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约行政权力

制约行政权力（共12篇）

制约行政权力 篇1

现代民主理论认为, 对于公共管理活动, 不仅需要以权力制约权力, 更需要以社会制约权力, 以公众力量来监督权力。社会制约权力, 是指在国家、社会二元结构的条件基础上, 通过法定程序和特定的民主原则来配置社会资源权利, 优化社会权利结构, 开拓制约权力的社会渠道, 制约国家权力行使主体、规范国家权力运作程序、提升国家权力运行效率, 以达到纠正权力运行的偏误和紊乱的目的。鉴于此, 在我国可以从以下几种途径来加强社会制约:

一、拓宽公民监督权力运行的渠道

首先, 要加快政务公开, 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政务公开可以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获取政府信息的权力, 能有效得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 充分发挥政府信息对人民群众生活、经济社会活动的服务作用。群众对政务信息的关注, 实际上是对自身利益的关心, 也是对行政权力运行的一种监督。为了防治“公开的不关心, 关心的不公开”等情况的发生, 要把公开透明化落到实处, 能让民众方便快捷查到想要查的资料, 而不是在政务信息网上布置各种“空壳子”。各个领域的权力活动均应努力做到公开透明, 对于政府的政策法规、行政措施等, 应及时通过权威性刊物、官方网站以及官方微博向社会公开发布。同时, 不断扩大公开的信息范围, 对于群众关心的内容 (如“三公”消费) 更应该做到及时的公开;提高公开政务信息的层次和质量, 用“实在、有用”的信息代替“大而空泛”的信息;加强公开信息的审核和监督, 确保公开内容的真实与公正。

其次, 建立完善的利益表达机制, 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诉求。调整和规范各利益群体的表达方式, 为公众提供合适的表达渠道。对于富有建设性的表达, 相关部门要认真听取意见, 积极接纳, 充分发挥民众参与社会管理的作用。对于类似农民工、环卫工人等弱势群体继续完善绿色通道, 让他们的话能被相关部门听到、听清, 并对最后的处理结果进行问责。同时, 要健全社会协商对话制度, 充分发挥其表达民意、解释政策等方面的作用;认真倾听民声民意, 总结形成报告, 及时准确得做到下情上达, 让领导听到社会底层群众的心声, 真正地让民众能够大家做主, 实现对行政权力的一种社会监督。

二、塑造具有独立地位的媒体

首先, 通过立法明确大众传媒的独立地位。我国缺乏专门的关于保障新闻独立的完备的法律体系, 使大众媒体无法获得授权性的法律法规的有效保护。部分大众传媒不具有自己的话语权, 上级政府部门说什么就报道什么, 上级部门不让报道什么就不说什么, 这让部门新闻媒体失去了发表批评性评论的权力。因此, 应该出台相关法律填补法律空白, 确保大众媒体在人事组织、新闻报道、资金来源等方面的独立, 从而使其摆脱行政权力的控制, 保证大众传媒可以客观得对权力进行制约。

其次, 要规范大众传媒的行为。在保证大众传媒新闻独立的同时, 必须对其进行约束。近几年来, 大量私人资本进入传媒行业, 虽然促进了传媒业的发展, 但是另一方面却导致了传媒业的良莠不齐。部分媒体为了追求经济利益, 为了博取群众的眼球, 在新闻尚未证实的情况下对某些事件进行报道, 对当事主体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严重干扰了社会秩序。因此, 有关政府应当出台相关政策规范大众传媒的行为, 建立大众传媒的行为规范体系, 让大众传媒成为真正发展成为有利于社会发展的监督媒介。

三、加快建设网络监督机制

对于网络监督, 政府应该注重正确的舆论引导, 通过培养主流的网络社交媒体, 对网络文化开展积极向上的引导, 使舆论向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同时, 对网络文化采取监督措施, 对于造谣、污染网络环境的信息追究其责任。相关部门要密切关注网络舆论动态, 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 为公众创造一个健康的、和谐的网络环境。

此外, 政府部门要加强自身信息网络建设, 为民众提供更为便捷的反馈渠道。现如今, 很多城市都开通了“市长热线”, “市长信箱”等, 然而这些渠道的实际作用却远小于形式作用, 真正将这些渠道用起来才能真正得起到拓宽舆论反映渠道的作用、才能让民众真正参与到行政权力监督中。对于民众反映的问题依据其性质, 落实到相关部门, 并对处理的结果做好反馈工作、对处理结果实施问责。

摘要：近些年来, 党和国家一直持续高举反腐败大旗,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纪委全会上更是提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牢笼里”, “有腐必反, 有贪必肃”等重要观点, 强调了党和政府反腐败的决心。而另一方面, 行政权力腐败现象却屡禁不止, 无论是腐败的程度, 还是腐败的方式都在不断变化, 使得党和政府在付出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打击反腐败的过程中难以取得与付出成比例的效果。本文结合当前理论研究和实践情况对如何通过加强社会制约预防行政权力腐败提出个人的几点对策。

关键词：行政权力,权力腐败,社会制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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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章义.当代中国行政权力腐败与监督机制研究[D].湖南大学, 2007.

[5]田园等.行政管理工作中忽视效益的危害及对策[J].南方论刊, 2009 (1) .

制约行政权力 篇2

权力制约原则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分权与制衡原则和 社会 主义国家的权力监督原则的总称，其存在的历史基础和现实前提是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导致出现了一个不依附于土地、国家、教会、以商品 经济 为主的私人自治的领域。社会成员本身获得了私人意义上的“市民”和“公”意义上的国家公民两种身份。一方面，他们为了培养独立和健全的人格，保留“自律”的充分空间，要求限制国家权力的恣意。另一方面，他们为了满足和实现自我利益，要参与公共决策和公共管理，并在此过程中监督、制约、评判政府和公共权力活动的合法性。同时，因为参与能力和参与环境的局限，导致国家权力的所有者与行使者的二元对立，为了保证公共权力的行使不脱离人民的掌控，所以也必然要寻求制约公共权力的机制。

分权理论可以追溯至古希腊著名学者亚里士多德。其在《 政治 学》一书中明确指出“一切政体都有三个要素——议事职能、行政职能和审判职能。”[1]它们构成政体的基础。古罗马思想家波利比阿继承了上述思想，并结合罗马混合政体的政治实践，初步提出了分权制衡的主张。他把政府分为人民大会、元老院和执政官三部分，认为执政官是君主政体的因素，元老院具有贵族政治的因素，人民大会是民主政体的因素。这国家权力的三个方面要相互配合、彼此合作，才能保证一个均衡、正常、稳定的国家结构。当权力系统某一部分暴露出过分揽权的倾向时，就应受到其它部门的抗拒和抵制。“任何越权的行为都必然会被制止，而且每个部门自始就得担心受到其它部门的干涉„„”。[2] 近代分权学说是由洛克所倡导，有孟德斯鸠加以 发展 和完成的。洛克在《政府论》中将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执行权、和对外权三种。其中立法权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是用来指导国家力量的运用以保障该社会及其成员的权力，立法权应属于议会；执行权是负责执行所制定出来的 法律 和继承有效法律的权力，在君主制国家中执行权应属于国王；对外劝是关于决定战争与和平、联合与联盟以及同国外开展一切事务的权力，对外权也应属于国王所有。洛克认为上述三种权力不能集中在一个人和一个团体手中，并且特别强调立法权与行政权的分立，他说如果由同一批人同时拥有制定和执行法律的权力，就会给人们的弱点以极大的诱惑，使他们动辄要攫取权力。洛克的分权其实是两权分立，并且他还对司法权的独立趋势和制约作用缺乏敏锐的感觉。

孟德斯鸠在 总结 洛克分权理论的基础上，将国家权力一分为三，既立法权、关于国际法事项行政权力和关于司法权民政法规事项的行政权力。他认为第三种权力可称为司法权，而第二种权力可简称为国家的行政权力。[3]国家权力是不能在一个人或一个机关手中的，否则公民的权力没有保障。他说：“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关之手，自由便不复存在了；因为人们要害怕这个国王或议会制定暴虐的法律，并暴虐地执行这些法律。”“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如果司法权同立法权合而为一，则将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施行专断的权力，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如果司法权同行政权合而为一，法官便将握有压迫者的力量。”[4]同时，孟德斯鸠还主张权力的相互制约。在他看来，一个自由的健全的国家必然是一个权力受到合理、合法限制的国家，因为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限制权力。

美国的汉密尔顿、杰佛逊等人一方面将“分权理论”具体运用到了国家机构的创建和宪法的制定实践中，从而使“三权分立”由理论变成了现实。同时他们又发展了“分权理论”。如将联邦与各州的纵向分权与制衡也纳入分权体系之中，主张设立两院制的国会以使其相互制约并与行政权、司法权分立制衡等。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从人民主权的理论出发，并且为了矫正资本主义国家因实行“三权分立”所出现的弊端，对“三权分立”理论有过深刻地批判，但他们从未完全否定“三权分立”理论的历史合理性。正如恩格斯所说： 现代 社会主义“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最初表现为18世纪法国伟大启蒙学者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5]恩格斯还对资产阶级国家的分权制评论说：“在那些确实实现了各种权力分立的国家中，司法权与行政权是完全独立的。在法国、英国、美国就是这样的，这两种权力的混合必然导致无法解决的混乱；这种混乱的必然结果就如让人一身兼任警察局长、侦查员和审判官。但是司法权是国民直接所有的，国民通过自己的陪审员来实现这一权力，这一点不仅从原则本身，而且从历史上来看都是早已证明了的。”[6]马克思在1831年对黑森宪法的赞扬也证明了经典作家对权力制约的重视。他说：“没有哪一部宪法对执行机关的权限作过这样严格的限制，在更大程度上使政府从属于立法机关，并且给司法机关以如此广泛的监督权。„„高等法院有权对有关任免制度的一切 问题 作出最后决定。众议院从议员中选出一个常任委员会，组成类似雅典最高法院的机构，对政府的活动进行监督，并且把违反宪法的官员送交法院审判，即使下级执行上级的命令时也不得例外。”[7]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但她在现阶段也只能用代表制作为实现民主的主要形式，这就客观上出现了权力所有的主体与权力行使的主体不相一致的情况，而且权力固有的恶性即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不可完全消除，因此为了保证权力的运行不出现违背人民的意志的异化，必须加强对权力的制约。邓小平指出：“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治，毛泽东就说过，这样的事在美、法、英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8]这进一步证明了权力制约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必要性。

二、权力制约原则的宪法形式体现

（一）权力制约原则在资本主义宪法中的体现

资本主义宪法体现权力制约原则除了通过宪法规范公开或隐蔽地确认“权力分立与制衡”的精神以外，更因各国历史传统、民族状况、政治力量对比等因素的差异，造成了反映分权学说的不同政体模式，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

1.典型的美国式的三权分立形式

美国宪法明文规定了立法、执法和司法的三权分立的政府架构和3个权力机构之间的制衡机理。在分权方面：根据美国宪法第1、2、3条之规定，立法权属于由参众两院组成的国会，因而经民主选举产生的代表有权决定全国政策，掌握财政支出等大权；[9]行政权由民选的总统统一执掌；司法权属于法官，他们受到终身任命，并只能因重罪或不端行为才被解职，从而使之能不受报复、没有恐惧地决定案件。为了保证分权原则的实施，根据宪法和惯例，凡在合众国政府下供职的官员，不得兼任国会议员，不得提出议案，不能出席国会会议，司法独立，法官终身任职，总统对法官有任命权，但无罢免权，议会对法官的任命有同意与否决的权力，但非因法官犯罪而依法弹劾之外，也无罢免权。

