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权力异化（共4篇）
公共权力异化 篇1
1经济学视角下的公共权力异化
1.1公共权力实施者的自利本性
公共权力之所以会发生异化与公共权力实施者的利己本性是分不开的。公共权力的实施者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 理应为公共利益服务, 维护公民的根本利益, 社会的公平、效率。然而, 利益是一个生活在社会中的个体首要考虑和希望解决的问题, 作为公共权力实施者也不例外。从交换的角度看, 人类的每一个成员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他人的帮助以满足自己的各种需要, 即使在最早的原始社会也不例外。但是, 如果仅仅依靠他人的慷慨和恩惠来使自己的需要得到满足而不帮助他人, 肯定是不可行的。为此, 人们为了获得他人更多的帮助, 使自己的需要得到更大空间的满足, 即实现利己的目的, 必须为他人提供他人所需要的东西, 并通过交换来获得他人所提供的能满足自己需要的东西。公共权力作为支配着社会资源的一支重要力量, 主宰着更多的社会稀缺资源, 为此公共权力实施者在做公共决策的时候, 受到自利本性的驱使和交换的需要, 从而导致公共利益受到私人利益的非法侵占, 致使公共权力的目标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即公共权力异化。
1.2公共权力实施者与公共权力所有者之间信息的不对称
在现实生活中, 有时候一个人对正在发生的事情知道的会比另外一个人多, 这种所谓的相关知识的差别就是信息不对称。垄断性是公共权力的属性之一, 由于公共权力具有垄断性, 导致权力所有者和权力使用者之间信息的不对称。现实中人们没有能力也没有那么多精力和成本来管理所有的事情, 于是人民通过中介来具体行使自己手中的权力, 政府就应然而生了。委托代理使的政府与人民之间的信息的不对称, 进而影响公共决策。于是就会有人用公共权力为自己或他人谋取利益, 同时又相互竞争, 中央与地方, 政府与人民、组织与组织之间利益的博弈。
2伦理学视角下的公共权力异化
2.1公共行政人员自我角色认知的错位
作为自然人, 现实中的每一个人总是处于一定的历史环境和社会关系之中, 因此人具有很强的可塑性, 作为公共权力实施者的行政人员也不例外。行政人员初了具有普通人的共性之外, 更重要的是在履行公共行政职能时更要注重自己的特殊性, 即特定的伦理意识和伦理活动, 做到任何时候都不会改变。在现实中, 行政人员却经常混淆自己在工作和生活中的角色, 表现出有悖于公共伦理而有利于自身利益的行为或态度。树立正确的行政伦理观, 必须加强行政人的思想道德建设, 构建行政人内心的思想道德防线, 可以起到预防权力异化的效果。
2.2公共组织组织角色认知的错位
市场存在失灵的时候, 政府也有面临失灵的困境。政府组织在公共领域中的扮演着调配公共物品的重要角色。公平与效率是政府应当追求的价值目标。然而在现实当中, 政府这一公共组织在市场经济领域中独揽公共权力对各种稀缺资源进行垄断性的配置, 以致在没有完全市场化的领域出现了大量的权力寻租和权力腐败的行为, 其中土地的违规违法利用就是政府对经济进行干预的集中表现。在社会生活领域, 由于帕金森定律的存在和权力本身的扩张性使得政府变成了所谓的“全能国家”, 社会资源得不到优化配置, 这使得各个公共组织变成一个个利益群体, 互相之间为了自身利益而博弈。, 严重违背了政府存在的根本价值, 损害了人民的切身利益。
3公共治理视角下的公共权力异化
3.1公民社会发展滞后
90年代以来, 公民社会日益壮大, 成为继政府、市场之外的第三部门。没有健全和发达的公民社会, 没有公民的积极参与, 公共权力就会发生异化。因此, 公民社会的发育状况直接影响着公共权力运行的价值所在。然而受历史和现实条件的影响, 我国的公民社会与西方国家相比具有一些新特点。例如, 受政府主导, 法律上没有相关的保障, 公共参与性没有充分体现等。公民社会是民主政治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和重要的社会条件, 为此我们应该宽容并注重培育比较成熟的公民社会, 并将公民社会建设成为推动民主政治的积极力量。
3.2公民权利意识薄弱
