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参与新闻传播（精选5篇）
公众参与新闻传播 篇1
科技传播与科技创新是科技工作的一体两翼, 对科技发展有重要影响。科技传播不光仅仅只是由政府、媒体和科学家的推动, 更需要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科技与人类社会的联系日益紧密, 加强科技传播成为当前科技发展的需求, 也是公众的需求。科技已经融入到公众的日常生活中, 对公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科技传播作为科技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应该像科技一样融入到公众的日常生活中。科技传播最为重要的方面是激起公众对科技的兴趣, 让公众参与科技传播, 自媒体的兴起为公众参与科技传播提供了新的途径, 搭建了新的平台。
1 自媒体与科技传播的结合:由单向传播走向公众参与传播
科技传播产生于人类科技活动的需要, 是“科技知识通过跨越时空的扩散而使不同的个体间实现知识共享的过程”[1]。科技对社会和公众的影响日益扩大, 但是很少有公众对科技活动进行质疑和主动参与到有关科技活动, 表达自己的诉求和维护自身权益。公众参与科技和科技传播是公众的权利而非义务。随着公民参与意识的增强, 科技活动不再是少数科技专业人士的专利, 一般民众也逐渐参与科技传播, 参与到科技决策。
公众参与理念近年来逐渐进入科技传播实践和研究的视野。公众参与是较新的概念, 西方学者认为公众参与是政治现代化的主要特征, 如诺曼·尼等认为, 公众参与是指平民以影响政府人员的选择及他们采取的行动为直接目的而进行的合法活动。[2]随着社会的发展, 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范围逐步从政治领域扩大到经济领域、科技领域和管理领域。公众参与的研究在中国兴起是在20世纪90年代。俞可平教授是中国较早涉足公众参与研究的学者, 他认为公众参与就是公民试图影响公共政策和公民生活的一切活动。[3]他指的公众参与是广泛意义上的概念。基于此概念, 公众参与科技传播可作如下阐释:公众主动参与传播科技信息, 推动科技信息的传播和分享, 试图通过科技信息的传播来影响科技政策和科技发展的活动。英国科学家、科学社会学者贝尔纳较早认识到公众参与科技传播的意义, 在1938年所著的《科学的社会功能》一书中认为, 报纸、科普书籍等科普方式有共同的缺陷, 它们都是被动的, 它们是一些关于科学的描述, 和它们无关的公众可以去听, 也可以拒绝去听。如果不让全体公民在一生的某些时间、许多公民在其终生都亲自积极参加科研工作, 科学就永远也不会真的普及起来。[4]
从整体而言, 科技传播事业经历了传统科普、公众理解科学以及科学传播3个历史阶段, 当前的科学传播阶段, 强调科技传播事业的公众参与。而之所以强调公众参与, 是由当前科技传播发展和科技事业发展的要求决定的。科技史和科技实践表明, 科技活动不是少数人的孤立行为, 也不是价值中立的纯科学行为。科技活动总是在社会场域中进行, 是一个由各种行动者参与博弈的过程, 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都会对科技的发展产生影响。科技的影响日益深远, 普通公众需要了解科技的发展, 这为科技活动的公众参与提供了可能性。国外在公众参与科技传播进行了较多的实践, 例如丹麦的法律明文规定, 凡是涉及争议的重大科技议题, 必须让公众了解相关信息, 并提交公众进行讨论。[5]近年来, 随着中国公众民主意识的增强, 公众在科技传播方面的参与也逐渐活跃起来。
但是显然, 传统的科技传播方式并不能满足公众参与的需要。传统的科技传播属于单向性传播, 参与主体主要包括科学共同体、政府、传统媒体。科技信息从科学共同体经由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流向普通公众, 科学共同体和传统媒体是传播主体, 而普通公众则是被动接受者。越来越多研究者质疑这样的传统科技传播方法是否能够唤起公众对科技知识的热情, 是否能够增进公众面对科技风险时的判断与决策能力。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传统科技传播方式的转变势在必行。自媒体的出现, 拓展了公众参与科技传播的途径, 也为公众参与科技传播提供了契机。
自媒体又称公民媒体或个人媒体, 比较严谨的定义是2003年“We Media (自媒体) ”研究报告中所说的:“We Media是普通大众经由数字科技强化、与全球知识体系相连之后, 一种开始理解普通大众如何提供与分享他们本身的事实、他们本身的新闻的途径。”[6]自媒体的出现和发展对公众参与科技传播起到了异乎寻常的作用。自媒体的使用者可以基于个人的自由意志决定他们发布的内容和接收方式, 真正显示了自媒体的自主性和参与性。自媒体不仅为科技研究者和科技爱好者提供了高效的科技信息交流与发布平台, 更为普通公众创造了亲身参与科技传播的有效途径。科技传播与自媒体的结合, 使科技传播的格局发生了重大的改变, 公众参与型科技传播成为科技传播的主流。
2 自媒体科技传播公众参与的现状
自媒体的典型应用为“博客” (包括群博客和个人博客) 、“微博” (包括新浪微博和腾讯微博等) 、“微信”、“论坛”和社区等。自媒体具有容易、迅速、广泛的特性, 已被民众大量使用。在自媒体时代, 科技不再是曲高和寡, 与科学有关的重大事件都能引来公众的热切关注与讨论, 甚至引发舆论热潮。李世石与人工智能的围棋大战引发全民围观;霍金开微博粉丝一天破百万, 网友纷纷感慨“科学就在我们身边”。公众不再是的旁观者和被动的接受者, 他们通过自媒体开始主动参与科技, 进行科技知识的分享与传播。
公众参与科技传播方式是一种具有民主精神的科技传播范式, 强调科技传播是公众参与科技活动和科技决策。与科普和公众理解科学的单向知识传播范式有很大的不同, 科普和公众理解科学是一种单向的知识传授。公众参与范式认为, 普通公众和科学工作者在科学发展问题上的地位是平等的, 而且科学发展需要与公众的交流和对话进行合法性建构。
本文通过引力波、冰桶挑战、转基因等不同类别的科技传播典型案例, 分析公众如何通过自媒体参与科技传播, 从而窥视目前自媒体科技传播公众参与的状况。
引力波发现是纯科学理论问题, 但却成为了2016年科技传播的热点。2016年2月11日, 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负责人宣布人类首次发现了引力波。11日深夜, 果壳网微信公众号推送了一篇名为《科学家直接探测到引力波了:今晚的“大新闻”到底说了个啥》的文章, 引爆朋友圈, “发布不到24小时, 阅读数达到200万, 点赞近2万, 随后我们微博的同主题推送, 转发超过13万次, 创造了3 000万的总浏览量……微信涨粉10万, 微博总涨粉6万左右。”[7]引力波新闻在各种自媒体中刷屏。引力波事件在微博平台上一共引发了两次高潮, 2月12日也就是引力波发现后的第二天其热议指数接近90万, 其中移动端占比91.4%, PC端占比8.5%。在2月20日, 也就是郭英森事件中, 热议度达45万, 其中移动端占比83.2%, PC端占比16.8%。引力波事件可谓公众参与科技传播的典型, 成为了一种仪式性的全民狂欢。从果壳网到知乎社区, 从微信公众平台到新浪微博, 无论是网络意见领袖还是普通网民, 都对相关信息进行转发、评论, 甚至是吐槽、创作。在引力波的发酵过程中, 公众摆脱了单向的科学信息接收模式, 变成了真正的参与者。
转基因问题是典型的争议性科学问题, 也是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的科学问题, 近年来不断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 成为了一个全民参与的公共性话题。公众多通过微博这一自媒体平台参与转基因议题的传播。崔永元和方舟子关于转基因食品的争论在微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公众纷纷通过微博参与其中。2013年9月7日, 多名网友参加了中国农业大学玉米试验基地现场采摘转基因玉米并品尝活动。9月7日, 腾讯新闻微博客户端发布题为“方舟子:应创造条件让国人天天吃转基因食品”的新闻。第二天, 著名主持人崔永元转发了该条微博并设立“转基因食品, 你吃吗?”的话题讨论, 对方舟子的这一论述和行为进行质疑, 崔、方二人关于转基因食品的论战就此开始。崔永元作为反对转基因食品的代表人物, 方舟子则是作为转基因食品支持者之中的代表人物, 同为公共领域的名人, 两人在腾讯微博上持续时间长久的交锋, 引发了公众对于转基因食品安全的极大关注。公众的这种广泛参与转基因争论, 一方面能够促使科学家和管理部门更加谨慎地对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进行评估;另一方面, 这种公众的广泛参与在一定意义上也能够更好地进行转基因知识的普及。