在制衡方面，为了保护公民和防止专制政府的出现，美国宪法设计了一个不允许任何权力分支部门掌握全部政府权力，同时又能整体而有效地推进政府工作的权力关系模式。它规定国会有权要求总统条陈政策以备审议，有权建议、批准总统对其所属行政官员的任命，有权批准总统对外缔结的条约等，从而体现了国会对总统的制约。国会对司法机关的制约则体现在：参议院有权审判弹劾案件，有权建议或批准总统对联邦最高法院法官的任命，有宣告惩治叛国罪的权力，有弹劾审判联邦最高法院法官并撤销其职务的权力。同时，美国宪法还规定了总统对国会的制约。表现在：总统有立法发掘权，副总统兼任参议院议长，对立法机关的活动产生一定的 影响。总统对司法权力的制衡表现在：总统有特赦权，有提名并任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的权力。最后，美国宪法规定了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应当担任有关弹劾总统案的审判长，因而体现出司法权力对行政权力的制约。此外，根据美国宪法惯例，法院享有司法审查权，这样法院也当然获得了制衡立法的权力。

美国式的分权模式对其它国家产生过重要影响，当今许多国家比如委内瑞拉就沿袭了美国的这种模式。

2.英国式的以议会为重点的分权模式

制约权力,而不是制约资本 篇3

正如土地本身不可恶，但“地主”被认为是可恶的一样，资本的所有者也被认为比另一些要素（人力、技术等）的所有者更可恶。如果资本所有者（“资本家”）与人力所有者（“工人”）、科技知识所有者（“科学家”）发生关系，通常都被认为是前者“剥削”了后两者。在很多情况下，我们也的确看到资本所有者在与其他要素所有者打交道时往往更强势。但是否总是如此呢？

“占领华尔街”是在抗议“雇员”

最近一些美国民众为了抗议他们认为应当对危机负责的金融界，发动了“占领华尔街”的示威。中国有人很兴奋，认为这是美国人民在抗议“资本主义”。可是很奇怪，美国最著名的那些大资本家，各种排行榜中位居前列的那些最大的富人们，如比尔?盖茨、巴菲特、乔布斯等人，都没有被打扰。如果说美国人不去“占领”这些人的豪宅、企业和其他资产，是因为怕犯法的话，那么美国人甚至没有在他们的门前街道上示威抗议（这是完全合法的）又是为什么呢？非但不去抗议，而且正如早些时候乔布斯去世时感人的悼念浪潮所体现的，美国人一面“占领华尔街”，一面尊重乃至崇敬这些成功的资本家，两者都很投入，这是怎么回事？

有人说，美国人不反感一般的资本，只反感“金融资本”，所以跑到华尔街这条最著名的金融街上来抗议。可是，这些“金融资本”的所有者是谁？谁是可恶的“金融资本家”呢？就拿最遭人恨的那个“金融骗子”麦道夫来说吧，他实际是个搞砸了的金融赌徒，本人债台高筑早已破产，根本就没有什么“资本”可言了。如果他赌赢了，像巴菲特那样真是个“金融资本家”，大概不会让人如此痛恨。而就算他赌砸了输光了，假如他是拿自己的钱（“资本”）去赌，人们也不过当他是个不良嗜好者，瞧不起他也不至于痛恨他。但他作为一个职业经理人隐瞒资讯欺骗投资者，用股东们的钱去狂赌，结果投机失败坑害了无数的投资者，那当然罪该万死了。

麦道夫固然是尤中之极，华尔街经理人远非都像他那样可恨，但由于人性中存在贪婪的一面，更重要的是制度（在全球化时代不仅仅是美国的制度）上的某些漏洞确实使得华尔街的一些经理人有机可乘，做出辜负投资者的坏事（诈骗）或蠢事（非理性冒险）。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占领华尔街”实际上表达的正是无数股东们对这些无良经理人的愤怒。

从逻辑上讲，如果说“资本主义”是一种“资本家”（雇主）雇用脑力或体力所有者（雇员）的制度，那么在华尔街，逻辑上的“金融资本家”是美国乃至全世界的无数投资者（其中不乏真正的富豪，当然中小投资者更多，但肯定不会有“无产者”），而华尔街的经理人则是“雇员”。投资者（股东）们雇用他们为自己理财。但一些无良雇员不但倚仗自己的“一技之长”漫天要价索取极高的工资，而且不负责任地欺骗雇主，以至于糟蹋了雇主的钱财。尤有甚者，当糟蹋曝光、危机发生后，他们不仅逃避责罚，还仍然坚持极高的工资报酬，甚至还把以拯救雇主（股东）的名义从国家那里得到的救济用来给自己支付高工资，确实可恨！所以“占领华尔街”这场股东们抗议经理人、投资者抗议理财者、“资本家”抗议“雇员”的运动能够得到普遍的同情。在这里，真正邪恶的甚至不是“资本家”，当然更不要说“资本”了。

“雇员”为何能欺负“资本家”？

但是，在人们对雇佣关系的通常印象中，还是雇主处于强势地位的多，以至于形成马克思所谓“形式平等而实质不平等”的关系。按马克思的描绘：在“劳动力”市场上主雇双方似乎是在平等交易，但一旦成交，雇主就昂昂然牵着雇工走，如同牵着一头牛，后者不得不接受“资本的奴役”，平等交易的表象荡然无存了。

的确，无论人们是否接受马克思关于“剥削”的理论解释（即“剩余价值学说”），劳资关系中资方的谈判地位通常都要比劳方优越得多。这是因为：通常在没有“超经济强制”的自由交易中，稀缺要素的拥有者都会比非稀缺要素、过剩要素的拥有者具有更大的谈判优势。而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前期阶段，一般地说，资本积累程度低，而劳动力供给充足，资本明显比人力（尤其是体力）更为稀缺，因此在讨价还价中拥有实际上的“定价权”。

但是，正因为这种强势是来自其稀缺性，而非来自资本这种要素形式本身，所以所谓“资本的优势”也不是一定的。某种形式的人力资源如果比资本更为稀缺，其拥有者就会具有比资本更强的谈判能力。例如拥有独特知识与能力的“高级人才”，其讨价还价的能力就未必比资本家低。而前述的金融界是个特殊的市场，金融市场通常都是过剩的资本寻求出路的地方，而“理财专家”的才能要比资本稀缺得多，被认为拥有这种才能的经理人于是便奇货可居，甚至可能把股东即逻辑上的资本家们玩弄于股掌之上。“占领华尔街”的抗议浪潮正是这种“雇员”剥削“资本家”的结果。

而在金融界以外的一般情况下，普通人力资源不如资本稀缺，其谈判地位就相对虚弱。为此对于拥有稀缺资源的一方所处的强势地位进行一定程度的约束、对弱势一方给予一定的帮助就成为必要，例如借助集体谈判（比如工会）手段，或者民主制度下的公共政策对资方进行干预。不过资本一旦积累到一定程度形成过剩，就会降低它的强势。

众所周知，今天发达国家的劳工地位已非昔比。民主国家由于劳工人数众多，“多数政治”即劳工运动会使“劳动过剩”时劳方地位也不至于太虚弱，而资本过剩时劳方地位却会进一步增强。对于发达国家百年来穷人福利的巨大进步，西方历来有两种解释：左派认为是人民斗争的结果，而自由派认为是市场经济下资本过剩导致的自然趋势。我认为这两种解释其实并不矛盾：发达国家的民主福利体制和劳工权益在现代曾有高度发展，这既是劳工民主运动的成果，同时也与资本主义长期发展后资本积累过多、削弱了资本的谈判地位有关。

然而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化增加了发达国家的资本出路，面对工会，资本学会了“惹不起，躲得起”——躲到“低人权”国家去。资本外流后加剧了本国劳动的相对过剩，劳工讨价还价的实力大减，工会雄风不再，福利体制陷入危机，所以西方左派要反全球化完全可以理解。

但对于资本流入的中国来说，其效果则完全相反。如果说中国给外资“超国民待遇”，一些地方官商勾结压制劳工，甚至外商愿意让步而官员仍要镇压，那是不民主的结果，是“低人权”的问题，与资本流入与否无关。今天中国固然有官府与外资官商勾结压制劳工之弊，但与内资的官商勾结（如引起关注的“官煤勾结”）压制劳工之弊难道不是更严重吗？关键的问题在于：发达民主国家支撑福利与劳工权益制度的两大因素在中国都“缺位”：本来专制体制下劳工的谈判能力就被人为压制，如果在市场逻辑中资本相对过剩，劳工的处境还好些——外资的进入就有这种功能，更何况不少入华欧美企业本身相对尊重劳工权利的习惯也发生着影响。如果对外资关闭国门，或者人家对我们的商品关闭国门，那我国的资本将更稀缺，劳动相对地就更过剩，劳工就更无法讨价还价了。所以中国的“左派”也跟着西方左派一起“反全球化”实在是不明事理。

总之，市场经济中劳资双方的谈判地位在逻辑上取决于劳资两种要素的供给状况：劳动过剩、资本稀缺则劳方地位削弱，资本过剩、劳动稀缺则劳方实力增强。金融界“经理人欺负股东”招致抗议和其他一般领域劳工需要工会和公共政策保护，都说明对稀缺资源拥有者的强势需要限制。但这种限制在逻辑上是针对稀缺的，而不是针对某一种特定要素如资本的。所以在一般领域通常要限制资本，但在金融界却要保护资本（股东），限制“高级雇员”（经理人）。当然限制也要有分寸，完全把稀缺者与过剩者的谈判地位拉平就等于取消了市场交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也是不可能的。

“血和肮脏”源于强权

与资本、人力乃至土地等相比，公权力是一种最稀缺的资源，而且是绝对稀缺。资本、人力等等要素都有可能“过剩”，而权力是没有过剩之说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相比总是极少数，越是专制独裁者就越极少，也就越奇货可居。

更重要的是：权力与权力施加对象之间也不是谈判关系，而是超经济强制关系。因此，如果说在市场经济中对稀缺资源拥有者的谈判强势都需要限制，那么对权力进行限制就更为必要，而且无论在市场经济还是其他经济条件下都是如此。

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本来资本已经因稀缺而拥有谈判优势，而权力还要站在它一边，“官商勾结”打压工农，那当然就会造成最坏的情况。本文开头那句关于马克思的“血和肮脏”的话其实就是指这种情况。

大家知道，这句话是在《资本论》的“所谓原始积累”一章中说的。而在这本书中此前另有“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一章，显然，马克思讲的“所谓原始积累”并不是“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而是资本主义“以前”的另一类现象，如贩卖奴隶、海盗行径、殖民征服、强制圈地等等。我称之为“抢来本钱做买卖”。

“做买卖”是资本主义，但“抢来本钱”则是古已有之的蛮横现象，本身并非资本主义（甚至不能说是“早期资本主义”），只是这个时期在一些特定条件下有人用抢来的本钱“做买卖”，因此与“资本主义”产生了经验联系，但按马克思的说法这也不是“一般规律”。而“所谓原始积累”的主要方式并不是自由交易，而是强权“抢钱”，谓之“血和肮脏”并不为过。问题是：这样的“血和肮脏”直接来源于强权和暴力，它不仅不能说是“资本”的“一般”特征，而且甚至与上面说的资本稀缺性导致它对劳动的优势无关。这种“血和肮脏”也不是什么“形式平等掩盖下的实质不平等”，而根本就是没有丝毫形式平等可言。要减少和消灭这种“血和肮脏”，首先要做的恰恰就是“节制权力”、消灭强权，而不是“节制资本”、消灭交易。是首先实现形式平等，而不是让不受制约的权力打着实质平等的旗号取消形式平等。只有把“节制权力”放在“节制资本”之前，才能让那种从形式到实质、从规则到结果都毫无公平可言的“权抢钱”现象绝迹。

事实上，即便在原始积累时代结束以后，如果政治上仍然处于前宪政的专制状态，节制权力就仍然是优先的任务。关于这一点，不仅倡导“小政府”理念的自由主义是如此，社会主义者事实上也是如此，他们支持福利国家一般都是在宪政民主化以后的事。列宁当年就曾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一个纲领的讨论中指出：指望权力无限的政府来保护工人是愚蠢的，工人只能反对这样的政府，而保护工人只能靠工人自己，靠工会的力量。马克思也有类似的说法。

节制权力而非节制资本

遗憾的是，马克思所说的这种充满“血和肮脏”的“原始积累”在我们当下的环境中还是大行其道。所谓“掌勺者私占大饭锅”就是“抢来本钱做买卖”的当代版。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人不适宜地淡化“官民问题”而凸显“劳资问题”，企业界一些人希望政府压制劳工的“过分要求”，而另一些人则试图通过官式宣传让民企成为体制弊病的替罪羊。