公民权利意识是维系公民社会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的适度张力, 是促进国家与公民社会良性互动的润滑剂。公民权利意识的提高可以有效抵制国家权力的肆意膨胀、滥用和异化。由于我们过去习惯了领袖崇拜和过分的依赖领导干部的决策, 认为只要领导干部决策好了, 大家照办就行了, 总把希望寄托在领导身上, 久而久之, 领导干部的权力欲望膨胀, 官僚主义作风盛行, 再加上中国目前的农村人口还占绝大多数, 文盲半文盲还很多, 他们的权力意识几乎为零。他们找不到正确的参与渠道, 也没有正确的行使自己的权利。自随着公民科学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和社会法制的不断完善, 公民权利意识的不断提高, 公共权力的运行结果才会是公平、正义。
公共权力异化 篇2
一、改进廉政宣教工作，构建预防腐败思想体系
《廉政准则》中明确指出：“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把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廉洁从政行为规范”一章，将原准则的“6个禁止、30个不准”增加到“8个禁止、52个不准”。详细规定了领导干部从政行为八大方面的“禁止”、52种“不准”的行为，规定更细、更全、更新。加强反腐宣教工作，在公安机关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作用。公安队伍人员数量多，接触社会阴暗面多，且权力广泛，民警的思想极容易受到腐朽思想的侵蚀，一些民警犯错误，往往是从放松要求、思想蜕变开始的。因此，必须坚持立足于教育、着眼于防范的指导思想，坚持不懈地抓好反腐倡廉的教育，切实加强领导，把反腐倡廉教育摆到重要位置，有计划、有组织地抓好落实。要着力抓好三个强化：
一是在教育内容上，强化针对性。在教育内容上，要紧扣实际，注意把握社会形势发展变化给民警思想带来的影响、困惑；对执法工作和队伍中反映出的违纪违法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应区分是思想问题、作风问题、实际问题，还是能力问题，因人施教，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想教育。
二是在教育对象上，强化重点人员教育。始终把公安机关班子成员、所队室长和要害岗位民警作为重点，围绕增强廉洁自律意识和规范领导从政行为，突出抓好权力教育；坚持抓骨干，强化对执法一线负责人的理想信念和警示教育。抓关键，强化对管财、管物、管人方面的纪律观教育，使他们当好廉管家；抓隐患，强化对不放心民警的爱岗敬业教育，使他们珍惜工作岗位，避免违法违纪。
三是在教育形式和方法上，强化多样性。要认真研究思想道德教育规律和党员民警的思想状况，使教育贴近民警思想实际和工作实际，真正做到入情入理、入脑入心。要准确把握党员民警思想脉搏，增强工作的预见性、针对性，围绕问题开展教育，及时解决党员民警在现实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各种思想问题。对领导干部重点开展权力观、发展观、政绩观的教育，促使他们正确对待和行使手中的权力；对党员民警重点开展党纪政纪条规的教育，增强他们的纪律观念和法制观念。
二、注重廉政机制建设，构建预防腐败约束体系
制度是腐败的防火墙，执行是反腐的生命线。《廉政准则》除总则以外共分为三章18条，约3700字，虽然文字较短，但充分吸收了党的十六大以来党的建设特别是反腐倡廉建设的最新成果，涵盖的范围更广，规定的条目更细，处罚的力度更严，既保持了连续性，又体现了创新性，尤其突出了针对性、实践性，强化了指
导性、可操作性，实现了继承与创新的统一、治标与治本的统一和原则性与可操作性的统一，抓住了反腐倡廉的关键问题，切合了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工作实际，符合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的需要，体现了从严管党治党的要求，顺应了人民群众对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的新期待，是我们遵守的一条红线。发生违法违纪案件，既有个人信念动摇、利欲膨胀的原因，也有我们制度滞后、执行不力的因素。因此，要紧紧抓住那些容易出现问题的执法环节，进一步健全完善各项执法规章制度，对执法过程中容易滋生腐败的重点部位和关键环节作出明确的界定和严格的限制，将那些过于集中的执法权力进行分割、制衡，从源头上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
