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精选12篇）
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 篇1
解决高校“行政化”的问题越来越引起高等教育界和社会各界的关注。 笔者认为应该深入分析高校“行政化”问题存在的深层次原因, 进而科学解决方案。
一、高校“行政化”问题的现状
高等教育领域谈及的解决高校“行政化”问题是指高校中行政权力泛化, 表现为:按行政级别对高校进行设置和划分, 按行政模式配备任免高校干部, 按行政方式配置高校资源, 行政管理人员配置、行政机构设置庞大。 重大事项决策多为行政干预和决策。 高校“行政化”问题是教育行政改革的关键, 已经影响到大学的办学管理、人才培养、科研活动、师生关系、环境建设等方方面面[1]。 一是导致一些大学远离办学目标, 仅仅追求办学治校过程中的短期政绩, 不顾教育公益性事业的根本属性, 忽视立德树人教育的本质。 二是妨碍了学术创造力。 由于部分高校行政权力化的趋势导致淡化对真学问的尊敬, 一些教师工作目标、价值理想也发生变化, 使学校失去生机与活力。 三是导致某些校园腐败现象。行政力量过分干涉人才引进、评聘职称、配置资源及资金运作与财务管理, 是容易滋生腐败的。
二、高校“行政化”问题的解决
(一) 高校“行政化”问题存在的原因分析
高等教育的泛政治化、工具化, 是导致高校教育管理行政化的首要原因。 高校一把手任命制是高校行政化和一把手“官员化”的直接结果和深层原因。第一, 从校长任免、经费拨付、项目审批, 到学位授予权设定、专业课程设置、招生名额、教师招聘名额的审批权, 都由政府部门掌控。 第二, 不合理地配置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 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必须合理行使各自的权力, 任何一种权力偏离轨道, 必然会制约学校的发展和建设。 第三, 行政权力挤压学术权力。 一些高校的学术组织以行政官职的高低配置资源, 使学术权力、学术能力配置得不到保障。
(二) 国外高校管理改革和发展趋势与解决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冲突的借鉴
进入90年代后, 国外高校管理改革发展有了新的趋势。 一是强化发展规划的导引作用。 如英国高等教育基金会 (HEFCE) 在1993年发布文件, 要求高等院校向基金会提交包含学校的学术目的和目标、人员战略、物质资源战略、财政战略、质量。 荷兰则要求每个大学提交一个为期三年的教育政策、 预算和评估报告的计划文件给教育部讨论。二是加强高等教育质量监控力度。 如1993年2月, 英国高等教育基金会颁布教学质量的基本评估制定出五项统计指标。 芬兰建立了每年收集高等教育信息的国家计算机数据统计中心。 法国高等学校和教育部都基本实现计算机管理, 1988年, 引入信息系统、财政系统和课程管理系统, 建立公共数据库。 三是加强大学和产业界的合作。 高等院校加强与社会各行业, 诸如企业界、科技界等的联系。 如大学与企业协作的高技术工业区。 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创建的生物园区吸引了麻省1/3的生物技术公司;斯坦福大学的研究园区通过出租土地等措施吸引了大量的高技术公司, 逐渐发展成当今的“硅谷”中心。 美国科学基金会 (NSF) 制定了“大学工业合作研究计划”、“大学工业在材料研究方面的合作计划”;美国商务部1990年拨款着手组织“先进技术计划”。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 (UBC) 同企业开展科研合作, 创立了71家公司。
国外解决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冲突的启示。 一是减少干预, 通过建立健全大学自治制度设计, 使大学独立地决定自身的目标和重点, 不受政府、 教会或其他法人机构的干预, 将目标和重点任务付诸实施。 通过建立健全学术自由制度, 教师的教学与学生的学习, 有不受不合理干扰和限制的权利。 通过终身教职, 也就是教师经过认证和考核一段时间后, 其教学和科研受到保护而免遭离职。 二是队伍建设。 加强大学教师良知与责任感培养和引领。 大学是学术组织, 教师则是大学的核心和灵魂, 切实履行培养人才、科学研究, 社会发展等等这些使命, 教育者的品性、良知和责任感是极其重要的。 三是权力制衡。 思考建立大学内部的主体如何确权及处理彼此之间关系的机制是大学治理结构中解决相互制衡的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具体体现。 教师和教授必须在大学治理中发挥实质性的作用, 才有可能防止行政权力的泛滥, 使学术自由、学术权力真正落实, 保障大学合作治理的实现。
(三) 高校“行政化”问题的解决路径
解决高校“行政化”问题要加强高等院校管理能力的提升, 高等院校管理水平不能停留在经验管理的低水平上, 要摒弃那种只靠增加数量规模、不求提高效益的发展模式, 转向从内涵上挖掘潜力, 提高效益。 第一, 要强调管理结构和过程的分析。 大学开放和加强执行能力要求建立包括许多校外人士在内的董事会, 使高等院校与外部环境建立起强有力的联系。 就政府而言, 可以通过法规来激励高等院校与外部环境加强联系。 第二, 建立责任的衡量和评估的长效机制。 把提高大学管理水平作为一个战略对待的过程中, 政府和有关部门可以通过所提供的必要和可靠的数据落实责任制, 从而提供依据。 因此, 必须重视强调工作情况指标的重要性, 相关、可靠和及时的数据是高等院校管理改革成功和发展的基础。 强调政府对高校的管理要遵循办学规律, 克服对高校的行政化管理方式。 有学者依据功能和地域将教育分为集权型、分权型和混合型。 针对目前中国高等教育体制集权的倾向,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提出设立高等教育拨款咨询委员会, 就是为了把行政主管部门和学校分隔开。 首先由人大预算, 之后把经费放到高校拨款委员会, 再拨给学校。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旗帜鲜明地提出“推进中央向地方放权, 政府向学校放权”。 教育行政的地方分权制是指以地方自主管理为主, 在教育行政机构设置和权力配置上, 中央教育行政机构和地方教育行政机构之间表现为一种平行的或合作的对等关系, 而非领导与被领导的隶属关系, 上层对下层权力范围内的事务无权干涉, 由下层自主决定。 第三, 建立重大事项民主决策机制。 建立健全大学校长遴选机制。 成立由教师代表、学生代表、校友代表和学校领导等组成的高校董事会或理事会, 对校长遴选、学校重大战略进行监督与决策。建立健全高校教学委员会、学术委员会、职工委员会、理事会或董事会等, 建立健全各项事务的民主表决机制, 改变由上而下的任命或内定的做法, 变为由下而上地选举。 高校要逐渐形成扁平式的服务机构, 把管理者与知识工作者两者当做平等的同伙人、自己人, 而非上下级关系, 从而实现科学决策与执行, 提高管理的科学化与民主化程度。 第四, 大力推动高等教育领域政校分离。 通过先试点、取得经验、完善办法、逐步推开四步骤, 按照遵循政事分开的原则, 推进政校分离。 第五, 强化精简高校党政机关。 高校内存在的类似于政府部门设立的行政体系, 都应予以简化, 充分还原高校原有的教书育人功能。 建设发展自身扁平服务机构的属性, 而非等级森严、垂直体系的权力集团。 就如克拉克所说“一所大学的运行应该更像一个联邦而非一个等级性的官僚体系”, 应该发展为管理大师德鲁克提出的想法, 即把管理者与知识工作者两者当做平等的同伙人、自己人, 而非上下级关系[2]。 第六, 转变观念与身份。 正如美国学者凡勃伦所说, 要提高学术研究的效率, 高校的行政官员必须站在辅助立场上服务于大学的学者和科学家团体的需要, 适应他们的各种怪僻[3]。
摘要：高校“行政化”问题是教育行政改革的关键, 已经影响到大学的办学管理、人才培养、科研活动、师生关系、环境建设等方方面面。本文以我国高校“行政化”问题为研究对象, 提出解决措施, 以期对我国高校管理体制及高校行政化改革有所裨益。
关键词：高校“行政化”,国外高校管理改革,发展趋势,行政权力,学术权力
参考文献
[1]王德广, 缪伟.高校管理制度的缺失及其创新策略研究[J].江苏高教, 2008 (3) :35-37.
[2]OECD, Survey of the State-of-the-Art and Likely Future Trends of University Management in Europe, 1980.
[3]P.Lay,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Magna Charta Universitatum and its Principles, Bologna:Bononia University Press, 2004.
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 篇2
宁吉喆
《 人民日报 》（2014年12月02日 07 版）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时代需要，准确把握人民群众期盼，对依法治国作出全面部署，提出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并明确了具体要求。
充分认识强化对行政权力制约和监督的重要意义
行政权力是宪法和法律赋予行政机关管理经济、文化、社会事务的权力，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保障其依法正确行使，是我们党治国理政必须解决好的大问题。我们要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深刻认识强化对行政权力制约和监督的重要性，依法规范行政权力运行，使行政权力永远体现人民意志，永远接受人民监督，永远为人民服务。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法令行则国治，法令弛则国乱。”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党和政府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基本方略。推进依法治国，必然要求依法行政。而行政权力作为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旦被滥用，就会对公民合法权益带来损害，从而影响依法治国方略实施。因此，必须加强监督制度建设，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这既是有效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客观需要，更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点环节。
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体地位，必须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我国是
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懈怠；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事实上，由于受诸多因素制约，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绝大部分行政权力是由人民以授权的形式委托行政机关行使的。行政权力的这种间接性、受托性，客观上使行政权力在某种条件下有可能背离人民委托的本意。因此，加强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制约，促使行政机关真正按照人民意志进行公共事务管理，是坚持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主体地位的必然要求。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完备，实现国家和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对于政府而言，就是要切实增强按制度办事、依法办事意识，善于运用制度和法律管理社会事务。这就要求我们坚持推进依法治国，精心织就行政权力依法运行的“天罗地网”，构建有效的行政权力制约和监督体系，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使行政权力于法有据、依法行使、受法制约，真正做到“法定职权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确保行政权力不越位、不错位、不缺位。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必须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法律是调节政府和市场关系的依据。目前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依然较多，不该管的管得过多，影响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政府该管的还没有真正管住管好。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新一届政府把简政放权作为深化改革的“先手棋”和转变政府职能的“当头炮”，下决心把该放的权力放给市场、社会和地方、基层，用好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同时做到放管结合，搞好事中事后监管。在此进程中，必须强化对行政权
力的制约和监督，用好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这样才能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
加强对行政权力制约和监督的制度体系建设
《决定》指出，加强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制度建设。这既是强化行政权力制约和监督的部署和要求，也是对我国加强行政权力制约和监督实践的总结和概括。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依法行政，需要全面制约和监督行政权力。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多年实践发展和制度建设，我国已经形成一套有中国特色且行之有效的行政权力制约和监督制度体系，包括以下八个方面的监督：一是党内监督。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的执政党，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负有全面责任。党内监督主要是党组织对行政机关贯彻执行党的重大路线方针、行政权力运行以及党员领导干部个人廉政等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二是人大监督。行政机关是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人大通过检查行政工作、听取和审议政府工作报告、质询政府工作等，对政府进行监督，并有权对同级政府违法违规的行政人员进行撤换和罢免。三是民主监督。政协通过听取政府工作报告、讨论经济社会发展的方针政策和各项重要工作、视察政府工作、对政府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等形式，对行政权力运行和政府工作进行监督。四是行政监督。主要是行政监察机关依法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行政人员及由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国有企事业单位领导干部的职务行为和相关个人行为所实施的监督，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行政机关对其内设机构依据行政权力隶属关系所实施的监督。五是司法监督。主要是人民法院通过受理行政诉讼、审理行政案件而撤销行政机关作出的违法具体行政行为所实施的监督。六是审计监督。通过审计手段，管住国家的钱，看好行政的权，揭示违法违规行为，可以制约和监督财权、物权。七是社会监督。宪法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从而形成监督。八是舆论监督。舆论监督具有行使方式便捷、传播速度快等优势，在行政权力制约和监督体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社会公众传递信息、参与社会事务管理的重要渠道。