冰桶挑战则是由策划而引发的公众参与科技传播典型案例。“冰桶挑战”这项活动最初是在美国发起, 目的是让更多公众了解“肌萎缩侧索硬化症”这一病症。冰桶挑战在科技圈的诸多名人参与后开始在互联网上迅速走红。“冰桶挑战”在美国范围内的传播多数是在自媒体上进行的。科技大佬们上传冰桶挑战视频, 这些大佬们都有大量的粉丝, 关注科技大佬们的举动, 当看到视频后, 大量的粉丝进行阅读和转发, 形成病毒式传播的奇观, 从而使自媒体上充满“冰桶挑战”的相关信息。“冰桶挑战”不仅在美国得到了广泛参与, 在中国也同样引起了大量民众的关注。“冰桶挑战”被评为2014年中国十大网络科学传播事件之一, 足以证明其公众的关注度和参与度。“以国内的新浪微博为例, 搜索冰桶挑战可以查询到相关的话题讨论, 共有48.3亿人次的阅读量、443.5万人次的讨论量以及8.9万活动粉丝。”[8]众多明星参与扩大了影响, 使得这一活动传播范围广, 突破了地域限制。
通过3种不同类别的科技传播中自媒体公众参与的情况, 可以对当前自媒体科技传播公众参与的现状进行概括和梳理。
2.1 公众通过自媒体参与科技传播的积极性高, 参与意愿强
一直以来, 科技议题由于较为深奥和难懂, 通常只是由专业人士掌控, 普通公众没有能力也不愿意参与科技相关的议题。例如, 一些科学家就认为:“科学和医学是专业化程度极高的领域, 因此, 只有科学家才有资格和能力做出相应的判断和决定。”[9]随着公众素质的提升和民主意识的逐步提高, 公众对于科技议题的兴趣越来越大, 越来越主动参与科技传播。自媒体的出现, 为公众参与科技传播提供了方便的渠道。于是我们可以看到, 越来越多的科技议题在自媒体平台中出现, 公众通过自媒体来对科技议题进行传播、评论, 并进而影响科技的发展。公众通过自媒体, 可以与他人进行较为深入的沟通, 从而对科技议题了解更加全面。
2.2 公众参与在不同科技领域存在差别
科学技术所包含的范围广泛, 内容众多。通过对自媒体科技传播公众参与的情况来看, 公众参与活跃的领域主要在食品安全领域、生态环保、健康生活等领域。这些领域由于与普通公众的生活和利益相关, 所以公众参与比较活跃。例如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国外, 都是公众参与的活跃领域。公众在一些有争议的科技事件的参与上表现较为活跃, 例如核电建设、垃圾焚烧项目等, 都是公众关注的热点。近年来, 生态环保议题在中国的自媒体中得到了较为广泛的传播, 例如PX项目的选址问题。但是在一些离普通公众较远的科技领域, 公众参与则较少。一些纯科技领域的基础发现, 普通公众很少关注和参与。虽然说有引力波发现这样纯科技传播的案例, 但是这样的案例毕竟太少。
2.3 公众参与自媒体科技传播的效果有待提升
自媒体有别于印刷媒体和传统广播电视, 普通公众应用简单, 不需要把关人, 这使得自媒体迅速成为强大的传播工具, 但是同时, 自媒体也成为信息误传的途径。对于一些复杂、有争议的科技问题, 自媒体在进行传播时, 往往会放大错误, 这一点在转基因食品安全的传播中有较为明显的体现。普通公众由于对转基因知识了解不多, 经常在自媒体中传播一些有关转基因的谣言。通过自媒体参与科技传播和科技决策是一种弥散性参与行为, 较为随意, 也不是正式的渠道, 参与大多不涉及政治权力运用。美国学者雪莉·阿恩斯坦通过长期的实地考察和研究, 在1969年提出的公众参与阶梯, 他将公众参与从程度上划分为3个阶段, 非真实参与阶段:公众几乎没有发言权或决策权, 处于被操纵和受治疗的地位, 公众没有实际参与决策过程;象征性参与阶段:公众被告知少量的信息, 政府会在一定程度上向公众咨询意见, 或对可能的异议者进行抚慰, 但仍保留最终决策权, 此阶段公众参与的象征意大于实际意义;真正的参与阶段:公众的主动性进一步增强, 政府通过合作或授权的方式制定政策或做出决策, 甚至可能实现公民控制, 即完全由公民独立进行决策[10]。不少研究者通过实证分析发现, 目前自媒体科技传播的公众参与效果存在着一定的局限。例如, 范敬群等人通过对新浪微博中转基因“黄金大米事件”的传播发现, 公众在科技传播并未表现出期盼的民主辩论, 公众的反权力诉求在颠覆政府权威的同时, 也拒斥了科学的信息, 让阴谋论等谣言占据了话语权。[11]陶贤都等人通过对腾讯微博中崔永元和方舟子关于转基因的争论分析发现, 公众通过自媒体积极参与到崔、方论战, 但是方、崔的论争对公众了解转基因食品仍然没有起到重要的积极作用, 公众对转基因的认识仍然处在不甚了解的阶段, 可以说这持久的论战并没有达到对公众进行科普的目的。[12]如果将自媒体科技传播的公众参与和三阶段理论联系起来可以发现, 目前自媒体科技传播的公众参与大多是处于非真实参与和象征性参与阶段, 很少有真正的参与。
3 自媒体科技传播的公众参与机制
应该说, 自媒体科技传播的公众参与和其他形式的公众参与比较起来, 有其自身的特殊之处。公众参与科技传播的形式有多种类型, 包括参与科技听证会、参与科技辩论、参与科技对话等多种形式, 这些方式对推动科技发展都具有一定的意义, 但是也存在着范围小、影响力不足等诸多问题。自媒体科技传播的公众参与, 具备了影响力大、传播范围广、参与方便等特性, 因而成为目前公众参与科技传播的主要形式。
基于传播学以及公众参与理论, 可以对自媒体科技传播的公众参与机制进行分析和建构, 具体可以从参与主体、参与方式和途径、参与过程、参与结果等4个环节来剖析自媒体科技传播的公众参与机制。
从参与主体而言, 自媒体科技传播较其他的形式的参与主体大大拓展。通过自媒体进行科技传播, 每个个体都是媒体, 都可以通过自媒体来进行科技传播, 此时的公众不再是被动接受, 也不再只是局限于小范围的公众。传统媒体进行科技传播, 只有接触到传统媒体的受众才能接触到其中的信息, 范围有限。而在自媒体环境下, 这一状况得到极大的改变。从理想状态而言, 所有的公众都可以通过自媒体进行科技传播, 参与科技传播, 只要其有参与意愿和参与能力。自媒体状态下的公众参与科技传播, 公众不仅参与到科技内容的传播, 而且也成为了主动向外传播科技信息的传播源。
自媒体科技传播公众参与的方式和途径多样。自媒体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 自媒体的形式多样并且易于操作。自媒体相较于传统媒体对公众而言, 公众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与自由空间。公众通过自媒体参与科技传播, 可以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 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和途径参与科技传播。公众可以通过博客参与科技传播。公众可以通过论坛、贴吧等发起一个话题, 供大家讨论交流。公众可以通过微信朋友圈传播关注的科技信息。自媒体中公众参与科技传播型塑了一个科技公共领域, 从而使即便是个人在自媒体上的意见表达也带有某种公共性色彩, 而非纯粹私人性质的独白。
自媒体科技传播公众参与的过程复杂。公众参与科技传播的过程较为复杂, 面对不同的科技议题, 不同的公众会有不同的选择, 自媒体科技传播具有多向性, 从而使公众参与过程变得不确定。依据公众参与的程度, 可以将自媒体公众参与分为高、中、低三层次。在自媒体科技传播中, 当公众接收到科技信息后, 选择转发, 如发送到微信朋友圈, 进行二次传播, 从而扩大科技信息的影响力, 从而完成简单的参与过程, 此为低层次的参与。从目前自媒体科技传播的公众参与状况来看, 多数的公众参与属于此种低层次参与。中层次参与则是在低层次参与上的深入, 在简单参与的基础, 公众对科技信息持有疑问和感兴趣, 则通过自媒体向科技信息的发布者提问, 进行沟通, 或者直接向相关权威科学人士寻求咨询, 从而完成对科技问题的理解。高层次参与则是涉及到了科技决策的转变。在一些涉及公众切身利益的科技议题中, 公众通过自媒体参与表现活跃, 甚至通过自媒体的线上活动来进行线下活动的动员。例如在核电项目选址、PX项目选址等议题上, 公众通过自媒体进行科技信息传播、交流和动员, 促进了政府决策的转变。
自媒体科技传播公众参与的结果多元。公众参与科技传播的结果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 公众参与主体的意愿和能力, 公众参与的过程都会影响到参与的结果。总体而言, 公众通过自媒体参与科技传播具有多种结果。公众通过自媒体参与科技传播, 提升公众对科技议题的认识,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科技的发展和促使科技决策的改变。科技传播中的公众参与强化了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互信, 形成了政府与公民的讨论空间和互动机制, 体现的不仅仅是政府对公民问政的回应, 还基于网络信息的共享激活了社会资本, 有助于减少社会冲突, 同步营造了网络空间和实体社会的和谐合作秩序。