一是深化行政审批管理制度改革。要认真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规范行政许可行为。充分运用社会行业自给管理及动态管理、事后监督管理等手段对治安行政事务实施管理；公开公安机关办理事项审批项目及程序，以消除“吃拿卡要”的机率。
二是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进一步完善干部选聘、竞争上岗办法，建立科学有效的民警考核评价体系，注重在工作实践中考察干部，解决“干部能上能下”及“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不好凭关系也提拔”等问题。同时，健全规范干部人事选拔任用和管理的程序，用程序保证改革制度的正确贯彻执行。
三是健全全警学法和执法规范、执法监督制度。建立全警特别是公安机关领导层和骨干层学法用法制度，强化应知应会法律知识及相关业务知识培训。积极组织开展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的地方立法研究，规范行政处罚行为；建立健全公安执法民警岗位资格制度，不具备执法资格的不得从事某一岗位的执法工作；完善涉法信访案件和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倒查制度，做到有错必究，失职必查；实行执法热点岗位人员交流制度，避免热点岗位违纪也“热”的现象；完善执法案件日常评查制度，并作为对每个民警执法工作绩效考核的重要依据。
四是大力加强民主制度建设。健全民主集中制，完善民主决策机制；完善群众参与公安重要事项决策机制，向社会通报制度，扩大群众的知情权、监督权；制定普通民警对干部的选拔、推荐、人事任免，财务支出、罚没款物管理等事项知情、参与、监督的制度规定。
三、强化执法权力监督效能，构建预防腐败保障体系
《廉政准则》明确指出“各级党委（党组）主要负责同志要以身作则，模范遵守。各级纪律检查机关要负责对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严格、公正、文明执法是公安机关和公安民警最基本的履职要求。要把反腐倡廉建设渗透到公安执法全过程，要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使广大民警牢固树立执法为民思想。把执法监督作为公安监督工作的重点，通过强有力的执法监督，有效预防民警违规、违纪、违法执法问题，促进执法规范化建设。
一是深化警务公开，拓宽监督渠道。坚持实行警风警纪监督员、局长信访接待日、新闻发言人制度，实行执法告知服务、政风行风评议等制度，主动接受监督。
二是开展专项整治，解决突出问题。组织开展纠风治乱、“五条禁令”、“六条警规”、“规范执法行为、促进执法公正”、“三项治理”、“两个违规”、内部商业贿赂、作风和效能建设等专项整治活动，切实解决执法不公、不严、不文明、不规范、不
作为、乱作为等突出问题。
三是加强行政监督，提高警务效能。认真贯彻落实《行政监察法》，抓好行政监察、廉政监察、效能监察，加强对重点部位、关键环节、热点岗位的监督。四是运用科技手段，提升监督效能。依托“金盾工程”警务综合平台开发网上执法流转、监督等系统功能，实行对公安执法环节和容易发生问题的监管、审讯、侯问场所的实时跟踪监控。
公共权力异化 篇3
一、当代中国社会公共权力异化现象及其生成原因分析
(一) 当代中国社会公共权力异化现象的主要表征
所谓公共权力异化现象主要指公共权力在行使的过程中产生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 即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用, “权力的运行及结果与它的自身相背离。”[2]其主要表现为:
1、官本位现象。
“官”本为人民“公仆”, 应服务于人民, 以民为本, 但某些“公仆”却异化为非公共利益的代表, 虽据有公共权力的职位, 却不能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 执政为民。公共权力运作的实际效果与社会公众对其期望相差甚远, 严重损害了政府的形象和声誉, 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
2、权力腐败。
一些拥有公共权力资源的行为主体为了满足私人目的, 滥用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 导致国家法律、政策, 地方政府职能、以及政府公共职权的异化, 直接危及了政治和司法的正常发展, 严重阻碍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进程;而且, 某些利益集团的肆无忌惮, 对社会公平正义造成严重侵蚀, 成为引起群体突发事件的导火线。
