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权力制约原则

论权力制约原则（通用8篇）

论权力制约原则 篇1

一、权力制约 理论 的 历史 演变

权力制约原则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分权与制衡原则和 社会 主义国家的权力监督原则的总称，其存在的历史基础和现实前提是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导致出现了一个不依附于土地、国家、教会、以商品 经济 为主的私人自治的领域。社会成员本身获得了私人意义上的“市民”和“公”意义上的国家公民两种身份。一方面，他们为了培养独立和健全的人格，保留“自律”的充分空间，要求限制国家权力的恣意。另一方面，他们为了满足和实现自我利益，要参与公共决策和公共管理，并在此过程中监督、制约、评判政府和公共权力活动的合法性。同时，因为参与能力和参与环境的局限，导致国家权力的所有者与行使者的二元对立，为了保证公共权力的行使不脱离人民的掌控，所以也必然要寻求制约公共权力的机制。

分权理论可以追溯至古希腊著名学者亚里士多德。其在《 政治 学》一书中明确指出“一切政体都有三个要素——议事职能、行政职能和审判职能。”[1]它们构成政体的基础。古罗马思想家波利比阿继承了上述思想，并结合罗马混合政体的政治实践，初步提出了分权制衡的主张。他把政府分为人民大会、元老院和执政官三部分，认为执政官是君主政体的因素，元老院具有贵族政治的因素，人民大会是民主政体的因素。这国家权力的三个方面要相互配合、彼此合作，才能保证一个均衡、正常、稳定的国家结构。当权力系统某一部分暴露出过分揽权的倾向时，就应受到其它部门的抗拒和抵制。“任何越权的行为都必然会被制止，而且每个部门自始就得担心受到其它部门的干涉„„”。[2] 近代分权学说是由洛克所倡导，有孟德斯鸠加以 发展 和完成的。洛克在《政府论》中将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执行权、和对外权三种。其中立法权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是用来指导国家力量的运用以保障该社会及其成员的权力，立法权应属于议会；执行权是负责执行所制定出来的 法律 和继承有效法律的权力，在君主制国家中执行权应属于国王；对外劝是关于决定战争与和平、联合与联盟以及同国外开展一切事务的权力，对外权也应属于国王所有。洛克认为上述三种权力不能集中在一个人和一个团体手中，并且特别强调立法权与行政权的分立，他说如果由同一批人同时拥有制定和执行法律的权力，就会给人们的弱点以极大的诱惑，使他们动辄要攫取权力。洛克的分权其实是两权分立，并且他还对司法权的独立趋势和制约作用缺乏敏锐的感觉。

孟德斯鸠在 总结 洛克分权理论的基础上，将国家权力一分为三，既立法权、关于国际法事项行政权力和关于司法权民政法规事项的行政权力。他认为第三种权力可称为司法权，而第二种权力可简称为国家的行政权力。[3]国家权力是不能在一个人或一个机关手中的，否则公民的权力没有保障。他说：“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关之手，自由便不复存在了；因为人们要害怕这个国王或议会制定暴虐的法律，并暴虐地执行这些法律。”“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如果司法权同立法权合而为一，则将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施行专断的权力，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如果司法权同行政权合而为一，法官便将握有压迫者的力量。”[4]同时，孟德斯鸠还主张权力的相互制约。在他看来，一个自由的健全的国家必然是一个权力受到合理、合法限制的国家，因为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限制权力。

美国的汉密尔顿、杰佛逊等人一方面将“分权理论”具体运用到了国家机构的创建和宪法的制定实践中，从而使“三权分立”由理论变成了现实。同时他们又发展了“分权理论”。如将联邦与各州的纵向分权与制衡也纳入分权体系之中，主张设立两院制的国会以使其相互制约并与行政权、司法权分立制衡等。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从人民主权的理论出发，并且为了矫正资本主义国家因实行“三权分立”所出现的弊端，对“三权分立”理论有过深刻地批判，但他们从未完全否定“三权分立”理论的历史合理性。正如恩格斯所说： 现代 社会主义“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最初表现为18世纪法国伟大启蒙学者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5]恩格斯还对资产阶级国家的分权制评论说：“在那些确实实现了各种权力分立的国家中，司法权与行政权是完全独立的。在法国、英国、美国就是这样的，这两种权力的混合必然导致无法解决的混乱；这种混乱的必然结果就如让人一身兼任警察局长、侦查员和审判官。但是司法权是国民直接所有的，国民通过自己的陪审员来实现这一权力，这一点不仅从原则本身，而且从历史上来看都是早已证明了的。”[6]马克思在1831年对黑森宪法的赞扬也证明了经典作家对权力制约的重视。他说：“没有哪一部宪法对执行机关的权限作过这样严格的限制，在更大程度上使政府从属于立法机关，并且给司法机关以如此广泛的监督权。„„高等法院有权对有关任免制度的一切 问题 作出最后决定。众议院从议员中选出一个常任委员会，组成类似雅典最高法院的机构，对政府的活动进行监督，并且把违反宪法的官员送交法院审判，即使下级执行上级的命令时也不得例外。”[7]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但她在现阶段也只能用代表制作为实现民主的主要形式，这就客观上出现了权力所有的主体与权力行使的主体不相一致的情况，而且权力固有的恶性即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不可完全消除，因此为了保证权力的运行不出现违背人民的意志的异化，必须加强对权力的制约。邓小平指出：“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治，毛泽东就说过，这样的事在美、法、英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8]这进一步证明了权力制约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必要性。

二、权力制约原则的宪法形式体现

（一）权力制约原则在资本主义宪法中的体现

资本主义宪法体现权力制约原则除了通过宪法规范公开或隐蔽地确认“权力分立与制衡”的精神以外，更因各国历史传统、民族状况、政治力量对比等因素的差异，造成了反映分权学说的不同政体模式，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

