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权力（共9篇）
知识权力 篇1
在一个阳光和煦的下午,笔者走进了位于北京西直门北大街的枫蓝国际大厦A座,同北京国立钧成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技术总监鹿毅忠就两岸的知识产权保护的话题交谈起来。
鹿总认为:中国人勤于探索,炎黄子孙不缺少聪明才智,几千年来劳动人民在探索自然的过程中掌握并发现了无数的规律与知识;火药、指南针、活字印刷等发明不仅推动了中国的进步,甚至推动了全世界发展的进程。然而,在自主知识产权的保护上我们却没有与时俱进,无数领先技术被篡改,许多优秀文化被恶意抢注,大量原创技术在痛苦中迷失着自己。如VCD、DVD这些原创技术由于我们没有做好知识产权保护,被别人窃取后反过来却限制我们的发展。我们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无论是原创技术本人对其产权的保护意识,还是相关的法律法规都比西方技术发达国家地区晚的多,这是由于某段封关锁国的历史原因造成的。
台湾的知识产权无论从意识到各项法律法规的建设都比较早,改革开放之前,由于政治的原因,大陆与台湾处于“技术壁垒”,使台湾大批学子涌入美国,由于美国比较完善的法律制度,他们在汲取各种科技知识的同时,也逐渐形成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
由于大陆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法规相对滞后,我们身边曾经出现过产品被仿造、著作被仿冒,科学家呕心沥血为某项技术或发明投入了几年甚至毕生的精力,有些发明与技术还没有实现生产力的转换便被剽窃,令发明家们苦不堪言。
对一个国家来说,国际知识产权的保护更为重要。一种新的技术在形成产业的时候,技术与企业应该是股份的关系,各自发挥优势,就会形成良性循环。我国政府每年也拿出大量的资金进行知识产权的保护,但由于目的性不够明确,把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责任过多的集中在申请人身上,使得保护的力度不够,当一个专利从技术竞争转化为商业竞争,最后发展到法律竞争时,个人的力量就显得很弱小。从这一层面看,大陆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实效性远不如台湾,台研会每年都投入大量的资金为知识产权的商业化和市场化进行保护。
W T O后随着两岸关系的不断改善,打破了“技术壁垒”,两岸经济科技从对抗到合作,技术交流也逐年增强。由于台湾纵深发展不足的特定原因,使得台湾意识到与大陆合作的重要性。大陆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陈云林与台湾海峡基金会董事长江炳坤在重庆签署了“海峡两岸知识产权保护协议”,极大的促进了两岸的技术交流与协作,为切实保障海峡两岸人民的利益,协议明确了合作目标、优先权利、保护品种、审查合作、业界合作、认证服务等诸多方面,进一步从法律的层面为两岸知识产权的保护提供了保障。去年四月,人大常委会在文化产业发展报告中也明确指出:知识产权的作用发挥不充分导致企业创新意识弱,研发制作水平低,内涵深刻、风格独特、形式新颖、技术先进的力作和知名文化品牌少,由于起步晚,加之文化领域的条块分割、场壁垒等原因,我国文化企业“软小松散”问题比较突出。报告还指出:当前文化产业发展中存在政策法规体系不健全、保障不完善等问题。
“海峡两岸知识产权保护协议”以及“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在继承“巴黎公约”的基础上互相承认了“优先权”。这对两岸知识产权的保护进一步从法律的角度提供了保障依据。
台湾“巨型都市”的打造、大陆西部大能源开发等一系列改革措施无疑会相互吸引,技术交流与往来将会达到空前程度。
鹿总最后表示:作为服务机构,我们愿为两岸的技术交流与发展贡献我们的力量,优质服务,打造品牌企业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使专利人获得知识产权保护,让优秀的技术服务于大众,造福于人类,是两岸人民的共同心愿。再也不能让知识产权流失,因为知识产权的流失比国有资产的流失更为触目惊心,我们要警醒,要真正做好这些还需要两岸人民的共同努力。
给知识以市场,授科技以权力。这是人类对自己的尊重,在漫长的人类进程中,人之所以能独立苍穹,进步的知识、先进的科技,优胜劣汰的法则驱动着人的创造力,这种积极的态度被保护,就加速了社会的科技进程,人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其本质是自塑与他塑共同作用的结果,权力的运用在这个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不仅是一次次人性的升华,更是人类自我完善中的又一次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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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保护有哪些途径？
