不低于0.7,表明数据信度较高。
2、聚类分析。为了更好地研究群体间对高尔夫旅游地产感知的差异,现将受调查者分为3个群体。在分类之前,采用KMO检验法测得KMO=0.812,表明聚类分析结果是有效的,Cronbach=0.753,内在刻度具有可靠性。具体分类结果见表4:
(1)类别1:一定程度上的中立者。由上表可知,该类被调查者对问卷的绝大多数问题都持模糊的“不清楚”态度,他们对高尔夫旅游地产了解程度有限,不太会去关注高尔夫旅游地产的发展动态,或者因无所谓其带来的影响,导致判断上的中立。这类人群有16位,占总调查人数的23.53%,半数是大专以下的社会人士。
(2)类别2:专业理性支持者。该类被调查者能较为理性地、较为专业地对问卷的问题做出回答。他们承认高尔夫旅游地产的市场地位,认同高尔夫旅游地产的文化价值,也会比较主动地去关注高尔夫旅游地产的发展状况。部分被调查者正在从事高尔夫相关研究。由于在做问卷调查的时候有对被调查者进行了部分专业筛选,所以这部分的人群占到绝大多数。
(3)类别3:离散偏激者。该类被调查者言行表现比较强烈,判断结果大多与众人背道而驰,除了自身知识水平的原因外,还有心情不佳或故意捣乱的嫌疑。这类人不多,仅占总人数的0.06%。由于这类人群不适合做后面的因子分析,故在做主成分因子分析时将这4份问卷作为无效问卷,不列入分析范围。
3、相关分析。本文运用相关分析法和两样本T检验法来进行相关分析,该相关分析主要研究不同特征民众对于高尔夫旅游地产知晓程度的差异度。问卷中凡选择“不清楚3”选项的,视为“缺乏知晓”,选择其余任何选项视为“知晓”。“身份”分析项目由于选项较多,不方便进行相关分析,故浓缩为“其他社会人士”与“非其他社会人士”(即将其他5个选项合为一个标的)两个选项。分析结果如表5:
由上表可知,在64份样本中,“学历”和“身份”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72和0.82,大于0.7,T检验下的P值均为0.04,小于0.05,表明受调查民众的教育水平和身份与其对高尔夫旅游地产的知晓程度之间强烈相关,并达显著水平。数据显示:学历与对高尔夫旅游地产的知晓程度成正相关,表明学历越高,对高尔夫旅游地产越了解;与高尔夫旅游地产相关的人士比其他社会人士对高尔夫的了解更多。
4、因子分析。因子分析采用方差最大正交旋转主成分因子分析法,将21个问题指标浓缩为5个公共因子,根据计算机运算,KMO4值为0.845,大于0.7,表明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程度无大差异,适合做因子分析。其中5个公共因子的累积方差贡献率为78%,即5个公共因子可以解释78%的差异性。
(1)因子LR:高尔夫景观资源(3.37)。由因子LR的调查结果看,受调查的大部分民众都认为在景观资源方面高尔夫球场对高尔夫旅游地产的作用是比较积极的,高尔夫球场的设施不但没有影响到高尔夫旅游地产的发展,还为地产带来增值效应,使其文化品位有所提升。虽然部分球场存在农药污染问题,但只要严格、科学控制施药量,污染问题并不严重。而高尔夫球运动一般不会给周边住宅带来危险。
(2)因子BR:高尔夫商务资源(3.72)。由因子BR的调查结果看,受访大部分民众都比较认同高尔夫赛事或沙龙等相关商务活动给高尔夫旅游地产带来的招商引资的作用,同时,他们还觉得高尔夫球具虽然与高尔夫相关,但对旅游地产的销售不存在什么直接的因果性影响。
(3)因子CR:高尔夫社区资源(3.43)。由因子CR的调查结果看,受访大部分民众认为高尔夫球场周边的原有社区对高尔夫旅游地产开发带来的积极影响微乎其微,大部分原有社区的发展水平都比较低,文化品位与高尔夫地产形成的社区难以融合,配套设施也无法共用。
(4)因子PR:高尔夫心理资源(3.45)。由因子PR的调查结果看,受访大部分民众认为地产挂上高尔夫旅游的名号确实使住户的身份和地位得到了提升,花高价购买高尔夫别墅并不是一种浪费和炫耀。同时也有部分民众担心高尔夫旅游地产的发展会加大贫富差距,但总体觉得其“会深化社会仇富心理”纯属无稽之谈。
(5)因子GR:高尔夫客户资源(3.74)。由因子GR的调查结果看,受调查的民众大都认为高尔夫旅游地产的发展跟其所依托的高尔夫球俱乐部对会员的管理好坏有关,高尔夫的利益相关者对高尔夫地产的发展有一定的推动作用的,但只有极少部分的高尔夫球手会成为高尔夫旅游地产的购买者。
四、结论
