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视角（精选8篇）
公众视角 篇1
据统计, 2009年春节黄金周期间, 四川6个重灾市 (州) 共接待游客721.96万人次, 实现旅游收入18.69亿元, 占黄金周全省旅游总收入的4成。四川省政协委员、省社科院区域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新前提出一项尽快开放“黑色旅游”的建议, 引发了一场对四川地震灾区是否应该发展黑色旅游的争论, 促使作者对四川发展黑色旅游问题做进一步的探讨。
一、公众视角下四川地震灾区开发黑色旅游研究
目前, 国内对四川地震灾区开发黑色旅游问题的争论, 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地震遗址是否适合用来发展黑色旅游
反对者认为用地震遗址来满足旅游这样的娱乐需求是不道德的。李书龙指出“倘若大面积地保存地震遗迹 (来发展黑色旅游) , 过度地宣扬地震所带来的悲伤情绪, 对于灾区人民走出心理阴影显然是十分不利的。”赞成者则认为地震遗址是独一无二的旅游资源, 万应慧就为地震遗址开展旅游活动做了辩解:“旅游也需要肃穆与凝重, 让游客的心灵受到震撼, 学会珍惜生活, 这本身就是好事。”
四川灾区人民更多倾向于开发黑色旅游来加速家园重建。经大忠 (省人大代表、北川县县长) 接受采访时表示, 北川已提出保护文化、旅游兴县、崛起北川的发展战略, 探索“北川特色”的旅游发展之路。
(二) 用“黑色旅游”来指代四川地震遗址旅游是否合适
有舆论认为“把人们到四川汶川大地震的旅游取名为‘黑色旅游’, 是极不可取的 (刘先明) 。”四川当地政府提出利用机会发展黑色旅游, 但是对外更多地宣称大力发展“地震遗址旅游”或“爱心灾区之旅”。可见用“黑色旅游”来指代四川地震遗址旅游在现实中多少有点难以让公众接受。
(三) 过早发展黑色旅游是否合适
舆论反对者认为“灾区开放‘黑色旅游’不能说不能搞, 而是说目前还未到时候。”一方面, 大量旅游者的涌入会给灾区带来诸多问题;另一方面, 灾区几乎不具备基础接待设施, 旅游者的安全得不到保障。
与此种观点争锋相对的是引发争论的王新前委员的建议, 他认为“5·12汶川大地震举世瞩目, 尽早开放地震遗址旅游可带动四川旅游业全面振兴。”当地旅游局相关人士表示:“尽快开放‘黑色旅游’是好事, 但必须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进行”。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政府对发展黑色旅游引导灾区重建的态度。
笔者认为引发这些争论的原因, 一方面是公众对黑色旅游的了解大多停留在表面现象, 没有深层次地了解黑色旅游的内涵及形成动机, 所以会出现利用地震遗址发展黑色旅游是否合适的争论;另一方面, 是现今地震灾区的社会心理状况及基础接待设施等方面是否具备发展黑色旅游的情况不明, 从而引起各方对灾区发展黑色旅游的争论。
二、由黑色旅游研究剖析争论原因
黑色旅游不是新生事物, 它可以追溯到欧洲中世纪朝圣者前往宗教殉难地的旅行。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 黑色旅游越来越被欧美发达国家引起重视。1996年, 哥拉斯哥苏格兰大学的马尔科姆·福利 (Malcolm Foley) 和约翰·伦农 (John Lennon) 首次提出“黑色旅游”。他们认为, 黑色旅游就是造访悲剧遗址, 或者是参观与历史有关的战场和刑场遗址的行为。国内胡传东和罗世伟将“黑色旅游”定义为:一种旅游者通过对黑色事件发生地的旅游景点或者模拟构造的黑色旅游情景的游览, 从而获得满足受教育、好奇心和受刺激等目的的旅游体验活动。可见, 学术上所说的“黑色旅游”实际是指代涉及黑色事件的旅游活动, 全无对遇难者的不恭不敬之意。黑色旅游渊源久远, 是社会发展以来一直就存在的旅游现象, 且其存在具有缅怀遇难者, 教育旅游者, 丰富旅游者体验的积极意义。
三、对公众视角下四川发展黑色旅游问题及具体措施的探讨
接下来将运用黑色旅游研究理论来逐一探讨公众视角下的四川发展黑色旅游问题。
第一, 是否利用地震遗址发展黑色旅游, 地震灾区掌握决定权。从四川地震灾区人民的态度来看, 他们除了痛楚的心情, 更要面对的是重建家园的沉重压力。随着旅游的悄然兴起, 很多当地灾民加入到旅游接待服务中, 获得的收入着实改善了他们的生活。而以爱心和科普的名义发展的黑色旅游会拉近灾区人民和大众的距离, 使得灾区得到更多的关注。像汶川地震遗址这类珍贵的科学考察与参观地点, 我们有义务通过旅游使得地震遗址的价值保存并发挥出来。
第二, 舆论普遍认为用“黑色旅游”指代地震遗址旅游不妥, 很大程度上与我国传统文化有关。黑色在我国传统文化中通常代表悲哀和不详, 这一称谓确实容易引起灾区人民的悲哀情绪, 黑色的字眼也让广大旅游者望而却步。我们可以用“四川地震遗址旅游”来总称地震灾区的旅游活动, 对于个别的线路和产品设计, 也可冠上如“爱心汶川之旅”、“遗址科考之旅”等名称, 赋予旅游产品更多的慈善性和科普性内涵。第三, 尽早开放黑色旅游是否合适, 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很多, 也是探讨的重点。我们看到的现实是目前各个灾区都在争取发展黑色旅游, 积极进行旅游线路的设计与旅游基础接待设施的完善。“我们最早看到了北川重建的希望所在, 那就是旅游先行”, 北川县县长经大中这样对记者说。现在灾区旅游发展正在进行中, 我们再提“不应”或“推迟”发展黑色旅游也无意义, 需要探讨的是在近期采取措施来有效地发展黑色旅游。
首先, 在灾区发展黑色旅游需要规避敏感性, 政府在开展此类旅游的过程中应发挥主导作用, 一方面对灾区人民进行心理引导, 使灾民更好地接受旅游活动的开展;另一方面, 要注意黑色旅游产品的设计及地震遗址参观地的构建, 使旅游者通过参观受到教育, 并在旅游过程中引导游客对灾区重建和灾民生活的关注。
其次, 安全问题要得到有效解决, 可以通过抢修旅游交通道路, 规划指定的安全游览路线与游览区, 做好防疫及排险工作, 强化旅游者的行动规范等措施来完成。
再次, 灾区基础设施要加快完善, 组织安排灾区人民提供旅游餐饮购物等旅游服务, 规范行业服务行为。
最后, 积极编制灾区旅游发展规划, 将黑色旅游的长远发展纳入科学规划中, 保证灾区地震遗址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公众视角 篇2
关键词 基层公共图书馆 服务体系建设 公众需求 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
分类号 G258.2
Abstract The summarization about the 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library service system at the basic level is presented in this paper in order to find out and then solve the key problems in its construction. It points out that the public demands， the crucial factors， must be made clear and supplemented in this study. It believes that to realize the grass - roots libraries’ value of exist， we should construct public library service system of public needs， always pay attention to the needs of the service object.
Keywords Public library at the basic level. Construction of service system. Public demands. Public library service system.