3、政绩工程。
一些地方领导干部, 脱离地方实际地实施一些对个人具有轰动效应、对公共无实际效益的项目。其出发点非但不是为了老百姓, 反之是以牺牲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来“成就”自己的“政绩”。不同程度的盲目上项目、办企业、搞投资, 造成大量低水平重复建设、资源的巨大浪费, 严重的生态破坏等等, 加重了人民群众的负担, 引起了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和许多社会矛盾, 成为诱发社会不和谐的重要因素。
(二) 公共权力异化现象生成原因分析
公共权力异化现象的生成原因, 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公共权力内在属性的原因。
权力是由支配者与服从者之间支配与服从的关系构成的。公共权力一旦产生, 不可避免地带有强制性、扩张性和工具性。其强制性极易导致权力支配者对权力的滥用;扩张性则极易导致权力支配者侵犯社会或公众的权利;工具性则容易造成公共权力运用的失范。加之, 公共权力还具有整合性、目的性和诱惑性, 决定了公共权力在运用过程中极易出现权力滥用等异化现象。
2、公共权力主体方面的原因。
公共权力来源于人民群众, 但还不可能由人民群众直接行使, 只能通过委托公众代表“官”来间接行使, 这就导致了权力所有者与权力使用者的分离。由于权力的形式主体“官”是特定的个人, 当权力游离于公职职务时, 权力与形式主体所代表的实质主体便发生了异化, 不再是群体、社会或国家意志的代表, 而成为形式主体自己的权力:“个体的私权力”。正如孟德斯鸠所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3]
3、封建专制传统文化与经济制度方面的原因。
我国的社会主义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脱胎出来的, 经济制度和上层建筑的完善必经一个渐进的过程。中国革命虽然可以摧毁旧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 却不能完全埋葬封建传统文化等旧的意识形态。而现阶段我国实行的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为滋生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提供了土壤, 对公共权力不可避免地产生腐蚀作用, 成为公共权力异化现象生成的外部条件。
4、制度方面的原因。
制度“是为了确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计的一些制约”[4]。从我国现行的分配制度来看, “按劳分配为主体,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使得人们收入差距拉大, 相对于社会上某些阶层的经济收入迅速提高, 公职阶层的一些人就会产生心理失衡, 其中意志薄弱者可能铤而走险, 将所拥有的公共权力作为获得个人额外经济利益的手段;而公共权力监督机制不完善也为公共权力的异化放宽了制约, 如对公共权力的体制内监督, 使公共权力主体在权力运行过程中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 难以保证有效监督;对公共权力的体制外监督, 也往往因为公共权力天然具有的强制性、扩张性而导致软弱无力, 甚至失灵。
二、消减公共权力异化现象有效途径探索
公共权力异化现象有着难以避免的社会历史根源, 但它的存在大大降低公众对公共服务与公共管理的满意程度, 损害政府在社会公众心目中的形象, 动摇公共权力的合法性基础, 不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有之意。因此,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必须探索逐步消减公共权力异化现象的有效途径。
(一) 积极培育市民社会, 培养公民公共权力主体意识
