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社会建设

参与社会建设（共12篇）

参与社会建设 篇1

国务院在2012年7月11日发布的《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里提出,国家建立基本住房保障制度,维护公民居住权利,逐步满足城乡居民基本住房需求,实现“住有所居”。“十二五”期间,将增加不低于1000万套公共租赁住房以解决“城镇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无房职工和城镇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的住房问题。为实现这一目标,规划里提到将“进一步完善土地、财税、金融等政策体系,建立稳定投入机制,加大财政资金、住房公积金贷款、银行贷款的支持力度,引导社会力量参与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和运营。”作为保障性住房,公共租赁住房投资规模大、收益水平低、资金回收周期长导致其融资困难,如何拓宽融资渠道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公共租赁住房建设,值得进一步研究。

一、我国公共租赁住房融资模式现状

自2009年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积极发展公共租赁住房”,我国公共租赁住房政策已经实施6年。六年来,相关专家学者不断探讨和研究公共租赁住房的融资模式,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公共租赁住房的投融资渠道。

( 一) 政府投资为主导

公共租赁住房作为保障性住房,其利润远低于商品住房, 使得私人部门和社会资本参与投资的动力不足,其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投资。政府对公共租赁住房的投资方式主要有:中央和地方政府直接拨款、公积金增值收益、公积金贷款、地方政府一定比例的土地出让净收益以及租金收益等。

(二)投融资平台和政府专门机构融资为补充

投融资平台是借鉴国外住房保障的经验建立的能规范公共租赁住房的运营及管理、企业化运营的专业服务机构。目前有部分城市(如山东的青岛)建立了该模式用于公共租赁住房融资。

政府专门机构是指由政府建立的专门负责公共租赁住房的资金来源机构,其以市场化融资为主,政府财政拨款为辅,同时再利用相关优惠政策,吸收社会及企业资金。

(三)企业单位、工业园投资非政府类公共租赁住房

企业单位、工业园投资建设的公共租赁住房主要是宿舍式的,以满足该单位和工业园区的新就业职工和外来务工人员的住房需求。该模式里,企业单位、工业园投资为主,政府给予适当补贴,员工承担较低租金。如,武汉市富士康工业园的员工宿舍就属于该模式。

(四)“城中村”改造项目里的“洪山模式”

该模式具体运营方式是,“城中村”的村民委托集体经营实体与政府的公共租赁房运营机构签订包租协议,然后由公共租赁房运营机构根据相关政策将房屋出租给住房困难家庭。政府的公共租赁房运营机构向村集体按市场租金统一支付租金,然后以市场租金70%的价格出租给租房困难家庭, 租金差价用政府公共租赁住房专项资金解决。这个模式比较适合“城中村”改造项目里村民有富余房屋的条件下开展。武汉市洪山区的马湖村和南湖村率先实行该运营模式,被称为“洪山模式”。

二、社会资本参与公共租赁住房建设阻力分析

由我国公共租赁租房融资模式的现状可以看出,虽然有少量社会资本试探性地参与社会类公共租赁房的建设,但是目前我国公共租赁租住房的建设仍然以政府投资为主。显然,社会资本参与公共租赁住房建设存在阻力,如,投资收益低、投资周期长、缺乏激励措施和退出管理机制不完善等。

(一)投资收益低于商品住宅建设

公共租赁住房是保障性住房,有政府的政策支持,其投资的安全性相对较高,但其租金收入必然低于同类商品住宅。并且由于公共租赁住房建设还处于探索阶段,政府保障性政策并不完善,导致社会资本一般倾向于商品住宅的投资。

(二)投资回收周期长

目前公共租赁住房采取的是只租不售的方式,投资回收周期相比可以出售房地产项目必然会长很多。公共租赁住房投资回收周期长,企业风险会增加,大多数企业都不会主动参与这种投资。

(三)缺乏具体的激励措施

国家在近几年的文件里,多次呼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公共租赁住房建设。但是社会资本参与公共租赁住房建设有哪些政策优惠以及具体的激励措施并没有明确制定出来,人们对此处于观望态度。

(四)退出管理机制不完善

公共租赁住房退出管理机制不完善,大多数房地产开发企业和社会机构对公共租赁住房的循环利用并不看好。公共租赁住房的承租者没有内在动力主动申报其收入改善情况,导致现有房源利用效率不高,也必然会影响公共租赁住房投资方的资金利用效率。

三、社会资本参与公共租赁住房建设的建议

在公共租赁住房制度实施的6年时间里,社会资本参与建设主要是试探性的。但是要实现不少于1000万套公共租赁住房的建设目标,拓宽融资渠道势在必行,如何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公共租赁住房建设是关键。社会资本参与公共租赁住房建设可以是直接投资、间接投资,也可以是直接和间接投资融合的方式。

(一)社会资本直接参与公共租赁住房建设

社会资本直接参与公共租赁住房建设,主要是指房地产开发企业直接参与公共租赁住房的建设和供给。具体操作步骤为:有意向和经济实力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在政府部门进行注册登记,申请参与公共租赁住房的建设和供给;然后由政府相关部门审核批准并颁发相应资质文件;该房地产开发企业按照政府的规划进行公共租赁住房的建设和供给。为了鼓励房地产开发企业参与公共租赁住房建设,政府相关部门可以在税费上给予减免,另外,在商品住宅项目的审批上优先考虑该企业。当然,这需要政府部门针对此方式制定一系列的法律法规。

(二)社会资本间接参与公共租赁住房建设

社会资本间接参与公共租赁住房建设,主要是指社会资本通过为公共租赁住房建设提供资金参与到公共租赁住房建设、运营与管理中。初步的做法是:政府相关部门制定一系列法律法规, 规定相关部门可以通过REIT模式、ABS模式、PIPP模式和BOT模式筹集资金建设公共租赁住房;同时,确定个人、非银行企业和机构、银行等都可以参与公共租赁住房投资。个人和非银行企业和机构主要是购买政府部门发行的公共租赁住房债券或者信托机构发行的相关基金;银行机构主要是直接为公共租赁住房建设主体提供中长期贷款。

(三)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相融合的方式参与

政府部门建立激励机制以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公共租赁住房建设,鼓励不同社会资本进行协作与融合。如,获得公共租赁住房建设和供给资格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可以通过发行债券、向银行申请中长期贷款等方式来筹集资金,实现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方式的融合。

参与社会建设 篇2

大力发展中小城镇，是我国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任务，但发展中小城镇面临巨大的资金缺口。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多种措施撬动社会资本参与中小城镇建设，显得非常必要和重要。

撬动社会资本参与中小城镇建设，目前还存在一些障碍。一是体制障碍。比较突出的是有关政策法规不具体、可操作性不强，存在“玻璃门”“弹簧门”现象。如，对社会资本进入垄断性行业、对社会资本参与中小城镇建设中常常遇到的既有资源使用问题等缺乏明确的制度安排。二是营利障碍。中小城镇建设以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投资为主，大部分具有公共品或准公共品性质，利润率低、回报期长，营利性较差。三是融资障碍。大多数项目投资金额大，但社会资本融资较难，融资成本较高。四是人才障碍。人员编制、职称评聘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制度规定尚未做到一视同仁，导致社会资本难以吸引优秀人才。破除这些障碍，撬动社会资本参与中小城镇建设，需要积极改革创新，在以下几方面着力。

营造公平发展环境。完善社会资本参与中小城镇建设的政策和制度，实现信息公开，不断提高政策透明度。尽快出台社会资本参与中小城镇建设的负面清单，落实“非禁止即允许”的行政管理规则，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和监管制度，最大限度地向社会资本开放市场，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积极创新投资方式。中小城镇建设可以项目形式进行市场化招标，依据项目周期、投资额度和收益情况，采取多种模式进行投资建设运营。经营性领域可完全推行市场化运作;准经营性领域可采取公私合作、股权合作等方式建设运营;非经营性领域可采取捆绑式项目法人招标等方式，由社会投资人组织实施，或由企业投资建设、政府回购或购买服务。已建成的基础设施或公共服务设施，可通过委托运营、股权出让、融资租赁和整合改制等方式引入社会资本。

构建多样化的营利模式。建立投资、补贴和价格协同机制，配合使用优惠政策，构建多种营利模式。经营性项目按照补偿成本、合理收益、节约资源及社会可承受的原则，逐步理顺公共服务价格体系，并增强其灵活性。采取公私合营方式建设运营的项目，确定合理的政府投入比例，推行政府占股不分红政策，减轻社会资本压力。对于无收益、低收益项目的建设运营，可以探索在项目建设的同时赋予社会资本一定的土地开发权及广告、商铺、冠名等经营权，吸引社会资本参与。

建立健全退出机制。科学设定退出标准和程序，为社会资本退出中小城镇建设提供制度保障。对所提供的公共服务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后续资金无法维持的社会投资主体，实施强制退出;对公私合营、享受政府相关优惠政策的，在清产核资后，允许社会资本撤资并取得合理回报;对自愿退出的，建立产权交易平台，畅通退出渠道。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正确定位政府在中小城镇建设领域的职能，在科学规划项目、制定规则标准、推进体制改革等方面，提高政府决策水平和执行能力。加快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呼伦贝尔人事考试信息网：http://hlbe.offcn.com/

[键入文字]

最大限度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效应。鼓励发展中小型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完善地方金融组织体系。改革人力资源管理体制，赋予社会资本用人单位同等人事权。提高监管水平，以城镇特色和优质服务引导资源优化配置。

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智慧城市建设 篇3

中国正在大力实施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提出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同步发展，明确提出了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与发展的方向。当前，世界各国也纷纷提出了智慧城市发展战略，寻求新机遇、构筑新动力、实现新发展，如何通过智慧城市建设，促进城市发展模式向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转变。城市管理由粗放型、经济型向金砖化、智能化转变，需要我们共同探讨，加强合作，相互借鉴。

第一，智慧城市建设要因地制宜，因城施策。既不能谋一时发展，也不能贪大求全、急功近利、照搬照抄，各地发展基础条件不同，路径也不尽相同。要从发展实际需要出发，区分轻重缓急，统筹加以推进。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急需解决的问题上，中国有300多个城市开展了智慧城市建设，城市间、企业间合作持续深化，从务虚转向务实，从概念转向行动，未来我们将推动中国与世界各国不同类型、不同发展城市结队合作，开展智慧城市试点示范，合作共赢。

第二，智慧城市建设要以人为本，注重实效。中国城镇化还存在不少难题，面临着提升社会公共服务水平，增进人民群众福祉的艰巨任务。希望借助信息化和互联网，在民生领域开展惠民服务。智慧城市建设要坚持需求牵引、问题导向、突出重点、注重实用、注重效应，把群众的重点关切摆到第一位。

第三，智慧城市建设要创新机制，市场主导。智慧城市建设是信息技术推广应用与城市发展方式转变的交汇，涉及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和服务体制方方面面，也需要大量的投资。在这一过程中充分发挥市场化机制，引导社会资本参与至关重要。为此，我们将创新智慧城市建设运行机制和投融资模式，通过各种方式推动企业与各地智慧城市建设对激发社会活力，参与智慧城市建设。

智慧城市建设是中国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内容。前不久国务院出台了《互联网+行动计划》，必将进一步推动智慧城市建设。按照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的要求，成立了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的智慧城市发展部际协调机制，发布了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正在研究制定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配套政策，进一步加强统筹规划和对各地区的指导，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探索智慧城市建设运营和公共服务新模式，推动中国企业试点示范，着力形成信息化时代的新模式。同时我们高度重视并迫切地希望各国城市、企业和机构积极参与中国智慧城市建设，共同分享中国智慧城市建设带来的发展机遇。

城市记忆着昨天，承载着今天，也创造着明天。它不仅是经济增长和财富创造的大舞台，也是社会进步和文化传播的先行者。工业化加速推动了城市发展，信息化将深刻改变城市形态，智慧城市建设也是推进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一项长期的任务。我们期待通过政府、企业、行业组织和社会公众的共同努力，共同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取得新成效。

参与社会建设 篇4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生党员,志愿者,参与社会建设

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是更好地构筑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客观要求, 是奏响当代中国发展进步主旋律的重要举措, 也是进一步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战略支点。党的十八大报告号召“广泛开展社会服务活动, 推动学雷锋活动, 学习道德模范常态化”。这表明党和国家已充分肯定了社会服务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教育中的重要意义。当代大学生将切实担负起推进“十二五”规划实施的历史使命, 在我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今天, 不断地调整和重塑价值观, 不仅关系着大学生群体是否具备良好的品行与学识, 更与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休戚相关。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处于重大转折时期, 逐步从外延式发展转变为内涵式发展, 服务于民生成为高校更深层的社会责任, 凸显高校在社会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高贵品质。高校学生党员是青年学生和优秀分子, 是引领社会风潮的先行者, 有很强的参与社会建设的志愿精神。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 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效地融入学生党员的思想意识中, 确保青年学生的健康成长。因此, 学生党员参与社会建设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有高度的内在一致性, 是学生党员践行“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体现。

一、学生党员参与社会建设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的内在关联。

1. 学生党员参加社会建设是社会变革的要求。

经济社会的变革为高校党建工作提供了全新的要求。随着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 高校学生党建工作需要融入价值观教育的进程。当前社会管理模式日益从高度计划的垂直式转向社会经济下的扁平化发展, 导致原先被单位分割管理的社会空间正在逐步释放并重新组合。这种重新融合的社会组织结构, 成为党建工作创新的基本要求。高校不断引领着社会科学意识、创新意识的前进, 是重塑社会价值观的平台。高校学生党员参与社会建设是对原有党建模式的创新与发展, 也是高校学生党员增强社会属性和融入到社会体系的要求。

2. 参与社会建设是高校学生党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重要方法。

马克思主义是学生党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指导思想, 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学生党员的头脑, 用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取向和方法认识并看清自己前进的方向。把共同理想教育作为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重要内容, 引导和促进学生党员形成远大的理想, 激励他们以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为己任, 积极参加社会建设, 把个人理想追求与祖国的未来和发展联系起来, 加强培养学生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二、高校学生党员参与社会建设的常规途径。

随着“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 各大高校组织学生党员参与社会实践活动, 以自愿、无偿为前提的志愿精神引导学生党员把为他人服务的理念落到实处, 这对于进一步发展社会服务事业, 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和社会蓬勃发展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1. 以志愿者形式参与社区精神文明建设。

社区是影响高校党建与德育育人的重要外部环境, 也是高校学生实现“预社会化过程”的重要平台。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以及社会对精神财富日益增长的需求, 利用高校的人才资源, 在周边社区开展丰富多彩的服务活动, 举办科普讲座、法律知识普及、科技展览、专栏宣传等社区服务活动, 用科学知识和法治意识教育市民, 提高全民的科学人文素养, 提升社区精神文化生活水平, 推进社会精神文明建设。

2. 通过社会实践参与社会建设。

教育是人才培养的过程, 检阅高校教育的成果平台在于社会。大学生成长成才不仅是高校应当承担的任务, 也是全社会需要积极配合完成的综合工程。通过个体与社会的互动, 大学生们会把社会所期望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等加以强化, 以自己掌握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实现身份的转变。因此, 党员大学生参与社会建设活动, 是其发挥作用的重要社会实践空间, 帮助他们展示专业技能、积累人生经验和成长体会, 成功向“社会人”的角色转变。因此, 志愿者服务等党建工作创新平台越来越受到学生党员的欢迎。

3. 通过课外兼职参与社会建设。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 就业竞争越来越激烈, 企业对大学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需要专业知识, 还要具备一定的实践能力。大学生参加兼职活动, 为自己搭建了舞台, 在获得经济酬劳的同时也锻炼了自己的社会实践能力, 提高了自己的综合能力。学生党员作为大学生中的优秀人才, 积极参与课外兼职, 不仅是对自身能力的一种锻炼和提升, 而且让一些企业提前发现人才, 对他们进行专业培训, 让学生党员提前参与到社会建设中, 为广大大学生起到模范带头作用, 树立标兵榜样。

三、加强学生党员参与社会建设常态化的对策。

服务社会是一项需要长期坚持、不断创新的活动。广大青年学子服务社会、服务现代化建设, 是促使青年学生成为当代社会最富有朝气、最富有创造性、最富有生命力的群体的必然选择。目前, 部分高校学生党员参与社会建设的模式还存在一些弊端, 社会服务活动的内容、形式、组织等方面不同程度地与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目标不相适应。因此, 要从以下四个方面有的放矢地对其加以调整, 为培养当代学生党员的核心价值观念提供长效机制, 适应新世纪高校学生党员实践育人体系的新要求。

