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参与

社会参与（精选12篇）

社会参与 篇1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以下简称《决定》) 要求,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尤其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 激发社会组织活力, 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将“社会管理”发展演绎为“社会治理”, 是我党主动适应社会发展形势和积极响应人民生活需要的一大创举, 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丰富和发展, 具有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社会治理与青年社会组织的内涵与角色

要做好青年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创新工作, 首先需厘清社会治理的概念和青年社会组织的定位。

1. 社会治理

社会治理是政府、社会组织和个人构建多元化平等的社会合作伙伴关系, 对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指导、规范、监督和纠偏的过程。社会治理往往是多元的、双向的、立体的, 与之相比, 社会管理往往是一元的、单向的、平面的, 主要是指社会成员组成专门机构对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事务进行的统筹管理。

虽然社会治理与社会管理仅一字之差, 但是却包含了重要的理念转变和丰富的信息内涵, 更加强调主体的多元性和客体的参与性。《决定》指出:“坚持系统治理, 加强党委领导, 发挥政府主导作用, 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 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这种提法与过去强调政府在国家管理中的一元地位有很大的不同。多元参与改变了政府对社会事务调控管理的理念, 将调控转变为协调与服务, 也促使政府向市场和社会放权, 从而构建“小政府—大社会”的治理体制, 即构建政府、社会组织、个人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治理的模式, 为社会组织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和更多的可能。

2.青年社会组织

社会组织定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本文更多地在狭义上探讨社会组织, 即由目的性、组织性而组成的社会群体, 其有特定的目标、固定的成员、稳定的构架、普遍的规范和开放的系统。团中央2008年首次提出“青年自组织”这一概念, 并在团的“十六大”报告中多次出现这一词汇, 其主要是指由青年自发成立、自主发展、自我运作的一种组织形式。目前, 团组织普遍对青年社会组织的界定为以40周岁以下青年为主体, 自发成立、自主运作、自我管理, 以促进社会公益、引领主流文化、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等为目的, 存在于党政和市场体系之外的具有非政府、非营利和社会性特征的各种组织形式及其网络形态, 包括依法正式登记注册的青年社会组织和暂未具备登记注册条件但在发挥积极作用的青年社会组织。事实上, 对青年社会组织的界定主要依据两大要素:青年社会组织的主要成员是青年, 青年社会组织的主要服务对象是青年, 两者取其一皆可。

青年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特点、内容、成效和问题

1. 青年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特点

(1) 组织机构单一。青年社会组织构架往往是直线型, 由于资源的局限性, 其下设部门较单一, 职责多有交叉。很多青年社会组织没有核心的业务部门, 更多地是设置常见的行政管理部门, 其业务尚未形成较强的竞争力。

(2) 人员流动频繁。青年社会组织人员往往比较年轻, 其职业生涯规划的调整、就业岗位的变动、家庭角色的转化, 往往导致其流动频繁, 致使青年社会组织人员变化快、积累少。

(3) 管理效率低下。青年社会组织的人员构成多元化情况明显, 不少核心成员以兼职身份参与组织建设和运作, 时间、精力上都受制于本职工作, 无法全身心投入。此外, 很多青年社会组织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 组织运作常处于停顿阶段, 这些“短板”极大地影响了组织效率和运营水平。

2. 青年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内容

(1) 社会公益活动。很多青年社会组织以公益为运营方向, 充分发挥其在某一领域的特长和优势, 做好社会公益服务。

(2) 行业协会发展。许多青年社会组织以行业为纽带, 自发开展基于本行业的各类活动, 促进行业协会发展, 带动企业成长。如某市真皮服饰商盟集聚了300余家从事皮革制造、销售的企业, 该商盟经常开展沙龙、讲座, 提升成员在本行业的运营能力, 突出抱团发展, 制定符合自身特点的营销模式, 提升商盟成员的市场竞争力。

(3) 促进就业创业。青年社会组织有着相当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其成员年龄、知识、爱好使其能更好地贴近和把握包括大学生在内的青年发展需求, 为青年的就业创业提供更多机会和更好平台。如某市青年联合会、青年企业家协会定期参与高校就业见习招聘会、大型校园招聘会和地方青年就业招聘会, 为青年提供实习和就业的机会。其成员还积极与创业青年结对, 实施一对一指导帮扶, 切实促进青年就业创业。

(4) 文体艺术活动。青年群体是最具有活力和动力的组织, 文体艺术活动是广大青年喜闻乐见的交友、聚会方式, 也是凝聚青年、服务青年、引领青年的重要载体和手段。青年社会组织通过开展题材新颖、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特色鲜明的文体艺术活动, 能更好地为青年创造舒适、健康、快乐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如海宁市某镇大学生联谊会, 经常性组织在该镇就业创业大学生开展各类文体艺术活动, 增强了青年对该组织的凝聚力, 还为一些青年交友、婚嫁搭建了良好的平台, 深受当地政府、用人单位和青年的喜爱。

3. 青年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主要成效

(1) 促进社会和谐, 维护社会稳定。青年社会组织在广大地区, 尤其是城乡结合部等传统薄弱地区的社会治理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其组织、实施的各类活动, 能较好地反映当前青年所需所求, 从而团结好各个层级的青年, 维护好青年的合法切身利益, 促进青年更好地工作和生活, 不仅为党和政府分忧, 更促进了社会和谐, 维护了社会稳定。

(2) 服务青年成长, 助力青年发展。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水平的不同, 有相当一部分青年因为文化和技能不高, 在社会竞争中处于劣势, 亟需引导、培训和帮助。青年社会组织能较好地承担这份责任, 通过贴近青年实际的举措, 切实帮助青年提高业务能力, 适应生存环境。尤其是用青年听得懂、看得清、想得透的方式进行宣传和引导, 更易于为青年接受, 实效明显。

4. 青年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

(1) 覆盖面不广。虽然青年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发挥了较好的作用, 但是对整体而言, 还存在覆盖面不广的情况。如西部地区整体覆盖比东部地区弱, 经济欠发达地区比经济较发达地区弱, 农村青年的参与度和受益面比城市青年低等。

(2) 影响力不够。目前, 有较大社会影响力的青年社会组织数量较少, 对青年的吸引力较弱。

(3) 创新性不足。青年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创新中积极性不高、创新性不足, 在理念、制度、政策、措施方面的改革未深化, 不符合当代青年发展的要求, 不能使组织运作更加规范、科学, 因此无法有效地提供社会服务。

青年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路径

青年社会组织应坚持“发展是前提, 建设是核心, 服务管理是基本手段”的要旨, 不断提升参与社会服务的能力, 提供有生命力的服务项目, 切实服务好广大青年, 才能获得更好的生存空间和发展平台。

1.转变观念, 优化资源

政府、青年社会组织和个人在社会治理创新的大潮中均需要转变理念, 优化资源。作为政府, 应立足简政放权, 厘清和理顺政府与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说:“是市场能办的, 多放给市场。社会可以做好的, 就交给社会。政府管住、管好它应该管的事。”青年社会组织应主动走上前台, 充发挥自身的年龄优势、行业优势、技术优势, 做好公共管理和服务, 切实履行好社会职责。作为个人尤其是青年, 应在改革大潮中奋勇前进。具体而言, 应对资源进行有效合理分配, 优化政府与社会组织间的资源配置。如政府将以购买公共服务的形式向社会组织进行采购, 或政府将一部分资源下放给青年社会组织, 委托其进行社会公共服务, 或从资金上予以扶持。如此, 可发挥政府和青年社会组织各自优势, 使治理效果最大化。

如某区采用“四化”方式孵化青年社会组织, 有着很强的参考意义。

(1) “一站式”平台支持。该区共青团联合所在街道创办“启梦空间”青年社会组织孵化基地, 采取无偿或者低偿的服务形式, 向青年社会组织提供专业技术指导和业务培训。通过网络媒体平台和基层组织广发“英雄帖”, 最终与34家社会服务能力强、具有区域影响力的青年社会组织达成入驻意向。同时成立运营管理委员会、监督与顾问委员会等机构, 负责日常运作。

(2) “管家式”培育帮扶。该区形成集“零门槛”接收、“专业化”辅导、“融入式”对接、“自治式”培育、“定制式”孵化等环节为一体的孵化流程, 重点向青年社会组织提供公益理念、运行模式、项目设计、制度完善、团队建设等多元化的“栽培”服务。此外, 该区共青团还发起“青年社会组织发展论坛”, 形成青年社会组织联席会议制度, 建立“青年社会组织发展联盟”, 让公益社会组织“组团发展”。

(3) “联动式”互助对接。该区建立社会组织物质资源支持系统和青年社会组织管理、联络员机制。对优秀项目的小额资助, “量身”打造孵化方案, 并实施特定的毕业制度, 有效控制风险, 做到“成熟一个, 推荐一个, 合法注册一个”。

(4) “参与式”社会治理。该区注重引导青年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社会经济发展服务, 先后在“三改一拆”、台风灾后重建、文明城市创建、历史街区提升、铁路站开通等重点工作中投入大量精力。逐渐探索承接青少年社会事务的模式, 由青年社会组织认领承办中小学心理体验课程、周末国学课堂等项目, 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2.多元参与, 良性互动

作为社会治理的主体, 政府和社会组织均要处理好彼此之间的关系。政府不再是唯一的参与者或决策者, 其将部分适合社会组织参与的领域让出来, 使社会组织有更广阔的空间。政府不直接参与并不意味着不作为, 应履行监督、管理的职责, 让社会组织参与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 确定负面清单, 从而确保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治理中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违规必查。这也将促使青年社会组织明确自身定位, 与党和政府保持目标一致, 更好地承担原来由政府承担的社会职责, 更好地表达青年切身利益和诉求, 努力获得政府支持、社会认可和青年“点赞”。目前, 互联网已经深刻影响着广大青少年的学习、工作、生活等各个方面, 青少年几乎所有的活动都与互联网密切相关, 面对日益复杂的网络形势, 青年社会组织应充分发挥优势, 积极引导, 承担社会责任, 努力通过各方共同努力, 使网络干净起来、晴朗起来, 真正让网络成为青少年的精神家园, 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青年中扎根。如某市第九区致力于打造一个开放、真实、随时更新的城市互动媒体, 并承担起爱心公益的社会责任。目前该网站已成功组织了50多场公益活动, 并积极配合党委政府做好网络舆情工作, 积极引导青年理性上网。

(1) 围绕社会热点, 以年轻人喜欢的方式展开讨论和引导:针对文明城市创建, 发起“公交车十五怪”真人模拟暴走漫画活动;针对“五水共治”, 发起微信调研活动;针对空气质量问题, 组织“圣诞老人送口罩”公益活动等。

(2) 在重要时间节点, 组织开展爱心公益活动。用好看、好听、好玩的方式做好活动的氛围营造工作, 母亲节举办“辣妈”厨艺秀活动, “六一”开展新居民子女“城市探索”活动, 6月7、8日提供高考爱心车队志愿服务等。

(3) 通过切合热点又符合导向的新闻、帖子等形式做好网络舆论引导。如对马航客机失联、余姚水灾、余杭垃圾场建设、嘉兴水质问题等社会热点问题, 组织开展网上正面评论引导工作, 引导网友理性、全面看待事件。

(4) 对内积极发动青年员工, 特别是青年党团员带头做网络环境的净化者, 积极发动青年员工从自身做起, 不信谣、不传谣、不煽动、不跟风, 力所能及地为整个网络空间的净化做出应有的贡献。

3.提升能力, 开辟途径

青年社会组织应提供多元化、个性化的服务, 提升自身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 主动处理和化解青年与社会之间的矛盾, 为青年排忧解难, 维护青年的合法权益。青年社会组织既要重视学校等青年聚集的地方, 也要重视流动青年聚集的区域, 在党团组织的领导和带领下, 重心下移、工作前移, 扎根青年、联系青年、凝聚青年、服务青年、影响青年, 充分利用青年中心等阵地, 不断提升服务水平和管理能力, 为青年谋福利, 为青年发声代言。如某市长三角公益救援中心自成立以来, 每周定期开展技术培训和活动交流, 每月都有山地或者水上的救援专业培训, 吸引了相当数量的青年参与。该救援中心着手建立救援时民间的指挥系统, 灾害发生时, 第一时间联络长三角各地救援队和公益组织, 发起全程联动救援。某县乡经历暴雨后, 遭受百年一遇的洪涝泥石流灾害, 该救援中心接到求援信息后, 与兄弟救援队联动反应, 第一时间赶赴灾区救援。又如“绿色浙江”积极搭建生态社区的居民参与式治理平台, 不断提升自身专业化水平, 努力打造“生态社区———唯一的家”公益项目。该组织和社区居民积极互动设计, 创新改造:其帮助小区分别建立了雨水收集系统、生态水池系统;鼓励和支持200户居民利用自家阳台和楼顶共同空间建设“社区农场”, 实现了立体种植、车棚绿化等;发动居民进行旧物置换, 并衍生出“智慧绿房”项目;在垃圾房屋顶加载太阳能光伏3kw并网系统, 优先供应垃圾房的负载用电, 均取得了良好的示范效应和社会反响。

社会参与 篇2

【党委党建范文】一

近年来，浙江象山县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强化党对社会组织的领导，不断延伸党在社会组织领域的触角，引领社会组织深度参与社会治理，促进社会组织党建和社会组织发展同心同行、同频共振。

为建立健全社会组织党建上下联动合力抓的工作体系，该县成立由组织部长担任组长、相关职能部门分管领导为成员的社会组织党建工作领导小组，明确领导小组统筹抓、两新工委和民政部门(社会组织综合党委)指导抓、相关职能部门和镇乡(街道)具体抓的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格局，完善“属地管理为主、行业管理为辅、综合党委兜底”工作模式，确立上下联动、大抓社会组织党建的工作格局。每季度召开社会组织党建工作联席会议，协商基层党建重点工作及服务项目安排、志愿服务开展等具体事宜，做到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同抓共议。完善考评制度，明确“双强六好”考核标准，将党组织星级评定与社会组织等级评估、示范性社会组织评选及承接政府购买服务资格挂钩，推促社会组织党建与社会组织发展有机融合、联动互促。

