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权力运行

司法权力运行（共6篇）

司法权力运行 篇1

司法反腐, 顾名思义, 即是指通过司法的手段达到惩治腐败和预防腐败的目的。司法权作为一种与行政权平行的权力, 在我国权力分立的模式下, 必然起到权力制约从而预防腐败的功能。加之我国反腐主要存在两种手段, 即党的内部组织———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委员会运用党的纪律反腐和司法反腐, 这就不免涉及党纪反腐和司法反腐的关系以及各自职权行使的边界问题。不仅如此, 由于我国的司法机关的设置不同于西方三权分立模式, 也就是说西方国家只有法院才能独立享有司法权, 而我国检察院、法院都是司法机关, 分别独立行使检察权和审判权, 要求相互配合、相互制约, 因此在司法反腐之中, 也必然伴随着检察院和法院的权力制约功能。

一、权力分立模式中的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制约

虽然司法反腐主要强调的是通过司法手段惩治腐败的行为, 但与普通的刑事犯罪不同的是, 职务犯罪是一种权力侵害行为, 它侵害的对象是社会管理机器本身, 而普通刑事犯罪主要侵害的是公民的人身权和财产权。 (1) 既然司法反腐就是要纠正此种权力侵害行为, 用司法权来修复权力失衡状态, 因此就证明了司法反腐进程中是存在权力制约功能的, 此种制约主要表现在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制约。

我们知道, 司法作为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是解决纠纷和问题的最彻底的一种方式, 司法机关的主要职责就是适用法律。既然把司法定位为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不论是理论还是司法实践中, 世界各国都赋予了司法权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审查权。在我国司法权对行政行为的审查虽然主要集中在具体行政行为, 但职务犯罪主要就是由于享有行政权的国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 也就是在具体行政行为中存在越权行为、行政不作为等违反法律法规对行政权行使要件的规定。由于未依法行政, 在权力滥用时必然伴随腐败的产生, 而司法权作为一种裁判权就具备了审查行政行为合法性的权威。

再回到司法反腐问题中来, 司法反腐就是检察机关行使侦查、起诉权, 再由法院作出最终的裁判。法院对职务犯罪的审判过程, 实质上就是法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职务行为作出的法律上的评价, 这种评价的结果直接导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无罪。如果法院对其做出了否定性评价, 也就是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职务行为不合法, 而利用职务行为收受贿赂和贪赃枉法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在这种情况下, 可以说是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制约, 而这种制约又是通过法律适用得以实现的, 在此过程中, 司法权对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审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法律适用过程中的权力制约主要表现在事后的惩罚, 而这种惩治的目的就是要恢复因职务犯罪行为而遭受破坏的社会管理体制和权力分立中的失衡状态。

二、党纪反腐与司法反腐的关系

“党纪反腐是执政党运用党内纪律和法规治理腐败的职能活动, 是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对党员腐败行为的纪律评价和纪律处置。” (2) 党纪反腐主要规定在《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司法反腐乃是指通过司法机关的侦查、起诉, 并最终由法院作出裁判通过刑罚的方法惩罚职务犯罪行为。

关于党纪反腐和司法反腐的关系已有学者做出了充分的论述, 即“在法治反腐语境下, 党纪反腐严于司法反腐、司法反腐强化党纪反腐、党的执纪与国家司法在腐败治理中各司其职、相辅相成, 共同实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预防价值。” (3) 但是其仍未回答党纪和司法各自职权的边界问题。纪委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检查机关, 不是政府部门也非权力机关更不享有司法权, 其主要依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开展工作, 针对违反党的纪律的党员进行党内纪律处分。司法反腐主要是指通过司法手段惩罚腐败, 预防腐败, 司法机关行使的是司法权, 主要依据《刑事诉讼法》、《刑法》开展工作。

《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中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规定的违纪处分方式主要包括“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观察、开出党籍。” (4) 可以看出, 党

纪处分主要是基于党员身份而对相关人员作出的和党员身份资格有关的一种特殊处分, 处分的结果是对这种资格的限制或剥夺, 丝毫不会涉及刑罚权的行使。司法反腐表现为司法机关对职务犯罪的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和财产的剥夺, 是一种刑罚权, 主要规定在《刑法》分则第八章和第九章的贪污贿赂罪、渎职罪。

司法反腐作为一种专门活动, 必须由司法机关行使侦查、起诉和审判权。我国在司法反腐中主要有两个机关行使司法权, 即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其中检察院行使侦查、起诉的权限, 法院行使审判权, 对犯罪嫌疑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构成何种罪名做出最终的裁判。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检察院在行使侦查职能时可以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如拘留、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 同时检察院也享有调查取证权。

