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法治（精选5篇）
权力法治 篇1
校长只有时时带着对法律法规的敬畏与虔诚之心,才能做到事事处处不失法度。
有媒体报道,近一年来,深圳就有7名中小学校长因为敛财败露先后“落马”。如此密集的程度,用事实告诉人们,在今天,校长似乎成了“高危职业”,现实逼迫我们寻找监督权力的“笼子”。
在我国,中小学普遍实行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但实际上不管是党务政务,还是教学科研,乃至生活后勤等,大概都由校长最终裁定。因为许多学校就是党政一肩挑的。不错,这一肩挑可以解决推诿与扯皮的问题,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人专断的可能。校长在这种相对封闭的狭小范围内很容易拥有“一锤定音”或“一票否决”的绝对权力。这样的绝对权力,一旦疏于监管和必要约束,在很多时候就难免成为相关利益方的“公关”对象。
校长抵不住诱惑、慢慢坠入犯罪深渊的众多事件告诉我们:校长很难仅凭个人所谓的“自制力”或“意志力”来抵御诱惑,必须要有一个可靠的抓手,使之既有“不敢越雷池半步”的戒心,又有“君子务本,本生而道立”的初心,唯有实现依法治校,才能达成此种效应。
当“法”直接与“人”脱钩,成了学校管理、运行、调整、完善的依据和根本时,“权”在一定程度上就被稀释和消解了,校长才能从林林总总的利益纠葛中解放出来,安心教学行政管理和业务管理,专心于作为校长应有的学术研究。
要实现依法治校,一是要有客观的准备,二是要有主观的努力。客观上,“欲先法治,必先法制”,即建立健全学校办学规范,形成制度化和刚性的学校章程、制度、办法,并能与时俱进,将一切公共事务纳入到法制管理的系统中来,尽最大可能消除因人议事、以权论政的因素,把“校长”的角色从事实的“裁定者”转变成制度的“建设者”和“执行人”。
在大力推进落实依法治国的今天,一所学校致力于健全完备的学校章程建设,是保障校长依法治校的前提。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制定出来的学校章程,不仅应该赋予校长办学应有的权利,还应该制约校长滥用权力,这样的章程才可能确保学校依法办学,同时也能爱护和保障校长的个人权利。学校章程需要明确校长权力结构的授权、分权、限权的厘清和确认,让校长搞清楚哪些该管,哪些不该管,哪些该过问,哪些不该过问以及怎么管、怎么问。
要实现依法治校,还要变结果管理为过程管理,避免不出问题不管、出了问题严管的应急式管理思维。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在建立民主、科学、规范决策机制上建章立制,确保学校的各项决策在公开、透明、科学、合法的基础上进行。同时还要有多角度、立体式的权力监督机制,比如健康运行的教育工会委员会、学校委员会等等,让广大师生员工乃至家长、媒体、社会更多力量一起来监督,而不仅仅依赖上级机构的考核评审。
从校长个人来说,一定要转变思维,摒弃落后的“家长制”观念,转而以“法治”精神为管理学校的逻辑起点,校长只有时时带着对法律法规的敬畏与虔诚之心,才能做到事事处处不失法度。要想法治,校长必得知法。身为校长,想要不失法度,就要熟悉各项法律法规和章程。孔子说“智者不惑”,当校长对法律法规了然于胸,自然就知道其中的利害和奥妙,做事、言论、决策,才不至于轻重不分,良莠不辨,等出了事再叹回天无力。在此基础上才是校长的自省自查与人格修炼。校长良好的个性品质就在于能够三省吾身,夕惕若厉,不断提醒自己拒绝诱惑,按章行事,以清醒的自我保护意识恪守本分,老实做人,踏实做事。
英国学者梅因指出,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根本区别,在于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我们也可以说,传统学校和现代学校、传统校长和现代校长的区别,在于“身份管理”和“契约管理”的不同。依法治校,就是给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一个“契约”,使之达到和谐与可持续发展。如果校长都能以此为纲,以此为政,以此为人,那校长职业的所谓“高危性”,不过是庸人自扰罢了。
权力法治 篇2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苏州，215021）
[摘 要] 最近《南方周末》报道了争议人物——江苏省宿迁市委书记仇和靠激进手段进行改革和施政的历程。并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仇和现象”、“仇和模式”讨论。学者们纷纷发表意见，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有之。对此，笔者认为，当前在我国依法治国的过程中，领导者的“人格魅力”或“权力道德”是不可或缺的，甚至是十分重要的，但决不能迷信，因其是感性的东西，是极不可靠甚至极其危险的，必须通过理性的手段——法律——进行权力制约。惟有如此我们国家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国家。
[关键词] 人格魅力 权力制约 法治国家
一、问题的缘起
2月5日《南方周末》以重点篇幅报道了《宿迁改制风暴》[1]，讲述了争议人物——江苏省宿迁市委书记仇和靠激进手段进行改革和施政的历程。随后有几位学者也各抒己见，参与讨论。情况当然是泾渭分明、各执一词。赞成者立场坚定的认为，仇和是一个难得的好人、好父母官，这从其上任8年来的政绩和民心所向就可见一斑，他的治理经验和改革模式应被广泛推广；而反对者也旗帜鲜明的指出，仇和的所谓经验和模式，实质上是“专制”，是“人治”，是权大于法、以权压法、不依法办事的典型，这与当前我国致力于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是背道而驰的，应当警惕并认真反思。所谓的“仇和现象”、“仇和模式”一时间成为当下学者们争相探讨的话题。笔者在此不揣浅陋也有一点不成熟的看法想一吐为快，还望批评指正。
二、人格魅力——“想说爱你不容易”
“人格魅力”，是笔者在有关“仇和现象”、“仇和模式”的报道中感触到的第一个“关键词”。诚如有的学者指出的，仇和是一个亲政爱民的好父母官，他在当地百姓中的威望极高。看到这样的报道，我们着实为之欣慰。因为，在老百姓中口碑好、威望高的领导在当前的媒体报道中并不多见，尤其在当前众多高官因贪污腐败不得民心而纷纷落马，甚至还有为数不少潜逃国外的情况下，出现了这样一位好“父母官”，当然为失望的老百姓注入了一剂强心针。这一针效果是好是坏且容笔者慢慢道来。
人格魅力，从语词解释的角度看，“人格”是指人的整体精神面貌，涵盖三层意思：其一，人的性格、气质、能力等特征的总和；其二，个人的道德品质；其三，人的能作为权利、义务的主体的资格。本文“人格魅力”中的“人格”取个人的道德品质之意；“魅力”是指很能吸引人的力量。[2] “人格魅力”在我国可以说已成为一面“精神旗帜”。孔子的“不义，富贵于我如浮云”，孟子的“富 贵 不 能