为提升党的组织覆盖力，该县搭平台、建机制、重创新，推动党的组织有效嵌入各类社会组织，党的工作有效覆盖各类社会群体。建立县社会组织孵化园，完善社会组织和党组织双孵化流程，引进第三方社会组织培育孵化机构，打造党组织与社会组织同步孵化、同步发展的县级综合服务阵地。孵化园建立以来，已在抗癌康复协会、塔山志愿者协会、衣重生公益服务中心、船舶协会成功培育4家党支部。全面推行社会组织登记时同步采集党员信息、年检时同步检查党建工作、评估时同步将党建工作纳入重要指标等“三同步”制度，建立县社会组织综合党委实体化运行机制，配备专职副书记，健全工作例会、“覆盖检修”等制度，定期检查巩固社会组织领域党的组织和工作动态覆盖成果。开展社会组织党建指导员派驻工作，动员退出领导岗位的县管干部联系指导公益性社会组织，帮助社会组织培养发展党员、开展党群活动、规范自身建设，积极扶持社会组织发展壮大。

该县坚持育强建强党员骨干队伍，注重社会组织党组织书记、党务工作者、党员队伍和骨干人才的思想教育，持之以恒推促社会组织从业人员在思想上认同组织、感情上信赖组织。发挥学院平台作用，依托浙江省首家社会组织学院——象山社会组织学院，组织开展“红色经理人”素质提升工程，将党的十九大精神学习作为每期培训班的开讲“第一课”，常态化推进社会组织从业人员的业务培训和党性教育。落细落小落实党内基本制度，严格“三会一课”“支部主题党日”等制度，组织开展社会组织负责人讲党建、党务工作者讲党课、党员职工讲身边优秀党员事迹“三讲”系列活动，引导社会组织重党建、强服务、创特色、求实效。全面推行“双向进入、交叉任职”机制，通过专项培训将优秀负责人培养成党组织书记，通过定向培养将党组织书记推荐为社会组织负责人。创新推行社会组织负责人集体约谈制度，增强社会组织抓好党建工作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着眼提升党的群众组织力，该县强化活动载体的统筹设计、协同推进，引导社会组织党组织和党员在经济社会各领域充分发挥作用、体现价值。推行“党建+发展”模式，围绕“六争攻坚”“最多跑一次”改革等中心工作，引导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等社会组织发挥技术、人才等优势，助力企业发展、乡村建设。特别是在基层商会领域，组织开展基层商会党建专项提升活动，实施党建规范、党员先锋、组织孵化、商企联建、感恩回报等5大工程，累计帮扶企业8838次，周转资金达71.71亿元。推行“党建+治理”模式，围绕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发动农村和谐促进会、乡贤理事会、律师事务所等社会组织聚焦社会问题，发挥专长特长，积极参与推动“村(居)民说事”的城乡全覆盖全提质。推行“党建+公益”模式，围绕社会民生和群众关切热点，每年开展以公益服务、公益“赶集”、公益倡议、公益结对为主要内容的“民间公益环岛行”活动，举办“红社领航·益暖象山”——社会组织公益创投活动，并融入“善行象山”品牌创建，结合“最美象山人”评选、“善行象山”论坛等活动，发动社会组织主动作为，展现象山“善行文化”。

【党委党建范文】二

中原油田是中国石化集团公司下属企业,驻地在河南省濮阳市,主要勘探开发区域包括东濮凹陷、普光气田和内蒙古探区。近年来,针对低油价寒冬期生产保障能力过剩、资源配置效率低下、油少人多矛盾凸显的问题,油田党委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九大和全国国有企业党建工作会议精神,紧紧围绕转方式调结构、提质增效升级抓党建强党建,着力把政治优势转化成企业核心竞争力,为全面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保证。油田呈现出改革转型深入推进、生产经营逆势上扬、职工队伍和谐稳定的可喜局面,先后获得全国创先争优先进基层党组织、中央企业先进基层党组织、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先进党委等多项荣誉,连续第五次成功创建全国文明单位。

一、强化政治引领，把好改革发展方向

在寒冬里破解困境,在危机中抢抓机遇,首要的就是选准方向、领对路子。油田党委按照“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职能定位,把党的领导贯穿于企业治理全过程,确保发展方向正确、发展策略科学、发展措施有效。

在理论学习中提高站位。坚持政治理论学习制度化,以党委中心组学习和职工政治学习为基本途径,以专题学习、集中培训、名家讲堂为拓展延伸,组织干部职工认真学习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特别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有关论述,以理论上的清醒保证行动上的自觉。党的十九大胜利闭幕后,第一时间安排部署学习宣传贯彻工作,采取中心组学习研讨、邀请专家教授来油田授课、举办集中宣讲会、干部轮训班、在油田报纸、电视刊发领导干部体会文章等多种方式,全方位、大力度宣传解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着力用党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党员干部、教育职工群众、指导发展实践。

在研讨交流中明确思路。建立领导班子务虚制度,利用常委会、班子会、务虚会等途径和渠道,加强对企业发展的战略研究,集中集体智慧制定油田中长期发展规划。去年,在深入学习领会中央和党组关于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的基础上,组织召开第四次党代会,确立了今后五年油田党的建设和改革发展的“路线图”。今年集团公司工作会议结束后,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以党组作出的战略部署为坐标,研究确定了用“两个三年”的时间推动油田迈上全面可持续发展和高质量发展阶段,再用“两个十年左右”的时间实现油田核心竞争力、发展质量和效益显著提高的奋斗目标以及实现路径,开启了千万吨级油气田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在全程参与中推动落实。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认真落实领导班子议事规则和“三重一大”决策制度实施办法,将企业战略规划、体制机制调整、关停并转、薪酬调整等事关改革发展稳定、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事项,纳入党委常委会前置审议清单,并安排组织人事、纪检监察、工会团委、信访稳定、法律审计、经营管理等职能部门调研论证,广泛听取、正确集中各方面意见,力求把好方向关、政治关、政策关。紧扣油田重大决策、重要事项、重点工作,充分运用督查督办、巡察监督、专项治理等资源和手段,加强落实情况的督导检查,有效打通政策措施落地见效的“最后一公里”。

二、聚焦中心任务，汇聚改革发展合力

凝心聚力促发展是政治优势最鲜明的体现,是检验党建工作成效的核心标准。油田党委坚持以生产经营为主战场,紧紧围绕打好防范风险、扭亏脱困、分离移交三个攻坚战,从多角度多层面汇集智慧、调动力量,凝聚起攻坚克难、干事创业的正能量。

着力鼓士气、增效益。持续推进形势任务教育常态化,每年安排油田领导、副总师、业务部门主要负责人成立宣讲团,深入基层单位、生产一线、居民小区开展集中宣讲,让掌握形势的人讲形势,让制定政策的人讲政策,提振了干部职工战寒冬、求生存、谋发展的精气神。以“当好主力军、奉献在岗位、建功十三五”为主题,深入开展“五项劳动竞赛”“提质增效杯”“服务效益杯”竞赛,激励干部职工在高效勘探、效益开发、降本减费、安全环保等工作中施展才华、建功立业。大力实施青年人才培养“__”,开办专家论坛、“新时代·新青年”成长论坛,促进了科技创新与人才成长的良性互动。如今,油气核心业务持续向好、增产提效,油气开发、油气服务、公共服务三支队伍构建成型、互为支撑,油田生存发展能力和市场竞争实力明显增强。

着力保改革、促优化。针对改革调整带来的思想变化,每季度召开职工思想动态分析会,征集意见建议,提出改进措施,做到以发现思想问题找准管理短板、以补齐管理短板促进改革转型。准确把握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组织各级党组织参与改革顶层设计、监督改革措施落实,切实维护国有资产安全和职工群众利益。坚持把政策宣传解释贯穿于改革调整全过程,组织班子成员和业务部门深入基层一线,与职工群众面对面交流、实打实交底,既讲改革初心,又讲托底政策,赢得了大家的理解和支持。在油田专业化改造、“四供一业”分离移交、部分采油厂和社区重组整合等重大改革中,涉及直属单位和机关部门57个、干部职工2.08万人,队伍整体保持稳定,改革实现平稳推进,油田转型升级、扭亏脱困取得突破性进展。

着力创品牌、拓市场。牢牢把握市场这个“生命工程”,聚焦油田四次党代会确定的打造中原普光、中原气服、中原服务、中原文化、中原党建“五个品牌”,推进“品牌创优”“我为品牌代言”,促进了品牌影响力、市场竞争力的持续提升。大力倡树“工资奖金自己挣”“每个单位都是利润中心,每个班组都是创效单元,每个员工都能创造价值”的理念,引导干部职工破除固守宅田、看摊守业的保守观念,以诚信拓展市场,以质量打造品牌,全业务链开拓市场,积极培育新的效益增长点。油田专业化队伍分布在新疆、四川、内蒙古、山东、天津等19个省市、自治区和伊朗、沙特、土耳其等10个海外国家,外部市场项目增至274个、人员8627人,年创收14.7亿元。在集团公司品牌创优活动中,中原普光海相碳酸盐岩油气勘探开发技术被评为“技术类优秀品牌”。

三、着力强根固魂，筑牢改革发展支撑

打铁必须自身硬。推进事业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油田党委牢牢把握国企党建“根”“魂”论断,认真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严的标准、实的作风加强和改进党建工作,切实筑牢保障改革发展的硬支撑。

在责任落实上从严从实。紧紧抓住党建工作责任制这个“牛鼻子”,严格落实党员领导干部抓党建“一岗双责”,区分共性责任和个性责任,明确工作标准和保障措施,进一步巩固了一体两面做工作、党政协力谋发展的工作格局。坚持以党建考核倒逼责任落实,建立常态化、信息化、全覆盖的党建工作考核体系,每季度开展一次日常考核,年底开展集中考核,考核结果与直属单位领导班子成员绩效、干部使用、评先选优等挂钩,做到了压力层层传递、动力级级提升。2017年,对考核的18个A档、1个D档单位,按照党政正职10%、班子成员5%的基本薪酬进行奖罚,对履责不到位的党员领导干部作出了相应处理。

在干部管理上从严从实。坚持严管与厚爱结合、激励与约束并重,严格按照“好干部”标准选人用人,加强领导干部责任目标管理,制定容错纠错实施办法,树立了出力才能出彩、有为才能有位的导向。针对干部年龄结构老化的突出问题,选拔优秀年轻干部进行储备培养,择优任用年轻干部见习直属单位副职,为年轻干部成长进步创造了条件。加强退出现职领导岗位人员管理,细化安置渠道、待遇标准、监督考核等措施,促其发挥作用、树好形象。严格落实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述职述廉、诫勉谈话、回复组织函询等制度,切实做到严在日常、抓在经常。坚持内培与外培、专题研讨与名家讲座相结合,分层分类加强干部培训,增强了各级干部任事担当、攻坚克难的能力。

在组织建设上从严从实。认真贯彻落实“四同步”“四对接”要求,围绕油公司建设、专业化改造、市场拓展,及时调整优化基层党组织设置,对外部项目党建工作实行区域化管理,确保生产经营拓展到哪里、党建工作就覆盖到哪里。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全面推行主题党日活动,着力增强“三会一课”、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实效,党内组织生活的“熔炉”作用不断彰显。成立党建研究室,建设基层党建教育基地,建立以形势任务、党章党史、党员标准3次专题党课、1次自选主题党课为主要内容的“3+X”党课教育模式,推动了基层党建工作创新发展。对1937个基层党支部进行分类定级,发挥先进支部带动作用,推动后进支部晋档升级,形成了创先进、争优秀的工作局面。

在正风肃纪上从严从实。坚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持续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政治生态。突出重要时间节点,坚持直属单位自查、党风廉政建设监督员协查、纪检监察机构专项巡查、新闻媒体督查的“纠风四查”工作机制,持之以恒地反“四风”、正作风。深入开展处级领导人员“建夹”“画像”工作,建立全覆盖的廉洁情况数据库,动态掌握领导干部的活情况。扎实开展党规党纪教育和“算账式”警示教育,收到了以案明纪、以案说法的良好效果。加强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实践运用,科学界定每一种形态的适用范围和处置措施,用足第一种形态,用好第二种形态,用准第三种形态,尽量避免使用第四种形态,着力消除监管盲区。

四、维护和谐稳定，优化改革发展环境

和谐稳定是企业改革发展的基石。面对挑战多、困难大、任务重的形势,油田党委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教育人、引导人、鼓舞人与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结合起来,为改革发展创造和谐稳定的环境和条件。

倡树向上向善的新风尚。注重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魂育人,以“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为主要内容,深入开展员工践行价值观量化考核,使宏观抽象的价值准则变为明确具体的行为规范。坚持价值引领与实践养成相结合,广泛开展敬业典型选树、感动人物评选、志愿服务、道德讲堂等主题活动,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油田先后两次在中宣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工作培训班上介绍经验,第八社区盟城小区被评为全国最美志愿服务社区,宋丽萍爱心服务队被评为全国最佳志愿服务组织,她本人荣获首届央企楷模称号。

释放共建共享的正效应。扎实推进棚户区安置、老旧小区改造等民生工程,设置便民服务厅33个,让职工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充分发挥职工帮扶服务中心的主渠道作用,开展金秋助学、困难家庭入户调查等系列帮扶活动,建立以互联网、手机APP为载体的职工网络服务新模式,促进各类群体生活质量共同提升。加强“员工健康快乐双提升”建设,打造企业文化、公共文化、群众文化品牌,举办“心阳光·新幸福”巡讲、“与爱同行”员工心理关爱活动,提高了职工群众幸福快乐指数。

凝聚同心同向的正能量。坚持以文励志、以文化人,深入开展“十大健身广场聚和谐、百名石油作家颂中原、千幅艺术作品展辉煌”文化艺术“十百千”主题活动,用职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文明、引领风尚。坚持和完善职代会制度,强化厂务公开民主管理质量体系运行,深化和谐劳动关系创建,维护了职工合法权益。以增强政治性、先进性和群众性为目标,加强和改进对群团组织的领导,深入开展“走基层、访万家”“走基层、访青年、寻找最美青工”活动,更加紧密地把职工群众凝聚在党组织的周围。

巩固和睦和谐的好局面。坚持用群众工作统揽信访稳定工作,在油田官微开通公开信箱,搭建职工群众反映情况的“快速通道”。严格执行领导干部信访接待日、阅批群众来信和机关政工部门承包基层制度,推动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树立“大稳定、大安全、大信访”理念,建立油地区域协作机制,强化治安联防、反恐联动、维稳联控、问题联治、平安联创,增强了职工群众的安全感。在特殊群体数量庞大、企业改革不断深化、稳定形势十分复杂的情况下,油田连年保持政治稳定、生产稳定和队伍稳定。