针对党纪反腐和司法反腐, 虽然在理论上存在是否应当并轨的争论, 但本文无意参与这场论辩。抛开理论上的分歧, 立足于中国反腐的实践, 如同上文所言, 笔者主张:既然《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并未规定纪委享有类似于检察机关的权限, 其就应该仅仅依据党纪对违纪的党员做出纪律上的处分, 这种处分的结果就是党员资格的限制或剥夺。而对职务犯罪行为的侦查、调查取证、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起诉、审判是司法机关的权限, 应由检察院和法院独立行使检察权、审判权, 并最终达到通过刑罚的手段惩治犯罪和预防犯罪的目的。

三、司法机关的内部权力制约

“权力天生具有被滥用的倾向, 作为一种运用法律裁决社会纠纷、解决社会矛盾的权力, 司法权理应接受社会对其运行正当与否的评价与监督, 以保证其在预期的、合法的轨道中进行。” (5) 职务犯罪不仅包括上述的行政权领域, 司法腐败也频频见诸报端。加之我国的司法权由检察院和法院分别独立行使, 司法反腐中的权力制约功能得到更好的体现。

《宪法》第135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 应当分工负责, 互相配合, 互相制约, 以保证准确有效地适用法律。”具体到司法反腐中, 权力制约功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即检察院对法院的权力制约和法院对于检察院的权力制约。

检察院对于法院的权力制约主要表现在检查监督方面。“检查监督是以检察机关为主体而进行的法律监督, 是检察机关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对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司法活动是否符合宪法和法律进行监视、检查、控制和纠偏, 并产生相应法律效力的行为活动总称。检查监督包括审判监督, 审判监督是人民检察院依法对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整个诉讼程序、审判活动和审判结果进行监督, 是为了防止审判权的滥用, 实现司法正义。” (6) 司法反腐的目的就是通过司法手段达到惩罚腐败和预防腐败的目的, 如果在审判的过程中, 法官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存在利益关系或收受贿赂就极易可能造成枉法裁判, 损害司法权威。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 赋予检察院检察监督权以此制约审判权, 从而保证审判权的行使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规定。

我国检察机关可以独立行使检察权, 而且职务犯罪的立案、侦查、起诉也都属检察院的职权, 加之上文所述的检察监督权, 从而使得在司法权内部, 形成了检察院对法院有效的权力制约功能。这种权力制约功能, 使得法官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不敢腐败, 在审理腐败案件中不敢枉法裁判。如果检察院认为法院在司法反腐中适用法律不正确或存在其他违法行为, 可以通过抗诉或审判监督程序启动再审程序从而纠正审判权不当行使的行为。因此可以说, 在司法反腐的整个过程之中, 检察院的权立制约贯彻始终。

另一方面, 就法院对检察院的权力制约而言, 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构成何种罪名, 最终的裁判权掌握在法院手中, 尽管检察院享有强大的监督权, 但如果法院依法作出裁判, 那这种裁判结果具有最终的法律效力;其次, 一旦反腐案件进入法院的审判程序, 法院就可以审查检察机关侦查过程中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以及证据收集的手段是否合法, 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下, 甚至可以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 和普通刑事案件相比, 职务犯罪行为虽有其特殊性, 但在刑事诉讼过程中,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享有的权利方面却是一致的, 因此, 法院对检察院的权力制约可以起到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据《刑事诉讼法》所享有的诉讼权利, 防止检察机关的权力滥用;最后, 法院作为法律适用机关, 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任何违法犯罪行为, 任何职务行为的合法性问题都要受到法院的审查, 检察机关也不例外, 虽然检察机关对法院享有审判监督权, 但如果检查机关出现职务犯罪行为, 最终还是要受到法院的审判直至定罪量刑, 所以, 法院的审判权对检察院的检察权是一种强有力的制约。

综上所述, 司法反腐虽然更强调运用司法手段对腐败行为的刑事惩罚, 是一种法律适用过程, 但是在权力分立的制度背景下, 其权力制约功能始终贯彻司法反腐的整个过程, 包括对行政权的制约, 与党纪反腐的相互关系, 以及司法权内部的监督与制约等。通过这种权力制约功能, 从而可以更好的预防腐败、惩治腐败。

摘要：司法权作为一种权力, 具有制约从而预防腐败的功能。我国反腐主要存在两种手段, 即党纪反腐和司法反腐。同时, 由于我国的司法机关的设置不同于西方三权分立模式, 检察院、法院都是司法机关, 分别独立行使检察权和审判权, 要求相互配合、相互制约, 因此在司法反腐之中, 也必然伴随着检察院和法院的权力制约功能。本文从司法权作为一种权力在权力分立的配置模式中所具有的制约功能、党纪反腐和司法反腐的关系以及司法机关内部的权力制约等来研究司法反腐的功能。

关键词：司法,反腐,权利制约

注释

11吴建雄.论司法反腐的价值功能[J].法学杂志, 2015 (1) .