1.典型的美国式的三权分立形式

美国宪法明文规定了立法、执法和司法的三权分立的政府架构和3个权力机构之间的制衡机理。在分权方面：根据美国宪法第1、2、3条之规定，立法权属于由参众两院组成的国会，因而经民主选举产生的代表有权决定全国政策，掌握财政支出等大权；[9]行政权由民选的总统统一执掌；司法权属于法官，他们受到终身任命，并只能因重罪或不端行为才被解职，从而使之能不受报复、没有恐惧地决定案件。为了保证分权原则的实施，根据宪法和惯例，凡在合众国政府下供职的官员，不得兼任国会议员，不得提出议案，不能出席国会会议，司法独立，法官终身任职，总统对法官有任命权，但无罢免权，议会对法官的任命有同意与否决的权力，但非因法官犯罪而依法弹劾之外，也无罢免权。

在制衡方面，为了保护公民和防止专制政府的出现，美国宪法设计了一个不允许任何权力分支部门掌握全部政府权力，同时又能整体而有效地推进政府工作的权力关系模式。它规定国会有权要求总统条陈政策以备审议，有权建议、批准总统对其所属行政官员的任命，有权批准总统对外缔结的条约等，从而体现了国会对总统的制约。国会对司法机关的制约则体现在：参议院有权审判弹劾案件，有权建议或批准总统对联邦最高法院法官的任命，有宣告惩治叛国罪的权力，有弹劾审判联邦最高法院法官并撤销其职务的权力。同时，美国宪法还规定了总统对国会的制约。表现在：总统有立法发掘权，副总统兼任参议院议长，对立法机关的活动产生一定的 影响。总统对司法权力的制衡表现在：总统有特赦权，有提名并任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的权力。最后，美国宪法规定了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应当担任有关弹劾总统案的审判长，因而体现出司法权力对行政权力的制约。此外，根据美国宪法惯例，法院享有司法审查权，这样法院也当然获得了制衡立法的权力。

美国式的分权模式对其它国家产生过重要影响，当今许多国家比如委内瑞拉就沿袭了美国的这种模式。

2.英国式的以议会为重点的分权模式

英国资产阶级曾经以下议院为阵地，同以国王为代表的封建王权进行过激烈的斗争。斗争的一个重要结果是确立了所谓“议会至上”的原则，即议会（实际上指下议院）拥有不受限制的制定或者修改任何法律的权力。[10]以后随着政党制度的发展，议会至上原则与责任内阁制产生结合，从而导致在下议院占多数席位的政党不仅控制了下议院的主导权，而且也获得了行政组阁权。行政权对立法权的负责制转化为多数党的一种内部控制与反控制。但由于内阁行使权力形式上是以对立法机关尤其是对下议院负责为前提的，而行政权力的总代表国王只沦为一个名义的国家元首，因此我们可以说英国宪制对分权原则的体现是以“立法为重点的”。

论权力制约原则 篇2

一、政治权力制约与监督的必要性

1. 权力的二重性所决定。

权力具有二重性, 即能动性和腐蚀性。能动性表现为:政治权力是实现政治主体成员利益要求的凭借, 同时, 政治权力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反作用;腐蚀性表现为:人在权力过久的掌握过程中有腐化变质的可能性。政治权力的二重性决定了必须对之进行行之有效的制约和监督。

2.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所决定。

权力的制约与监督, 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问题之一, 政治的核心问题就是政治权力的构成问题。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 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原则。人民对权力运行的制约与监督程度越大, 民主政治的实现程度也越大;反之亦然。与此同时,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为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提供保障。

3. 党的执政能力所决定。

党的执政能力随着执政环境、执政目标和执政基础的变化而变化, 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的执政党, 拥有执政权, 执政权在建设时期主要表现为领导权。党的领导权也要接受人民群众和权力机关的制约与监督, 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 必须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 必须有效地约束政治权力以减少腐败。

二、当前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存在的主要问题

1. 道德对权力的约束力下降。

当前我国社会处于转型时期, 由于种种原因, 部分官员出现了大的理想的迷失和人生价值的错位, 出现一系列的权力腐败、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等现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要大力加强政治伦理建设, 以德倡廉, 强化政治行为主体的道德约束, 使得政治行为主体从内心深处不愿贪腐, 从而抑制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

2. 权力运行的法制化程度不高。

目前我国实施的对权力运行制约与监督方面所必需的法律、法规、条例尚不完备, 表现为:缺乏明确的监督标准和具体的实施细则, 从而造成实际监督过程中的盲目性和主观随意性, 影响了监督工作的严肃性和规范性, 也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

3. 权力结构不合理、运行程序不规范、监督体制不完善。

一些不均衡的权力分配势必导致权力不受制约, 运行受阻。权力的运行虽进行程序的制定却不依程序而运行, 甚至随意更改程序规则或是减免程序, 同样会使得权力机制无法得到强有力的监督与制约。严格缜密的程序制定和运行是对权力运行最基本的要求。另外, 监督依然是制约腐败的有力措施之一。当前, 我国一些部门监督缺乏实际权力、监督偏于事后监督、监督机构缺乏必要的独立性、监督和制约方向单一等问题, 严重影响了权力制约和监督体制的正常运行。

三、权力运行的制约与监督的主要对策

1. 加强权力制约与监督的思想化建设。

思想建设很重要。一方面, 要营造社会制约与监督权力的整体氛围与环境, 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民主法律意识;另一方面, 要切实强化党员领导干部的监督意识, 从内心深处做到公正、廉洁、自律, 树立公职人员廉洁公正的道德形象, 从而形成全社会廉洁的风气, 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

2. 加强权力制约与监督的法制化建设。

确立宪法与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是重中之重。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 是组织调整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运转的根本依据, 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活动。以法的形式明辨是非, 公正客观, 量化明确, 可以客观地衡量出国家公务人员是否遵纪守法、是否清正廉明、是否以人民的意志为转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为杜绝违法乱纪、徇私舞弊等腐败行为提供现实依据。

3. 完善权力结构、规范运行程序、加大监督力度。

主要从完善权力结构、规范运行程序、加大监督力度三方面入手。权力过分集中的结构, 组织运作过程中个别领导独揽大权, 势必难以开展有效的集体性的权力制约与监督, 因此要合理配置权力资源;权力运行的程序化程度的高低, 直接影响着权力制约与监督的有效进行;舆论监督的强大威慑力有效而直接地制约着权力的运用。因此, 完善权力结构、规范运行程序、加大监督力度, 缺一不可。