将参与主体、参与方式和途径、参与过程、参与结果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构成了自媒体科技传播的公众参与机制。当然, 公众参与机制要发挥功效, 受到参与整个过程中的诸多因素的制约。而且, 公众参与机制并不是直线型的运作, 其中由于不同的参与意愿或者方式, 会出现不同的参与过程和结果。因此, 在分析和评价自媒体科技传播的公众参与机制时, 不能做简单化分析, 要尽可能多地考虑到诸多的影响因素。
4 结论
自媒体为公众参与科技传播创造了理想的空间, 无中心、无权威的自由参与, 参与者不受身份、地位、性别、年龄、种族、职业、立场等的限制, 公众可以利用自媒体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诉求, 进行科技信息的发布和传播, 提供了公众科技话语表达的自由, 克服了其他参与形式无法逾越的局限, 为科技传播和科技决策提供了有效的途径。另一方面, 大量的公众参与可能引发的舆论失控, 许多不实的科技信息也在自媒体空间流动, 谣言横生, 威胁着科技传播的质量, 使公众参与科技传播的效果得不到发挥。
另外, 自媒体科技传播中公众参与的盲目从众行为也是需要注意的问题。自媒体科技传播中的公众参与行为, 依然遵循沉默的螺旋理论, 公众随大流地转发、转载信息, 认同自媒体中多数人的说法, 采取和多数人相同或相似的行为。这种情况在科技领域尤其突出, 由于普通公众科技信息的不足, 往往选择从众, 甚至还有可能发展成盲从, 从而加剧了恐慌程度。
从这个意义而言, 自媒体作为公众参与科技传播的平台, 尚有很多需要完善之处。公众参与的规范性和参与的积极性都需要提升, 需要进行一定的引导。科技传播领域与其他的领域相比较, 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因此, 在积极鼓励公众参与科技传播的同时, 也需要尊重专家的专业判断, 在两者之间寻求平衡。另外, 公众通过自媒体参与科技传播所产生的舆论需对科技发展和科技决策产生一定的影响力和约束力, 这样才能保持公众参与的兴趣和热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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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参与新闻传播 篇2
关键词：民主模型,科学传播,公众,科技决策
在西方科学传播建制化的进程中,各种旨在指导科学传播实践的理论模型诞生了。科学传播模型集理论性与实践性于一体,遂成为科学传播思想发展的风向标。所以,研究科学传播模型是理解西方科学传播理论的一把钥匙。“民主模型”是英国公众理解科学专家约翰·杜兰特在继本世纪60年代提出“缺失模型”之后建构的重要科学传播模型。“民主模型”强调公众通过参与科学技术决策,与科学家、政府间进行平等对话,从而实现科学传播。“民主模型”预示着科学传播理论正从大众传播理论的一个子集,向着摆脱“科学+传播”的简单框架,形成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方向发展。科学传播的模式也从“撒播”(dispersion)走向更高层次的“对话”(dialogue)。公众的角色更是发生了革命性的改变即从被动的接受者变为主动的参与者。这种转变不仅存在思想上的动因,而且具有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所以,本文探寻“民主模型”的思想基础,进而展开对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理论研究,从而探讨“民主模型”的现实意义,以期准确把握西方科学传播理论发展的最新动向,为中国科学传播理论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
一 “民主模型”的思想基础:
交流即参与
“交流”(communication)作为20世纪典型的观念,越来越成为哲学的核心概念。对交流概念的不同阐释直接影响了科学传播理论的发展方向。杜兰特早期提出的“缺失模型”以单纯地向公众传授科学知识的方式来转变公众对科学技术的态度和传统的科学普及理论一脉相承。“缺失模型”的主要观点是:“公众缺少科学知识,因而需要提高他们对科学知识的理解。”[1]“缺失模型”的交流模式是大众传播中的撒播。科学知识的单向性灌输,将公众变成了旁观者。在“知道”是参与的前提下,“缺失模型”显然是霸道的。
“民主模型”的建构实际上回应了由撒播而造成的“大规模传播的符号的广延度、系统性和推定效果,对民主的未来提出了棘手的问题”[2]9。大规模的民主需要广泛地符号扩散以达到规范性,并成为社会组织的首要动力。然而,单纯的撒播也许并非适合民主政治和道德生活的最好方式。因为,公众的意志如果只能听任专家们和煽动者的摆布,那么共和体制的理性就荡然无存。“民主模型”实际上提出了一种建立在“撒播”基础上的全新“对话”模式即公众通过参与科技决策,实现与科学家、政府间的对话。美国实用主义者杜威关于交流的核心观点:交流即参与成了“民主模型”建构的思想基础。
实用主义者认为宇宙是一个向人们敞开的意义世界。这个意义世界有着各式各样的称谓:皮尔斯的“第三属性”(thirdness)、刘易斯的“阐释的世界”(the world of interpretation)、杜威的“经验”(experience)及后来的“文化”(culture)。在杜威看来,经验世界由共享的符号和习俗编织而成。于是,交流活动和经验的形成就构成了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交流活动需要以公共的经验世界为前提,而经验世界的建立又需要交流活动的推动。这样,对交流概念的解释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主体主义的困扰,即交流受到外部客体参照的束缚或将交流直接简单地指认为人的内部心态的转变。实用主义下的交流概念表现出自我生成的本体属性。经验世界在交流中产生,而交流则在经验世界中得以进行。
从交流的自我生成性出发就不难理解杜威和米德所拥护的交流即参与这一理论。在他们看来交流就是参与一个共同的世界,而并非只是共享内在意识的秘密。交流需要一个共同的环境,而共同的环境也必然会在交流中不断形成。于是,意义变成了“参与的共性”,“行动的方法”,甚至是“可能的互动”。共同参与创造一个集体的世界就必然使交流蕴含民主问题。杜威认为参与性互动的消失或扭曲是最为突出的社会异化特征。交流模式转变就不再被限定为“撒播”还是“对话”,而是着眼于是否包含参与和互动。这也应合了杜威所谓的民主与权利的相互依存性。在否定自然权利论的个人主义基础上,杜威提出“维护群体权利”并认为“集体或群体权利与个人权利可以同时存在”[3]141。“民主模型”正是循着这一思路,将公众的权利和民主问题相结合,来指导科学传播活动的开展。
公众权利的行使与公众对待科学技术的态度密切相关。在“缺失模型”中,公众的态度意味着“支持或积极地评价科学、科学家和科研活动。”[4]57-74“民主模型”则将公众对科学技术的态度看成公众参与科学技术决策的结果。公众参与科学技术决策既是公众形成科技态度的前提也是实现科学传播的内在机制,更是实践杜威关于民主的根本原则即当手段和目的相一致时,民主才可能成功。然而,在实用主义交流思想的指引下,“民主模型”提供的只是一个理论构想,其实践意义仍需要对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理论的研究来继续探讨。
二 “民主模型”的实践前提:
公众应有科技发展决策权
“缺失模型”因为设定了公众在科学面前的无知而受到学界的批评。“他们认为,缺失模型将科学与社会关系的基本问题看作是公众的无知或公众对科学事实、科学理论、科学过程的不理解,而这种看法是有问题的。”[1]公众与科学之间的隔膜并非仅仅因为公众对科学的无知,而是公众不具有发言权。公众只有在参与科技决策中,才可能最直接地表达意见。公众对科技的呼声应该被倾听,并被有效地响应。否则,公众即使获得了科学知识仍然会觉得科学和自身无关。所以,要想通过科学传播来拉近公众和科学之间的距离就需要彻底转变公众在科学传播中只是科学知识的被动接受者角色,使公众成为参与者,获得科技发展的决策权。
