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运行

权力运行（精选12篇）

权力运行 篇1

一、问题的提出

高校组织绩效低下已经引起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关注,主要表现在人才培养模式不适应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其原因有诸多方面,就宏观方面而言有高等教育理念、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上的问题;就高校内部而言,存在着治理结构上的问题。在内部治理结构中,高校的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之间的问题已引起广泛的关注。在已有研究中,对于“如何处理高校学术与行政权力关系”,我国学者主要围绕学术与行政权力关系的内涵、现实问题、原因、建设路径等方面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1)。目前,一般认为高校的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是辩证统一的,高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相互独立,同时又相互关联;现实中,我国高校仍存在行政权力泛化、学术权力弱化现象,常常导致大学行政机构臃肿,大学价值错位以及官本位;从管理和文化的角度分析其原因,认为我国长期的国家统一计划管理是导致行政权力泛化和学术权力弱化的外部原因,而高校内部权力集中在学校层面,弱化了基层院系以学术权力为主的权利;也有学者认为行政权力泛化和学术权力弱化与我国社会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文化有极大的关系,在高校,资源向行政人员倾斜,大家都想“学而优则仕”。但是,我国学者对应该“如何理解地方高校的学术与行政权力关系”、“地方高校如何客观分析目前存在的权力结构失调问题”、“如何科学地建构地方高校的权力运行模式”等缺乏有针对性的研究。因此,笔者将从目前地方高校学术与行政权力关系现实的表征、原因与解决办法等方面深入探讨“地方高校如何科学运行学术与行政权力”,以期促进地方高校内部管理良性运行与未来的科学发展。

二、地方高校学术与行政权力结构失调的表征

目前,根据教育部网站2012年1月的统计数据,全国普通高校2358所,其中部委属院校111所,因而我国现有地方高校2247所,占全部高校的95%。地方高校尽管在不断加强内部管理机制改革、权力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但是“行政化”倾向仍然严重,不仅存在行政权力“泛化”、“失真”,而且存在学术权力“失范”、“失真”现象。

(一)行政权力“泛化”、“失真”

目前,地方高校权力结构不仅在整体上存在“行政化”的倾向,而且在局部行政权力上也存在“泛化”、“失真”等不良现象。

1. 行政权力“泛化”。

一些地方高校行政权力过多地介入学术事务,出现行政机制代替学术机制、行政管理代替学术管理、行政权力代替学术权力、行政群体代替学术群体等“泛化”现象。具体表现为学术事务管理、学术管理过程、学术管理主体、学术管理理念、学术管理制度与规范等都全面行政化,学术事务与学术机制在大学管理过程中失去了自身独立性、没有真正独立的机构和规章制度;在科研规划、科研经费预算、科研项目确定、学术带头人的评选、学科建设、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学生学位授予等内部学术管理与科研项目的审批和管理、教师职称评审、学生学位批准、教学评估、硕士点与博士点的评审等外部学术事务方面,没有独立的学术机构与学术主体进行相关学术事务的管理;学术话语权、决策权、评价权等均被学校行政层面的领导权、决策权、评价权所取代;行政群体全面操控学术机构、管理学术事务,掌握学术资源,如项目、经费等[1]。这不仅严重影响了学术的公平性、科学性,导致学术道德与学术秩序的失范、学术群体被挤压或替代、学术管理世俗化,而且压抑了教授、学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造成了部分学者无心学术,挖空心思加入管理行列,直接影响了大学的品位与学术风气,导致学术资源的浪费和学术效益低下。

2. 行政权力“失真”。

一些地方高校行政人员不顾管理规律、规范而“胡乱行政”、“行政不作为”,存在行政权力“失真”现象。具体表现为,有的行政管理人员服务意识淡薄,在管理过程中无视管理、教学规律,管理过程欠规范、公平、科学,存在胡乱行政、胡乱决策,以政代法、以政代教,有法不依,我行我素等现象[2];有的行政管理人员则是行政不作为,存在行政“无政府主义”,只想享受待遇、只占行政位置,不愿、不屑、不会行政和服务,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地方院校行政事务的正常开展;高校内部有的行政管理人员以行政权力压制教授的学术权力,或者获取不应该获得的学术资源,使得学校的价值取向扭曲[3]。

(二)学术权力“失范”、“失真”

目前,地方高校学术权力不仅在权力结构整体上处于弱势地位,而且也存在学术霸权、学术权力内部不均衡、学术权力失真等不良现象。

1. 学术权力“失范”。

一些地方高校存在学术行为主体为其自身特殊利益或受外部环境制约而弱化或扩大学术权力等学术权力“失范”现象。具体表现在滥用学术权力与影响力,大搞话语霸权,损害他人学术自由;面对外部压力不敢申张学术正义,学术失语;教学、科研与学术交流不均衡,有的重教学轻科研,有的重科研轻教学,有的教学科研分离;各领域内部不均衡,有的重教轻学,有的重学理轻运用,“学”、“术”分离等。

2. 学术权力“失真”。

一些地方高校学术组织或者行为者在处理学术事务时,游离或远离“学术”之外,远离学术“本真”。具体表现为,在学术研究中缺乏“为学术而学术”的执著精神,只顾数量不要质量,“抄袭”、“拼装”等学术造假现象严重;在学术交流与合作时,只顾人情世故,不顾学术规律,存在买卖成果、版权等学术腐败现象;在学术批评与争鸣时,只顾个人功利,忽视甚至无视学术标准。

总之,行政权力“泛化”、学术权力“失范”、行政与学术权力“失真”,严重影响了地方高校特别是地方新建本科院校的学术生产力。

三、地方高校学术与行政权力失调的原因

影响大学权力结构失调的原因很多,相对中央部属高校,地方高校行政权力泛化、学术权力弱化主要由于办学理念不科学、办学视野狭窄、教师结构欠合理与学生生源不济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1.在办学理念方面,地方高校较之部委属院校而言学术意识淡漠。从建校历史看,地方高校建校时间较短,大多建于上世纪50年代和改革开放后,同时,首批校级领导大多是政工干部或军队干部,这一背景注定了这类院校的运行模式是行政主导型。本世纪初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大都是由专科甚至中专校合并升格而成,学校学术资源匮乏、学术氛围薄弱,教职员工的学术意识淡薄、学术素养与创新能力较弱。而且由于历史的惯性,造成了现今地方高校的学术权力在学校权力结构中的地位远远弱于重点大学,“行政扩张”甚至“行政霸权”屡见不鲜。

2.在办学视野方面,地方高校较之部委属院校而言缺乏开放意识。正因为办学历史短、历史经验积淀少,再加之传统的“官本位”、现行行政化管理体制与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地方高校往往办学视野狭窄、缺乏开拓性与创新性。一方面,受官本位思想与行政化管理体制的影响,很多地方高校常常比照地方党政机关的模式运行,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权术”而不关心“学术”、追求“位子”而不追求“事业”;导致大学机构臃肿、官满为患;大学学术委员会、教授委员会等学术组织的学术权力被挤占、学术权力边缘化。另一方面,受地方保护主义影响,大多数地方高校缺乏开放意识、国际视野,只与国内高校或者只与同类院校进行交流,与国外著名大学的交流甚少甚至没有,学术生态环境极差,学术成长缓慢。

3.在教师方面,地方高校较之部委属院校而言缺乏国际视野。从教师结构看,相对于重点大学而言,地方高校教师职称、学历、学缘与年龄结构欠合理,高学历、高职称教师比例较低;许多教师主要毕业于省内院校,不少教师还是本校在专科时毕业留校的学生,师资来源比较单一;同时,由于教师培训机制不健全,到国内外著名大学进修访问的机会不多,有国外留学背景的教师极少。教师本人的学术权力和学术责任意识相对较弱,缺少一种开放的心态和国际视野。

4.在学生方面,地方高校较之部委属院校而言缺乏独立表达意识。从学生来源分析,相对于重点大学而言,地方高校的学生主要来自于农村和小城镇。他们往往接受的家庭教育有限、学校教育质量不高,因此,学术视野较狭窄、学习与研究的主体性不强、学术权力意识淡薄,习惯于“接受学习”的学习方式,缺乏独立的思维和批判性的思维能力。这不仅影响了学生自身的学术成长,而且弱化了教育工作者学术权力的发挥、人才培养质量以及整个校园的学术气氛。

四、地方高校学术与行政权力运行的应然模式

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是大学权力中两个辩证统一的有机组成。目前,全世界尽管存在大学三种不同的运作模式,但是,笔者认为,地方高校有着自身的发展特点与规律,当前可实行“学术与行政权力协调发展”的权力运行模式。

1.大学的组织特征决定了高校学术与行政权力并存。学术与行政权力是大学权力的有机组成,二者相互渗透、密不可分。从大学的发展历程看,“大学”(university)的本义是行会、团体,后引申为“为学习和研究某种学问而自愿结合起来的师生共同体”。19世纪初,柏林大学创始人洪堡提出了“教学与研究的统一”(Unity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的原则。目前,大学的功能扩展为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等多个方面,可以说,学术是大学的本质所在,学术自由是大学的立身之本、生命之源。同时,大学又是一个社会组织、行政机构,包括中世纪的“教师自治”或“学生自治”在内,所有大学都需要一些管理人员按照一定组织章程、管理原则、履行行政职能来确保其运行的有序性、严密性。因此,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是相互渗透、相互交织在大学内部的两种缺一不可的权力。

2.大学的“学术”特质决定了地方高校不适宜于采用“行政权力主导”的权力运行模式。大学的本质是研究学术、追求真理、创造知识、创新价值和培育人才,其核心是求真育人[4]。目前,美国大学实行“学术与行政权力两权分离、以行政权力为主”的运作模式,其权力体系主要由董事会、校长、评议会三方面构成,董事会和各级行政官员始终处于权力的控制中心,而教授评议会控制大学学术事务的权力微弱;相比之下,英国大学实施“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均衡”的合作模式与德、法、意等欧洲大陆国家的大学主要实施“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两权渗透、学术权力为主”的运作模式更能体现大学的组织特征,更有利于学术的健康成长。笔者认为大学不同于政府行政机构,它应秉承“崇尚学术”的大学精神,实现学术与行政权力的和谐共存。

3.地方高校应采取“学术与行政权力协调发展”的权力运行模式。笔者认为地方高校目前可实行“学术与行政权力协调发展”的运行模式。由于地方高校发展历史比较短暂,学术基础比较薄弱,特别是远离中心城市且受到地方政治、经济、文化的制约,“官本位”、“地方保护主义”比较严重。因此,目前学校发展主要依托学术权力还不现实,可实行“学术与行政权力协调发展”的权力运作模式。目前,英国大学实施“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均衡”的合作模式,其权力结构一般分为大学、学部和系三个层次,校级权力通常包括校务委员会、理事会、评议会和大学副校长四个权力结构单元,其中大学副校长往往扮演着“行政首脑”和“学者代言人”的双重角色,教授行会拥有很大权力,董事会权力和行政人员权力有限,只是部分介入大学事务。这种权力模式值得地方高校借鉴与学习。

五、地方高校实现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协调发展的路径

面对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运行失衡的现实,我国地方高校应从文化层面、理念层面、制度层面和实践层面不断完善内部治理结构,使地方高校的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逐步协调。

(一)在文化层面,营造以“崇尚学术、发扬民主、追求卓越”为核心内容的大学文化

地方高校应营造“崇尚学术、发扬民主、追求卓越”的校园文化,使那些为学校发展做出贡献的学者成为学校的核心并受到师生的敬仰。

1. 崇尚学术是体现大学本质特征的要求。

大学的本质是研究学术、追求真理、创造知识、创新价值和培育人才,是求真育人。因此,大学应以学术为核心,崇尚学术自由,严谨求实,具有强烈批判精神,以追求真理、实现个人人生抱负和理想为终极目的。目前,地方高校应大兴“崇尚学术”之风,营造浓厚的治学氛围,培育自己的校园文化。

2. 发扬民主是崇尚学术的基本要求。

学术民主是学术自由的前提,它要求在进行学术决策、学术管理时,要尊重学术规律,确保学术主体的学术自主权;在学术活动中,应大力提倡“百家争鸣”,积极鼓励学派间的自由争论,建立“民主管理”、“学术自主”、“学术自治”的权力运行机制,保障学术权力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3. 追求卓越是学术的基本目的。

地方高校尽管存在自身发展的局限性,但仍应志存高远。笔者认为,一个好的地方高校应拥有先进的办学理念、良好的治理结构、优良的教师队伍、超拔的大学精神、充足的办学设施[5]2。

大学精神是大学文化的核心内容,大学精神包括“科学精神、创新精神、批判精神、社会关怀精神、自由和民主精神”。“科学精神”就是追求真理、坚持真理、服从真理,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学术研究和一切实践中,实事求是,敢于创新,运用科学的方法,坚持科学的态度,尊重客观实际,反对一切武断和迷信,这是科学精神的核心。“创新精神”是现代大学存在的价值所在,是大学在社会有机体中保证、提升自身地位的根本生命力所在。大学的批判精神首先表现为大学教师在教学和科研过程中能够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传统与现实,否定非科学的内容,破除迷信与保守的意识,建立符合客观的科学的知识体系;大学批判精神的另一方面是对社会现实的理性反思和价值构建。而“社会关怀精神”是大学关注现实、服务社会功能的集中体现。“学术自由”是大学精神本质的要素,是大学进行任何创新活动的先决条件。要实现大学的学术自由,首要的是培育和弘扬学术自由的精神。为此,在大学管理过程中,认识大学的组织特征是办好大学的基本前提;认识学术发展的规律是把握大学组织特征的必然结果;解放思想、解除禁锢,从而形成能自由争鸣和自由讨论的机制是发展学术的关键;大学拥有办学自主权并建立完善的学术制度是发展学术的保证。

(二)在办学理念层面,应当坚定不移地坚守“行

政权力的绩效应当体现在教师更有成效的教学和科研上,体现在学生更有成效的学习和成长上”的理念

地方高校应回归大学的学术本位,实现“大”与“学”的有机统一,回归“大”与“学”的本真。

1. 地方高校要构建“大家”、“大度”、“大雅”、“大舞台”、“大基业”。

“大家”是指地方高校应拥有思想解放、敢为人先、具有先进办学理念的大学引路人。“大度”是指地方高校应倡导“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理念,能容纳各种不同的思想和见解,能接纳来自各学术共同体的教师和五湖四海的学生。“大雅”是指地方高校应形成崇尚学术、潜心学问、美化人生的大学氛围,在这个氛围中致力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和文化传承创新。“大舞台”是指地方高校能为所有的学生和教师的发展提供大舞台,成为师生实现梦想的圣地。“大基业”是指地方高校应有资料丰富的图书馆、设备先进的实验楼、环境优美的教学楼、器械完备的运动场等,为师生的发展提供优越环境。

2. 地方高校应着力打造具有自身特色的“学

科”、“学者”、“学问”、“学风”、“学生”。大学是由若干学科构成的,没有学科就没有大学;大学是由学者构成的,没有学者,学科就成为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末;大学能产生新的学问,没有新知识的产生,大学就不能履行其使命,也不能培养出真正意义上的新人;学风是师生对学术的态度,大学应具有敬畏学术精神之风、遵从学术自由之责、追求卓越品质之志,没有严谨的研究之风和勤奋的学习之风,也就不会是好的大学;大学之“学”,更在于大学的一切所为全在于学生,全为了学生,这是大学区别于研究机构的根本所在。所以地方高校的办学中应充分体现为学生成功奠定基础、为教师发展搭建平台的理念。因为只有大学的教师发展了,这个大学才可能获得发展;因为只有一代又一代的学生成功了,这个大学才会获得社会广泛的认可。也只有这样,行政管理才真正地表现出价值和意义。

(三)在制度层面,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形成学术与行政权力协调运行机制

目前,地方高校应本着“学术至上”、“学术自由”、“学术自治”、“民主管理”的治校理念,不断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形成良好的权力运行机制。

1. 颁行大学章程是完善内部治理结构的核心内容。

大学章程是大学的顶层设计、内部管理的指针,地方高校应该认真制定符合本校发展实际与需要的大学章程,对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运行机制做出明确规定,特别是要明确界定“党委、校长、纪委、学术委员会、教职工代表大会、教师、学生与校友”的权力与职责,使得各个利益相关者能切实地行使自己的权力并履行好自己的责任。

2. 完善绩效考核制度是实现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协调运行的关键。

地方高校应本着“去行政化”的理念,不断完善绩效考核制度,健全教学、科研激励机制。由于地方高校的特殊性,许多有学术成就的学者走上了行政岗位。因此,地方高校行政人员应承担一定的教学科研工作,特别是享受专业技术职称的行政管理人员应完成一定数量的教学、科研业绩;同时,不断提升教学科研奖励力度,增强教学科研工作对全校教职工的吸引力,激发教职员工教学、研究与学术交流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提升学校的学术品质。