总之, 加强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 是推动社会文明进步、改善市场竞争环境的必要手段, 不仅对党提高执政能力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也为社会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提供了前提和保障, 意义深远。

参考文献

[1]肖华茵, 毛细荣.试论权力制约的理论及监督制约的基本方法[J].求实, 2005, (5)

[2]李英田.合法性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启示[J].长江论坛, 2004, (6)

[3]徐京跃, 周英峰.习近平强调:坚定不移把反腐倡廉建设引向深入[N].高层声音, 新华社, 2013-1-22

[4]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2007年10月

论新闻媒体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制约 篇3

【关键词】新闻媒体；行政权力；制约；监督

【中图分类号】D922.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158(2012)09－0427－01

引言：2001年7月17日，广西南丹发生一起特大透水事故，80人在这起事故中遇难，1人失踪，当地政府却隐瞒，掩盖消息。

2010年河北普阳钢铁有限公司转炉发生煤气泄漏中毒事故，造成多人死伤。公司瞒报谎报。

以上的事件是记者深入“虎穴”，通过暗访和现场调查的方式进行报道，公开曝光，并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视。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局长张宝明2002年在全国安全生产宣传工作会议上强调，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离不开监督，而媒体的舆论监督是重要的手段之一，新闻宣传工作要介入事故调查，增强重、特大事故处理的透明度，要大胆揭露。由此可见，中国新闻媒体对行政权力监督和制约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新闻媒体与行政权力的诉求

行政和媒体都有着各自利己的特性和利益诉求。行政机构和行政者希望媒体长期进行有利于自己的“正面”宣传，帮助发布各种施政信息，化解公共危机与行政风险。行政还特别希望媒体根据自己的意志或期望进行传播，在不需要报道的时候不要“添乱”，以避免出现杂音、搅乱行政秩序或者对行政领导和政府的公信力构成不必要的影响和威胁。

媒体则期望与行政机构长期保持信息主渠道的畅通。因为政府是最大的信息制造商，是媒体行政信息的主要来源。媒体期望政府实行善治，期望通过媒体的舆论来监督政府，帮助政府实现行政改革。中国大多数媒体都具有“纯洁正义感”，乐于将“真实”公之于众。同时媒体也希望在信息传播中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公信，不断扩大其舆论的覆盖范围。

二、新闻媒体与行政权力关系的对立

新闻媒体与行政权力都有自身的利益和特性，行政會出现官僚腐败及集权专断等现象。媒体会出现信息泛滥，肆意炒作，误导舆论。都无形中具有“唯我”与“排他”的特性。因此，媒体和行政之间彼此的监督则显得十分重要，媒体和行政之间关系的“对立性”也就不可避免。

矛盾一：信息公开和不公开

公众和媒体都希望行政机构开放信息，媒体把政府的意见传达给公众，将公众的心声转达给政府，发挥信息桥梁的作用。但是，现实多数情况下，政府没有及时全面地公开应该公开的信息，从而影响传播机构的传播效率和媒体公信。

矛盾二：正面传播与负面报道

行政者希望媒体在行政信息传播时多正面报道、少负面报道，以避免政府以及领导干部的公信力和公共形象受损。但从媒体的新闻性上看，行政体系出现的问题可能恰好是媒体需要的“好新闻”。作为媒体不仅要帮助政府报道信息、传播行政，同时对政府也有监督责任。一旦行政体系内违反公众意愿、侵害公共利益的现象或事实出现，媒体就需要迅速及时地加以传播，向公众“报告”。

矛盾三：追求收视率与体现公共价值

媒体作为日益市场化的传播机构，其市场趋利性日益凸显。如果一些媒体追求利益不负责任，道德性不足，社会责任感差，在信息传播和行政传播中夸大宣传大，导致媒体客观公正性的偏离或者缺失，就会直接影响到行政传播的公共价值。

三、新闻媒体对于行政权力的舆论监督

1.新闻媒体的传播本质

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媒体独立性和市场化功能的增强，媒体日益从政治或行政的传播工具逐步演变成为了大众信息传播的工具，逐步成为公众舆论的代表。在行政传播中，媒体传递公众的声音，反映公众意见和建议，让政府全面了解基层和民众的情况，以便使政府能够公众的问题。

2.新闻媒体对行政监督的必要性

行政是公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公众意志的具体执行和运作。如果行政权力长期失去监督，势必造成行政的官僚化、行政垄断或行政腐败，给公民利益和整个社会造成严重的损害。媒体则可以发挥广泛透明传播的作用，监督、揭露社会中的不公、不平现象，使不公正的问题得到及时的解决，促进行政和谐。

四、强化新闻媒体对行政权力监督的方法途径

(一)媒体的地位和权利必须要得到重视

在我国媒体一直处于行政权力的管理之下，媒体的地位决定了其只能为权力机关服务，成为其附属物，而它的使命也只是解释政策。正因为如此，媒体的客观l生和公正性必然大打折扣。所以为媒体正身，是实现媒体对行政权力有效监督的关键。

(二)媒体监督一定要纳入法制化进程

现代社会，媒体的监督对于社会以及政府的促进作用已不言而喻，但由于缺乏法制化保障，现实中许多舆论监督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促进媒体监督法制化进程是实现媒体对行政权力制约的有力保汪。

(三)行政机关的良好作为促进新闻媒体对行政权力的监督

1、完善行政责任

在政府内部，机关各部门之间、工作人员之间缺乏明确、细致、稳定、长期的职位、职务、职权、职责相一致的工作责任制度，权大责小造成胆大妄为、专横跋息，权小责大则造成谨小慎微、缩手缩脚以至于具体的行政责任主体常常模糊不清，使某些行政责任问题因责任主体不清而无法追究，不仅破坏公民合法的民主权利，而且伤害行政机关及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同时妨碍行政纪律的执行以及行政效率的提高。

2、行政公开

权力行使的公开化是对权力实行制衡和监督的重要条件。应着重加强政府及其行政的各项政策、规定、办事程序和结果向社会公开，增强行政工作的透明度，也便于新闻舆论进行监督。