上述各种力量，分工明确、优势互补，从不同层面、以不同形式对行政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对规范行政权力运行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也构成中国特色行政监督体系的主体框架。但在实际运行中也存在相关制度不完备、监督力量衔接不够、监督针对性不强、监督流于形式等问题，有的监督还存在侵权和违法现象，且对于舆论监督尚无明确的制度规定，一方面行政权力运行的透明度不高，监督容易流于空泛；另一方面又存在舆论嘈杂现象，干扰行政权力的正常运行。
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是实施对行政权力运行有效监督的重要保证。针对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中的种种问题，要努力形成科学有效的行政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科学有效，就是不仅要做到组织严密、结构合理、配置科学、制约有力，把权力牢牢关进制度的笼子，而且要做到权责一致、相互协调、运行顺畅，切实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这就需要整合监督资源，把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等有机结合起来，建立“优势互补、监督有力、富有实效”的监督体系，形成整体监督合力。需要明确监督主体的职责权限，完善各项监督制度，避免在监督过程中各自为战、相互推诿扯皮的现象；同时，加强监督主体之间的协调配合，定期总结交流监督工作，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采取相应措施，堵塞漏洞，充分发挥整体监督效能。还需要高度重视运用和规范网络舆论，健全舆情收集、研判和处置机制，及时调查和处理人民群众反映的问题，对反映失实的据实及时澄清，对诬告陷害的依法追究责任，不断增强网络监督的正能量。
健全政府内部权力制约机制
《决定》指出，加强对政府内部权力的制约，是强化对行政权力制约的重点，并从行政部门和岗位权力设置、内部流程控制、完善政府内部层级监督、完善纠错问责机制等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
加强对关键部门和重点岗位的行政权力制约和监督。“法行当自贵者始”。对财政资金分配使用、国有资产监管、政府投资、政府采购、公共资源转让、公共工程建设等权力集中的部门和岗位实行分事行权、分岗设权、分级授权，定期轮岗，强化内部流程控制，防止权力滥用，十分必要。实践证明，权力滥用与政府部门拥有的权力大小以及直接干预微观经济的程度密切相关，在那些掌握大量公共资源和稀缺资源且行政权力干预较深的领域，往往会产生腐败。要从根源上解决这些问题，首先要优化政府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将权力过于集中的关键部门和重点岗位，按照健全科学权力结构的要求，推进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适度分解与制衡，形成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架构。大力推进分事行权，将重点人物的权力科学分解到多个成员，改变个人说了算的权力结构，探索“一把手”不直接分管行政审批、财务、工程招标等做法，推动管理决策和资源配置规范化。大力推进分岗设权、分级授权，将重点岗位的权力科学分解到多个岗位、多个层级。
完善政府内部层级监督和专门监督。“内治未得，不可以正外”。政府内部层级监督，一般是指各级政府及行政机关内部基于隶属关系和组织关系，由上级对下级、政府对部门、行政首长对工作人员等行政主体及其行政行为进行的监督，是包括对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以及制度建设在内的全方位监督，是贯穿于行政行为事前、事中、事后的全过程监督。完善政府内部层级监督，关键是在“三个结合”上下功夫：一是日常监督与专项监督相结合；二是主动监督与受理
举报投诉监督相结合；三是定期督导与突击检查相结合，从而保证监督频率和覆盖范围，增强监督实效。政府专门监督，一般是指财政、监察、审计等有关职能部门根据法律法规的授权和政府行政命令，对有关事项和人员进行的专门性监督检查。应积极探索层级监督与专门监督结合的机制，改进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的监督，建立常态化监督制度。可由政府负责人牵头，有关部门参加，定期沟通监督情况，总结监督经验，研究处理意见，完善监督网络，形成监督合力。
完善纠错问责机制。“政之大本，在于刑赏；刑赏不明，政何以成”。行政问责的根本目的在于强化行政监督、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要严格落实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的要求，继续推进行政问责制度化、规范化，进一步明确问责范围、问责程序，加大问责力度，增强行政问责的针对性、操作性和时效性，坚决纠正行政不作为和乱作为。要健全责令公开道歉、停职检查、引咎辞职、责令辞职、罢免等问责方式和程序，对负有领导责任、主管责任和直接责任的人员，根据其在违法行政行为中的表现与后果，分别给予程度不同的处理处分，以体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必追究”的基本要求。
完善审计制度
审计是国家治理的“免疫系统”，是公共资金的守护神和人民利益的捍卫者，是行政权力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哪里有公共资金，哪里有财权运行，哪里就应该有审计跟进。进一步完善审计制度，保障依法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切实加强审计监督，对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具有重要意义。
依法实行审计监督全覆盖。对公共资金、国有资产、国有资源和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责任情况实行审计全覆盖，既是审计机关的法定职责，也是深化改革的必 6
然要求。这里的全覆盖，一是有深度的全覆盖，不是浅尝辄止、走马观花，简单地在面上把所有单位走一遍，而是根据线索深入检查；二是有重点的全覆盖，不是所有领域、所有项目平均用力，而是围绕中心工作确定审计的重点领域；三是有步骤的全覆盖，不是一步到位、跳跃式扩展，而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统筹部署，有计划推进，对重点对象可每年审计一次，其他对象争取每若干年审计一次。
进一步完善审计管理体制。当前，审计机关实行双重领导体制，审计业务指导主要以上级审计机关为主，人财物的管理则以地方政府为主。这种管理体制有其道理，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地方审计机关独立性不强、对有关问题反映渠道不畅等问题，需要从实际出发妥善解决。要强化上级审计机关对下级审计机关的领导，落实地方审计机关重大事项向地方政府和上一级审计机关报告制度。要本着循序渐进的原则，逐步改革审计管理体制，探索省以下地方审计机关人财物统一管理，保证审计发挥有效监督作用。
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 篇3
关键词：学术权力；支配关系；权力数量化
学术权力的标志性研究是以约翰·范德格拉夫等人所撰写的《学术权力——七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比较》为肇始，这一著述因其高标准的学术水准和独树一帜的研究方法成为洞悉学术领域内权力现象的经典之作，而随后所出现的以此作为范本进行的附和性研究和发展性研究则构成或者丰富了这一研究领域的内容。然而，后者大都因循《学术权力——七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比较》思考学术领域权力问题的路向，且被其既定的研究范式所框定而曹随萧规，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研究都可以和前者一并归入学术权力的经典性研究。当前，它们在学术权力研究中占有主流地位，但这并不意味排除了我们在反思这些成就的基础上用另外的思路去考察学术领域内的权力现象。
一、经典学术权力研究存在的局限
1、经典学术权力研究是通过对政策的决策过程考察，依照高等教育不同组织层次内的决策主体类型来确定权力性质，并将学术领域的权力主要归为与政治相关的论题。
《学术权力——七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比较》的著者在导言中就指出。要运用政治学的研究方法考察学术领域的权力现象和权力关系。具体来说，就是要将分析高等教育系统内的六级组织的各种决策机构及其组成情况、卷入的群体、官僚结构的程度和等级制与内聚性的程度等政治关系的构成要素。作为充分理解高教领域中权力结构的方法。这种将权力关系作为政治系统的一部分，而且将权力看作区别“政治”与其他人类活动的关键特征，是如今在普通人和许多学者中盛行的权力观念。目前的“政治”被我们看作是从人类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中分化出来的一个子领域。而依据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作为政治的动物的人所生活的领域，其意涵远远不仅限于今天的“政治”(the politic)，而是具有非常广泛的意涵，实际上是一个社会成员进行社会互动的舞台，在某种程度上接近今天所说的社会(the society)。因此，亚里士多德大概很难理解今天的智识体系将权力问题仅仅留给所谓的“政治”领域的做法。沿循亚里士多德的思路，笔者以为将权力现象和权力关系回归至社会领域并将其作为社会学论题会更可取。范德格拉夫等人尽管也按照社会学的方式探讨权力在学术领域的分布问题，但学术权力分析总是将权力与政治领域的决策紧密捆绑在一起。也就是说，这种主流的学术权力分析更重要的是通过对决策实现的处所、层次来确证权力的存在与否，并在此基础上划分权力类型。这种理论更多地把政治看作是在高等教育这个日益复杂的社会领域中提供运行的操纵性方向的子系统，这种政治观最终丧失了亚里士多德赋予政治的实践意涵。因为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政治的目的就在于政治本身，所以如果说政治有目的的话，那么政治活动的目的也是开放性的。而这里将政治决策作为单一的关注对象就忽视了亚里士多德那里的权力是渗透整个社会生活的实践问题，并且放弃了从其它视角深入理解学术权力的可能性，认识这一点对于学术权力分析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在这里无意使权力的分析倒退到希腊社会，捍卫一种卢曼所批评的“传统语义学”：我们也不打算否认社会分化的存在，但是我们不想在分析中将高等教育领域的权力化约为孤立的政治活动，再将其简化为决策问题，从而丧失了对于高等教育这样的领域来说权力概念具有的复杂性。
现代社会学认为权力是多形态的，而不都是被归结为政治屋檐下的同质性权力。福柯就强烈反对强调同质性、集中性和总体性的权力观念。他指出权力具有各种不同的形态，使用各种不同的技术。特别是在现代社会中，权力渗透到社会的各个不同的局部领域，使用灵活多样的策略来运行，而在家庭、国家、教育和生产关系中。权力的形态是多种多样的。因此，要分析权力就要从其细节开始，从各种细微的实践来着手。首先应强调对权力分析要特别注意权力的微观机制，考察各种微观权力。这里的微观权力是指各种不同的局部之间不断流动，具有多变形态，遍布整个社会及其各个领域的肌体中的“毛细形式”的权力。就如塞尔杜所言，“在一个社会中。往往存在某种占突出地位的实践，但也存在无数微小的实践。这些微小的实践和特点在于它们是多形态的。散布在社会空间中”。而“毛细形式”的权力，正是这种散布在社会空间中“微小的实践”。其次，过去的君主时代的权力运作方式与现代社会权力运作方式是非常不同的。前者是至今仍有残留并依然对学术权力分析有深远影响的人身庇护和控制关系，而后者主要借助于各种细枝末节的管理来实现。因此这里的微观权力，具体化到学术领域就是要反对那种仍然使用以往君主专制时代的观念来分析现代学术权力的做法。
2、经典的学术权力分析没有摆脱权力的“主权个人”观念影响。
学术权力的经典分析立足于“控制单位一反应单位”的模式，即被社会学简称为“A-B”模式。这一模式与西方现代社会逐渐形成的“主权个人”以及“占有性个人主义”观念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因此，要分析经典学术权力必须考察其所秉持的“A-B”式权力观念及其作为这种观念基础的“主权个人”观念。
“A-B”式的权力观念可以说是一种经典性的权力概念。它的根源可以在希腊城邦的直接民主以及自由人之间竞技关系中找到，但这种观念的现代形式却是基于与古代乃至中世纪不尽相同的人的观念，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的人们经过漫长的历史“祛魅”而逐渐获得自为的主体地位。在此基础上，与个体联系在一起的“主观”权利的概念也逐渐形成，并于17世纪在道德领域中赢得霸权地位，而这一时期也恰是契约论思想蓬勃发展的时期，从主观权利角度出发思考权力的思路逐渐成形。在此之后，随着主体观念的逐渐演变，现代权力分析与“主权个体”或超验自我观念联系在一起，并且这种主权的观念以及与之联系在一起的某种应得原则理念就成为权力的基础。这在理论上造成了一种结果，那就是将权力作为财产或能力而归于某一方，如是就将权力理解为一种拥有物。也就是说，在这样的权力分析视角中，权力往往被视为一种在社会中被分配的份额，被视为一种实体性的物，或者更准确地说，就是将权力视为一种财产，从而将权力与“占有”或“拥有”的观念联系在一起。作为这样一种思路所形成的权力理论是某种能力理论，即“控制单位影响反应单位行动的能力”。达尔就确信，“在最一般的层次上，现代社会中的权力术语指的是当一个或多个单位(反应单位)的行为在某些环境中取决于另外一些单位(控制单位)的行为”。从根本上说，这种所有物的权力分析和能力理论是把权力分
析与“原因一力”的观念紧紧地捆绑在一起的。
实际上，权力是作为关系出现的策略，而不是某些人或者集团的所有物。要想真正把握学术权力就不能局限于在起因的问题上，要摆脱从“原因一力”的视角来思考权力问题的传统做法，努力把握权力运行的过程和效果，而不是匆匆忙忙地从权力的实际过程返回到这些过程的起因。正如福柯所说，权力不仅仅只是权力，它是“权力关系”这一表述方式的简明提法。更为重要的是他还认为：“权力不是一种在光速反应下完成的‘一次性交易’，而是一种历史性的关系，权力关系不能等同于一般的互动，它首先通过A、B的‘生平历史’将一次互动中的双方各自的‘互动链’联系起来：在这个互动链上每一次出现的他者将无数社会成员带入到了权力关系中，因此权力关系的‘历史性’突出地体现了权力关系的特征，它不是可以被某个具体行动者占据的所有物，而是一条无尽的‘索引性的链条’。”这就解决了学术领域中权力的作用并不是借助于某个人所拥有的个人“能力”或者“品质”，但是也并不能就此将权力仅仅直接归为高等教育系统的某个组织的属性和功能，而是在于将权力理解为一种贯穿学术领域的“线”在发挥着作用。主流的学术权力分析者没有看到权力关系所蕴含的复杂性。只是如快刀斩乱麻一般分出是非就以为触及到了问题本身。