0引言
基层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隶属于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一部分。政府在社会发展各阶段制定相应政策指导基层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建立群众评价和反馈机制，推动文化惠民项目与群众文化需求有效对接”[1] 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新要求，为基层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指明了方向。为探索基层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的关键问题，本文主要采用文献分析与实践调研的方法，对基层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进行分析研究，认为要实现基层图书馆存在的价值，应该时刻注重服务对象的需求，建设公众需要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
1基层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研究综述
公共图书馆作为公共文化基础设施之一，是大规模、有序化集存与利用人类文化发展成果之需要的产物，其依靠政府提供的相关文化立法、文化政策、文化设施等，为公民提供信息获取权、阅读权等具体文化权利，满足公民的基本文化需求。公共图书馆与社会的关系密切，“不仅是全社会的文化设施和工具，同时也是保障公民基本信息权益的社会公共服务机构与制度”[2]。随着国家一系列公共文化政策的出台，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全面建设有了最高政策依据和改革目标，构建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成为政府和图书馆界学术研究的热门课题，并付诸规划及行动。
基层公共图书馆是指县、区级以下公共图书馆，服务对象是乡镇及农村公民，在建设覆盖全体民众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使命重大，“基层图书馆的发展状况，将直接决定覆盖全社会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以及普遍均等的公共图书馆服务能否实现”[3]。因此，业界围绕基层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可归纳为以下三条轴线。
（1）抽象层面的公共图书馆理念研究，是理论视角的公共图书馆本质分析定位。首先是对公共图书馆概念的解读。“公共图书馆是依据国家法律建立的，是受地方税收与自愿捐赠支持的，是被当作公共信念管理的，每一位维护这个城市的市民都有平等地享有它的参考与流通服务的权利”[4] 是公共图书馆的经典概念。基层公共图书馆是在基层政府公共财政支持下，并由政府组织与提供的一种图书馆的基本公共产品和服务[5]。履行基本的公共文化服务是基层公共图书馆的职能，它同时也体现政府满足人民普遍均等获取知识、信息需求的文化福利和规则。其次是对公共图书馆性质的研究。图书馆的发展受与其相关的社会经济基础以及人类历史文化发展的影响与制约，具有“他律性”，也受其相对独立的内部发生规律的制约，具有“自律性”； “他律性”“自律性”呈现出“双律性”辩证规律，制约着公共图书馆的产生与发展，主要表现在其“社会性”与“文化性”的辩证关系上，集中体现为图书馆的“公益性” [2]。再次是对公共图书馆事业的本质和目标即实现图书馆服务的“普遍均等、惠及全民”原则的定论。范并思强调公共图书馆精神实质是保障社会成员获取信息机会的平等，从信息知识角度维护社会公正[6]；程焕文专论公共图书馆服务的“普遍均等 惠及全民”原则，认为要坚决贯彻“公共服务普遍均等原则”、“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惠及全民原则”[7]。开启了中国公共图书馆发展的和谐理性时代。
（2）从制度层面进行顶层设计研究。其一，研读国家政策对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的规划、引领和指导。没有规划指引的建设只会是一盘散沙，构建不了自己的规则与体系，对建设的研究与实践也会促成规划的完善与深化，二者相辅相成，促进社会发展、进步。基层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正是根据国家宏观政策的规定完善、深化，一路向前发展。一直以来，按照国家政策和管理体制，我国的公共图书馆建设被定位于文化建设的范畴，受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政策的指导。公共图书馆的社会性建设的凸显，是在党的“十七大”之后，主要体现在公共图书馆建设要为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和信息公平而奋斗。图书馆界学者紧跟、研读国家文化建设及社会建设政策，为公共图书馆建设研究寻求指引。文献[8]以农村改革发展的历史阶段性为视角考察我国农村公共图书馆体系建设，是解读、分析国家政策规定基层农村公共图书馆体系建设的典型。其二，依据国家对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的政策，对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进行顶层设计研究。这一层面的研究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自上而下为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定规矩、找出路的研究。在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的过程中，这种研究高屋建瓴、纲举目张，依托国家文化及社会建设方针政策，对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进行理性思考，为其制定科学规划。如文献[9]面对覆盖全民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和运行对公共财政的支付能力和图书馆职业的服务能力带来巨大挑战，研究公共图书馆的设置与体系建设；文献[10]对基层农村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进行专题思考，认为应该以整体化建设的道路规范农村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更是在国家政策指引下对基层农村公共图书馆建设的纲领性思考。
（3）基层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之建设模式探讨。首先是对模式的概括。于良芝、邱冠华、许晓霞等认为要以“自下而上的全委托、半委托式总分馆体系和自上而下的全委托、半委托式总分馆体系，以及完全（纯粹）总分馆体系”[11]等几种类型建设基层公共图书馆。其次，就模式本身来讲，经济发达地区与经济欠发达地区有所不同。以经济不发达的信阳平桥区来讲，形成的是“政府主导、统筹城乡、标准化建设、制度化保障、总分馆管理、文化站协同的平桥模式”[12]。
2 基层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研究必须坚持公众需求视角
十几年来，基层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的研讨与实践涉及基层公共图书馆建设的理念、理论、制度政策、顶层设计研究以及具体的模式建设，成果颇丰，奠定、完善了基层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的基础与根本。但是，这些对基层图书馆的研究与实践常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对待基层公共图书馆体系建设，忽视了民众对图书馆的认知与需求，多以政府和图书馆怎么做了，如何去做更好为中心来“指示”基层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缺少如何调动民众参与图书馆的建设及科学、公平地使用图书馆的研究。公共图书馆建设如果不想成为一种摆设，真正实现其价值，应该更多地调研公众的需求，向他们征集对于图书馆建设的良策，建设公众需求下的基层公共图书馆。
党的“十七大报告”及“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公益性文化事业要大发展，使人民的基本文化权益有保障。“在现实社会中，公共图书馆之所以为公共图书馆就在于其“公益性”，它为社会进步、民生改善和科学文化繁荣提供文献信息资源支撑”[2]。公共图书馆的公益性属性要求基层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必须充分考虑公众需求。
国家方针政策要求基层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必须强调公众需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适应时代需要建设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政策。要求“建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协调机制，统筹服务设施网络建设，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 [1]；特别是要求“建立群众评价和反馈机制，推动文化惠民项目与群众文化需求有效对接” [1]。这一方面推动了整体化建设基层现代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另一方面凸显了群众的“评价和反馈”机制建设在基层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中的重要性。文化惠民与群众文化需求有效对接，把上行的政策与下行的群众需求放在同一条平行线上，使群众需求下的基层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真正做到有的放矢、有效利用。
基层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实践要求其建设必须强调公众需求。在政府和图书馆界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基层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以不同的模式、方式投入建设，并已基本建成了全覆盖的公共图书馆体系，但基层公共图书馆因利用率不高却被质疑为“烧钱工程”和以“供给可以刺激需求”的方式建设反映出基层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中公众需求的缺失。因此，基层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一定要以“依公众的需要，服务于公众的需要”为宗旨，建设“始终准备着为了所有的人喜欢读书”的基层公共图书馆。
3 如何建设公众需要的基层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
3.1 建构公众对图书馆的认知
建构公众对图书馆的认知是基层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注重服务对象需求的第一步。王宏鑫在探索基层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之平桥模式中，认识到“农村公共图书馆建设与公众对图书馆认知的建构”[10]关系密切、相辅相成，并认为“公众对图书馆认知的建构是观念冲突与更新的过程”[10]。可见，学者已关注到公众对于图书馆认知的重要。对于公众的概念，笔者认为 “公众”既包括拥有话语权的图书馆建设者，也包括使用图书馆的人民大众。图书馆使用者对图书馆认知的建构是公共图书馆建设的核心所在，是解决图书馆的存在到底是为什么的问题。要让公众明白图书馆是文化的集聚地，是文明的处所。文化是公民丰富精神生活、富足物质生活的“发动机”；文化让人的思考深邃，使人以更理性的方式处理生产、生活中的矛盾，避免冲突，挚爱和平；文化展示科技的力量，引领、推动社会经济发展。要让公众明白图书馆是一种生活方式。图书馆不仅是供人看书的地方，更是一个释放自我的地方，其洁净雅致的环境会让人放下生产生活中的疲惫，在书海休闲；图书馆功能齐全的设施，可使人在生产生活之余，尽情地欢歌起舞；在图书馆内阅读书籍可以获取知识、解决苦恼、摆脱无知和愚昧、增添自信和气质。
3.2 注重服务对象的宏观需求和微观需求
注重服务对象的宏观需求和微观需求是基层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的关键措施。宏观需求是自上而下的，而微观需求则是自下而上的。自上而下的宏观需求是指民众对图书馆建设在制度保障方面的要求，自下而上的微观需求是民众自身对图书馆建设的具体需求。自上而下有了制度保障，自下而上有了具体需求的介入，就能实现基层公共图书馆的有价利用；上下对接，才是基层公共图书馆建设的完善之举。以农村基层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为例，随着国家对农村政策制度的一系列变革，农民在物质富足的同时对公共文化、大众教育、科技发展等的需求也随之变化，这就要求农村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在制度层面适应形势需要，不断调整规划。1950年，文化部在《关于1950年全国文化艺术工作报告与1951年计划要点》中提出：“在有条件的村、镇设立图书室，发展农村图书网”[13]，农村图书馆（室）随即出现；1981年，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关心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指示》及《关于活跃农村文化生活的几点意见》的要求，农村图书馆等文化设施与机构在集镇和村庄逐步得以建设；2002年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开始实施，当时是一项惠及大众的重要的文化基础工程；2011 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建设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要求以政府主导，强调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2014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出台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新方案。文化惠民政策与群众文化需求有效对接，推动了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的建设。
基层民众对建设什么样的图书馆最有发言权，他们对图书馆外在环境的需求是其对图书馆建设的基本需求。据调研，基层民众不需要建设“高大上”的星级图书馆，但一定要“安静、干净、敞亮”。藏书建设是大众对基层公共图书馆建设的核心需求。基层图书馆的藏书建设一定要体现“基层”和“实用”，但也要有经典名著，以适当拔高基层民众对精神生活和素养的追求。要加强服务于特定对象的藏书建设（如满足“留守儿童”的需求）及地方文化的藏书建设等。服务是基层公共图书馆体系建设的重中之重，要强调服务的重要性，要了解服务对象的需求，要明白服务的目的。服务前要学会交流，服务中要做好交流，服务后要保持交流。基层公共图书馆的存在不是政绩的炫耀，而是要解决人民的实际需要。
3.3 认真做好宣传工作
深入了解基层人民大众，做好图书馆建设的宣传工作是基层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注重服务对象需求的具体措施。
基层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中，要加强国家文化、社会建设政策的宣传，以使基层大众明晰文化建设的大方针，以主人翁的姿态投入到图书馆的建设和使用中去。从图书馆界对国家关于图书馆建设的政策性研究可以看出，社会发展的每一阶段，针对当时新的形势，国家都及时提出文化建设政策。这些政策、方针不能仅仅在管理者层面宣传，在学术界层面研究，更要真正地贯彻到群众中去。唯如此，才能体现社会的平等，保障基层大众利用图书馆的权利。图书馆建设的宣传工作是其建设中不可忽视的一环。基层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中，要加强对公共图书馆建设 “普遍均等、惠及全民”的理念的宣传，充分保障基层人民理直气壮地享用社会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基层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中，也要加强阅读指导活动、文化娱乐活动等的宣传，使基层人民在利用公共图书馆时有的放矢，科学、高效。
3.4 基层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要体现地方特色
基层图书馆建设要在弘扬主流文化为纲的情况下，注重地方文化建设。一方面，要保存和管理好具有当地特色的悠久文化。基层图书馆要建设体现地方文化的主题馆，在存储、保护地方文化的同时，展示、传承地方创造的骄傲；基层图书馆要把举办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活动常规化，使基层大众以主人的姿态参与到当地文化建设之中，担负起文化建设的历史责任，并在责任驱动下创新文化建设。另一方面，在建设中要完善和发扬文化的地方特色。基层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应根据地方需要，因地制宜，建设主题鲜明的基层图书馆。比如，信阳市平桥区因形势需要，以关爱留守儿童为切入点，实施农村公共图书馆建设一体化，“突破农村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的专业化、标准化、均等化、整体化等诸多难题”，促进基层图书馆建设的完善。
基层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只要始终坚持“建立群众评价和反馈机制，推动文化惠民项目与群众文化需求有效对接”，建设基层人民需求中的图书馆，图书馆建设必然会“从承载文化、教化心灵、寄托希望的理想王国转变为必然王国”[10]。
参考文献：
[1]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EB/OL].[2014 -07-23].http //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1/15 /c_11816423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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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高莹.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在破解基层图书馆发展难题中的作用分析[J]. 河南图书馆学刊，2009（5）：94-95.
