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与民主

权力与民主（通用9篇）

权力与民主 篇1

一、公共预算的政治性

公共预算, 是政府财政正常运行中一种非常重要的手段。“预算”定义为主体在潜在支出目标间进行选择, 其实质为配置稀缺资源。与此同时, 预算也意味着平衡, 是一个决策制定的过程[1]。“公共预算”具有一般预算的许多特征, 但又区别于家庭和商业预算。

(一) 公共预算具有多样的行动者。

出钱的人希望决策者在花他们的钱时能有可靠性, 就会要求决策者在财政年度开始前就做好预算, 并出具预算文件来向公众解释他们的钱何去何从, 其作用就是将政府的支出限定在政府可能获益之内, 用以防止财政透支, 从而达到平衡状态。

(二) 公共资源不具有排他性。

预算过程分配着决策权力;预算行动者想要获得更多的资源, 必须拥有尽可能多的权力。美国政府必须在约定好的预算法律或制度安排下决策和分配公共资源, 若想争夺预算权力就必然会导致公共预算改革。在群体社会里, 公共预算改革, 需要解决的是如何将预算作为联系公民与发展中的国家的新途径, 以维护可行的代议民主的问题。预算本身也需要民主化改造和民主机制的支撑, 才能更好地发挥民主载体的功效。

二、美国预算制度变迁中的权力与民主

预算是权力的体现, 民主的重要载体, 其改革的动机之一便是通过改革打破原有权力的结构化安排。众所周知, 美国———世界上民主法治建设最为完善、市场经济发展最为成熟的国家, 其公共预算体系非常完善而规范。美国的预算制度从开始建立到逐步完善经历了不同的阶段。

(一) “零星预算时代”。

美国的联邦预算系统在1921年《预算和会计法案》通过才正式建立。政府的公共职能是零星的, 导致公共收支管理也是零星的。内战是总统开始与国会争夺部分支出决定权的催化剂, 它导致了国会预算过程的结构性转变。内战后为了减轻众议院和参议院财政委员会的工作负荷, 参议院和众议院在1867年和1865年分别成立了各自的拨款委员会, 收入与支出的管辖权限处于割裂状态。19世纪70年代, 参议院和众议院分别获取50%的拨款法案控制权。南北战争引发了国会内部预算权力的分散化。在此背景下, 总统要求从国会中获得一部分预算管理权。但是由于国会在公共预算的控制权中占有绝对优势的主导地位, 总统及行政机构的权力根本无法与国会抗衡。

(二) “预算进步时代”。

在公共预算改革的推动下, 国会与总统关于预算控制的权力之争已达到高峰状态, 进入到“预算进步时代”。在此阶段中, 行政预算的新引入, 使得总统和行政部门在预算系统中所占有的控制地位逐渐提高。“进步时代”预算改革者们使政府的合法性得以回升, 让政府变成一个负责任的“阳光政府”, 改变了预算改革前美国联邦政府预算由国会主导的局面, 预算权力的中心开始向行政部门转移, 从而使得公共预算领域真正实现了“美国式”民主中的权力制衡原则。

(三) “行政主导预算时代”。

1921年通过和执行的《预算与会计法》标志着联邦治理的一个重要转折[2]。该法案的颁布使得行政与立法部门之间的预算博弈发生了结构性调整, 为预算权力向行政部门倾斜和行政主导预算奠定了基础。在这个新的预算程序中, 各机构必须向总统递交支出估计, 经过总统汇总并审查后形成总统预算, 并在特定时限内呈交给国会, 新程序禁止各机构直接向国会提出预算申请或在预算事务上与国会发生直接联系[3]。在1921年至1974年行政主导预算期间, 行政部门相对于立法部门占优势地位。但在这一时期, 预算权力的分配走向了一个极端———行政集权。这是西方的民主政治得以实现的一种形式[4]。

(四) “平衡预算时代”。

由于20世纪60、70年代的石油危机和经济形势的恶化、越南战争、水门事件等, 行政集权下的美国处于严重的民主危机之中。其结果是导致了《1974年国会预算与扣留控制法案》的出台[5]。该法案的出台可以明显看出, 立法部门在与行政部门的博弈中, 总统的权力受到约束。一是在扣留控制程序中, 撤销和延迟两类扣押须向国会提案, 由其通过决议方可生效。二是除了对总统权力的限制以外, 国会内部组织也进行了部分性的重组, 国会的预算权力得以实质性提升。三是国会的新预算程序整合了其预算过程和权力, 约束着其预算行为, 解决了长期处于矛盾状态下的预算授权与拨款问题。在行政部门与立法部门预算权力的博弈中, 预算权力的分配无论在何时都显得太过极端, 它都会朝着更平衡的方向回摆[6]。在这一阶段, 立法与行政之间相互制约, 并通过制约达到一种政治上的均衡, 是美国总统预算与国会预算共同作用的时代。

(五) “多元预算时代”。

到20世纪90年代, 多元预算模式———这一新形式在美国诞生。传媒、基层单位和管理者、社会群团等, 原游离在公共预算实质性过程外的部分行动者, 开始采取多种途径, 不同程度地涉足公共预算。作为克林顿时期“再造政府”运动中非常重要的配套措施, 新绩效预算模式得到强大的支持和不断的推广。这种模式着重于美国联邦政负有充分利用资源而达到项目目标的责任。与此同时, 该模式要求政府部门应制定计划, 并考查计划的实施状况, 进而根据其考核结果来决定是否进一步拨款, 最后还需把绩效情况向国会和公众公开通报。这一阶段标志着国会对于行政部门所扮演的“监督”角色, 逐步转向“绩效”与“结果”。新的权力结构模式体现出一种更为平等与民主的预算模式[7]。

三、结语

纵览美国预算制度改革的历史可以发现, 基于美国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其政治结构、管理模式、法治理念及经济发展的差异, 美国预算法律制度具有权力制衡为基础的“美国式”民主和程序规范的特点。不同时期的美国预算制度改革都是建立在美国宪法制度框架下的, 这充分体现了美国宪法的主权在民原则与分权制衡原则。主权在民原则是指政府的信托责任需不断提高以满足公民的要求, 更多地体现在公共预算的管理制度革新之中;而分权制衡原则是在以国会与总统分别为代表的立法组织与行政机构间的公共预算权力的博弈, 更多地体现在公共预算立法过程之中。美国预算制度改革要求政府应不断提高公共预算资金之使用效率, 同时提升行政机构的预算权力, 以体现民主性。

摘要：公共预算不仅是政府重要的经济政策工具, 在本质上还离不开政治属性, 是纳税公民优先性需求表达的民主载体。在美国的预算进程中, 改革者们在立法部门与行政部门预算权力的博弈中, 始终以权力制衡和主权在民为基本原则带领美国预算制度朝着更民主化和法治化的方向发展。本文将美国的联邦预算改革分为五个阶段, 并分析了每个阶段的预算制度中行政部门与立法部门权力的制衡及其对美国预算民主所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公共预算,美国预算,权力与民主

参考文献

[1]爱伦·鲁宾.公共预算中的的政治:收入与支出, 借贷与平衡[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

[2]乔纳森·卡恩.预算民主:美国的国家建设和公民权:1890~1928[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3]外国政府顶算编制研究课题组.美国政府预算编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2

[4]牛美丽.美国公共预算改革:在实践中追求预算理性[J].武汉大学学报, 2003, 3

[5]冯俏彬.美国预算过程的发展演变及其启示[J].财政研究, 2007, 6

[6]王熙.美国预算制度变迁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10, 2

[7]王淑杰.美国联邦预算组织设置及其借鉴[J].地方财政研究, 2007, 2

权力与民主 篇2

一、评议的目的和意义

优化经济发展环境是搞好各项工作的前提，行政权力制约与监督是对行政权力正常运行的肯定和保护，又是对行政权力偏离轨道的防范和矫正。为了进一步了解劳动保障工作在人民群众中的整体形象，找准在行政检查、行政收费、行政执法、行政许可及为企业为群众服务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地进行整改落实，促进工作作风不断改进，规范执法行为，提高服务质量，提升效能为目的，树立良好的劳动保障新形象。

二、评议的主要内容

⒈依法行政情况。评议劳动保障部门在依法实施行政检查、行政许可、行政收费、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措施等情况是否按规定、程序、标准执行，有没有出现违纪违规现象。

⒉履行职能情况。按照县政府“三定”方案，执法权限和执法范围及履行行政执法职责，服务企业、服务群众、充分发挥劳动保障部门职能作用的情况，落实“收支两条线”管理情况。

⒊落实制度情况。申报登记联合检查及“企业安静生产日”制度，劳动保障部门联系企业制度和企业协理员制度，规范性文件和重大行政处罚决定备案审查制度，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落实自律承诺、服务承诺、信访办理制度。

⒋行政审批情况。是否严格按照上级许可的行政审批项目规范审批，对进入中心的项目受理、办理、缴费、发证是否存在搞“截流”双轨运行。对行政许可项目是否按照五公开：服务内容公开、办理程序公开、申报资料公开、承诺时限公开、收费标准公开；五好：门好进、人好找、脸好看、话好听、事好办；五制：直接办理制、承诺办理制、联合办理制、明确答复制、上报负责制的要求。行政许可项目是否按照《行政许可法》精神落实，即“一次性告知书”、“承诺书”、“不予许可决定”。

⒌廉洁自律情况。劳动保障系统内无吃、拿、卡、要现象，不存在刁难、争吵等恶劣行为，无违纪违法行为。

⒍行业作风建设情况。是否按要求建立实施执法公示制度情况，定期组织实施执法人员、持证上岗情况，执法人员资格管理情况，落实“七不准”规定情况，系统内无越权执法、简单执法、粗暴执法的现象，工作秩序井然，作息时间规范，干部职工的言行举止文明。

三、评议的方法步骤

⒈制定方案。月下旬，根据全县经济发展环境和行政执法权力制约与监督民主评议动员会议要求，结合劳动保障工作实际，制定民主评议工作方案。，并上报优化经济发展环境投诉中心办公室。

⒉宣传动员。月底，召开劳动保障系统民主评议动员大会，对评议工作作部署安排，提出具体要求，使全体干部职工人人参与评议，人人出谋献策，增强对评议的高度重视，提高干部职工对民主评议的思想意识。

⒊自查自纠。月上旬，局领导班子根据分管的工作，分块包干，向企业相关部门发放问卷调查表并回收，认真对照标准找差距，结合工作实际，提出有利于劳动保障事业发展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月中旬召开民主评议座谈会，参加对象：局班子成员，各股室、各经办机构负责人。对收集到的意见、建议进行讨论，布置安排整改时间，明确整改内容。