22 吴建雄.论党纪反腐与司法反腐[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2015, 4, 19 (2) .

33 吴建雄.论党纪反腐与司法反腐[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2015, 4, 19 (2) .

44 <中国共产党章程>第39条,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7 条.

55 卞建林著.中国司法制度基础理论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13:215.

66 卞建林著.中国司法制度基础理论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13:219.

司法权力运行 篇2

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改革“方向在于司法独立且廉洁除推进劳教制度改革外，昨日全国政法工作会议提出的“四大改革”还包括涉法涉诉信访工作改革、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改革和户籍制度改革。

昨日，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沈岿在接受采访时称，“大量社会矛盾纠纷以案件形式汇聚到政法机关，涉法涉诉信访问题比较突出，但涉法涉诉信访工作改革的基础是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改革。” “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改革涉及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不得不承认，在有些地方宪法上规定的审判独立和审判权在现实中并没有得到完全的落实，司法又确确实实在某一些地方存在腐败的问题。”沈岿说，“如何让司法既独立公正行使权力，又能够廉洁地行使权力，使它真正具有一种权威性，这是改革的方向。中国目前利益矛盾多元化，需要通过一种公正司法来解决，不能完全寄托于信访和上访。”

北京理工大学司法高等研究所主任徐昕则称，“涉法涉诉信访制度改革不是一个系统方案，而是一个笼统的概念，信访制度是一种申诉制度，没有终结，也无法实现终结。”

全国政法工作会议提出，按照党的十八大关于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的部署要求，稳妥有序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律师出身论能否避司法权力之嫌 篇3

重庆市法院日前规定，法院领导的配偶或子女不能再从事律师职业。如果配偶子女继续当律师，则领导本人要辞职避嫌。市高院院长钱锋表示，确保司法公正，最好也是最笨的办法就是物理隔离，关键在于规范法官和律师关系。即只能实行单方退出，否则腰板永远硬不了。(据1月13日《重庆晚报》)

听着这位高院院长的描述，颇有些壮士扼腕的魄力。不管这一规定效果如何，至少这种对于司法公正性的危机感是值得赞叹的。但是，或许规定法院领导子女不能从事律师职业确实是一个最笨的办法，-却不见得是一个最好的办法，因为如果司法的操作存在问题，自由裁判量过大，使法官具有因个人因素而左右寨件审判的可能性，这个嫌是避不过来的。

在我们的司法实践中，律师跟法官的交情成为诉讼案件的重要砝码，早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或者说从一定程度上讲，更多时候律师靠交情打官司也是出于不得已，因为法官尤其是法官的领导职位，对于一个案件的影响早已超乎了法律规定的范畴。诸如“我爸爸是某某法院的领导，我给你打官司肯定能赢”不过是在这种现实下最露骨的一种写照。更多的时候，律师们若稍有职业操守，至少该不屑于把话说得这么露骨，但不露骨也并不证明律师跟法官没交情。

应该承认，血缘是容易断定的，也具有避嫌的可操作性。但是，如果律师们说“某某法院的领导是我铁哥们”，法院又该如何避嫌呢?如果司法承受着过多的行政干扰和法官的审判自由度的影响，仅仅靠“最笨”的办法显然是没法解决问题的，难道最终只有那些与法官老死不相往来的人才有资格当律师吗?

我想，这既不能怪法官，也不能怪律师，这一规定中“领导”的子女才不许当律师，由此不难看出行政权力仍在影响着司法审判。如果默认了行政权力可以影响司法，又让法官和律师如何独善其身呢?