1. 注重价值观导向, 完善学生党员参与社会建设的管理机制。

推进学生党员参与社会是建设核心价值观的新要求。高校应坚持注重学生党员的价值观建设这一导向, 培养专业化的志愿者队伍, 采取有效措施推进学生党员开展科技知识、文体活动、法律普及、卫生知识宣传等社区服务活动, 促进文明社区建设。同时坚持“以人为本”, 充分尊重学生自身意愿, 减少摊派性功利性的志愿服务活动, 实现大学生的自由自主发展。社区应配合高校工作, 加强对学生志愿组织和志愿者活动的管理和引导, 帮助学生党员正常开展活动。

2. 加强社会协作, 推进学生党员社会活动基地建设。

党员志愿者服务基地是高校学生实践成才和社会服务的有效载体。在推进高校党员参与社会建设的进程中, 既要完善活动工作机制的“软件”, 又要强化学生志愿活动的“硬件”建设。大力拓展志愿者行动, 需要建设一大批志愿者服务活动基地。各级组织和有关单位可以本着长期合作、优势互补、因地制宜的原则, 通过签订协议、挂牌授旗等形式建立长期合作关系。街道社区、各级各类文化单位、福利院、敬老院、民工子弟小学甚至企业等都可以成为志愿者服务基地。各级志愿者组织要积极争取社会各方面对志愿者工作的重视和支持, 形成有利于志愿者活动的强大合力。

3. 扩大活动影响, 打造学生党员参与社会建设的品牌。

高校学生党员志愿者活动的特点是普遍性、长期性。要推动社会实践不断向前发展, 必须培育出富于生命力和影响力的服务品牌。利用高校学生党员志愿者的知识优势, 借助学雷锋等传统活动平台, 不断创新活动内容, 总结推广成功经验, 逐步打造学生党员参与社会建设的品牌。

4. 服务活动开展, 构建高校社会实践活动的网络机制。

学生党员社会实践活动是一项系统工程, 包括志愿者的思想认识、服务队伍的组织、内容的拓展、机制的完善、网络的健全等一系列问题。因此, 必须构建志愿者行动的良性运作互动机制, 以实现其可持续发展。为保证活动的长期实施, 学校和相关部门必须建立健全组织领导机构, 使高校党组织, 各级志愿者服务队、活动小组等组织, 形成层次分明的网络结构, 形成齐心协力、步调一致的工作局面。

参考文献

[1]吴志功, 田辉, 梁家峰.让学生党员在服务社会中成长成才[J].北京教育, 2006 (2) .

[2]葛运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统领大学生党建工作[J].河南工业大学报, 2009 (3) .

参与社会建设 篇5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为了探索组织妇女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有效途径和方式，找准妇联组织服务新农村建设的职能定位，恩施州妇联于6月初在全州进行了“妇女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抽样调查。

调查对象：恩施州农村妇女。此次共调查24个行政村，调查妇女243人。其中，30岁以下的46人，占18.9，31-40岁的112人，占46.1，41-50岁的58人，占23.89，51岁以上的27人，占11.11;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76人，占31.28，初中的106人，占43.62，高中及以上的61人，占25.10。

调查方法：随机抽样。全州8县市各随机抽查3个村，每村随机调查10人左右。

调查方式：问卷调查。设计了涵盖思想、生产、生活状况以及村级妇女工作等情况的17个选择题，由被调查人独立答卷。

一、农村妇女状况

调查中发现，恩施州农村妇女正在随着社会的进步而进步，突出表现在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以及在家庭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与地位等方面。

(一)思想观念发生了新变化

一是自主意识逐步提高。广大农村妇女开始从只关心“家事”向关注“国事”转变，调查中，有193人“知道”或“知道一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具体目标，占79.42;有220人关心和向往“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占90.53;有25人认为自己应该“关心村里的大小事务”，占10.29。二是学习意识越来越强。学文化、学科技、学致富，努力提高自身素质，成为当前农村妇女的新时尚。调查中，有103人在自由支配时间最想做的事情是“学有用的知识”，占42.39;有177人积极参加村里的科技培训，占72.84，其中有40个家庭均由女性负责参加培训;有123人表示渴望了解农业实用科技知识，占50.62。

(二)生活方式体现了时代新要求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村妇女的生活方式也在悄然地发生着变化。在追求物质富有的同时，也开始关注自身的生命健康、精神需求、子女教育等，追求高质量的生活。除了有很多妇女积极主动地学习科技、学文化外，有110人认为在新农村建设中，自己应该“积极建设文明家庭”，占45.27;有103人认为应该“讲究家庭卫生和公共卫生”，占42.39;表示空闲时做得最多的是“看电视”的128人、“检查孩子作业”的75人、“看书看报”的34人，分别占52.67、30.86、13.99，而“打牌”的，仅有12人，只占4.94;有71人表示渴望了解“妇女保健知识”，占29.22。

(三)作用和地位有了新提高

在家庭中，妇女在家务劳动或家庭生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大部分妇女都承担着家务和生产劳动的双重任务。调查中看到，在家庭建设中，有60人侧重承担家务劳动，61人侧重承担家庭生产任务，有122人认为自己所承担的家务劳动与家庭生产任务“各占一半”，占50.21;在对家庭直接经济收入的贡献上，127人认为“男女差不多”，占52.26，12人认为“女大于男”，占4.94;在回答“由谁当家作主”的问题时，有17人回答是“自己”作主，占7，176人回答“由夫妻共同商量”，占72.43。另外，有18人认为自己可以在新农村建设中带领群众发家致富，占7.41。

当然，从调查中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农村妇女的状况与新农村建设中关于新农民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思想观念、科学文化素质、文明习惯、参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等方面都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特别是在相对偏远、经济落后的村，农村妇女的整体素质明显低于区位条件、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村。绝大多数妇女缺乏知识培训，缺乏好的引导带动和扶持，致富没有门路。有的.妇女思想保守、僵化，有的对生活缺乏信心，调查中，有50人不知道新农村建设，占到20.58，有23人表示对新农村“不向往”或“无所谓”，占9.47。

二、农村妇女工作

调查中了解到，随着社会的转型、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以及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村级妇女组织建设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传统的村级妇女组织――妇代会，大部分已经形同虚设，基本没有发挥其应有的职能作用，团结和动员妇女参与新农村建设的能力很弱。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除了社会变革带来的负面影响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基层党组织对妇女工作不重视。绝大部分村支两委干部认为妇女工作可有可无，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没什么作用，因而不重视妇女组织建设，80以上的村根本不通过妇女代表大会建立健全组织，基本上都是指定妇代会主任，组织不健全;二是村妇代会难以发挥作用，在党组

织和群众中无影响、无地位，形成了恶性循环。目前，有80左右的村妇代会主任实行误工补工，而村两委为了节省开支，很少要妇代会主任开展工作，上级有任务时，基本上是由村两委定补干部去应付，由于待遇不高，妇代会主任工作的积极性也并不高;20左右的妇代会主任由村定补干部兼任(如计生专干等)，但是她们往往无暇顾及妇女工作。在调查中，还有50人“不知道”或“不关心”村妇代会主任是谁，占到了20.58;有54人表示对村妇代会工作“不满意”或“不关心”，占22.22，而且，有很大一部分人所理解的，也是她们平时所看到的村妇代会的工作就是抓“计划生育”、“三查三落实”、“关爱女孩”等(因为很多村是由计生专干兼任妇代会主任)。

三、妇联组织带动妇女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途径和方式探讨

面对农村妇女和妇女工作现状，各级妇联组织既要看到农村新形势下的新机遇，也要清醒认识到所面临的新挑战，不断增强责任感、紧迫感和使命感，针对妇女和妇女工作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积极研究对策，不断探索新形势下妇联组织团结和动员妇女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有效途径和方式，切实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发挥作用、贡献力量。如何找准组织妇女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有效途径和方式，为妇联组织在服务新农村建设中定位，结合我州实际，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探索。

(一)建强组织，夯实农村妇女工作基础

妇女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妇联组织是党领导下的政治性群众团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切实抓好党建带妇建，不断增强基层妇联组织的生机与活力，是新时期妇联组织建设的关键，也是组织妇女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础。各级妇联要积极争取各级党组织的重视与支持，开展妇代会整建行动，健全村妇代会组织，完善工作制度，创新活动方式，增强组织活力。积极探索新的组织设置形式，推行“妇代会 协会”的组织模式，在新的农村经济组织和专业协会中建立妇女组织，强化妇女组织在带动农村妇女中的作用，扩大妇女组织在群众中的凝聚力和影响力。要注重搞好妇女人才队伍建设，广泛开展村妇代会主任“双培”活动，把村妇代会主任培养成科技致富带头人，把女科技致富带头人培养成村妇代会主任;通过建妇代会示范基地、经费基地等办法，解决村级妇女工作经费和农村妇干的待遇问题，调动农村妇干的积极性。

(二)抓好培训，着力培养新型女农民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关键和核心就是要培养出新型农民，新型农民的标准是“思想观念新、文明诚信好、致富技能高、经营能力强”。调查中，有116人对妇联组织最大的希望是“对妇女进行培训以提高其素质”，占47.74。妇联组织应该积极抓住广大妇女想学知识、学文化、学技术的新特点，大力组织开展各种培训，不断提高她们的综合素质，着力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女农民，使其在新农村建设中有能力发挥重要作用。一是大力开展农业实用科技普及培训，增强她们发展现代农业，依靠科技致富的本领。调查中我们看到，对农业实用科技知识的需求，在农村妇女知识需求中占第一位。妇联组织应围绕各地产业实际，采取各种形式举办各类种养加工实用技术培训，组织“巾帼专家志愿服务队”，把技术送到田间地头。二是积极开展农村妇女剩余劳动力转移培训。农村剩余劳动力是农村的闲置资源，也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生力军，他们的转移就业是新农村建设中必须解决的问题。在调查中我们了解到，很多农村妇女都有外出务工的愿望，但是受文化水平、劳动技能等因素的限制而无法转移或不敢外出。妇联组织要根据市场需要大力开展转移就业技能培训，推动农村妇女剩余劳动力实现转移就业，增加她们的收入。三是加强健康、法律、子女教育等知识培训以及思想意识、文明习惯养成培训。调查中，有113人渴望了解子女教育知识，占46.5;71人渴望了解卫生保健知识，占29.22;63人渴望了解相关法律知识，占25.93。

培训中，要做到三个结合。一是做到培训内容与妇女需求相结合。二是做到培训形式与妇女实际情况结合。坚持重心下移，把培训地点设在乡村和田间地头，降低妇女参与培训的成本;注重培育典型，搞好引导示范。三是做到培训目的与创业增收相结合，注重培训实效。

(三)建好基地，组织和引导妇女积极参与现代农业建设

社会主义新农村关于“生产发展、生活宽裕”的要求，实质上就是要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深入开展农村妇女“双学双比”活动，深化“巾帼科技致富工程”和巾帼致富促进行动，培植“妇字号”农业产业化基地，扶持和发展种植、养殖、加工、营销大户，是妇联组织带领农村妇女参与经济建设的有效途径。围绕各地优势特色产品的开发，积极培植建立巾帼科技致富示范基地，并充分发挥其教育培训、科技示范、信息技术服务、辐射带动作用，促进当地妇女群众脱贫致富。加大对农村女科技致富带头人的培养和服务力度，重点扶持一批农村女科技致富带头人，引导她们做大做强，创优质高效的农业名牌产品，为广大妇女群众做好典型示范，力争做到“扶持一户，带动一方”。加强与农民女企业家、女能手、女经纪人和返乡务工妇女的联系，充分发挥她们的辐射、带动作用。推广“妇代会 协会”的模式，按照“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原则，积极引导和扶持农村妇女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提高妇女参与农业的组织化程度，实现带领妇女增收致富、巩固基层妇女组织的互动双赢。

(四)倡导文明，引领妇女积极建设美好家园

要以提高家庭成员文明素质和生活质量为重点，创建“巾帼示范村”，进一步深化“美德在农家”、“五好文明家庭”创建活动。一是开展“净化文明家园行动”，在广大妇女中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宣传教育，大力倡导“八荣八耻”;围绕村庄整治规划，抓好“讲文明，除陋习，从我家做起”的宣传教育和家庭承诺活动，组织动员广大妇女和家庭成员积极参加治理柴草乱放、粪土乱堆、垃圾乱倒、污水乱泼、畜禽乱跑等陋习，抵制请客送礼、抹牌赌博、封建迷信等歪风，反对家庭暴力等违法行为，弘扬“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勤俭持家、邻里团结”的家庭美德，以家庭卫生促进村容整洁，以家风文明促进乡风文明。二是开展关爱女性维权行动，强化农村妇女维权，关注弱势群体。广泛开展“零家庭暴力社区(村庄)”创建活动，积极配合司法等部门，预防制止家庭暴力、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活动，同时大力开展“不让毒品进我家”、“预防艾滋病，健康全家人”等宣传教育活动。开展“法律进万家”活动，加强普法宣传教育，广泛宣传《婚姻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引导妇女和家庭成员学法用法，遵纪守法，自觉维护社会稳定。加强农村妇女维权网络建设，建立妇女维权站、点等维权服务组织，为农村妇女提供维权服务。关注单亲特困母亲家庭、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为他们办实事、办好事。

(五)强化参与，在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中发挥作用

加强宣传、教育和引导，支持和鼓励妇女在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中发挥作用。引导广大农村妇女积极参与村级规划和村规民约的制定，参与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引导和动员农村妇女关心政治，正确行使政治权利，履行政治义务，积极参与村干部的竞选;充分发挥村“两委”中女性成员和女村民代表的作用，推动将事关妇女儿童发展和权益维护的共性问题纳入“一事一议”的内容，解决妇女发展中的困难和问题。

织和群众中无影响、无地位，形成了恶性循环。目前，有80左右的村妇代会主任实行误工补工，而村两委为了节省开支，很少要妇代会主任开展工作，上级有任务时，基本上是由村两委定补干部去应付，由于待遇不高，妇代会主任工作的积极性也并不高;20左右的妇代会主任由村定补干部兼任(如计生专干等)，但是她们往往无暇顾及妇女工作。在调查中，还有50人“不知道”或“不关心”村妇代会主任是谁，占到了20.58;有54人表示对村妇代会工作“不满意”或“不关心”，占22.22，而且，有很大一部分人所理解的，也是她们平时所看到的村妇代会的工作就是抓“计划生育”、“三查三落实”、“关爱女孩”等(因为很多村是由计生专干兼任妇代会主任)。

三、妇联组织带动妇女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途径和方式探讨

面对农村妇女和妇女工作现状，各级妇联组织既要看到农村新形势下的新机遇，也要清醒认识到所面临的新挑战，不断增强责任感、紧迫感和使命感，针对妇女和妇女工作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积极研究对策，不断探索新形势下妇联组织团结和动员妇女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有效途径和方式，切实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发挥作用、贡献力量。如何找准组织妇女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有效途径和方式，为妇联组织在服务新农村建设中定位，结合我州实际，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探索。

(一)建强组织，夯实农村妇女工作基础

妇女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妇联组织是党领导下的政治性群众团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切实抓好党建带妇建，不断增强基层妇联组织的生机与活力，是新时期妇联组织建设的关键，也是组织妇女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础。各级妇联要积极争取各级党组织的重视与支持，开展妇代会整建行动，健全村妇代会组织，完善工作制度，创新活动方式，增强组织活力。积极探索新的组织设置形式，推行“妇代会 协会”的组织模式，在新的农村经济组织和专业协会中建立妇女组织，强化妇女组织在带动农村妇女中的作用，扩大妇女组织在群众中的凝聚力和影响力。要注重搞好妇女人才队伍建设，广泛开展村妇代会主任“双培”活动，把村妇代会主任培养成科技致富带头人，把女科技致富带头人培养成村妇代会主任;通过建妇代会示范基地、经费基地等办法，解决村级妇女工作经费和农村妇干的待遇问题，调动农村妇干的积极性。