今天，我们这个时代正上演这样一个游戏：两只小熊分饼，都抱怨分得的部分太少。一只狐狸来了说，我来给你们分饼。狐狸先对其中一只小熊说你分到的部分太多，就上去咬了一口，然后一比，又说另一只小熊分到的多了，就又上去咬了一口。这么下去，最后两只小熊都没有分到饼，全被狐狸自己吃了。这故事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负责分饼的狐狸的权力是不受制约的。

如今，在我国越来越大的经济蛋糕中，增加最快的份额既不是劳工所得，也不是企业积累，而是财政与财政预算外的政府收入！无怪乎今年的一次会议上有人提出：“把饼做大还是公平分饼，哪个更重要固然是个问题，但是偷饼抢饼的人太多对两者都构成威胁是更严重的问题。”还有人说：“劳资博弈的结果谁得的多一些都没问题，但劳资都不能说话，而由劳资都无法问责的人来搞‘狐狸分饼’，那么劳资双方都不可能满意。”话虽尖刻，但引人深思。事实上，民主国家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干预劳资博弈以增加弱者的谈判能力是合理的，但我国特色体制下劳资不能博弈、唯有“狐狸分饼”的效果如何是实堪怀疑的。

一份关于人民币升值问题的研究报告指出，如今我国一方面在通货膨胀形势下各种物价都在与发达国家趋近，甚至有的已经超过，却只有蓝领劳务价格差距最大，并几乎成为“人民币币值低估”的唯一体现。而另一些关于企业经营环境的报告也指出，企业对各种负担的承受能力接近极限，在这种情况下再要求劳资任何一方做出牺牲都已非常困难。

制约行政权力 篇4

近年来,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旧城改造步伐的加速, 拆迁悲剧正在一幕幕上演。从近几年的房屋拆迁案中可以发现, 房屋拆迁的大范围进行给许多被征收人的利益遭到侵害, 尤其是暴利拆迁, 其对房屋所有者的权利侵犯尤为严重。当然, 我国城市房屋拆迁问题不是三言两语就能概括的, 问题的出现也不是一两个简单的原因就能解释的, 它涉及到物权法上的土地制度以及我国的特殊国情等等一系列复杂的因素。然而, 笔者在此仅就行政法的视角, 对行政权力的滥用这一原因进行探讨。

二、房屋拆迁中行政权力制约必要性分析

为了对城市房屋拆迁过程中的行政权力滥用进行规制, 就必须采取一定措施从根源上的行政权力进行制约。那么, 房屋拆迁中的行政权力制约意义何在?权力滥用的控制为何又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呢?笔者认为有必要阐述一下造成行政权力滥用的深层次原因以及行政权制约的必要性。

(一) 地方拆迁财政对行政权滥用的影响

政府滥用权力进行拆迁, 说明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利益。近几年来, 地方政府由于种种原因, 过分依赖土地财政, 受巨大的利益驱使, 借助手中相对多的权力, 以公共利益之名, 政府可以进行大刀阔斧的拆迁, 谋取大量的财富。将土地从居民那里拿来之后, 地方政府要么亲自拍卖, 要么通过地方政府拥有的地产公司转手土地, 其中差价经常以倍数计。面对如此巨大的利益, 难怪地方政府出现罕见的拆迁冲动了。这几年, 土地收入已成为各级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

(二) 从经济学困境角度看权力制约的重要性

当政府的权力运作范围远超其应存在的范围, 就导致了权力滥用。权力生于权利, 行政主体的权力来自对相对人权利的保护, 当权力的行使没有了界限, 那么这种保护会变相成为一种对抗与违背甚至伤害。从经济学的角度看, 政府是一个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主体, 我们很难改变政府追求利益的驱使, 很难改变开发商与政府双赢的共同利益情形, 更难以设计出在当前局面下政府与被拆迁人双赢的方案, 所以笔者认为拆迁体制中遇到了经济学困境, 且这一困境经济学一时无法解决的, 立法对权力的制约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阿克顿说:权力导致腐败,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因此, 权力腐败与矫治就成了一个古老而永恒的难题。城市拆迁案中, 由于权力的运作超出了必要的限度, 侵犯了权利, 因此, 我们必须找到制约权力的良药。

三、行政权力制约对拆迁体制的完善

如前所述, 行政权力制约对我国房屋拆迁问题的改善具有重要作用。面对当前的房屋拆迁现状, 我国急需对相关立法进行修订, 对拆迁体制进行完善, 并且始终以行政权力制约为主线, 深入贯彻到立法与实践中, 真正做到依法行政。

新颁布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有两方面的进步:即理念与技术。新条例在理念与技术上都始终贯穿着制约行政权的核心。首先是“拆迁”一次改为“搬迁”, 这是对公民私有财产的一种尊重, 更是从立法术语上否定原本的野蛮的、政府说了算的公权力独当一面的“拆迁”;其次, 新条例在具体规定上也充分落实了对行政权力的制约以及对被征收人地位的尊重。新条例的修改是一针见血的, 它直击问题的要害, 防止行政权滥用的发生。结合新条例的修改, 笔者将在下文对制约行政权力的几个重要方面进行阐述与总结。

(一) 政府角色纠偏:前提

1. 公共利益拆迁的独立

政府代表国家作为房屋征收主体的正当性基础是征收目的的公共利益性。然而, 近几年来, 打着旧城改造的旗号, 政府与开发商官商勾结, 政府干涉非公共利益拆迁的情况频繁出现。为公共利益而进行的房屋拆迁形成的法律关系与商业目的的拆迁有很大的不同。然而何谓“公共利益”?这是摆在立法者以及法官面前的难题。公共利益的判断牵涉到被征收人的根本利益, 同时涉及政府是否有权参与该征收。但是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很难给公共利益下一个准确定义。

此次新修改《条例》第八条采用列举式方式对公共利益征收的情形作出了规定。笔者认为, 其中第 (三) 项所列公共事业太宽泛, 容易被有关部门钻空子;第 (五) 项的旧城改造条款没有解决当下拆迁中的问题, 很多开发商联合政府就是以旧城改造的名义进行强制拆迁, 然而旧城改造是否属于公共利益, 拆迁决定是否可由政府自己说了算都是还很有争议的问题, 这一条款明显太宽泛;第 (六) 款是个兜底条款, 无疑又是个漏洞, “其他”二字几乎把前五项所列的意义都抹去了。

2. 行政权与司法权平衡

《条例》第二十八条:“被征收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 在补偿决定规定的期限内又不搬迁的, 由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与原条例对比不难发现, 行政强制拆迁被取消了。这是此次修订做出的又一大举措。《条例》将强制执行权交给了法院, 作为拆迁过程的中立者, 法院作为强拆主体, 审查行政主体的申请, 是较为合理的。这是很明显的对政府行政权的制约。政府在房屋征收过程中, 既是做出征收决定的一方, 又是与被征收人做出补偿协议的一方, 强制执行权的行使会导致政府的权力滥用, 无视被征收方的权益。笔者认为, 把强制执行权交给法院, 是将权力在行政机关与法院之间的合理分配, 使行政权与司法权相对平衡, 也是对行政主体的一种监督与制约。从此, 政府不再是强制拆迁的主角, 这种角色纠偏能从一定程度上减少悲剧的发生。

(二) 监督机制完善:关键

监督机制的建立是有效制约行政权力、防止行政腐败的手段。权力没有限制, 很容易被滥用。作为行政权制约的理性选择, 行政监督的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减少行政权制约过程中的协调成本和信息搜寻成本;第二, 防止、减少和化解行政权制约过程中的冲突;第三, 鼓励行政官员为公共利益积极、能动地运用行政权, 使行政权更好地造福社会。

1.司法监督

由于司法机关具有被动性, 它对行政机关的监督是通过利害关系人的维权得以实现的。加强对行政权的司法监督就是赋予行政相对人维护自身利益的诉讼权利。新《条例》首次规定被征收人对行政主体做出的征收决定不服, 可以向法院起诉。这样一来, 亦可弥补立法对公共利益拆迁定义的不足, 被征收人有权质疑政府的征收决定, 同时法院经过严格审查作出裁判。《条例》首次突破了以往只有补偿、安置可以提起诉讼的限制, 从源头上遏止了权力的滥用。政府与被征收人在征收过程中因公共利益问题引起的争议不在少数, 然而以往都是政府“又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 政府自己裁决其与被征收人的争议, 这是极其不合理的。

2.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

民主的权力源自权利对其的制约。在城市房屋征收过程中, 充分听取民众意见与建议是遵守宪法规定的公民参与权的必然要求, 充分尊重被征收人的看法、保护被征收人利益是合法征收、文明征收的条件。将公众参与引入征收, 将有利于制约政府公权力的肆意扩张, 维护被征收人合法权益, 保障征收的顺利进行。在如今这个文明的法治社会, 民众 (尤其是权利人) 的心声与诉求需要被倾听, 权力行使者要接受大众的监督与质疑, 这样, 征收等公共事业建设才会更加透明。信息公开是公众参与的前提条件, 政府及负责征收的各级部门应及时、如实地将有关决定过程与结果予以公告, 并告知民众提出异议主张权利的渠道与方式。具体说来, 征收过程中, 有以下方面需要公众的参与:

(1) 征收决定。针对旧房改造, 改造之后更大的受益者是被改造的旧房的户主, 因此, 接不接受征收, 有无必要征收, 应该由被征收人自己决定, 至少要充分听取他们的意见。新《条例》在这一点上做出了努力, 然而在最终定稿上还是取消了。笔者认为, 还是应该以一定的方式通过立法加以规定。若是以较直接的方式规定, 则可以一定比例的被征收人同意为征收决定的前置条件;若采用间接的方式, 则有关部门应该组织被征收人参加听证会, 科学论证是否征收。总之, 在旧城改造方面, 立法上不能空白, 否则行政权力的滥用难以根除。

(2) 补偿方案。新条例中关于补偿的规定被认为是一大进步。补偿方案在征求意见阶段就要公布, 有利于政务公开透明化, 有助于被征收人提前在心中掂量补偿标准, 同时可以促进补偿协议的达成。我国现今很多拆迁案中的“钉子户”大多因为补偿问题与政府达不成一致或拒绝履行补偿协议而产生, 给拆迁工作带来很大阻碍。公开补偿方案、组织听证、鼓励公众参与能从很大程度上防止矛盾的产生, 有利于合理、公正、公平地补偿被征收人。

(三) 拆迁程序规范:保障

程序正当是行政行为合法的必要条件, 也是控制行政权力、防止越权、滥用权力的有力保障。程序正当对实体公正的作用自不用说, 在城市房屋征收活动中, 由于牵涉到相对人的重大财产利益, 同时拆迁过程具有复杂性, 行政程序更应严谨设置、严格遵循。在这次新修订的《条例》中, 我们欣喜地发现立法者在旧房改造的补偿问题上规定了听证制度。“先补偿、后搬迁”也是此次新《条例》的一项程序性规定。但是, 我国目前尚未制定出一部行政程序法, 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还普遍存在。以至于在以往的房屋征收实践中, 行政程序也因立法的不完善而得不到应有的重视。现实案例中, 很多拆迁主体轻视拆迁程序, 导致相对人的不信任, 从而矛盾产生;有的政府利用程序上的漏洞、逃避应有的程序, 以达到滥用权力的目的;由于房屋征收过程是个一环扣一环的紧密程序, 往往在某一环节出错, 就会影响到后续阶段。

民主与权力监督制约机制论文 篇5

关键词：党内民主；权力监督；制度创新

党内民主建设一直是我们党各项建设中备受关注和重视的课题。在当前，发展党内民主的关键是合理构建党内权力监督制约体系，做到以完备的权力监督制度保障党内民主的健康发展，这对我们准确理解和把握党内民主建设的基本规律，有效推进党内民主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党内民主的实质