浩荡东风又起,奋进正当其时。油田党委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以深化全面从严治党、加快政治优势转化为主线,主动观大势、谋全局、干实事,着力补短板、强优化、促提升,努力开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局面,更好地推动油田全面可持续高质量发展,为中国石化建设世界一流企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新的贡献。

【党委党建范文】三

“以前有人觉得低保户评选不透明，最近一批低保户，在上报乡政府审批之前，都经过了村民代表和党员代表讨论并公示……”说起村里的变化，湖南省永顺县高坪乡马鞍村党员代表向显文一脸满意。

这些变化都得益于马鞍村推行的“报告日”制度。今年上半年，永顺县委组织部打算推行村级事务“报告日”制度，要求村“两委”每季度向群众报告一次工作，并接受群众的监督质询。

“这两年，各村成立了村务监督委员会等监督机构。但是，如何发挥这些机构的作用，仍需不断探索实践。”永顺县委常委、组织部长李延堃说。永顺县委组织部开始在全县“海选”试点单位。然而，一位副部长连探了好几个村子的村干部口风，都没人敢“接招”。任务最后落到了马鞍村党支部书记向言奎身上。

去年5月，马鞍村“两委”刚刚换届，关于新任村支书向言奎的一则传闻就在村里迅速传播开来。“告他挪用国家项目资金给自己办养猪场，另外还私占了村里的两个门面。”高坪乡党委书记覃基星说。调查很快有了结果：养猪场是向言奎个人出资办的;村里的两个门面，租金全部归村集体所有。尽管组织上给证实了清白，可向言奎心里的那根刺却迟迟未能彻底拔出。“人多嘴杂，我就是浑身长嘴，也讲不清楚。”向言奎说，“为了充分与村民沟通，我接下了‘报告日’的试点工作。”

于是，会议紧锣密鼓地筹备起来。在“报告日”会上，马鞍村会议室里满满当当围坐了好几圈人，有县领导、县直相关部门负责人、部分乡镇党委书记。坐在前排的则是村里的党员代表、村民代表，村民议事会和村务监督委员会全体成员，以及马鞍村“两委”成员。

向言奎首先作报告。听完后，村民们没有多少客套，直接“发难”。“什么办公用品要用8万多?”马鞍村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彭善菊问。原来，2017年村部搬迁，购置了一批办公用品，花了8万多元，村民们多有质疑。村主任向泽海作答后，村民向言洲要求看开支项目发票。很快，一份购置办公桌椅、文件柜和沙发等物品的明细复印件被送到了参会人员手里。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看完账单明细之后，彭善菊在票据上签下自己的名字。除了这笔费用，村里全年财务收支凭证也都被摆上了桌面：23个收入款项，包括门面租金16000元，收农业部结对帮扶资金100000元，上年结转20570.29元;30个支出款项，包括垃圾清运费13400元、公路养护款3300元……

“以前也搞村务公开，但就是在村部那里贴几张纸。有的群众不识字看不懂，有的群众看不明白也不知道找谁问清楚。”党员代表向梦生说，“过去群众对村里的财务不清楚，现在一笔笔查了，疑虑也打消了。”

作报告、答问题、查凭据、提建议，会议整整开了三个半小时。什么感觉?向言奎说：“一身轻松，心情舒畅。”“老百姓都欢喜这个会，但我们担心的是，这个提意见，那个提意见，还敢不敢开下去?”村民代表向显寿曾经提出这样的疑问。

如今，向显寿已不用担心。马鞍村如期举行了第二次“报告日”活动。今年6月，永顺县出台文件，在全县正式推行村级事务“报告日”制度。“我希望这个制度，不仅成为村民实现民主监督、民主决策的窗口和阵地，也成为农村基层组织开展党建宣教、提倡文明风尚的窗口和阵地。”李延堃说。

【党委党建范文】四

去年以来，江苏丰县纵深推进“一卡、一记、一车、一网”“四个一”走村串户工作法，组织镇(街道)党员干部以“一张连心卡、一本日记本、一辆流动车、一个信息平台”为载体，打通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卡系民心 联系群众无缝隙

近日，丰县梁寨镇“苏北羊王”陈家振为羊场技术员招聘犯了愁。抱着试一试的态度，他拿起民情“连心卡”，拨通了镇长王圣喜的电话。没想到，王镇长很快帮他联系了省市农技部门和相关院校，并安排镇畜牧站技术人员去羊场进行指导。“有了‘连心卡’，啥事一个电话就能解决。”陈家振满脸欣喜。

丰县大力推行党员干部包挂责任制，15个镇(街道)1970名干部每人联系100余户群众，实现372个村(社区)全覆盖。该县统一印制民情“连心卡”，正面印有干部姓名、职务和联系方式，背面印有包村干部集体承诺，走访时发放到所联系村民手中。群众可随时拨打电话咨询。对孤寡家庭、特困家庭、留守家庭和老弱病残的诉求，驻村干部主动上门服务。

日记民情 工作决策更科学

翻开梁寨镇党委书记王磊的民情日记，密密麻麻写着与村民接触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以及每家每户的困难疾苦和诉求期盼。

民情日记是“四个一”的重要组成，也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和密切党群关系的有效举措。该县组织包村干部随身携带民情日记本，在入户走访过程中随手记录农户家庭基本情况、问题困难和帮扶办法，征求群众对党委政府工作的意见建议。走访结束后，及时撰写所见所闻和所思所想，综合分析群众反映的矛盾问题、民生热点、致富难题等，形成调研报告，镇党委统一登记、逐个解决，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问题不遗留、矛盾不推诿”。

流动便民 群众办事不出门

“有了“流动服务车’，在家门口就能办好养老保险，真是帮大忙了!”梁寨镇新腰里王村张大妈逢人便夸。

为给群众提供便利高效服务，丰县组织各镇(街道)分别开通2-3辆流动便民服务车，抽调医疗、司法、民政、劳保、农技等部门人员跟车服务。每月1-20日，流动便民服务车按照排定路线，到各村(社区)进行现场办公，第一时间解决群众最关心的问题，现场解决不了的进行登记、限时办结。除定期服务外，农忙时节实行中午、傍晚错时服务，利用集市、交流会等提供服务，实现群众聚到哪里、服务跟到哪里。

网连万户 服务群众更高效

“有了信息管理平台，我们为民办事有抓手，更精准高效了。”梁寨镇组织委员杨安宁说。

杨安宁所说的信息管理平台，就是走村串户工作法中的“一个信息平台”。丰县投资30余万元建立民情信息动态管理服务系统移动网络平台，集“数据管理、工作跟踪、网络传输、监督评估”4项功能，设有法律政策、民情日记等工作模块。每名镇(街道)机关干部有一个独立网络账号，就联系村民的基本情况建立电子档案，将全县农户家庭的基本信息、问题诉求等数据化。党委、政府通过平台全面了解群众基本情况，动态跟踪包村干部联系服务和为民办实事工作进展，客观评估工作成效。今年以来，丰县依托该系统对全县建档立卡户精准跟踪帮扶，通过“一村一品”“一户一策”，为3.1万低收入人口顺利脱贫提供了有力保障。

【党委党建范文】五

为推进城市基层党建创新发展，今年以来，内蒙古锡林浩特市坚持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推动城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该市创新提出“四有五化”即有人管事、有钱办事、有场所议事、有章理事，组织区域化、管理网格化、机制规范化、服务精细化、手段信息化工作思路，增强基层组织力，提升社区党组织规范化、精细化、制度化水平。目前，该市每年投入2000余万元夯实城市基层党建基础，1000平方米以上社区占到35%，一站式便民服务大厅每年受理解决群众诉求2万余件，打造了一批精品化、规范化、标准化社区，培育志愿者服务队200余支，志愿者注册人数1.5万人，互联社区、党建直通车、微社区等信息化平台得到广泛应用，社区党组织服务能力和水平有效提升。

为构建共驻共建、互联互动党建格局，该市加强统筹协调，在街道社区全面推行“大党委”工作机制，由处级领导任街道联合党工委书记，驻区单位党组织负责人任委员，打通各领域党组织壁垒。实行动态开放的信息、阵地、文化、服务共享模式，协调盟市机关、学校、医院共同参与社区建设，对场所阵地、活动设施，相互开放、统筹使用，推动资源共赢共享。下沉服务力量，引导3437名在职党员到社区报到，充分发挥职能优势，帮助社区落实帮扶资金170余万元，解决群众困难问题1000余件。

社会参与 篇3

一、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现状与制度改革进展

第一，社会组织发展迅速，但总量仍然偏少、领域分布不均衡。近些年来，我国社会组织发展迅速。截至2013年底，全国在民政部门登记的社会组织共有54.7万个，其中社会团体28.9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25.5万个、基金会3549个。但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我国社会组织总量依然偏少。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数，发达国家平均为50个，发展中国家平均为10个，而我国目前仅4个。从我国社会组织的业务领域来看，教育、社会服务、农业及农村发展三个领域的社会组织最多，而医疗卫生、生态环境、弱势和贫困群体权益保障、对外交流合作等领域的社会组织较少。

第二，近些年来我国在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改革、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等方面取得一定进展。一是一些地方积极探索社会组织直接登记。从2012年7月1日起，广东省将社会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均改为业务指导单位（除法律法规规定需要前置审批外）；成立社会组织，直接到民政部门申请登记。截至2013年初，全国19个省份开展或试行了社会组织直接登记，9个省份下放了非公募基金会登记管理权限，8个省份下放了异地商会登记管理权限，4个省份开展了涉外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试点。

二是对社区社会组织探索实行备案管理制度。上海、山东、江西、陕西、宁夏、青岛等地实行由县（区、市）民政部门统一备案，由街道办事处（镇政府）作为业务主管单位并履行指导监督职责的备案管理制度，使得大量活跃于社区、为基层群众服务但又暂不具备法人条件的社区社会组织能够取得合法地位并进入政府的管理视野。

三是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不断取得进展。在我国，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最早于上世纪90年代出现在上海。随后，广东、江苏、浙江、北京等地纷纷开始探索在教育、养老、扶贫、残疾人服务等领域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目前在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地，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已成为许多公共服务的主要提供方式。自2012年起，中央财政已连续三年开展面向社会组织的购买服务公开招标活动。2013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对购买主体、承接主体、购买内容、购买机制等作出规范。

二、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面临的体制机制障碍

第一，社会组织法制建设相对滞后。目前我国还没有一部专门针对社会组织的法律，用以规范社会组织的只有四部行政法规（即1998年修订颁布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2004年修订颁布的《基金会管理条例》，以及1989年颁布的《外国商会管理暂行规定》）和一些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立法层级较低、法律体系构架不科学，与社会组织的地位和作用不相符。从法规内容上看，现行法规以社会组织登记管理的程序性规定为主，缺乏实体性规范，监督管理的规定多，培育扶持的内容少。

第二，规范社会组织登记的全国性法规尚未修改，登记“门槛”降低后面临管理机构建设不足的问题。多年来，严格的双重管理体制一直限制着社会组织的正常发展。虽然目前全国多个省份开展或试行了社会组织直接登记，但全国性法规尚未修改，《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三部行政法规的修订还未出台，不利于社会组织登记改革的全国性推进。而且，社会组织直接登记改革试点表明，由于登记“门槛”降低，社会组织申请登记数量上升，社会组织登记、规范管理和执法监察工作量随之增加，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构人员欠缺、信息化程度低、自身能力建设不够等问题日益暴露。

第三，部分社会组织行政化倾向严重。由于严格的双重管理体制、社会组织自我营运能力弱等原因，我国部分社会组织政社不分，无论是在人员构成、经费来源、组织结构方面，还是在运作规范、活动方式方面，都体现出强烈的行政化色彩，大大削弱了社会组织应有的活力，影响了政府职能的真正转变。如大量的行业协会商会都是政府以自上而下的方式建立的，业务主管单位对其活动保持高度控制，并成为政府安排冗官冗员的场所，而行业协会商会本身为了从政府获得更多资源、维持自身垄断地位，也积极主动地依附于行政体系。一些官办慈善机构同样是地地道道的行政组织，借助行政力量、以行政化的方式进行慈善活动，导致其效率低下、管理不规范。

第四，社会组织监管体系不健全。随着社会组织直接登记改革的全面推开，社会组织数量的攀升，目前对社会组织重前置审批、轻事中事后监管的问题日显突出。一是在双重管理体制下，登记管理机关精力集中于对社会组织的登记注册管理，业务主管单位侧重于对社会组织注册的前置许可，都疏于对社会组织的日常活动监管。登记管理机关、业务主管单位和相关职能部门之间存在监管职责分工不清、缺乏各部门综合协调的问题。而且，四类社会组织直接登记之后，业务主管单位还需不需要？如果不需要，其职能由谁来承接？如何做到各司其职、协调配合？二是对离岸社团、网络社团和草根组织等存在监管漏洞，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三是推进社会组织信息公开的法律法规不完善。目前我国关于社会组织信息公开的规章制度很有限，对信息公开的步骤、时限等具体操作程序鲜少涉及，并缺乏违反信息公开规定的惩戒措施。

第五，社会组织培育支持体系不完善。一是在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方面还面临许多问题。目前的《政府采购法》规定政府采购“服务”仅限于政府自身运作的后勤服务，公共服务并没有被列入采购范围，购买的客体也不包括社会组织，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尚无法可依；一些地方性的规定各行其是，缺乏统一规范。许多地方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财政支出还没有完全纳入常规性的财政预算，购买服务的资金不固定、来源繁杂。在购买机制方面，购买程序规范性不强，合作随意性大，服务评价和监督约束机制不完善，购买标准不清、责任模糊，购买成本难以控制等。二是针对社会组织的税收优惠政策存在缺陷。对非营利的社会组织税收优惠税种少、额度小、优惠面窄，许多还是个案处理，没有形成普惠性。三是社会组织人才队伍建设不足。目前社会组织人才偏少、专职工作人员年龄老化、人才流失严重、结构不合理等问题突出。政府尚未出台社会组织人才队伍建设的指导性意见。

