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公众参与(精选11篇)
社会公众参与 篇1
随着我国依法执政的不断推进,地方性法规也在不断的完善。在地方立法中,公众参与的广度与深度都在不断提升。但总体来看,当前公众参与地方立法还面临一些难题,需要在不断的实践中加以调整与规范。
一、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必要性
根据《立法法》第五条的规定,应该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表明公众拥有参与地方立法的权利,而在这种权利的背后,则是公众利益的表达。因此,提高公众对地方立法的参与程度,具有现实的必要性。
1、有利于提高地方性法规的认同感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变革时期,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依然不强,这对于推进依法行政,促进法制社会的建设带来的困难。吸收社会公众参与地方性法规的制定,无疑有利于让人民群众了解法规制定的背景,制定过程,以及在实施过程中将采取哪些措施,从而可以消除部分群众对法律的误解,提高社会公众的认同感。并且,在立法过程中,人民群众的参与可以使得社会公众拥有利益表达的渠道,使得立法能反映人民的呼声,从而提高其认同感。
2、有利于提高地方性法规的时效性
地方立法本身就是为执行国家立法或补充国家立法空白而进行的活动,以此,法律制定过程中必须要结合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吸收社会公众参与地方立法,可以直接的面对社会基层,从而可以真正的了解即将出台的法律的现实背景,了解社会对相关法律的需求程度,从而增强了立法的针对性。
3、有利于提高地方性法规的可执行性
地方立法必须考虑的一个因素就是执行问题。如何使得法律能得到有效的执行,做到有法必依,需要吸收社会公众参与立法。只要公众真正的参与了立法,从某种程度上讲,法律也就有了群众基础,从而可以使得其在执行过程中可以获得公众的拥护。
二、社会公众参与地方性立法面临的现实难题
社会公众参与地方立法,面临本身知识水平的局限,在立法中的地位与作用有待进一步明确,参与的细节有待进一步完善等现实难题。
1、社会公众自身知识水平会影响其参与地方立法
在我国,社会公众参与地方立法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在于公众的整体素质还有待提升,这就使得参与者更多的从自身的角度出发来考虑如何制定和执行相关法律,一方面,这个过程本身并不一定能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不代表能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另一方面,由于知识的局限性,其提出的建议和意见与国家法律法规并不一定能保持统一性,从而降低了公众参与的有效性。
2、社会公众在立法中的地位与作用有待进一步明确
虽然我国法律已经明确社会公众有参与地方立法的权利,但从具体实践来看,社会公众在地方立法中的地位与作用还有待进一步明确。首先,社会公众的意见与建议一般很难得到尊重,当前地方立法更多的是由立法机构制定并提出,公众一般处于配角地位。其次,社会公众在整个立法过程中参与的广度与深度还不够,特别是对于立法前期工作以及立法最终阶段参与的程度还不够。当前,我国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形式主要是参与讨论、接受调研、参与听证会、列席或旁听等,在这些过程中,而这主要是立法的准备与修改阶段,不是立法制定与最终决策阶段。
3、社会公众参与立法的细节有待进一步完善
当前,对于社会公众参与地方立法已经明确。但其参与的途径,地方立法中应吸收多少公众参与,如何选择参与对象等都没有明确的规定。这就使得社会公众参与带有一定的随意性,不能保证广泛性。特别是在城市人口急剧增加的背景下,如何使公众代表能代表不同阶层、不同年龄阶段的群体,有待进一步明确。
三、进一步发挥社会公众在地方立法中作用的对策
吸引社会公众参与立法,可以从加强宣传、完善机制、建立和完善配套服务体系等方面着手。
1、加强宣传,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
加强宣传,首先,要选定宣传内容。可以通过制作专门的有关地方立法的宣传片,对于公众参与立法的基本程序、参与渠道等,进行重点的讲解,从而为其参与立法奠定基础。其次,要多渠道进行宣传。包括网络、电视、广播、报纸等传播渠道。再次,要对根据立法的需要适时调整宣传方案,主要是要根据立法的目标而调整宣传的形式、宣传的内容。如对于老年人立法,则可以更多的采取电视或者报纸来进行宣传,而对于年轻人,则可以更多的采取网络形式。
2、建立和完善配套服务体系,激励公众积极参与地方立法
地方立法机关要建立完善的反馈制度,将公众参与立法过程中表达的诉求及其在最终立法中的表现予以公示,以激励公众参与立法的积极性。此外,还可以为公众参与立法提供诸如与参与者所在工作单位沟通以为其参与立法提供方便等形式,来提高其参与的积极性。
摘要:社会公众参与地方立法, 面临本身知识水平, 在立法中的地位与作用有待进一步明确, 参与的细节有待进一步完善等制约, 可以从加强宣传、完善机制、建立和完善配套服务体系等方面着手提高地方立法的公众参与度。
关键词:社会公众,参与,地方立法
参考文献
[1]周春桃.中外公众参与立法机制比较[J].中国高新技术企业, 2010 (8) :94-96
社会公众参与 篇2
人民群众如何参与社会管理?法治政府、服务政府如何建设?这些问题都必须在具体的实践中进行论证。目前,上海市等地政府针对与群众密切相关的信访制度问题,开展了征集人民建议制度的工作,在这一制度的酝酿和实践中,支持、质疑乃至反对的声音也竞相出现。本期编辑特意组织来自学术界的不同声音,对这一制度从社会管理、法治建设、民主制度等方面进行讨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能对社会管理创新理念的发展和政府法治建设起到推动作用。
【摘要】上海市信访办人民建议征集处从实际工作案例分析人民建议征集工作的缘起、目前所取得的初步成效以及工作的瓶颈和未来的改善措施等,提出征集人民建议制度是对目前信访制度“異化”的回归,是改善信访矛盾,解决社会问题,建设法治政府的一项新举措。华东政法大学政党理论研究所所长蒋德海教授对人民建议征集制度提出质疑,认为此项制度并不能改变信访制度中存在的人治问题,并且与建设“大社会、小政府”的发展方向有悖,容易陷入政府权力过大的误区,他提出社会管理今后所面临的问题,不是政府如何听取人民的意见问题,而是人民群众如何自我管理的问题。因此,应通过社会管理回归社会和司法体制建设来实现。上海政法学院副院长关保英教授认为,社会管理是在诸多法律主体和社会主体的介入下进行的,国家权力系统如何在社会管理中面对作为个体和群体的公众问题,人民建议征集制度是一个有效的切入点;其次,行政主体是履行行政管理职能的主体也是社会管理的主要主体,因此,人民建议征集也可作为行政主体法律义务上的拓展。尤其在当下信息社会里,人民建议征集制度可以作为政府信息公开的前提,因此人民建议征集制度是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路径和方法之一。同济大学法学院蒋晓伟教授提出,人民建议征集制度是国家的一项重要制度,必须在民主制度的框架内进行,即由国家法定的民意机关,通过法定的程序进行。他认为,政府没有征集人民建议的权力,指出法治政府必须是有限政府,是服务政府,其职权必须受到制约而不能自我设定权力。上海市法学会副秘书长汤啸天教授认为,征集人民建议是集中群众智慧,应该是政府的义务,是政府发展为智慧型政府的具体实践。而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 “新两个凡是”也为征集人民建议提供了政治依据,参与式民主是代议制民主的重要补充,征集人民建议是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双向可控方式。
社会公众参与 篇3
一、社会公众是档案利用服务质量评价的主体
就档案利用者来讲,社会公众包括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科研团队、公民等,其都是档案利用的直接参与者,对档案利用服务质量最具有发言权和评价权。
(一)现阶段社会公众的服务评价主体地位被忽视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档案事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于这个系统性和整体性较强的工作来讲,档案利用服务体系主要包括档案管理者、档案服务者、档案利用者等相关主体,对档案利用服务质量评价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社会公众作为档案利用服务的切实感受者,对整个档案服务整个过程和结果有一个较为明确的评价概念,对档案利用服务人员的态度、业务水平、档案保管水平、档案馆整体布置等都了亲身经历,是服务质量最有利的评判者。就现阶段我国档案利用服务质量评价情况来看,往往忽视了社会公众这个评价主体,通常档案馆习惯于自我评价,这种评价的重心更偏向于馆藏的服务质量和管理,难以实现动态评价。这些评价手段和模式多数处于内部封闭状态下,社会公众无法获取评价的相关信息,自然也没法参与进去。
(二)社会公众成为服务评价主体是档案发展的内在要求
目前,在社会不断进步的背景下,政府逐步开始将某些信息进行公开,社会公众参与档案利用服务质量评价体系的构建成为了档案馆现代化发展的必然之势。在公共服务理论中,公共管理者的重要作用不是体现对社会的控制,而是帮助公民个人表达和实现他们的共同利益。因此政府作为公共管理者,需要为社会公众提供更多的社会服务,而不是作为社会公共管理的控制身份存在。在这样的背景下,档案馆作为政府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部分,承担着政府信息公开和服务的重任,具有一定的公益性和公共性。
二、档案利用服务质量评价标准的制定
(一)重视档案利用的服务过程和结果
在档案利用服务过程中,服务质量的高低通常是由被服务者的感受决定的,比如被服务者的需求、向往、期望、心理是否得到满足等,这些感受往往具有强烈的主观性和差异性。因此在档案利用服务质量评价标准制定中,应重点考查档案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业务水平、情感交流、馆内环境等。通过档案信息的利用,切实解决了实际问题,档案利用目标才算完成,这样的服务结果才能获得高质量的评价。因此被服务者的档案信息需求需要匹配其解决的问题,并在档案管理人员的帮助下找出问题的答案,实现最佳的服务结果。
(二)重视档案收集、管理等服务
在档案利用服务中,表面上只涉及到档案服务人员和被服务人员,但是如果没有档案的收集、管理等工作,也难以确保服务过程的顺利进行。因此必须重视档案的收集和管理工作,在制定质量评价标准时,应关注档案馆各部门工作的规范性、实效性以及协调性,避免资源的重复和浪费,确保各项工作顺利开展,这是影响社会大众对档案利用质量的最终评价。
三、档案利用服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构建需要注意的问题
(一)所遵循的原则