综合上述分析,本文针对从公众感知的角度对高尔夫旅游地产发展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充分利用高尔夫综合性资源的“五大要素”。不少旅游开发商对高尔夫资源的利用仅限于景观资源,这是非常狭隘的,有必要综合利用高尔夫资源,对其“物尽其用”。一是在高尔夫景观资源上,既要突出高尔夫球场如诗如画的自然风光,也要突出高尔夫旅游地产区别于其他高档地产的高尔夫特色;二是在高尔夫商务资源上,应充分利用高尔夫球场所搭建起来的高端资源平台,扩大项目影响力,并实现价值的最大化。三是在高尔夫社区资源上,应注意在开发高端社区的同时要协调处理好与原有社区之间的关系,使新旧社区都能向着满意的方向发展;四是在高尔夫心理资源上,应该努力营造高档社区的形象,充分利用客户心理资源拓宽项目的销售面。五是在高尔夫客户资源上,要注意对会员的选择与管理,因为会员管理较差的球会会对高尔夫地产的销售造成影响。
(二)真正融合高尔夫运动、旅游与房地产三大元素。高尔夫旅游地产的开发不是简单的“高尔夫+旅游+房地产”的形式,三者并非割裂存在,而是相辅相成,具有紧密的关系。以高尔夫品牌影响带动旅游和房产,旅游能扩展高尔夫品牌外延,地产提升高尔夫球场盈利。因此,合理、正确的高尔夫旅游地产开发模式才可为动辄数千亩的大盘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
[1]张娜,韩烈保.关于高尔夫房地产状况的讨论[J].北方经济,2007,(S2):49-50.
[2]邹毅,刘力.从观澜湖看高尔夫地产的运营之道[J],沪港经济,2008,(05):64-65.
[3]张金鸥,李云霞.我国高尔夫旅游市场分析[J],旅游市场,2010,(02):58-59.
[4]袁华莹,韩烈保.从土地资源看高尔夫的发展[J],草业科学,2006,(04):105-110.
公众感知 篇3
一、重塑社区公共文化艺术服务的居民幸福感的方法
公众价值感知视角下社区公共文化艺术服务,居民幸福感研究,就是把社区公共文化艺术服务供给与社区居民的公众价值感知相结合,以社区居民的需求为导向, 以居民的喜爱程度为原则相结合,以社区居民的需求为导向,以居民的喜爱程度为原则,文化惠民工程和社区情感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把提升居民的自我满意作为社区公共文化艺术服务的最终归宿。重塑社区公共文化艺术服务的居民幸福感,必须牢牢把握居民公众价值感知的理论视角,把居民对社区服务质量的感知、社区服务形象建设、社区情感建设和社区服务认同作为社区建设的重要方面。同时把握社区居民公众价值感知的中介效应,创造居民自我满意的社区服务模式,提升社区公共文化艺术服务的有效性,发挥社区居民的参与性和社区建设的认同性,并最终实现社区居民幸福感的提升。
二、公共文化艺术服务供给优化策略
(一)完善协同模式
组织结构基础建立和完善,一个与协同模式相契合的组织结构是协同模式得以健康运行的基础。协同模式要求各组织间有合理、明确而不交叉的责权分配,以及顺畅的信息传递渠道。在必要的地区亦可考虑在当地文化局或广电新闻出版局增设专门公共文化艺术服务协同供给交流平台,调用或吸纳具有文化艺术专业知识且了解当地实际情况的专业人才。
(二)明确协同模式
在建立完善的公共文化艺术服务组织结构的前提下, 更要因地制宜地制定明确的从中央政府到村镇文化站的协同模式整体运行制度与章程,鼓励有利于公共文化艺术服务供给协同模式健康运行的制度与章程的形成与培育。这不仅可以规范以往无矩可循的运行模式,更可树立职能部门具有公信性、权威性、规范性的运行模式。
(三)融合适当经济手段,采取激励措施
在公共文化艺术服务进行多元主体协同运作时,可以对社会文化艺术组织和个人的参与进行适当的经济激励,如项目合作资助补贴和奖金、税费减免等直接经济收益,和协作树立正面积极的广告形象等间接经济收益等。经济激励较其他手段具有更为直接的激励效果,亦可使社会文化艺术组织和个人感受到来自政府等上级部门对于公共文化艺术服务供给的鼓励、支持和认可。
“第一届全国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城市文化(群艺 ) 馆馆长联席会议”在广州召开。会议以“如何发挥文化馆在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职能作用”为主题,围绕2014年文化(群艺)馆的工作任务以及新形势下文化(群艺)馆的创新发展,如何建立行业管理机制, 文化(群艺)馆的职能定位和促进服务标准化、均等化等问题进行了充分研讨。公共文化司司长张永新就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努力发挥文化馆在推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中的作用作了重要讲话。