党内民主，是共产党的政治本质规定性之一。党内是否实行民主及实行的程度，这是关系到党的性质和党是否有生机与活力的问题。我们虽然经常强调发扬党内民主，但对党内民主的实质问题缺乏深入而系统的研究。根据列宁的意思，党内民主的实质，就是指全体党员有权平等地直接或间接地决定和处理党内一切事务，即党员是党组织的“主人”，党内事务归根到底由党员当家作主。他指出：“现在整个党组织是按民主原则建立的。这就是说，全体党员选举负责人即委员会的委员等等，全体党员讨论和决定无产阶段政治运动的问题，全体党员确定党组织的策略方针。”[1]他又进一步指出，“俄国社会民主党是民主地组织起来的。这就是说，党内的一切事务是由全体党员直接或通过代表，在一律平等和毫无例外的条件下来处理；并且，党内所有负责人员、所有领导人员、所有机构都是选举产生的，必须向党员报告工作，并可以撤换”[2]。

从列宁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党内民主，从根本上来说，是党内生活中的基本政治原则和政治制度。其实质，就在于全体党员一律平等地直接或间接地决定和处理党内事务。扩大和发展党内民主，就是要加强制度建设，确保广大党员在党内生活中的平等的主体、“主人”地位，使党章规定的党员权利得到充分实现和确实保障，如果离开了这一点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党内民主。

二、真实有效的党内权力监督制约体系是发展党内民主的重要保障

中共党内民主监督，是中共党组织（特别是党的纪检部门）和全体党员在民主集中制原则指导下，在党内政治民主和组织民主的基础上，依据党规党纪从党组织内部对党的执政行为、领导行为和党员行为所开展的检查、评价和督促的活动。党内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则是指由党内权力监督的主体、对象、内容、程序等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以及各要素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的关系。中共早在执政之初就对党内权力监督问题予以重视。1949年11月成立了中共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在中共“八大”及其前后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党的领导人强调党要领导得好，任何党员和党的组织就必须接受监督，包括党内监督、民主党派的监督和人民群众的监督。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在恢复发展党内民主和党内监督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主要表现是：（1）全党对于党内监督的重要性的认识更加深刻；（2）建立健全了纪检监督机构，扩大了党的代表大会的职权；（3）党内监督制度趋于完备，修改和制定了系列党规党法；（4）狠抓党风廉政建设，清除了一些腐败分子，纠正了党内的某些不正之风和违法乱纪行为等等。

可见，改革和完善党内权力监督制度，强化党内权力监督制约机制，是执政党防止重大决策失误，保证党的团结统一，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有效遏制腐败的迫切需要。目前，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国内经济成分、利益主体、社会组织、生活方式等日益多样化。在这种情况下，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真实有效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保证权力沿着制度化和法制化的轨道运行，对推动新时期党内民主建设具有特别重要的战略意义。

三、合理构建权力监督制约机制，推动党内民主建设

根据当前发展党内民主面临的问题，如何从体制和机制两方面构造一个规范化的权力运行机制，强化对权力的制约监督，是摆在我们党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从目前情况来看，笔者认为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合理构建党内权力监督制约机制。

1．发展党内民主是构建党内权力监督制约机制的基本前提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对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带动和示范作用。要以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为基础，以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和党的委员会制度为重点，从改革体制机制入手，建立健全充分反映党员和党组织意愿的党内民主制度”[3]。党的十六大报告关于发展党内民主的决定，把党内民主建设与制度建设有机地统一起来，注重从制度建设高度发展党内民主，这既是对党的建设长期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又是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强化执政党监督制约机制的基本前提。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如何强化执政党监督制约机制，把我们的党建设好，这是我们在新的世纪面临的最重大的课题。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需要党内外群众对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实行批评监督。因此，要加强党内监督制约机制的建设，必须发展党内民主，按照要求进行制度建设，科学地配置党内的权力，要把本应属于党员的权力归还给党员，由党员直接或间接地决定党内各种事务。发展党内民主使得民主权利得到保障，法制法规更加健全，党自我更新和执政能力更强，这一切既是党执政的价值目标所在，又将有力地促进党的执政方式的法治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现代转型。

2．健全法律法规是构建党内权力监督制约机制的重要基础

法律是具有国家强制力的社会规范，完善的法律制度是制约权力异化，消除权力腐败的依据和保证。现代政治生活的实践表明，健全的法制是对权力实行有效监督制约的重要基础。建立一种以法制为主导的政治制度模式既是现代政治生活的普遍要求，又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需要。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社会生活日益复杂化和多样化，要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就应该建立完善的法制体系，使之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作的安全阀和社会发展的稳定器，实现整个国家政权运作的制度化和法律化。

在目前，要加强对执政党的监督制约机制，在健全法制方面，首先是要完善党内制度法规。制度法规既是党内生活的规矩，也是党内监督的依据。党内制度法规包括五个方面：一是组织制度，如差额选举制度、职务任期制度、干部交流制度、岗位轮换制度、亲属回避制度等；二是领导制度，如集体决策制度、分工负责制度等；三是工作制度，如请示汇报制度、办事公开制度、职务开销制度等；四是生活制度，如权利保障制度、民主生活制度等；五是监督制度，如干部考核制度、民主评议制度、信任投票制度、离任审计制度、家庭财产申报登记制度、家庭重大事项报告制度等。目前制度法规还不够完善，我们还要结合社会的现实情况进一步完善党内制度法规，使它从内涵和外延方面建立起比较完备的法规体系，同时，我们还要充分发挥制度法规的作用，必须力求实现制度法规的完整性、统一性和可操作性，从制度法规上保证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确保制度法规的权威性和有效性。

3．改革监督体制是构建党内权力监督制约机制的治本之策

中国共产党建设和发展的实践证明，加强党内纪律监督对保证党内民主建设和发展至关重要。改革开放后，党恢复了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监督体系，并使其在实践中发挥作用。但是，从具体的实践来看，这个制度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目前存在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中央纪律检查委员对中央委员监督难，中央以下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同级单位及其成员监督难。[4]党内监督制度对于加强党内监督至关重要，但如果没有比较完善的党内监督领导体制，这些监督制度就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党内监督制度是党内监督的基础，而党内监督的领导体制则是核心。党内监督能否搞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有一个良好的党内监督领导体制。因此，必须进一步完善党内监督的领导体制，为各项具体制度充分实现其价值创造条件和提供保障。对此，《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明确要求要改革和完善党的纪律检查体制。这就要改变现行的纪委对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负责的不合理的体制。目前纪委受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的双重领导，但实际上却是以同级党委领导为主，纪委成员中的提名、任命、调动和待遇都掌握在同级党委的手中，使纪委会完全依附于同级党委。这就限制了纪委监督制约职能的发挥，特别是很难履行对同级党委及其领导成员的监督制约，因为纪委监督制约的有效性往往取决于同级党委的态度，而同级党委的态度又取决于主要领导的素质。这种体制上的局限性，决定了纪委对同级党委及其领导成员的监督制约是很难到位，因此，就需要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监督体制。按照列宁当年的思想，纪委不仅由同级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对它负责，而且改革受同级党委领导为同级党的代表大会领导，对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负责。确认纪委受代表大全的委托，实施对党的执行机关的监督制约，与执行机关具有平等的地位、平行的权力。执行机关受代表大会的委托，在政治上对检查机关实施指导，以保证执行机关与检查机关能够协调一致地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开展工作。在检查机关内部实行垂直领导的体制，纪委系统不再受同级党委领导，各级纪委经费来源、干部配备使用和待遇等都由纪委系统统一管理，以保持相对独立性，这样纪委的权力也加大了，地位也提高了。纪委的主要工作人员一律实行任期制，任期未满一般不得调离现任工作岗位，从根本上保证纪委能够独立地行使检查权。

这个体制变化的核心就是把党委领导具体化和制度化为党的代表大会或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领导。但是，这个变化必须有两个制度性的前提条件：一是使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成为制度化的组织，全面提升其在党内的地位与作用；二是在不属一级政权性质的地方或单位组织实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这样，纪委的监督就能在党的整体领导体系中获得更大相对自主的空间，从而在实现更为有效的纪律监督的同时，推进党内民主的发展。

4．完善监督机制是构建党内权力监督制约机制的重要任务

要使党不断地自我发展和完善，关键在于理顺构成监督制约机制各个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健全党内监督制约机制。江泽民指出：“要切实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健全监督制约机制。”[5]为此，笔者认为应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所谓舆论监督，就是社会公众依据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民主权利，通过舆论机构或借助舆论工具，从善治的角度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的权力组织和决策人物的言行予以道义上的审视、评价和督促，尤其包括对官僚主义、缺德行为等社会不良现象的批评指责。”[6]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舆论监督随着政治经济环境的宽松、政务公开的扩大和民众政治参与的有序发展而逐步发展起来，越来越受到中央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从中共“十四大”报告到“十七大”报告，都强调了舆论监督的重要作用。尽管舆论监督在反对专制作风、遏制腐败、推动民主和法治、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目前依然存在着新闻舆论监督疲软和舆论监督法规不健全等问题。为了加强党内监督，我们必须确保党员在法定的范围内有了解党内事务的权利、党员发表意见的权利、党员对党内重大决策的运作实施监督的权利等等。

第二，逐步完善党内选举制度。党章规定，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除了它的派出机关外，都应由选举产生。各级党的代表大会在进行代表资格审查时，上级组织在审批下级组织的领导成员时，应认真审查产生这些人选的选举程序，对那些不符合选举程序的组织和成员不予承认和批准，坚决摈弃用直接委托取代选举，用征求意见回避选举的做法。在逐步扩大直接选举的同时，不断完善差额选举。没有差额的选举不是真正的选举，没有竞争的差额不是真正的差额。差额选举比等额选举优越，最根本的是它给选民提供了自主选择的可能性，保证选民充分行使自主选择的权利，举优汰劣，保证选出最优秀的人才。

此外，还要真正实行竞争机制。建立和完善公平、公开、公正的竞争机制有利于选民和选举单位对当选代表的监督。当选代表在竞选过程中对选民和选举单位所作的承诺和保证，将成为选民和选举单位对其进行监督的重要依据。实行差额选举在客观上为代表候选人的竞选活动提供了依据和可能，使我们党的干部制度真正成为出人才、出政绩、出效率的制度，从而为干部队伍茁壮成长注入新的生机活力，为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开辟新政治渠道。

第三，切实保障党员民主权利。党员民主权利是以党和党内其他法规形式确认党员应享有的权力和利益，它是党内民主的基础，尊重和保障党员民主权利的目的在于使每个党员都能关心、参与党内事务，发挥党员的积极性、主动性，保证党的事业的发展。坚持党章规定的所有党员无论职位高低，权利和义务一律平等的原则。对于在遵守党纪的前提下，对党内事务发表不同意见的党员，不得采取任何形式加以打击；对于在党的会议上或在给党的组织的报告中，对党的组织和个人提出批评意见的党员，不得采取任何形式加以压制，否则必须依据党纪严肃处理。为了实施有效的监督，在不断提高广大党员的监督意识的同时，必须加强监督保障制度建设，切实保障广大党员行使申诉权、控告权、检举权，保障广大党员在申诉、控告、检举之后不受打击压制，并使违法乱纪的行为受到应有的制裁，使坚持原则敢于监督的党员得到应有的支持和表彰，从而调动广大党员参与监督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第四，有效开展民主评议活动。在党内，党员是党的主人，是党的决策主体。党内民主的本质就是由党员决定党内重大问题和管理党的事务。通过个人述职、党员评议和组织考察，力求客观公正地对干部作出评价。对违法乱纪、严重失职的领导干部应当及时予以罢免，以便体现监督制约的刚性。实践表明，党内监督的重点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手中都掌握一定的权力，而权力作为一种强制力量只能以强制力量来制约。如果离开了这种强制，只停留于一般道义上的谴责，监督制约就失去了权威性，失去了威慑力。

此外，加强党内监督，还要强化领导集体内部的监督作用。各级领导班子要切实负起责任，带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及时纠正各种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把党组织的严格监督与党员干部的认真自律结合起来。在从严治党中，每个党员干部要经常按照党章和党内的各项规定对照检查，自重、自警、规范行为，严以律己。完善已有的制度，逐步建立新的制度，在加大执纪执法力度的同时，要拓宽监督渠道，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要相信和依靠民众，广开言路，真诚欢迎各方面的意见和批评。