3、对学术权力进行主观分类和数量化。
经典学术权力分析将学术权力分成了诸如个人统治、集团统治、行会权力、专业权力等十种类型的权力。这是从权力的“A-B”模式和“主权个人”观念中发展而来的。一方面认为在高等教育领域中，相关单位、机构、群体或个人遵从一方控制另一方的权力关系模式。这里隐藏着这样一个假定。权力可以有针对具体问题的权力与个人或者集团的总权力，它可以在静态状况下经由不同主体占有：或者各方在冲突过程中权力总存在此消彼涨的态势，是一种零和博弈。许多忿忿不平的研究者作为院校的学术成员无不是通过呼吁给学术人员增加权力，而幻想达到对院校管理人员权力的限制，其灵感大致就是缘于此。这种权力关系的简单零和问题曾被帕森斯所指责。指出将权力视为一种零和现象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在他眼中权力是“能够为有效的集体行动调动资源的一般化媒介，它所对应的不仅仅是人们行事的能力，而且是共同行事的能力。它从来不是个人的财产”。阿伦特加深了对此的理解。他认为“必须超出命令与服从的关系来考虑权力，或者更直截了当地说，应将权力与‘支配事务’分开，才能理解权力”。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对学术领域权力进行的分类，实际是深受英国学者卢克斯的影响。对权力的数量化进行了实践。因为卢克斯坚信权力各方存在此消彼涨的态势，当一方失去权力时，另一方就会获得权力。
二、经典学术权力研究的局限所产生的影响
1、受权力“占有”观念的影响，我国研究者通过错位移植将学术领域的权力也视为一种拥有物，并结合权力的数量化，以该领域内的不同主体来划分不同类型的权力。
其中最具典型的是所谓“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二分法，并针对这种划分方法繁衍出了许多争论不休的话题，并造成貌视学术权力研究的虚假繁荣。正如有人总结的那样，在这二分法视阀下出现了有关“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之间关系的诸如“分立研究模式”、“整合研究模式”、“权变研究模式”等研究，考察这些纷繁的研究无不是把学术领域的权力简化为不合逻辑的、不对称的、人为的二元对立权力来研究。这给学术领域内的权力研究带来的理论问题是它成为形塑权力分析的思路，且以更深远的方式妨碍了学术领域权力分析摆脱本身所陷入的困境。然而。社会学认为权力是生产性的，而不是压制性的外在控制，它应被看作是一种生产性的实践或者说是生产性的网络。作为生产性实践的权力体现出权力作为事件的一面。它具有复杂多变的灵活策略，而不是死板的规则；而作为生产性网络的权力，则体现出权力作为关系的一面，这种“阴暗而结实的网”不断地创造出组织成员关系之间的崭新联系，而不是像上述所理解的学术权力那样，做到一分为二就算了事。其实，对于学术领域内的权力，其意义在于在不同的相关教育组织和单位之间不断建立新的相互作用“线”。
假使我们依照主流研究的作法，即按权力主体来进行权力二分法来指导实践时，则会存在无法实施的情况。因为将学术领域划分为所谓“行政”与“学术”两个方面势必造成在该领域的管理活动按学术与行政来分类。然而，谁又能准确无误地厘清这个领域特别是一个大学内何为纯学术的、何为纯行政的呢?谁又能说担任校长的某教授是纯行政领导还是纯学术领导呢?即使二者都能实现。但对于前者，担当划分职责的又是谁呢?对于后者。校长必定会陷入无尽的角色紧张之中，而乏分身之术。持这种二分法的学者和管理者似乎也觉察到实践中的死胡同，于是“协调论”、“整合论”应运而生，又要重新将“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合在一起通过折衷的方式找出路，学术领域内的权力分析又回到了原点，依然是说不清、理还乱。出现这种问题的根本原因有二，一是由于经典学术权力分析本身存在的缺陷而诱致的误导。二是我国学者又将学术权力论题挪用为一种实现内心美好期许(像西方传统大学一样获得理想的政府与大学关系)的另一种方式而已。
2、只限于从政治和司法视角理解学术领域的权力问题。
从学理上来看，上述对学术权力的理解及分类依据的理论基础无疑是狭窄的现代政治学，因为这与霍布斯的政治哲学非常契合。在霍布斯看来，权力分析只应考虑一种形态的权力，那就是将权力看作是一方对另一方的控制，进而涉及到对意愿的控制，从而经过不同程度的合法化，使不公正或不合理的支配能够为被支配者所接受；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种权力的运用实际上就是人们丧失权利。而且在现代社会，这种丧失主要是在政治领域。在运用法律为分析范式中，秦惠民等学者也主张对学术领域权力进行“行政”与“学术”的分类具有代表性。事实上这一单一的理解视角存在的问题不但将学术领域中的权力问题简单化。而且也成为我们多元化思考问题的藩篱。福柯曾告诫说：“我们在分析权力问题时，要摆脱司法模式的限制，超越只关注国家、法律和政治领域的局限，着手从权力发挥作用的各种经验性局部。如家庭、教育等来研究权力多变的面目。”在福柯看来，社会权力运作的场所，尽管和国家、法律存在密切的关系，但是并不能根据后者来研究前者，相反，倒应从权力的复杂运作形态出发来研究国家与法律的变化。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福柯认为“权力来自下面”。福柯的这种权力观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经典学术权力分析中对权力的狭隘理解，冲破以往“以法律和君权为主的想象，从而展开一种不再依赖法律为模式和符码的权力分析”，这无疑会给我们开辟一个以更加复杂的方式来理解现代学术领域中权力关系的路向。
三、经典学术权力研究的实质
社会学对现代权力的分析的一个重要贡献在于对权力关系与支配关系进行了区分，认为权力关系在人类关系中有极为广泛的存在，它在个人之间、在家庭内部、在教育关系等到处运作，表现为一整套权力关系的网络。这种权力关系的分析构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场域，有些时候我们会发现某些权力关系满足一定条件，我们可以称之为支配事实或者支配状态。在支配状态中，权力关系不再是变动不居，使各方能够运用某种策略来改变这些关系，而是成为牢固确立的冻结状态。当一个人或者一个社会集团力图封锁一个权力的场，使这些关系不再运动，不再变化，以防止出现任何逆向的运动。这时我们就面对的是支配状态。与不断变动的权力关系不同，支配关系更多是一种冻结性的、不再变化的权力关系。
支配关系的哲学基础可以从黑格尔式的“主从关系”模式中找到。黑格尔希望利用“主从关系”的辩证法模式突破传统的笛卡尔哲学中人作为“思想着的存在”的惟智主义。他从欲望的角度理解人以及人和人之间关系，把这种关系视为两个都要实现自身的自我意识之间的冲突，作为这种冲突的结果，产生了一种主从关系。在黑格尔对主从关系的论述中，主要的因素是两个自我意识，彼此都以对方为自己的对象，但在争取承认的斗争中只有一方获得胜利，胜利的一方将对方转变为自己的对象，而对方不仅受到胜利者的支配，还接受胜利者对其欲望的规定。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支配关系的三个基本要素：一是支配关系涉及两个(或两组)相互分离的个体，这两个(或两组)个体为支配的双方，分别构成了支配者和被支配者：二是支配者和被支配者都具有一定的主体结构，而且很大程度上双方的主体结构基本是同构的：三是在支配者和被支配者之间存在一种复杂的自主和依赖的关系。也就是说。支配者通过支配被支配者，反而陷入了一种对后者的依赖关系。这些和权力关系相对比，我们可以发现：支配关系是处于一个事件系列(或者说一组可能世界)内，涉及两个(组)互为主体的行动者之间的关系，总是有关他人的问题。而权力关系则是涉及两个以上的事件系列之间的关系，是通过无尽的“他人”的索引链来构成的。支配关系是有主体性的，涉及社会成员的意图，而权力关系是无主体性的。正是从这里出发，我们说权力关系是支配关系可能的条件。
支配关系的现实基础是现代社会的组织形式发生的巨大变化。从18世纪至19世纪，全球的社会组织形式发生了显著变化，因为漫延全世界的现代性已经深深影响到人们的生活与交往，而现代性的主要特征正是间接关系的繁衍增生和想象共同体的出现。在这一时期的许多转变中，人和人的沟通方式已不再只是面对面的来往，这使得超出直接面对面互动的沟通方式和交往方式大量出现，从而导致人们交往与认同之间联系方式的变化。在此基础上，支配关系不仅仅是局部性的情形了，它已涉及了社会的各个领域。支配者和被支配者分别通过认同过程构成了两个尖锐对立的想象共同体或者至少它们都具有发展成为这种共同体的潜力。这一点我们可以在马克·汉森所论述的学术领域出现的“教师联盟”和“管理者联盟”中得到有力的证据，并且他还进一步指出，两个共同体之间形成了两个鲜明对立的“势力范围”。
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 篇4
钟秉林认为, 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不光是学校内部的事儿, 而是一个内外兼修的工程:“从外部来讲, 高校要处理好大学和社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 比如像政府就不能用行政化的手段管理大学, 要尊重大学的办学自主权, 把大学应该有的权力完全放给大学。从大学内部来讲, 要把内部的治理节构进行进一步的改革, 让它更加的优化, 有利于学科的交叉融合, 有利于学术的创新。”
钟秉林补充道:“大学内部建设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部分, 就是处理好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关系, 大学和机关、企业和社会组织不一样, 它是两种权力并存的, 所谓的行政权力应该是自上而下, 通过任命产生的, 带有一定强制性的层级式的或者科层式的权力结构, 与此同时, 还存在一种学术权力, 学术权力基本特征就是由教授为代表的, 自下而上产生的, 相对松散的, 以各种学术组织为载体的这样一种权力机构。两种权力都有合理性, 关键是怎么样相互制约、相互平衡, 目前我觉得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行政权力对学术权力干预过多, 有越位的现象, 影响了学术发展, 就影响了院、系、所, 影响了教授、教师们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 我想这方面要多下点工夫, 今后应该更多的尊重教授, 让他们能够掌握这种资源配置的权力。”
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 篇5
为强化对行政权力运行的监督，逐步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进一步提高依法行政水平，加强源头预防腐败，根据《沙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沙县规范行政权力运行实施意见的通知》（沙政办[2009]34号）文件精神及工作要求，结合我局工作实际，认真组织开展规范行政权力运行工作，制定了切实可行、便于操作的《沙县发展和改革局开展规范行政权力运行工作方案》，按阶段分步骤，有条不紊地组织了实施，取得阶段性进展。现将我局规范行政权力运行主要工作开展情况总结如下：
一、加强领导，成立机构。根据县政府的统一部署，从2009年开始，在县直各行政执法单位开展规范行政权力运行工作，我局被列为其中之一。为加强对这项工作的组织领导，使我局规范行政权力运行工作方案及各项措施得到落实，局领导高度重视，及时召开会议，对此项工作进行了认真的研究部署，3月底，我局专门成立了规范行政权力运行工作领导小组（沙发改[2009]28号），由局长任组长，副局长杜振国、陈上海为副组长，有关股室负责人为成员，负责组织协调开展规范行政权力运行工作，并由专人负责具体工作，确保我局规范行政权力运行工作扎实有效地开展。
二、精心组织，制定方案。为使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工作落到实处，一是召开股级以上干部会议进行动员部署，学习有关文件精神，统一了思想认识；二是按照《沙县规范行政权力运行实施意见》的要求，坚持权力取得要有据、权力运行要公开、权力行使要依法、权力监督要到位四个基本原则，结合发改工作实际，于3月底制定了《沙县发展和改革局开展规范行政权力运行工作方案》（沙发改[2009]27号），具体包括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目标任务、工作重点四个方面；三是局领导将此项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专门召开局务会对实施方案进行研究讨论，并将此项工作作为全年工作重点，抓实、抓好、抓出成效。
三、理清事项，编制目录。一是本着既不漏项，又不越权的原则，根据法律、法规以及省、市发改委的授权，参考市发改委下发的行政职权目录样本，对我局行使的行政权力项目进行了全面、认真的清理，重点理清行政审批、行政许可等项目，清理行政审批事项、清理办事流程、清理部门职能职责，清理后的行政权力项目归纳整理为四大类。二是准确翔实地编制了职权目录。通过开展重点梳理，量化我局行政权力底数，对清理后保留的行政职权事项，编制《沙县发展和改革局行政职权目录》，列出行政职权目录清单共63项。职权目录中的项目名称都严格按照文件规定术语填写，实施的法律、法规及有效的规范性文件坚持用上不用下、用大不用小的原则，做到法律、政策依据准确。同时，将清理后编制的行政职权目录，通过网站、公开栏等多种形式进行公开，以利于群众知情办事和便于社会监督。
四、优化程序，绘制流程。我局在摸清行政权力底数、编制行政职权目录清单的基础上，以规范运行、提升效能为原则，以“内容合法、形式简明、操作方便”为标准，参照市局的有关做法和流程图表样，将行政权力运行分为若干个必经环节，科学规范地绘制出行政职权的运行流程图12份，既坚持了法定程序这一刚性原则，也为方便企业、群众办事，简化了一些细节程序。同时，对每个工作环节所需提供材料、具体由哪个股室办理、如何办理、什么时间办结等都在权力运行流程图上做出明确规定，真正使每位行政工作人员行使行政权力有固定“路线”和“规矩”，做到心中有数，有据可依，也使每位来办事者对行政权力运行一目了然，做到放心而来，满意而去，实现行政权力运行程序的优化。
通过开展规范行政权力运行工作，强化了我局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制约，杜绝了违法违纪问题和不正之风的发生，转变了机关工作作风，整合了业务股室职能，完善了工作机制，创新了管理办法，提高了工作效率，人民群众满意度有了提高。总之，通过规范行政权力运行工作的开展，完善了我局的各项监督制约机制，各项工作又上一个新的台阶。今后我们将继续发扬这种工作作风，把开展规范行政权力运行工作作为一项长期工作抓实抓好。
权力不应充当学术裁判 篇6
确实,蔓延于科教学界的学术腐败现象,不但让众多正直的科教界人士痛心不已,更在社会各界激起了广泛的公愤。腐败对于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而言,无疑具有极大的腐蚀性甚至摧毁性,它扼杀了人们的奋斗意志和创造活力,摧残了人们的科学精神和道德情操,受害的不只是单个的科教工作者,而是整个知识分子的庞大队伍,甚至是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
让学术背离科学规律,听命于权力的胡乱指挥和肆意干预,其结果往往事与愿违,不但学术难以真正繁荣发展,也使许多从事学术研究的人无以恪守科学精神和社会公德,从而令造假、抄袭之类学术腐败邪风盛行,强化了学术界多年来为人们反复指责的官僚“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的荒唐局面,使得有些地方有些时候科教事业的发展偏离了健康轨道。有道是:
权力傲然当裁判,学术俯首听瞎掰;溜须拍马评优异,踏实研究难过关!
