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策略（精选12篇）
权力策略 篇1
高职学生即将走向社会,必须掌握知识技能和为人处世的道理,高职学校中对班主任的要求比较高,班主任不仅要指导学生的学习而且要调动学生参与班级管理,使学生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和谐的生活氛围,用以人为本的思想指导学生全面发展。班主任对班级的影响分为权利性影响和非权利性影响。班主任的权力性影响是指教师以被赋予的权力针对学生学习生活的管理活动实施影响,高职院校班主任非权力性影响力是以个人的品德、才能、知识、感情等因素为基础形成的,其影响力和吸引力巨大。以前认识到过分强调教师权力对学生身心发展的不利,因此提倡非权力影响,但是高职学生一般年龄小自控制力差,自我意识强但辨别是非能力不够。过分强调自主化管理对学生发展干预不足,将会影响学生成才,本文主要讨论结合权力性和非权力性的影响实施和谐的班级管理策略。这种管理策略需要班主任树立自身威信,采用表扬、奖励、指点、批评等多钟方式实施有针对性的管理措施,并要求学生参与其中,实现学生自治,共同实现教学目标和生活目标。
1 发挥班主任权力,督促学生自觉学习
由于高职学生的入学成绩比高中生学习成绩稍差,学习习惯也一般不好,为了尽快使他们掌握知识打好基础,必须加强管理措施,督促他们学习。课堂学习要依赖任课老师的工作,课后复习就要求班主任切实做好工作。所谓管理就是一个人或部分人来指挥,组织与协调更多人的活动。班级管理的好坏是关系到班级的学风,直接影响班级的学习成绩。在班级的管理中,班主任首先要掌握一个导向,以勤奋学习为荣,调动全班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根据班级成绩水平来制定班级的学习计划,并针对每个学生制定适合个人的学习措施;利用优带差,学习小组等方式组织学习活动;利用各种方式来指挥监督来检查学生的计划完成情况。在这个过程中要做好三个原则:一是要分析学生,要分析学生的知识水平、成长背景、行为思想和性格爱好,分析的目的是为了掌握个体差异做好因材施教,使得策略的制定符合班级实际情况。二是要关爱学生,对学生来说,班主任的认同是一个来自自己长辈的关爱和期许,要让学生感觉到自己是受到班主任关注的,无论成绩或者生活,势必学生会好好表现以得到来自班主任的认可,以实现自己在班级中的归属感和成就感。三是要恩威并施,要树立自己班主任的权威性,表扬自觉学习的行为,批评不认真的行为,不过要注意方法,不能让表扬成为骄傲的理由,也不能让批评成为学生的负担,这两种手段目的都是为了促进学习。
2 利用非权力影响指导学生身心发展
班主任能施加的非权力影响主要通过其个人素质、知识、能力、情感的潜在的因素来实现。个人素质首先要求有师德,具体表现在热爱教育事业,具有崇高的献身精神、热爱学生、尊重学生的个性,实事求是,有正派的工作作风及道德与自我完善能力等。知识和能力要求具有一定专业素质,知识主要包括文化知识、专业知识、法律知识以及思想政治水准等相关知识,能力指的是科学决策能力、协调组织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等。情感因素是指班主任能体贴关心学生、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感情融洽,能使学生产生亲切感的因素。具体实施对策:一是要端正自身言行。班主任是学生的榜样,班主任要具有乐观的生活态度,认真踏实的工作作风,班主任的个人魅力直接影响一个班级的班风。在良好的班风熏陶下,学生们会自觉思考如何实现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才,促进完善人格的形成。二是要善于与学生沟通交流,及时了解班级动向和学生思想波动。这对班主任下一步决策很重要,而信息的获取沟通最重要。班主任要善于做学生思想工作,并且放下身段,处于平等的角度使学生愿意吐露心声。班主任要本着关爱学生的态度来做工作,学生才能在交流的过程中感受到班主任的情真意切、关心爱护,才能在心理上产生情感依赖并接受建议。
3 倡导人性化自主化管理
人是管理活动的主体,是管理的核心与动力,必须发挥组织成员的积极性与参与精神,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在这种现代教育管理理论的指导下,人性化的管理是“以学生为中心”的模式,它则体现了人本思想,把学生作为班级管理活动中的主体,有利于学生自主、自律及民主与意识的增强。这种管理模式需要建立班级精神并用班级精神来联系学生,培养学生的群体意识,使学生将自身行为、情感、思想与班级精神一致,自觉营造健康向上的氛围。班级的自我组织是实现自主管理的条件,班级生活学习的决策权力赋予全体学生,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参与积极性。当然学生自主绝不等同于凡是学生做主,否则会成为一盘散沙。想要实现人性化自主化管理,需要班主任在建班之初做大量的工作,如了解班级每位同学的能力、性格、优点、缺点,尽可能开始时就实现班委会成员的合理化,因为班委会的不稳定会直接导致班级的不稳定,而班委会发挥的作用会直接决定自主化管理的成败。当一个有着强大凝聚力的班级自主管理组织开始发挥作用的时候,班级每一位学生都会感觉到自主与进取共存。班主任不必再事事都参与,只是在必要时候予以指导就可以。学生因由于自我参与而把班当作自己的家,从而形成一个温情脉脉,以家庭为荣,为家做贡献的组织。在这样的班级氛围中,学生是容易接受班主任教育的。
4 把握权力制约和自主发展的度,实现和谐管理
每一个班级的成长轨迹都不会是一条直线并且都是与众不同的,班主任要时刻不忘自己作为掌舵者的身份。过分的自由和一味强调班主任的作用的班级管理策略都是不正确的,关键问题是如何掌握度,使用两种结合的方法实现和谐的管理。班主任要具备科学的决策能力,深刻敏锐地观察和分析问题,统筹兼顾地安排班级各项工作,全面周密地考虑问题,既不能打压学生的参与班级管理积极性,也不能放任班级风气朝不好的方向发展。这需要班主任时刻注意班级情况,并具备良好的组织协调能力,机智敏捷、因势利导随机应变地处理各种意料之外的问题,并能够协调任课教师、家长、社会等各种教育力量,充分调动各方的积极因素,为班级管理服务。
班主任是班级的直接管理者,要想把权力影响和非权力影响运用得恰如其分,其实是对班主任能力的最高要求。看似人性自主的班级管理模式下,处处都融入了班主任的心血。学生们在其中既得到了知识,又得到了融入社会的能力基础,在一个自由的空间下健康成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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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策略 篇2
“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离娄上》)这是中国古代儒家“德法兼用”、“德主法(刑)辅”思想的简明概括。现在我们在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同时，又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这固然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不妨借鉴先秦儒家“德治”的某些合理因素。其中一个重要思想是：德治的主要锋芒，是要求执政者“为政以德”，以道德约束统治者的权力，规范掌权者的行为。本文拟就儒家的德治思想试作新探，并由此论及道德也可以成为一种权力，即社会权力，在一定范围与程度上，可以起到约束国家权力的辅助作用。〔1〕?
孔孟的“德治”旨在约束为政者
通常，人们在阐释先秦儒家倡导的“德治”时，多是援引孔子的一句名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以此说明儒家的德治，旨在以德化民，以德治民。诚然，孔孟言论中确有此意，但不能说明这是他们主张德治的主导思想。
只要我们全面考察一下孔孟关于德、礼、仁、义等大量言论，就不难发现，他们讲德治，主要是针对统治者的。
孔子要求“为政以德”(《论语。为政》)，下引皆出《论语》，不另注)“为国以礼”(《先进》)。他讲“克己复礼，天下归仁”(《颜渊》)，“修己以安百姓”(《宪问》，“约之礼”则“可以弗畔”(《颜渊》)，“礼让为国”，则无往不顺(《里仁》)，上好礼、义、信，则民莫改不敬服、不用情，如是则四方之民来归(《子路》)，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政者正也”(《颜渊》)，“苟其身正矣，于从政乎何有?”(《子路》)“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子路》)……凡此等等，无不是对为政者而言的。
孟子强调“以德行仁者王”(《孟子。公孙丑上》)。他把孔子的德治思想发展为讲“王道”、行“仁政”。孟子见梁惠王，劝他“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梁惠王上》)他认为“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梁惠王上》)。他极力主张”以德服人“(《公孙丑上》)，反对暴政。对那些不仁不义，残民以逞的国君，孟子声言”独夫“可诛，暴君当伐。……这些也都更明确地将德治的主要对象指向统治者。
此外，荀子更直接论到以王道约束权力：“人主者，天下之利执也〔2〕。得道以持之，则大安也，大荣也，积美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则大危也，大累也，有之不如无之。”(《荀子。王霸》)“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仁者不为也。”(《王霸》)。
至于对老百姓，先秦儒家的观点则是：“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对他们主要是采取孔孟的“先富后教”的方针和“惠民”政策。孔子主张富民，“既富矣，教之。”(《子路》)孟子说：“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育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否则“奚暇治礼义哉?”(《梁惠王上》)这也就是所以“礼不下庶人”、“小人喻于利”的原由。孔孟讲德治，主要不是向小民施教化，而恰恰是要求统治者“施惠于民”，即所谓“德以施惠。”(《左传。成公六十年》)。?