[4]Kent A. History of the Public Library[M]//Encyclopedia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New York ：Marcel Dekker，1980：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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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范并思.公共图书馆精神的时代辩护[J].中国图书馆学报，2004（2）：5-11.
[7]程焕文. 普遍均等 惠及全民：关于公共服务普遍均等原则的阐释[J]. 图书与情报2007（5）：4-7.
[8] 王宏鑫.我国农村公共图书馆体系建设的流变[J]. 图书情报工作网刊 ，2012（8）：18-22.
[9]邱冠华.公共图书馆的设置与体系建设研究[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0（3）：16-23.
[10] 王宏鑫.走向农村公共图书馆服务的整体化平台：河南信阳“平桥模式”研究[J]. 中国图书馆学报，2013（7）：4-14.
[11]于良 芝 ，邱 冠 华 ，许晓霞.走 进 普遍 均 等 服务时 代 ：近年来我国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构建研究[J].中国图书馆学报，2008，34（3）：31-40.
[12]王宏鑫.基层现代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的整体化状况分析 [J].图书与情报，2014（5）：70-74.
[13]倪晓建.北京地区图书馆大事记 1949-2006[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9.
宋冬梅 信阳师范学院图书馆、信阳师范学院文献信息研究所硕士研究生、讲师。河南信阳，464000。
管理学视角浅析小偷公众场合盗窃 篇3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 我们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腰包也变得更“鼓”了。他们也就自然地成为了小偷的觊觎对象。特别是在公交车、车站等公共场合, 按常理来说, 小偷盗窃的时候有很多人在场, 小偷盗窃成功的几率应该是很小的。但是事实上小偷盗窃成功的几率却是很大的,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本文将从管理学的新视角来剖析小偷能够屡屡盗窃成功的原因, 并提出相应合理的建议, 让我们的社会、国家真正实现持续健康的发展, 构建和谐社会。让我们可以更安心地走出家门, 不必再时时刻刻担心着自己的贵重财产。
以前的圣贤者们常常谈论着大同社会, 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给我们呈现的是一种淳朴的美好民风。现在的我们无论是在经济上, 还是在其他方面都比以前有了更大的发展, 但是却有越来越多的令我们心寒的不良现象的出现。盗窃, 当然也是其中之一。
二、盗窃的含义
根据刑法第264条的规定, 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秘密窃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公私财物的行为。
我们每个人都具有社会性, 所以不可避免地要和许多人进行接触, 扮演着不同的社会角色。诚然, 在这期间, 我们会遇到各个领域的人, 所以也就不能保证这些人的相关素质了, 正所谓“林子大了, 什么鸟都有”。衣食住行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必要条件, 所以我们会经常出现在公交车、车站、抑或是超市等公共场所。但是, 就是在这些地方, 小偷经常出没, 并进行作案, 实施盗窃。让我们人民百姓的财物受到了损失。有时候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有形损失, 更多的还有五行的精神损。那么失小偷在这些地方为何能够屡屡盗窃成功呢?接下来笔者将从管理学的方面来浅析一下其中的原因:
三、盗窃成功的原因
1、责任分散效应——视而不见
在民间常常会听到这样的俗语, 一个和尚挑水喝, 两个和尚抬水喝, 三个和尚没水喝。在理论上来说, 人越多, 力量应该是更大的, 更能够发挥其中的作用。但是实际上却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的责任没有具体落实到某个个别的人身上, 这样也就让大家没有明确的目标和方向, 当出现了相应的问题的时候, 大家总是会想着说,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责任, 解决了问题也不是我一个人受益, 所以就不应该让我一个人去承担。就在这样的推诿想法当中, 责任分散效应也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了。结果就是没有一个人去实施和解决问题, 产生不必要的后果。其实这种现象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政府部门“踢皮球”的现象。
当在公交车上、车站、超市等公共场合出现小偷盗窃的时候, 大家都怀想着这样的理念:如果我一个人去揭发小偷, 万一小偷对我不利的话, 别人也不帮我, 那自己岂不是得不偿失。不帮受害者, 自己也不会有什么明显的巨大的损失, 帮了受害者, 反而有可能让自己受到一定的伤害。在这样的情景之下, 人们会迫使自己去逐个权衡自己的各种行为可能引起的相关反应, 从而选择自己认为当时对自己来说是最合适的行为, 无论这是习惯使然, 还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人们总是会选择前者。当出现了生命安全和道德二选一的困境之中时, 大多数的人们做出的相应决定, 却不再以道德为指导。
小偷也正是利用了民众的这种明哲保身的心理, 钻了责任分散的空子, 成功实现了盗窃, 加剧了小偷恣意妄为的风气。
2、知觉理论的选择性——各有所好
当人们出现在公交车上、车站、超市等公共场合的时候, 都是有着自己的目的性的, 也即是说, 都有相应的事情等待着自己去完成, 也就不会有其他的时间去关注与自己所做的无关的事情。当然, 我们每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是不一样的, 从而我们所关注的事情也就会有相应的差异, 也就是管理学上所说的知觉理论的选择性。
所以,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并不是人们不愿意去及时揭发小偷、帮助受害者, 而是根本就没有发现这样的情况发生。
3、一次性博弈——事不关己
其实, 我们的生活就是博弈和选择。
在这些公共场合当中, 人海茫茫, 擦肩而过。在生活中能够继续有更多的交集的可能是不大的,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大家进行的更多的是一次性博弈。在这种心理的暗示作用之下, 人们采取的相应行为便不再是以长久方向为指导, 而只是在乎眼前的。所以, 当在这个时候, 遇到了小偷盗窃之时, 为了自己的个人眼前利益, 想要见义勇为、挺身而出的人是很少的, 甚至是没有的!
针对此我们可以采取以下措施来抑制、防止小偷盗窃:
四、防制措施
1、道德自律——树立良好的社会氛围
要想消除这种类似的集体行动悲剧, 笔者认为最重要的就是道德。当大家都在一个有道德的良好的社会氛围当中的时候, 抑制、防止小偷盗窃就不再是某一个人的选择, 而是大家的习惯。这样的效果应该是最可观和可靠的。因为我们能够采取的有形的具体的措施, 是客观、次要的, 只能起到一个相应的抑制作用。起决定作用还是我们自己, 是内因。
2、外部刺激——在公共场合安装监控器
当然,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 没有谁可以保证自己永远都不会犯错, 所以才会有相应的外部刺激来保证和监督人们的行为。
相关部门的管理人员可以在这些公共场合安装相应的监控器, 这样就可以抑制一下小偷的肆无忌惮, 产生一个惧怕心理。
3、后顾保障——立法保护见义勇为的行为
在我们当代社会, 出现了老人倒了, 到底该不该扶, 该怎么扶, 等等这些在以前不是问题的问题。对于在这些公共场合看见小偷, 到底该不该揭发, 该怎么揭发。之所以会出现这些问题, 不仅仅是人们的道德的缺失, 更多的是人们有一种后顾之忧, 害怕自己做了好事, 反倒被诬陷是自己干了坏事, 而且甚至还无法为自己证明。所以立法保护这些见义勇为的行为, 可以让大众更好地实践自己的相关行为。
五、结语
我们是社会人, 是道德人, 不应该让道德从我们的生活退却。要有一个清晰明了的参照点来检验我们的立场, 准确定位自己, 不让自己迷失方向, 摆脱那些困境。
在当代社会, 我们不能一味地去揣测别人在做什么, 会怎么做, 一切都以别人为自己的参照点, 只会做一个向外观望者, 而要学会反思自己, 做一个向内自省者!只要我们有了足够的内部自律和良好的外部监督, 一定可以让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加和谐美好!
