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心理（共4篇）
公众心理 篇1
在面临重大突发性事件时, 政府的不作为甚至封锁消息, 媒体保持沉默, 将助长小道消息和谣言的滋生, 给社会造成恐慌, 加倍放大突发事件的不利影响, 就像哲学家罗素所说:“回避绝对自然的东西就意味着加强, 而且是以最变态的方式加强。”相反, 政府公开事实真相, 媒体进行客观报道, 让公众感到心中有数, 免除各种不必要的猜测, 使人们在面对重大突发性事件时能够做到处变不惊、临危不乱, 最大限度地降低突发事件的负面影响, 有利于保持社会稳定。从非典到甲型H1N1流感, 我们可以清楚地窥视到我国公众的这一心理蜕变。
被动应对———主动防御:公众由信息饥渴到信息满足
首先, 重大突发事件时的信息真空引发公众信息饥渴。突发事件一般具备以下特点:一是突然发生, 难以预料;二是对公共安全构成了威胁, 受到社会高度关注, 必须及时、妥善处理;三是首次发生, 缺乏处置的预案。突发事件的这些特点使受众产生了信息饥渴, 受众急于了解有关的各种信息, 以便做出有利于自己的正确反应。非典暴发初期, 由于对非典缺乏认识, 对其严重性估计不足, 有关部门和人员想把事态控制在最小范围内, 因而采取封锁消息的办法, 隐瞒事实真相, 控制信息传播。当时, 非典以其易传染性和高危性已在坊间广泛流传, 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 但正式渠道却很少有关于非典的信息传播, 人们亟须了解非典相关情况 (包括引起原因、有何危险、目前感染情况及如何防范等) 与信息传播真空的矛盾导致公众陷入了极大的“信息饥渴”, 同时, 这也反映了公众的“知情权”遭到了严重漠视。
其次, 还公众“知情权”满足其信息需求。面对重大突发事件, 对公众“知情权”的满足程度是影响公众心理的重要因素, 人们对危机了解的程度越深, 将越容易以一种理性的态度对待危机及其造成的影响。反之, 如果人们对危机缺乏了解, 将越容易轻信谣言, 从而加剧心理恐慌, 影响社会稳定。在抗击甲型H1N1流感中, 公众的“知情权”得到了极大维护。5月11日, 四川出现首例输入性甲型H1Nl流感病例, 卫生部随即向内地及世界卫生组织、港澳台地区和部分国家发出通报。此后, 主流媒体及时跟进, 追踪报道最新疫情、动态, 同时, 网络媒体信息海量、超链接的特点得到了充分展现。新浪、搜狐等门户网站纷纷开辟了“全球阻击甲型H1N1流感疫情”专页, 包括“疫情统计”、“症状特征”、“流感趋势图和分布图”、“图文、视频报道”、“疫情对经济的影响”、“防护手册”、“媒体评论”等栏目, 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公众的信息需要, 如此详尽的信息公开, 与以往的疫情应对相比, 有了明显进步。公众“知情权”的满足使其在面对甲型H1N1流感的蔓延时能够做到心中有数, 减少了由于信息不明导致的恐慌, 增强了战胜流感的信心。
隐瞒信息———公开信息:公众由心理恐慌到从容淡定
首先, 对“生存还是死亡”的不确定引发人们极大的心理恐慌。一方面, 权威部门封锁消息为社会心理恐慌播下了种子。政府是公共危机发生的责任人, 也是解决公共危机的最重要主体。因此, 在公共危机的爆发过程中以及在对危机的解决中政府自始至终都是信息的最主要掌控者。但政府刻意隐瞒信息或者提供的信息与事实真相不符, 则容易使人们陷入一种极大的恐慌之中。2003年的非典在这一点上对政府提出了严重的警告。“非典”初期, 一些地方政府官员隐瞒疫情, 从而造成信息的不对称, 酿成社会恐慌, 并造成非典在我国的大规模肆虐。而与我国相反的一个例子是越南处理非典的经验, 即政府信息公开化, 尊重公众知情权, 获得公众主动配合, 使调查真正到位。越南的成功经验说明政府信息的透明化不仅可以对公众心理进行有效干预, 而且对于危机的及早控制与解决都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1) 。另一方面, 媒体集体失语导致谣言通过各种非正规途径大量传播。众所周知, 大众传媒作为社会的“瞭望哨”, 有着“环境监测”功能, 大众传媒通过提供社会变动的信息, 有利于使人们更好地采取环境适应行为。然而, 大众传媒的缺语和失位, 特别是在面临重大突发性事件时, 人们亟须了解事件的动态, 而传媒却采取了不该有的“沉默”, 然而, 信息传播的途径并不是唯一的, 除了以大众传媒为主的正规渠道, 还包括人际传播等非正规途径, 特别是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 为信息传播提供了丰富多元、极其便利的渠道。人们对信息的欲知而不得知滋生了各种小道消息, 小道消息的出现乘机填补了人们的心理空白, 并通过各种非正规途径迅速传遍全社会, 导致整个社会陷入恐慌和动荡, 非典早期就是如此。