作者简介： 张伟（1980—），男，山西古交人，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 2003级硕士研究生。
淫，贫 贱 不 能 移，威 武 不 能 屈，此之谓大丈夫也。”，荀子的“从道不从君”，文天祥的“人
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等这些意气风发的千古绝唱，至今仍熠熠生辉。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也成为“人格魅力”的最好注解。应该如何正确认识“人格魅力”呢？笔者以为，“人格魅力”在我国成为一面“精神旗帜”与我国居于几千年传统文化统治地位的儒家“人性本善论”密切相关。儒家以“慈母”般的眼光看待人性,对人性持一种完全信任的态度。孔子说人“性相近,习相远”,暗含了性善的因素;孟子进一步发展为性善论说“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子虽然主张性恶论,但他同时又强调只要经过一番修身养性,即可“化性起伪”,成为圣人。性善论经过宋代《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的宣扬,几乎家喻户晓,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同。新中国成立后,又有 “六亿神州尽舜尧”的神话。[3]从某种程度上讲，“人格魅力”的确在我国历史上有过积极的作用。我国自古以“礼仪之邦”闻名，从帝王到文人都主张“贤人之治”、“以德服人”，十分重视执政者的品质对社会的影响，重视对官吏的治理，虽然其本质上是为了维护统治，但也确实造福了黎民百姓，比起贪官酷吏自不必言了。人格魅力往往是与“清官”联系在一起的，谈及清官，我们很容易想到明镜高悬、铁面无私的“包青天”，包公可谓是中国“清官”的化身或代名词。中国人对清官有着浓厚的情结，可谓情有独钟，多少世纪以来,无论多少朝代更替,清官情结依然凝聚在人们心底。“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豫剧《七品芝麻官》主人公的这句唱词成为相当多干部自律的格言。[4]朱鎔基总理就职时也说:“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以后,全国人民能说一句话,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了。”可见,清官对中国人影响之深。江泽民总书记也强调: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这实际上是要求领导干部们做“现代意义”的清官。因为“清官”毕竟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带有封建制度的烙印和一定的“人治”色彩,它从一个方面映了封建社会下法制的软弱,这与我们建设民主法治国家的目标是不符合的。不过，“清官”的秉公执法和高尚品德是值得提倡和发扬光大的，也是我们今天实现社会主义法治所必需的。这也是建国后我们也一直重视打击官吏腐败，强调党员领导干部的“权力道德” [5]的重要原因。因为法总归是社会的法，甚至可以说是“人法”,即调整人的行为的法律,是需要“人”来执行的，而人的自身素质对法的执行与维护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所谓“徒法不足以自行”，“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为政在乎得人，得其人则善政行”等说的就是此意。从刘青山、张子善的建国第一大案，到最近正法的王怀忠也都说明了这一点。然而，我们还应辨证的看待问题。从建国到现在我国查处的腐败大案要案中，我们还应清醒地认识到——“人”是极不可靠的。马克斯·韦伯在其著名的官僚制合理性设计理论中也认为，个人魅力型统治,是建立在某个具有非凡气质的领袖人物的人格魅力之上,行政职
婚起诉书，准备“集体离婚”。类似的场景还发生在医院，沭阳县中医院在改制时，数百位职工用大铁锁，将门诊部大楼锁了3天，并宣称，“不答应改回公办，就到北京去上访。”等等都足以说明仇和的改革是备受争议的，其“人格魅力”和“绝对权威”也是值得怀疑和商榷的。仇和自己也承认其改革“确实伤害了一些人”。可见，只靠人格魅力是行不通靠不住的，若不能清醒地认识并解决问题，则后果不堪设想。从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仇和有“中国要用50多年，走完西方300多年的路，怎么走？只能是压缩饼干式的发展。”无奈之言，也有“为公才改革，为私谁改革？”豪言壮语。这也体现出作为改革者的两难困境。改革的确困难，但是认为“改革可以冲击一切,改革具有特权,”而无视法律的权威则是无稽之谈。改革与法律究竟是一个什么关系?就一定意义上讲,改革仍然是中国共产党意志的体现,如果不能把党的领导规范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那么依法治国就会名不副实。人们习惯于把党的领导理解为“党权高于一切”,一些人会很容易以此把改革当作尚方宝剑,目无法律,目空一切,这对建设法治国家是极为不利的。
众所周知，国家权力制约与依法治国是密不可分的。权力制约是实现法治的重要手段，也是法治国家的重要内涵。法治意味着控权制度的存在和权力制衡原则被遵守。历史的经验也告诉我们:凡是实行法治的国家,必然存在权力制约;凡是法治成熟的国家,人民的权利定会得到更大程度的保障。因此,如果没有国家权力的制约,就不会实现法治国家的状态。
四、法治国家——“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法治是人类文明之树上的一颗硕果，是迄今人类为驯服政治国家权力所找到的最有力的武器之一，也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近代的法治是从古代法治理论中发展而来的，早在古希腊就有人治和法治之争。柏拉图早期是典型的人治论者，其在《理想国》中主张贤人治国或“知识专政”，他认为“哲学王统治”是最好的治理方式，理想国家是靠贤人的智慧和知识而不是靠法律来掌管的。[16]理由是“尚法不如尚智，尚律不如尚学”。不过晚年的柏拉图却认识到法治的合理性，将法律当作人们追随的“上帝”。[17]“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亚氏的这句名言在人治法治之争中显得尤为耀眼。他从一开始就反对先师的“哲学王统治”，而主张“法治”。他认为：“凡是不凭感情治事的统治者总是比感情用事的人们优良，法律恰正是没有感情的”“要使事物合乎正义（公平），须有毫无偏私的权衡，法律恰正是这样一个中道的平衡”，继而，亚氏在人类历史上首次指出了今日我们早已熟知的关于“法治”的经典定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到了近代，法治的光芒穿透了人治的黑暗。英国成为法治实践的策源地，英国哲学家哈林顿对人治与法治也有精彩论述，他认为“有完备的法，则有善良的人”，而不是“有善良的人，则有完备的法”。[18]现代法治理论关注的核心是国家权力，是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尤其是对政府权力的制约。诚如洛克所论证的：法治的真实含义就是对一切政体下的权力都有所限制。