孔孟企望以德来约束君王权力，是有其历史背景的。处于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春秋战国乱世，诸侯争夺兼并，滥施威权，杀人盈野，民不聊生。孔孟基于民本思想，劝君王克己以“拯民于水火”，施仁政以收拾民心，实行王道以巩固统治。当然，这在当时群雄争霸的历史条件下，不能不被视为迂阔之论;完全以德治，也是行不通的。他们游说诸侯不能不以失败告终。但这不并等于其“为政以德”、以道德约束王权的思想完全不足取。后世改朝换代之初，开国君主一般能吸取前朝权力腐败的教训，自觉以德律己，“欲专以仁义诚信为治”(唐太宗，《贞观政要。仁义》)，贤臣也不时以此进谏帝王，尚不失孔孟之遗风。历代的“官箴”也是用来告诫官吏“为吏之道”，如《百官箴》《臣轨》《政训》《为政九要》《御制官箴》等等，主要是讲为官应恪守的政治道德准则，以忠信仁爱、清正廉明、勤政敬业等等道德规范来约束各级官吏权力的专横。
当然，汉唐以后，天下一统，德法兼用，“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唐律疏义》)。“德治”除保留了某些约束帝王的内容外，重心已转移到以“三纲五常”教化小民，防民犯上作乱。宋明清代，更以礼教“吃人”，已渐失孔孟之初衷。
总的说来，孔孟德治着眼点在抑制王权，保民惠民;比之法家法治的严刑峻法、“以力服人”(《商君书。开塞》)，矛头主要是对付臣民，不是抑制，而是以法、术、势扩张君王的统治权力，则儒家的统治策略要比法家开明得多。
关于孔孟主张对统治权力“约之以
权力策略 篇3
我国县级政府权力运行机制创新的诉求和策略
■刘振海
现阶段我国县域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县级政府权力运行机制处于不平衡状态，对县级政府权力运行机制提出了新的需求。我国政府需要理性面对这些诉求，并借鉴诺斯提出的制度创新理论，制定县级政府权力运行机制创新新举措。
一、我国县级政府权力运行机制创新的理论基础
（一）制度创新理论
制度是由一系列社会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国家规定的正式制度，及其实施机制所构成的，制度一旦形成，在一定时期内呈相对稳定状态，但它总是要随着社会的运动而变化，诺斯等人用“制度创新”来描述和分析这一现象。制度本是由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以及规则的执行机制构成。其中正式规则是指国家或政府遵循一定的目的而创造的一系列的政治、经济规则和法律制度。制度创新即创新者为获取高于预期成本的净收益而对现存制度的变革或作出的未来安排。
（二）多中心治理理论
多中心治理理论是指以自主治理为基础，允许多个权力中心或服务中心并存，通过相互合作给与公民更多的选择权和更好的服务，减少了“搭便车”行为，避免“公地悲剧”和“集体行动的困境”，拓展了治理的公共性。
二、我国县级政府权力运行机制创新的诉求
县是我国拥有四套领导班子的最基础一级政权，能够以相对完整的政权机构直接面对社会公众，管理县域政治、经济、文化等。县级政府权力运行机制是以县委书记、县长为代表的县党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所配置的权力，按照国家规定，在党内、人大、社会舆论等监督之下的运行，我国县级政府权力运行机制表现出以下特点和面临新的形势。
首先，权力过于集中，权力责任不均衡。我国实行以党执政、政府行政的管理模式，但我国县级政权内仍然存在党政不分现象，县级政府甚至被县级党委超越而发展为其“附属机构”，县级党委成为县域管理的直接执行者，县级党委权力进一步加强的同时，扩大了党委书记的权力，但是相应的责任追求体系却不完善。其次，权力寻租严重，监督体系虚弱化。由于县党委书记拥有人事权和决策权，在干部提拔任命和社会经济项目的决策上，其拥有相当话语权，这对于需求更高政绩和经济利益的经济人来说，向县党委书记进行权力寻租是必然。此外，县级组织体系内的其他官员，在所分管领域里有较大的决策权，这也就为权力寻租确定了对象。同时由于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党内监督、县级人民代表大会、纪委等部门监督无力，县级权力运行不公开，导致社会群众、新闻舆论无法进行监督，这也就进一步为权力寻租和腐败提供了条件。
三、我国县级政府权力运行机制创新的策略
明晰权力配置。首先，合理彻底放权。在省管县和扩权强县改革过程中，对于下放权力要做到慎重和彻底，保证合理放权，实现财权和事权统一，以达到权责匹配的均衡状态。其次，理清权力内容。根据岗位和部门职责，理清县党委书记、县党委副书记、县长、副县长以及县党委、县人大、县委常委为代表的各职位和部门权力，勘查和制定权力实施边界，制定出一份权力清单。
分解权力过程。首先，权力运行制衡，主要内容是分解县级党委的决策权和增强部门间的相互制衡。将县级政权的决策权分解为议决权和否决权，分别由县政府和县党委行使，由政府职能部门制定方案，再交付县委常委会议进行审议，并责成相应职能部门进行方案修改，后上提至县委党委会进行再审计行使否决权，如果方案没有通过将发回职能部门再次进行完善，在此过程中县级党委不参与方案制定。其次，制定权力运行标准，包括权力行使条件、运行流程等，并落实权力运行各流程阶段的责任人和要求，与权力制度配置形成一份完整的权力清单，同时作为其工作绩效的考核标准。
完善权力监督。首先，强化党内监督。建立对“一把手”教育预防机制，从权力观、政绩观、法治观入手，使其充分认识党内民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坚持少数服从多数原则，避免出现“一言堂”现象。其次，强化人大监督。创新监督理念，从“无奈支持”到“权威监督”，从“合法性”监督到“合法、合理性”监督。尤其要针对县级政府的财政预算和权力运行进行全方位监督，由上级人大派出专业法律、经济专家，并对其负责，不受地方县级人大领导，在财政预算、权力运行合法性基础上，创新监督方式配合县级人大和社会公众，对其是否符合市场经济规律、是否兼顾效率与公平进行“合理性”监督。建立一套社会监督员专门对县级政权权力进行监督的机制，社会监督员可以参加县域发展重要决策、干部选拔全过程，进行全程监督。
基于制度创新理论和多中心治理理论，以创新县级党委权力运行机制为核心，创新县级政府权力运行机制。合理放权，科学权力配置；用权透明，规范权力运行；合作共治，强化权力监督，建设服务型、有限性、法治性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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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权力缺位及其应对策略 篇4
一、儿童权力的重要性及现实表征
在我国既有权力系统中, 儿童权力缺位的现象显著, 并导致其他权力系统 (如学校权力、教师权力和父母权力) 的越位,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有损儿童基本权益。学龄前和小学阶段儿童权力缺位尤为突出。试图从儿童权力的作用及重要性入手, 揭示当前儿童社会生活中权力缺位的两种主要表现形式。
1.儿童权力的重要性
在梳理英国伦理学家汉娜·摩尔及我国学者张爱宁、冯锐、王勇民、吴鹏飞对“儿童权利”概念的论述基础上, 将“儿童权利”做了如下界定:儿童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在道德、法律或习俗所认可的情况下, 而享有的某些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的自由, 及受到某种对待的资格。然而, 从《公约》的签署到有关儿童权利的各种法律文件的颁布至今, 儿童权利仍然屡遭侵害不胜枚举。可见, 仅仅从颁布一系列法律文件入手保护儿童权利可谓是杯水车薪, 而“真正能够保护一个人的自由的不是权利而是权力。权力是权利的实现方式, 是权利的完成状态, 如果不实现为权力, 权利就是没有完成的目标。”[1]即“儿童权利”是儿童应享有合法性利益的逻辑表述形式, 只有赋予儿童真正的权力才能保护儿童应有的合法权益。正所谓“儿童赋权使每一个儿童成为受尊重的个体, 挑战和改变人们对于儿童的局限及歧视的观点和期望。”[2]赋予儿童适当的权力表明:儿童不仅是权利被动的、受保护的对象, 同时也应是拥有行使权利的力量和能力的对象。由此可见, 没有权力的儿童或没有儿童权力就不能从根本上保障儿童基本权利, 进而导致儿童权利陷入一纸空文。然而, 在既有的权力系统中, 儿童权力是被忽视的, 是让位于其他权力主体的, 儿童自身没有权力或处于“被”权力中。
2.儿童权力缺位的现实表征
在社会生活中, 儿童权力缺位的现象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 儿童未享有权力;其二, 儿童“被”成人权力。儿童未享有权力是指在既有的社会权力系统中, 没有明确给予儿童适当的权力, 来保障其作为一个独立、完整的人所具有的基本权利。笔者通过对《儿童权利公约》签署起至今, 我国所出台的专门保障儿童各项基本权利的法律法规文本分析发现, 所有文本均是对“儿童权利”的规定, 并未提及“儿童权力”的相关事项。《公约》和《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文本中通过规定儿童参与权时曾传达了应给儿童“赋权”这样一种理念, 同时对儿童权利的拘束对象作了规定。然而对儿童拥有独立行使、保护其基本权利的法律能力、途径、方法, 并未作出任何明确规定。如此, 使得部分儿童在家庭中仍然受到虐待、在学校里仍然受到体罚、在生活中仍然受到歧视。
儿童“被”权力是指部分成人将儿童的权力等同于自己的权力, 将自己权力弩驾于儿童权力之上, 使得具有行使自己权利能力的儿童遭遇“架空”。儿童“被”成人权力主要发生于儿童权利与社会、学校、家庭、成人的利益相冲突时, 成人多以儿童身心发展不成熟、生活经验不丰富为由, 以儿童基本权利来谋求自身利益。如, 部分教师不同程度上的虐童和变相体罚、限制儿童在校时间的自由、篡改班级民意选举结果等;部分家长以保护儿童为由, 限制儿童自由、剥夺儿童权利。儿童在此类事件中所受到或直接、或间接, 但都是巨大影响的真实状况, 却有意无意被忽略了。
二、儿童权力缺位的因素探析
1.民众的儿童权力意识淡薄
民众的儿童权力意识淡薄, 未养成正确、科学的儿童权力观念, 是我国儿童权力缺位的文化因素。我国从母系氏族到封建社会结束, 一直强调的都是个人的责任与义务, 规定人们做什么和不做什么, 而不是关于人们可以做什么或可以不做什么。因此, 在这样一种传统文化的土壤滋养下, 儿童权利和儿童权力基本不受重视。况且, 儿童权利仅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传入我国, 直到90年代我国成为《儿童权利公约》的结缔国, 才正式被我国部分有识之士所关注和重视的。源于并保障儿童权利的儿童权力就更不被重视了, 时至今日对于“儿童权力”的研究都还相当少, 普通民众对于儿童权力的认知就更不必说。多数普通民众仍然轻视或藐视儿童, 因其心智发育未臻成熟而未将儿童看成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 是一个有能力、积极主动的权利主体, 拥有行使自己权利能力的人。因此长久以来, 儿童就被看做家庭的隶属物, 家长或权威人士可以任意处置他们, 缺乏独立的人格, 没有任何权利可言, 更谈不上拥有给儿童赋予相应权力的意识。
2.儿童权力实现的依赖性
儿童的柔弱性、依赖性、不成熟性、易受侵害性、社会经验缺乏性、认识能力的有限性和自我保护能力的缺乏性, 使得儿童离不开成人的照顾、保护和指导, 是导致儿童权力缺位的天然因素。儿童因自身发展程度导致其行使权利的能力与成年人之间存在差异, 且在行为能力与责任能力上也存在差异。即儿童权利受到侵害时, 部分儿童自己并不具备主动向社会提出权利诉求的意识和能力, 甚至是在自己基本权利正遭受侵害时还浑然不知。因此, 给予儿童权力无异于隔靴搔痒, 对于儿童权利的保护根本不起任何作用, 反而有助于支持儿童权力背后的权力团体对儿童权利的削弱。因此, 当儿童的基本权利遭侵犯时, 儿童行使权利的能力应交由其监护人或其他合格主体代为行使, 以保护其合法权益。因此, 在绝大多数情形下“儿童权利的实现离不开成人帮助, 如果没有成人补足其能力之不足, 儿童就无法真正享有并实现其权利”。[3]
3.成人权力对儿童权力的弩驾
成人因儿童的心智发育未臻成熟, 进而认为儿童权力源于并依赖于他们的父母或任何成人。目前许多家长把父母养育子女的“责任”理解为“权力”, 将儿童理解为父母的隶属物或家庭兴盛的代言人, 仅从家庭利益角度考虑, 使儿童长期处于“被”权力之中, 且从不考虑权力的移交问题。此外, 学校的部分领导或教师, 将自己在知识上的权威弩驾于学生权力之上, 以成绩或教学秩序为由使得儿童“被”权力。虽然儿童权力的让渡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儿童, 然而当所需表达的儿童权利与成人自身利益发生冲突时, 成人以其在年龄、经验、地位上的优势自动地、而未经与儿童商议直接牺牲儿童权利, 谋求“最大利益”。成人权力对儿童权力的弩驾归根到底还是成人未建立起科学的儿童观和“儿童权力”意识。
看似, “儿童权力”问题陷入一个左右为难的境地, 即是给儿童权力?还是将儿童权力代由成人行使?然而, 不能因为是否给儿童赋权存在理论上的分歧就停止其研究, 任何事物都是在矛盾中不断进步与发展的。目前, 已经有不少学者看到儿童身上所具备的权力能力, 主张授予儿童实体法上的权利。也有不少国家已经对儿童权力的实践进行了大胆的探索, 且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绩。因此, 让儿童拥有权力是儿童哲学研究发展的必然选择, 也是儿童权利保护的必然选择。
三、儿童权力何以成为可能
1.普及民众的“儿童权力”意识是首要
自《公约》签署以来, 我国以《宪法》为核心, 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儿童生存、保护、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文本, 儿童权利有了在立法和司法的保障。然而, 现实社会生活中有法不依、有法难依的现象与事实说明:仅仅有立法与司法保障是不够的。且儿童权利保护关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是每一个公民的责任与义务, 是全人类共同的事情。正如《公约》的导言中指出“使世界上每个儿童享有《公约》中所保护的权利, 归根到底最重要的是来自个人对儿童权利的认识, 及坚持这些权利受到尊重”, 法律所规定及学者所推崇的唯有转变为一种普遍的民众意识时, 才能有效地指导与制约民众的行为。