摘要：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 我们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腰包也变得更“鼓”了。他们也就自然地成为了小偷的觊觎对象。特别是在公交车上、车站、超市等公共场合, 按常理来说, 小偷盗窃的时候有很多人在场, 小偷盗窃成功的几率应该是很小的。但是事实上小偷盗窃成功的几率却是很大的,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本文将从管理学的新视角来剖析小偷能够屡屡盗窃成功的原因, 并提出相应合理的建议, 让我们的社会、国家真正实现持续健康的发展, 构建和谐社会。
关键词：管理学,责任分散,小偷盗窃
参考文献
[1]张康之, 李传军.一般管理学原理第三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公众视角的食品安全监管研究进展 篇4
1公众视角的食品安全监管研究重要性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新公共服务理论的指导下,坚持以公民为导向已成为西方国家政府绩效评估实践的一种重要发展趋势,这种政府绩效评估模式强调“以人为本,以公民为中心,以满意为尺度”,重视公民社会与公民身份,重视政府与社区、公民之间的对话沟通与合作共治[3,4]。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社会发育逐渐成熟,我国正在进入 “公众麦克风”时代[5]。 由于食品安全的公共性和社会性,保障食品安全就成了政府部门的重要责任[6],同时也成了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环节。徐景和[7]研究指出,食品安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要切实维护好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公众对食品安全监管工作认可不认可、支持不支持、满意不满意,是检验食品安全工作成败的试金石。孔繁华[8]也指出,公众作为整条食物链的最后一个环节,保障食品安全不仅仅取决于政府部门,而且还依赖于公众的回应和共同参与。
2公众视角的食品安全监管研究现状
2.1消费者对食品安全认知
公众对食品安全的认知、态度研究是食品安全消费者行为研究的首要阶段[9],全面提升公众食品安全意识是做好食品安全监管的一个重要内容[10]。国内外均对其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如对食品安全的风险认知、对转基因食品的接受程度等。董晓梅等研究指出[11,12,13],不同人口学和社会经济学特征,如性别、年龄、教育水平和经济状况等人群对食品安全的认知不同,主要表现为中青年、高学历、高收入人群的认知度相对较高,同时认知差异还与公众的经历、信息获取来源等密切相关。建议针对重点人群、结合消费者需求, 切实提高食品安全宣传工作的有效性,不断增强消费者的食品安全意识[14,15]。
2.2公众对食品安全满意度、信任度
公众满意度问题已经引起了政府部门和相关学者的重视,包括浙江省在内的一些地方政府已把公众满意度作为食品安全工作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16]。马缨、赵延东[16]等对公众满意度问题研究较早,并将其理解为在对政府提供的“食品安全监管”这个公共产品[6]不了解或具备一定认识的基础上,公众会搜寻与之相关的信息并对其进行筛选处理,凭借自身所具有的价值观、信仰和过去的经验,根据所接受的信息或依据个人、家庭特征,对当前食品安全现状是否符合自身需求和期望形成的一种主观认定和价值判断[16],通常是一种社会公众共同意见和一致性态度的体现。魏洁[17]指出影响杭州市居民满意度的因素有每月食品消费支出、食品安全治理措施感知、不安全食品经历等。建议对公众满意度进行持续监测,及时核查和回应社会关切[16,18]。
随着食品安全事件的不断发生,国内外学者也开始关注食品安全信任问题,主要集中在对各主体保障公众利益的信任程度,及对各主体提供真实信息的信任程度来分析公众对食品安全性的信任程度,其影响因素可概括为个人特征、对利益主体的信任、对食品信息的认知和对食品安全问题的认知四大类,其中包括家庭结构、个性特征、信息来源等诸多因素对食品安全信任的影响都存在不确定性,并提出了重构食品安全领域公众信任和信心的对策措施[19,20,21,22]。
2.3公众对食品安全的参与
在政府食品安全监管失灵的情况下,积极寻求包括公众参与在内的多方食品安全治理新模式显得尤为重要[23],其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公众参与的重要意义、影响公众参与的因素及存在的问题、完善公众参与的对策与建议。王辉霞[24]、谭志哲[25]、王致民[26]等阐述了引入公众参与的理论基础和经验借鉴依据,指出公众参与食品安全保障是以公众为主体的一种食品安全保障参与,有利于大大提升食品安全监管力度,同时还指出了现有公众参与食品安全监管流于形式,操作性差,社会氛围尚未形成等问题,需进一步完善公众参与的体制和机制。黄辉[23]、谭志哲[25]、陈思帆[27]等研究指出,第一要完善公众参与的法律保障程序和制度, 同时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创新公众参与的监管制度;第二要加大宣传教育,培养公众参与理念,增强公众维权意识,在执法上大量吸收公众发挥“食品安全义务监督员”的作用;第三要完善信息公开、加大奖惩力度、拓宽公众参与渠道等配套政策,以增强公众参与效果。
3启示
我国食品安全监管研究主要集中在政策的描述及对现有政府管理失灵的分析上,而基于公众视角研究食品安全监管还处于探索阶段,特别是针对公众满意度、信任度和公众参与等方面的研究。与公众满意度、 信任度有关的影响因素[22],研究结论尚存在不一致的情况,有待于深入探讨;与公众参与有关的研究则主要停留在理论层面,缺乏具体的调查研究。同时,目前研究大多是横断面调查,缺乏动态的持续监测和比较分析,如今后可借鉴公众满意度相关理论成果,系统地对食品安全领域的公众满意度问题进行研究,了解其影响因素和动态变化趋势,在保证公众最大程度的参与和自身利益得到最充分的表达的基础上,有效地了解食品安全的监管环境,进而采取针对性措施增强公众对政府的信心。
摘要：社会公众是食品安全监管的重要参与者和支持者,该文着眼于公众视角,通过梳理国内外食品安全监管领域的研究成果,简要介绍了公众视角研究食品安全监管问题的重要性以及研究现状,包括消费者认知、公众满意度和信任度、公众参与三个方面,认为基于公众视角研究食品安全监管问题还处于探索阶段,今后有待于深入研究。
公众视角 篇5
一、环境群体性事件凸显了我国公众参与的不足
2012年, 环保部原总工程师、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副理事长杨朝飞披露, 自1996年来以来, 由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一直以年均29%的速度增长。其中由重金属和危化品污染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呈高发态势, 个别事件还上升为暴力冲突, 造成了十分恶劣的社会影响。环境群体性事件正不断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制约经济发展的一大重要因素。环境群体性事件的频发暴露出了我国环境保护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更凸显了我国公众参与的不足。
1. 环境群体性事件凸显了地方政府重经济轻环保。
我国以经济发展为主的发展模式使得地方政府重视经济责任, 轻视环境责任。目前, 我国很多地方发展经济脱致富的任务仍然繁重, 经济发展仍然是考核官员的主要指标, 而这种指标又主要是以经济总量和增长速度为核心的, 一些地方政府甚至沿用传统的“经济增长一票否决制”的思维, 把经济增长作为政府的主要目标。在这种情况下, 地方政府很难遏制经济发展的冲动, 对高资本投入、高资源消耗、高污染排放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有强烈的偏好, 用高强度开发向土地、资源、环境要经济效益。相应地把环境保护放到次要位置, 甚至不惜牺牲环境换取经济的发展。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公众对环境质量的要求提高, 当公众的环境诉求与政府的经济发展目标冲突的时候, 政府为了经济发展又千方百计维护经济投资, 当公众环境诉求无法解决时, 只能采取极端手段, 造成了环境群体性事件的频发。
2. 环境群体性事件凸显了我国公众环境维权意识的增强。
随着经济发展和生活质量提高, 人们已经开始逐步从基本的物质生活需求向高质量的生活质量需求过渡。在保障基本生存权的同时, 将清洁的水和空气等环境要求也作为了基本的利益诉求。最近几年频频爆发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地区如厦门、大连、浙江、江苏、成都、广东等都是我国经济比较发达、人们物质生活水平比较高的地区, 其关注焦点已经从生存问题转到了生活质量问题, 环境维权意识日益增强。而由粗放型经济发展带来的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破坏日益危害着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 引发公众普遍关心与担忧, 尤其是“癌症村”现象令公众十分恐惧, 害怕遭到类似伤害。因此, 一旦遇到可能造成污染的环境事件, 公众很容易产生抵触情绪和抗议行动, 这是导致环境信访和群体性事件增多的重要原因。
3. 环境群体性事件凸显了政府对公众参与的忽视。
2008年5月1日国务院《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环保部《环境信息公开办法 (试行) 》的生效, 原本给了环保团体和公众很大的希望, 以为环境领域的参与式民主进程迎来了春天。但是, 现实中政府信息公开的状况令人非常失望。一些地方政府为了促成建设项目, 推动本地经济的发展, 主观上不愿意公开建设项目的相关信息。社会公众基本无从了解项目审批和建设的完整真实信息, 经常是偶然发现了项目“不合法”或“不合理”, 而此时的项目, 有的未作环境影响评价却已违法开工, 有的环境影响评价已在公众参与不充分的情形下匆匆结束。如果没有媒体的曝光, 社会公众基本无从了解, 更别说参与了。在环境群体性事件酝酿之际, 公众通过各种渠道发现项目“不合法”或“不合理”的时候, 相关的公众会到政府部分反应意见, 表达关切和担忧, 对此政府本应积极吸纳公众意见, 深入群众中去查明根本的原因, 进而为利益受损民众的合理诉求找到可操作的解决途径。而现实中, 政府对日趋恶劣的环境问题不予重视, 拖延行动甚至听之任之、不予回应, 没有通过制度化的渠道对利益受损的民众进行补偿, 未对企业的排污和侵害行为进行有效制止。结果, 公众的利益诉求无法得到回应和根本解决的时候, 只能采取集体对抗的极端方式奋起抗争, 结果就酿成了严重的环境群体性事件。
4. 环境群体性事件凸显了环评公信力的缺失。