由此可见，法治从精神到形式都对政府权力的行使提出了要求。法治精神的实质是关于法在与国家和权力交互作用时人们对这一关系所选择的价值标准和持有的稳定心态，既法律至上地位的认同问题，它回答的是法律是否具有最高权威问题。无论何种形态的社会，总有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威存在。如果公众心目中认同的最高权威不是法律，而是什么所谓的“人格魅力”、“权力道德”，那么这个社会肯定不是法治社会，即便不是“赤裸裸的人治社会”也只能是“法治面纱下的人治幽灵”。在凡有权力高于法的地方，法都是随执掌权力人的意志而被随意塑造的。这种社会里的法是呈“人格化”的，没有理性而且多变，人们既无法信赖法律也无法依靠法律，这样只能专而投向“人身依附”或“权力依附”，结果就是“权钱交易”，“权力寻租”等贪污腐败现象横行于世。当法律的权威远不及一人之言时，其结果便是人人自危、无法无天、国将不国。
法治国家的实现,是以法治理念的确立为先导的。西方国家法治化的历程就肇始于启蒙学派对法治思想的褒扬和推崇。中国要实现法治国家的状态，培育和弘扬国民的法治意识是当然十分重要，然而，笔者认为，在国家没有消亡，市民社会没有完全形成的情况下，树立和培养领导者的法治意识和法治观念则是尤为重要的。从上述报道的仇和的行为模式中我们可以看出，以仇和为代表的“很多领导者没有意识到必须依法办事，没有意识到必须依靠建立制度和长效机制解决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或者即便意识到了也不愿意那样做”，“在这些改革举措中，我们看不到法律和制度的影子，而只能隐约看到书记一个人的鼓动和号令，这无异于堂吉诃德式的个人英雄主义”。[19]不管是“个人英雄主义”也罢，“人格魅力”也罢，都突显出领导者们法治意识和法治观念的匮乏。仔细考察中西方的法治道路，我们可以发现二者历史上都曾有过人治与法治之争，但是却走上了不同的治国之路。究其原因，文化传统的大异其趣可谓是“元凶”。如前所述，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无疑占主导地位，而其关于人的核心理念是“人性本善论”。由此出发，在涉及治国方略时,性善论认为,既然人性是善的,就没有必要建立、健全各种法律制度,只要加强道德感化即可。只有在道德感化无法奏效的情况下,才辅之以法律,即所谓“德主刑辅”。这样,法律就成了道德的附庸。其次,在权力与法律的关系问题上,性善论支持权大于法。性善论过分相信掌权者的道德自律,迷信“圣君贤相”,从而放松了对掌权者的警惕,忽视了对权力的法律制约,导致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建国后,我们对性善论的固有隐患始终缺乏清醒的认识,甚至盲目地相信“六亿神州尽舜尧”,这就使我们无法从根本上摆脱人治文化传统的羁绊，最终酿成了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的“人祸”，这样惨痛的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相反,西方文化则是一种“人性本恶论”文化。柏拉图由早年的典型人治论者转变为晚年法治论者,其重要原因可以说就是他认识到人的统治中混有“兽性因素”。因此,人类必须有法律,并
且必须遵守法律。否则,他们的生活就像最野蛮的兽类一样。西方对人性的不信任从而产生法治思想,大概始于此。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指出,人类具有罪恶本性,失德的人会贪婪无度,成为最肮脏、最残暴的野兽,这是城邦幸福和谐生活的莫大祸害。西方基督教的“原罪说”更加剧了对人性的不信任。性恶论为法治思想奠定了文化根基。既然人性是恶的,就必须努力健全法律制度,防止人性中的贪婪成分恶性膨胀。[20]
当前,我们要实现由人治国家向法治国家的转变,就必须从根本上屏弃传统的性善论,以理性的、冷峻的甚至苛刻的眼光来审视人性。不要再奢望人格魅力或权力道德的“神话”，否则将始终被“法治面纱下的人治幽灵”所笼罩而无法建成“法治国家”。所以应加大力度宣传人民主权精神,张扬制度优先理念,树立法律至上权威。唯有如此,全社会民主法治意识才能普遍提高,也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正确处理好国家权力与法律的关系,从而建立起真正的、民主意义上的法治国家。
personality Glamour，Restriction of power，and The Country Governed of Law
key words: personality glamour;Restriction of power;The Country governed of law
国家公权力控制与法治国家建设 篇3
从现实必要性来看，当代中国，国家公权力的滥用所导致的官、民矛盾集中体现在民众对腐败的痛恨、对国家公权力的不信任等各个方面，必须对国家公权力的控制予以高度重视，以扭转上述局面。国家公权力的滥用主要表现为：以权谋私、劳民伤财、尸位素餐。有学者认为：当代“公权力滥用是中国社会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因为中国社会存在的其他问题与公权力滥用均存在极大的关联。中国社会存在的其他问题包括社会核心价值观缺失，社会公平的观念没有没有获得充分实现，社会诚信体系未能够建立，贫富差距巨大，个人权利没有充分保障等。换言之，因为公权力滥用，损坏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公平、社会诚信，侵犯了公民个人的合法权益，公权力的不作为导致社会巨大的贫富差距。”（胡锦光，2014）为公众深恶痛绝的“腐败的本质是滥用公共权力为个人或小集团谋私利。公共权力的存在，国家管理权的存在，是人类社会生存所需，但如果这种权力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又没有适当的制约，那么公共权力就易于失去控制而被滥用。当下能够做到的重构政治生态的工作，就是建立科学的权力制约和监督体系”（高新民 2015）。
在中国知网上查询“法治国家建设与公权力控制”，共搜索出1995篇期刊论文，其中多数涉及法治国家建设的一般性论述，极少论及法治国家建设与国家公权力控制的关系。具体来说，进入新世纪，学术界对法治国家的研究逐年增加，此前每年的论文数基本上在20篇以下。2001年，论文数从20篇开始逐年递增， 2006-2012年，每年论文数在100-200篇的范围内。2013年起，论文数明显增加，每年论文数超过200篇，分别达到211、266篇，2015年有望更多。但关于法治国家建设与国家公权力控制的文章则凤毛麟角。