关于公众对科技发展具有决策权的内容,贝尔纳在《科学的社会功能》一书中就有所涉及。他指出:“毫无疑问,虽然总的来说,现代英国人对科学有相当大的兴趣,但这种兴趣却没有为科学提供充分的群众批评背景。”[5]106贝尔纳认为公众对科学的批评并不出于个人兴趣的自发行为,而是由于环境的变化而产生的自觉需要。这种需要来源于公众对科技发展给自身利益所带来的感受。这种体验和感受有可能使公众产生参与科技决策的愿望。公众对科技发展具有决策权的现实性意味着公众和科学的关系已经在社会生活领域中被充分地展开,并表现为直接的利益关系。
首先,科技发展本身所产生的负面效应进入社会生活领域。科技发展所带来的不良后果对公众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公众对科学推动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可靠性提出质疑。20世纪70年代以来,“公众理解科学”在英美等国发展成为一种广泛的社会运动。这反映出公众对科学技术的关注度和参与意识越来越高。究其原因,不光是因为公众看到了科技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而且深刻地感受到了这种影响。可以说,科技在公众的生活的许多领域都暴露出严重负效应。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给人们的生存环境造成了直接的破坏;通讯科技、电脑网络的发展虽然可以使人们在最短的时间内取得联系,但同时又使人际交往产生新的危机——人的孤立化;生物技术的发展如克隆人又给人类带来了一系列的伦理问题。随着科学技术在社会各领域的广泛应用,社会生活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同时,各种问题也接踵而来,给人们带来了许多烦恼。于是公众也越来越重视发表自己的意见,干预科技发展的方向,从而进行社会控制。
其次,进入大科学时代,科学研究高度社会化,科研活动也日益集团化。科研活动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并已成为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社会事业。科学的投入和科学对生产的回报关系到公众所获得的经济利益。在“小科学”时期,科研经费主要来自私人资助,包括一些慈善机构、企业团体和政府的恩赐。近代,随着科学研究的社会性增强,形成了特殊的“小社会”如“猞猁学社”、“无形学院”等。现代大科学时代,“科学研究突破了以往一切的组织形式,形成了社会建制,由一国建制向国际化建制发展”。[6]22科研活动需要高精尖的仪器设备,需要科学家的合作。科研活动的规模也由国内扩大到国际。大量的科研经费被打入国家预算。而且,科研经费在国民经济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在不断的增加。大量的科研经费必然由公众来承担的,于是公众当然“有权知道利用社会资源进行的科学研究会给他们提供什么,为什么花钱资助这些科学研究,这些科学技术会不会给他们带来恶果,科学家的研究必须接受公众的监督和约束。”[7]172这种直
接的利益关系使得公众理应具有科技发展的决
策权。
再次,在知识经济时代,学习和生活合为一体不能分开。在一个以满足自身发展需要的学习化社会中,学习将贯穿人们生活的全部领域和人生的全部过程。一个民族的强盛与否将取决于公众对科学的理解和接受程度的高低。当前,国际间的竞争不仅体现在资源、产品、技术上,更重要体现在人的素质上。同样,人在社会中生存所遭遇的竞争更突出地表现为知识竞争。高科技时代,生活处处披上了科技色彩。没有一定科学知识的人很难应对不断更新的事物,也就很难适应变化万千的社会环境。所以,科学传播不仅是国家的责任,依赖国家组织开展的科学普及工作,而且要靠全体社会成员主动自觉地参与。科技的发展决定了公众未来的生活状态和质量。公众关注科技的发展就是关心自身的命运。所以,在生活和学习一体化社会中,公众需要主动地接近科学,进行自我教育。公众不再是完全被动的科学知识接受者,而是主动选择自己需要知识的寻求者。
三 “民主模型”的实践目标:
公众获得平等对话权利
公众参与科技决策既是公众同科学家、政府平等对话的前提也是公众获得平等地位的手段。可见,“民主模型”的建构将目标和手段合二为一。这就使公众的决策权具有了一定的内在必然性即不完全依靠外在的赋予。而这种内在性又表现为公众参与科学决策的合理性。在这一前提下,公众才可能通过参与科技决策,以平等的身份和科学家、政府进行对话,使“民主模型”的科学传播模式得以运行。这里的合理性并不来自理论预设,而是植根于现实的社会生活。社会生活不仅提供用作经验总结的资料而且成为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出发点。所以,公众能否通过参与可见决策来获得平等的对话权利,取决于社会生活中公众和科学家、政府及科学之间的关系。
公众首先作为一个整体和政府、科学家进行交流、协商,实现对话,作出对科学评判。由于公众能够在社会生活中站在共同的立场上形成一个整体,所以公众的整体意见被作为超越了个体意见简单相加的一个有效集合。这是以一种很古老的认识为基础:要想使社会生活和人相一致,就必须以理智的指导原则来调节、处理社会生活。但是,单独的个人几乎不可能对他的生活环境进行重大的改变。而公众一旦采取行动,就可能超越单独个体的简单相加。同时,公众的意见又隐含地成为和国家制度相对的概念。由于专家意见被认为反映了具体的经济或者政治利益,所以公众一旦参与科学决策就可以形成一个与政府和科学家相对的集体。公众的整体性使科学决策过程体现出相应的民主关系即对科学技术的约束和控制不是来自个人,也不是来自国家制度。这样,科学传播才可能起到协调公众和政府、科学家之间的意见偏差的效用。
公众在参与科技决策过程中只有具有公众意识,才可能平等地面对科学家和政府。公众意识和公众的利益分不开。公众在社会生活的具体事件中体会到自身利益和别人利益的联系并感受到共同利益的存在。尽管公众以个人身份来发表意见,但是带有个人动机的意志一旦转变为公众理智就能指导科学技术和社会生活协调发展。而公众理智的形成并不依靠外在的力量,否则就会陷入强制之中。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科学的确已经强烈地影响和塑造着人们的生活。但是,如果个人仅从自身的利益角度或从眼前利益出发来看待科学就容易从唯科学主义的方向把科学对社会的作用绝对化。因为科学技术给人们带来的往往是现实的、局部的利益。公众只有摆脱个人的狭隘利益,站在群体利益的立场上才可能对科学技术提出客观公正的意见。公众意识就是认识到共同利益的存在,摆脱狭隘利益的限制,而使决策趋于公正。最后,公众和科学的关系是公众获得平等对话权利根本性前提。“民主模型”的有效性基于公共舆论形成的科学性。所以,公众平等对话权利的获得有赖于将科学本身划分为研究领域和生活领域两个不同层次,从而产生“公共领域中的科学”(the science in the public domain)概念。杜兰特提出“我们要把科学作为‘公众的知识’来看待”。所谓“公众的知识”并不是指从公众的立场上来看研究领域中的科学,而是指科学化的生活实践中的科学即进入社会生活领域的科学。科学传播学者李伍若(Leah Lievrouw)曾指出:“科学普及的目的之一就是通过普通大众在每天日常生活中的交谈使科学思想获得流传。”[8]1-10科学进入日常生活成为公众可以谈论的对象也就意味着科学具有“公众知识”的品格,即使公众没有机会充分接触科研领域中的科学也不影响对科学的审查和讨论。相反,公众对生活领域中的科学则更有发言权。正是基于“公共领域中的科学”这一概念,“民主模型”才可能以扬长避短的方式克服了公众参与给决策过程带来的非专业影响。
四 “民主模型”的实践方案:
知识创新促进公众参与
“民主模型”的实践不仅需要公众本身具有一定的科学素养、公众意识,还需要社会具备能够支持公众参与科技决策行为的软件条件。所谓软件条件主要是指社会能够为公众提供获得足够多的科学技术信息的环境。科学技术知识需要完全对公众开放,否则公众参与就只能是纸上谈兵。而在市场经济下,开放就意味着无偿使用。市场经济的竞争体制似乎和科学传播所需要的软环境背道而驰。如果,公众参与科技决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行不通,那么“民主模型”的建构将失去指导实践的意义。知识经济的兴起将科学传播纳入到知识创新的体系之中。知识经济的发展本身就需要公众能够随时随地获取想要的任何信息。这样,“民主模型”在市场经济和知识经济的双重作用下,就可能以知识创新促进公众参与的方式,实现科学技术的有效传播。