第六，社会组织自身建设薄弱。在内部治理结构方面，我国现行法规对社会组织的自身制度建设并没有很明确完善的规定。《民法通则》对社会组织治理结构建设毫无涉及，三大条例中除了《基金会管理条例》对基金会的治理结构作出了专门规定外，《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都没有相关规定。实际操作中，大量的社会组织都没有建立起较为完善的会员大会、理事会、监事会和资金管理等制度。在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方面，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社会组织党建管理体制不顺畅、党组织缺乏功能定位、覆盖面偏窄、作用发挥不明显等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显著改善。

三、促进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对策

第一，大力加强社会组织法制建设。加快修订出台《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充实实体性、操作性规定，制定社会组织分类登记的标准和具体办法，完善社会组织培育扶持和监督管理体系；推进慈善事业和行业协会商会立法工作。加强相关理论研究，争取在适当时机推动社会组织专门立法。

第二，深化社会组织登记制度改革，加强登记管理机构建设。抓紧推进社会组织直接登记改革的全国性实施，除成立政治法律类、宗教类等社会组织以及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华代表机构，申请登记前仍需经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外，成立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可直接向民政部门依法申请登记。加强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构和队伍建设，特别要增强基层一线的登记管理和执法监察力量，大力推进登记管理的信息化。

第三，积极推进社会组织去行政化。限制行政机关和财政供给事业单位参与发起成立社会组织。推进行业协会商会在机构、职能、资产、财务、人员等方面与行政机关脱钩，禁止现职国家公务员在行业协会商会中兼职，行业协会商会必须设立独立账户。引入竞争机制，开展“一业多会”试点。积极推进红十字会等官办慈善组织去行政化，将其行政等级化的组织模式转变为扁平化的组织模式，将工作人员的行政级别改变为非行政机构的职级制。

第四，健全社会组织综合监管体系。在降低社会组织登记门槛的同时，加强对社会组织的事中事后监管。民政部门依法履行登记、年度检查、日常监管、执法查处等职能，指导社会组织信息公开和社会评估；行业主管部门负责制定社会组织在本行业的活动规范，通过转移职能、购买服务、资金扶持等方式引导社会组织健康发展；其他相关部门在职责范围内对社会组织实施监管。探索建立针对离岸社团、网络社团和草根组织的监管办法。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大力推进社会组织信息公开和信用体系建设，加强对社会组织的社会监督。

第五，进一步完善社会组织培育支持体系。一是完善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体制机制。修订《政府采购法》，将公共服务纳入采购范围，将社会组织纳入购买客体；可考虑出台专门的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法律法规。健全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机制及监督评估、绩效管理体系。将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资金纳入各级财政预算，保证资金投入和使用的稳定性和规范化。二是落实社会组织税收优惠政策，简化税收减免程序，扩大税收优惠的种类和范围。三是大力加强社会组织人才队伍建设，健全社会组织人才的人事管理、专业培训、人才评价等规定，打造一支职业化的社会组织人才队伍。

第六，加强社会组织自身建设。一是完善社会组织内部治理结构。健全社会组织会员大会、理事会、监事会及选举、议事、财务等各项制度，强化章程的核心地位，建立社会组织法定代表人离任审计、负责人管理和责任追究等制度，加强社会组织诚信自律建设。二是加强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创新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模式，扩大社会组织党组织的覆盖面，引导社会组织自觉接受党的领导。

社会参与 篇4

一、民众的心理趋向

我们的国家需要公民参与社会治理, 我们寻找途径引导公民参与社会治理, 我们衡量利弊劝说更多的公民不反对参与社会治理, 我们还在不断地调整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以求能真正实现公民参与社会治理。所有这些努力, 最终还是不可避免地取决于公民的积极主动与消极被动的比率。就像卢梭列举的那些权力制约的比率一样, 这种积极与消极之间的比率同样能够影响 (甚至决定) 公民能否参与社会治理。因为公民参与不是某一个体行为, 而是一个共同体内所有成员都可以行使的同等行为;一旦社会上绝大多数的公民没有意识到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性而冷漠对待这种政治诉求, 那么很多规划就不具备启动资格, 很多路径就没有数据可供参考, 最终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宏伟蓝图只能堕落成局部领域的小规模挑战, 而那些美好的政治景象也只能是望洋兴叹。所以如何推广这一政治性的理念, 使更多人愿意参与进来成为运动中的元素, 是实现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必备期待要见之一。

尽管现在情况有所变化, 社会转型、改革开放带来的思想上的自由, 以一种近似于极端功利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 最明显的标志是民众开始公开的问这样的问题:这项政策我能获得什么利益?如果我的权利被侵犯, 我可以怎样救济?但是牵扯到公众利益的问题, 却没有人愿意发声, 除了抱怨。尽管这也可以理解, 但百姓对政治过冷的态度是更大范围的存在, 每每都指责政府举措失利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有失公允的, 因为再无私的政治蓝图也打动不了千万冷漠的心。

经济发展程度不够, 法治覆盖不全面, 政府公信力不足, 公民道德观不统一, 这一系列问题都对普通民众的心理产生影响。怕民众容易愤怒而带来局部动荡, 又怕民众冷漠而丧失群众基础, 所以对公民的心理引导非常重要。需要公民参与社会治理, 就要给予公民充足的动力, 如果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心理趋向势力不足, 百姓参与政治生活的各种尝试即便持续了上千年也依旧是纸上谈兵。

与此同时还需要引起注意的是, 激发公民对政治的热情的同时, 绝对不要轻视群体的情感, 这点从愈发汹涌的网络暴力事件中就能看出。不得不承认我国公民对政治参与的涵义认识很肤浅, 表现之一就是莫名其妙地将国家、社会、个人割裂开来, 而且我国公民参与程度较低的原因之一就是不知道什么是公民参与政治生活, 个别情况下甚至对自己的行为没有界定能力。如此一来, 不知道、没兴趣就导致“心理趋向”这一工程无法下手。尤其是社会转型时期, 民众本就浮躁而只顾及眼前利益, 如果这项心理工程没有做到位, 那么结果必然会一塌糊涂。

二、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价值实现

公民的概念本就不同于自然人的概念, 公民意识更是与臣民意识相对, 意指一个国家的民众对社会和国家治理的参与意识。因此为了使自己更加协调地适应国家的运转, 积极地参与其中进行治理, 利用自己公民身份的政治性参与治理, 正是人类作为社会动物的体现之一。就这一层面而言, 社会治理成为一道相当有效的路径沟通了国家和公民, 提升了公民作为国家主体的生存能力。

参与的中心主张都在于“缩减治理中的层级节制和技术统治”, 不仅如此, 参与的含义也无非围绕着“公共组织管理以及这些组织在治理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1)

参与式管理对公共部门的管理有着积极的牵制作用, 从而在促进行政结构优化方面也有着现实意义。以一种“对话”的形式, 让公众参与到关乎切身利益的事件之中, 作为权利的相对方, 公权力组织也会费心协调出更有诚意的方式配合公众的参与热情, 以求能够降低自己的行政阻力。

考虑到公众日渐觉醒的参与心理和社会治理的真实效果, 公权力组织的行政方式是屡次受到考验, 并且会一直被考验下去。这也是政务公开等一系列很有诚意的行政监督手段在形式上发达起来的根本动力之一。敢于敞开门让公众监督, 不仅能够体现出政府的公益决心, 也是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入门基础, 不管因何初衷, 既然能够有一个平台参与其中, 公民的社会治理就不会仅仅是一句口号, 而是可以提上日程的全民努力的实践。

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意识增强, 可以迫使行政部门妥协, 有限制地敞开公众参与的大门, 这只是第一步, 告知公众公权力在表面上是如何运作, 这远远不够, 在某些领域的活动中, 公众不想只是成为被告知的对象, 而是成为发出声音、做出影响的一方。所以即便听证会越来越像模像样也不能满足需要, 公民还需要在政策制定的源头上做出影响。

公民积极参与下的治理模式, 显然能够对作用于自身的政策制定起到制约作用, 在这层意义上, 这一模式的运用可以间接地限制权力扩大化。公民有效参与政治生活, 确实需要这种良性的参与式的治理模式, 在实现公共利益的同时恢复主权应有的力量。

如果仅仅看到公民参与社会治理可能会对公权力的使用造成牵制, 而没有看到公民参与治理可能会分摊政策践行的风险, 没有看到公民的参与对政策推行的促进作用;仅仅认为让公民参与社会治理是“添乱”只需要事后的通知和强势执行, 而忽视了让公民参与其中对政策合理性的助益。这样种种都是有失公允的不理性评价, 公民是所有政策的最终承受者, 而制定者一旦和承受者中间存在过大的间隙, 又怎么可能期待政策是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呢?所以需要沟通, 需要公民的参与, 也才能让一些理想的预期最终实现。

参与模式可影响到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公民与社会以及公民与国家的关系。之所以有这类的治理模式, 就是考虑到“官僚体制内的专家无法获得制定政策所需要的全部信息, 甚至得不到正确的信息 (Majone, 1989) 。因此, 如果排除公众对重要决策的参与, 将会造成政策上的失误。” (2) 由此, 参与式的治理模式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是显而易见的。

三、公民权利的有效实现

(一) 有效的民主权利

对民主不切实际的过多要求是一种天真的行为, 当年雅典城邦式的民主已经变得遥不可及了;现代的民主更多意义上是一种妥协, 但绝对不可以轻视这种妥协, 因为比起理想主义者心目中的完美民主, 这种利益均衡后的民主就显得更为实际, 而且还会逐步发展完善。“在一种基础更为广泛的政治体制中, 对于权力予以限制的要求又会获得多么巨大的增长。” (3) 如前所述, 公民身份其本质就是一个政治性的客观身份, 因此在目前这种广泛政治体制内, 如果每个公民都想获得更大的自由, 更大的民主, 直接导致的结果并不是人多势众的得偿所愿, 而是公权力的掌控者想尽一切办法避免这种不利局面的出现, 甚至不惜代价做出一种牺牲的假象, 例如清朝末年时, 满清政府的种种改革;又或者是一种压制, 以迫使民众屈服, 这种行为在世界历史上就更是屡见不鲜。因此, 但凡是理性的掌权者, 都会期待一种损伤更小的形势, 那就是在民主问题上的妥协, 只是妥协或展示的方式不同而已。当然, 这不是悲观主义者对民主抱有一种绝望的心态, 而是不过分要求以至于失望而引起没有必要的动荡, 毕竟如果没有实现良好民主的社会环境、政治环境和国民环境, 还要强求完美的民主更像是制造混乱。

所以最终阐明的观点其实很明确, 公民想要真正意义上参与社会治理, 不仅需要一种可以参与的治理模式, 同样需要能够使这种政治模式合理合法的民主权利做支持, 而有效的民主比起完美的民主更加切实可行。尽管有些人总倾向于讨论美好的“应然”, 但如果要解决问题必须得观察我们实际占有的“实然”, 也即有效的民主权利。

(二) 公民基本权利的可适性调整

马克思·韦伯将现代理性国家定义成遵循法律规则的职业性官僚机构所经营的拥有政治权力的企业, 通俗一点就是我们常言道的国家机器。它“只是一个由理性政府统治的国家。其目的和政策都符合理性的程序。决策经过讨论过程, 而讨论过程则通过各种各样的信息传播工具向公众公开。” (4) 而这一系列可观察的现实正是由公民的基本权利赢得的, 并且不断更新公民基本权利的过程正是促使公民和国家始终处在调适以求平衡的过程, 从而确保公民权利的有效行使, 以实现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目的。

无论如何, 在公民参与社会治理这个问题上, 我们是需要公民基本权利作保障的。一方面, 它是我们参与到政治体制内部的合法依据;另一方面, 它的实现水平测量着公民社会治理的参与程度。最优化的公民基本权利不是理想状态下涵盖的领域有多全面, 而是所能实现的内容在最大程度上助力于我们参与到社会治理中。将注意力集中在我们迫切需要的基本权利能否得以实现, 这才是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资本和资源。

总结

公民固然有顾小家而舍大家的正常心理, 期待越来越多的人应有的公民意识的觉醒也非一日之功, 因为“公民的公共意识归根结底只能随着生活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而不断提升。” (5) 然而我们已经开始努力。

公民参与社会治理虽然不是一个新鲜的理念, 但具体的操作仍然是艰巨而复杂的活动, 它需要很多的路径作参考, 庞大的数据作分析;它要调整体制内部, 还要协调体制外部;它要激发人们产生愿意参与的心理趋向, 还要提供给公民如何行为的平台……不仅如此, 就连每一处细枝末节也关系到公民的基本利益, 那些公民很有可能自己都没兴趣理会的政治利益。当然, 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期待要件远不止心理趋向的引导, 参与式的政治模式, 能够有效实现的公民权利这几个方面, 还需要在经济、法治、道德等方面的综合运作;然而即便是这几个方面, 也经历过臣民心理、公民意识, 集权国家、民主国家、政治国家, 自决、自治等等的理念的出现、适用、淘汰、调整的过程。这不是绝望的不可知论, 只是想说明一个基本的事实, 良性政治理念的实现, 不仅依靠各方面条件的配合, 还需要自身的进化, 而我国关于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政治理念还处在胚胎阶段, 我们既要设置条件又要实现条件, 这本身难度就很大。

建立一个理性的政治国家本就任重道远, 如果我们迷失了方向而绘制出不切实际的幻想政治, 无疑会让我们自食恶果, 所以客观地分析我们所生活的时代以及我们所交往的民众, 用中国化的方法论解决中国公民自己的问题。

参考文献

[1]陈永森.告别臣民的尝试——清末民初的公民意识与公民行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2][美]B·盖伊·彼得斯著.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M].张成福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3][美]孔飞力著.中国现代国际的起源[M].陈兼, 陈之宏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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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柳飒著.近代中国公民基本权利变迁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2年版.