其次, “不管风吹浪打, 胜似闲庭信步”折射出公众心理日益从容。一方面, 政府高度重视, 采取措施, 为公众注入“强心针”。中国政府从甲型H1N1流感暴发初到传入我国, 采取坚强有力的措施, 积极应对, 极大延缓了流感的传入, 阻止了流感的扩散。如加强出入境检查, 严防甲型H1N1流感病毒入境;建立了由卫生部牵头的多部门人感染甲型H1N1流感联防联控机制, 研制出特异而且灵敏的快速诊断方法;对甲型H1Nl流感密切接触者观察情况实行日报告和零报告制度;针对我国出现首例输入性甲型H1N1流感病例, 卫生部紧急召开防控工作会议, 要求疑似病例和确诊病例应于两小时内网络直报;民航强化甲型H1N1流感防控措施, 全国铁路系统开始进行健康提示等。我国政府以迅速、果断的措施积极应对甲型H1N1流感, 优化了政府的内外形象, 同时, 极大地缓解了我国公众对甲型H1N1流感的恐慌心理。
另一方面, 媒体客观报道, 有效引导, 给公众吃下“定心丸”。一是媒体客观报道。与非典相比, 我国媒体对甲型Hl Nl流感的报道要客观、透明得多, 从最新病例到疫情数据统计, 从流感的危险性到防治办法, 从流感患者追踪到隔离“小故事”, 媒体从多个侧面和视角进行了多维、全方位的报道, 杜绝了谣言和流言的传播, 避免了社会公众的恐慌。二是进行舆论引导。除了新闻报道外, 舆论引导是媒体的又一大功能。在甲型H1N1流感期间, 我国媒体较好地发挥了这一功能。如新闻报道《面对首例二代病例:不恐慌, 不轻视》 (见新华网5月29日) , 报道强调了党中央、国务院对防治甲型Hl Nl流感工作的重视, 并用事实说话, 鲜明地指出这次流感疫情是可防、可控、可治的。同时, 针对二代病例出现, 提醒人们高度重视。既给了人们战胜流感的信心, 又成为鼓舞人们继续与流感战斗的动员, 取得了较好的舆论引导效果。三是进行心理疏导。在甲型H1Nl流感期间, 针对公众容易产生的惊恐、不安、紧张等不良心理, 媒体通过报道及时进行了心理疏导和心理抚慰, 排解负面情绪, 消除不良心理倾向, 把公众的情绪引导到健康、向上、乐观、理智的方向上来, 从而为战胜甲型H1N1流感打下坚实的心理基础。
社会歧视———人文关怀:公众由互不信任到和谐友好
首先, 过度防范引发信任危机。过度防范即过度防范心理。心理防范是人的一种本能的适应性反应。人们总是有意无意地运用心理防范来避免精神上的痛苦与压抑。适度的心理防范不仅对于预防和治疗身心疾病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 而且对于应对突发事件也有着重要的避险与调适作用。但如果人人自危, 就会形成过度心理防范。过度心理防范是一种病态心理, 表现为妄想、惊恐、退缩或歪曲现实等 (2) 。过度防范导致:一方面, 人与人之间不信任。从社会学的角度看, 信任是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维度, 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相互交往、相互关系状态的反映。在突发事件中人们普遍出现的负面心理反应即心理危机本质上是一种社会信任危机。它首先表现为个体对自己所处的环境丧失信任之后的应激性反应。一旦发生危机事件, 人与环境间的和谐信任关系就会被打破。沈毅认为, 非典的冲击波导致了社会的恐慌、焦虑等心理情绪的蔓延。在这些现象背后, 非典事实上造成了社会中人际关系之间不信任的结果。这种不信任不仅蔓延在陌生人之间, 冲击了社会的一般信任度, 而且侵入到了熟人乃至关系密切的亲友之间, 这种对密切信任关系的冲击是在长时间内难以修复的。 (3) 口罩的风行尽管有利于一定程度上防止受感染, 但同时也为对他人不信任注脚。不信任突出表现为对非典病人的歧视甚至敌视。一旦某人被确诊感染上非典, 一切将随之改变, 隔离期间人们对其畏如狮虎自不必说, 即便是康复或解除隔离, 也处处遭受歧视, 被人视作洪水猛兽, 唯恐避之不及, 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这便是当时发生有非典患者逃避隔离、逃离医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另一方面, 公众对政府不信任。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是国泰民安的重要前提, 古语有云:得民心者得天下!相反, 如果公众对政府丧失了信任, 民怨沸腾, 危机和矛盾丛生, 社会就可能陷入动荡, 政局就可能不稳。政府在重大突发事件中的管理和应对是衡量公众对其信任指数大小的重要标尺, 在重大突发事件中, 政府的领导和指挥至关重要, 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积极应对有利于增加公众对其的信任指数, 反之, 则降低。非典危机初期, 一些地方政府反应的迟缓以及应对措施的不力, 加之对疫情的隐瞒封锁, 造成了公众对政府的猜忌与不信任, 并酿成对非典的社会性恐慌, 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 政府的形象和威望也受到极大损害。
