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权力（通用12篇）
技术权力 篇1
长期以来, 学界对技术与权力问题的讨论, 主要是在哲学与政治学框架下分别展开的。然而, 技术与权力之间究竟有没有关系?如果有关系, 它们又是如何关联、转化和演变的?该问题处于技术哲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的边缘地带, 在以往的学科领域拓展过程中, 对它的涉猎较少, 探究的深度、广度和系统性也不够。本文拟将这一问题置于广义技术视野下, 从技术建构角度入手, 在揭示技术演进以及层次结构的基础上, 剖析技术的权力属性、权力的技术化运作、技术权力的控制等问题, 以期推进对技术权力问题认识的深化。
一技术及其建构
技术是什么?这既是重建技术哲学体系的基础, 也是剖析技术权力属性的逻辑起点。狭义技术观念把技术限定在人与自然的关系维度;广义技术观念认为技术就是人们为了有效地实现目的, 而不断创造和应用的目的性活动序列、方式或机制。“在通常的流行语言中, 技术一词有狭义、广义之分———它们取决于工程技术人员和社会科学工作者运用这个词的不同方式。一开始就注意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因为这两种用法之间的不同引出了一系列的概念之争, 很容易由此造成分析上的混乱。”[1]值得指出的是, 广义技术概念涵盖了各类狭义技术形态, 是对技术现象统一而深刻的理解, 也是当今西方技术哲学界的主流观念。
以理性与经验为支点的技术活动, 是人类生活的基本方式, 已演变为文明的元素以及人性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从逻辑的观点看, 欲望的无限性与能力的有限性之间的对立, 始终是人类生存面临的基本矛盾。技术就是为了解决这一矛盾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在社会实践活动中, 设法有效地实现层出不穷的各类挑战性目标, 是技术发明创造的基本任务。任何技术形态都是由人设计、建构和操控的, 并以系统的方式存在和进化。从发生学角度看, 技术形态的创建总是以知识和经验为基础, 萌发于以构思、论证、设计为轴心的创造性思维活动, 展现为智能的凝聚与结晶。从技术运行角度看, 任何技术系统都是由人操控的, 即使当今自动化程度非常高的无人机、火星登陆车, 也离不开地面人员的编程、启动、监控、修正、维护等方面的及时干预。可见, 人工物体系及其操控者是构成现实技术系统不可或缺的两大要素。在这里, “见物不见人”、“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狭义技术观念是不足取的, 也是理解技术权力属性的观念障碍。
在由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技术进化历程中, 技术系统的建构在时间上展现为以不断综合与集成为特征的进化阶梯, 在空间上则呈现为层层“嵌套”的递进模式。[2]先前 (或简单) 的技术成果往往以构成单元的形式, 被纳入后来 (或复杂) 的技术系统之中, 从而展现为技术的演进阶段 (或结构层次) 。功能各异的众多技术单元之间的横向相干 (匹配、衔接) , 在纵向上就耦合 (综合、创生) 出高一级的技术系统。正是通过这种步步“综合”与层层“嵌套”的建构模式, 低层次的单元性技术成果被纳入高层次技术系统之中;前人的技术成果不断转化为后人发明创造的基础, 从而推动技术的累积式发展。一般地说, 沿着从原材料到制成品的加工或建构顺序, 处于前面的低层次技术成果往往会被纳入后面的高层次技术系统之中;沿着技术进化阶梯或结构层次, 后来 (或高级) 的技术形态常常比先前 (或低级) 的技术形态功能更强大、性能更优越。
在技术的进化阶梯或层次结构中, 单元与系统总是相对而言的。低层次技术系统以“单元”或“模块”的形式参与高层次技术系统的建构, 其间形成了双向因果链。即低层次单元是高层次系统的建构基础, 决定着高层次技术系统的性能, 这就是上向因果链;同时, 高层次系统又对低层次单元的演进起着规范和制约作用, 刺激着低层次技术的定向研发, 这就是下向因果链。例如, 技术系统控制着技术单元的运转, 后者的角色与效用是由前者规定和指派的;同时, 技术单元功能的定向化、单一化, 也抑制了它其他属性的显现和功能的发挥, 出现了所谓的“屏蔽”效应。这也是海德格尔所谓“订造”[3]307与“遮蔽”[3]305概念的所指。正是由于“屏蔽”效应的存在, 高层次技术系统的基本结构可能比低层次技术系统更简单;人们也不必介入技术单元的重建, 而直接把它们作为预制件来使用。如此, 后人就可以从前人创建众多低层次技术形态的艰辛劳作中解脱出来, 把精力集中于高层次技术系统的创建上。这就是技术系统建构的集成化、模块化、积木化趋势, 也是技术之所以加速发展的根源所在。
技术演进的继承性与构成性特征表明, 新技术形态大多克服了旧技术形态的缺陷, 继承了其优点, 并创造出许多新功能、新特性。同时, 新技术系统又是由众多先进技术单元耦合而成的, 前者以后者为建构基础, 并依赖相关领域技术研发成果的长期积累。技术的发展就是由低级技术形态向高级技术形态的不断进化, 时间上的演进与空间上的建构是内在统一的。在这里, 我们可以超越时代和技术领域, 粗略地给出技术等级的划分。一般地说, 在同一技术族系的演进中, 新技术形态总比旧技术形态功能更强大, 技术等级更高;在不同技术族系的演进中, 技术系统的结构越复杂、层次越多, 或者主要构成单元的性能越先进, 其技术等级往往也就越高。
二技术的权力属性
权力是一个颇具争议的政治学范畴, 可理解为一个人或组织支配他人或他组织的力量, 是主体意志的集中体现。权力的主体与客体都是人, 表现为一种支配与制约关系。其实, 任何技术系统都具有特定的功能, 其运作可以达到预定的效果, 实现技术所有者或操控者的目的, 展现为一种强制性力量。谁拥有或操控技术, 谁就能够支配或驾驭这一力量。可见, 技术权力就是技术所有者或操控者所拥有的支配或控制他人的力量。除与技术系统功能相关外, 技术权力与技术系统的归属或操控密不可分, 并随它们的社会关系而衍生出多种表现形态。
在技术哲学视域中, 对技术权力的早期分析可以追溯到马克思有关机器权力的讨论。[4]此后, 许多学者都从不同侧面论及这一问题, 留下了丰富的思想素材。例如, 海德格尔揭示了现代技术对人类生活的“集置”约束与“天命”支配, 哈贝马斯探讨了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功能与权力特征等。此外, 在马尔库塞对单向度社会特性的分析, 福柯对权力合理性的解构, 芬伯格对技术代码的揭示, 赫勒对现代性理论的阐释, 波兹曼对电视媒体与技术垄断的剖析等论述中, 都涉及技术权力问题, 恕不赘述。
长期以来, 人们之所以忽视技术的权力属性, 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狭义技术观念作祟。在狭义技术视野中, 自然技术是技术的唯一形式, 它只展现为一种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力量, 而并不关涉人与人之间的支配与控制关系。例如, 由于掌握了弓箭、长矛、围猎等单元构成的狩猎技术, 猎人就拥有对野兽的支配力;因为操控着筑坝、发电、灌溉、防洪等单元构成的水利技术, 水利管理者就拥有对河流的控制力。事实上, 人们对自然的这种支配力, 只是构成技术权力的基础或要素, 并不等同于所谓的技术权力。只有当对自然事物的这种支配或控制进入社会场景, 触及到他人或他组织的利益时, 才可能转化为技术权力。例如, 当控制河流的水利技术影响到流域群众的饮水、灌溉、养殖、防洪等实际利益时, 水利技术的权力属性才得以展现。
在广义技术视野下, 社会技术是以自然技术为基础的一类高级技术形态。在社会实践中, 人们总是被卷入多种技术体系的建构与运行之中, 扮演着不同的技术或职业角色。作为主体目的性活动的序列、方式或机制, 任何技术形态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场景下, 由特定的个人或组织创建和操控的, 必然关涉人们之间的现实利益, 进而展现出技术的权力属性。如果说一项技术在建构上暂时与他人或他组织无关, 那么在它的运行或长远效果上, 就必然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地与他人或他组织相关联。这是由事物的普遍联系以及技术建构者、操控者或作用对象的社会属性决定的。一定的技术权力总是与人们在社会生活或技术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占有的资源等因素密切相关。一般地说, 人们在社会或技术体系中所处的地位越高、占有的资源越多, 他所拥有的技术权力也就越大。正是基于对技术权力属性的这一认识, 许多技术哲学家才把技术理解为人类意志的表达。[5]
这里可以从四个层面说明技术的权力属性:一是高等级技术对低等级技术的支配或控制。由于技术进化的阶段性与技术体系的层次性, 不同技术形态表现为不同的技术等级。处于不同等级技术系统中的操控者, 拥有大小不同的技术权力。例如, 在传媒技术领域, 互联网比电视、广播、报纸等传统媒体技术的性能更优越、技术等级更高、影响力更大, 因而拥有的技术权力也就更多、更大。
二是在同一技术体系中, 高层次技术拥有对低层次技术更大的支配力或控制权。例如, 在机器大生产技术体系中, 作为生产活动的决策者、组织者与指挥者, 资本家处于比工人更高的技术层次, 因而拥有对生产和工人的支配权力。“工人作为从属于资本的人, 变成这些社会构成的要素, 但是这些社会构成并不属于工人。因而, 这些社会构成, 作为资本本身的形态, 作为不同于每个工人的单个劳动能力的、从属于资本的、从资本中产生并被并入资本的结合, 同工人相对立。”[6]同样, 在网络技术体系中, 管理员往往拥有比普通用户更多的权力。
三是处于同一技术等级或层次的不同操控者, 所拥有的技术权力大致相当。例如, 在武器装备水平相当的条件下, 敌对双方多是在同一技术水平上展开较量的, 两者的技术权力相差无几, 常常处于平衡、相持或对峙状态。在这一技术条件下, 一方要想战胜另一方, 除过时机的选择外, 彼此之间的联合与力量蓄积就显得尤为重要。
四是对立技术形态之间的权力较量。社会需求的多样性导致技术世界的丰富性。主体目的之间的对立与社会矛盾运动, 在技术上就展现为大量对立技术形态的持续创建与更新。其中, 在军事技术领域, 进攻技术与防卫技术之间的权力较量最为典型。那一方的技术先进, 那一方就拥有更多更大的技术权力和竞争优势。
三权力的技术化运作
人是政治的动物, 争权夺利是人类文明演进的一条潜在线索。从历史上看, 人们对权力的欲望与自觉追逐, 远比对技术的意识和渴求更早, 也更为强烈。如何有效地攫取和掌控权力的欲望催生了权力技术形态。福柯、鲍曼、赫勒、拉斯韦尔等后现代理论家, 都在各自理论视野下讨论过权力技术问题。技术的权力属性促使人们自觉地通过技术研发或引进途径获取更多更大的权力;同时, 人们也更加自觉地按照技术原则建构和掌控权力, 给权力插上技术的翅膀, 从而踏上了技术与权力一体化的道路。
权力技术是一种典型的社会技术形态, 可以理解为权力的建构、获取与运作的流程或机制, 俗称权术。在社会生活中, 为了拥有一定的权力, 实现对权力对象的有效支配与控制, 权力主体总是力图建构和塑造一定的流程或机制。这就是权力的技术特征。虽然权力技术形态的萌芽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末期, 但是权力技术的建构与运作却长期停留在不自觉的经验层面, 习惯性、时代性、地域性和人为性特征鲜明。近代以来, 随着资本主义的崛起, 权力各方的依赖性、博弈性、契约性增强, 工具理性色彩日渐浓郁;同时, 学界对权力本身的认识也日趋成熟, 逐步形成了法学、政治学等学科。人们也更加注重吸收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历史学等理论成果, 自觉地设计、建构和操控权力技术。孟德斯鸠、卢梭、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的政治理论及其构想, 就直接影响了后来资产阶级国家政权体系的建构与运行。
国家权力从组织到运作的各个环节, 都形成了一个复杂而严密的技术系统。所谓的“国家机器”、“顶层设计”等隐喻, 就体现了它的技术特征。从权力的组织与运行角度看, 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都实行“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 多元权力之间相互制衡, 权力有序运作与平稳交接, 与机器技术体系的运转无异。马克思很早就从权力的实际运作中发现了国家权力的技术特征。“这个国家政权是资产阶级创造的, 最初作为破坏封建制度的手段, 后来作为压制生产者、工人阶级的解放要求的手段。历次的反动和革命所起的作用都只是把这一组织起来的权力———组织起来奴役劳动的暴力———从这一手中转到另一手中, 从统治阶级的这一集团转到另一集团。”[7]
权力的技术化运作就是按照技术的效果原则与效率原则, 设计、建构、改进和操控权力体系。现代以前权力技术系统的设计、建构、调节和运转的各个阶段浑然一体, 尚未出现明显的分化。进入现代以来, 在社会分工与科学技术发展的推动下, 权力技术体系的专业分化加快, 出现了一系列新特点:一是权力技术形态的设计、建构、操控等环节或部门分工明确, 各司其职, 并建立了一系列严密的制度和规范。例如, 专门从事权力技术体系设计的立法部门, 已发展出一套成熟、严格的立法程序。任何一部法律的制订都要按照立法流程有序推进。经过充分酝酿、调研、听证、设计、论证和试行程序, 法律的随意性减弱, 稳定性、严肃性、可操作性增强。
二是及时广泛地吸纳科学技术尤其是社会科学技术成果, 不断推进权力体系设计、建构和重塑的科学化、技术化、现代化, 进而规范和强化权力。例如, 作为国家权力技术体系的组成部分, 军队的武器装备建设总是紧跟时代步伐, 及时吸纳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无线电通讯、飞机、火箭、卫星、计算机等技术成果当初都是优先装备军队的。事实上, 许多现代高新技术项目的研发, 也多是由军方发起或源于军事用途的, 展现出自觉提升军事实力的主动性。
三是以高新技术研发谋求更多的竞争优势和更大的技术权力。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广泛存在着多种多样的矛盾和冲突。研发高新技术、改进落后技术, 有助于获取更多更大的技术权力, 进而推动各种矛盾的解决。例如, 由核武器派生的核讹诈, 由航母带来的制空权、制海权, 以及由空天飞机研发衍生的太空控制权的争夺等, 概莫如此。
四是权力技术体系结构的扁平化。在现代信息技术发展的支持下, 传统的金字塔形集权组织结构开始被“压缩”成扁平状。当今有效的管理模式就是分权管理体制, 即减少管理层次, 裁减冗余人员, 增大管理幅度, 从而创建出一种结构紧凑、干练高效、反应灵敏的扁平化权力组织结构。例如, 在现代军队组织结构中, 通过军事信息交流平台, 指挥官可以实时通览战场全局, 把握战机, 指挥作战, 甚至可以联络每一位士兵, 直接指挥他们的战场行动。
四技术权力的控制
技术进步赋予人类越来越多、越大、越危险的权力。在技术权力控制问题上, 技术自主论者认为人类不可能控制技术及其发展, 失控、无序的技术演进是必然的。[8]而技术建构论者则认为, 通过文化塑造、政策与法律调控、伦理道德规范等途径, 人们可以约束和控制技术权力, 推进现代技术与社会的健康发展。扩大或提高技术的正效应, 减轻或消除技术的负效应, 既是技术进步的内在要求, 也是规范技术创造与应用的主要依据。然而, 由于价值观念上的分歧, 人们对技术效果的评判意见不一, 在技术建构与运作上难于协调一致, 因而争权夺利、明争暗斗的现象司空见惯。这就要求代表公众与社会长远利益的政府或国际组织, 建构技术权力的社会控制机制, 规范和约束技术研发及其权力运作。