从上述文献分析，近十年来国内关于公权力控制的期刊论文在内容上有以下几类：
第一类，探讨公权力和腐败的关系，提出相应的应对建议，认为：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从权力生成的社会根源上看，治理权力的滥用需要划界的是公权力与私权力。从民主治理腐败的视角，在权力的社会关系中，界分公权力与私权力各自的运行轨道，防止它们并轨运行，是治理权力滥用的有效图式”（池忠军，2007）。
第二类，从社会权力与公民权等角度辨析了几个关于权力的概念及相关判断：“社会权力”即社会主体以其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对国家和社会的影响力和支配力。公民权是公民社会和社会权力的核心。“权为民所赋”是指执政党和政府权力的来源；“权为民而用”是执政党和政府权力的根本归宿；“还权于民”则是进一步确认：非法或不当地、过度地被执政党和政府垄断或侵犯的权利和权力，应当还归人民；“权为民所用”则是要求权利和权力直接由人民掌握和行使（郭道晖，2011）。
第三类，探究理性建构网络言论自由与公权力机关之间的关系，认为：理性建构网络言论自由与公权力机关之间的关系在互联网普遍化、网络言论表达常态化的背景下尤为重要。刘冰在《网络言论自由与公权力关系的理性构建》上说：“一方面，对行使公权力的机关，即立法、执法、司法机关，必须明确其权责，使其依法行使权力，防止其对网络言论自由权的侵害；另一方面，网民也应理性发表言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这一权利。通过在公权力机关与网络言论之间建立良性关系，使民众充分享有言论自由权，全方位监督公权力机关，既保证立法、执法、司法的公平公正，从而提高公权力机关的廉洁与威信，进而提高法律的威信，有益于我国的法治建设，又使民意畅通地表达出来，有利于消弭社会矛盾与冲突，保证社会和谐运转。”
第四类，探讨公权力诚信体系出现的危机、后果及其应对办法，认为：公权力诚信体系出现危机时，往往会伴随道德滑坡、诚信缺失，政府计划履行的各项任务受到怀疑，民主受到质疑等现象。所以，需要不断完善公权力诚信体系，制定社会信用管理法律法规。“公权力诚信与民众认同有着直接的关联，当公权力在政务诚信与民众对公权力诚信的期待值之间引发尖锐矛盾时，需要法律监督在公权力运行机制上伸张公平正义”（张曦，2013）。 从信任体系结构方面看，公权力信任在现代社会信任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是一个社会诚信良性运行和健康发展的前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公权力信任得到了较大发展，但是由于公权力职能转型滞后、法治不足等原因，使得公权力信任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危机。“当下中国公权力信任建设的关键在于法治：通过法治治国方略，推动公权力合法性及职能转型；通过公法建设，完善公权力法治；通过效率优先工具论法律观向公平优先价值论法律观的变化与转型，完善公权力的中立性与公正性”（魏建国，2014）。
上述几类文章中直接探讨国家公权力控制问题的很少，只有个别文章谈及“界分公权力与私权力各自的运行轨道，防止它们并轨运行，是治理权力滥用的有效图式”等原则。本文拟在国家公权力控制问题这个维度进行分析，探究国家公权力控制与法治国家建设的关系，在“界分公权力与私权力各自的运行轨道，防止它们并轨运行，是治理权力滥用的有效图式”的原则基础上，对于在法治国家建设框架下进行国家公权力控制提出具体对策建议。
一、法治国家概念及其语境
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学术界最早见于文献的“法治社会”表述是在1959年。此后一直到改革开放前，受到政治环境的影响，对于法治社会的思考与研究基本停滞。“文化大革命”更是对法治的践踏。改革开放后，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学术环境向良性方向发展，为在中国进行正常的法治社会研究提供了便利条件。在这种背景下，学术界对“法治社会”的研究随着中国政治领域的改革而不断拓展和深入。
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所概括的：“长期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成功经验和深刻教训，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治，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把依法治国确定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把依法执政确定为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积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取得历史性成就”。 199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跨越世纪的发展，要求我们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立了法治在政治建设领域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1999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这是我国1982年宪法的第三个修正案。该修正案将“依法治国”正式写入我国宪法。200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明确提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2013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对“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做了如下明确论述：“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维护人民权益，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2014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做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战略部署。