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精神。按照中央要求,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重点是推进“四化”和“一机制”建设,即推动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数字化和社会化,建立公共文化服务协调机制。文化部将以“完善体系、提高效能、促进公平”为纲领,着眼于工作的系统性、整体性、 协同性,进一步加强统筹协调,完善顶层设计,转变政府职能,强化社会参与,创新管理方式。他强调要发挥好文化馆体系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重要作用, 并充分发挥行业组织的作用,建立文化馆行业自我建设、 自我发展的良性机制。
公众价值感知视角下的感知对居民幸福感的中介作用,通过路径影响居民幸福感的达成。社区公共文化艺术服务以居民需求为导向,以社区居民的公众价值感知为基础,通过路径选择和区域资源的协同配置和组织职能创新,促进居民对需求满足、社会价值和自我实现价值的感知,促进服务型政府的职能建设,把社区居民的主观评价和喜爱程度统一于社区公共文化艺术服务的有效供给之中,实现社区居民幸福感的最终达成,提升居民的社区情感与归属感。
摘要：公众价值感知在社区公共文化艺术服务中的重要作用,表现在我国社区居民的幸福感受服务型政府绩效的影响。公众价值感是政府服务绩效在居民幸福感的中介变量。居民对社区公共文化艺术服务的公众价值感知,阿包括公众需求满足程度、社会价值实现感受和自我实现价值达成的感受三个方面。社区居民在基层政府提供文化服务的过程中,公众价值感知影响着居民幸福感的达成。
公众感知 篇4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活动,消费者
前言: 目前, 我国很多商业伦理的研究团队加强了对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关注, 企业对社会活动的感知情况, 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企业的市场威望, 对企业品牌的打造和声誉的提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因此, 分析企业对社会责任活动的感知情况, 对提升企业的整体发展水平具有积极意义。
1 组织与社会公众的关系
首先, 进行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研究的团队, 要对组织和社会公众的关系进行深入的分析, 长期以来, 组织和社会公众的关系都是很多领域重点关注的内容, 对组织和公众关系的定义纷繁复杂, 要根据以往研究者的研究结论, 对当前社会组织和社会公众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 使组织和公众关系的研究能够更具科学性。很多社会公众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 都会加强对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社会文化发展情况的重视, 通过社会的政治福利情况, 对社会活动的具体影响进行判断, 以便组织和社会关系的分析能够具备更高的科学性[1]。要加强对组织和社会公众关系的概念分析, 科学的进行组织社会公众的维度选择, 使不同领域下的具体关系能够通过沟通联系实现应用水平的提高。另外, 一些组织和社会公众在进行关系构建的过程中, 经常根据实际关系的变化情况, 对影响组织质量的因素进行分析, 因此, 加强对关系因素的分析, 能够使参与社会活动的组织具备更强的应对危机的能力。一些社会团体在实施危机策略分析的过程中, 可以根据传播行为的不同对沟通形式进行控制, 使沟通活动能够保证企业的商业活动质量。
2 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感知
