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和谐（精选4篇）
权力和谐 篇1
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作为大学的两大权力, 许多学者对此做过大量的精辟的分析, 但研究焦点或停留在思辨论述上, 少有可行性研究;或推崇学术权力, 贬低行政权力;或脱离我国高等教育实际, 简单构想两种权力之间的博弈与协调。凡此种种, 要么在学术逻辑上疏于对两种权力的究元决疑, 要么在学理上缺乏规整细致、鞭辟入里的分析, 要么抛却“实然”性的中国高等教育现实, 在“应然”性的世界高等教育炫目的远景里招摇所谓学术自由的斑斓。
今天的中国高等教育已经是一个非常巨大的系统, 它所滋长的每一个毫厘问题, 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 引发社会的颤动。因此, 培植由“自由”雨露滋润的漫布发达高等教育每一块圣洁土地的“大学自治”、“学术权力”、“教授治校”之花, 并备加呵护是非常必要的, 以免“橘生淮北”, 努力营造和谐的大学组织结构中的权力氛围, 支持并推动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众所周知, 大学组织作为社会组织系统内部特有的子系统, 在其内部权力运行过程中, 有着自己独特的权力结构体系。至于这一权力结构体系究竟包含哪些权力类型?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在大学组织结构系统中是如何相互作用的?本文试图从逻辑上、学理上探讨权力的内涵, 阐发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概念关系, 以期在和谐的命题之下, 寻求大学组织内部权力运行的协调。
大学权力的文化审视
澄清大学权力的内涵, 明晰各种权力之间的相互关系, 特别是其中的逻辑关系, 对于每一个学者来说, 应该都是一件彰显理性而又特别愉悦的事情。很显然, 科学的推定和缜密的逻辑将会显示其强大的读错功能, 使得因为轻信习惯而滋生的认识错位昭然若揭。追根溯源, 我们首先应该探问一下, 究竟权力是什么?
《汉语大词典》解释“权力”是“①权位、势力;②指职责范围内的领导和支配力量” [1] ;《现代汉语词典》对“权力”的解释是“①政治上的强制力量;②职责范围内的支配力量”[2] ;台北中华书局的《辞海》则给予“权力”这样的解释:“权力谓威权势力, 具有操纵指挥之效用者也”[3] 。从以上三种定义我们不难推定, 在我们的思想意识中扎根的“权力”含更多“强制”和“支配”之意。当我们把注意力投向西方人的“权力”定义时, 我们会俨然感受到不同文化的注解。《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将权力视为一种关系, 是一个人或许多人的行为对另一个人或其他许多人的行为发生改变的一种关系。美国心理学家、高等教育学者詹姆斯·费舍尔认为:“权力随着环境不同而变化多端, 只有把有意无意、必然与偶然的因素结合在一起, 才能对别人施加有效的影响。”[4] 美国社会学家丹尼斯·朗在其近著《权力论》 (Power: Its Forms, Bases, and Uses) 中提出:权力是“某些人对他人产生预期和预见效果的能力”[5] 。由此不难发现, 在西方学者的视野里, 权力更多地倾向于“有效的影响”和“能力”。权力 (power) 一词在英语中通常用作能力 (capacity) 、技巧 (skill) 或禀赋 (talent) 的同义语[5] 。因此, 在东西方两种文化的背景下映衬的“权力”意识, 其差异如泾渭之水, 让人了然于心。我们习惯于在自己的“君臣父子, 长幼有序”的儒家文化里对“权力”高山仰止, 心悦诚服地接纳与施展着“权力”的强制与支配。而反观在自由平等的鼓噪声中滋生的西方化的“权力”, 则充满着自然生长的“威信”和“影响”的成份。
在东西方两种文化环境里的不同的“权力”心理内涵的诠释中, 我们可以发现, 在我们转译西方主流文化的某些概念时, 可能会在不经意中产生了某种文化意识中深层次的误解。由此而来的高等教育中的大学“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会不会在我们的转述中产生文化上的偏见和曲解呢?