⒋民主测评。月上旬，召开系统干部职工民主测评会，参加对象：系统全体干部职工，测评内容：严格按照投领发号文件要求，从六个方面展开测评，测评分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但种类型进行。测评结束后，汇总测评结果，形成总结报告上报县优化经济发展还击投诉中心。

四、评议工作的要求

⒈要切实加强领导。经济发展环境暨行政执法权力制约与监督评议工作涉及面广，工作任务重，为了将次项工作抓好抓落实。由于人事变动调整，经局党组研究决定，特成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经济发展环境暨行政执法权力制约与监督评议工作领导小组，其组成人员名单如下：

组长：

副组长：

成员：

各股室、各经办机构要把评议工作摆上重要位置，真正做到认识到位、组织领导到位、工作措施到位、工作责任到位。

⒉要强化监督检查。对劳动保障系统评议的内容，认真进行对照研究，深入调研、摸清情况、找准问题、抓住重点、制定措施、狠抓落实。

权力与民主 篇3

关键词：政治权力,权力制衡,权力监督,民主政治

一、概念的厘清

权力一直是政治学的核心概念, 对权力定义的界定纷繁复杂, 鲜有定论。权力可以是一种能力和力量, 如精英权力观的米尔斯认为的, “权力有几分像下述情形:A拥有支配B的权力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他能够使B做某些B否则不会去做的事情”[1];简单的说就是控制或影响他人行为的力量[2];权力本身也是一种关系, 是行动者之间指挥、操控或影响对方的关系[3]。从诸多定义中我们可以提炼出权力的大概, 即权力主体通过某种力量或能力对客体施加影响, 使其服从主体意志, 实现主体利益。本文所谈及的权力是被限定为由公民权利让渡或授权的, 为以政府为代表的公共机关所持有, 由国家公职人员所行使的公共的对资源进行支配和分配的政治权力, 即公权力。

权力制衡是对权力的限制和平衡, 即通过平衡权力之间的关系引发权力之间的公开竞争或者相互牵制来限制权力。制衡的前提是分权, 将权力这一庞然大物进行分割, 而不致使其掌握在某一单独的个人或集团的手中。从古典时期开始, 古罗马西塞罗式的混合政体即已体现了分权制衡的理念, 执政官、元老院和人民大会代表了君主、贵族和平民三种权力的混合和互相牵制, 而执政官“双头制”更是其对君主权的再度分割和制衡。启蒙运动后, 从洛克的分权理论到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 试图冲破教权和君权专制统治的近现代政治学家们使得分权制衡思想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联邦党人则在孟德斯鸠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基础上, 补充了以野心对抗野心的原理, 从而构成了从动机到手段的比较完整的制衡原理。[4]

权力监督是对权力的监察和督促, 是对掌握公权力的机关的问责体系的关键组成部分。[5]监督拥有三层含义:首先, 权力监督是在现代权力理论“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原则下, 用以确保来源于人民之权力的运行符合人民的利益;其次, 人民群众能够通过切实有效的载体和机制来保证约束乃至罢免代表他们行使公共权力的“公仆”, 有效行使人民对公职人员的监督权利;第三, 使所有的公权力都只能在已有的明确规定的有限范围内行使, 不逾界、不僭越、不侵犯人民的权利。权力监督的主体既可以是权力结构内部的监督、监察机关, 也可以是直接来自于权力体系外部的人民群众、媒体舆论等。

二、权力制衡与监督的差异性

(一) 主客体关系不同

制衡以分权为前提, 反映的是法律地位平等的权力主体之间的约束关系, 这种关系侧重于横向性和双向性。在理想的三权分立的权力体系中, 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三大机关拥有的权力几乎等量, 且处于同一地位之上, 两两之间相互作用, 相互限制, 三权中不存在其中一种权力高于其他另外两种权力的情况, 也不存在某一种权力单方面限制其他权力却不受其他权力限制的情况。

权力监督以授权为前提, 主客体之的法律地位往往不同, 监督主体可能是客体的上级权力机关或者隶属于客体的下级权力机关, 甚至是处于整个权力结构外部的普通公民和舆论媒体, 因而权力监督的主客体关系也局限于单向性和纵向性, 是由主体主动发出的监督、限制的行为。

(二) 运行方式不同

权力制衡发生在权力结构的内部, 是在权力制度下以权力限制权力, 通过宪法、法律的规定进行制度化、规范化的权力约束。由于制度的内在性, 权力的制衡是由制度规定而客观存在的, 内在于权力运作本身, 因此制衡机制犹如“看不见的手”, 使各个分支权力为确保自身的完整性而自动紧盯其他权力进行制约。

权力监督则发生在权力结构的外部, 需要主体进行主动的监察。权力监督虽然有来自法律的保障, 但其依赖的力量则来自于监督主体本身的意愿和能力。除了与掌权者处于不同系统和层级的监督机关外, 权力监督的主体往往是普通公民和媒体, 这种情况下权力监督的运行方式就是以权利来限制权力, 即由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或团体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等权利来对权力的不良运作进行披露、控诉、抵制和督促。

(三) 效果性能不同

如上文所述, 权力制衡有其横向性、自发性和制度保障性, 因而在权力体系内部拥有巨大优势。以西方三权分立体系为例, 议会可以通过不信任案来弹劾位高权重的总统或政府首长, 而法院则可以通过违宪审查来废除议会的立法, 很难想象若没有分权制衡的制度强制性, 大权在握的总统、总理和首相们会被赶下宝座;而代表人民的议员们则无法随心所欲地为各自的利益通过各种法案。

权力监督虽然多发生于权力结构内部, 然而若没有分权的前提, 监督机关便无法自主、独立地发挥监督作用, 而受制于上级甚至平级权力机关的控制。因此, 权力监督在效果上的优势在于它对来自公民、媒体等权力结构外部力量的引入, 使得权力监督在广度上获得了有力的支持。

三、权力制衡与监督的内在机理

(一) 共同的指向:社会主义民主

孟德斯鸠在《罗马盛衰原因论》中指出, “越是有权力, 就越是拼命想取得权力;正是因为他已经有了很多, 所有要占有一切。”[6]马克思则认为集权的国家超出了其本质, 成为靠社会供养而又阻碍社会自由发展的这个寄生赘瘤, 侵蚀属于人民的权利, “为了追求自己特殊的利益, 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宰”。[7]因此, 必须对权力进行制约。联邦党人精辟地指出, “如果人都是天使, 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8]同样在马克思主义这里, 以权利约制权力、强调人民普遍参与立法是他们给出的治愈“权力病”的处方。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 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人民有权管理国家和社会各项事务[9], 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要求一切公权力的运作必须符合主权在民的要求, 反映人民的意愿。然而主权在民不等于人民直接掌管统治权, 人民当家作主不是人人都当管理者, 公权力最终要交给一部分人来运作, 由他们执行人民的意愿, 这就带来了公共权力与人民意愿的冲突这一难以摆脱的困境。因此, 对权力的限制是公权力能够在人民群众不直接运作的情况下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是民主政治的命脉所在。邓小平建设性地提出, “权力过分集中, 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 妨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妨碍集体智慧的发挥, 容易造成个人专断”[10]因此, 权力制衡与监督的指向都是克服权力本身背离人民、扩张自利的特性, 有助于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质性的实现。

(二) 共同的前提:社会主义法治

马克思指出, 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 在这些规范中自由的存在具有普遍的、理论的、不取决于个别人的任性的性质。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11]在社会主义法治中, 宪法和法律体现着人民主权, 代表人民的利益, 人民的权利由社会主义法律所保障, 国家权力范围由法律所限定。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力制衡与权力监督都以法治为前提, 将其作为基础。

在法治不健全的时代, “黑头文件不如红头文件, 红头文件不如口头文件”, 虽有法律却依然维持着人治, 任何事务都由地位最高的掌权者决定, 法律不过是其实现个人利益的工具而已, 因此只有在社会主义法治之下, 当法律成为了最高的规则时, 权力的制约才成为可能。“在法律统治的地方, 权力的自由行使受到了规则的阻碍, 这些规则迫使掌权者按一定的行为方式行事”[12]。同时, 社会主义法治重视制度建设。权力的制约本身就是制度的产物, 如果没有分权制度, 制衡将不复存在。制度设计上的漏洞将在权力运行过程中不断的放大。制度是规则的本源, 其建设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因此, 只有在社会主义法治对于制度建设的重视的基础上, 权力的约束才能真正实现。

(三) 权力制衡与监督的交互性

权力监督和制衡虽然存在着的差异, 但两者之间的联系却十分紧密。如果将公权力的运作比作一场活动, 那么权力制衡就是这项活动的规则, 而权力监督则是这项活动的裁判, 二者之间存在着动态的相辅相成的交互性。

权力监督只有在某种权力会被另一种权力所钳制的条件下才能成立。在权力单向化的中国古代帝制中, 皇帝作为“天子”只对上天负责, 因此老百姓只能将监督虚化为向老天爷祈祷对昏君、暴君的惩罚。而权力制衡正是在制度框架内通过分权实现对完整“大权”的分割, 权力与权力之间相互钳制, 这就为权力的监督提供了可能性。现代政治学已证明, 监督指向实质上与权力指向相一致, 任何一个健全的民主社会, 其监督指向都应当是自上而下、平行制约和自下而上的有机统一、平衡配置, 不能畸轻畸重或强弱过分悬殊[13], 制衡也为多重方向, 尤其是双向平行的权力监督拓展了空间。

权力监督对权力结构外部力量的引入将对权力制衡进行补充。人民对于政府最普遍的监督来自于选举, 通过选择或罢免代表来行使其监督权。选举使得权力制约不仅仅限制于权力体系内部, 同时防止了部分人员长期掌权而消解制衡。其次, 随着新闻业、传媒业的迅速发展和逐步开放, 媒体作为“第四种权力”正发挥着越来越显著的作用, 新闻自由、媒体独立将使其充分吸收来自民间的监督力量, 并且将压力施加于整个权力体系之上, 以外部力量的方式对内部权力制衡进行补充。

四、结语:权力制约的中国语境

进入社会转型时期以来, 在市场经济的冲击和文化信仰崩溃的时代背景下, 权力监督机制的漏洞被放大, 权力阶层的腐败和社会对权力的失控, 使政府权威与公信力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 阻碍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

其中一个原因在于长久以来, 中国的权力制约都以监督为主。一方面是权力运作的不透明, 政务公开遮遮掩掩,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迟迟不得推行, 使得外部监督难以进行;另一方面, 权力监督本身又以党的内部监督为主, 这就使得党的角色陷入尴尬:既扮演裁判, 又扮演运动员, 其公正无法得到保障, 加之司法独立进程缓慢, 因此在前面所提到的代表人民意志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最高权力机关的上面, 又笼罩了一个更庞大、更有力的掌权者, 就是拥有领导权的中国共产党。