在档案馆中,构建档案利用服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一般需要遵循三大原则,一是综合性原则,要对档案利用服务质量进行全面的评价,通过多角度、多层次的评价,展现出档案服务的多维性,避免档案资源信息的重复、交叉,确保所有评价指标主观客观的综合性和统一性。二是可操作原则,档案利用服务质量评价指标建立的最终目的是在实践做有所应用,这给该体系的可操作性提出了要求,只有应用于实际工作和学习的,才能比较客观地反映出档案服务能力。三是可持续原则,在构建质量评价体系过程中,应分解档案利用服务能力,使其形成不同层次的评价目标,并给予其由低向高发展的空间。
(二)构建的特点
档案利用服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应综合考虑适用性和科学性的特点,选取质量评价指标时,应确保指标的客观性和可信度,选择具有代表性的评价指标,使其在现实操作中实现有效测评的目的。那么在构建该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时,应根据档案馆发展的实际情况,将服务过程、服务结果、档案资源等作为一级指标,再将其中相关的因素作为二级指标,构建出能全面反映服务质量评价的体系,具有较好的实践意义。
四、结束语
在我国档案管理中,建立一种社会公众参与的、民主开放的档案利用服务质量评价体系,对提高档案馆管理水平、确保档案的完整性和真实性、推进我国文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社会公众参与的档案利用服务质量评价体系中,相关管理人员应认识到社会公众的主体地位,根据档案利用相关服务制定出评价标准,遵循相关的建设原则和特点,有针对性地不断改进服务,从而实现档案公共服务的职能。
摘要:档案管理作为最管理工作最基础形式之一,对推进社会经济文化建设、确保档案资源信息的完整性和真实性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档案利用服务质量评价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档案馆自我评价和社会大众评价,其中社会大众是档案利用服务质量评价的重要主体,加强社会公众参与档案利用服务质量评价,能有效的推动档案利用服务质量评价管理的规范性,提高档案管理和服务的质量和水平,从而促进我国档案管理事业健康发展。
关键词:档案利用服务,质量评价,社会公众参与
参考文献
[1]夏群佩,彭君波.诉讼档案管理与司法公开:从法院走向社会——以社会公众需求为视角[N].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3
[2]邓磊.高校档案利用服务质量模糊综合评判的研究[D].大连海事大学,2012
[3]李小刚.公共管理视阈下档案服务社会化研究[D].安徽大学,2014
公众参与循环经济论文 篇4
1研究区概况
自《甘肃省循环经济总体规划》实施以来,甘肃省实施的节能计划改造财政奖励项目和中央预算内资源节约以及环境保护项目每年产生经济效益22.5亿元,节能1.94×106t标准煤,节水5.57×107t,综合利用各种固体废渣7.9×106t[12]。
2研究方法
调查采用问卷法、随机抽样形式进行。问卷的编写是以兰州市为例,在查阅已有资料、咨询专家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反复修改形成,涵括了5项内容:个人情况、对循环经济的了解程度、公众获取循环经济知识的途径,政府对循环经济的重视程度、政府部门对公众绿色消费的引导分析。
2.1调查问卷的发放与收回
本次问卷调查从5月上旬开始到11月中旬结束,对兰州市高校、社区、企业、车场及其他人口较为密集的公共场所内各类人群进行随机调查。为提高问卷调查的客观真实性,此次问卷调查采用未记名的方式,以更好地反映出共众参与意识的真实状态。在随机发放的300份调查问卷中,回收了289份,回收率为96.33%,其中有效问卷285份,有效率达95%,符合问卷调查的基本条件。有效信息录入后,使用软件Excel、spass进行分析处理,统计指标包括最小值、最大值和比率等。
2.2被调查者基本情况
被调查者性别比例大致相当,男性占52.98%,女性占47.02%。年龄结构相对合理,18岁以下的占8.07%,19~35岁之间的占57.89%,是调查对象的主要年龄段;36~50岁的所占比例为19.65%,51~65岁的占10.18%,65岁以上的占4.21%。在职业上,公务员和企事业干部占7.37%,学生占27.37%,是所占比例最多的人群,企业员工占15.44%,农民工占10.88%,企业管理人员占3.16%,教师及科技工作者占8.07%,离退休人员占3.86%,自由职业者占10.18%,其他占13.68%。从学历看,小学占6.67%,初中占16.49%,高中占18.25%,大学占49.82%,研究生及以上占3.16%,其他文化程度的占5.61%。调查对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3结果分析
3.1对甘肃省循环经济发展相关知识的认识
从问卷中可看出,有65.32%的调查者听说过循环经济,未听说过循环经济比例为34.68%;对于“绿色消费”概念有62.46%的人勾选“听说过”,有37.54%的人选择“没有听说过”;就“清洁生产”一词而言,70.53%的选择“听说过”,29.47%的人选择“没听说过”;对于“减量化、再利用和资源化”这一概念,有50.88%的人“听说过”。问卷表明听说循环经济的人占较大比例。而对发展循环经济的作用,在调查问卷中设计了5个问题,表1为统计结果。从表中可看出75%的人对循环经济的作用都看好(包括看好和很看好),说明公众对发展循环经济的作用比较认可。在本次调查中,当问及“甘肃省循环经济发展是否在进步”,有40.00%的人选择了“进步”,有4.91%、24.56%的人分别选择了“没进步”和“不确定”,说明公众对甘肃省循环经济的发展趋势了解不多,还需加强这方面的宣传工作;对“甘肃省自然资源是否充分利用”的调查中,有63.51%的人选择了“利用少部分”;在“甘肃省的环境质量处在全国的什么位置”中,81.40%的人选择了“处在平均水平较低的位置”,对这点的认识还是比较准确。通过对不同类别人群(了解循环经济、听说过循环经济和未听说过循环经济)对参与循环经济相关活动(非常愿意、不影响生活的情况下愿意和完全不愿意)分析并进行卡方检验,卡方值为27.14,显著性为0.0001,说明居民对循环经济的了解程度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参与循环经济的相关活动。
3.2公众对参与循环经济的`认识分析
对公众参与循环经济认识的题目设计了3道题(表2)。从表中可以看出,认为个人参与循环经济对其“影响较小”、“影响很小”和“没有影响”的人数比例为92.64%,普遍认为对循环经济影响最大的为政府部门,其中选择“影响较大”和“影响很大”的人数比例为85.97%。这表明甘肃省公众自觉参与循环经济的意识相对不高,公众的资源节约、环境保护意识和产品循环利用的观念尚未普遍形成,且对政府、企业的依赖性较强。其原因在于,目前我国循环经济建设中,公众参与行动的开展主要是由政府主导完成的。还有公众认为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和承担环境保护责任的主要行为主体是企业,对于个人活动带来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的认识不够深刻,会表现出较强的依赖性。通过对不同群体对循环经济影响的卡方检验,卡方值为163.61,显著度为0.0001,达到极显著水平,说明个人、政府和企业对循环经济发展的影响有显著的差异。
3.3政府部门对循环经济的重视度分析
表3是公众认为政府重视程度调查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出,四项调查里投否定票的都在60%以上,大多数人认为政府部门的相关工作比较到位,但并没有较好地提升循环经济的发展。因为传统发展观中政府部门主要看的是GDP的增加,很少甚至没有考虑到绿色GDP,各级政府部门忽略了环境问题在发展经济时的重要性。
3.4政府部门对公众绿色消费的引导分析
从问卷调查结果可看出,在对“政府对可持续消费的宣传影响大小”调查中,只有30.88%的人认为“影响较大”和“影响很大”,这说明政府对绿色消费的宣传力度不够;而在调查“为可持续消费提出建议”时,有50.74%的人提出了建议,这些建议大致概括为:发挥示范及引导功能;及时完善相应的政策与法规;积极参加绿色消费活动;政府部门宏观调控消费行为;加速绿色物流渠道的建设;抵制消费主义;提高公众可持续消费意识。
4对策探讨
以上分析可看出,甘肃省循环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存在以下问题:获取循环经济知识形式不够多元化,对政府及企业有较强的依赖性,政府部门对循环经济的宣传力度不够、政策与法规不够完善、执行力度不够、信息公开不够及时,政府对绿色消费的引导影响较小。循环经济作为一种可持续的具有广泛社会认可度的发展模式,离不开公众积极深入的广泛参与。对目前甘肃省公众参与循环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
4.1进一步完善发展循环经济法律法规制度
以全国其他先进省、市为参考,制定甘肃省资源综合合理利用、回收利用和绿色消费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结合当地具体的产业结构,制定发展循环经济的区域法规;建立和健全各类废物回收制度,如分类制度,废旧电池回收制度,对废物回收采取奖励措施;改进经济指标考核体系,建立绿色GDP核算制度。
4.2加大宣传力度
充分利用电视、报纸、网络、杂志等媒介,采取新闻报道、专家访谈、专题报道、公益广告、知识竞赛、宣传挂图等群众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形式,加强《循环经济促进法》的宣传,着力强化对资源能源节约,物质循环利用的意识;深化资源多次利用和清洁生产的宣传。
4.3加强政府引导
加大支持重点企业从事循环经济发展的研究开发、技术改造项目的力度;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提倡科技创新,积极创建绿色社区、绿色村镇和生态示范区;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政策,尽快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明确以政府为主、市场为辅的生态补偿的具体办法,调节生态环境受益者与生态环境保护者之间的利益关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4.4充分发挥企业主体作用
企业是发展循环经济的主体,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同时,还要重视环境与社会的和谐发展,通过新的技术和管理探索企业层面的集约型综合化增长模式,建立如扬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上海市莘庄工业区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20)、卡伦堡生态园(丹麦,1970年)等类似的生态工业园及生态农场,使各园区内企业间相辅相成,发展良好,达到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目的,实现可持续发展。
4.5加快产业结构调整
社会公众参与 篇5