这样的场景,恐怕到处可见,人们也都见怪不怪了。只是,若再不痛下功夫改观,要使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的现代化进程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谈何容易!从这个角度看,专家学者呼吁划清官学界限,让行政机构退出学术评比,或许不失为诊治学术腐败的有效药方之一。
(作者单位:江苏镇江市镇江日报社)
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 篇7
一、 两种模式比较
行政模式和学术模式在组织运行要素方面有以下不同,见表1:
比较两种模式反映出以下几种关系:传统行政模式下的教研组织被视为一个较为封闭的系统,突出领导者的行政权力,利于政治管理,个体主要以科层制的服从工作为主,信息的传递是单一的直线式,资源的分配由上至下,个体只能在非正式群体里寻找宽松的环境和自由交流。这种模式显然不是按着从事知识活动的规律而设置的,在面对知识爆炸的信息社会显然不会活跃学术与科研。而学术权力模式恰恰能够满足信息社会开放性的要求,将组织视为一个同外部环境资源广泛交换的系统,它适应了教师和科研工作者个性化劳动和创造知识的特点,符合知识的生产、传播与积累的科学规律,按照有效率地创造知识的原则,将每一个个体视为自我管理的主体进行资源优化组合,给予他们宽松自由的空间,成员个性化的资源得以开发和利用,组织形散而神不散,以能力和学术成就树立领导者的权威,进行团队式的管理。显然,学术权力模式比起传统行政模式更富有活力和进步性。因此,进行改革有其必要性和进步意义。
二、 教育行政管理理念及改革可选模式
大学教育改革是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满足培养各个层次不同人才的社会需要,它直接涉及基层教研组织的改革。改革的趋势是从传统行政模式向学术权力模式转变。从学院层次看,学院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之间既存在着一致也存在着冲突关系。任何组织中都存在一定的分配资源的权力,需要进行行政管理才能使组织正常地运行。但是,对于行政管理的主客体之间关系的认识决定二者之间关系匹配的关键因素。对权力的价值理念不同,对民主与集权的偏好就不同,对基层教研组织管理的原则也会不同,见表2:
表2说明,在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不是要不要和要以谁为中心的问题,而是二者之间的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还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教育行政管理的理念不同,对模式的选择也不同。这种认识对实践过程中基层教研组织的改革顺利与否、成功与否起决定作用。
“大学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组织,表现为以‘科层制’架构起来的组织性,以及以学科、专业、‘学问’营造的无序状态。”这一组织特征“使得不同于一般社会组织的大学既要行使以学术自由为价值取向的学术权力,又要行使以制度效率为价值取向的行政权力,二者共生共存于大学组织之中”[1]。我国的高校(除民办外)一直是国有事业单位性质,至今教育体制和教育行政设置都由教育部负责,长期以政治行政权力领导教育,教学体制和学术研究体制与政府机构相对应的层级设置,忽视教育教学和科研发展的特定规律,强调政治性为第一位,学术权力第二位,这必然束缚知识的创新和发展。改革开放以来,面对迅猛的科技发展、全球化和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传统的压制人们思想和学术发展的循规蹈矩的行政命令方式已经成为阻碍。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是教育改革的发起者和权力资源分配者,尽管发起者意识到学术权力的运行模式对优化教育资源的优势,但在政治权力惯习对教育的约束下,传统行政力量仍然强大。所以,改革不可能完全选择纯粹理想化的学术领导权力模式。从改革的实践看可以进行三个模式选择,见表3:
将权力集中和集中程度两个因素作交叉分析,生成集权型、分权型和混合型三种管理类型,他们分别对应行政领导权力模式、学术领导权力模式和混合领导权力模式。通过表1的要素对比,学术权力模式比起传统行政模式更具有优越性。但是,受历史上政治化倾向的惯性影响,学院改革定位在学科群体和学术机构与教学行政单位两种功能并存上面,基层教研组织实际在这种双重领导权力模式之下进行。
对于中国曾经的高度政治化教育管理体制,混合性双重管理模式标志着传统行政权力模式已经向学术权力模式的转变。但是,这种转变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必然存在着相容、抗衡、冲突与调和等诸种关系,直接对基层教研组织的改革效果产生影响。从发展趋势上看,以服务于教学和科研的学术权力模式为中心是必不可少的。
本文认为,基层教研组织改革应当是学院制教育组织结构的系统改革,从教育理念、价值观和具体制度改革到评价监督体系是一套完整的设计。许多研究者常常拘泥于教研室层面改革的层次来认识问题,这只在微观的操作性层面比较有效。
三、基层教研组织改革后的特点
我国建国前后实行不同的大学学术组织建构,1949年前,采用的是英美学院制的“校—院—系—所”模式,相应的基层学术组织形式主要是系或研究所。建国后,学习苏联实行“校(院)—系—专业教研室”三级学术组织结构模式, 取消了学院制,专业教研室成为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结构形式,并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成为传统的基层学术组织形式。80年代后期,高校开始了学院制改革。在结构上由原来的“院—系—室”行政色彩较浓的机构设置改成“院—学科梯队—项目组或专业与课程群负责人制”的教学与科研整体结构设置。改革后的情形是院、系仍然存在,增加了科研学术团队,出现了多个学术领导核心。所以,在组织内部仍然形成了两种权力并存的局面,本文称之为混合领导权力模式即在学院一级的教学单位内,既存在一套党政行政管理权力系统,同时也存在一套学科梯队或研究基地等学术权力系统的情况,二者在一个组织内部形成两个权力发源地。基层教研组织(原教研室)现在改为学科梯队或课程组或专业负责人等突出教学和科研的学术权力团队,使学院制组织结构开始扁平化。为了彰显由行政管理权力向学术管理权力的改革,许多高校还成立了教授委员会参与行政决策和管理过程。改革后双重权力体系下的以教学和科研为核心的学术基层教研组织表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功能性交融。功能性交融的基层组织是根据组织的效率需要去配置功效不同的权力要素,部门之间各司其职、互相配合进行系统运行。对于教学与科研组织,提供公共产品生产和服务的性质决定了行政权力特别是政治性的教育行政不应当凌驾于学术权力之上,只有行政管理为科研教学服务才能使教研组织的效率得以发挥。功能性交融组织能够合理地运用组织系统资源,把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制度优势与技术优势结合起来,将两种权力之间的冲突降低到最小,有效发挥组织功能,提高组织效率。功能性交融不同于机械性混合并优越于机械性混合。
第二,组织结构呈现为直线式与项目组式交叉,基层学术组织打破了传统行政科层模式并与学科研究项目矩阵模式交叉形成混合型组织结构,组织结构更加趋于扁平化。
第三,管理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界限模糊,组织成员中兼具管理主客体身份的人员在增加。自主权力主体地位上升。
第五,教师和科研人员的个性化资源得以开发和利用,这就扩大了组织对外开放的边界,增加了组织向外界获取资源的领域和资源交换能力。
第六,形成多权力领导中心。院、系、学科梯队、项目组、专业课程负责人制等多种形式构成不同的领导中心,使得资源的分配分散化、均衡化,使形成不同对象的利益群体都有受益的可能。
第七,教学和科研的研究性得以加强,从而提高了教学和科研创新能力。
第八,在大学基层教研组织形式改革后,特别是研究型为主的团队,也存在课堂教学受冷落的现象,造成科研与教学之间不相融合的矛盾。
总之,基层教学和科研组织改革的核心思想是以学术为中心,提高学术的地位和权力。在双重权力关系运行下,在基层教研组织结构由教研室改为学科梯队、课程组之后,仍然有约一半以上的组织处于改革效果不佳状态。
四、对基层教研组织改革效果的制度分析与管理策略
组织社会学理论认为,组织结构与形式是权力关系的体现,当新的组织结构形式取代旧有的组织结构形式的时候,必然发生冲突,冲突的结果反映出冲突双方权力效力的大小。基层教研组织改革的不佳效果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所以,两种权力关系的调适、两种权力之间的关系状态对科研基地和学科梯队改革的绩效构成压力。在改革和不改革或改革到什么程度的问题上,参与者们根据选择后的最大收益,采取了不同的选择策略。
1.组织满意和路径依赖
从建国后高校发展史上看,人们在认识观念上、管理机制上和利益分配上对传统的教育管理模式已经形成一定的习惯,组织本身也存在对原有制度的路径依赖。尽管组织这种形式本身是因为效率而设置的,但是组织在持续运行后常常留恋于这种已有状态 ——“组织满意” 而不思进取,这反而破坏了组织的效率。打破这种路径依赖需要转变认识观念、冲破既得利益群体的束缚,建立一个新的秩序。所以,即便是双重领导权力对组织也有两种倾向的认识和管理:一是倾向行政权力的人认为管理就是服从科层权力,并以行政权力为中心管理组织资源,强调科研学术权力服务于行政管理权力,常常用行政手段压制学术权力和资源分配。二是倾向学术权力观念的人认为管理就是服务。在实践中,有的基层教研组织改革的目的是强化学术权力淡化行政领导权力,充分尊重了知识传播和创造的规律,强调以教学和科研为中心,认为行政管理的一切都应为教学科研服务,行政权力不应凌驾于学术之上。可见,即便在混合权力模式下,也会产生偏学术权力或偏行政权力的组织运行情形。与基层教学组织形式改革的目标对应,偏学术权力为核心的组织改革的动力强,效果显著,反之,则效果不佳。
2. 既得利益群体左右决策权力
既得利益群体的压力关乎改革成败。学院制改革的实质是分权,将过去长期受控制的学术权力从行政权力的控制之中释放出来,因此,对学院制改革而引发的基层教研组织改革,既有支持者也有反对者。改革的效果是既得利益群体和新制度设置之间力量较量的结果。改革效果差说明尽管组织在结构形式上有了变化,但利益和权力仍是核心,既得利益者的力量起主导作用。由长期的行政教研体制造就的既得利益群体常常左右行政决策和决策执行,使学术权力受到一定限制。如,在一些高校成立的教授委员会对教育行政决策的作用并不大,在与行政权力的较量中往往失败。既得利益者在改革中运用的选择策略就是形式化,即实质教研改革内容的虚化,它得以实现是因为组织本身存在着可以被利用的缺陷。
3. 制度环境和技术环境之间的内在冲突
制度学派的观点认为,任何组织都会面对两种不同的环境: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这两种环境对组织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技术环境要求组织效率,是组织发展的内在动力。制度环境是组织制度化过程,制度化是组织不断地接受和采纳外界的公认、赞许的形式过程,通过与外部的交流,组织获得稳定的存在形式。组织就是在不同环境压力下开展活动的[2]。由于两种因素对制度要求的规则不一致从而产生矛盾冲突。制度环境要求组织必须服从“合法性”机制,即采取为环境制度“广为接受”的组织形式和做法而不管这样做对组织内部的运作是否有效率。技术环境要求效率,而制度环境常常要求组织耗费资源去满足合法性。如果合法性和效率之间比较一致,那么组织运作就是顺畅和有效率的,如果合法性和效率之间不一致,为解决这种冲突,组织采取如下对策,见表4:
可见,组织本身存在的制度环境与技术环境冲突,影响了组织改革的效果。从学院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分离的改革来看,首先,拥有行政权力优势的既得利益者们能够采取将内部运行同组织结构分离的办法保护自己的利益,按照上级改革的要求改组基层教研组织,在形式上建立了基层学术新组织模式,定立新的考核和奖惩的规章制度,但是,在实际上并不按照教改的要求真正落实。这种形式的合法化对组织效率的提高没有什么作用,却满足新制度环境对组织合法性机制的要求,保护原有组织平稳地存在或缓慢地发展。所以,改革的结果必然是“新瓶装旧酒”。其次,增进效率的成功改革也会出现不可避免的问题,即忽视正式组织结构的规章制度和任务要求,在基层教研组织的改革过程中,基层学术组织改革效果较好的组织却常常冷落学院最基本的教学活动,科研与教学融合问题是基层教研组织改革后必须面对的。科研主导型基层组织如何进行教学服务,教学主导型如何进行科研考核都是直接制约基层教改效果的管理因素。
4.行政权力对应于制度环境的要求,而学术权力一般与技术环境要求相对应
基层教研组织的改革是在大学学院中进行的,学院制的领导和管理就是对两种权力关系的配置和实际运用,它对改革的效果有直接的影响。
首先,权力配置。基层教研组织改革要求学院以资源优化为中心将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相对分离,以保证组织结构设置原则、权责关系和运行机制的顺畅,改革行政权力凌驾于学术权力之上的弊端,实现以教授治学强化学术权力、学术自由与学术制度创新。否则,任何形式化的改革都有悖于改革的初衷,基层教研组织改革只是装点门面。要特别注意基层教研改革过程中两种权力的变相集中,特别是行政领导者的权力配置。在实践中,学术组织行政化问题比较突出,学术委员会也会受行政权力的掣肘。
其次,分权基础上的决策机制。分权的权力配置用来保障平等的主体关系,是改革成功的根本;分权才能建立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之间互相监督与制约的关系,任何一方权力的高高在上,都会加大制度环境与技术环境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行政权力主要表现在人事选拔、财务等的经费分配、考核和岗位评聘奖励等具体措施上,它的实施对行政权力是否服务于学术与教学研究具有导向和激励作用。
再者,以教研职业的科学规律和社会角色期待统一观念,用观念共享机制调节反对者和赞同者之间的冲突,切忌仅从功利性的利益得失出发来整合组织秩序。尽管人们总是出于对利益的考虑进行选择,但创建一种新制度的基础是建立在超越任何个人既得利益基础上的公共利益,必须用共享观念达成基本同意,才能保证新制度的形成,高校基层学术制度的改革也是如此。
总之,学院应该从制度环境和技术环境之间的平衡关系出发,从观念、组织权力结构设置和实际运作机制三个基本方面入手为基层教研组织的改革提供支撑。
摘要：学院制下的不同行政和学术的权力模式具有制度化的影响力。文章通过比较,对双重权力运行下的基层教研组织改革效果进行制度分析,认为,在学院组织内部,制度环境和技术环境之间存在着内在冲突,行政权力对应并适应于制度环境的要求,学术权力对应并适应技术环境要求,两种权力之间的关系状态对科研基地和学科梯队制改革的绩效构成压力。在改革和不改革或改革到什么程度的问题上,参与者们根据选择后的最大收益,采取了不同的选择策略。
关键词：行政权力,学术权力,大学,基层教研组织改革,制度分析
参考文献
[1]柳友荣.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交叉,还是全异——关于构建和谐大学的权力问题追问[J].江苏高教,2009,(4):14-17.