权力与民主 篇4

杨琳

2009年11月27日16:35

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公推直选”产生多方面权力制约作用 推动党内民主--中国共产党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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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以来，如何做到民主执政、用什么机制和制度来保障执政的民主性，一直是理论和实践界炙手可热的议题。

高层给出的大方向是，首先提升党内民主质量。近年来，全国范围内旨在推进党内民主的地方试点不断涌现，党代会常任制、党代会任期制、党员旁听制、质询制等均在地方基层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公推直选”就是其中之一。

“公推直选”率先在高校、企业、社区等基层单位破冰，对于坚实党民主执政的根基具有战术性意义。

从另一个视角看，党的干部队伍好似一座金字塔。塔的基座，便是为数甚广的基层干部、年轻干部、后备干部。“公推直选”试点在基层党组织范围内推开，更利于年轻干部在民意的环境中健康成长，为干部的继续选拔任用积累民意、培养民主意识。

基于对多个“公推直选”试点单位的长期观察，《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近期采访了北京大学、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校的专家学者，以及多个试点单位的组织部门，对“公推直选”试点所引发的选拔民主冲击波进行梳理评述。

实质性推动党内民主

“公推直选”作为基层直接选举制度，被多位受访专家视为党内自我更新机制中的首要一环。

“党内民主发展到今天，进展并不如我们大家所期望的那样快。在推动党代会常任制试点的同时，基层直选使人看到另一境界：源自基层的直接选举，使基层党内生活出现新的面貌。”中央党校党建研究专家高新民说。

党内民主具有权力制约功能和导向功能。现有的领导体制在专家眼中有其固有的优势，即在路线、方针、政策正确的前提下，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但是，如果权力过于集中，就可能出问题。

“如何制约权力？可以权力制约权力，也可以权利制约权力。在现行体制不变的条件下，选举，就是以权利制约权力”，高新民对本刊记者说。

在高新民看来，真正发端于群众的选举可以产生多方面的权力制约作用：其一，从根本上改变领导者和普通党员的关系，调节党内关系。其二，选举是对权力行使者的强有力制约，迫使权力行使者更多地对群众负责，是以权利制约权力最主要的形式。其三，选举与任期制联系在一起，有利于防止因长期处于一个岗位而形成行政化官僚化的特点，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权力制约的意义。

高新民说，选举本是民主政治的核心问题，但由于诸多利害关系，使得选举难以真正实现。各地“公推直选”的成功探索证明，真正的民主选举，是可以得到群众拥护的，因此为党内民主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经验。

此外，党内选举制度的改革，对于反腐败系统工程也具有特殊意义。以大学教授身份担任中国监察学会副会长的李成言教授，是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党委书记、博士生导师。这位反腐败研究专家认为，治理腐败的两大源头，一是涉及干部选拔、任用、管理和监督的干部人事制度，二是政府财政管理系统中“管好钱袋子”的相关制度。

“可以说，如果这两个环节能把握好，反腐败进程就会良性运转。而‘公推直选’从基层干部选举抓起，让群众参与选出能够胜任岗位工作的干部，恰恰是突破了反腐倡廉中的‘干部选任’瓶颈，对于预防腐败、惩防并举非常重要”。

党员主体地位落地

针对实践中实现党员基本权利的制度化管道不充足，各地“公推直选”试点在这方面的探索可谓收效显著。

在初始提名环节，各试点单位多数采取了党员个人自荐、党员群众联名举荐和党组织推荐相结合的方式。这种改变以往由组织单一提名的做法，大大促进了《党章》规定的党员个人民主权利的落实。

“《党章》上规定的党员的民主权利有8条，其中很多方面就是党员的直接民主权利，比如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要求撤换、罢免领导班子成员的权利等”，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教授任进，常年研究党和国家法律法规。采访中，他拿出了随身携带的最新版《宪法》和《党章》，阐述党员的八大基本权利。

任进介绍道，从理论上可以将党内民主分为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根据《党章》的规定，党内间接民主，主要表现为党员通过党的代表大会行使党员权利；党内直接民主，主要表现为党员参加党的有关会议，对党的工作提出建议和倡议，要求处分违法乱纪的党员，要求罢免或撤换不称职的干部，行使表决、选举或被选举等权利。

“‘公推直选’试点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说明我们有能力通过直接的方式来体现党员的权利，体现党内的直接民主。‘公推直选’有利于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候选人提名的民主，拓宽选人用人视野，有利于加强党的基层组织领导班子建设，是体现党员主体地位、尊重党员权利和充分发挥党内民主的重要实践，在《党章》上也有充分的党规、党法的依据”，任进说。

中央党校党史部副主任谢春涛教授说，党员主体意识的问题尽管一直在说，但缺乏实现机制。“我们绝大多数党员，无论是担任高的职务还是低的职务，或者就是一个普通的党员，都非常关心党的发展。但如果缺乏参与的方式、途径，党员主体意识就没法表达，时间长了，这个主体意识就会淡漠，甚至有可能就没有了。我想不少人有这样的心态。公推直选的实践，唤醒基层党组织党员的主体意识。有了参与的机会，党员肯定会关心候选人的情况，关注基层党组织的发展。”

“‘公推直选’的制度设置以党员的民主权利为核心，唤醒了基层党员干部的主体意识。从参选率和具体成效来看，‘神圣的一票’有了实际的含义，体现了选举者有效参与、投票平等的民主理论要素要求，有效地调动了广大党员参政议政的积极性，从而在实践中落实了党员的民主权利。”李成言认为。

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

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关键在于如何带？通过什么样的机制带？“公推直选”在把基层组织的“一把手”放在全体党员当中来选举，尤其是一些试点地区引入了党外群众参与，在“公推”环节采用“群众投信任票”的方式，引起了多位专家的关注。

在高新民看来，基层党内直选，尽管在法理上只是党的内部选举，但非党群众通过投信任票、驻点调查、现场提问等环节参与进来，客观上形成群众对基层党组织的认同，也对基层民主发展起到了示范作用。

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祝灵君副教授说，在新阶段，应该以扩大党内民主的示范来改善人民民主实践的质量，最终提升整个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质量；以党内民主的推动去带动城市社区民主，形成新的阶段我国基层民主的新的增长点——城市基层民主。“今后一段时期，大力推进城市基层的党内民主将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的又一新亮点”。

近年来，人民群众民主意识的不断增强，人民对于自身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等基本权利的要求越来越明确。但是党内一些干部的思想观念与之相比，似乎远远落后了。

“比如沿海地区一些干部谈起招商引资时眉飞色舞、如数家珍，而谈起民主政治却噤若寒蝉。这个现象令人不安。”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副主任张志明教授谈起他在教学中的一点感受。“加强党的领导，提高执政能力，也包括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能力。这就要求党员干部弄清‘选举’在民主政治框架中的地位和作用，具备民主的常识，培养民主的能力。”

“选上去，还要能扒下来”

在接受电视媒体采访时，有着64年党龄的南京市白下区淮海路社区居民恽玉纯说：“这个人(社区党委书记)好不好，你自己选，假如他好，那你选对了；假如他不好，那我有这个权再把他扒下来”。

直选上去的干部如果干得不好，还能不能再扒下来？这是高关注度的话题。选举民主的天然弱点是，选前选民强势，选后当选者强势。“公推直选”要克服这一弱点，就必须强化直选后的一整套制度，形成对权力的有效制约。

“选举本来就是一整套制度构成的体系，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改革和完善党内选举制度”，高新民教授勾勒出了选举制度体系的基本元素：

一、公开。包括提名公开，候选人背景资料公开，唱票过程公开，计票结果公开等。“候选人背景资料要详细，家庭财产情况应该公开，甚至应该写明这个干部曾经犯过什么错误，改了没有。”

二、承诺。竞选时不能瞎承诺，上任后承诺不兑现可以作为启动罢免程序的依据。

三、投票。投票应该是秘密进行的。目前，我国的村委会选举中已经禁止使用“流动票箱”，实行秘密写票制，这个经验值得“公推直选”吸收。

四、任期制。“惯例”不可靠，应规范干部任期内调动。如果直选上来的干部，干了一年就调走高升，他对选民的承诺就会落空，将直接影响直选的公信度和选民热情。

五、质询。当选干部应该严格实行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定期向选民汇报工作进展，选民不满意的，可以进行质询。

六、罢免、弹劾。要使授权与收权联为一体，将长期处于虚置状态的罢免程序做实。

“如果没有相应的选举程序和选举体系总体设计，而只有投票这一个环节，选举非常容易被大量的‘潜规则’所干扰”。高新民说，只有逐步改革选举制度，探索质询、罢免制度，积极应对社会民主的发展浪潮，才能承担起领导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职责。

李成言教授对此非常认同。“如果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选举将被不断弱化、异化”，他对本刊记者说：“监督机制要具有独立性和可持续性，而不能完全受决策者的控制。做到了这关键的一点，‘公推直选’将会走得更好更远。”

李成言说，民主直选的设置，对领导干部选拔任用这一至关重要的组织工作的辅助监督作用分为任前、任中和任后三个环节。任前要防止干部“带病上岗”，确保选拔任用领导干部的质量；任中要防止干部“岗上生病”，保证权力的规范行使；任后要防止干部“留病下岗”，要防止以任期来规避责任的现象发生。

这种民主直选设置在内涵上与干部测评考核是一致的，他建议考虑加强与《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相结合方面的制度设计，重视民主直选的设置对于干部任期之中以及任期之后的监督作用。

中央党校研究生院院长卓泽渊教授说，“公推直选”直接改革了干部选任制度，是根本的，但不是全部的；是起点的，但不是终极的。之所以不是全部的，是因为另外还有任职制度、监督制度、廉洁制度，与之匹配的还有质询、罢免与弹劾制度等。之所以不是终极的，是因为干部一旦上任就产生了实现承诺问题，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的问题，执行党的纪律问题。

来自试点地区的组织部负责人反映说，“公推直选”干部的动态管理机制很重要，我们需要健全完善干部目标管理制度、评议考核制度、罢免淘汰制度，“使‘良马’始终处于竞争的跑道上，始终处于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竞争状态”。

制度“冲突”与预留空间

1990年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被试点地区的多位组织部门干部多次提及。因为它是“公推直选”目前面临的明显的制度“冲突”之一。

条例第十四条对党的基层委员会和经批准设立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的产生方式有明确规定：“召开党员大会的，由上届党的委员会根据所辖多数党组织的意见提出候选人，报上级党组织审查同意后，提交党员大会进行选举。”