该“决定”首先明确了依法治国的重要性：“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事关我们党执政兴国，事关人民幸福安康，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然后分析了当前我国的法治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存在的问题：“必须清醒看到，同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要求相比，同人民群众期待相比，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相比，法治建设还存在许多不适应、不符合的问题，主要表现为：有的法律法规未能全面反映客观规律和人民意愿，针对性、可操作性不强，立法工作中部门化倾向、争权诿责现象较为突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比较严重，执法体制权责脱节、多头执法、选择性执法现象仍然存在，执法司法不规范、不严格、不透明、不文明现象较为突出，群众对执法司法不公和腐败问题反映强烈；部分社会成员尊法信法守法用法、依法维权意识不强，一些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观念不强、能力不足，知法犯法、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现象依然存在。这些问题，违背社会主义法治原则，损害人民群众利益，妨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必须下大气力加以解决”。有鉴于此，该“决定”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nlc202309040422
在中国学术界，伴随着当代中国政治层面的改革进程，对于法治社会、法治国家、法治政府的研究也相应地同步跟进。 “法治社会”这个概念，在改革开放初期指涉的是有法制的社会，以此区别于“文革”期间法制虚无的人治社会（张文显，1989）。此后，尤其是20世纪末以来，中国学术界的 “法治社会”概念已不再仅仅局限于“法制的社会”之意，而是与“法治国家”“依法治国”等概念相互补充，将“法治社会”与“法治国家”“依法治国”等概念结合，认为：“‘法治社会’是社会的一种存在形式，是按社会的政治文化状况来称谓某种社会的特征。……‘法治社会’是全部社会生活的民主化法治化自治化。”（姜明安，2013）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三个概念在同一时空使用时，法治国家指整个国家公权力的法治化；法治政府主要指国家行政权行使的法治化；法治社会则主要指政党和其他社会共同体行使社会公权力的法治化。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的相互关系是：建设法治国家是建设法治政府的前提，建设法治政府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关键；建设法治国家是建设法治社会的基础，建设法治社会是建设法治国家的条件；建设法治政府是建设法治社会的保障，建设法治社会是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姜明安，2013）“法治建设包括法治政府建设、法治国家建设、法治社会建设三个层面，法治社会建设主要侧重于对‘私权’和社会‘公共领域’进行法律规制，通过完善法律体系，促进社会实现全面合法自治。法治社会建设必须注重秩序与权利、公共权力调控与公民社会自治、公民自由保障与行为规制相结合。”（史丕功、任建华，2014）
二、政治学、法学视域下的公权力、国家公权力界定
哈罗德.D.拉斯维尔说，“政治研究是对权势和权势人物的研究。”“权势人物是在可以取得的价值中获得最多的那些人们。可望获取的价值可以分为尊重、收入、安全等类。取得价值最多的人是精英，其余的人是群众。”权力内在地包含于政治学的研究领域之中。在政治学视阈中，公权力一般作为国家的权力，与市民社会的权力相对应。 “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权力相比，政治国家权力被称为公权力，以与市民社会自治的私权力加以区别。”（潘爱国，2011）
在法学界学术共同体内，以权利存在领域为标准，公权力一般与私权力相对应，被视为权力的一个分支，是“公共组织根据公共意志， 组织、协调和控制社会与个人的力量（社会影响力），或者说是人类社会和群体组织有序运转的指挥、决策和管理能力。”（郝继明，2008）与这个概念的内涵相对应，就外延来看，公权力由国家公权力、社会公权力两部分组成。国家公权力作为公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公权力最基本、最主要的权利类型。它为国家公主体掌握，在实践中以国家各级机关为权力载体，是国家职能得以实现的工具，也是国家组织在构建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基础。“社会公权力乃公共权力之分支，与国家公权力相对应；其发端于社会内部治理，是社会自治权的表征。政社分开与促进社会组织建设是国家对公共治理提出的新命题，在国家与社会二元界分、政府与社会合作治理的新时代，社会公权力已然以一种新的权力形态凸显于政治舞台。该权力的运行与组织建构等均与国家公权力有着迥然不同的规则抑或规律；在自治与规制的良性和谐之间，在权力与权利的有效互动之中，社会公权力与国家公权力一道演绎着多元民主与共建共治的新篇章”（徐靖，2014）。本文取法学意义上的国家公权力概念。
三、国家公权力控制与法治国家建设
法治国家建设需要国家公权力有积极的作为，但同时又要控制国家公权力滥用及其后果。这就是国家公权力的悖论。固然，“法治社会具有法治的融贯性和社会的共治性两大特质。法治社会建设需要以公权力为主导，要求透过法治社会化实现社会法治化”（江必新，王红霞2014）。但是，“由于社会与国家的二重性，人类不得不面对既需要权力又怀疑权力的二难困境。法律是现代文明社会的最高调整系统，运用法律维护市民社会的自律、自治与独立，明确国家权力行使的根据、范围、界限和程序，协调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实现法治社会与法治国家的整合，是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关键问题。”（刘旺洪，1998）