民众的“儿童权力”意识应是重视儿童对整个社会的价值, 在看到儿童发展不成熟需要成人保护时, 更要看到每一个儿童都是自己权利的拥有者和行使者, 其权利并非源于或依赖于任何成年人。在儿童不断迈向成熟的过程中, 成人应让他们参与各种国家、社会事务的管理, 对各种可能影响自身利益的决策发表自己的意见。如此, 才能使儿童的法律能力和责任能力有所增强, 从而真正成长为成人社会的成熟公民。儿童受成人的保护与儿童自己行使权力宛如一枚硬币的两面, 彼此共生但不能同时存在。即儿童获得成人的保护越多, 其自主行使权力的能力和责任就越弱。反之, 儿童要获得更多的自主能力就必须受到成人较少的保护。
2.培养儿童正确的“儿童权力”观念是前提
儿童作为权力的主体, 成人培养其主动探索并正确使用权力的观念和能力, 是儿童权力成为可能的基本前提。儿童天生就要求自由、抗拒束缚、不畏惧权威与强权、注重公平与正义, 在还未懂得权利的概念时, 就已拥有使用权力的意识, 无论其权利是否真正得以捍卫。然而, 儿童早期的这种权力观是生命发展与生俱来的基本诉求、是无意识的、单纯朴素的、充满稚气的。且通常对权力的要求是直接的、略带野性的、未经装饰的, 有时甚至是没有理由的。因此, 成人需要对儿童早期的权力观进行科学的引导, 使其在儿童主体的内部建构和外部教育的相互作用之下, 建构起科学的、正确的儿童权力观, 并尝试从合法的途径进行表达。
具体来说, 学校应利用主题活动课程、印制漫画宣传手册等形式, 向在校儿童普及正确科学的权力观;父母或合法监护人应普及《公约》的相关知识, 向儿童传递正确的儿童权力观。值得一提的是, 成人 (教师或父母) 应言传身教、身体力行、以身作则, 尊重儿童基本权利、不将自身权力弩驾儿童权力之上。同时, 应畅通儿童表达渠道传递儿童声音, 以“中青网”“儿童表达中心”等网站为基础, 努力扩大渠道, 鼓励儿童通过邮件、信函等方式发自己的意见和观点。
3.完善“儿童权力”的法律法规是保障
我国于1990年签署《公约》, 1992年批准并正式生效, 又于同年制定了中国第一部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专门法律《未成年人保护法》。然而《未成年人保护法》仅仅停留在儿童被动受保护的权利上, 没有明确儿童是权利的积极主体, 没有涉及儿童参与权、表达权和发展权。其他儿童的各项权利则散见于《民法通则》《收养法》《婚姻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等一系列法律文件中, 其仍然未完全列举儿童应享有的所有权利。各项法律法规仅仅对儿童应享有的基本权利进行了规定, 对于儿童权力却并未深入地探讨和规定。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对儿童更加深入的认识, 仅仅转变民众的儿童权力观念是不够的, 给予适龄儿童一定的权力俨然已势在必行。因此, 在《儿童权利公约》这样一部原则性法律的指导下, 各方探索加强有关儿童权力的立法, 建立一套完整的、覆盖从出生到成年的儿童全方位利益的法律体系, 是赋予儿童权力的有力保障。
4.建立独立的“儿童权力”机构是关键
建立独立的儿童权力机构, 设立专门的儿童专员是保障儿童权力得以实现的最为有力的举措。成人的权利之所以能够得到较好的保障,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成人有代表他们发言的权力机构, 因此应建立独立的儿童权力机构以保障儿童权利顺利实现。世界上第一个通过立法建立专门的儿童人权机构的国家是挪威, 早在1981年挪威就通过了《儿童事务监察使》法案, 并于1998年进行了修改。此外, 澳大利亚儿童保护法中的参与原则、苏格兰的儿童听证制度、刚果一个完全由青少年组成的“儿童议会”以及德国国宾根大学的“儿童大学”等独立的儿童权力机构, 是“儿童权力”在许多西方国家制度化的实践。这样独立的儿童权力机构的职能有利于保护和促进儿童权利, 监督政府机构按照所承担的国际义务处理与儿童有关的问题, 并提高公众的儿童权利意识。同时, 此类专门的儿童权力机构应向所有儿童开放, 倾听他们的意见、解决他们的权利问题。唯有建立这类独立的“儿童权力”机构才能使儿童权力真正成为可能。
总之, 赋予儿童权力使儿童能发出自己的声音, 要求这些声音被听到, 且能够在既有权力系统中获得应有重视和对待, 是目前儿童权力研究和发展的主要课题。尽管儿童进行权力表达存有限度, 但更是儿童合理合法的正当诉求。如何在既有的以成人为主体、以成人权力替代儿童权力的社会生活场域中, 赋予儿童必要的适宜权力, 是当代“民主”在儿童权利领域的具体体现。
摘要：在大力倡导保护儿童权利的过程中, 儿童权利仍屡遭侵害。主要原因在于民众的儿童权力意识淡薄, 儿童权力实现存在依赖性, 成人权力对儿童权力的弩驾。为使儿童权力成为可能, 应普及民众的“儿童权力”意识, 培养儿童正确的“儿童权力”观念, 完善“儿童权力”的法律法规, 建立独立的“儿童权力”机构。通过对儿童权力与儿童权利的关系探讨, 提出赋予儿童适当权力是保障儿童基本权利得以实现的良方。基于此, 从揭示儿童权力的现实表征出发, 对儿童权力缺位的原因深层剖析, 并进一步为儿童权力成为可能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儿童权力,儿童权利,权力的缺位,赋权
参考文献
[1]赵汀阳.论可能生活——一种关于幸福和公正的理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116.
[2]人的安全网络.人权教育手册[M].李保东, 译.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 2005:288.
教师的权力和非权力影响力 篇5
教师非权力影响力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非权力影响力是教师素质、行为的综合表现和反映。决定教师非权力影响力的主要因素有四个方面。
一是品德因素。高尚的品德是教师的首要素质，也是教师赖以建立威信的基础。它包括思想、品行、道德、作风等。概括地讲，教师应该具有热爱教育、教书育人的信念，教育、爱护学生及为人师表的品质，具有勤奋学习、钻研教学的精神，具有严谨细致、言行一致的作风。
二是知识因素。知识是才能的基础，一定层次的教师必须具备相应的知识结构和知识面，教师的层次越高，所需要的知识也就越广博。知识渊博、学识丰富的教师容易得到学生的钦佩，从而转化为强大的影响力。
三是才能因素。才能是教师的重要素质，体现在教师教育教学活动的全部过程中，涵盖了组织能力、协调能力、指挥能力、决策能力、创新能力、口头表达能力等。教师才能的强弱，关系到教师在学生和家长心目中的信任程度，关系到教师影响力的大小。
四是感情因素。教师对学生的关怀、体贴、爱护、尊重，可以引起学生的情感反应，从而起到沟通双方感情的桥梁作用，并转化为学生行为的思想动力，从而产生凝聚力。
对于教师而言，提高非权力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这是因为，非权力影响力在教师从事教育教学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吸引作用。吸引是人际之间在思维上发生顺从的反应形式。被领导一方通过与领导一方之间相互交往的过程，在非权力影响力潜移默化的作用下，思维观念趋向一致和认同，这种观念的同化条件，对激发下属内心深层次的心理活动起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对于广大青少年学生来讲，更是如此。非权力影响力越大，吸引力越强。
第二，感染作用。感染是人际之间在情绪上的同化反应形式。表现为对他人在心理、思想、感情的自觉共鸣。学生在教师非权力影响力的感召下，从内心自发服从教师的领导，与“教师知己”同舟共济，把教师的要求变为自己的要求，从而产生内在推动力。
第三，效仿作用。效仿是人际之间在行动上的同化反应形式，它是受他人行为刺激后而产生的一种按照别人行为相拟的方式行动的倾向。教师的非权力因素对于学生的是非标准的认定和行为的舍取具有直接作用。因而，教师必须处处以身作则，以自己良好的形象为学生树立效仿的榜样。
第四，导向作用。教师的非权力影响因素对学生的政治信念、价值取向、道德风尚等有着积极的导向作用。教师作风正、品德高、知识广、能力强，就会引导学生群体树立正确的思想意识和思维观念，激发起学生群体道德修养、情操陶冶和注重知识学习、全面发展的热情。
制约教师非权力影响力发挥的因素分析
在实际工作中，不少教师未能很好地认识到非权力影响力的作用，而只是凭借自己在学生面前的特殊地位和权力来维系自己的形象和影响，使自身的非权力影响力逐步弱化，长此以往，就失去了学生的尊重和家长的信任。大致来说，制约非权力影响力发挥的主要因素有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认识上的模糊性。少数教师高高在上，以“权”为重，认为教师就是面向学生使“权”的，只要学生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决定一切事情。这种认识上的`偏差，导致他们在工作中往往家长制作风相对严重，教育教学工作简单机械重复，对工作对学生采取一种极不负责任的态度，习惯于发号施令，唯我独尊，而不把学生作为一个个平等的主体来尊重，挫伤了学生的热情和积极性。
二是感情上的亲疏性。少数教师对学生不是公平对待、一视同仁，而是亲疏分明。讲实惠，重利益，看好处，把纯洁的师生关系变成一种“等价交换”的利益关系。特别是表现在对少数或成绩较好、或能言善道、或家庭有背景的学生青睐有加，而对一些成绩不理想、相对调皮、平民子弟则不冷不热，从而伤害了学生的感情，也损害了自身形象。
三是运作上的随意性。更有少数教师，把知识当商品，把自己的岗位和“权力”当作为己谋私利的筹码，向学生家长直接或变相索要拿取财物，不仅在学生和家长中威信扫地，而且也严重地损害了学校乃至整个教师队伍的形象声誉。
四是学识上的短缺性。部分教师丢弃了“学习是最好的老师”、“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等传统美德，缺乏严谨治学的态度，整天忙于社会上的各种交际，疏于学习；或者索性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敷衍塞责，满足于已有知识，拘泥于条条框框，习惯于照本宣科，不求上进，降低了自己在学生中的位置。
从《权力精英》看美国权力结构 篇6
关键词：权力精英；教育制度；米尔斯；结构
一、《权力精英》及其作者
米尔斯，生于1916年，美国社会学家，文化批判主义代表人物之一，师从格斯和贝克尔。长期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直到1962年逝世。主要著作和译著有《韦伯社会学文选》、《性格与社会结构》等。在《白领：美国中产阶级》出版以后，米尔斯声名鹊起，其后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权力精英》、《社会学的想象力》相继出世。
米尔斯对美国权力结构的研究，集中体现在《权力精英》一书中，并提出了社会学著名理论—精英理论，成为社会学分析社会结构尤其是权力结构的一个独特的理论视角，同时播下了社会冲突理论的催化剂。为表扬米尔斯在社会学领域独有的贡献，美国“社会问题研究会”设立了“米尔斯奖”，奖励那些“在杰出社会学家米尔斯研究传统的指导下，着力于增进对人与社会的理解，最能代表优秀社会学研究的著作”。
二、内容简介
《权力精英》全书分为十五章，前十章即上流社会，地方社会，大都会四百强，名流显贵，大富翁，行政长官，公司富豪，军界领袖，军方的入阁，政治董事，是作者对美国社会结构尤其是权力结构的的分析和论证，主要对美国东北部、中西部和南部数十个中等城市的观察和评价为依据。在这十章里，作者主要说明了三个问题，即什么是权力精英？权力精英之间是什么关系？与上层的权力精英相对的社会大众又有什么权力？
所谓权力精英，是指某些政治的、经济的和军事的圈子，作为相互渗透、相互依存的集团，他们共同制定至少具有全国性效果的决策。“权力精英是这样一些人组成——他们的地位可以使超越他们超越普通人所处的普通环境；他们的地位可以使他们做出具有重要后果的决定。相对于他们所占据的关键位置而言，他们是否做出如此决定并不重要。行动未果，或决策失败，其行为本身就比做出决策更具影响力。”①作者在大量材料的收集和整理下，站在前人研究的肩膀上，主要采用韦伯的社会财富、社会权力、社会声望三维度分析法，当然，作者更注重权力或者权力精英研究。
米尔斯进一步指出政治、经济与军事权力三者之间的关系。其一、由于精英们的出身与教育的相似，在该领域一套完整的行为沟通标准以及成功人士之间的相互吸引，使得他们之间呈现的是一种合作关系。其二、三者之间可以随便转换，比如说拥有经济权力的精英可以向政治精英进行其他角色扮演，在今天的美国亦有相似的情况，拥有巨大财富的电影明星施瓦辛格后来成为加利福尼亚州的州长。其三、在不同历史时期，三方权力扮演的重要性也是有所区别的。早期是政治，之后到经济之中，到罗斯福新政时，二者紧密结合，二战后，军事权力地位上升，三者趋于平衡。
在第十一章—平衡理论，主要是对平衡理论以及多元论的批判。作者认为美国的民主主要存在于社会上层，国会中的他们并不代表人民，平衡理论只存在于一定时期，权力掌握在少数精英的手里。十二章—权力精英，主要说明美国权力变化的五个时代。十三章—众社会，大众社会是相对于权力精英而言的，它由占人口大多数的、处于无权状态的社会底层构成。社会精英把传播媒介作为美化政治和社会不平等的工具，民众只能被动的接受精英阶层通过大众媒介所传达的标准和规则。同时大众媒介的娱乐功能转移了人民对政治问题的关注，人民处于麻木不仁的状态之中。十四章—保守情绪以及十五章—高层的不道德，主要是对权力的批判，权力精英在决策中有保守情绪，高层的不道德表现为腐败、对大众的不负责、黑箱操作。
通过以上分析，米尔斯揭露了美国权力结构的一般特点：在顶层出现了权力精英，且常常表现为有意的合作。中间阶级是一种漂浮不定的僵持、平衡的力量，没有将底层与顶层联系起来。社会的底层在政治上一盘散沙，甚至作为一种消极现实，越来越没有权力，大众社会正在出现。
三、书评
名满天下，谤亦随之。对《权力精英》的批评，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太多义愤的发泄。《权力精英》实际上是两部书，第一部为第一至第十章，米尔斯以临床诊断性质的语言集中描述了美国的权力结构，材料丰富，运用大量的事例研究。在第十一至第十五章，就将语言风格一变而充满了义愤。如：“不切实际的现实主义”、“高层的无知”等。严厉谴责“二流的头脑”和“沉闷乏味的陈词滥调”。