该条例是目前基层党组织选举工作的直接依据，依此，则基层党组织书记、副书记，只能由党的基层委员会、总支部委员会、支部委员会选举产生。

受访的试点地区组织部负责人说：“这与‘公推直选’的具体方法和程序，有矛盾和冲突之处，令‘公推直选’缺乏可操作性的法规依据。如能改革和完善现有基层党组织选举制度，则可为‘公推直选’继续前行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鉴于“公推直选”的价值，现有的规定并非不可回旋。党的十七大修改的《党章》改为：“基层委员会、总支部委员会、支部委员会的书记、副书记选举产生后，应报上级党组织批准。”并没有强调书记、副书记必须由哪些组织选举产生。

“‘选出的’和‘产生后’，几字之差，就给基层党组织的‘公推直选’预留了空间”，任进教授认为。

此外，十七大《党章》还修改了一条规定：“基层委员会由党员大会或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总支部委员会和支部委员会由党员大会选举产生”；增写了一条：“提出委员候选人要广泛征求党员和群众的意见。”

“这样就处理好了党内的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的关系，更好地体现了‘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这个党章的精神”，任进阐释道。

有试点地区的制度设计中，明确了这项工作的九大程序。其中第八条是“依法任命”。也就是说，党员直选出来的基层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还要经过上级任命的程序。“这也是为了解决与目前干部体制的冲突之处”，高新民指出，自下而上探索的直选还存在与干部制度整体接轨的问题。

受访专家直言，“应该考虑对党内选举制度、干部任用选拔制度、党内监督制度、干部任期制度等进行修改和完善，使‘公推直选’于法有据”。

如何把握选举的竞争性

回顾中国共产党执政60年来的党内民主建设，党内选举从最初的任命制、等额选举制，发展到差额选举制、公推公选、公推直选，从鼓掌通过、口头表决、举手表决，发展到无记名票决、差额票决，无一不伴随着思想的解放。对于党内竞争性选举制度的地位、作用的认识也需要各级领导干部思想上的辨识与解放。

有受访专家认为，“公推直选”是党内民主的深化拓展，使党内选举更富活力和竞争力，但同时也会加剧党内竞争，如果引导不好有可能导致党内力量分化，因此“公推直选”的推进尤其需要积极、稳妥、有序。各试点地区出现的若干现实问题需要关注和把握。

比如在一些试点地区，有的党组织由于后备人才不足，有的机关事业单位由于党组织书记、副书记任职条件的限制，导致参加直选的候选人偏少，影响了选举的竞争性。甚至个别党组织由于宗族、宗派等因素的干扰，没有选出党组织书记。

而如何让党员群众更全面地了解候选人和参选人，除了竞职演讲之外，还需要探索更多的办法，搭建更有效的平台。

再如，一些地方党员群众的参与面还不够广。一些普通党员存在着矛盾心理。一方面，他们觉得“公推直选”扩大了党内民主，肯定这种做法。另一方面，他们又担心“公推直选”走了形式。还有一些党员对选举不够关心，认为无论谁当选都与己无关。在这种心理影响下，一些党员参加自荐报名的积极性不高。

在一些地方的机关和高校中，在相同职级情况下，干部更愿意从事业务工作，不愿意干党务。而在社区党员中，退休老党员占大多数，他们有积极性但体力难以保证；刚毕业的大学生党员多数外出就业，下岗失业人员因为社区工作者报酬偏低，参与积极性也不高。

把权力之虎关进民主之笼 篇5

无论是突发公共事件, 还是日常政务工作, 对信息处理的最优选择, 笔者认为是两句话, 即“公开公开再公开, 发布发布再发布”。涉及国家机密的当然要除外, 但普通百姓想知道的信息, 其实都是非机密的, 谁吃饱了撑的要“刺探”国家机密啊。公务员“公款消费”之类的“信息”, 说穿了也只是干部们自己的“机密信息”, 不好意思对公众说道而已。

全国的“四公”费用——公款吃喝、公帑娱乐、公费出国、公车开支, 一年累计约为1万亿, 这是媒体早已公开的信息。这花的是纳税人的钱, 是行政成本中的重要一块, 只是各地花费的支出不均衡而已。因受贿1.9亿多元、一审被判死缓的中石化原掌门人陈同海, 一个月能挥霍公款120万, 日均4万, 他的名言是:“每月交际一二百万算什么, 不会花钱, 就不会赚钱!”有些地方财政收入不那么丰厚, 那么“四公”耗费的绝对值当然要少一些;也有一些乡镇长年累月给酒店打欠条, 甚至拖垮了人家可怜的小酒店。

对信息的公开, 不同的领导做法会有不同。在上世纪90年代, 一位干部下派到一个镇里担任党委一把手, 在公务接待方面, 其举措是只在镇政府食堂招待, 吃家常饭, 不去酒店, 这样很省钱啊。当时就大张旗鼓地倡导“政务公开”了, 这位书记便要求公务招待的费用也公开, 镇长就不同意了, 说“那怎么好意思”。一个地方信息公开做得好, 那么就会政通人和, 政通人和了, 当然信访和“官告民”之类的事情就少, 群体性事件也不容易发生。

信息如果都坦荡公开了, 那么“王清事件”也不存在了。王清的诉求, 本质上是政治民主的诉求。尽管现在有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其实许多信息会不会公开, 依然是“官主”——领导说了算。像王清那样, 行政复议、打官司、投诉, 啥招都用上了, 最后也是只开花不结果。作为“主人”的公民, 为何无法让自家的“仆人”告知基本的开销信息?原因很简单, 那就是“官主”背后是“权主”, “公仆”的权力太大, 大大地超过了主人的权力。

权力与民主 篇6

一、福柯和朗权力观的思想来源不同

福柯在年轻时期开始接触尼采并深受其影响, 在他1961年发表的《疯癫与文明》序言中鲜明的折射出尼采式探求方式对他学术生涯的重大影响。他指出, 他的目标将是“以悲剧因素的恒常结构去对抗历史辩证法”为此需要进行多方面的探究, 但所有这些探究都将“在伟大的尼采式探究的太阳照耀下”去进行。福柯认为“尼采是个关于权力的哲学家, 但他做到了不把自己局限在一个政治理论之内去思考权力。”福柯的权力哲学理论正是在尼采的启发下打破陈腐的思维方式, 颠覆了传统权力理论, 重新对权力话语进行表述。

作为后来者的朗, 其思想来源较为庞杂。他是在韦伯、马克思、弗洛伊德、柏拉图等有关论述的基础上, 把不同的甚至对立的权力概念梳理成互相依存、互相转化的权力概念体系。他对权力的定义, 即“某些人对他人产生预期和预见效果的能力”是借用了伯特兰·罗素的较广泛的定义。同时, 其著作中大量采用了社会心理学观点, 也正是因其对权力过多的社会心理学观点和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观点, 朗也遭到了学术界的批评。

因此不同的思想来源构成两者对权力概念、权力形式、权力基础的不同理解和阐述。

二、福柯和朗的权力观比较

1、两者权力内涵不同

福柯以其“微观权力理论”闻名于世。而在这套复杂而又互相关联的权力理论系统中, 最引人注目的大概就是他的权力概念, “权力不是一种制度, 不是一个结构, 也不是某些人天生就有的某种力量, 而是大家在既定社会给予一个复杂的策略性处境的名称。”

在比较了前人的相关论述后, 朗将权力定义为“是某些人对他人产生预期效果的能力”这个定义中有这样五个问题:即权力的有意性;权力的有效性;权力的潜在性, 即A控制B的权力在尚未实际行使时就可预见到B的预期服从;第四个问题是权力关系的单向性或非对称性, 即某些人有影响他人的权利, 而反过来就没有类似的权利;最后一个问题是权力产生效果的性质问题:即除了明显的和行为方面的效果, 纯粹主观的、内心的效果是否也算在内。

2、两者权力表现形式不同

朗认为权力具备形式, 这些形式包括:武力、操纵、说明和权威。在他的《权力论》中, 作者花费了大量的章节来解释这四种权力的形式, 以用来说明“不同形式如何在现实中融合, 如何在特定权力关系中联合和共存”, 并最终为其利用这个分类来阐述其“权力关系的‘动力学’”铺平道路。他讨论了四种不同类型的组合和相互关系, 认为“特定的权力行为通常是各种行为之间关系的更大的互动网的一部分, 从它们的背景中孤立出来观察才显示不同的权力形式……有某种综合性与强度的稳定权力关系很少基于单一的权力形式。掌权者能行驶多种权力形式对保证维持其控制是有利的。”他还提出了“倾向性法则”, 认为“当权力关系经常反复出现时, 每种权力形式有随着时间推移转变为不同形式的内在倾向。”

福柯不将权力看做一种形式, 而将它看做使用社会机构来表现一种真理而来将自己的目的施加于社会的不同方式, 他说:“如果我们在看待权力的时候, 仅仅把它同法律和宪法, 或者是国家和国家机器联系起来, 那就一定会把权力的问题贫困化。权力与法律和国家机器非常不一样, 也比后者更复杂、更稠密、更具渗透性。”

三、两者权力产生基础不同

对福柯而言, 权力不只是物质上的或军事上的威力, 权力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是权力和知识的关系。“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 不相应的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 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即能够表现出来有知识是权力的一种来源, 并引进了“话语”的概念。这里的“知识”有更广泛的含义, 即人们对整个世界认知。福柯认为人们只有精通某一领域的知识才具备了这个领域的话语权, 同时, 这一领域的知识只有被普遍承认, 才能转变成“权力。”

在总结了埃齐翁尼、拉斯维尔和罗伯特·达尔的相关论点后, 朗认为权力的基础是资源:个人资源和集体资源。他借鉴了威廉·甘森的“流动性”概念来区别资源, “高度流动的资源‘在施加影响时很少需要或不需要重新部署就可以立即使用’。而流动性低的资源‘只有在重新部署或以某种方式动员后才能用来产生影响’”很显然, 朗认为个人资源流动性较高, 因为个人拥有的资源:金钱、时间、声望、某种知识或信息都是很容易转化为政治用途的。集体资源是那些由个人资源集中起来服务于共同目标的资源。

综上所述, 福柯和朗因其研究方式和思考角度的不同, 展现给我们两种不同的权力观, 丰富了权力理论的宝库, 促使我们在对以往经典权力理论批判和分析的基础之上产生更多的现实思考。

摘要：关于权力的研究一直是政治学的主题之一, 米歇尔·福柯以其“微观权力理论”闻名于世。丹尼斯·朗则在前人的基础上, 以美国政治制度的民主模式为观察点对权力进行分析, 两者的思想来源、权力观念各有特色, 分析两种权力观的不同之处, 对现实社会具有积极作用。

关键词：权力观,比较,原因

参考文献

[1]詹姆斯·米勒.福柯的生死爱欲[M].高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90.