行政保护途径。(l)专利权的行政保护:主管机关为国家知识产权局和地方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对专利纠纷进行行政调处。专利纠纷主要包括:专利侵权纠纷、专利权属纠纷等。知识产权管理机关受理专利纠纷案件的条件如下:调处请求人必须是与纠纷和争议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有明确的被请求人;有具体要求和事实依据;属于知识产权管理机关管辖范围和受案范围;当事人尚未向人民法院起诉。(2)商标权的行政保护:主管机关为侵权行为地的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对侵犯商标权的行为进行行政处罚。(3)著作权的行政保护:主管机关为国家版权局和地方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对侵犯著作权的行为进行行政处罚。
司法保护途径。(1)管辖权的确定:因案件性质不同,分别由具有管辖权的法院及侵权行为地人民法院或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2)提起知识产权侵权诉讼应满足的条件: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明确的被告;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
知识权力 篇2
1、政府依法行政
(1)依法行政的含义：政府及其公务人员的权力由法律授权，行使行政权力必须依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
(2)政府依法行政的必要性：
①政府依法行政是贯彻依法治国方略、提高行政管理水平的要求。
②是政府坚持对人民负责原则的要求。
(2)政府依法行政的具体要求
①合法行政：政府实施行政管理时，必须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
②合理行政：政府实行行政管理时，要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
③程序正当：除涉及国家机密或依法受保护的商业机密，政府应该公开
④高效便民：政府要履行法定职责，提高办事效率提供优质服务。
⑤诚实守信：政府公布的信息应该全面、准确、真实、政府的承诺要兑现。
⑥权责统一：政府依法履行职责时，应该依法承担法律责任，实现权力和责任的统一。
(3)政府依法行政的意义：
①有利于保障人民群众的权利和自由。
②有利于加强廉政建设，保证政府及其公职人员不变质，增强政府的权威。
③有利于防止行政权力的缺失和滥用，提高行政管理水平。
④有利于带动全社会尊重法律、遵守法律、维护法律，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
2、审慎行使权力，科学民主决策
(1)政府提高依法行政水平的基本要求：
①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以严格规范行政执法行为。
②建立权责明确的执法体制，促使行政权力授予有据，行使有规、监督有效。
③加强行政执法队伍的建设，促进严格执法、公正执法和文明执法，提高执法能力和水平。
④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努力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
(2)政府提高依法行政水平坚持科学民主决策应当坚持的原则：
①依照法律程序的原则
②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③尊重少数的原则。
二、权力的行使：需要监督
1、对政府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的意义
(1)对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的意义：
①防止政府滥用权力
②保证政府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2)有效制约和监督权力的关键：
①关键：建立和健全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
②怎样建立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
A.一靠民主：
发挥人民民主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切实保障公民的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B.二是靠法律：