国家公权力控制是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重要条件，法治国家建设内在地包含了制约国家公权力的建设与对国家公权力控制。在国家公权力控制的维度，从现实层面看，国家公权力控制是赢得民心的必然要求、必要手段。数据显示，2015年1至3月，“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查办贪污贿赂犯罪案件7556件9636人。其中，贪污受贿5万元以上、挪用公款10万元以上的大案6649件，占立案总件数的88%；县处级以上干部贪污贿赂犯罪要案907人（含厅局级以上干部156人），占立案人数的9.4%”。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比喻也在一定范围内获得了民众的认同。2014年12月3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发布《中国社会发展年度报告（2014）》。“2014年的调查发现，受访者对政府社会责任满意状况较好，满意指数得分60.8分，比2013年上升1.0%。与2012年和2013年相比，受访者对收入增长、社会治安、食品安全、空气质量、自来水质量、生态水面质量等的满意度呈逐年上升趋势；对政府治理责任各项指标的信心度比前两年均有较大幅度提升，比如，认为预防和惩治腐败在未来3年将变好的受访者比例相较2013年上升了22.3个百分点，预防和惩治腐败成为政府治理责任各项议题中满意度和信心度最高的指标”（林娜，2015）。但是，对国家公权力的控制不仅仅涉及到反腐败这一个方面，更根本的是从法治国家建设的角度对国家公权力进行法律方面的规范、控制。
对国家公权力的控制，一方面可以从党的建设的角度，全面、从严治党，严格按照党章的要求，严格党的政治纪律，加强党内监督，认真从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加强党的建设、要求各级党员干部——大部分国家公权力主体，形成良好的行使国家公权力的从政环境。另一方面，因为国家公权力控制的首要问题是确定权力边界，所以从法治国家建设的维度上，应该通过立法来明确、进一步规范国家公权力的职能、范围、责任、工作流程，任何公权力主体都不得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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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法治国家建设角度，对于国家公权力的控制可以从纵向与横向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从纵向方面看，国家公权力主体是国家各级机关，对其的控制需要国家公权力主体——国家各级机关相互协调，分工协作，在厘清各自国家公权力边界基础上，做到相互呼应，共同发展，不要跨界、越界，以保证国家公权力的运用限定在其合法的范围内。从横向上对国家公权力的控制可以分为立法、司法等方面的控制。
（一）立法保障方面的国家公权力控制
立法保障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方面，国家立法机关要严格立法、规范立法，完善立法体制，规范立法权限；另一方面，法律要明确国家各公权力主体的权力取得方式及各公权力主体的权力范围与权力运行规则，做到国家各公权力主体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要严格确立立法权限的规范，以此树立国家法律的权威性，形成对相关客体的普遍约束力。
此外还可以通过法律规制制定公权力主体行为合法性的标准。2015年3月，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立法法》的决定。这是我国15年来首次决定修改《立法法》， 这充分说明了立法保障在建设法治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一政治安排对于国家公权力控制的立法保障也将起到推动作用。
（二）司法保障方面的国家公权力控制
完善的司法体制是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保障，也是国家公权力控制的重要手段。
完善的司法体制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方面，要保护、完善现有法律体系，保障现有法律的法律地位；另一方面，要规范现有司法运行体制，真正做到司法独立与司法透明化，运用司法手段保障公民的权利不会受到国家公权力的不平等对待。前一方面立足于法律体系的不断发展，强调重视宪法、部门法等。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是我国一切法律的母法，也是国家公权力主体行使权力的最高依据。在国家公权力行使过程中，要时刻警示自身行为与现有法律是否有冲突并及时修正。这也是“法律至上”理念在实践中的重要体现和检验标准。后一方面强调在进行司法审判的过程中，要坚持以法控权， 使法律成为国家公权力行为评价的规则、根据。一般情况下，在国家公权力与普通民众冲突的司法案件中，公权力往往占据强势地位，这会损害司法公正。因此，要加强行政诉讼的相关立法与执法，真正做到公平公正，保障民众权利。
国家公权力的控制是一门科学性、实践性、正义性很强的“学问”，这门“学问”需要科学、合理、有效的“顶层设计”、法律和规章制度的完善。在法治国家框架下，运用立法、司法等手段对国家公权力的控制以防止其失范有首要的价值和必要。当然，从最根本的层面看，国家公权力的控制要以宪法、法律为权威、准绳，要坚决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克服人治的思维和行动逻辑。 否则，法律、制度设计再好，也起不到控制国家公权力的作用。“在人民主权原则下，作为人类治理国家的政治智慧的伟大结晶是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通过宪法和法律，既设定和赋予国家权力，使国家权力具有正当性和合法性；又设计一系列原则和制度，以保证国家权力行使的有效性；还设计一系列原则和制度控制国家权力，防止其滥用和扩张。”（胡锦光，2014）只有将上述控制公权力的要素用好、用足，才能真正实现对国家公权力的控制，也才能遏制国家公权力滥用对当代中国带来的负面作用。在这个方面，任重而道远。
（冯波，中国传媒大学文法学部社会学系系主任，教授。申展，中国传媒大学政治学理论专业政治与社会管理方向2014级硕士生。）
法治环境下公权力的界限 篇4
09300190035 周超
在现今的法治环境下，一切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整个社会的“公权力”依照法律对违法行为进行惩罚，这本无可厚非。而当公权力的行为干涉到它的来源——私权利时，公权力与私权利的界限究竟在何处这一问题就出现了。
一、四川省征用财产的草案
2010年9月29日，四川省法制办在其网站上全文公布了《四川省突发事件应对办法(送审稿草案)》，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其中第四十七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为应对突发事件，必要时可依法征用单位和个人的财产。该条文还包括：被征用的单位或者个人拒不接受应急征用的，征用执行人员在情况紧迫并且没有其他替代方式时可以强制征用。