我国高度重视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2002年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2006年国家环保总局正式发布了《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 这是中国环保领域第一部公众参与的规范性文件。理论上讲, 除极个别未评先建项目外, 目前全国所有开发建设项目均开展了环境影响评价, 我们的环境应该是安全的, 尤其是预防和治理措施是到位的。但从我国频发的环境群体性事件看, 公众经常对环评的作用和结果是不完全信任的。究其原因, 民意表达不畅是重要导火索, 环境影响评价过程不够公开, 没有广泛发动群众参与其中, 对项目可能产生的环境影响和制定的预防措施没有及时有效公之于众。另一方面, 不少地方的项目环评论证会、听证会存在着走过场、流于形式的问题。而一些环评机构和专家理解地方政府抓发展的迫切愿望, 只要不会造成比较大的环境影响一般不会断然否定项目建设, 使得一些环评报告具有先天缺陷。而一些投资者在项目启动后对环评确定的防污治污措施没有认真落实, 项目一启动就发生了污染, 环评失去了应有作用。另外, 在项目建设中, 还存在着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造假的严重问题。以上种种原因, 导致群众对环评的结果不知晓、作用不认可, 环境影响评价缺乏公信力, 导致了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二、我国公众参与环境保护不足的原因
我国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不足既有法律制度方面的原因, 也有公众参与方式的因素, 更重要的是政府传统管理模式的惯性思维使然。
1. 地方政府片面追求GDP, 忽视环境保护。
纵观近年来全国各地发生的环境群体性事件, 其共同点是:发生严重污染的企业往往都是当地的支柱产业, 是地方政府的重要财政来源和经济增长的推动力。而经济增长又是衡量政绩的主要指标, 地方政府为了政绩, 片面追求GDP增长, 为招商引资不惜过度地付出环境代价。地方政府之所以不顾公众的利益诉求, 片面追求GDP的发展的深层次原因在于我国干部的政绩考核体制。目前, 我国对地方官员的考核主要是以经济增长为主要任期考核指标的, 基于此, 相较于公众的环境利益, 地方官员必然优先选择GDP和税收财源的增长, 从而导致他们容易采取重增长、轻环保的污染保护主义行为, 并与追求利润的企业家结成利益同盟。由于影响官员政绩和政治前程的是经济增长而不是环境保护, 是有资本的企业家而不是分散的公众, 面对公众的环境保护和环境利益诉求的时候, 地方政府常常会出现立场性的偏差, 会优先保护企业, 公众免于环境污染以及因污染受害应获得补偿的权利不得不退居次要地位。政府成为某些利益团体的代言人, 丧失了作为调节社会矛盾的仲裁者角色。在这种特定的环境下, 政府对公众参与采取有意无意的回避态度。更有甚者, 一些地方政府直接充当污染企业的“保护伞”, 对公众的意见和利益诉求完全漠视, 或者采取敷衍的态度, 在这种特定的环境下, 民众只能放弃制度化的渠道来解决问题的方式, 公民政治参与的无序化现象出现, 就导致环境群体性事件爆发, 这也使得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日渐降低。
2. 我国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法律制度不完善。
我国《宪法》并没有将环境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而加以确认。现有的立法基本上都没有直接、正面和系统地规定“环境公众参与”, 大多都是从间接的角度、侧面和局部地涉及“环境公众参与”。虽然有了若干关于公众参与制度的法律规定, 但是没有形成环境知情信息、环境立法参与、行政参与、司法参与和权利救济等各个方面法律逻辑体系。而且目前我国立法赋予政府的权力多于义务, 缺乏对政府责任的明确规定, 使得确立公众参与制度的目的不能很好实现。而且, 我国有限的公众参与制度以末端参与为主, 缺少源头参与。《大气污染防治法》和《水污染防治法》中规定:公众有权对污染大气、水环境的行为检举控告。而《环境影响评价法》和《环境保护行政许可听证暂行办法》的规定, 在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前需要征求公众意见。根据上述法律规定, 可以看出我国公众参与主要集中在行政过程中的两个阶段:已经发生污染阶段;已经立项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理应贯穿于有关环境立法、司法、行政等活动的过程中, 但现实是公众参与环保主要集中在行政过程的末端, 缺少有关环境保护立法等源头参与。总体而言, 现行关于公众参与的立法相对分散、较为片面并且法律位阶低:从宏观上看, 缺乏对于公众环境参与权等关键事项做出的明确的、直接的和系统性的规定;从微观上看, 仅对于环境影响评价的公众参与等个别事项进行了散见的、间接的和局域性的规定。由此导致环境公众参与的主体有限、方式单一和程度不深。
3. 重要参与制度存在着执行障碍。
政府在发展经济的冲动下, 会选择性的执行环境保护政策, 导致一些重要参与制度存在执行障碍。首先, 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存在执行障碍。为了保护公众对环境信息的知悉权,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环境信息公开办法 (试行) 》使公开环境信息成为政府法定义务, 并对公众如何申请获取信息做了程序上的规定。但是一些地方政府在涉及比较敏感的环境信息时, 往往进行有意无意的隐瞒, 通过尽可能多的方式使信息公示从时间上和空间上都缩至最小范围, 避免使公众知晓。其次, 听证会制度执行存在着流于形式的问题。听证会制度是重要的公众参与方式之一。听证流于形式同听证制度的优越性发挥也是当前的一个难以解决的矛盾。听证会的参与者往往没有考虑到真正的公众, 只是在有限的范围内选择有限公众的形式主义, 并不能真正反映民意, 表面的公正的模式下很难照顾到利益直接相关群体。即使是公众通过听证参与了环境决策, 其对决策的实际影响力以及决策结果的利益相关度也是打着问号的。最后,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存在造假问题。环评在公众参与部分的造假行为, 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感, 使得质疑、反对新建项目的群众越来越多。
4. 公众环境救济渠道不通畅。
就目前而言, 公众对环境问题的救济渠道主要有举报、信访和诉讼三种。大多数因为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中, 相关利益群体并没有在事情一开始就采取极端的暴力手段来表达诉求, 而是采取举报投诉、选取代表上访、向法院起诉等较为理性的方式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比起司法救济, 行政救济更直接、迅速、有效, 而且对于公众而言维权成本低, 但举报、信访对部分企业、投资者具有一定的制约力, 但对政府确定的重要规划和重大项目等事项就失去了作用。司法诉讼本应是最有效的方式, 但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不健全, 环保官司难打是社会公认的问题, 原告起诉难、举证难、法院审判难十分突出, 司法救济被大多数公众弃之不用, 这些做法使公众离法定的维权渠道越走越远, 不利于环境保护的长远发展。有数据显示, “十一五”期间, 我国环境信访30多万件、行政复议2614件、行政诉讼980件、刑事诉讼30件, 通过司法诉讼渠道解决环境纠纷的不足1%。当制度化的渠道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回应, 民众一旦遇到政府决策事项, 举报和信访遇到阻力时, 群众只有选择集体抗争或采取过激方式给政府施压, 以寻求解决路径, 这就引发了群体性事件。
5. 我国环保NGO组织发展滞后。
西方国家的环保NGO组织在环境保护和化解社会矛盾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它们既可以充当政府和民众的桥梁, 缓和矛盾, 又有助于增强民众参与的专业性, 还能监督政府和企业生态保护的自觉性。我国台湾应对环境抗争运动的重要经验之一也是借力社会组织。一旦环境问题产生, 通过组织的力量使得环境事件通过协商对话方式得以解决, 而不致发展成为群体性事件。由于我国的环保NGO组织起步较晚、数量很少且普遍缺乏政府引导, 同时还受到资金、运行体制等多方面的限制, 因此发展滞后, 使得政府与公众之间沟通的桥梁与枢纽缺失。当环境问题产生时, 政府与公众之间就会产生直接、尖锐的矛盾冲突, 最终酿成严重的环境群体性事件。
三、完善公众参与, 破解环境群体性事件困局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 公众参与不足是造成环境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原因, 因此我们必须改善公众参与的状况, 化解预防环境群体性事件, 破解我国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困局, 维护我国社会的和谐稳定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1. 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建设生态文明。
环境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根源在于高消耗、高排放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 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新要求。要解决环境群体性事件, 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把粗放式增长转变为集约式发展, 把高耗能、高污染转变为低能耗、低污染, 把高碳经济转变为低碳经济、绿色经济, 从依靠资源消耗向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实现“原料和能源低投入—产品高产出—环境低污染”转变, 从而实现环境友好、资源节约、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长期以来官员考核中GDP的比重过大是经济增长方式难以转变的原因之一。要真正转变经济增长是方式, 建设生态文明, 必须依靠制度的力量。党的十八大三中全会又明确指出, 建设生态文明, 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 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 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我们要以此为契机, 探索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干部考核制度、责任追究制度、源头保护制度等, 真正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建设生态文明, 从根本上改变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不协调的状况, 减少环境冲突和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2. 完善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法律制度。