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 篇8
高校组织绩效低下已经引起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关注,主要表现在人才培养模式不适应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其原因有诸多方面,就宏观方面而言有高等教育理念、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上的问题;就高校内部而言,存在着治理结构上的问题。在内部治理结构中,高校的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之间的问题已引起广泛的关注。在已有研究中,对于“如何处理高校学术与行政权力关系”,我国学者主要围绕学术与行政权力关系的内涵、现实问题、原因、建设路径等方面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1)。目前,一般认为高校的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是辩证统一的,高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相互独立,同时又相互关联;现实中,我国高校仍存在行政权力泛化、学术权力弱化现象,常常导致大学行政机构臃肿,大学价值错位以及官本位;从管理和文化的角度分析其原因,认为我国长期的国家统一计划管理是导致行政权力泛化和学术权力弱化的外部原因,而高校内部权力集中在学校层面,弱化了基层院系以学术权力为主的权利;也有学者认为行政权力泛化和学术权力弱化与我国社会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文化有极大的关系,在高校,资源向行政人员倾斜,大家都想“学而优则仕”。但是,我国学者对应该“如何理解地方高校的学术与行政权力关系”、“地方高校如何客观分析目前存在的权力结构失调问题”、“如何科学地建构地方高校的权力运行模式”等缺乏有针对性的研究。因此,笔者将从目前地方高校学术与行政权力关系现实的表征、原因与解决办法等方面深入探讨“地方高校如何科学运行学术与行政权力”,以期促进地方高校内部管理良性运行与未来的科学发展。
二、地方高校学术与行政权力结构失调的表征
目前,根据教育部网站2012年1月的统计数据,全国普通高校2358所,其中部委属院校111所,因而我国现有地方高校2247所,占全部高校的95%。地方高校尽管在不断加强内部管理机制改革、权力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但是“行政化”倾向仍然严重,不仅存在行政权力“泛化”、“失真”,而且存在学术权力“失范”、“失真”现象。
(一)行政权力“泛化”、“失真”
目前,地方高校权力结构不仅在整体上存在“行政化”的倾向,而且在局部行政权力上也存在“泛化”、“失真”等不良现象。
1. 行政权力“泛化”。
一些地方高校行政权力过多地介入学术事务,出现行政机制代替学术机制、行政管理代替学术管理、行政权力代替学术权力、行政群体代替学术群体等“泛化”现象。具体表现为学术事务管理、学术管理过程、学术管理主体、学术管理理念、学术管理制度与规范等都全面行政化,学术事务与学术机制在大学管理过程中失去了自身独立性、没有真正独立的机构和规章制度;在科研规划、科研经费预算、科研项目确定、学术带头人的评选、学科建设、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学生学位授予等内部学术管理与科研项目的审批和管理、教师职称评审、学生学位批准、教学评估、硕士点与博士点的评审等外部学术事务方面,没有独立的学术机构与学术主体进行相关学术事务的管理;学术话语权、决策权、评价权等均被学校行政层面的领导权、决策权、评价权所取代;行政群体全面操控学术机构、管理学术事务,掌握学术资源,如项目、经费等[1]。这不仅严重影响了学术的公平性、科学性,导致学术道德与学术秩序的失范、学术群体被挤压或替代、学术管理世俗化,而且压抑了教授、学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造成了部分学者无心学术,挖空心思加入管理行列,直接影响了大学的品位与学术风气,导致学术资源的浪费和学术效益低下。
2. 行政权力“失真”。
一些地方高校行政人员不顾管理规律、规范而“胡乱行政”、“行政不作为”,存在行政权力“失真”现象。具体表现为,有的行政管理人员服务意识淡薄,在管理过程中无视管理、教学规律,管理过程欠规范、公平、科学,存在胡乱行政、胡乱决策,以政代法、以政代教,有法不依,我行我素等现象[2];有的行政管理人员则是行政不作为,存在行政“无政府主义”,只想享受待遇、只占行政位置,不愿、不屑、不会行政和服务,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地方院校行政事务的正常开展;高校内部有的行政管理人员以行政权力压制教授的学术权力,或者获取不应该获得的学术资源,使得学校的价值取向扭曲[3]。
(二)学术权力“失范”、“失真”
目前,地方高校学术权力不仅在权力结构整体上处于弱势地位,而且也存在学术霸权、学术权力内部不均衡、学术权力失真等不良现象。
1. 学术权力“失范”。
一些地方高校存在学术行为主体为其自身特殊利益或受外部环境制约而弱化或扩大学术权力等学术权力“失范”现象。具体表现在滥用学术权力与影响力,大搞话语霸权,损害他人学术自由;面对外部压力不敢申张学术正义,学术失语;教学、科研与学术交流不均衡,有的重教学轻科研,有的重科研轻教学,有的教学科研分离;各领域内部不均衡,有的重教轻学,有的重学理轻运用,“学”、“术”分离等。
2. 学术权力“失真”。
一些地方高校学术组织或者行为者在处理学术事务时,游离或远离“学术”之外,远离学术“本真”。具体表现为,在学术研究中缺乏“为学术而学术”的执著精神,只顾数量不要质量,“抄袭”、“拼装”等学术造假现象严重;在学术交流与合作时,只顾人情世故,不顾学术规律,存在买卖成果、版权等学术腐败现象;在学术批评与争鸣时,只顾个人功利,忽视甚至无视学术标准。
总之,行政权力“泛化”、学术权力“失范”、行政与学术权力“失真”,严重影响了地方高校特别是地方新建本科院校的学术生产力。
三、地方高校学术与行政权力失调的原因
影响大学权力结构失调的原因很多,相对中央部属高校,地方高校行政权力泛化、学术权力弱化主要由于办学理念不科学、办学视野狭窄、教师结构欠合理与学生生源不济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1.在办学理念方面,地方高校较之部委属院校而言学术意识淡漠。从建校历史看,地方高校建校时间较短,大多建于上世纪50年代和改革开放后,同时,首批校级领导大多是政工干部或军队干部,这一背景注定了这类院校的运行模式是行政主导型。本世纪初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大都是由专科甚至中专校合并升格而成,学校学术资源匮乏、学术氛围薄弱,教职员工的学术意识淡薄、学术素养与创新能力较弱。而且由于历史的惯性,造成了现今地方高校的学术权力在学校权力结构中的地位远远弱于重点大学,“行政扩张”甚至“行政霸权”屡见不鲜。
2.在办学视野方面,地方高校较之部委属院校而言缺乏开放意识。正因为办学历史短、历史经验积淀少,再加之传统的“官本位”、现行行政化管理体制与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地方高校往往办学视野狭窄、缺乏开拓性与创新性。一方面,受官本位思想与行政化管理体制的影响,很多地方高校常常比照地方党政机关的模式运行,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权术”而不关心“学术”、追求“位子”而不追求“事业”;导致大学机构臃肿、官满为患;大学学术委员会、教授委员会等学术组织的学术权力被挤占、学术权力边缘化。另一方面,受地方保护主义影响,大多数地方高校缺乏开放意识、国际视野,只与国内高校或者只与同类院校进行交流,与国外著名大学的交流甚少甚至没有,学术生态环境极差,学术成长缓慢。
3.在教师方面,地方高校较之部委属院校而言缺乏国际视野。从教师结构看,相对于重点大学而言,地方高校教师职称、学历、学缘与年龄结构欠合理,高学历、高职称教师比例较低;许多教师主要毕业于省内院校,不少教师还是本校在专科时毕业留校的学生,师资来源比较单一;同时,由于教师培训机制不健全,到国内外著名大学进修访问的机会不多,有国外留学背景的教师极少。教师本人的学术权力和学术责任意识相对较弱,缺少一种开放的心态和国际视野。
4.在学生方面,地方高校较之部委属院校而言缺乏独立表达意识。从学生来源分析,相对于重点大学而言,地方高校的学生主要来自于农村和小城镇。他们往往接受的家庭教育有限、学校教育质量不高,因此,学术视野较狭窄、学习与研究的主体性不强、学术权力意识淡薄,习惯于“接受学习”的学习方式,缺乏独立的思维和批判性的思维能力。这不仅影响了学生自身的学术成长,而且弱化了教育工作者学术权力的发挥、人才培养质量以及整个校园的学术气氛。
四、地方高校学术与行政权力运行的应然模式
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是大学权力中两个辩证统一的有机组成。目前,全世界尽管存在大学三种不同的运作模式,但是,笔者认为,地方高校有着自身的发展特点与规律,当前可实行“学术与行政权力协调发展”的权力运行模式。
1.大学的组织特征决定了高校学术与行政权力并存。学术与行政权力是大学权力的有机组成,二者相互渗透、密不可分。从大学的发展历程看,“大学”(university)的本义是行会、团体,后引申为“为学习和研究某种学问而自愿结合起来的师生共同体”。19世纪初,柏林大学创始人洪堡提出了“教学与研究的统一”(Unity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的原则。目前,大学的功能扩展为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等多个方面,可以说,学术是大学的本质所在,学术自由是大学的立身之本、生命之源。同时,大学又是一个社会组织、行政机构,包括中世纪的“教师自治”或“学生自治”在内,所有大学都需要一些管理人员按照一定组织章程、管理原则、履行行政职能来确保其运行的有序性、严密性。因此,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是相互渗透、相互交织在大学内部的两种缺一不可的权力。
2.大学的“学术”特质决定了地方高校不适宜于采用“行政权力主导”的权力运行模式。大学的本质是研究学术、追求真理、创造知识、创新价值和培育人才,其核心是求真育人[4]。目前,美国大学实行“学术与行政权力两权分离、以行政权力为主”的运作模式,其权力体系主要由董事会、校长、评议会三方面构成,董事会和各级行政官员始终处于权力的控制中心,而教授评议会控制大学学术事务的权力微弱;相比之下,英国大学实施“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均衡”的合作模式与德、法、意等欧洲大陆国家的大学主要实施“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两权渗透、学术权力为主”的运作模式更能体现大学的组织特征,更有利于学术的健康成长。笔者认为大学不同于政府行政机构,它应秉承“崇尚学术”的大学精神,实现学术与行政权力的和谐共存。
3.地方高校应采取“学术与行政权力协调发展”的权力运行模式。笔者认为地方高校目前可实行“学术与行政权力协调发展”的运行模式。由于地方高校发展历史比较短暂,学术基础比较薄弱,特别是远离中心城市且受到地方政治、经济、文化的制约,“官本位”、“地方保护主义”比较严重。因此,目前学校发展主要依托学术权力还不现实,可实行“学术与行政权力协调发展”的权力运作模式。目前,英国大学实施“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均衡”的合作模式,其权力结构一般分为大学、学部和系三个层次,校级权力通常包括校务委员会、理事会、评议会和大学副校长四个权力结构单元,其中大学副校长往往扮演着“行政首脑”和“学者代言人”的双重角色,教授行会拥有很大权力,董事会权力和行政人员权力有限,只是部分介入大学事务。这种权力模式值得地方高校借鉴与学习。
五、地方高校实现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协调发展的路径
面对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运行失衡的现实,我国地方高校应从文化层面、理念层面、制度层面和实践层面不断完善内部治理结构,使地方高校的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逐步协调。
(一)在文化层面,营造以“崇尚学术、发扬民主、追求卓越”为核心内容的大学文化
地方高校应营造“崇尚学术、发扬民主、追求卓越”的校园文化,使那些为学校发展做出贡献的学者成为学校的核心并受到师生的敬仰。
1. 崇尚学术是体现大学本质特征的要求。
大学的本质是研究学术、追求真理、创造知识、创新价值和培育人才,是求真育人。因此,大学应以学术为核心,崇尚学术自由,严谨求实,具有强烈批判精神,以追求真理、实现个人人生抱负和理想为终极目的。目前,地方高校应大兴“崇尚学术”之风,营造浓厚的治学氛围,培育自己的校园文化。