对于一个法官来说，生在中国不知是一种幸运还是一种不幸。我们知道，在美国建国初的三权分立的操作中，司法的权力是最小的一支，直到马歇尔大法官扭转乾坤使司法分支具有了审查法律是否违宪的权力，司法才做到与其他分支并行。尽管英美法系是判例法，但是法官的自主性仍然很小。而在我国，宪法中强调要独立审判，但是在审判领域可操作的空间却很大，这或许是法官的一种幸运，但行政权力的干扰又让法官们意识到权力的魔力，这也是一种不幸。

权力的运行监督 篇4

党的十七大针对近年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机遇、新挑战，以战略思维和前瞻眼光，提出了一系列新论断、新要求、新举措，对今后一段时间的反腐倡廉工作做出了战略部署，并把反腐倡廉建设首次独立纳入党的建设，成为党的“第五大建设”。十七大报告深刻指出：“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贯彻落实胡总书记重要指示，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进一步调整工作布局和工作方式，紧紧扭住正确行使权力这个关键，扎实搞好事前规范、事中监督和事后核查，加强对权力运行规则、运行过程、运行结果的规范和监督，建立起科学有效的工作机制，着力减少权力“寻租”的机会。

一、坚持事前规范，建立源头规范的权力运行机制 腐败问题的滋生，主要是因为公共权力所涉及的领域在体制机制上存在着某些政策法规缺陷、监督制约真空和寻租的机会。因此，抓好反腐倡廉建设必须强化治本抓源头的意识，主动打破“被动灭火”的局面，积极协调各部门预防腐败的相关工作，形成预防腐败的整体合力，主动建章立制，最大限度地遏制和防止腐败，尽最大可能地减少和消除因腐败造成的损失和危害，从体制机制上消除漏洞，建立起防止权力异化、阻止权力滥用的有效

3、科学分析权力。目前，有的单位、部门负责人或执法人员权力过大，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上级管不着，同级没法管，下级管不了，越是“一把手”越容易游离于制度和监督之外。这种过分集中的权力架构，必须导致权力滥用又不受制约、决策错误而又不易纠正。因此，应明确权力归属时，应按照效率原则和权力制约原则，对权力实施合理配置和分解，将集中于一个部门、一个岗位、一个人负责的多项职能，分解为由多个部门、多个岗位、多人分工负责，从而把权力分割成条条块块，变一人管全程为多人管一段，变一人管一事为多人管一事，使部门与部门之间、决策人员之间相互制衡、相互约束，防止权力过于集中，变无限权力为有限权力，保证权力在法制化制度化轨道上运行。

二、强化事中监督，建立全程跟进的监控制约机制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拓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工作领域，必须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做到关口前移，防范在先。

1、明确监督重点。在对象上，应把领导干部、人财物管理部门和执法人员突出出来，尤其要把各级部门负责人作为重中之重。在内容上，要将群众普遍比较关心的敏感问题和各级执行政策规定情况、落实办事程序情况、廉洁自律情况列为重点，将决策和执行作为关键环节紧盯不放。在时机上，要重点把握年终岁尾、重大活动、节假日、干部调整、重大工程招投标、重大经费使用、大宗物资采购等重要阶段和敏感时节，并根据形势任务的发展变

时无疑成了“伪监督”。因此，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必须充分发挥各级、各部门和各类人员的监督主体作用，对权力运行实施全方位、全领域、全时空的监督，形成“交叉火力”。要认真抓好学习培训，加大政策法纪的宣传力度，增强各级遂行监督的能力。要建立奖惩机制，明确监督责任，广泛调动各级参与监督的积极性。要把上级监督与下级监督相结合、党内监督与群众监督相结合职能监督与行业监督相结合、单位监督与家庭监督相结合，构建严密的监督网络，做到权力行使到哪里、工作开展到哪里，行为表现到哪里、监督就跟踪到哪里，筑牢防止权力失控、决策失误、行为失范的篱笆。比如，我局通过聘请一批政治素质好，参政热情高，有广泛代表性和社会影响力的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来担任特邀监察员，参与监察机关组织的各项专项核查、执法监察，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等工作，对监察对象履行职责情况和监察机关执纪执法情况进行双重监督。在聘任10名社会监督员的基础上，还在有关报社开辟“动监执法之窗”栏目和通过有关电台开辟“老顾说法课堂”节目，在政府门户网站设立“市民心声”，积极参加“行风热线”直播，扩大“民心网”信息覆盖面，全方位地接受社会各界评议，监督执法行为，多管齐下，形成监督合力，建设活力动监、廉洁动监、法治动监。

4、前移监督的关口。现实生活中人人痛恨腐败，但从灵魂深处，不少人又不以谋私为非。谴责腐败不是因为腐败行为有违党性原则和道德良心，很多情况是因为自己没机会捞一把而愤愤不