环保法实施以来,首个对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做出专门规定的部门规章——《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简称《办法》),将于2015年9月1日起正式施行。
完善制度建设 鼓励公民参与环保
据了解,对于新修订的环保法重要配套细则,环保部门希望通过《办法》的出台,切实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获取环境信息、参与和监督环境保护的权利,畅通参与渠道,规范引导公众依法、有序、理性参与,促进环境保护公众参与更加健康地发展。
在过去一段时间内,环境保护工作中违法成本低、执法软等问题一直饱受诟病。人们往往在目睹江河土地、海洋天空一天天被各种污染蚕食得面目全非后,才以舆论监督的方式参与。在环保领域公众缺乏话语权,可以说是过去环境问题频发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办法》在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获取环境信息、参与和监督环境保护权利的同时,重点提出“畅通参与渠道,规范引导公众依法、有序、理性参与”的规定,对促进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健康发展意义重大。
历数环保法的发展,不难发现,在过去一段时间内,企业违法成本低、监管部门自由裁量权过大、落实过程中执法软、以罚代治、公民参与度低和信息不对称等问题普遍存在。只有当污染现象进入人们的生活,并形成一定伤害后,公众才以举报和投诉、职能部门监管、舆论监督曝光等方式被动参与。在环保领域,公民知情权、话语权被剥夺的现象大量存在。
《办法》将于9月1日起施行,相当于在环保监管问题上,给职能部门上了一道紧箍咒。有业界专家指出,环保法实施以来最严厉的《办法》即将实施,旨在解决处理环保问题时企业对法律的敬畏及监管部门依法执行的被监督问题。这必将激发新一轮涉事公民维护自身知情权、话语权、损害索赔权的高潮,是中国环保法规里程碑式的规定。
新瓶装旧酒 具体施行仍有难度
在步入法治化轨道的今天,国家正在迎来新的发展机遇。经历了经济发展初期牺牲环境搞发展之后,环境污染的后果渐渐暴露在公众视野,环保领域的法律法规和细则相继出台。
在国际环境中,输出落后产能制造的商品开始遭遇发达国家的抵制,如何摆脱简单商品加工厂的外衣,如何开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科技商品,已经成为“中国制造”跟上全球市场的关键。
《办法》在指导和推进全国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工作方面提出了进步观点。但是,重塑监管职能部门的执法形象,再造新型的公民参与环境治理模式,仅仅依靠笼统的指导,很难缓解当前环境保护工作面临的复杂形势,从为公民参与提供制度保障方面来说,也并非全新举措。
过去处理环保问题,欠缺的是对法律的真正敬畏及严格执行,准确地说,是法律实施细则的可操作性差。那么现在呢?自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施行以来,相关补充性规定和办法一再出台,生态环境保护问题近年来却屡见不鲜。
从社会发展角度来说,并不是初衷没达到,而是随着信息时代来临、资讯更为丰富快捷,民众的知情权获得了快速提升。
判例法是英美法系国家的主要法律渊源,优点是能够紧跟形势,发现问题即可跟进。而我国法律通常为成文法或制定法,有案例指导等可以借鉴,但在某种程度上仍需补充。
《办法》的出台,为公众参与环保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而在具体措施方面仍然延续了机构解读、机构鼓励等无法落实的空虚一面,只突出民众在环境保护工作中的分量和作用,没有诸如奖金数额、监管保障机构建设、职能部门领导监督机制等的具体内容,仍然容易陷入“民众对违法事件举证难、政府监管以罚代法、职能工作人员自由裁量权过大”的怪圈。如此,《办法》难以摆脱“新瓶装旧酒”之嫌。
环保诉讼困难重重 落实仍待破题
法律法规和办法类规定出台,总有不同的声音,《办法》也是如此。《办法》为调动公众参与监督举报积极性,在要求环保部门接受举报后公布相关信息方面,不但设置了保障公民知情权的内容,还规定了监管部门要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及时向举报人反馈信息等内容,在奖惩机制方面更是明确鼓励地方设立有奖举报专项资金。有业界人士表示,《办法》“亮点”的确很多,但在执行层面依然将会遇到重重问题,有待摸索。
我国当前有众多的案例可供指导。根据已经见诸报端的环境保护个案,我们不难发现,很多地方政府已经走在了国家立法机构的前面。云南昆明2008年12月成立了环保法庭,早在成立之初,就向市政府建议并设立“昆明市环境公益诉讼基金”,解决了诉讼成本高和诉讼利益归属问题。与此同时,昆明市政府公布《昆明市环境公益诉讼救济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和《环境保护法修订草案》,明确了公益诉讼的主体、诉讼成本和诉讼利益归属问题。一个是2010年,一个是2015年,地方《办法》出台,走在了全国《办法》之先。
从法律的角度分析,《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谁主张,谁举证”,到法院起诉,一定要证明自己受到了损害,并证明是对方的行为直接导致了自己的损害。对于民间环保组织或公民个人而言,举证无疑是最大的“软肋”。抛开调查和取证的难度,单就对物证的权威性而言,监管机构最终裁定权的执法天平已经倾斜——民众依然处在不对等的弱势地位。从昆明环保庭“全国首创”的做法中不难发现,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再多再严,离开了具有操作意义的实施细则,都将是理想世界的空中楼阁。
社会公众参与 篇6
社会公众, 就是所有档案利用者的总称, 包括党政机关、科研团体、各类企事业单位以及公民个人等等, 他们都是档案利用的直接参与者, 对于档案利用的服务质量评价最有发言权。
(一) 目前社会公众的服务评价主体地位被忽视
作为一个整体的工作系统而言, 档案利用服务体系包括档案管理者、档案服务者、档案利用者等几个相关主体, 他们或多或少都对档案利用服务质量评价有影响, 但是, 主要影响应该来自于直接利用者和服务接受者的社会大众。因为社会大众能够切身感受整个服务过程以及服务结果, 对于服务人员的态度和业务水平、档案的保管水平、档案馆的整体环境、档案查阅的时间、经过、结果等有了亲身体验, 从而成为最有力的评判者。但是, 目前在我国档案利用服务质量评价中, 社会公众的评价主体地位是被忽视的, 一般的档案馆都是注重自我评价, 少数档案馆也推行了ISO9000质量体系认证, 但是这种外部评价主要侧重于加强馆藏档案的服务质量和管理, 对于动态评价关注度不高。这些评价多是在内部封闭状态下进行的, 社会公众很少有渠道获悉关于评价的具体信息, 所以, 自然也就没法参与或者很少参与。并且在档案学界的理论研究上, 由于社会实践的缺失, 对档案利用服务质量评价的研究还不深入和透彻, 科学性和适用性的研究成果还很少。
(二) 社会公众成为服务评价主体是档案发展的内在要求
现阶段, 随着时代的发展, 社会的进步, 在政府信息公开的大环境下, 构建社会公众参与档案利用的服务质量评价已经成为档案馆社会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新公共服务理论认为, “公共管理者的重要作用并不是体现在对社会的控制或驾驭, 而是在于帮助公民表达和实现他们的共同利益。”应该进行的是“服务”, 而不是“掌舵”, 也就是说, 政府作为公共管理者, 要为公民提供各种社会服务, 而不是作为公共管理的控制者存在。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 档案馆作为政府公共文化服务的一部分, 主要承载政府信息公开与利用服务的功能, 主要就是为公民进行信息服务的, 因而具有公共性和公益性的价值取向。
二、档案利用服务质量评价的制定标准要看是否满足利用者的要求
对档案服务质量评价是促进档案服务水平提升的一种重要途径。档案利用服务范围广泛, 涉及的方面较多, 不能简单地用接待多少人、提供多少次服务来评价, 而是主要看用户对服务评价, 也就是看是否满足利用者的需求。而社会公众参与档案服务质量评价大多数是由档案馆来推动和执行的, 为了得到客观、公正的评价结果, 就必须要从利用者的本位视角出发, 制定一个公正、合理的评价标准, 我觉得, 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来考虑:
(一) 重视档案利用的服务过程和结果
既然要从档案利用者的本位视角出发, 就必须要注重档案利用的服务过程。在档案利用的服务过程中, 服务质量的好坏不是由服务者决定的, 而是由服务接受者的感受决定的, 服务接受者的需求、向往和期望是否得到满足, 心理是否愉悦, 这些感受都是服务接受者在同步互动的过程中直观感知的, 带有极强的主观性和差异性, 因此, 在设计档案利用服务质量评价标准时, 档案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与业务水平、情感沟通与交流、形式与内容等都应该成为重点考察方面。
再来说说档案利用服务结果, 档案利用者很多时候都是依据获得的档案信息能否解决实际问题来进行服务质量评价的, 也就是说, 只有利用档案信息真正解决了实际问题, 档案利用的目标才算完成, 这样的服务结果才能得到高质量的评价, 否则, 就算是利用者提出档案信息, 也只是完成了中间目标, 也没有完成终极目标。所以, 利用者所提出的档案信息需求与利用者所要解决的问题之间必须高度匹配, 而且档案管理人员再利用自身的业务能力帮助利用者找到自己需要的档案信息, 以便最终解决问题, 这样的服务结果才是皆大欢喜, 令人满意的。
(二) 重视档案搜集、管理等服务后台支持系统
档案利用的服务过程虽然只是集中在档案馆的前台服务人员和档案利用者之间, 但是, 如果没有档案搜集、管理等后台支持系统, 服务过程也未必会很顺利, 因此, 必须要重视档案搜集、管理等服务后台支持系统, 这些部门对于档案利用服务质量评价也有着间接影响。所以, 在制定档案利用服务质量评价标准时, 也要关注档案馆内各部门间工作的科学性、规范性、实效性和协调性, 如部门之间的工作是否衔接、可有重复、浪费资源, 资源分配是否平衡, 等等。如果这些后台部门传递到前台服务系统中的感知是规范的、合理的, 那么就会被档案利用者所感知, 从而在保证前台工作顺利开展的同时, 也能影响社会大众对档案利用服务质量的最终评价。
(三) 重视影响社会公众的整体环境和直观因素
这里所说的整体环境是指档案馆的整体环境, 如馆舍是否整洁、馆藏档案资源是否充足、馆藏档案结构是否合理、服务人员的态度和自身素质, 等等。这些因素都是社会公众在服务过程中亲身感受、直接体验的, 也对档案利用服务质量有着直接的影响。
三、档案利用服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原则和特点
(一) 档案利用服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原则
一是可持续原则, 也就是说, 对于档案利用服务能力要进行系统分解, 形成不同层次、不同阶段的评价,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区别对待, 给予由低向高发展的空间。二是综合性原则, 要全面评价档案利用服务质量, 要多角度、多层次地进行评价, 将档案服务的多维性表现出来, 务求主观客观指标有机统一, 但是勿要重复、交叉、啰嗦。三是可操作原则。构建服务质量评价指标的目的是为了能够指导实践, 在实践中有所应用, 因此, 必须要具备可操作性, 要在实践中能够用的上的才能较为客观反映档案服务能力。