2. 发扬民主是崇尚学术的基本要求。
学术民主是学术自由的前提,它要求在进行学术决策、学术管理时,要尊重学术规律,确保学术主体的学术自主权;在学术活动中,应大力提倡“百家争鸣”,积极鼓励学派间的自由争论,建立“民主管理”、“学术自主”、“学术自治”的权力运行机制,保障学术权力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3. 追求卓越是学术的基本目的。
地方高校尽管存在自身发展的局限性,但仍应志存高远。笔者认为,一个好的地方高校应拥有先进的办学理念、良好的治理结构、优良的教师队伍、超拔的大学精神、充足的办学设施[5]2。
大学精神是大学文化的核心内容,大学精神包括“科学精神、创新精神、批判精神、社会关怀精神、自由和民主精神”。“科学精神”就是追求真理、坚持真理、服从真理,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学术研究和一切实践中,实事求是,敢于创新,运用科学的方法,坚持科学的态度,尊重客观实际,反对一切武断和迷信,这是科学精神的核心。“创新精神”是现代大学存在的价值所在,是大学在社会有机体中保证、提升自身地位的根本生命力所在。大学的批判精神首先表现为大学教师在教学和科研过程中能够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传统与现实,否定非科学的内容,破除迷信与保守的意识,建立符合客观的科学的知识体系;大学批判精神的另一方面是对社会现实的理性反思和价值构建。而“社会关怀精神”是大学关注现实、服务社会功能的集中体现。“学术自由”是大学精神本质的要素,是大学进行任何创新活动的先决条件。要实现大学的学术自由,首要的是培育和弘扬学术自由的精神。为此,在大学管理过程中,认识大学的组织特征是办好大学的基本前提;认识学术发展的规律是把握大学组织特征的必然结果;解放思想、解除禁锢,从而形成能自由争鸣和自由讨论的机制是发展学术的关键;大学拥有办学自主权并建立完善的学术制度是发展学术的保证。
(二)在办学理念层面,应当坚定不移地坚守“行
政权力的绩效应当体现在教师更有成效的教学和科研上,体现在学生更有成效的学习和成长上”的理念
地方高校应回归大学的学术本位,实现“大”与“学”的有机统一,回归“大”与“学”的本真。
1. 地方高校要构建“大家”、“大度”、“大雅”、“大舞台”、“大基业”。
“大家”是指地方高校应拥有思想解放、敢为人先、具有先进办学理念的大学引路人。“大度”是指地方高校应倡导“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理念,能容纳各种不同的思想和见解,能接纳来自各学术共同体的教师和五湖四海的学生。“大雅”是指地方高校应形成崇尚学术、潜心学问、美化人生的大学氛围,在这个氛围中致力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和文化传承创新。“大舞台”是指地方高校能为所有的学生和教师的发展提供大舞台,成为师生实现梦想的圣地。“大基业”是指地方高校应有资料丰富的图书馆、设备先进的实验楼、环境优美的教学楼、器械完备的运动场等,为师生的发展提供优越环境。
2. 地方高校应着力打造具有自身特色的“学
科”、“学者”、“学问”、“学风”、“学生”。大学是由若干学科构成的,没有学科就没有大学;大学是由学者构成的,没有学者,学科就成为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末;大学能产生新的学问,没有新知识的产生,大学就不能履行其使命,也不能培养出真正意义上的新人;学风是师生对学术的态度,大学应具有敬畏学术精神之风、遵从学术自由之责、追求卓越品质之志,没有严谨的研究之风和勤奋的学习之风,也就不会是好的大学;大学之“学”,更在于大学的一切所为全在于学生,全为了学生,这是大学区别于研究机构的根本所在。所以地方高校的办学中应充分体现为学生成功奠定基础、为教师发展搭建平台的理念。因为只有大学的教师发展了,这个大学才可能获得发展;因为只有一代又一代的学生成功了,这个大学才会获得社会广泛的认可。也只有这样,行政管理才真正地表现出价值和意义。
(三)在制度层面,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形成学术与行政权力协调运行机制
目前,地方高校应本着“学术至上”、“学术自由”、“学术自治”、“民主管理”的治校理念,不断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形成良好的权力运行机制。
1. 颁行大学章程是完善内部治理结构的核心内容。
大学章程是大学的顶层设计、内部管理的指针,地方高校应该认真制定符合本校发展实际与需要的大学章程,对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运行机制做出明确规定,特别是要明确界定“党委、校长、纪委、学术委员会、教职工代表大会、教师、学生与校友”的权力与职责,使得各个利益相关者能切实地行使自己的权力并履行好自己的责任。
2. 完善绩效考核制度是实现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协调运行的关键。
地方高校应本着“去行政化”的理念,不断完善绩效考核制度,健全教学、科研激励机制。由于地方高校的特殊性,许多有学术成就的学者走上了行政岗位。因此,地方高校行政人员应承担一定的教学科研工作,特别是享受专业技术职称的行政管理人员应完成一定数量的教学、科研业绩;同时,不断提升教学科研奖励力度,增强教学科研工作对全校教职工的吸引力,激发教职员工教学、研究与学术交流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提升学校的学术品质。
3. 构建有效的监督机制是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良性运行的保障。
关于章程中所界定的各个利益相关者的权力和责任是否严格地得到了遵守应有一个机构进行监督,这个机构应独立于地方高校。从地方高校的实际看,这个机构应由地方高校章程的审批机关代表、地方高校的学术委员会主任、地方高校的教授代表等成员构成。其主要职责是审核地方高校的党委和校长是否按章程的规定来实现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协调运行。
(四)在实践层面,强化学术与行政人员工作职责与合作精神,规范学术与行政行为
在完善大学内部管理机制的基础上,地方高校还需进一步提高教职员工的学术素养,强化其工作职责与学术使命,通过权力重心下移、分层治理、分工协作等形式规范学术与行政行为。
1. 行政权力重心下移。
地方高校要努力承担大学使命,需要克服“权力过分集中”的现实,将权力重心逐步下移,使二级院系(所)和广大教职员工回归“主人翁”地位,增强教师在教学、科研、社会服务、文化建设中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地方高校可实行校、院(所、中心、实验室)二级管理,校级管理部门与学术组织主要职责是“制定目标、宏观调控、研究政策、对外联络、监督考核、公共服务”。二级学院(所、中心、重点实验室)具体负责学校决策执行、活动开展,成为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以及文化传承创新的真正主体。学校层面的工作主要由党委常委会、校长办公会两个重要的会议完成;二级学院(所、中心、重点实验室)的工作由党政联席会议解决。这是学校行政权力运行中权力分解的模式。
2. 学术权力校院两级责任明确。
按照《高等教育法》的规定,大学学术委员会的职责是审议学科和专业的设置,制订教学和科研计划,评定教学、科研成果等有关事项。因此,学校的学术委员会负责全校学术事务的政策制定、政策运行与监控,成员由各个学科的学术带头人组成,学术委员会主任由地方高校内部学术地位相对而言最高的学者担任。在二级学院(所、中心、重点实验室)可设立学术分委员会,成员由本单位各个研究方向的学术带头人担任,主任由成员选举产生。同时二级学院还可设教学指导委员会,成员应由本单位在教学上有一定的影响力的教授担任,主任由成员选举产生。由二级单位这两个学术组织来负责本单位学科建设、专业建设、课程建设、科研与学术交流等学术事务的决策与管理。校长在学校层面的行政中应充分尊重校级学术组织的意见,二级学院(所、中心、重点实验室)负责人在本单位的行政中也应按照学术组织的意见办理。
总之,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作为高校内部的有机组成部分,二者相互依存、相互渗透、不可偏废。忽视学术权力,大学必衰;放弃行政权力,大学必败。因此,地方高校只有科学处理权力关系,不断完善内部治理结构,才能迎来学术繁荣、特色鲜明的美好未来。
(汪明义,宜宾学院校长、教授,四川宜宾
644000)
参考文献
[1]肖起清.大学学术权力的边缘化及其诉求[J].辽宁教育研究,20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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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郭平.大学去行政化研究现状与当下之思[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1(11).
[4]顾明远.大学文化的本质是求真育人[J].教育研究,2010(01).
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 篇9
今天的中国高等教育已经是一个非常巨大的系统, 它所滋长的每一个毫厘问题, 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 引发社会的颤动。因此, 培植由“自由”雨露滋润的漫布发达高等教育每一块圣洁土地的“大学自治”、“学术权力”、“教授治校”之花, 并备加呵护是非常必要的, 以免“橘生淮北”, 努力营造和谐的大学组织结构中的权力氛围, 支持并推动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众所周知, 大学组织作为社会组织系统内部特有的子系统, 在其内部权力运行过程中, 有着自己独特的权力结构体系。至于这一权力结构体系究竟包含哪些权力类型?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在大学组织结构系统中是如何相互作用的?本文试图从逻辑上、学理上探讨权力的内涵, 阐发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概念关系, 以期在和谐的命题之下, 寻求大学组织内部权力运行的协调。
大学权力的文化审视
澄清大学权力的内涵, 明晰各种权力之间的相互关系, 特别是其中的逻辑关系, 对于每一个学者来说, 应该都是一件彰显理性而又特别愉悦的事情。很显然, 科学的推定和缜密的逻辑将会显示其强大的读错功能, 使得因为轻信习惯而滋生的认识错位昭然若揭。追根溯源, 我们首先应该探问一下, 究竟权力是什么?
《汉语大词典》解释“权力”是“①权位、势力;②指职责范围内的领导和支配力量” [1] ;《现代汉语词典》对“权力”的解释是“①政治上的强制力量;②职责范围内的支配力量”[2] ;台北中华书局的《辞海》则给予“权力”这样的解释:“权力谓威权势力, 具有操纵指挥之效用者也”[3] 。从以上三种定义我们不难推定, 在我们的思想意识中扎根的“权力”含更多“强制”和“支配”之意。当我们把注意力投向西方人的“权力”定义时, 我们会俨然感受到不同文化的注解。《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将权力视为一种关系, 是一个人或许多人的行为对另一个人或其他许多人的行为发生改变的一种关系。美国心理学家、高等教育学者詹姆斯·费舍尔认为:“权力随着环境不同而变化多端, 只有把有意无意、必然与偶然的因素结合在一起, 才能对别人施加有效的影响。”[4] 美国社会学家丹尼斯·朗在其近著《权力论》 (Power: Its Forms, Bases, and Uses) 中提出:权力是“某些人对他人产生预期和预见效果的能力”[5] 。由此不难发现, 在西方学者的视野里, 权力更多地倾向于“有效的影响”和“能力”。权力 (power) 一词在英语中通常用作能力 (capacity) 、技巧 (skill) 或禀赋 (talent) 的同义语[5] 。因此, 在东西方两种文化的背景下映衬的“权力”意识, 其差异如泾渭之水, 让人了然于心。我们习惯于在自己的“君臣父子, 长幼有序”的儒家文化里对“权力”高山仰止, 心悦诚服地接纳与施展着“权力”的强制与支配。而反观在自由平等的鼓噪声中滋生的西方化的“权力”, 则充满着自然生长的“威信”和“影响”的成份。
在东西方两种文化环境里的不同的“权力”心理内涵的诠释中, 我们可以发现, 在我们转译西方主流文化的某些概念时, 可能会在不经意中产生了某种文化意识中深层次的误解。由此而来的高等教育中的大学“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会不会在我们的转述中产生文化上的偏见和曲解呢?