知识创新促进公众参与这一实践方案是否可行首先需要考证市场经济环境下科学知识的属性问题。市场经济下的知识具有公共性和专有权两面性。知识本身所具有的公共物品品格,为科学知识能在社会中进行通畅的传播奠定了基础。同时,市场经济使人和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越来越凸显出来。每个人在原则上都是平等的,没有人有权力能强迫他人从属于自己。因而,知识共享还是需要遵循一般的市场经济规律。一般来讲,公共物品有两个重要的特征:(1)消费的非竞争性,即增加消费者对该产品的消费,不会引起产品成本的任何增加,消费者人数的增加所引起的产品边际成本几乎为零。(2)受益的非排他性,即个人消费某种公共物品,不排除他人同时也能消费这种物品[9]。知识作为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的不同在于,共享时受让方可以获得使用价值,但知识的持有者并不失去使用价值,且每个消费者得到的使用价值会因其水平不同而相差悬殊。从价值构成上看,任何一项知识产品不仅包含了一个人或几个人的劳动结晶,而是凝结着前人或同时代人共同的劳动成果,所以前人或同时代人所付出的智力劳动以及所消耗的体力,都要以价值的形式转移到新知识产品中。知识产品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可以无偿地或低成本地吸收前人或同时代人地部分成果,而那部分转移的知识大部分属于公共知识。新知识继续进行转移,其边际成本几乎为零,这就是知识共享的经济效用,也是知识共享在市场经济下得以存在的原因。
虽然科学知识具有公共物品的品格,但这并不是知识经济条件下科学知识的全部特征。尤其在市场环境下,成本的概念再也不仅限于有形物品。一些学者就知识的无形磨损进行了研究,认为有形磨损属于物质磨损,无形磨损属于价值磨损[10]。有形磨损是指产品在使用或闲置中受自然力的作用而使其产生的磨损;而由于科学技术进步而使社会必要劳动力消耗低,或者具有更高的质量和功能的新产品的出现从而导致旧产品贬值称为无形磨损。知识产品的有形磨损可以忽略,而无形磨损是其最主要的特征。一些人不愿意将自己的知识共享,首先担心大家都知道同一个东西后,本人的重要性降低;其次是担心知识被共享后,其效用递减,或者利用知识创造效益的能力减小。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前提就是公众能够及时获得科学技术的相关信息。如果片面地强调知识的无形磨损,那么知识的共享就不可能实现。
国家创新体系的建立为解决知识的共享问题提供了行之有效的方案。国家创新体系被认为是“由政府和社会各部门组成的一个组织和制度网络,他们的目的旨在推动技术创新”[11]。将知识的生产、传播、转移和应用与技术创新有效结合,就可能最大限度地提高经济体系内部多部门、多主体之间的效率。公共物品总是和组织相联系的,即公共物品总是某个组织的公共物品。人们以往在谈到公共物品的时候尽管没有指明,但一般是把公共物品与国家这个组织联系在一起。在知识经济中,几乎所有组织的内部都强调知识的共享,甚至共享将发生在竞争性的组织之间。虽然知识的完全共享不可能彻底实现,但是在国家创新体系内部,保证有效的知识共享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完全必要的。国家创新体系的建立不仅为公众参与科技决策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而且为“民主模型”的具体实践提出了可行的方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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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参与新闻传播 篇3
一、从常规报道到新媒体头条
2015年12月1日《郑州晚报》A10版左下角, 一个并不显眼位置, 刊登了这则篇幅只有五六百字的新闻。新闻的主标题是“掏鸟16只, 获刑10年半”, 副标题是“啥鸟这么宝贵?燕隼, 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从版面、标题、内容和行文来看, 这无非是跑法院条线的记者从对口单位那里得到了新闻线索, 做了一个不痛不痒的常规报道。
让人没想到的是, 原本在报纸版面中, 并没有占据重要版面和篇幅的新闻, 却在网络当中广泛传播和发酵, 得到大量点击和网民评论, 变成了各大新闻网站的头条, 也成为微博、各种新闻客户端竞相推送的内容。“掏鸟窝获刑10年半”这一事件引发社会各界的热议。
在网络媒体已经蓬勃发展的今天, 公众开始掌握和接管了这一自由表达意见的场域。越劲爆, 越反常识、反常规的事件, 往往越能吸引公众的眼球。在普通大众的认识当中, 掏鸟窝不过是熊孩子的恶作剧, 可以说调皮捣蛋, 但远远谈不上大奸大恶。如若因此而领受10年半的刑罚, 无疑令人同情。“贪官危害大还是掏鸟窝危害大”“掏个鸟窝好似抢了银行一样”“一个大活人还不如一窝鸟”这样的言论充斥于网络空间。
由此可见, 《郑州晚报》这篇常规报道当中, 呈现出了一种“反常识、反常规”的因素。而刊登这一报道的记者和编辑, 并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一点。也许他们认为, 这篇新闻稿件已经通过副标题的形式, 做出了澄清和回应。“啥鸟这么宝贵?燕隼, 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触犯非法猎捕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 依法理当受到相应惩处, 法院判决有法可依。可事实上, 这样的澄清, 并没有打消公众的疑惑和焦虑。
二、关键词——“一窝”
副标题之所以没能消除公众的质疑, 是因为这篇报道给人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当事人似乎并不认识燕隼, 其行为并非主观故意。或许一开始只想掏麻雀, 但不小心掏到了燕隼, 受此重刑岂不冤枉?
整篇报道当中, 并没有明确说明闫某的行为是主观故意, 还是无意。但在小标题“在家没事掏鸟窝, 卖鸟挣了钱”部分, 当中的描述当事人在家乡的小山村过暑假时, “发现自家大门外有一个鸟窝。于是二人拿梯子爬上去掏了一窝小鸟共12只”。小标题“再次掏鸟引来森林警察”部分又说, “7月27日二人又发现一个鸟窝, 又掏了4只鸟。不过这4只鸟刚到小闫家就引来了辉县市森林公安局。”正文当中多次出现的“一个鸟窝”“一窝”, 正是引发公众质疑的关键词。“发现一个鸟窝”的说法, 很容易给人造成这样的印象:回乡下过暑假的学生, 只是调皮捣蛋掏了“一窝”12只鸟。只不过, 碰巧被掏的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燕隼。掏“一窝”, 并非惯犯, 极有可能是不认识燕隼而犯下的无心之过。
这个“一窝”的描述是怎么来的呢?通过查阅 (2014) 辉刑初字第409号判决书可以看到, 其中描述是“经审理查明:2014年7月14日左右的一天, 被告人闫啸天、王亚军在辉县市高庄乡土楼村一树林内非法猎捕燕隼12只 (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 后逃跑一只, 死亡一只”。以及“2014年7月27日, 被告人闫啸天和王亚军在辉县市高庄乡土楼村一树林内非法猎捕燕隼2只及隼形目隼科动物2只, 共计4只。”从中可以看出, “一窝”极有可能是脱胎于判决书中“一树林内”。然而, 判决书强调的是“非法捕猎”手段和结果, “一树林内”可以是“某树林内”。从“一树林内”到“一窝”的改动, 则有可能大大削弱其主观故意性, 留下当事人只是偶然作案的印象。这一点, 也许是当事记者并没有意识到的。
三、舆论逼迫法院通报
关键词“一窝”的多次出现, 给公众造成了当事人非主观故意这样的印象, 这与“10年半刑期”形成强烈反差和冲击, 使得这篇报道所呈现了“反常识、反常规”因素, 因而在网络传播中发酵引起广泛关注。而传统媒体对网络热点的跟进, 则进一步加深了公众的质疑。第二天, 也就是12月2日, 《北京青年报》A11版面大篇幅刊发了对闫啸天父亲的采访报道。当事人父亲显然扑捉到了公众的焦虑和质疑, 并刻意迎合, 称“对于掏出来的这些鸟, 闫文不知道是保护动物, 他说儿子也不知道, ‘他掏出来的都是幼鸟, 哪能看得出来是什么鸟, 农村的鸟很多, 谁知道哪个是保护动物啊。’”