其实, 在西方, 无论高等教育中的大学“学术权力”, 还是“行政权力”, 都必须是徜徉在自由的氛围, 聆听自由的声音, 必须以更加“温文尔雅的”、“协商的”、“尊重的”方式出现。否则, 一切权力都可能被弹劾, 甚至被颠覆。所以, 在他们看来, 权力本身并不是资源, 只是参与者为了产生“预期效果”而对资源 (不管是个人资源, 还是集体资源, 诸如财富、官职、声望、技巧、知识) 的动员和调度。然而, 在我们的视线里, “权力”始终是一副面目狰狞的样子, 是神圣的身份与地位的象征。因此, “权力”就是一种特别不可枯竭的资源, 就必须有役使的对象, 有支配的领地, 有强制的力量。正是这样的原因, 我们的大学“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主体似乎对此消彼长的“领地”和“力量”心领神会, 情形更加剑拔弩张, 更加对立矛盾, 而缺少了太多的“协商”与“尊重”, 甚至即使是以“教师自制”与“民主管理”为特征的“学术权力”也会浸染强制蛮横的作风。北京大学张维迎教授就曾经抨击过这种学术权力的异化和滥用的现象:“对科学创造最大的障碍常常来自那些已经功成名就的学者, 因为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学术地位, 已经有了自己的学术框架, 容不得新的思想出现, 任何新的思想都被看成是对他们学术权威的挑战。这在全国许多科研机构都是这样, 在‘家族制’普遍的高校尤其如此。学术权力的发挥不再基于学术认同与理解的基础之上, 而是像行政关系中上下级之间关系那样, 可以采取强迫命令的方式, 要求一个比自己学术职称低或学术资历浅的学者服从自己的观点或见解。”[7]
逻辑意义上的追问:两种“权力”概念的关系
文化因素的差异而生成的对大学“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理解上的歧义, 直接导致了在高等教育的现实中对两种权力的操作失当。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将“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实际上不对等的关系对等化, 东方式权力的森严令人心怵, 成就了两种权力的对立模式;其二是将“学术权力”纳入“行政权力”之中, 主张两种权力的并不互为矛盾, 甚至完全包含, 取其一便能得其二;其三是因学术腐败现象而引发对“学术权力”的规戒与控制, 主张削弱“学术权力”, 预防学术权力寻租。反思三种操作误区, 我们会发现, 进一步明确“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概念之间的关系, 将有助于准确地把握高等教育组织结构里的权利分配与协调。
概念是人类思维的基本形式, 它可分为真实概念和虚假概念。那些歪曲客观事实的虚假概念只能影响我们对事物的认识和判断。国内研究者大多数认为, 学术权力就是学术人员所拥有和控制的权力;同时把高校行政人员享有的权力称之为行政权力。行政权力来源于行政职务和身份资格, 约束和服从是其基本特征, 其特性是科层的、刚性的、领导型的、官方的;学术权力来源于学术成就和学术修养, 沟通和对话是其基本特征, 其特性是平等的、松散的、自觉的、民间的[8] 。在概念的理解和划分上几乎成了一种约定俗成, 把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看成是一对二分的概念来使用, 并以此来思考高等教育的实际问题。这一概念内涵上的对立导致了高等教育实践中, 诸多研究者, 特别是高等教育管理者因慑于两种权力之争的敏感, 而疏于思考, 甚至直接回避这一问题, 使得我国高等教育在重视“学术权力”, 尊重“学术自由”, 体现“教授治校”上长期徘徊, 裹足不前。
那么, “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究竟是不是二分概念呢?如果不是, 那又是一对什么样的概念呢?
在逻辑学的视野里, 纷繁复杂的概念之间的关系无异于四种, 它们是全同关系、包含关系、交叉关系和全异关系。综上所述, 学者们对“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理解的分歧主要体现在两种概念是属于交叉关系, 还是全异关系呢?对这一问题的不同理解直接影响了我们对待高等教育权力结构的理解, 甚至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
从目前的高等教育实践来看, 大多数学者有意无意地把“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看成是一对互为对立的二分概念。事实上, 全异关系的概念在逻辑学上是指那些在外延上完全不同的概念间的关系。那么, “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外延是不是完全悖逆呢?我们不妨研读一下马克斯·韦伯和约翰·S·布鲁贝克的经典分析, 应该可以觉悟出其中的道理。韦伯曾在《作为职业的学术》的演讲中说道:“大学教师谁也不喜欢那些关于聘任的讨论, 因为他们很少有愉快的经历。不过, 我可以说, 在我了解的无数事例中, 毫无例外地存在真诚的愿望, 要让纯粹的客观标准起决定作用。”[9] 很明显, 这里的“让纯粹的客观标准起决定作用”就是要让制度化的行政权力来管理类似于教师聘任这样的学术事务。布鲁贝克则更加诙谐地牵引出了“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之间在现代高等教育中挥之不去的联系, “高等教育越卷入社会的事务中, 就越有必要用政治的观点来看待它。就像战争意义太重大, 不能完全交给将军们决定一样, 高等教育也相当重要, 不能完全交给教授们决定”[10] 。
显而易见, “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不是一对全异关系的概念, 当然, 也就决然不是对作为全异关系中的一种形态的二分概念了。因为二分概念是在外延上完全不同, 且外延之和等于上位属概念的种概念之间的关系。由韦伯、布鲁贝克的经典论述我们既然可以明晰两种权力概念间存在着交叉关系, 而且它们的外延也不能构成上位属概念“大学权力”之和。一般认为, 高等教育系统内部存在着四种权力关系:行政权力、学术权力、政治权力和其他利益群体权力等[11] 。
诚然, “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从逻辑概念上来考察, 它们既不是包含关系, 也不是全异关系, 所表现出的形态应该是交叉关系。
现实的契合:厘清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交集
由于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特殊性, 使得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趋于行政化、层级化, 高等学校的学术生态环境受到影响, 学术权力遭受挤压。在高等学校里, 行政机制代替学术机制, 行政管理代替学术管理, 行政群体代替学术群体, 进而蔓延出行政权力代替学术权力的令人沮丧的现象, 甚至导致学术群体的集体失语, 造成学术管理的世俗化, 严重影响了学术的独立性, 阻碍了高等教育的健康。
从前文的“学术权力”、“行政权力”的定义我们可以了解两种权力的内涵, 但是如何能解析出作为一对交叉概念的重叠部分呢?厘清这一部分的交集, 寻找“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契合点, 相信将有助于我们从思想观念上摆正学术权力在高等教育发展中的地位。