其实, 在西方, 无论高等教育中的大学“学术权力”, 还是“行政权力”, 都必须是徜徉在自由的氛围, 聆听自由的声音, 必须以更加“温文尔雅的”、“协商的”、“尊重的”方式出现。否则, 一切权力都可能被弹劾, 甚至被颠覆。所以, 在他们看来, 权力本身并不是资源, 只是参与者为了产生“预期效果”而对资源 (不管是个人资源, 还是集体资源, 诸如财富、官职、声望、技巧、知识) 的动员和调度。然而, 在我们的视线里, “权力”始终是一副面目狰狞的样子, 是神圣的身份与地位的象征。因此, “权力”就是一种特别不可枯竭的资源, 就必须有役使的对象, 有支配的领地, 有强制的力量。正是这样的原因, 我们的大学“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主体似乎对此消彼长的“领地”和“力量”心领神会, 情形更加剑拔弩张, 更加对立矛盾, 而缺少了太多的“协商”与“尊重”, 甚至即使是以“教师自制”与“民主管理”为特征的“学术权力”也会浸染强制蛮横的作风。北京大学张维迎教授就曾经抨击过这种学术权力的异化和滥用的现象:“对科学创造最大的障碍常常来自那些已经功成名就的学者, 因为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学术地位, 已经有了自己的学术框架, 容不得新的思想出现, 任何新的思想都被看成是对他们学术权威的挑战。这在全国许多科研机构都是这样, 在‘家族制’普遍的高校尤其如此。学术权力的发挥不再基于学术认同与理解的基础之上, 而是像行政关系中上下级之间关系那样, 可以采取强迫命令的方式, 要求一个比自己学术职称低或学术资历浅的学者服从自己的观点或见解。”[7]
逻辑意义上的追问:两种“权力”概念的关系
文化因素的差异而生成的对大学“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理解上的歧义, 直接导致了在高等教育的现实中对两种权力的操作失当。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将“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实际上不对等的关系对等化, 东方式权力的森严令人心怵, 成就了两种权力的对立模式;其二是将“学术权力”纳入“行政权力”之中, 主张两种权力的并不互为矛盾, 甚至完全包含, 取其一便能得其二;其三是因学术腐败现象而引发对“学术权力”的规戒与控制, 主张削弱“学术权力”, 预防学术权力寻租。反思三种操作误区, 我们会发现, 进一步明确“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概念之间的关系, 将有助于准确地把握高等教育组织结构里的权利分配与协调。
概念是人类思维的基本形式, 它可分为真实概念和虚假概念。那些歪曲客观事实的虚假概念只能影响我们对事物的认识和判断。国内研究者大多数认为, 学术权力就是学术人员所拥有和控制的权力;同时把高校行政人员享有的权力称之为行政权力。行政权力来源于行政职务和身份资格, 约束和服从是其基本特征, 其特性是科层的、刚性的、领导型的、官方的;学术权力来源于学术成就和学术修养, 沟通和对话是其基本特征, 其特性是平等的、松散的、自觉的、民间的[8] 。在概念的理解和划分上几乎成了一种约定俗成, 把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看成是一对二分的概念来使用, 并以此来思考高等教育的实际问题。这一概念内涵上的对立导致了高等教育实践中, 诸多研究者, 特别是高等教育管理者因慑于两种权力之争的敏感, 而疏于思考, 甚至直接回避这一问题, 使得我国高等教育在重视“学术权力”, 尊重“学术自由”, 体现“教授治校”上长期徘徊, 裹足不前。
那么, “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究竟是不是二分概念呢?如果不是, 那又是一对什么样的概念呢?
在逻辑学的视野里, 纷繁复杂的概念之间的关系无异于四种, 它们是全同关系、包含关系、交叉关系和全异关系。综上所述, 学者们对“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理解的分歧主要体现在两种概念是属于交叉关系, 还是全异关系呢?对这一问题的不同理解直接影响了我们对待高等教育权力结构的理解, 甚至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
从目前的高等教育实践来看, 大多数学者有意无意地把“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看成是一对互为对立的二分概念。事实上, 全异关系的概念在逻辑学上是指那些在外延上完全不同的概念间的关系。那么, “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外延是不是完全悖逆呢?我们不妨研读一下马克斯·韦伯和约翰·S·布鲁贝克的经典分析, 应该可以觉悟出其中的道理。韦伯曾在《作为职业的学术》的演讲中说道:“大学教师谁也不喜欢那些关于聘任的讨论, 因为他们很少有愉快的经历。不过, 我可以说, 在我了解的无数事例中, 毫无例外地存在真诚的愿望, 要让纯粹的客观标准起决定作用。”[9] 很明显, 这里的“让纯粹的客观标准起决定作用”就是要让制度化的行政权力来管理类似于教师聘任这样的学术事务。布鲁贝克则更加诙谐地牵引出了“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之间在现代高等教育中挥之不去的联系, “高等教育越卷入社会的事务中, 就越有必要用政治的观点来看待它。就像战争意义太重大, 不能完全交给将军们决定一样, 高等教育也相当重要, 不能完全交给教授们决定”[10] 。
显而易见, “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不是一对全异关系的概念, 当然, 也就决然不是对作为全异关系中的一种形态的二分概念了。因为二分概念是在外延上完全不同, 且外延之和等于上位属概念的种概念之间的关系。由韦伯、布鲁贝克的经典论述我们既然可以明晰两种权力概念间存在着交叉关系, 而且它们的外延也不能构成上位属概念“大学权力”之和。一般认为, 高等教育系统内部存在着四种权力关系:行政权力、学术权力、政治权力和其他利益群体权力等[11] 。
诚然, “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从逻辑概念上来考察, 它们既不是包含关系, 也不是全异关系, 所表现出的形态应该是交叉关系。
现实的契合:厘清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交集
由于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特殊性, 使得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趋于行政化、层级化, 高等学校的学术生态环境受到影响, 学术权力遭受挤压。在高等学校里, 行政机制代替学术机制, 行政管理代替学术管理, 行政群体代替学术群体, 进而蔓延出行政权力代替学术权力的令人沮丧的现象, 甚至导致学术群体的集体失语, 造成学术管理的世俗化, 严重影响了学术的独立性, 阻碍了高等教育的健康。
从前文的“学术权力”、“行政权力”的定义我们可以了解两种权力的内涵, 但是如何能解析出作为一对交叉概念的重叠部分呢?厘清这一部分的交集, 寻找“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契合点, 相信将有助于我们从思想观念上摆正学术权力在高等教育发展中的地位。
大学的职能在今天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在理念、内涵、职能、形式都在不断拓展和变革的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 大学呈现出“多元化巨型”的特征。就如布鲁贝克“战争意义太重大, 不能完全交给将军们决定”一样, 这一转变赋予了大学权力结构新的内涵, 同时也赋予了学术权力新的内涵, 进而使得“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在高等教育实践中出现了交叉重叠, 给两种权力的制度化配置提供了空间。这一点, 我们通过解剖学术权力的内在结构便可以了解它与行政权力的交集所在。
伯顿·克拉克把学术权力划分为三个组成部分:扎根于学科的权力、院校权力和系统权力[12] 。我国学者颜丙峰认为, 学术权力包括学术民主管理权力和学术行政管理权力两种, 学术民主管理权力是指教师民主管理机构和教师所享有的依据学术的特点和学术事业发展的规律, 管理学术事务与活动的民主协商自主权;学术行政管理权力是指学校行政管理机构和行政人员所行使的, 依据一定的规章制度管理学术事务的制度化的法定授予权 (颜丙峰, 2004) 。笔者同样认为, 学术权力的内涵是多元的, 广义上的“学术权力”是指对学术事务的管理权力, 它应该包括狭义上的学术权力 (academic power) 、学术权利 (academic right) 、学术权威 (academic authority) 三个部分。狭义上的学术权力 (academic power) 也就是颜丙峰提出的“学术行政管理权力”, 正因为如此, 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之间就存在着事实上的交叉。
浏览西方学者的著作, 我们也会经常地发现“学术权力”、“行政权力”这两个概念, 但是, 在对它们的使用上, 却并不是作为对称概念的。西方学者用二分法分析学术权力时, 所指的是大学里的教授 (教师) 权力 (faculty power) 与行政人员权力 (administrative power) 的对立与矛盾。可见, 完全意义上的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是不可避免地存在相互契合部分, 有着相得益彰的关系。
综合以上观点可见, 学术权力在执行过程中内隐着诸多行政管理的要素和成分, 对整个学术权力的实施起着规范、推动的作用。这些要素和成分的存在, 使得“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出现了共生的交集, 也为在和谐大学中两种权力和谐并存, 相得益彰, 提供了可能性。
权力的和谐:大学事务的制度化诉求
大学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组织, 表现在以“科层制”架构起来的组织性, 以及以学科、专业、“学问”营造的“无序状态”。正如伯顿·克拉克所言:“大学内的基本活动是学术活动, 而学术活动是根据学科来进行组合的, 由此形成了分裂的专业, 相对松散的组织结构, 并不太严格的学院或学部、系或讲座层次。”[12] 大学内部组织结构的这一特征, 使得不同于一般社会组织的大学既要行使以“学术自由”为价值取向的学术权力, 又要行使以制度效率为价值取向的行政权力, 二者共生共存于大学组织之中。眺望世界著名大学, 纵观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 无论是美国、英国, 还是德国、日本, 它们都无一例外地直面这一事实, 在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之间寻求平衡的支点。尽管它们的做法在模式上疏有雷同, 却都较好地在动态中解决了两种权力之间的纠葛, 推动了大学的发展。
既然大学的权力结构有自己的特殊性, 既然两种权力有着相互交叉的交集, 那么, 研究这种特殊性, 依据大学的本质, 明确两种权力的运行机制, 用制度化操作来保障权力的行使, 这在当下的中国显得尤为必要。
我国大学普遍采用政府的行政化科层制管理模式, 行政权力渗透到大学管理的方方面面。196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大学暂行工作条例 (草案) 》就规定了“大学的专业设置、变更和取消, 必须经过教育部批准;学校必须按照教育部制订或者批准的教学方案、教学计划组织教学工作;课程与学科体系的重大改变, 学校规模的确定与改变……必须经过教育部批准。”但是, 随着高等教育的不断发展, 1998年10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世界高等教育会议, 提出了《21世纪的高等教育:展望和行动世界宣言》, 认为应把高等学校的“自治”作为应对世界高等教育变革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和原则之一。1998年, 我国颁布了《高等教育法》, 明确规定高等学校享有招生, 学科、专业设置、调整, 教学, 科研, 社会服务, 对外文化科技交流合作, 人事, 财产管理等7项办学自主权。也就是说, 高校的办学自主权有了法律保障。应按照《高等教育法》的要求, 规范学校的外部环境, 理顺政府与高校的关系, 剥离行政特权生存的土壤。
在和谐的视野里看大学的各种权力行使, 我们不免要把目光停留在权力空间里的弱势群体——学术权力。要还学术权力一片朗朗晴空, 首先就应该用制度化的学术机制保障学术权力的行使。学术机制是学术事务及其管理中组织机构、人员和制度的总称。学术机制是学术权力体现和运行的载体, 学术机制的健全与否对学术权力的运行和实施起决定性的作用。特别是要健全学术委员会制度, 明确学术委员会的职责和权限, 确保专家学者参与学校事务抉择的权力。在美国的大学权力结构中, 权力的界限是明晰的。董事会主要对学校重大事项进行决策, 评议会几乎包揽了学术事务的决策权。美国大学内部既有发达的科层组织, 行政权力也是彰显于外的, 但是以教授评议会为代表的学术权力仍有效地控制了大学的学术事务。这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最值得借鉴的分权模式。
其次是健全管理运行机制, 它是协调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关系的保障。要让学术权力行使公开透明;建立行使学术权力的回避制度;保证权利人的参与权和知情权。同时, 制订形成行之有效的学术道德和规范体系, 加强监督, 形成有效的科学合理的学术评估机制, 充分发挥学术管理作用, 推动学术权力的扎实运行。
大学的发展可以明显地分为理念和制度两个层面, 有些大学因理念的先进而著名, 有些大学则因制度的规整而显赫。出现这样的非线性、不同步的发展, 是大学权力结构的特殊性和大学发展的客观规律使然。毋庸置疑, “大概没有任何打击比压制学术自由更直接指向高等教育的要害了”[10] , 但是, 要在纷繁的现代大学日常事务中找到行使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截然界限, 那是徒劳无益的。然而, 我们也绝对不能因噎废食, 应该在动态的“学术自由”的呼唤和相对静态的大学制度的适应上, 不断调整, 勉力前行。
摘要：“权力”概念在东西方文化背景下的诠释存在着差异, 从西方文化中舶来的“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在我们的意识中有了不同的内涵;“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在逻辑上是一对交叉关系概念, 并不是此消彼长的完全对立;通过制度化的规制, 在科层制管理的中国大学里可以加强学术权力的行使, 构建和谐大学。
关键词：权力,学术权力,行政权力,和谐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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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 篇10
1 主要做法
1.1 建立健全组织领导制度