一时间, 大学生闫某的“遭遇”引来大批网友同情。在新浪网的一次调查中, 超过76%的网友认为量刑过重, 舆论几乎是一边倒地声讨和质疑。在这样的舆论背景下, 河南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关于闫啸天等3名被告人犯非法猎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一案的情况通报》, 明确重申法院对于该案的二审审理结果:闫啸天等三被告人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法规, 情节特别严重, 其行为已构成非法猎捕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及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 依法分别判处三被告人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十年和一年。对于被告人家属递交的申诉材料, 法院已登记受理, 正式启动了申诉审查程序。这一通告的核心内容在于, 指出了闫某的犯罪事实不仅仅“掏鸟窝”这一件事实, 还涉及到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等其他犯罪事实。
四、公众参与下的新闻反转
应该说, 法院的正式通报, 拉响了新闻反转的序幕, 使得舆论场对这一事件有了新的期待。但新闻反转的关键, 还是来自于公众的广泛参与。转向的突破口, 也正是新闻原稿中“一窝”。12月4日, 在一家泛科技主题网站——果壳网上, 就有网友表示, “燕隼 (Falco sub⁃buteo) 作为猛禽, 处于食物链顶端, ……在正常情况下, 燕隼每年可以下2-4个蛋, 年景好 (也就是所谓的“大年”) 的时候, 我最多见过一对燕隼产6枚卵。……在一个窝里掏出12只燕隼雏鸟, 简直天方夜谭。”
“一窝”这一关键词的被突破, 说明闫某等人是多次主动进树林、广泛寻找并非法猎捕了燕隼, 其父亲“我们都不认识燕隼, 更不知道是二级保护动物, 要不是因为这个案子, 我都不认识那个‘隼’字”这一说法不攻自破。社会公众之前对于闫某不存在主观故意, 事前并不知情的错觉, 也随即被打破。
紧接着, 该案件更多的关键细节随之浮出水面。公众开始注意到, 闫某曾是“河南鹰猎兴趣交流群”的一员, 对隼类应该有所了解, 当然也清楚自己抓的是燕隼。同时, 在其销售过程中, 也曾多次向他人介绍隼的生活习惯和特性。这进一步说明其主观上是有故意的。闫某并非在“不知情”的状态下猎捕、贩卖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燕隼。
公众的参与并没有止于此。还有网友把闫某在网络中留下的各种信息扒了个底朝天。比如曾在贴吧中自称“狩猎爱好者”, 并长期通过QQ群等网络渠道贩卖猎隼等珍稀鸟类等大量信息截图。从这些截图中不难看到, 闫某曾多次在贴吧中征购、贩卖鹞鹰、隼鹰等各种珍稀鸟类, 并在帖子中直言“我杀生很多很多, 野兔、鸽子、刺猬、各种鸟都杀过, 请大师指点我会有报应吗?”甚至还有网友扒出他拥有自制枪支的照片。伴随着这些信息的展现, 舆论态度情绪化地摆向对立的另一个方向:原本的“可怜无助的大学生”、只因掏个鸟窝就被判刑10年半的受害者, 被换上了一副“偷猎惯犯”的面孔, 而被唾弃、遭到谴责。
在网络传播成为主流的今天, 有了公众的广泛参与, 只用了四五天的时间, 舆论场就完成了这样的180度大转弯, 新闻事实逐渐清晰, 公众重新“站队”, 舆情实现反转。
五、总结与反思
舆论态度、新闻人物形象的反转, 并没有给“掏鸟窝”案的讨论划上句点。新闻反转之后, 舆情不应该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 而是从片面走到尽可能的全面。在这一事件上, 闫某应该受到惩罚已经有了共识。但“捕杀燕隼换来10年半刑罚”这一判决, 是否量刑过重这一问题, 对不具备专业生物知识和相关法律知识的大众来说, 依然存在争议。这一事件背后折射出来的民众法律意识和环保意识的普及当中, 所存在的一些问题, 同样值得法律人士和社会各界的思考。而媒体从业者更应该关注的, 则是新闻事件在传播过程中, 为何会发生这样的扭曲变形。
世界是复杂的, 真相有时是多面的, 新闻事实有时候也是一个不断变动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之下, 媒体报道往往只能是通过不断调整, 不断修正来逐渐接近真相。这是部分“反转新闻”存在的客观因素。而对“掏鸟窝”案报道情况的梳理我们则发现, 这一新闻事件的反转, 主观上的严重疏漏才是更主要的因素。因为整篇报道当中, 对闫某的行为是主观故意还是无意这一事实做了模糊化处理, 再加上“一个鸟窝”这些词汇的暗示, 让公众产生了先入为主的印象。因此, 新闻反转背后, 是个别媒体公信力的严重受损。
所以, 面对“反转新闻”, 首先反思的应该是媒体从业者。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和《关于严防虚假新闻报道的若干规定》等新闻采编规范文件当中, 有着关于“核实新闻信息来源”“完善虚假失实报道责任追究制度”等一系列明确规定, 媒体人应当以此为最基本的准则。在此基础上, 媒体人还应该担当起社会瞭望者、守望者的责任, 坚持实事求是, 不弄虚作假, 并努力提高甄别真假的能力, 以重塑媒体的公信力。
需要反思的还有公众。在网络信息爆炸的时代, 面对那些明显“反常识、反常规”的新闻事件, 或许应该少一些情绪化的宣泄, 多一些理性的思考。越是劲爆, 越是有煽动性, 越应该静下心来去判断真伪, 不妨“让子弹飞一会儿”, 再去下结论。
摘要：看似普通的常规报道, 竟然成为新媒体推送的头条。因为越劲爆, 越反常规的事件, 往往越能吸引公众的眼球。舆情压力迫使相关职能部门发出通报, 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 也让新闻事实逐渐清晰。最终, 公众重新站队, 舆情实现反转。这样的“反转新闻”伤害了媒体的公信力, 媒体从业者和公众都应该有所反思。
关键词：反转新闻,公众参与,“掏鸟窝”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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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谭宏民, 赵欣茹;探析新闻反转剧中网络舆情的发展态势及成因——以“成都女司机被打”事件为例;《新闻传播》, 2015 (15)
公众参与新闻传播 篇4
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信息传播技术更加发达,新的传播媒介也随之孕育而生,这样不仅加强了公民之间的交流,而且增强了公民与政府之间的沟通。截至2015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6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8.8%;手机网民规模达5.94亿;微博用户数已达到2.12亿。新的信息技术对公民的生活、学习、工作等各方面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深刻影响了公民的沟通方式与社交方式。需要重视的是,现代信息技术拓宽了新媒体在社会融入与公众参与等方面的道路与角色,发挥着巨大的潜在能力与功能。一方面,在新媒体技术的发展过程中,公众作为媒体终端的使用者,不仅积极参与这场革命,而且积极推广发展新技术。另一方面,新媒体传播已经成为公众利益表达的新型方式与重要方式,并逐渐影响政府的决策过程。
本文重点研究微博传播对公民参与政府政策的影响过程,同时探究民众如何使用微博这一新媒体来影响政府的政策制定过程。本研究首先回顾7.23温州动车事故事件的整体发生过程,着重分析此类“由新媒体推动的突发公共事务活动”的影响。其次,分析了微博在此类政府决策事件的重要影响作用。在突发事件以后,微博能够迅速成为公众发布信息与获取信息的平台,并且能够将民意传达给政府,聚集民意,使公民有效地参与到政府制定政策的过程。这些与微博的天然优势紧密相关,微博传播具有简易性、及时性,受地点时间控制程度较低、发布门槛低,并能为大多数微博用户接受信息等。在发生事件过程中,每个微博用户使用者,都具备及时发布信息的能力,都有及时报道的条件,可以迅速传播信息,扮演着市民记者的角色。在一定程度上,微博传播的速度甚至比政府迅速,并且使政府了解民意,应对事故危机,采取紧急救援措施,对民众的质疑进行解答,正面回应公众,建立有效的信息服务平台。最后,总结微博传播对公众参与、构建电子政府新平台的影响作用,并进行归纳和预测。
二、7.23温州动车事件的微博传播和公众参与