3. 构建有效的监督机制是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良性运行的保障。

关于章程中所界定的各个利益相关者的权力和责任是否严格地得到了遵守应有一个机构进行监督,这个机构应独立于地方高校。从地方高校的实际看,这个机构应由地方高校章程的审批机关代表、地方高校的学术委员会主任、地方高校的教授代表等成员构成。其主要职责是审核地方高校的党委和校长是否按章程的规定来实现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协调运行。

(四)在实践层面,强化学术与行政人员工作职责与合作精神,规范学术与行政行为

在完善大学内部管理机制的基础上,地方高校还需进一步提高教职员工的学术素养,强化其工作职责与学术使命,通过权力重心下移、分层治理、分工协作等形式规范学术与行政行为。

1. 行政权力重心下移。

地方高校要努力承担大学使命,需要克服“权力过分集中”的现实,将权力重心逐步下移,使二级院系(所)和广大教职员工回归“主人翁”地位,增强教师在教学、科研、社会服务、文化建设中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地方高校可实行校、院(所、中心、实验室)二级管理,校级管理部门与学术组织主要职责是“制定目标、宏观调控、研究政策、对外联络、监督考核、公共服务”。二级学院(所、中心、重点实验室)具体负责学校决策执行、活动开展,成为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以及文化传承创新的真正主体。学校层面的工作主要由党委常委会、校长办公会两个重要的会议完成;二级学院(所、中心、重点实验室)的工作由党政联席会议解决。这是学校行政权力运行中权力分解的模式。

2. 学术权力校院两级责任明确。

按照《高等教育法》的规定,大学学术委员会的职责是审议学科和专业的设置,制订教学和科研计划,评定教学、科研成果等有关事项。因此,学校的学术委员会负责全校学术事务的政策制定、政策运行与监控,成员由各个学科的学术带头人组成,学术委员会主任由地方高校内部学术地位相对而言最高的学者担任。在二级学院(所、中心、重点实验室)可设立学术分委员会,成员由本单位各个研究方向的学术带头人担任,主任由成员选举产生。同时二级学院还可设教学指导委员会,成员应由本单位在教学上有一定的影响力的教授担任,主任由成员选举产生。由二级单位这两个学术组织来负责本单位学科建设、专业建设、课程建设、科研与学术交流等学术事务的决策与管理。校长在学校层面的行政中应充分尊重校级学术组织的意见,二级学院(所、中心、重点实验室)负责人在本单位的行政中也应按照学术组织的意见办理。

总之,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作为高校内部的有机组成部分,二者相互依存、相互渗透、不可偏废。忽视学术权力,大学必衰;放弃行政权力,大学必败。因此,地方高校只有科学处理权力关系,不断完善内部治理结构,才能迎来学术繁荣、特色鲜明的美好未来。

(汪明义,宜宾学院校长、教授,四川宜宾

644000)

参考文献

[1]肖起清.大学学术权力的边缘化及其诉求[J].辽宁教育研究,2006(05).

[2]欧小松.教学管理要走出权力管理的误区[J].中国高教研究,2000(12).

[3]郭平.大学去行政化研究现状与当下之思[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1(11).

[4]顾明远.大学文化的本质是求真育人[J].教育研究,2010(01).

[5]汪明义.什么样的大学是好的大学[J].中国高等教育,2010(23).

权力运行 篇2

强化权力运行监督，营造风清气正的选人用人环境

权力过大、缺乏有效监管，权力就成了滋生腐败的土壤。2010年5月6日，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在中央纪委和中央组织部召开的视频会议上讲话，要求贯彻落实干部监督制度，让卖官者身败名裂，让买官者赔了夫人又折兵。2005年爆出的“1949年以来中国最大卖官案”的黑龙江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卖官受贿案中，涉案官员达265名，仅绥化市各部门一把手就有50多人。韩桂芝、马德买官卖官案涉及领导干部900多人，有多名省级干部，上百名地市级干部。据说某人给马德送了50万，第二年就被提拔为县长。如果市委书记马德的权力得到有效限制和监督，不能明里暗里决定下辖某县县长的人选，也就不会有人掏50万元向他“买”县长了。2010年以来，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央组织部制定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试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有关事项报告办法(试行)》等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四项监督制度，制度明确了监督谁，谁来监督，出了问题追究谁，怎么追究等一系列问题。对党委党组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行为上，进行了明确规定和最基本的规范，为我们的领导干部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上，起到有章有循，有规可依的作用，初步健全了防范用人上不正之风的长效机制。

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篇3

一场“自我革命”的背景历程

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和杭州市委《完善惩防体系、打造“廉洁杭州”2008—2012年实施办法》,2008年11月,杭州市委、市政府发布《关于进一步构建权力阳光运行机制的实施意见》,提出要按照“一年明显见效、两年基本建成、三年巩固提高”的目标要求,到2011年底,使权力阳光运行逐步成为各级政府行政部门的一项基本制度,基本建立健全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公开透明、制约有效的权力阳光运行机制,使权力沿着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轨道运行。

构建权力阳光运行机制,是对原有政府工作模式和方法的重大变革,是政府的一场“自我革命”。为此,杭州市专门成立了以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市委副书记、市长蔡奇为总顾问,市委副书记、市纪委书记叶明,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杨戌标分别担任组长、副组长的“杭州市权力阳光运行机制建设领导小组”,动员部署权力阳光运行机制建设。“杭州市权力阳光运行机制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市阳光办”,设在杭州市纪委监察局)认真履行牵头协调职责,推进市本级政府部门、区县权力阳光运行机制的建设。

作为全国电子政务建设试点城市之一,浙江省杭州市近年来电子政务发展迅速,市直部门网上政务公开和行政审批、公共资源交易等网上行政业务日益普及,60家市直部门中的80%实现了直接对公众的网上办事业务;通过企业基础信息交换、市民卡等跨部门应用项目建设,初步形成电子政务基本框架,电子政务建设已经进入部门内和部门间的互联互通、资源共享、业务协同阶段。这些成绩的取得,为权力阳光运行机制建设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2008年底,市阳光办电子政务组(设在杭州市信息化办公室)就构建权力阳光运行机制,全面推进电子政务建设,提出了实施方案。方案提出权力阳光电子政务建设内容是:基于政务信息交换平台,促进部门信息系统、网上审批系统建设,建设统一的网上政务平台,形成“网上政务大厅”;完善提高政府门户网站,推进“网上办事”;建立行政监察电子系统,强化行政权力运行监督。

2009年1月至6月,杭州市选择3家市直部门和3个区县(市)作为先行试点单位;2009年8月,又把与建设“两家两中心”的18家市级单位、11个区(县、市)列入第二批试点单位,积极扩大试点经验和成果。到2009年底,建设了“网上政务大厅”、“数字监察”等核心系统,实现“网上行政服务中心”、21个市级(含一期试点部门)部门系统的改造与接入,13个区县(市)初步建成权力阳光电子政务系统,并接入市权力阳光电子政务系统。至此,杭州市权力阳光运行机制电子政务体系已初见成效,为在杭州率先实现全国领先的集约化电子政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一套有重大突破的整合系统

围绕实现行政权力“网上受理、网上办理、网上反馈、网上监督”的总目标,杭州市权力阳光运行机制确立了“54321”的权力阳光运行机制框架思路。“5”是指系统构建了电子政务外网、政务信息交换平台、部门(区、县)业务系统、数字监察系统、网上政务大厅五位一体的权力阳光电子政务工作平台;“4”是指系统将实现网上规范、网上办事、网上办公、网上监督四大功能;“3”是指系统将满足行政权力的规范、公开、高效运行三大要求;“2”是指系统将建立面向社会公众的互联网门户和面向公务人员的办公门户两个门户;“1”是指系统将构建统一的信息资源库,实现信息的资源共享,促进电子政务的集约化建设。

杭州市进一步构建权力阳光运行机制电子政务系统建设是一项复杂的大型系统工程。“网上政务大厅”、“数字监察”系统作为杭州市权力阳光电子政务平台的核心系统,整合、集成了各部门权力阳光运行机制建设成果。

“网上政务大厅”建设实现了权力阳光在电子政务外网的门户功能,实现了一期3个部门、3个区县(市),二期18个部门、11个区县(市)的权力事项和运行信息汇集、展示。初步建成了统一的权力阳光工作平台,实现了对行政许可、非行政许可、行政处罚、公共资源交易、专项资金管理的权力运行静态和动态内容的管理以及相应的统计查询功能。初步构建了权力阳光系统数据库,形成权力事项库、权力运行库、权力结果库。其中,权力事项库包含了权力事项基本信息(包括权力编码、权力名称、法律依据、办理流程等)数据指标22项,权力事项节点信息(包括节点名称、承诺时间等)数据指标15项;权力运行库包含权力事项办理过程中的申请人信息、办理人信息、办理事项详细信息、时效信息等信息,包括行政审批、行政处罚、公共资源交易、政府采购等类型权力事项运行数据指标803项;权力结果库汇集了权力事项的办结归档信息、监察结果信息39个指标项。目前,一期3家市直试点单位的部分权力事项和办件信息实现在“网上政务大厅”汇集并运行,二期试点单位正在实现“网上政务大厅”对接。

“数字监察”系统遵循进一步构建权力阳光运行体系电子政务建设的统一标准与统一规范,通过杭州市政务信息交换平台,在对接全市统一的网上政务大厅系统的基础上,建设包含权力库、过程库、结果库等三大数据库的中心监察数据库。开发完成“数字监察”基础平台以及行政审批、行政处罚、建设工程交易、政府采购、产权交易、土地交易、医用药品购销、信息化专项资金管理8个监督子系统,目前,“数字监察”系统已上线试运行,与“网上政务大厅”顺利对接,对首批试点单位网上运行权力事项进行全程实时监督,基本实现了预警监督、实时监督、辅助监督、视频监督等四大功能。第一时间捕捉“非常态”信息,构建起预防腐败的电子“防火墙”。

从运行情况看,杭州市权力阳光运行机制实现了以下幾个突破:

一是权力事项的清理和固化。坚持从权力来源出发,对全市行政权力进行全面清理审核,对清理核定后的行政权力,按照权力分类、权力编码、权力名称等项目编制职权目录;按照工作运作程序、环节、期限等要求,编制权力运行流程图;按照监督制约环节、相对人的权力、投诉举报途径和方式等项目编制监督机制明示图。共清理规范权力事项8004项,编制权力运行流程图1573个,在一期、二期试点部门业务系统改造过程中,将权力事项信息和流程图信息汇集到“网上政务大厅”,并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开始通过门户网站等载体向社会公布。

二是权力运行过程全部上网。部门按照全市统一的权力阳光运行机制标准规范要求,将过去纸质方式运行的所有要素全部电子化,各流程环节上的工作人员均在网上审阅材料、填写意见、制作文书、作出决定,每个环节、每个岗位、每个工作人员操作时间和内容均由计算机记录在案,全程留痕,不可逆转。作为权力阳光运行机制的核心系统,“网上政务大厅”基于市政务信息综合交换平台,汇集了各部门权力运行的过程信息,实现了权力运行过程、权力运行结果网上公开和可查可控,从技术上避免了人为因素的干扰,有效遏制了权力的滥用。

三是权力行使过程的实时监督。建设的“数字监察”对接“网上政务大厅”系统,对行政审批、行政处罚、建设工程交易、政府采购、产权交易、土地交易、医用药品购销、信息化专项资金管理等权力事项运行实现了全过程监督。目前,“数字监察”系统已上线试运行,对首批试点单位网上运行权力事项进行全程实时监督。工作人员可以随时查看工作状态,了解流程轨迹,第一时间捕捉“非常态”信息,并通过黄牌预警、红牌监察等,对所有在网上运行的行政权力实行全程实时监督。

四是坚持以人为本。构建权力阳光运行机制的重要目的,就是让办事群众享受到政府部门公平公正的服务、快捷优质的服务。要使权力运行更加公开,更加透明,更加贴近群众,更加有效地接受群众的监督。在试点部门和权力事项选择上,坚持以服务群众、便捷群众为宗旨,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选择了一批在权力相对集中、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行政部门率先建立权力阳光运行机制。实现的行政权力事项既可以在网下办理,又可以在网上办理,市民、企业和各类投资者只要在家里或办公桌前就可以办理自己需要办理的事项,同时查得到自己所办事项流程及时限、询得到政府办事指南信息、检索得到各种办事项目的结果信息、参与得到对政府部门的监督。

前些天,来自江西上饶的余女士,把“生二孩”(男方已经有一孩)的申请材料送到了上城区小营街道小营巷社区电子政务平台的窗口。当工作人员查看了所有申请资料之后,让她回家等候。余女士颇感意外:“这就行了?有人跟我说办这件事,要先后跑社区、街道、区计生局几家单位的。”工作人员笑着说:“我们现在已经使用电子政务平台办公,你的信息会从网上传给各个部门,不需要你自己去跑了,我们会随时发短信给你,告诉你办到哪一步了,什么时候办好。”在此后的几天里,余女士陆续收到“材料移送街道”“进入公示程序”“事情办结”等告知短信。

这种透明高效的服务,是杭州构建权力阳光运行机制成果。通过电子网络管理,实现行政审批、行政执法、公共资源交易、专项资金使用管理等行政工作的规范、透明。

杭州市纪委有关负责人介绍,以行政处罚为例,按照有关规定,商店超出门窗摆放物品经营的违法行为可处以50至2000元的罚款。由于自由裁量权过大,难免会发生相同案例在不同区域、不同时间出现不同的处罚结果,这就容易导致腐败现象的出现。现在,这些行政行为都通过“网上政务大厅”记录在案,各级公务人员可以通过电子政务内网进行查询。同时,这些行政行为还通过 “数字监察”系统第一时间捕捉“非常态”信息,一旦出现不符合规定指标的信息,该系统会自动生成红色预警或提示信息,纪检监察机关就会向被监督对象发出查询“告知单”,要求其作出处理并反馈。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所有非涉密的行政执法事项,包括执法主体、程序、依据、标准以及办理动态都在门户网站加以公开。从而最大程度遏制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

一句来自不易的认同和肯定

实施权力阳光运行机制的电子政务建设,其带来的作用和意义之重大和深远显而易见: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它有利于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提高经济工作的开放度和行政工作透明度,体现公开、公平、公正和效率原则;有利于推进依法行政,促进机关转变职能,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工作机制;有利于加强对政府行为的有效监督,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

杭州市权力阳光运行机制建设以来,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同和肯定。

各级领导高度关注。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杭州市委副书记、市长蔡奇并多次听取情况汇报,作出专门批示。市委副书记、市纪委书记叶明,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杨戌标分别亲自动员部署,亲自督促检查。国家预腐腐败局常务副局长崔海容专程到访调研进一步构建权力阳光运行机制工作,对这项工作给予高度肯定。省纪委书记任泽民对杭州市推进这项工作给予充分肯定。浙江省纪委副书记、监察厅厅长马光明专程来杭州调研构建权力阳光运行机制工作,并作出批示肯定。

上级部门的充分肯定。杭州市的进一步构建权力阳光运行机制工作得到了中纪委、省纪委的充分肯定。国家预防腐败局已将杭州市构建权力阳光运行机制中的“数字监察”系统列为“防腐预警子系统”开发和应用的3个试点地区之一。2009年10月,在厦门举办的第21届全国副省级城市纪检监察工作研讨会上,杭州市这项工作作为特色亮点工作进行了汇报交流。2009年12月21日,浙江省纪委监察厅专门下发通报(浙纪办通报第31期),向全省推广杭州的经验和做法。此外,这项工作拟将作为杭州市综合配套改革创新项目上报省政府。2010年1月12日,国家预防腐败局又专门在杭州召开研讨会,研究包括杭州市在内的3个试点地区预防腐败信息子系统建设工作。

受到了专家媒体的高度评价。北京大学李成言教授、清华大学任建明教授、上海大學顾俊教授等国内知名专家学者对杭州市进一步构建权力阳光运行机制工作都给予了高度评价,一致认为,进一步构建权力阳光机制工作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新华社、中国纪检监察报、杭州日报等新闻媒体也对此进行了宣传报道,产生了广泛而积极的影响。

赢得了广大群众的一致好评。进一步构建权力阳光运行机制实施以来,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欢迎和一致好评。如杭州一家房屋中介经理黄铜卫说:“现在我们不用跑窗口,上电脑查一下,就知道他们的办理情况怎么样了。这么一来,就省心多了”。江西上饶的余女士在快捷、方便地办理好“二孩生育证”后不禁连声称赞:“杭州的办事效率真高,办事真方便”。