5．加强党派监督是构建党内权力监督制约机制的外在条件

“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这是中国政党制度的基本特征，这个“合作”与“参政”的一个基本体现，就是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互相监督”，“互相监督”主要是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但是，在我国政治生活中，民主党派对共产党的监督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软监”、“虚监”、“空监”的问题。因此，要强化执政党监督制约，必须加强民主党派的监督。

要提高民主党派的监督的力度，必须加强民主党派的自身建设。一方面，需要在民主党派内部建立相应的监督工作机构。因为作为参政党的民主党派，其主要职能是参政议政和进行民主监督。目前，各级民主党派内部绝大部分没有负责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的专门工作机构，这与民主党派参政党的地位是不相称的，实际上已影响了民主党派监督作用的发挥。与建立专门的监督机构相适应的一个问题是必须加强民主党派的机关建设。民主党派机关作为各民主党派的工作机构，是民主党派联系其成员的桥梁和纽带，是民主党派形象的代表和窗口，是发挥民主党派作用的组织保证，同时机关也是实现多党合作、政党监督的枢纽。民主党派机关工作搞的如何，直接关系到民主党派监督职能的实现。另一方面，造就一批专门从事参政议政和善于进行民主监督的政治家队伍。造就这样一批政治家，必须加强民主党派领导班子建设。民主党派领导班子建设，重在建设、重在落实、重在真抓实干。要贯彻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建立、健全领导机制和工作制度，发挥集体领导作用；要牢固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思想，维护和增强领导班子的团结，这是做好领导工作的重要保证。因此，加强民主党派的监督，为我国的政党监督创造一个良好的前提条件，这对强化中国政党的监督制约机制至关重要。

6．完善监督体系是构建党内权力监督制约机制的根本保证

构建一种科学、合理的权力结构和权力运行机制是非常重要的。制衡是社会主义政权本身应该具有的一种内在机制，也是约束权力、消除腐败的先决条件。要在党、人大、政府三分权力的基础上形成有效的相互制衡机制。建立和完善监督制约的协调机制，科学界定各种监督制约主体的功能和职责，明晰监督制约系统的层次性和不同层次监督制约主体的职责权限，加强监督制约的整体协调，充分发挥监督系统的整体功能，增大监督系统的合力，在具体工作中要切实加强人大、政协尤其是人大对党政机关的监督，从组织上巩固人大的法定地位，依法落实人大的选举和监督职能。此外，要加强社会舆论监督，制定和完善新闻舆论法规，在坚持党依法管舆论的前提下，强化新闻舆论的监督功能，通过有效的形式把各种形式的监督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强有力的全方位的监督制约网络，发挥监督制约的整体效能。

从国家的法律规范上讲，人大与党是互相监督和制约的关系。来自于党内的党规党法，可以对政党、人大、政府进行监督和制约，人大可以运用宪法和法律对党组织和政府进行监督和制约。如果把运用党规党法对人大、政府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看作是中国民主政治的一个生长点，那么，各级人大运用宪法和法律对共产党和政府进行监督和制约就是另一个重要的生长点。要构建一个理想的中国特色的政党与人大、政府之间的权力监督制约关系，需要经过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而这个过程的发展,它首先要有党内民主作保障。如果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民主集中制得不到很好的贯彻落实，那就根本谈不上人大、政府之间的权力制约的问题。

总之，党内权力监督能否落到实处，直接关系到执政党能否实现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能否克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腐败现象等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关系到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和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能否得到巩固与发展。积极探索并认真落实各种提高政党监督实效的措施，必将推动中国的政党监督向更广阔的前景发展。

注释：

制约行政权力 篇6

一、经济责任审计的发展历程

經济责任审计是指国家审计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对党政领导干部或国有企业领导人员任职期间经济责任履行情况进行的监督检查活动。经济责任审计是伴随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监督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际上尚无先例可循，其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到1999年。1986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厂长工作条例》。该条例规定：“厂长离任前，企业主管机关(或会同干部管理机关)可以提请审计机关对厂长进行经济责任审计评议。” 第二阶段是1999年至2006年。1999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县级以下党政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暂行规定》和《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企业领导人员任期经济责任审计暂行规定》，标志着经济责任审计作为一项监督制度全面推开。第三阶段是2006年至今。2006年，经济责任审计写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2010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规定》。《规定》出台后，省部级党政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实现了制度化，标志着经济责任审计在制度层面已走向成熟。

当前，各级党委和政府都将经济责任审计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审计力度不断加大。全国仅2011年就完成对2.6万名领导干部的经济责任审计，比上年增加1300多名。

二、当前经济责任审计的特点

一是审计对象范围逐步扩大、级别不断提高。1999年5月，两办《暂行规定》明确的审计对象，只包括县级以下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法定代表人。2005年，党政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范围扩大到地厅级。审计署自2000年开始进行省部长经济责任审计试点。当前，审计对象范围进行了扩展，涵盖了从乡镇级到省部级的党政领导干部，以及国有企业的法定代表人。

二是经济责任审计内容逐步深化。当前，经济责任审计不仅包括被审计领导干部所在单位财政财务收支的真实、合法和效益情况，固定资产的管理和使用情况等，2011年以来为了全面评价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责任情况，还更加关注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责任的下列情况：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经济社会科学发展情况；遵守有关经济法律法规、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有关经济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情况；制定和执行重大经济决策情况；与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责任有关的管理、决策等活动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情况；遵守有关廉洁从政（从业）规定情况等。

三、我国经济责任审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是审计评价难。至今，我国还没有出台关于经济责任审计的具体操作规范，由于缺乏具体的操作规范，审计评价指标没有统一的标准，加之国家干部管理部门对相关领导干部的经济考核目标过粗，使得领导干部的经济责任不明确，审计机关无法对领导干部任期内的政绩和经济责任履行情况进行评价，审计的结果不能很好地体现出领导干部的差异性，使审计的客观性和公正性受到了质疑。

二是经济责任审计结果运用不甚理想。经济责任审计结果运用中的不透明和缺乏标准等问题，影响了审计效果的发挥。按照中办、国办规定，任期经济责任审计结束后，审计机关根据审计情况写出审计结果报告，审计结果报告在报同级人民政府的同时，抄送干部管理部门；审计机关的经济责任审计结果只对干部管理部门负责，不公开披露。审计结果不公开、不透明，审计结果运用缺乏标准，不利于将群众监督与审计监督结合起来，也不利于审计人员在群众监督下，不徇私情、客观公正地实施审计。

三是任务重与力量不足的矛盾依然突出。1998年至2011年10月，全国各级审计机关审计党政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共计43万多人，任务繁重可见一斑。一方面，随着社会各界对审计工作的期望和要求越来越高，审计力量不足和审计工作量不断加大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另一方面，经济责任审计相对于其他审计而言，难度要更大一些，主要原因是这项审计的对象是“人”，人是最活跃的因素，何况面对人是大大小小的领导。当前，审计人员一般都不具有复合专业背景，专业知识基础单薄，不能适应出现的新情况。

四、深化经济责任审计的对策建议

一是加快审计法制建设，进一步规范审计行为。首先，完善经济责任审计的实施办法，在制度上保证各个部门在实施经济责任审计过程中的协调和配合，尽量避免不规范的行为出现。其次，制定经济责任审计的相关责任追究机制，明确组织人事部门和纪检监察部门运用审计结果的职责，明确对审计问题的责任追究措施，充分发挥经济责任审计的应有效果，让广大人民群众监督审计成果的运行情况。再次，完善相关部门的内部运行机制，审计部门要制定相关的管理办法，明确各个部门的职责任务和协调程序，对经济责任审计的内容格式进行全面的规范；组织人事部门要对委托书等进行规范，制定内部运行办法；纪检监察部门应对如何支持经济责任审计、如何受理相关案件等做出规定。对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评价要客观公正、要实事求是，要紧扣权力运行这个主线，区别不同的审计对象。

二是强化对经济责任审计成果的利用。首先，审计结果与干部任免机制结合起来，作为组织部门对干部进行人事任免和调整的重要依据。其次，经济责任审计要与纪律处分制度结合起来，经济责任审计的结果应该作为处分或者澄清问题干部的重要依据，审计部门要与纪检监察部门信息互通，共享成果。另外，要保证审计结果利用的规范性，严格控制审计结果的传送范围和抄送对象，防止审计结果的泄露。

三是加强部门之间的协调与配合。经济责任审计是多部门联合开展的一项工作，与之相关的部门有纪委、组织、监察、人事、审计和国资委等。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强对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的领导，建立由纪检、组织、审计、监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等部门参加的经济责任审计工作联席会议。各部门之间要加强协调、密切配合，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共同做好经济责任审计工作。

四是提高经济责任审计人员的综合素质。针对经济责任审计任务重与力量不足问题，一方面要对所有经济责任审计项目实行分类管理、统筹安排，有关联或同一行业的审计项目实行同时进点，同时推进；将经济责任审计与财政预算执行审计、绩效审计、专项资金审计相结合，避免重复审、多头审，充分利用已有的审计成果，提高审计效益和质量。另一方面，要高度重视审计干部队伍建设，推行审计人员认证上岗，强化对审计人员的后续培训，创造良好的条件，通过进行专业培训，更新审计人员的专业知识，建立学习型审计机关，使审计人员逐步适应审计职业化的发展要求。经济责任审计人员自身也要不断地学习法律知识、经济知识等，通晓审计、经济、会计、计算机、英语等各个方面的知识，给经济责任审计工作注入新的活力，努力打造一支能征善战、执法公正、廉洁自律的经济责任审计队伍。

总之，深化经济责任审计，是加强干部管理和监督、推进党的建设科学化的重要途径、是促进领导干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保障，是加强对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从源头上预防和惩治腐败的重要措施。经济责任审计应该重视总结经验教训，充分发挥经济责任审计预防、揭示和抵御的“免疫系统”功能，进一步深化经济责任审计，力争在审计的深度和质量上有新的突破。

（作者单位：平顶山叶县审计局）

绩效考核与权力制约 篇7

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理论认为, 绩效考核是一个学习、改进和控制的过程, 是在于通过持续、动态的、双向的沟通, 使人力资源发挥最大效能, 调动人的积极性, 使各个层面的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都有使命感, 进而发挥创造力, 使整个组织具有运行活力, 真正达到提高个人和组织的绩效, 促进组织成员自身发展, 从而实现组织目标。

绩效考核又称绩效评估, 一个完整绩效考核至少应包括下列六个步骤: (1) 了解绩效考核的目的; (2) 确定相关效标; (3) 选择与发展考核的方法; (4) 介绍发展好的系统给主管及相关员工; (5) 实际考核员工的工作表现; (6) 回馈结果给员工。

绩效考核作为人力资源管理的一个重要环节, 其本身并非是为考核而考核, 是为了提升整个组织的活力, 实现组织目标。考核之前, 考核目标和考核方法设计很重要, 有效的考核目标应该具有下列五个特性: (1) 相关性; (2) 避免污染; (3) 区辨力; (4) 信度; (5) 适用性。考核当中, 客观和公正很重要;考核之后, 沟通和反馈很重要。绩效考核以及人力资源管理的最终目标都是为了人尽其才, 物尽其用。让每个组织成员都能够在合适的位置上发挥出自己的能力, 顺利实现组织目标。否则, 就会让考核流于形式, 甚至沦为某些个人和利益集团对相关利益人实施打击报复的工具, 从而造成内耗丛生的结果, 不利于整个组织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形成, 不利于组织的目标达成和发展壮大, 也就颠覆了绩效考核的原本意义。

二、当前绩效考核中出现的问题

绩效考核作为一种舶来品, 它在中国的应用最早是在企业, 然后过渡到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从考核实施的三个阶段 (考核前、中、后) 来看, 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问题, 有的问题在特定的行政生态环境下还很明显。比如, 考核目标模糊, 比如有的无法量化的工作, 事务性的工作定性有失偏颇, 有长官意志的嫌疑。更有甚者, 在某些官本位思想比较严重的单位, 绩效考核更像是几个不同利益集团相互打击的工具, 完全失却了绩效考核的本来意义。对于考核结果的处理, 大多数单位里边是把考核结果与个人职位升迁以及薪酬提高联系在一起的, 但是唯独不对考核结果所显示出来的个人与组织之间, 个人本身, 组织自身所显露出来的问题进行重新思考, 协调并解决问题。这就违背了绩效考核是要为组织目标和个人目标的协调发展提供依据这一宗旨。也与考核就是要找出问题, 提高绩效, 促进发展这一目的背道而驰。要试图解决这些问题, 就需要对考核过程进行权力制约, 确保不滥用权力。