3、行政道德建设

破解权力制约监督难题的 篇4

——关于长春强化科学配权的调查与思考

文章来源： 中国纪检监察报 [作者：] 发布时间：12-08-01 14:25:02 16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近年来，吉林省长春市按照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原则，积极探索科学配置权力机制，根据实际情况稳妥推进分权、放权和集权，取得了明显成效。近期，中央纪委研究室调研组赴长春市就他们的做法进行了调研，形成如下报告。

合理分权——解决“一把手”和部门岗位权力过分集中问题

实行主要领导“五个不直接分管”，将集中于“一把手”的权力分解为领导班子其他成员共同行使。长春市不少同志反映，过去“一把手”权力过于集中，在具体业务上“事无巨细”，既分散了工作精力，又集中了廉政风险。针对这一问题，长春市去年专门出台了《关于实行市直机关主要领导“五个不直接分管”的暂行办法》，并要求各县（市、区）、开发区和事业单位参照执行。一年来，大多数市直部门和一些县（市、区）做到“一把手”不直接分管行政审批、财务、干部人事、建筑工程、物资采购，具体工作由领导班子其他成员协助分管，“一把手”主要履行监管职责。

将一个部门行使的权力分解到不同部门行使，实现了权力的相互制衡。为了解决部门权力过于集中，甚至出现“公共权力部门化”的问题，长春市按照管办分离、管审分离、管采分离的要求，把原来由一个部门行使的权力分解到多个部门行使，化解了权力行使中的潜在风险。如市国土局将土地交易职能从收储中心剥离出来，放到市城乡土地交易中心运行，实现了土地储供职能分离；二道区建立健全工程建设管理与资金拨付使用管理相对分离、相互制约的机制，工程招投标由责任单位负全责，工程拦标价的确定、决算价格的确认以及资金拨付使用等权力由财政部门行使，财政投资的评审管理则交给第三方中介机构，实现了评审、预算、招标、拨款、决算等几个方面权力的相互制衡。

推进重点岗位和关键环节权力分解，降低了廉政风险。长春市在认真排查岗位廉政风险点的基础上，按照“不同性质的权力由不同岗位行使”的原则，将高廉政风险岗位执行权和监督权进行拆分，从而降低腐败发生几率。九台市先后分解岗位权力事项131项，比如，将技术监督局执法监督科和管理科两个科室的行政执法权转到质量技术稽查分局去行使；将法院财产评估拍卖权这项原来一岗独办的权力分解到三个岗位办理。

适度放权——促进权力运行廉洁、高效、便民

加大市级层面向县（市、区）的放权力度。针对过去市级层面管得过多过死，甚至越位行使县（市、区）级权力的问题，长春市先后两次向县（市、区）放权285项，目前新一轮的放权工作还在继续推进。一些县（市、区）主要领导称，县一级要发展，“就必须有一定的自主权，特别是经济管理权，不然就没有了积极性”；现在权力下放，“降低了行政成本，提高了办事效率”。

加大部门向办事窗口的放权力度。为了解决办事窗口权力太小、群众难办事的问题，长春市各职能部门坚持“能放尽放、充分授权”的原则，将审批事项从受理、审批到发证，全部下放给办事窗口。市房地局局长刘大平说，权力在办公场所压缩、在服务窗口扩大，群众办事更容易、监督更直接了。

加大系统内部向下层级的放权力度。长春市一些部门的同志反映：“以前，权力都在‘上面’，遇到问题层层上报，影响了工作效率。”为此，市直部门加大了下放权限力度，把一个系统或部门集中于某一层级的权力分解到下一层级负责。如市建委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前期的拆迁、土地征收、建筑工地安全监督等90项事权下放到区里；市规划局将城乡规划编制事权、许可部分事权、监督检查事权等下放到各规划分局；市房地局将住房保障、房屋安全、租赁和物业管理四个方面33项管理权限下放到各城区和开发区。

有效集权——加强上级对下级权力运行的集中监管

在科学配权的实践中，长春市的同志也体会到，权力并不是越分散越好，关键是要做到配置科学合理有效。特别是在行政审批、人事管理、农村“三资”监管等方面，适度的集权，既有利于加强上级对下级行使权力的集中监管，又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

在行政审批方面，变过去的分散审批为集中审批。长春市各有关部门将行政审批职能进行整合，成立“审批办”，按照“能进尽进、应进必进”的原则，整体进驻行政服务中心，使审批事项在中心窗口集中办理、限时办结。在服务中心派驻一个由3至5人组成的纪检监察机构，进行实时监控。截至目前，全市具有行政审批权限的市直部门成立了40个行政审批办，正在启动实施基本建设项目并联审批，做到一个申报项目一次性报件、一次性办结。

在人事管理方面，变过去的分散管理为集中管理。人员调动涉及全局性工作，必须进行适度集中、统一管理。二道区有的同志反映：“过去二道区人事管理权过于分散，有的局发

生过随便进人和吃‘空饷’的现象。”为此，二道区专门制定了机关和事业单位人员调动管理暂行规定，按照“用人单位提出、编制部门审核、组织人事部门考核、分管领导审批”的原则，对全区机关和事业单位人员调动、借用人员管理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实现了按编制进人、按程序办理、按纪律管理。

在对市直部门监督方面，变过去的分散“同体监督”为集中“体外监督”。长春市针对过去纪检监察派驻（出）机构人员分散、监督不力的情况，从2009年开始，对派驻（出）纪检监察机构进行整合改革，成立了12个市纪委、监察局直属纪工委、监察分局，分块负责履行对市直部门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的监督职能，变同体监督为异体监督，使机制更加顺畅，提高了监督的整体效果。

在农村“三资”管理方面，变过去的分散监管为集中监管。长春市从2008年开始推行农村党风廉政建设“3+1”模式，全市所有村都成立了村务监督委员会，在全市各乡（镇、街道）建立“三资”委托代理服务中心，对村级资金、资产和资源实行集中统一监管。二道区以街道财政经济指导中心为依托，成立了吉林省首家社区财务核算中心，对社区资金进行集中核算，对资产进行集中管理。目前，二道区6个街道的社区财务核算中心已全部建立，“社财街管”的集中管理制度已经取得初步成效。