权力运行 篇4

高校学术权力是指高校内部学术组织和学术专家, 运用专业学术能力, 对高校学术事务、学术关系、学术管理和学术活动所拥有和控制的能力及职权。高校行政权力是指由高校各级行政管理部门和行政管理人员对高校内部行政关系、行政事务和行政活动所拥有和控制的权力。

2014年3月1日, 《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正式施行, 以高校学校学术委员会为主要代表的学术权力之地位亦大为提高, 但高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失衡在诸多高校仍然普遍存在。主要表现在:

1. 行政权力过于强化, 学术权力一定程度行政化

第一, 高校行政权力过于强化。高校集权式的管理使行政管理权力几乎覆盖整个学校管理, 高校行政权力集权化表现突出。目前, 我国高校行政权力过于强化主要表现在: (1) 学术资源分配行政化色彩较为浓厚。学术资源本应该由代表学术权力的学者们分配更为合理, 事实上中国高校内部学术资源几乎都是由行政权力所控制。虽然常常看到, 在职称评定、教学计划的制定、学位资格的审查等方面都有专家学者参与, 但是邀请哪些专家、成员人数的确定等问题都是由学校行政职能部门所决定。事实上, 教授学者都不得不受控于行政权力, 学术机构也都由行政权力所掌控, 行政权力对学术资源的分配有着决定权。 (2) 公办高校中行政权力政府化色彩较为浓厚。我国公办高校由政府拨款并控制学校办学经费, 政府任命高校领导, 政府掌握和控制高校人员编制, 高校依据政府规章政策制定高校的制度规则。对于高校外部, 政府的指令通过高校领导及高校内部行政机构的行政权力作用于高校的权力体系中并发挥指导作用;对于高校内部, 高校的行政权力在高校内部完成权力执行或控制, 掌管高校的各类事务, 包括学术问题。 (3) 高校行政权力干预、挤压甚至替代学术权力的现象时有发生。在许多高校, 应为教学、科研人员服务的行政管理人员在高校中占主导地位, 起支配作用, 使学术权力在高校应有的地位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学术创造性和学术活力未能得到充分发挥, 学术组织及专家未能在学术活动中发挥领导决策作用。

第二, 高校学术管理组织中集学术权威身份和行政职务于一身的现象普遍存在, 学术权力一定程度行政化。在学术组织与管理机构中, 从理论上来看, 应当以教授为主体的教师专家群体应该占据较大比例, 但多年以来, 实际上在各高校, 单纯教师身份的专家参与学术组织与管理机构的比例仍然较低, 在学术组织机构中, 大多是一些既拥有行政职务又具有学术身份的“双肩挑”人员, 而无行政职务的教师占有的比例明显偏低。学术权力本来应当由学术组织和专家行使, 但在很多高校学术权力则多赋予相关学校的行政部门和行政人员行使或者赋予这些人员更多的话语权。学术管理组织中集学术权威身份和行政职务于一身的现象致使高校行政权力强化, 学术权力一定程度行政化的现象普遍存在。

《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第6条第2款明确规定, 学术委员会人数为不低于15人的单数。其中, 担任学校及职能部门党政领导职务者不得超过学术委员会委员总人数的四分之一;没有担任行政职务的专任教授不得少于学术委员会委员总人数的二分之一。但目前大多数高校都采取的是法律规定的上线, 即学术委员会中担任学校及职能部门党政领导职务的高层领导委员刚好占总学术委员会人数的四分之一, 担任党政领导职务及院系主要负责人的高层领导专任教授委员刚好占学术委员会总人数的二分之一, 同时校长及除分管后勤的副校长之外的其他副校长肯定在校级学术委员会中, 院系各部门之一把手肯定在院系级学术委员会中。校长、多数副校长身在校级学术委员会之中, 院系各部门之一把手身在院系级学术委员会中, 这些高层领导掌握主要“话语权”, 由于其特殊的行政身份, 导致其统筹行使学术事务的决策、审议、评定和咨询等职权时有明显行政导向乃至决定作用。教授委员会、教务委员会由于不属于学术委员会, 故目前多数高校仍然多由校、学院、系 (含研究所、研究中心) 三级的负责人组成。虽然高校校级领导、院级领导、系主任 (含研究所所长、研究中心主任) 虽然也是其所在学科领域的专家, 但由于其身兼行政职务, 在学术事务学术关系、学术管理和学术活动的决策上难免带有较为浓厚的行政色彩和行政思维, 或者很容易造成学术思维与行政思维的混淆, 影响开展行政事务和学术事务的效率和准确度。

2. 学术权力弱化

学术组织处于弱势地位。学术组织弱化的表现主要在部分高校, 尤其是民办高校, 没有设立基层相应的学术组织, 或者即使设立了基层学术组织也只是流于形式, 形同虚设。高校内部资源的配置权基本由学校行政部门掌握, 院系研究所等基层学术组织没有经费分配权或者没有实质性的经费分配权, 而学校管理层在进行经费预算时往往是采用行政优先原则, 首先满足学校行政管理机构公务运行的经费需要, 从而造成高校管理性资源的膨胀和学术性资源的萎缩。

学术权力处于弱势地位。在高校内部重大问题的决策中, 学术组织及专家参与决策的方式和途径有限, 缺少影响学校决策的制度化渠道, 学术权力在学校重大问题决策中得不到充分体现, 致使作为学术权力主体的学术组织及专家在高校学术事务管理的作用和地位没有凸显, 难以构成高校学术权力对行政权力的有效制约。

无行政职务的专家教授处于弱势地位。即不担任任何行政职务的专家教授在学校学术管理、学术事务、学术关系和学术活动中基本上没有“话语权”, 行政人员或者行政职务与学术身份双肩挑人员对学术事务的介入和干预程度深, 挤压甚至剥夺了无行政职务的专家学者在学术活动中应有的地位。在学校各类科研项目的评定、学术经费分配、教师职称晋升中, 行政人员和“双肩挑人员”更有话语权和影响力。大学内部学术资源配置事务, 主要由行政权力而不是学术权力主导。

二高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协调运行之建议

1. 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 提高学术权力

高校应当构建一个良好的学术氛围, 给学者以充分的学术自由, 充分体现大学精神。学术权力需要自由的学术环境作为其有力支撑, 即只有给予高校学术人员自由的环境和相对宽松的气氛, 高校广大教师和专家教授才能更好地进行学术探讨、交流、研究, 从而保证学术权力的健康发展不受过多的限制。高校建设要在宏观层面上将重心从重视行政管理转移到重视学术权力方面来。为此, 这就要求寻找到高校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平衡点, 从源头上给予高校教授团队、学科带头人更多的管理权限, 通过将权力下移、分散来使过于集中的行政权力不断弱化, 从而使高校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协调有序的发展。在此过程中, 需要对高校各类学术权力机构的法律地位和属性进行进一步明确, 使其与行政权力机构之间的关系得到进一步理顺。同时, 对于高校的行政管理人员来说, 需要进一步明确行政人员的职能职责, 树立行政管理人员的服务意识, 充分尊重高校学者的学术劳动成果, 从真正意义上在学校内部形成尊重人才、尊重知识, 重视学术权力的良好学术氛围, 弘扬为学术献身的精神。

2. 摆正行政部门的位置, 约束行政权力

高校行政管理部门要树立服务意识, 应当摆正行政部门的位置, 对高校的行政权力进行有效约束。高校日常行为的主线应当是各项教学活动、科研活动、学术研究。近年来, 为提高中国国民的文化素质, 我国高校不断扩招, 招生数量的增长成为了高校行政权力扩张的一大诱因。这种状态的改变, 要树立行政管理权力的服务理念, 使行政权力甘愿服务于学术权力, 而弱化行政权力的权威性, 就意味着要提升高校学术权力的地位, 通过教授治校、教授治教的形式, 真正意义上发挥教授专家的作用, 树立学术自由及学术权威的氛围, 平衡好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在对行政权力进行约束方面, 首先是要建立一个对行政权力的行使进行监督的机构。当行政权力过分扩张有碍学术权力的有效发展时, 高校学术人员可以向该监督机构进行反映或者申诉。监督机构收到这样的申诉后, 要对行政权力机关限权做出整改建议, 以保证高校学术能够得到发展壮大。其次是建立一个能够规范学术权力的机关来使学术权力能够规范有效地运行。

3. 进一步明确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职责分工

首先, 要保证学术权力拥有独立于行政权力的管理范畴和主体地位, 这就需要学术权力能够有充足的空间来发挥作用, 来实现高校的学术自由。高校首要的是建立起学术委员会制度, 学术委员会各项内容的决策应当以教授为主导, 发挥教授的学术权力, 实现现代大学治理的核心——自由、自治和自理。同时, 为保证学术权力发挥重要作用, 还需要完善必要的学术治理制度设计。现代大学的学术治理制度设计可以吸收企业治理设计和实践的经验, 以此使以教授为主导的学术委员会制度得到完善。一系列学术治理的集合形成了大学学术委员会的制度设计模型。大学学术委员会主要职责是对高校的各项学术事务进行决策, 属于大学的学术决策机构。学术委员会的构成成员一般是高校内各项学科领域在国内外学术界有较高声望的教授和学科带头人构成。

学术委员会进行决策的依据主要是学术委员会内的各项章程, 其主要职责包括以下几项:对各项涉及学术的政策进行审议。包括审议学校近年发展的重要规划及项目;审议学校设置及撤销科研机构;审议学校计划设立或已经设立的各类教研、科研项目和各类奖项;审议学校其他学术工作的重要决策。对学术方面的科研成果及人才引进进行评议, 主要包括对人的学术科研水平的评议和对物的评议两方面, 物的评议又包括对科研机构的学术水平和学术成果的评议两方面。对学术纠纷进行仲裁。负责学校科学研究项目、论文、成果等事项的学术争议仲裁:学术委员会主要负责高校内出现学术争议事宜及失范的学术行为进行审查后提出处理意见。接受校方委托对涉及学术问题的重要事项进行必要的论证和提出咨询意见。其次, 作为高校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主要协调者的校长和党委书记, 要将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权限分清, 明晰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责任范畴。行政权力的管理范畴主要包括:学校发展总体规划、高校的组织机构的设置和人事任免等行政事务。学术权力的管理范畴应为:教学科研相关政策制度的制定及设计, 专业化学科建设、高校教师职称评定、师资力量培养、教授职称评定等与学术相关的事务。最后, 要建立行政权力应为学术权力服务的理念, 在高校中一切管理工作都应以教学、科研工作为中心, 高校应崇尚学术, 应不惜余力地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 这样才能使高校更快更好地发展。

综上, “学术”是大学安身立命的最重要基石之一, 但行政管理的价值也不能忽视, 高校科研目标的推进、教育教学的有序进行与行政管理密不可分。因此, 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应当相辅相成、互不替代, 只有两者相互协调、各司其职, 才能充分发挥优势、协调运行, 为现代大学作贡献。

摘要：近年来, 高校行政权力不断扩张, 学术权力随之弱化, 使得高校管理性资源的绝对膨胀和学术性资源的相对萎缩, 导致高校的学术水平不能得到较好的发展。本文就如何平衡高校的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进行探讨, 旨在希望构建一种使两者相互协调、各司其职的制度设计, 为现代大学制度作贡献。

关键词：高校,学术权力,行政权力

参考文献

[1]沈静、牛力.论行政学术化与高校学术一行政权力关系的协调[J].淮海工学院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13 (7) :1~3

[2]张海钟、冉前林、雷卫平.高等学校学术权力运行的路径障碍分析及对策[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4 (1) :79~84

[3]朱竹笑.大学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冲突融合[J].文艺生活 (中旬刊) , 2014 (2) :263~265

公共权力运行改革研究 篇5

[摘要]公共权力关系内外结构的全面改革，是科学推进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系统工程，它可以推动公共权力结构改革的制度现代化进程。将加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制度更新任务作为全面深化改革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工程，必将形成有效制约并促使权力正常运行的“制度之笼”，规范权力运行，开启清明简政的新时代。

[关键词]公共权力；权力关系；国家治理体系；全面深化改革

2013年1月22日，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党风廉政建设与反腐败斗争的深化是此次讲话的中心与重点。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把我们党建设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党的建设的重大任务。在讲话中，总书记强调，“要继续全面加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加强反腐倡廉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深化腐败问题多发领域和环节的改革，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可见，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全面改进反腐败机制与制度建设，是全面改革公共权力运行的突破点与切入点。

以此为开端的公共权力运行改革与反腐败斗争在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有了更为系统的要求与体现。关于公共权力运行改革与权力监督体系构建，《决定》在第十个方面，即“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中给出了如下提纲挈领的要求：“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根本之策„„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完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坚持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规范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职责权限，科学配置党政部门及内设机构权力和职能，明确职责定位和工作任务„„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健全改进作风常态化制度”。创新与改革权力监督体系，加强反腐败机制的建立，在总书记的论述与《决定》的要求中都落在“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如何打造科学合理、严密有效并且适宜长期运行的“制度的笼子”来约束权力，使公共权力的运行步入正确的轨道，以减少异化公权、侵犯私权等腐败的负面结果对国家整体改革进程的影响，则成为公共权力运行规制的重中之重。

规制公共权力运行，完善权力运行监督体系，建立长效常态监督与反腐机制，规范公共权力边界，将权力置于怎样的制度之笼、如何让“制度之笼”长效地运行是公共权力监督与规范制度建立应当深入考虑的重点问题。为公共权力打造规范合法的“制度之笼”的同时，相关配套制度体系的建立也是“制度之笼”能够长效运行的重要外部环境条件。权力的“制度之笼”持续奏效的外部环境，亦是国家治理体系构建的重要内容。现代权力运行制度体系所依靠的不仅仅是权力运行体系自身的建立与规范运行，相关国家治理体系中其他部分的改革与制度体系建立，更是权力运行体系所依靠的大的国家改革制度环境。因此，厘清中国公共权力运行现状即存在的问题，针对现状反思制度建立与改革完善的细则步骤，更为符合权力运行改革的现实。

一、中国公共权力内外关系现状：含混不清

中国公共权力内外关系含混不清的现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公共权力与私人权利关系边界不明晰；公共权力内部关系边界不清晰。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就要明确公共权力与私人权利的边界，明确公共权力的内容和范围，具有针对性地打造约束公共权力的“制度之笼”，才能有的放矢地制定并且建立保障合法私人权利的配套法律法规与实际操作的制度政策。

首先看公共权力与私人权利的边界区分。有关权力边界的界定与外延之研究，有学者曾提出这样的观点，该观点认为，“从调整范围和对应关系来看，主要有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或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国家权力是通过依照宪法和法律程序组成的政权机关的活动来实现的；政党和团体权力则是通过发挥组织领导作用、监督保证作用和参政议政作用来实现的„„作为社会物质财富的转化形式，国家权力是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的一种强制力量，主要包括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在实际生活中，国家权力总是与一定的组织机构相联系，离开了一定的组织机构，其存在就失去了凭借，其运行就失去了载体”。其中所谈及的社会权力则是指“社会主体以其所拥有的社会资源而产生的影响力和支配力”，并且在论述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边界的同时，谈及国家与社会的三种关系状态下，何种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的关系模式能够较为有效地抑制公共权力的异化，防止腐败的发生，即“社会对国家的独立状态。社会对国家权力有一定的制约和监督作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我国现阶段正处于现代化转型阶段，国家治理体系与社会治理体系的分离初现雏形，但仍将处于相互影响、难以明晰分离的状态，据此，欲通过完全的社会治理体系的系统式监督约束来防止公共权力异化现象的发生与滋长，并不十分符合当前国家发展的转型实际。我国现阶段的国家治理体系与社会治理体系仍存在模糊不清、难以明确分离的领域。也就是说，公共权力运行所发生作用的公共领域、公共事务与私人权利运行发生作用的私人领域、私人事务还存在重叠部分，不能完全划分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为基本依托的国家治理体系中，“社会管理”或“社会治理”的实际涵义或日特定涵义是“对社会事务（包括部分政治事务或国家事务和几乎全部社会事务）的管理”，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社会组织和公民自我管理或平等管理的“社会管理”或“社会治理”。社会治理体系没有完全独立于国家治理体系的状态，也是公共权力难以与私人权利明晰划分的重要原因。由此，公共权力与私人权利难以分离，产生公共权力向私人权利领域渗透，私人权利运行的社会权力领域又不能对公共权力领域产生制约、监督的作用，权力作用范围划分的不合理造成权力运行无边界、乱边界的结果，长期此种的权力运行模式加深了公共权力与私人权利本就含混不清的作用边界。