社会参与 篇5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是新时期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重要桥梁纽带，加快社会组织建设，有利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深化政府行政改革，改善公共服务供给方式，进一步做好群众工作，充分激发社会活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今时代，是“依靠社会组织治天下”的时代，尤其要发挥好社会组织的主体作用。要通过管理模式和机制创新，充分激发和增强社会组织的责任感，将社会组织的的要求和愿望转变为有序参与社会建设和管理的实际行动，实现城镇的组织管理、高效管理、优质管理。党的纲领性文件中提到“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明确提出“要加强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建设，增强城乡社区服务功能，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强调了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不仅体现了党对各社会组织的高度重视和充分信任，而且对做好新时期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带来新的契机，提供了新的舞台，拓展了新空间，也是对如何激发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活力提出了新的课题。围绕这一课题，我们进行了深入调研。调研情况如下：

一、基本情况

社区管理服务站紧紧抓住这一机遇，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工作中，把参与社会管理与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的要求联系在一起，与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动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联系在一起，找准工作定位，抓住密切关系人民切身利益的领域，有针对性地实施参与，发挥优势，充分发挥好社区组织的网格化职能，促进社会组织全面发展。

（一）、找好切入点，拓展组织化管理，建设广大社区之和谐家园。

紧紧抓住党群共建契机，按照归属地划分原则，不断扩大社会组织的覆盖面。

1、强“社会组织”建设，使之成为基础牢固、覆盖广泛、充满活力、有感召力、有凝聚力、有创造力的社会组织。开展楼宇党小组建设，实现有牌管理、有制度上墙、有册模式等硬件措施，社区共有楼栋长42个，分别管理城镇4361户居民。

2、推进新经济领域社会组织建设，努力实现哪里有党员哪里就有楼宇党小组的要求。把组建工作纳入党组织建设的整体规划，通过采取“建、靠”的组建模式、建立楼宇党小组服务社区工作的方式，在社区中，共建23个楼宇党小组。

3、搭建推动社区居民参加社会管理的平台，提高社会组织的管理能力与水平。在社区居民中设立义务监督员16名，联合居民委、环卫队等共同参与、共同管理、共同检查、共同落实的“四个共同”联动机制，带动更多的广大居民都参与到社会管理的活动中来。

（二）、找好结合点，搭建就业平台，建设广大社区之人文家园 紧紧围绕上级党委的中心工作，精心选择工作载体，细心搭建参与平台，组织、凝聚广大社区居民投身经济社会建设，既为居民激发活力，实现自身发展创造条件，也为自主创业提供了机会。

1、围绕国家重大区域战略以及重点产业发展战略布局，统筹当地经济发展情况及未来的趋势，重点选择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高、科技创新基础较好、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特色突出、对当地的经济发展有示范引领作用方面的发展进行布局，抓住重点项目进行培训，加强科技示范、服务建设，邀请农业生产技术部负责人，举办实用技术培训班10余期，培训广大大棚种植户近50人次。

2、以“创业就业促进行动”为载体，推动居民创业就业。积极配合好相关单位做好下岗居民再就业工作，协调社会力量，贴近劳务需求，有针对性的做好政策引导性培训、择业观念培训、职业技能培训，鼓励居民再就业，自立创业。通过联系人力资源部等相关部门，提供适合的工作岗位，也有居民走向了自主创业的道路。目前已使辖区近百余人找到了新的工作岗位。

（三）、抓好借力点，深化扶贫帮困，建设广大社区之温馨家园

扶贫帮扶重在精准，十九大报告在总结五年工作时指出，一大批惠民举措落地实施，人民获得感显著增强。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进展，六千多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贫困发生率从10.2%下降到4%以下。这是一份沉甸甸的成绩单。

社区管理服务站紧紧围绕社会民生工作，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整合社会力量资源，帮助弱势群体方面的组织优势，协助上级党委开展的一系列惠民服务活动，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1、主动参与帮扶工作。精心打造志愿者队伍服务品牌,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以“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为原则，着力壮大志愿者队伍，逐步完善志愿服务体系，建立健全服务保障制度，让更多的志愿者加入到为人民服务的队伍中来，让他们成为良好社会风尚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切实为社区贫困家庭做实事，关注留守、流动、贫困群体，帮助此类特殊人群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带领他们走出生活的阴霾。

2、以各类资助平台为服务载体，以面向贫困献爱心为主线，充分调动辖区志愿者、广大社区居民开展金秋助学等相关爱心救助工作，共募集资金2千余元，救助学生近10余名。

二、存在问题

当时，随着社会进入转型期，各个社会组织在经济社会中的不利因素和被动地位也充分暴露出来，如何使各个社会组织更好的参与到社会管理中，我们的工作还面面临着重大挑战。

（一）、职能定位有待于进一步明确。现在各个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职能定位比较模糊。作为社区党工委领导下的基层团体，各个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只能是有限的，只能起到协助的作用。

（二）、组织基础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各个社会组织的覆盖与新时期的开放性、社会性、灵活性、多样性的要求还有差距，各个社会组织的影响力并没有完全扩大到各个领域当中。

三、思路和建议

在新形式下，主动承接上级党委转移出来的部分职能，积极拓展各个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空间。

（一）、找准参与定位。各个组织要准确把握其参与社会管理工作的角色定位，避免“无所作为”和“大包大揽”两种倾向。在参与社会管理过程中，要主动协助上级党委把惠民政策、利民措施落实到实处，现时要注意抓住重点，量力而行。要以广大居民的满意度为衡量标准，提升参与社会管理的质量和效益，实现各个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效益最大化。

（二）、加强组织建设。提高各个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能力和不平，加强各个组织的队伍建设，激发组织活力，使各个组织充满生活力与创造力。积极构建多维、立体的组织网络，引导各类社会工作人才和志愿者参与社会组织工作中来，巩固和扩展基层社会组织，扩大其覆盖面。努力把各个社会组织建设成为深受群众拥护和信任，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社会组织。

社会参与 篇6

一、体育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必要性

（一）体育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是政府转变职能的必然要求

当代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社会矛盾日趋复杂化，社会大众对公共服务有着日趋多样化的需求，政府在宏观层面维持社会稳定，无法兼顾少数特定群体对公共服务的需求，长此以往，会导致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因此，政府需转变职能，积极引导社会组织发挥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创新管理。

（二）体育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可弥补市场缺陷

“市场失灵”使得市场片面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忽略了公共服务需求，社会组织的活动具有公益性、非营利性，这些是政府与市场组织难以实现的。社会成员对参与社会生活有着越来越强烈的需求，大众对社会组织的需求加大，同时自身也是社会组织可利用的人力资源，体育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能在一定程度上能弥补政府与市场组织的缺陷。

（三）体育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符合人民自身发展的需求

由于人民对娱乐、健身的需求加大，体育社会组织涌现出来，但由于其自身组织结构不合理、管理体制混乱、监督机制不完善等多重原因，要想取得发展，需提高自身专业能力，同时积极与政府组织、市场组织合作，提高其公信力，链接社会资源，赢得社会认可。

二、体育社会组织发展的现状

（一）信阳市体育社会组织的基本信息

信阳市21家体育社会组织在成员参与、组织运行、管理机制、现有资源与能力等方面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表明，信阳市体育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治理方面仍存在很多不足：

1.成员参与。部分组织成员参与度不足，活跃成员占比小于20%，参与频次低，活动形式单一。参与人员性别比例失衡，男多女少。信阳市体育社会组织主要是以兴趣为指标组成的同质性小组，但受居住地、个人健身计划、活动举办时间以及季节、心情因素影响，多数是一些有较浓厚兴趣的成员参与；体育社会组织定位明确，针对某一项体育运动开展活动。

2.组织运行。组织结构不合理，缺乏专职管理人员，决策机制不健全。多数受访的体育社会组织管理人员较少，多为发起人，分工不明确，一人身兼数职，决策权也在少数管理者手中，组织成员在参与决策上很被动。

3.管理机制。规章制度不完善，有的组织缺乏明文管理条例。无内部管理手册，在人力资源、固定资产、档案、印章使用等方面都缺乏管理条例，缺少明确财务管理制度，多数组织无专职财务，信息公开和透明度不高，影响组织公信力。

4.现有资源与能力。外部支持不足，资金来源单一，活动经费不足，缺乏甚至无专业指导员、专业设备支持，缺乏固定资产，活动场地较为灵活。信阳市体育社会组织资金来源主要是政府，少数品牌赛事，如“信阳市夏季篮球联赛”等有企业赞助，但多数组织对政府依赖性较高，筹备资金能力有限，无市场、企业的资金支持。体育指导员多在组织内部产生，其中包括一些长期坚持运动的成员，长期经验的积累让他们也成为了运动的专家，外聘专职体育指导员较少。

（二）体育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存在的困难

1.参与制度不健全。在2016年9月1日《慈善法》施行以前，国内条例都是依照《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1988年颁布）来设置正式登记、注册标准的，当前信阳市体育社团众多，其中不乏有体育社团由于法律门槛或其他因素而未能实现合法注册，由此就可能被排斥在现行体制之外。除此条例外，无具体行政制度来处理社会组织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治理中很难有法可依，即便参与了，一旦出现差错，也没有行之有效的补救措施。另外，1988年的条例随着社会发展也无法很好地适应当下现实；体育社会组织在现行条件下拿到真正的社会组织身份的环节与关系复杂，难度较大，活动便无法开展。

2.参与空间有限。当下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各级党委、政府没有充分认识到在新时期下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层面能够扮演的重要角色，信阳市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可能在理解社会组织的地位、作用上存在一定偏差，故而对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态度不明显，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当地体育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

3.内在动力不足。从调查中可以看出，信阳市体育社会组织的负责人和领导者在社会组织中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这一方面体现了其他参与者兴趣不足、参与不够，也从侧面说明了组织领袖的存在使其他参与者缺乏参与管理的机会。社会组织需要群众基础，只有充分调动群众积极性，才能吸引大众参与到社会组织的运作中，才能让公众利益实现在社会管理中，社会组织才算真正的参与了社会治理。

（三）体育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存在困难的原因

1.自身能力不足。信阳市体育社团由民间发起，在政治上缺乏权威性，组织身份有瑕疵。尽管有的社会组织（如信阳市篮球协会）正在开拓市场，试图寻求与企业合作的项目，但由于我国企业、公民捐赠能力不足、捐赠意识薄弱，较多体育社会组织资金来源单一，较依赖政府，因此经济上缺乏独立性，限制了其指导、提供社会健身服务功能的发挥。调查还发现，信阳市体育社会组织的群众基础较强，负责人及核心成员利用个人资源来推动组织发展，这主要与当地体育局在权力下放时的顾虑、谨慎有关。另外，信阳市体育社会组织的指导员多由本组织内部产生，未形成社会体育指导员组织化发展的局面，无专门管理机构，所以仍处于一种自发、封闭、盲目的状态，成效甚微。

2.政府支持不足。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信阳市体育社会组织认为其业务主管部门的作用主要是资金扶持、监督管理、业务咨询及协助宣传，如上文所述，当地体育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一个方式就是举办各项活动与赛事，他们表示，在此过程中面临最大的困难就是资金方面的不足。目前体育社会组织的经费来源主要是会员费，但除了维持组织日常运行，也需要给予会员相应的反馈，组织发展需要承担大型活动、项目来提高影响力，仅会费不足以支持活动开支，多数组织认为资金因素在限制发展方面所占比例最大，“资金不足”成为他们面临的诸多困难之首。信阳市篮球协会在当地某区的篮球场都是组织负责人出资建立，但实际上此类体育场所建设的资金投入应采取多元化、多渠道的筹集方式。

3.监督不力，管理机制不健全。信阳市体育局负责各种经常性体育活动及单项比赛，根据政策向下级机构提供经费支持和业务指导，履行对当地体育社会组织的监督、评估等职能。但相应的专门体育管理系统仍不太完善，根据弗里曼的利益相关者模型，体育社会组织的内部资源提供者（提供支持的政府、捐赠人、成员、志愿者等），以及外部利益相关者（媒体、公众、身为监督主体的政府等），有利益就有责任，一方面体育社会组织有必要对利益相关者担责，另一方面利益相关者也有必要监督体育社会组织。

三、促进社会组织有效参与社会治理的思路

（一）健全参与机制

目前我国在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层面的法律相当薄弱，《慈善法》自2016年9月1日实施，时间尚短，成效不明显，日后还应根据实际施行情况对法律条例进行增改、删减。但社会组织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已经有法可依，一旦发生纠纷，在问题的解决上也有制度保障。降低体育社会组织在获取正式社会组织身份上的难度，有助于保证其体育活动的参与，推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

（二）拓宽参与空间

政府处于从“全能政府”转变为“有限政府”的关键时期，需要摒弃“大包大揽”的做法，将部分社会治理的权力让渡给社会组织，逐步转变为提供资源、监督管理的角色，这样，体育社会组织承担一部分的体育公共服务责任，政府也可通过购买体育社会组织的服务来促进体育社会组织作用的发挥，充分认识到体育社会组织的作用后，应在实践中加大对其的扶持力度，同时加强对体育社会组织的功能改造，使之成为承接部分公共服务的有效载体，以此帮助体育社会组织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此外，体育社会组织由政府主导，也可以向政府寻求“挂靠”，依附政府的发展模式向政府寻求“保护”，同时充分利用自身运作规律，发挥社会组织的主体地位，并通过拓宽沟通渠道和交流平台，将自己纳入到体育治理体系中。在此期间，政府需明确自身定位，及时向体育社会组织提供合理政策、资源支持和监督管理。

（三）提高参与动力

促进信阳市体育社会组织有效参与社会治理，需要内外兼修。体育社会组织内部需要调整管理机制，运用现代科学的管理模式，争取号召更多组织成员参与到社会组织的运作中，以打下坚实的群众基础，组织成员也需要提高自身素质，帮助体育社会组织在内部运营上得到提升。另外，体育社会组织应协调好与各种利益相关方的关系，以吸收其有效资源，提高公信力，推动社会组织有效参与社会治理，在外部监督上，利益相关方也应主动扮演好监督的角色，督促体育社会组织更好地履行其使命。

群团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探讨 篇7

关键词：群团组织,社会治理,困难,工作方法,枢纽

政治学原理告诉我们, 所有政党都是既具有政治性, 又具有社会性。群团组织也是如此, 同时具有政治性和社会性双重属性。只不过不同群团组织双重属性中的拆分比重有所不同, 而且在不同政治氛围中, 同一群团组织也会呈现出与平日不同的政治、社会属性比例。2015年初, 中共中央出台《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 鲜明地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群团发展道路, 群团工作只能加强, 不能削弱。这预示着群团组织在社会治理方面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党的群团组织已成为联系和整合执政党社会基础和阶级基础的中介性力量。在未来经济社会发展中, 党的群团组织的战略性地位将会日益提高。那么在新时期下群团组织如何参与社会治理成为党和国家以及人民群众都关心和关注的话题。

1 新时期的群团工作在参与社会治理中面临的困难

应该说, 通过群团组织开展群众工作、推进党的事业, 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创造。工会、共青团、妇联、商会等群团组织正以积极的心态参与社会治理, 这是一股凝聚发展的强大正能量, 它们在推动跨越发展的同时有了很多新举措、新亮点, 但同时也面临着诸多问题。