长春市“科学配权”实践的启示

必须切实将科学配权作为加强权力制约监督、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核心内容抓紧抓好。正如二道区区委书记王庭凯所说：“公共权力如果得不到有效配置，就容易出现违纪违法案件，全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就会受到影响，领导班子也不可能长久和谐。”因此，各级党委必须按照中央的要求，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高度，充分认识科学配权的重大意义，切实把科学配权、健全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抓紧抓好。

必须科学谋划、统筹推进科学配权各项工作。一些同志指出，当前“一把手”监督难问题、“小官大权”问题还比较突出，说明在一些地方和部门权力还过于集中、权力配置还不够科学。长春市在推进科学配权工作中，既强化纵向授权制约，又注重横向流程操控；既分解权力达到制衡目的，又整合权力防止工作效率降低。长春市的实践证明，科学配权，不仅需要自下而上的实践，更需要自上而下的统一部署和整体推进，既要合理划分、科学配置各部门及其内设机构的权力和职能，又要加强对权力行使特别是直接掌管人财物的权力行使的规范和限制，真正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

必须以改革创新精神强力推进科学配权工作。长春市的同志在实践中感到，公共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个人化、个人权力私有化现象的存在，使拥有一定权力的部门和个人形成了利益群体。科学配权是对权力和利益的再分配，必然会受到来自既得利益群体的阻力。同时，一些领导干部在思想认识上也存在一定误区，认为科学配权是权责不对称，对科学配权工作不理解、不支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强力推进科学配权工作，既要加强宣传教育、疏导抵触情绪，又要依靠法制和群众力量推进改革，多措并举破解改革难题。一些同志还指出，在现行体制下，无论是决策权、执行权还是监督权，大多是“人为操作”，带有很大的主观性。为此，科学配权需要借助科技手段，通过现代信息技术固化权力运行流程，使权力运行全过程留有痕迹。

必须进一步完善科学配权的各项制度。吉林省委常委、长春市市委书记高广滨认为：“治病和防病比，防病更重要；立规矩和执行规矩比，立规矩更重要。”同时，一些同志也提出，目前相关配套制度的滞后性还比较突出，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科学配权工作的深入开展。必须加大制度创新力度，进一步健全组织体制和程序规则，形成责任落实机制，把制度建设贯穿于规范权力运行全过程，努力提高科学配权的制度化、规范化水平。

人格魅力、权力制约与法治国家 篇5

张伟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 苏州 ， 215021)

[摘 要] 最近《南方周末》报道了争议人物――江苏省宿迁市委书记仇和靠激进手段进行改革和施政的历程。并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仇和现象”、“仇和模式”讨论。学者们纷纷发表意见，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有之。对此，笔者认为，当前在我国依法治国的过程中，领导者的“人格魅力”或“权力道德”是不可或缺的，甚至是十分重要的，但决不能迷信，因其是感性的东西，是极不可靠甚至极其危险的，必须通过理性的手段――法律――进行权力制约。惟有如此我们国家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国家。

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篇6

宁吉喆

《 人民日报 》（2014年12月02日 07 版）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时代需要，准确把握人民群众期盼，对依法治国作出全面部署，提出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并明确了具体要求。

充分认识强化对行政权力制约和监督的重要意义

行政权力是宪法和法律赋予行政机关管理经济、文化、社会事务的权力，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保障其依法正确行使，是我们党治国理政必须解决好的大问题。我们要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深刻认识强化对行政权力制约和监督的重要性，依法规范行政权力运行，使行政权力永远体现人民意志，永远接受人民监督，永远为人民服务。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法令行则国治，法令弛则国乱。”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党和政府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基本方略。推进依法治国，必然要求依法行政。而行政权力作为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旦被滥用，就会对公民合法权益带来损害，从而影响依法治国方略实施。因此，必须加强监督制度建设，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这既是有效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客观需要，更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点环节。

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体地位，必须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我国是

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懈怠；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事实上，由于受诸多因素制约，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绝大部分行政权力是由人民以授权的形式委托行政机关行使的。行政权力的这种间接性、受托性，客观上使行政权力在某种条件下有可能背离人民委托的本意。因此，加强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制约，促使行政机关真正按照人民意志进行公共事务管理，是坚持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主体地位的必然要求。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完备，实现国家和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对于政府而言，就是要切实增强按制度办事、依法办事意识，善于运用制度和法律管理社会事务。这就要求我们坚持推进依法治国，精心织就行政权力依法运行的“天罗地网”，构建有效的行政权力制约和监督体系，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使行政权力于法有据、依法行使、受法制约，真正做到“法定职权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确保行政权力不越位、不错位、不缺位。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必须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法律是调节政府和市场关系的依据。目前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依然较多，不该管的管得过多，影响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政府该管的还没有真正管住管好。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新一届政府把简政放权作为深化改革的“先手棋”和转变政府职能的“当头炮”，下决心把该放的权力放给市场、社会和地方、基层，用好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同时做到放管结合，搞好事中事后监管。在此进程中，必须强化对行政权

力的制约和监督，用好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这样才能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

加强对行政权力制约和监督的制度体系建设

《决定》指出，加强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制度建设。这既是强化行政权力制约和监督的部署和要求，也是对我国加强行政权力制约和监督实践的总结和概括。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依法行政，需要全面制约和监督行政权力。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多年实践发展和制度建设，我国已经形成一套有中国特色且行之有效的行政权力制约和监督制度体系，包括以下八个方面的监督：一是党内监督。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的执政党，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负有全面责任。党内监督主要是党组织对行政机关贯彻执行党的重大路线方针、行政权力运行以及党员领导干部个人廉政等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二是人大监督。行政机关是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人大通过检查行政工作、听取和审议政府工作报告、质询政府工作等，对政府进行监督，并有权对同级政府违法违规的行政人员进行撤换和罢免。三是民主监督。政协通过听取政府工作报告、讨论经济社会发展的方针政策和各项重要工作、视察政府工作、对政府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等形式，对行政权力运行和政府工作进行监督。四是行政监督。主要是行政监察机关依法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行政人员及由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国有企事业单位领导干部的职务行为和相关个人行为所实施的监督，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行政机关对其内设机构依据行政权力隶属关系所实施的监督。五是司法监督。主要是人民法院通过受理行政诉讼、审理行政案件而撤销行政机关作出的违法具体行政行为所实施的监督。六是审计监督。通过审计手段，管住国家的钱，看好行政的权，揭示违法违规行为，可以制约和监督财权、物权。七是社会监督。宪法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从而形成监督。八是舆论监督。舆论监督具有行使方式便捷、传播速度快等优势，在行政权力制约和监督体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社会公众传递信息、参与社会事务管理的重要渠道。