(二) 档案利用服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特点
档案利用服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必须要符合科学性和适用性的特点, 也就是说, 质量评价指标要客观可信, 符合评价的实际情况, 要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主要评价指标, 并且能够在现实操作中起到有效测评作用的指标。比如我们要是想构建一个档案利用服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就可以用前文论述过的服务过程、服务结果、档案资源、服务设施四个方面为一级指标, 然后每个一级指标后边设立4个二级指标, 如服务过程之下可以设立沟通性、及时性、规范性、回应性等4个指标, 服务结果之下可以设立满意度、满足率、经济性、公平性等4个指标, 如此也就形成了16个二级指标, 这样既有分工又有合作的指标体系很全面地反映了整体性的综合评价, 具有很好的实践意义。
摘要:档案利用的服务质量评价包括两个方面, 一个是档案馆的自我评价, 一个是利用者即社会大众的评价, 其中社会大众是档案利用的服务质量评价的重要主体。本文首先阐述了社会公众是档案利用服务质量评价的重要主体, 然后从档案利用者的自身视角出发, 对档案利用服务质量评价体系进行了简单的分析, 力图构建一个科学实用的评价体系, 以便推动档案利用服务质量评价的规范化管理, 促进档案服务质量的提升。
关键词:社会公众参与,档案利用服务,质量评价
参考文献
[1]杨霞.社会公众参与的档案利用服务质量评价初探[J].档案学通讯, 2012 (4) .
[2]丁小琴.如何提高档案利用服务质量浅议[J].商情, 2012 (26) .
社会公众参与 篇7
一、我国公众参与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现状
环境保护中的公众参与, 是指在环境保护领域里, 公民有权通过一定的程序或途径参与一切与环境相关的决策活动, 使得该项决策符合公众的切身利益。①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 我国环境保护事业和立法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 取得了较大的进展。政府开始注重“依靠群众, 大家动手”, 而且一些国际上比较认同的“草根性”的环境保护团体也已经出现并活跃在环保领域。但毋庸讳言, 我国环境保护工作中公众参与程度还很低, 与发达国家“自下而上”的环境保护, 即公众推动环境保护的状况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1.人口与资源之间的矛盾制约环境保护的公众参与。
环境保护与人口、资源有着密切的互为因果的联系。我国人口众多, 庞大的人口数量及快速的增长, 导致了我国资源的绝对短缺, 我国将长期面临人口、资源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尖锐矛盾。我国人均耕地面积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2, 淡水、森林、草地资源人均占有量只分别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4.1/6和1/2。与此同时, 我国人口仍将以每年净增1000万左右的速度增加。2020年我国人口预测为14.83亿, 比科学家认为的合理人口承载能力多了1倍。人口与资源之间的尖锐矛盾必然导致生存、发展对环境的依赖, 并进一步诱发和强化不良的生活生产方式。可见, 人口与资源之间的矛盾, 严重制约了环境保护的公众参与。
2.经济发展与经济利益的驱动制约环境保护的公众参与。
从经济来看, 目前我国经济正处于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期, 同时又是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 因而我国在这一时期承受的生态环境压力更为沉重。第一, 经济发展引起的环境问题恶化。人们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追求中却忽略了所付出的沉重代价——对资源的掠夺式开发造成环境的极大破坏。第二, 经济利益与环境保护的冲突。这种冲突在广大农村尤为突出, 一些乡镇企业为“脱贫致富”, 宁肯牺牲环境。对此, 国家不得不采取强制措施关闭“十五小”企业。但由于政府既是冲突调解者, 又是经济利益的维护者 (地方利益) , 执法的难度极大。由于人们对经济发展与经济利益的关注远远超出对环境利益的关注, 因而即便环境破坏已经很严重仍极少引起群众的关注。因此, 环境保护仅是一项由政府垄断的国家职能, 公众的作用就显得微乎其微。
3.环境教育严重滞后, 公众环保意识普遍较差。
拥有环境意识是实现全民参与环境保护的基础和先决条件。由于环境教育的滞后和环境保护观念的淡薄, 我国多数公民对破坏环境的行为漠不关心, 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与环境不友好已习以为常。据《中国公众环保民生指数绿皮书 (2005) 》显示, 中国公众环保民生指数2005年度得分为68.5分。“民生指数”还显示, 中国城乡公众环保现状感受差异显著, 城市和城镇分别为68.73和68.8分, 而农村是61.22分, 城市和城镇公民虽具有一定的环保意识, 但环保行为不足。调查发现, 中国公众环保知行不一, 认知面广, 但认知的深度和准确度不足, 而且参与程度低, 行为跟进的广度不够, 参与环保活动较多的公众仅占6.3%。 环保意识的提高有赖于绿色教育体系的健全包括基础教育、高等教育、村民居民教育以及公职人员再教育等。但我国的教育投入远远不足, 在农村和西部贫穷地区, 基本的教育难以得到保障, 在教育形式上不够丰富也不够完整, 如继续教育、专业技能教育、素质教育等等都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 环境教育更是严重滞后。小学、中学到大学教育, 没有一门系统的课程是有关环境教育的, 更谈不上对广大民众开展环境教育。
4.公众参与操作层面上还存在种种局限。
目前我国环境保护的相关法律对如何让公众真正参与、参与的方式是什么、如何保障公众参与和按法律规定进行公众参与应承担什么法律后果等一系列具体问题还没有明确规定, 以致公众参与并未在实践中产生法律约束力, 缺乏可操作性。具体表现有: (1) 从参与的内容来看, 主要是参与宣传教育, 对决策的参与重视不够; (2) 从参与的过程来看, 主要侧重于事后的监督, 事前的参与度不够; (3) 从参与的效果看, 流于口头的多, 见诸于行动的参与不够; (4) 从参与的保障来看, 政府组织的较多, 制度性建设不够。可以说上述原因加上政府官员对公众参与在观念上存在的障碍, 使得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规章制度基本上还停留在理论阶段。
二、推动公众参与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主要路径
1.重塑生态伦理观念。
生态伦理是人类与自然环境间的道德关系, 也可以说是人类与自然环境的伦理责任。生态伦理的效用, 主要是通过影响和改变人的价值观念来增强人们保护环境的自觉性, 通过提高和升华人的环境保护意识, 使得环境保护获得足够的人文动力, 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到伦理思维的框架中, 借助于道德调控的手段来帮助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②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 生态伦理道德的重塑是公众参与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前提。
中国具有儒道佛三家合一的传统文化, 其生态伦理思想之核心就是“天人合一”的观念, 即主张人与自然和谐, 强调人与自然二者关系的有机统一, 并将之体现于人们的生活方式及社会伦理之中。无论是道家 “天地与我共生, 万物与我合一”的精神境界, 儒家 “仁民爱物”、“参赞化育”的道德体悟, 还是佛家众生平等与万物平等的生态价值观, 都包容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传统环境伦理思想, 这是古人在进行内圣外王即心性修养的过程中积淀的思想精髓。也正是这种生态伦理道德的约束机制在维持我国古代社会长期的生态平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建国以后, 传统的生态伦理道德观念被“人定胜天”取而代之, 不仅使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造成了大规模的破坏, 而且也对传统的生态伦理观产生了毁灭性的打击。正是由于生态伦理道德的长期缺位, 致使我国公众的生态道德意识薄弱, 对生态环境的保护缺乏道德伦理责任与价值观基础。因此, 从传统文化生态观念中汲取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观的养分, 重塑人与自然共存共荣的现代生态伦理已是当务之急。一是尊重自然、善待自然。自然环境不是我们欲望的函数, 而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母体, 我们无时无刻不受自然的恩惠。我们的命运与大自然的命运紧密交织在一起, 就如同心灵和身体一样密不可分。因此, 我们不能再以一个征服者的姿态对自然发号施令, 而必须尊重自然, 善待自然, 充当维护自然稳定与和谐的调节者。二是拜自然为师, 循自然之道。我们应当认识到人与自然是赐予与被赐予、相互促进、和谐发展的关系。我们在主动向自然索取的同时也应该积极地给予自然以回报。同时要向大自然学习生存和发展之道, 到自然生态系统中去发现和掌握生态规律。三是保护自然、拯救自然。我们必须以人类的良知、远见和气魄, 采取积极的行动, 来弥补我们的前人以及我们自己对自然所犯下的过错。保护自然, 修复自然, 维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 形成绿色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只有当这些伦理价值和实践理念都有效内化并成为社会成员的文化自觉和行为准则时, 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才能具备足够的人文动力和充分的前提条件。正如汤因比在《展望21世纪》中指出的:“要对付力量所带来的邪恶结果, 需要的不是智力行为, 而是伦理行为。”③重塑生态伦理观念不仅需要外在的法律强制, 更需要我们的良知和内在的道德力量。
2.强化公众环境意识。
影响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因素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观念上的转变, 使公众具有自觉的环境意识和环境价值观;二是对环境利益的维护和追求。与大多数欠发达国家和地区一样, 对自身利益的考虑是促使我国公众去参与环境保护的主要动力。