一是社会职能被遮蔽。群团组织联系着党执政最基本的社会基础与阶级基础, 它们在各自的领域发挥着向社会传递党的意志, 同时努力去协调各种利益关系的作用。但在实际运作中, 群团组织的社会角色及社会职能常被其政治角色和政治职能所遮蔽。群团组织是在党和政府直接领导下成立的, 组织运作方式行政化色彩浓厚, 它的首要宗旨是完成当时迫切需要完成的政治任务。因为长期在体制内运行, 并承担着某些行政职能, 不少群团组织成员的工作思路和基本想法也是以完成上级布置的工作为要务, 不知不觉中, 社会职能逐渐被遮蔽。

二是作用与“枢纽型”地位不匹配。一方面群团组织自身能力建设不够, 无法充分发挥政治上的“桥梁纽带”作用、业务上的引领聚合作用以及日常管理服务上的“平台”作用;另一方面尚未出台明确的文件对群团的枢纽性功能给予明确的制度化认定和授权, 推群团组织向“枢纽型”组织转化。另外, 群团组织工作性质、内容相近, 致使工作对象、资源交叉重叠, 加之各自为战、重复劳动, 致使群团工作势单力薄、效果较差, 导致群团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合力难以形成。

三是工作方法有效性不断下降。群团组织的传统工作方式大多以会议和活动为主, 活动多采取层层发动的运动模式。每年群团组织应时应景的节日活动似乎没有停歇, 往往来不及延续就转入下一个活动。当前这些传统工作方式的吸引力和有效性不断下降, 原因既与群团组织的信息化程度未能及时跟进有关, 更与当前群团组织所对应的群体分化明显, 各自的兴趣需求日益多元化, 而群团组织活动的内容缺少针对性, 所采用的还是群众运动的方式而不是专业社会工作的方式有关。

2 如何推动新时期群团事业的新定位、大发展

如同大型国有企业能够在国民经济中发挥影响力和控制力的龙头作用一样, 推动群团组织在社会组织蓬勃兴起的状态下发挥带动、吸附作用, 已成为当务之急。《意见》强调:新形势和新常态下, 在加强党的领导的同时, 必须要加强对群团组织和工作进行新定位。

2.1 汲取价值认同, 重塑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下的角色定位

群团组织来源于群众、扎根于群众, 具有广泛联系群众、紧密贴近群众、直接服务群众的特点和优势, 是调节社会利益、维护社会秩序、化解社会矛盾的缓冲器和调节器。长期的实践证明, 群团组织已经成为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群团组织基本上都是基于一定的利益诉求和功能诉求而形成的, 在利益表达、公共治理和社会服务中往往具有明确的功能定位, 既关联到社会, 也关联到党政。在政府转型的大背景下, 群团组织承担的某些党政职能会逐渐剥离, 逐渐淡出行政体制, 转化为单一的群众团体角色, 这与我国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方向是一致的。群团组织只有充分凸显自身的社会职能, 以代表和维护本团体群众的利益为基础, 以公共服务为首要任务, 才能真正具有良好的凝聚力与生命力。

2.2 有效参与管理, 凸显执政党与群团组织“轴心—外围”模式

我们应该看到, 群团组织要保持政治属性与群众属性的平衡,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头是政党, 一头是群众, 群团组织的位置在哪里?从统战工作的理论和实践来看, “心应该靠党更近一些, 屁股应该靠群众更近一些”。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党对群众团体, 应加强其政治领导, 不应在组织上去包办。群众团体的工作, 应由群众团体自己去讨论和执行, 党对群众团体的政治领导, 也不能直接下政治命令, 而是经党团去实现。”在很多时候, 站在党的外围说话, 反而会更加客观, 更有说服力, 能够更好地为党做工作。这就需要群团组织要依法依章程独立自主开展工作, 而不是完全依附于党政。同时, 党政工作不能取代群团工作, 也不能包办群团工作。

2.3 适应社会变迁,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群团发展之路

当代中国, 市场化、网络化、全球化三峰叠加, 整个社会在加速变革, 而一切变革的影响最终都要在每个社会成员身上得以体现。他们对其所属的传统组织有着更多的期待和要求, 也有更多选择的自由。新常态下群团组织的历史责任, 更需要彰显这样一种应对“各种挑战”的新态度。

(1) 应对信息化挑战。信息化正深度改变了当代人的生存方式, 也改变了群团组织的组织动员方式。要积极改变单一的行政指令管理模式, 及时整合社会资源, 加快建设工作网络平台, 建立通过信息网络平台对话的正常机制, 引领社会思潮, 与思想观念、工作需求、生活方式同步, 把握信息化时代的新潮话语权, 积极应对信息化的挑战。建设开放型宣传阵地, 灵活运用喜闻乐见的形式和载体, 实现有效沟通与对话, 对模糊认识进行正确引导, 对错误言论进行驳斥, 把握思想引导主动权, 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一些滞后于时代发展的思想理念、方法手段必将会给群团工作带来边缘化的危险。

(2) 应对利益分化的挑战。当前, 经济成分、分配方式、就业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多样化, 广大群众价值取向和利益诉求的多样化, 利益诉求从相对单纯的物质需求和生存需求, 逐步向精神需求和民主权利需求拓展;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 从过去就业住房、就学就医为主, 逐渐扩大到社会福利保障、贫富差距、公平正义等多个层面, 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领域。作为群众之家, 群团组织联系着亿万基层群众, 有责任引导各个群体依法有序参与政治, 依法有序表达诉求, 千方百计地发挥引导群众利益诉求有表达直通车的优势。愿不愿做群众合法权益的代言人, 敢不敢做群众合法权益的维护者, 是每一个群团组织都必须直面的严峻问题。

(3) 应对官僚化挑战。当前, 有的群团组织行政化机关化倾向明显, 群众“敬而远之”。作为直面群众的组织, 必须去“机关化”、去“行政化”、去“官僚化”, 不能搞“花架子”。坚持改革创新, 打破“一亩三分地”的旧习。注重开放性、交互性、平等性, 坚持“虚功实做”、久久为攻, 注重把各种主题活动与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等重点工作有机结合, 注重在预防和化解矛盾、延伸公共服务“触角”上使力。加强内通外联, 发挥各群团组织在机构性质相同、工作目标和服务手段相近等特点, 整合各自的资源优势, 提高公众认知度, 进而实现群团组织“大职能、强服务”的目标。

3 结束语

基于社会成员分层分化的复杂性和个性需求的多样性, 执政党唯有不断加强群团组织覆盖影响各自所联系群众的中介性作用或称枢纽性作用, 准确定位群团部门在推动发展上的“结合点”、合理维护的“立足点”、志愿服务的“出发点”、致富工程的“落脚点”, 才能把自己的生命根系更深更广地扎在社会的沃土之中, 实现“群团一盘棋, 合力创佳绩”的工作目标。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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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社会治理 篇8

站在现代政治学的角度分析, 当政府、社会组织、企业这三类核心角色实现了有机统一, 即此三者之间互相平衡制约, 政府、社会组织与企业之间如同一个“铁三角”, 并不断促使社会朝和谐稳定的方向发展, 也就意味着社会逐步的走向成熟。就目前来看, 在众多要件中, 社会组织属于多样性社会中必不可少的要件, 政府优势是集中精力办大事, 但不擅长于提供个性化的、多样化的、多变的微观服务, 可社会组织则恰恰相反, 它的微观服务主要体现为多元性与个性化, 并且较为多变。社会管理体制中的“社会协同”就包括了社会组织协同政府的互联、互补、互动作用, “公众参与”就包括了群众通过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参与社会建设。在充分理解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及社会组织内涵的基础上, 我们必须充分掌握住社会组织在社会建设和管理中具有参与提供公共服务, 反映利益诉求、扩大公众参与、增强社会活力和居民凝聚力, 并时刻发挥着促进社会主义社会核心发展的关键影响力;必须充分掌握住促进社会组织成为社会创建的一部分, 促进社会和政府之间的协作走向公平、互助、平等的方向, 增强社会自主管理和为社会服务的技能与水平, 如今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管理进一步变革的根本走向;必须充分掌握住鼎力扶持与发展社会组织, 引导社会新生力量持续的迸发, 由“依赖人民打天下”转变为“依赖群众治天下”, 并且转换党委在此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即自“撑船”过渡为“掌舵”等各类措施, 在社会创建与社会制度实现变革这一过程中, 均属于至为核心的目标, 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的谱写出党委“掌舵”、政府负责、各类主体一起参加的社会创建与监管的全新篇章。

二、促进社会力量融入社会治理, 首先要融入解决社会冲突

这些年来, 在上海指导的区县内, 为了能够更好的解决社会冲突和矛盾, 采取了一系列引入人才的机制, 譬如说, 大力举荐心理方面的专家与咨询师、招聘律师、专业性的社工等。以上一系列的措施, 意味着目前在上海指导的区县内的探讨与实践之路已产生了相应的规模。比如, 上海公益社工师事务所专注于家庭专业社工服务, 在外来人口服务管理、单亲妈妈家庭服务、浦东国际机场动拆迁遗留问题化解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上海虹口区的为了更好的解决社会冲突与矛盾, 还形成了专业性的工作室, 譬如说, “梁慧英调解工作室”。该调解室积极主动的解决社会冲突和矛盾, 与此同时, 为了更好的解决社会冲突和矛盾, 此调解室还实现了社会组织与调解工作的有机统一, 即以社会组织为根本平台, 进而为社会与人民开展一系列的调解措施。在中心城区的再改造的问题上, 更是积极主动、竭尽全力的解决相应的冲突与矛盾;上海闵行区九星综合市场消费者投诉调解管理站发挥“老娘舅”作用, 化解专业市场内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矛盾, 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等等, 这些政府与社会组织互动参与化解矛盾的实践经验, 得到了国家信访局的高度肯定。其次要融入城市建设管理。就上海来说, 为了更有效的维护城市公共治安, 在2015年起草并颁布了相应的管理条例, 即《上海市建筑玻璃幕墙管理办法》。在此文件中, 明确表示对于上海市内的玻璃幕墙项目, 必须进行定时审核、维修、护理。可在上海内拥有数以万计的玻璃幕墙方面的建筑。根据资料显示, 单单在浦东新区就已拥有五千五百左右的玻璃幕墙建筑, 目前, 有关玻璃幕墙方面的工程数据还有待改善, 如果想要给数以万计的各式建筑工程进行审核与调查, 并开展相应的监管、维修、护理等措施, 单单依赖于政府相关部门的力量是难以实施审核与调查工作的。在2012年度, 本市的建交委采取政府采购服务的措施, 让该市装修装饰产业协会进行有关玻璃幕墙工程的资料库创建工作, 并同时实施相应的审核与调查工作。所有建筑的审核、维护、修理的基本现状, 在互联网中的“大数据”计算机资料库均能找到, 相关部门可让平台做出相应的预警, 达到实时监管、掌控的目的。截止到目前, 此协会已有十五年的历史, 旗下的公司数目在二千左右, 个人会员人数多达三千, 单就幕墙施工的公司就已过百。此协会在实施城市监管工作的过程中, 将他们过硬的专业水准、庞大的“企业圈”、优越的“专家库”等优势诠释的淋漓尽致, 还为公司与市场的融洽、全新商业机遇的发现创造了完美的契机。更值得关注的是, 在服务企业同时, 协会专门建立了专业的管理团队和施工队伍, 举办管理人员和维修工的培训班, 还将开展幕墙材料的诚信评价、企业的诚信管理等, 有效提升了社会组织自身的能力建设。

经过几年的实践,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越来越受到政府部门的重视, 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正得以有效发挥。但总体上讲, 上海社会组织的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 与现代城市发展和社会建设的要求还不适应, 发展方向还需要明确, 自身建设和发展环境还不完善, 要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 还需应对一系列亟待处理的困境与难题, 大致有四个层面的困难:第一, 难以登记注册。目前的社会组织均实施“双重监管”的审核登记体制, 在实践工作中通常会出现政府职能机构不积极主动承担社会组织的工作主管部门的现象, 但是对于社会组织而言, 其又无法与相应的工作主管部门实施对接, 由此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从而导致一系列的社会组无法赢得合法地位, 同时也极大阻碍了社会组织的进一步发展;第二, 难以生存发展。其核心显示为政府采购社会组织服务的常态化体制尚未形成, 首先, 政府机构难以形成采购社会的意识, 而社会组织积极自觉采购服务的意识也较为落后。其次, 政府在采购社会组织服务的过程中, 没有配套的规章体制, 以及详细的体制化措施尚未进入;第三, 难以吸引人才。大致体现为人事策略还有待改善, 即民办非企业机构 (涵盖民间社团组织) 的职工在某些层面上难以和公办事业单位的职工获得相同的权益, 譬如说, 专业化技能的审核、薪酬、人事管理、社保等, 均成为了制约民办学校、民办福利机构等社会组织进一步又好又快发展的政策性阻碍;第四, 难以监管。就目前的形势来看, 我国在监督与管理社会组织的过程中, 其核心分布在登记和审核这一环节。在社会组织的登记与审核赢得批准后, 就会体现出政府方面的角度与管理工作的不到位, 特别是在多元性、正常化、体制性的监督与管理措施尚未产生, 即社会组织的审核和调查、社会监管往往流于形式, 难以贯彻落实。

摘要：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会议于二零一二年十一月顺利在北京召开, 在此次会议上, 我国为社会主义建设开创出了新的天地:首先, 明确表示在二零二零年我国有望实现全方位小康社会的建设目标;其次, 转变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整体构局, 即自“四位一体”过渡到“五位一体”。纵观“五位一体”这一整体构局, 社会建设的影响力不可小觑, 与此同时, 它还是创建社会主义社会的核心保证。而社会组织又属于社会创建与监管主体中的一部分, 它极大的推动了社会治理的实施。目前, 我国经济社会实现了飞跃式的发展, 以及行政制度改革的持续开展, 使得发展与促进社会组织融入到社会治理, 现已逐步演变为深层次社会管理变革的根本方向。

关键词：社会主义建设,社会组织,社会治理

参考文献

[1]王佳杰.创新管理视域下的社会公益组织协同发展研究[D].复旦大学硕士论文, 2014.03.