大学的职能在今天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在理念、内涵、职能、形式都在不断拓展和变革的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 大学呈现出“多元化巨型”的特征。就如布鲁贝克“战争意义太重大, 不能完全交给将军们决定”一样, 这一转变赋予了大学权力结构新的内涵, 同时也赋予了学术权力新的内涵, 进而使得“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在高等教育实践中出现了交叉重叠, 给两种权力的制度化配置提供了空间。这一点, 我们通过解剖学术权力的内在结构便可以了解它与行政权力的交集所在。
伯顿·克拉克把学术权力划分为三个组成部分:扎根于学科的权力、院校权力和系统权力[12] 。我国学者颜丙峰认为, 学术权力包括学术民主管理权力和学术行政管理权力两种, 学术民主管理权力是指教师民主管理机构和教师所享有的依据学术的特点和学术事业发展的规律, 管理学术事务与活动的民主协商自主权;学术行政管理权力是指学校行政管理机构和行政人员所行使的, 依据一定的规章制度管理学术事务的制度化的法定授予权 (颜丙峰, 2004) 。笔者同样认为, 学术权力的内涵是多元的, 广义上的“学术权力”是指对学术事务的管理权力, 它应该包括狭义上的学术权力 (academic power) 、学术权利 (academic right) 、学术权威 (academic authority) 三个部分。狭义上的学术权力 (academic power) 也就是颜丙峰提出的“学术行政管理权力”, 正因为如此, 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之间就存在着事实上的交叉。
浏览西方学者的著作, 我们也会经常地发现“学术权力”、“行政权力”这两个概念, 但是, 在对它们的使用上, 却并不是作为对称概念的。西方学者用二分法分析学术权力时, 所指的是大学里的教授 (教师) 权力 (faculty power) 与行政人员权力 (administrative power) 的对立与矛盾。可见, 完全意义上的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是不可避免地存在相互契合部分, 有着相得益彰的关系。
综合以上观点可见, 学术权力在执行过程中内隐着诸多行政管理的要素和成分, 对整个学术权力的实施起着规范、推动的作用。这些要素和成分的存在, 使得“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出现了共生的交集, 也为在和谐大学中两种权力和谐并存, 相得益彰, 提供了可能性。
权力的和谐:大学事务的制度化诉求
大学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组织, 表现在以“科层制”架构起来的组织性, 以及以学科、专业、“学问”营造的“无序状态”。正如伯顿·克拉克所言:“大学内的基本活动是学术活动, 而学术活动是根据学科来进行组合的, 由此形成了分裂的专业, 相对松散的组织结构, 并不太严格的学院或学部、系或讲座层次。”[12] 大学内部组织结构的这一特征, 使得不同于一般社会组织的大学既要行使以“学术自由”为价值取向的学术权力, 又要行使以制度效率为价值取向的行政权力, 二者共生共存于大学组织之中。眺望世界著名大学, 纵观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 无论是美国、英国, 还是德国、日本, 它们都无一例外地直面这一事实, 在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之间寻求平衡的支点。尽管它们的做法在模式上疏有雷同, 却都较好地在动态中解决了两种权力之间的纠葛, 推动了大学的发展。
既然大学的权力结构有自己的特殊性, 既然两种权力有着相互交叉的交集, 那么, 研究这种特殊性, 依据大学的本质, 明确两种权力的运行机制, 用制度化操作来保障权力的行使, 这在当下的中国显得尤为必要。
我国大学普遍采用政府的行政化科层制管理模式, 行政权力渗透到大学管理的方方面面。196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大学暂行工作条例 (草案) 》就规定了“大学的专业设置、变更和取消, 必须经过教育部批准;学校必须按照教育部制订或者批准的教学方案、教学计划组织教学工作;课程与学科体系的重大改变, 学校规模的确定与改变……必须经过教育部批准。”但是, 随着高等教育的不断发展, 1998年10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世界高等教育会议, 提出了《21世纪的高等教育:展望和行动世界宣言》, 认为应把高等学校的“自治”作为应对世界高等教育变革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和原则之一。1998年, 我国颁布了《高等教育法》, 明确规定高等学校享有招生, 学科、专业设置、调整, 教学, 科研, 社会服务, 对外文化科技交流合作, 人事, 财产管理等7项办学自主权。也就是说, 高校的办学自主权有了法律保障。应按照《高等教育法》的要求, 规范学校的外部环境, 理顺政府与高校的关系, 剥离行政特权生存的土壤。
在和谐的视野里看大学的各种权力行使, 我们不免要把目光停留在权力空间里的弱势群体——学术权力。要还学术权力一片朗朗晴空, 首先就应该用制度化的学术机制保障学术权力的行使。学术机制是学术事务及其管理中组织机构、人员和制度的总称。学术机制是学术权力体现和运行的载体, 学术机制的健全与否对学术权力的运行和实施起决定性的作用。特别是要健全学术委员会制度, 明确学术委员会的职责和权限, 确保专家学者参与学校事务抉择的权力。在美国的大学权力结构中, 权力的界限是明晰的。董事会主要对学校重大事项进行决策, 评议会几乎包揽了学术事务的决策权。美国大学内部既有发达的科层组织, 行政权力也是彰显于外的, 但是以教授评议会为代表的学术权力仍有效地控制了大学的学术事务。这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最值得借鉴的分权模式。
其次是健全管理运行机制, 它是协调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关系的保障。要让学术权力行使公开透明;建立行使学术权力的回避制度;保证权利人的参与权和知情权。同时, 制订形成行之有效的学术道德和规范体系, 加强监督, 形成有效的科学合理的学术评估机制, 充分发挥学术管理作用, 推动学术权力的扎实运行。
大学的发展可以明显地分为理念和制度两个层面, 有些大学因理念的先进而著名, 有些大学则因制度的规整而显赫。出现这样的非线性、不同步的发展, 是大学权力结构的特殊性和大学发展的客观规律使然。毋庸置疑, “大概没有任何打击比压制学术自由更直接指向高等教育的要害了”[10] , 但是, 要在纷繁的现代大学日常事务中找到行使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截然界限, 那是徒劳无益的。然而, 我们也绝对不能因噎废食, 应该在动态的“学术自由”的呼唤和相对静态的大学制度的适应上, 不断调整, 勉力前行。
摘要：“权力”概念在东西方文化背景下的诠释存在着差异, 从西方文化中舶来的“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在我们的意识中有了不同的内涵;“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在逻辑上是一对交叉关系概念, 并不是此消彼长的完全对立;通过制度化的规制, 在科层制管理的中国大学里可以加强学术权力的行使, 构建和谐大学。
关键词：权力,学术权力,行政权力,和谐大学
参考文献
[1]汉语大词典[Z].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1989.1360.