权力与民主 篇7

今天的中国高等教育已经是一个非常巨大的系统, 它所滋长的每一个毫厘问题, 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 引发社会的颤动。因此, 培植由“自由”雨露滋润的漫布发达高等教育每一块圣洁土地的“大学自治”、“学术权力”、“教授治校”之花, 并备加呵护是非常必要的, 以免“橘生淮北”, 努力营造和谐的大学组织结构中的权力氛围, 支持并推动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众所周知, 大学组织作为社会组织系统内部特有的子系统, 在其内部权力运行过程中, 有着自己独特的权力结构体系。至于这一权力结构体系究竟包含哪些权力类型?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在大学组织结构系统中是如何相互作用的?本文试图从逻辑上、学理上探讨权力的内涵, 阐发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概念关系, 以期在和谐的命题之下, 寻求大学组织内部权力运行的协调。

大学权力的文化审视

澄清大学权力的内涵, 明晰各种权力之间的相互关系, 特别是其中的逻辑关系, 对于每一个学者来说, 应该都是一件彰显理性而又特别愉悦的事情。很显然, 科学的推定和缜密的逻辑将会显示其强大的读错功能, 使得因为轻信习惯而滋生的认识错位昭然若揭。追根溯源, 我们首先应该探问一下, 究竟权力是什么?

《汉语大词典》解释“权力”是“①权位、势力;②指职责范围内的领导和支配力量” [1] ;《现代汉语词典》对“权力”的解释是“①政治上的强制力量;②职责范围内的支配力量”[2] ;台北中华书局的《辞海》则给予“权力”这样的解释:“权力谓威权势力, 具有操纵指挥之效用者也”[3] 。从以上三种定义我们不难推定, 在我们的思想意识中扎根的“权力”含更多“强制”和“支配”之意。当我们把注意力投向西方人的“权力”定义时, 我们会俨然感受到不同文化的注解。《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将权力视为一种关系, 是一个人或许多人的行为对另一个人或其他许多人的行为发生改变的一种关系。美国心理学家、高等教育学者詹姆斯·费舍尔认为:“权力随着环境不同而变化多端, 只有把有意无意、必然与偶然的因素结合在一起, 才能对别人施加有效的影响。”[4] 美国社会学家丹尼斯·朗在其近著《权力论》 (Power: Its Forms, Bases, and Uses) 中提出:权力是“某些人对他人产生预期和预见效果的能力”[5] 。由此不难发现, 在西方学者的视野里, 权力更多地倾向于“有效的影响”和“能力”。权力 (power) 一词在英语中通常用作能力 (capacity) 、技巧 (skill) 或禀赋 (talent) 的同义语[5] 。因此, 在东西方两种文化的背景下映衬的“权力”意识, 其差异如泾渭之水, 让人了然于心。我们习惯于在自己的“君臣父子, 长幼有序”的儒家文化里对“权力”高山仰止, 心悦诚服地接纳与施展着“权力”的强制与支配。而反观在自由平等的鼓噪声中滋生的西方化的“权力”, 则充满着自然生长的“威信”和“影响”的成份。

在东西方两种文化环境里的不同的“权力”心理内涵的诠释中, 我们可以发现, 在我们转译西方主流文化的某些概念时, 可能会在不经意中产生了某种文化意识中深层次的误解。由此而来的高等教育中的大学“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会不会在我们的转述中产生文化上的偏见和曲解呢?

其实, 在西方, 无论高等教育中的大学“学术权力”, 还是“行政权力”, 都必须是徜徉在自由的氛围, 聆听自由的声音, 必须以更加“温文尔雅的”、“协商的”、“尊重的”方式出现。否则, 一切权力都可能被弹劾, 甚至被颠覆。所以, 在他们看来, 权力本身并不是资源, 只是参与者为了产生“预期效果”而对资源 (不管是个人资源, 还是集体资源, 诸如财富、官职、声望、技巧、知识) 的动员和调度。然而, 在我们的视线里, “权力”始终是一副面目狰狞的样子, 是神圣的身份与地位的象征。因此, “权力”就是一种特别不可枯竭的资源, 就必须有役使的对象, 有支配的领地, 有强制的力量。正是这样的原因, 我们的大学“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主体似乎对此消彼长的“领地”和“力量”心领神会, 情形更加剑拔弩张, 更加对立矛盾, 而缺少了太多的“协商”与“尊重”, 甚至即使是以“教师自制”与“民主管理”为特征的“学术权力”也会浸染强制蛮横的作风。北京大学张维迎教授就曾经抨击过这种学术权力的异化和滥用的现象:“对科学创造最大的障碍常常来自那些已经功成名就的学者, 因为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学术地位, 已经有了自己的学术框架, 容不得新的思想出现, 任何新的思想都被看成是对他们学术权威的挑战。这在全国许多科研机构都是这样, 在‘家族制’普遍的高校尤其如此。学术权力的发挥不再基于学术认同与理解的基础之上, 而是像行政关系中上下级之间关系那样, 可以采取强迫命令的方式, 要求一个比自己学术职称低或学术资历浅的学者服从自己的观点或见解。”[7]

逻辑意义上的追问:两种“权力”概念的关系

文化因素的差异而生成的对大学“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理解上的歧义, 直接导致了在高等教育的现实中对两种权力的操作失当。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将“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实际上不对等的关系对等化, 东方式权力的森严令人心怵, 成就了两种权力的对立模式;其二是将“学术权力”纳入“行政权力”之中, 主张两种权力的并不互为矛盾, 甚至完全包含, 取其一便能得其二;其三是因学术腐败现象而引发对“学术权力”的规戒与控制, 主张削弱“学术权力”, 预防学术权力寻租。反思三种操作误区, 我们会发现, 进一步明确“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概念之间的关系, 将有助于准确地把握高等教育组织结构里的权利分配与协调。

概念是人类思维的基本形式, 它可分为真实概念和虚假概念。那些歪曲客观事实的虚假概念只能影响我们对事物的认识和判断。国内研究者大多数认为, 学术权力就是学术人员所拥有和控制的权力;同时把高校行政人员享有的权力称之为行政权力。行政权力来源于行政职务和身份资格, 约束和服从是其基本特征, 其特性是科层的、刚性的、领导型的、官方的;学术权力来源于学术成就和学术修养, 沟通和对话是其基本特征, 其特性是平等的、松散的、自觉的、民间的[8] 。在概念的理解和划分上几乎成了一种约定俗成, 把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看成是一对二分的概念来使用, 并以此来思考高等教育的实际问题。这一概念内涵上的对立导致了高等教育实践中, 诸多研究者, 特别是高等教育管理者因慑于两种权力之争的敏感, 而疏于思考, 甚至直接回避这一问题, 使得我国高等教育在重视“学术权力”, 尊重“学术自由”, 体现“教授治校”上长期徘徊, 裹足不前。

那么, “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究竟是不是二分概念呢?如果不是, 那又是一对什么样的概念呢?

在逻辑学的视野里, 纷繁复杂的概念之间的关系无异于四种, 它们是全同关系、包含关系、交叉关系和全异关系。综上所述, 学者们对“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理解的分歧主要体现在两种概念是属于交叉关系, 还是全异关系呢?对这一问题的不同理解直接影响了我们对待高等教育权力结构的理解, 甚至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

从目前的高等教育实践来看, 大多数学者有意无意地把“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看成是一对互为对立的二分概念。事实上, 全异关系的概念在逻辑学上是指那些在外延上完全不同的概念间的关系。那么, “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外延是不是完全悖逆呢?我们不妨研读一下马克斯·韦伯和约翰·S·布鲁贝克的经典分析, 应该可以觉悟出其中的道理。韦伯曾在《作为职业的学术》的演讲中说道:“大学教师谁也不喜欢那些关于聘任的讨论, 因为他们很少有愉快的经历。不过, 我可以说, 在我了解的无数事例中, 毫无例外地存在真诚的愿望, 要让纯粹的客观标准起决定作用。”[9] 很明显, 这里的“让纯粹的客观标准起决定作用”就是要让制度化的行政权力来管理类似于教师聘任这样的学术事务。布鲁贝克则更加诙谐地牵引出了“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之间在现代高等教育中挥之不去的联系, “高等教育越卷入社会的事务中, 就越有必要用政治的观点来看待它。就像战争意义太重大, 不能完全交给将军们决定一样, 高等教育也相当重要, 不能完全交给教授们决定”[10] 。

显而易见, “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不是一对全异关系的概念, 当然, 也就决然不是对作为全异关系中的一种形态的二分概念了。因为二分概念是在外延上完全不同, 且外延之和等于上位属概念的种概念之间的关系。由韦伯、布鲁贝克的经典论述我们既然可以明晰两种权力概念间存在着交叉关系, 而且它们的外延也不能构成上位属概念“大学权力”之和。一般认为, 高等教育系统内部存在着四种权力关系:行政权力、学术权力、政治权力和其他利益群体权力等[11] 。

诚然, “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从逻辑概念上来考察, 它们既不是包含关系, 也不是全异关系, 所表现出的形态应该是交叉关系。

现实的契合:厘清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交集

由于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特殊性, 使得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趋于行政化、层级化, 高等学校的学术生态环境受到影响, 学术权力遭受挤压。在高等学校里, 行政机制代替学术机制, 行政管理代替学术管理, 行政群体代替学术群体, 进而蔓延出行政权力代替学术权力的令人沮丧的现象, 甚至导致学术群体的集体失语, 造成学术管理的世俗化, 严重影响了学术的独立性, 阻碍了高等教育的健康。

从前文的“学术权力”、“行政权力”的定义我们可以了解两种权力的内涵, 但是如何能解析出作为一对交叉概念的重叠部分呢?厘清这一部分的交集, 寻找“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契合点, 相信将有助于我们从思想观念上摆正学术权力在高等教育发展中的地位。

大学的职能在今天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在理念、内涵、职能、形式都在不断拓展和变革的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 大学呈现出“多元化巨型”的特征。就如布鲁贝克“战争意义太重大, 不能完全交给将军们决定”一样, 这一转变赋予了大学权力结构新的内涵, 同时也赋予了学术权力新的内涵, 进而使得“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在高等教育实践中出现了交叉重叠, 给两种权力的制度化配置提供了空间。这一点, 我们通过解剖学术权力的内在结构便可以了解它与行政权力的交集所在。

伯顿·克拉克把学术权力划分为三个组成部分:扎根于学科的权力、院校权力和系统权力[12] 。我国学者颜丙峰认为, 学术权力包括学术民主管理权力和学术行政管理权力两种, 学术民主管理权力是指教师民主管理机构和教师所享有的依据学术的特点和学术事业发展的规律, 管理学术事务与活动的民主协商自主权;学术行政管理权力是指学校行政管理机构和行政人员所行使的, 依据一定的规章制度管理学术事务的制度化的法定授予权 (颜丙峰, 2004) 。笔者同样认为, 学术权力的内涵是多元的, 广义上的“学术权力”是指对学术事务的管理权力, 它应该包括狭义上的学术权力 (academic power) 、学术权利 (academic right) 、学术权威 (academic authority) 三个部分。狭义上的学术权力 (academic power) 也就是颜丙峰提出的“学术行政管理权力”, 正因为如此, 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之间就存在着事实上的交叉。