上述各种力量，分工明确、优势互补，从不同层面、以不同形式对行政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对规范行政权力运行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也构成中国特色行政监督体系的主体框架。但在实际运行中也存在相关制度不完备、监督力量衔接不够、监督针对性不强、监督流于形式等问题，有的监督还存在侵权和违法现象，且对于舆论监督尚无明确的制度规定，一方面行政权力运行的透明度不高，监督容易流于空泛；另一方面又存在舆论嘈杂现象，干扰行政权力的正常运行。

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是实施对行政权力运行有效监督的重要保证。针对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中的种种问题，要努力形成科学有效的行政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科学有效，就是不仅要做到组织严密、结构合理、配置科学、制约有力，把权力牢牢关进制度的笼子，而且要做到权责一致、相互协调、运行顺畅，切实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这就需要整合监督资源，把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等有机结合起来，建立“优势互补、监督有力、富有实效”的监督体系，形成整体监督合力。需要明确监督主体的职责权限，完善各项监督制度，避免在监督过程中各自为战、相互推诿扯皮的现象；同时，加强监督主体之间的协调配合，定期总结交流监督工作，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采取相应措施，堵塞漏洞，充分发挥整体监督效能。还需要高度重视运用和规范网络舆论，健全舆情收集、研判和处置机制，及时调查和处理人民群众反映的问题，对反映失实的据实及时澄清，对诬告陷害的依法追究责任，不断增强网络监督的正能量。

健全政府内部权力制约机制

《决定》指出，加强对政府内部权力的制约，是强化对行政权力制约的重点，并从行政部门和岗位权力设置、内部流程控制、完善政府内部层级监督、完善纠错问责机制等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

加强对关键部门和重点岗位的行政权力制约和监督。“法行当自贵者始”。对财政资金分配使用、国有资产监管、政府投资、政府采购、公共资源转让、公共工程建设等权力集中的部门和岗位实行分事行权、分岗设权、分级授权，定期轮岗，强化内部流程控制，防止权力滥用，十分必要。实践证明，权力滥用与政府部门拥有的权力大小以及直接干预微观经济的程度密切相关，在那些掌握大量公共资源和稀缺资源且行政权力干预较深的领域，往往会产生腐败。要从根源上解决这些问题，首先要优化政府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将权力过于集中的关键部门和重点岗位，按照健全科学权力结构的要求，推进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适度分解与制衡，形成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架构。大力推进分事行权，将重点人物的权力科学分解到多个成员，改变个人说了算的权力结构，探索“一把手”不直接分管行政审批、财务、工程招标等做法，推动管理决策和资源配置规范化。大力推进分岗设权、分级授权，将重点岗位的权力科学分解到多个岗位、多个层级。

完善政府内部层级监督和专门监督。“内治未得，不可以正外”。政府内部层级监督，一般是指各级政府及行政机关内部基于隶属关系和组织关系，由上级对下级、政府对部门、行政首长对工作人员等行政主体及其行政行为进行的监督，是包括对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以及制度建设在内的全方位监督，是贯穿于行政行为事前、事中、事后的全过程监督。完善政府内部层级监督，关键是在“三个结合”上下功夫：一是日常监督与专项监督相结合；二是主动监督与受理

举报投诉监督相结合；三是定期督导与突击检查相结合，从而保证监督频率和覆盖范围，增强监督实效。政府专门监督，一般是指财政、监察、审计等有关职能部门根据法律法规的授权和政府行政命令，对有关事项和人员进行的专门性监督检查。应积极探索层级监督与专门监督结合的机制，改进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的监督，建立常态化监督制度。可由政府负责人牵头，有关部门参加，定期沟通监督情况，总结监督经验，研究处理意见，完善监督网络，形成监督合力。

完善纠错问责机制。“政之大本，在于刑赏；刑赏不明，政何以成”。行政问责的根本目的在于强化行政监督、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要严格落实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的要求，继续推进行政问责制度化、规范化，进一步明确问责范围、问责程序，加大问责力度，增强行政问责的针对性、操作性和时效性，坚决纠正行政不作为和乱作为。要健全责令公开道歉、停职检查、引咎辞职、责令辞职、罢免等问责方式和程序，对负有领导责任、主管责任和直接责任的人员，根据其在违法行政行为中的表现与后果，分别给予程度不同的处理处分，以体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必追究”的基本要求。

完善审计制度

审计是国家治理的“免疫系统”，是公共资金的守护神和人民利益的捍卫者，是行政权力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哪里有公共资金，哪里有财权运行，哪里就应该有审计跟进。进一步完善审计制度，保障依法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切实加强审计监督，对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具有重要意义。

依法实行审计监督全覆盖。对公共资金、国有资产、国有资源和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责任情况实行审计全覆盖，既是审计机关的法定职责，也是深化改革的必 6

然要求。这里的全覆盖，一是有深度的全覆盖，不是浅尝辄止、走马观花，简单地在面上把所有单位走一遍，而是根据线索深入检查；二是有重点的全覆盖，不是所有领域、所有项目平均用力，而是围绕中心工作确定审计的重点领域；三是有步骤的全覆盖，不是一步到位、跳跃式扩展，而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统筹部署，有计划推进，对重点对象可每年审计一次，其他对象争取每若干年审计一次。

进一步完善审计管理体制。当前，审计机关实行双重领导体制，审计业务指导主要以上级审计机关为主，人财物的管理则以地方政府为主。这种管理体制有其道理，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地方审计机关独立性不强、对有关问题反映渠道不畅等问题，需要从实际出发妥善解决。要强化上级审计机关对下级审计机关的领导，落实地方审计机关重大事项向地方政府和上一级审计机关报告制度。要本着循序渐进的原则，逐步改革审计管理体制，探索省以下地方审计机关人财物统一管理，保证审计发挥有效监督作用。