[2]现代汉语词典[Z].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4.948.
[3]辞海[Z].台北:中华书局, 1968.1571.
[4]詹姆斯.费舍尔.权力没有过错[M].北京:京华出版社, 2006.8.
[5][6]丹尼斯.朗.权力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4.23.
[7]张维迎.学术自由、“官本位”及学术规范[J].读书, 2004, (1) :92.
[8]董金全.大学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要回归沟通理性[J].北京教育.高教版, 2007, (5) :51-52.
[9]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M].上海:三联出版社, 1998.
[10][14]约翰.S.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1988.119.59.
[11]刘静.高等教育系统的权力及其结构分析[J].中国电子教育, 2007, (1) :20-23.
[12][13]伯顿.克拉克.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4.123-134.
权力和谐 篇2
一、以高尚的人格感染人
一名优秀的校长会凭借自己独特的人格魅力、治学之道、管理之法、渊博的知识和改革的魄力, 在教师和学生中享有较高的威信。作为一名校长, 处事一定要光明磊落, 不偏袒、不利己, 应大公无私, 忠于职守, 顾全大局, 平等待人, 严于律己。校长要具有坦荡的胸襟和健康的心理品质。
校长要敢于承担责任, 使教师在宽松的氛围中从事教育教学工作;在布置任务时校长敢于为自己多揽责任, “能担千斤重, 不挑九百九”;在开展工作中校长处处自策自励, 恪尽职守;当学校事业陷入僵局, 下属工作出现偏差时, 校长不文过饰非, 不明哲保身, 而是“挺身而出”, 承认自己有“领导”之误, “失察”之过, 并尽快、尽力挽回消极影响, 帮助集体或个人重新步入和谐发展的轨道。
二、以精湛的业务信服人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校长要做好典范, 以良好的形象去影响师生。古人说“腹有诗书气自华”, 领导的气质不是靠服饰装点的, 而是靠知识来武装的。因此, 学校领导要通过学习获取教育理论知识, 通过教学获得实践知识, 形成比较完整的办学思想、教育思想, 指导学校健康发展。从专业知识来看, 作为小学校长, 必须具有较深厚扎实的功底。校长不仅要管好行政事务, 同时必须承担对教育教学的指导和管理。校长如果对教育教学是个门外汉, 或一知半解, 将会难于顺利地实施管理。此外, 校长要有熟练的课堂教学技巧, 自己能上好一堂好课, 能给教师提供示范课例。同时, 校长要坚持不脱离讲台, 纸上谈兵的校长是难以服众的。
校长要重视提高教师的业务水平, 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教师业务素质的好坏, 直接影响着一所学校办学水平的高低。要办成一流的学校, 首先要有一流的教师。加强教师的业务管理, 不断提高教师的业务素质, 使之适应教育“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需要, 适应素质教育的需要, 这是教师管理的中心问题。
三、以良好的情绪影响人
校长要注意用自身的人格力量去影响教师, 去感染教师, 最基本的就是要用自己的情绪感染力让教师信任你, 把你看做知心朋友, 这样才能完成学校的各项工作, 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要做到这样, 校长要有良好的情绪感染力。校长的情绪感染力是指校长用自己的情绪去影响师生时所表现出来的情绪力量。在学校管理过程中, 有情绪感染力的校长不仅能使师生更好地接近他, 而且也会使师生在无意中接受自己积极的情绪影响, 更好地将各项工作做好, 使学校工作和谐发展。因此, 校长必须注意在平时的工作中充分发挥情绪感染力的作用。
发挥校长情感的主导作用, 尤其是对那些不拘小节的教师, 更需要爱护和关心他们。作为学校领导, 要创造条件帮助教师不断超越自我、展示自我、完善自我, 体现生命的价值, 使教师有成就感。同时还要尊重教师、信任教师、理解教师、爱护教师, 尽力为每一位教师提供和创造展示自己、体现自身价值的机会, 满足教师的被尊重感和归属感等需要。
权力和谐 篇3
一、分清两种权力特质, 厘定各自的行使界限
大学作为研究和传播高深学问的场所, 其组织系统是以学科专业为基础的。一方面, 学科和院校要把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联系在一起, 另一方面又将专家与非专家, 教授、学生与行政管理人员结合在一起。因此, 学术性的学科和行政性的组织并存, 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同在, 就成为大学区别于其它组织的标志。“高等学校内部的权力关系, 分为不同的类型和层次, 表现为一个复杂的权力系统。从大的方面看, 高等学校内部的权力, 主要由两部分组成, 即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从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 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相伴近代高等学校产生而产生、相伴高等学校发展而发展。尽管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高等学校的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关系有不同关系模式及其特性, 但是, 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关系问题在高等学校一直存在。”[1] 不过, 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作为大学两种基本权力类型, 两者在权力的产生、权力的要素、权力的作用范围和权力的行使原则等方面具有不同的特质, 不可混同。