要完善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法律制度从根本上来说就要重塑立法指导思想, 改变末端参与的模式。《宪法》应当明确将环境权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 这样作为其子权利的公众参与权才有依托。其他的法律和法规才能对其做更详细的规定。要积极利用当下正在进行《环境保护法》的修订工作的契机, 在环境保护基本法的层面, 确立和明确环境公众参与制度的应有地位和关键性内容, 保证公众参与贯穿于环境保护的始终, 改变传统的末端参与模式, 鼓励源头参与, 这既符合“预防为主, 防治结合”的环保政策, 也有利于充分保证公众的环境权利, 降低公众与政府之间矛盾激化的可能性, 使群众依法对环境保护进行公众参与, 减少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发生。等将来条件成熟, 应借鉴国际上公众参与比较完善国家的经验, 制定专门的《环境公众参与法》, 确保公众参与真正实现, 保障公众的环境权利。
3. 确保公众参与的重要制度执行到位。
在目前条件下, 当务之急是要确实保证公众参与的重要制度要执行到位。首先, 保证环保信息公开制度执行到位。政府要加强信息公开, 为公众参与提供基础保障。政府一方面应该完善环境信息披露制度, 建立一套覆盖环保行政许可各领域、各层次的环境信息披露体系, 用更加具体的制度和更加可行的程序来保证公众对环境事务的有效参与, 充分利用各种媒体的力量, 真实有效的发布相关及其, 让公众能够及时、准确地了解到自身周边环境的变化, 在污染项目引入的前期就可以及时地参与到政府决策中去, 增加事前监督的作用, 避免污染企业和公众之间的矛盾升级。其次, 保证环境影响评价听证制度执行到位。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对公众参与听证有了明确的规定, 但是由于对公众参与的规定过于宽泛、模糊和可操作性不强, 导致听证制度执行偏差的现象时有发生, 出现了走过场、形式化等严重问题。因此, 政府应严格按照法律制度的要求选择听证代表, 对听证的程序应更为透明, 听证的范围应该尽可能广泛, 同时要有相应的惩罚措施。通过强化公民环保参与的实效性, 来保证环境决策的科学化及合理化。最后, 坚决杜绝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造假。环境影响评价造假会影响公众与政府的关系, 是造成全体性环境事件的重要原因, 更严重的后果是造成政府公信力的下降, 因此要坚决杜绝环境影响评价造假。对于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要坚决按照法定程序严格执行, 公众参与要公开透明, 接受社会的监督, 并且要加大造假违法的责任追究, 提高违法成本。
4. 畅通公众环境救济渠道。
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其中大多都曾经试图通过法律的救济途径来解决, 但是由于行政或司法的环境救济渠道不通畅, 导致最后事件以非法律、非理性的方式爆发。因此, 保障公众的环境救济权也是保障公众环保参与的重要内容。当前, 要完善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环境公益诉讼制度赋予民众就污染和破坏环境的行为提起诉讼的权利, 一旦发生因环境权利受到侵害而引起纠纷事件, 就可以按照既定的环境公益诉讼程序提起诉讼, 这样会最大程度上杜绝非法手段的使用, 防范游行、堵路、围攻现象的发生。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突破原有“直接受害人才有权利提起民事诉讼”的现行环境诉讼法律规定, 最终形成任何公民都可以为了社会公共利益以自己的名义向国家司法机关提起诉讼的制度, 畅通民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渠道。
5. 发挥环境NGO的作用, 架起民众与政府沟通的桥梁。
在当前社会转型期及环境敏感期, 要想有效解决环境群体性事件问题, 仅靠政府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 必须要借助于社会组织的力量, 尤其是具有民间身份的环境NGO。环境NGO组织在我国的环境保护中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比如温州市的民间环保组织在2013年3月份组织的“江湖大会”, 对温州的水环境形势及保护进行探讨交流, 并就此与政府进行沟通, 获得了比较良好的社会效果。因此, 我国应加大鼓励、扶植、发展和完善环保NGO的力度, 扩大群众性环保组织活动的空间, 使它们在倡导节能减排, 发动公众生态维护参与、表达民众环保诉求、沟通民众与政府和企业之间的环保交流起重要的纽带作用, 这可以降低环境群体性事件所产生的机率, 对于从根本上解决环境群体性事件有着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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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视角 篇6
一、地方企业项目绩效评价的含义
地方企业项目绩效评价侧重于经济性、效率性及效果性的评估,针对于住宅设计、娱乐设施、地方环境及教育服务等多个领域,国际上对项目绩效评价包括其经济表现、企业效率、设施体系及企业绩效等四个方面从四个方面开展。当前我国对企业项目绩效评价从财政学、治理机制和群众需求等方面进行研究,随着当前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中国地方企业开始重视项目公众感受,并引入了满意度指数进行评价,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工作较为复杂,项目绩效评价应当重视少数民族群众的实际需求,评价内容侧重于经济型指标的实现,强调对项目成本超支、工程工期、投资回收期及社会评价等方面的评价。随着我国民族地区政策的推广,公益性、基础性公共项目逐渐推广,现行的地方企业项目绩效评价要进行创新和完善。
二、公众视角下民族地方企业项目绩效评价的特点
地方企业项目是一种公共产品或者公共服务的投资项目,其投资主体、资金来源方式和资金供应等带有特殊性,公共投资项目资金来源源于公共财政支出,随着公共投资市场的逐渐完善,项目投资来源的渠道更加广泛。公众视角下民族地方企业项目绩效评价带有以下的特点:首先是民族性,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及风俗等具有典型的差异性,其注重民族风俗的传承,生活方式和文化习惯都打下了深深的民族元素。因此企业项目绩效评估要体现其民族性,全面考虑评级主体、客体、文化价值等基本元素的特殊性,引入地方民族代表加入到项目评价中,凸显当地民族群众的需求,侧重于对民族问题的评估,贯彻尊重民族问题、尊重少数民族需求的自制评价理念,探寻适合民族区域的绩效评价方式。再者是其自治性,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给与了当地少数民族群众自治权,企业项目绩效评价要尊重其区域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因此作为企业项目的监督反馈方式,项目绩效评估具有典型的自治性特点。最后是公众性,企业项目绩效评估具有公众性的特点,地方企业项目投资的目的是服务于群众,是企业兑现其企业职能的重要手段,绩效评估是衡量少数民族群众满意度的重要参考标准,因此其带有很强的公众性。
三、项目绩效评价体系的构建
民族地区地方企业项目绩效评价应当满足当地群众的生活需求,以民族群众的需求诉求作为绩效评价体系构建的基准,以实现项目资源的优化配置,尊重当地民族群众的需求,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下面对项目绩效评价体系构建进行详细的阐述:
1.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公众视角下项目绩效评价体系构建应当体现公众的主导型,企业项目服务于少数民族群众,其对于项目质量最具有发言权,因此公众属于体系中的中心力量,针对项目质量、项目功能进行评价,选取关系到民族群众切实利益的指标作为评价标准。其次是真实反应少数民族的需求,企业项目绩效评价要深入到民族群众基层中,鼓励群众对企业项目提出相应的建议,并把这些纳入到绩效评价体系中,保证评价体系的客观准确。再者,要兼顾评价体系的公平性,注重项目绩效和公平性的结合,对不同主体的利益分配进行优化配置,构建工程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时,不仅要满足经济性、效率性等原则,同时要侧重于对当地社会效益、自然环境、风俗习惯的影响。此外,要侧重于绩效评价体系的公众操作性,体系指标的选择要综合考虑其代表性和科学性,保证所选数据和现有数据的衔接性,方便公众数据的采集工作。
2.指标体系的构建
在项目绩效评价体系中,对难以测量的指标采用分解的方式变为若干个子指标,从而形成结构合理的层次结构,形成总体指标、分层指标、单向指标的评价体系结构。绩效评价体系分为三个层次的结构:第一层,少数民族群众的公众满意度,其中包含工程形象、公众目标、感知价值、公众意见及公众信任等内容;第二层,囊括了调查问卷的内容,针对群众对项目的评价内容;第三层,对收集数据的集中分析和评估。民族地区地方企业项目绩效评价要包含服务设施建设、公众生活水平提高、少数地区群众满意度等问题,公开项目的预算资金,定期通知项目建设进度,在项目设计和环境保护方面引入群众的建议,提高少数民族群众的感知价值,减少民族群众的不满情绪,从而提升项目绩效评价质量。
3.绩效评价体系构建示例分析
本文以贵州地区企业项目建设作为绩效评价体系构建的研究对象,贵州地区北部拥有优良的畜牧业繁殖基地,针对畜牧业产品的深加工发展,当地企业通过财政投入的方式计划建设投资8800万元的优质肉质生产加工基地,提升当地群众的经济收入。针对这一项目绩效评价体系的建设,我们进行了如下的设计:
一是项目评价模型建立,模型建立要结合公众需求,畜牧业基地建设服务于当地的经济发展,其项目评价构建应当融入群众收入提升、当地经济发展及以点带面经济促进效果等指标,重点以少数民族群众的经济收入作为绩效评价标准,衡量企业项目的绩效。二是对绩效评价模型变量进行逐级分解,建立三级评价指标,针对项目对当地经济收入的促进,可以细分为三个方面的指标,即群众总收入、群众人均收入和群众消费,设置相应的评价调查问卷,通过对评价数据的归纳总结,建立数据评价标准。三是建立系统性的样本统计和分析,以调查问卷的方式来调研群众对企业项目的满意度,其包括项目质量是否达到期望值、项目对经济收入提升是否有效、项目在改善当地收入方面是否到达期望值、对当前项目的设计评价如何、项目对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促进作用、对当前项目的改进建议等,对统计的数据进行汇总,利用模糊综合评价法来对评价项目绩效。