都应列入核查的范围。当前，要把中纪委《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明令禁止的八种行为，作为重点突出出来，尤其是群众普遍关注的敏感问题的处理情况，应一项不漏地加以核查。核查时，应对执行标准条件、落实程序规定、确保廉洁措施等方面情况进行全面检查，既要核查集体决策情况，又要核查民主推荐情况；既要核查条件是否过硬，又要关注群众是否满意。特别是要针对当前“涉及个人利益不谈腐败”，国家利益部门化、公款消费合情化、集体违规合理化的趋势和特点，加大对执法行为、组织决策的刚性监督核查，彻底清除“潜规则”。

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篇5

一场“自我革命”的背景历程

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和杭州市委《完善惩防体系、打造“廉洁杭州”2008—2012年实施办法》,2008年11月,杭州市委、市政府发布《关于进一步构建权力阳光运行机制的实施意见》,提出要按照“一年明显见效、两年基本建成、三年巩固提高”的目标要求,到2011年底,使权力阳光运行逐步成为各级政府行政部门的一项基本制度,基本建立健全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公开透明、制约有效的权力阳光运行机制,使权力沿着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轨道运行。

构建权力阳光运行机制,是对原有政府工作模式和方法的重大变革,是政府的一场“自我革命”。为此,杭州市专门成立了以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市委副书记、市长蔡奇为总顾问,市委副书记、市纪委书记叶明,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杨戌标分别担任组长、副组长的“杭州市权力阳光运行机制建设领导小组”,动员部署权力阳光运行机制建设。“杭州市权力阳光运行机制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市阳光办”,设在杭州市纪委监察局)认真履行牵头协调职责,推进市本级政府部门、区县权力阳光运行机制的建设。

作为全国电子政务建设试点城市之一,浙江省杭州市近年来电子政务发展迅速,市直部门网上政务公开和行政审批、公共资源交易等网上行政业务日益普及,60家市直部门中的80%实现了直接对公众的网上办事业务;通过企业基础信息交换、市民卡等跨部门应用项目建设,初步形成电子政务基本框架,电子政务建设已经进入部门内和部门间的互联互通、资源共享、业务协同阶段。这些成绩的取得,为权力阳光运行机制建设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2008年底,市阳光办电子政务组(设在杭州市信息化办公室)就构建权力阳光运行机制,全面推进电子政务建设,提出了实施方案。方案提出权力阳光电子政务建设内容是:基于政务信息交换平台,促进部门信息系统、网上审批系统建设,建设统一的网上政务平台,形成“网上政务大厅”;完善提高政府门户网站,推进“网上办事”;建立行政监察电子系统,强化行政权力运行监督。

2009年1月至6月,杭州市选择3家市直部门和3个区县(市)作为先行试点单位;2009年8月,又把与建设“两家两中心”的18家市级单位、11个区(县、市)列入第二批试点单位,积极扩大试点经验和成果。到2009年底,建设了“网上政务大厅”、“数字监察”等核心系统,实现“网上行政服务中心”、21个市级(含一期试点部门)部门系统的改造与接入,13个区县(市)初步建成权力阳光电子政务系统,并接入市权力阳光电子政务系统。至此,杭州市权力阳光运行机制电子政务体系已初见成效,为在杭州率先实现全国领先的集约化电子政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一套有重大突破的整合系统

围绕实现行政权力“网上受理、网上办理、网上反馈、网上监督”的总目标,杭州市权力阳光运行机制确立了“54321”的权力阳光运行机制框架思路。“5”是指系统构建了电子政务外网、政务信息交换平台、部门(区、县)业务系统、数字监察系统、网上政务大厅五位一体的权力阳光电子政务工作平台;“4”是指系统将实现网上规范、网上办事、网上办公、网上监督四大功能;“3”是指系统将满足行政权力的规范、公开、高效运行三大要求;“2”是指系统将建立面向社会公众的互联网门户和面向公务人员的办公门户两个门户;“1”是指系统将构建统一的信息资源库,实现信息的资源共享,促进电子政务的集约化建设。

杭州市进一步构建权力阳光运行机制电子政务系统建设是一项复杂的大型系统工程。“网上政务大厅”、“数字监察”系统作为杭州市权力阳光电子政务平台的核心系统,整合、集成了各部门权力阳光运行机制建设成果。