公共权力与私人权利运行作用的边界模糊，对于公共权力的制约和约束来看，在对权力的具体界定、针对性的运行、制约以及监督机制的建立，如果不能以明晰公共权力边界为前提，也就是说，不能将公共权力明确地与其他权利相对独立分开，就难以建立真正长期有效并且具有针对性、合理性的制约和监督制度，打造出的“笼子”材质与强度、作用与力度再高，“笼子”中关住的并非所要规制的公共权力，所进行的制度改革也将是事倍功半，难以奏效。同时，权力边界的模糊对于私人权利来说，公共权力具有权力天然扩张的属性，其无边界、无约束地在私人领域扩张与渗透，对于私人权利领域的健康发展会造成负面影响，私人组织失去应有的空间。公共权力带有组织性的扩张导致机构与体制膨胀甚至冗沉，行政管理与社会治理工作失去活力，运行效率低下，最终使私人权利运行范围萎缩。传统的全能型国家管理模式的弊端使私人领域发展僵化，社会治理体系难以生长，更难以发挥对公共权力的制约与监督作用，又给权力寻租、公共权力异化提供了孳生的土壤，权力的“制度之笼”的打造更难以谈起。

检视了公共权力的外部关系，再来看公共权力的内部关系存在的问题。公共权力的内部关系可以从两个方向进行观察。一是纵向上，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权力与职能的划分问题。当谈到涉及权力结构与行政体制改革时，反对全能主义政府模式的呼声都很高，对于“有限政府”的“有限权责”这一基本观点与改革方向基本达成了共识，“全能政府”“全能包办”的效率低下、收效微弱、执行偏差也不需赘述。全能型政府模式是国家塑造社会，资源分配、制度供给、政策输出均是国家给予社会，所谓的社会治理体系亦是国家治理过程中全权负责打造全程。而在明确了全能主义政府治理的弊端后，就应调整改革方向，避免给弊端发挥作用提供空间。有学者研究提出，改革的目标“应当是有限责任政府”，“实际上我们政府职能的错位，之所以承担了‘无限责任’是因为它包揽了‘无限权力’，争权、揽权、扩权成为政府的顽症”。在中央一级的高层的公共权力与职责划分与审查时，就要做到有原则、符合行政与治理实际的权力规制管理。在考量与地方进行权力划分、权责下放的前提时，也应当明确对高层的公共权力的规制与管理，这是“放权”有序、有力、有方向、有目标的关键。

如同正在进行当中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在近10年来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国务院分六批共取消和调整了2497项行政审批项目，占原有总数的69.3%，各地方政府也不断加大改革力度，从而有力地促进了政府职能转变，促进了依法行政，促进了反腐倡廉，促进了行政效率的提高。李克强总理在2014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的“2014年重点工作”中，明确提出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入工作将如期开展。“进一步简政放权，这是政府的自我革命。今年要再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200项以上。深化投资审批制度改革，取消或简化前置性审批，充分落实企业投资自主权，推进投资创业便利化。确需设置的行政审批事项，要建立权力清单制度，一律向社会公开。清单之外的，一律不得实施审批。全面清理非行政审批事项”。“自我革命”式的简政，其过程即是放权，短期来看，放权简化明晰了中央政府的工作范围与行政权力的边界，为地方政府进一步进行权力结构优化提供了必备基础；从长期看，更是国家治理体系、公共权力体系结构优化、现代政府治理模式的构建前提与良好的开端。

二是从公共权力内部关系体系结构的横向关系来看。首先，与公共权力的行使直接相关的事务，含立宪、选举、立法、行政、司法、军事、政党、压力集团等事务被称为“政治事务”。那么，在公共权力体系内部直接与“政治事务”相关联的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等主要的公共权力之间的关系则更需要明晰划分。谈到打造约束权力的“制度之笼”，实则为外部关系的调节与监督约束，相对于公共权力内部的制衡与监督来说仍显被动。内部关系规制的制度建设既应当最大程度地避免如行政权对于立法权、司法权的消极干预，也应当塑造适合立法权、司法权与行政权相互监督以促进行政效率与执法过程现代化的配套运行制度建设。中国长期以来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领导人民掌握国家政权，因此，中国公共权力的内部关系结构体系中，党政权力的横向关系有待明晰，亦是公共权力内部关系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就中国的党政关系而言，由于中国民主革命不同于西方国家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道路，虽然改革深入至今已到转型攻坚阶段，但革命历史以及国家建设初期留下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痕迹仍有遗存。因此，在现阶段党的政治领导职能与国家机关的立法、行政、司法职能划分虽逐渐显现清晰，但党组织与人大、政府、政协、司法机关、群众组织、社会组织等活跃在公共领域的掌握公共权力主体之间的权责划分仍存在重叠现象，党组织对于其他公共部门的领导方式仍需更为科学、合理的制度规划来使其更为有效地运作。在保证掌握公共权力的国家机关、国有企业以及公共部门的正确政治方向和正常的机构运转前提下，职能、权力以及责任的划分也是公共权力内部横向关系结构调整需要考量的重要方面。

二、厘清中国公共权力的外部关系

打造约束公共权力规范运行的“制度之笼”，在理性审视了中国当前公共权力内外部关系为基本前提的情况下，如何进一步来厘清中国公共权力的外部关系，即厘清公共权力与私人权利之间的边界成为打造“制度的笼子”的首要问题。厘清公共权力与私人权利边界的有效方法，一是限制公共权力的运行范围和运行方式，二是有效合理地保护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基本权利的行使范围和主要内容。也就是说，明晰划分中国当前公共权力与私人权利边界的总体思路是，明确划分公共权力与私人权利的作用与运行范围，在建立明晰的边界这一基础之上，用社会治理体系中的社会权力与公民权利来制约国家治理体系主体之公权力，即执政党和政府的权力。

欲将社会权力塑造成制约公共权力的“制度之笼”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要做的重要工作就是将两者明确区分开来。由于公共权力行使与运行基本依托于公共组织的组织化结构和职能以及法律赋予公共部分、公共组织的责任，培养“有限责任”观念的现代执政党与政府即是明晰权责的首要工作。基于中国当前处于改革转型期的攻坚阶段，社会经济生活以及公共政治生活中，“政治事务”与“社会事务”仍然也确实存在交叉重叠、难以明晰分离的状况。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必须改革公共权力结构，打造规范权力运行的“制度之笼”以严厉打击公权力异化、权力寻租等腐败行为，并且不为权力异化等腐败提供滋生的土壤，这一制度改革和创新建设，是任务艰巨的系统工程。因此，能否科学建构权力运行的依托结构、能否使联系紧密的机构职能重新规制、清理重组，制度设计者、制度执行者以及制度监督者的“有限权责”观念需要扎实确立。其次，厘清公共权力边界与权责范围。即将行政权力等具有高度执行力与强制力的公共权力规制于行政权力运行范围内，自上而下地逐步实现并严格执行政企分开，逐渐减少行政命令式的公共权力直接作用于经济领域内的企业经营范围，给市场经济的自主调节留出合理的自由活动空间，给企业以自主经营、自我约束、自我规制、自我发展的生存与成长空间。优化升级国家宏观调控经济的政策手段，使市场的自主调节以具有高灵活性、强适应性、强调节性与反馈性的国家宏观治理政策与机制为发展软环境，逐步将僵化的硬性行政命令抽离市场经济中各个企业主体的发展，以立法建规的形式规制企业的合法经营与经济行为的空间，从制度与机制运行的设计上给市场留出保持活力又不失正确方向的活动范围与发展空间，逐渐结束行政权力等公共权力对于市场的直接干预，从而理清市场与政府的权责范围。其三，为社会治理体系独立成长提供合理环境。深入了解现阶段我国社会组织的实际发展情况，规范社会组织发展，提供其自我组织、自主治理的良好制度环境，优化公共领域的职能划分，尝试在部分领域放开由社会组织作为治理主体来参与社会服务的提供以及公共资源的管理，发挥社会组织的优势以避免在部分公共领域的政府失灵、市场失灵。

明晰并且厘清公共权力的外部关系接下来需要关注的改革工作就是，有效合理地保护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的基本权利的行使范围和主要内容。针对当前中国国家治理体系整体转型期的阶段性特点，国家治理层面的“政治事务”与社会治理体系治理层面的“社会事务”尚未明晰分离，欲将公共权力的外部关系边界划分清晰，所要着手的工作重点之一就是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将纯粹的“政治事务”与“社会事务”相分离。经济领域中经济组织活动要以企业以及各种类型的经济组织为主体主导经济领域的正常运转；社会公共生活中也应当给予基层群众组织、各类型的合法社会组织以主导社会公共生活的基本权利。在公共福利提供、区域内公共资源管理、公共活动开展、公共组织自治等社会公共生活领域，即公民个人、非公共部门、非公共企业、非公共事业单位以及非营利组织活动的主要领域中，这些主体所能够承载并且担负的职能与责任留给以上主体进行自主治理、自主发展、自主监督。公共权力作为合法的强制性权力后盾，其运行应当在高层制度与基层运作制度中规范进行，为公共领域的现代化转型提供结构功能改革的切实分离的实际条件与法律环境。将基层群众组织以及各级各类社会组织已经担负并且有资格担负的社会治理功能划分到公共领域中，给社会组织自我治理、自我发展以有序有理的组织化运作形式，逐步培养现代的自治自律自主治理，并且逐渐通过自主治理的组织化程序与规范化制度，利用组织的结构与功能优化逐渐承担社会治理的职能，使强制性的公共权力从社会事务主要领域逐步分离出来的过程中可能引起的不稳定性因素降至较低的程度，在保证社会稳定有序发展的前提基础上，通过国家治理体系、法律体系、制度体系以及权力运行机制的保障，保证公民个人与社会组织的合法权利行使。由此，在社会权力能够正常运转并且得到保障为前提，才能使之成为监督并约束公共权力无序扩张的重要力量，为规制公共权力的“制度之笼”提供必不可少的组成“材质”以及笼外的第三方监督力量。

三、厘清中国公共权力的内部关系

打造规范公共权力运行的“制度之笼”，预防并且治理既已发生的公共权力异化与腐败，从来就是一项系统工程。若将公共权力的运行与治理看作具有独立特定运行规则的子系统，厘清公共权力外部关系的工作，就是将这一系统在系统边界上与其他权利系统划清边界，这既是减少系统间不良干扰的前提，又是系统内良好运作的基础。关于厘清公共权力这一系统的内部关系，即厘清公共权力内部各组成部分之间的边界，可供参考的有效方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即构建科学的党政关系模式。构建相对独立的立法系统、行政系统和司法系统，构建科学的中国特色的现代“立法一行政一司法”关系模式，其最终所要达到的目的与系统内核即为用政党权力来制约政府权力，用政府权力来制约政党权力，在主要的公共权力之间，用立法权来限制行政权和司法权，用行政权来限制立法权和司法权，用司法权来限制立法权和行政权。

首先，构建科学的党政关系模式。在构建现代的党政关系模式中，要注重处理执政党与政府的关系，即明确领导职能与管理职能的区别与各自的属性，执政党应从事无巨细、事必躬亲地领导一切国家治理事务，逐步转变成领导正确的发展方向，负责把关总体路线方针与政策，逐渐改善“以党代政、党政不分”这一革命时期特殊的领导管理形式在现代国家治理中的弊端。党政分开、明晰党政各自职能并不意味着削弱党的领导，如英国著名政治学家欧内斯特?巴克所说：“政党是把一端架在社会，另一端架在国家上的桥梁”。执政党作为密切联系群众、具有高度组织化、严格纪律性的政治组织，要明确其基本职能是领导职能。“领导职能主要是政治性的，在于组织和动员民众，在民众和国家政权之间建立政治沟通机制；在于进行利益表达和整合，通过正常渠道向国家机关提出立法建议和输送领导成员”。而政府的管理职能则不仅仅包括政治性的管理职能，还要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负责。执政党在国家的政治公共生活中处于领导核心地位，依靠群众，密切联系群众，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通过对政治方向与国家发展方向的掌握来领导国家治理的运行，而非细致深入到国家机构运行的各个分支系统进行直接的事务性执行。此外，党政关系的现代化改革还要结合中国特色发展道路中党和人大的关系构建、党与司法机关的关系构建以及党与参政党、群众组织、社会组织的关系构建作调整。

其二，构建相对独立的立法系统、行政系统和司法系统，将公共权力的主体部分进行系统内的明确划分，形成系统内权力制约。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权力规制方法，始于西方的分权制衡理论与历史实践。“孟德斯鸠主张立法权属于代议机关，行政权归国王，而司法权属于独立的审判法院，三种权力分立并相互制衡；要防止滥用权力，须以权力约束权力，形成一种能联合各种政治力量，又能使它们彼此调节配合并相互制约的制度；孟德斯鸠的分权制衡理论在美国首先付诸实践，1787年制定的联邦宪法确立了‘三权分立’的制衡体制。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由国会、总统和法院分别行使，相互制约”。分权制衡的实践与理论虽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由来已久，此种分权制衡以达到权力相互制约的思路可供借鉴，但要考虑不同的历史环境背景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发展的社会现实。公共权力系统内部的结构优化，尤其是立法权、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合理配置需要符合现阶段国家治理权力的运行状况和总体改革目标，更要规制权力使之合理合法运行，逐渐运用制度法律来治理权力运行，逐步摆脱“人治”的传统模式及其诸多弊端。相关研究曾指出，“要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遵循精简、统一、高效原则，对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适度分解与平衡，使立法权、司法权与行政权之间既相互统一，又相互制约。在厘清权力事项的基础上，合理分解配置一把手的权力、重点岗位的权力、上一层级的权力，从制度机制上防止权力过分集中和扩张甚至滥用，通过优化权力结构为打造制度的‘笼子’奠定基础”。建立以立法权、司法权与行政权为系统中心的立法系统、司法系统与行政系统，不仅要厘清这三类权力的边界，各自系统内部权力的划分也尤为关键，可见，厘清权力边界无论在处理公共权力外部关系构建还是打造权力内部系统过程中，都是贯穿始终的核心思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中应当以全国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即我国法定国家权力机关，最高及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与人民检察院即法定国家司法机关，国务院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即法定国家行政机关为立法系统、司法系统与行政系统构建的中心，增强人大即立法系统的立法创制职能，强化两院即司法系统的监督职能，改进政府即行政系统的执行职能，针对三个相对独立系统的相互监督、相互制约建构规制公共权力的笼子。

其三，要构建科学的中国特色的现代“立法一行政一司法”关系模式。理顺立法、行政与司法的权力关系，构建系统之间合理的模式亦是保证将公权力关进“制度之笼”的基础性工作。多数学者认为在提倡打造关住权力的笼子时，应当重新审视并且足够重视制度建设的刚性，“注重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完善制度、制约权力，做到依法确权、依法限权、依法用权，用法律监督制约权力”；还注重制度笼子的惩戒性，做到“出笼”必受惩，对腐败行为要零容忍，“老虎”、“苍蝇”一起打，不搞“网开一面”和“下不为例”；更要注重“笼子”的科学性和严密性，“要从实际出发制定制度，注重解决实际问题，使制度既在理论上站得住，又在实践中行得通”，“合理设计权力行使流程，杜绝权力寻租可能，形成权力的封闭循环系统，单项制度各环节或相关制度之间要形成反馈环路，确保各项制度彼此衔接配套、环环相扣，使权力授予、行使、监督全过程和各环节都有制度规范，形成用制度管权、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有效机制”。深入思考以上制度改革的逻辑进路，正是从立法系统、司法系统与行政系统的主要职能人手为“制度之笼”的设计提出原则上的更新与严格的严密要求。由此，“制度之笼”的设计原则、依据的法律、执行的标准、实行的效果以及成果的反馈等整个系统工程，都需围绕着立法系统、司法系统与行政系统的关系模式更新来创制完成，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前提前下，中国特色的“立法一行政一司法”关系模式不能也不需要照搬西方的分权制衡机制，在充分利用现有国家公共权力机构的结构重组与职能优化的基础上，保证立法系统的权威性、法律的严密性与严肃性，加强司法系统的合法有效的执法力度，强化严厉的违法违纪惩戒制度，细致化、刚性化行政系统的执行标准与执行效果，狠抓政策施行的终期效果，使司法系统的反馈与惩戒得到立法系统的法律权威性保障，使立法系统的立法与创制工作得到司法系统的检视与执行保障，使行政系统的执行与贯彻得到司法系统与立法系统的有效监督并且能够给予立法系统有效的行政效果反馈。以行政系统事务问题I生为导向的工作方向为立法系统提供预见性的立法事项，以司法系统的监督与惩戒违法为行政系统的执行底线，以立法系统的立法工作为行政系统与司法系统事务处理和公民合法诉求提供权威的法律制度保障，即通过现代的“立法一司法一行政”系统的职能划分与关系调节保证公共权力内部的良好运行，又为公共权力外部关系的对接提供可执行的承接点。