浏览西方学者的著作, 我们也会经常地发现“学术权力”、“行政权力”这两个概念, 但是, 在对它们的使用上, 却并不是作为对称概念的。西方学者用二分法分析学术权力时, 所指的是大学里的教授 (教师) 权力 (faculty power) 与行政人员权力 (administrative power) 的对立与矛盾。可见, 完全意义上的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是不可避免地存在相互契合部分, 有着相得益彰的关系。

综合以上观点可见, 学术权力在执行过程中内隐着诸多行政管理的要素和成分, 对整个学术权力的实施起着规范、推动的作用。这些要素和成分的存在, 使得“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出现了共生的交集, 也为在和谐大学中两种权力和谐并存, 相得益彰, 提供了可能性。

权力的和谐:大学事务的制度化诉求

大学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组织, 表现在以“科层制”架构起来的组织性, 以及以学科、专业、“学问”营造的“无序状态”。正如伯顿·克拉克所言:“大学内的基本活动是学术活动, 而学术活动是根据学科来进行组合的, 由此形成了分裂的专业, 相对松散的组织结构, 并不太严格的学院或学部、系或讲座层次。”[12] 大学内部组织结构的这一特征, 使得不同于一般社会组织的大学既要行使以“学术自由”为价值取向的学术权力, 又要行使以制度效率为价值取向的行政权力, 二者共生共存于大学组织之中。眺望世界著名大学, 纵观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 无论是美国、英国, 还是德国、日本, 它们都无一例外地直面这一事实, 在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之间寻求平衡的支点。尽管它们的做法在模式上疏有雷同, 却都较好地在动态中解决了两种权力之间的纠葛, 推动了大学的发展。

既然大学的权力结构有自己的特殊性, 既然两种权力有着相互交叉的交集, 那么, 研究这种特殊性, 依据大学的本质, 明确两种权力的运行机制, 用制度化操作来保障权力的行使, 这在当下的中国显得尤为必要。

我国大学普遍采用政府的行政化科层制管理模式, 行政权力渗透到大学管理的方方面面。196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大学暂行工作条例 (草案) 》就规定了“大学的专业设置、变更和取消, 必须经过教育部批准;学校必须按照教育部制订或者批准的教学方案、教学计划组织教学工作;课程与学科体系的重大改变, 学校规模的确定与改变……必须经过教育部批准。”但是, 随着高等教育的不断发展, 1998年10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世界高等教育会议, 提出了《21世纪的高等教育:展望和行动世界宣言》, 认为应把高等学校的“自治”作为应对世界高等教育变革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和原则之一。1998年, 我国颁布了《高等教育法》, 明确规定高等学校享有招生, 学科、专业设置、调整, 教学, 科研, 社会服务, 对外文化科技交流合作, 人事, 财产管理等7项办学自主权。也就是说, 高校的办学自主权有了法律保障。应按照《高等教育法》的要求, 规范学校的外部环境, 理顺政府与高校的关系, 剥离行政特权生存的土壤。

在和谐的视野里看大学的各种权力行使, 我们不免要把目光停留在权力空间里的弱势群体——学术权力。要还学术权力一片朗朗晴空, 首先就应该用制度化的学术机制保障学术权力的行使。学术机制是学术事务及其管理中组织机构、人员和制度的总称。学术机制是学术权力体现和运行的载体, 学术机制的健全与否对学术权力的运行和实施起决定性的作用。特别是要健全学术委员会制度, 明确学术委员会的职责和权限, 确保专家学者参与学校事务抉择的权力。在美国的大学权力结构中, 权力的界限是明晰的。董事会主要对学校重大事项进行决策, 评议会几乎包揽了学术事务的决策权。美国大学内部既有发达的科层组织, 行政权力也是彰显于外的, 但是以教授评议会为代表的学术权力仍有效地控制了大学的学术事务。这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最值得借鉴的分权模式。

其次是健全管理运行机制, 它是协调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关系的保障。要让学术权力行使公开透明;建立行使学术权力的回避制度;保证权利人的参与权和知情权。同时, 制订形成行之有效的学术道德和规范体系, 加强监督, 形成有效的科学合理的学术评估机制, 充分发挥学术管理作用, 推动学术权力的扎实运行。

大学的发展可以明显地分为理念和制度两个层面, 有些大学因理念的先进而著名, 有些大学则因制度的规整而显赫。出现这样的非线性、不同步的发展, 是大学权力结构的特殊性和大学发展的客观规律使然。毋庸置疑, “大概没有任何打击比压制学术自由更直接指向高等教育的要害了”[10] , 但是, 要在纷繁的现代大学日常事务中找到行使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截然界限, 那是徒劳无益的。然而, 我们也绝对不能因噎废食, 应该在动态的“学术自由”的呼唤和相对静态的大学制度的适应上, 不断调整, 勉力前行。

摘要：“权力”概念在东西方文化背景下的诠释存在着差异, 从西方文化中舶来的“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在我们的意识中有了不同的内涵;“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在逻辑上是一对交叉关系概念, 并不是此消彼长的完全对立;通过制度化的规制, 在科层制管理的中国大学里可以加强学术权力的行使, 构建和谐大学。

关键词：权力,学术权力,行政权力,和谐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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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与民主 篇8

我国当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逐步完善阶段, 宏观调控的乏力以及经济发展中的投机行为可能进一步激化本就紧张的用地供需矛盾。在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加速发展的时期, 中央采取了扩大内需的财政政策, 加大了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 实施了城镇化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及生态退耕工程等重大措施。非农用地的扩展与农用土地资源的占用将不可避免, 如果规划及控制不力, 新一轮“圈地”浪潮很可能再次掀起。

一、“平衡模式”之政府规划权的规制

1. 加强城市土地市场管理

“2008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 通知要求必须长期坚持节约集约用地的根本方针, 严格土地管理。”土地是人类的发展之基, 土地问题能否得到切实的解决, 不仅关系到公众的切身利益, 而且对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有很大的影响。

加大城市土地规划的管理力度, 促进集约节约用地, 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人多地少是我国的城市土地规划所面临的基本问题, 城市土地规划的编制也必须以我国城市土地资源的存量现状做为规划工作立足点。当前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 各种建设用地的需求也随之不断增加, 在城市土地需求量加大的同时, 城市土地市场的管理也极易出现混乱。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违法违规用地, 如有些地方违反城市土地规划方案, 以“以征代租”等方式对城市土地未批先占、先用, 擅自扩大或改变规划土地的用途及范围。因此, 要实现经济快速稳定地向前发展, 必须彻底改变城市土地粗放利用的现状, 大力促进集约节约用地。

2. 加快监管机制的建设, 完善监管体制

城市土地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负有对城市土地调控与引导的重要责任, 享有城市土地空间的幵发利用等方面的最终决定权。规划主管部门手握如此巨大的权力, 如果不在法律层面上加以严格的限制与约束, 就极易导致少数领导干部难以抵挡金钱的诱惑, 出现权力寻租等腐败现象, 损害国家与人民的利益。《行政许可法》的颁布与实施要求行政许可旳做出必须公开透明、公平公正、高效便民, 对达到许可条件的申请, 主管部门必须依法给予许可。为了尽量避免上述现象的发生, 必须加大对城市土地许可事项监管力度。只有不断地对城市土地规划监管机制进行创新与完善, 才能更好地维护公众的合法权益, 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加快建立并完善城市土地规划动态监管的长效机制。监督部门要定期或不定期对城市土地规划的实施进行检查, 利用诸如卫星遥感等现代监督技术扩大对城市土地规划实施的监测视角。对不按照城市土地规划方案实施的行为, 应及时的发现并加以制止。对监督检查所收集的各类信息经过整合之后, 应定期向社会公众公布。同时, 加大对于未经法定程序对城市土地规划方案进行修改行为的执法力度, 对违法、违规的相关责任人应严肃查处并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3. 加强城市土地规划的检举与惩处力度

《城乡规划法》对城市土地规划中违规行为的制裁与判罚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特别在六十九条中指出:“违反本法规定, 构成犯罪,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通过加大对城市土地规划的管理力度, 严格规范城市土地规划的编制程序与审批程序, 进一步确立城市土地规划在其专业领域内的权威地位, “依据公正、公开和便民原则, 完善土地规划管理听证制度, 明确违反规划处罚办法, 增强土地规划执法力度。”在规划的实施阶段涉及到的行政许可、行政强制与行政处罚等具体行政行为, 根据法律的规定, 在核发规划许可证、实施行政处罚时发生的争议, 可以通过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加以解决。如在此过程中造成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损, 国家应依法对当事人进行赔偿或作出适当补偿。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规划工作的监督检查力度应予以加强, 对于其违法违规行为应及时发现并尽早纠正。针对规划主管部门随意修改规划方案、违规审批等行为, 应严格规范规划主管部门的权限和审批程序, 并对其法律责任作出具体规定。利益相对人权利如果受到侵害除可通过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外, 还应享有检举投诉的权利。

二、“平衡模式”之公众参与权的有效加强

1. 提升城市土地规划中公民参与制度的法律地位

目前有关城市土地规划的法律法规中, 公民参与制度的法律地位还比较低, 在城市土地规划的主干法律中, 对公众参与制度作出系统详细规定几乎没有。在《城乡规划法》中虽然有所提及, 但也只对规划编制主管部门提出了非常原则性要求, 远远不足以使公众参与行为形成一项制度。公众参与制度的目的是使城市土地规划制度更加科学合理, 公众参与应被视作是城市土地规划编制的指导原则, 应将其具体地写入法律, 形成一套完整的制度。在城市土地规划全过程中, 应做到在规划编制与实施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步骤都有公众的意见参与其中, 包括规划立项, 规划方案的编制和规划方案的最终出台与规划的实施等。

2. 明确界定公众参与权的主体范围

公众参与的代表选择是否到位成为影响公众参与效果优劣至关重要的因素, 其中公众参与代表的数量、类别、专业素质等因素都会影响公众参与的有效性。理论上公众参与代表的人数越多, 其有效性就越高。但是在公众参与制度在真正实施过程中不可能让每一位公民都参与其中。为了提高规划效率, 使规划方案更加的科学合理, 在实际的规划过程中应实行公众代表参与制度。公众参与应该让利益相关群体的公众代表参加, 可以包括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规划领域的专家代表、群众团体居民委员会代表等等。对于代表的选取方式, 普通公众代表可以采用自主申请、随机选取的方式产生, 专家代表则由规划主管部门邀请出席。另外, 要对代表候选人进行定期更新, 以保证参与的公众代表不会成为为少数部门搞“形式主义”的听证会“钉子户”。同时, 按照人群、团体的不同在评价阶段赋予其不同的权重等级, 确保公众参与的客观公正。