“市民社会”是对社会共同体内部合理社会秩序的和谐设想, 是一种社会结构的应然性设计[5]。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形成与政治体制改革的纵深发展, 民主、法治、平等的意识等日益渗透到群众中, 并成为民众的心理积淀, 强化市民社会的自治管理已日益成为社会的呼吁。积极培育市民社会, 一方面, “留给政府为数不多然而非常重要的职能”[6], 使国家公共机构节省开支, 减少贪污腐败并富有效率;另一方面, 培养人民群众对公共权力的主体意识, 走出“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的政治冷漠误区, 增强权利主体地位的自豪感、责任感和使命感, 以保护自身权益不受侵犯;激励人们的参政热情, 参与国家各项政治生活, 拓宽市民参与国家各项政治生活的合法渠道和途径, 使公民的权利免受非法侵犯。
(二) 健全干部任用管理机制, 强化公共权力形式主体的“公仆”意识
切实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加强公职人员执政为民的权力观教育。把“三个代表”要求落实到从严治党中去, 帮助公职人员牢固树立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 明确公共权力行使的责任制度和道德规范, 构筑广大干部反腐倡廉的精神支柱, 增强廉洁自律的自觉性。
建立发达的竞争性的代理人市场。要逐渐改革我国传统的官员选拔机制, 建立以市场化的装置为杠杆的代理人市场机制, 实现对不称职行政代理人的流动更替, 让干部选拔任用走向“阳光操作”;向社会公开干部的推荐标准, 实现公平竞争等。使公共权力代理人时刻有可能被淘汰出局的危机感, 从而注重自觉培养起防范公共权力异化的免疫力。
健全激励约束机制设计。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能够确保权力支配者和服从者的利益相一致, 以达到双方共赢的目的。新加坡成功的反腐败范例为我们提供了借鉴:薪低不足以养廉。与其让官员通过不法途径获取钱财, 不如给予他们优厚的待遇。虽然足够的工资收入并不是防止公共部门接受贿赂的唯一解决方法, 但却可提高滥用公共权力犯罪的成本, 从而大大减少公共权力异化现象。
加强法律约束机制建设。将公共权力置于严格的法律监督之下, 是法制社会的内在要求。如通过《监督法》的制定与实施, 对政府权力实施有效的法则和限制措施, 防止政府官员行使权力的随意性;通过《政务公开法》的制订与实施, 建立政府信息和行政机关会议公开制度, 把公共权力运行的全过程置于人民群众的有效监督之下;通过《行政问责法》的制定和实施, 明确违法责任。“宪法和法律必须对何种官员负何责任, 谁来问责, 何人依何种程序判定官员失责都给予明确的规定。”[7]从法律上有效遏制公共权力的异化。
(三) 规范完善“非政府组织”, 发挥其制约公共权力的作用
“非政府组织”, 是指在政府部门和以赢利为目的的市场部门之外的“非赢利部门”, 它与政府部门、市场部门共同构成现代社会的三大支柱。规范完善“非政府组织”, 把竞争机制引入到提供公共服务领域, 使政府部门处于有“非政府组织”参与竞争的环境, 增强公职人员的忧患意识、行政服务意识、竞争意识, 一定程度上激发其提高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水平的内在动力, 有利于消减公共权力异化现象。
(四) 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实现市场机制与公共权力的合理分工
市场机制以平等竞争的机制自发调节着人们的经济行为, 以效率作为其首要的价值目标;而公共权力机制作为人为创设的机制, 以增进公共利益、促进社会公平作为其首要价值目标。二者之间的实现合理分工, 必然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如将大量公共组织“管不了、管不好、也不该管”的事务交由市场机制调整, 而公共权力的主要作用是制定市场规则、维护市场秩序、实施公共管理、增进公共利益。市场机制对公共权力的制约使公共权力组织成为市场竞争机制的“裁判员”, 这样就大大减少和削弱产生权力异化现象的土壤。
摘要：公共权力异化现象严重影响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其生成的原因主要包括:公共权力内在属性、公共权力主体、封建专制传统文化和制度等四个方面;消减公共权力异化现象的有效途径主要包括:培育公民公共权力主体意识、强化官员“公仆”意识、规范完善“非政府组织”和实现市场机制与公共权力的合理分工等四个方面。