(二)抓好培训，着力培养新型女农民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关键和核心就是要培养出新型农民，新型农民的标准是“思想观念新、文明诚信好、致富技能高、经营能力强”。调查中，有116人对妇联组织最大的希望是“对妇女进行培训以提高其素质”，占47.74。妇联组织应该积极抓住广大妇女想学知识、学文化、学技术的新特点，大力组织开展各种培训，不断提高她们的综合素质，着力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女农民，使其在新农村建设中有能力发挥重要作用。一是大力开展农业实用科技普及培训，增强她们发展现代农业，依靠科技致富的本领。调查中我们看到，对农业实用科技知识的需求，在农村妇女知识需求中占第一位。妇联组织应围绕各地产业实际，采取各种形式举办各类种养加工实用技术培训，组织“巾帼专家志愿服务队”，把技术送到田间地头。二是积极开展农村妇女剩余劳动力转移培训。农村剩余劳动力是农村的闲置资源，也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生力军，他们的转移就业是新农村建设中必须解决的问题。在调查中我们了解到，很多农村妇女都有外出务工的愿望，但是受文化水平、劳动技能等因素的限制而无法转移或不敢外出。妇联组织要根据市场需要大力开展转移就业技能培训，推动农村妇女剩余劳动力实现转移就业，增加她们的收入。三是加强健康、法律、子女教育等知识培训以及思想意识、文明习惯养成培训。调查中，有113人渴望了解子女教育知识，占46.5;71人渴望了解卫生保健知识，占29.22;63人渴望了解相关法律知识，占25.93。

培训中，要做到三个结合。一是做到培训内容与妇女需求相结合。二是做到培训形式与妇女实际情况结合。坚持重心下移，把培训地点设在乡村和田间地头，降低妇女参与培训的成本;注重培育典型，搞好引导示范。三是做到培训目的与创业增收相结合，注重培训实效。

(三)建好基地，组织和引导妇女积极参与现代农业建设

社会主义新农村关于“生产发展、生活宽裕”的要求，实质上就是要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深入开展农村妇女“双学双比”活动，深化“巾帼科技致富工程”和巾帼致富促进行动，培植“妇字号”农业产业化基地，扶持和发展种植、养殖、加工、营销大户，是妇联组织带领农村妇女参与经济建设的有效途径。围绕各地优势特色产品的开发，积极培植建立巾帼科技致富示范基地，并充分发挥其教育培训、科技示范、信息技术服务、辐射带动作用，促进当地妇女群众脱贫致富。加大对农村女科技致富带头人的培养和服务力度，重点扶持一批农村女科技致富带头人，引导她们做大做强，创优质高效的农业名牌产品，为广大妇女群众做好典型示范，力争做到“扶持一户，带动一方”。加强与农民女企业家、女能手、女经纪人和返乡务工妇女的联系，充分发挥她们的辐射、带动作用。推广“妇代会 协会”的模式，按照“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原则，积极引导和扶持农村妇女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提高妇女参与农业的组织化程度，实现带领妇女增收致富、巩固基层妇女组织的互动双赢。

(四)倡导文明，引领妇女积极建设美好家园

要以提高家庭成员文明素质和生活质量为重点，创建“巾帼示范村”，进一步深化“美德在农家”、“五好文明家庭”创建活动。一是开展“净化文明家园行动”，在广大妇女中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宣传教育，大力倡导“八荣八耻”;围绕村庄整治规划，抓好“讲文明，除陋习，从我家做起”的宣传教育和家庭承诺活动，组织动员广大妇女和家庭成员积极参加治理柴草乱放、粪土乱堆、垃圾乱倒、污水乱泼、畜禽乱跑等陋习，抵制请客送礼、抹牌赌博、封建迷信等歪风，反对家庭暴力等违法行为，弘扬“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勤俭持家、邻里团结”的家庭美德，以家庭卫生促进村容整洁，以家风文明促进乡风文明。二是开展关爱女性维权行动，强化农村妇女维权，关注弱势群体。广泛开展“零家庭暴力社区(村庄)”创建活动，积极配合司法等部门，预防制止家庭暴力、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活动，同时大力开展“不让毒品进我家”、“预防艾滋病，健康全家人”等宣传教育活动。开展“法律进万家”活动，加强普法宣传教育，广泛宣传《婚姻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引导妇女和家庭成员学法用法，遵纪守法，自觉维护社会稳定。加强农村妇女维权网络建设，建立妇女维权站、点等维权服务组织，为农村妇女提供维权服务。关注单亲特困母亲家庭、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为他们办实事、办好事。

(五)强化参与，在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中发挥作用

参与社会建设 篇6

[关键词]引导 社会力量 公共文化 探索

作为国家中心城市的老城区，越秀区的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也不可避免得遭遇到了人口密度大、文化需求多元化、场地资源不足、政府投入后劲不足等发展瓶颈。为破解发展难题，越秀区锐意创新，积极梳理政府部门与社会力量在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中的定位，促动社会力量参加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关键点，在完善传统的政府投入模式的基础上，开创了社会力量参与投入的新模式。

一、关于公共文化传统投入模式的发展状况

（一）传统投入模式起步阶段起到基础性作用，发展期遭遇尴尬

以政府力量为主导的投入模式是公共文化服务最传统、最普遍的投入模式，即通过政府的财政投入，从整体架构上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突出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努力使广大群众共享文化发展的成果。

近年来，越秀区高度重视文化的建设和发展，加大对公共文化的建设力度，共投入了近亿元用于区重点文化项目和街道文化设施建设，推动了基础性公共文化服务的全面发展，高标准建设了3馆、18个文化站、222个文化室、35个精品社区、167个文体广场，文化站、室覆盖率达到100%。文化共享工程以区图书馆为中心，辐射到93所学校、290个基层服务点、1个军营服务点，实现了社区全覆盖，从整体布局上，为老百姓享受公共文化服务提供了便利。

纵观全局，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越秀区的公共文化建设虽然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但距离党中央提出的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

一是公共文化服务仍然滞后于社会的发展。近年来虽然加大了公共文化产品与服务的建设，但是相对庞大的人口基数而言，这些建设仍然显得不足，财政投入显得十分有限，成为了影响公共文化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二是公共文化服务缺少充足的资源。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需要大量的公共文化服务资源，但是当前需要面对的一个较为迫切的问题就是公共文化服务资源总量不足。

三是公共文化服务产品缺乏创新力。随着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人们的生活需求也在发生着改变，对于公共文化服务的需求也在增加，更加暴露出公共文化服务产品滞后于社会发展、滞后于群众文化生活需求的弱点。

（二）找准病根，对症下药，催生新模式。

由于政策的推动，以政府为主导的公共文化服务投入模式，在公共文化发展初期，起到了关键作用，奠定了良好基础，但以长远来看，必须看到此种单一投入模式的“软肋”。相对于传统的政府投入模式而言，社会力量投入模式充满了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一是工作主动性、创新力、开拓性更强。社会力量投入的公共文化服务，往往是主动参与到公共文化服务中来，有利于加快推进工作的组织实施，同时，由于打破了条条框框的限制，更易于创新建设，打造特色品牌。二是内容更丰富，精彩度更高，针对性更强。社会力量参与的公共文化服务，由于大多都在点上着力，重点在于深度开发，在内容的丰富、亮点的特色等方面对公共文化服务加以完善，所以精彩度更高，吸引性更强。

二、在公共文化服务中引入社会力量参与的创新实践

基于上述原因，为破解难题，更好地促进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越秀区近年逐步开始探索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有效途径，开展了一些有益的尝试。

（一）不断探索引入文化总部企业扶持公共文化的发展。先后在广府文化旅游嘉年华、迎春花市、广府庙会等重大文化活动品牌当中得以充分应用，取得了极大成功。尤其是“广府庙会”，实现了政府零投入。从2012年起，为了降低政府的投入成本，调活调优社会资源，越秀区转变工作思路和方式，创新运作模式，广泛引入社会力量参与，把广府庙会活动与市场接轨，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一是招商引资，成功引进了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广府文化产业发展促进等有实力的社会力量，参与庙会的策划、赞助，筹措社会资金使庙会得到了强有力的经济支持，促进了庙会文化活动的档次和质量的极大提升。二是采取符合市场规律的方式开展摊位招商管理，降低政府的投入成本，将美食街对老字号和“名特优新”商户定向招商，并设置非遗手工艺品、公益摊位，扶持公益活动。历经五年的深入实践，广府庙会每年的社会投入资金达到了300万元，政府财政“零投入”，且规模更大，影响力更强。

（二）打造民间文艺团队孵化基地，激活民间组织。近年来，全国许多省市都建立了专业性的社会组织孵化器，但民间文艺团队孵化组织尚未成立。随着文化公益事业的蓬勃发展，群众文化活动呈现百花齐放的局面，越来越多的民间文艺团队和文艺人才参与到群众文化建设中来，一直处于“散兵”状态。越秀区以文化馆三楼为阵地在全国首创民间文艺团队孵化基地，吸收社会上有热情、有资质、有水平的民间艺术团队组成艺术联盟，把这些优秀的民间文艺团队集中起来，为其发展壮大提供场地、培训、演出、经费等全方位支持，同时集中他们的力量以社区巡演、基层辅导等方式带动社区广府文艺的发展，形成了公益文化服务链，以推动我区文化公益事业的繁荣发展。目前，已有鳟鱼歌剧艺术团、芳华十八时尚国乐团、岭南艺术团等三十多支团队入驻孵化基地，并定期开展艺术沙龙活动，历经孵化期-成熟期-品牌期的美丽蜕变。

（三）引入社会力量扶持基层文化设施建设。越秀区以改革创新精神推动文化建设，在广泛调研、充分听取专家和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大胆探索，形成了以公共文化引领城区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共识，确立了“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保护为主、合理利用”的保护和传承城区历史文脉的新思路，将微型博物馆建设作为公共文化建设的试点项目，由过去一元化的政府投入转变为政府和社会互动的多元化投入，整合资源建设新型博物馆，并鼓励部门、街道和民间力量进行各种尝试，先后打造出东濠涌博物馆、广州市东平典当博物馆、北京街广府文化会馆等30多个各具广府文化特色的微型博物馆，带来了一股“微博”风，增强了社区居民的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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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积极探索（区属）文化事业单位管理体制创新。为最大限度实现区内历史文化资源的价值扩张和经济、社会、环境效益最大化，越秀区坚持以政府为主导、以财政投入为保障，积极探索公共文化服务运作社会化机制，形成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强大合力。例如，与广州衡盛典当有限公司合作，将东平大押建成广州市东平典当博物馆，免费向市民开放。与拍卖行合作，将原东湖酒楼改建为华艺廊文化艺术中心，要求企业经营以文化为内容的产品，并免费向市民开放，逐步扩大公益性文化活动社会化运作范围。同时，全面启动了政府文化采购机制，广泛调动社会力量参与文化建设。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整合社会力量共同办文化，如向电影公司购买服务，送电影下社区等。这些都是成功的个案，值得继续深入学习和推广。

（五）整合优化文艺人才资源助力公共文化。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公共文化的积极性，各街道、各社区，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把一些热心社会公益文化教育事业、有一定专长和年富力强的人员吸纳到基层文艺志愿者队伍之中，形成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强大后备力量。从2011年起，越秀区建立了多元化多层次的志愿者队伍2000多人，辖区内的领导干部、文化名人、普通市民都成为我们的文化传播者、服务者。他们利用休息时间到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街道文化站等公共文化场所，为市民做志愿服务，如讲解书法作品、开设文化讲座等，创新了我区公共文化服务的模式，引导全民创造文化、参与文化、享受文化，推动全民文化素质的明显提升。

三、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的举措

一是健全法律法规，建立文化投融资体系。为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政府和相关管理部门应该结合当前的发展形势，及时制定合理可行的财政资助、税收扶持、资源协调、投资融资及社会赞助等配套政策政策，建立文化投融资体系，努力实现政策导向从“管住”向“激活”转变、政策作用从“监督”向“扶持”转变。

二是政府要进一步强化服务意识，转变职能，加快文化体制改革步伐，改变过去统包统揽的模式，尽快从大量不该管、管不好、管起来成本很高的事务中解脱出来，把工作重点放在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和标准制定、加强对重大公共文化服务工程和项目实施情况监督检查等方面。

三是在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时，放宽准入门槛、引入竞争机制，使各类具备资质、符合条件的文化企业和社会机构能够开展公平竞争，通过竞争促进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不断提高，以切实高效满足社会公众的公共文化需求。

四是建立公共文化贡献度的统计、评价和考核体系，对参与公共文化建设的社会机构进行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评估、监测和考核，提高监督约束能力。

结语

综上所述，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是新时期全面完善公共文化服务的坚实后盾，强化组织保障，完善机制建设，用好用活社会资源，必将带来公共文化的大繁荣，全面实现让文化更好惠及群众，以文化惠民托起幸福广州的雄伟目标。

参考文献：

[1]李景源，陈威.中国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2]黄洁英.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建设研究[D] .华东师范大学，2010；

[3]许倩.地方政府公共文化服务创新研究[D] .中央民族大学，2010；

[4]许姣.关于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政府作用的研究[D] .东北财经大学，2012。

作者简介：柯林海（1983—），男，本科，馆员，研究方向：文学创编，现任越秀区文化馆副馆长。

参与社会建设 篇7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 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中国共产党历来注重国家的精神文化建设,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以文化改革发展为主题, 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吹响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号角;党的十八大更是强调要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发挥用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高校作为国家的人才基地和智力中心, 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先行者和中坚力量, 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建设中具有核心意义。这个意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 高校是思想文化碰撞的中心, 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建设提供思想资源;其次, 高校是科学发展和文化创作的中心, 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各种科研成果;再次, 高校是高等教育的中心, 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提供社会栋梁。基于高校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建设中的特殊地位, 因而高校如何积极参与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可以说, 对这个课题的研究不但是对党的十八大的精神的具体落实, 而且是对党的精神的弘扬;不但是对建设文化强国的回应, 而且可以为文化强国的建设提供具体指导。以往有很多专家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 但大多数研究都是从宏观视角看待如何实现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比如从党的文化自觉的角度谈论建设文化强国的问题, 从社会需要的迫切性谈论文化强国或者阐述文化强国对国家和社会的意义与贡献。而对高校与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关系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讨论高校在建设文化强国的使命和功能或者哲学社会科学与文化强国的关系。概括而言, 以上的研究丰富了高校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意义的探索, 其不足之处也明显:其一, 研究数量有限, 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研究硕果累累, 但高校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的重要性没有被充分认识到, 其研究也明显不足;其二, 高校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研究都相对宏观, 并缺乏一个坚实的落脚点, 因此这些研究也多为理论建构, 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则相对有限;其三, 没有利用十八大最新的理论成果, 党的十八大会议刚刚落幕, 其思想精神尚未得到充分解读, 故多数研究还没有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与十八大精神联系起来, 故尚未利用最新的理论成果与思想武器。

二、高校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需要重点研究的四个问题

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中指出,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其关键是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 并指出要从四个方面入手: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高校要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就要重点研究以下几个问题:首先, 高校如何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其次, 高校如何提高在校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再次, 高校如何为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做出自己的贡献;最后, 高校如何为增加国家的文化实力和竞争力贡献力量。这四个方面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是高校参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具体体现, 也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基本组成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关乎兴国之魂, 我们要用它来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作为大学生的教育基地, 高校应该充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构建和谐校园, 为和谐社会做出贡献, 就必须加强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高校要有自己的主旋律, 要坚守自己的阵地, 就一定要坚持正确的理论导向, 要注重对学生的价值观、人生观教育, 要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建设和谐校园相融合, 并确立其在思想建设中的核心地位。高校作为思想文化建设的重要场所,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其中, 重要使命之一就是将先进的价值追求与行为准则传授给青年大学生, 进而促进人类进步与社会发展。高校能否自觉承担起人类精神价值传承的使命, 既是决定一个大学社会影响力的重要指标, 也是衡量高等教育得失成败的重要依据。大学生是宝贵的人才资源, 是民族的希望和未来, 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坚力量,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将落在他们身上。大学生的道德品质、文化素养和身体素质, 将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未来;大学生思想政治修养, 更是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因此, 高校应该全面提高大学生道德素质, 推动大学生道德建设工程, 弘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 树立大学生的道德观念, 使之步入社会以后, 能够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 营造劳动光荣、创造伟大的社会氛围。高校应该利用其文化资源, 鼓励学生为社会提供多样性的文化服务, 积极支援农村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文化建设。高校培养出的人才, 应该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对多样性的文化具有一定的鉴别能力, 同时, 高校要利用报刊、网络等多种渠道, 将正确的价值观念, 高尚的文化品位, 崇高的思想品德, 坚韧的民族精神和严谨的科学态度以及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传播到大学生群体中去,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指引下做到“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为形成全社会思想共识做出贡献。高校作为最具活力的机构, 代表国家的文化实力, 应该做到文化普及与学术研究并重, 既为学生提供足够的通识教育, 又能研发出一大批有突出意义的学术成果。高校应该营造有利于高素质文化人才大量涌现、健康成长的良好环境, 造就一批名家大师和民族文化代表人物。

三、高校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堡垒, 有责任、有使命贡献自己的成果与智慧

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不是一个口号, 而需要切实的行动。高校作为文化的交汇点, 社会人才的输送中心, 高校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堡垒, 有责任、有使命贡献自己的成果与智慧。然而, 如何更好地参与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则关系到高校为社会主义文化贡献自己成果的兴衰成败。高校积极参与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注重思想品德建设, 推广多样性的文化, 重视素质教育, 培养一批思想品德好、学识水平高的人才回馈社会, 就不仅仅是从理论上回应党的最新精神和最高指示, 而是实实在在地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实践增砖加瓦。

“十八大”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理论构想, 落实到不同社会层面、不同社会领域, 应该根据具体实际, 提出各自的指导理论。高校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 也应该有自己的理论指导, 而这个指导要来源于实践, 来源于深入的调查研究。为高校参与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确立一种既能牢牢把握住党的最新精神, 又能够为具体的行动提供指导的理论范式是将研究深入持续下去的不竭动力。

摘要：以落实十八大关于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为目标, 研究高校当如何发挥优势, 为积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做贡献。文章主要从高校如何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高校如何提高在校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高校如何为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做自己的贡献;高校如何为增加国家的文化实力和竞争力贡献力量四个方面进行了研究。

关键词：高校,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参考文献

[1]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

[2]朱建.高校参与建设文化强国的思考[J].湖北函授大学学报, 2012, (2) .