对此，公众充满疑虑。有关方面解释称，征用不等于白用，财产被征用或者征用后毁损、灭失、不能继续使用、无法归还的，应当给予合理补偿。然而，人们的担忧并未就此消除。因为，这种征用，早在城市8月22日，面对《法治周末》记者，曾被媒体曝光的“看守所内被检察长劝逼低价转让股权”事件当事人许荣华，尽管年过半百又是当地知名的企业家，仍然难以自控，泪流满面。
二、区委介入江苏牧羊集团许荣华股权转让
江苏牧羊集团，是中国饲料机械设备制造行业的龙头老大，原大股东许荣华作为牧羊集团分管科研开发的负责人，对牧羊集团成为行业龙头老大功不可没。
但当地区政府却试图干预该集团的股权转让事宜。在董事会法定例会的前一天，董事徐有辉突然被邗江区纪委找去“谈话”，一谈就是十天。十天之后，也就是6月23日，徐斌也被邗江区纪委找去“谈话”，一谈也是十天。徐有辉、徐斌两人虽然都是党员，但均早已不在党政机关或国企任职。徐有辉说，邗江区纪委要他们回忆在企业改制之前有无违纪行为，但“谈话”后，并没有作出任何结论。他说：“我身体有病，每天要打胰岛素，胰岛素要冷藏，但在那里根本做不到这点，打了根本不起作用，很难受。但被纪委找去谈话，却给李敏悦不开董事会找了借口。” 副董事长徐斌执意要开董事会。并定于7月15日。
7月14日，董事会应开会的前一天，邗江区委书记程裕松表示，谁开董事会，我们就会让他倾家荡产。”邗江区委何以要出面阻止开董事会？据这位知情人透露，原因是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根据公司章程，召集股东大会，要选举新一届董事会。现任董事长李敏悦、总裁范天铭害怕被选掉。
于是，匪夷所思的事又发生了。7月15日9时，集团董事会例会开会前，邗江区纪委副书记带着几位同事突然提前到达开会地点，并坐在会场门口，声称要找相关党员董事“谈话”。此次董事会例会又无法召开。
因为连续三个月没有召开董事会例会，2008年8月18日，许荣华只得向邗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请依法、依章程召开股东会。
2008年8月28日，牧羊集团向许荣华开办的福尔喜公司提起商标侵权之诉，索赔900万元，同时申请法院查封公司900万元。紧接着，8月29日，邗江工商行政管理局以情节严重、涉嫌犯罪为由，将因牧羊集团举报而立案调查的福尔喜公司侵犯牧羊集团注册商标专用权案，快速移送扬州市公安局邗江分局。而8月29日，许荣华正随行业协会在台湾考察。他接到邗江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王亚民的电话，对方称有要事相谈，让他一回来就到检察院。9月10日，刚从台湾考察回来的许荣华来到王亚民办公室。两人正商谈牧羊集团五大股东之间矛盾如何解决的时候，王亚民的手机响了。王亚民跟对方说：“他正在我这里。” 不久，许荣华的手机也响了。一墙之隔的邗江区法院打电话，让许荣华去拿牧羊集团起
诉他商标侵权的材料。
就在许荣华去邗江区法院取材料的途中，几个便衣便将他拦住，许荣华认出其中一人是区公安分局经侦大队的人。他被带到经侦大队二楼的一间办公室做笔录。笔录的内容是，关于许荣华创办的公司是如何使用牧羊商标的。
许荣华以为自己最多有不规范之处，构不成犯罪，笔录做完就可以回家了。但是，没想到当日深夜，民警突然带许荣华离开办公室，直奔扬州市看守所。许荣华从此开始了他的看守所生活。
去看守所的路上，有民警“劝”许荣华说，人在屋檐下，该低头时且低头。
在许荣华被关35天后，身着便衣的邗江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王亚民来到看守所。许荣华被王亚民“劝说与协调”后将自己的股权转让给集团工会主席陈家荣，转让价格1660万元。陈家荣随后将股权转让给现任总裁范天铭。
签字后第二天，10月17日，许荣华从被关了37天的看守所出来。手续是取保候审，也就是说，他随时有可能再被关起来。蹊跷的是，牧羊集团也当即从法院撤销了此前对他提出的侵权之诉。
许荣华出来后，向扬州仲裁委提出了“请求撤销股权转让”的申请。但是十几个月过去了，没有任何音讯。
徐有辉第二次被纪委找去谈话谈了37天，最后也没有任何结论。其间，有人也劝其转让股权，他当时拒绝了。
但是，他要为此付出代价。徐有辉握有股权，又是集团的当然职工，但牧羊集团从此不再为他上养老保险，不再给他发工资。握有股权的创业元老，一下子陷入生活窘境。知情人称，他现在只能靠出卖住房的收入维持开销，而且，他现在连进集团的门都很难了。
通过许荣华股权的转让，现任董事长李敏悦和总裁范天铭股权加起来，已足可控制牧羊集团了。
许荣华对《法治周末》记者说，2009年6月，徐有辉被纪委“护送”去开新的股东会选举新的董事会，李敏悦继续担任董事长，范天铭继续担任总裁。公安机关也随即对许荣华作出了《撤销案件决定书》，而许荣华认为，自己不明不白地被错误羁押37天，没人给个说法。
前一个案例，是公权力试图在特殊条件下合法地干预私权利。除去法案内容本身可能存在的问题，法案中过于模糊的文字表述极易使得法案被滥用，从而使得公民的私权利受到侵害。而后一个案例则是地方的公权力通过一系列看似合法的手段对公民的私权利加以肆意干涉。公众之所以会《四川省突发事件应对办法(送审稿草案)》中的财产征用的条文如此敏感，其原因之一就是现实中有太多像邗江区委这样通过公权力侵犯公民私权利的案件发生。
权力法治 篇5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召开。十八大以后，发展、改革和维护社会稳定仍然会是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怎么实现发展、改革和维护社会稳定的目标？可能有很多工作要做，有很多措施要采取，但其中最重要的工作、最关键的措施应是进一步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
不可否认，十年来，我们在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方面的成绩是显著的，是有目共睹的。但这些成绩与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确定的目标和要求相比，却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打造“八位一体”的法治政府
要实现《纲要》规定的目标和要求，建设名副其实的法治政府，需要我们对法治政府进行再认识。
法治政府首先是以人为本，保障人权、尊重人权的政府。因此，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特别是在当前经济下行，保增長压力增大，推进城市化发展压力增大的条件下，一定要始终想到人权，始终保障和尊重人权，不能为了发展和改革忽视人权，牺牲人权。
法治政府是有限政府。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即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领导干部防止权力膨胀、职能膨胀、机构膨胀。要理顺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关系。凡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的事项，凡是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事项，凡是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事项，政府都不要横加干预，乱加干预。政府应尽量通过行政指导和事后监管去取代审批、许可。