第二，米尔斯并没有充分论证媒介在转变过程中的运作过程，也没有注意到媒介本身是一个具有能动性的力量，更没有充分洞察到诸如“弱者的武器”这样的底层日常生活反抗，这些都是今后深入的底层研究提供了挖掘的空间。”②
第三，对《权力精英》的现代读者来说，明显的问题在于它的结论是否还适用于今日的美国。笔者认为首次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因为这不是检验一本社会学书籍水平的标准，没有一本书可以准确的预测几十年以后的事情，即使有，那也是预言家的事情，不是社会学家的工作。如果每一本社会学著作都成功预言了几十年以后的社会存在状态，那么几十年以后的社会就不需要社会学家了，我们不需要社会学家来预测更遥远的事情，那是毫无意义的，我们知道，社会学的目的在于发现和解决社会问题。
虽然《权力精英》存在一定的问题和不足，但笔者认为它不失为一部现代经典；人们能给予一位社会批评家的最高荣誉是批评，这本书值得新一代人去阅读，因为他提醒我们，在热情思考的同时，更不能忘记分析能力，如果你想成为一位知识渊博且富有同情性的公民，这一点是很根本的。
四、思考与问题
读完《权力精英》一书，有很多话要说，也确实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有意义的问题。《权力精英》让我们了解到当时美国社会的状况，其权力结构是如何分布和运行的，社会大众是怎样形成的，启示我们思考自己所处社会的权力结构。理论界普遍认为：现代社会理想的阶层结构应是“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形社会结构。据西方社会发展的经验，中间阶层的人数至少应占4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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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仍是传统的“金字塔型”。有学者认为，“现在我国中等收入阶层占全社会比例为20%，而发达国家是80%。社会中等收入阶层的扩大，从社会学上来说，意味着社会分化小、贫富差距小，形成合理形社会结构。即 “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形社会结构。”米尔斯说的是美国，其实也切合中国的现实，不过作者在书中描述的是美国的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军事精英联手控制了国家，也许因为当时处于冷战中，军事精英的地位更高影响力也更大，而西方的文化精英虽然总体上也采取合作态度但毕竟有独立批判的传统，而在我国知识分子的独立和批判是微弱的。在中国，军事依附于政治，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我国是政治精英和经济经营在社会事务的决定中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其二，从书中可以知道，美国的权力精英是如何形成的？精英阶层为什么可以长久的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米尔斯告诉我们这是受教育的作用。“学校教导他们做好在上流社会的充分准备，学校承担着挑选和培养国家上流社会新面孔的责任，以及维持上流社会世袭家族后代的更高标准的使命。”③中国富人家的孩子倾向于叛逆、非主流等，美国上流阶级的子女也会这样吗？美国上流阶级为什么没有形成中国“富二代”这样一个备受社会关注的的现象的原因何在？是什么规避了这样一个问题？
第三，在《权力精英》一书中，社会底层的社会大众是没有权力的，由于大众媒介的影响，社会大众连跻身社会上流的愿望也降低或者说没有了。在中国，这种情况也是很明显的，教育的作用备受怀疑，大众媒介的娱乐作用效果显著，本该成为社会精英的大学生对网络却别具匠心。研究表明，中国的社会流动在一定程度上是固化的，上流阶层一般不会流出，仇立平指出，中国是没有中产阶层的，即使有，他们踏入上层社会也是有难度的，身处社会底层的普通大众就更不用说了。但是，作为社会低层的一员，我们没有能力说社会底层都要跻身于社会上层，这是一个公共论题。就个人而言，我们是有权力追求上流社会人士的生活的，我们也应该去追求属于自己的高尚的生活。拜读毕，有一个问题一直萦绕耳旁，一位普通大众如何成为一位所谓的社会精英？也许道路迷茫，不过，笔者相信，那些在人生道路上，尤其是在接受教育的时代，能够脚踏实地、刻苦学习的人，将来一定是有好的归属的。
注释：
①米尔斯，《权力精英》 王崑、许荣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85页。
②吕鹏，《米尔斯：美国社会权力结构已失衡》 中国社会学报，2011年8月20日。
③米尔斯，《权力精英》 王崑、许荣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1页。
参考文献：
[1]米尔斯，《权力精英》 王崑、许荣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2]呂鹏，《米尔斯：美国社会权力结构已失衡》 中国社会学报，2011年。
[3]侯钧生：《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 ，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
[4]贾春增：《外国社会学史》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
[5]谢立中：《西方社会学名著提要》，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
权力策略 篇7
关键词：“权力距离”,原因,策略,跨文化交流
荷兰学者吉尔特·霍夫斯泰德 (Geert Hofstede) 是当今全球著名的跨文化研究和管理学专家。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之间, 他所建立的“个体主义VS集体主义”、“权力距离”、“不确定性规避”和“刚性气质VS柔性气质”。四个国家文化维度理论, 影响了涉及社会科学的诸多方面。“权力距离” (Power Distance) 作为其中之一, 是对比国家之间文化差异的常用理论。对于交往日益密切的中国和美国来说, 二者文化差异显著, 对比性研究显得尤为必要。探究中美两国权力距离差异的原因可从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三个方面入手;应对因差异产生冲突的策略也可归为三个层面, 而增强和转变意识是最为关键的。
一、中美分别为高、低权力距离国家
1.“权力距离”文化维度
所谓“文化维度”, 就是“一种文化相对于其他文化来说可以测量的方面”。[1]23正是因为霍夫斯泰德做了大型的调查问卷, 并通过因子分析和线性转换的方法得出了衡量文化价值观四个层面的数据信息, 所以称它们为“文化维度”。
在霍夫斯泰德《文化与组织:心灵的软件》一书中, 他把“权力距离”定义为:“在一个国家的机构和组织中, 弱势成员对于权力分配不平等的期待和接纳程度。在这里, 机构是指社会的基本单位, 例如家庭、学校、社区等;组织是指人们的工作场所”。[1]46由此可见, 对权力距离的描述是以弱势成员的价值观为基础的, 只有存在下级才会存在领导, 只有存在服从才会存在权威。
2. 中美权力距离指数:一高一低
在霍夫斯泰德的研究中, 权力距离的高低用权力距离指数 (Power Distance Index, 简称PDI) 来衡量。权力距离指数就是用数据形式显现出权力距离的高或低, 这些数据是相对的, 只有在对两国或多国的文化维度进行对比时才会有意义。霍夫斯泰德把指数的范围界定在0分到100分之间, 得分越高, 表明权力距离程度越高。在所有被调查的74个国家和地区中, 中国的PDI为80分, 排名12;美国的PDI则为40分, 排名57。[1]47由此可见, 中国是一个高权力距离国家, 美国是一个低权力距离国家。
在类似中国这样的高权力距离 (High Power Distance, 简称HPD) 国家, 拥有较少权力的一方认为“社会等级结构的存在很自然, 权力关系在日常生活、工作和交际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人们根据不同的权力关系来调整自己的言行”;[2]93上下级之间的情感距离较大, 下级较满意于命令式的管理方式, 不太愿意与上级商讨问题或公然反驳上级。在类似美国这样的低权力距离 (Low Power Distance, 简称LPD) 国家, 社会成员认为权力分配不均应该降到最低点。上下级之间的情感距离较小, 下级更容易与上级商讨问题并敢于反驳上级的意见;上下级之间认为彼此本质上来说是相对平等的, 只是扮演的角色和执行的任务不同。
二、中美权力距离差异的原因探究
1. 中央集权制VS移民大家庭
政治方面, 中国曾是历时悠久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在封建社会, 统治者独断、位高者权重、长幼尊卑等封建理念根深蒂固、深入人心, 不同等级间的权力分配悬殊, 而受压迫者却已然接受了这样的等级差别。在当今社会主义中国, 虽然不存在统治者和受迫者, 但是受千百年来等级观念的熏染, 人们仍然认为权力分配不均属于正常现象, 只是较封建社会而言, 这种程度要小得多, 且带有显著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浓烈的民主意味。
美国是一个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 未曾经历封建社会。它也是由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移民融合而成的大家庭, 各族人民怀揣着“美国梦”来到这块圣洁的土地上, 就是为了寻求自由、平等、财富和幸福的生活。从建国到如今两百多年的时间里, 政治上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相互制约和平衡。人们努力追求权力分配的相对平等, 虽有地位高低和级别差异, 但在本质上是无差别的, 因为美国人时时奉行着“人人生而平等”的箴言。
2. 农业文明VS商业文明
经济方面, 中国是典型的农业大国。历史上, 封建等级制度下的农业文明占据主要地位, 因此中国农业文明也带有显著的宗法性。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 人们相信权力分配理应按照一定的“天理”来进行, 少有主动追求公平的愿望。而如今的中国人已从这种封建宗法性中走了出来, 努力追求权力分配的主动性。
美国文化是商业文化的典型代表。在美国, 包括农业在内的一切产业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被高度商业化了。美国的商业社会性质实质上是契约性社会。即人与人之间是以契约为依据的“法定”关系。美国商业社会中, 人们把商业交易中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关系带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从而促进了各个领域人际间理念的平等。
3. 儒家思想VS基督新教
思想文化方面, 中国受儒家思想主导。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 它成型于封建社会, 因而必然带有鲜明的阶级性。儒家思想历来讲究尊卑有别、长幼有序, 它宣扬“仁爱”, 但这种“仁爱”是以血缘为基础的;它宣扬的“忠孝”、“三纲五常”等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伦理概念也已深入人心、影响深远。儒家思想孕育了“官文化”, “官”即“权”, 通过当官才能掌权, 官与民地位悬殊。
美国文化是一种基督教文化, 确切地说, 是一种基督新教文化。据统计, 在美国将近90%的人是基督徒, 在这些基督徒中, 大约59%的人为新教徒, 因而基督新教是美国人的主流宗教信仰。新教教义宣扬“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和“无差别的爱”, 主张独立自由, 反对等级分化。美国的基督新教思想孕育了“平民文化”, 即美国社会中没有强权压制和贵族剥削的思想, 它包含“自由平等、有限政府、机会均等、保护私有财产”[3]等思想。
三、中美权力距离差异的策略解析
1. 树立跨文化意识, 了解并尊重异国文化
很多跨文化沟通中的文化冲突并非人们蓄意谋之, 而恰恰是缺乏相应的跨文化意识, 因而从思想上树立和加强跨文化意识是最为关键的。在了解、掌握和熟练运用本国文化的同时, 更应该善于观察、了解和学习异国文化并与本国文化作比较, 总结出他们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在中美跨文化交际中, 应该以增强意识为前提、以增进了解为基础、以相互尊重为原则, 做到知彼知己、取长补短, 从而为有效沟通搭建起稳固的桥梁。
2. 摒弃民族中心主义, 入乡随俗, 注意禁忌
民族中心主义, 即认为自己的文化是优秀的, 并把它视为评价一切文化的标准, 忽视、否认甚至贬低其他民族的文化。在跨文化交际中, 为了避免引起冲突, 一定要摒弃这种狭隘的民族中心主义, 树立一种民族相对主义, 即“各种文化没有孰对孰错和高低优劣之分, 也没有一个相对的标准, 各种文化都有其优越之处”。[4]在中美交际中, 最保险的办法就是入乡随俗, 时时按照所在国的道德行为规范和风俗礼仪办事, 并且时时留心和注意所在国的禁忌, 以免引起不愉快和沟通的失败。
3. 进行必要的跨文化培训, 建立全球文化观念
跨文化培训是应对文化差异、防止文化冲突最有效的手段。“跨文化培训主要的内容包括对双方民族文化的认识和了解、文化敏感性和适应性的培训、语言培训、跨文化沟通及冲突处理能力的培训”。[5]通过良好的跨文化培训, 人们可以更容易地意识到并承认不同的文化, 也能在面对差异时寻求更好的应对技巧, 学会调适与其他文化人互动时所面临的困难局面。同时, 只有建立一种全球文化观念, 把自己置身于世界文化范围内, 因时因地因人巧妙运用恰当的文化策略, 才能在中美以及各种文化交往中达成令人满意的效果。
参考文献
[1]HOFSTEDE, GEERT.Cultures and Organizations:Software of the Mind[M].London:McGraw-Hill, 2005.