其次, 友爱、宽容的环境和对生命的尊重换来彼此间的信任。一方面, 人文关怀无处不在。甲型H1N1流感期间, 人性化防控得到了充分展现。有关部门组织专家对专业性的防控知识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解释和宣传, 努力做到广为人知, 在社会上加强了健康提示, 组织人力对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乘客主动询问健康状况, 记录相关信息, 有问题主动及时联系, 体现了以人为本的防控理念。同时, 对甲型Hl N流感确诊病例、疑似病例以及密切接触者, 按照程度不同采取“集中医学观察”和“居家医学观察”区别对待措施, 透露出浓浓的人情味。对社会最为关注的集中医学观察和接受治疗人员, 相关措施也是充满人性化色彩。在接受医学观察和治疗的同时, 人们不但在饮食起居方面得到妥善安排, 和外界联系、保留工资收入等要求也得到充分尊重, 没有歧视和恐惧, 一切都在鲜花和慰问中进行。 (4) 另一方面, 公民意识觉醒彰显社会和谐。与非典相比, 甲型H1N1流感期间, 公民责任感的增强和由此带来公民意识的觉醒是这一时期的突出表征。内地首例甲型Hl Nl流感患者包雪阳病愈出院时, 他坦然面对媒体镜头, 既向被隔离者道歉, 又鼓励山东和北京的两位病友不要害怕, 并针对媒体“包某某”的称谓说:“我叫包雪阳, 我可以告诉大家我的名字。”在严峻的疫情面前, 这样一种健康向上的心态是难能可贵的:其一, 它有助于患者和治疗机构形成良好的配合, 及早治愈疾病;其二, 它有利于化解公众的焦虑心理, 增加全社会防控疫情的信心。这两种作用, 在北京确诊的病例中, 也得到了鲜明的体现。那位18岁的女生在出现症状后, 详细记录了自己的行程和身体情况, 并及时就诊, 为相关部门迅速找到密切接触者, 为阻断疫情的传播起到了关键作用。此外, 有海外留学生在网络论坛发出倡议, 建议留学生推迟回国, 若回国则在确认没染病后再行动, 并保留行程中的票据以便追踪。这一倡议得到了不少留学生的认同和响应。在当前的疫情防控中, 这种顾全大局、留意细节、谨小慎微的意识, 体现了公民的责任感。 (5)
甲型H1N1流感凸显我国公民意识的觉醒, 这不是一次量变, 而是在经历一次次灾难后引起的心理质变, 具有重大的里程碑意义, 它的意义不在于对流感本身, 而在于由此折射出的一种国民素质的跃升将成为我国最终实现社会和谐的一大法宝, 这是甲型H1N1流感带给我们的一笔弥足珍贵的财富。
摘要：甲型H1N1流感作为当前全球性的公共卫生事件备受关注, 我国政府和媒体在应对甲型H1N1流感时, 与非典时期封锁消息、隐瞒事实真相比较, 对相关信息的发布和报道要公开、透明得多, 相应地, 导致了我国公众心理由信息饥渴到信息满足、由恐慌到从容、由怀疑到信任的嬗变。
关键词：非典,甲型H1N1流感,公众心理
参考文献
[1]张维平:《突发公共事件社会心理干预机制的构建》,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南京市行政学院学报》, 2006 (3) 。
[2][3]秦启文、周永康:《公众在突发事件中的负面心理反应解构》,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 》, 2006 (1) 。
[4][5]徐剑生:《流感防控中的公民责任》, 《光明日报》, 2009年5月21日。
公众心理 篇2
微博、微信等公开交流方式的诞生令信息的传播速度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但是随着该种模式的逐渐普及化, 其自身所存在的问题也开始浮出水面。首先即表现在信息的真实性上, 信息发起者对于信息的研究与处理并未达到能够形成新闻的要求, 准确性方面令人质疑。其次即表现在相关媒体为了提高自身的关注率, 相关人员就信息的发展性更多采取的是个人主观臆测, 并未经过实际的科学研究与专家的推论。本文将就复杂信息传播中的公众心理变化与传媒责任进行更深一步的探索, 以期传媒能够更好的承担其自身责任, 而公众也可以建立起全民新闻的相关素养。
1 信息传播初始阶段的民众心理
1.1 民众猜忌的形成
在新闻的传播初期, 由于信息自身与国民的生活或者工作息息相关, 会获得大量的关注者, 而对于该类关注者而言, 信息的实时性与有效性直接牵动着其心理反应。通过有效的信息能够令国民对于某一方面的认识达到一定的程度, 对自身的生活或者国家的现状了解都能够起到良性作用。有效实时的信息传播是公众了解刚刚发生或者未知事物的主要方式, 在该过程当中, 若信息的准确性存在自身的驳论或其它传媒公司对于该事态的发展具有不同观点时, 会导致公众对于信息的可靠性产生怀疑, 而随着该种现象的愈演愈烈, 个人或者组织会对信息进行相关的猜忌, 该种猜忌经过传播之后往往会对真实的现象产生极大的负面冲击[1]。