专门成立区行政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 全面负责全区行政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的综合协调、业务指导、监督检查和经验推广等工作。基本建成后, 区委、区政府又在区中心增挂了“区行政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管理办公室”牌子, 负责日常运行和管理工作, 并要求各运行部门内部工作责任“四员到位”, 即政策法规人员、纪检监察人员、系统管理人员、各类业务办理人员的工作要求、岗位责任明确落实到位, 确保行政权力网上公开透明, 运行工作有人抓、有人管。
1.2 建立健全联动推广制度
区领导多次在关键节点和重点环节上, 提出明确要求和目标, 协调解决有关问题。区行政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动分析研究工作推进实施中的有关情况和问题, 及时提出具体可行的工作部署、推进意见和问题解决方案, 并采取现场指导和集中学习的方式, 对相关工作人员开展信息系统业务培训。区各职能部门积极配合, 推动部门和事项的网上运行率得到了稳步提高, 每年都顺利通过市政府的月度检查、季度考评和年度考核。合理选择信息化建设基础扎实, 实际业务操作典型的广益街道作为试点, 探索推进了街道行政权力 (便民服务) 网上运行。
1.3 建立健全运行管理制度
先后制定出台《崇安区行政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管理暂行办法》、《崇安区行政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管理制度》、《崇安区行政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申报行政权力事项暂停行使办法》等一系列规范性制度, 明确要求各街道、各部门, 凡是属于网上公开透明运行的行政权力事项, 只要实际行使该项权力, 就必须直接在网上运行, 坚决杜绝网下运行、网上登记, 甚至不上网登记的现象, 逐步推动解决行政权力网上、网下“双轨”运行的状况。
1.4 建立健全监督考核制度
实施行政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定期和不定期的检查, 将各街道、各部门行政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工作情况, 纳入机关作风与效能考核内容, 充分发挥制度的约束作用。区纪检监察部门、法制部门充分发挥电子监察系统、法制监督系统的作用, 对行政权力网上运行情况进行实时监察监督, 并及时通报情况, 限期整改到位, 切实保障权力在阳光下有序运行。
2 取得成效
2.1 权力事项标准化
全面清理审核各街道、各部门的行政权力 (便民服务) 事项, 该废止的废止, 该保留的保留, 同时统一分类编码、查找法律依据、明确实施主体, 并报区法制部门审核确认后, 按照“事项名称、承诺时限、受理机关、监督电话、实施主体、申请材料、收费标准、法律依据、公示流程”的统一格式, 编制了行政职权目录, 避免了权力公开的随意性。目前, 我区各部门共清理审核确定行政权力事项累计668项, 其中行政许可81项、行政处罚508项、行政强制11项、行政征收2项和其他权力66项。
2.2 权力内容公开化
在区政府门户网站建设相应的“网上政务大厅”, 主动、全面公开了清理审核确定后的所有行政权力事项的静态要素信息。遵循合法、及时、准确、便民的原则, 将所有668项行政权力事项的运行过程、结果等动态信息也都完整公开, 让社会各界更好地了解了行政权力运行、更广泛地参与了政府管理, 受到了普遍认可和欢迎。
2.3 权力运行透明化
在梳理、固化每个行政权力行使流程的基础上, 行政权力运行岗位的广大党员干部做到完全按照流程在网上审核材料、填写意见、制作文书、作出决定。整个行政权力的运行流程完全透明, 企业群众可以清楚地知道“现在办到了哪一步, 下面要办哪一步, 还有多长时间可以办完”, 有效防止了权力滥用和行使过程中的不规范行为。
2.4 权力监督自动化
将每一项行政权力运行的前提条件、时限要求等编入权力运行标准库, 实时与某项实际的权力运行状态相比对, 一旦实际状态与标准库不匹配, 就启动预警功能, 自动提醒工作人员处理, 并同步告知监察人员。应用“流程合法性检查、材料完整性自动审查、各岗位操作痕迹自动保留”等功能, 实现了全流程、全业务、全覆盖的电子监督, 努力从源头上防治腐败。
3 工作思考
3.1 完善制度体系
经过几年的发展, 我区在深化行政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中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正从推动上网、要求运行的基础阶段, 逐步向提升水平、深度应用、扩大成效的阶段过渡。这些都要求我们在发挥已有制度作用的基础上, 进一步创新和完善, 从党风廉政建设的实际出发, 及时制定一些新的制度, 如制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民主监督评议制度, 制定健全考核奖惩结果运用制度等。
3.2 强化制度执行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需通过形式多样的学习、宣传、教育、培训、竞赛等活动, 使全体党员干部真正领会深化行政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制度精神, 全面知晓制度内容, 不断增强制度意识, 牢固树立严格按制度办事的观念, 养成自觉执行制度的习惯, 切实增强党风廉政建设的内生动力。
3.3 维护制度权威
要加大行政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力度, 不断建立健全制度执行的动态监督机制、问责机制。坚持把制度执行情况与党风廉政建设整体布局、协同推进, 切实保证运行制度得到贯彻落实, 树立起运行制度的权威性。
3.4 开展制度评估
大学要淡化行政权力 篇11
要让学校摆脱行政化的桎梏，首先政府应该放权，把办学权力交给校长；其次在学校内部，行政权力应该更多让位于学术权力，通过民主的方式管理学校，强化学术权力。
大学校长、院长应成为荣誉性、服务性的职位，只有德高望重的教育家才可以担任。并且，校长、院長在职期间不应再参与学术领域的评奖、评职称，但可以通过较高的工资待遇进行激励，防止行政权力瓜分学术权力。履行办学职能的大学校长不应简单地由行政部门或领导任命，而应当通过公开竞争或教工推荐的方式，由教授委员会聘任。这样一来，校长就不再是对某个部门、某个人负责，而是对整个学校和教师负责。
大学的去行政化与我国的干部制度改革需要配套进行。中国的干部制度一直是序列化的，一般都是科、副处、正处、副厅、正厅这样一级级升上去的，如果要和政府间人员保持流动，高校就必须有一个参考的级别。一直以来，中国公立高校的校领导都是有行政级别的。
原来本科院校的党委书记与校长是正局（厅）级，近10年来，位列“985高校”的大学成了“副部级大学”，其党委书记和校长成为中央直接管理的副部级干部。1999年，进入“985工程”第一期的高校只有9所，而到2009年，“985高校”已经有65所。某种程度上，副部级大学的出现，也增强了高校领导的官员定位与官员意识，大学校长又基本是上面任命的，这也强化了政府对高校的行政管理。现在高校的评价机构、行政机构可以说都是行政导向的。高校浓厚的行政色彩使原来学术气息浓重的大学校园不可避免会出现学术腐败和教育腐败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高校校长其实是作为官员来提拔和任命的，一些院长、系主任和教授也会在高校和政府机关间调动。如果取消大学的行政级别，可能会使学者教授没有机会进入干部序列。我认为有一种变通的办法，那就是对学术性机构应该给予特权，不要进入序列化过程，走非公务员系列。只要用人单位有一套完善的考评机制，职位要求和考评方式是明确的，这就具有可操作性。大学走行政序列在国外是没有的，有行政级别其实反而限制了很多教授进入行政序列的机会。
怎样才能更好地弱化甚至消灭大学的行政色彩呢？我认为首先应该修改高等教育法，建立起大学的职员制。大学里应该只有少部分职员即管理人员，这些职员是终身制的，这些人应该参照政府管理，有层级管理，有很大的晋级空间，但这种晋升以工资级别为主，不与职位挂钩。其他职员应该都是轮换的。大学里面有很大的一个问题，是行政人员和专业人员界别是比较清晰的。我认为不应该把高校的行政人员和专业人员明显分开，而应该实行轮换。行政领导职务，比如教务长，应该由教授来做，实行任期制，任期结束再回去做教授。行政人员应由民主选举、校长任命。所有类似的岗位都由教授轮换，这样做还能大大地减少高校行政人员的数量，提高行政人员的工作水平。现在高校行政人员太多了，而且行政人员考评压力没有教授的考评压力那么大，因此，在高校，做行政人员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比做教授更具有吸引力。
大学淡化行政权力，与大学行政人员的“去学术化”是相辅相成的。在许多高校中，专职的行政人员也热心于职称，结果行政人员的心思往往不在日常的教育管理工作上，而是想办法写论文，发表著作。所以，我建议，取消高校行政人员评聘职称，取消行政人员工资与职称挂钩，而是采取年功序列制，按照工龄和绩效考核来发放工资与奖金。
同时，建议要求所有大学的行政人员不得参与竞争性的学术活动，不得在担任行政领导期间评聘职称，不得在担任行政领导期间申请各种科学研究的课题和各种学术奖励。一句话，不能够用行政资源去占领和瓜分学术资源，应全心全意为学校和教师服务。
（摘自新华出版社《给中国教育的100条建议》 作者：朱永新）
学术权力与我国高校师资队伍建设 篇12
一、积极提高高校师资队伍的学术水平
高校是一个学术机构, 学术自由、学术民主、学术平等是高校学术权力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伴随着学术权力在高校管理中作用的充分发挥, 高校在师资队伍建设上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广大教师的学术水平。高校教师聘任上岗, 教师职前、职后培训一体化, 鼓励教师开展科研活动, 这些措施的实施使高校内部形成了尊重知识、学术自由、学术活跃, 有利于学术权力发展的良好局面。
1、高校教师聘任上岗, 严把入口
在我国实行计划经济期间, 高校教师都是由上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分配来的, 高校对教师没有人事权力。那时, 高校教师呈现“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的局面。但是随着改革开放之后市场经济的实施, 学术权力在高校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提升, 高校拥有了对教师的人事任免权, 高校教师实行聘任上岗, 对任职水平提出了严格的要求。
2、高校教师职前、职后培训一体化
高校教师肩负着知识创新、培养人才等多重使命, 只有不断提高自身素质、能力、水平才能担当历史重任。随着学术权力在高校地位和作用的提升以及教育终身化思潮的影响, 我国高校师资队伍的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不断提高师资队伍的学术水平, 以适应新形势下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职前培训主要采取新教师岗前培训班的方式。
3、鼓励高校教师开展科研活动
在学术权力提升的背景下, 高校的学术活动得以在民主和谐的氛围下开展, 高校鼓励教师通过从事科学研究活动, 提升自身的学术水平。高校教师的科研活动包括发表学术论文、承担学术课题研究、获得科研经费、获得科研奖励、取得科研成果等内容。
二、大力提高高校师资队伍的教学水平
为了能够调动广大高校一线教师的积极性, 倍加重视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 积极开展高校教师教学评估工作、制定政策积极鼓励教师提高教学水平、鼓励高校教师进行创造性的教学活动。
1、积极开展高校教师教学评估工作
学者和教师是高校学术权力的主体, 随着高校学术权力地位和作用的提升, 从高效的教学管理目标出发, 积极开展高校教师教学评估工作。高校教师的教学工作包括授课情况、对学生学习指导情况 (包括指导学生实验和实习) 、编写教材、获得教学成果奖、主持和参与教改立项等。从“一切为了学生, 为了学生的一切, 为了一切学生”的教育理念出发, 注重提升高校教师教学水平, 高校积极开展教师教学评估工作, 加强提高教师教学基本功, 使他们在实际工作中教学、科研、实践同时兼顾。通过积极开展对高校教师教学工作的评估, 产生了一批具有较高教学水平的教学名师, 保证了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
2、制定政策积极鼓励教师提高教学水平
“作为学术组织的大学, 学术权力在其内部管理权力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教学活动是大学学术管理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教学活动的顺利完成有赖于教师教学水平的提高。
3、鼓励高校教师进行创造性的教学活动
在学术权力提升的背景下, 高校教师的职责和使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重要, 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和教学水平是高校师资队伍建设的主要内容。教学是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的共同活动, 教师的教学活动是运用现代的教育技术和手段, 采取各种切实可行的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愿望的过程。
三、重视提升高校师资队伍的师德水平
1、树立以人为本的师德观
师德, 包括了教师的职业道德、职业精神、思想观念、道德品质等属于意识形态领域的诸多内容。合格的高校教师不但应具有科学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 为祖国高等教育事业无私奉献的敬业精神, 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健康的心理素质, 还要努力拥有新时代所推崇的新思想、新观念及具有时代特点的先进的道德意识。因为学生是教学活动的主体, 从以人为本的师德观出发, 高校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才能充分尊重学生、爱护学生、关心学生、重视学生的发展, 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
2、建立健全了重视师德水平的相关制度
以法规制度的形式明文规定高校教师的师德, 为高校师资队伍的整体素质提高提供了制度保障。对于一所高校来说, 建设高素质的师资队伍是其发展的关键, 而学术权力地位和作用的提升要求高校师资队伍具有较高的师德水平。当前, 为了确保高校教师师德水平的提升, 已建立健全了相应的制度, 如学校师德建设工作条例、师德建设实施细则、教师道德文明规范、教师育人准则、师德公约等。
3、建立学校、社会二者兼顾的师德监督机制
高校学术权力的客体是高校学术事务、学术活动和学术关系。面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情况、新问题, 建立学校、社会监督机制是提高高校学术权力的内在要求。“百年大计, 教育为本。教育大计, 教师为本。”高校师资队伍的师德建设问题是个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诚然, 因受市场经济的负面作用和社会上一些不良风气影响, 部分高校教师思想境界不高, 对高等教育事业缺乏应有的责任感、事业心、职业情感淡漠, 甚至做出违背职业道德、触犯法律等一些与师德相悖的现象。
参考文献
[1]潘懋元主编:《新编高等教育学》[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年版, P1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