因此, 强化公众参与与环境保护的意识应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强化公众对环境宣传教育的参与。要把环境保护的文化、理念和实践融入到整个教育系统中去, 通过学校教育、职业教育和社会教育, 多渠道、多层次地对公民进行环保宣传教育。要充分利用各种载体, 如“地球日”、“世界环境日”等, 全面发挥各类新闻媒体、传媒及网络的宣传动员作用, 加大环境宣传教育力度, 营造“保护环境以保护人类自身”的社会氛围和舆论环境。二是强化公众自身对环境的友善行为。如自觉维护环境卫生, 绿化、美化环境, 不做破坏环境的事情等。这是最广泛最基本的参与方式, 也是最难实现的行为方式。因此, 必须通过各种途径在全民中积极倡导和身体力行环境友好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 逐步改变长期以来存在的对环境不利的行为习惯, 使积极参与环境保护真正成为每个公民的自觉行动。三是强化公众的民主监督意识。民主监督既要对污染环境行为和破坏生态行为的监督, 也要对环境执法进行监督。这种参与行为除了要求公众具备一定的环境意识、法律知识和主体性意识。所以, 在不断增强公众参与意识的同时, 我们还应从实现环境信息公开化、加强环境决策民主化上加大努力, 推动实行环境公益诉讼, 使广大民众真正掌握各种公众参与和监督环境保护的法律武器, 并充分发挥民间环保组织的作用。
3.建立健全环保法规体系。
2006年2月22日国家环保总局发布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 以部门规章的形式, 将公众参与制度化地引入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但它只是我国第一个公众参与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规范性文件, 必须要有更加具体的法律制度和更加可行的程序, 来作为公众对环境保护事务有效参与的支撑保证。
公众参与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支撑保证, 首先就是要建立和健全公众参与环境友好的法律法规体系, 强制性地对环境活动及其行为进行规范。④目前, 尽管我国已初步形成了中国环境法体系, 但其有关法规的细化与完善仍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如在环境教育立法方面, 我国尚属空白, 因此应尽快制定《全民环境教育法》, 将环境教育活动制度化、法律化、引导公众从社会主义新文明的角度认识环境友好型社会, 培养公众的环境风险和环境保护意识, 形成建设环境友好社会的主流社会舆论、良好道德风尚和强大的精神力量。再如, 要按照可持续发展的系统要求, 建立健全生态化的法律体系, 遵循“谁保护, 谁受益;谁污染, 谁付费”的生态、政策、资金、技术、教育补偿等方法, 实现环境公平这一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社会基础。要建立健全环境执法中的公众参与机制和公民诉讼的具体法律保障机制, 赋予公民和环保组织独立的法律地位与诉讼资格, 完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要建立环境保护会议、征集等活动的保障机制。在强调政府保障公众环境利益和为公众参与保护环境和监督提供必要便利的同时, 也要强调公民对环境保护的基本义务。要规定公民参与植树造林, 清除白色污染、节约资源、减少日常生活污染和生态破坏等社会性的权利和义务, 规定环保产业参与环境保护投资等经济性的权利。唯有如此, 公众参与环境友好才能具备坚实的法律保障和制度支撑。
4.完善环境管理体制。
公众参与是政府环境管理民主化、公开化的重要体现。环境领域公众参与机制的具体设想就是着眼于能够使此种机制得到政府的积极响应和主动运用, 使政府意识到这是一种可以优化政府运行模式、提高政府治理能力的机制。这就要求进一步改革现行环境管理体制, 形成跨部门跨行业的协调机制。例如, 按照林水草土完整的生态循环系统去将人为分割在各部门的环境管理权能重新统一起来;再如, 将执行环境法律政策的队伍垂直起来;将国民经济绿色核算与环境经济政策的研究体系建立起来。此外, 还要求我们制定一系列环境友好的政治制度, 如领导干部环保政绩考核制度、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公众参与监督制度等。通过制度政策的引导, 通过制定环境教育计划, 通过各层次推行环境友好生活方式, 通过公众对政府的环境管理行为的监督, 将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纳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只有这样, 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相关制度才能落到实处;也只有这样, 才能确保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真正实现。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构建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 公众参与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 除法律体系与制度政策全面的构建外, 还要求我们必须讲究可操作性, 能够切实解决问题。⑤因此, 做好有关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工作, 势在必行。
5.借鉴别国经验。
公众参与既是环境友好的基础, 也是现代民主社会的基本要求。据不完全统计, 目前颁布环境基本法、环境法典或起环境基本法作用的综合性环境法的国家已接近100个。这些立法有许多共同点, 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一个共同点就是顺应世界民主政治的发展潮流, 规定了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基本权利和实现机制, 并全力付诸实施。
日本是世界上环保搞得极好的国家, 但在上世纪中叶工业化进程中, 日本也曾经历一系列严重的环境污染公害事件。从60年代起, 日本的环境污染受害市民进行了大规模的法律诉讼, 日本许多地区还成立了反对环境污染的民间组织, 对污染企业展开了斗争。公众对环境保护的广泛参与, 使自民党与日本国会开始专门讨论环境公害问题 (史称“公害国会”) , 1967年日本颁布《公害对策基本法》, 1974年日本颁布《公害健康赔偿法》, 以后更陆续颁布了一系列环保法规。特别是《循环型社会形成推进基本法》用环境文化理念去促进国民自觉的环保意识与道德素质;用强制性手段推进新能源的使用, 控制自然资源的消耗;既要降低废弃物的产生, 也要提高废弃物的循环利用, 还要对无法再利用的废弃物进行安全处置。经过10年努力, 使日本形成了一个人口资源、环境、文化相互协调的循环型社会, 实现了环境与经济的“双赢”。⑥
德国是一个资源贫乏的国家, 能源主要依靠进口。上世纪70年代能源危机后, 德国开始进行可再生能源利用, 并制定了《可再生能源促进法》。⑦通过多年的努力, 如今的德国, 整个国家就像一个大花园。纯净的水、清新的空气和宁静的城乡, 体现了德国政府一种“对子孙后代负责”的理念。这一理念已作为国家目标而写出入德国基本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德国的环保教育和社会动员, 德国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力量, 积极向民众宣传环保知识, 建立了公民参与体系。全民动员的结果是, 环保意识渗透于社会领域的一切方面, 从小学教育的课堂上, 英特网、教材、画册、影视到成年人的言行中, 尤其令人惊叹的是, 困扰许多国家的噪音污染在德国早已不是问题。
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公众参与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环境保护事业发达程度和环境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如果我们把环境保护这一世界潮流比做是一台不断前进的火车头, 那么, 公众参与和政府管制则是推动它前进的缺一不可的两个轮子。”⑧我国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程度同国外相比虽然还存在很大差距, 但只要我们牢固树立环保意识, 人人参与环保, 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美好理想就一定能够实现。
摘要:文章从公众参与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现状入手, 全面分析了我国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制约因素, 并从前提、支撑、经验保证等几个方面对公众参与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途径的选择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环境友好,环境保护,公众参与
注释
1解振华.当前我国环境保护形势及面临的任务[R].第一期省级环保局副局长高级研讨班, 2002
2俞树毅.理想与现实张力的兼容[G].2006年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年会论文集, 2006
3汤因比, 池田大作.展望21世纪[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 1992
4蔡守秋.建立科学的法律体系[N].学习时报, 2006.6.5
5常纪文.培育环境友好型的生活方式[N].学习时报, 2006.6.5
6刘晓林。中国的发展再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了[DB].新浪网-观察与思考, 2006.3
7常纪文.国外综合性环境法关于公众参与的立法经验及对我国环境基本法制定的启示[DB].人民网强国论坛, 2005.10.16
社会公众参与 篇8
自从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以来, 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热潮。各地在充分利用当地优势和现有条件的基础上, 因地制宜, 采取了适合本地区发展的新农村建设模式。并且涌现出了一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优秀典范与模式。比较有影响的有“赣州模式”等。