四、建构中国特色公共权力内外关系模式

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规范公共权力运行的改革的总体要求是，厘清公共权力与私人权利之间、公共权力内部各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建构符合中国历史与现实的有力推动中国发展的中国特色公共权力内外关系模式，即坚持中国共产党政治领导的，由宪法和有关法律、法规限定的，各国家权力机关分工合作、协调配合、高效运行的各社会主体积极参与的现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

总的来说，公共权力与私人权利关系模式构建与公共权力内部关系构建，就是处理好国家与社会关系、执政党与政府关系、人大两院与政府关系。而将这几种关系的处理与改革置于中国当前改革转型期的时代背景与复杂多变的社会经济发展现实中时，就需要考量更多的公共领域成长与发展的现实情况。我们要清晰地认识到中国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发展与转型现实，中国国家与社会分离转型的开始与加速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当代中国的转型现实是，“国家治理体系与社会治理体系经历了从传统统治和管理形态向现代治理形态的转型；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的20来年里，私域和私利性的中国市场、家庭、个人和社会组织逐步从公域和公益性的国家、政府组织、公共企业和公共事业单位中分离出来；21世纪初以来的十多年里，半公半私性的社会组织即第三部门开始从私域和私利性的中国市场社会、公域和公益性的国家中逐渐分离出来”，经过数十年的改革转型，国家在经济与社会生活领域取得了相当瞩目的成就，但“至今国家的公共领域与市场社会的私人领域、第三部门的半公半私领域的边界尚不清晰，国家、社会和市场三种力量之间也无成熟的相互关系规则”。因此，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重要《决定》，为理顺国家、社会与市场的关系，厘清公共权力内外部关系，打造制度的笼子进行反腐败的系统工程提供了明确的指导方针和可行思路。

建构中国特色公共权力内外关系模式，要在充分把握并且深入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发展的历史脉络基础上，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的现实情况，知来路明方向进行有的放矢的改革。中国特色公共权力内外关系模式是一项系统工程，以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的机制建设为工程基础的突破口与起始点，以规范化、常态化、动态化的机制更新与运行保障制度的活力与有效性。

建构中国特色公共权力内外关系模式，公共权力与私人权利关系的厘清与明晰是保障公共权力关系系统协调运作的前提。在中国国家治理的政治事务与社会治理的社会事务尚未各自独立、完全分离的状态下，通过政治事务与社会事务、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非营利组织等社会组织，在职能、权力、责任、地位、作用与关系上的积累性渐进式的分离改革是国家治理体系与社会治理体系建设成长的必要举措，通过系统性、总体性、全局性的治理体系构建更是为公共权力关系系统提供建设与改革的制度与机制环境。规范国家与社会、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是构建现代国家治理的必要部分，更是扫清公权私利违规操作、特权孳生的不良环境的关键步骤，亦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长期重要工作与长久目标。

建构中国特色公共权力内外关系模式，公共权力内部关系的厘清与明晰是公共权力规范化与反腐败工程的核心内容。厘清执政党、政府、人大、两院的横向职能与地位角色的划分，在功能责任领域明晰各自的地位作用，在职能的划分上做出基础性、保障性的关系改革工作。结合中国特色的政治形态发展实际，以执政党、政府、人大、两院的结构功能明晰作为纵向权力规制与下放改革的基础，理清中央与地方之间围绕党、政府、人大以及两院在领导系统、立法系统、行政系统与司法系统的权力清单与职能，使国家治理体系内部在有序地与社会治理体系逐渐分离的同时，用法律、制度、规则与运行机制来规制内部的权力、职能、责任等关系，建立真正切实可行并具有高度灵活反馈性的国家治理系统。用结构功能的理顺与更新式现代化，带动公共权力内部关系明晰调整，用清理特权、公共权力异化等腐败现象，严惩公共权力滥用、异化等不良行为作为严厉治理公共权力非规范运行的底线治理措施，通过累积性惩戒与治理能力的实践与锻炼，不断提升反腐败机制制度的威慑力、公信力，以此促进制度法律化、治理常态化、运行合法化的良性权力运行系统的形成。

权力公开运行重在机制构建与完善 篇6

位于北欧的芬兰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廉洁的国家之一。公务员滥用职权、以权谋私的现象在今天的芬兰极为罕见，其主要原因是公开透明的权力运行机制、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和深入人心的廉洁文化的影响。在芬兰，透明和公开是政府的一个主要原则。公共部门的一切都要公开，以自觉接受市民和媒体的监督。政府档案馆以及公共部门的所有档案材料不仅对专家和研究人员开放，同时也对新闻界和公众开放。公民在需要时可以通过这一途径了解政府部门的有关情况，从而有效地防止政府部门产生腐败现象。社会的透明程度也很高，任何人都不能开匿名账户，税收当局有权了解全国所有账户的情况。每个公民和团体的收入及财产（资产）每年都要在纳税表上公布，任何人都可以到税务局查询某人或某团体的收入及财产情况。据统计，1985年至1992年间，芬兰只有25起贿赂案。2012年，芬兰在全球知名的反腐败机构“透明国际”公布的世界各国清廉指数排行榜上，与丹麦、新西兰并列为“全球最廉洁的国家”。

一、进一步加强信息公开建立“透明政府”

由于我们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制度上还需不断完善，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也存在薄弱环节。在现有的体制框架下，对党政“一把手”决策权的监督往往流于形式。由于缺乏对权力运行的有效监督，掌握它的人能够将个人利益、眼前利益，置于群众的整体利益、当地长远发展的利益之上。对此，必须严格执行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报告、述职述廉、民主评议、诫勉谈话、民主生活会、经济责任审计和质询等制度，切实加强对领导干部履行职责的监督。要充分发挥各级信访、政风行风热线、投诉中心等载体的作用，建立和完善各级行政机关及领导干部履行职责的民意调查制度。要加强信息公开，建立“透明政府”，让老百姓知晓政府运作的状况，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发生原因、处理进程和结果，及政府的改进措施和落实情况，便于群众评价和监督，通过民众的广泛参与落实行政问责制。要加强各种要素交易监管力度，特别是要增强各项预算管理的透明度，完善政府投资、政府采购制度和监管办法。要进一步完善决策民主程序，对事关群众利益的重大事项实行公示、听证、咨询制度。尊重人民群众的知情权，推进政务公开，增加透明度，是赢得人民群众信任的重要条件。在政务中有的内容公开范围有限、专业色彩较强，一般群眾不大容易接触到、看得懂，如发展规划、决策程序、内部管理情况等，这可能会影响到人民群众的评价和信任。所以，领导干部要提高公信力，就应该增强服务意识和主动精神，按照有关规定，通过适当的途径和方式使这部分内容公开透明，方便人民群众了解和评价，以取得人们的支持和信任。

二、各级领导干部要自觉接受舆论监督

媒体监督的兴起，是政治现代化的一大标志，也是善政和善治的重要保障。各级领导干部应正确对待舆论监督，不断增强接受舆论监督的自觉性，逐步养成在媒体监督下工作的习惯。领导干部也只有自觉接受媒体监督，勇于创造有利于监督的社会环境，建立一种良性互动的监督机制，使每一项决策、制度和措施都能最大程度地凝聚共识、反映民意。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领导干部要把接受媒体监督作为重要的政治修养、执政素质和文明素养来培育。舆论监督是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时代要求，领导干部接受舆论监督是对党、对人民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大量事实充分说明，滥用职权、腐败堕落直至违犯党纪国法，都与权力失去监督有直接关系。权力一旦失控，就会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也会使领导干部掉进违法犯罪的深渊。因此，能不能真心诚意地接受舆论监督，是对领导干部是否出于公心、从善如流的检验。事实上，接受舆论监督，并真诚地加以改进，不仅不会影响领导干部的形象，还会提升他们在群众中的威信，从根本上说，有利于工作，有利于人民。领导干部要有博大的胸怀和度量，善于听取各方面的不同意见特别是要正确对待媒体的不同意见。不管是褒是贬，甚至是尖锐的批评意见，都要正确对待，在各种不同意见中辨别是非、保持清醒，自觉养成在监督下工作和生活的习惯。

三、严格执行个人重大事项报告等制度并强化监督

领导干部要自觉严格执行个人重大事项报告、述职述廉、民主评议、诫勉谈话、民主生活会、经济责任审计和质询、问责等制度，自觉主动接受各方面对自身执行纪律情况的监督。要推进党务公开、政务公开，积极拓宽监督渠道，发挥党内监督、专门机关监督与人民群众监督、民主监督、舆论监督的合力。同时，各级党委要坚持严格执行党纪，对违反党的纪律的党员干部予以严肃的惩处，促使违纪者改正错误，教育广大党员干部按照党的章程和党内法规行事，严格遵守党的纪律，特别是警示党员干部要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始终保持强烈的组织观念和纪律意识。要正确处理维护纪律和发展党内民主的关系，一方面，要加强党内监督，用严格的政治纪律约束和规范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政治行为；另一方面，要保护党员行使党章赋予的权利，同时要坚决维护党的民主集中制，努力营造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的权利意识、参与意识显著增强，这对政府机关和各级干部推进信息公开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而现代信息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使信息传播的速度更快、渠道更多，这也为增强政务公开性提供了必要条件。政府机关和各级领导干部应直面现实、积极应对，通过强化权力的公开运行，不断提高政府公信力。

作者：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理事

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篇7

一、对权力运行的监督不得力的 主要原因

1、学习与监督意识不够, 对权力和廉政的界限不清。很多人认为党风廉政建设是党委和纪检部门的 工作, 与自己没有关系, 也不需要学习教育。同时, 企业重经济发展轻政治教育的现象普遍存在, 忽视党风廉政风险和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即使组织一些政治学习, 也往往表于形式。没有认识到风险存在, 就是最大的潜在风险。如此长久下去, 崇高的政治理念和科学的价值观深入不到职工内心, 容易引起贪污腐败现象的出现。因此, 加强宣传、深入学习是一个迫在眉睫的工作。

2、建立与健全制度不够, 对权力和廉政的监督脱节。制度建设是权力正确运行和企业党风廉政建设的一种重要手段, 两者要生效离不开完备的制度对其进行规约。目前, 大多数企业不够重视权力运行与党风廉政建设制度体系的健全, 致使企业党风建设中无章可循, 无则可守, 在权力的运行中出现偏差或问题。还有部分企业即使也有相关制度, 但是制度不贴合实际, 操作困难。同时, 权力监督与党风廉政专职工作编制较少, 党政部门忙于企业党政日常事务, 而没时间和精力完善和健全科学合理的风险防控机制建设。这个问题解决不好, 就会“人亡政息”。

3、监督与防控措施不够, 不能有效地对权力运行进行监督。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重要一环就是廉政监督。没有有效的监督机制, 企业就不能树立起廉政之风。现在大多数企业都有党纪监督, 但是监督约束流于形式, 没有起到监督约束的效用。同时, 企业领导身兼多职, 人、财、物和权力集于一身, 既是企业的决策者和执行者, 又是企业的管理者和监督者, 所以不能形成有效的监督, 客观上造成权力运行过当, 由于监控失效, 恰恰是最易造成工作失误的一个重要因素。

4、问责与跟踪不够及时, 不能有效地对权力运行进行制约。有效问责是企业党风廉政建设的有力抓手。但是很多企业在发展中, 较重视业务成绩, 对廉政问题常表现出带有个人感情色彩的理解和包容, 追究廉政责任往往会“放人一马”, 从轻处理, 造成了思想上的松懈, 也让公众对党风廉政建设的认识降到了最低。因此, 完善企业领导权力制衡机制尤为重要。

以上这些都源于企业对领导权力运行的监督意识不够。思想认识是处理一切事情的一个起点, 如果对某个问题在思想上都引不起足够的重视, 就无从谈对这一问题的处理。因此, 有效解决认识上的偏颇, 全方位提升党风廉政认识水平, 实现全员参与、全程监督, 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显得尤为重要。普陀烟草糖酒有限公司针对这些企业共性问题, 从三方面有效、扎实地开展党风廉政建设, 收到很好的效果。

二、把握三个环节, 构建廉政风 险防控机制

1、抓好宣传教育环节, 强化廉 政风险防范教育

宣传教育到位是反腐倡廉的治本之策, 企业要在日常工作中加强管理人员和职工的党风廉政教育, 使廉政理念深入职工的内心。衡量企业有一硬一软两个指标, 硬指标是企业的经济效益, 软指标是企业精神或企业文化。企业要想可持续发展必须要在两个指标上都下功夫。党风廉政建设对企业形成自己 的精神文化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所以要从整体利益出发考虑党风廉政建设。

第一, 抓好学习与宣传。公司组织所有党员学习贯彻十八大和十八届中纪委二次全会会议精神, 贯彻中央、市局、集团公司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大会精神, 落实关于改进工作作风的八项规定, 使全体党员了解中央关于反腐倡廉工作的新要求, 主动做好党风廉政工作, 促进作风转变, 领导班子在大会小会上都提到一句警示语:“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先做到, 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使全体党员清楚了解上级工作要求, 主动做好党风廉政主岗位工作, 促进转变工作作风, 形成了廉洁履权意识、规范了履职的行为及习惯。

第二 , 抓住主题 教育与活动。开展“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规范履权”等主题教育活动, 引导干部、职工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利益观、地位观, 努力做到政治坚定、作风优良、纪律严明、清正廉洁, 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和示范引领作用。紧紧围绕公司“规范履权, 自省自律”廉政理念, 按照“讲责任、讲奉献、讲纪律”和“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不出事”的要求, 切实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 尤其是加强对“三项业务”权力运行的监督, 做到履行权力有规范、检查考核有标准。组织党员观看《生命的代价》、《人民的好儿女》、《居安思危》、《忠诚与背叛》等电教 片和影片, 通过警示教育活动, 使广大党员能自觉保持纯洁性, 自觉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规范操作程序, 增强了党章意识, 有效防止腐败案件的发生。

第三, 抓好警示教育与党课。让“规范履权”逐步深入人心。公司每年定期组织召开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大会, 传达上级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大会的精神, 总结和布置廉政工作;主要领导每年都要亲自上两次党课, 书记与党员都实实在在接受廉政课程的洗礼;公司还要求装修施工单位与公司签订《廉政协议》, 确保工程优良的同时, 保证相关人员思想品德同样优秀。各级管理人员主动接受监督, 形成上行下效氛围, 营造“风清气正”廉洁氛围, 把反腐倡廉工作融入经营、管理、文化中。

2、抓好措施建立环节, 实现 廉政风险防控预防。

制度建设是反腐倡廉的根本。构建一套科学合理的制度体系对廉政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党风廉政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 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 又具有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公司主要负责人都建立廉政责任制, 把与经营密切相关的部门确定为重点部门, 把领导班子成员作为重点防范人员, 把管人、管财、管物、管事等权力集中的岗位列为重点岗位, 把工程建设、物资采购、宣传促销、人事部门、财务管理等部门列为重点环节, 并已初步建立相关制度, 将这项工作引向深入。

一是认真贯彻落实廉政责任制。为保证每一位在岗的管理人员都能切实承担工作责任。公司按照“一岗双责、逐级负责”的原则, 紧扣责任分解、责任考核、责任追究三个环节。通过签订《党风廉政责任书》或责任承诺的形式, 实行逐级分解, 明确责任要求, 切实把党风廉政责任落实到部门, 落实到岗, 落实到人。2010年以来, 结合ISO9001质量体系建设, 将廉政工作纳入质量目标体系并考核, 充分发挥质量目标导向作用, 整体推进廉政风险管理工作的深入开展。2013年结合定额定员工作, 细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责任和工作任务, 继续完善和强化执行公司、部门两级一把手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负责的工作责任机制。

二是严格“三重一大”决策制度。“严格规范”是保持普陀公司持续健康发展的生命线, 从公司发展大局和维护烟草专卖体制的高度, 深刻认识严格规范的意义, 并以严格规范的要求, 深入推进办事公开和企业民主管理, 严格执行“三重一大”集体决策制度。2013年, 公司根据集团出台的《“三重一大”决策制度的实施细则》修订完善普陀公司的“三重一大”决策制度, 进一步落实“民主决策管理企业”的要求, 细化和明确决策范围, 规范决策程序, 提高依法、民主、科学决策水平。同时对未履行集体决策程序的要进行责任追究, 把“三重一大”决策制度落到实处。