[2]陈国明, 安然.跨文化传播学关键术语解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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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国平.国际商务沟通中的文化差异及其影响[J].江汉论坛, 2007 (.12) :114-115.
权力策略 篇8
关键词：大学制度,行政权力,学术权力,竞争力
自1978年美国学者伯顿·克拉克在《学术权力》一书中提出“学术权力”概念, 并在20世纪90年代初被国内学者引入到我国高等教育研究领域之后, 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之争就一直没有停止过。笔者无意于讨论两种权力之间的关系, 只是从大学制度视角来看, 行政权力的角色定位直接影响着大学制度的结构及其功能, 影响着大学的核心竞争力的强弱。而这是近年来不为关注的一个研究领域。
一、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冲突与整合对大学制度产生深刻影响
所谓学术权力指大学里管理学术事务的权力, 其行使权力的主体主要是从事教学和科研的学术人员。学术权力服务于学术人员及其所在学科。行政权力主要指大学中的党政权力, 即大学的党政机构为实现组织目标, 依照一定的规章制度对大学自身进行管理的权力, 其行使权力的主体是与职位相联系的大学校长、院长、处长、科长等。行政权力保障大学组织的正常运转和大学目标的实现。学术权力源于学者们的知识资源及其转移能力而形成的一种无形声望和权威。学术权力的运作方式是自下而上的;行政权力则源于组织任命和委派, 带有强制性, 其运作方式是自上而下的[1] 。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主体、客体乃至实现形式都是交叉重叠的, 因而两者间的实际边界也是模糊的, 难以清晰地加以界定。这就导致了大学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之间, 既存在矛盾冲突的一面, 又存在融合发展的一面。
一方面, 行政权力挤压学术权力, 甚至侵蚀学术权力;行政权力驾驭学术权力的现象时有发生。就外部环境而言, 高等学校没有办学自主权, 习惯于上令下行的行政管理模式, 同时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 我国大学等同于政府的一个组织机关, 实行以党政管理为核心的管理模式, 行政权力过于强大, 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学术权力, 使学术权力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 学术权力的作用失灵, 影响大学整体目标的实现。就内部运作而言, 高等学校内部运行要求建立合适而高效的组织结构和运作机制, 各部门和院系负责人由学校统一任命。庞大的行政权力系统集行政和学术权力于一身, 行政权力超越甚至取代学术权力的现象时有发生。在高校内部事务中, 行政权力代替、包办、挤压学术权力的现象日益泛化。如大学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主任一般由校长兼任, 委员则是各学院院长、各主要部处负责人。传统的“学术帝国”、“教授治校”已不复可能, “学术决定一切”的权力生活方式也一去不复返。加之长期以来的“官本位”思想、体制, 影响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之间的关系。人们追求行政级别, 追求官位。权力过于向上集中, 使得基层的自主权受到限制, 院系的自主权较小。高校内部以专家、学者为核心, 学术组织为主体的学术权力的地位得不到应有的重视。行政权力主导型的管理体制导致了大学教学、科研等中心工作的边缘化, 学术权力缺乏影响高校学术事务决策的合法途径和方式。
另一方面, 大学作为非营利的第三部门, 或者说是非政府组织, 不同于企业, 不追求利润最大化。其声誉、地位既不是行政授予也不是营销所得, 而是长期的非盈利性的教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等综合因素的积淀。这不是行政权力可以左右的, 必须借助于学术权力才能构筑。因此, 行政权力向学术权力让渡一定的权力空间, 借助于学术权力营造学术声望就成为必然。尽管大众化时代大学行政权力的强化是一个必然的、普遍的现象, 但大学的长久扩张为学术权力提供长久的发展动力, 提供了学术权力存在发展的合法性基础。大学的职能和属性决定了学术权力是大学权力的基础, 行政权力是为学术权力服务的, 是在保障学术权力的条件下行使行政权力的, 它们应该各司其职, 在各自的专属领域发挥作用, 进而使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在大学内部治理结构中达到最优配置。大学客观上需要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融合。而行政权力的缺陷又使得两种权力的关系失衡、冲突严重。这对大学的制度设计、制度定位、制度再造等产生全方位的影响。
二、行政权力在大学制度建设中的角色定位
随着大学规模的扩大、功能多样、结构复杂, 大学与社会的联系日益紧密, 要求分离出专门人员、机构来处理日常事务[2] 。大众化时代高等教育行政权力得以进一步强化。正如范德格拉夫在对西方发达七国自1950年以来高等教育发展的比较分析中发现, “几乎所有国家, 决策权力都在从较低的层次移向较高的层次, 不管在全国还是在州的范围内, 政府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在大学中, 配有专职学术管理人员、主要行政管理和规划的官僚机构扩大了, 他们承担着相当一批制定和实施决策的职责。” 显然, 行政权力的强化已成为大众化高等教育的一个普遍现象。但正如我国著名高等教育理论家与实践家朱九思先生所说:“大学行政管理的作用丝毫不容忽视, 但不能因此就用行政权力代替学术权力。”那么, 如何合理定位行政权力的角色?
一是行政管理领域以行政权力为主导。行政管理领域以行政管理专业人才参与管理为主, 通过科层制结构优化配置各级各类权力机关, 界定行政管理的边界, 实施集权与分权相结合, 以权力制约权力。树立行政管理人员的权力意识、服务意识、竞争意识、沟通意识等, 竭尽所能为学术活动搭建最好的平台, 保障学术活动顺利进行。
二是学术活动领域行政权力退位, 权力让渡给学术机构。权力是依赖的函数。分散学术权力, 减少对某个权威的依赖性, 以学术权力制约学术权力。建立各级各类的分学术委员会, 扩大学术民主, 营造学术氛围。在院 (系) 一级要采用扁平化结构, 避免金字塔式的科层结构, 充分发挥基层学术权力 (特别是教师集体权力) 自我控制、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作用, 尽最大可能减少行政权力的影响力, 努力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将行政权力建立在学术权力基础之上, 因为行政权力不仅依赖于法律法规、行政条例, 而且依赖行政者自身的综合素质。
三是研究型大学行政权力不宜过于强大。大学运作以教学科研活动为基础, 研究型大学更是如此。研究型大学一般建校历史较长, 学术管理有一定基础, 行政管理比较规范, 办学层次较高, 以学术权力为主导模式, 可以更好地规范行政权力。要加大教师、专家参与行政决策的力度, 逐步实行教授治校, 即运用教授会、评议会、理事会等形式, 使教授在院 (系) 及大学管理中具有更大的权力, 发挥更大的作用。要增强教学、科研人员参与管理的意识, 扼制行政权力的泛化, 提高大学的学术地位、文化品位。
四是教学型大学行政权力引领学术机构。就我国大学分布现状看, 单纯的教学型大学包括一些多科性学院、单科性学院、普通专科学校和高等职业技术学院等, 主要从事本专科教育, 学校以教学为中心, 科研实力较弱, 历史较短、办学水平较低, 学术氛围、学术风气尚未规范或正在形成之中。学校主要依靠行政人员行使行政权力决策, 教授有限参与行使学术权力, 校长权力较大[3] 。
三、强化行政权力, 提高大学的整体竞争力
了解权力才能善用权力, 了解权力才能执行权力、强化权力、巧用权力, 才能利用权力构建新的制度规范, 持续有效地提高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1.强化行政配置权力, 激活大学的制度活力。
大众化教育带来了办学规模的不断扩大和管理模式的多样化, 需要大学内部管理权力的重新分配与合理调配。从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经验看, 现代大学制度的建设是一种制度变迁、创新的过程, 合理的权力结构是现代大学制度生成的关键。今天的高等教育所处的外部环境, 高等教育的地位、价值理念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要充分认识大众化时代高等教育行政权力的合理性, 承认一定程度的行政权力对于高等教育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必要性, 改变过去一味追求学术权力的片面观念。权力也是一种支配力、强制力和影响力, 通过权力的行使达到某种目的或实现某种利益。要充分利用行政权力优化配置包括人财物在内的教育资源, 掌握用人之道, 为学术权力提供活动空间。借助于制度安排的硬权力, 获取更多的难以替代的稀缺资源, 设计大学组织结构及其初始制度安排, 激活制度的潜在动能。
2.强化行政规制能力, 推进大学的依法治校能力。