1.2 信息被关注度达到顶峰
人们对于已发生却并未确认的事情总是怀着好奇的角度来对待的, 而相关传媒对于信息的传播似乎也染上了该种“习惯”, 进行新闻的播报时, 未获得确切的消息即开始无的放矢, 而往往导致的结果都是在后续的新闻播报中对之前的结论进行纠正与反驳。此类情况的发生对于公众而言是一种精神上的折磨与挑战, 往往人类在出于信任的心态对某种事物进行确认之后是抱着愉快心理的, 而在此时, 若其所信任的目标再次宣称对某种事物的认知并不符合之前的理论, 将予以纠正, 对于之前选择相信该种理论的人而言, 其心态上的改变毋庸置疑。但即便如此, 在进行沟通与交流时, 民众还是控制不住的将该条消息作为主要的话题, 发表者个人的意见, 或猜测、或推理, 乐此不疲。
2 信息延伸阶段的民众心理
2.1 国民与传媒双方开始谨慎
在经历了消息的不确定情况之后, 跟踪报道与实时消息都无法给予民众满意的结果, 更多的是引起恐慌与焦虑。纷纷对相关事件进行抨击与嘉奖的同时, 将更多的时间放在了对新闻传播之后所出现的各种话题与舆论反应上, 人们开始根据自身的理解与判断支持有关的臆测和推断, 将消息的公众度推到风口浪尖。在对消息进行持续的追捧之后, 公众的心态从埋怨与焦虑开始向平缓转变, 由于无法在真正的意义上对消息加以确认, 消息最初所引起的轰动也变成了民众茶余饭后闲聊的话题, 再无更深的意义[2]。而由于之前消息所造成的不良影响, 传媒与个人臆测者之间保持了相同的步伐, 对于消息的传播开始变得谨慎。
2.2 公众对传媒产生反感
公众对于消息的关注过程当中, 大部分人处于想要得到一个结果的状态, 而小部分人则对消息的影响进行了追责和质问, 在该部分人群眼中, 消息的可信度与准确度都已失去了意义, 发生的事故或者现象已经无法挽回, 既然如此, 那么抱着求根知底的态度便更加显得滑稽与可笑, 任何人都无法将自身代入到事故关联者的感觉当中去即是对滑稽与可笑的认证, 该种民众心态的形成依旧是由于对信息失去了信心之后的外在表现。总体而言, 公众对于传播消息的可信度产生了较大的阴影, 在对于信息的筛选与是否选择相信方面形成了质疑性, 并且在内心呼吁新闻的提供者可以为信息负责, 为广大公众而负责。
3 新闻要素与国民素质
3.1 传媒行业的责任
传媒行业自身的职责即是对已经传播的新闻以及消息进行系统化的分析以及研究, 从而令广大公众对于新闻能够产生一个确切的认识和了解。在该过程当中, 传媒工作者的自身素质以及专业知识的相关积累占据着主导地位, 大方向上的思维正确以及实践确认的能力是达到新闻标准重要因素, 而当代传播技术的发达率与广阔性对于该类人群的要求也开始逐渐加强, 无论是当代的新闻媒体还是传统的消息传播组织, 在相关的工作当中应该注重于公众对其的看法与感官程度, 立足于当下公众的需求。我国当前传媒工作进行消息传播的方式已日趋完善, 但是在实际的新闻处理方面仍存在很大的问题, 通常情况下对于消息的确认都是采取“听闻”的方式进行资料收集, 进而对消息进行传播, 实际意义上的信息收集与分析都还停留在比较浅显的一个地步上, 该种情况与国外的媒体截然相反。在很多的新闻报道之中, 我国媒体工作者应对自身的职业标准进行一次反思, 通过与国外媒体进行差异化对比的方式寻求自身的突破点, 解决当前传媒当中所存在的一些列问题。
3.2 国民素质的培养
从另一个方面分析, 在新闻的传播过程当中, 国民自身的新闻素养同样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3]。当前对于新闻的处理, 传媒工作者更加注重的是将新闻的内容写的极尽煽情, 在阅读和准确性方面为国民打下了双重性质的朦胧感, 而一条重要的消息往往会经过多家媒体的传播, 在该过程当中, 由于个人的主观意识不同, 对于问题的理解方式也不尽相同, 该种情况的发生促使我国国民在新闻的挑选过程当中应该具有一定的主观意识, 对新闻的内容进行筛选, 以便获取最为直观、准确的信息, 而对于该种国民素质的形成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来不断完善。
4 结论
新闻消息的传播效果直接影响着国民的心理变化, 由于传媒工作者的过失极易造成国民对整个传媒体系的失望。面对该种现象, 我国新型传媒行业与传统传媒体系应与时俱进, 符合当前公民对于新闻方面的相关需求, 满足新闻自身的存在价值, 为我国的新闻传播行业正名。
参考文献
[1]田晓睿, 王丹琛, 董安邦.心理应激影响下公共危机信息传播机制研究[J].图书情报工作, 2014, 6 (2) :59-65.
[2]丁迈, 罗佳.心理应激影响下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的公众舆论流变——以“昆明暴恐”事件为例[J].现代传播 (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 2015, 9 (2) :50-53.