三是深化“三个一”制度。公司为加强领导班子作风建设, 结合发展实际出台了《领导班子深入基层参加班组活动制度》、《每月一天下基层工作制度》、《每季一次 情况通报会制度》, 解疑释惑, 化解矛盾, 密切干群关系, 希望通过深入基层, 拉近与群众的距离, 让群众了解管理人员, 管理人员主动接受全员监督。在深入基层一线参加班组活动中, 领导与员工互动交流, 向员工传达公司的重点工作及其要求, 员工积极建言献策、表达合理诉求, 干群之间良性互动, 增加了理解和信任, 减少了误解和猜疑, 做到上情下达、下情上传。领导把参加班组活动, 同转变作风, 促进廉政建设, 抓好经营管理, 消除亏损, 帮助员工解决生活上的实际困难等工作有效结合起来, 为推进“知民情、解民忧”群众满意工程打好基础。

四是完善惩防体系建设。按照中共中央的规划要求, 在市局党组和区国资委党委的正确领导下, 公司进一步完善廉政风险管理, 开展新一轮《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管理的标准文件》的修订完善工作。以“落实惩防体系工作, 推进公司党风廉政建设”为主题, 开展惩防体系专题培训。要求党员、权力点岗位员工居安思危、防微杜渐, 牢记经验教训, 重点把好家庭廉政关、规范履权关、廉政监督关、权力制约关, 不断深化惩防体系建设, 促进党员干部自觉做到廉洁自律。

五是深化风险点监管防控。公司深化廉政风险点查找防控工作, 对易发生廉政风险的重点部门、重要岗位、关键环节, 深化权力点、风险点、监控点排查活动, 完善制度和操作流程。按照市局“前期预防, 过程监控”的要求, 在“权力点、风险点、防控点”排摸、评估、分级基础上, 对照实际操作过程中存在的制度缺陷, 着力在固化于制上下功夫, 及时修改完善现有监管标准和制度, 制作成廉政风险防控措施一览表和流程图, 主要涉及风险点91个, 流程图24张, 确保各项权力运行和管理工作有章可循, 形成廉政风险防控体系, 真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如公司针对重大工程建设项目, 引入“三权分立”理念, 做到工程建设项目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相对独立与制约。采取了三项措施:一是开展事前预防教育, 组织观看警示教育片、典型案例剖析、先进典型引导、专题党课等系统教育;二是预防建议、信息交流、开展读书活动和廉政承诺活动;三是开展预防调研活动, 查找职务、岗位犯罪的规律、特点、苗头与倾向, 进一步完善制度与措施, 做到关口前移。2013年, 公司又制定了新的惩防体系建设五年计划, 明确惩防体系建设的指导思想、工作目标、基本要求、主要内容。

3、抓好风险排查环节, 突出廉 政风险防控警示

深化内部监检力。严格问责是反腐倡廉的必要手段。完善内部监管工作, 整合内部监督资源, 综合运用廉政监督、法律监督、审计监督、民主监督的有效方法和手段, 发挥监督检查小组作用, 强化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不断提高标准和制度的执行力。由纪委牵头成立监督检查小组并注重发挥其作用, 本着“突出重点、逐项检查、注重实效、全局覆盖”的要求, 制订全年监督检查计划, 坚持每月一次的定期开展监督检查, 强化对重点岗位、关键环节的监督管理, 并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落实整改。按照“公平、公正、实事求是”的原则, 不断提高检查工作质量, 形成自我完善的良性循环机制。通过有效的监督检查, 不断提高规范管理水平和执行力, 为公司的健康发展提供保障。今年, 驻国家局纪检组要在行业内组织开展对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国家局实施办法情况、“三重一大”决策制度贯彻 落实情况、领导报告个人重大事项情况、严格规范工作落实情况、重点费用使用情况等专项检查。公司把各部门廉政建设情况同部门方针 目标检查考核相结合、同中层管理人员的绩效考核相结合, 加大了监督检查考核力度。

加大反腐执行力。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标准化惩防体系建设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 坚持党政齐抓共管, 按照党章赋予的职责, 加强纪委组织协调, 各部门按照职能分工, 结合业务工作, 落实好制度和标准, 切实提高惩防体系的执行力度。信访举报和查案执纪工作是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公司坚持有案必查、违纪必究的原则, 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做到有实名举报的优先处理, 件件有回复;匿名举报有具体线索的要认真核实, 要与被举报人见面, “有则改之, 无则加勉”;发现有违反党纪国法的, 要严肃查处;通过查办案件发现一个问题、治理一个方面、教育一片人员, 充分发挥教育保护、惩处治本功能。

加强廉政问责力。公司党委和纪委始终把党风廉政建设和保持党员的纯洁性摆在突出位置, 把党风廉政建设与经营业务、制度建设、企业管理等工作一同部署、一同落实、一同检查、一同考核, 尤其是主要领导以身作则, 逢会必讲党风廉政建设和规范权力的运行, 充分发挥纪检组织、公司内审、法务、专卖内管等部门的作用, 整合内部监督资源, 把问责工作贯穿于监督检查和考核评价全过程, 逐步完善和形成问责工作的长效机制。对违规违纪者按照“严格要求、实事求是、权责一致、惩教结合、依靠群 众、依法有序”的原则进行问责。

三、 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进一步 思考

1、贯彻党内巡视制度, 切实做 好巡视工作。

巡视工作是加强党内监督的一项制度创新, 是党章赋予的重要职责。2003年, 中共中央颁布《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 (试行) 》, 以党内法规的形式把巡视制度确定为党内监督的十项制度之一。2007年, 党的十七大提出:“健全纪检监督派驻机构统一管理, 完善巡视制度。”大会通过的党章修订案巡视制度确立为党的重要组织制度之一。巡视的重点在于发现权力运 行过程中存在问题, 关键在于全面听、深入看、细分析、重调查、报实情。习近平总书记说巡视工作只能加强, 不能削弱。因此, 落实巡视制度, 做好巡视工作, 为建设更加规范、更富有效率的烟草商业企业提供了坚强的纪律保障。

2、培养廉洁价值理念, 推广廉 政文化建设。

廉政文化是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些人认为:党风廉政建设是虚指标, 讲起来重要, 做起来次要, 忙起来不要。规范权力运行, 就是要杜绝这些人为己谋利的思想, 不以一己之利行事, 不以一己之利待人, 不为贪腐之虫所蛀、不为骄奢黑风所染。就是要树起一块群众的“镜子”、“道德”的影子、制度的“棒子”, 让真正的榜样站起来、影子动起来、形象亮起来, 让廉政文化建设的正能量吹绿企业发展之土壤。

3、加快实行政企分开步伐, 约 束制衡权力短期行为。

监督侧重于制约, 这是关键。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是有效预防腐败的关键。烟草商业企业也要设置专职党委书记, 书记的职责除抓好党委工作外, 另一个重点就是对企业法人代表及其重大举措实施全方位监督, 在企业内部形成一种相互支持又相互制衡的权力运行机制, 最大限度保证企业领导的权力运行始终处于监控之中。比如建立质询制度、建立权力监督小组、干部任免公开制度、定期述职述廉 等, 相关部门和管理人员熟知参与, 群众认为透明清楚。制衡是监督的重要方法, 只有真正将权力纳入群众监督之下, 推进监督关口前移, 才能防止权力滥用和权力腐败, 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加强监督制约, 是促进党员干部正确使用权力, 不犯或少犯错误的重要保证。有效预防腐败不是一个人的力量可以完成的, 对于权力的约束和牵制是个系统工程, 它离不开广大群众的支持和各方面协调一致配合, 需要全社会各种力量的共同努力。只有接受了所有员工的监督, 形成强有力的自下而上、党内党外、全方位各层面的监督体系, 才能更好地监督权力运行。公司通过一系列的有效措施, 进一步规范了权力范畴。多年来, 公司作风建设满意度在全市商业公司名列前茅。

权力运行 篇8

1 行政权力公开透明建设需求

行政权力是政治权力的一种, 它是国家行政机关依靠特定的强制手段, 为有效执行国家意志而依据宪法原则对全社会进行管理的一种能力。行政权力的主体必须是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 根本目标是通过贯彻执行国家法律、法令和各类政策来有效地实现国家意志, 作用方式是强制性地推行政令, 客体是以整个社会为对象的国家权力, 性质是执行和管理性权力。

1.1 当前存在的问题

行政权力具有管理领域广、自由裁量权行使尺度大、以国家强制力保证行使等特点, 决定了它既是与公民、法人切身利益最密切相关的一种国家权力, 也是最易被滥用的一项权力。如果不对行政权力进行全面的公开和有效的监督, 则极易导致“行政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个人化、个人权力利益化”现象的出现。目前在行政权力运行方面存在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权力行使依据繁杂, 社会公众查询困难;二是岗位职责不清, 推诿扯皮仍然存在;三是门难进、脸难看、耗时长, 引发社会不满;四是权力封闭运行, 制约手段落后。创新政务管理模式, 选择一个更加高效的载体和平台, 推动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监控机制已势在必行。

1.2 系统建设的要求

国家监察部在全国深化政务公开会议上明确要求, 一是要利用信息技术, 提高了政务公开的科技含量。充分发挥电子政务和网络技术的优势, 将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所有行政权力以及权力行使的各个环节都固化上网, 实行网上操作, 权力运行流程清晰, 职责明确, 减少了中间环节, 提高了工作效率和质量。二是注重对行政权力运行的有效监督制约。建立了电子监察平台, 对权力网上运行情况实施同步监控, 每个岗位、每个工作人员操作的时间和内容都由计算机记录在案, 全程留痕, 减少了人为因素的干扰, 增强了权力运行的规范性, 为预防腐败发挥了积极作用。

行政权力公开透明系统主要从行政行为的角度出发, 对行政权力进行综合管理, 通过工作流程管理机制规范行政行为。涉及政府各组成部门, 如发改委、财政、国土、建设、交通、水利、林业等。覆盖的职能包含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征收、行政强制、行政审批、行政给付、行政奖励、行政确认、行政征用、行政裁决、以及其它行政权力网上运行系统, 公开发布、工程招标、政府采购、土地出让、产权交易, 公共服务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等信息。

1.3 网络运行的要求

遵循集中统一、整合共享、联合协同、高效安全的总体要求, 以省政务信息网为依托, 以全省电子政务公共数据统一交换平台为基础, 统一开发一个覆盖全省行政管理部门和全部行政权力事项的全省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系统, 使之成为权力阳光运行的窗口, 网上办事服务的平台, 政民互动交流的渠道, 全程电子监察的载体。项目建设力争做到信息发布的全天候, 权力运行的全覆盖, 电子监察的全过程, 互动交流的零距离, 为加强反腐倡廉惩防体系建设, 深入推进科技防腐提供机制和技术保障。

2 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系统的建设内容

全省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系统是以电子政务为支撑, 以政府门户网站为窗口, 固化权力运行流程, 实现网上办公, 实现行政审批、工程招投标、公共资源交易、行政处罚等行政行为的公开、透明运行, 实施过程监控, 依托电子政务建立健全行政权力阳光运行的工作机制。是一个涉及政府及各职能部门, 涵盖整个许可、正式审批、服务、处罚过程的信息化系统。项目的建设内容为“一库、四平台”即:行政权力数据库、行政权力运行平台、网上服务平台、政民互动平台、绩效考核平台。

2.1 行政权力数据库

行政权力数据库是权力运行平台的依据, 法制监督的标准, 权力公开的源头, 包含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征收、行政强制等权力运行标准流程和预警环节, 通过事项标准数据库和预先设置的预警条件, 自动发现事项运行过程中的异常和“疑似”异常, 及时纠正不规范的行政行为, 提高行政水平和效率, 建立从源头上反腐败的机制。

2.2 四个在线平台

一是行政权力运行平台。目标是实现行政许可、行政处罚、公共资源交易和公共服务等各项业务的网上办理, 其中行政许可、公共资源交易和公共服务的网上办理与已建系统对接;行政处罚、行政征收、行政强制等系统为本项目建设内容。

二是网上政务服务平台。目标是主要实现权力公开、在线申报、状态查询、表单下载、网上咨询、投诉举报、网上评议等功能。

三是互动渠道平台。目标是实现网上咨询、疑难解答等功能。提供在线服务、电子邮件方式分部门答复各种行政业务事项咨询问题。在线服务按部门分类, 每个部门都有独立的回复帐号, 在线时可实时直接交流。

四是绩效考核平台。以全省电子监察平台为依托, 建立相关技术标准和接口规范。有效实现本系统和全省电子监察平台技术对接。既能满足人民群众对政府行政权力公开的需求, 又能满足监督部门监督管理方面和整体布局方面的要求。

3 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系统的网络运行模式

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系统由:行政权力数据库、行政权力运行平台、网上政务服务平台、政民互动平台和绩效考核平台组成。行政权力数据库是系统的中心, 是行政权力运行的依据, 管理所有行政权力的上报、审核、入库、自由裁量拆分、挂起等功能;行政权力运行平台, 是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所有权力的上网运行、内部流转、内部监察等功能;政务服务网是权力事项外网的公示、许可审批服务事项的网上申报等功能;政民互动平台主要是提供政府与公众交流的一个平台, 对公众提供咨询解答、投诉处理等功能, 并展示公布绩效考核;电子监察的载体主要是发布一些电子监察信息, 作为电子监察平台的一个外部展示窗口。

通过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系统的建立, 一是有利于规范行政权力, 防止“暗箱操作”和违法违纪问题的发生, 是推进依法行政、打造阳光政府、加强廉政建设的重要举措。二是有利于推进政府依法行政、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改革现行管理与监督体制, 加强和改善监督管理, 提高政府服务效率和服务水平, 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完善各项制度, 坚持便民高效, 实现流程优化、程序简化、效能提高。三是有利于维护公开、公平、公正、合法、有序市场环境和优质、高效、到位的服务管理, 降低交易成本, 提高交易效率, 提高土地、资金、固定资产等发展要素的利用效率。

摘要：通过分析行政权力使用中存在问题和相关要求, 提出了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系统的建设内容和网络运行模式。

关键词：行政权力,运行系统,网络运行,建设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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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高欣.政府电子监察系统分析与设计[D].山东大学软件工程硕士学位论文, 2009.