在现实生活中, 技术权力的控制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从组织结构角度看, 它往往与现行的政权运行机制合而为一。“假如当今世界能有一个真正的社会控制系统的话, 那么最有可能行使控制权的便是政治机构。”[9]技术权力的社会控制系统本身也是一个复杂的高级社会技术形态, 也形成了一个层次结构。其中, 低层次技术系统总是按照高层次技术系统操控者的意志或指令运行。社会的行政、立法、司法、海关、税务、金融等政权机构, 教会、行会、协会、基金会、媒体等非政府组织以及思想上层建筑各部门, 都可以作为这一控制系统的单元或子系统而纳入其中, 进而支持和调节低层次技术的创建与运作。这就是技术权力的外部控制机制。
按照对技术世界层次结构的分析, 对技术权力的社会控制体系的掌控, 最终将落到政权核心成员的手中。而他们又总是归属于一定的时代、民族、国家、阶级, 难于超越所属集团的价值观念、现实利益以及历史阶段。因而, 他们对技术的调控势必打上明显的阶级或价值观烙印, 不应估计过高。同时, 核心成员的活动大多凌驾于任何外在的控制机制之上, 仅依靠自身的道德自律来调节。由于贪婪、非理性、认识局限、生理或心理阈限等人性缺陷, 这种控制模式不可能摆脱人性与社会发展的历史局限性, 往往潜伏着巨大的社会风险或危机。历史上频繁上演的战争、种族屠杀、武装冲突等社会灾难, 无一不反映出这一控制机制的先天缺陷。因此, 顶层政治权力的分散化、决策的民主化以及国际力量的制衡等, 无疑将有助于约束技术权力的滥用。
技术权力的内部控制机制则是以理性、价值观、伦理规范、风险意识等文化因素为基础的社会个体, 对各自技术研发与应用行为的直接调节和控制。不难理解, 技术权力的内部控制是外部控制机制的基础和核心。按照个体在社会技术体系中所处的地位, 这一控制既可以是低层次的, 如战士对手中枪械的控制;也可以是高层次的, 如总统对国家权力、武装力量、核按钮等巨型技术体系的掌控。事实上, 这种以人性与文化为基础的内部控制机制, 是随着人性的完善与文化的发展而演变的。在现实生活中, 人们不可能超越时代与社会现实, 也很难摆脱价值观念与现实利益的束缚;同时, 人又是知、情、意的统一体, 难于完全排除非理性或偶然因素的干扰, 因而误用、滥用或恶意使用技术的现象时有发生。可见, 技术权力的内部控制机制也是不完善、不健全的。正如拉普所言:“同从前的时代相反, 现代科学技术赋予人类的力量, 需要人有一定程度的自我控制。而这完全超出了人类的能力, 这就是现实让人进退两难的地方。”[10]正是基于对技术权力的社会控制体系缺陷的这一认识, 我们才说合理研发和使用技术, 摆脱技术困境的折磨, 有赖于人性的提升、社会制度的完善与精神文明的建设。
由此可见, 无论是技术权力的那一种控制机制, 最终都离不开人的操控, 而人又总是具体的、时代的、文化的、生理的、利益的人, 是有先天缺陷和历史局限的人, 因而这种控制的基础是脆弱的、体系是不完备的;人类对技术权力的控制是相对的、有条件的, 技术权力的失控或滥用随时都可能发生。至于未来人类究竟能不能驾驭功能与权力日趋强大的技术体系, 这是一个目前尚难回答的问题。因为在这一问题上, 乐观主义、悲观主义、现实主义的信念、推理逻辑和预言各不相同, 各有各的依据和合理性。事实上, 未来并不是预成不变的, 而是演变的、可塑的, 取决于我们以及后代的认识、选择和共同努力。因此, 在这一问题上, 现在就给出谁对谁错的结论为时尚早, 也并不重要, 而最要紧的还是它的警示或棒喝作用。这一问题有助于唤醒当代人的危机意识, 遏制不断膨胀的欲望, 更加合理地研发新技术, 更加理智地使用和规约不断扩张的技术权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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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Mitcham C.Types of technology.Research in Philosophy&Technology, 1978 (1) :258-260.
[6]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394.
[7]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93.
[8]Ellul J.The Technological System[M].New York:Continuum, 1980:256.
[9]Bell D.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M].New York:Basic Books, Inc.Publishers, 1978:xxx.
[10]拉普.技术哲学导论[M].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6:46.
技术权力 篇2
【发布日期】2008-09-11 【生效日期】2008-09-11 【失效日期】 【所属类别】政策参考 【文件来源】福建省
福建省科学技术厅关于开展规范行政权力运行的工作方案
厅机关各处室、有关直属单位：
为了进一步规范科技管理行政权力运行，推进我厅预防腐败工作扎实开展，现将《福建省科学技术厅关于开展规范行政权力运行的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各处室、单位要从实际出发，按照有关要求积极开展工作，有关工作进展情况及时报送驻厅监察室。
二00八年九月十一日
福建省科学技术厅关于开展规范行政权力运行的工作方案
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按照2008年全省预防腐败工作会议和全省贯彻落实《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电视电话会议的部署要求，大力推进规范行政权力运行工作，努力拓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工作的领域，全面推进科技系统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为建设海峡西岸创新型省份提供有力保障，特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七大精神为指导，紧紧围绕发展第一要务，从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以从严治政、依法行政、高效快捷、注重实效为原则，加大从源头上预防腐败工作力度，努力规范科技管理行政权力运行，为我省科技事业又好又快发展营造良好的政务环境。
二、工作目标
以构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目标，围绕全省科技行政管理权力的配置、运行和行使结果三个关键环节，通过全面清理，摸清权力底数，编制内容详实、职责明晰的职权目录，制作程序严谨、执行有效的权力运行流程图，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在厅机构改革“三定方案”和原有行政体制基础上，进行全面梳理，探索建立行之有效的科技管理行政权力运行的新机制和新模式，力争达到行为规范、程序严密、运行公开、结果公正、监督有力，有效遏制腐败问题的发生。
三、工作重点
开展规范行政权力运行工作，要按照“梳理行政权力、绘制行政流程、明确行政责任、公开行政行为、强化行政监督”等5方面内容稳步推进。
（一）梳理行政权力
梳理工作按以下次序进行：
1、梳理造册。以人事处为主，相关处室共同配合，对本厅所执行的法定职权和专门职权，特别是行政审批、项目安排、资金分配、干部选任等权项，进行梳理。
2、结果初审。将梳理结果分送厅各相关处室、单位进行初审；初审意见由人事处汇总。
3、结果复审。由厅规范行政权力运行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对初审后结果逐一复审把关。
4、审核公开。经厅规范行政权力运行工作领导小组审核批准，将梳理结果按要求呈报省纪委省监察厅，并以适当方式公开。
（二）绘制行政流程
按照减少层次、理顺分工、提高效率、方便办事的原则，依法绘制行政权力运行流程图。流程图要简单明了，方便社会公众和本厅机关工作人员知情办事。流程图应符合行政权力运行规律和操作程序，图中应载明：
1、行使权力的条件，即依照职权主动行使职权或根据当事人申请行使职权的依据；
2、承办岗位，即行使行政职权各个环节的处室、单位；
3、运行程序及相关接口，即工作流程及流程中与相关岗位的衔接点；
4、办理时限，即完成某一步骤运作的时间限制；
5、监督制约，即内部监督机构和外部监督渠道及联系方式；
6、相对人的权利，即行政管理相对人依法享有的要求说明理由、陈述、申辩、申请听证等权利；
7、投诉举报途径和方式，即行政管理相对人表达诉求的渠道和方法等。同时应在重要部位和环节相应注明公开的范围、形式和时间。
此项工作以人事处为主，政体处、计划处及其它相关处室配合。
（三）明确行政责任
围绕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在制作完成本厅行政权力运行流程图的基础上，根据各处室、单位（岗位）设置，进一步明确在每项权力运行中处室、单位（岗位）所承担的责任。要根据各处室、单位机构和岗位的设置情况，将本厅法定职权特别是行政审批、项目安排、资金分配、干部选任等易发生腐败的权项进行合理分权，避免权力过分集中。根据权责统一的原则，确定不同处室、岗位和工作人员的具体责任，使每个处室的人员都明确自己岗位的行政依据、行政内容、行政范围、行政权限与义务、行政标准。编制行政流程，既要防止平行机构和岗位的职权交叉、重复，又要有利于增进协调配合，确保工作流程的衔接顺畅，做到行政流程清晰、任务具体、责任明确。
此项工作以人事处为主，计划处、政体处及其它相关处室、单位配合。
（四）公开行政行为
要抓住决策、执行、反馈等权力运行的主要环节，主动公开权力运行过程。在决策方面，要建立健全集体研究、专家咨询、社会公示和结果公开等制度，依法公开决策的事项、依据和结果，便于社会知情监督；在执行方面，要在履行职责或办理与人民群众利益相关的事项时，特别是在行使审批、收费、处罚等权力时，必须向当事人告知全部与行使行政权力或办理事项有关的情况，严格按照程序规定和时限要求办理各类事项，并认真听取当事人的意见，依法依规满足当事人的信息需求；在反馈方面，要将行使行政权力事项的结果及时告知当事人，并区分具体情况和涉及范围，以适当方式在一定范围内公示或向社会公开。要本着有利于群众知情办事和便于监督的精神，按照实际、实用、实效的要求，因地制宜、因事制宜，运用多种途径和工具，及时公开本厅政务信息和政府工作信息。
此项工作以办公室为主，政体处、计划处及其他相关处室和单位配合。
（五）强化行政监督
要通过建立长效机制，加强监督制约，为不断推进规范行政权力运行工作提供制度保障。建立主动公开和依申请公开制度，明确公开的程序和方式，围绕行政权力公开的内容是否真实、准确、全面，时间是否及时，程序是否符合规定，措施是否落实到位进行监督；建立权力运行记录，对重要权力的行使情况及时进行登记汇总，以保证权力运行的各个环节都有约束，对每个责任人都有监督，最大限度地克服监督不到位的问题；建立工作评价、考核制度，形成自我检验、持续改进、不断完善的工作机制和激励机制；把推进规范行政权力运行工作作为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和民主评议的重要内容，制定和实施违反规范行政权力运行责任追究办法，认真受理群众投诉，查处违纪行为，纠正违规行为。
此项工作以监察室为主，办公室、人事处、机关党委配合。
四、工作步骤
第一阶段：调查研究（2008年5月至9月）
通过开展调查研究，探索建立健全省科技厅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确保全省科技行政管理权力高效规范运行的权力运行机制。5月底开始，组织课题组成员，研究确定《规范科技行政权力运行内部制度研究》课题，8月底完成课题研究初步成果。9月中旬，将《规范科技行政权力运行内部制度研究》课题初步成果印发给厅机关相关处室及有关人员征求意见。6月下旬至9月下旬，对部分科技重大专项和重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调研检查，组织有关人员到厦门、漳州、泉州等地学习考察有关规范权力运行的做法与先进经验，为我厅开展规范科技行政权力运行提供理论依据和可资借鉴的实践经验。
第二阶段：组织实施（2008年10月至11月）
各处室、单位要根据工作重点内容的要求进行落实，主要完成“一表、一图、一据、一盘”，即：
1、行政职权统计、行政职权目录、项目职权依据明细表；
2、每项权力都要附一张权力运行流程图；
3、附一份相关实施依据文件（法律、法规、规章）；
4、每套材料附带一个电子文档。这些相关报告和材料要在11月10日前报送领导小组办公室。领导小组办公室于11月20日前完成复审。经领导小组最后审定的行政职权目录、运行流程图、相关制度汇编成册。需要向社会公开的应于11月30日前及时公开。
第三阶段：深化提高（2008年12月至2009年12月）
领导小组办公室对工作整体运行情况进行检查，对发现的问题进行整改。召开工作总结会或座谈会，专题研究深化科技厅规范行政权力运行工作。完善科技厅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各项制度，汇总形成《福建省科技厅完善权力运行机制制度汇编》，2009年上半年印发并试行，2009年下半年进一步组织修订完善。
开展规范行政权力运行工作，时间紧、任务重，各处室、各直属单位要严格按照部署和要求，制定具体工作措施，安排得力人员，确保高标准完成工作任务。同时，要加强工作交流与沟通，及时将发现的问题和工作意见建议等反馈厅规范权力运行领导小组办公室。
权力清单重在厘清权力边界 篇3
早在3月13日李克强总理与中外记者见面会上，他就指出：去年，中央政府把简政放权作为改革的先手棋，一年的时间，仅中央政府下放取消的审批事项就有416项。结果企业找政府的少了，地方跑北京的少了。去年新注册企业增加了 27.6%，其中私营企业新增30%，这是十多年来最高的。这也表明简政放权是激发市场活力、调动社会创造力的利器，是减少权力寻租、铲除腐败的釜底抽薪之策。
“腐败是人民政府的天敌，我们要用法治的思维，用制度来管权、管钱。”如果说过去一年来既打苍蝇又打老虎的反腐行动，收获了公众一致好评；那么，作为改革先手棋的简政放权，则堪称另一种着眼长远的反腐制度建设，被视为“减少权力寻租、铲除腐败的釜底抽薪之策”。所谓简政放权，就是要把权力关进笼子，给企业松绑，让市场发力。对政府部门和官员而言，这是一种限权行动，“看得见的手”不能想伸就伸，更不能随便乱伸；而对企业和公民而言，这又是一种扩权行动，更多的市场活力和创造力被激发和释放。
只不过，在推进简政放权当中，不可避免存在避重就轻、中间梗阻、最后一公里不通畅等问题。过去一年，虽然下放取消了很多审批事项，但公众感觉并不明显，脸或许好看一点，但事情依然难办，“不收钱了，但也不办事了”。不仅如此，一项旧的审批事项才被取消，另一项新的审批事项或已悄然设立。
就像全国政协委员、银川市副市长李卫东炮轰的“放的基本是一些不愿意管的，干货都捏在手里！同样一个项目，我跑完交通部得跑财政部，跑完财政部得跑发改委，没完没了”。
显然，我们不仅要强调放权的数量，更要强调放权的质量。公开权力清单，界定权力边界，防止权力滥用，就是提高放权质量的有效方式。
相比前一輪以行政审批改革为突破口的政府自身改革，权力清单不再只关注放权多少，而重在厘清政府部门的权力边界。“市场经济也是法治经济，我们要努力做到让市场主体法无禁止即可为，让政府部门法无授权不可为。”总理的讲话，鲜明界定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市场主体的行为只可被法律禁止，政府部门的行为必须有法律授权。
让市场而不是权力来选择技术 篇4
打车难,源于出租车供不应求。虽然具体原因有很多,但归根结底无非两类:一是出租车总量不足;二是出租车配置效率低下。按照李书福的想法,放开对出租车数量的管制,让供求关系在市场调节中达到平衡,打车难问题就能得到解决。毫无疑问, 上述逻辑是正确的。更重要的是,市场本身不会拒绝通过新技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通过帮助驾乘双方进行信息匹配,减少打车者等候成本,降低出租车空载成本,打车软件可以更有效率地解决打车难问题。如果这是事情的全部的话,那么打车软件应该获得雷鸣般的掌声才对,怎么还会被抱怨、指责搞得声名狼藉,被交管部门出台的“限制令”弄得头破血流呢?