公众心理 篇3
对于什么是自媒体, 谢因波曼与克里斯威理斯联合提出了“We Medi (自媒体) ”这一观点的研究报告, 报告中对“We Media (自媒体) ”下了一个十分严谨的定义:“We Media是普通大众经由数字科技强化与全球知识体系相连之后, 一种开始理解普通大众如何提供与分享他们本身的事实、他们本身的新闻的途径。”他们认为, 网络自媒体的数量难以估计, 其拥有者也大多是“草根”身份, 网络的隐匿性给了这些草根“随心所欲”的空间。美国硅谷的IT专栏作家丹吉尔默在专著《自媒体:草根新闻, 源于大众, 为了大众》中的叙述可以说充分体现了自媒体的特点。自媒体包括微博、日志、个人主页等, 其中最有代表性也是目前应用最广的便是美国的Facebook和微信Twitter, 在国内自然是Qzone、微信和微博。
1. 由被动的受众到积极的“产消合一者”
1964年, 甭蒙·鲍尔在他的著作《顽同的受众》中提出, 受众通常是相当主动的。此后, 积极的、主动的受众这些称呼, 取代了被动的、消极的受众概念, 并逐渐得到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的认可。从使用媒介的出发点来说, 人们使用媒介的目的各不相同, 并且自媒体平台上的网民, 利用新技术进行信息的快速海量传播, 从信息的主动解读到信息的主动创造, 很大程度上是对传统传受关系的颠覆。传播科技的发展和进步解放了被动的受众, 有线电视为受众提供了数以百计的频道和多样化的节目, 录像机也将受众从固定的收视时间中解放出来, 从每日接触的大众媒介那里, 普通民众感受到了生活最明显的变化。尼葛洛庞帝认为, 未来将是信息的接收者而非信息的传播者决定所传播的比特最终以何种面貌呈现, 如到底是印刷品、声音还是影像。“大众”传媒正向个人化的双向交流演变, 信息不再被“推给”消费者, 而是人们主动将自己需要的信息“拉出来”并参与到信息创造的活动中。
2. 由“教堂传播”到“集市传播”
随着网络技术的出现和移动通讯技术的使用, 受众日益成为传播信息的积极参与者, 以专业性著称的大众传媒, 在历史上第一次发现, 其新闻守门人的霸权地位受到了新技术推动下来自自己服务对象的威胁。今天, 由于对大众传媒提供的新闻不满, 或想自己制作新闻, 受众将有力的技术工具和自己创新性的想法结合起来, 使自己向记者、新闻制造者和积极的新闻消费者等多种角色转变。美国自由软件运动的重要理论家埃里克·S·甭蒙德在著名篇章《教堂与集市》中用教堂与集市对商业封闭软件和自由软件进行了形象的比喻, “一种是封闭的、垂直的、集中式的开发模式, 而另一种是并行的、点对点的、动态的开发模式”。这一概念被方兴东将博客引入中国时借用, 他认为传统的大众传播是大教堂范式, 是“少对多”“少数人面向所有人的传播”, 而博客传播是大集市范式, 是“多对多”“所有人面向所有人的传播”, 微博和微信作为博客的便捷升级版, 又是现如今自媒体时代的代表产物, 更是一种“多对多”“所有人面向所有人的传播”。
二、社会情绪的心理学角度分析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社会大众会发现, 所有的群体都具有这样一个共同特征:构成这个群体的每一个人, 不管他的身份如何, 只要他们同时存在于一个群体, 那么他们就会拥有一个共同的心理——集体心理。当他们成为群体中一员的时候, 他们的感情、思维和行为已经完全不同于独自一人。并且从属于群体时的观念和感情, 在独自一人时不可能出现或者绝不会形成具体的行动。这就是心理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特点, 心理群体是一个由异质成分组成的暂时现象。当足够数量的不同个体通过各种途径聚集在一起的时候, 就像是诸多的有机物质逐渐汇聚在一起形成的细胞, 当这些类别成分完全不同的细胞组成一个全新的生命个体的时候, 这个全新生命个体的表现与构成他的细胞组织实质是完全不同的。完全不同的个体等于是组合成一种全新的存在, 这个全新的存在与构成这种存在的每一个个体其实并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那么为什么说群体可以创造出一种全新的存在呢?这也是我们可以拿来解释为何公共事件能够引起公众情绪共振的原因。第一是本能;第二是传染;第三是暗示。
第一个原因:本能。能够激发一个人最原始本能的决定性因素是数量。对于处于群体中的个人来说, 群体会带来一种强烈的“正义”力量, 群体就是正义, 数量就是道理。即或不然, 群体中的个人也会有一种“法不责众”的心理, 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下, 个人在做一些事情时就会显得理直气壮。但是当个人独处的时候, 后天的教育经历与内心的道德感都在对他起着约束作用, 使他会对自己的本能行为加以控制。群体的力量让人们摆脱了这些约束与羁绊, 使他没有什么理由再约束自己内心深处的放纵与不羁。并且, 人们总是认为单独一个人时必须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 无论是法律上还是道德上。但是在群体中, 群体就是法律和道德, 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因为身在群体中, 你就是无名氏, 无名氏可以不用为他所做的任何事情承担责任。于是, 曾经牢固地约束一个人的责任感就会荡然无存, 而群体得到的, 是最为原始的本能表达与宣泄。这也就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突发事件往往能够引起越来越多的人去抨击。平时看似默不作声的老实人, 在网络中或许早已变为言论上的急先锋。