本文选择2011年7.23温州动车事故事件为案例分析,研究微博传播与公众参与的关联性。本文选取7.23温州动车事故作为分析对象,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考虑:一方面,事件整体持续时间长、民众参与程度与关注程度高、影响范围广;另一方面,温州动车事故事件是较早实现政府、新媒体传播媒介、公众良性互动的典型案例,打破了原有的互动关系模式。在整个事件过程中,微博成为公众获取事故具体消息的第一信息源与主要信息源,并且汇聚了各个阶级层面不同的意见与公众关于事故不同的态度,使政府与公众进行良好的互动,避免了“民意暴力”等现象,推动事件得到良好的解决。
(一)7.23温州动车事故起因
在动车初建时,其安全性就遭到了公众的质疑。且在修建时期,就有事故发生,这在公众面前造成了负面的影响,这一阶段到温州动车事故发生属于事故的潜伏期。自从2007年以来,我国开始运行时速200公里以上的动车。王勇平为当时铁道部新闻发言人,他向记者和公众介绍动车大提速,当时有些铁路干线时速调到200公里及其以上。这一举动顿时就遭到了公众的质疑,公众担心是否将安全放在了第一位,还是片面地追求速度,牺牲以出行安全性为代价。铁道部其他相关负责人张曙光面对公众质疑时,提出此次列车提速并非只考虑速度,也将安全因素放在了重要的地位,并声称提速是建立在科学的论证和实践的基础之上的。2011年7月23日晚上20点34分,发生温州动车追尾事故,此次事故共造成40人遇难与身亡。获取该信息的第一来源为新浪微博,所以,微博成为舆论聚集与公众表达意见利益的主要平台。
(二)微博传播:公众参与与事件扩散
温州动车事故事件经过:
2011年7月23日20时27分,@Smm_苗①发布第一条现场微博,这标志着事故的发生:“狂风暴雨后的动车这是怎么了?爬得比蜗牛还慢……可别出啥事儿啊。”在较短时间内就被评论了7600多条,转发多达2.4万次。
7月23日20时33分,@羊圈圈羊发布第一条现场求救微博,内容:“求救!现在车厢里孩子的哭声一片!没有一个工作人员出来!快点救我们”,这条微博被转发10万余次。
7月23日22时30分,发布救援以及鲜血微博,有记者报道,“事故发生以后,市民积极展开救援,其中有一位市民开了一辆面包车,来回开了四趟,救出许多人”,众多网友积极为遇难者献血。这一阶段微博上关于献血的转发量高达十万。
7月24日凌晨,微博网友热议:“掩埋尸体、活化尸体、死亡人数超过两百人。”这一时期救援工作基本结束,并开始处理现场。
7月24日上午8时微博寻人在微博上寻人的信息被转发了50万次。
7月26日上午10时50分小伊伊的获救:小伊伊获救后,珠海政协委员陈利浩发布微博,内容如下:“本人承诺:凡本微博被转发一次,就捐献一元给小伊伊!”据新浪微博统计,微博发布时间是7月26日上午10时50分,这则微博在24小时内就被转发90多万次。关于小伊伊的讨论新浪微博有2439174次相关微博(截止2013年1月9日24:00)。
2013年1月9日,微博话题:#动车遇难者一路走好#,以它为话题共产生有14832条祈祷祝福的微博;文章《永不抵达的列车》纪念在事故中遇难的大学生,其微博评论量约为1.2万,转发量也高达7万多次。
(三)政府行为:事件的转折与参政公共服务平台的搭建
政府有效运用微博平台进行危机事件处理,已经是政府日常工作以及应对危机的重要方面。在7.23动车事件过程中,一部分地方官员在微博上也拥有众多听众,获得了较大范围的关注,如浙江省常委、组织部长蔡奇拥有443万腾讯微博听众,在事故五个小时内,就发布微博36条,密切关注事故进展与救援情况,赞扬温州“的哥的姐”免费送志愿者到医院义务献血。
自动车事故发生至24日22:45分,这一阶段是温州动车事故危机突发期。在此阶段过程中,中央领导与地方领导均快速做出反应,第一时间展开救援工作,抢救遇难者,并进行行政问责,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对事故应负责任者进行调查处理。除此之外,铁道部召开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向公众介绍了事故发生的情形,并对公共的质疑进行解答。这些有利于缓解公众对事件的部分质疑,并体现了政府人文关怀的理念。29日新华社公布了遇难人员赔偿救助标准为91.5万元,在危机蔓延阶段,政府表现极为活跃,主要表现在:抢修事故路段;总理召开会议听取事故救援进展;陆续公布遇难者名单;向外界公众与新闻媒体公布救援情况;并对遇难者家属进行赔偿;开展行政问责等。
在危机恢复阶段,公众对事故的讨论逐渐减少,媒体对事故的报道量也减少,各项工作都逐渐恢复到常态。在这一阶段,政府为安抚民情,重塑政府形象也做出了一些工作的改进与努力,如8月16日零时开始,北京到天津以及上海到杭州两条高铁的时速都分别比之前降了50公里。2011年12月28日国家安监总局公布了事故调查结果,铁道部也再次向公众道歉。
三、微博传播的角色和功能
在7.23温州动车事故事件中,民众凭借新媒体自发地参与到与政府的互动博弈过程,而政府也利用新媒体化解危机,搭建起与公众意见表达的新渠道,为电子政府模式提供新思路。新媒体传播媒介产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首先,使用微博条件限制较低,只要是手机终端使用客户,大都具备使用并发布微博的条件与能力。《第3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的统计结果显示出,在使用微博的人群中,手机客户端的比例高达66%。可见,微博使用具有简易性与移动性,这些特点可使用户养成“随手拍”“随手记录”的习惯。其次,微博发布控制在140字以内,在危机突发时,强调发布的及时性,必然不会编辑过多的文字发布,这与及时发布相吻合。
其次,微博发布无固定时间限制。危机事件的发生,一般都是突发现象,并且发生后变化快、信息量大。在微博上发布消息,可以真正做到与发生事件同步发布,不延后、不滞后。在7.23温州动车事故发生以后,仅仅几分钟时间微博就有消息发布事故原因,这正体现了微博传播的同步性,也是事件快速传播的根源所在。与此同时,微博传播不仅加速了信息的自由流动,而且还使分散的民众聚集为群体,从而扩大事件的影响范围与影响规模。
第三,微博终端的最终使用者,即公众变为市民记者,成为发布信息和传递信息的主要力量源。这种新型的传播群体与传播方式较以往传统的大众媒体,具有发布及时、速度快、可信度高等特点,对传统传播媒体造成一定的冲击和挑战。因此,微博传播正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以往传统的传播局势,推动着新的格局兴起。
四、结论
在以往微博传播的研究中,多从通讯技术发展特征角度谈起。而本文则着重研究微博传播与扩散如何影响公众参与和公众影响政策制定过程上,从而为新型电子政务模式的构建提供思路。
(一)微博传播与公众参与
从应用技术和传播功能来看,微博的形成与发展以更便利地实现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传播为初衷。与此同时,微博的传播也冲击了传统传播媒体,它使公众表达利益的方式不仅仅局限于个体或者部分群体,而是将个体、群体和组织团体相互连接起来,是一种新型的社会交往平台。然而,值得我们关注的是,科学技术本身不会提高公共服务的水平,也不会自动提升制度的民主化。对于公民参与意识与决策真正起重要作用的是沟通双方的素质。这也是越来越多的学者由关注通信技术本身而转向科技所能提供的信息的原因所在。
手机作为一种通信工具,已经在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有所渗透。作为微博使用的载体,手机的普及为微博用户搭载了更便利、更广阔的运行空间。微博发起的动员行为淡化了公众与私人使用通信等媒介的界限。新的科技革命以及通信技术给市民的身份增添了新的含义,同时也赋予其更多的责任和义务。另一方面,公众通过微博传播在扩散信息时,也与政府取得了对话,公众将获取的信息以及利益诉求与政府展开对话。与此同时,从政府层面来说,公众有更多的方式与途径获取信息,其获取手段也更加具有主动性,微博传播也使公众表达意见的方式由个体走向群体,具有更强的爆发力与无法预测性。
(二)微博传播:构建政务微博新平台
对于中国当前和未来发展来说,微博传播形成的信息传递与公众舆论,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政治经济的发展。只要有手机终端,就具备发布微博的条件,就具备传递信息的能力,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因数字鸿沟而产生的差距与不平等,有利于带来信息共享,使贫困与基层的人们同样获得丰富的信息,即有利于消除“数字鸿沟”的不良后果。微博传播增加了公众参与政府决策的机会与可能性,增加了与政府开展对话的机会,也增加了公众有序参与民主制度建设过程的机会。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也可以聆听来自基层的声音、了解真正的民意,也有利于促进民主制度的建设。在7.23温州动车事故过程中,微博传播建立起了有效的电子政务平台,将众多微博网友的心声与利益诉求等表达方式传递给政府相关人员,为公众参与政府决策提供高效的平台与有利的条件。所以,微博传播等新型媒体的出现提供了更多的参与渠道,也降低了公众参与的门槛,增加了公众与政府对话的机会,有利于新的参与格局的构建。