论权力制约原则 篇7

一、拓宽公民监督权力运行的渠道

首先, 要加快政务公开, 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政务公开可以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获取政府信息的权力, 能有效得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 充分发挥政府信息对人民群众生活、经济社会活动的服务作用。群众对政务信息的关注, 实际上是对自身利益的关心, 也是对行政权力运行的一种监督。为了防治“公开的不关心, 关心的不公开”等情况的发生, 要把公开透明化落到实处, 能让民众方便快捷查到想要查的资料, 而不是在政务信息网上布置各种“空壳子”。各个领域的权力活动均应努力做到公开透明, 对于政府的政策法规、行政措施等, 应及时通过权威性刊物、官方网站以及官方微博向社会公开发布。同时, 不断扩大公开的信息范围, 对于群众关心的内容 (如“三公”消费) 更应该做到及时的公开;提高公开政务信息的层次和质量, 用“实在、有用”的信息代替“大而空泛”的信息;加强公开信息的审核和监督, 确保公开内容的真实与公正。

其次, 建立完善的利益表达机制, 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诉求。调整和规范各利益群体的表达方式, 为公众提供合适的表达渠道。对于富有建设性的表达, 相关部门要认真听取意见, 积极接纳, 充分发挥民众参与社会管理的作用。对于类似农民工、环卫工人等弱势群体继续完善绿色通道, 让他们的话能被相关部门听到、听清, 并对最后的处理结果进行问责。同时, 要健全社会协商对话制度, 充分发挥其表达民意、解释政策等方面的作用;认真倾听民声民意, 总结形成报告, 及时准确得做到下情上达, 让领导听到社会底层群众的心声, 真正地让民众能够大家做主, 实现对行政权力的一种社会监督。

二、塑造具有独立地位的媒体

首先, 通过立法明确大众传媒的独立地位。我国缺乏专门的关于保障新闻独立的完备的法律体系, 使大众媒体无法获得授权性的法律法规的有效保护。部分大众传媒不具有自己的话语权, 上级政府部门说什么就报道什么, 上级部门不让报道什么就不说什么, 这让部门新闻媒体失去了发表批评性评论的权力。因此, 应该出台相关法律填补法律空白, 确保大众媒体在人事组织、新闻报道、资金来源等方面的独立, 从而使其摆脱行政权力的控制, 保证大众传媒可以客观得对权力进行制约。

其次, 要规范大众传媒的行为。在保证大众传媒新闻独立的同时, 必须对其进行约束。近几年来, 大量私人资本进入传媒行业, 虽然促进了传媒业的发展, 但是另一方面却导致了传媒业的良莠不齐。部分媒体为了追求经济利益, 为了博取群众的眼球, 在新闻尚未证实的情况下对某些事件进行报道, 对当事主体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严重干扰了社会秩序。因此, 有关政府应当出台相关政策规范大众传媒的行为, 建立大众传媒的行为规范体系, 让大众传媒成为真正发展成为有利于社会发展的监督媒介。

三、加快建设网络监督机制

对于网络监督, 政府应该注重正确的舆论引导, 通过培养主流的网络社交媒体, 对网络文化开展积极向上的引导, 使舆论向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同时, 对网络文化采取监督措施, 对于造谣、污染网络环境的信息追究其责任。相关部门要密切关注网络舆论动态, 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 为公众创造一个健康的、和谐的网络环境。

此外, 政府部门要加强自身信息网络建设, 为民众提供更为便捷的反馈渠道。现如今, 很多城市都开通了“市长热线”, “市长信箱”等, 然而这些渠道的实际作用却远小于形式作用, 真正将这些渠道用起来才能真正得起到拓宽舆论反映渠道的作用、才能让民众真正参与到行政权力监督中。对于民众反映的问题依据其性质, 落实到相关部门, 并对处理的结果做好反馈工作、对处理结果实施问责。

摘要：近些年来, 党和国家一直持续高举反腐败大旗,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纪委全会上更是提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牢笼里”, “有腐必反, 有贪必肃”等重要观点, 强调了党和政府反腐败的决心。而另一方面, 行政权力腐败现象却屡禁不止, 无论是腐败的程度, 还是腐败的方式都在不断变化, 使得党和政府在付出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打击反腐败的过程中难以取得与付出成比例的效果。本文结合当前理论研究和实践情况对如何通过加强社会制约预防行政权力腐败提出个人的几点对策。

关键词：行政权力,权力腐败,社会制约

参考文献

[1]孙波.中央与地方立法分权的宪政解读[J].河北法学, 2009 (8) .

[2]杨海坤.行政法学界关于"行政”和"行政权”的讨论[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 2001 (3) .

[3]郭夏娟.行政腐败与伦理责任[J].浙江社会科学, 2003 (3) .

[4]章义.当代中国行政权力腐败与监督机制研究[D].湖南大学, 2007.

警察秘密侦查权力的制约 篇8

一、秘密侦查手段使用的现状考量

(一)法律地位未获确认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涉及公民权利的传统侦查手段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但是立法中却缺乏对秘密侦查手段的规定,刑事诉讼法并未将监听、监控、密拍等秘密侦查手段规定为法定侦查手段,对于秘密侦查手段的使用仅在两部部门法中有过粗略规定,一是1993年通过的《国家安全法》中规定“国家安全机关因侦查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用技术侦察措施”,另一个是1995年通过的《警察法》中规定:“公安机关因侦查犯罪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程序,可以采用技术侦查措施。”但是在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并没有将类似规定吸收到基本法律之中,从而使得在实践中使用这些秘密侦查手段时实际上是处于一个“无法无天”的状态。

(二)适用案件缺乏约束条件

不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在使用秘密侦查手段时都明确规定了只适用于某些特殊、重大、复杂、疑难案件。而且在适用条件上也是有前提设置的,那就是只有在采取一般侦查手段无法完成该案件的侦查时才可以使用秘密侦查手段。对于一般常规案件是不允许使用秘密侦查手段的。而在我国目前的刑事侦查中对于适用秘密侦查的案件类型是没有限制的。在实践中有时为了追求所谓“抓现行”,从而达到“客观真实”,很多常规、频发的一般案件也采用了秘密侦查手段。这无疑是十分不合理和有害的。