农民群体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活动的主要相关方与受益者, 他们该以怎样的形式, 在多大程度上参与新农村建设?关于这个问题, 当前有很多专家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与看法。普遍的观点是: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 他们的意愿应该得到表达, 他们应该参与到这场轰轰烈烈的建设活动中去, 真正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
叶敬忠指出, 新农村建设的“新”在于不仅提出农村建设是一项全面的系统工程, 更是农民主体性的体现和认同。新农村建设的动力来自农村, 新农村建设规划应该以社区为单位, 注意社区的多样性、复杂性和异质性, 避免线性化和单一化, 应实现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徐强认为, 将公众参与途径引入新农村规划势在必行, 它是进行村庄规划科学决策、保证村庄规划科学编制、有效实施的重要依据。
卢锐等人则提出在村庄规划中引入契合村庄发展的参与式发展理念, 村民主导规划和规划适度介入, 并以浙江海盐五圣村为例, 探讨了参与式发展理念在村庄规划中的应用。
龙腾飞通过研究后扶持规划中的公众参与, 比较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和交互式3种公众参与方式, 提出交互式参与是适合于后扶持项目规划的公众参与方式。
二、参与式发展理念与我国传统公众参与理念辩异
(一) 参与式发展理念
“参与式”作为一种工作方法和工作手段, 将其引入中国已有近10年的历史。最初, 它是在一些有关农村发展的外援项目中作为项目的实施操作手段引入并得到应用。
1. 参与式发展的内涵
参与式发展理论认为, 农民是农村社区的主人, 农村发展的主体也应是农民。农村社区千差万别, 只有农民最了解自身情况, 他们的乡土知识值得尊重与学习。专家学者有其专业思想, 但不是万能的, 它必须结合当地实际情况。
参与式发展从其内涵来讲, 是人们相互间的一种自愿贡献, 人们自主参与项目的决策、实施、利益分配与监测和评估, 社区的人们有权力和责任参与揭示自身的问题, 提出自身的需要, 评估自身的资源, 并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通过有效组织和自身的努力, 形成有效的管理和创新。强调当地人的参与, 由专业人员指导与帮助, 当地人自主展开调查分析, 并根据分析结果作出判断和制定计划, 最终采取行动。
参与式发展强调参与的整个过程, 而不是参与的最终结果, 它注重目标群体和社区整体能力的提高, 而不是个别“能人”或“带头人”, 重视乡土知识、群众的技术和技能。参与式发展还注重机制化过程, 即从制度上保证参与的有效性。例如在具体发展项目中, 成立具备自我管理、实施、服务、监督等职能的自发组织, 积极参与社区建设。
2. 参与式发展的途径
参与式发展的途径应该是发展的目标群体 (包括穷人和妇女) 全面地参与到发展项目和发展活动的规划、实施和监测与评价过程中。即从全过程的角度参与发展的整个进程。对目标群体尤其对弱势群体, 即穷人和妇女的知识、技能重新评估, 对造成人们贫困和欠发达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和环境等原因进行全面诊断, 并充分考虑他们的观点与看法。
参与式发展途径的核心是赋权, 是对参与和决策发展活动全过程的权力进行再分配, 尤其是增加农村弱势群体的发言权和决策权。参与过程是赋权的具体实施过程, 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发展途径。
3. 参与式发展的宗旨
“参与式”的宗旨是通过目标群体的决策性参与, 以及专家的辅助作用, 使目标群体公平地拥有发展的选择权、参与决策权和受益权, 并在以农民为主体的多方参与下, 共同发现、确认社区发展的机遇与挑战。通过建立合理、有效的发展机制, 实现资源的公平、合理配置与管理, 最终实现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二) 传统的公众参与观念
公众参与通常指的是群众参与政府制定公共政策过程的权利。公众参与强调的是群众的权利与政府对此权利的保护, 是权利本位的体现。群众有权利参与关系自身利益的公共事务, 有权利对公共事务过问、咨询、提意见。公共事务是为群众服务的, 群众是公共事务的真正主人, 官员的权力只是义务, 而群众拥有的是权利。
公众有序和广泛的参与可使公众表达利益的渠道更顺畅, 各种冲突也更容易得到疏通和化解, 不同利益群体、政府与公众之间更容易沟通、理解或妥协, 从而利于社会的稳定和政策目标的实现。
因此, 政府在制定包括人口与就业、教育与文化、资源与土地、环保与生态、治安与稳定、医疗与交通等相关方面的公共事务政策时应该尊重农民意愿, 保障公众的知情权, 向全体公众公布方案, 征询意见, 体现公众的参与权和监督权。
(三) 参与式理念与传统公众参与观念的比较
从上述对参与式发展理念与我国传统公众参与观念的分析可以看出, 这两者有其共同之处, 也有其明显区别。
1. 相同点
参与式发展理念与我国传统公众参与观念的共同点主要有:他们都强调公众是公共事务主体, 公共事务的决定应该体现公众的参与权, 公共事务的实施应该有利益相关方的参与与监督, 体现民主决策与民主监督。
2. 不同点
(1) 参与动机不同。参与式发展强调的是各相关方积极主动的参与, 尤其是最直接相关方, 如农民的主动参与, 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发展方式。而传统意义上的公众参与更多的是被动的参与, 例如城市规划中的公众参与, 是专家们占主导, 在规划过程中吸收相关方代表的意见, 并在根据自己的知识理解做出规划后征询公众的意见, 可理解为“自上而下”的发展方式。
(2) 决策权归属不同。传统的公众参与方式中最终决策权并不在公众, 而是集中在少数掌权者手中, 因此, 公众参与过程有时往往流于形式, 没有真正起到公众参与应有的作用。而参与式方法中, 强调公众为发展的主体, 他们对社区公共事务具有最终决定权, 因为公共事务的实施、管理和最终受益者都是他们。
(3) 参与者的代表性不同。传统的公众参与中真正能够参与事务过程及发表对最终结果的意见的往往只是极少部分公众代表, 确切地说, 有时他们并不能真正代表公众的意愿, 而只是他们自己的意愿。在参与式方法中, 强调了公众对社区事务发展全过程的参与, 整个事件的发展方向完全取决于参与各方的长时间平等磋商结果, 体现的是广大公众的集体意愿。
参与式方法与传统公众参与方法的比较归纳如表1。
三、参与式发展理念对我国新农村建设中公众参与的借鉴
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需要公众参与, 这一点已经得到理论界和其他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可, 但这种参与的方式方法、参与的程度却是决定最终结果的重要因素, 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参照参与式的发展理念与我国传统的公众参与的主要做法, 我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应该体现两者的有机结合, 真正实现农民在农村发展决策、实施过程中应有的权利。
(一) 重视农村弱势群体意愿, 促进新农村建设的全民参与
农村弱势群体有两个层次的内涵, 狭义的农村弱势群体指的是在农村地区由于家庭经济条件、农村社会地位、健康状况等因素处于社会中下层, 各种权利或利益受到限制的农民群体。从广义上讲, 它包括全体农民在内整体意义上的农民对“三农”问题的相关事务都缺乏有效的参与途径。从法律上讲, 全体农民被赋予对本社区发展事务的知情权和参与权。但长期以来, 农村弱势群体在村级事务的决策、实施与管理中的话语权难以得到真正意义上的体现。农村发展中的一些重大项目 (或规划) 中, 有时甚至出现农民“集体失语”的现象。
重视农村弱势群体的意愿, 尊重他们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看法、观点和参与, 使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除了体现相关行业部门的专业意见之外, 还体现了包括全体当地农民在内的广大村民的意愿。农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体, 农民的满意度是衡量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功与否的重要指标,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应当听取百姓的意见, 真正实现农民的参与式发展, 实现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全民参与。
(二) 加强农村培训推广工作, 提高农民的参与意识与参与能力
当前在农村农民在整个新农村建设中的话语能力不强, 甚至“集体失语”, 一方面可能由于缺乏表达机会,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自身的参与意识不强。
因此, 在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 除了从机制上要建立农民为新农村建设献计献策的渠道, 也需要加强对农民的培训与推广工作, 不断转变农民的发展观念, 实现从“要我发展”转变到“我要发展”的质变, 增强他们对于当地事务的主人翁责任意识、自身发展意识、自我服务意识、主动参与意识, 提高他们全面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体事务的能力。
(三) 建立农民自主发展机制, 在新农村建设全过程体现参与式
在新农村建设中, 著名的“赣州模式”成立了很有特色的新农村建设理事会。理事会由村民自主推选的有威望、有能力、公道正派的农村老党员、老干部、老模范、老工人、老教师和青年积极分子组成, 通过制定村规民约, 实现村民的自主管理、自主实施、自我教育、自主服务、自我监督。村庄“三清三改”、基础设施及公益事业的建设都通过新农村建设理事会来组织实施, 做到建设资金由理事会管理、建设合同由理事会签订、工程进度由理事会督促、建设质量由理事会监管。这是一种很典型的参与式理念与方法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应用, 实践证明, 这种全过程的参与方式可操作性非常强, 体现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农民自己做主, 效果也很理想。
另外, 新农村的建设不仅仅包括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施与后续管理, 它还包括实施之前的规划阶段, 因此, 在新农村建设的相关规划中, 包括涉及农村、农民和农业的相关规划都应该实现农民的参与, 反映农民的意愿, 编制真正意义上的参与式土地利用规划、参与式村级发展规划等。
只有包括了规划在内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全过程体现农民的积极参与, 才是完整意义上的参与式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才能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标。
社会公众参与 篇9
一、弱势群体的概念