当前,伴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政府要加强对新媒体传播特点的研究,同时保持前瞻性:新媒体传播既可以成为政府与公众交流的有效平台,但又容易被别有用心者操控,引发社会的不稳定。因此,首先,政府及其相关部门人员应该提高其媒介素养,积极探究影响公众参与的因素,探究公众影响政府决策的途径、方式以及其他新型媒体;其次,政府部门与其他有关单位应了解与把握公众舆论的发展方向,并能够正确引导公共舆论朝着良好方向发展,探寻新媒体的传播特点与规律,加强政府官员对新媒体的掌握程度,为公众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
摘要：以2011年温州发生的重大铁路交通事故为例,探讨了微博对公众参与、社会融入和市民性的培育和影响。以微博为主要信息获取平台,公众在事故发生后积极关注与参与;与此同时,事件发生后也同样以微博为载体,积极搭建与市民的信息沟通渠道与反馈平台。7.23温州动车事件为微博传播、公众参与和电子政务相互融合提供了一种新视角:对公众而言,以微博为媒介的传播扩散,为公众参与并关注社会公共事务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机会;对政府而言,新媒体传播的普遍性、及时性等优势,有助于形成并规范信息沟通与反馈机制,是吸纳公民参与公共决策和民主监督过程,提高政务微博的能力与水平。
关键词：微博传播,公众参与,电子政务,突发事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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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参与新闻传播 篇5
一般而言, 公民报道者参与新闻传播主要经历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报道新闻事件
公民报道者兴起于自媒体时代, 自媒体的个人化、便捷化和移动性, 为公众关注时事, 表达意见提供了技术平台, 与移动媒体终端的链接, 更为公民报道者随时随地记录、报道自己身边的新闻动态提供了条件。当越来越多的人拥有自媒体, 就意味着有越来越多的人在世界各个角落、各个时段记录社会动态, 构成了一个比大众媒体采访网更密的资讯网络。
一般而言, 公民报道者报道新闻事件有两种情形:一是新闻中有己, 新闻当事人就是公民报道者自己。公民报道者从享用自媒体开始就在关注自身, 参与新闻传播从先前由央求主流媒体关注和报道自己的“他报道”转化为“自报道”——通过自媒体自己报道自己。新闻当事人由新闻源变为新闻发布者。在传统媒体时代, 新闻人物是新闻媒体争相采访报道的对象;而在自媒体时代, “新闻人物可以通过多种网络发布平台进行“自报道”, 而且是身在异地甚至身在国外的现场直播, 也是可以轻而易举做到的。”他们的报道关注更多的是个人利益维护方面的信息。“上访不如上网”是利益维护型公民报道者行为的贴切反映。在宜黄拆迁事件中, 钟如九以新闻当事人身份通过自己的微博发布自己的亲身经历。二是新闻中无己, 公民报道者不是新闻当事人而只是旁观记录者。相比职业记者, 拥有自媒体的公民报道者可在第一时间同步记录与发布身边新闻, 公民报道者的遍在性使其在突发事件中进行现场报道具有绝对优势。记者不可能在任何事件都在现场, 但网民是有可能的。如今的大众媒体越来越依赖公民报道者提供目击报道和视频音频消息。CNN的“I-report”里面的视频, 全部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网友。因为任何媒体的记者都赶不上现场目击者或经历者报道的速度, 除非他凑巧在现场。在过去, 这些目击者或经历者无法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告诉外界, 只能等待媒体。但是现在, 他们可通过网络, 用文字、图片及影像的方式快速表达。2014年3月1日晚9时20分, 云南暴恐事件发生, 10余名暴徒蒙面持刀在昆明火车站砍杀无辜群众, 事发现场外围一时间聚集了众多市民, 他们借助手机媒体, 以最快速度, 第一时间发布了现场的图像资料及现场亲历者的所见所闻。该事件很快引起了社会关注, 为之后对成功抓捕暴徒赢得了时间。不管是作为新闻当事人还是作为旁观者, 公民报道者都是在用自己特殊的方式记录自己的新鲜事以及与己无关的所见所闻。
第二层次:评议新闻事件
公民有表达意见、提出批判与建议的权利。数字技术不仅为受众自行发布新闻提供了技术保障, 而且为公民网络围观提供了有力条件。“围观改变世界”, 公民报道者对于新闻事件的关注和评论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着事件的发展, 甚至会改变事件的结果。这里的“围观”特指网络围观。“网络围观是建立在互联网物质架构和网络化逻辑的基础上, 以延伸的视觉形成的虚拟围观现象, 围观者在网络空间对被围观者进行话语评判, 有时围观者的行为会延伸至现实世界, 从而对被围观者产生直接影响。”从中可以看出, 网络围观是网民一种表明态度的方式。在“我爸是李刚”事件中, “官二代”一词引爆了围观的高潮, 宣泄了网民的“仇富、仇官”心理。网民也为此掀起了空前的造句运动, 猫扑网的网友一周就造出36万句。自媒体时代的受众不再局限于单纯的信息复制, 而是步入了对新闻特别是自己所关注的事件的评议阶段。从网友围观, 在线质疑, “微笑局长”背后显示的是以互联网为主要载体的新的媒体格局。在网络虚拟场景中, 网民是以延伸的视觉和情感参与围观, 没有切身参与。网络中的个体围观者由于在心理上受到网络参与群体的偏护, 使其敢于宣泄源于本能的欲望。一个个网民会在闲暇时游走在网络中, 自发找寻、挖掘那些自己感兴趣的围观对象, 一旦发现便立即参与其中。那么公民报道者以评议者的姿态参与新闻传播也就相当普遍。但其评议行为也备受质疑, 因为公民报道者评议行为本身带有非理性成分, 主要是粗暴的表述方式和不实的信息内容两方面。所以公民报道者以醒目的围观方式参与新闻报道还有待升级。
第三层次:参与调查新闻事件
公民报道者作为评议者因参与新闻传播使某一新闻事件获得了异乎常情的改善, 在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网络舆论所凝聚的压力。但其压力大小还有赖于公民报道者对新闻事件的深度开掘。经过情感宣泄的浮躁后, 具有“公民精神”的公民报道者开始有了面对网络公共事件应有的理性, 包括理性的目光和行动, 他们从纯粹清谈走向实际行动, 其行动的主导力量就是网络意见领袖。例如“厦门PX事件”。同时也催生了网络调查员这一特殊群体。网民“屠夫”发起了对“邓玉娇事件”真相的调查。公民报道者不再满足于浅层次的新闻传播, 更追求深层次的新闻呈现, 他们自觉地从公民的角度发现问题, 在调查、揭露的基础上, 运用恰当有效的方式报道和传播公共事件, 以介入者的身份影响事件导向和结果。公民报道者自发性的调查行为就是最好的体现。从“华南虎”事件、“躲猫猫”事件、“70码”飙车案到近三年的“表哥”、“房叔”、“开房门”事件, 公民报道者自发调查行为屡见不鲜。在这些公民报道者自发性调查中, 互联网俨然成为至关重要的调查手段。而公民报道者在网络热点事件中的行动平台已不再囿于互联网, 他们开始转向线下, 奔走于案发地点寻求真相。
公民报道者角色 (报道者——评论者——行动者) 的变化, 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其参与新闻传播的程度在不断深化, 对于传媒生态的格局有着非同小可的意义。需要指出的是, 公民报道者扮演什么的角色完全由个体所决定, 三种角色并无清晰的界限, 彼此相互联系又相互影响。只有参与程度大小的差异, 而无绝对的时间上的先后顺序。其实“中国第一个公民记者”周曙光就是身体力行, 到重庆深入现场调查“钉子户事件”, 通过采访调查获取了大量的采访录音和图片视频, 并将其上传到个人博客。可见, 公民报道者从一开始就有自发性调查行为的印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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