[2]潘海生, 章斐龙.大力培育社会组织积极创新社会体制[J].观察与思考, 2013.01.

[3]陈世瑞, 石君磊.社会力量参与信访矛盾调处的实践与启示[J].上海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15.03.

社会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思考 篇9

一、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必要性

根据《立法法》第五条的规定，应该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表明公众拥有参与地方立法的权利，而在这种权利的背后，则是公众利益的表达。因此，提高公众对地方立法的参与程度，具有现实的必要性。

1、有利于提高地方性法规的认同感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变革时期，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依然不强，这对于推进依法行政，促进法制社会的建设带来的困难。吸收社会公众参与地方性法规的制定，无疑有利于让人民群众了解法规制定的背景，制定过程，以及在实施过程中将采取哪些措施，从而可以消除部分群众对法律的误解，提高社会公众的认同感。并且，在立法过程中，人民群众的参与可以使得社会公众拥有利益表达的渠道，使得立法能反映人民的呼声，从而提高其认同感。

2、有利于提高地方性法规的时效性

地方立法本身就是为执行国家立法或补充国家立法空白而进行的活动，以此，法律制定过程中必须要结合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吸收社会公众参与地方立法，可以直接的面对社会基层，从而可以真正的了解即将出台的法律的现实背景，了解社会对相关法律的需求程度，从而增强了立法的针对性。

3、有利于提高地方性法规的可执行性

地方立法必须考虑的一个因素就是执行问题。如何使得法律能得到有效的执行，做到有法必依，需要吸收社会公众参与立法。只要公众真正的参与了立法，从某种程度上讲，法律也就有了群众基础，从而可以使得其在执行过程中可以获得公众的拥护。

二、社会公众参与地方性立法面临的现实难题

社会公众参与地方立法，面临本身知识水平的局限，在立法中的地位与作用有待进一步明确，参与的细节有待进一步完善等现实难题。

1、社会公众自身知识水平会影响其参与地方立法

在我国，社会公众参与地方立法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在于公众的整体素质还有待提升，这就使得参与者更多的从自身的角度出发来考虑如何制定和执行相关法律，一方面，这个过程本身并不一定能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不代表能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另一方面，由于知识的局限性，其提出的建议和意见与国家法律法规并不一定能保持统一性，从而降低了公众参与的有效性。

2、社会公众在立法中的地位与作用有待进一步明确

虽然我国法律已经明确社会公众有参与地方立法的权利，但从具体实践来看，社会公众在地方立法中的地位与作用还有待进一步明确。首先，社会公众的意见与建议一般很难得到尊重，当前地方立法更多的是由立法机构制定并提出，公众一般处于配角地位。其次，社会公众在整个立法过程中参与的广度与深度还不够，特别是对于立法前期工作以及立法最终阶段参与的程度还不够。当前，我国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形式主要是参与讨论、接受调研、参与听证会、列席或旁听等，在这些过程中，而这主要是立法的准备与修改阶段，不是立法制定与最终决策阶段。

3、社会公众参与立法的细节有待进一步完善

当前，对于社会公众参与地方立法已经明确。但其参与的途径，地方立法中应吸收多少公众参与，如何选择参与对象等都没有明确的规定。这就使得社会公众参与带有一定的随意性，不能保证广泛性。特别是在城市人口急剧增加的背景下，如何使公众代表能代表不同阶层、不同年龄阶段的群体，有待进一步明确。

三、进一步发挥社会公众在地方立法中作用的对策

吸引社会公众参与立法，可以从加强宣传、完善机制、建立和完善配套服务体系等方面着手。

1、加强宣传，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

加强宣传，首先，要选定宣传内容。可以通过制作专门的有关地方立法的宣传片，对于公众参与立法的基本程序、参与渠道等，进行重点的讲解，从而为其参与立法奠定基础。其次，要多渠道进行宣传。包括网络、电视、广播、报纸等传播渠道。再次，要对根据立法的需要适时调整宣传方案，主要是要根据立法的目标而调整宣传的形式、宣传的内容。如对于老年人立法，则可以更多的采取电视或者报纸来进行宣传，而对于年轻人，则可以更多的采取网络形式。

2、建立和完善配套服务体系，激励公众积极参与地方立法

地方立法机关要建立完善的反馈制度，将公众参与立法过程中表达的诉求及其在最终立法中的表现予以公示，以激励公众参与立法的积极性。此外，还可以为公众参与立法提供诸如与参与者所在工作单位沟通以为其参与立法提供方便等形式，来提高其参与的积极性。

摘要：社会公众参与地方立法, 面临本身知识水平, 在立法中的地位与作用有待进一步明确, 参与的细节有待进一步完善等制约, 可以从加强宣传、完善机制、建立和完善配套服务体系等方面着手提高地方立法的公众参与度。

关键词：社会公众,参与,地方立法

参考文献

社会参与 篇10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生党员,志愿者,参与社会建设

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是更好地构筑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客观要求, 是奏响当代中国发展进步主旋律的重要举措, 也是进一步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战略支点。党的十八大报告号召“广泛开展社会服务活动, 推动学雷锋活动, 学习道德模范常态化”。这表明党和国家已充分肯定了社会服务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教育中的重要意义。当代大学生将切实担负起推进“十二五”规划实施的历史使命, 在我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今天, 不断地调整和重塑价值观, 不仅关系着大学生群体是否具备良好的品行与学识, 更与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休戚相关。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处于重大转折时期, 逐步从外延式发展转变为内涵式发展, 服务于民生成为高校更深层的社会责任, 凸显高校在社会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高贵品质。高校学生党员是青年学生和优秀分子, 是引领社会风潮的先行者, 有很强的参与社会建设的志愿精神。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 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效地融入学生党员的思想意识中, 确保青年学生的健康成长。因此, 学生党员参与社会建设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有高度的内在一致性, 是学生党员践行“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体现。

一、学生党员参与社会建设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的内在关联。

1. 学生党员参加社会建设是社会变革的要求。

经济社会的变革为高校党建工作提供了全新的要求。随着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 高校学生党建工作需要融入价值观教育的进程。当前社会管理模式日益从高度计划的垂直式转向社会经济下的扁平化发展, 导致原先被单位分割管理的社会空间正在逐步释放并重新组合。这种重新融合的社会组织结构, 成为党建工作创新的基本要求。高校不断引领着社会科学意识、创新意识的前进, 是重塑社会价值观的平台。高校学生党员参与社会建设是对原有党建模式的创新与发展, 也是高校学生党员增强社会属性和融入到社会体系的要求。

2. 参与社会建设是高校学生党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重要方法。

马克思主义是学生党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指导思想, 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学生党员的头脑, 用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取向和方法认识并看清自己前进的方向。把共同理想教育作为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重要内容, 引导和促进学生党员形成远大的理想, 激励他们以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为己任, 积极参加社会建设, 把个人理想追求与祖国的未来和发展联系起来, 加强培养学生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二、高校学生党员参与社会建设的常规途径。

随着“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 各大高校组织学生党员参与社会实践活动, 以自愿、无偿为前提的志愿精神引导学生党员把为他人服务的理念落到实处, 这对于进一步发展社会服务事业, 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和社会蓬勃发展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1. 以志愿者形式参与社区精神文明建设。

社区是影响高校党建与德育育人的重要外部环境, 也是高校学生实现“预社会化过程”的重要平台。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以及社会对精神财富日益增长的需求, 利用高校的人才资源, 在周边社区开展丰富多彩的服务活动, 举办科普讲座、法律知识普及、科技展览、专栏宣传等社区服务活动, 用科学知识和法治意识教育市民, 提高全民的科学人文素养, 提升社区精神文化生活水平, 推进社会精神文明建设。

2. 通过社会实践参与社会建设。

教育是人才培养的过程, 检阅高校教育的成果平台在于社会。大学生成长成才不仅是高校应当承担的任务, 也是全社会需要积极配合完成的综合工程。通过个体与社会的互动, 大学生们会把社会所期望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等加以强化, 以自己掌握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实现身份的转变。因此, 党员大学生参与社会建设活动, 是其发挥作用的重要社会实践空间, 帮助他们展示专业技能、积累人生经验和成长体会, 成功向“社会人”的角色转变。因此, 志愿者服务等党建工作创新平台越来越受到学生党员的欢迎。

3. 通过课外兼职参与社会建设。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 就业竞争越来越激烈, 企业对大学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需要专业知识, 还要具备一定的实践能力。大学生参加兼职活动, 为自己搭建了舞台, 在获得经济酬劳的同时也锻炼了自己的社会实践能力, 提高了自己的综合能力。学生党员作为大学生中的优秀人才, 积极参与课外兼职, 不仅是对自身能力的一种锻炼和提升, 而且让一些企业提前发现人才, 对他们进行专业培训, 让学生党员提前参与到社会建设中, 为广大大学生起到模范带头作用, 树立标兵榜样。

三、加强学生党员参与社会建设常态化的对策。

服务社会是一项需要长期坚持、不断创新的活动。广大青年学子服务社会、服务现代化建设, 是促使青年学生成为当代社会最富有朝气、最富有创造性、最富有生命力的群体的必然选择。目前, 部分高校学生党员参与社会建设的模式还存在一些弊端, 社会服务活动的内容、形式、组织等方面不同程度地与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目标不相适应。因此, 要从以下四个方面有的放矢地对其加以调整, 为培养当代学生党员的核心价值观念提供长效机制, 适应新世纪高校学生党员实践育人体系的新要求。

1. 注重价值观导向, 完善学生党员参与社会建设的管理机制。

推进学生党员参与社会是建设核心价值观的新要求。高校应坚持注重学生党员的价值观建设这一导向, 培养专业化的志愿者队伍, 采取有效措施推进学生党员开展科技知识、文体活动、法律普及、卫生知识宣传等社区服务活动, 促进文明社区建设。同时坚持“以人为本”, 充分尊重学生自身意愿, 减少摊派性功利性的志愿服务活动, 实现大学生的自由自主发展。社区应配合高校工作, 加强对学生志愿组织和志愿者活动的管理和引导, 帮助学生党员正常开展活动。

2. 加强社会协作, 推进学生党员社会活动基地建设。

党员志愿者服务基地是高校学生实践成才和社会服务的有效载体。在推进高校党员参与社会建设的进程中, 既要完善活动工作机制的“软件”, 又要强化学生志愿活动的“硬件”建设。大力拓展志愿者行动, 需要建设一大批志愿者服务活动基地。各级组织和有关单位可以本着长期合作、优势互补、因地制宜的原则, 通过签订协议、挂牌授旗等形式建立长期合作关系。街道社区、各级各类文化单位、福利院、敬老院、民工子弟小学甚至企业等都可以成为志愿者服务基地。各级志愿者组织要积极争取社会各方面对志愿者工作的重视和支持, 形成有利于志愿者活动的强大合力。

3. 扩大活动影响, 打造学生党员参与社会建设的品牌。

高校学生党员志愿者活动的特点是普遍性、长期性。要推动社会实践不断向前发展, 必须培育出富于生命力和影响力的服务品牌。利用高校学生党员志愿者的知识优势, 借助学雷锋等传统活动平台, 不断创新活动内容, 总结推广成功经验, 逐步打造学生党员参与社会建设的品牌。

4. 服务活动开展, 构建高校社会实践活动的网络机制。

学生党员社会实践活动是一项系统工程, 包括志愿者的思想认识、服务队伍的组织、内容的拓展、机制的完善、网络的健全等一系列问题。因此, 必须构建志愿者行动的良性运作互动机制, 以实现其可持续发展。为保证活动的长期实施, 学校和相关部门必须建立健全组织领导机构, 使高校党组织, 各级志愿者服务队、活动小组等组织, 形成层次分明的网络结构, 形成齐心协力、步调一致的工作局面。

参考文献

[1]吴志功, 田辉, 梁家峰.让学生党员在服务社会中成长成才[J].北京教育, 2006 (2) .

[2]葛运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统领大学生党建工作[J].河南工业大学报, 2009 (3) .

王太力 社会事务参与就是影响 篇11

对于这个论调，王太力旗帜鲜明回应：中产应该要有产，要有财产，“按我看来，在中国大城市，律师这个行业的从业者，多数应当可以达到中产的标准。”

1996年在北大法律系毕业，毕业之后先去了一家国有的电信制造公司国际合作部和投资管理部工作，2000年起在一个美国律师事务所北京代表处工作。2002年出国去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院读法律硕士，也在美国律师事务所工作过一段时间，再回国当律师。“因为学了这个，有这样的技能，别的也不会，就去了律师事务所，回过几年后成为了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

力挺“资本论”的王太力表示自己以及与自己相似的群体并不一定渴望脱离“中产”，他认为财富并不一定能带来快乐，恰恰相反的，财富所带来的副作用还有可能非常大。他在财富方面有着独特的看法，“财富只是在追求某样事情的过程中所获得的一个附属品。” 他最认同掠夺财富的方式，是像微软或者Facebook的创始人一样，从自己的兴趣出发，而不是单纯为了追求巨额财富而产生的成功。

基于这样的思维，王太力认为中产阶层的作用应该体现在公共领域上，并且利用自己的职业专长去影响社会的进程。他把中产阶层形容为一个社会的“稳定器”，认为在每一个社会里，中产的数量应当不会特别多，也不会特别少。一个国家大多数人应该属于中产，“中产多的好处就是，他们希望稳定，希望发展，避免风险”。

王太力认为，公民意识和修养是继资产之后体现中產存在的力量。有着中美两地的学习和从业经验，王太力对于律师行业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不同状态也十分清晰。“你能感觉到这两个国家学习法律的人的发展是不一样的，法律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在美国，法律是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保护个人权利的最有力工具。而在中国法律更多的是在经济方面起作用。这和不同的国家传统有关吧。中国人一直觉得当官的能做主，官是一个行政体系，这个体系在中国很强大。”而从发展阶段看，美国是个比较稳定的社会，每个人的生活都已经比较常态化。“你可以预估到未来几年可能发生的事情，但中国是在急速发展过程中的，你很难预料一两年内会发生什么事情。”面对“‘很难预料’是否表示中国的中产是不稳定的”的问题时候，王太力仍很积极地认为：“整体上大家都在努力把它往积极方向发展，这样大家都能得益，大家希望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把很多问题解决掉”。