第二个原因:传染。群体成员情绪之间的相互传染对群体的特点形成起着决定性作用, 并且决定着群体行为的选择倾向。个人的情绪能够迅速地感染另外一些人。有的情绪特别容易在群体中传染开来, 而另外一些情绪却没有什么特别效果。感性的、本能的情绪特别容易传染, 而理智的、冷静的情绪在群体中丝毫不起作用。处于群体之外的人能够感觉到这种现象的发生, 我们最多只能把传染视为一种催眠的力量——群体性催眠。曾经在1523年6月上旬的伦敦城中, 有算命者和占星家预言:泰晤士河将在1524年2月1日猛涨, 整座伦敦城将会被淹没。此后的几个月里, 所有的盲从者都开始喋喋不休地重复着这个预言, 于是更多的人相信了它。随着民众逐渐开始的迁徙行为, 更是加快了预言传播的速度。到了1月中旬的时候, 至少有两万人选择离开了伦敦, 许多地方只剩下了空荡荡的房子。在人们的心目中, 伦敦是一个注定要被毁灭的地方。最终, 泰晤士河并没有在预期的日子暴涨, 当愤怒的人们准备将预言家投入河中的时候, 预言家们却宣称自己计算错了一个数字, 所以洪水的日期提前了整整一个世纪。这种明显的胡言乱语却能够在群体之中得到信任与传播, 证明了这种来自本能恐惧的情绪力量, 的确具备了“传染病”一样的威力。除了令人陷入狂乱之外, 这种催眠还会摧毁一个人心理上的防御机制, 让人的表现突破其人格上的界限。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必然地被这种群体情绪所传染, 但如果他没有感受到这种情绪的话, 那么他就会沦为群体感情的敌对方。
第三个原因:暗示。人一旦选择进入了群体, 上述的行为能力与制约作用也就消失了, 这时候他的表现与还是独立个体时候的表现是截然相反的。正是这种暗示的心理力量导致了这种看似不可思议的现象。我们的潜意识就像是一个潘多拉的盒子, 一旦被打开就会释放出许多本能性的冲动力量, 而这些力量, 会使人做出一些与他的性格习惯极为矛盾的举动。
10月13日, 一篇名为《河南驻马店刁庄村, 大量城管进村强拆与村民互殴》的文章在微博、微信朋友圈内疯狂转载, 并配有多位村民倒地流血的图片, 文中指出, 驻马店市驿城区开源办事处刁庄村, 大量城管进村强拆, 与村民持砖块、石头群殴, 致使多名村民受伤, 甚至头破血流。这篇图文并存的文章最开始是在百度贴吧小范围的出现, 随后又得到多数网友利用微博微信能工具转载, 一天之内转载量过千, 贴吧评论过百, 得到了一定范围内的关注。大量网民仅通过这篇文章就“本能”的相信了文中所叙述的事件过程, 这种负面情绪迅速在公众之间“传染”开来, 引起舆论一边倒的局面。到7月14日, 事件风波很快就扩散到全国。国内多家媒体争先报道。为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 驻马店经济开发区开源办事处发出“关于刁庄村何东组集中‘治违’工作的情况说明”。从网友评论的部分截图中我们可以看到, 个人的情绪迅速地感染了另外一些人, 公共事件的突发性引发了公众情绪上的失控, 并逐渐演变成了不可控的事件。
笔者在论文期间做了一次问卷调查。本次调查采取了在线和离线两种调查方法。为了开展在线调查, 一是将调查问卷挂在一个省级重点实验室主页上, 二是在著名的专业调查网站“问卷星”网站进行注册。在线调查对象主要包括同事、朋友、学生、QQ群友、人人网好友、网站访客等。为了开展离线调查, 一是借会议、研讨之机开展现场调查, 二是组织学生深入学校、工厂、街头开展现场调查。本次调查历时4个月时间, 共收到调查问卷11404份, 其中在线问卷9675份、离线问卷172份。针对此问卷调查, 我们对市区人民进行了抽样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在驻马店地区使用用户中, 35%的被调查者在面对公共事件中的煽动时可以保持理智, 其中女性40%, 男性占55%, 而这个数据中, 40岁以上的占80%, 40岁以下的仅占20%。94.4%的人不认为突发公共事件中媒体的报道都是真实可靠的, 其中40岁以上的占95.8%。经交叉分析得到: (1) 女性在面对突发情况时理性程度低于男性。 (2) 中青年、高学历、城市人群、智力劳动者的网络使用率高, 并且更能保持理性态度, 并且年纪越大越理性。并且公众对部分国家职能的不信任, 导致公众在面对公共事件时容易受到本能的不信任感的驱动, 偏袒弱势一方, 容易造成事态的扩散。
三、结语
中国正处于由于快速发展造成的矛盾凸显期, 有些公共事件或者突发事件如果处理不当, 极易引发群体性事件, 而借助网络传播, 基于利益诉求的群体性事件也易于引起围观民众的共鸣并且造成较大的社会影响, 会给当事政府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压力。所以政府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 一定要充分意识到听取民意、科学调研的重要性, 及时把握群众的心理变化, 避免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使社会更为理性和宽容, 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活力。
摘要：近几年我国突发公共事件高发, 一些偶然发生的“小事件”由于自媒体的放大而瞬间引爆舆论, 演化为影响力大、涉及面广的公共事件, 造成了一系列的严重后果。唯有有效利用自媒体的特点, 把握舆论发展的趋向, 主动积极应对, 政府才能更好地引导舆论, 净化网络。
关键词：突发事情,公众情绪,共振
参考文献
[1]罗坤瑾.微博公共事件与社会情绪共振研究文献综述[J].学士论坛, 2013 (10) .