(三)适用程序缺乏相关制约

秘密侦查手段是没有经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同意而采取的一种强制侦查手段,并且在使用过程中会涉及大量的与公民隐私权相关的信息。为了合理掌控其使用,防止侦查机关在实施过程中侵犯公民合法权利,西方各国一般都规定了较为细致的实施程序。一般的做法是若有必要进行秘密侦查,须经侦查机关提出申请,由法官审查批准后才能使用。但在某些特别紧急的情况下为了侦查犯罪的需要,也可以不经过法官批准而由检察官直接决定适用,但必须事后取得法官的认可,并且应在适当时间履行对侦查对象的告知义务。例如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00条b第1款就规定:对于电讯往来是否监控只能由法官决定,在延误有危险时也可以由检察官决定。检察官的命令如果在三日内未获得法官确认则失去效力。而在我国侦查实践中对于秘密侦查手段的使用是由侦查机关自行决定、自行实施,并且缺少对通过秘密侦查手段获得的与公民有关的隐私信息的使用规定,程序性条件的制约是缺失的。

(四)权利受损缺乏救济途径

秘密侦查手段的使用都是在十分隐蔽的状态下或者侦查对象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而在目前实践中对秘密侦查手段不论是实施的程度还是实施的范围均无实际有效的限制,因此秘密侦查手段的使用极易侵犯公民的隐私权。但是由于法律中救济途径的缺失,公民在其隐私权受损之后无从救济,只能接受这种损害。虽然我国法律也规定了非常有限的非法证据排除原则,但这并不能弥补对无辜受牵连者所受到的直接或间接损害,因而无辜者的权利保障也就成为一个法律上的 “真空”地带。

二、秘密侦查手段的合理控制

(一)明确秘密侦查手段适用的案件范围

由于秘密侦查是非公开进行的,难以受到有效地监控,且直接触及公民个人的隐私。因此,我们认为秘密侦查措施只能适用于重大复杂的案件,包括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恐怖组织犯罪、黑社会组织犯罪、毒品犯罪、涉及枪支的犯罪、走私犯罪、故意杀人和绑架等严重侵犯人身权利的犯罪、抢劫和敲诈勒索等严重侵犯财产权利的犯罪、行贿受贿犯罪等。在规定的案件之外,则不允许使用秘密侦查措施。对此,在国外也有相关的规定,如美国《公共汽车犯罪控制与街道安全法》规定,秘密侦查只能适用于包括贿赂政府官员罪在内的12种犯罪;法国《刑事诉讼法典》规定,只有可能判处二年或二年以上监禁的重罪案件才能适用通讯截留手段。

(二)规范使用秘密侦查手段的程序

1.建立相应的审批制度

采用秘密侦查手段不应由侦查机关自行决定, 而必须由其他有权机关以书面方式批准,在制度的建立上可以参照西方国家的“令状制度”,即司法审查制度。在西方行使侦查权的司法警察或检察官要使用秘密侦查手段必须事先向法官提出申请,法官经过专门的司法审查程序如认为符合法定条件才许可进行上述侦查行为并颁发许可令,此谓司法审查制度。在秘密侦查手段的批准权限上,有的国家只允许经过法官批准,如法国;有的国家许可侦查机关在紧急情况下先实施,然后再申请法官批准,如美国;还有的授予检察官临时批准权,如德国和意大利。我国宪法规定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因而秘密侦查手段的使用应由检察机关审查批准,但毕竟检察机关和侦查机关一样是国家追诉机关,缺少中立性,由其对秘密侦查手段实施司法审查难以令人信服,因而随着法制的健全,秘密侦查手段的审查权最终应归人民法院。

2.建立告知制度

秘密侦查是以其秘密性为基础的,只有在侦查对象不知情的情况下,才能取得预期的侦查效果,因此不可能在使用之前对侦查对象进行告知。但是,在秘密侦查手段实施完毕后,应当将采取措施的有关情况通知当事人, 使其知情。秘密侦查手段是在受侦查者未察觉的情况下进行的, 且通常没有第三者在场见证, 为了防止秘密侦查手段的实施人员歪曲或篡改原意或原貌, 在秘密侦查手段实施结束时, 受侦查者应当被告知采取措施的有关情况, 以便于其核对情况是否属实并为辩护作好准备。

3.建立隐私信息的使用制度

秘密侦查手段运用时是完全保密的,通过秘密侦查手段获得的证据中有大量涉及公民隐私权的内容,对这些证据材料应进行封存,不得公开。因为一旦对之进行公开,就会向外泄露当事人的隐私, 侵害当事人的隐私权, 并对其声誉造成嚴重损害。对于通过秘密侦查手段所获证据材料,没有使用价值或者使用完毕后不再需要的, 应由追诉机关负责销毁, 以防止公民隐私权的泄漏与扩散。如《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00条b款规定:“追诉不再需要以技侦措施得来的材料时,应当在检察院监督下不迟延地将它销毁。”

(三)赋予侦查对象权利受损时的国家赔偿请求权

因非法实施的秘密侦查手段而使隐私权遭受损害的,受损害的当事人有权向非法实施秘密侦查手段者所属机关提出赔偿要求,因为非法运用秘密侦查手段的行为并不是个人行为,而是职权行为,该行为给当事人造成的损害应由有关机关来承担。《国家赔偿法》第2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若侦查人员违法运用秘密侦查手段给公民造成损害的,虽然这种损害目前未被列入刑事赔偿的范围, 但由于此损害当然地属于国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给公民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范畴, 所以在未来对国家赔偿法进行修订时应将此损害列入刑事赔偿的范围。

作为现代国家对抗特殊犯罪的新型侦查方式,秘密侦查手段在刑事犯罪日趋暴力性、突发性、流动性、秘密性和技术性的今天,已经成为公安机关对抗犯罪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手段。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秘密侦查手段早已被广泛应用,成为打击犯罪的利器。但遗憾的是,由于其本身的特性,以及我国相关法律制度的缺失,秘密侦查手段在使用过程中极易侵犯公民人权,特别体现在对公民隐私权的侵犯上。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对秘密侦查手段的使用进行合理的控制,以克服其消极影响,从而实现保障人权和惩罚犯罪的双重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