事实上,技术创新给人们带来的收益,都需要经历一个或长或短的扩散过程,它不可能像阳光一样,瞬间普照大地。换句话说,技术创新收益在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的扩散存在一定的时滞,有人先受益,有人后受益。更重要的是,技术创新还可能造成现有利益格局的变化,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可能出现易位,并出现所谓的“绝对受损者”和“相对受损者”。当这两类群体的力量足够大时(比如,游说能力很强、直接掌握行政权力等),它们可以通过限制甚至阻止技术创新的市场应用来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虽然创新的力量终将冲决而出,但它无疑增加了创新的成本。
在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存在一定的优势法则,他(们)决定了资源分配的社会结构。在现代社会,脑力、知识、创新成为了资源分配过程中的优势法则。此时,我们该如何看待技术创新过程中,一部分人的收益要先于、多于另一部分人?是摁死而后快,还是先富带动后富?与此同时,我们又该如何看待技术创新过程中的相对弱者?是打残强者,还是帮助弱者?当技术创新层出不穷,并对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利益结构获得空前的型塑能力时,以维护公共利益为首要目标并拥有强大管制能力的政府,需要打破狭隘的部门利益和群体利益的束缚,面对创新和变化要懂得进退,有的放矢。如此,才能看得准问题,打得对板子。
绝不能用政治权力来否定法律权力 篇5
法律权利是来源于国家法律的，它是公民之所以得以为“公民”二字的原因，是公民必须享有的权利，是非经法定程序不可剥夺的权利，是人异于物的原因。一个公民当其出生之起，就享有各种权利，并由于其行使上述权利而能成为国家公民。至于国家的政治形态、政治制度，这些都是与公民权利本身无关的，相反，国家的政权的基本任务就是要保证公民权利的充分实施，如果不能加以保证，而恰恰说明了这个政权是不合格的，也是反社会的。正如此，在非典期间，张文康被解职；正如此，伊拉克战争虽然以美、英联军的胜利告终，但由于其对公民的欺骗，而使美、英政府受到广泛的置疑；此如此，我们的党才提出了“三个代表”以求解决政治制度的合法性问题！
在我们国家过去的50多年的历史中，以政治压法律、否定法律、践踏法律的事太多了，人基本权利的不存在、所谓国家政治权力的无限提高除了说明我们国家政治的失败还有什么？
社会的发展已经要求淡化政治色彩、把国家间的竞争转向经济竞争，这是当前时代的标志，是世界各国也是全人类所希望的。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人类才能长期存在与发展。
无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是人类发展的一种形态，为什么要强化这种形态本身的政治色彩，为什么不能够强化不同的形态对人类经济、文化发展的影响呢？为什么不能够把注意力集中到如果发展到生产力上呢？要知道，我们曾在50年代就与西方同步发明了电子计算机，但却由于政治斗争，导致我们在这场科技革命中全面失败！
人类的历史确实说明，政治斗争无法避免，但我认为，只有人的权力的全面享有，才能使人类得以全面发展。
基于三元权力的高校内部权力协调 篇6
关键词：三元权力论；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权力协调
【分类号】G647
一.我国高校内部权力体系的构成及内涵
组织目标与组织活动管理要求组织具有科层与权力元素，作为学术组织的高校亦然。我国高校内部管理权力系统大致包括三种权力：
（一）政治权力
我国高校的政治权力具体来说包括高校外部政治权力与内部政治权力。高校外部政治权力广义上是指国家、政党等对高校的各种权力；狭义上指的则是政党的政治权力。[1]就高校内部政治权力而言，由于我国与其他西方国家国家体制的差异性，我国高校内部都建有党组织，高校内部政治权力就是这些党组织所拥有的权力。这也就是本文所要探究的我国的政治权力。
（二）行政权力
行政权力一般特指国家行政机关的权力，但社会组织中的行政权力也常常包括其中。高校行政权力实际上就是特指中后一种，是指高校中的行政机构及工作人员为了实现高校发展目标，依照一定的规章对高校自身进行管理的能力。[1]
（三）学术权力
学术权力一直是国内外高等教育研究领域中研究的重点对象。美国学者伯顿·克拉克在《学术权力》和《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两本书中分别对学术权力给予了不同的划分，从他的划分中我们就能感受到学术权力内涵之丰富，它几乎包含了整个高等教育系统中存在的学术权力。在我国，大多学者对学术权力的研究范围都相对小一些。一般认为是高校中学术人员和学术组织所拥有和控制的权力。[1]
二.我国高校内部权力结构的现状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面对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以及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尤其是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改革与完善高校内部管理体制已经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课题，也确实取得了一些显著性的进步。但不可否认的是，当前我国高校内部权力结构之间也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在这里文章大致归纳如下：
（一）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之间的失衡
范德格拉夫曾说过“学术性的学科与行政性的组织系统并存，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同在”是“高校区别于其他社会组织的标志”。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范氏在界定高校与其他社会组织的区别上，将是否同时存在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看做是一个显著标志，同时也强调了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在高校中的重要地位。但纵观我国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的历史，一直存在着行政权力占据主导地位的现象，在高校中，校长管理职能部门，职能部门管院长和教学科研人员，院长管教学科研人员。[2]在这种严密的科层制形式下，国内许多高校都出现行政权力过于集中的现象，造成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失衡。
（二）政治权力与行政权力之间的失衡
在我国高校实施的领导体制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也是我国区别国外其他国家内部权力结构的一个重要特色。之所以设置党委领导，这主要由我国的历史原因决定的。具体来说就是为了把握我国高校办学的社会主义方向，加强各高校办学过程中对党的教育方针的贯彻。虽然两者的设置目的和职能有所不同，但是在具体的实施范围方面，我国《高等教育法》却没有给出明确的界定，而是仅以“重大事项”作为区分两者谁来决策的标志，这也就为出现政治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失衡埋下了隐患。当前在我国的许多高校，由于決策权的集中，政治权力往往会代替行政权力做出超越其职能的事情，导致在高校内部出现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状况。也正是由于这一状况频频发生，因此在高校内部高级管理层之间中常出现党委书记与校长不对盘的局面，直接影响了高校的健康和谐发展。
（三）政治权力与学术权力之间的失衡
学术权力是对高校包括课程设置、教学计划、学位标准等在内的学术事务的管理权力，但是在当前高校的实际发展中，这些权力常常边缘化。在高校实际发展中，做出事务最终决策的往往是行政权力主导或政治权力与行政权力双主导，这也就意味着在高校中，行政学术权力也常常处于弱势地位。而以党委为核心的政治权力几乎包揽了高校内部管理的所有事务，高校的学术委员会形同虚设，教授对学术的决策权被削弱。目前《纲要》要求探索现代大学制度，完善大学治理结构，建构教授治学的学术委员会载体，正是为强化学术权力的实施，解决大学去行政化的有力手段。但当前在学术委员会制度运行过程中，不同程度在在着教授学术权力行使过程中，参与治理的责任感弱、治理能力有待提高、信息掌握不全，视野偏窄或过于注重所在学科本位立场等问题，影响了学术权力行使效果，也是三种权力失衡的重要原因。
三.探究实现我国高校内部权力协调性的策略
（一）颁布法律法规，明确高校政治权力的职责范围
政治权力是我国高校内部权力结构中的一项特色设置，随意地取消或更改其权力的存在都是不科学的。按照当前我国高校政治权力存在中与其他内部权力的矛盾，究其原因主要是国家对高校中政治权力的职责范围界定不清造成的，仅仅用“重大事项”来概括政治权力的职权也是不明确的。针对这种状况，国家需要也有必要针对这种情况做出明确的法律规定，对高校的政治权力实施范围给予确切规范。正如我国最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中对党委职责的规定一样，对高校内部管理层中政治权力的实施范围及实施方式及早给予确定已是迫在眉睫的事情了。
（二）规范行政权力，严格区分教授的学术权力及行政职务
如今在高校，出现了许多教授担任行政职务的现象，如此就更加混淆了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界限。面对这种情况，首先我们要树立这样一种观念：教授担任行政职务，如果他行使权力的范围是处于课程设置，教材选择等方面，那么我们仍将其归入学术权力的范围内；但如果他处理的事务是教师薪资、学校建设等方面，那么我们就将其归入行政权力的范围内。这样，高校的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实施就有了理念上的支撑。再者，高校行政机构及工作者必须明确“避免过泛地使用行政性的非学术手段管理学术”的原则，这在当前也是行政权力泛化的重要表现。具体来说，当前存在一些行政领导人为了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通过“身份便利性”这一条件，申请项目，为自己谋取学术职称，提高作为行政人员的“学术价值”，干预了教授正常学术权力的行使。这也再一次强调了规范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必须遵守上述原则的必要性。
四.参考文献
[1]毕宪顺 决策 执行 监督—高等学校内部权力制约与协调机制研究[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2.11