首先, 从权力的产生来看, 行政权力主要来自于组织的委派或任命, 而“学术权力存在与否, 依赖于专家的性质及其学术背景而非依赖于组织和任命” (柏昌利, 2005) 。例如:一个大学校长的产生, 虽然也经过民主推荐, 但最主要的还是要上级党委的任命。学术权力却不同, 如一所大学的学术或学科委员会主任, 虽然最终要由学校党委认可, 但一般来说, 起决定作用的是专家学者个人的学术威望和影响力。其次, 从权力的要素看, 行政权力的核心是“权”, 学术权力的核心是力。大学的行政权力具有科层性和执行性, 学术权力则具有权威性和影响力。学术权力的“权力”是自发的, 是人们自发地对学术的追随和服从。再次, 从权力作用的时空范围看, 大学的行政权力作用的时空范围局限性较大, 只能在特定的范围、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对象条件下起作用。比如, 仅仅只能在某个大学的围墙里和在某个时段内行使职权才有效, 超出了围墙外到别的地方或超过了某个规定时段, 其职权就不起作用。学术权力则不然, 它不受时间、空间影响。像牛顿、爱因斯坦、居里夫人等学术权威, 他们的影响既无国界, 又无时间约束。最后, 从权力的行使原则看, 行政权力在处理大学事务时强调按照事先制定的法则或制度行事, “按章办事”是行政权力通行的原则。“按章办事”避免了随意性和个人感情的原则, 有利于保证公平与效率, 使大学内部的运行有条不紊。若“按章办事”作为处理大学一切事务, 特别是处理学术事务的准则, 则可能导致简单化、僵硬化, 从而影响学术的发展。同时, 行政权力强调不同职位行使不同权力, 科层性是行政权力的一个重要特征, 必要的下级服从上级是维护组织秩序和效率的不可缺少的因素。但是, 服从只适用于处理行政事务。学术的争论与发展不崇尚任何权力, 包括学术权力, 而只服从真理的标准。
在大学内部权力中, 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两者不可相互替代。“一方权力形式的局限性恰恰是另一方权力形式的合理性, 反过来同样成立, 两者呈互补的关系, 试想任何一方权力仅有合理性而无局限性, 另一方权力就无出现的必要, 亦无存在的土壤。” (眭依凡, 2001) 行政权力的特性主要是整体性、一元性和时效性, 而学术权力的特性则与之相对。就行政权力的整体性来说, 在大学里, 各学科、专业与大学之间是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每一部分的状态如何, 各部分之间的联系如何, 都会影响到整体的状态和功能, 大学也正是由行政权力的整体性来协调校、院、系和各部门之间的关系, 以防止由于学术权力主体只顾自身所在学科发展所引起的“学科文化分裂”。同样, 就行政权力的一元性而言, 它会适时弥补由于学术权力的松散性所导致的面对复杂问题出现的意见纷纭、无法抉择的尴尬。就时效性来说, 它能防止学术权力过度所引起的推诿扯皮, 效率低下。总之, 行政权力能弥补学术权力的不足, 反之亦然。需要强调的是, 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有着不同的职责, 行政权力不应承担由学术权力承担的责任而扮演学术权力的角色, 同理, 学术权力亦不应承担由行政权力承担的责任而去扮演行政权力的角色。因此, 在分清两种权力不同特质的基础上, 更重要的是厘定两种权力的行使界限。为此, 有必要区分大学中的学术事务和行政事务。
大学中的学术事务和行政事务时常交织在一起, 很难截然分开。一般说来, 大学中的学术事务主要分为三条线:一是以学生的学业培养为主线, 体现在专业设置、培养计划、课程设置、教材编写、教材选择、教学计划、教学大纲、课内外教学、学业评价的过程中;二是以教师的教学科研工作为主线, 加上教师的职称评定工作;三是以大学的学术发展为主线, 具体是指与大学发展关系密切的学术事项, 例如大学内重大教学改革方案、科研政策的制定, 学术领军人才的引进, 重大科技攻关项目的实施、重要科研奖项的评审等。除上述三条主线之外, 其余事务主要属于行政事务范畴。
二、加强学术权力建设, 建立学术主导机制
随着大学学术性日益增强和学科建设要求的日益提高, 加强学术权力建设, 建立学术权力的学术主导机制就显得愈加重要。“现代大学制度的建设必须符合大学的学术文化组织特性, 遵循学术发展规律, 有利于管理的科学、民主和效率。” (陈孟森, 2008) 对此, 应从以下四个层面入手, 强化学术权力建设。
第一, 确立行政权力服务学术权力的理念。
“新中国成立以后, 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主要是照搬‘苏联模式’, 大学近乎于政府的附属机构, 对大学的管理以行政权力为主, 学科专业设置、课程教材标准、学生招生录取、学历学位授予、教师职称评定、办学资金使用等, 都必须通过政府批准、检查或审定, 大学的办学自主权十分有限。” (钟秉林, 2010) 由此造成大学内部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错位, 行政人员与学术人员关系不易协调。要树立行政权力服务学术权力的理念, 要求低层次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协调一致, 并对学术权力起到维护和保障的作用;高层次行政权力为学术权力提供制度和环境保证。
第二, 优化学术委员会组成。
学术委员会是审议学术事务的重要机构, 是学术权力参与学术事务管理的重要组织形式。优化学术委员会的组成, 重点是要改变学术委员会中行政领导人员过多, 造成了官员们以教授角色介入各种学术组织, 继而以行政身份左右学术评审的“学术机构行政化”的现象。具体而言, 一是学术委员会应有明确的章程规范其人员组成, 学术委员会应主要由学术人员组成, 特别是不担任领导职务的教授应占相当比例, 通常不应低于60%;二是学术委员会成员除指定人选外, 应在教授中采取民主的方式选拔, 使那些具有较高学术威望、责任心强、公道正派的专家学者进入学术委员会中;三是学术委员会成员应实行任期制, 按时换届, 不断补充新鲜血液, 保证学术委员会的生机与活力。
第三, 学术权力重心下移。