“网上政务大厅”建设实现了权力阳光在电子政务外网的门户功能,实现了一期3个部门、3个区县(市),二期18个部门、11个区县(市)的权力事项和运行信息汇集、展示。初步建成了统一的权力阳光工作平台,实现了对行政许可、非行政许可、行政处罚、公共资源交易、专项资金管理的权力运行静态和动态内容的管理以及相应的统计查询功能。初步构建了权力阳光系统数据库,形成权力事项库、权力运行库、权力结果库。其中,权力事项库包含了权力事项基本信息(包括权力编码、权力名称、法律依据、办理流程等)数据指标22项,权力事项节点信息(包括节点名称、承诺时间等)数据指标15项;权力运行库包含权力事项办理过程中的申请人信息、办理人信息、办理事项详细信息、时效信息等信息,包括行政审批、行政处罚、公共资源交易、政府采购等类型权力事项运行数据指标803项;权力结果库汇集了权力事项的办结归档信息、监察结果信息39个指标项。目前,一期3家市直试点单位的部分权力事项和办件信息实现在“网上政务大厅”汇集并运行,二期试点单位正在实现“网上政务大厅”对接。

“数字监察”系统遵循进一步构建权力阳光运行体系电子政务建设的统一标准与统一规范,通过杭州市政务信息交换平台,在对接全市统一的网上政务大厅系统的基础上,建设包含权力库、过程库、结果库等三大数据库的中心监察数据库。开发完成“数字监察”基础平台以及行政审批、行政处罚、建设工程交易、政府采购、产权交易、土地交易、医用药品购销、信息化专项资金管理8个监督子系统,目前,“数字监察”系统已上线试运行,与“网上政务大厅”顺利对接,对首批试点单位网上运行权力事项进行全程实时监督,基本实现了预警监督、实时监督、辅助监督、视频监督等四大功能。第一时间捕捉“非常态”信息,构建起预防腐败的电子“防火墙”。

从运行情况看,杭州市权力阳光运行机制实现了以下幾个突破:

一是权力事项的清理和固化。坚持从权力来源出发,对全市行政权力进行全面清理审核,对清理核定后的行政权力,按照权力分类、权力编码、权力名称等项目编制职权目录;按照工作运作程序、环节、期限等要求,编制权力运行流程图;按照监督制约环节、相对人的权力、投诉举报途径和方式等项目编制监督机制明示图。共清理规范权力事项8004项,编制权力运行流程图1573个,在一期、二期试点部门业务系统改造过程中,将权力事项信息和流程图信息汇集到“网上政务大厅”,并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开始通过门户网站等载体向社会公布。

二是权力运行过程全部上网。部门按照全市统一的权力阳光运行机制标准规范要求,将过去纸质方式运行的所有要素全部电子化,各流程环节上的工作人员均在网上审阅材料、填写意见、制作文书、作出决定,每个环节、每个岗位、每个工作人员操作时间和内容均由计算机记录在案,全程留痕,不可逆转。作为权力阳光运行机制的核心系统,“网上政务大厅”基于市政务信息综合交换平台,汇集了各部门权力运行的过程信息,实现了权力运行过程、权力运行结果网上公开和可查可控,从技术上避免了人为因素的干扰,有效遏制了权力的滥用。

三是权力行使过程的实时监督。建设的“数字监察”对接“网上政务大厅”系统,对行政审批、行政处罚、建设工程交易、政府采购、产权交易、土地交易、医用药品购销、信息化专项资金管理等权力事项运行实现了全过程监督。目前,“数字监察”系统已上线试运行,对首批试点单位网上运行权力事项进行全程实时监督。工作人员可以随时查看工作状态,了解流程轨迹,第一时间捕捉“非常态”信息,并通过黄牌预警、红牌监察等,对所有在网上运行的行政权力实行全程实时监督。

四是坚持以人为本。构建权力阳光运行机制的重要目的,就是让办事群众享受到政府部门公平公正的服务、快捷优质的服务。要使权力运行更加公开,更加透明,更加贴近群众,更加有效地接受群众的监督。在试点部门和权力事项选择上,坚持以服务群众、便捷群众为宗旨,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选择了一批在权力相对集中、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行政部门率先建立权力阳光运行机制。实现的行政权力事项既可以在网下办理,又可以在网上办理,市民、企业和各类投资者只要在家里或办公桌前就可以办理自己需要办理的事项,同时查得到自己所办事项流程及时限、询得到政府办事指南信息、检索得到各种办事项目的结果信息、参与得到对政府部门的监督。

前些天,来自江西上饶的余女士,把“生二孩”(男方已经有一孩)的申请材料送到了上城区小营街道小营巷社区电子政务平台的窗口。当工作人员查看了所有申请资料之后,让她回家等候。余女士颇感意外:“这就行了?有人跟我说办这件事,要先后跑社区、街道、区计生局几家单位的。”工作人员笑着说:“我们现在已经使用电子政务平台办公,你的信息会从网上传给各个部门,不需要你自己去跑了,我们会随时发短信给你,告诉你办到哪一步了,什么时候办好。”在此后的几天里,余女士陆续收到“材料移送街道”“进入公示程序”“事情办结”等告知短信。