构建和完善权力运行监控机制 篇9

党的十七大以来, 中央根据我国反腐倡廉建设的工作实际提出了“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的要求, 提出了“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 把预防腐败工作作为反腐倡廉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此外, 在企业权力运行方面还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问题。如有的企业领导班子权力运行不规范, 决策不讲原则、不讲程序, 没有很好地体现民主集中制;有的单位在工程建设项目管理上不规范、不严肃, 存在不招标、虚假招标、随意更改内容、随意大幅增加费用等违规现象。这些现象尽管是少数的, 但影响很坏, 严重破坏企业的风气、破坏企业的秩序、破坏生产经营, 不利于企业的发展, 不利于干部的成长, 必须通过制度加以规范、通过监督加以制衡和约束。

二、构建权力运行监控机制的原则

一是坚持惩防并举、注重预防原则。科学把握和遵循国有企业权力运行规律, 着眼于关口前移、着眼于权力监督, 着眼于从源头防治腐败, 实现权力运行的全过程控制。二是坚持改革创新、开拓进取原则。积极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优化权力运行流程, 创新企业经营管控模式, 健全完善体制机制, 提升企业科学管理水平, 促进企业效益不断增长, 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三是坚持依法实施、公开透明原则。把公开透明作为权力运行的重要环节, 使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坚持集体决策, 落实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制度, 发挥纪检监察、审计、监事会、工会和职代会的监督制约作用, 加大对权力运行全过程的监控力度, 实现监控与管理的有机结合。四是坚持突出重点、分类指导原则。要在全面监控的基础上, 突出抓好各级领导班子和重要部门的权力监控, 突出抓好企业重大决策、重要人事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使用等重要事项的监督, 突出抓好容易产生以权谋私行为的关键环节, 职工群众关注的热点、焦点问题, 既要做好全方位、多层次的监控, 又要突出抓好重点环节的权力运行监控机制。

三、唐钢构建和完善权力运行监控机制的主要做法

唐钢公司从2012年7月开始, 全面加强权力运行监控机制建设工作。通过两年多推进权力运行监控机制建设工作的实践看, 建立有效预防腐败的防控机制, 就必须围绕权力运行监控机制建设, 研究权力运行的规律, 加强权力过程监管与控制, 有效阻断利益链, 通过梳理、查找、防控、评估四个不同阶段, 厘清权力界线、责任界线、廉政界线, 建立相应的前期预防、中期监控、后期处置防线, 实施风险防控, 建立廉政风险长效防控机制。一是广泛宣传发动, 营造浓厚氛围。广泛深入进行宣传发动, 使广大职工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充分认识开展权力运行监控机制建设的重要意义, 增强推进权力运行监控机制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自觉性。通过召开党委会、党政联席会议、领导班子专题会议、动员大会等多种形式进行广泛发动, 营造良好氛围。二是全面梳理权力事项, 找准权力风险点。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思想道德状况进行分析, 重点查找由于理想信念、工作作风、工作标准、工作质量、工作效率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而产生的风险;工作流程的规范性, 各流程各环节相互制约、相互制衡方面可能发生的风险;岗位的职责不明确、权力过于集中、运行程序不规范和自由裁量幅度过大, 可能造成权力滥用的风险;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执行规章制度不健全、监督制约机制不完善, 可能导致权力失控的风险。

四、唐钢构建和完善权力运行监控机制取得的成效

一是企业权力部门规范运行权力的意识进一步强化。通过层层推行权力运行监控机制建设, 使各行权部门及行权人员进一步认识和理解了关于加强权力运行监控机制建设工作的基本要求, 同时, 进一步熟知和把握了本单位权力运行的程序规定, 特别是“风险点”环节需要落实的主要措施, 从而强化了其制度观念和照章办事意识, 增强了责任心, 为保证各项重点职权的正确行使, 有效防范决策失误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是各单位各部门权力运行的程序规定进一步科学化。如一些单位在对照“流程图”开展权力运行的过程中, 发现先前设计的某些权力运行程序不够科学或者所定制度不尽完善, 为落实权力运行监控机制建设工作的要求, 他们主动与权力运行监控部门进行沟通, 调整和修订运行程序, 健全相关制度, 使之更加符合实际, 也便于操作。一些由于内设机构变化而改变了决策流程的单位, 根据工作的要求, 及时重新绘制了流程图, 修订了决策制度和规定, 使本单位权力运行和有效监控的体制机制得以不断完善。

三是促进了权力运行监控工作进一步到位。通过开展权力运行监控机制建设, 使权力运行监控部门工作有抓手, 监督有依据, 检查有标准, 较好地解决了原则性部署多, 可操作性措施少, 一般性要求多, 创新性措施少的问题, 也为后期发现和解决疑难问题、实施责任倒查、责任追究提供了依据。

四是促进了企业精细化管理的水平进一步提升。在推行权力运行监控机制建设过程中, 始终要求各单位各部门认真落实公司关于对各项工作实行全员、全方位、全过程精细管理的要求, 力求把每项工作做实做到位做出成效。通过实施权力运行监控机制建设, 把“流程图”变成“行动图”, 使纸上的规定变为“行动路标”, 规范了决策行为, 减少了影响决策的人为因素, 促进了行权单位加强管理, 堵塞漏洞, 提升了管理和决策工作的效率。

总之, 唐钢在推进权力运行监控机制建设中已取得了明显成效, 为打造最具竞争力钢铁企业发挥了强有力的服务保证作用。唐钢先后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全国创先争优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模范劳动关系和谐企业”、“十二五首批最具社会责任感企业”等多项荣誉称号。被河北省确定为党的基层组织党务公开工作示范点和省级基层重要事务规范化管理工作联系点。在全省“加强基层党风廉政建设, 促进社会管理创新”会议上, 唐钢作为国企的唯一代表介绍了经验, 受到广泛好评。

摘要：推进权力运行监控机制建设, 主要是通过强化对权力运行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廉政情况的监控, 有效地减少发生腐败的可能, 使干部不犯或少犯错误, 保证企业生产经营工作健康发展。本文通过对唐钢公司开展的权力运行监控机制建设工作的探索、研究, 阐述了权力运行监控机制建设的现状、构建权力运行监控机制建设的原则, 以及唐钢公司开展的权力运行监控机制建设的主要做法和取得的成就, 旨在从理论到实践, 摸索出一条通过权力运行监控机制建设实现有效预防腐败的途径。

互联网+时代行政权力运行研究 篇10

1 互联网+的本质与特征

所谓互联网+,就是互联网+其他行业,就成为了互联网××行业。例如互联网+百货市场成为了如今的淘宝,互联网+银行成为了支付宝等。可以看出,这里的“+”并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一种全新的经济形态,拥有许多创新元素,是对传统行业的升级。互联网+的主要特征主要有以下几点:

1.1 手机等移动设备中的APP大量出现

互联网+的背景下,各大商家和机构都积极推出自己的APP程序,用户安装到手机中就可以随时随地享受服务,通过不断推出活动等开展与用户的互动。

1.2 碎片化思维

人们在工作、学习之余就可以拿出手机上网,碎片时间、碎片地点成为了现代人生活中的常态,快节奏的生活就注定了人们不会拥有完整的时间与固定的地点,因此,方便的手机APP成为了人们生活、学习、购物等的主要方式。

1.3 线上、线下相结合

现如今,人们通过网络参与互动已经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许多商务活动在线下开展的同时也会延伸到互联网上,招揽更多的人关注,扩大影响力。

2 互联网+时代对行政权力运行机制造成的冲击

2.1 对价值机制的冲击

互联网时代,价值取向往往由信息富裕者所掌握,也就是说信息决定了权力分配,而不是传统的权力决定信息分配。在网络上,征服与公民的互动方式也有了较大改变,没有了传统意义的受众,政府不能再单向灌输了,信息的平等使得人们之间的交流变得更加平等。而有些政府工作人员还缺乏这方面的认识,导致政府服务变得单一化、封闭化。

2.2 对协调机制的冲击

互联网+时代,行政方式发生了较大的变革,协调机制在变革中暴露出了以下几个问题:①政府行政部门的服务平台需要重新建设,例如精简行政层级,去除不必要的编制,打造新型的网络行政模式,但是在运行中由于受到传统模式的影响,网络化行政的建设受到了很大的阻力;②民众与政府的距离变得更近,降低了公民参政的成本,政府能够更方便地为公民提供服务,传统的行政决策已经无法使用这一变革,因此产生了一定的抵制力;③政府工作人员的工作方式有了较大改变,包括职能、工作方式、经验决策等,对传统行政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3 对激励机制的冲击

激励有助于提高行政人员的工作热情,从而提高政府效能。其中声誉激励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激励方式,作用十分明显。例如政府在官网上宣传其行政价值观,让行政人员形成正确的服务精神。但是目前的公共资源仍被政府垄断,大多数行政人员觉得没有声誉“投资”的必要。

2.4 对监督机制的冲击

①与传统的垂直监督相比,互联网时代的监督更加平等、开放,逐渐形成了互动化的监督方式;②政府的监督越来越趋于透明化、立体化,将逐渐代替传统的封闭、垄断的监督机制;③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度越来越高,政府的监督权力逐渐下放给了普通公民,监督体系更加完善与多元化。

3 互联网+时代背景下行政权力的创新

3.1 行政权力运行价值机制的创新

3.1.1 转变价值观,树立先进服务理念

政府要摒弃传统的“官本位”思想,树立“民本位”的价值观,在网络背景下,政府应该树立亲民、廉洁、负责任的形象,让民众感受到政府的服务心意。通过互联网,广大民众可以享有一定的参与权与知情权,体现了人人平等的理念,实现了政府政务透明化。

3.1.2 完善法律制度

目前许多国家都起草了网络化管理的相关法律,例如美国的《网络安全促进法案》、英国的《通信监控法案》、俄罗斯的《联邦信息、信息化和信息保护法》等。因此,我国也要根据现有的法律法规对网络管理加以规定,从而,使政府或国家的信息安全得到保证,规范政府行政权力。

3.1.3 提高行政人员素质

与传统行政管理不同,互联网时代的信息传递不受任何阻挡,政府接收的信息将会空前庞大,如果行政人员没有熟练的业务能力将不会为民众提供更好的服务,体现不出网络时代的优越性。因此行政人员应树立为人民服务的观念,积极改变自身去适应网络时代的到来,掌握网络信息处理能力,更好的为人民提供服务。

3.2 行政权力协调机制的创新

传统的科层制权力在网络时代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逐渐由集中变得分散。因此,建立拓扑性行政组织在当今时代是非常有效的,例如网状拓扑、链状拓扑、星状拓扑等。

拓扑模式能够使政府组织更加网络化、现代化,提高政府工作效率与工作质量,还能够应对不同的环境,使政府和部门在应对突发状况时能更快做出反应,提高政府服务于民的形象。

3.3 行政权力运行激励机制的创新

网络背景下,行政人员的声誉激励需要进行创新,政府要拓宽行政人员的声誉传播渠道,体现出行政人员恪尽职守、一心为民,还要体现出政府的办实事、不徇私的精神。利用互联网打破政府对公共信息资源的垄断,让公共信息公开化,给予普通民众对公共信息的知情权。这样一来,行政人员的工作热情就会被激发起来,更加认真的投入工作,踏踏实实办好实事。

3.4 行政权力运行监督机制的创新

互联网+时代,各个部门间的合作与配合更加紧密,权力制约与监督更加纵横交错,并逐渐形成多元化的监督机制。机制中的监督主体存在于社会的各个方面,人物也各不相同,但是他们的目标却是一致的;监督的标准各不相同,但是原则却是一致的,代表的利益是一致的。因此这些监督主体间要加强合作,统一协调,合理分工,划清职责,防止互相推脱、扯皮等现象发生。行政部门应该加强政府监督网站与移动端的建设,例如开通微博、微信等,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4 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政府的深化体制改革正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不断深入,在新时代建立科学、规范的行政权力运行机制已经成为了当今人们面临的重大的实质性的问题。党的十七大强调了权力要在阳光下运行,要完善监督机制。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为行政运行机制的创新提供了可行的思路。而如今我国的行政权力运行尚有很多不足,未能完美的良性运行。在将来的研究中,要结合互联网+时代的特征与我国的国情,适当的借鉴数字化时代管理模式与国外的先进经验,对我国行政权力运行的创新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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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运行 篇11

做官，需要严谨与稳重；作诗，需要浪漫与激情。二者在“官员诗人”车延高身上得到了一种完美的契合。“诗歌对我来说，是从政过程中观察生活的另一只眼睛。”车延高说，诗歌创作是自己的业余爱好，这与本职工作并不矛盾。从工作来说，是“居庙堂之高”，而作为诗人，则是“处江湖之远”。

从喷漆工到纪委书记

车延高的父亲是军人，曾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母亲早在1947年就加人中共。车延高说；“父母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信仰坚定，对党忠诚，做任何事以公为大。在他们身上一直保持着一种艰苦朴素的作风，进城后担任领导干部，生活上照样简朴。”

车延高是家中的老大，一岁时随父母到了上海，后到镇江、重庆。在歌乐山曙光小学读至三年级时，“文化大革命”就爆發了，他被迫中断学业。

16岁那年，车延高进入陕西国营792厂(现陕西群力电工有限责任公司)，成为一位喷漆工。喷漆是一个有害工种，作业时必须全副武装，裹得结结实实。尤其是夏天，油漆挥发快，气味十分呛人，再加上密不透气的工装，一场活下来，常常一身汗水。然而，车延高任劳任怨，尽力做好自己的工作。

1975年，报名入伍，成了84673部队的报务员。部队在青海西宁，空气高度缺氧，气候条件十分恶劣，生活条件非常艰苦。然而，车廷高没有因此而退缩，更没有因环境艰苦而消沉，而是努力地工作。报务员工作要求政治素质高，对信号、电波长波有高度的灵敏度，最初训练时，打电键手指会裂开，渗出血，疼痛难忍，但他还是咬牙坚持。由于当时生活异常艰苦，常年连蔬菜都难得吃上，整天是土豆，连馒头也蒸不熟，两年后车延高的身体垮下来了，不适应报务员工作，于是连队安排他喂猪，当炊事员，后看他有一定文字功力，就安排他当文书。

当时，车延高负责过部队的墙报，所写的文章与一手字让战友羡慕不已。为此，他曾被抽调到西宁军区政治部编撰过《红四方面军青海蒙难记》。这时候，他开始写文章反映部队生活。1978年，《青海日报》副刊发表了车延高的处女作。尽管是一首小诗，但这是第一篇作品，他足足兴奋了一个星期，那种感觉至今难以忘怀。

6年的部队生活，练就了车延高坚韧、果断、雷厉风行的秉性或办事风格。1981年转业后，车延高先后在武汉市江岸区二七街办事处、劳动街办事处，江岸区委、硚口区委工作，后任中共武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2001年5月任武汉市江汉区委书记，2003年2月任武汉市政府秘书长。其间，组织上曾派他到国家行政学院学习3个月，1991年车延高获全国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奖。“回顾自己成长的历程，我深深感到是祖国养育了我，是党和人民培养了我，是一起共事的领导和同志们帮助了我。我受人民之托，要谋人民之事，当好人民公仆。”

车延高清楚，自己长期在城区工作，思维方式、工作能力、实际水平都有局限性，组织上调自己到政府办公厅工作，既是对自己的信任，也给了自己一个学习、锻炼的新平台。2006年12月20日下午，中共武汉市第十一届委员会举行了第一次全体会议。全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共武汉市纪律检查委员会。车延高当选为武汉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

从政过程中观察生活的另一只眼睛

2008年，车延高的组诗《日子就是江山》被《十月》杂志评为三年度文学奖，同年被《芳草》杂志推举为双年十佳诗人，2009年又被《诗选刊》评为年度“中国十佳诗人”。《诗选刊》给车延高的颁奖词是：“车延高的诗歌具有将广泛的题材予以丰富其内在活力的创作能力，充分体现了现代诗对传统诗歌中的节奏和韵律进行美学经验吸取的努力和尝试，体现出了从容的大智慧，大视角和大悲悯。”

“诗是属于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去侍弄的；是长在花季，用花朵的眼睛看世界的人去写的；是形象思维大于理性思维的人去写的；是带着情感肆意挥霍文字的人去写的；是满世界找灵感，用血熬心写字的人去写的。这些好像都不属于我——从年龄看，我属于激情已被岁月榨干了的年龄。但命运还是鬼使神差，让我在不惑之年迈进诗歌创作的苦旅。”尽管车延高在诗歌上很有成就、反响很大，但是一般人并不知道他其实是诗歌界的一位“新兵”，他自2005年初才正式开始诗歌业余创作。

业余创作于车延高来说，最稀缺的资源是时间，除了工作，他是那种“周六保证不休息，周日休息不保证”的写作狂，有一点时间就去琢磨诗。“最初写诗是一种无奈。没到重要领导岗位之前，写什么都是一己之见，任职以后就不同了，一篇杂文出去，别人随时可能对号入座，麻烦就来了。于是我开始寻找一种别人不易对号入座的文体，最后选定了诗歌。诗歌抒情多论理少，不太容易惹麻烦。就这样，从2005年2月开始，我迈进了诗歌创作的苦旅。结果一发而不可收。我写诗另一个工作所迫的原因是工作太忙，而诗歌短，可以一气呵成。我是靠每天早晨5:30到7:40这段时间写作。”

因为身份特殊，官员写诗为人所诟病，往往遭到“不务正业”和“附庸风雅”之类的非议和责难。对此，车延高如此解释：“诗歌对我来说，是从政过程中观察生活的又一只眼睛。有了这只眼睛，可以使我在讴歌生活时有一种清醒，眼睛不离泥土和根，不忘生活的另一个侧面，这样写作才会和社会息息相关。所以我写诗时追求一种坚持和对生活的切入，抗冰雪，抗震，奥运会，我都会让我的笔站起来说话。我认为这时最能见一个诗人的功力和责任。我说句不对也不错的话，命题作文是最难写的，你要按社会的要求去熬心写字，而不是在自己的小情绪里自慰。”

《人民文学》、《诗刊》、《星星诗刊》、《诗选刊》、和《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各类报刊都发表过车延高的诗歌作品，组诗《日子就是江山》还曾被《新华文摘》转发。“现在挤时间写诗成了我生活中的一大乐趣，这种乐趣就是在调整和转换中让时间给自己奉献成果。坐在办公桌前，我是公仆，我的成果是勤政为民，圆满完成各项任务。坐在电脑桌前，我是诗人，我的成果是草就一首好诗，让自己激动，让欣赏的人在阅读中增加幸福指数。”

车延高有一个习惯，平时随时都带有纸与笔，哪怕是散步，每有灵感突现，他会及时记

下来。他说：“不要小看灵感的积蓄，其实有一些东西的发酵就可以成为诗。”

“他们习惯于扎堆儿／三五一群，在树荫下躲着／他们习惯坐在自己的扁担上／就像坐在稳稳的江山／……”车延高这首《把自己当扁担的人》就是灵感喷发而出的文字。他说：“我为写这首诗我到街头看挑夫看了好几次，看他们坐在扁担上等待，他们坐在扁担上像坐在稳稳的江山。其实这就是在生活当中发现的一个灵感。”