[2]申金霞.自媒体的信息传播特点探析[J].今传媒, 2012 (09) .
公众心理 篇4
一、我国高校朋辈心理微信公众平台建立情况
笔者关注了我国所有关于朋辈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微信添加微信公众账号中, 搜索关键词“朋辈”, 有47个搜索结果 (截至2015年3月31日) 。剔除重复账号、无消息推送的账号、非高校的企业账号以及个人账号, 最后筛选出24项作为研究对象。
(一) 开通状况
从开通的地域来看, 我国高校开通朋辈心理微信订阅号的省份共有十一个, 以广东、上海居多。而高校云集的北京、江苏两省市仅有3所高校开通。从开通的时间来看, 广东省江门市的五邑大学朋辈心理微信订阅号开通得最早, 于2013年9月开通。所调查的大部分高校均在2014年开通。在寒暑假期间, 未有高校开通。另外, 尽管研究样本量很少, 但仍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在2014年的4、5月份和10月份开通的数量最大, 这与我国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活动月开展的时间相一致。
(二) 信息维护情况
笔者认真翻阅了每个订阅号的所有推送的信息, 并对信息推送的频率和内容进行统计。有9所高校的订阅号能保证每天推送信息;2所高校每周推送二三条信息;4所高校每周推送一条信息;1所高校的订阅号会不定期地推送信息。其他8所高校的订阅号在开通一段时间后, 就不再有新信息推送。
内容涉及校园活动、心理文摘、心理测验、聊天贴吧、心理咨询预约等, 以图文信息推送为主, 鲜有视频、 音频和第三方平台的链接。个别订阅号会有多重菜单的设置。
从调查结果来看, 建立一个公众账号并非难事, 但如何使之成为朋辈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长效机制, 就需要拥有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工作机制与服务团队。当然, 由于各高校对朋辈心理咨询的理解和译法存在差异, 因此本次调查不能涵盖所有具有朋辈心理咨询意义上的微信公众账号。
二、朋辈微心理咨询在高校中的应用
所谓在高校中构建微心理咨询模式, 是旨在以微信公众平台为心理咨询与服务的媒介, 运用其提供的图文编辑、声像影音制作、消息推送、粉丝互动参与以及第三方平台接口等技术, 进行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宣传与辅导工作。
(一) 心理健康教育宣传工作的应用
由于心理咨询的特殊性, 其工作开展一直比较低调。高校心理咨询中心一般设置在较为隐蔽的楼宇或楼层。以表示对来访者的尊重、真诚、理解和保密。这种相对隐蔽的环境充分保护了来访者, 但同时也隔绝了在校的大部分大学生。而大学生正是朋辈心理咨询工作开展的对象。因此, 如何正确宣传朋辈心理咨询非常重要。微信公众平台能够既对订阅的个人信息隐蔽于公众, 又能公开地宣传各种朋辈心理资讯。微信公众平台具备的移动性、开放性、互动性能够使信息的传播形成回路, 形成信息反馈机制。
(二) 心理咨询员培养中的应用
朋辈心理咨询员的培养过程涉及选拔、培训、考核、 督导和志愿服务等程序[3]。该程序既包含高校普通教学环节, 如学习与考核, 又比普通教学环节复杂和立体。如选拔、志愿服务和督导培训等。朋辈心理咨询员来自学校各个院系, 其专业背景、性格特点、社交网络与学习空余时间很难相容, 这就对现场培养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微信公众平台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在菜单栏设置“培训报名”与“心理测试”栏目, 有意向的大学生就能够轻松完成报名环节, 以备指导教师的选拔。微信公众平台也能够在培训与考核中发挥超强优势。指导教师将培训内容推送到学员的手机终端, 学员就能够利用碎片时间进行学习、在线答疑与在线考试。随着第三方平台开发, 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可以开展微教学视频点播、微阅读、作业答疑与辅导、课堂讨论 (微信墙) 、在线考试、班会 (微社区) 等活动。
在朋辈心理咨询员志愿服务方面, 微信公众平台能够发挥很明显的优势。在实际工作中, 我们根据大学生常见的发展性心理问题, 把朋辈心理咨询员划分为各个微信志愿服务小组, 并根据小组所对应的服务内容制定微信心理服务栏目, 如学业咨询、人际咨询、情绪咨询、 自我意识成长性咨询等。每个小组的组长负责栏目信息的采编工作。最后由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教师统一推送。另外, 我们也很重视院系心理部干事和班级心理委员的参与。他们主要进行心理资料的搜集和朋辈心理FM的录制。通过广大学生的积极参与, 朋辈微信公众账号能够更广泛地辐射到学生各自的朋友圈, 使其力量更加强大。