[2]徐波 大学行政化的组织分析[M]. 山东：山东大学出版社， 2013.11
技术权力 篇7
在政治合法性和规范性研究退出历史舞台中心后, 与纯粹技术勾连更深的对权力机制的研究开始兴起。例如, 最为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津津乐道的, 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将人“异化”的洞见。其中, 马尔库塞上承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 提出当资本主义社会能以技术而非恐怖征服社会, 并把机器变成组织社会最有效的政治工具时, 政治理性将被技术理性取代。例如, 海德格尔晚年沉迷于梵高笔下的农鞋与荷尔德林的诗歌, 在《技术的追问》一文中断称现代科学绝非思想 (denken) , 并将现代科技体系称为“阱架” (Gestell) , 认为它是人类背弃天命的表征, 其中危机四伏, 灭失本真。如果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主要从经济与文化生产视角出发对技术进行批判, 海德格尔及存在主义哲学家主要从艺术与人性角度展开对技术的批判, 而福柯虽然像法兰克福学派一样猛烈抨击现代制度, 也像海氏一样视笛卡尔的理性主义为畏途, 但他既不赞同拉康和马尔库塞关于人的本性被压抑的学说, 不像尼采和海氏那样醉心于以诗思代替哲思, 也不似阿伦特将笔锋直接指向具体的极权;他很少在著作中采取前辈哲人惯用的宏大视角, 研究兴趣在整个西方哲学史上也堪称另类, 但又无不和知识与权力的关系这一关键问题息息相关。
二、福柯的知识 - 权力模型
在关于《规训与惩罚》一书的一次访谈中, 福柯清晰地讲述了他对知识与权力关系的看法。这段话在中文学术文献中很少见, 笔者谨翻译如下:“历史学从未好好研究过权力在一般意义上的各种机制。史学研究那些权力在握者——帝王将相们的各种史话和轶闻, 及与之相应的经济体系与基础建设的演进史。此外, 与之不同的还有制度史, 它被视为经济关系的上层建筑。然而, 那些曾经非常普遍和具体的权力策略及运行机制, 则从未被研究过。甚至被研究得更少的, 则是权力与知识间的关系, 它们彼此的紧密勾连 (articulation, 兼有连接、话语表达等义) 。人文主义研究传统上总是认为一个人一旦拥有权力便会停止求知。权力使人疯狂, 统治都是盲目的;只有那些与权力保持距离者, 与暴政了无关系者, 才能将自己闭锁在笛卡尔式的沉思 (poêle, 指笛卡尔在《第一哲学沉思集》里提到的火炉) 之中, 或他们自己的房间、自己的冥想之中, 而只有他们能发现真理。现在我不断尝试着让我认为存在的权力作用于知识之上以及知识作用于权力之上的持续作用 (constant articulation) 变得显明。我们不应该仅仅满足于去阐述权力需要如何如何的探索或如何如何的知识, 我们还应补充阐明, 权力的运作本身会创造并引发新的知识对象 (objects of knowledge) , 且聚合新的信息实体 (bodies of information) 。 (Foucault 1980:52) ”在这段话中, 福柯说明了他的写作缘由:一是人们很少研究知识与权力的关系, 二是人们误解了知识与权力的关系。
姚国宏先生指出, 古今关于知识的研究, 大致可归结为三种范式:一是从古希腊到德国古典哲学时期的古典范式;二是从孔德的实证主义延至20世纪中叶的科学主义知识研究范式;三是从20世纪中期以降, 具有反本质主义、反文本意义确定性、反科学主义、反一元主义等典型特征的后现代主义知识论 (姚国宏, 5) 。福柯对知识的研究, 大致可以归于最后一种范式, 但又判然有别;在福柯的著作中, 经常诉诸笔端的确实是以下这些很少有哲人在意的空间:疯人院, 监狱, 军营。而其中最著名的权力规训模型莫过于“圆形敞视结构” (panopticism) 。在福柯的这个经典模型中, 权力发生作用的局部空间——规训机构的设计理念, 遵循一种“控制的模式”, 它“监督活动过程而不是其结果”, 它“尽可能严密地划分时间、空间和活动的编码”, “使得人们有可能对人体的运作加以精心控制” (福柯, 155) 。而其目的, “不是增加人体的技能 , 也不是强化对人体的征服 , 而是要建立一种关系 , 要通过这种机制本身来使人体在变得更有用时也变得更顺从 , 或者因更顺从而变得更有用 (ibid., 156) ”。以监狱及其监视技术为象征的机构, 是现代社会之中最典型的一种知识、技术与权力的焊接形式。它的建立, 有赖于制度化 (institutionalization) 进程, 这一进程常常是以国家为主导进行的, 但随着制度确立, 国家退居幕后, 权力的作用点不断分散、交织。
诚然, 无所不在的监视可以帮助人们塑造品德, 自觉抵制各种犯罪行为和不道德行为, 但是当一种监视在潜移默化中成为社会的必然组成部分, 当所有人都对一个不知名的监视者的目光习以为常, 甚至完全不关心他是谁时, 那就相当于给予了监视者远远大于其初衷的非法权利, 监视者本身的合法性反而应受到质疑, 看看他是否借维护治安与道德之名, 行权力看门狗之实。张之沧先生指出, 在封建专制社会, 权力施加惩罚的标准主要是统治者个人的好恶, 而在今天, 则必须诉诸一种能够为大多数人接受的道德观念 (张之沧, 47) , 可是道德观念在很多层次上是模糊的, 符合道德的动机与行为也不一定总能导致合乎道德的结果;国家对道德原则和权力分配系统的制度化, 导致“真理的生产”。
福柯认为, 从17世纪到19世纪, 权力技术以宰制个人的身体为中心, 它在所有可以利用的空间上配布人的身体, 维持他们的等级、体系与规训;这一时期的技术体系, 以监视制度、等级制度、检查制度、文书制度和报告制度 (surveillance, hierarchies, inspections, bookkeeping, and reports) 等劳动力规训制度为代表。其后, 权力技术的层面、规模、场域和工具都发生了改变, 它不再以作为身体的人 (man-as-body) 为对象, 甚至不再有明显的规训性质, 而是以作为生命体的人 (man-as-living- being) 甚至作为生物种群的人 (man-as-species) 为对象。如果说过去的规训技术是要将人分解为个体, 以实现肉体的管制, 那么这种新技术则是将人合为全球性的群体 (global mass) , 抹除个体的特殊性, 它不仅要管辖人的身体, 还要管辖人的生死、繁衍、疾病等各个维度 (Foucault 2003:242-243) 。这种管制, 必须诉诸于文化体制的柔性效力而不是暴力机器的刚性效力, 诉诸于权力的生产功能而不是压迫功能, 也就是“对真理的生产”。福柯所谓真理, 是这样一种知识, 在它和它必须了解的东西之间, 并不存在自然的延续性, 而只能是统治、权力和力量的关系, 一种背离的关系 (Foucault, 9) 。
权力对知识的制控通过其对真理的生产而达到顶峰。“我们被权力强迫着生产真理, 权力为了运转而需要这种真理:我们被迫说出真理, 我们被限定、被强制承认真理或发现真理。权力不停地提问, 向我们提问;它不停地调查和记录;它使对真理的研究制度化、职业化, 并予以报偿。 (Foucault 2003:24-25) ”于是, 整个社会都变成了如同边沁笔下的全景敞视监狱一样封闭的、割裂的空间, 每个人都被镶嵌在既定的位置, 任何行为都受到监视。规训机构从石质的房子变成了无形的房子, 暴力貌似消失了, 但威胁却增加了。而权力, 已从前台隐居幕后。规训的主角从权力者变为了被规训的无权者自身。
伯林在《自由及其背叛》中的一个观点可以用来与福柯的观点互相印证:趋利避害的自然思维基础带来一整套功利主义思想体系, 这套体系反对愚昧和专断, 却直接导致技术官僚暴政的出现。“它利用另一种暴政, 一种技术暴政、一种理性暴政, 取代了无知、恐惧、迷信的教士、专断的国王的暴政以及18世纪启蒙运动所反对的一切妖魔鬼怪的暴政, 技术暴政同样敌视自由, 同样敌视如下观念, 即人类生活中最珍贵的是为了选择而选择, 不仅是选择善的东西, 而且是选择本身 (伯林, 24) 。”
到布迪厄论述“文化再生产” (la reproduction culturelle) 时, 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和福柯的知识 - 权力结构得到了新的补充和完善。布迪厄曾结合自身际遇说道:“即使建立了严格的法制系统, 确保每一个公民的自由、民主和平等权利, 但文化特权仍然被少数人垄断, 并一代又一代地继承下去 (Bourdieu, 1989) 。”他区分过现代社会的四种“资本”:经济的, 文化的, 社会的和象征性的。文化资本表面上是以一个人的知识水平去评价, 看似比过去的贵族体系更公平, 但获取知识头衔必须经由教育、修养、品位等形式, 因此“官二代”的家庭, 必然有更多的时间和金钱的投入, 这使得不同出身的人从最初就产生了文化资本上的不平等, 也就是说, 社会的等级结构被巧妙地内在化和个体化, 获取文化资本上的不公比之经济和社会领域的不公也更为隐蔽。人们并没有像他们想的那样进入一种以知识划分的新阶级, 而是受制于赢者通吃的旧逻辑。可以类比的是最近的异地高考改革:搭政策便车者以户籍而非能力来决定一个人的知识前途, 即使让农民工的孩子在北京高考, 也拒绝他们报考本科院校——而只有本科毕业生才有可能获取北京户口。于是, 知识、权力与身份的重重联系, 得到了隐蔽的但是制度化的延续, 难以破解。
福柯没有能够见到今天这个摄像头遍布四方, 美国“棱镜门”和监听他国领导人丑闻不断发酵的时代, 但是知识和权力的这个新公式, 早已被福柯一语点破:—种全然不同的实体, 一种全然不同的权力物理学, 一种全然不同的干预人体的方式出现了。当“知识 - 权力”结构形成后, 它就控制人们的思想、行为、情感, 人们一开口, 一着笔, 就已落入大象无形的“知识 - 权力”结构中, 自以为精似鬼, 实则喝了权力的洗脚水。难怪伯曼会这样评价福柯:“在福柯的世界里没有任何自由, 因为他的语言形成了一张无缝的网, 一个比韦伯能够想象出来的任何东西都要密封得多的笼子……试图反抗现代生活的压迫和不公没有任何意义, 因为即便是我们对于自由的梦想也仅仅是在我们的链条上增添更多的环节;不过, 一旦我们抓住了它的彻底的无效, 至少我们能够放松一下 (伯曼, 43) 。”
总之, 在“圆形敞视主义”这一概念中, 他成功地引导我们去思考技术的参入是如何改变了知识和权力的传统关系, 以及这种关系将会如何在后现代语境中发展。但同时, 也因为福柯没有能够活着见到今天这个自媒体不断发展、知识生产源进一步发散的时代, 他对技术所内蕴的抗争意义, 论述得还不够充分。
三、现代技术与大众文化的反抗性
王蒙先生在最近的《读书》杂志上撰文说:“信息时代、网络时代、触屏时代的到来, 在空前地、令人震惊地加速了信息传播的同时, 也完全可能造成黄钟喑哑、瓦釜轰鸣的颠倒局面……造成哗众取宠的薄幸儿大量出现。” (5) 他认为, 问题在于, “在权力、市场、传播的合作中, 缺少了专业性、学术性、高端性专家的位置与声音, 客观上把专业、学术、高端评估活动的权威与功能拱手让给境外煞有介事的机构、学者与学术书刊。” (ibid. 7)
王蒙的焦虑颇为在理, 使人共鸣, 但同时也和半个世纪之前传播学的批判学派的哀叹一样了无新意, 且显得有些缺乏底气。为什么“天才”们就不能占领那些信息场和“触屏”?难道王蒙曾供职的作协机构和文化部不是“权力”?为什么我们的专家就一定比“境外的学者、机构”更“高端”?如果王蒙所说的这些专家学者真的如此专业, 何以在网络时代轻易地就败下了阵?谁赋予他们判断雅俗的最终话语权?