大学不同于其他社会组织的最大之处在于它是由学科和部门组成的矩阵结构。在这个结构中, 教师既从属于某一学科, 又从属于一个院系。教师从属于某一学科, 表现为教师对学科和专业的忠诚, 追求学科和专业的发展, 追求在本学科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从属于某一院系, 教师要完成院系内一定的教学和科研任务, 和同事一起共同完成学校给院系下达的任务, 以实现学校的整体目标。因此, 大学的工作重心主要体现在院系一级的结构上, 在院系中教师直接面对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这两种权力, 可以说院系是处于矩阵权力结构的交叉点上。院系实体机构“是大学组织内生功能得以释放的主要环节, 理应是一个大学组织运转的权力核心——一切权力为此而存在, 一切权力为此运转, 一切权力指向于此, 一切权力也由此发出。”[2] 。虽然院系也是一级行政单位, 与职能部门这样纯行政单位不同, 职能部门只存在一种权力结构, 而院系有两种权力结构。因此, 从学校内部来说职能部门主要体现为“行政导向”, 而院系一级主要体现为“学术导向”[1] 。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中, 学术权力的重心应下移至最具有“学者共同体”特征与属性的院系, 从院系学术组织变革入手营造适合学术生长与发展的组织形态。“通过组织结构的变化改变大学观念和权力运作的方式, 从而深层次地触及旧有制度中的一些痼疾, 并逐步地从下往上予以推进和解决, 这应该是我国目前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 (周清明, 2009)
最后, 完善学术权力的制约机制。学术权力涉及学者、教授、学术团体及各层次权力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 也涉及学术自由的追求与实现。一般而言, 学者的学术地位和在组织中分担的角色由其自身在学科专业中的学术水平、资历、贡献所决定。不容忽视的是, 学术权力作用的目的是保障学术自由, 学术自由是学术进步与繁荣的前提条件。为了体现学术的民主性, 应保障资历相对较浅的学者按公正、民主原则行使自己的权力。学术问题不能简单地采取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 而应当进行充分的研究协商, 广泛吸收学者的意见, 在尊重科学的基础上做出决策。否则, 就会形成学术霸权, 甚至滋生学术腐败。因此, 学术权力作为一种权力, 在制度设计上与行政权力一样需要法律的约束和规制, 不仅要使其保持在合理行使的限度内, 而且要使它沿着规范性的轨道来运行, 避免其在行使中的绝对性、无序性和随意性。
三、加强两种权力的协调, 保障和谐有效运行
大学是立足长远、目光远大的, 但人们又期待它不断有所成就;大学不能急功近利, 但它又不能完全不顾功利;大学需要理想主义的照耀, 但人们又希望在现实中能看到那个理想的光芒;大学既需要激进, 又需要保守。因此, 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和谐运行可以将大学中利益的矛盾巧妙地消解, 在不同利益之间、机构与机构之间、人员与人员之间发挥良好的协调作用, 将大学导向理想, 导向未来。
之所以要协调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使之和谐运行, 是由于两种权力都有着存在的合理性。进入现代社会, 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 大学与社会的关系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大学逐步走出了封闭自守的象牙塔, 溶入了社会经济、科技、文化、政治以及民众的日常生活, 大学从游离于社会的边缘逐步发展成为促进社会发展与进步的核心。大学不仅要遵循大学自身内在的发展逻辑, 而且要符合高等教育的外部关系规律, 以决定自身发展的结构和规模;大学需要充足的办学经费, 以支撑学校事业的发展;大学需要和社会方方面面联系, 以进行人、财、事、物、信息交流和能量交换;大学必须时时关注社会, 时时与社会发生各种各样的交往;大学不仅要有学术的视野, 还要有政治、经济、文化的视野。同时, 需要“确立学术本位的观念和意识, 充分尊重学者与学术组织在学术事务决策中的作用, 高度重视并切实发挥学术权力在学术管理活动中的主导作用, 积极营造尊重学术的大学文化”。
需要强调的是, 尽管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具有不同的特质和行使界限, 但在实践中明确区分大学中的行政事务和学术事务并非易事。因而大学实施行政管理和学术管理的过程中, 如何有效地处理好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之间的关系, 就成为大学内部管理的重要课题, 而要求取得这种权力结合的最佳方式是发挥学术权力在协调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中的枢纽作用。这既有利于解决以往大学中长期存在的从上至下的行政权力这条线太粗, 影响教师从事学术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的问题, 又有利于解决学术权力松散, 不便统一协调指挥的难题, 从而做到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有效地融为一体。因此, “处理好……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尤其是教授团体拥有的权力的关系。运用好这两种权力, 使它们均能根据学校的使命和目标各得其所、各显其长、各尽其能、各司其责, 以达到协调。” (眭依凡, 2002) 惟其如此, 才能从操作层面上突出学术权力在提高大学的学术地位、提升大学的文化品位和营造大学的学术氛围等方面不可或缺的地位, 从而保障大学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和谐运行。
参考文献
[1][3]张德祥.高等学校的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1.118.