这种透明高效的服务,是杭州构建权力阳光运行机制成果。通过电子网络管理,实现行政审批、行政执法、公共资源交易、专项资金使用管理等行政工作的规范、透明。

杭州市纪委有关负责人介绍,以行政处罚为例,按照有关规定,商店超出门窗摆放物品经营的违法行为可处以50至2000元的罚款。由于自由裁量权过大,难免会发生相同案例在不同区域、不同时间出现不同的处罚结果,这就容易导致腐败现象的出现。现在,这些行政行为都通过“网上政务大厅”记录在案,各级公务人员可以通过电子政务内网进行查询。同时,这些行政行为还通过 “数字监察”系统第一时间捕捉“非常态”信息,一旦出现不符合规定指标的信息,该系统会自动生成红色预警或提示信息,纪检监察机关就会向被监督对象发出查询“告知单”,要求其作出处理并反馈。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所有非涉密的行政执法事项,包括执法主体、程序、依据、标准以及办理动态都在门户网站加以公开。从而最大程度遏制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

一句来自不易的认同和肯定

实施权力阳光运行机制的电子政务建设,其带来的作用和意义之重大和深远显而易见: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它有利于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提高经济工作的开放度和行政工作透明度,体现公开、公平、公正和效率原则;有利于推进依法行政,促进机关转变职能,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工作机制;有利于加强对政府行为的有效监督,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

杭州市权力阳光运行机制建设以来,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同和肯定。

各级领导高度关注。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杭州市委副书记、市长蔡奇并多次听取情况汇报,作出专门批示。市委副书记、市纪委书记叶明,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杨戌标分别亲自动员部署,亲自督促检查。国家预腐腐败局常务副局长崔海容专程到访调研进一步构建权力阳光运行机制工作,对这项工作给予高度肯定。省纪委书记任泽民对杭州市推进这项工作给予充分肯定。浙江省纪委副书记、监察厅厅长马光明专程来杭州调研构建权力阳光运行机制工作,并作出批示肯定。

上级部门的充分肯定。杭州市的进一步构建权力阳光运行机制工作得到了中纪委、省纪委的充分肯定。国家预防腐败局已将杭州市构建权力阳光运行机制中的“数字监察”系统列为“防腐预警子系统”开发和应用的3个试点地区之一。2009年10月,在厦门举办的第21届全国副省级城市纪检监察工作研讨会上,杭州市这项工作作为特色亮点工作进行了汇报交流。2009年12月21日,浙江省纪委监察厅专门下发通报(浙纪办通报第31期),向全省推广杭州的经验和做法。此外,这项工作拟将作为杭州市综合配套改革创新项目上报省政府。2010年1月12日,国家预防腐败局又专门在杭州召开研讨会,研究包括杭州市在内的3个试点地区预防腐败信息子系统建设工作。

受到了专家媒体的高度评价。北京大学李成言教授、清华大学任建明教授、上海大學顾俊教授等国内知名专家学者对杭州市进一步构建权力阳光运行机制工作都给予了高度评价,一致认为,进一步构建权力阳光机制工作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新华社、中国纪检监察报、杭州日报等新闻媒体也对此进行了宣传报道,产生了广泛而积极的影响。

赢得了广大群众的一致好评。进一步构建权力阳光运行机制实施以来,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欢迎和一致好评。如杭州一家房屋中介经理黄铜卫说:“现在我们不用跑窗口,上电脑查一下,就知道他们的办理情况怎么样了。这么一来,就省心多了”。江西上饶的余女士在快捷、方便地办理好“二孩生育证”后不禁连声称赞:“杭州的办事效率真高,办事真方便”。

权力公开运行重在机制构建与完善 篇6

位于北欧的芬兰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廉洁的国家之一。公务员滥用职权、以权谋私的现象在今天的芬兰极为罕见，其主要原因是公开透明的权力运行机制、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和深入人心的廉洁文化的影响。在芬兰，透明和公开是政府的一个主要原则。公共部门的一切都要公开，以自觉接受市民和媒体的监督。政府档案馆以及公共部门的所有档案材料不仅对专家和研究人员开放，同时也对新闻界和公众开放。公民在需要时可以通过这一途径了解政府部门的有关情况，从而有效地防止政府部门产生腐败现象。社会的透明程度也很高，任何人都不能开匿名账户，税收当局有权了解全国所有账户的情况。每个公民和团体的收入及财产（资产）每年都要在纳税表上公布，任何人都可以到税务局查询某人或某团体的收入及财产情况。据统计，1985年至1992年间，芬兰只有25起贿赂案。2012年，芬兰在全球知名的反腐败机构“透明国际”公布的世界各国清廉指数排行榜上，与丹麦、新西兰并列为“全球最廉洁的国家”。