要建立科学合理的行政权力运行机制, 制度设计是关键。只有具备完善的制度, 通过制度对权力进行合理的分配, 才能在各种权力关系中形成相互制衡关系。虽然我国1998年颁布的《高等教育法》中, 以法律的形式对高等教育的办学自主权作了明确的规定, 但在实践中得以实现还需假以时日。要依据大学的使命宗旨正确处理好依法治校过程中不同利益团体权力的关系, 如党委系统、行政系统、学术委员会等机构之间的制衡;学校、学院、学科间的制衡;涉及教师和学生利益的各利益团体间的关系处理, 如学生会、工会、教职工代表大会等。在相关管理制度设计中, 一是要明确学术权力, 给予学术权力应有的地位和权威, 建立发挥其效能的制度保障机制;二是要合理规范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各自发挥作用的领域和范围, 不仅要将权力保持在合理行使的限度内, 而且要使他们沿着规范性和程序性的轨道来运行;三是要确立民主参与的原则, 同时在权力的分配上要考虑大学的主要群体都应当在相关利益的决策机构中拥有其代表, 这样可以防止权力的滥用倾向。要健全和完善学术权力的制约机制, 在制度设计上设置对学术权力机构滥用权力的制衡, 由行政权力制约, 行政要尊重学术组织的意见, 但有最终的决定权。
3.强化行政协调能力, 保护大学的学术生命力。
大学作为知识创造与转移的主要活动载体, 学术活力是高于一切的生命线。实际上, 行政权力是为了保证学术事务更符合受教育者和社会的需要, 学术权力也是为了保证学术事务更加符合理性和认识的逻辑与规律, 以便更好地满足这种外在的需要。没有行政权力的制约和帮助, 学术事务在大众化时代就会远离社会的发展方向, 并且无法有序开展, 最终丧失其存在的社会基础和有效运行的秩序。但如果片面强调行政权力, 也会使学术事务违反其本身发展的内在客观规律, 最终导致学术事务的低效。因此, 尽管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要实现有机耦合与良性互动, 但我们仍需维持并合理强化大学内部的行政能力, 发挥行政权力的资源集聚与调配功能, 为学术活动提供充裕的制度保障, 不断强化大学的学术生机和生命力。
4.强化行政服务和建设能力, 提升大学的执行力。
大学行政部门的权力作为一种行政力量, 只有得到广大师生员工的广泛认同并接纳, 才能产生积极效果和正向效应。因而, 大学内部行政部门要牢固树立“师生权利本位、行政服务本位”的观念, 以实现师生根本的学术 (学习) 权力作为自身服务的最高标准。对大学内部行政组织而言, 必须以师生拥护不拥护、师生赞成不赞成作为实践行政权力的最高准则, 即建设服务型行政组织, 明确并强化服务职能, 包括加强教学和科研设施建设、提供学术保障服务、发布行政信息等, 为师生参与大学活动提供保障和创造条件。对大学的每一个行政人员而言, 都要实现由“管理者”向“服务者”的角色转换, 与时俱进, 持续地强化大学的行政执行功能、服务功能, 弱化职位的权威性。要将新公共管理的理念引入到行政权力运作过程中, 摆正行政部门在高校中的位置, 将“管理就是服务”作为高校专职行政人员管理理念的核心, 行政服务重在掌舵而非划桨, 不断深化大学的办学理念, 提升大学的执行力, 保证教育方针和办学思想得以贯彻落实。
5.强化基层的行政管理权力, 提高基层机构和人员的竞争力。
处于基层的学者在学习和生活中较强的自主性和对科层管理的抵制, 使得大学必须为他们保留尽可能大的学术权力, 允许他们追随自己的好奇心, 按自己的方式开展工作。因此, 扩大基层的自主权, 是增强基层自主适应能力, 激发其创造性的一个重要前提, 也是高校管理层次权力分配的一个重要取向。放眼高等教育发达国家, 大学基层均拥有较大的自主权。欧洲各国的国立大学往往是越靠近基层, 权力越大;日本国立大学, 基层拥有强有力的权力;甚至以行政集权为主的美国州立大学, 基层权力也在逐步增加。唯有如此, 才符合大学知识分布特点和组织特性的要求。况且, 权力集中在学校一级会导致基层缺乏责任感, 积极性和创造性的自我发挥受到抑制。所以, 在扩大基层的管理权限时, 应根据基层组织与学科、专业活动联系密切的特点, 给基层组织以相应的学术及相关事务的管理权, 如学科和课程的调整设置权、资源分配权以及一定的人事权等, 进而形成比较合理的职能管理层次。但应该明确的是, 权力下放应遵循“以学术权力为主, 行政权力为辅”的基本原则, 进一步强化学术权力, 加大行政权力的执行力;同时重心下移并不意味着学校放手不管, 而是要建立和完善监督评价工作体系, 促使各部门更好地发挥宏观评价、监督、调控职能, 强化目标管理, 实现大学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加]约翰.范德格拉夫 (王承旭, 等译) .学术权力——七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比较[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2.
[2]鲁晓泉.试论大学学术权利和行政权力的协调[J].财经界 (下半月刊) , 2006, (2) .
权力策略 篇9
一、福柯和朗权力观的思想来源不同
福柯在年轻时期开始接触尼采并深受其影响, 在他1961年发表的《疯癫与文明》序言中鲜明的折射出尼采式探求方式对他学术生涯的重大影响。他指出, 他的目标将是“以悲剧因素的恒常结构去对抗历史辩证法”为此需要进行多方面的探究, 但所有这些探究都将“在伟大的尼采式探究的太阳照耀下”去进行。福柯认为“尼采是个关于权力的哲学家, 但他做到了不把自己局限在一个政治理论之内去思考权力。”福柯的权力哲学理论正是在尼采的启发下打破陈腐的思维方式, 颠覆了传统权力理论, 重新对权力话语进行表述。
作为后来者的朗, 其思想来源较为庞杂。他是在韦伯、马克思、弗洛伊德、柏拉图等有关论述的基础上, 把不同的甚至对立的权力概念梳理成互相依存、互相转化的权力概念体系。他对权力的定义, 即“某些人对他人产生预期和预见效果的能力”是借用了伯特兰·罗素的较广泛的定义。同时, 其著作中大量采用了社会心理学观点, 也正是因其对权力过多的社会心理学观点和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观点, 朗也遭到了学术界的批评。
因此不同的思想来源构成两者对权力概念、权力形式、权力基础的不同理解和阐述。
二、福柯和朗的权力观比较
1、两者权力内涵不同
福柯以其“微观权力理论”闻名于世。而在这套复杂而又互相关联的权力理论系统中, 最引人注目的大概就是他的权力概念, “权力不是一种制度, 不是一个结构, 也不是某些人天生就有的某种力量, 而是大家在既定社会给予一个复杂的策略性处境的名称。”
在比较了前人的相关论述后, 朗将权力定义为“是某些人对他人产生预期效果的能力”这个定义中有这样五个问题:即权力的有意性;权力的有效性;权力的潜在性, 即A控制B的权力在尚未实际行使时就可预见到B的预期服从;第四个问题是权力关系的单向性或非对称性, 即某些人有影响他人的权利, 而反过来就没有类似的权利;最后一个问题是权力产生效果的性质问题:即除了明显的和行为方面的效果, 纯粹主观的、内心的效果是否也算在内。
2、两者权力表现形式不同
朗认为权力具备形式, 这些形式包括:武力、操纵、说明和权威。在他的《权力论》中, 作者花费了大量的章节来解释这四种权力的形式, 以用来说明“不同形式如何在现实中融合, 如何在特定权力关系中联合和共存”, 并最终为其利用这个分类来阐述其“权力关系的‘动力学’”铺平道路。他讨论了四种不同类型的组合和相互关系, 认为“特定的权力行为通常是各种行为之间关系的更大的互动网的一部分, 从它们的背景中孤立出来观察才显示不同的权力形式……有某种综合性与强度的稳定权力关系很少基于单一的权力形式。掌权者能行驶多种权力形式对保证维持其控制是有利的。”他还提出了“倾向性法则”, 认为“当权力关系经常反复出现时, 每种权力形式有随着时间推移转变为不同形式的内在倾向。”
福柯不将权力看做一种形式, 而将它看做使用社会机构来表现一种真理而来将自己的目的施加于社会的不同方式, 他说:“如果我们在看待权力的时候, 仅仅把它同法律和宪法, 或者是国家和国家机器联系起来, 那就一定会把权力的问题贫困化。权力与法律和国家机器非常不一样, 也比后者更复杂、更稠密、更具渗透性。”
三、两者权力产生基础不同
对福柯而言, 权力不只是物质上的或军事上的威力, 权力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是权力和知识的关系。“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 不相应的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 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即能够表现出来有知识是权力的一种来源, 并引进了“话语”的概念。这里的“知识”有更广泛的含义, 即人们对整个世界认知。福柯认为人们只有精通某一领域的知识才具备了这个领域的话语权, 同时, 这一领域的知识只有被普遍承认, 才能转变成“权力。”
在总结了埃齐翁尼、拉斯维尔和罗伯特·达尔的相关论点后, 朗认为权力的基础是资源:个人资源和集体资源。他借鉴了威廉·甘森的“流动性”概念来区别资源, “高度流动的资源‘在施加影响时很少需要或不需要重新部署就可以立即使用’。而流动性低的资源‘只有在重新部署或以某种方式动员后才能用来产生影响’”很显然, 朗认为个人资源流动性较高, 因为个人拥有的资源:金钱、时间、声望、某种知识或信息都是很容易转化为政治用途的。集体资源是那些由个人资源集中起来服务于共同目标的资源。
综上所述, 福柯和朗因其研究方式和思考角度的不同, 展现给我们两种不同的权力观, 丰富了权力理论的宝库, 促使我们在对以往经典权力理论批判和分析的基础之上产生更多的现实思考。
摘要：关于权力的研究一直是政治学的主题之一, 米歇尔·福柯以其“微观权力理论”闻名于世。丹尼斯·朗则在前人的基础上, 以美国政治制度的民主模式为观察点对权力进行分析, 两者的思想来源、权力观念各有特色, 分析两种权力观的不同之处, 对现实社会具有积极作用。
关键词：权力观,比较,原因
参考文献
[1]詹姆斯·米勒.福柯的生死爱欲[M].高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90.