权力和谐 篇4
1.1 通说的模式分类
(1) 弹劾式与纠问式。
此说为戈德斯坦提出的, 以诉讼参与方的结构为标准, 被定为传统的刑事诉讼模式。以“无罪推定”为中心原则的弹劾式诉讼强调国家在诉讼中的消极角色。控方和辩方都是私人方, 国家公权力处于不告不理的状态。
纠问式的特点在于控、审的联盟性。在国家公权力较发达的时期, 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对国家的统治, 会利用国家这个强大的公权力追究个人的刑事犯罪, 控审是同一利益体。
(2) 当事人抗争模式和职权纠问模式。
达马斯卡在研究总结戈德斯坦的观点后, 把戈式分法定名为传统的刑事诉讼模式, 而把现代的刑事诉讼模式分为当事人抗争模式和职权纠问模式。也称作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 二者都属于三角结构诉讼模式。但当事人主义注重控辩双方的对抗, 以加强辩方的防御力来限制控方 (国家公权力) , 而职权主义则注重国家公权力自身内控和各国家部门之间制衡控制。
1.2 其他分类
学术上还有一些分类, 如美国学者帕卡 (也译作帕克) 在上个世纪60年代提出来的犯罪控制模式和正当程序模式, 费斯 (也译作格里菲斯) 在分析帕卡的模式理论之后提出来的家庭模式, 陈瑞华老师把刑事诉讼模式分为传统的对抗模式和新型的合作模式, 还有流线型与三角结构, 强职权主义与混合模式等等。
2 域外国家刑事诉讼中国家公权力的配置
在现代刑事诉讼结构中一般都以三角结构为基础。无论是当事人主义还是职权主义, 都以国家追诉主义为前提。国家公权力的介入强有力的保障的了犯罪追究的效率, 但国家公权力的滥用带来的不利后果也不可小视。所以各国对国家公权力在刑事诉讼中的配置都严格对待。
2.1 大陆法系职权主义模式中国家公权力的配置
大陆法系中以法德为代表, 其诉讼模式经历了一个从古罗马的弹劾式到中世纪的纠问式, 再到现代的职权主义模式。前文中也有提到, 古罗马的弹劾式刑事诉讼模式中, 自诉是主要的起诉方式。国家公权力配置的特征为: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合为一体, 但司法权限极小, 受案原则为“不告不理原则”。 虽然国家司法机关在公诉案件中有主动追诉的权力, 但在当时的公诉案件极其少, 只包括叛国罪、伤害行政官员罪等等少数几个罪名。中世纪的教会法把纠问式诉讼模式推广到欧洲大陆各国, 在纠问式的刑事诉讼中, 国家公权力空前加强。侦查、控告、审判都由公家主动经行。此三方即使在某些地区不是合为一体的行政机关, 至少是三方具有较强的联盟性。合作办案, 突显国家公权力追求犯罪追究的实体功效。实践上也确实取得了较之之前弹劾式时代更好的诉讼效率。虽然被告也有少量上诉的权利, 但是刑讯的泛滥必然导致此类刑事诉讼模式的消亡。近代思想启蒙运动之后, 欧洲大陆的人们发现纠问式虽然取得了前述的良好效果, 但国家公权力肆意扩张带来的人权践踏等负面问题不符合现代文明的发展。所以职权主义刑事诉讼模式应时代呼吁而出。在职权主义中, 国家公权力的权限已然很大, 但对权力的限制和权力间的制衡以被重视并在制度构建上逐步完善。表现为:控审分离, 警察部门和检察部门侦查权间形成制衡, 法院对检察方的预审监督, 参审制对审判的分权制衡;当事人的律师帮助权、上诉权,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羁押期限制度等等具体制度扩张当事是的合法权利保障以增强与公权力的对抗能力来限制国家公权力的行使。
分析大陆法系刑事诉讼模式演变中的国家公权力配置的情况, 可以发现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导致如此发展:第一, 有没有强大的集权政治;第二, 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导致的人类的认知能力;第三, 国家公共利益与私人权利的对立程度或者是区分程度;第四, 人权保障观念的重视程度。
2.2 英美法系刑事诉讼模式中国家公权力的配置
英美法系的刑事诉讼模式的第一代表为英国, 其诉讼模式经历了一个从弹劾式发展到类混合主义再到当事人主义的一个历程。之间的混合主义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日本式的混合主义, 而是在弹劾式中夹杂了一些纠问式的因素而非弹非纠的一种模式。欧洲文化以古罗马文化为基础发展的, 英国亦然如此, 其早期的弹劾式与欧洲大陆国家的模式发展大同小异。中世纪的英国没能成功转向纠问式模式的原因在于:第一, 英国没能形成一个稳定的中央集团而不能保障国家公权力的肆意扩张;第二, 各方贵族为了利益的均衡而集体反对过大强大的王权扩张;第三, 现代人权思想在英国形成时间早。英美法系的另一个代表美国, 更是将英国的对抗制度深化发展, 发展成一个较为完善的现代刑事诉讼制度。其中的国家公权力的配置表现为:第一, 司法权的独立, 司法权威极高;第二, 发达的证据制度限制侦查权滥用;第三, 控审分离并且预审法官对检察权形成限制;第四, 法官绝对中立, 并履行消极的审判职能而不能积极主动的调查案件的证据等实体情况;第五, 完善的律师制度极大的提高了当事人 (主要是被告人) 的积极防御能力而对公家公权力的行使形成了外部制衡;第六, 大小陪审团制度限制了控审权力扩张。主要原因有二:第一, 新教理论中崇尚个人自由, 人权思想发达;第二, 建国之始是由十三个相互独立的州联合而形成的联邦政体。
2.3 世界刑事诉讼模式发展的趋势