一、进一步加强信息公开建立“透明政府”

由于我们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制度上还需不断完善，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也存在薄弱环节。在现有的体制框架下，对党政“一把手”决策权的监督往往流于形式。由于缺乏对权力运行的有效监督，掌握它的人能够将个人利益、眼前利益，置于群众的整体利益、当地长远发展的利益之上。对此，必须严格执行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报告、述职述廉、民主评议、诫勉谈话、民主生活会、经济责任审计和质询等制度，切实加强对领导干部履行职责的监督。要充分发挥各级信访、政风行风热线、投诉中心等载体的作用，建立和完善各级行政机关及领导干部履行职责的民意调查制度。要加强信息公开，建立“透明政府”，让老百姓知晓政府运作的状况，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发生原因、处理进程和结果，及政府的改进措施和落实情况，便于群众评价和监督，通过民众的广泛参与落实行政问责制。要加强各种要素交易监管力度，特别是要增强各项预算管理的透明度，完善政府投资、政府采购制度和监管办法。要进一步完善决策民主程序，对事关群众利益的重大事项实行公示、听证、咨询制度。尊重人民群众的知情权，推进政务公开，增加透明度，是赢得人民群众信任的重要条件。在政务中有的内容公开范围有限、专业色彩较强，一般群眾不大容易接触到、看得懂，如发展规划、决策程序、内部管理情况等，这可能会影响到人民群众的评价和信任。所以，领导干部要提高公信力，就应该增强服务意识和主动精神，按照有关规定，通过适当的途径和方式使这部分内容公开透明，方便人民群众了解和评价，以取得人们的支持和信任。

二、各级领导干部要自觉接受舆论监督

媒体监督的兴起，是政治现代化的一大标志，也是善政和善治的重要保障。各级领导干部应正确对待舆论监督，不断增强接受舆论监督的自觉性，逐步养成在媒体监督下工作的习惯。领导干部也只有自觉接受媒体监督，勇于创造有利于监督的社会环境，建立一种良性互动的监督机制，使每一项决策、制度和措施都能最大程度地凝聚共识、反映民意。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领导干部要把接受媒体监督作为重要的政治修养、执政素质和文明素养来培育。舆论监督是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时代要求，领导干部接受舆论监督是对党、对人民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大量事实充分说明，滥用职权、腐败堕落直至违犯党纪国法，都与权力失去监督有直接关系。权力一旦失控，就会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也会使领导干部掉进违法犯罪的深渊。因此，能不能真心诚意地接受舆论监督，是对领导干部是否出于公心、从善如流的检验。事实上，接受舆论监督，并真诚地加以改进，不仅不会影响领导干部的形象，还会提升他们在群众中的威信，从根本上说，有利于工作，有利于人民。领导干部要有博大的胸怀和度量，善于听取各方面的不同意见特别是要正确对待媒体的不同意见。不管是褒是贬，甚至是尖锐的批评意见，都要正确对待，在各种不同意见中辨别是非、保持清醒，自觉养成在监督下工作和生活的习惯。

三、严格执行个人重大事项报告等制度并强化监督

领导干部要自觉严格执行个人重大事项报告、述职述廉、民主评议、诫勉谈话、民主生活会、经济责任审计和质询、问责等制度，自觉主动接受各方面对自身执行纪律情况的监督。要推进党务公开、政务公开，积极拓宽监督渠道，发挥党内监督、专门机关监督与人民群众监督、民主监督、舆论监督的合力。同时，各级党委要坚持严格执行党纪，对违反党的纪律的党员干部予以严肃的惩处，促使违纪者改正错误，教育广大党员干部按照党的章程和党内法规行事，严格遵守党的纪律，特别是警示党员干部要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始终保持强烈的组织观念和纪律意识。要正确处理维护纪律和发展党内民主的关系，一方面，要加强党内监督，用严格的政治纪律约束和规范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政治行为；另一方面，要保护党员行使党章赋予的权利，同时要坚决维护党的民主集中制，努力营造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的权利意识、参与意识显著增强，这对政府机关和各级干部推进信息公开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而现代信息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使信息传播的速度更快、渠道更多，这也为增强政务公开性提供了必要条件。政府机关和各级领导干部应直面现实、积极应对，通过强化权力的公开运行，不断提高政府公信力。

作者：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