权力策略 篇10
坚持实行高等教育分级管理制度
我国目前已经形成了以地方高校为主体,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分级管理、以省级政府为主的教育格局。省级政府应拥有以下对地方高等教育的管理权限:贯彻执行和指导检查国家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 制定地方性高等教育政策;根据本地区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制订地方高等教育发展规划和年度招生计划, 调整高等教育的布局和结构;根据地方的实际, 依照国家的高校设置标准, 设置、撤销和合并地方主办的高等学校;组织领导招生工作, 指导毕业生就业工作;审批地方高校本、专科的专业和学位点, 以适应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加大高等教育投入的力度, 负责地方高校的教育经费预算的分配和决算的审核;任免地方高校负责人, 组织和指导地方高校的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工作。除此之外, 省级政府还应具有指导地方高校的思想政治、教学、科研和后勤工作, 组织本地区高校的教育质量检查与评估等权限和职能。
应依法落实省级政府对地方高等教育的管理权限。这样有利于调动地方发展高等教育的积极性, 更好地体现高等教育发展上责、权、利相统一的原则;有利于深化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 克服条块分割办学体制的弊端, 协调教育部门与其他部门的相互关系, 形成有效的宏观调控机制;有利于提高办学效益、优化高等教育结构, 实现高等教育资源的有效利用, 提高高等教育的总体效益;有利于促进高等教育的多样化, 促进高等教育更好地为地方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 形成高校与社会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实行高等教育分级管理体制, 应落实和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要增强高校办学活力, 就必须使高校拥有更大的办学自主权。政府要承担起发展教育的责任, 但必须转变职能, 把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要减少并规范对学校的行政审批和直接干预, 更多地运用法规、政策、标准、公共财政等手段, 引导和促进学校依法自主办学。保障高校依法自主开展教学、科研活动, 自主调整学科、专业, 自主进行内部管理。扩大高校在办学模式、育人方式、合作办学等方面的自主权。
坚持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进一步加强党对高校的领导, 应把党对高校的领导体现在管理体制中。要充分发挥党委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高校党委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思想领导、组织领导和对办学方向的把握。对重大问题的决策, 要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下, 建立党委集体决策的制度和机制。要把党委集体决策的制度和机制具体化, 能够真正设计出落实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具体制度, 明确党政决策的权限、程序和责任。
高校党委应履行五项职责: (1) 把好方向。坚持马克思主义在高校的指导地位, 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 统筹改革、发展和稳定工作, 统筹人才培养、知识创新、社会服务三大任务。 (2) 抓好大事。集中精力抓好学生培养教育、教育教学改革、学校管理等关系全局、关系长远的重要工作。 (3) 用好干部。着力构建“赛场上选骏马”的干部选拔评价机制。不仅要看高学历、高职称, 更要看高觉悟、高能力。 (4) 带好队伍。坚持严格管理, 从严要求, 切实加强高校党政管理队伍、教育教学师资队伍和科研创新人才队伍建设。 (5) 加强党建。坚持党要管党, 从严治党。
要坚持发挥校长负责制的作用。校长负责就是让校长充分行使《高等教育法》所赋予的行政权力, 同时承担相应的责任。校长既是先进教育思想的探索者、承载者、宣传者和贯彻者, 也是学校行政管理系统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以校长为首的行政管理系统是大学内部治理机构中行政性权力的体现。针对我国高校现状, 要强调行政管理对教学、科研等主要学术活动的保障、支持、组织、协调和服务功能。坚持校长负责有利于校长和其他行政管理人员的专业化、职业化建设。要使校长能够切实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所赋予的权利, 集中精力办学, 当好教育家, 切实承担作为学校法人代表的所有责任。校长不仅是学校行政系统的首脑, 也应是行政性权力和学术性权力之间的桥梁。
建立并完善学术民主制度
大学的学术事务特别是重要的学术事务要由学术人员参与决策和管理。学术人员对学术的发展规律、学术内在要求、学术标准有着深刻的理解。学术人员参与学术决策与管理应该制度化, 有相应的组织形态和规章制度。
大学建立学术制度的关键目的是充分发挥高校学术委员会、教授委员会等学术组织的作用。现代大学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科学划分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 不能用行政权取代学术权, 把各种学术性质的委员会作为“点缀”和“花瓶”, 作为行政系统的附庸;也不能用学术权取代行政权, 搞所谓的“教授治校”。现在高校最大的问题是行政权代替学术权, 学术组织的作用发挥不充分。明确在学科专业设置、教学科研计划方案、评定教学科研成果、人才引进、专业技术职务评聘以及学科科研资源配置方面, 应首先经过学术委员会、教授委员会等学术组织的审议。学校发展中的重大事项也要征求学术组织和专家学者的意见。学校领导要定期向专家教授通报情况, 与专家学者交朋友, 虚心听取专家学者的意见和建议, 使高校决策更具科学性。
大学学术制度要实施教授治学。高校基本活动的主要形式是教学和科研, 教授是实施这些基本活动和承载学术性权力的主体。教授治学不仅体现在学科层面上, 而且在本质上也具有很强的学术属性。教授治学就是要在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和体制上为学术性权力参与决策和管理定位, 并加以制度化和规范化。实施教授治学有利于增强教师队伍的凝聚力。仅仅依靠经济措施无法从根本上吸引和凝聚人才, 在制度上确保学术性权力对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的参与是尊重知识的体现, 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必然要求。
坚持规范完善院系领导和管理体制。院系是高校科研、教学和学科建设的主要承载者, 学校要转变行政管理职能, 强化战略规划、政策引导和综合服务协调功能, 把更多资源下放。高校的管理权限必须重心下移, 健全院系的领导体制。要进一步加强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要规范党政联席会议集体决策重要事项的工作机制, 健全党组织参与基层重要决策的有效制度, 督促并确保院系重大科研项目、专业技术职务评聘、人才引进、财务收支等重要事项公开、公平、公正地实施。要保持学校宏观调控能力, 对重大项目要整合各方资源来建设, 防止资源的分割使用。
完善教师管理制度和学科建设绩效评估制度
坚持完善教师管理制度的核心是完善教师素质提升和激励保障机制。要以转换机制为核心, 强化岗位责任, 变教师的“身份管理”为“岗位管理”。要根据学科专业发展要求按需设岗、以岗聘任、以岗定酬, 做到能进能出、能上能下、能高能低。改革分配制度、聘用制度, 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完善准入制度、推出制度、培训制度, 提高教师素质。通过完善机制, 使教师队伍更有开放性, 在更大范围内选择师资;使教师队伍更具流动性, 促进人才队伍的新陈代谢;使教师队伍更具有竞争性, 让优秀人才脱颖而出, 从而进一步优化教师队伍结构, 改变近亲繁殖、论资排辈等弊端, 激活每一名教师的潜能, 提升教师队伍的整体教书育人能力和学术竞争力。
坚持完善学科建设绩效评估制度。高校学科建设要考虑投入和产出的效率。过去对高校评价, 往往只看产出, 很少看投入。评价高校办学绩效要按照14项投入指标和16项产出指标进行测算 (投入指标主要包括教职工总数、博士学位教师比例、科研教育经费总额等, 产出指标主要包括在校学生数、学术刊物发表论文数、科技奖获奖数、技术转让当年实际收入金额等) 。对高校学科建设绩效的评估, 特别是对产出的评价, 不能简单看SCI论文、科技获奖数或博士点数量, 要防止办学短期行为和急功近利。科学的学科建设绩效评估应该是:高校学科投入的方向是否体现了学校的办学定位, 体现了社会需求, 体现了学校的优势。评价学科投入以后, 是否对加强教育教学、人才梯队建设和夯实学科基础、优化学科生态发挥了强有力的牵引作用, 评估学校在学科建设中是否依然存在求高求大求全的倾向。
学科建设战略上要讲“有所为, 有所不为”, 战术上要讲“有所不为, 有所为”。“有所不为”往往要比“有所为”更难。学科发展要集中在优势学科、特色学科和社会需求的学科。不属于这个目标的, 就应该舍弃。从这个意义上讲, 学科增加是一种发展;学科减少, 重新优化组合了, 强势更强了, 同样也是一种发展。学科发展要注重拉长学科链, 培育学科群, 形成良好的学科发展生态。
现在学科发展在边缘交叉领域最能形成突破点。因此, 学科发展既不能盲目扩张, 也不能单打一。要以核心强势学科为圆心, 向周边扩展, 发展支撑学科, 建设新兴学科。要把没有明显优势的学科整合到强势学科的支撑体系中, 实现重点学科与非重点学科、新兴学科与传统学科的统筹发展。特色学科、重点学科要做强, 新兴学科、应用学科要“出新”, 传统学科要搞活。
高校要建立有进有退的学科建设新机制, 就要防止求全求大。具体来说, 就要建立对学科的重点发展机制、淘汰机制和重组机制。建立重点发展机制就是要集中有限的资源重点发展特色优势学科, 打造学科品牌、学科高峰;建立学科淘汰机制, 就是要优胜劣汰, 对于质量不高、缺乏后劲或不符合学校办学定位的学科要舍得放弃, 防止有限资源空耗浪费;建立学科重组机制, 就是要构建高校合理的学科生态, 形成以主干学科为核心, 相关学科相互配合支撑的学科群, 促进学科交叉, 发展新兴学科。
权力策略 篇11
【关键词】网民权力；第五种权力；网络民意
近年来，随着网民群体的扩大，第五种权力异军突起，成为网民所津津乐道的快事。所谓“第五种权力”，是指网民舆论权，或网络话语权。它是相对于“第四种权力”来言的，主要依托于各种网络平台将一个本来很容易被掩盖和忽略的话题提交到了网络之上，然后通过数以百万计的网民强烈批判，从而引发传统媒体的报道热潮，并最终引起高层重视、地方政府行政干预而揭开事实真相，并对事件责任人进行了处理。
网民的第五种权力虽具有相对较强的独立性，但是其毕竟是一种舆论监督力，属于体制外权力。因此，它想发挥其真正的效力必须依赖其他体制内权力或者通过别的方式影响体制内权力。那么现阶段中国网民的第五种权力是以何种方式来影响其他体制内权力呢？
一、通过网络媒体与新闻媒体的强力传播对政府部门施加影响
在互联网兴起之前，传统平媒也偶尔设立所谓互动的交流途径，例如刊登读者来信，接受热线电话，进行征文等活动，但其范围和影响有限，而且内容也必须受到严格审查。
互联网兴起之后，它本身的技术特征和网络服务商的利益驱动，一齐把互动推向了新的台阶。网络在线调查、即时点评和多渠道参与，现在都已经成为平常的事情。在竞争的压力下，传统平媒也向网络延伸，即使是通过电视、电台和报刊举办的活动，一般也提供互联网的接口。无需等待批准，无需等待印刷，网民可以立即发表或者看到民意。
网络媒体虽然拥有传统新闻媒体不曾有的诸多优势。但是传统新闻媒体毕竟属于党和政府的喉舌，拥有“无冕之王”的政治权力。网络媒体发挥真正的第五种权力作用是依赖其公共舆论的形成及其影响力的扩散，在这个过程中，新闻媒体的互动是不可或缺的。一般而言，网络舆论的议题从个人叙事、到集中讨论和辩论的持续深化直至最终形成趋同性意见，影响整个社会，新闻媒体必须扮演着重要角色，必须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我们来看看下面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网络舆论话题起源于于新闻媒体，即由新闻媒体率先揭露与报道某种焦点性新闻事件或事态，网友迅即往网络各大舆论集中点转贴这些新闻，并以网络为公共平台深入开展全方位的讨论，逐步形成强大的网络舆论攻势，进而又推动报纸等新闻媒体纷纷加以报道，最终形成新闻媒体舆论报道网络舆论的共振，例如2007年上海悬磁浮事件①；第二种情况，由网民直接在网络著名论坛上发表个人的叙事型经历或见闻，甚至评论从而引发网民的强烈反响，一些权威报纸（多半是与事发地不在同一区域）随即作出响应，通过转载或自发评论，重新引导网民对该话题甚至相关话题的热烈讨论，使社会影响迅速扩散，从而直接给政府部门或者中央高层造成强大的舆论压力，最终达到社会公众预期目标。比如，争议多时的上海杭州磁浮高速线，由于经费过高、技术不成熟且沿线居民反对声浪高，现已决定暂停兴建，后续规划安排尚无定论。
二、促进政府决策听证制度建设
网上听证会和网上征求网民意见是集结公众民意，反映公众需求和利益的重要途径。在我国政府听证制度实施以来，因为公民的代表性不够、意识不够、政府程序的公开性不够还有政府执行力度不够等因素，给我国听证制度的实效性带来了不好的效应。网上听证会可以使公民对相关政策问题公开表达意愿偏好、陈述观点并提出意见和建议，最后这些意愿被传递到相关政府部门，从而影响政府决策，使政府制定的政策能最大限度地考量各方面的利益诉求，更加接近和符合民意，也使得政府行为与政府形象在群众心中具有更多的威信。最受关注的我国就“新拆迁条例”两次征求公众意见。2010年1月29日，国务院法制办对《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征求意见稿)》首次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对此，社会高度关注、讨论热烈。仅仅35天，共收到意见和建议65601条，平均每天约收到1875条②。