3. 加大信息公开力度, 保障公众知情权

知情权是公众参与城市土地规划的先决条件。只有当参与者对规划方案有了充分的事先了解, 才能有效的行使公众参与权, 因此信息是否公开透明直接决定着公众参与的有效性。《城乡规划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城乡规划报送审批前, 组织编制机关应当依法将城乡规划草案予以公告。”但是信息公开应不仅仅限于规划草案的公示, 而应是城市土地规划全过程所涉及的所有关乎公众利益信息的公布。国际公共参与协会认为“公众参与的核心价值在于公众对影响他们生活的决策具有发言权;公众参与能影响决策;公众参与过程促进各方交流, 并满足所有参与者在交流过程中的需求;公众参与过程挖掘并促进所有被决策影响各方的参与;公众参与过程让参与者自行决定自己如何参与。实现这些价值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在公众参与过程中向参与者提供足够信息, 使得参与者能够进行实质性参与。”城市土地规划在我国更多是采用政府牵头、规划主管部门主导、其他相关部门予以配合的规划模式, 公众从规划编制的一开始就缺乏有效的信息供给。如果城市土地规划的全过程都处于政府“闭门造车”状态的话, 公众参与到规划实质部分的道路或许将会越走越远。

三、结语

权力与民主 篇9

高校组织绩效低下已经引起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关注,主要表现在人才培养模式不适应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其原因有诸多方面,就宏观方面而言有高等教育理念、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上的问题;就高校内部而言,存在着治理结构上的问题。在内部治理结构中,高校的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之间的问题已引起广泛的关注。在已有研究中,对于“如何处理高校学术与行政权力关系”,我国学者主要围绕学术与行政权力关系的内涵、现实问题、原因、建设路径等方面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1)。目前,一般认为高校的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是辩证统一的,高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相互独立,同时又相互关联;现实中,我国高校仍存在行政权力泛化、学术权力弱化现象,常常导致大学行政机构臃肿,大学价值错位以及官本位;从管理和文化的角度分析其原因,认为我国长期的国家统一计划管理是导致行政权力泛化和学术权力弱化的外部原因,而高校内部权力集中在学校层面,弱化了基层院系以学术权力为主的权利;也有学者认为行政权力泛化和学术权力弱化与我国社会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文化有极大的关系,在高校,资源向行政人员倾斜,大家都想“学而优则仕”。但是,我国学者对应该“如何理解地方高校的学术与行政权力关系”、“地方高校如何客观分析目前存在的权力结构失调问题”、“如何科学地建构地方高校的权力运行模式”等缺乏有针对性的研究。因此,笔者将从目前地方高校学术与行政权力关系现实的表征、原因与解决办法等方面深入探讨“地方高校如何科学运行学术与行政权力”,以期促进地方高校内部管理良性运行与未来的科学发展。

二、地方高校学术与行政权力结构失调的表征

目前,根据教育部网站2012年1月的统计数据,全国普通高校2358所,其中部委属院校111所,因而我国现有地方高校2247所,占全部高校的95%。地方高校尽管在不断加强内部管理机制改革、权力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但是“行政化”倾向仍然严重,不仅存在行政权力“泛化”、“失真”,而且存在学术权力“失范”、“失真”现象。

(一)行政权力“泛化”、“失真”

目前,地方高校权力结构不仅在整体上存在“行政化”的倾向,而且在局部行政权力上也存在“泛化”、“失真”等不良现象。

1. 行政权力“泛化”。

一些地方高校行政权力过多地介入学术事务,出现行政机制代替学术机制、行政管理代替学术管理、行政权力代替学术权力、行政群体代替学术群体等“泛化”现象。具体表现为学术事务管理、学术管理过程、学术管理主体、学术管理理念、学术管理制度与规范等都全面行政化,学术事务与学术机制在大学管理过程中失去了自身独立性、没有真正独立的机构和规章制度;在科研规划、科研经费预算、科研项目确定、学术带头人的评选、学科建设、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学生学位授予等内部学术管理与科研项目的审批和管理、教师职称评审、学生学位批准、教学评估、硕士点与博士点的评审等外部学术事务方面,没有独立的学术机构与学术主体进行相关学术事务的管理;学术话语权、决策权、评价权等均被学校行政层面的领导权、决策权、评价权所取代;行政群体全面操控学术机构、管理学术事务,掌握学术资源,如项目、经费等[1]。这不仅严重影响了学术的公平性、科学性,导致学术道德与学术秩序的失范、学术群体被挤压或替代、学术管理世俗化,而且压抑了教授、学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造成了部分学者无心学术,挖空心思加入管理行列,直接影响了大学的品位与学术风气,导致学术资源的浪费和学术效益低下。

2. 行政权力“失真”。

一些地方高校行政人员不顾管理规律、规范而“胡乱行政”、“行政不作为”,存在行政权力“失真”现象。具体表现为,有的行政管理人员服务意识淡薄,在管理过程中无视管理、教学规律,管理过程欠规范、公平、科学,存在胡乱行政、胡乱决策,以政代法、以政代教,有法不依,我行我素等现象[2];有的行政管理人员则是行政不作为,存在行政“无政府主义”,只想享受待遇、只占行政位置,不愿、不屑、不会行政和服务,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地方院校行政事务的正常开展;高校内部有的行政管理人员以行政权力压制教授的学术权力,或者获取不应该获得的学术资源,使得学校的价值取向扭曲[3]。

(二)学术权力“失范”、“失真”

目前,地方高校学术权力不仅在权力结构整体上处于弱势地位,而且也存在学术霸权、学术权力内部不均衡、学术权力失真等不良现象。

1. 学术权力“失范”。

一些地方高校存在学术行为主体为其自身特殊利益或受外部环境制约而弱化或扩大学术权力等学术权力“失范”现象。具体表现在滥用学术权力与影响力,大搞话语霸权,损害他人学术自由;面对外部压力不敢申张学术正义,学术失语;教学、科研与学术交流不均衡,有的重教学轻科研,有的重科研轻教学,有的教学科研分离;各领域内部不均衡,有的重教轻学,有的重学理轻运用,“学”、“术”分离等。

2. 学术权力“失真”。

一些地方高校学术组织或者行为者在处理学术事务时,游离或远离“学术”之外,远离学术“本真”。具体表现为,在学术研究中缺乏“为学术而学术”的执著精神,只顾数量不要质量,“抄袭”、“拼装”等学术造假现象严重;在学术交流与合作时,只顾人情世故,不顾学术规律,存在买卖成果、版权等学术腐败现象;在学术批评与争鸣时,只顾个人功利,忽视甚至无视学术标准。

总之,行政权力“泛化”、学术权力“失范”、行政与学术权力“失真”,严重影响了地方高校特别是地方新建本科院校的学术生产力。

三、地方高校学术与行政权力失调的原因

影响大学权力结构失调的原因很多,相对中央部属高校,地方高校行政权力泛化、学术权力弱化主要由于办学理念不科学、办学视野狭窄、教师结构欠合理与学生生源不济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1.在办学理念方面,地方高校较之部委属院校而言学术意识淡漠。从建校历史看,地方高校建校时间较短,大多建于上世纪50年代和改革开放后,同时,首批校级领导大多是政工干部或军队干部,这一背景注定了这类院校的运行模式是行政主导型。本世纪初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大都是由专科甚至中专校合并升格而成,学校学术资源匮乏、学术氛围薄弱,教职员工的学术意识淡薄、学术素养与创新能力较弱。而且由于历史的惯性,造成了现今地方高校的学术权力在学校权力结构中的地位远远弱于重点大学,“行政扩张”甚至“行政霸权”屡见不鲜。

2.在办学视野方面,地方高校较之部委属院校而言缺乏开放意识。正因为办学历史短、历史经验积淀少,再加之传统的“官本位”、现行行政化管理体制与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地方高校往往办学视野狭窄、缺乏开拓性与创新性。一方面,受官本位思想与行政化管理体制的影响,很多地方高校常常比照地方党政机关的模式运行,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权术”而不关心“学术”、追求“位子”而不追求“事业”;导致大学机构臃肿、官满为患;大学学术委员会、教授委员会等学术组织的学术权力被挤占、学术权力边缘化。另一方面,受地方保护主义影响,大多数地方高校缺乏开放意识、国际视野,只与国内高校或者只与同类院校进行交流,与国外著名大学的交流甚少甚至没有,学术生态环境极差,学术成长缓慢。

3.在教师方面,地方高校较之部委属院校而言缺乏国际视野。从教师结构看,相对于重点大学而言,地方高校教师职称、学历、学缘与年龄结构欠合理,高学历、高职称教师比例较低;许多教师主要毕业于省内院校,不少教师还是本校在专科时毕业留校的学生,师资来源比较单一;同时,由于教师培训机制不健全,到国内外著名大学进修访问的机会不多,有国外留学背景的教师极少。教师本人的学术权力和学术责任意识相对较弱,缺少一种开放的心态和国际视野。

4.在学生方面,地方高校较之部委属院校而言缺乏独立表达意识。从学生来源分析,相对于重点大学而言,地方高校的学生主要来自于农村和小城镇。他们往往接受的家庭教育有限、学校教育质量不高,因此,学术视野较狭窄、学习与研究的主体性不强、学术权力意识淡薄,习惯于“接受学习”的学习方式,缺乏独立的思维和批判性的思维能力。这不仅影响了学生自身的学术成长,而且弱化了教育工作者学术权力的发挥、人才培养质量以及整个校园的学术气氛。

四、地方高校学术与行政权力运行的应然模式

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是大学权力中两个辩证统一的有机组成。目前,全世界尽管存在大学三种不同的运作模式,但是,笔者认为,地方高校有着自身的发展特点与规律,当前可实行“学术与行政权力协调发展”的权力运行模式。

1.大学的组织特征决定了高校学术与行政权力并存。学术与行政权力是大学权力的有机组成,二者相互渗透、密不可分。从大学的发展历程看,“大学”(university)的本义是行会、团体,后引申为“为学习和研究某种学问而自愿结合起来的师生共同体”。19世纪初,柏林大学创始人洪堡提出了“教学与研究的统一”(Unity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的原则。目前,大学的功能扩展为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等多个方面,可以说,学术是大学的本质所在,学术自由是大学的立身之本、生命之源。同时,大学又是一个社会组织、行政机构,包括中世纪的“教师自治”或“学生自治”在内,所有大学都需要一些管理人员按照一定组织章程、管理原则、履行行政职能来确保其运行的有序性、严密性。因此,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是相互渗透、相互交织在大学内部的两种缺一不可的权力。