在社会参与方面，他觉得关心政治理所当然，关注各种重大的社会事件，地震有时捐款。他看《民主的细节》，喜欢里面对社会中每一个人所能起的作用的细致描述，并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上身体力行着这一观念：我们和社会之间的影响是双向的。有人并购有人接受投资，有公司建起来有公司倒闭了，高铁在运行了……很多项目我都参与了，在其中提供法律支持服务。我们的能力会通过参与的各种活动在社会上产生影响，我们应当对社会有所贡献。

在生活上，王太力显然不是一个享乐主义者，日常生活与工作随时交叉，作为主要处理经济类法律事务的律师，他几乎没有常规休假，只要客户需要，他就随时准备好提供服务。律师是个提供专业服务的职业，所以他的日常穿着主要是黑色西装，偶尔有时间锻炼的话，他会选择并不复杂的跑步。他的消费也带职业的理性，所有消费都在权衡过性价比之后才进行，他会在名牌打折的时候才进行购物，或者利用出差的机会到香港和国外购买。他曾经在求学时代参加过管乐队和合唱团，也参观过北京、芝加哥、纽约、华盛顿、费城、波士顿、洛杉矶等各处的美术馆、博物馆，只是随着工作繁忙，时间便被挤压掉了。中产阶层的生活，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悠逸。

王太力

疑似指数：★★★★★

国籍：中国

职业：北京天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

品牌、品位：运动品牌喜欢Mizuno，但理性消费基本只在打折时候购买。

旅行：时间少，一年一次与家人出游，大多在国内或香港。

健康养生：应该关注但懒，争取抽空跑步锻炼。

阅读：杂志看得少，很多信息可以通过网络阅读获得，最近看的书是《民主的细节》《七十年代》《The Audacity of Hope》。《活法》《这个世界会好吗？》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书。

新知：有iPad，有Kindle，需要的工具会买但不盲目热衷，自述到底还是个读书人。

爱好：喜欢音乐和美术，但平时并没有时间花在爱好上。

公共事务参与：地震有时捐款，关注各种社会重大事件。

饮食：不拘，在外与在家就餐的频率基本相当。

近期关注事件：日本地震与核辐射。

网络围观:网络时代的社会参与 篇12

人类社会进入网络时代之后, 人们的思维方式、交往方式、行为习惯与生活状态等都无一例外地体现出网络时代的固有特征。原先只是在现实社会中发生和出现的事件和场景, 被“移植”到网络空间得以复制和再现, 现实社会与网络空间之间的传导互动, 两者之间的“边界”发生了模糊和重叠。在网络空间, 网民通过各种形式就某一事件, 无论是个体性的还是社会性的事件, 进行关注、传播、评论, 迅速形成网络空间的公共话题和舆论焦点, 这种网络舆论不断发酵、强化和蔓延, 有的甚至会溢出至现实社会, 进而转化为具体的公共事件, 对社会公众的评判和该事件演变的最终结局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 此种现象被网民称为“网络围观”。

网络围观的出现, 就其本质而言, 是在现代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高度发展和广泛应用的背景下, 网民对公民权利的感知、尊重和运用, 是借助于网络空间这一前所未有的公共平台进行的社会参与的一种尝试和实现。广大网民“网络围观”的初衷是出于公民的社会责任, 在捍卫公共价值的基础上, 试图通过舆论监督和人文关怀, 促进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与现实社会不同, 网民并不需要依赖过多的个人或社会资源, 只需借助手机或电脑登陆微博、微信、社交网站或论坛, 用移动鼠标的手指替代辨识事物的眼光, 通过浏览、转帖, 或者评论来实现对各类事件的围观, 从而实现其参与社会的目的。因此, 与现实社会中的围观行为相比, 网络围观的基本特征、生成机制, 及其对社会运行的正负作用都具有网络空间的固有印记, 值得学界的密切关注和研究。

二、网络围观的一般含义

自网络围观现象被社会各方关注以来, 学者们从各自的学科视角和知识结构, 对网络围观进行了界定和阐释, 但至今并无一个公认的定义。笔者认为, 网论围观是在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共同作用下存在于网络空间的一种特有的社会舆论活动, 是众多网民运用论坛、微博、博客、贴吧等网络平台, 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念、知识结构和人生阅历来理解和评判某一事件, 进而影响该事件发展的一种虚拟化群体性行为。这种存在于网络空间的围观行为与现实社会具有密切的关联, 这是一种“对现实生活中的热点人物、事件或话题进行大量点击、跟帖和评论从而制造社会舆论、促发社会行动的过程。”“实质上是网民利用互联网平台对社会事件进行集中评议以行使对公共事件的发言权和监督权的政治参与过程”, 尽管这种参与可能并不成熟和理性。

网络围观大致可以划分为三大类别:一是沉默的旁观者, 即纯粹是作为一个旁观者, 关注、浏览网络空间所发生的事件。这种网络旁观者即使拥有自己的观点, 也不会公开表达。因此, 这种网络围观他人难以觉察, 对网络事件的发展也不具有实际的影响力。目前, 学界对网络围观的分析研究通常将其排除在外。二是且观且语, 即不但是作为一个旁观者, 关注、浏览网络空间所发生的事件, 而且还就事件发表自己的判断、观点和主张, 或者对其他网络旁观者的判断、观点和主张表示赞同和支持, 或者对持相反判断、观点和主张的其他网络旁观者展开辩论。但是, 这些言论和争论仍然局限于事件本身, 只是对事件本身作出是非判断。三是既观又语且行, 即不仅在就事件本身发表自己的判断、观点和主张, 或者与其他围观者展开争辩和互动, 而且还进行网络追踪, 挖掘、披露事件当事人的个人隐私, 侵犯了事件当事人的人格和隐私权。这类围观行为往往具有主观、偏激、冲动的特征, 对事件的后续发展造成负面影响, 被人们称为“网络暴力”。

三、网络围观的基本特征

(一) 围观主体的自主性和情绪化。网络空间的匿名性赋予网民一种虚拟的被自我扩大的自由度, 使其能够自由而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和观点。网民对某一事件或人物进行网络围观, 并无他人的逼迫和利益的驱使, 即使与该事件或人物存在着一定的利害关系, 也仅仅只是间接的, 甚至只是一种纯粹的理论上的假设。网民之所以围观某一事件, 往往是因为该事件唤醒了郁积在网民身上的某种情感, 并基于自身的经验认识进行评判。在整个过程中, 围观行为都是一种自主选择的结果, 这种自主行为的内在驱动力是网民对该事件的当事人在现实社会中的命运的关注。网络空间的虚拟性赋予了网民自由表达的平台, 使其真实的情感和心态得以宣泄、展露和放大, 并期望通过留言、转发、评论等围观方式获得他人的呼应和赞同。正是基于个人的人生体验和认知局限, 网络围观经常呈现为绝对的爱或绝对的恶, 非白即黑, 各执一端, 理性、客观的言论往往无人关注、附和, 极端化、情绪化的言论却往往赢得他人的喝彩、赞赏。网络围观主体的情绪化,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普通民众尤其是草根阶层的要求、主张未得到充分关注和满足而造成的一种心理压抑, 是其在虚拟空间赢取的一种精神满足。

(二) 围观对象的符号化和戏剧性。网络空间特有的隐匿性和开放性特点, 给予网民前所未有的自由表达的可能。网民根据个人的喜好参与网络围观, 基于其在现实社会中早已形成的利益倾向、价值判断和思维逻辑, 来选择、关注和评判围观对象, 潜意识中已赋予围观对象一个特定的“符号”, 并对其进行简单化、抽象化、类比化的逻辑推理, 从而将围观对象符号化, 并赋予其特定的社会属性。“网络围观中, 围观对象往往难逃被符号化的命运。”事实上, 被符号化的围观对象更容易引起网民的关注和响应。在网民的不断交流互动中, 该符号被进一步强化, 使得网民心中的形象远远脱离了事实本来的面目。网络围观通常源于一个离奇或轰动性事件, 该事件往往发端于现实世界, 却在网络空间被形象化地呈现出来。与传统媒体不同, 在网络空间, 网民在同一个平台, 除了文字、图像等以外, 还可以同时借助于音频、视频等手段, 来再现、描述和评判围观对象, 并不断地挖掘、更新事件的“幕后故事”, 事件发展的进程和围观对象的命运越是离奇曲折, 越是容易引起网民的关注。一般来说, 网民往往只是关注事件表象的戏剧性 (反常性、突然性、剧烈性) , 而忽略事件本身的真实性及其发生、发展的逻辑。

(三) 围观方式的互动性和开放性。网民参与网络围观, 除了寻求事件的真相, 促成事件的解决以外, 也是为了获得他人的认同。事实上, 许多网民参与网络围观的目的并非那么明确, 往往是目标模糊甚至是缺失的。他们参与网络围观的目的仅仅只是为了获得他人的呼应和赞同, 从而获得一种虚拟的群体归属感。因此, 在网络围观中, 网民十分在意与其它网民的互动, 并期望在互动中获得他人的肯定和赞赏。网络围观的形成和演化, 都基于网民之间的互动, 而网络技术的高度发展和广泛应用, 又给予这种互动无限的选择和可能。网络空间具有与生俱来的开放性, 开放性是网络空间的生命和精髓。在网络围观的整个生命周期中, 围观行为的加入, 以及围观对象和围观方式的选择都是开放式的。或者说, 围观方式的开放性不仅是指网络空间的接入是开放的, 任何人都可以在开放式网络平台注册登陆, 只要其言论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不违反社会公德和社会价值, 都可以发表或转帖、评论等。在这样一种开放性的空间, 围观事件的发生、演变、结局都具有不可预测性, 因此, 每一个围观参与者都应当充分意识并尽量规避可能由此引发的社会风险。

四、网络围观的产生机制与社会意义

除极少数别有用心者以外, 网络围观的动机大多“建立于捍卫公共价值的共同底线之上, 是出于广大网民对自己公民权利的尊重和对所处社会肌体健康发展强烈愿望的善意表达”, 是公众实现社会参与的有效途径。从其本质而言, 网络空间中的人仍然是现实社会中的人, 既使其具有匿名、隐蔽、虚拟的特征, 但是他在网络空间中的观点、主张、情绪、心态, 反映出他在现实社会中的个人感知和利益诉求, 并且这种表达的方式可能更加直接、简明和个性化。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 经济增长越快, 社会分工越发达, 利益群体越分化, 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的分配越发难以平衡协调, 导致不同阶层出现不同的诉求和主张, 而网络平台恰恰给予了不同的社会阶层尤其是底层民众相对于传统媒体更加宽松和自由的表达空间, 当现实社会中的热点问题, 比如劳资问题、青年就业、行政腐败、司法不公、贫富差距、社会安全、行业垄断、诚信缺失等投射于网络空间时, 往往迅即成为网民网络围观的对象。广大网民通过网络围攻实现其社会参与的目的, 他们关注网络事件的演变和围观对象的命运, 事实上是关注自身的命运。在广大的网络围观者中, 存在着大量的纯粹出于娱乐、起哄的网民, 但是, 也不乏带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理性批判精神的网民。国内学者将网络围观的发生机制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动力机制:情绪感染下的群体利益表达。认为情绪感染的前提是共同的意义和相互认同, 共同的利益诉求是群体情绪产生的根本原因和目标指向。二是内容机制:“凝视”权力和“合法性”审判。认为网民通过网络平台的开放优势展开了对权力的“凝视”, 对权力进行“合法性”评判。三是实现机制:话语的“优势反应强化”和形成决策压力。认为舆论领袖的强势舆论产生的压力会转变成决策压力, 改变被围观者的态度和行为, 影响其决策行为。

正是从承认网络围观源于公众对现实社会热点事件和热点问题的关注, 是公众实现社会参与的有效途径这一逻辑起点出发, 可以发现网络围观具有两大社会意义:一是在公民意识方面。公民意识建构于“公民资格”所赋予的权利与义务基础之上, 反映的是公民在与国家、社会的网络关系下就个体公民地位以及由这种地位所决定的思想观念、态度和行为准则的认知。公民只有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唤醒自身的公民意识, 同时, 也只有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来逐步地培养、学习和提高自身社会参与的知识和能力。在社会法制体系不尽完美, 社会参与渠道不够通顺的背景下, 网络空间的匿名、平等、互动的特性, 拓宽了民众社会参与的途径和手段, 提升了公众社会参与的能力和热情。广大网民通过网络围观, 从事件的发端、发展到最终解决的整个过程中, 了解了公民的权利、义务与责任, 提高了社会参与的能力, 知晓了社会参与的方式和途径, 尤其重要的是, 获得了社会参与的自信。二是在舆论监督方面。舆论监督是公众社会参与的重要内容, 也是体现公民权力的重要途径。从理论上来讲, 在目前的政治体制下, 公众享有充分的舆论监督权, 但是, 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 公众在应用这一权力时, 还面临着各种有形和无形的障碍和门槛, 并且缺乏有效便捷的渠道和途径。而网络空间的隐匿性特征有助于消除网民对权威的畏惧感, 通过网络围观, 以平视的眼光来关注政府的施政得失, 监督官员的廉洁自律, 发挥网络舆论监督的作用, 促进各级政府和官员改进作风, 建立和完善公正、廉洁、高效的服务型政府。同时, 网络空间的互动性有助于网民开诚布公地各述己见, 在虚拟性开放式舆论空间, 对围观事件和围观对象, 展开探讨、辩论, 鞭策社会中的丑陋现象, 净化社会风气, 推动社会进步。

五、结语

从理想化的角度来看, 在网络空间秉持“ID之间一律平等”原则的背景下, 假如每个网民在网络空间里都有足够的社会负责和法制意识, 充分利用网络空间的有利条件, 公正、理性地关注、讨论社会问题, 引导网络事件往正确解决的方向发展, 那么网络围观就可能成为公众社会参与的有效工具。但是, 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 参与网络围观的网民构成极其复杂, 关注焦点和利益诉求不尽相同, 部分网民还可能言语偏激, 甚至捏造事实, 误导公众, 导致网络围观失度、失序、失控, 网络围观演化成“网络暴力”, 这必须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 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以疏解和规制。

摘要：作为网络时代公众实现社会参与的有效途径, 网络围观与现实空间中的大众围观不同, 其具有明显的网络空间属性, 即围观主体的自主性和情绪化、围观对象的符号化和戏剧性以及围观方式的互动性、开放性, 网络围观的发生仍然源自于现实中的社会矛盾和个人境遇, 并反作用于现实社会, 是公众实现社会参与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网络围观,基本特征,社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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