[3]刘川生.高校在建设文化强国中的时代使命与责任[J].中国高等教育, 2011, (21) .

[4]段永清.论高校在建设文化强国进程中的文化传承创新职能[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12, (5) .

参与社会建设 篇8

自从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以来, 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热潮。各地在充分利用当地优势和现有条件的基础上, 因地制宜, 采取了适合本地区发展的新农村建设模式。并且涌现出了一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优秀典范与模式。比较有影响的有“赣州模式”等。

农民群体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活动的主要相关方与受益者, 他们该以怎样的形式, 在多大程度上参与新农村建设?关于这个问题, 当前有很多专家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与看法。普遍的观点是: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 他们的意愿应该得到表达, 他们应该参与到这场轰轰烈烈的建设活动中去, 真正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

叶敬忠指出, 新农村建设的“新”在于不仅提出农村建设是一项全面的系统工程, 更是农民主体性的体现和认同。新农村建设的动力来自农村, 新农村建设规划应该以社区为单位, 注意社区的多样性、复杂性和异质性, 避免线性化和单一化, 应实现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徐强认为, 将公众参与途径引入新农村规划势在必行, 它是进行村庄规划科学决策、保证村庄规划科学编制、有效实施的重要依据。

卢锐等人则提出在村庄规划中引入契合村庄发展的参与式发展理念, 村民主导规划和规划适度介入, 并以浙江海盐五圣村为例, 探讨了参与式发展理念在村庄规划中的应用。

龙腾飞通过研究后扶持规划中的公众参与, 比较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和交互式3种公众参与方式, 提出交互式参与是适合于后扶持项目规划的公众参与方式。

二、参与式发展理念与我国传统公众参与理念辩异

(一) 参与式发展理念

“参与式”作为一种工作方法和工作手段, 将其引入中国已有近10年的历史。最初, 它是在一些有关农村发展的外援项目中作为项目的实施操作手段引入并得到应用。

1. 参与式发展的内涵

参与式发展理论认为, 农民是农村社区的主人, 农村发展的主体也应是农民。农村社区千差万别, 只有农民最了解自身情况, 他们的乡土知识值得尊重与学习。专家学者有其专业思想, 但不是万能的, 它必须结合当地实际情况。

参与式发展从其内涵来讲, 是人们相互间的一种自愿贡献, 人们自主参与项目的决策、实施、利益分配与监测和评估, 社区的人们有权力和责任参与揭示自身的问题, 提出自身的需要, 评估自身的资源, 并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通过有效组织和自身的努力, 形成有效的管理和创新。强调当地人的参与, 由专业人员指导与帮助, 当地人自主展开调查分析, 并根据分析结果作出判断和制定计划, 最终采取行动。

参与式发展强调参与的整个过程, 而不是参与的最终结果, 它注重目标群体和社区整体能力的提高, 而不是个别“能人”或“带头人”, 重视乡土知识、群众的技术和技能。参与式发展还注重机制化过程, 即从制度上保证参与的有效性。例如在具体发展项目中, 成立具备自我管理、实施、服务、监督等职能的自发组织, 积极参与社区建设。

2. 参与式发展的途径

参与式发展的途径应该是发展的目标群体 (包括穷人和妇女) 全面地参与到发展项目和发展活动的规划、实施和监测与评价过程中。即从全过程的角度参与发展的整个进程。对目标群体尤其对弱势群体, 即穷人和妇女的知识、技能重新评估, 对造成人们贫困和欠发达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和环境等原因进行全面诊断, 并充分考虑他们的观点与看法。

参与式发展途径的核心是赋权, 是对参与和决策发展活动全过程的权力进行再分配, 尤其是增加农村弱势群体的发言权和决策权。参与过程是赋权的具体实施过程, 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发展途径。

3. 参与式发展的宗旨

“参与式”的宗旨是通过目标群体的决策性参与, 以及专家的辅助作用, 使目标群体公平地拥有发展的选择权、参与决策权和受益权, 并在以农民为主体的多方参与下, 共同发现、确认社区发展的机遇与挑战。通过建立合理、有效的发展机制, 实现资源的公平、合理配置与管理, 最终实现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二) 传统的公众参与观念

公众参与通常指的是群众参与政府制定公共政策过程的权利。公众参与强调的是群众的权利与政府对此权利的保护, 是权利本位的体现。群众有权利参与关系自身利益的公共事务, 有权利对公共事务过问、咨询、提意见。公共事务是为群众服务的, 群众是公共事务的真正主人, 官员的权力只是义务, 而群众拥有的是权利。

公众有序和广泛的参与可使公众表达利益的渠道更顺畅, 各种冲突也更容易得到疏通和化解, 不同利益群体、政府与公众之间更容易沟通、理解或妥协, 从而利于社会的稳定和政策目标的实现。

因此, 政府在制定包括人口与就业、教育与文化、资源与土地、环保与生态、治安与稳定、医疗与交通等相关方面的公共事务政策时应该尊重农民意愿, 保障公众的知情权, 向全体公众公布方案, 征询意见, 体现公众的参与权和监督权。

(三) 参与式理念与传统公众参与观念的比较

从上述对参与式发展理念与我国传统公众参与观念的分析可以看出, 这两者有其共同之处, 也有其明显区别。

1. 相同点

参与式发展理念与我国传统公众参与观念的共同点主要有:他们都强调公众是公共事务主体, 公共事务的决定应该体现公众的参与权, 公共事务的实施应该有利益相关方的参与与监督, 体现民主决策与民主监督。

2. 不同点

(1) 参与动机不同。参与式发展强调的是各相关方积极主动的参与, 尤其是最直接相关方, 如农民的主动参与, 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发展方式。而传统意义上的公众参与更多的是被动的参与, 例如城市规划中的公众参与, 是专家们占主导, 在规划过程中吸收相关方代表的意见, 并在根据自己的知识理解做出规划后征询公众的意见, 可理解为“自上而下”的发展方式。

(2) 决策权归属不同。传统的公众参与方式中最终决策权并不在公众, 而是集中在少数掌权者手中, 因此, 公众参与过程有时往往流于形式, 没有真正起到公众参与应有的作用。而参与式方法中, 强调公众为发展的主体, 他们对社区公共事务具有最终决定权, 因为公共事务的实施、管理和最终受益者都是他们。

(3) 参与者的代表性不同。传统的公众参与中真正能够参与事务过程及发表对最终结果的意见的往往只是极少部分公众代表, 确切地说, 有时他们并不能真正代表公众的意愿, 而只是他们自己的意愿。在参与式方法中, 强调了公众对社区事务发展全过程的参与, 整个事件的发展方向完全取决于参与各方的长时间平等磋商结果, 体现的是广大公众的集体意愿。

参与式方法与传统公众参与方法的比较归纳如表1。

三、参与式发展理念对我国新农村建设中公众参与的借鉴

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需要公众参与, 这一点已经得到理论界和其他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可, 但这种参与的方式方法、参与的程度却是决定最终结果的重要因素, 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参照参与式的发展理念与我国传统的公众参与的主要做法, 我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应该体现两者的有机结合, 真正实现农民在农村发展决策、实施过程中应有的权利。

(一) 重视农村弱势群体意愿, 促进新农村建设的全民参与

农村弱势群体有两个层次的内涵, 狭义的农村弱势群体指的是在农村地区由于家庭经济条件、农村社会地位、健康状况等因素处于社会中下层, 各种权利或利益受到限制的农民群体。从广义上讲, 它包括全体农民在内整体意义上的农民对“三农”问题的相关事务都缺乏有效的参与途径。从法律上讲, 全体农民被赋予对本社区发展事务的知情权和参与权。但长期以来, 农村弱势群体在村级事务的决策、实施与管理中的话语权难以得到真正意义上的体现。农村发展中的一些重大项目 (或规划) 中, 有时甚至出现农民“集体失语”的现象。

重视农村弱势群体的意愿, 尊重他们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看法、观点和参与, 使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除了体现相关行业部门的专业意见之外, 还体现了包括全体当地农民在内的广大村民的意愿。农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体, 农民的满意度是衡量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功与否的重要指标,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应当听取百姓的意见, 真正实现农民的参与式发展, 实现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全民参与。

(二) 加强农村培训推广工作, 提高农民的参与意识与参与能力

当前在农村农民在整个新农村建设中的话语能力不强, 甚至“集体失语”, 一方面可能由于缺乏表达机会,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自身的参与意识不强。

因此, 在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 除了从机制上要建立农民为新农村建设献计献策的渠道, 也需要加强对农民的培训与推广工作, 不断转变农民的发展观念, 实现从“要我发展”转变到“我要发展”的质变, 增强他们对于当地事务的主人翁责任意识、自身发展意识、自我服务意识、主动参与意识, 提高他们全面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体事务的能力。

(三) 建立农民自主发展机制, 在新农村建设全过程体现参与式

在新农村建设中, 著名的“赣州模式”成立了很有特色的新农村建设理事会。理事会由村民自主推选的有威望、有能力、公道正派的农村老党员、老干部、老模范、老工人、老教师和青年积极分子组成, 通过制定村规民约, 实现村民的自主管理、自主实施、自我教育、自主服务、自我监督。村庄“三清三改”、基础设施及公益事业的建设都通过新农村建设理事会来组织实施, 做到建设资金由理事会管理、建设合同由理事会签订、工程进度由理事会督促、建设质量由理事会监管。这是一种很典型的参与式理念与方法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应用, 实践证明, 这种全过程的参与方式可操作性非常强, 体现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农民自己做主, 效果也很理想。

另外, 新农村的建设不仅仅包括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施与后续管理, 它还包括实施之前的规划阶段, 因此, 在新农村建设的相关规划中, 包括涉及农村、农民和农业的相关规划都应该实现农民的参与, 反映农民的意愿, 编制真正意义上的参与式土地利用规划、参与式村级发展规划等。

只有包括了规划在内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全过程体现农民的积极参与, 才是完整意义上的参与式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才能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标。

参与社会建设 篇9

一、我国公众参与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现状

环境保护中的公众参与, 是指在环境保护领域里, 公民有权通过一定的程序或途径参与一切与环境相关的决策活动, 使得该项决策符合公众的切身利益。①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 我国环境保护事业和立法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 取得了较大的进展。政府开始注重“依靠群众, 大家动手”, 而且一些国际上比较认同的“草根性”的环境保护团体也已经出现并活跃在环保领域。但毋庸讳言, 我国环境保护工作中公众参与程度还很低, 与发达国家“自下而上”的环境保护, 即公众推动环境保护的状况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1.人口与资源之间的矛盾制约环境保护的公众参与。

环境保护与人口、资源有着密切的互为因果的联系。我国人口众多, 庞大的人口数量及快速的增长, 导致了我国资源的绝对短缺, 我国将长期面临人口、资源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尖锐矛盾。我国人均耕地面积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2, 淡水、森林、草地资源人均占有量只分别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4.1/6和1/2。与此同时, 我国人口仍将以每年净增1000万左右的速度增加。2020年我国人口预测为14.83亿, 比科学家认为的合理人口承载能力多了1倍。人口与资源之间的尖锐矛盾必然导致生存、发展对环境的依赖, 并进一步诱发和强化不良的生活生产方式。可见, 人口与资源之间的矛盾, 严重制约了环境保护的公众参与。

2.经济发展与经济利益的驱动制约环境保护的公众参与。

从经济来看, 目前我国经济正处于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期, 同时又是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 因而我国在这一时期承受的生态环境压力更为沉重。第一, 经济发展引起的环境问题恶化。人们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追求中却忽略了所付出的沉重代价——对资源的掠夺式开发造成环境的极大破坏。第二, 经济利益与环境保护的冲突。这种冲突在广大农村尤为突出, 一些乡镇企业为“脱贫致富”, 宁肯牺牲环境。对此, 国家不得不采取强制措施关闭“十五小”企业。但由于政府既是冲突调解者, 又是经济利益的维护者 (地方利益) , 执法的难度极大。由于人们对经济发展与经济利益的关注远远超出对环境利益的关注, 因而即便环境破坏已经很严重仍极少引起群众的关注。因此, 环境保护仅是一项由政府垄断的国家职能, 公众的作用就显得微乎其微。

3.环境教育严重滞后, 公众环保意识普遍较差。

拥有环境意识是实现全民参与环境保护的基础和先决条件。由于环境教育的滞后和环境保护观念的淡薄, 我国多数公民对破坏环境的行为漠不关心, 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与环境不友好已习以为常。据《中国公众环保民生指数绿皮书 (2005) 》显示, 中国公众环保民生指数2005年度得分为68.5分。“民生指数”还显示, 中国城乡公众环保现状感受差异显著, 城市和城镇分别为68.73和68.8分, 而农村是61.22分, 城市和城镇公民虽具有一定的环保意识, 但环保行为不足。调查发现, 中国公众环保知行不一, 认知面广, 但认知的深度和准确度不足, 而且参与程度低, 行为跟进的广度不够, 参与环保活动较多的公众仅占6.3%。 环保意识的提高有赖于绿色教育体系的健全包括基础教育、高等教育、村民居民教育以及公职人员再教育等。但我国的教育投入远远不足, 在农村和西部贫穷地区, 基本的教育难以得到保障, 在教育形式上不够丰富也不够完整, 如继续教育、专业技能教育、素质教育等等都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 环境教育更是严重滞后。小学、中学到大学教育, 没有一门系统的课程是有关环境教育的, 更谈不上对广大民众开展环境教育。

4.公众参与操作层面上还存在种种局限。

目前我国环境保护的相关法律对如何让公众真正参与、参与的方式是什么、如何保障公众参与和按法律规定进行公众参与应承担什么法律后果等一系列具体问题还没有明确规定, 以致公众参与并未在实践中产生法律约束力, 缺乏可操作性。具体表现有: (1) 从参与的内容来看, 主要是参与宣传教育, 对决策的参与重视不够; (2) 从参与的过程来看, 主要侧重于事后的监督, 事前的参与度不够; (3) 从参与的效果看, 流于口头的多, 见诸于行动的参与不够; (4) 从参与的保障来看, 政府组织的较多, 制度性建设不够。可以说上述原因加上政府官员对公众参与在观念上存在的障碍, 使得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规章制度基本上还停留在理论阶段。