关键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消减公共权力异化现象
参考文献
[1]胡锦涛: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 人民日报, 2005-2-1
[2]王惠岩.政治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5
[3]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上册) [M].上海:商务印书馆, 1961, 第154页
[4][英]道格拉斯.G.诺斯.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9
[5]周国文.“公民社会”概念溯源及研究述评[J].哲学动态, 2006, (3)
[6]马克思:《法兰西内战》,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 人民出版社, 1992年版, 第377页
公共权力异化 篇4
一开始舆论几乎是一边倒, 大家纷纷谴责“中华女”违法又失德的行为。最后行凶者被行政拘留十天, 受到应有的处罚。贵阳市委宣传部部长到医院慰问受伤记者, 并强调, “新闻记者要充分行使国家赋予的舆论监督权力, 更加努力工作”。
但是随着整个事件真相一步步清晰, 舆论出现了大逆转。截至3月31日, 参与腾讯网“你认为暴打事件责任在谁”的调查, 网民认为责任在记者的有1691472人, 占97%;认为责任在女司机的只有45561人, 占3%。 (1)
更多人转而支持“中华女”, 主要是帖子和媒体有以下不当之处:1.10万元左右的中华车绝不是什么“豪车”, 无牌的原因是新车还未上牌而已。2.激怒女司机的记者提问的原话是:现在“三创一办”, 您觉不觉得您给贵阳市丢脸啦?但原帖上却变成了“抹黑”。大家都明白, “抹黑”和“丢脸”两个词有着质的区别。女司机已经在接受处罚, 不愿意面对镜头接受采访, 记者却步步紧逼追着采访, 问其“是否丢脸”, 显然不妥。而且, 题目中出现“强悍”、“暴打”字样, 明显不合新闻规范的报道。3.交警执法, 贵州电视台跟在后面曝光, 这种行为本身就已经脱离了媒体报道事实的本位, 实际上是用媒体对当事人进行曝光和羞辱, 是一种二次处罚。4.交警将“中华女”的驾照交给媒体, 已经涉嫌违反了《刑法》中的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 而电视台未经当事人同意, 用特写镜头公开女司机驾驶证上的姓名、单位、身份证号等个人信息, 显然是违法行为。5.在“中华女”被警察和卢姓记者的同行制伏后, 卢姓记者有扑上去用话筒击打郭丽头部, 掐、拧脸部的举动, 电视台却将其剪掉, 一场“对打”, 被演绎成“单方施暴”。 (2) 播出的视频里面, 只有说“中华女”不好的群众, 但是也有说女记者不对的群众, 不应该追着人家不放, 还问那样的话, 这也没有播出。
网友的评论一针见血, “媒体应该是还原事实的平台, 而不是兜售私货、寻机报复的武器。当事记者和媒体利用话语权为自己出气, 其他媒体出于同行义气帮腔, 明显有违媒体规范”。网友查出, 当事记者一个周期不满, 违法记分累计9分。而“中华女”郭丽, 在此之前被扣0分。讽刺意味多么鲜明!
公众是肯定媒体和记者的。绝大多数媒体和记者能独立于强大的公权力, 客观地揭露事实真相, 即使被无端殴打和限制人身自由, 遭遇车祸和其他危险, 甚至受到“莫须有”的罪名污蔑。公众尊重奋战在抗洪报道前线的媒体和记者, 尊重奋战在汶川抗灾报道一线的媒体记者, 尊重不被金钱“封口”, 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坚定地站在公众的立场上, 站在权力对立面揭露某些掌权者和利益集团黑暗的记者, 就像三鹿奶粉案里的简光洲、山西疫苗事件中的王克勤。但利用话语权篡改事实, 愚弄公众, 兜售私货的记者绝不在受尊敬之列。
“中华女”事件又一次让中国的新闻媒体陷入了舆论监督的窘境, 每次的矛头总是指向从业人员的操守缺失, 但是中国社会转型期内媒体权力异化的深层次原因更值得探究。
中国的新闻媒体作为社会转型的守望者, 拥有法律赋予的采访报道舆论监督权。但是一旦作为工具性的软权力受到资本或权力的牵制时, 硬权利的捍卫也将遭遇障碍。权利与权力的博弈直接导致媒体独立性的瓦解, 媒体权力出现异化, 核心表现是商媒沆瀣、官媒共谋甚至官、商、媒勾结, 把手中的虚拟权利, 变现为实际利益。具体表现有:
“报”与“不报”。三鹿奶粉事件中, 《东方早报》记者简光洲的仗义执言使其成为媒体英雄, 但是在英雄出现之前的数月中, 媒体集体失语的事实却被很多媒体选择性地过滤掉。以一人的光芒掩饰一个行业的阴影, 这是简光洲的荣耀, 却是新闻界的悲哀。
“报什么”、“不报什么”。提出“拟态现实”概念的李普曼说:“新闻就像黑夜里的探照灯, 只能把一个区域照亮, 让我们注意到这个有限的区域内发生了什么, 但是其他的部分却处于黑暗之中。” (3) 受众所能感知到的就是媒体所关注与报道的社会现实, 受众只能凭借媒体传播的信息来作出判断和分析。受众需要了解真实的世界, 但是却常常迷失在媒体选择性的报道当中。
1.在“事业单位, 企业化运营”的大背景下, 在利益最大化的本能驱使之下, 出席“发布会”拿“红包”的“有偿新闻”早已成为行业内的一种潜规则。商业集团平时不定期召开各种新闻发布会和记者招待会, 逢年过节定期邀请对口记者参加联谊活动, 借助于联络感情的名义、借助于公关形式频频制造出媒体感兴趣的事件, 间接控制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
在这种情形下, 商业集团和广告主感兴趣的目标受众, 就成了媒体感兴趣的对象, 而他们不感兴趣的对象的需求则被淡化甚至漠视。儿童节目创作在很长时间内缺乏, 针对老人的节目也很少, 涉农报道特别是针对农民工的报道不仅数量少, 在某种程度上还带有偏见。
“明星取代了模范, 美女挤走了学者, 绯闻顶替了事实, 娱乐覆盖了文化, 低俗代替了端庄” (4) , 媒体迎合部分受众的低级趣味, 满足他们好奇、求异等“原始兴趣”, 并未承担起主动引导大众、提升大众的天职。“作为以守望环境为基本职能之一的媒体, 这些年来在‘人民最关心的医疗、上学、住房、安全等问题’ (温家宝语) 上投入了多大的热情和精力?用没完没了的打架了、撞车了、着火了、第三者插足了、精神病人跳楼了等‘八卦’新闻不厌其烦地去争夺收视率, 媒体的社会良知与社会责任何在?” (5)
2.插播广告泛滥成灾, 植入式广告到处可见, 挑战观众的忍耐极限。“利”字当头, 某些电视台与商家铤而走险, 对虚假广告缺少应有的审核和监督, 某些名人代言的虚假广告常常见诸媒体, 电视购物虚假广告更是屡禁不止。为了诱导消费者购买产品, 很多商家在节目中夸夸其谈, 甚至无中生有, 把产品描述得天花乱坠。加上产品质量有缺陷, 售后服务的缺失以及货不对版、假冒产品等问题, 2009年, 中国电子商会主办的3·15消费电子投诉网共接到“电视购物”投诉7090宗, 经统计, 有效投诉6829宗。 (6)
有些电视台设置丰厚的奖品吸引观众打电话、发短信, 大搞有奖竞猜, 但常常演变为具有博彩性质的“押宝”活动。组织方按照自定程序、规则抽取中奖者, 每次竞猜固定获奖人数, 参与的人越多, 中奖的概率越低。所谓的中奖观众是请的托儿, 拨打这个电话相当于拨打声讯电话。不明真相的观众甚至被牵着鼻子回答一个又一个问题, 被骗取巨额话费支出而不知。
3.有的媒体存在虚报发行量、收听收视率, 甚至大动干戈, 不顾公众利益利用各自的媒体互相攻击, 严重损害传媒业的整体形象和利益。有的媒体不尊重演员的知识产权, 常常克扣演员的演出费用, 付费低廉, 有时甚至干脆不付钱, 还不允许有抱怨之词, 否则动辄“封杀”。层出不穷见诸媒体的“纸馅包子”、“中国海军索马里护航逼出跟踪潜艇”等虚假新闻更是严重损害了传媒的公信力。
“怎样报”。为了吸引眼球, 有的媒体热衷介入策划爆炒“假事件”或“媒介事件”, 借以提升媒体本身的知名度, 获取经济利益和品牌效应。不必要地放大新闻当事人的细节, 暴露其缺点, 牺牲其正当的权益, 把其当做报道的玩偶化对象, 伤害其真实形象和未来生活, 产生了一种近似“妖魔化”的传播效果。
在涉及灾难报道时, 有些媒体记者和主持人不顾受灾群众心理的巨大创伤或生命垂危正在紧张的抢救中, 为了完成自己的采访任务, 或片面追求现场的惨烈, 对幸存者及其家属进行生硬追问, 引起受访者的厌恶或使其受到伤害;有的乱闯手术室;有的甚至贸然揭开担架上幸存者脸上的遮光布。
在案件报道和社会娱乐报道中绘声绘色过分详细地描写犯罪分子的作案手法, 以及逃避追捕的过程, 将一些残酷、恐怖、血腥、淫秽的细节和盘托出, 造成不良影响。
同样是为了吸引眼球, “标题党”猖獗。广州有30余人因酷暑死亡, 某媒体竟戏说为《广州酷毙三十余人》;交通事故的新闻标题做成《公交车轮从头越》、《骑车人“中头彩”惨死》, 过分地追求其修辞效果, 漠视生命、轻薄死者, 缺乏基本的人文关怀精神。