4.绩效评价体系建议分析
少数民族地区企业项目绩效评价应当会鼓励公众参与,项目建设的目的是服务少数民族群众,因此其评价体系要集中反映群众的满意程度,同时要基于当地的民族状况构建模型体系,增强绩效评价体系的科学性,由于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风俗、价值观念和传统习惯等具有显著的差异性,项目评价要侧重于对其实际问题的解决,建立适合地区情况的评价模型。再者要建立项目分类质量因子库,企业项目绩效评级设计的内容较多,其对群众需求的体现也各不相同,为了能够精确有效的进行项目评价,就需要对总体目标进行分类分层,尽可能扩展项目质量因子,从公众视角出发来看待评级体系。此外,要建立相应的信息披露制度和信息反馈机制,以公众为主体对地方企业项目进行绩效评价,其最终目的是为地方企业提供参考意见,因此要对评级信息进行纰漏,保证信息渠道的公开透明,增强少数民族群众对项目信息的感知力,并真正感受到项目为其带来的便利。
四、结语
综上所述,基于公正视角的民族地区地方企业项目绩效评价体系要以满足少数民族群众的需求为根本,通过对项目信息的公开,让区域群众参与到项目绩效评价中,从而了解企业项目的运行状况,提高企业项目的群众和服务性,在保持项目建设严肃性和权威性的同时,主导企业项目惠及地区民族群主,提高企业项目绩效评价的客观性和科学性。
摘要：民族地区地方项目绩效评价应当以公众视角出发,以解决民族地区的需要为工作原则,提高企业的服务能力,增强民族地区人民对企业的信任感,从而优化各项管理工作的开展。本文以贵州地区的企业项目绩效评价入手,分析了地方企业项目绩效评价的含义以及民众观视角下绩效评价的特点,并提出了相应的模型以及绩效评价体系的构建方法。
关键词：公众视角,民族地区,企业项目,绩效评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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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视角 篇7
1 传统公众舆论引导机制存在的问题
1)传统公众舆论引导机制存在的局限性。传统媒体在传统舆论引导中具有一家独大的特点,其依据重要性的新闻价值标准对相关的议题进行设置,并且有选择地报道每天发生的事件,立足于版面、时段、实效等报道手段和方式对这些事件进行区分。同时利用配发相关舆论的方式,媒体可以实现对受众对事件的观点、看法的引导。因为受到当时经济、政治等各种因素的影响,舆论权基本上都是掌握在政府和媒体后中,政府只需通过对媒体的领导和引导就能实现公众舆论的引导,媒体基本上只是政府的喉舌,在这种情况下受众往往只能被动地接受媒体报道的信息,并没有形成互动和反馈,很容易开展舆论引导工作,详情见图1。
2)不具备完善的公众舆论正向引导机制。公众舆论正向引导运行机制是舆论引导机制的主要内容,其中包含着一系列的子机制,目前并没有关于公众舆论正向引导机制的权威概念,然而在其包含的内容方面却大致相同。通常可以将公众舆论正向引导机制划分为以下几方面的子机制,也就是舆情监测、分析判断和反馈评估等几个机制[1]。尽管近年来人们开始越来越多地重视其中的预警和协调机制,然而目前在公众舆论正向引导机制中并没有真正地融入预警和协调机制。在公众舆论正向引导运行机制中存在着较多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表现。(1)模糊的公众舆论引导主体。主流媒体在传统媒体时代具备先天的优势地位,因此可以将话语权轻而易举的掌握住,并且对舆论产生主导作用,进一步的对社会发展产生较大影响。在出现社会化媒体之后,这一形势出现了较大的变化,由于社会化媒体的用户规模变得越来越多,而且其具有非常便利与快捷的信息传播方式,通过社会化媒体终端任何人都可以在第一时间对各种信息进行传播和接收。由于舆论的生成模式和引导方式在现阶段出现了较大的变化,使得传统媒体的先天话语权优势受到了极大削弱,个人和各种网络社区等都变成了网络引导主体,因此舆论引导主体开始变得越来越模糊,并且形成了越来越复杂的格局[2]。与此同时,目前我国存在着众多的管理部门,面对着日益壮大的现代社会媒体和公众势力,这些管理部门之间并未形成有机的开展管理和引导工作的主体,没有明确不同管理部门之间的职责,因此很难正向引导社会化媒体环境中的舆论。(2)不具备完善的舆情监测机制。虽然我国目前基本上形成了舆情监测机制,然而舆情监测技术和范围很难真正地将社会化媒体覆盖起来,因此在监测舆情的工作中存在着一些短板,并不具备科学的公众舆论分析研判和预警依据。一旦出现舆情问题,面对着迅速蔓延的社会化媒体信息,舆情监测机制并不能够将全面正确的舆情数据提供出来,无法准确地对舆情进行判断,这样制定的舆情引导策略并不具备较强的针对性,因此在引导舆论的时候存在着较大的困难[3]。(3)缺乏有效的问责反馈机制。不管舆论引导工作成功还是失败,在结束舆论引导之后必须认真分析和总结其中存在的问题和经验,这就是所谓的舆论引导的问责与反馈,在公众舆论正向引导机制中有效的问责反馈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舆论引导主体在社会化媒体的环境中具有非常模糊的界限,因此有很多方面的权责和利益掺杂在舆论引导行为中,舆论引导格局呈现出混乱和多元化特点。由于并不具备问责反馈机制,很多人开始质疑政府和媒体的公信力和可信度,使得正确导向发挥的作用受到了极大限制[4]。
3)不具备有效的舆论引导管理机制。就现阶段而言,我国的公众舆论正向引导机制中仍然缺乏行之有效的管理机制,其具体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表现。首先,公众舆论引导管理机构的缺失:目前,在我国有很多管理部门在舆论管理工作中有所涉及,然而各个管理部门和机构之间具有十分模糊的职责,并不具备主体的管理机构,因此无法有效管理舆论引导中的各种问题。其次,公众舆论引导管理人员缺乏必要的素质和能力:舆论引导管理工作对管理者具有非常高的要求,要想合理有效地管理舆论引导工作,必须具备一支具有高水平的管理团队。然而目前我国的舆论引导管理部门中严重缺失高素质的舆论管理人才,因此很难有效地管理舆论引导工作,无法保证公众舆论正向引导工作的效果。
2 社会化媒体视角下公众舆论正向引导机制的建立与完善
1)建立健全舆情监测机制。在公众舆论正向引导工作中舆情监测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其可以将充足的现实依据提供出来,确保后续机制的顺利运行。为此,相关部门必须要积极地转变自身的舆论引导理念,高度重视对公众舆论危机的预防工作,避免在事态扩大的时候才实施引导和管理的问题。网络的普及和网民数量的增多,网络已然成为社会公众舆论的策源地,是网民探求信息、表达观点和诉求的最佳平台[5]。那些积极健康向上的网络舆论能有效地疏导公众情绪,消极、偏激的舆论则会误导民众,使矛盾进一步激化。目前的公众舆论存在着难以引导的特点,然而公众舆论的形成和传播过程并非毫无头绪可言,其本身存在着一定的发展规律。因此政府必须要对公众舆论形成和传播的规律进行认真把握,对有实力的主流媒体进行鼓励和支持,使其将舆情监测室建立起来,而政府要与之形成共享信息的合作关系,这样就可以确保党和政府及时了解民意,掌握民情,汇聚民智的第一手舆论引导资料。此外,公众舆论监测机制应该具有尽可能大的涵盖范围,除了要包括各种传统媒体和网络之外,还要将各种新兴媒体融入进去,这样在第一时间内舆论相关部门的领导就可以将民意民情掌握住,做好公众舆论正向引导的准备工作[6]。
2)建立健全预警机制。在具备了完善的舆情监测机制之后,就可以很容易地开展分析和研判公众舆论的工作。在做好舆情实时监测的基础之上,就可以分析和研判公众舆论产生和走向的能力,对其可能会导致的影响和结果进行科学的预测。形成完善的舆论引导研判预警机制,可以更好地正向引导公共舆论。研判和预警的最终目的就是正向干预和引导公众舆论,因此政府必须具备危机防范意识,依据舆情监测的各种信息,对舆论可能导致的各种不良后果进行分析和判断,当各种应对计划提前制定出来,及时化解危机,从而全面提升正向引导公众舆论的能力[7]。
3)建立健全互动协调机制。在社会化媒体环境下,各种新型在线媒体具有参与及时、直观、互动等优势,因此在公众舆论正向引导中,媒体和公众变成了不可或缺的主体。舆论引导主体的互动协调除了包括在舆论引导过程中各主体之间的合作和交往,还应该包括在处置产生舆论的事件时的协作。政府部门除了要对传统媒体进行充分利用之外,还应开展与各种新兴媒体的互动和合作,通过对各种新媒体、自媒体优势的利用形成正向的舆论导向。同时,政府和媒体需要高度关注与公众之间的互动和协调,对公众的反馈予以认真倾听,对舆论引导的方式和方向进行及时调整。此外,政府还应该将公众舆论引导和事件处置之间的关系协调好,通过合理处置事件的方式实现在传播中促进、推动健康而理性的正向公众舆论引导。
4)建立健全问责反馈机制。问责反馈机制主要是指在某一事件所引发的舆论中政府或媒体进行引导之后,对于在引导过程中的失误和问题,相关部门和公众可以对其责任进行追究,并且在明确权责之后予以合理的处罚。问责机制的建立应可由政府机构来主导,通过强有力的行政手段,问责那些没有对舆论事件进行及时解决和处置的相关部门和责任人,将导致舆论引导失败的原因找出来,及时加以解决,全面提升各引导主体的责任感和引导能力。此外,政府还应对舆论引导效果的反馈机制予以高度重视,对反馈信息进行详细搜集,从而科学合理的评价和判断相关部门和责任人舆论引导能力的高低,更好地开展公众舆论正向引导工作。
5)占据舆论引导主动权。随着网络的不断发展以及生活的多元化,社会上各种诱惑纷至沓来,干扰层出不穷,给公众舆论引导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这就要求舆论引导者必须切实增强公众舆论引导的主动性,要有主动的思想、情感和意识,去发现、挖掘社会的真善美。同时还要增强舆论引导的主动性,坚持主动出击、主动介入,争取在各种舆论事件中牢牢把握舆论引导的主动权,随时关注社会发展、公民情绪、网络热点,把一些畸形的东西消灭在萌芽状态中,打好主动仗,进而引导舆论走上积极、健康、向上的正气轨道,防止舆论走向出现偏差[5]。
3 结束语
毋庸讳言,作为一把双刃剑,公众舆论除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民意之外,还在矛盾凸显期表现出了较大的负面影响。为此,应高度重视社会化媒体视角下建立公众舆论正向引导机制的工作,通过对各种传播平台和新兴媒体的利用对公众舆论进行正向引导,并且做好对广大群众的沟通解释和宣传教育工作,使人民群众更加信任和了解党委和政府,最终能够全面推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
参考文献
[1]彭兰.社会化媒体、移动终端、大数据:影响新闻生产的新技术因素[J].新闻界,2012(16):3-8.
[2]黄立新.互联网时代网络舆论引导机制的构建研究[J].行政与法,2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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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史剑辉,龙耘.基于融媒生态视野的手机电视产业发展外因探析[J].东南传播,2011(11):18-20.
[5]刘凤敏.《桂声》是引导网络舆论的正向标[EB/OL].[2015-12-23].http://opinion.gxnew.
[6]陈建.社会化媒体舆论表达的民粹主义隐忧——以微博客的舆论表达为例[J].东南传播,2010(11):39-41.