二、推动公众参与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主要路径

1.重塑生态伦理观念。

生态伦理是人类与自然环境间的道德关系, 也可以说是人类与自然环境的伦理责任。生态伦理的效用, 主要是通过影响和改变人的价值观念来增强人们保护环境的自觉性, 通过提高和升华人的环境保护意识, 使得环境保护获得足够的人文动力, 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到伦理思维的框架中, 借助于道德调控的手段来帮助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②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 生态伦理道德的重塑是公众参与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前提。

中国具有儒道佛三家合一的传统文化, 其生态伦理思想之核心就是“天人合一”的观念, 即主张人与自然和谐, 强调人与自然二者关系的有机统一, 并将之体现于人们的生活方式及社会伦理之中。无论是道家 “天地与我共生, 万物与我合一”的精神境界, 儒家 “仁民爱物”、“参赞化育”的道德体悟, 还是佛家众生平等与万物平等的生态价值观, 都包容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传统环境伦理思想, 这是古人在进行内圣外王即心性修养的过程中积淀的思想精髓。也正是这种生态伦理道德的约束机制在维持我国古代社会长期的生态平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建国以后, 传统的生态伦理道德观念被“人定胜天”取而代之, 不仅使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造成了大规模的破坏, 而且也对传统的生态伦理观产生了毁灭性的打击。正是由于生态伦理道德的长期缺位, 致使我国公众的生态道德意识薄弱, 对生态环境的保护缺乏道德伦理责任与价值观基础。因此, 从传统文化生态观念中汲取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观的养分, 重塑人与自然共存共荣的现代生态伦理已是当务之急。一是尊重自然、善待自然。自然环境不是我们欲望的函数, 而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母体, 我们无时无刻不受自然的恩惠。我们的命运与大自然的命运紧密交织在一起, 就如同心灵和身体一样密不可分。因此, 我们不能再以一个征服者的姿态对自然发号施令, 而必须尊重自然, 善待自然, 充当维护自然稳定与和谐的调节者。二是拜自然为师, 循自然之道。我们应当认识到人与自然是赐予与被赐予、相互促进、和谐发展的关系。我们在主动向自然索取的同时也应该积极地给予自然以回报。同时要向大自然学习生存和发展之道, 到自然生态系统中去发现和掌握生态规律。三是保护自然、拯救自然。我们必须以人类的良知、远见和气魄, 采取积极的行动, 来弥补我们的前人以及我们自己对自然所犯下的过错。保护自然, 修复自然, 维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 形成绿色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只有当这些伦理价值和实践理念都有效内化并成为社会成员的文化自觉和行为准则时, 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才能具备足够的人文动力和充分的前提条件。正如汤因比在《展望21世纪》中指出的:“要对付力量所带来的邪恶结果, 需要的不是智力行为, 而是伦理行为。”③重塑生态伦理观念不仅需要外在的法律强制, 更需要我们的良知和内在的道德力量。

2.强化公众环境意识。

影响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因素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观念上的转变, 使公众具有自觉的环境意识和环境价值观;二是对环境利益的维护和追求。与大多数欠发达国家和地区一样, 对自身利益的考虑是促使我国公众去参与环境保护的主要动力。

因此, 强化公众参与与环境保护的意识应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强化公众对环境宣传教育的参与。要把环境保护的文化、理念和实践融入到整个教育系统中去, 通过学校教育、职业教育和社会教育, 多渠道、多层次地对公民进行环保宣传教育。要充分利用各种载体, 如“地球日”、“世界环境日”等, 全面发挥各类新闻媒体、传媒及网络的宣传动员作用, 加大环境宣传教育力度, 营造“保护环境以保护人类自身”的社会氛围和舆论环境。二是强化公众自身对环境的友善行为。如自觉维护环境卫生, 绿化、美化环境, 不做破坏环境的事情等。这是最广泛最基本的参与方式, 也是最难实现的行为方式。因此, 必须通过各种途径在全民中积极倡导和身体力行环境友好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 逐步改变长期以来存在的对环境不利的行为习惯, 使积极参与环境保护真正成为每个公民的自觉行动。三是强化公众的民主监督意识。民主监督既要对污染环境行为和破坏生态行为的监督, 也要对环境执法进行监督。这种参与行为除了要求公众具备一定的环境意识、法律知识和主体性意识。所以, 在不断增强公众参与意识的同时, 我们还应从实现环境信息公开化、加强环境决策民主化上加大努力, 推动实行环境公益诉讼, 使广大民众真正掌握各种公众参与和监督环境保护的法律武器, 并充分发挥民间环保组织的作用。

3.建立健全环保法规体系。

2006年2月22日国家环保总局发布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 以部门规章的形式, 将公众参与制度化地引入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但它只是我国第一个公众参与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规范性文件, 必须要有更加具体的法律制度和更加可行的程序, 来作为公众对环境保护事务有效参与的支撑保证。

公众参与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支撑保证, 首先就是要建立和健全公众参与环境友好的法律法规体系, 强制性地对环境活动及其行为进行规范。④目前, 尽管我国已初步形成了中国环境法体系, 但其有关法规的细化与完善仍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如在环境教育立法方面, 我国尚属空白, 因此应尽快制定《全民环境教育法》, 将环境教育活动制度化、法律化、引导公众从社会主义新文明的角度认识环境友好型社会, 培养公众的环境风险和环境保护意识, 形成建设环境友好社会的主流社会舆论、良好道德风尚和强大的精神力量。再如, 要按照可持续发展的系统要求, 建立健全生态化的法律体系, 遵循“谁保护, 谁受益;谁污染, 谁付费”的生态、政策、资金、技术、教育补偿等方法, 实现环境公平这一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社会基础。要建立健全环境执法中的公众参与机制和公民诉讼的具体法律保障机制, 赋予公民和环保组织独立的法律地位与诉讼资格, 完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要建立环境保护会议、征集等活动的保障机制。在强调政府保障公众环境利益和为公众参与保护环境和监督提供必要便利的同时, 也要强调公民对环境保护的基本义务。要规定公民参与植树造林, 清除白色污染、节约资源、减少日常生活污染和生态破坏等社会性的权利和义务, 规定环保产业参与环境保护投资等经济性的权利。唯有如此, 公众参与环境友好才能具备坚实的法律保障和制度支撑。

4.完善环境管理体制。

公众参与是政府环境管理民主化、公开化的重要体现。环境领域公众参与机制的具体设想就是着眼于能够使此种机制得到政府的积极响应和主动运用, 使政府意识到这是一种可以优化政府运行模式、提高政府治理能力的机制。这就要求进一步改革现行环境管理体制, 形成跨部门跨行业的协调机制。例如, 按照林水草土完整的生态循环系统去将人为分割在各部门的环境管理权能重新统一起来;再如, 将执行环境法律政策的队伍垂直起来;将国民经济绿色核算与环境经济政策的研究体系建立起来。此外, 还要求我们制定一系列环境友好的政治制度, 如领导干部环保政绩考核制度、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公众参与监督制度等。通过制度政策的引导, 通过制定环境教育计划, 通过各层次推行环境友好生活方式, 通过公众对政府的环境管理行为的监督, 将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纳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只有这样, 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相关制度才能落到实处;也只有这样, 才能确保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真正实现。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构建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 公众参与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 除法律体系与制度政策全面的构建外, 还要求我们必须讲究可操作性, 能够切实解决问题。⑤因此, 做好有关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工作, 势在必行。

5.借鉴别国经验。

公众参与既是环境友好的基础, 也是现代民主社会的基本要求。据不完全统计, 目前颁布环境基本法、环境法典或起环境基本法作用的综合性环境法的国家已接近100个。这些立法有许多共同点, 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一个共同点就是顺应世界民主政治的发展潮流, 规定了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基本权利和实现机制, 并全力付诸实施。

日本是世界上环保搞得极好的国家, 但在上世纪中叶工业化进程中, 日本也曾经历一系列严重的环境污染公害事件。从60年代起, 日本的环境污染受害市民进行了大规模的法律诉讼, 日本许多地区还成立了反对环境污染的民间组织, 对污染企业展开了斗争。公众对环境保护的广泛参与, 使自民党与日本国会开始专门讨论环境公害问题 (史称“公害国会”) , 1967年日本颁布《公害对策基本法》, 1974年日本颁布《公害健康赔偿法》, 以后更陆续颁布了一系列环保法规。特别是《循环型社会形成推进基本法》用环境文化理念去促进国民自觉的环保意识与道德素质;用强制性手段推进新能源的使用, 控制自然资源的消耗;既要降低废弃物的产生, 也要提高废弃物的循环利用, 还要对无法再利用的废弃物进行安全处置。经过10年努力, 使日本形成了一个人口资源、环境、文化相互协调的循环型社会, 实现了环境与经济的“双赢”。⑥

德国是一个资源贫乏的国家, 能源主要依靠进口。上世纪70年代能源危机后, 德国开始进行可再生能源利用, 并制定了《可再生能源促进法》。⑦通过多年的努力, 如今的德国, 整个国家就像一个大花园。纯净的水、清新的空气和宁静的城乡, 体现了德国政府一种“对子孙后代负责”的理念。这一理念已作为国家目标而写出入德国基本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德国的环保教育和社会动员, 德国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力量, 积极向民众宣传环保知识, 建立了公民参与体系。全民动员的结果是, 环保意识渗透于社会领域的一切方面, 从小学教育的课堂上, 英特网、教材、画册、影视到成年人的言行中, 尤其令人惊叹的是, 困扰许多国家的噪音污染在德国早已不是问题。

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公众参与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环境保护事业发达程度和环境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如果我们把环境保护这一世界潮流比做是一台不断前进的火车头, 那么, 公众参与和政府管制则是推动它前进的缺一不可的两个轮子。”⑧我国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程度同国外相比虽然还存在很大差距, 但只要我们牢固树立环保意识, 人人参与环保, 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美好理想就一定能够实现。

摘要：文章从公众参与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现状入手, 全面分析了我国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制约因素, 并从前提、支撑、经验保证等几个方面对公众参与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途径的选择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环境友好,环境保护,公众参与

注释

1解振华.当前我国环境保护形势及面临的任务[R].第一期省级环保局副局长高级研讨班, 2002

2俞树毅.理想与现实张力的兼容[G].2006年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年会论文集, 2006

3汤因比, 池田大作.展望21世纪[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 1992

4蔡守秋.建立科学的法律体系[N].学习时报, 2006.6.5

5常纪文.培育环境友好型的生活方式[N].学习时报, 2006.6.5

6刘晓林。中国的发展再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了[DB].新浪网-观察与思考, 2006.3

7常纪文.国外综合性环境法关于公众参与的立法经验及对我国环境基本法制定的启示[DB].人民网强国论坛, 2005.10.16

参与社会建设 篇10

关键词：BOT,社会资本,基础设施建设

一、引言

2008年11月5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认为, 为抵御国际经济环境对我国的不利影响, 当前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出台更加有力的扩大国内需求措施, 加快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灾后重建。会议确定了当前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落实这些措施的投资额到2010年底约需4万亿元人民币。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4万亿投资计划虽然鼓舞人心, 但资金从何而来都将成为未来各方最为关心的问题。尽管此前国新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传出消息, 为扩大内需, 到2010年底中央将拿出1.18万亿元进行投资, 但是由1.18万亿引出的高达数万亿的资金从哪来, 怎么来, 无疑又成为当前最棘手的问题之一。

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括交通运输、机场、港口、桥梁、通讯、水利以及城市给、排水、供气、供电设施和提供无形产品或服务于科、教、文、卫等部门所需的固定资产, 它是一切企业、单位和居民生产经营工作和生活的共同物质基础, 是城市主体设施正常运行的保证, 既是物质生产的重要条件, 也是劳动力再生产的重要条件。[1]

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很大一部分是基础设施建设。以往大部分基础设施建设都是依靠政府财政或者发行国债筹集资金的。这样增加了政府的财政负担, 提高了政府的债务风险, 都不是一种理想的方式。而BOT方式作为一种新型的融资方式, 无疑是一种理想的选择。

二、BOT融资方式

BOT是英文Build―Operate―Transfer (建造―经营―移交) 的缩写形式, 是一种新的项目融资和运营管理模式。

有人将BOT定义为:“国内外的投资人或财团作为项目发起人与项目所在地政府签署特许权协议, 获得基础设施等项目的建设和运营特许权, 组建项目公司, 负责项目建设的融资、设计、建造与运营, 在特许期内以整个项目的现金流量来偿还筹资的本息并获取一定利润。在项目特许期结束后, 由项目公司将整个项目移交给当地政府。”

其核心内容是: (1) 政府规划批准项目建设实施:批准并监督项目公司建设开发和经营项目, 并给予使用土地, 获取原材料等方面的便利条件。 (2) 政府提供一定经济利益保障:按照固定价格购买项目产品 (如发电项目) 或政府担保项目可以获得最低收入。 (3) 政府提供一定的融资信用担保:融资安排中一般要求项目公司特许权协议的权益转让给贷款银团作为抵押, 有时贷款银行要求政府提供一定的从属贷款或贷款担保作为融资的附加条件。 (4) 投资人是项目投融资主体:由本国公司或外国公司作为项目的投资者和经营者筹集资金和建设基础设施项目, 承担风险。 (5) 确定特许期限等:项目公司在特许期限内拥有、运营和维护这项设施, 并通过收取使用费或服务费用或者服务费用, 回收投资并取得合理的利润。特许期满后, 这项基础设施的所有权无偿或固定价格移交给政府。

特点是:政府主导、企业投资、社会受益, 项目风险企业承担, 政府不负债务责任 (只有必要的时候, 才有政府提供必要的担保) , 社会事业得到发展。

由于BOT融资的“项目导向”使得BOT融资与项目所在国的经济环境更为密切。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处于高速发展时期, 资金的需要量大, 发展前景好的项目多, 运用BOT融资方式筹集项目建设资金的风险小, 成功率高, BOT融资活动增加。

虽然目前世界经济受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 出现了下滑, 但是我国经济依然处于较快发展时期。而且我国又及时推出4万亿的刺激经济的计划, BOT必然在我国有广阔的前景。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和运用, BOT投融资方式在世界各国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中得到了非常广泛的应用, 获得了丰富的经验。我们也不妨可以将BOT模式引入到我国经济发展的各项活动中, 让BOT方式成为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方式, 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有限投入“杠动”更多的社会资本。从而能有效的解决政府大量的资金缺口。

三、BOT方式有利于加速我国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提高

1.可以缓解政府财力的紧张和不足。

来自财政部的资料显示, 2007年全国财政收入达到5.13万亿元, 同期财政支出4.98万亿元, 当年全国实现财政盈余1540.43亿元。按照2007年的数据, 仅此前中央政府确定的今年四季度增加安排的中央投资1000亿元就将花掉全年财政盈余的三分之二。中央政府的财政投入肯定是有限的。而大部分地方政府也只是“吃饭财政”, 没有多少富裕的钱。完全依靠政府财政拨款是不大现实的, 因此充分利用大量的社会资本成为了必然的选择。BOT融资方式作为一种灵活的项目融资方式可以充分实现投资、经营权与最终所有权分离的问题, 可以有效地节省政府的建设开支。

2.BOT可以提高项目的效率。

由于BOT融资方式使工程项目由私人投资者承包, 从而存在一种激励机制, 能有效提高建设、管理和运营的效率, 并可有效控制建设成本, 避免盲目追求大规模、高标准。

3.可以优化我国经济的投资结构。

以往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项目大多由财政拨款或国家贷款来进行建设, 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政府及公共部门自身财力紧张, 而且经营管理效率比较低下。引入BOT融资方式, 可以充分利用社会资本, 改善投资结构, 推动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的建设。

4.有利于引入社会资本, 为社会资本参与国家的经济建设提供一种有效的方式。

社会资本是指除了政府资本以外的所有资本, 但不包括国外资本。包括私人民间资本和国有民间资本。国有民间资本最常见的就是国有企业资本和国有商业银行资本。而社会资本则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经营目标。由于一些项目 (如,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大多有自然垄断、回报稳定、收益率高等特点, 对社会资本有较强的吸引了。

5.利用BOT可以较好的规避和分散风险。

除去BOT融资模式自身的风险不谈。就单从BOT这一方式的使用出发, 这种方式可以将原先政府在项目建设过程中要承担的各种系统和非系统的风险通过特许经营合同与项目承接方共同分担, 有效地使由于建设资金需求量大、跨度长、经营状况不确定而导致的风险集中得到有效分散。[2]