法兰克福学派中对大众文化批判最为激烈的阿多诺, 早就将现代技术视为文化低俗化的帮凶, 将大众文化称为一种工业类型, 借新兴工业生产与传媒技术大批量生产千篇一律的文化产品, 潜移默化中播散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 让受众成为行尸走肉 (Adorno, 92) , 结果造成本应是进步的启蒙“变成了一场大骗局, 它阻碍了自主的、独立的个性发展, 这些个性本来是很明智地为自己作出判断和决断的 (ibid.) 。”美国学者麦克唐纳认为大众文化是一种低级琐碎的文化, 它诱使人们沉沦快感, 为之成瘾。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说, 政治、宗教、新闻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 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思维能力走向彻底消亡。除他们外, 20世纪和王蒙颇有同感、批判大众文化的学者数不胜数。
但是, 今天情况却并非如此, 在大众传媒中浸淫了几十年的人们, 并没有表现出思考能力的集体倒退, 西方传媒业也变得更加多元化, 帮助很多边缘化群体发出自己的声音。布迪厄认为, 文化是统一的手段 (la culture est unificatrice) , 而国家是用来完成全国文化市场统一化的最高机构, 通过它, “实现一切数码的、法律的、语言的、度量衡的统一化, 实现沟通形式, 特别是官僚形式的同质化 (高宣扬, 527) 。”大众传媒虽然是“真理生产”的重要一环, 但反抗之所以得以实现, 正是因为人们可以借助日益去中心化的现代传播工具, 拒斥国家层面上的这种文化同一化, 萌发自主性文化。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明确表示, 要打破中心, 确立差异意识, 来反抗权力的规范化倾向。
而王蒙所企盼的“专业人士”对“触屏一族”的教导, 恰恰像是福柯曾批判的“理性对非理性的专制”, 像是深深嵌入知识中的权力话语和中心机制, 要求着无权力者的恭顺与臣服。刘禾指出:“如果我们从福柯那里学到了什么, 那么显然我们必须要正视体制性实践的各种形式以及知识/权力关系, 这些形式和关系在将某些认知方式权威化的同时, 也压抑了其他的认知方式 (刘禾, 4) 。”没有低俗, 又何来高雅, 即使是被王蒙视为圣典的《红楼梦》, 在它出生的那个时代, 恰恰也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家荒唐之言。而从《红楼梦》直到张爱玲小说, 之所以能登上经典地位, 除了作品本身的优秀之外, 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得到了统治阶级或文坛大腕赏识和襄助所至。
当然, 我们也不至于走向另一个极端, 将网络段子和手机短信视为新时代的经典, 视为未来的救赎可能。那么, 知识分子与技术专家在未来大众文化中的园地到底应在何方?葛兰西曾提出“有组织的知识分子” (organic intellectual) 的概念, 此类知识分子为特定阶级的利益代言, 如果能与市民的力量结合起来, 则有望掌握文化领导权。而福柯则描述了“特殊知识分子” (specific intellectual) , 他们因应现代知识的分散化实质, 作为专家、学者, 根据专业知识洞悉局部领域权力运作的结构, 参与权力 - 知识运作的核心 , 直达匿名统治的真相, 介入局部斗争, 破除主体化困境。可见, 福柯并没有完全将知识泛化, 他仍承认纯粹知识的存在和力量, 但与葛兰西不同的是, 福柯最关心的, 是“批判距离” (critical distance) 和代表性的问题, 他既不认为现代社会中主要仰赖体制而生存的知识分子可以一朝脱离体制, 置身权力之外, 成为绝对理性的传声筒, 也不认为知识分子要占据话语权、积极介入政治, 扮演类似1968年革命中的领袖那样的角色。因为, 福柯式的反抗没有领袖, 主导者是社会群众; 反抗的目的也并不是要颠覆整个权力体制。知识分子本身, 只是由权力话语所建构的“真理政权” (régime de la vérité) 的一部分, 无权以社会良心的代言人和普遍价值的持有者自居。相应于分散化、微观化的权力, 知识分子至多只是实践工具的提供者, 面向广泛而具体的权力来源, 在某一特定而具体的领域找到“自己的园地” (周作人先生语) , 将真理的力量与其现有的霸权主义形式分离。福柯对知识分子的这种定位, 是与他在“五月风暴”中对权力运作的复杂性的切身感受相关的, 也是与现代以来宏大叙事与元话语的消解、对理性的祛魅和对任何总体性权威的怀疑主义相联的。这种抵抗不是像马克思主义者一样非常乐观地将目标定位于整个人类的解放, 而是将永恒的局部斗争视为生生不息的使命。
在《必须保卫社会》等一系列在法兰西学院所作的讲稿中, 福柯认为, “有权力关系的地方, 就总是有反抗的可能性;权力永远不可能将我们网罗 (ensnare) , 我们永远可以根据精确的战略来改变其掌控之中的决定性方面 (Foucault 280) 。”福柯明确指出, 权力或许是无远弗届 (boundless) 的, 但是权力远不是全知全能 (omniscient and omnipotent) 的, 正相反, 权力是盲目 (blind) 的。甚至, 我们之所以能在社会中看到如此之多的权力关系、控制体系及监视方式的发展, 恰恰因为权力自身是无力的 (impotent) 。太多的监视, 一定会使权力目不暇接;太多的监视等于没有监视。福柯进一步指出, 虽然法律、权利和国家主权可以为权力编码, 为权力背书, 但是权力本身不是来自国家的法律 - 政治范畴 (juridico-political category) , 因此, 在我们分析知识与权力关系时, 不应着眼于国家权力本身的法规体系, 而应注意斗争的策略问题。既然权力没有中心性, 那么抵抗同样没有中心性, 因此也没有一击必胜的绝杀, 只有局部的不规则分布的抵抗, 这些抵抗将会在个体的身体上、精神上, 标出不可缩减的区域。
因此, 或许我们应如此认识现代知识与技术的两面:第一、现代知识技术体系成为了权力更有力的帮凶。在福柯那个年代只能在监狱中看到的全景敞视主义, 在今天演进成了从超市摄像头到被大众传媒操纵的舆论场等更广泛的枷锁。现代性的知识生产机制将权力者与无权者置于同一种利益关系和逻辑之中, 驯服无权者的游戏规则, 使其对权力者的反抗反噬自身。第二、要抗拒压迫, 也只能通过改造知识。希冀以暴力来对抗暴力, 权力来对抗权力, 这正是从斯巴达克一直到近代以来无权力者所犯的幼稚病。因为, 当知识不再是知识, 权力也就不再是权力, 不再是那个能够被断头台 (guillotine) 或者血滴子 (flying guillotine) 终结的权力。然而, 知识的宿命是必须与没有秩序、没有关联、没有形态、没有美好、没有智慧、没有和谐、没有章法的世界进行抗争;要摧毁权力的根基, 能且仅能通过更加专业性的、分散性的、反思性的知识。孔子时代提出的“仁”, 与维多利亚时代提出的“性”, 文艺复兴时期提出的“人”, 不仅仅生产出一种新的知识, 更主要是生产了煽动、操纵、规范和再生产这种知识和相应言说的方式。若离开了对相关知识领域的建构, 权力将轰然崩塌。正如同现在常在新闻和政治事件中出现的“小三”这一角色, 当性被推到社会的前台, 成为了权力的媾和者之一员时, 它同时也就成了权力的消解者;网络上的众声汹涌虽然没有太大价值, 但也提炼出真相, 解构了权力。汪民安教授在《福柯的界线》一书后记中的一段话, 可谓一针见血:“如果说, 这本书里面对权力进行了大量讨论的话, 这些讨论不是为了澄清权力的隐秘真相, 而是为了让权力进一步地迷失在某种书写的游戏中。是的, 权力无处不在, 但是, 不要对它说真话, 而是让它显得粗俗而无趣, 要让趣味和好奇心的强烈驱动来吞噬这种暴躁的权力, 要用生理学来统治哲学。”
四、结语
权力研究者辛德斯指出:在今天, 谈论一般化的权力没有意义, 而是要分别研究各种权力及其各种用途 (Hindess, 24) 。在今天, 中央集权式的权力在一个已经祛魅的世界上很难再维持其对知识的束缚, 而知识本身却难以割舍与权力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今天, 科技重拾起权力被人文主义运动破坏得千疮百孔的“卡里斯玛”, 继续谱写福柯式的知识-权力关系。在今天, 依靠先进技术和较低成本支撑起来的大众文化传播体系, 成为瓦解合法性知识独尊地位的显著力量 (何历宇, 21) 。在今天, 或许我们不再希求建立葛兰西式的、由知识分子和普通人结合组成的“知识道德集团”, 但直到今天, 说起权力与知识、技术的话题, 我们仍无法回避福柯。
对福柯来说, 面对权力的知识, 像一柄双刃剑, 正如在这段话中他所说的:“话语和权力之间的关系不是非黑即白的, 切不可认为话语要么坚决地屈从于权力, 要么挺身而出反抗权力。话语从不保持缄默。我们必须打开视野, 认清话语不仅仅是权力的工具和效应, 更在权力之路上扮演着障碍物和绊脚石的角色。一切对既有权力结构的抵制行为和反抗策略, 都是以话语为立足点和出发点的。话语生产、传递并强化了权力, 却也在同时破坏并揭穿了权力, 使人们看到了权力的脆弱和反抗的希望 (Foucault, 2009:318) 。”从这段话中, 我们也似乎可以发现, 福柯所给予我们的, 既不是反抗权力的具体方式, 也不是反抗必将胜利的信心, 但他给予我们只要知识存在, 反抗便必将继续的勇气。
摘要：今天, 令人生畏的技术力量填补了由于专制王权退出、人民主权勃兴而留下的权力空白, 通过福柯描绘的知识-权力模型, 我们得以窥见技术与知识的共谋是如何成为建构体制的工具和权力生产的工具, 将现代人不断纳入权力的游戏规则之中。但是, 福柯同样让我们看到, 在这种无所不在的共谋之中, 存在着反抗的必然与希望。
技术权力 篇8
1 研究设计
1. 1 模型构建
我们借鉴Battese和Coelli[7]的模型设定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效率进行研究,采用随机前沿边界模型 ( Stochastic Frontier Model) 如下:
首先,依据柯布 -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思想,从人力、物力、财力3个方面考虑创新投入,对创新效率进行 计算, 如公式 ( 1 ) 所示。其中ln( R&Dit) 为研发投入费用的自然对数,ln ( Techstaffit) 为技术人员数的自然对数,ln ( Assetit) 为总资产的自然对数。产出指标遵循前人研究方法,用专利申请数的自然对数ln ( patent) 作为衡量创新产出变量,i和t分别表示第i个企业第t个年份。vit- uit为复合误差项,其中vit反映的是随机误差项,服从正态分布N ( 0,σ2v) ,且独立于uit; uit为非负的随机变量,表示创新活动中的无效率项,其分布为截尾正态分布N+( u,σ2u) 。其中uit越大,表示效率越低下,即同样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得到的创新产出减少。对于无效率的影响因素,我们重点考察CEO权力对技术创新无效率项的影响。无效率项函数设定如公式 ( 2) 所示:
( 2) 式中,uit为以专利申请数量为技术创新产出变量的无效率项分布函数的均值。参考Finkelstein的权力模型,我们采用CEO组织权力 ( StructuralPower) 、专家权 力 ( Expert Power ) 、所有制 权力( Ownership Power) 和声望权力 ( Prestige Power) 来衡量CEO权力。其中,组织权力 ( Structural Power)表明赋予CEO通过控制下属和资源来关联公司所面临的不确定性,本文采用CEO是否兼任董事长虚拟变量来衡量CEO的组织权力强度; 采用CEO是否具有诸如高级经济师、高级会计师、高级工程师等高级职称来衡量专家权力 ( Expert Power) ; 采用CEO是否具有股权的虚拟变量来衡量CEO的所有制权力( Ownership Power) ; 采用CEO是否具有行业协会关系的虚拟变 量来衡量CEO的声望权 力 ( PrestigePower) 。CEO Powerjit代表第i个企业第t年的CEO权力的这4个维度。考虑到影响技术创新效率的因素比较复杂,我们引入一组变量来测量企业短期盈利能力: CPSit为CEO薪酬占高管前5名薪酬总和的比例; Ageit为CEO的年龄; Genderit为CEO的性别,采用虚拟变量; Eduit为CEO的教育学历,教育水平分为5个阶段,其中学历博士取5,硕士取4,本科取3,大专取2,高中及以下取1; ROAit为总资产回报率。企业性质 ( Ownershipit) 纳入控制变量中,国有企业界定为1,否界定为0。δ0为待估常数项,δ1,…,δ11分别表示上述变量对研发无效率项的影响系数,如果某一变量的系数为负,说明该变量对无效率项有负向影响,也就是说明该变量对效率有正向影响。此外,我们在模型中加入了控制行业的虚拟变量 ( i,…,K = 7) 和年度变量 ( i,…,I= 6) 。wit为服从正态分布的随机误差项。根据极大似然估计方法,我们可以计算出技术创新效率的值,如公式 ( 3) 所示:
由于SFA函数相对于传统的函数优势在于其对无效率项的考虑,那么如何判断SFA模型是否有效性呢? 如果模型中不存在无效率项或者无效率项不显著,则采用传统的函数进行分析会更加合适。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公式 ( 4) 对SFA模型进行检验:
其中,γ越接近1,表示无效率项在生产单元与前沿面的偏差占主要成分,此时采用随机前沿分析较为合适; 若γ接近0,说明随机前沿函数模型不适合,此时采用传统的生产函数即可[8]。
1. 2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我国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公司作为研究对象,选择2007—2013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进行研究。依据国家统计局网站上对科技行业划分标准,将所属类型是石油、化工、电子、机械、设备、医疗、生物制药及信息技术行业等相关企业界定为科技型中小企业 ( 参见http: / /www. stats. gov. cn /tjbz/t20061123_ 402369836. htm) ,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如下筛选:( 1) 剔除研究区间内* ST、ST公司;( 2) 没有披露与本文研究相关数据的部分公司被剔除; ( 3) 剔除上市不满一年公司,剔除R&D为0的公司。最终确定2 445个有效样本。
文中的财务数据、技术人员数量以及CEO基本数据主要来自国泰安数据库 ( CSMAR) ; 上市公司专利申请数据主要通过中国专利等相关网站人工整理并经复核检查; 而研发费用上市公司在年报披露时没有统一的表示,这部分数据通过年报按照关键词手工收集得到。
2 实证分析
从表1中可以看到,我国科技型中小板上市公司研发费用的均值从2007年的2. 37百万元上升到2013年的4. 97百万元,呈现一定的增长趋势,说明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加大了技术创新的投入力度;发明专利平均申请数量从2007年的2. 59件增加到2013年的5. 55件,实用新型平均申请数量从2007年的4. 13件增加到2013年的6. 33件,反映出我国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开始注重专利的申请及知识产权的作用,并通过加大技术创新投入获得了较好的研究开发能力。
表2给出了CEO权力及其基本特征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系数,其中有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声望权力的平均值为0. 408,这表明40. 8% 的CEO具有行业协会关系,并能够从行业协会关系网络中获取到技术信息和其他资源; 专家权力的均值为0. 429,表明42. 9% 的首席执行官具有高级职称。第二,组织权力的平均值为0. 263,意味着仅有近30% 的CEO是董事长; 而所有制权力的均值为0. 745,表明CEO持股比例将近80% 。第三,CEO权力变量与其他所有自变量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基本都在0. 3以下,明显低于Lind研究提出的门槛值0. 7,因此我们认为这些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注: * 表示 0. 1 的显著性水平,**表示 0. 05 的显著性水平,***表示 0. 01 的显著性水平
利用公式 ( 1) 和 ( 3) 计算的技术创新效率情况如表3所示。从表3中可以看出,技术创新效率最大值为0. 926,最小值为0. 304,平均值为0. 304,方差 ( sd) 为0. 104,总体来看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效率不高,且技术创新效率差异较大。其中效率均值最 高的行业 是信息技 术行业,均值为0. 404; 技术创新效率均值最低的是医药、生物制品行业,均值为0. 335。
通过公式 ( 1) 和 ( 2) 的最大似然估计方法得出表4结果。在模型1—4中可以看出,Ln ( R&D) 、Ln ( Techstaff) 、Ln ( Assets) 对研发产出Ln ( Patent) 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表明技术创新投入确实能够提高研发产出。此外在模型1中γ最大,表明控制了行业和年份变量之后,γ = 0. 859,且在1% 显著性水平上具有统计意义,表明模型1优于其他3个模型。同时将模型1—4与模型5进行LR似然比检验,模型1—4都通过似然比检验,可以断定该模型确实存在无效率值,进一步验证了模型1具有很好的解释效果。因为技术创新效率与非效率Uit是负向相关,因此,我们期望CEO权力与非效率呈现负向关系。由表3模型1中可以看出,CEO组织权力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程度最大 ( β= - 0. 231,p < 0. 01) ,其次是专家权力的影响系数( β = - 0. 167,p < 0. 05) 、声望权力的影响系数 ( β= - 0. 143,p < 0. 05 ) 、所有制权力的影响系数 ( β= - 0. 160,p < 0. 05 ) 。这一结果表明CEO的4个方面都会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具有正向积极影响[9]。此外,控制变量CPS、CEO性别、企业年龄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具有正向影响( p < 0. 1) ,CEO年龄对技术创新效率呈现显著负向影响 ( p < 0. 05) ,而科技型中小企业的ROA、所有制情况对技术创新效率具有正向影响,但不显著 ( p> 0. 1) 。
注: * 表示 0. 1 的显著性水平,**表示 0. 05 的显著性水平,***表示 0. 01 的显著性水平
3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利用2007—2013年我国科技型中小板上市公司为样本数据,运用随机前沿分析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并验证了首席执行官 ( CEO)权力对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得出结论如下:
第一,2007—2013年间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资源投入越来越多,专利申请数量逐年增加,但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效率普遍较低,科技型中小企业家技术创新能力依然不强,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核心竞争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
技术权力 篇9
今天的中国高等教育已经是一个非常巨大的系统, 它所滋长的每一个毫厘问题, 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 引发社会的颤动。因此, 培植由“自由”雨露滋润的漫布发达高等教育每一块圣洁土地的“大学自治”、“学术权力”、“教授治校”之花, 并备加呵护是非常必要的, 以免“橘生淮北”, 努力营造和谐的大学组织结构中的权力氛围, 支持并推动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众所周知, 大学组织作为社会组织系统内部特有的子系统, 在其内部权力运行过程中, 有着自己独特的权力结构体系。至于这一权力结构体系究竟包含哪些权力类型?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在大学组织结构系统中是如何相互作用的?本文试图从逻辑上、学理上探讨权力的内涵, 阐发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概念关系, 以期在和谐的命题之下, 寻求大学组织内部权力运行的协调。
大学权力的文化审视
澄清大学权力的内涵, 明晰各种权力之间的相互关系, 特别是其中的逻辑关系, 对于每一个学者来说, 应该都是一件彰显理性而又特别愉悦的事情。很显然, 科学的推定和缜密的逻辑将会显示其强大的读错功能, 使得因为轻信习惯而滋生的认识错位昭然若揭。追根溯源, 我们首先应该探问一下, 究竟权力是什么?