2. 1 根据印象深刻度进行感知分析。在进行企业社会责任活动感知分析的过程中, 需要按照企业的印象深刻度对社会活动感知状况进行分析。首先, 要加强对企业利润情况的研究, 从企业满足盈利目标的角度出发, 对企业的社会责任活动参与情况进行研究, 使研究的过程能够保证适应企业的盈利需要[2]。在进行社会责任分析的过程中, 要加强对研究流程的关注, 使企业能够从利润的分析中获得对社会活动责任的感知, 提升定义的科学性。要加强对企业参与社会活动过程中自愿情况的关注, 通过对企业经营过程中一般性问题的分析, 实现企业定义水平的增强。在进行企业社会责任分析的过程中, 企业各类员工参与活动的积极性需要得到充分的重视。可以根据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具体落实情况, 对提升企业社会活动参与度的方法进行研究, 以便企业的社会活动选择能够涵盖更广的范围。企业在进行社会责任活动实践的过程中, 必须加强对相关原则性问题的关注, 使企业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 能够更好的对相关底线进行遵守。企业要加强对伦理性问题的关注, 加强企业社会活动过程中对人权和环保事务的关注, 以便企业可以从参与慈善活动的角度出发, 对企业各类活动的实际社会价值进行判断, 提升企业对构建公民社会的贡献力度。
2. 2 根据信息获取渠道进行感知分析。在进行信息渠道研究的过程中, 要结合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相关理论, 对获取信息渠道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特点进行判断, 使企业能够更好的适应现有的法律制度, 并提升对社会文化的关注程度[3]。要结合企业当前拥有的信息渠道特点, 对理论研究的正确性进行保证, 既要使用网络手段对网站内容进行深刻的分析, 也要加强对企业社会责任情况的关注, 使企业可以更好的利用现有的信息获得渠道, 对慈善需要进行分析。要在企业实施捐赠活动的过程中, 对主办单位和社会活动的参与者进行分析, 使各项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能够得到全面的判断。企业在参与慈善活动的过程中, 要根据活动的社会化特点, 对企业的具体业务进行分析, 以便企业的活动能够同具体的能力实现对接。在进行企业能源状态分析的过程中, 可以从环保的角度出发, 对企业和社会责任活动的长期关系情况实施研究, 以便企业的核心事物能够同社会责任活动保持充分的联系。
3 企业社会活动和组织消费者的关系
3. 1 企业和公众可持续发展关系的建立。首先, 在分析企业可持续发展关系之前, 要对企业的具体社会责任活动方向进行研究, 并根据具体的活动内容, 对企业社会活动的状况进行了解, 以便企业可以根据核心业务的情况, 对企业的具体发展能力实施调查。在进行企业能源发展状况研究的过程中, 需要根据企业在环境保护领域的具体情况, 对研究活动的特点实施调查, 以便企业可以更好的根据具体的社会责任进行慈善活动的属性分析, 提升企业战略规划的整体质量。企业在参与社会活动的过程中, 要根据不同社会组织的要求, 对企业的各类核心服务情况进行研究, 使企业的各项社会责任能够得到全面的落实。企业要将可持续发展战略同各类社会团体的关系进行保持, 通过各项奖学金的设计, 实现企业环境状态的改善, 使企业能够通过伦理性因素的分析实现商业活动质量的增强。
3. 2 改变社会对企业的认识。要在企业实施社会责任活动的过程中, 将社会各领域对企业的认识作为重点关注的因素, 不能简单的将企业正在承担的责任和社会对企业的认识进行对等, 使企业能够根据公众的具体感受进行社会活动水平的增强。企业在进行社会责任活动规划的过程中, 不能简单的根据客观事实进行活动的分析, 而是要根据社会各界的具体感知情况对活动实施规划, 以便活动能够结合各领域的感知情况进行拓展, 提升企业社会活动的社会影响力。
结论: 分析组织和社会公众的具体关系, 能够使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质量分析具备较高的科学性, 从企业社会活动的感知情况入手, 对企业的实际活动情况进行分析, 并调查企业对组织消费者的具体依赖情况, 能够很大程度上提升企业的整体发展质量。
参考文献
[1]樊建锋.污名行业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 2011.
[2]毕楠.基于声誉资本的企业社会责任价值创造机理研究[D].东北财经大学,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