6.有利于解放思想, 转变政府职能。

转变政府职能一直以来是改革的重点, 协调好政府与企业间的关系, 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好的发展。首先, 政府的职能应该是创造投资环境, 包括软环境建设和硬环境建设。软环境建设主要是创造公平、公开的投资政策和体制环境, 硬环境建设主要是满足公众需要, 为经济发展提供基础条件。其次, 政府投资对满足整个经济发展的需要是有限的, 即使能勉强满足需要也会出现挤出效应。社会资本所有人通过BOT模式成为了建设项目的业主, 和政府之间不再是上级与下级、管理与被管理的行政关系, 而是平等合作的关系。这是政府职能一次大的转变, 也是政府和社会资本关系的进一步拓展, 社会资本从而可获得一个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7.促进经济发展, 增加就业。

大量社会资本通过BOT方式参与社会经济建设, 必然会进一步扩大内需, 拉动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而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 就能增加80多万个就业岗位。所以, 通过BOT方式充分调动我国社会资本参与建设, 能够解决大量人口的就业问题, 稳定社会发展。

四、BOT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的可行性

1.社会资本的不断壮大。

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 我国的社会资本的规模不断壮大, 质量不断提高, 一些有实力的大型企业和经营良好的中小企业可以供充裕的资金支持。仅2007年末我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就为172534亿元。这也为寻求保值和增值的社会资本通过BOT融资投入社会经济建设提供了前提。

2.国家和地方政策的引导。

1995年, 我国国家计委、电力部、交通部联合发布《关于试办外商投资特许权项目审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首次由国家部委出台相应政策文件) 。2003年10月1日开始实施《北京市城市基础设施特许经营办法》 (首部地方政府立法规定) 。2004年5月1日, 建设部开始实施的《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 规定非公有制企业可以通过招投标的市场竞争机制, 经营某项包括城市供水、供气、供热、公共交通、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依法实施特许经营的市政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作为我国第一项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制度, 该《办法》的出台意味着市政公用行业的市场化改革走上快速干道。2005年初国务院出台的“非公经济36条”就明确提出, 凡是法律法规未禁止准入的行业和领域, 非公有资本都可进入。

3.社会资本自身的优势。

首先, 社会资本具有外资所不具有的优势。比如, 文化上没有太大的差异, 对本地区的发展了解较为深入, 还可以避免外汇汇率变动风险和兑换性的约束, 可以更有效地开展项目的建设和运营。其次, 社会资本投资比政府投资更能提高项目建设、管理和运营的效率。

4.国内外有成功的实践和经验。

我国模式的BOT实践是从地方省市开始的。1985年, 深圳市以中外合作方式第一次从国外引进商业贷款建设沙角电厂B厂, 取得了成功。虽然未直接称之为BOT项目, 但可以说是我国第一次BOT模式的实践运用。1995年6月, 原国家计委批复广西来宾电厂二期工程采用BOT方式建设, 使该项目成为我国第一个经国家批准的BOT项目。2008年5月1日正式通车的杭州湾跨海大桥采用的也是BOT模式。

目前世界上最大的BOT项目英法海底隧道, 以及澳大利亚悉尼港区隧道采用的也是BOT融资方式。

国内外BOT融资工程项目的实践, 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为我们将BOT融资方式引入到社会经济建设的各个方面提供了可能。

五、适应新形势要求大规模推进BOT项目急需解决的问题

尽管BOT在国外的应用相当广泛, 相对我们而言却是较新的融资方式。特别是目前我国法律、政策尚不完善, 国内社会资本成功的BOT案例也不多的情况下, BOT融资方式在我国的运用还存在着不少的问题, 从而对我们大规模利用社会资本提出了挑战。

1.完善关于BOT融资模式的法律法规。

这既包括对基础设施企业的约束, 又包括政府对企业的承诺。设立专门BOT项目管理法, 可为BOT项目的运作提供完善的法律框架。在“有法可依”的同时, 也应“执法必严”。这样才能使得BOT模式健康地成长。在这方面, 我们可以借鉴澳大利亚、香港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3]

2.加快推进BOT的政策措施。

由于我国至今没有一部专门的法律法规来规范BOT融资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 目前我国的BOT融资在法律上仍是一片空白。而且就算从现在开始制定一部关于BOT融资方式法律, 也需一年多时间。所以在我国出台相应法律法规之前, 中央政府可以适应新形势要求, 大力推进有关BOT的政策框架, 并督促地方政府提出相应政策和具体措施, 来推动BOT方式在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应用。如:允许BOT项目投资主体 (有实力的大型企业) 发行项目债券, 政府财政按一定比例认购, 作为政府投资;对BOT项目的融资贷款进行政府贴息, 等等。

3.改善管理体制和投资环境。

BOT项目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项目所在地政府是否给予强有力的支持。政府在BOT项目过程中扮演着两个角色, 既是项目的参与者, 又是项目的管理者。所以政府在实施BOT项目中要避免自己职能和角色的错位、缺位和越位。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1) 杜绝与民争利、为己争利; (2) 保护公众利益; (3) 杜绝直接插手或行政干预BOT招投标运作; (4) 杜绝政府直接 (财政或行政权力) 担保或指令商业银行贷款、担保; (5) 杜绝政府不作为、乱作为或信用缺失——项目决策、规划失误, 擅自更改特许协议内容, 逃避责任和义务; (6) 避免政出多门引发混乱; (7) 加快政府立法工作; (8) 杜绝政府“看的见的手”不合理地伸向BOT运营全程——指定项目供应商。

4.提高认识。

BOT对于正处于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中国来说是一个新生事物。对它的认识还需一个熟悉、认识, 探索、提高的过程。人们思想观念的不适应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 对在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等中运用BOT还存在疑虑, 有人担心BOT的运用会导致国家对基础设施项目控制权的丧失, 还有人担心把基础设施等给私人投资建没和经营会带来一些敏感的社会问题, 如项目使用费用公众是否能承受等。 (2) 对项目融资的复杂性认识不足。有些人不熟悉其具体内容和操作规范的要领, 认为谈判既费时又费力, 还要给项目一定的担保和政策优惠, 不如传统的贷款或拨款省心, 因此对BOT兴趣不大。[4]信心比黄金更重要, 只有我们充分认识到BOT方式对于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性, BOT才能更快、更有效的参与并发挥其作用。

5.人员方面。

BTO作为一种新兴的融资方式, 在许多方面都有一套独特的运行规则和方法, 需要专业人员来实施, 以确保项目的顺利进行。而我国引入BOT的时间不长, BOT的专业人员相当匮乏, 急需加以培养。只有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和高素质的专业人员, 才能保证BOT项目的顺利实施。

参考文献

[1]仁杰, 高中军.BOT融资在我国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应用[J].宁夏工程技术, 2008, (3) :44-47.

[2]张杰.上海世博会BOT融资模式的可行性分析[J].浙江金融, 2008, (4) :57-58.

[3]张洁.民营企业应通过BOT模式参与基础设施建设[J].现代企业, 2002, (3) :35-36.

参与社会建设 篇11

一、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方法和路径

上海市委“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1+6文件”明确，要重点扶持发展社区生活服务类、社区公益慈善类、社区文体活动类和社区专业调处类社会组织。日前，市社会工作党委与市民政局（市社团局）、市财政局等多部门联合发文，助力推动社区社会组织建设、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目前，市级层面有18家社区社会组织，这些组织如自强社会服务总社、新航社区服务总站、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等，通过区县工作站、街镇社工点（自强147个、新航152个、阳光148个）在社区开展服务；区县层面登记管理的四类社区社会组织有3051家，占28.35%，其中，生活服务类20.85%、公益慈善类57.33%、文体活动类13.20%、专业调处类8.62%。此外，还有备案管理的群众团队约2.3万家。社区社会组织已成为本市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的重要主体之一。

1.探索以需求为导向的政府购买服务，拓展服务领域。一是建立购买服务体系。部分街镇成立了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领导小组，由主要领导担任组长，把具体工作职能设置在社区自治办公室，公布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项目清单、设立专项资金，采用公开招投标、单一来源或竞争性谈判、社区培育等形式购买服务。二是建立统一规范机制。制定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办法、招投标工作流程等一套科学透明的管理制度，规范购买服务流程，强化绩效评价，做到统一申报、统一管理、统一评估、统一拨付。三是拓展购买服务的领域。通过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开展老年人综合服务、残障人群服务、青少年教育、就业援助、社会救助、文体活动等社区服务；通过引进社会组织，在家庭危机干预、社区公共事务协商、拆迁安置、业委会建设等专业调处领域，发挥相关社会组织的专业优势；通过将社区文化服务中心、生活服务中心、睦邻中心等公共设施委托社会组织运作，提供一站式、多样化、个性化的社区服务。

2.探索多元主体参与为导向的共治自治，拓宽参与渠道。一是搭建社区共治平台。打造社区共治平台，吸纳社会组织及其负责人进入社区委员会、区域化党建联席会、社区代表大会等社区共治平台，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协商与多元利益表达，开展协商互动。二是承担社区共治责任。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区域志愿服务和公益活动，与其他驻区单位进行合作，为社区提供各类志愿服务、社区宣传和社会责任服务等，不断拓宽各类群体参与治理的途径。三是培育社区自治。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涌现出一批社区骨干，使众多的社区积极分子和群众团队，促进了社区自治的参与广泛性和互动性，增强了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认同感和参与度。

3.探索以服务功能建设为导向的区域化党建，引领社区发展。一是参与区域化党建。基层通过创新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加强对社会组织的政治引领。有3名及以上正式党员的社会组织，建立独立党支部；党员人数不足3名的，按地域相邻、行业相近、便于活动的原则，建立联合党支部；对部分协会和群众活动团队，建立活动党支部，实行“党员一方隶属、双向管理、双边活动”；对目前没有党员的社会组织，选派党建联络员，并建立健全工青妇组织，通过党建引领和党群、党社互动，引导社会组织参与治理。二是开展互动融合。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优势，整合社区各类资源，使驻区单位、社会组织及党员群众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参与者。三是联系凝聚服务。社区社会组织通过开展公益项目“双向认领”活动，向社区单位、居民征集需求菜单，由社会组织承接开展公益服务。

4.探索以促进政社合作为导向的枢纽式服务管理，加强政社沟通。一是由政府扶持运作。枢纽型社会组织作为政社沟通合作的桥梁和平台，在参与治理中实现“三个对接”：需求对接、项目对接、资源对接，即通过社区代表会议、社会组织联络员、居委会和居民意见等多种渠道发现社区需求；根据需求设计购买服务项目，筛选和引入优秀的社会组织来承接；建立政社沟通和互动机制，为社会组织链接各类社区资源。二是独立运作或委托专业机构运营。鼓励支持社区枢纽型社会组织独立运作，或委托专业机构托管，健全社会组织的联系服务机制；协助基层政府完善购买服务管理，提出扶持社会组织发展和购买服务的政策建议；指导帮助其他社会组织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开展社会组织从业人员培训，提供第三方评估和督导。

5.探索以社区营造为导向的社会组织孵化，激发基层活力。一是建立社区治理参与机制。社会组织协助社区建立健全楼组自治规范、居民区治理架构、居民议事平台、多元主体共治机制等，设计相关活动，推动各类群体、各方力量参与社区治理。二是培育社区社会组织。积极引导自发组建社会组织和群众团队，为初创期的社区社会组织提供运营管理指导和培训，建立相适应的孵化过程和愿景设计。三是提升社区社会资本。社会组织从直接承接政府的服务性工作，转向以社会化方式提供专业性辅助工作，提升了社区的社会资本。同时，也积极挖掘社区资源，促进社区公益基金的建立，使驻区单位、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公益慈善。

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社区社会组织主要通过以需求为导向的政府购买服务、以多元主体参与为导向的共治自治、以服务功能建设为导向的区域化党建、以促进政社合作为导向的枢纽管理模式、以社区营造为导向的社会组织孵化等路径，在民生服务、公益慈善、文体活动、扶贫救助、化解矛盾、共治自治、表达民意、反映诉求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主体作用。

二、几点启示

上海市社会工作党委坚持“一手抓思考，一手抓实践”，聚焦抓典型、抓人才、抓枢纽、抓公开、抓党建，注重发挥社会组织在参与治理中的作用，将社会组织参与拓展到基层社会治理的多个领域。

1.抓典型，探索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方法路径。一是开展试点提炼经验。注重发挥典型引路和示范效应，选取一些基础较好、实践较多的基层街镇开展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的试点，提炼积累经验，为全市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提供参考和借鉴。二是探索枢纽式服务管理。以区级社会组织服务中心、联合会或社会组织孵化园等为载体，赋予其指导、动员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平台功能。结合本市群团工作新举措，发挥工青妇等人民团体的枢纽功能，团结凝聚本领域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三是加强重点扶持。建立健全社会力量参与化解信访、动拆迁等社会突出矛盾的工作机制，加强这方面社会组织的培育扶持，拓展社会组织参与社区事务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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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抓人才，营造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良好环境。一是加大政策定向扶持力度。研究制定扶持培育参与基层社会治理领域社会组织的指导性政策，通过开办扶持、场地支持、税收优惠、人才激励等方式，大力培育并重点扶持社区生活服务类、公益慈善类、文体活动类和专业调处类等社会组织。二是完善政府购买服务。探索政府购买服务的统一平台，推动政府职能部门购买服务项目、符合政府转移职能承接资质的社会组织等目录的出台，推动购买服务的规范化、常态化、制度化。三是培养社会组织人才队伍。开展对社会组织领域人才队伍的宏观规划和政策研究，加强对社会组织从业人员的培养扶持和激励，建立完善的社会组织从业者职业薪酬体系和指导标准。

3.抓枢纽，建立社会组织枢纽式服务管理工作体系。一是完善枢纽式服务管理。加强政策支持保障，推动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强化枢纽型社会组织功能，为枢纽型社会组织开展服务推介、信息发布、政策咨询、培训交流提供支持。二是探索建立枢纽型社会组织。采取主动培育和社会化自主形成相结合的方式，把社区党委发展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党建枢纽，把区域社会组织联合会、社会组织服务中心、社会组织孵化园等发展成为枢纽。三是加强社会组织党建。明确枢纽型社会组织党组织负责本领域、本区域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的规划协调和指导联系，实现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的全覆盖。

4.抓公开，探索社会组织规范化和信息化公开机制。一是加强社会组织规范化建设。完善现代社会组织法人治理结构，持续推进社会组织规范化建设和评估工作，以健全组织结构为重点，以完善规章制度为手段，以增强服务功能为目标，促进社会组织提升服务能力和参与基层社会治理能力。二是探索社会组织信息公开。充分利用信息化技术，探索建立社会组织信息公开的统一平台，健全信息发布机制，推动社会组织“章程公开、事务公开、财务公开、资金筹集渠道公开和人员薪酬公开”。三是推动社会组织协商协同。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具有的行业、专业、职业、第三方、扎根基层等獨特优势，围绕所代表的行业和群体利益，逐步探索社会组织参与协商的渠道和机制。

5.抓党建，服务凝聚社会组织融入区域化党建格局。一是以党建引领区域化治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引领、指导协调和资源整合的作用，以社区党委为平台，推动社会组织、驻区单位和社区党员参与社区共治。二是完善社会组织党建覆盖。采用“独立党组织、联合党组织、活动型党组织、党的工作小组”等方式，对具备建立党组织条件的社会组织，全部建立党的组织；对暂不具备建立党组织条件的社会组织，由街镇社区党委，派遣党建指导员或明确党建联络员。三是制定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文件。起草出台加强和改进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的文件，明确要从健全党建工作管理体制，落实党建工作责任主体，健全党建工作协调机制等方面，推进社会组织党建工作。要发挥党组织政治引领、业务指导、资源对接、凝聚人才等功能，按照“行业归口、分级管理、区域托底、规范有序”的要求，加强对社会组织的联系、服务和管理。

参与社会建设 篇12

二战前后至50年代后期, 美国为数众多的社会心理学家 (也包括社会学家) 深度参与到美国传播学研究之中, 他们的研究成果已经为美国传播学理论奠定了基础。这些社会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包括拉扎斯菲尔德、霍夫兰、卢因和坎垂尔等, 他们的传播学研究都具有明显的心理学特点, 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美国传播学研究的发展。