无论是大陆的职权主义还是英美的当事人主义, 都是现代刑事诉讼模式的代表, 并且都运行的比较好, 但都不是最完美或者最完善的刑事诉讼模式。典型的职权主义中的国家公权力的配置是很强大的, 对犯罪控制和完全实现国家刑事追诉权是积极有效的, 但一旦国家公权力滥用, 必然会导致个人合法权利的被侵犯。而典型当事人主义中的犯罪追究成功率的低下会导致司法资源的浪费和国家刑罚权得不到合理的实现等。刑事诉讼模式的发展趋势当以日本模式为模范——混合模式发展。虽然各自的基本点不一样, 但互相借鉴是在理论和实践中都是可行也正在实行的。如法德借鉴英美的交叉询问制度和一些先进的证据制度以限制国家公权力来保障人权, 而美国也是加强了国家公权力对公民个人的监控以防止犯罪的发生或者加强了犯罪的追究效率。
3 我国刑事诉讼模式的演变简析
据考证, 在我国, 国家公权力主动参与刑事诉讼始于西周。此时的案件起诉方式分自诉和公诉。虽然古罗马时代也有公自之分, 但西周的公诉案件比例比之更大, 因为在西周私人重伤害案件和盗窃案件私利案件也由国家追诉。而秦之后我国向典型的纠问式刑事诉讼模式发展。原因是:第一, 儒家的大一统思想促使并实现了国家大一统, 有强大稳定的国家政权, 家长制下的权利等级分明和君权的绝对权威;第二, 法家的强制法度思想促使政府为了维护统治而积极主动打击犯罪 (包括大部分刑事犯罪) ;第三, 随着人类的认识能力的提高, 神示证据制度向人证制度发展。到唐时形成了系统的纠问式刑事诉讼模式, 以《唐律疏议》为代表。其中的国家公权力配置表现为:司法官集侦、控、审于一体, 司法行政化, 司法权限几乎没有外部的制衡 (当事人权利的对抗) , 只存在有限的上级机关的监察限制, 刑讯合法化。
影响我国近代刑事诉讼模式的演变的因素中, 外来因素为主, 或者说发展的趋势是域外经验的借鉴为主, 无论是清末的职权主义为主的混合模式还是49年以后的强职权主义模式都是如此。政局的发展对刑事诉讼的影响极大。
4 和谐视野下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国家公权力配置
4.1 现状
我国现在的刑事诉讼模式可以定位为强职权主义为主的混合主义模式, 或者说是一种介于传统和现代之间迈向现代的“半现代化”刑事诉讼模式, 有诸多不合理之处。
当下的刑事诉讼程序中, 国家公权力的配置表现为:第一, 国家追诉为主, 自诉案件的范围很小;第二, 侦查机关主要由公安机关负责, 并且国安机关、检察机关、军保部门和海关部门承担了特殊案件的侦查工作;第三, 控审分离, 审判机关有法院单独担任;第四, 实践中行政机关 (党委、政府、人大、政法委等) 绝对权威督办案件而干涉侦、控、审机关办案;第四、三机关在立法上就有“分工协作”的规定;第五、对抗国家公权力的当事人权利保障制度很不发达, 律师制度显得落后。在实践中, 公检法三机关联合办案的案例不在少数, 这显然不合理。三机关各自承担了侦、控、审的职责, 目的在于刑事诉讼中的国家公权力之间的制衡, 相互制衡者都联合了, 此中目的何以实现?司法的独立可能是中国刑事诉讼问题的一大根源因素, 包括前文说的国家公权力之间的内部制衡 (主要是公检法之间的独立和上下级之间的独立) , 还包括外部干预, 如人大、党委的干预, 政法委的指导和监督。虽然在立法角度上增加的律师的各项权利和提早了介入时间, 但实践中会见难、主动调取证据困难等等限制了律师的作用发挥。并且刑法中的帮助伪证类罪名的规定是现实的把律师推向了积极刑事辩护的对立面。律师帮助制度更是欠完善。当当事人的防御力低下的时候, 刑诉中国家公权力的合理配置显得更为重要。
4.2 国家公权力合理配置的构想
(1) 刑事诉讼目的的重构——和谐社会的价值追求。
帕克的两大模式理论要么强调的是国家刑罚权的实现以追求“控制犯罪”方面的利益, 是一种实体正义的维护;要么就是侧重于对当事人 (被告人) 人权的保障, “正当程序”正面利益的实现。这两种诉讼价值也是最为直观的诉讼目的价值, 是存在于对抗式的诉讼模式之中。格里斯菲提出了第三种刑事诉讼价值——犯罪人家庭改造。而在我国的刑事和解兴起的情况下, 也有一种区别于“犯罪控制”和“人权保障”但又不彼此矛盾的第三种刑事诉讼价值——和谐的社会价值。注重强调被告人和被害人之间的关系修复, 以减少复发冲突和报复发泄型事件的发生,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2) 国家公权力的合理配置。
第一, 刑事自诉制度的完善。
刑事自诉制度可以充分发挥当事人刑事追诉的自主决定权。减少国家公权力强行介入刑事案件以从源头减少国家公权力滥用权力的机会。合理规定刑事自诉案件的范围, 涉及到个人名誉、家庭和睦关系的罪行都可以规范到自诉的范围。
第二, 侦查权的明确。
我国的现实是侦查权主要有公安机关行使, 某些特殊机关行使一些特殊案件的侦查权。可说基本上是合理的, 也是世界多数国家的一种配置模式。但其中检察机关内设侦查机关, 负责侦查国家机关公务人员的职务犯罪, 是明显不合理的。检察机关本身就有监督侦查机关的职能, 内部自身又行使侦查机关的职权, 自己监督自己, 肯定是不合理的。建议设立一个类似于香港的廉政公署的专门机关来对公检法和其他国家机关的公权力行使专门监督, 国家机关公务人员的职务犯罪也由其侦查。检察机关行使检察具体案件的职权和国家公诉的职权。
第三, 司法机关的实质独立办案。
侦、控、审三机关的具体办案绝对独立于行政机关。这就要求国家机构设置上在行政级别和财政上给予三机关大于或者至少平级政府的待遇, 特别是控和审两机关。这可以通过设立大司法区来实现这一公家公权力的配置。取消三机关之间合作办案的刑事诉讼原则性规定 (至少在执行之前的程序) 。
第四, 执行的多机关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