(三) 心理咨询中的应用
微信公众平台在实现“一对多”的传播模式的同时, 并没有局限一对一的聊天模式。信息是双向式流动的。 订阅用户可以反馈图片、文字、语音、视频和位置等信息, 这就为实现朋辈微心理咨询提供了可能。当然, 朋辈微心理咨询开展离不开朋辈微信公众账号的精心经营, 离不开心理健康教育的大力宣传, 更离不开校园信息化的建设。
三、高校建立朋辈微心理咨询的应用价值
(一) 朋辈微心理咨询符合大学生心理发展特点
大学生的自我意识发展期正处于社会自我期到心理自我期的转变和过渡时期。他们既需要外界对自己的认可, 渴望被理解、关注、欣赏和鼓励, 同时又开始关注自己的内在对话。他们有能力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观察和内省, 勇于对外界甚至权威的质疑发起挑战。当今的大学生普遍是在“6+1”家庭模式中成长的1。相对于封闭和心理高压的家庭, 自媒体成为了宣泄和自我表达的最佳平台。大学生们可以在自媒体中展示自我, 发表观点, 传递祝福, 宣泄情绪, 自我治愈。
(二) 第三方平台为朋辈微心理咨询提供了技术支持
随着网络科技的进步, 大学生心理咨询已经由面对面的形式逐渐发展为以面对面为主, 电话咨询、网络咨询为辅的综合辅导模式。但由于电话、网络的时空距离感及虚拟特性, 使得人们常常有一种不真实的存在感。 这种感觉除了来访者, 咨询师本身也会感到在帮助来访者时缺乏力量。现如今, 微信公众平台越来越倾向授予第三方更多接口, 尽管有些平台没有向所有用户开放, 但这并不能阻止我们对权限放宽的想象。通过这些平台, 朋辈心理咨询员能够实现时时在线心理咨询、朋辈微网站的建立与维护、朋辈微视频的制作与宣教、朋辈微预约、朋辈微聊天、朋辈微心理调研、朋辈微心理广播等。
(三) 朋辈微心理咨询促进朋辈微心理场域的建构
在朋辈心理咨询中, 朋辈心理咨询师与来访者均为同辈群体。随着咨访关系的深入, 咨询师与来访者的角色界限也越来越模糊, 积极的咨访关系会促使双方各自优秀的心理品质向对方传递, 消极的心理品质会在关系中逐渐消退甚至瓦解, 双方在关系中相互存在、相互依赖、共同成长, 最终形成一个动态的积极心理能量平衡空间。在进一步的咨询中, 双方会在这个空间中感受到更多的共鸣, 进而使朋辈心理咨询师和来访者共同成长。这个相互依存、相互感受、共同成长的积极的心理关系共同构建成朋辈心理场域2。
朋辈微心理咨询能够促进建立朋辈微心理场域。朋辈心理咨询师可以人为而又不露痕迹地注入些健康积极的观念与情感, 以互联网的扩散性, 这些会被迅速地传递到每个在校大学生。朋辈微心理场域可以通过积极与励志、疗伤与治愈、放松与分享以及有争议的心理话题对场域内的大学生心理进行影响和指导。
(四) 构建校园心理健康教育五级网络体系, 提高心理危机干预工作效率
我国高校普遍建立起心理健康教育的“学校—院系—班级”三级网络体系, 也有部分高校针对第三级网络进行细化, 把班级拆分为整体班级生活与宿舍生活, 即扩展为以宿舍生活为中心的第四级心理健康教育网络[4]。朋辈微心理场域的构建, 能够促使线下心理健康教育网络迅速扩展到线上, 成为以上四级网络的技术串联, 并能够发挥其独特的心理健康教育优势, 可逐渐发展成为第五级心理健康教育网络。
当代大学生喜欢在网络上“晒心情”, 用以表达或发泄。对于处于心理危机的大学生来说, 他们往往是因为求助无门而导致发生极端的心理事件的。通过第五级心理健康教育网络, 处于朋辈心理场域内的任何个体能够及时发现这些极端危机的表达, 再通过互联网的迅速扩散性, 这些信息能够迅速传递到校园危机干预领导工作小组。因此学校能够及时处理危机, 化险为夷, 切实帮助到学生。
网络智能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 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要有与时俱进的精神, 以顺应新时期的教育服务形式变化。与任何新事物一样, 高校朋辈微心理咨询工作要想做好, 就必须做出自己的特色并且符合高校教学育人目标, 符合大学生心理发展需要, 符合朋辈心理咨询基本原则, 才能受到广泛认可。
摘要：朋辈微心理咨询, 是基于微信公众平台社会关系开展的朋辈心理咨询活动。文章从高校朋辈心理微信公关平台建设现状出发, 探讨了朋辈微心理咨询应用的方法、工作机制与价值。
关键词：朋辈,微心理,微信,高校
参考文献
[1]白浩.微信公众平台在高校教育领域中的应用研究[J].中国教育信息化, 2013, (2) .
[2]读书频道.微信公众平台发展历史[EB/OL].[2013-08-16].http://url.cn/Qf2k Nn.
[3]韩雪.高职院校朋辈心理工作站运行机制的实践研究[J].太原城市职业学院学报, 2014,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