“曝什么”、“不曝什么”、“怎样曝”。媒体借助舆论监督曝光黑暗, 揭露丑恶, 彰显公理, 匡扶正义, 本是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但是, 实际中却存在着种种监督异化情形, 有媒体从纪检、司法部门获得信息后, 只打“死老虎”的过场式监督, 有侵害司法公正的越权监督, 有“曝外不曝内”的跨地区监督, 还有的对权力唯唯诺诺、诚惶诚恐, 对普通公民则盛气凌人、勇猛无比, 不敢监督同级或者高一级的公权力, 只敢监督下级公权力或者无权公民的“眼睛朝下式监督”、“基层监督”。“中华女”事件暴露出来的媒体对自身监督不力, 也极大地损害了媒体的公信力, 我们至今没有看到当事电视台对此事的明确说法。有的媒体做过无数次关于其他用人单位劳动纠纷的报道, 但对旗下外聘员工没有签订劳动合同, 解聘员工也没有给予适当的经济补偿等用工不规范的情况, 视而不见、讳莫如深。
以曝光相威胁, 敲诈勒索“封口费”。2002年, “山西繁峙矿难案”爆出11名新闻记者收受现金和金元宝的丑闻, 还没有被忘却。2006年5月18日, 新闻出版总署通报, 中国食品质量报社四川记者站原副站长汪启明、中华工商时报社浙江记者站原站长孟怀虎、《经济日报农村版》浙江记者站原副站长卜军、中国工业报社河南记者站原常务副站长陈金良涉嫌敲诈被捕。 (7) 2008年7月, 河北蔚县发生矿难, 9名媒体工作人员和1名假记者接受260万元“封口费”后瞒报。2008年9月, 山西霍宝干河煤矿事件中, 竟然有4个新闻记者、26个媒体工作人员、28个假记者, 争先恐后领取“封口费”。2010年爆出山西省忻州存在假“记者村”, 经常向煤矿诈钱, 更是对这种情形的绝妙讽刺。官、商、媒勾结一次次触目惊心, 媒体在与资本与权力的考验中一次次败北, 中国新闻界的耻辱一次次重演, 一些媒体已经距离社会公器越来越远。
现在, 传媒转型成为具体的企业化利益单元, 客观存在“企业非企业, 事业非事业, 私人非私人, 国有非国有”以及管理不规范、运作“边缘化”的尴尬局面, 存在众多的“新闻民工”。不少媒体没有同他们签订规范的劳动合同, 提供休假、保险等必要的福利待遇。“无冕之王”即便确有良知和正义感, 但同时也必须忍受客观现实的煎熬。问题记者固然有自身素质原因, 但仅仅把矛头指向他们, 忽视媒体自身的责任, 这是不公平的。
中国媒体身处社会转型过程中, 生存状态依然是计划经济的延续, 具有行政级别, 媒体在一定程度上与“官府”有着某种立场的一致性。舆论监督权最后能否实现,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行政化”级别而非事实。面对众多社会积弊和腐败, 普通受众常常寄希望于舆论监督, 但媒体往往要受困于秩序网中的排序困境而无法踏入“禁区” (8) 。因此, 与行政监督、党内监督、法律监督不同, 舆论监督权力在公权力面前失效时, 放弃新闻权利便成了一切异化现象的逻辑终点。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示, 要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监督政府。同时还要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 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昆明市立法规定, 新闻媒体有权对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及其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进行舆论监督。
新闻界处于利益博弈复杂化的社会变迁进程中, 国家和政府的肯定与期许, 同法律与制度上的落实, 还有一定的差距。重构社会秩序的任务绝非媒体一己之力所能完成, 避免媒体“权力异化”, 需要整个社会的努力。
参考文献
[1]http://view.news.qq.com/zt/2010/zhn/in-dex.htm
[2]http://view.news.qq.com/a/20100327/000012.htm
[3]沃尔特·李普曼[美]:《公共舆论》, 第286～287页。
[4]http://www.gmw.cn/content/2004-12/11/content_147275.htm
[5]时统宇:《坚守社会责任是中国电视的第一要务》, 《视听界》, 2007 (9) 。
[6]http://www.315ts.net/ts/list77.html
[7]http://media.people.com.cn/GB/40606/437456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