弱势群体可分为四类, 即生理性弱势群体、社会性弱势群体、自然性弱势群体和文化弱势群体。生理性弱势群体主要由于生理因素造成的, 如残疾人、老年人、儿童等;社会性弱势群体由于更深层次的社会原因造成的, 如体制转换、结构调整和国家政策等, 如农民、下岗工人、城市农民工等;自然性弱势群体主要是由于自然条件恶劣或自然灾害等自然因素造成的, 如边远地区的农民、灾民等。文化弱势群体是指由于文化教育以及专业领域的不同而在参与公共事务中造成的弱势者。
二、弱势群体参与立法的必要性分析
(一) 推动社会公平正义
公平正义是古往今来人们的追求。正如《人权宣言》所述, “在权利方面, 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罗尔斯在其《正义论》中说:“正义的一般观念是:所有社会基本善—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及自尊的基础—都应被平等地分配, 除非对这一些或所有社会基本善的一种不平等分配有利于最不利者。如果社会出现不平等, 则这种不平等的后果必须对每个社会成员, 尤其是社会最不利者带来最大的利益, 即社会中最弱势的人的利益要得到保障。”而我国历来也注重对弱势者的利益保护。
(二) 推进我国的民主化进程
弱势群体加入我国立法进程是存在困境的。其一, 由于传统文化家庭本位观念的影响, 弱势群体往往是抱着“自扫门前雪, 不管他人瓦上霜”的态度, 很少愿意参与到公共事务中去:其二, 弱势群体由于文化素养程度不高, 往往是有参与之心也无参与之力:更有甚者, 他们容易被蛊惑, 参与到妨碍社会秩序和稳定的活动中。因此, 一方面弱势群体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是的条件和机会无多, 他们更需要法律保障更多的机会和空间;另一方面, 弱势群体应该在社会相对优势者的鼓励和帮助下, 参与公共事务, 关注到自己的切身利益, 提升文化素养和“社会人”的意识, 推动社会民主进程, 更有利于和谐民主社会的实现。
(三) 更好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
人权的基本价值就是要求对所有人予以普遍的尊重和保障。弱势群体虽然因为生理的、社会的、自然的或者文化的原因处于脆弱的、易受伤害的以及其他不利的境地, 但是, 他们和普通人一样, 应当拥有作为人的神圣的权利, 对他们不能有任何歧视。不仅如此, 对弱势群体还应予以特别的关注、尊重和保护, 最大限度地缩小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的差距。弱势群体的利益需要立法关怀, 弱势群体的意见应当被听取, 以更好维护自身的利益。
三、弱势群体参与立法的可能性分析
在刚结束的征求意见的法律草案的统计表中, 《就业促进法》草案, 参与提出意见的人数是3469, 提出的意见条数是7647;《劳动合同法》草案, 参与提出意见的人数是79904, 提出意见的条数是1887773;《社会保险法》草案, 参与提出意见的人数是9924, 提出意见的条数是68208。这些和弱势群体相关的法律的意见条数都远超其他法律, 说明弱势群体的利益备受关注, 社会各界包括弱势群体自身迫切需要参与到立法工作中。
(一) 对弱势群体进行法律教育和宣传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 法制建设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人民的法制观念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但是与西方法治国家相比, 国民的法律修养、维权意识仍然是有很大差距的。当然法制教育要依托整个社会的教育水平的提高, 只有整个社会的教育水平提高了, 法制教育才有足够的平台和基础。弱势群体要通过教育提高自身的能力和素质, 在最低程度上, 懂得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利益, 在更高一层次上, 积极参与到立法活动中, 提关切自身利益的问提, 解决自身的问题。社会弱势群体只有在教育上不再落后, 才能进入竞争平台, 与其他人同台竞技。
(二) 开发多种渠道, 鼓励弱势群体对立法提出意见
立法机关在公布法律草案条文的同时, 对立法的背景, 立法目的, 主要争议等相关问题可作出解释和说明, 以促进公众对法律草案的内容和了解从而提升参与的热情。可以通过政府报刊和人大网站、报纸、杂志、电视、电台、互联网等多种新闻媒体, 开辟法律草案讨论。征求意见专栏。此外, 还应当充分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企业协会、行业组织、律师界等各种团体的作用, 建立健全利益诉求表达代表机制。为弱势群体参与立法提供便利条件。
(三) 建立立法反馈制度提高弱势群体参与立法的积极性
目前我国的立法现状中还存在着提出了立法意见, 但是意见得不到充分重视, 也没有及时建立起意见反馈平台, 使得对立法提出的意见过程成为一种走过场, 形式主义。这种做法, 对弱势群体参与立法的积极性无益。
对弱势群体提出的立法意见, 要认真研究, 分析各方面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并将吸收采纳的情况及考虑以及适当形式适时向社会反馈。如此, 通过一个回馈平台促进弱势群体参与立法活动, 形成良好的立法参与循环平台。
摘要:社会弱势群体作为社会转型期间的特别群体, 在市场经济发展、社会分层加剧、不同利益群体间的矛盾日益凸显的当今社会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这一群体的权利和利益的保障也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解决好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保障问题, 加强对弱势群体的法律保护, 鼓励其积极参与到立法工作中来, 才能更好得维护其权利和保障其利益。
关键词:弱势群体,立法,利益保障
参考文献
[1]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2]田菩提.现阶段我国社会弱势群体的成因、现状及对策[J].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2, (3) .
绿色证券与公众参与 篇10
“绿色证券”作为一项具有现实意义的新政策,自然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作为民间环保组织的我们也在思考如何通过绿色证券政策推动企业的环境行为改善,推动环境信息公开。
基于此,从2008年8月份开始,自然之友等环保组织开始联合推动“绿色证券”政策,并在11月下旬举行了“绿色证券与公众参与”多边论坛,以下便是论坛上部分嘉宾的发言内容。
近两年来,我国政府陆续推行了一系列环境经济政策,期望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要求,运用税收、财政、保险、信贷、证券等手段,调节或影响市场主体行为,加强环境保护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在这些环境经济政策当中,“绿色证券”政策在今年有着很多积极的措施,截至9月12日,国家环保部共受理了73家上市公司的环保核查申请,其中20家未通过首次核查,这对于抑制污染行业上市融资,推动履行社会责任,具有积极的效果。
“绿色证券”作为一项具有现实意义的新政策,自然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作为民间环保组织的我们也在思考如何通过绿色证券政策推动企业的环境行为改善,推动环境信息公开。
基于此,从2008年8月份开始,自然之友等环保组织开始联合推动“绿色证券”政策,并在11月下旬举行了“绿色证券与公众参与”多边论坛,以下便是论坛上部分嘉宾的发言内容。
三驾马车拉动绿色证券的政策实施
蒋洪强(环保部环境规划院战略部环境预测室主任)
绿色证券政策的出台,实际上是在环境保护、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加强环境保护的经济政策。从环保部角度来看,行政政策加强环境监管还存在一些缺陷。意识到这点,就必须建立长效机制,加强环境经济政策研究。
从2006年到2007年,环保部门对此事非常重视,由规划院承担国家环境经济政策研究工作。这项工作实际上包括了几大环境经济政策:第一,环境公共财政。第二,环境税收。第三,排污权交易。第四,生态补偿。第五,绿色资本市场。绿色资本市场里面包括了绿色信贷、绿色保险和绿色证券,最后涉及到绿色贸易的政策,还有体系框架。
绿色证券政策的体系可以比喻为三驾马车:一是上市公司上市前或者再融资的环保核查;第二项,上市过后环境信息披露的制度;第三,上市之后对于环境表现行为进行评估的制度。通过三驾马车拉动绿色证券的政策实施。
对于绿色证券,我们有以下期待:
第一,绿色应该去掉,应该是环保证券,在证券市场,大家不愿意看到绿色两个字。
第二,在绿色证券里面,信息披露制度,有助于公众了解一些必要的信息,维护广大公众投资利益的需要。
第三,进一步完善中国现有上市公司监管法规。我们从2001年开始出台上市公司环保核查的有关规定,一直到现在为止,出台大概有十项政策制度,包括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都提出过关于信息披露方面的内容。实际上绿色证券制度的实行,还有不完善的地方。实施效果也存在不理想之处,需要进一步建立完善的政策制度。
通过公众参与约束企业及相关监管者
王明远(清华大学环境资源能源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环境保护中使公众参与的政治和法律的本质是什么?本质在我看来,就是说基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和法律的历史变迁,面对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双重失灵的时候,公民挺身而出,为了公共利益,包括环境公共利益,矫正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本质就是这样。从政治和法律本质来说,资本主义三权分立,使代议制民主的进一步发展。过去的代议制民主不允许公民或者公民组织直接参与政府行政管理的,是一种间接的管理国家的模式。但是到现在的社会,随着问题越来越复杂和多元化,传统的代议制民主不能有效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不能有效地充分体现民意的时候,就需要对传统的代议制民主进行修正,引入所谓代议制民主为基础的参与式民主,使得我们这些公民和组织在过去只能通过议员制定规则,通过选举的政府执法来保护我们的利益模式,转变成以这个为基础,组织和个人可以依法直接参与政府的决策、规划、规则制定、执法,乃至于法律诉讼,这是本质。
我们的环保组织,特别是自然之友、绿色和平等等,无论从促进制度建设,还是促进实践发展方面,可以说都是先锋,我相信在推动理论发展方面也有贡献。对于绿色证券制度,我希望促进法律自身的完善,促进法治精神的完善,使法律约束我们的公民、约束我们的企业、约束相关监管者,使得各方面权利义务关系者,得到一个充分的、清晰的、合理的法律界定。在有秩序规范性的制度模式之下,推动法律进展,推动环保事业才更有价值。
环境以人为本,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