2.大学的“学术”特质决定了地方高校不适宜于采用“行政权力主导”的权力运行模式。大学的本质是研究学术、追求真理、创造知识、创新价值和培育人才,其核心是求真育人[4]。目前,美国大学实行“学术与行政权力两权分离、以行政权力为主”的运作模式,其权力体系主要由董事会、校长、评议会三方面构成,董事会和各级行政官员始终处于权力的控制中心,而教授评议会控制大学学术事务的权力微弱;相比之下,英国大学实施“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均衡”的合作模式与德、法、意等欧洲大陆国家的大学主要实施“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两权渗透、学术权力为主”的运作模式更能体现大学的组织特征,更有利于学术的健康成长。笔者认为大学不同于政府行政机构,它应秉承“崇尚学术”的大学精神,实现学术与行政权力的和谐共存。

3.地方高校应采取“学术与行政权力协调发展”的权力运行模式。笔者认为地方高校目前可实行“学术与行政权力协调发展”的运行模式。由于地方高校发展历史比较短暂,学术基础比较薄弱,特别是远离中心城市且受到地方政治、经济、文化的制约,“官本位”、“地方保护主义”比较严重。因此,目前学校发展主要依托学术权力还不现实,可实行“学术与行政权力协调发展”的权力运作模式。目前,英国大学实施“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均衡”的合作模式,其权力结构一般分为大学、学部和系三个层次,校级权力通常包括校务委员会、理事会、评议会和大学副校长四个权力结构单元,其中大学副校长往往扮演着“行政首脑”和“学者代言人”的双重角色,教授行会拥有很大权力,董事会权力和行政人员权力有限,只是部分介入大学事务。这种权力模式值得地方高校借鉴与学习。

五、地方高校实现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协调发展的路径

面对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运行失衡的现实,我国地方高校应从文化层面、理念层面、制度层面和实践层面不断完善内部治理结构,使地方高校的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逐步协调。

(一)在文化层面,营造以“崇尚学术、发扬民主、追求卓越”为核心内容的大学文化

地方高校应营造“崇尚学术、发扬民主、追求卓越”的校园文化,使那些为学校发展做出贡献的学者成为学校的核心并受到师生的敬仰。

1. 崇尚学术是体现大学本质特征的要求。

大学的本质是研究学术、追求真理、创造知识、创新价值和培育人才,是求真育人。因此,大学应以学术为核心,崇尚学术自由,严谨求实,具有强烈批判精神,以追求真理、实现个人人生抱负和理想为终极目的。目前,地方高校应大兴“崇尚学术”之风,营造浓厚的治学氛围,培育自己的校园文化。

2. 发扬民主是崇尚学术的基本要求。

学术民主是学术自由的前提,它要求在进行学术决策、学术管理时,要尊重学术规律,确保学术主体的学术自主权;在学术活动中,应大力提倡“百家争鸣”,积极鼓励学派间的自由争论,建立“民主管理”、“学术自主”、“学术自治”的权力运行机制,保障学术权力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3. 追求卓越是学术的基本目的。

地方高校尽管存在自身发展的局限性,但仍应志存高远。笔者认为,一个好的地方高校应拥有先进的办学理念、良好的治理结构、优良的教师队伍、超拔的大学精神、充足的办学设施[5]2。

大学精神是大学文化的核心内容,大学精神包括“科学精神、创新精神、批判精神、社会关怀精神、自由和民主精神”。“科学精神”就是追求真理、坚持真理、服从真理,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学术研究和一切实践中,实事求是,敢于创新,运用科学的方法,坚持科学的态度,尊重客观实际,反对一切武断和迷信,这是科学精神的核心。“创新精神”是现代大学存在的价值所在,是大学在社会有机体中保证、提升自身地位的根本生命力所在。大学的批判精神首先表现为大学教师在教学和科研过程中能够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传统与现实,否定非科学的内容,破除迷信与保守的意识,建立符合客观的科学的知识体系;大学批判精神的另一方面是对社会现实的理性反思和价值构建。而“社会关怀精神”是大学关注现实、服务社会功能的集中体现。“学术自由”是大学精神本质的要素,是大学进行任何创新活动的先决条件。要实现大学的学术自由,首要的是培育和弘扬学术自由的精神。为此,在大学管理过程中,认识大学的组织特征是办好大学的基本前提;认识学术发展的规律是把握大学组织特征的必然结果;解放思想、解除禁锢,从而形成能自由争鸣和自由讨论的机制是发展学术的关键;大学拥有办学自主权并建立完善的学术制度是发展学术的保证。

(二)在办学理念层面,应当坚定不移地坚守“行

政权力的绩效应当体现在教师更有成效的教学和科研上,体现在学生更有成效的学习和成长上”的理念

地方高校应回归大学的学术本位,实现“大”与“学”的有机统一,回归“大”与“学”的本真。

1. 地方高校要构建“大家”、“大度”、“大雅”、“大舞台”、“大基业”。

“大家”是指地方高校应拥有思想解放、敢为人先、具有先进办学理念的大学引路人。“大度”是指地方高校应倡导“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理念,能容纳各种不同的思想和见解,能接纳来自各学术共同体的教师和五湖四海的学生。“大雅”是指地方高校应形成崇尚学术、潜心学问、美化人生的大学氛围,在这个氛围中致力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和文化传承创新。“大舞台”是指地方高校能为所有的学生和教师的发展提供大舞台,成为师生实现梦想的圣地。“大基业”是指地方高校应有资料丰富的图书馆、设备先进的实验楼、环境优美的教学楼、器械完备的运动场等,为师生的发展提供优越环境。

2. 地方高校应着力打造具有自身特色的“学

科”、“学者”、“学问”、“学风”、“学生”。大学是由若干学科构成的,没有学科就没有大学;大学是由学者构成的,没有学者,学科就成为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末;大学能产生新的学问,没有新知识的产生,大学就不能履行其使命,也不能培养出真正意义上的新人;学风是师生对学术的态度,大学应具有敬畏学术精神之风、遵从学术自由之责、追求卓越品质之志,没有严谨的研究之风和勤奋的学习之风,也就不会是好的大学;大学之“学”,更在于大学的一切所为全在于学生,全为了学生,这是大学区别于研究机构的根本所在。所以地方高校的办学中应充分体现为学生成功奠定基础、为教师发展搭建平台的理念。因为只有大学的教师发展了,这个大学才可能获得发展;因为只有一代又一代的学生成功了,这个大学才会获得社会广泛的认可。也只有这样,行政管理才真正地表现出价值和意义。

(三)在制度层面,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形成学术与行政权力协调运行机制

目前,地方高校应本着“学术至上”、“学术自由”、“学术自治”、“民主管理”的治校理念,不断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形成良好的权力运行机制。

1. 颁行大学章程是完善内部治理结构的核心内容。

大学章程是大学的顶层设计、内部管理的指针,地方高校应该认真制定符合本校发展实际与需要的大学章程,对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运行机制做出明确规定,特别是要明确界定“党委、校长、纪委、学术委员会、教职工代表大会、教师、学生与校友”的权力与职责,使得各个利益相关者能切实地行使自己的权力并履行好自己的责任。

2. 完善绩效考核制度是实现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协调运行的关键。

地方高校应本着“去行政化”的理念,不断完善绩效考核制度,健全教学、科研激励机制。由于地方高校的特殊性,许多有学术成就的学者走上了行政岗位。因此,地方高校行政人员应承担一定的教学科研工作,特别是享受专业技术职称的行政管理人员应完成一定数量的教学、科研业绩;同时,不断提升教学科研奖励力度,增强教学科研工作对全校教职工的吸引力,激发教职员工教学、研究与学术交流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提升学校的学术品质。

3. 构建有效的监督机制是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良性运行的保障。

关于章程中所界定的各个利益相关者的权力和责任是否严格地得到了遵守应有一个机构进行监督,这个机构应独立于地方高校。从地方高校的实际看,这个机构应由地方高校章程的审批机关代表、地方高校的学术委员会主任、地方高校的教授代表等成员构成。其主要职责是审核地方高校的党委和校长是否按章程的规定来实现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协调运行。

(四)在实践层面,强化学术与行政人员工作职责与合作精神,规范学术与行政行为

在完善大学内部管理机制的基础上,地方高校还需进一步提高教职员工的学术素养,强化其工作职责与学术使命,通过权力重心下移、分层治理、分工协作等形式规范学术与行政行为。

1. 行政权力重心下移。

地方高校要努力承担大学使命,需要克服“权力过分集中”的现实,将权力重心逐步下移,使二级院系(所)和广大教职员工回归“主人翁”地位,增强教师在教学、科研、社会服务、文化建设中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地方高校可实行校、院(所、中心、实验室)二级管理,校级管理部门与学术组织主要职责是“制定目标、宏观调控、研究政策、对外联络、监督考核、公共服务”。二级学院(所、中心、重点实验室)具体负责学校决策执行、活动开展,成为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以及文化传承创新的真正主体。学校层面的工作主要由党委常委会、校长办公会两个重要的会议完成;二级学院(所、中心、重点实验室)的工作由党政联席会议解决。这是学校行政权力运行中权力分解的模式。

2. 学术权力校院两级责任明确。

按照《高等教育法》的规定,大学学术委员会的职责是审议学科和专业的设置,制订教学和科研计划,评定教学、科研成果等有关事项。因此,学校的学术委员会负责全校学术事务的政策制定、政策运行与监控,成员由各个学科的学术带头人组成,学术委员会主任由地方高校内部学术地位相对而言最高的学者担任。在二级学院(所、中心、重点实验室)可设立学术分委员会,成员由本单位各个研究方向的学术带头人担任,主任由成员选举产生。同时二级学院还可设教学指导委员会,成员应由本单位在教学上有一定的影响力的教授担任,主任由成员选举产生。由二级单位这两个学术组织来负责本单位学科建设、专业建设、课程建设、科研与学术交流等学术事务的决策与管理。校长在学校层面的行政中应充分尊重校级学术组织的意见,二级学院(所、中心、重点实验室)负责人在本单位的行政中也应按照学术组织的意见办理。

总之,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作为高校内部的有机组成部分,二者相互依存、相互渗透、不可偏废。忽视学术权力,大学必衰;放弃行政权力,大学必败。因此,地方高校只有科学处理权力关系,不断完善内部治理结构,才能迎来学术繁荣、特色鲜明的美好未来。

(汪明义,宜宾学院校长、教授,四川宜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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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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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顾明远.大学文化的本质是求真育人[J].教育研究,201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