三、强化公民有关利益诉求的表达
维护每一个公民的合法的利益是任何一个国家法律体现的精神。合法的利益意味着公民的生存权神圣不可侵犯。但是，在传统的政府治理条件下，由于体制上缺乏组织保障，制度化途径缺乏多重保障，没有强大的组织机构力量支持，社会公民的个人权利常常受到严重损害，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网民的第五种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就根据这些公民的合法权益诉求作为矛盾的激发点，通过公民集体呼吁、大声呐喊来影响政府决策。比如，医疗保障、环境污染、福利政策、教育改革与就业压力等等，作为网络舆论的集结地，论坛不仅使公民呼吁和调查投票的话题受到关注，引起广泛讨论，也吸引更多的网民参与其中。在网民数量日益增长的同时，网络论坛形成的舆论力量放大和强化了公民呼吁和大声呐喊的诉求，有助于引起中央高层的注意或者政府相关部门的重视，所触及的问题也更易于得到政府的有效回应，甚至完美解决。例如最近全国各地出现的出租车停运事件的解决，与网络民意的表达和参与是分不开的。每年的两会调查就是收集民意，在一定时期内强化了公民利益表达与诉求。
四、受到专家学者的支持进而影响政府决策
专家学者本身属于民众，但是，他们既是网民中的精英，也是社会中的强势集团。对于民众的意愿和社会频发的问题，专家基于其知识专长的，学术的思考性、思维的前沿性通常会给一些社会公共言论带来更为一种另类、权威及强有力的解读。同时，如果，一些特殊领域的专家学者在网络民意公开自己的支持，那么，他们的行为会对网络舆论事件的深度挖掘及广泛扩散并进而影响政府决策起着尤为关键的作用。我们以2007年华南虎事件这个经典为例：陕西省林业厅宣布陕西发现华南虎，并公布据称为陕西安康市镇坪县城关镇文采村村民周正龙于2007年10月3日拍摄到的华南虎照片。但这一轰动性的消息随即引来广大网友质疑，指出可能是纸老虎造假。双方为真假难辨的老虎画展开激烈讨论。直至二个月后，来自六个方面的鉴定报告和专家意见汇总到相关行政部门，并发布在网上，华南虎事件才终于水落石出了。这起事件有力地说明了专家在网络舆论中发挥出的关键作用。
五、与手机、微博客、微视频的结合，撼动民意整体力量
必须承认，中国互联网的信息供应和意见表达还是在权力主导、资本合谋。网民则在权力与资本双重把关的就模式中努力突围。不管互联网与传统媒体的结合，还是依赖专家呼吁、政府决策，甚至影响高层的举动，还是在与权力、资本的博弈，网民无法用自己的参与自由选择与政府博弈的权力。
互联网和手机、微博客、微视频的结合，在信息通信技术的强力支持下，成为撼动整个中国民意整体力量的尖锐武器。网友通过手机能够进行更为便捷的信息传播，而且不限文字，还可以将现场拍摄图片、视频上传。一次不超过140字的微博客通过手机登陆，随时随地发布自己的所见所闻。在微博上跟从网民，无需对方同意，一些“意见领袖”的跟从者或者粉丝过万，对网民的感召力或者煽动力极强。网民信奉“无图无真相”，特别是在城市管理中一些老大难的问题，由普通网民临时客串的“公民报道者”可在微博客上对各种突发事件进行“现场直播”，网民通过“跟从”链接而形成的微博客群落，相当于一个小型的时政新闻平台和论坛，同时，伴着一些现场画面传到网上，更容易激起网民的强烈不满，引爆舆论。微博客有效地突破了某些信息屏障，赶在传统媒体报道和政府新闻发布之前，第一时间发布大量第一手信息，成为杀伤力最强的舆论载体。
网民，随着互联网的诞生而诞生。今天，他们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社会角色。互联网不仅仅是他们获得无所不包的信息的通道，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正在通过这个几乎没有任何门槛的言论平台，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自己的立场，行使这个社会位居立法、行政、司法、媒体之后的“第五种权力”。所以，网络对于政府的最大威胁来自于一个更微妙的无处不在的渠道：它自己的人民。随着政府的管理和控制能力由于各种原因而削弱，网络授予人民的权力会越来越大。所以从长期来看，网络向政府发出的最严重挑战并不是来自国际冲突，而是来自国内人民和网络锁引起的政治、思想、文化和社会的综合效应。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明确提出，不论是转变发展方式还是深化改革开放，其目的都是保障和改善民生，公报围绕“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展开的论述，回应的恰恰是民众的诉求。人是整个社会的主体，也是所有改革的目的，所有正在或即将进行的社会体制变革，必须围绕人这一不变主体来进行。以更大的勇气和魄力改革社会体制，形成对权力的有效制约，并在此基础上纠正权力的治理伦理，应当是我们的明确目标。无论是“至死方休”的悲壮，还是“更有尊严”的承诺，都需要网民的第五种权力这个社会健康机理的积极回应和不懈推动。
注释：
①2007年上海磁悬浮一辆列车出现车厢起火的事故[OL].百度新闻.
②我国就新拆迁条例二次征求意见 拟取消行政强拆[OL].新华社,2010-12-16.
作者简介：
龙双喜（1970—），湖南祁东人，中南林业科技大学讲师，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在读博士，研究方向：政治学理论。
简邵恒（1972—），湖南祁东人，法学硕士，现供职于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检察院。
周四平（1975—），湖南祁东人，思想政治硕士，讲师，现供职于祁东县职业中专。
权力策略 篇12
我国当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逐步完善阶段, 宏观调控的乏力以及经济发展中的投机行为可能进一步激化本就紧张的用地供需矛盾。在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加速发展的时期, 中央采取了扩大内需的财政政策, 加大了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 实施了城镇化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及生态退耕工程等重大措施。非农用地的扩展与农用土地资源的占用将不可避免, 如果规划及控制不力, 新一轮“圈地”浪潮很可能再次掀起。
一、“平衡模式”之政府规划权的规制
1. 加强城市土地市场管理
“2008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 通知要求必须长期坚持节约集约用地的根本方针, 严格土地管理。”土地是人类的发展之基, 土地问题能否得到切实的解决, 不仅关系到公众的切身利益, 而且对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有很大的影响。
加大城市土地规划的管理力度, 促进集约节约用地, 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人多地少是我国的城市土地规划所面临的基本问题, 城市土地规划的编制也必须以我国城市土地资源的存量现状做为规划工作立足点。当前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 各种建设用地的需求也随之不断增加, 在城市土地需求量加大的同时, 城市土地市场的管理也极易出现混乱。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违法违规用地, 如有些地方违反城市土地规划方案, 以“以征代租”等方式对城市土地未批先占、先用, 擅自扩大或改变规划土地的用途及范围。因此, 要实现经济快速稳定地向前发展, 必须彻底改变城市土地粗放利用的现状, 大力促进集约节约用地。
2. 加快监管机制的建设, 完善监管体制
城市土地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负有对城市土地调控与引导的重要责任, 享有城市土地空间的幵发利用等方面的最终决定权。规划主管部门手握如此巨大的权力, 如果不在法律层面上加以严格的限制与约束, 就极易导致少数领导干部难以抵挡金钱的诱惑, 出现权力寻租等腐败现象, 损害国家与人民的利益。《行政许可法》的颁布与实施要求行政许可旳做出必须公开透明、公平公正、高效便民, 对达到许可条件的申请, 主管部门必须依法给予许可。为了尽量避免上述现象的发生, 必须加大对城市土地许可事项监管力度。只有不断地对城市土地规划监管机制进行创新与完善, 才能更好地维护公众的合法权益, 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加快建立并完善城市土地规划动态监管的长效机制。监督部门要定期或不定期对城市土地规划的实施进行检查, 利用诸如卫星遥感等现代监督技术扩大对城市土地规划实施的监测视角。对不按照城市土地规划方案实施的行为, 应及时的发现并加以制止。对监督检查所收集的各类信息经过整合之后, 应定期向社会公众公布。同时, 加大对于未经法定程序对城市土地规划方案进行修改行为的执法力度, 对违法、违规的相关责任人应严肃查处并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3. 加强城市土地规划的检举与惩处力度
《城乡规划法》对城市土地规划中违规行为的制裁与判罚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特别在六十九条中指出:“违反本法规定, 构成犯罪,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通过加大对城市土地规划的管理力度, 严格规范城市土地规划的编制程序与审批程序, 进一步确立城市土地规划在其专业领域内的权威地位, “依据公正、公开和便民原则, 完善土地规划管理听证制度, 明确违反规划处罚办法, 增强土地规划执法力度。”在规划的实施阶段涉及到的行政许可、行政强制与行政处罚等具体行政行为, 根据法律的规定, 在核发规划许可证、实施行政处罚时发生的争议, 可以通过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加以解决。如在此过程中造成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损, 国家应依法对当事人进行赔偿或作出适当补偿。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规划工作的监督检查力度应予以加强, 对于其违法违规行为应及时发现并尽早纠正。针对规划主管部门随意修改规划方案、违规审批等行为, 应严格规范规划主管部门的权限和审批程序, 并对其法律责任作出具体规定。利益相对人权利如果受到侵害除可通过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外, 还应享有检举投诉的权利。
二、“平衡模式”之公众参与权的有效加强
1. 提升城市土地规划中公民参与制度的法律地位
目前有关城市土地规划的法律法规中, 公民参与制度的法律地位还比较低, 在城市土地规划的主干法律中, 对公众参与制度作出系统详细规定几乎没有。在《城乡规划法》中虽然有所提及, 但也只对规划编制主管部门提出了非常原则性要求, 远远不足以使公众参与行为形成一项制度。公众参与制度的目的是使城市土地规划制度更加科学合理, 公众参与应被视作是城市土地规划编制的指导原则, 应将其具体地写入法律, 形成一套完整的制度。在城市土地规划全过程中, 应做到在规划编制与实施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步骤都有公众的意见参与其中, 包括规划立项, 规划方案的编制和规划方案的最终出台与规划的实施等。
2. 明确界定公众参与权的主体范围
公众参与的代表选择是否到位成为影响公众参与效果优劣至关重要的因素, 其中公众参与代表的数量、类别、专业素质等因素都会影响公众参与的有效性。理论上公众参与代表的人数越多, 其有效性就越高。但是在公众参与制度在真正实施过程中不可能让每一位公民都参与其中。为了提高规划效率, 使规划方案更加的科学合理, 在实际的规划过程中应实行公众代表参与制度。公众参与应该让利益相关群体的公众代表参加, 可以包括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规划领域的专家代表、群众团体居民委员会代表等等。对于代表的选取方式, 普通公众代表可以采用自主申请、随机选取的方式产生, 专家代表则由规划主管部门邀请出席。另外, 要对代表候选人进行定期更新, 以保证参与的公众代表不会成为为少数部门搞“形式主义”的听证会“钉子户”。同时, 按照人群、团体的不同在评价阶段赋予其不同的权重等级, 确保公众参与的客观公正。
3. 加大信息公开力度, 保障公众知情权
知情权是公众参与城市土地规划的先决条件。只有当参与者对规划方案有了充分的事先了解, 才能有效的行使公众参与权, 因此信息是否公开透明直接决定着公众参与的有效性。《城乡规划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城乡规划报送审批前, 组织编制机关应当依法将城乡规划草案予以公告。”但是信息公开应不仅仅限于规划草案的公示, 而应是城市土地规划全过程所涉及的所有关乎公众利益信息的公布。国际公共参与协会认为“公众参与的核心价值在于公众对影响他们生活的决策具有发言权;公众参与能影响决策;公众参与过程促进各方交流, 并满足所有参与者在交流过程中的需求;公众参与过程挖掘并促进所有被决策影响各方的参与;公众参与过程让参与者自行决定自己如何参与。实现这些价值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在公众参与过程中向参与者提供足够信息, 使得参与者能够进行实质性参与。”城市土地规划在我国更多是采用政府牵头、规划主管部门主导、其他相关部门予以配合的规划模式, 公众从规划编制的一开始就缺乏有效的信息供给。如果城市土地规划的全过程都处于政府“闭门造车”状态的话, 公众参与到规划实质部分的道路或许将会越走越远。
三、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