(一) 考核前

有效的绩效考核的第一步, 首先, 要有明确的计划, 即PDCA循环思想的PLAN。要对工作进行分析, 明确职责, 建立目标体系, 进行目标的层层分解落实, 制造切实可行的考评体系。不论是对个人还是组织而言, 目标都应当是特定的, 是可以度量的, 是可执行的, 是与直接主管的领导和部门相结合的, 并且是有时限的。不同工作性质的考核时限应当有所细分, 这样, 才有利于发现问题。无法进行量化考核的工作, 比如事务性的, 行政型的, 应当以所做之事的效果应该达到符合组织目标同时也符合工作环境的特殊情况来定。考核栏目细则应当是本个绩效考核期内所从事的工作是否到达预期目标, 按照英国的做法来看, 一般是需要分为五个等级, 分别是:A杰出, B优良, C满意, D尚可, E欠佳。美国公务员绩效考核的内容包括工作数量、工作质量和工作适应能力三个方面。年终考核表一般由主管领导依据平时工作记录, 按考核表所列上述三个方面的指标项目逐项考评, 主要包括工作完成情况的总结报告、鉴定潜在能力、描述具体工作职责、对完成的工作结果进行评价、对工作内容和工作效率进行数量和质量分析。考核结果一般分为优异、满意、不满意三个等级。考核成绩与奖惩、加薪及晋级直接挂钩。美国的考核强调增进上级与下属之间的关系与了解, 从而促进工作的积极开展。有了符合实际情况的考核制度设计, 才能够避免绩效考核制度上的漏洞。才能够避免评价者因为制度上的漏洞而滥用手中的权力, 对被评价者给出不公正的评价考核。其次, 要选择合适的评价者, 并对评价者进行培训, 告知其考核的目的和宗旨, 具体操作方式和程序等。让他们对评价指标的理解尽量成共识, 降低评价结果差异, 提高准确度。以免评价者因为对考核规则的片面理解以及各个不同的评价者对评价标准的不同理解和人情因素而对被评价者给出不客观的考核结果。

现在通行的360度考核就是被考核人的上级、同级、下级和服务的客户对他进行评价。在实际情况中, 当把360度考核用于不同的目的时, 同一评价者对同一被评价者的评价会不一样;反过来, 同样的被评价者对于评价结果也会有不同的反应。如果把360度考核的结果简单地作为管理者或者员工的奖惩和晋升的关键甚至是唯一依据, 那么, 考核结果的真实度将大大降低, 绩效考核就会成为争取利益的重要工具。评价者就会为了操纵考核结果不去对被评价者的工作做客观的数量和质量分析, 而故意提供虚假信息。比如员工会为了得到奖励而串通同级给自己打高分, 给别人打低分;下级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或者是想更上一个台阶会给他的上级打高分;上级也可能会为了笼络下级给下级打高分。同时, 有些客户可能会为了利益关系给相熟的打高分, 给不那么熟的打低分。因为, 人的本质是趋利的。

也就是说, 如果不能够摒除评价者对被评价者的利害关系, 那么, 即便是有再全面的考核制度, 考核结果也可能是不公正的。被评价者得到一个什么样的考核结果很大程度上不是取决于他到底做了什么样的事情, 事情做的怎么样, 而是取决于给予他评价的人能否有一个公正客观的立场。可是, 我们不能够寄希望于评价者都能够是公正无私的, 是客观不带个人感情的。这就需要制度来约束权力。从这个角度来说, 要获得相对公正的考核结果, 应该合理分配评价权重。对于公共管理部门来说, 大多数工作是提供公共服务, 他们的工作产品是无形的。其绩效评估应当增加其服务对象的评价权重。

(二) 考核中

目前, 大多数事业单位考核方法简单, 效率低下。偏重于听述职报告、民主测评、个别谈话、查看资料等静态考核, 缺少实地的、跟踪的动态考核。考核时限通常采用年终一次性集中考核, 缺乏平时工作绩效考核。此外, 不能根据单位的主要职能、岗位职责和在考核中遇到的实际情况灵活调整考核方法, 考核评价比较片面, 综合性评价缺乏, 不够科学和完善也影响了考核工作的效率和考核结果的准确性。

同时, 因为评价标准细分不够, 不同职级的员工评价标准一刀切, 考核标准简单化、公式化, 缺乏具体的操作性。这就不能够有效地反映出不同职级员工的绩效目标和评价标准, 得不到有效地评价结果。职责和权利的不清, 也制约了考核工作激励作用的发挥, 考核结果难以作为职务升迁和薪酬提高的依据。

在考核过程的评价环节中, 评价依据应当是综合的, 全面的, 细分的。职能和标准区分的越细, 则考核结果就越具有区辨别力和可行度。在选择评价者时, 应当剔除掉与被评价者有明显利益相关者。当然, 要人自身摒除掉自己的有限性, 并不容易。所以, 要得到一个公正、客观、全面的考核结果还需要权力制约。

(三) 考核后

绩效考核既然作为人力资源管理的一个重要环节, 它所起的作用是个人和组织的沟通与反馈。这种沟通与反馈, 应该是双向的。

组织通过这种考核结果对个人有了一定的了解, 准确的说, 这种了解也是间接的, 是通过评价者所得到的了解。因此, 组织者应该认识到, 即使是360度的考核, 也并不能够全面的反映某个个人或者组织机构的实际情况。对于评价者来说, 应该指出他们在评价过程当中的不足, 以帮助他们提高评价技能以便在未来的考评工作中做得更加完善、更有成效;另外, 也是最重要的, 对于被评价者, 也应当从考核结果所反馈出来的信息, 被考核者进行面谈。在面谈时, 组织机构要尊重被考评者的意见, 允许申辩, 发现与事实不符、有出入的地方, 要及时纠正考评结果。

在得到相对客观的考核结果后, 就可以将绩效考核的结果作为组织内人员优化配置的一项依据, 将合适的人员任用在合适的岗位上, 岗位匹配度越高, 越有利于个人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发挥。得到的待遇越是客观公正, 个人对组织的认同感就越强。组织的凝聚力也就增强, 组织的绩效得到增强, 组织的发展的目标也就更容易实现。当个人的发展目标和组织的发展目标相协调统一的时候, 就是绩效考核完成自己的使命之时。

三、加强绩效考核的权力制约

从绩效考核的过程来看, 不难发现, 杜绝权力的随意性, 合理使用权力, 制约权力才是保证考核结果客观公正的所必须的。程序的公正不一定必然有着结果的公正, 但是, 如果没有程序的公正, 其结果的公正可信度必然降低。法治国家的建设, 不只是人民应当守法, 各个组织结构和各级政府也应当守法。正所谓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只有当处于相对弱势的个人的权利得到充分保障, 而公权力的掌握者作为规则的制定者、操纵者和评价者的权力得到有效制约时, 才能够趋向于公正而非私利。在民主社会体制下, 任何部门都离不开权力制约与责任政治的对应关系, 杜绝权力的随意性, 依法考核不论是对个人还是组织而言都是必须的。也因此, 无论是由上级行政单位所组织进行的内部考核评价, 或者是聘请专家与专业团体进行外部考核评价, 已成为绩效考核的必要程序。

参考文献

[1]R.韦思蒙迪, 罗伯特·M.诺埃.人力资源管理[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8.

[2]李华, 任荣伟, 蒋小鹏.360度绩效评估方法的运用及有效性分析[J].现代管理科学, 2004, (8) .

论政治权力的制约与监督 篇8

一、政治权力制约与监督的必要性

1. 权力的二重性所决定。

权力具有二重性, 即能动性和腐蚀性。能动性表现为:政治权力是实现政治主体成员利益要求的凭借, 同时, 政治权力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反作用;腐蚀性表现为:人在权力过久的掌握过程中有腐化变质的可能性。政治权力的二重性决定了必须对之进行行之有效的制约和监督。

2.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所决定。

权力的制约与监督, 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问题之一, 政治的核心问题就是政治权力的构成问题。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 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原则。人民对权力运行的制约与监督程度越大, 民主政治的实现程度也越大;反之亦然。与此同时,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为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提供保障。

3. 党的执政能力所决定。

党的执政能力随着执政环境、执政目标和执政基础的变化而变化, 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的执政党, 拥有执政权, 执政权在建设时期主要表现为领导权。党的领导权也要接受人民群众和权力机关的制约与监督, 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 必须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 必须有效地约束政治权力以减少腐败。

二、当前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存在的主要问题

1. 道德对权力的约束力下降。

当前我国社会处于转型时期, 由于种种原因, 部分官员出现了大的理想的迷失和人生价值的错位, 出现一系列的权力腐败、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等现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要大力加强政治伦理建设, 以德倡廉, 强化政治行为主体的道德约束, 使得政治行为主体从内心深处不愿贪腐, 从而抑制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

2. 权力运行的法制化程度不高。

目前我国实施的对权力运行制约与监督方面所必需的法律、法规、条例尚不完备, 表现为:缺乏明确的监督标准和具体的实施细则, 从而造成实际监督过程中的盲目性和主观随意性, 影响了监督工作的严肃性和规范性, 也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

3. 权力结构不合理、运行程序不规范、监督体制不完善。

一些不均衡的权力分配势必导致权力不受制约, 运行受阻。权力的运行虽进行程序的制定却不依程序而运行, 甚至随意更改程序规则或是减免程序, 同样会使得权力机制无法得到强有力的监督与制约。严格缜密的程序制定和运行是对权力运行最基本的要求。另外, 监督依然是制约腐败的有力措施之一。当前, 我国一些部门监督缺乏实际权力、监督偏于事后监督、监督机构缺乏必要的独立性、监督和制约方向单一等问题, 严重影响了权力制约和监督体制的正常运行。

三、权力运行的制约与监督的主要对策

1. 加强权力制约与监督的思想化建设。

思想建设很重要。一方面, 要营造社会制约与监督权力的整体氛围与环境, 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民主法律意识;另一方面, 要切实强化党员领导干部的监督意识, 从内心深处做到公正、廉洁、自律, 树立公职人员廉洁公正的道德形象, 从而形成全社会廉洁的风气, 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

2. 加强权力制约与监督的法制化建设。

确立宪法与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是重中之重。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 是组织调整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运转的根本依据, 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活动。以法的形式明辨是非, 公正客观, 量化明确, 可以客观地衡量出国家公务人员是否遵纪守法、是否清正廉明、是否以人民的意志为转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为杜绝违法乱纪、徇私舞弊等腐败行为提供现实依据。

3. 完善权力结构、规范运行程序、加大监督力度。

主要从完善权力结构、规范运行程序、加大监督力度三方面入手。权力过分集中的结构, 组织运作过程中个别领导独揽大权, 势必难以开展有效的集体性的权力制约与监督, 因此要合理配置权力资源;权力运行的程序化程度的高低, 直接影响着权力制约与监督的有效进行;舆论监督的强大威慑力有效而直接地制约着权力的运用。因此, 完善权力结构、规范运行程序、加大监督力度, 缺一不可。

总之, 加强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 是推动社会文明进步、改善市场竞争环境的必要手段, 不仅对党提高执政能力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也为社会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提供了前提和保障, 意义深远。

参考文献

[1]肖华茵, 毛细荣.试论权力制约的理论及监督制约的基本方法[J].求实, 2005, (5)

[2]李英田.合法性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启示[J].长江论坛, 2004, (6)