公众视角 篇8
就政府部门而言,公众中医药素养建设的问题既是一个管理行为的问题,也是一个传播行为的问题,或者说是管理行为的自然延伸。在提高公众中医药素养的过程中,政府应该发挥主导作用。
1 建立公众中医药素养建设的工作体系
公众中医药素养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和广泛参与。在这一过程中,应在政府部门的主导下,动员全社会力量,建立科学、合理、协调、有效的工作体系。优化结构,突出重点,明晰职责,理顺关系,为深入推进公众中医药素养建设提供可靠的体系保障。
1.1 确立政府部门在公众中医药素养建设中的地位
公众中医药素养关系到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的健康。作为社会管理的执行者,政府部门在推动健康传播方面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在公众中医药素养建设中发挥着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1]。政府部门要站在维护人民群众健康的高度,把公众中医药素养建设纳入到医药卫生工作体系中,在全局中认真谋划、准确定位。根据政府部门自身职能分工,从政策制定、职能发挥、舆论引导、行为示范等各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加强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和保障体系建设,为提升公众中医药素养提供可靠保障。
1.2 完善公众中医药素养建设的管理体系
在政府组织框架内的机构、组织、团体是否积极参与进来,是否彼此相互协调工作并提供有力支持,是关系到公众中医药素养建设能否达到预期效果的关键因素。在我国现行卫生体制下,公众中医药素养建设的社会动员机制相对健全和完善,具备动员和协调多部门联合行动的条件。目前,需要建立健全一整套符合国情实际、现实需要、权责分明、职能完备的科学管理体系。因此,除卫生部门之外,包括财政、教育、科技、文化、旅游、交通等多个行政管理部门要密切配合,从组织行为学的角度构建科学完善的管理体系,明确公众中医药素养建设的领导机构、执行机构,建立部门间的协调与合作机制,完善政策法规,畅通信息传播渠道。
1.3 整合公众中医药素养建设的社会资源
公众中医药素养建设是一项复杂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广泛参与和积极合作。这主要包括动员三方面的社会力量:一是要发挥中医药行业的自身力量。中医药事业的发展,说到底是行业自身的努力。提高公众中医药素养,更需要全行业动员。二是要发挥学会组织、社会团体的积极作用。学会社团组织在社会中拥有特定而广泛的群众基础,结合学会社团活动宣传普及中医药健康知识,更能吸收广大群众参与其中,将有效的社会资源转化为推动中医药健康传播的直接动力。三是要发挥社会公众的力量。毋庸置疑,公众的需求、认同和支持是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基础和动力。几千年来,中医药植根于广大人民群众防病治病的实践,不断发展进步,逐渐形成了完整而独特的医学科学体系,为维护人民健康做出了重要贡献。因此,公众中医药素养的提高,归根到底要落实到每一个公众的身上。
2 实施中医药科普宣传项目
中医药科普宣传是提高中医药素养的有效途径。广泛开展适合于我国社会实际,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健康需求,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喜闻乐见的中医药科普宣传项目,对于推动公众中医药素养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
2.1 开展中医药科普宣传活动
科普宣传是普及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养的有效手段。在中医药公众素养的提升过程中,必须大力开展中医药科普宣传活动。如,近年来,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的“中医中药中国行”活动,就是全行业参与、全社会动员的科普宣传成功范例[2]。通过这一范例我们看出,中医药在我国基层医疗卫生实践和广大人民群众中具有广泛的社会需求和现实基础。中医药要进一步深入走向公众,必须要将科学性和实用性紧密结合,通过切实可靠的临床疗效和独特的文化内涵来赢得群众信赖,这也是中医药科普宣传的特点所在。同时,中医药科普宣传还要把握地域性、民族性等差异,将中医药的基本理论与地方民族医药特点紧密结合,体现包容性、开放性、科学性,不断扩大受众对象,取得更广泛的社会影响。
2.2 建立中医药科普宣传阵地
阵地建设是科普宣传的有效载体。中医药科普宣传活动要充分利用省、市、县各级中医医疗机构、社区卫生服务站等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和博物馆、展览馆、图书馆、文化馆、农村文化活动中心等公共科技文化场馆和基础设施,建立长期稳定、健全完善的科普宣传阵地。同时,还要结合人民群众的现实需求实际,采取有效形式建立流动中医药科普宣传阵地,以满足广大基层群众对中医药知识和技术的渴求。如,开展“中医大篷车万里行”活动,将中医药直接带到百姓身边,实行零利润科普,零距离宣传,让公众进一步认识中医药、了解中医药、感受中医药、享受中医药。
2.3 建立中医药科普宣传队伍
中医药专业技术人员是科普宣传的骨干力量。做好中医药科普宣传必须要建立专家化、专职化、专业化的科普宣传队伍。专家才能有权威,专职才能有信誉,专业才能有影响,建立这样一支中医科普宣传队伍才能真正达到宣传效果和预期目的。因此,要充分发挥两院院士、国医大师、国家名老中医等中医药权威人士在舆论导向和公众影响等方面的巨大作用,形成科普宣传的专家咨询队伍;紧紧依靠省市名医、文化名人、广大医务和科技工作者,组成专业化的科普宣传骨干力量深入基层开展中医药宣传宣讲活动;广泛发动中医药高等院校的大学生志愿者组成义务科普宣传小分队,深入广大城市社区、农村乡镇等基层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宣传活动,使中医药科普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百姓。
3 发挥大众传播媒体的作用
当今社会随着人们对大众媒体及其发布信息的依赖,公众对中医药信息的了解主要来自于大众媒体的报道,大众媒体在健康传播中扮演着独特而又重要的角色。
3.1 正确认识大众传媒在公众中医药素养建设中的作用
现代社会,传播媒介发挥着重要的沟通信息、传播思想的作用,在社会大众中具有广泛的影响力,要充分发挥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在中医药文化科普工作中的主力军作用,让中医药文化知识真正地走入农村、走入社区、走入家庭、走进军营、走进工厂、走进社会大众,提升人民群众对中医药文化的认识,让全社会都了解中医药常识、关注中医药发展、使其崇尚中医、相信中医、选择中医[3]。《中国中医药报》等报纸杂志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和媒体的社会责任,在弘扬中医药文化、传播中医药知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越来越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越来越多类似这样的媒体已逐渐成为公众中医药素养宣传的喉舌,掌握了舆论宣传的话语主导权。要不断加强公众传媒的建设,建立中医药公众传媒联合体,打造立体交叉、权威可靠的中医药信息宣传平台。
3.2 引导大众传媒恰当设置议题
议题设置是大众媒体在中医药素养建设中发挥作用机制的重要体现。大众传播具有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主要就是告知公众哪些健康问题或健康信息是最重要的、最迫切的,哪些不良生活方式或行为是最需要加以改变的。议题设置也是大众媒体发挥舆论引导作用的重要体现。设置什么样的议题和如何设置议题是现代社会加强中医药素养对大众传媒提出的现实需求。如,在过去的20多年中,艾滋病是大众媒体在健康传播领域为大众设置的最重大的议题,通过大量、持续的报道,大众媒体成功的把艾滋病这种在大多数公众直接经验之外的议题纳入到重要的健康传播议题之中,并引起公众足够的重视和全社会的充分讨论,从而为艾滋病预防与控制产生直接或间接的重要影响。
3.3 拓展大众传播渠道
随着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传播手段不断更新,人们获得知识、获取信息的来源和渠道日益广泛。公众中医药素养的提升有赖于多种传播媒介的共同作用。其中互联网在信息传播和舆论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显现出来,要充分开发利用好这个新型的大众传播媒体。加强政府卫生部门和中医药行业部门的网站建设,实现中医药信息资源网上共享,进一步完善服务功能,增强网络互动交流,突出网站信息内容的时效性和权威性。要不断开辟网络行业论坛。如“好医生论坛”目前已拥有20多万注册用户,总浏览量超过700万次,在公众中医药素养的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时,要发挥电视在传播媒介中的重要作用,开设专门频道、专题栏目乃至独立电视台来扩大中医药宣传影响。另外还要进一步巩固报刊、广播等传统传播方式,发挥其独特优势对中医药信息进行深层次报道。要充分发挥手机短信平台、户外广告、公益电话网络等新兴传播渠道,形成公众中医药素养宣传的立体网络[4]。
4 利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特殊契机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事件[5]。公共卫生事件是把双刃剑,其存在消极影响的同时,对于提升公众健康素养、传播健康知识具有特殊的重要作用。
4.1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于公众中医药素养建设有特殊意义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公众中医药素养建设中意义特殊。它为中医药发挥作用提供了有利契机,同时也为人民群众了解中医药提供了宝贵机遇。如2003年非典事件在现代医学无法有效遏制非典病毒蔓延传播,难以控制和治愈非典病情及其严重的后遗症时,中医药在这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利用中医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采取有效的中医药对症治疗,对于预防和控制非典的蔓延产生了重要作用。因此,全社会对中医药有了重新的理解和认识,中医药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影响进一步扩大。通过这一事件人们懂得了更多的中医药预防、保健等方面的知识,以切实的疗效使广大群众自觉地选择了中医药、接受了中医药、认识了中医药,客观上推动了全民中医药素养的提升。
4.2 权威发布传播正确知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都会伴随
着各种流言和谣言,这是一种普遍现象。因此,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提升公众中医药素养必须要确立权威的信息发布传播媒介,以达到正本清源、正确引导舆论的目的。如非典初期,权威信息缺失,信息失真引发谣言,小道消息肆意蔓延,引起社会不安,个别地方甚至出现恐慌性抢购风潮。从而可以看出,权威的信息发布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当中的重要作用。要确保信息发布权威就必须要深入摸底调研,掌握第一手真实情况,并在第一时间及时发布,只有及时公布权威信息才能使谣言不攻自破,同时使公众自觉接受正确的信息知识,避免因误信谣言而损害了中医药在群众中的影响。
4.3 专家声音引导公众行为
专家以其学术的权威和社会影响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理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对于公众行为引导一定要体现科学合理和以人为本,利用专家的技术专长及时为公众讲清事件的真实情况,发生原理和预防保护措施,做到以理育人、以理服人。同时,专家声音一定要通过权威媒体发布,避免出现伪专家、伪权威影响公众的视听判断,造成对公众行为的误导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二次伤害。目前从整体上看,政府卫生部门的专家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权威信息来源,这有效确保了健康卫生类新闻宣传报道的真实性、科学性和权威性。
公众中医药素养建设任重而道远,政府部门掌握着社会公共权力,可以有效地整合、调配及利用社会资源,在公众中医药素养建设中充当策划者、组织者和实施者,发挥政府部门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齐抓共管、多措并举、有效协调,必将对提升公众中医药素养产生重要影响。
参考文献
[1]刘宏岩,李磊.关于公众中医药素养的若干思考[J].长春中医药大学学报,2009,25(5):657-659.
[2]佟雪莲,李磊.多措并举提高公众中医药素养[N].中国中医药报,2011-6-20(3).
[3]孙光荣,邱德亮.做中医人,立中医心,践中医行:中医药文化建设的目标、价值与要求[N].中国中医药报,2011-9-2(3).
[4]李磊,刘宇莎,胡亚男等.吉林省公众中医药素养及需求调查报告[J].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08,29(5):75-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