诗人首先是作为一个人的个体而存在的，但诗人又区别于普通人，诗人要通过自己的作品去担当一定的社会责任，扮演好自己的社会角色。作为一名官员，车延高直接投身于社会大变革的洪流，作为一位诗人，他乐此不疲地为大时代放声歌唱。

在同事、朋友的眼中，车延高是“很理性的”。他自己也说：“如果不看我的诗，没人会相信，我心里流淌着一条情感的大河。”翻阅车延高的诗作，看不到常见的逃避现实的吟风弄月，也看不到故作高雅的无病呻吟。他有意探索诗歌风格的多样化，尝试在形式上打破拘泥。

如今，很多人都有写网络日记即博客的习惯。车延高不是一位爱追逐“时尚”的官员，也不是一位爱“作秀”的官员，几年前开设了自己的博客，对于他来说只是闲情逸致，内容不涉及政事活动，全是个人的诗歌作品。“我在任武汉市委宣传部长时，就注意到网络的力量，于是开始接触网络。后来，考虑到自己爱写诗，何不利用网络这个平台向社会推推自己的作品，就开了诗歌博客。社会上有人说，官员博客多半是假的，是秘书代写的，不论人家如何评价，我的博客是自己亲自写，以此对自己写作形成一种压力，经常更新就要坚持。每天晚上，别人在打扑克牌的时候或忙于其他应酬，我就看书或写博，每天早上是我写作的黄金时段。”

让“阳光”下的廉政成为文化力量

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党员干部受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明显增多，经常面临诱惑与反诱惑、腐蚀与反腐蚀的考验。因此，任武汉市纪委书记后，车延高很注重加大反腐倡廉宣传教育力度，增强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反腐倡廉意识。他深入细致地分析和把握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思想现状、思想动态，深入研究领导干部犯错误的主客观原因、特点，因地制宜，因人施教，尽可能让教育内容易于为教育对象接受，能够真正触及灵魂、规范行为。

“制度让想犯错的人犯不了错，文化让有机会犯错的人不愿意犯错。”这句最近颇为流行的话，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文化与制度的互补关系。观念激荡，需常洗心灵之垢；物欲诱惑，应常敲警世之钟。在利益诉求多元、价值观念多样的今天，反腐倡廉不仅需要有制度的保障，同时离不开文化的支撑。法律有到达不了的地方，文化却无所不入。车延高清楚，再完备的制度，如果没有与之相应的文化支持，也难以有效地发挥作用，甚至会出现所谓的“潜规则”。他于是着意营造廉政文化。

在推进廉政文化建设方面，车延高与武汉市纪委一班人按市委的要求，以党风廉政宣传教育月活动为载体，深入推进廉政文化进机关、社区、家庭、学校、企业和农村，在全市开展送廉政短信、廉政贺卡、廉政文章，推荐廉政书籍的“三送一荐”活动，创办手机“廉政周刊”，面向全国组织廉政短信、廉政小品、廉政诗歌的征集活动。同时，武汉市纪委通过电台、电视台、报纸、网络举办“行风连线”互动节目，形成“一次上线、四次见面”的格局，认真听取民声，拓宽群众诉求渠道，“零距離”接受百姓“问政”。

反腐倡廉，既要惩治于已然，又要防患于未然。为加强警示教育，他们探索运用“算账”、“现身说法”、“以案代训”等多种形式，开展经常性警示教育活动。此外，武汉市纪委还设有“特邀监察员”、“暗访队伍”、“局长直通车”等。他们还在中共“五大”会址筹建了反腐倡廉教育基地，为加强党员干部廉洁从政教育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纪委机关，车延高提出“从我做起，向我看齐”的口号，自己做出“样子”，主动接受群众监督，将权力运行置于“阳光”之下。他积极推行“一把手”不直接分管人事、财务、基建、物资采购制度。在车延高看来，领导干部养成在监督下工作生活的习惯，是正确行使权力的客观要求。在他眼里，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如果让权力失去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就可能出现滥用权力的现象。他主动接受监督，以坚强的党性、良好的作风、规范的制度和人格的魅力抓班子带队伍，为更好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提高领导水平。

车延高注意在小事上约束自己，父母去世时，他力求不惊动人，悄悄地安排了老人的后事。自己住院时，往往只有亲人与秘书知道，好几次住院没有人觉察到。他对家人要求严格，为人极为低调，不让人感觉到是一位领导干部的亲属。对于他人的宴请，他总是善意谢绝，尽可能排除人情干扰。

纪检监察机关不是天然的保险箱，纪检监察干部也没有天生的免疫力。每逢过年过节，车延高都要提前向党政机关干部“打招呼”，强调要带头严格遵守廉洁自律各项规定，严禁巧立名目突击花钱或违反规定发放津贴补贴及福利，坚决制止奢靡之风和铺张浪费。他说：“对干部的严格监督是对干部最大的爱护，我们要切实负起领导责任，做到打招呼在前，教育在先，减少和避免违纪违规问题的发生。”

职务犯罪是主观意愿和客观条件有结合的产物，预防职务犯罪就是要通过有效的教育管理打破这种结合。车延高积极探索预防职务犯罪的有关环节，努力让广大公务人员修品行，让其不想；健机制，让其不愿；严法纪，让其不敢；绝机会，让其不能，最终达到消除职务犯罪的终极目标。车延高说，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切实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对干部任命，武汉市纪委划定有“硬杠杠”，所有干部上岗必须先过“考廉”关，防止和纠正“带病上岗”、“带病提职”和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问题的发生。车延高密切关注市场经济环境下新腐败及腐败犯罪的新趋向、新问题，使腐败“无擦边球可打”，露头即打，施以重拳，使腐败分子政治上身败名裂，经济上倾家荡产，思想上后悔莫及，进而彻底消除一些存在的侥幸心理，使其不敢越雷池一步。

我国高校权力运行监控机制的研究 篇12

关键词：高校权力,监控机制,反腐倡廉

进入新世纪以来, 高等教育迎来了一个新的大发展时期, 高校已不再是“清水衙门”, 也不完全是净土一片。高校发生腐败, 不仅会给学校各项事业的发展带来很大损害, 而且将损害学校在师生心目中乃至社会的良好形象。

权力天生具有自我膨胀与腐败的潜质, 有权力的人总是倾向于滥用权力, 其应用边际直至遇到阻力和反弹而不能前进为止。高校内部权力运行存在着行政化等诸多问题, 建立健全高校权力运行监控机制, 规范权力运行非常之必要。

一、高校内部权力运行存在的问题

总体上讲, 我国高校内部权力运行监控制约机制设计是合理的, 但实际运行效果却并不理想, 权力运行还是存在诸多问题, 主要包括:

1.“党委书记领导决策”的潜在性问题。

高校党委领导的原则是“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决策的程序是“集体讨论、作出决定”;决策的机制是“会议决策”, 即党委全委会会议决策。但是, 在实际工作中, 部分高校不同程度地存在“党委书记领导决策”的潜在性问题。党委会的决策一定程度上就是按照党委书记的意图进行决策的, 在会前和会上, 往往是党委书记首先“定调”, 直接或者间接地表达个人的意向, 然后由大家讨论决定。如此, 表决的结果往往就是党委书记决策的意向, 这意味着集体决策制约个人专制的权力机制效果将大打折扣。

2. 高校内部权力运行的行政化问题。

当前, 我国高校内部权力主要指处于决策地位的政治权力 (校党委会) 、行政权力 (校长及校行政) , 而学术权力主要指进入学术委员会, 发挥学术审议和咨询功能的教授权力。学校内部的“权利”则主要由制度化的教职工代表大会代表行使。学术委员会的教授能否代表最广大的学术权利主体利益, 从学术委员会实际运行结果看似乎还是值得质疑, 因为学术委员会本身存在被架空的问题。关于这一点, 通过对部分高校学术人员 (指纯粹具有教授、副教授、讲师等技术职称的教师) 参与学校决策的调查统计结果 (如下图示) 可以说明。

统计数据显示, 学术人员参与决策的几个主要领域分别是“重要人事任免”、“学校战略规划”和“专业技术评聘”, 这还仅仅是“参与”而已, 参与度最低的是“大额资金使用”。这间接地说明了学术权利对高校权力主体起不到有效的制约效果。说明我国高校内部权力运行日趋行政化。

3. 党政两个“一把手”的权力的博弈论问题。

从制度设计层面上看, 高校内部不应该存在“两个‘一把手’”的问题。从实际运行效果上看, 由于主体制度设计的模糊性, 两个“一把手”的权力博弈和制约关系在高校内部是客观存在的权力制约关系。对于这种关系的处理主要是由个人道德修养, 情感、品格、作风以及个人素质等不确定性因素决定的。在有些党委书记看来, 自己是党委会的“班长”, 是名副其实的领导班子“一把手”, 要求校长对其负责, 以免被“集体的名义”架空。但是站在校长的立场上, 校长则认为自己是学校法定的代表人, 是当然的学校行政“一把手”, 而且作为党委委员, 其与党委书记之间是平等的委员关系, 并不存在负责关系。基于上述认识的不同, 便产生党政两个“一把手”的权力的博弈问题。

4. 非正式人际关系“潜规则”的影响问题。

权力天然具有腐败的潜质, 可使党性不强的掌权者滋生欲望、迷失方向, 总想以身试法, 以权谋私。掌权者决策时存在两种决策立场与目标, 即私人利益与公共 (学校) 利益。当各级各类权力主体受到有效约束时, 私人利益就会服从于公共利益。但是, 当权力失去制约时, 权力主体在决策过程中就会出现将私人利益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的决策行为, 导致权力发生异化, 甚至发生腐败。使权大都以追求权力主体个人利益或非正式群体利益最大化为目标, 其次方才是公共利益和目标。这是基于非正式人际关系的一种权力运行规则, 姑且称其为“潜规则”, 它对高校的决策行为选择有很大的影响。

5. 高校权力运行的“人治化”问题。

“人治化”是相对与“制度化”而言, 主要指制度不健全或制度空缺、处于制度建设的探索阶段, 权力主体在权力运行时没有既定的制度、规则可依, 靠不同程度的“人治”。一方面, 《高教法》对学校内部各权力主体在操作中具体的程序关系、规则依据等方面没有具体规定, 这给高校内部规章制度制定的程序、效力等方面带来诸多不确定因素, 致使各校章程、内部规章制定的法律依据、修改程序、解释权等是百花齐放, 随意程度较大;另一方面, 主要指权力的运行偏移了制度设计的目标, 受一定程度“人治”的影响;第三是在实际运行中, 由于宣传不到位, 师生对学校的规章制度大都不太熟悉, 当然, 社会利益相关者就更是知之甚少了, 很大程度上形成了“人治”大于“法治”的“人治化”权力运行问题。

二、我国高校权力运行监控机制的构建

目前, 我国高校正处于转型发展的特殊时期, 治理结构与权力监控机制都存在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 必须从制度设计等方面进行综合改革, 方可实现向现代大学治理模式的成功转型。

1. 建立优势互补的权力制约权力机制。

权力间相互制约的机制, 是说将属于组织的整体权力分解为属于两个及两个以上执行主体, 形成权力主体之间互相监控、互相约束机制, 以此防止权力的专制与腐败。为了避免大学内部权力运行行政化问题, 必须采取合理分权的办法, 也就是在确保党委领导核心地位的前提下, 应当着重提升学术权力和民主管理与监督权力 (包括学术委员会、教代会等) 在学校决策中的影响力, 形成权力对权力的有效制约与内部权力决策优势互补的关系格局。

2. 建立依法治校的制度制约权力机制。

编织致密的制度笼子, 把权力“关住”。铁的“制度笼子”是能否关好权力的前提。腐败分子并非是天生的, 但是由于“关权力的笼子”缺失, 加之这些人本身党性修养不强, 意志薄弱, 经不起诱惑, 才逐渐沦为“苍蝇”与“老虎”。建好合适的制度铁笼子关好权力, 对干部既是监督, 更是爱护与保护。不仅要对现有的笼子查漏补缺、完善加固, 以防止权力窜出笼子为所欲为;而且要对滞后于社会经济改革发展的“制度笼子”要及时跟进编织;同时要为笼子的看管者、权力的使用者制定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与不易腐的保障机制。

3. 努力营造廉洁的校园文化, 形成以文化制约权力机制。

凡是反复发生的腐败问题, 除了有体制、机制以及个人的原因之外, 还存在廉政文化影响的原因。长期以来, “人治大于法制”以及“权力私有化”的文化传统在社会上相当一部分人的心目中已经根深蒂固, 形形色色的“潜规则”无处不在, 诸如动手术要给医生送红包、逢年过节要看望领导、承包工程要分成等等, 已成“理所当然”。形成了这种“腐败文化”之后, 人们对一些腐败行为和现象便会熟视无睹, 对反腐倡廉的法规制度也将视之麻木, 导致有些制度难以执行。为此必须要注重培养廉洁的制度运行文化, 使掌权者对制度有遵从、敬畏之心;弘扬模范执行制度之正气, 用“廉洁文化”来防治和抵御“腐败文化”的形成, 使掌权者自觉地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行使。

4. 压实“两个责任”, 有效监控权力运行。

加强对高校权力运行监控, 必须切实落实好“两个责任”。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明确提出, 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党委负主体责任, 纪委负监督责任。高校党委和纪检监察部门要将党风廉政建设和对权力的监控作为一项重大任务, 高度重视并大力推进。严格责任考核和追究, “两个责任”的有效落实是对权力实施监控的重要手段, 要完善“一岗双责”检查考核办法, 着力压实责任和有效监控权力运行。

强化纪检部门体制改革, 进一步增强纪检监督力度。由于与被监控的对象之间存在领导与被领导关系, 我国高校现有的“纪检、监察与审计”部门的监督效果并不十分理想。为此, 要切实落实中央关于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双重领导体制的要求, 确保纪委监督权的相对独立性和权威性, 将高校的纪检、监察与审计部门从学校系统独立出来, 直接由上级纪委监察审计主管部门领导, 更新观念, 严格执好纪、问好责、把好关, 充分发挥其监督职能;同时, 纪检监察部门要自觉接受监督, 严防“灯下黑”。

5. 全面发挥阳光防腐剂的作用, 给权力运行“杀菌、消毒”。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 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了要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首先, 要增强决策的公开性和群众的参与度。目前我国高校决策信息透明度还很不够, 存在不少问题, 诸如“一言堂”、“就这么定了”, 甚至是暗箱操作等等。要进一步建立健全信息公开制度, 将有关决策的基本情况定期在一定范围内予以公开, 增强决策的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其次, 要提高权力运作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对“三重一大”事项、经费预决算等等这些师生最关心也是有权知道的重大决策, 应当“暴晒”于阳光之下“杀菌消毒”, 以透明保清正、促廉洁。最后, 要建立健全校务公开的基本法规制度、校务公开评议制度、校务公开工作责任追究制度等, 促进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了, 制约权力的寻租, 迫使掌权者“不能腐”。

6. 充分发挥师生员工的监督作用, 让权力寻租无所遁形。

我们在进一步很好地运用已有的纪检监督、法制监督等手段对权力实行监督的同时, 要充分发挥师生员工以及网络、媒体等第三方的监督作用。首先, 要加强对师生员工的廉政文化宣传教育活动, 使广大师生员工真正树立起“反腐倡廉、人人有责”的主人翁意识, 激励师生员工投身到反腐倡廉建设中来, 营造“老虎”、“苍蝇”人人喊打的校园文化与反腐氛围, 让腐败分子与行为无所遁形;同时, 要充分发挥网络、媒体反腐的作用, 通过网络揭发、媒体曝光、群众声讨直到监督机构查处而使腐败分子伏法, 使违法违纪者不但怕知情者上告、怕监督机构暗访, 更怕网络媒体曝光, 充分展现社会反腐、网络反腐的巨大威力。

总之, 高校的反腐倡廉建设永远在路上, 构建高校权力运行监控机制,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并发挥权力应有的作用, 不但要从制度笼子的编织上、权力运行的监控机制上下功夫, 而且还要从“一岗双责”的绩效考评上做文章, 充分激发权力的正能量, 不但使掌权者不致沦为“苍蝇”、“老虎”, 而且使权力“关而不死”、“控而不僵”。

参考文献

[1]张晓冬.高等学校内部权力制约机制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杨蓉.高校内部控制评价体系构建探讨.财会通讯, 2013 (9上)

[3]郑付海.高校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的构建.枣庄学院学报, 2013 (6)

[4]邓强.建立权力运行监控机制初探.领导科学, 2009 (5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