[3]徐京跃, 周英峰.习近平强调:坚定不移把反腐倡廉建设引向深入[N].高层声音, 新华社, 2013-1-22

[4]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2007年10月

论司法反腐的权力制约功能 篇9

一、权力分立模式中的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制约

虽然司法反腐主要强调的是通过司法手段惩治腐败的行为, 但与普通的刑事犯罪不同的是, 职务犯罪是一种权力侵害行为, 它侵害的对象是社会管理机器本身, 而普通刑事犯罪主要侵害的是公民的人身权和财产权。 (1) 既然司法反腐就是要纠正此种权力侵害行为, 用司法权来修复权力失衡状态, 因此就证明了司法反腐进程中是存在权力制约功能的, 此种制约主要表现在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制约。

我们知道, 司法作为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是解决纠纷和问题的最彻底的一种方式, 司法机关的主要职责就是适用法律。既然把司法定位为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不论是理论还是司法实践中, 世界各国都赋予了司法权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审查权。在我国司法权对行政行为的审查虽然主要集中在具体行政行为, 但职务犯罪主要就是由于享有行政权的国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 也就是在具体行政行为中存在越权行为、行政不作为等违反法律法规对行政权行使要件的规定。由于未依法行政, 在权力滥用时必然伴随腐败的产生, 而司法权作为一种裁判权就具备了审查行政行为合法性的权威。

再回到司法反腐问题中来, 司法反腐就是检察机关行使侦查、起诉权, 再由法院作出最终的裁判。法院对职务犯罪的审判过程, 实质上就是法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职务行为作出的法律上的评价, 这种评价的结果直接导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无罪。如果法院对其做出了否定性评价, 也就是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职务行为不合法, 而利用职务行为收受贿赂和贪赃枉法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在这种情况下, 可以说是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制约, 而这种制约又是通过法律适用得以实现的, 在此过程中, 司法权对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审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法律适用过程中的权力制约主要表现在事后的惩罚, 而这种惩治的目的就是要恢复因职务犯罪行为而遭受破坏的社会管理体制和权力分立中的失衡状态。

二、党纪反腐与司法反腐的关系

“党纪反腐是执政党运用党内纪律和法规治理腐败的职能活动, 是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对党员腐败行为的纪律评价和纪律处置。” (2) 党纪反腐主要规定在《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司法反腐乃是指通过司法机关的侦查、起诉, 并最终由法院作出裁判通过刑罚的方法惩罚职务犯罪行为。

关于党纪反腐和司法反腐的关系已有学者做出了充分的论述, 即“在法治反腐语境下, 党纪反腐严于司法反腐、司法反腐强化党纪反腐、党的执纪与国家司法在腐败治理中各司其职、相辅相成, 共同实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预防价值。” (3) 但是其仍未回答党纪和司法各自职权的边界问题。纪委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检查机关, 不是政府部门也非权力机关更不享有司法权, 其主要依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开展工作, 针对违反党的纪律的党员进行党内纪律处分。司法反腐主要是指通过司法手段惩罚腐败, 预防腐败, 司法机关行使的是司法权, 主要依据《刑事诉讼法》、《刑法》开展工作。

《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中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规定的违纪处分方式主要包括“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观察、开出党籍。” (4) 可以看出, 党

纪处分主要是基于党员身份而对相关人员作出的和党员身份资格有关的一种特殊处分, 处分的结果是对这种资格的限制或剥夺, 丝毫不会涉及刑罚权的行使。司法反腐表现为司法机关对职务犯罪的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和财产的剥夺, 是一种刑罚权, 主要规定在《刑法》分则第八章和第九章的贪污贿赂罪、渎职罪。

司法反腐作为一种专门活动, 必须由司法机关行使侦查、起诉和审判权。我国在司法反腐中主要有两个机关行使司法权, 即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其中检察院行使侦查、起诉的权限, 法院行使审判权, 对犯罪嫌疑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构成何种罪名做出最终的裁判。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检察院在行使侦查职能时可以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如拘留、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 同时检察院也享有调查取证权。

针对党纪反腐和司法反腐, 虽然在理论上存在是否应当并轨的争论, 但本文无意参与这场论辩。抛开理论上的分歧, 立足于中国反腐的实践, 如同上文所言, 笔者主张:既然《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并未规定纪委享有类似于检察机关的权限, 其就应该仅仅依据党纪对违纪的党员做出纪律上的处分, 这种处分的结果就是党员资格的限制或剥夺。而对职务犯罪行为的侦查、调查取证、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起诉、审判是司法机关的权限, 应由检察院和法院独立行使检察权、审判权, 并最终达到通过刑罚的手段惩治犯罪和预防犯罪的目的。

三、司法机关的内部权力制约

“权力天生具有被滥用的倾向, 作为一种运用法律裁决社会纠纷、解决社会矛盾的权力, 司法权理应接受社会对其运行正当与否的评价与监督, 以保证其在预期的、合法的轨道中进行。” (5) 职务犯罪不仅包括上述的行政权领域, 司法腐败也频频见诸报端。加之我国的司法权由检察院和法院分别独立行使, 司法反腐中的权力制约功能得到更好的体现。

《宪法》第135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 应当分工负责, 互相配合, 互相制约, 以保证准确有效地适用法律。”具体到司法反腐中, 权力制约功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即检察院对法院的权力制约和法院对于检察院的权力制约。

检察院对于法院的权力制约主要表现在检查监督方面。“检查监督是以检察机关为主体而进行的法律监督, 是检察机关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对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司法活动是否符合宪法和法律进行监视、检查、控制和纠偏, 并产生相应法律效力的行为活动总称。检查监督包括审判监督, 审判监督是人民检察院依法对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整个诉讼程序、审判活动和审判结果进行监督, 是为了防止审判权的滥用, 实现司法正义。” (6) 司法反腐的目的就是通过司法手段达到惩罚腐败和预防腐败的目的, 如果在审判的过程中, 法官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存在利益关系或收受贿赂就极易可能造成枉法裁判, 损害司法权威。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 赋予检察院检察监督权以此制约审判权, 从而保证审判权的行使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规定。

我国检察机关可以独立行使检察权, 而且职务犯罪的立案、侦查、起诉也都属检察院的职权, 加之上文所述的检察监督权, 从而使得在司法权内部, 形成了检察院对法院有效的权力制约功能。这种权力制约功能, 使得法官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不敢腐败, 在审理腐败案件中不敢枉法裁判。如果检察院认为法院在司法反腐中适用法律不正确或存在其他违法行为, 可以通过抗诉或审判监督程序启动再审程序从而纠正审判权不当行使的行为。因此可以说, 在司法反腐的整个过程之中, 检察院的权立制约贯彻始终。

另一方面, 就法院对检察院的权力制约而言, 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构成何种罪名, 最终的裁判权掌握在法院手中, 尽管检察院享有强大的监督权, 但如果法院依法作出裁判, 那这种裁判结果具有最终的法律效力;其次, 一旦反腐案件进入法院的审判程序, 法院就可以审查检察机关侦查过程中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以及证据收集的手段是否合法, 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下, 甚至可以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 和普通刑事案件相比, 职务犯罪行为虽有其特殊性, 但在刑事诉讼过程中,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享有的权利方面却是一致的, 因此, 法院对检察院的权力制约可以起到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据《刑事诉讼法》所享有的诉讼权利, 防止检察机关的权力滥用;最后, 法院作为法律适用机关, 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任何违法犯罪行为, 任何职务行为的合法性问题都要受到法院的审查, 检察机关也不例外, 虽然检察机关对法院享有审判监督权, 但如果检查机关出现职务犯罪行为, 最终还是要受到法院的审判直至定罪量刑, 所以, 法院的审判权对检察院的检察权是一种强有力的制约。

综上所述, 司法反腐虽然更强调运用司法手段对腐败行为的刑事惩罚, 是一种法律适用过程, 但是在权力分立的制度背景下, 其权力制约功能始终贯彻司法反腐的整个过程, 包括对行政权的制约, 与党纪反腐的相互关系, 以及司法权内部的监督与制约等。通过这种权力制约功能, 从而可以更好的预防腐败、惩治腐败。

摘要：司法权作为一种权力, 具有制约从而预防腐败的功能。我国反腐主要存在两种手段, 即党纪反腐和司法反腐。同时, 由于我国的司法机关的设置不同于西方三权分立模式, 检察院、法院都是司法机关, 分别独立行使检察权和审判权, 要求相互配合、相互制约, 因此在司法反腐之中, 也必然伴随着检察院和法院的权力制约功能。本文从司法权作为一种权力在权力分立的配置模式中所具有的制约功能、党纪反腐和司法反腐的关系以及司法机关内部的权力制约等来研究司法反腐的功能。

关键词：司法,反腐,权利制约

注释

11吴建雄.论司法反腐的价值功能[J].法学杂志, 2015 (1) .

22 吴建雄.论党纪反腐与司法反腐[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2015, 4, 19 (2) .

33 吴建雄.论党纪反腐与司法反腐[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2015, 4, 19 (2) .

44 <中国共产党章程>第39条,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7 条.

55 卞建林著.中国司法制度基础理论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13:215.

浅析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 篇10

一、对权力监督现状的分析

对权力实行有效的监督, 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从严治党的重要手段, 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目前我们党对权力的监督在党纪、国法、规章制度上都有一些规定, 随着反腐倡廉工作逐步深入, 对权力监督的措施会越来越完善。但是也应该看到在现实生活中, 无论是上级监督、同级监督、下级监督, 还是群众监督, 均存在缺位现象。

1. 上级监督鞭长莫及。

上级领导对下属运用权力进行严格监督负有责任和义务。然而, 实际工作中一些领导出于多种动机和目的, 往往对下级疏于监督。上级领导往往只能在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大是大非问题上进行宏观监督, 而对下级权力的具体运作情况的监督虽有权力, 但无充分精力, 显得鞭长莫及。有的领导对下级不是以个人品德和工作绩效论优劣, 而是搞亲亲疏疏拉拉扯扯, 放弃监督;有的领导感情用事, 借口“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对部下迁就袒护, 不去监督;有的领导怕得罪下级丢选票, 只要事不关己则不闻不问, 不敢监督;有的领导与下级同属“一张网”, 利益攸关, 怕“拔出萝卜带出泥”, 回避监督;也有一些领导忙于事务, 且以“用人不疑”为由放松监督, 导致该提醒的不及时提醒, 该警示的不予警示, 该查处的查而不处。

2. 同级监督软弱无力。

目前, 同级干部或同一个领导班子成员间的监督, 在一些单位和部门由于受主、客体因素的制约和庸俗关系学的影响, 顾忌重重, 使同级监督变成泡影。纪委作为党内监督的专职机构, 同时受上级纪委和同级党委双重领导, 其工作人员的办公经费、物资保证及经济待遇均在同级行政的管辖范围, 这种隶属关系使监督主体受制于监督客体, 职能难以履行。同级党政组织及其成员违纪问题, 纪委只能触及表层, 不能深入实质。

3. 下级监督纸上谈兵。

一些缺乏民主自律意识的人担任领导后, 自恃高人一等, 骄横跋扈, 给敢于监督或提不同意见的同志穿“小脚鞋”。下级寄人篱下, 把领导看成是自己升降进退的决定因素, 明知不对, 存有种种顾虑或畏惧心理, 担心监督上级招致非议和打击报复, 只好少说为佳, 或避而远之;有的则对上级随声附和, 甚至同流合污。

4. 群众监督形同虚设。

普通群众对本单位、本部门的重大决策缺乏参与了解, 对领导干部的权力运作、业务活动、社交往来和家庭状况知之甚少, 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故意将一些本应公开的公务活动和个人重大事项神秘化、隐蔽化, 该报告的不报告, 群众想监督却无从下手。还有一些领导干部出于私心, 怕实情公开之后影响仕途, 更怕损害自身形象, 于是, 对群众举报一方面极力隐瞒, 另一方面以势压人, 导致举报被“淡化”或“扣压”, 使群众监督的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 丧失信心。由于受到大环境一些因素的影响, 人们越来越多地关注自己的利害得失, 只要自身利益不受损害, 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 对权力的监督意识明显减弱。

二、权力缺乏有效监督造成的危害

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会产生腐败。领导干部是群众之首, 事业之帅。如果对领导干部缺乏有力有效的监督, 加之其本人又缺乏接受监督的意识, 素质低下, 放纵欲望, 必会腐败变质, 其产生的负面作用和危害性不可估量。