《汉语大词典》解释“权力”是“①权位、势力;②指职责范围内的领导和支配力量” [1] ;《现代汉语词典》对“权力”的解释是“①政治上的强制力量;②职责范围内的支配力量”[2] ;台北中华书局的《辞海》则给予“权力”这样的解释:“权力谓威权势力, 具有操纵指挥之效用者也”[3] 。从以上三种定义我们不难推定, 在我们的思想意识中扎根的“权力”含更多“强制”和“支配”之意。当我们把注意力投向西方人的“权力”定义时, 我们会俨然感受到不同文化的注解。《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将权力视为一种关系, 是一个人或许多人的行为对另一个人或其他许多人的行为发生改变的一种关系。美国心理学家、高等教育学者詹姆斯·费舍尔认为:“权力随着环境不同而变化多端, 只有把有意无意、必然与偶然的因素结合在一起, 才能对别人施加有效的影响。”[4] 美国社会学家丹尼斯·朗在其近著《权力论》 (Power: Its Forms, Bases, and Uses) 中提出:权力是“某些人对他人产生预期和预见效果的能力”[5] 。由此不难发现, 在西方学者的视野里, 权力更多地倾向于“有效的影响”和“能力”。权力 (power) 一词在英语中通常用作能力 (capacity) 、技巧 (skill) 或禀赋 (talent) 的同义语[5] 。因此, 在东西方两种文化的背景下映衬的“权力”意识, 其差异如泾渭之水, 让人了然于心。我们习惯于在自己的“君臣父子, 长幼有序”的儒家文化里对“权力”高山仰止, 心悦诚服地接纳与施展着“权力”的强制与支配。而反观在自由平等的鼓噪声中滋生的西方化的“权力”, 则充满着自然生长的“威信”和“影响”的成份。
在东西方两种文化环境里的不同的“权力”心理内涵的诠释中, 我们可以发现, 在我们转译西方主流文化的某些概念时, 可能会在不经意中产生了某种文化意识中深层次的误解。由此而来的高等教育中的大学“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会不会在我们的转述中产生文化上的偏见和曲解呢?
其实, 在西方, 无论高等教育中的大学“学术权力”, 还是“行政权力”, 都必须是徜徉在自由的氛围, 聆听自由的声音, 必须以更加“温文尔雅的”、“协商的”、“尊重的”方式出现。否则, 一切权力都可能被弹劾, 甚至被颠覆。所以, 在他们看来, 权力本身并不是资源, 只是参与者为了产生“预期效果”而对资源 (不管是个人资源, 还是集体资源, 诸如财富、官职、声望、技巧、知识) 的动员和调度。然而, 在我们的视线里, “权力”始终是一副面目狰狞的样子, 是神圣的身份与地位的象征。因此, “权力”就是一种特别不可枯竭的资源, 就必须有役使的对象, 有支配的领地, 有强制的力量。正是这样的原因, 我们的大学“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主体似乎对此消彼长的“领地”和“力量”心领神会, 情形更加剑拔弩张, 更加对立矛盾, 而缺少了太多的“协商”与“尊重”, 甚至即使是以“教师自制”与“民主管理”为特征的“学术权力”也会浸染强制蛮横的作风。北京大学张维迎教授就曾经抨击过这种学术权力的异化和滥用的现象:“对科学创造最大的障碍常常来自那些已经功成名就的学者, 因为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学术地位, 已经有了自己的学术框架, 容不得新的思想出现, 任何新的思想都被看成是对他们学术权威的挑战。这在全国许多科研机构都是这样, 在‘家族制’普遍的高校尤其如此。学术权力的发挥不再基于学术认同与理解的基础之上, 而是像行政关系中上下级之间关系那样, 可以采取强迫命令的方式, 要求一个比自己学术职称低或学术资历浅的学者服从自己的观点或见解。”[7]
逻辑意义上的追问:两种“权力”概念的关系
文化因素的差异而生成的对大学“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理解上的歧义, 直接导致了在高等教育的现实中对两种权力的操作失当。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将“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实际上不对等的关系对等化, 东方式权力的森严令人心怵, 成就了两种权力的对立模式;其二是将“学术权力”纳入“行政权力”之中, 主张两种权力的并不互为矛盾, 甚至完全包含, 取其一便能得其二;其三是因学术腐败现象而引发对“学术权力”的规戒与控制, 主张削弱“学术权力”, 预防学术权力寻租。反思三种操作误区, 我们会发现, 进一步明确“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概念之间的关系, 将有助于准确地把握高等教育组织结构里的权利分配与协调。
概念是人类思维的基本形式, 它可分为真实概念和虚假概念。那些歪曲客观事实的虚假概念只能影响我们对事物的认识和判断。国内研究者大多数认为, 学术权力就是学术人员所拥有和控制的权力;同时把高校行政人员享有的权力称之为行政权力。行政权力来源于行政职务和身份资格, 约束和服从是其基本特征, 其特性是科层的、刚性的、领导型的、官方的;学术权力来源于学术成就和学术修养, 沟通和对话是其基本特征, 其特性是平等的、松散的、自觉的、民间的[8] 。在概念的理解和划分上几乎成了一种约定俗成, 把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看成是一对二分的概念来使用, 并以此来思考高等教育的实际问题。这一概念内涵上的对立导致了高等教育实践中, 诸多研究者, 特别是高等教育管理者因慑于两种权力之争的敏感, 而疏于思考, 甚至直接回避这一问题, 使得我国高等教育在重视“学术权力”, 尊重“学术自由”, 体现“教授治校”上长期徘徊, 裹足不前。
那么, “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究竟是不是二分概念呢?如果不是, 那又是一对什么样的概念呢?
在逻辑学的视野里, 纷繁复杂的概念之间的关系无异于四种, 它们是全同关系、包含关系、交叉关系和全异关系。综上所述, 学者们对“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理解的分歧主要体现在两种概念是属于交叉关系, 还是全异关系呢?对这一问题的不同理解直接影响了我们对待高等教育权力结构的理解, 甚至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
从目前的高等教育实践来看, 大多数学者有意无意地把“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看成是一对互为对立的二分概念。事实上, 全异关系的概念在逻辑学上是指那些在外延上完全不同的概念间的关系。那么, “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外延是不是完全悖逆呢?我们不妨研读一下马克斯·韦伯和约翰·S·布鲁贝克的经典分析, 应该可以觉悟出其中的道理。韦伯曾在《作为职业的学术》的演讲中说道:“大学教师谁也不喜欢那些关于聘任的讨论, 因为他们很少有愉快的经历。不过, 我可以说, 在我了解的无数事例中, 毫无例外地存在真诚的愿望, 要让纯粹的客观标准起决定作用。”[9] 很明显, 这里的“让纯粹的客观标准起决定作用”就是要让制度化的行政权力来管理类似于教师聘任这样的学术事务。布鲁贝克则更加诙谐地牵引出了“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之间在现代高等教育中挥之不去的联系, “高等教育越卷入社会的事务中, 就越有必要用政治的观点来看待它。就像战争意义太重大, 不能完全交给将军们决定一样, 高等教育也相当重要, 不能完全交给教授们决定”[10] 。
显而易见, “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不是一对全异关系的概念, 当然, 也就决然不是对作为全异关系中的一种形态的二分概念了。因为二分概念是在外延上完全不同, 且外延之和等于上位属概念的种概念之间的关系。由韦伯、布鲁贝克的经典论述我们既然可以明晰两种权力概念间存在着交叉关系, 而且它们的外延也不能构成上位属概念“大学权力”之和。一般认为, 高等教育系统内部存在着四种权力关系:行政权力、学术权力、政治权力和其他利益群体权力等[11] 。
诚然, “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从逻辑概念上来考察, 它们既不是包含关系, 也不是全异关系, 所表现出的形态应该是交叉关系。
现实的契合:厘清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交集
由于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特殊性, 使得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趋于行政化、层级化, 高等学校的学术生态环境受到影响, 学术权力遭受挤压。在高等学校里, 行政机制代替学术机制, 行政管理代替学术管理, 行政群体代替学术群体, 进而蔓延出行政权力代替学术权力的令人沮丧的现象, 甚至导致学术群体的集体失语, 造成学术管理的世俗化, 严重影响了学术的独立性, 阻碍了高等教育的健康。
从前文的“学术权力”、“行政权力”的定义我们可以了解两种权力的内涵, 但是如何能解析出作为一对交叉概念的重叠部分呢?厘清这一部分的交集, 寻找“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契合点, 相信将有助于我们从思想观念上摆正学术权力在高等教育发展中的地位。
大学的职能在今天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在理念、内涵、职能、形式都在不断拓展和变革的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 大学呈现出“多元化巨型”的特征。就如布鲁贝克“战争意义太重大, 不能完全交给将军们决定”一样, 这一转变赋予了大学权力结构新的内涵, 同时也赋予了学术权力新的内涵, 进而使得“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在高等教育实践中出现了交叉重叠, 给两种权力的制度化配置提供了空间。这一点, 我们通过解剖学术权力的内在结构便可以了解它与行政权力的交集所在。
伯顿·克拉克把学术权力划分为三个组成部分:扎根于学科的权力、院校权力和系统权力[12] 。我国学者颜丙峰认为, 学术权力包括学术民主管理权力和学术行政管理权力两种, 学术民主管理权力是指教师民主管理机构和教师所享有的依据学术的特点和学术事业发展的规律, 管理学术事务与活动的民主协商自主权;学术行政管理权力是指学校行政管理机构和行政人员所行使的, 依据一定的规章制度管理学术事务的制度化的法定授予权 (颜丙峰, 2004) 。笔者同样认为, 学术权力的内涵是多元的, 广义上的“学术权力”是指对学术事务的管理权力, 它应该包括狭义上的学术权力 (academic power) 、学术权利 (academic right) 、学术权威 (academic authority) 三个部分。狭义上的学术权力 (academic power) 也就是颜丙峰提出的“学术行政管理权力”, 正因为如此, 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之间就存在着事实上的交叉。
浏览西方学者的著作, 我们也会经常地发现“学术权力”、“行政权力”这两个概念, 但是, 在对它们的使用上, 却并不是作为对称概念的。西方学者用二分法分析学术权力时, 所指的是大学里的教授 (教师) 权力 (faculty power) 与行政人员权力 (administrative power) 的对立与矛盾。可见, 完全意义上的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是不可避免地存在相互契合部分, 有着相得益彰的关系。
综合以上观点可见, 学术权力在执行过程中内隐着诸多行政管理的要素和成分, 对整个学术权力的实施起着规范、推动的作用。这些要素和成分的存在, 使得“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出现了共生的交集, 也为在和谐大学中两种权力和谐并存, 相得益彰, 提供了可能性。
权力的和谐:大学事务的制度化诉求
大学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组织, 表现在以“科层制”架构起来的组织性, 以及以学科、专业、“学问”营造的“无序状态”。正如伯顿·克拉克所言:“大学内的基本活动是学术活动, 而学术活动是根据学科来进行组合的, 由此形成了分裂的专业, 相对松散的组织结构, 并不太严格的学院或学部、系或讲座层次。”[12] 大学内部组织结构的这一特征, 使得不同于一般社会组织的大学既要行使以“学术自由”为价值取向的学术权力, 又要行使以制度效率为价值取向的行政权力, 二者共生共存于大学组织之中。眺望世界著名大学, 纵观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 无论是美国、英国, 还是德国、日本, 它们都无一例外地直面这一事实, 在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之间寻求平衡的支点。尽管它们的做法在模式上疏有雷同, 却都较好地在动态中解决了两种权力之间的纠葛, 推动了大学的发展。
既然大学的权力结构有自己的特殊性, 既然两种权力有着相互交叉的交集, 那么, 研究这种特殊性, 依据大学的本质, 明确两种权力的运行机制, 用制度化操作来保障权力的行使, 这在当下的中国显得尤为必要。