一、拉扎斯菲尔德:传播效果研究中的心理分析

拉扎斯菲尔德 (Paul Lazarsfeld 1901—1976) 是美国传播效果研究的先驱人物, 应用社会研究局的创始人, 他成功地将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运用于传播效果研究中, 在应用社会研究局成立的20多年间, 这个由拉氏领导的机构一直是美国传播学研究最活跃的中心。

拉扎斯菲尔德1901年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 他的父母都是狂热的社会主义者, 他的父亲是一位律师, 母亲是一位没有经过正规训练的心理学家, 这个家庭较深地卷入到当时奥地利的政治活动中, 当时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主要人物维克多 (Victor) 、弗里德里奇·阿德勒 (Friedrich Adler) 以及保尔·里纳 (Paul Renner) 等人都是他们家里的常客, 保尔·里纳1945年成为奥地利第二共和国的总统。

拉扎斯菲尔德从小才华出众, 但如何选择大学专业却难住了他, 当时尚在监狱中的阿德勒给他写信, 建议他选择数学专业, 阿德勒自己是一位数学家和物理学家, 1916年他因为刺杀奥地利首相斯特吉格被判入狱, 拉扎斯菲尔德听从这位异见人士的建议, 选择了维也纳大学应用数学专业学习。

1925年拉扎斯菲尔德获维也纳大学应用数学博士学位, 并在奥地利第二中学讲授心理学和统计学。在大学和任教期间, 拉扎斯菲尔德像许多奥地利青年一样十分关心政治, 并迷恋心理学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 他经常参加与心理学相关的各种讲座, 结识了一大批心理学家。1925年他成立了一个研究所, 致力于将心理学应用于诸如职业选择问题、地方选举以及市场调查之类的问题分析。1933年拉扎斯菲尔德在德国出版了一部著作, 这部著作设定的调查主题之一是:大萧条时期广泛的失业对个人和社会可能造成的后果, 这一后果是人民革命还是社会冷漠?调查的结论令人非常失望, 拉扎斯菲尔德的结论是, 失业似乎只能使人们变得更加冷漠。当时恰逢希特勒上台, 这部著作很快被禁。在Hamburg举行的一次国际心理学会议上, 拉扎斯菲尔德报告了这一研究, 参加这次学术会议的包括一些世界最知名的心理学家, 洛克菲勒基金的欧洲代表也获知了这份报告, 决定资助拉扎斯菲尔德前往美国从事为期一年的研究。

1933年10月他来到美国, 希望获得美国研究机构以及企业的资金以继续他在维也纳的市场研究工作。1935年因为纳粹发动对欧洲的战争, 加紧了对犹太人和社会主义者的迫害。当时他的父母因为隐藏一位社会主义者而遭到逮捕, 拉扎斯菲尔德向洛克菲勒基金会申请第二个年度的资助, 获得批准。在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教授林达 (Robere Lyn) 的帮助下, 拉扎斯菲尔德在新泽西州的诺瓦克大学 (University of Newark) 获得了一份工作, 就在这期间, 普林斯顿大学的坎垂尔 (Had Leg Cantril) 说服洛克菲勒基金会发起了一项针对广播效果的研究项目, 经过林达的推荐, 拉扎斯菲尔德成为这个项目的主任。但是这个项目最初实际上是在诺瓦克大学进行的, 经过多方协商, 这个广播项目最终由普林斯顿大学迁入到哥伦比亚大学, 重新命名为哥伦比亚广播研究室 (Columbia office of Radia Research) , 这也是应用社会研究局 (Bureau of Applied Social Research) 的前身。

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 应用社会研究局围绕着广播效果、受众分析以及人际传播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 其中包括赫佐格主持的“火星人入侵”调查, 日间连续剧“使用与满足”调查;伯纳德·贝尔森 (Bernard Belson) 等1945年7月对纽约8家主要报纸罢工期间的读者调查、伊利县调查等。应用社会研究局在当时凝聚了一大批才华出众的学者, 如墨顿 (Robert Morton) 、贝尔森、James s Coleman、卡茨 (Elihu Katz) 、科纳普、Davidsills、Charles Glock Leo Lowenthal、Rudolf Arnheiw、赫佐格 (Herta Herzog) 等。

应用社会研究局出版的主要著作包括:《广播研究:1942-1943》 (由拉扎斯菲尔德和斯坦顿合编, 该书前30页收录了赫佐格的“火星人入侵”报告———《我们对日间连续剧知道多少?》) , 墨顿《大众劝服:战争期间的社会心理》, 拉扎斯菲尔德与斯坦顿合编《传播研究:1948-1949》, 拉扎斯菲尔德、贝尔森和古迪特 (Gaudet) 合著《人们的选择》 (1944) , 卡茨《个人影响》 (1955) , 科普纳《大众传播效果》 (1910) 等。应用社会研究局提出的重要理论包括“二级传播”理论、“意见领袖”理论、受众使用与满足理论等。应用社会研究局的研究一直持续到他去世之后才宣告结束, 但是拉扎斯菲尔德1956年退休后再也不愿继续从事传播领域的研究工作, 而改为研究数学社会学, 直到1976年因癌症去世。据他生前对“沉默的螺旋”理论的发明者诺依曼透露, 他一生都在各种私人基金资助下从事传播研究工作, 私人基金资助的压力使他已经不堪重负。

拉扎斯菲尔德以及他所领导的应用社会研究局20多年的研究成就构成了美国传播学研究的第二个重要阶段, 它主要代表了美国传播学研究的社会学传统。首先, 这一团队中的许多研究者都是具有社会学术背景的;其次, 他们将社会结构、媒介功能、受众特征、社区组织以及人际关系网络这些具有明显社会学特征的理论和概念带入传播问题研究中, 开创了一个具有社会学特征的传播学研究领域, 同时, 也拓展了社会学研究的应用领域。

但是, 这并非意味着拉扎斯菲尔德和应用社会研究局的工作不具备心理学特征, 事实上, 是他们将人格特征、个体差异、受众动机、群体互动这些心理内容纳入到传播问题研究中, 并且开始大量采用与社会心理学相关的研究方法进行传播问题研究。

二、霍夫兰———作为传播学核心议题的态度改变研究

霍夫兰 (Carl I·Hovland, 1912-1961) 是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美国传播学研究的中心人物, 他对传播学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和他的耶鲁团队在实验室设计了大量的心理实验程序对态度转变这一传播学核心议题进行了大规模的研究。施拉姆在《美国传播学研究的先驱:个人回忆》一书中说, 在传播学研究领域, 霍夫兰是“作为一个实验心理学家去思考和工作, 而拉扎斯菲尔德的工作方式却像是一位实证调查型的社会学家, 但是二人都在各自的研究领域掀起了一场风暴, 并受到人们的尊敬”[2]。

霍夫兰1912年6月12日出生于芝加哥, 1936年在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此间他深受赫尔 (Chark Hull) 行为主义研究思想的影响。博士毕业后他留在耶鲁大学人类关系研究所 (Institute of Human Relations) 从事实验心理研究, 1941年他被任命为该校研究生部的主任。作为赫尔的研究助理以及重要合作者, 霍夫兰在耶鲁大学主要从事与学习过程相关的实验心理研究, 他是Mathmeatico—Deducitve Theory of Rote Learning一书的主要作者, 该书由霍夫兰、罗斯、霍尔、唐纳德、费奇合著, 于1940年出版。

二战期间, 耶鲁大学人类关系研究所作为一个机构被合并到特殊服务办公室 (OSS) , 霍夫兰暂时离开了这个研究所, 1942年他被委任为隶属于战争部的信息与教育处研究部首席心理学家, 他的使命是率领一个研究小组进行与劝服相关的态度改变研究。这是一个此前从未被系统关注的领域, 军方并非要建立一套系统的传播学理论, 他们关心的是如何通过电影、宣传等传播手段提高士兵的士气。作为实验研究小组的负责人, 霍夫兰和他的小组设计了大量实验方案对态度转变等问题进行实证研究, 他们以专门为实验研究而制作的七部系列影片《我们为何而战》作为主要的信源, 通过不同实验来验证这些影片对士兵的影响, 由于得到军方的支持, 霍夫兰不但拥有充足的研究经费, 他还可以根据研究需要调用大批士兵作为研究样本。

通过实验研究, 霍夫兰取得了大量有关影片对士兵影响的数据, 研究结果显示, 电影在影响士兵态度方面效果有限, 士兵可以通过影片获得有关知识和观点, 但并没有明显提升士兵的士气, 这一研究结论意味着, 影响士兵态度改变和士兵的因素非常复杂:影片制作是否精良, 实验设计是否合理对士兵最终的士气和态度改变都会造成不同的影响;士兵之前具有的态度、价值观、信仰以及来自社会的规范、家庭压力、士兵对战争中伤亡的恐惧等也是影响士兵态度改变的重要因素, 对这些影响因素的进一步研究成为1946年至1961年期间霍夫兰领导的耶鲁研究计划的重要议题, 霍夫兰二战期间有关士兵说服的研究成果在1949年以《大众传播实验》为名出版。

二战结束后霍夫兰重新回到耶鲁大学, 并担任心理学系主任。不久, 他获得了Sterling Professorship资助 (另一种说法是由洛氏基金资助) , 发起成立了一个名为“传播与态度改变耶鲁研究项目” (Yale Pro gram of Research on Communication and Attitude) 的研究机构, 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中对与传播相关的态度改变问题进行了更系统的研究, 这个研究团队吸纳了一大批优秀学者, 其中包括Herbert Kelman、Harold M·Kelley、William Mc Guire、Morris Rosenberg以及Robert Abelsor等, 他们之中许多人日后成为美国一流大学心理学系的知名教授, 这些学者对美国心理学和传播学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耶鲁研究计划的核心是态度改变, 过去一个世纪以来, 态度一直是心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

麦奎尔 (William J Mc Guire) 认为, 20世纪20年代至今, 美国心理学界有关态度的研究经历了五个阶段, 即20至30年代瑟斯顿等人发明的态度测量技术;1935年至1955年卢因领导的群体动力社会心理学研究;50年代霍夫兰领导的态度改变研究以及60年代费斯廷格 (Festinger) 领导的差异类型 (divergent style) 研究;80年代至90年代有关态度结构的研究。[2]上述有关态度研究的五个阶段基本上都与传播问题密切相关, 但这些研究几乎完全由心理学家所主导。

耶鲁研究试图找到有效说服方法的途径, 为此研究者进行了50多项实验, 以确定影响说服效果的主要因素。通过研究, 霍夫兰和他领导的小组发现, 影响说服效果的主要因素包括传播者的特征, 讯息的内容和结构, 受众的个性特征和社会学特征以及受众的反应模式等。耶鲁研究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控制实验法, 确定的研究对象更加明确地指向传播者、讯息、受众和受众反应, 这意味着这项研究具有了更为鲜明的传播学特征。这项研究成果在1953年以《传播与劝服》为书名出版, 这本著作与以前出版的《大众传播实验》成为传播学经典著作。

如果说拉扎斯菲尔德是以社会学家的角色参与到传播学研究的话, 那么霍夫兰基本上是以社会心理学家的角色参与到传播学研究之中。事实上, 当大量的心理学家参与到传播问题研究中的时候, 他们的研究不过是心理学研究的拓展和深化, 或者说他们开拓了一个新的心理学研究的应用领域。反过来说, 当传播学研究大量吸收心理学思想资源和研究方法的时候, 传播学研究无疑也烙上了明显的心理学的印记。

如何理解学术史上这两门不同学科的相互渗透融合呢?或许我们可以从社会心理学的发展过程中获得一些启示。众所周知, 现代心理学起源于1879年冯特在莱比锡大学创办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 而社会心理学的诞生以1908年麦独孤和爱德华·罗斯出版的两本同名著作《社会心理学》为重要标志。由于社会心理学主要由社会学和心理学两门不同学科相互融合而产生, 人们自然地将社会心理学区分为“作为社会学研究的社会心理学”和“作为心理学研究的社会心理学”。[3]同样, 从传播学发展历史来看, 它与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关系极为密切, 在一定程度上, 我们或许也可以将传播学区分为“作为心理学研究的传播学”以及“作为传播学研究的心理学”两大类。或者, 我们也有一定的理由认为“传播心理学”这样的独立学科通过应用社会研究局、耶鲁态度改变研究项目等众多学者的努力在50年代前后就已经孕育和萌芽。

1953年在完成六卷本的耶鲁态度改变丛书中的第二本《传播与劝服》之后, 霍夫兰的兴趣转向了其他方面, 在后来的差不多十年里, 霍夫兰主要研究概念传播 (Concept communication) 和计算机认知模拟, 直到1961年他死于癌症。作为当年耶鲁态度改变研究团队中的重要成员之一, 威廉姆·麦奎尔概括了霍夫兰一生中在三个不同重要研究领域中所做的贡献。他说:“在1933年至1942年早期工作中, 霍夫兰因为对语言学习的研究而获得全国声誉;1942年至1952年他分别在美国战争部, 然后在耶鲁大学从事传播和劝服研究;最后, 从1953年至1961年他创造了有关思维过程的宏观分析方法。”[2]54麦奎尔认为, 霍夫兰对传播学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有社会影响的心理学方面, 尤其是受众基于信息而发生的态度改变方面, 他同时认为霍夫兰对传播学更大的贡献在研究方法上, 他说:“霍夫兰向人们展示了如何创立一个与传播问题相关的高度复杂的研究项目, 并以极高的水平去完成它。霍夫兰在传播研究中所采用的方法、策略和技巧不仅适用于他个人的研究, 同时也适用于传播研究的许多其他领域。”[2]57

三、卢因:群体动力学和认知心理学的先驱

同霍夫兰一样, 卢因 (Kurt Lewin, 1890-1947) 更多的是以心理学家的身份参与到与传播相关的心理问题研究的, 他的主要理论贡献是人际传播以及群体传播, 他的学生如费斯廷格、巴弗拉斯 (Bavelas) 等后来也成为这一研究领域中的领先者。另外一些学者, 如海德 (Heider) 和纽库姆 (Newcomb) 等人基本上也属于这一研究阵营。他们的研究揭示了人们如何建立行为规范, 如何确立自己的角色, 群体结构如何形成模式并对传播活动产生何种影响。卢因的主要著作包括《拓扑心理学原理》 (Principles of Topological Psychology) 和《心理能的测量》 (Measurement of PsyChological Forces) 等。

卢因于1890年9月9日出生在波兹兰 (Posen) 普鲁士省的一个小村庄 (现为波兰) , 他的父亲经营了一个小商店和一个农庄, 这是一个节俭和舒适的中产阶级家庭。还在小学的时候卢因便被送到省会城市波兹兰, 以便接受更好的教育, 他当时寄宿在一个家庭中。1905年他们全家迁往柏林, 15岁的卢因继续在柏林的一所学校上学。少年时的卢因并未显出特别优秀, 但是进入高中后他开始变得出类拔萃。1907年他经人介绍开始学习希腊哲学, 他一下子就沉迷进去, 从此哲学成为他的终生爱好, 他的学习成绩也明显提高。

1909年4月卢因完成了中学学业, 他先是在弗雷伯格大学 (University of Freburg) 注册成为一名学生, 他最初想学医学, 打算将来做一名医生, 但由于恐惧解剖课, 他最后选择了生物学, 他只在这所大学上了一个学期的课就转到了University of Munich, 一个学期后他又转到了柏林大学, 并在这所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他最终决定将来做一名大学教师。同拉扎斯菲尔德一样, 卢因出生于犹太家庭, 在当时德国反犹情绪十分普遍的情况下, 卢因将来成为大学教授的可能性很小。尽管他的父母并不赞成卢因的职业规划, 但是他们并未提出反对, 并继续为卢因求学提供经费。

卢因选择的专业是哲学, 当时德国大学里仍然承袭中世纪习惯, 只设四个专业, 即宗教学、法理学、医学和哲学, 学习哲学的学生, 不能选修其他三个专业的课。但是卢因对自然科学非常感兴趣, 尤其是对偏重实验研究的最新学科心理学极感兴趣。当时主导德国心理学界的是以莱比锡大学心理学教授冯特为代表的心理物理学, 但更令卢因着迷的却是柏林大学斯托夫 (Wilhelm Stumpf) 教授创立的格式塔心理学, 他选择斯托夫作为自己的论文导师。[4]这意味着他今后将开始我们今天称之为心理学的研究工作, 他将开始研究人类行为和关系, 这些对于当时的哲学家来说都是过于经验化的东西。