法治政府是控权政府。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即要求各级政府及其领导干部要特别注重运用民主制度和正当法律程序控制公权力的行使。政府行使行政决策权，除了应主动接受人民代表机关监督制约外，还应通过座谈会、听证会、论证会、媒体等各种形式和途径广泛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政府除了应受内部层级监督制约外，还应通过向执法相对人说明理由、听取申辩和举行听证，与相对人进行质证、辩论等形式接受外部监督制约。否则，政府就是人治政府或专制政府。
法治政府是服务政府。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即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多为人民做实事，解民难、去民忧。在当前经济发展遇到各种困难和阻力的情况下，又出现了企业投资难、融资难、产品销售难等许多新问题。政府如果不在解决民生方面拿出有效的应对之策，使公民在吃、住、行和生、老、病、死等基本生活、生存问题上长期看不到希望，那也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法治政府。
法治政府是诚信政府。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即要求各级政府坚持诚信和信赖保护原则。政府做出任何行政行为，都应依法给予公民许可和承诺，不得随意撤销、废止或改变。如果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政府必须撤销、废止或改变原已作出的行为、许可或承诺，对由此给相对人造成的损失，应依法予以补偿。如果官不诚，则民无信，法治政府的目标不可能实现。
法治政府是透明政府。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即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应主动公开政府应依法公开的信息，包括各级政府部门的机构设置、职能、办事程序、“三公经费”及预决算等。除此以外，政府也要就各种重大事项、事件、事故作出的决策、决定和处置等及时公开，必要时还应公开说明相应理由。政府如果公布时不及时或者遮遮掩掩，一方面可能引发公众猜疑，甚至导致谣言四起，酿成社会秩序混乱。另一方面，信息不公开，暗箱操作，最容易导致腐败，背离法治政府的基本宗旨。
法治政府是责任政府。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即要求各级政府建立和完善严格的责任制和问责制，使各级各部门政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都做到权力和责任统一，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出现给国家利益和公民权益造成了损失的情况，一定要查明原因，落实责任，依法依纪追究。如果政府对于违法乱纪的事件和因失职、渎职导致的事故不认真调查、处理，对违法乱纪、失职、渎职的官员不严格追责，法律就会逐步失去尊严，人们就会逐步对法律失去信仰，从而政府将会离法治的目标越来越远。
法治政府是依法办事、依法解纷的政府。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特别是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防范、处理和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和争议、纠纷。处理行政争议、纠纷的最主要的法律手段和途径是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但是，这两种解决行政争议、纠纷的主渠道、主途径目前在各地却受到种种限制。我们应从法律上拓宽法治解纷渠道，清除人为设置的法治解纷障碍，保障公民的法律救济权，特别是保障公民的诉权。只有这样，政府的治理方式才能不断实现《纲要》确立的法治政府的要求。
建设法治政府是系统工程
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是一项不仅涉及政府本身，而且涉及立法、司法和政治、经济、社会体制改革的系统工程。因此，我们还应进行更全面的工作，采取更广泛的措施，以更大的力度加以推进。
首先，应进一步加强行政法的立法，争取尽快制定全国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健全行政法的体系。建设法治政府，没有全国统一的《行政程序法》，缺乏顶层设计，依法行政就会缺乏统一的准则、依据，善治就不可能实现。
其次，应特别建立和完善保障各级党委依法执政和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公正司法的体制、机制和制度，不断营造在发展、改革、创新中坚持依法行政、推进依法行政的社会环境。政府依法行政，如果没有各级党委依法执政作为前提，其运作就可能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和障碍。如果没有人民法院独立、公正司法的制约和保障，其进程就随时可能被违法的决定、命令、指示干预，以至走向歧途。
再次，应进一步推进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的结合，既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红线”、“底线”，也创设保障人权和公民人格尊严的“良法之治”的机制。只有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红线”、“底线”约束，才能防止某些执政者打着“改革”、“创新”、“先行先试”、“良性违法”、“良性违宪”的旗号恣意滥权；只有创设保障人权和公民人格尊严的“良法之治”机制，才能在公民受到“恶法”（违宪、违法、违反基本社会公理的法律、法规、规章和“红头文件”）侵犯时为他们提供救济的机会和途径。
最后，我们应进一步培养和提高全体公职人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治国理政的理念和能力，使执政者既能在常态社会条件下依法行政，也能在突发事件应对中坚持法治，尊重人权。
法治的重心是治官、治权，只有我们各级公权力执掌者行使公权力的行为均受到法律规范和控制，法治政府目标的实现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