我国大学普遍采用政府的行政化科层制管理模式, 行政权力渗透到大学管理的方方面面。196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大学暂行工作条例 (草案) 》就规定了“大学的专业设置、变更和取消, 必须经过教育部批准;学校必须按照教育部制订或者批准的教学方案、教学计划组织教学工作;课程与学科体系的重大改变, 学校规模的确定与改变……必须经过教育部批准。”但是, 随着高等教育的不断发展, 1998年10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世界高等教育会议, 提出了《21世纪的高等教育:展望和行动世界宣言》, 认为应把高等学校的“自治”作为应对世界高等教育变革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和原则之一。1998年, 我国颁布了《高等教育法》, 明确规定高等学校享有招生, 学科、专业设置、调整, 教学, 科研, 社会服务, 对外文化科技交流合作, 人事, 财产管理等7项办学自主权。也就是说, 高校的办学自主权有了法律保障。应按照《高等教育法》的要求, 规范学校的外部环境, 理顺政府与高校的关系, 剥离行政特权生存的土壤。
在和谐的视野里看大学的各种权力行使, 我们不免要把目光停留在权力空间里的弱势群体——学术权力。要还学术权力一片朗朗晴空, 首先就应该用制度化的学术机制保障学术权力的行使。学术机制是学术事务及其管理中组织机构、人员和制度的总称。学术机制是学术权力体现和运行的载体, 学术机制的健全与否对学术权力的运行和实施起决定性的作用。特别是要健全学术委员会制度, 明确学术委员会的职责和权限, 确保专家学者参与学校事务抉择的权力。在美国的大学权力结构中, 权力的界限是明晰的。董事会主要对学校重大事项进行决策, 评议会几乎包揽了学术事务的决策权。美国大学内部既有发达的科层组织, 行政权力也是彰显于外的, 但是以教授评议会为代表的学术权力仍有效地控制了大学的学术事务。这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最值得借鉴的分权模式。
其次是健全管理运行机制, 它是协调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关系的保障。要让学术权力行使公开透明;建立行使学术权力的回避制度;保证权利人的参与权和知情权。同时, 制订形成行之有效的学术道德和规范体系, 加强监督, 形成有效的科学合理的学术评估机制, 充分发挥学术管理作用, 推动学术权力的扎实运行。
大学的发展可以明显地分为理念和制度两个层面, 有些大学因理念的先进而著名, 有些大学则因制度的规整而显赫。出现这样的非线性、不同步的发展, 是大学权力结构的特殊性和大学发展的客观规律使然。毋庸置疑, “大概没有任何打击比压制学术自由更直接指向高等教育的要害了”[10] , 但是, 要在纷繁的现代大学日常事务中找到行使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截然界限, 那是徒劳无益的。然而, 我们也绝对不能因噎废食, 应该在动态的“学术自由”的呼唤和相对静态的大学制度的适应上, 不断调整, 勉力前行。
摘要：“权力”概念在东西方文化背景下的诠释存在着差异, 从西方文化中舶来的“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在我们的意识中有了不同的内涵;“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在逻辑上是一对交叉关系概念, 并不是此消彼长的完全对立;通过制度化的规制, 在科层制管理的中国大学里可以加强学术权力的行使, 构建和谐大学。
关键词：权力,学术权力,行政权力,和谐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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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权力 篇10
一、福柯和朗权力观的思想来源不同
福柯在年轻时期开始接触尼采并深受其影响, 在他1961年发表的《疯癫与文明》序言中鲜明的折射出尼采式探求方式对他学术生涯的重大影响。他指出, 他的目标将是“以悲剧因素的恒常结构去对抗历史辩证法”为此需要进行多方面的探究, 但所有这些探究都将“在伟大的尼采式探究的太阳照耀下”去进行。福柯认为“尼采是个关于权力的哲学家, 但他做到了不把自己局限在一个政治理论之内去思考权力。”福柯的权力哲学理论正是在尼采的启发下打破陈腐的思维方式, 颠覆了传统权力理论, 重新对权力话语进行表述。
作为后来者的朗, 其思想来源较为庞杂。他是在韦伯、马克思、弗洛伊德、柏拉图等有关论述的基础上, 把不同的甚至对立的权力概念梳理成互相依存、互相转化的权力概念体系。他对权力的定义, 即“某些人对他人产生预期和预见效果的能力”是借用了伯特兰·罗素的较广泛的定义。同时, 其著作中大量采用了社会心理学观点, 也正是因其对权力过多的社会心理学观点和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观点, 朗也遭到了学术界的批评。
因此不同的思想来源构成两者对权力概念、权力形式、权力基础的不同理解和阐述。
二、福柯和朗的权力观比较
1、两者权力内涵不同
福柯以其“微观权力理论”闻名于世。而在这套复杂而又互相关联的权力理论系统中, 最引人注目的大概就是他的权力概念, “权力不是一种制度, 不是一个结构, 也不是某些人天生就有的某种力量, 而是大家在既定社会给予一个复杂的策略性处境的名称。”
在比较了前人的相关论述后, 朗将权力定义为“是某些人对他人产生预期效果的能力”这个定义中有这样五个问题:即权力的有意性;权力的有效性;权力的潜在性, 即A控制B的权力在尚未实际行使时就可预见到B的预期服从;第四个问题是权力关系的单向性或非对称性, 即某些人有影响他人的权利, 而反过来就没有类似的权利;最后一个问题是权力产生效果的性质问题:即除了明显的和行为方面的效果, 纯粹主观的、内心的效果是否也算在内。
2、两者权力表现形式不同
朗认为权力具备形式, 这些形式包括:武力、操纵、说明和权威。在他的《权力论》中, 作者花费了大量的章节来解释这四种权力的形式, 以用来说明“不同形式如何在现实中融合, 如何在特定权力关系中联合和共存”, 并最终为其利用这个分类来阐述其“权力关系的‘动力学’”铺平道路。他讨论了四种不同类型的组合和相互关系, 认为“特定的权力行为通常是各种行为之间关系的更大的互动网的一部分, 从它们的背景中孤立出来观察才显示不同的权力形式……有某种综合性与强度的稳定权力关系很少基于单一的权力形式。掌权者能行驶多种权力形式对保证维持其控制是有利的。”他还提出了“倾向性法则”, 认为“当权力关系经常反复出现时, 每种权力形式有随着时间推移转变为不同形式的内在倾向。”
福柯不将权力看做一种形式, 而将它看做使用社会机构来表现一种真理而来将自己的目的施加于社会的不同方式, 他说:“如果我们在看待权力的时候, 仅仅把它同法律和宪法, 或者是国家和国家机器联系起来, 那就一定会把权力的问题贫困化。权力与法律和国家机器非常不一样, 也比后者更复杂、更稠密、更具渗透性。”
三、两者权力产生基础不同
对福柯而言, 权力不只是物质上的或军事上的威力, 权力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是权力和知识的关系。“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 不相应的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 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即能够表现出来有知识是权力的一种来源, 并引进了“话语”的概念。这里的“知识”有更广泛的含义, 即人们对整个世界认知。福柯认为人们只有精通某一领域的知识才具备了这个领域的话语权, 同时, 这一领域的知识只有被普遍承认, 才能转变成“权力。”
在总结了埃齐翁尼、拉斯维尔和罗伯特·达尔的相关论点后, 朗认为权力的基础是资源:个人资源和集体资源。他借鉴了威廉·甘森的“流动性”概念来区别资源, “高度流动的资源‘在施加影响时很少需要或不需要重新部署就可以立即使用’。而流动性低的资源‘只有在重新部署或以某种方式动员后才能用来产生影响’”很显然, 朗认为个人资源流动性较高, 因为个人拥有的资源:金钱、时间、声望、某种知识或信息都是很容易转化为政治用途的。集体资源是那些由个人资源集中起来服务于共同目标的资源。
综上所述, 福柯和朗因其研究方式和思考角度的不同, 展现给我们两种不同的权力观, 丰富了权力理论的宝库, 促使我们在对以往经典权力理论批判和分析的基础之上产生更多的现实思考。
摘要：关于权力的研究一直是政治学的主题之一, 米歇尔·福柯以其“微观权力理论”闻名于世。丹尼斯·朗则在前人的基础上, 以美国政治制度的民主模式为观察点对权力进行分析, 两者的思想来源、权力观念各有特色, 分析两种权力观的不同之处, 对现实社会具有积极作用。
关键词：权力观,比较,原因
参考文献
[1]詹姆斯·米勒.福柯的生死爱欲[M].高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90.
技术权力 篇11
黄国栋是吉林省吉林市一家化工厂的投资者，某政府部门到他的公司“检查工作”，并有意刁难，黄国栋最后疏通了很多关系才把这一问题解决。他听人说有关于维护发展软环境、限制政府机关到企业“吃、拿、卡、要”的文件，于是到政府网站上去查，没有查到。他又到相关部门去找，也没有找到。最后托朋友终于找到了这份文件。
长春市华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赵毅光告诉记者，在发生和政府行政部门的诉讼行为时，法庭上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对方拿出一份政府部门内部文件来证明其行为的合理性，而这些文件对于普通群众来说很难了解到，非常陌生。
吉林省政府办公厅文电处的有关工作人员透露,一些政府部门每年都要制定大量的文件,可这些政府部门文件有很多都被束之高阁,即使是政府部门本身,有时也未必能完全掌握。对于多数老百姓来说，真是听都没听说过,因此在办理相关事项以及维权时,经常会发生信息不对称和理解偏差的问题。很多群众到行政机关咨询相关事宜时,得到的答复常常是“这是内部机密”。
“阳光法案”考验官员“阳光意识”
5月1日开始正式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被称为“阳光法案”。记者采访中,无论政府官员、学者还是普通公民都认为,当前政府信息公开的程度还远远不够。由于信息公开的操作性不强,信息公开尚缺乏有效保障,“阳光法案”考验着政府官员的“阳光意识”。
河南省电子政务办公室主任张显勇介绍,条例的实施使政府工作面临重大挑战。从去年4月份条例颁布,到今年5月1日正式实施,一年多时间里,河南省各级政府及组成部门基本都建立了信息公开的渠道,制定了相关的制度,条例所要求的法律法规等重点政府信息,基本能在政府网站、档案馆或公共图书馆查阅到。
但张显勇也坦陈,“由于主要领导认识程度的差异,各地、各部门的信息公开的状况也不平衡。总体上看，目前只是基本建立起了政府信息公开的框架，多数部门信息公开仍停留在浅表层面。”
“目前的政府信息公开主要集中于结果公开、程序公开，而对过程公开基本上没有涉及。”郑州大学公共事业管理系主任胡扬博士认为，社会公众所期望的信息公开涉及面更宽，如官员财产情况，自然灾害、重特大事故、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事件的发生、处置过程等。
还有不少政府机关干部认为,条例操作性不强,尤其是信息公开和信息安全的界限还没有弄清楚,实施难度较大。
河南省某厅局办公室主任认为，条例虽具体规定了十几类信息是必须公开的，但仍给政府机关留有较大自由裁量的空间；要求信息公开的同时，又规定信息公开前要进行保密审查，送有关部门批准。
胡扬指出，信息公开是政府体制改革的基本要求，但涉及国家安全、社会安全的范围很广，哪些信息是可以公开的、哪些信息是不利于国家安全的，在理论上无法简单界定，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凸显的形势下，二者之间的界限更难区分。
条例在执行中难以把握，这使得信息公开的程度取决于部门主要领导的“阳光意识”和心理承受能力。
信息公开“盲区”待破
尽管很多学者认为，条例的出台和实施，是政府社会管理水平提高的重大进步，但是一些“信息”是否公开仍处于“盲区”。
盲区一:级别较高的会议记录、领导批示。条例研究者认为,如果公民个人或组织想进一步了解会议记录、领导批示的情况,完全可以向有关部门提出公开申请。
“对于重大公共决策,过程的公开比结果的公开更重要。”参与条例制定的北京大学教授姜明安说。然而，事实上,对于这些相对敏感信息,重大决策过程因不属于法定必须主动公开的范畴,即便提出申请,这些信息能否公开、公开到何种程度,仍是未知数。
盲区二:人事、财务问题最隐秘部分能否公开。广西壮族自治区党校副教授盘世贵说,除了决策过程,中国行政运行最为隐秘和模糊的部分,应属“钱”和“人”。每年“两会”,各级政府给人大作的预算报告是公开的,但具体的预算文本并不发给代表,有的只给代表团团长掌握,代表只能借看。专家认为,现在公开的政府财务收支信息,太过粗略,“具体到差旅费多少,每笔都应该算清楚”。
另一敏感区就是“人事”问题，目前，政府网站公开领导简历、分管领域、办公电话等已比较普遍。而民众关心的领导人薪酬、人事任免中不同候选人比选的过程、人事调动原因等，都被作为内部信息不予公开。