1914年卢因完成博士学业后应征入伍, 直到1918年退役, 他因为作战勇敢获得一枚铁十字勋章, 随后他进入柏林大学心理学研究院任教。由于自己的犹太血统背景, 在柏林大学他无法晋升到教授职位, 而副教授是当时他这类犹太人可能获得的最高教职, 尽管他的研究工作已经取得了公认的成就。

1929年卢因应邀参加在耶鲁大学召开的心理学国际会议并用德语宣读了一篇论文, 他的论文给列会的许多顶级心理学家留下深刻印象, 他的名字随后出现在美国和西方一些著名的英语学术刊物上。1932年他作为访问学者应邀到斯坦福大学讲学一个学期, 就在卢因访问斯坦福大学期间, 德国国内的形势日渐恶化, 他的家庭也陷入困境和危机, 他的妻子就要生孩子了, 但是法律规定犹太人医生不允许为病人治病, 卢因决定带妻子移民美国, 若干年后当他回到德国准备将母亲也带离德国的时候, 他得知母亲已经死于纳粹集中营。[1]75

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正处于经济大萧条时期, 1933年初到美国的时候, 卢因勉强获得一个为期两年的资助, 他在康奈尔大学家政学院从事一项有关儿童饮食习惯的研究, 这份资助由洛克菲勒纪念馆以及“流亡外国学者紧急援助委员会”提供。1935年卢因刚刚结束康奈尔大学的研究工作, 他由于机缘获得了依阿华大学儿童福利研究所的教职, 在这里他对儿童心理产生了浓厚兴趣, 他在这个研究所工作了十年, 吸引了一大批才华横溢的学生, 进行了一系列前沿实验, 这使他在美国学术界声誉鹊起。1945年卢因离开依阿华大学前往麻省理工学院, 他在那里发起组织了一个重要研究机构, 即群体动力研究中心 (Research Center on Group Dynamics) 。两年后的1947年2月11日, 由于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的工作状态, 他死于心脏病。1948年卢因创办的群体动力研究中心在D·卡特赖特的领导下并入密歇根大学的社会研究所, 这个研究所至今仍然是美国心理学研究的重镇。

卢因终其一生很少直接参与传播学研究,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个与传播学无关的心理学家。有人说拉斯韦尔一直处于传播研究领域之中, 卢因却不是这样。施拉姆不同意这样的观点, 他认为卢因是从人类关系的角度论述传播问题, 这是一种宏观角度;施拉姆也承认, 卢因主要是“通过他的思想和他的学生而不是通过直接参与传播研究, 或与其他传播研究者相互合作, 从而对传播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1]76

卢因最初在德国柏林大学因为提出场论 (也称作生活空间理论) 而闻名于世, 场论探讨的主要是行为与环境的关系, 或者说探讨个人行为由何种环境因素所决定。卢因所论及的环境并非仅仅指物理环境, 更重要的是指决定个人行为的所有心理事实, 拿卢因自己的话来说, 它包括“所有的事实, 关系以及在给定时间内一个人基于生存的各种能量”。具体来说, 它们包括“需求、目标、无意识、记忆、信念、政治事件、经济、社会性质以及其他可能对行为产生影响的任何事物”[4]35。卢因认为个人行为由心理场中所包含的全部事实所决定, 这种事物包括全部物理事实、准社会事实和准概念事实;卢因所说的这些事实都是指个人主观能感觉到的事实, 它们与事实之间存在差距, 或者说这些事实都属于个人主观的东西, 或者更准确地说, 它们是个人的认知结构。卢因据此提出了个人行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函数公式, 即B=f (PE) 。这个公式表明个人行为 (B) 是人 (P) 与环境 (E) 相互作用的函数。卢因的场论揭露了个人行为与环境, 尤其是个人行为与心理环境的复杂关系。后来卢因和他的学生将场论思想应用于有关精神紧张与记忆、遗忘之间关系的研究, 进一步验证了场论的正确性。卢因的场论虽然探讨了个人行为和个人心理, 但是人的需求、目标、动机几乎无不产生于人们之间的互动, 因此他的场论其实已包含了后来群体动力学的雏形。这一学说也启发了卢因后来在美国的学生和合作者, 如费斯廷格、海德等人关于认知平等问题的研究, 而后者涉及的问题与传播学问题更为紧密。

从德国来到美国之后, 卢因开始将研究重点由个人转向群体, 开始了以群体动力学为核心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卢因认为个人所属的群体是个人生活空间中更为基本和重要的因素, 研究个人的行为绝不能忽视个人所属的群体。卢因从群体之中人与人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来看群体的性质和特点, 他认为群体之中任何一部分的变化都将引起其他部分的变化, 这些相互关联的变化最终决定了群体的性质和特点。

在心理学史上, 人们对是否存在个人之外所谓群体、集体以及社会这样的实体一直存在分歧。卢因认为这样的实体确实是存在的, 在1939年发表的《社会空间》一文中, 他将群体定义为心理学的有机体, 他认为群体的存在有赖于群体成员之间的相互需求关系, 团体的价值体现在它是否能够满足人们的安全感、归属感等心理需求, 也取决于它是否能够满足人们的信息需求、交往需求以及社会支持需求等。在群体动力学思想的指导下, 卢因和他的研究团队进行了一系列著名实验, 如1938~1939年在依阿华大学儿童福利研究所进行的有关专制型领导和民主型领导的实验;稍后在依阿华大学进行的有关公众饮食改变的实验研究;1940~1947年针对一家睡衣厂进行的参与式管理实验等。这些研究均证实了群体内的成员资格角色关系、成员之间的需求关系以及群体成员的组织和交往关系等都可以引起群体特征和性质的变化。这些经典实验尤其证明民主管理的方式比专制管理的方式更容易引起个人态度和行为的改变;如果要改变个人的态度和行为, 那么通过改变群体的方式比单个地去改变个体更为容易。

卢因和他的合作者开创的这些实验具有十分深刻的意义。从社会心理学角度而言, 这些研究证明了个体如何通过复杂的关系 (包括各种心理学关系) 组成群体这样一个事实, 而群体又如何通过其特有的组织关系成为高于个体的某种存在。从政治学角度而言, 这些实验证明了参与、讨论、沟通以及尊重人格、尊重个人权利这些民主要素可以创造出更高的效率以及更合理的秩序。从组织管理学角度而言, 这些研究直接导致了一种特殊特而有效的职业培训方式, 即“敏感性训练” (training-group) 的产生。这些社会学研究对传播学研究也不无启发, 那就是民主型的管理方式、透明型的信息传递方式、参与型的讨论方式更容易引起人们态度和行为的良性改变, 卢因所奉献的研究成果可以引发人们对传媒组织方式、大众传播方式以及受众传媒关系之类的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思考。

事实上, 卢因开创的另外一些社会心理学研究包含着更多的传播学思想, 并启发了其他学者去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最突出的例子是上面已经提到的有关战时公众改变饮食习惯的研究, 这项研究除了证明参与式、讨论式的民主型信息披露和引导方式更容易使人接受烹饪和食用腺型肉类这类平时不常食用的食品外, 另外一个重要发现是, 腺型肉类最终是否被某个家庭接受,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家庭中负责采购食物的主妇, 这些主妇是腺型肉类的“把关人”。后来, 另一位传播学者怀特借用“把关人”这一概念, 对报纸和电讯稿编辑过程中的控制因素进行了系统分析, 提出了传播学的“把关人”理论。这一事实证明卢因开创的社会心理学理论具有极强的学科兼容性以及学科穿透力。

在卢因领导的群体动力学研究团队中, 对传播学研究做出最直接贡献的是费斯廷格 (L.Festinger, 1919-1992) , 1942年费斯廷格在卢因的指导下完成博士学习, 并在卢因领导下的群体动力学研究中心工作。卢因去世十年后, 他于1957年发表《认知失调理论》, 系统阐述了卢因及其追随者的思想, 这些思想包括海德的认知平衡理论、纽库姆的A-B-X模式理论、奥斯古德以及Tannenbaum的认知一致性理论。费斯廷格从认知角度分析了认知失调的表现、原因以及消除认知失调的动力、途径。他的认知失调理论不仅仅是对社会心理学的重要贡献, 也是对传播学的重要贡献。今天认知失调理论以及上述其他理论已经广泛应用于传播内容分析、受众认知以及态度改变分析等传播学研究领域。

四、坎垂尔:心理战视野中的公共舆论研究

坎垂尔 (Hadley Cantril, 1896-1972) 长期在普林斯顿大学担任心理学教授, 他同时也是美国传播学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与斯坦顿共同发起了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广播研究项目, 该项目的重要研究成果之一《火星人入侵:广播导致百万听众恐慌事件的心理研究》由坎垂尔撰写。他的其他著作还包括:《评估公众舆论》 (Gauging Public Opinion) 、《国家之间如何看待彼此:公共舆论研究 (How Nations See Each Other:A Study in Public Opinion, 与William Buchanan合著) 、《人类关心的模式》 (The Pattern of human concerns) 以及《社会运动的心理学》 (The Psychology of Social Movement) 以及《广播心理学》 (The Psychology of Radio, 与奥尔波特合著) 等。

葛兰德认为坎垂尔是建立传播研究道德标准和思想标准的核心人物。他与奥尔波特合著的《广播心理学》促使洛克菲勒基金会决定出资创办一个大众传播研究机构;他婉拒了出任广播办公室主任的委托, 而推荐拉扎斯菲尔德出任该所所长, 自己则担任副所长;由于他的努力, 另外好几个公共舆论研究机构得以建立;他发表了大量有关大众传播研究方面的结果, 并且帮助创办了《公共舆论季刊》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1937) ;他从政府机构引入了大量资金, 这些资金极大地促进了传播学的研究和发展。

坎垂尔1928年毕业于Dartmouth College, 在这所学校里与尼尔森·洛克菲勒 (Nelson Rockefeller) 同住一间宿舍。坎垂尔1931年获得哈佛大学社会心理学博士学位, 指导导师是大名鼎鼎的奥尔波特 (Gordon Allport) 教授。在这之前他还在德国柏林等地学习两年。博士毕业之后, 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短暂任教, 1935年他进入普林斯顿大学任教长达34年, 其间曾担任心理学系主任。

就像许多在二战前对宣传和大众传播持批评立场的学者一样, 战争爆发后, 坎垂尔的兴趣也转向了与公众舆论相关的宣传技巧研究。尽管二战前坎垂尔对宣传和大众传播持比较严厉的否定立场, 但他对大众传媒宣传的优势也有一些肯定性的评价, 他与奥尔波特合著的《广播心理学》 (1935) 一书的中心议题就是宣传, 他的分析更多的是基于心理学的角度。在《火星人入侵》报告中, 坎垂尔认为《世界大战》广播剧之所以在听众中造成大恐慌是因为人们对广播的盲目信赖, 作者认为:“作为一种新发明, 广播对人类社会以及人的社会行为造成了深刻的影响和改变, 同时也造成了影响深远的心理问题。”作者说:“广播是一种新兴传播媒介, 作为一种社会控制手段无可匹敌, 它开辟了一个控制人类精神的新纪元。”[5]作者进而设想:“全球每个国家中的人在同一时刻听到来自坐在中央广播厅中的某个奇人的宣教和命令, 这样的日子并不遥远, 这样的人无疑拥有了比阿拉丁 (Aladdin) 更神奇的魔力。”①作者对广播这种新媒介在现代社会中可能扮演的角色持乐观态度, 他们相信广播能够促进民主, 原因在于它可以凝聚人心, 塑造“群体思想” (crowed mind) 。与大多数自由主义者不同, 坎垂尔认为民主的先决条件 (尤其在战时) 是创造共识、和谐以及安全, 他认为广播可以帮助社会实现这些目标。

1940年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帮助下, 坎垂尔发起成立了一个名为“公共舆论研究办公室” (Office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的机构, 这个办公室设在普林斯顿大学内的一个小阁楼上。据坎垂尔回忆, 这个机构的主要目标是: (1) 系统学习和研究公共舆论宣传技巧; (2) 研究分析公共舆论的心理元素, 如大规模舆论兴起的心理原因; (3) 建立有关公共舆论的数据库, 供学者们使用; (4) 致力于以小规模样本, 采用实证调查手段, 高效率地捕捉世界各国的舆论反应, 为美国赢得战争胜利服务。坎垂尔遵循上述思路, 采用小规模样本成功预测了美国一些地方州政府的选举结果, 后来他又派人前往加拿大, 以暗访的方式调查加拿大公众对有关征兵问题的舆论反应, 据此做出的预测结果同样十分准确, 误差率仅为4.5%。

坎垂尔的研究引起罗斯福总统行政当局的重视, 1940年9月坎垂尔应时任美国内务部 (InterAmerican Affairs) 协调员尼尔森·洛克菲勒的邀请, 调查拉丁美洲的公共舆论。坎垂尔与盖洛普 (George Gallup) 合作, 依靠美国紧急管理办公室 (U.S.Office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提供的资金成立了一个非营利性质的机构———美国社会调查所 (American Social Surveys) , 并派出研究人员前往拉丁美洲执行上述任务。珍珠港事件后, 美国政府了解公共舆论的愿望更为迫切, 1942年初坎垂尔与富有的广告商莱姆伯特 (Gerard Lambert) 共同组织了一个名为“研究委员会” (Research Council, Inc) 的机构, 试图建立全国性的舆论调查机制。这个机构也设在普林斯顿大学, 与坎垂尔领导的公共舆论研究办公室在同一幢楼。坎垂尔领导的这个研究委员会似乎总能够从位于纽约的总部获得不受限制的经费, 坎垂尔也意识到这些经费或许来自白宫。他们的研究涉及广泛的舆论问题, 研究报告被送往罗斯福总统的六位匿名助理手中, 无论是在战时还是在战后, 这个研究委员会都对白宫的政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6]

1977年12月, 《纽约时报》揭开了“研究委员会”的神秘面纱, 在过去的十几年间, 这个委员会的所有研究经费均来自中央情报局 (CIA) , 在中央情报局的约束下, 坎垂尔和他的研究团队深度参与了有关美国国内公共舆论以及对外事务的分析研究和政策咨询。坎垂尔认为传播学研究的基本观念应该是:“尽量创造有效的方式与人们对话, 使人们了解真相, 不要把时间、精力和金钱投入到无谓的争辩中, 这样的争辩无助于事, 也无法传播真相。”

事实上, 二战期间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心理战争, 例如, 美国国务院北美军事情报处 (Branch of Military Intelligence) 领导了有关美国公众对国际事务心理反应的研究;战略服务办公室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领导了有关德国公共舆论的研究等。坎垂尔领导的研究委员会在战后很多年内仍然继续这类研究工作, 在美国与多米尼哥、波兰、印度等国的关系方面提供政策建议, 甚至为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 (Eisenhower) 提供公共演讲咨询和建议。1952年坎垂尔就荷兰和意大利针对美国及其动向的公共舆论进行了一项重要研究, 这项研究试图确定存在于这些国家之中人民可能的“合理诉求” (plausible appeals) 到底是什么, 也试图测量这些诉求在改变人们思想方面可能造成的冲击。这份心理战争中的“合理诉求”研究报告最终为美国宣传专家提供了一种方法, 通过这种方法可以提前预测心理战争中的任何传播效果。

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是美国传播学学科发展形成的关键时期, 从根本上来说,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二战结束之后持续数十年的冷战是美国传播学发展的根本动力。战争以及冷战促使美国政府高度重视舆论、宣传以及情报, 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 美国政府和军方发起了大规模的心理战争, 美国传播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一心理战争的产物, 这一新兴学科无可避免地受到社会学尤其是社会心理学的影响。

参考文献

[1]Wilbur Schramm:The Beginnings of Communication Study in America:A Personal Memoir, Edited By Steven H.Chaffe and EverettM.Rogers, Thousand Oaks/London/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Inc, 1997.

[2]Edited by Everette E.Dennis and Ellen Wartella:Americ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The Remembered History, Mahwah, New Jerser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Inc, 1996.

[3]周晓红.现代社会心理学:多维视野中的社会行为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7:10.

[4]The Practical Theorist:The life and work of Kurt Lewin, Alfred J Marrow:Basic Books, Inc, publishers, New York, London, 1969:P7.

[5]Christopher Simpson:Science of Coercion: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sychological Warfare 1945, 196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Oxford, 1996:p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