1. 混乱群众思想和是非标准。

领导干部在某种程度上, 群众把他们看成是党和政府的化身, 如果领导干部违法违纪案件有增无减, 就会搞乱群众思想和是非标准, 会使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度大打折扣, 甚至影响一个地区、一个部门的风气。

2. 阻碍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实践证明, 一个地方、一个单位, 兴衰固然有众人的作用, 但核心是领导班子, 关键是领导干部。在一定程度上, 领导干部掌握着一个地方、单位的命运, 决定着这个地方或单位的前途。当一个党性强、作风正、勤廉兼优的领导班子与领导干部的权力结合起来时, 一个落后的单位可以因为这个领导干部出色的领导能力和敬业精神而使众人团结一致, 克服困难, 再创生机。相反, 当一个只善于投机钻营、缺乏自律、见钱眼开的人出任领导干部时, 他想的不会是事业, 而可能是一己之私, 他会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变成商品待价而沽或变成牟取私利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 众人不会再相信他, 失去工作积极性, 最终导致一个本来相当不错的单位在短时间内陷入困境, 甚至垮掉。

3. 影响干部队伍建设。

“上有所好, 下必甚焉。”领导干部人格上的缺陷和思想道德修养方面的不足, 如果得不到及时纠正, 则必然影响到其下属, 导致干部队伍整体结构出现危机。

三、加强对权力监督的对策

对权力实行有效的监督, 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从严治党的重要手段。为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 必须围绕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的问题, 进一步探索监督权力的有效途径。

1. 首先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 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权力观是人们对“权力”的基本看法或根本观点, 是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权力”问题上的集中反映, 同时又决定着人们的地位观、利益观。权力必须始终用来为国家和人民谋利益, 这是我们党对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的一贯要求, 也是各级党组织和绝大多数党员干部的自觉行动。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对此有许多精辟而深刻的论述,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用精炼的语言向全党鲜明地提出了“权为民所用, 情为民所系, 利为民所谋”和“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由此可见, 领导干部只有解决好“过去参加革命是为什么, 现在当干部应当干什么, 将来身后应该留点什么”等根本问题, 才能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自觉做到为党和人民掌好权、用好权。

2. 强化对权力运行全过程的监督。

权力的运行是动态的, 要保证权力始终沿着正确的轨道正常运行, 有效防止蜕变和滥用, 就必须加强对权力运行全过程的监督, 包括对权力的授予、行使和运行结果等环节的监督。一是要对权力的授予过程加强监督。权力的授予主要体现在对干部的选拔、任用、调配等环节上。当前要严格执行中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 坚决纠正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 严肃查处跑官要官、卖官鬻爵等消极腐败行为。二是要对权力的行使过程加强监督。当前要着重抓住那些容易滋生腐败的领域和环节, 深化行政审批制度、财政管理体制、投资体制、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完善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经营性土地使用权出让、产权交易、政府采购制度, 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防范权力行为的非正常干预。三是要对权力的运行结果加强监督。要建立完善科学公正的干部政绩考察评判机制, 注意克服好人主义、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的消极影响。要进一步健全和落实执纪执法责任追究制度, 坚决维护党纪国法的严肃性。

3. 党员领导干部要强化监督意识, 自觉接受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监督。

首先, 要大力肃清封建特权思想影响, 自觉接受监督。有的领导干部不愿接受监督, 甚至一听到“监督”就有一种本能的反感, 这是十分错误的, 是封建特权思想影响的突出反映。每个党员领导干部都要牢记权力是人民给的, 要视监督为帮助、支持和关爱, 主动把自己置于党组织和群众的监督下。其次, 要正确对待群众的信访举报和批评建议, 主动接受监督。领导干部对群众的反映、批评和意见, 要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不能因为信访举报和群众批评意见中有不实之词, 甚至有错误之处, 就拒绝接受批评和监督。相反, 应当引导群众正确行使民主权利, 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呼声, 及时化解矛盾、改进工作, 把群众的批评和监督纳入健康的轨道。再次, 要努力克服好人主义思想的影响, 积极参与监督。当前, 有的同志对参与监督顾虑重重, 或者怕遭打击报复、怕“引火烧身”而不敢监督;或者怕反映问题破了面子、得罪人而不愿监督;也有的由于不了解有关程序和规定, 想监督而不会监督。凡此种种, 导致一些地方和单位好人主义盛行, 明哲保身吃香, 监督制约乏力。每个党员领导干部既是被监督者, 同时又是监督者。作为被监督者, 应该自觉接受监督;作为监督者, 对其他党员干部包括领导干部的行为都有权利、有义务进行监督。“海纳百川, 有容乃大;壁立千仞, 无欲则刚。”党员领导干部要去掉私心杂念, 做到一身正气, 无私无畏, 积极参与批评和监督

4. 完善权力制约机制。

权力被滥用, 以权谋私得以发生,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权力运行不规范, 权力内部缺乏有效制约。一要防止权力腐败, 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 建立健全权力的制约机制。要针对容易产生滥用权力的具体体制、制度和薄弱环节, 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 保证权力沿着制度化和法制化的轨道运行。要以政企分开为着眼点, 下大力气进行行政体制改革, 进行减事放权, 真正实现政府职能由微观管理、直接管理转化为宏观管理和间接管理。二要合理划分和配置权力结构, 按照权力制约和效率优先的原则, 对党政部门和公职人员的权力进行科学地细化和分解。尤其对直接管理人、财、物的重要部门以及实权岗位的权力, 要搞好上下层次的权力配置, 明确各权力层次的职责和权限。三要加强法制建设, 制定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法规, 如建立职权限制、财产申报、重大事项报告、责任追究等法律制度, 对权力运行的各个环节加以约束, 把公共权力置于法律的有效监督下, 走出一条监督制约权力的规范化和法制化的路子。当前, “要围绕建立一个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政府”的要求, 在建立完善各项制度的同时, 要着力探索建立、完善各项制度落实的监督制约机制, 以推动各项监督制度落到实处。凡是建立起来的制度, 都要有相应的制约机制, 使各监督主体有章可循, “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 确保权力正确行使”的要求, 才能真正落实。

5. 强化专门机构的权威。

为更好地发挥纪检监察机构的职能, 必须强化纪检监察机构的权威。一是在中央纪委以下各级纪委实行垂直领导的体制, 以解决对党委成员无法监督的问题;二是可以在现行体制下, 适当扩大纪检监察机关的监督制约的范围和权限, 赋予其对同级党委政府管理的党员干部违法问题的独立立案、执纪权, 对同级党委、政府重大决策的参与权、建议权、批评权, 对重要干部任免的提议权、考核权、弹劾权和质询权, 扩大并确保专门监督机关执行过程的相对独立性, 真正落实有关法规赋予它的对违法违纪线索的调查核实权、立案权和质询权。三是制定出保证纪检监察机关独立行使监督权、不受非法干扰的具体措施, 以保障纪检监督机关相对独立的权力和权威。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以权制权、有效地防止和遏制权力腐败的目的。

6. 加大责任追究力度。

一要落实监督主体的责任, 建立监督主体失察责任追究制。尽快制定对各监督主体实施责任追究的办法, 对应该监督而没有监督、应采取措施而没有采取措施, 以致出现问题造成严重后果的, 要有相应的问责措施。二要完善责任追究机制, 特别是完善监督主体具体实施监督过程中的责任追究机制。具体实施监督者要及时或定期向派出机关写出监督报告, 并签名负责, 以便备查。如, 重大工程招投标出了问题, 除对招标人作出处理外, 也要追究监督责任人的责任。又如, 在干部考察中, 对拟提拔对象相关责任人要签字负责, 对今后发现提拔前存在问题者也要追究考察人、推荐人的责任, 防止干部“带病提拔”等。要继续加大对腐败案件的查处力度。对以权谋私的腐败案件, 要发现一起, 查处一起, 绝不姑息迁就, 切实做到惩处一个, 教育一片。

7. 公开行政行为。

为提高群众参与监督的积极性, 必须拓宽监督渠道, 开辟方便、快捷、高效的群众监督绿色通道, 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为此, 必须全面、及时、真实地公开行政行为, 使权力运行公开透明, 这是强化对权力的监督制约的重要措施。一要公开决策程序, 在决策前公布预期的目标和计划, 在决策过程中公平评估和选择, 在决策之后公布方案, 通过建立公开的程序, 把好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这一关。二要公开行政过程, 按照严格的法定程序, 让所有法律和政策法规的日常管理工作都公之于众, 接受社会舆论监督。三要公开财政收支。要公开行政部门财务收支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费支出, 让本单位和本部门的职工群众以及全社会了解和监督。改变财务支出由“一把手”“一支笔”签字的传统做法, 推行财务支出联签制, 并定期由财务、审计部门张榜公布财务收支情况。要定期分析、通报资金运行状况, 适时公布运行结果, 确保资金健康运作。

制约行政权力 篇11

【说到做到】“打铁还需自身硬。”十八大以来，不单反腐动了真格，纪律和作风建设也丝毫没有懈怠。

这四年，以上率下整治作风，党员干部的作风有了明显转变。制定实施八项规定，截至2015年10月，全國共查处违反八项规定精神的问题8.2万起，处理党员干部10.9万人。

选人用人标准不断修正，干部选任工作出现新气象。修订《干部任用条例》，着力破解“唯票、唯分、唯GDP、唯年龄”问题；制定《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在形成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的用人机制上迈出了实质性步伐。

从严管理监督党员干部也打出了一套“组合拳”，很多人感叹“现在是没有最严，只有更严”。截至2015年10月，全国超配的4万多名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已整改消化2.5万多名，全国共清理副处级以上“裸官”3961人。

据统计，四年来，中央新制定或修订的党内法规至少55部，超过现行中央党内法规的1/3，从严治党的制度笼子越扎越紧、越编越密。其中，《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2015年10月印发，被不少党建专家称为“改革开放以来最全、最严党纪”。《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2016年6月获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以问责制度倒逼全面从严治党的责任落实。《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2016年10月在十八届六中全会上审议通过，剑指“党内监督制度不健全、覆盖不到位、责任不明晰、执行不力”等问题。

从严治党，正风肃纪，基层群众的感受相当直观，对此也相当欢迎。用习近平的话说，“我们不舒服一点、不自在一点，老百姓的舒适度就好一点、满意度就高一点。”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可以预见，党员干部面临的约束只会越来越多，受到的监督只会越来越严。（来源：人民日报客户端）

权力运行须制约和监督“两手抓” 篇12

权力是把双刃剑。既要给权力放权, 让权力实现合理、合规和合法的管理价值, 实现权力的行政效能最大化, 又要让权力有分寸感, 让权力理性运行, 敬畏权力。大量事实表明, 地位越高, 权力越大, 就越应受到制约和监督。

一方面, 要规范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职责权限。科学配置党政部门及其内设机构的权力和职能, 明确责任定位和工作任务, 健全部门职责和人员编制体系, 做到定位准确、边界清晰, 权责一致、人事相符, 各司其职、各负其责, 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尽量实行决策、执行、监督职能相分离, 对直接掌管人财物等高风险部门和岗位的权力进行限制, 压缩和规范各种权力的自由裁量空间, 防止权力失控。

应按照分工负责原则来确定主要领导干部分管的事项、掌握的权力以及应负的责任, 减少领导干部对具体事物的插手干预, 降低主要领导干部对班子成员晋升时的权重, 形成领导班子成员内部相互制约和协调的权力运行闭环系统。同时还要完善上级党委或纪委成员同下级主要领导干部谈话制度, 督促他们更好地正确行使权力、发挥主要领导作用。

另一方面, 要为各种形式的监督能够良好运行创造条件。支持人大及其他监督机构通过询问、质询、执法检查、听取和审议工作报告等方式行使监督权职权, 支持司法机关独立公正地行使检察权和审判权, 最大限度减少主要领导干部失职渎职、滥用职权等行为的发生。行政监察机关要加强对公职人员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廉洁教育和严格监督, 深入开展执法监察、效能监察和廉政监察, 推进权力依法行使和公开透明运行。审计机关要充分发挥进一步加强对主要领导干部在经济决策、经济管理和财经政策执行等方面的审计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