盲区三：社会稳定问题如何把握。“危及社会稳定”会否成为行政机关“规避”公开的最大保护伞,值得观察。虽然条例规定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外,其余都可公开。但条例第八条同时规定:“行政机关公开政府信息,不得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
“社会稳定的概念有很大的弹性。现在所有的事件都牵涉到人,一牵涉到人,就涉及稳定问题。因此,此类信息公开尺度如何把握是个难题。”盘世贵说。
更为严重的是,这些盲区的存在,还可能与一些行政机关的衙门作风、固步自封的陈旧思想相结合,给信息公开再添难度。一些官员们会以时间紧迫配套工作还没做好、信息还没收集齐全等借口拖延信息公开的进程,也可能怕承担责任推脱需要“请示领导”，甚至干脆直接回避责任,当场认定为“不可公开信息”。有的即便公开了,但公开的信息也没意义。
受访的多位专家认为，由于我国的信息长期处于为政府所垄断的现状，注定了信息公开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就取得大的突破。在很多官员眼中,政府信息是一种公共资源，更是权力的象征,对这一公共资源的分配则往往能变现为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公开越多，做事会越难”,这种思维还停留在管制型政府的水平上,不符合服务型政府的职能转变。
阻碍信息畅通的误区
在条例公布和实施之前，已在全国各地推行多年的政务公开让政务信息为更多的群众认识和了解,但与群众的现实需要相比还存在着一定的距离。从记者调查了解的情况看,当前在确保政务信息畅通中还存在着三个误区,这同样成为了条例实施中遇到的误区。
误区一，随意扩大政府文件保密范围。很多政府部门在制定和印发文件的时候,出于谨慎,常常会有意扩大保密的范围,把一些不应当确定为秘密的事项确定为秘密事项。记者曾参加多次政府部门组织的会议,都遇到同样的情况:明明是一个并不涉密的会议,会议开完后,有关领导讲话的内容印发都要加密,这使得材料的復印和公开都具有一定困难。这就形成了一种矛盾:会议是公开的,可文件却成为内部机密。
误区二，重形式轻内容。随着政务信息公开越来越成为发展的大趋势,一些政府部门在政务信息公开中,被动地进行政务信息公开。对信息公开的内容,带有一定的选择性,很多公众迫切需要掌握、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信息获取难。此外,在信息公开中,没有建立相应的信息分类和查询制度,缺少对信息的整理,在大量的信息中,公众想要找到自己需要的信息也很困难。记者进入了几家吉林省政府部门的网站,发现一些网站所公布的文件和信息甚至是几个月都没有更新,还有一些政府网站成了内部网,公布的都是政府内部各处室之间的工作动态。
误区三，重公开而轻参与。政府信息公开在很多人看来就是信息的简单发布。但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副教授刘厚军告诉记者，要真正实现政府部门和公众的顺畅交流,光有信息公开还不够,还应该探索更广泛的形式,可以让群众获得信息,并且能积极地参与到政府工作中来。比如可以探讨在不涉密的情况下,让公众旁听政府部门的一些会议。
信息公开贵在扎实推进
受访专家指出，现在群众之所以感觉政务信息不够畅通，关键在于政府部门还没有牢固地树立起“民生思维”，考虑问题往往从政府便利出发而不是从群众便利出发。因此，信息公开应探索拓展渠道，创新形式，倡导政务信息公开中的“民生思维”。
刘厚军认为，树立民生思维，要求政府不能简单地为公开信息而公开信息，应建立一整套的信息筛选和发布机制，建立相应的归类查询制度。在政府网站上，以专栏的形式，将群众急需的信息及时地向外发布。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只是为打造“阳光政府”迈出了第一步。中央党校教授叶笃初认为,事实上,如今许多事项距离阳光运行甚远。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无论从思想、行动到制度都非易事,这是一个不懈努力的长期过程。
技术权力 篇12
关键词：权力,网络组织,依赖
一、引言
权力是一个人类生活中经常使用的概念,凡是有序的组织活动中都存在着权力问题。对权力问题的研究可以追溯到Aristotle和Machiavelli等,但他们都没有把权力现象放在组织中进行研究。权力一词最早由Emerson提出,主要用于社会学和政治学领域。在网络组织研究领域里,很少有学者将权力作为一个重要因素加以研究。笔者认为,权力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社会互动、关系和行为的基本驱动力,同时还是个体身份地位的象征,所以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研究课题。
一般认为,权力是为达到欲求结果的可用力量或潜在力量。Weber认为,“权力意味着在一定社会关系里哪怕是遇到反对也能贯彻自己意志的任何机会,不管这种机会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一般来说这种机会来自于两个方面,一种是正式权力,即由领导者的合法身份和恰当能力而形成的指挥他人履行职责的法定权力,笔者称其为显性权力;另一种是非正式权力,即主体由于占有某种优势或拥有某种资源而享有的经济权力,笔者称其为隐性权力。如果一个组织非常需要一种专门知识,而这种知识在这个组织中又非常稀缺,并且不存在可替代的知识来源,那么这个组织将会高度依赖掌握这种知识的其他组织(马迎贤,2005),进而掌握这种知识的组织就拥有很高的权力。
二、韦伯权力理论启示
Weber对组织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通过对组织内部权力关系的研究而得出的权威结构理论。在研究过程中,他基于“个人为什么会服从命令,人们为什么会按他们被告知的那样去行事”这一问题对权力和权威进行了区分,指出权力是无视人们反对,强迫人们服从的能力;权威则意味着人们在接受命令时是出于自愿。Etzioni概括出三种不同类型的权力,即强制性权力、有报酬的或功利主义的权力,以及规范的或具有特性的权力,这些权力分别以肉体伤害、物质奖惩,以及荣誉性称号的操纵为基础。Follett把组织当作“综合统一体”,认为,权力的概念已不再是“控制”的权力,而是“共有的权力”,并指出,组织领导人必须知道如何“提高组织的权力,而不是突出哪一个人的权力”。根据Follett的观点,笔者认为可以将组织之间的权力关系加以研究,进而推导出网络组织权力理论。Weber等人的权力理论对组织内部的管理活动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如果将其引申到跨边界的网络组织之中,在新的背景下给予重新解读,则会对新的经济实践提供有益的帮助。
Weber的权力理论重点在于组织内部的权力关系,对组织之间的权力关系并未涉及,但将其权力概念广义化之后可知,不仅单个企业内部成员之间存在权力关系,组织之间也存在权力关系。从经济权力关系上看,企业间的作用往往不是完全对等的,占有某种优势的企业凭借其优势而对缺乏者产生影响,以获取经济利益。在此,笔者将占有某种优势或价值资源的组织称为制约主体,把不具备某种优势或资源的组织称为被制约主体。正是由于这种不对等关系的存在,被制约主体为了不受控于制约主体,就会想方设法与其建立合作关系,以保证其在缺乏资源时可以借助这种关系而得到其所需资源,甚至还可以站在制约主体的优势地位,对其他被制约主体施加影响和压力,来获取经济利益。因此,笔者将权力定义为“制约主体凭借其拥有的比较优势或价值资源而对被制约主体施加影响的力量”。
三、网络组织权力分析
1、企业获取权力的途径
(1)创造依赖关系。权力和依赖是密切相关的,依赖是权力的对应面,最具代表性的关于组织间权力和依赖的理论阐述是Pfeffer和Salancik在1978 年合著的《组织的外部控制:一种资源依赖的视野》。权力来源于依赖关系,在这种依赖关系中,制约主体能给被制约主体提供其缺乏的资源,因此被制约主体依赖于制约主体,这就是经济权力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占有优势或享有资源的制约主体拥有较大的权力,可以对被制约主体发号施令并获得被制约主体的顺从。要创造这种依赖关系,组织就要了解对方需要的资源,进而努力去获得这些资源。比如对方需要得到某种信息,而如果组织提前通过某种方式得到这种信息,那么它就具有了对方对它的依赖关系,进而获得了相应的权力。但是,单个企业仅靠自己的“单打独斗”是很难获取这种依赖关系的,尤其是力量比较单薄的小规模企业。这种通过创造别人对它的依赖关系而积聚的权力是暂时性的,一旦对方获得了所需资源或具有了某种优势,这种权力就自然消失了。而且,被制约主体也可以通过对依赖关系的了解来设法寻找替代性的依赖资源,以降低或摆脱对制约主体的依赖,从而提高自身的权力地位。
(2)建立网络组织。寻找那些具有独特优势或价值资源的组织,与其建立网络组织,就可以共享网络中其他成员所拥有的价值资源,从而提升自身对网络外部组织的权力地位。网络组织中存在多种依存关系,物质、信息、技术等资源在网络成员之间沿着某种或多种方向流动。比如企业集群,单个企业势单力薄,而一旦形成集群就可以借助集群优势提升自身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再如连锁经营,可以凭借其大量采购而获得低成本优势,加盟店可以分享总部的品牌、服务、信息等方面的优势,降低经营风险,对于那些独立门户就具有很大的“权力”。网络组织要求合作各方必须具备比较优势,通过比较优势的聚合形成综合实力,发挥后发优势(孙国强,2001)。正因为每个结点都具有比较优势,所以每个结点都有相应的权力,结点之间可以相互制约,长期保持这种权力关系。另外,建立网络组织不仅可以获得优势,还能保护自己原有的优势。Thompson认为,依赖性组织(被制约主体)的董事会可以通过参与所依赖组织(制约主体) 的竞争与合作策略来保护自己组织的技术核心。他和Mc Ewen(1958)确立了组织之间合作关系的三种类型,即联盟、商议和共同抉择。网络成员之间的合作互动增强了各自的创新能力,也提升了整个网络的竞争优势。
2、网络组织权力探源
(1)网络组织形成诠释。网络成员基于获得更高权力之目的而加入网络组织,网络成员之间分工明确,彼此的产品具有较高的异质性,为了获取彼此的异质性资源,成员间相互依赖、共存共荣。它们在技术、信息等方面相互交流,使其在网络中沿着某种或多种方式流动,为网络成员所共享。网络成员通过频繁的相互联系,可以彼此了解对方实力大小,进而可以明白自己在网络中的权力和地位。网络权力是一种在成员间的交往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不是组织法定授予的,而是被成员自觉认可的。由于网络成员各方拥有资源的量与质存在差别,因此依赖关系并非对等,拥有资本、技术、信息、管理水平、品牌、市场关键或稀缺资源的企业在网络中具有较大的影响力(景秀艳,2008)。网络权力较高的成员往往以不太明显的非形式化或不甚强烈的方式施加自己的影响力,达到所欲达到的目的。它们常利用自身在某方面的优势对权力较小的企业施加影响,以此来获取经济利益,权力较小的企业有很强的依赖性,害怕失去与大企业继续合作的机会,就会主动或被动地采取措施以维持双方的合作。因此,景秀艳(2008)认为,网络权力来源于网络企业之间资源或能力的差别,这种差别使得网络企业之间虽存在“共存共荣”的依赖关系,更存在控制与被控制的等级关系。
(2)网络组织权力特征。网络中各成员由于依赖而聚集在一起,一个成员依赖于另一个成员,两个成员也可以相互依赖,当一个成员的依赖性大于另外一个成员时,权力变得不平等。所以,网络组织中存在着权力大小的分配,它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核心企业处于网络组织的中心地位,能更多地从所联结的合作者那里获得外部资源,更可能比非核心企业得到新的信息并更早地获得新的发展机会,也意味着更高的地位与“权力”(孙国强,2005);第二,在结构洞中充当“桥”角色的成员有机会获得两种异质的信息流,可以将潜在的信息、利益转化为经济利益,并凭借对信息流等的控制在网络中保持较高的权力(Burt,1992);第三,有些结点虽不处在网络中心也不在结构洞中充当“桥”角色,但其拥有的核心能力无法被其他结点即有的资源所替代,同时也难以被其他结点所模仿,甚至还对网络整体竞争优势的提升起着关键作用,那么这些结点也拥有较高的权力;第四,有些结点可以获得预先信息进而预测未来事件的发生,将不确定性事件化为确定性事件,提高了其他结点对它的依赖性,也可以增加它们的网络权力;第五,拥有良好信用和声誉的结点能获取网络外其他行动者的信任并能吸引其加入网络,相对其他结点而言驱动力较强,所以权力也比较高;第六,结点对信息的加工处理能力、对网络组织创新的贡献是决定结点在网络组织中地位与权威的重要依据(林润辉,2004),亦即,网络中信息加工能力强、对网络创新贡献大的结点,也具有较高的权力。由于各结点的动态学习能力存在差异,其占据的比较优势也是在不断发生变化的,各结点所拥有的关键资源的重要性、稀缺程度及不可替代性强弱也会随时间而变化,因此,网络组织的权力分配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根据上述内容可知,网络结点拥有某种比较优势就可以获得相应的权力。但加入网络并不意味着从此就可以止步不前,各个结点要努力保持其独特的竞争优势,否则其权力相对于其他网络成员会越来越小,受控于其他结点,甚至被网络淘汰出局。网络中每个结点都必须努力强化和凸显自身比较优势,才能与其他结点“势均力敌”,从相互制约中受益,同时也能使自己保持持久的有效活力和生存发展的能力。俗话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每个结点都要努力朝着网络中心迈进,一个处于网络中心地位的企业被认为可以享有更多更有效的资产流、信息流和权力流,而这些都将成为竞争优势的资源来源(阎海峰,2000)。
四、未来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