李(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政策研究所执行所长)
首先,我们面对非常严峻的形势,环境是这样,生态是这样,中国社会转型也是这样。我们现在的改革在很多方面都需要改。怎么改?如果看环境方面的法律规定,我们可以说法律规定得很多了。现在主要是执法问题。但是我不这么认为。全国人大委员长说,我们的法律缺乏可操作性,各方面法律都是这样的。这是我们改革面对的体制性障碍,政府在环境相关问题上也一样。
法律有良法和恶法之分,我们的法律需要以人为本,需要保护人的基本权利。环境问题涉及到人的生命、健康的问题。我们怎么去看待?我们看不管上市也好,贷款也好,集资也好,在我们这里形成的问题往往是,有权部门批准了就合法,不批准就不合法。表面上看都合法,可造成水污染,造成癌症村,都死了人,我们能认为这是合法?我觉得涉及到最基本的理念问题。我们对科学有很多误解,甚至对科学达到一种迷信的地步。在很长时间以内相信人定胜天。实际上不只是我们国家的问题,包括资本主义初期的时候工业革命,在很长一个时期,也崇尚武力、崇尚财富的创造和经济的增长,与此同时形成了消费主义。而且我们现在面对很明显的利益分化。就中国而言,为什么我们强调公众参与?就因为不同人在同一个问题上,比如在涉及环境、资源、生态问题上,利益是不同的。我们看近几十年有一些很大的变化,尤其是20世纪末,联合国提出人类发展的概念,认为政治家、企业家,最大的成功之处恰恰在于普遍的改善了人的生存状况,使更多的人生活得更好。我们要注意到所面对的环境问题、生态问题是非常严重的,而且往往是不可逆转的。所以,在这里我们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要考虑三个方面:
第一,企业社会责任;第二,政府责任;第三,公民的权利。
在上个世纪,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就提出全球契约,提出企业社会责任,九项里面有三项是环境方面的。如何达到这一步?恰恰因为有公众参与,有消费者运动,强调企业社会责任。需要有公众的抵制,对于污染生态造出来的产品大家不去用。
再有,我们需要做一件事情,政府和民间都应该做,那就是促进制度的建设,促进法律的建设。如果我们在立法上,能够不时提出我们的意见。比如今天面对金东纸业,我们怎样做才能环环扣紧,使这个企业难以撒谎。我们要专业化,我们要形成网络,社会各界联手来做才能够做好。有时候,我们民间是容易乐观的。我个人还是比较悲观,下一步我觉得不可知,因此我觉得我们的路很长,我们面前要做的事很难,但是关系到我们的权利,关系到我们子孙后代的生存环境。正因为如此,需要大家,需要更多的人共同去努力。环境是以人为本中最根本、最重要的一点,不是全部,只是一个方面。离了这方面,人类今后怎样,真是很悲观的。
以环保信息披露为核心
廖钰燕(欧华律师事务所驻北京代表处律师)
绿色证券是什么呢?从商业角度来说,其实就是用上市的法律来控制环保工作的完善,就是实施环保审核制度,还有环保信息披露制度为核心的计划。要维护广大股民还有社会的利益,最主要的就是从经济利益角度约束环境污染问题。
关于融资影响要具体分析。一个企业需要融资,要看投资方需要什么?第一个阶段,一个公司刚刚成立或者成立不久,所需要的融资,就是风险投资。为什么要投?最主要考量是利益,为了公司以后的发展;同时也会关心这个公司有没有遵守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这对投资方来说比较重要。他们决定投资一个项目,如果不遵守这方面的法规的话,会带来一些风险,包括处罚等。
从商业上来看,如果有绿色证券的考虑,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呢?这要从两方面来看,作为投资方,这是好事,因为会减少投资的风险。另一方面也不完全是好事,因为从商业方面考虑,有时间和成本的问题,审核的这段时间企业会有很多变化。对很多公司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另外,对小企业,如果保荐人对这些小企业没有办法符合IPO环保审核的话,那么就得被迫放弃。作为承销商,希望从小企业的IPO方案里找到一些通过环保审查的内容。
社会公众参与 篇11
1 公众参与的能量来源
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 是参与的主体, 公众参与是国家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有力体现。政府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群众服务的。包括环境保护领域在内的一切事务, 公民都有权力平等地、主动地参与到环境保护立法、执法、司法等一切与其环境保护权益相关的活动中去。
我国自1978年末启动了政府治道变革的进程以来, 经过近30年的努力, 在政府职能市场化、政府行为的法治化、政府决策民主化、政府权力多中心化等方面均有长足发展[1]。公众参与到政府的行政决策中是一个社会的进步体现, 建立和完善我国的环保公众参与制度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对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在环保领域中的缺陷有了很好的完善, 从而有利于减少环境侵害、积极有效处理环境纠纷, 同时也有利于提高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 集公众之力量实现公民环境权利益的同时, 从根本改变我国环境质量的现状。
2 公众参与的法之保障
新修订的《环保法》设立专章“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 在政府决策机构中给予公众一定的席位, 给予公民环境权法律地位, 方便公民提起环境公益诉讼, 从而充分保障了公民环境权利, 促使群众积极参与到环境保护中来, 协助政府收集环境保护等相关信息, 鼓励公众自行开展交流活动, 并从自身做起保护环境。
2.1 信息公开是一切公众参与的基础
公众参与的基本条件是有足够的公开的环境信息,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群众思想素质的提高, 公众对于环境知情权和监督权的需求也日益增加。鉴于此, 新环保法为了保障公众的环境知情权, 对于环境信息的要求也更加的透明化, 主要体现在两部分:一是明确了相关职能部门、排污单位公开环境信息的职责。二是规定对于公众想得知而未公开的信息, 公众也可申请公开。新环保法明文规定了信息公开的职责, 为公众参与环保管理奠下法律依据的基石。
2.2 公众参与是环境行政许可的前提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公众参与在行政管理中给公众一席之位, 可以在项目准备期给公众充分的话语权, 从环境利害关系人的角度给政府及环境主管部门意见, 减少了环境纠纷, 有利于社会稳定, 避免了因环境问题造成的投资浪费。
2.3 环保公益诉讼是公众维权的后盾
以前, 由于环保法律的不够健全, 环保组织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从未被受理, 究其原因, 就是因为原告主体不适合而未予立案。环境作为一种公共财产为全民所共有, 在许多情况下直接利害人很难被确定, 从而使受害者得不到应有的救济, 施害者得不到应有的惩罚。为此, 新环保法放宽了起诉资格, 社会组织可提起公益诉讼, 明确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向法院提起环保诉讼, 法院应当依法受理。目前国内符合条件的有300家左右社会组织可提环保公益诉讼。
2.4 全民参与是环保公众参与的新概念
新环保法对公众的环保义务作了较大的规定, 体现了全民参与环保的理念。一是原则性的规定了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二是明确公民应采用低碳的生活方式, 节水、节电、垃圾分类管理, 共同减少对环境的损害, 是公众参与环保的形式, 是环保公众参与的新概念。
3 公众参与的环保实践
当下, 环境保护活动所采取的听证会、访谈、热线电话、座谈会、公众信箱、电话回访、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的公众参与活动正逐步发展成熟。在信息化高度发展的互联网时代, 人们可以通过各种媒体平台提出关于环保的建议, 对环境违法进行舆论监督。甚至在一些影响较大的环保案例中, 公众参与还能促进环保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健全。总之, 我国的公众参与制度无论从制度层面还是实践中都已起步, 而且发展迅速, 已为整个社会所接受, 为环境保护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但也存在不足和困难。
3.1 公众参与操作措施急需跟进细化
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形式目前主要体现在建设项目的规划、环境影响评价中参与调查、论证会、听证会, 以及查看建设单位项目公开的环境信息等。在环境保护的实际操作中, 需要不断跟进相应法律法规文件, 细化各项规章制度, 使得公众参与制度规范化、程序化, 公众参与环境管理常态化。
3.2 环境公益诉讼制度需进一步完善
借鉴国外立法经验, 我们应建立自己的公益诉讼制度。一是推行举证责任倒置, “谁主张谁举证”, 这符合传统民事诉讼证明的基本原则。二是按照实际情况适当地延长诉讼时效, 因为有些污染物质的损害结果并不能立即发生, 它需要经过迁移、转化、代谢、富集等一系列环节后, 才能导致损害事实的发生, 有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过程。同时, 随着科技知识的发展, 人们对污染物的检验认识也需要一个过程, 因此, 适当地延长环境诉讼时效, 可以有效地保护公众的合法权益。
3.3 深化环境教育模式改革
目前, 很多学校的环境教育, 还以应试教育为主, 不太注重实践教育, 不太注重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的培养[2]。所以, 在对学生进行环境保护教育的同时, 一定要让他们多多实践, 以切身感受促发环境保护的动力与创新, 这才是环境保护教育未来的希望。
摘要:本文通过简述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中“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部分, 将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对环境保护事业的积极作用进行了详细阐述分析, 同时指出了当前我国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尚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
关键词:公众参与,信息公开,环境保护
参考文献
[1]张璐.再论环境民主原则[J].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3, (1) :135-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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