使政府的决策、执法和执法检查都按照法律行使，这就要实现国家政治生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使掌权者行事有可遵循的统一规范，确保权力按照法律行使。
(3)我国的行政监督体系
①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监督②中国共产党的监督
③人民政协的民主监督④新闻舆论的监督⑤社会与公众的监督
⑥司法机关的监督⑦政府系统内部的监督等形式。
(4)政府接受监督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①政府接受监督是坚持依法行政，做好工作的必要保证。
②政府接受监督，才能提高行政水平和工作效率，减少和防止工作失误。
③防止滥用权力，防止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等腐败行为。
④才能更好地合民意，集民智，聚民心，做出正确的决策，做到权为民用。从而建立一个对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的政府。
2、为阳光工程喝彩
(1)政府阳光工程的含义：政府建立政务信息公开制度被称为阳光工程
(2)政府阳光工程是政府自觉接受人民监督的法治政府的表现，说明政府的群众意识和服务意识在增强。
(3)政府实施阳光工程(或政府建立政务信息公开制度)的意义：
①有利于增强政府工作的透明度。
②便于群众对政府工作的监督。
③有利于群众维护自己合法权益。
④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
三、政府的权威从何而来
1.政府权威的含义：政府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过程中形成的得到人民认同的威望和影响力。
2.政府威望的决定因素：国家性质
3.有权威的政府的特点：
(1)必定是依法行政的政府，它会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从而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2)必定是廉洁、高效、团结合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它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有较高的信誉。
(3)必定是富有威望和影响力的政府，它得到人民群众的自觉认可和拥护，有令必行，有禁则止。
(4)对社会经济发展、政治文明、文化繁荣都会有促进作用。
4.政府的管理是否被人民自觉认可和服从，是区别有权威与无权威政府的根本标志。
5.政府怎样才能树立自己的权威：
(1)政府及其公职人员要树立良好的道德形象。
(2)政府要依法行政。
(3)政府要切实履行有效管理社会、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的职能，树立起高效、廉洁和负责任的政府形象，
后现代知识权力理论反思 篇3
[关键词]知识权力；权力意志；话语权力
[中图分类号]B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6）02-0079-06
尼采被认为是“后现代之父”，他对于一切的怀疑论是后现代哲学的奠基理论。“尼采标志着一个开端，由此当代哲学才能开始重新思考。他毫无疑问将继续长期支配当代哲学的发展。”[1]353-35419世纪末，尼采以其卓越的勇气和胆识宣告了“上帝之死”；20世纪60年代，福柯以其犀利和敏锐预言了“人之死”。 德勒兹认为：“福柯与尼采有三个主要交汇点。其一是关于力量的观念。福柯的权力，如同尼采的权力，并非归结为暴力，也就是说，并非归结为力量与生命或客体的关系，而是归结为力量与它所影响的乃至影响它的其他力量（激励、引出、促成、诱发等情感）的关系。其二是力量与形式的关系：一切形式皆是力量的复合。……这更是福柯关于人的消亡的全部主题，是他与尼采的超人的联系。”[2]133
一、作为真理的谎言—权力瓦解知识
基督教作为一种信仰，主宰着欧洲人的心灵。在基督教中，上帝是全知全能的神，是至善，是价值评判的依据；人作为上帝的造物，从始祖那里继承了原罪，因而人需要不断地忏悔赎罪；人对上帝，只能无条件地服从，而不可怀疑、违抗。在《快乐的科学》一书中，尼采让一个疯子宣告了上帝的死亡：“上帝死了！上帝真的死了！是我们把他杀了！”
尼采否认了基督教的上帝，也摧毁了相应的天国、原罪、拯救等陈腐观念。更重要的是，他揭示出人类道德、真理、科学背后的心理阴暗和狂妄自大。尼采通过论证知识的起源，得出了“知识的虚假性”“科学是伪善的”这样的结论。如果说“上帝”这一形象来源于中世纪的人为的“创造”，那么知识就是一种经过了历史积淀的“谬误”，而科学则是人类妄自尊大所设置的一个“幻觉”。在尼采看来，“知识的力量不在于真实的程度，而在于知识的古老，被人接受的程度，以及他作为生存条件的特性。”[3]知识并非一定是正确的，而是在更大程度上，这种出于人的本性而造成的错误意识长期被证明是有益的，有助于保持人的本性。这些错误的信条被世代相传，最终成了人性的基本要素，诸如我们以概念来限定事物的种类和姿态。“一切知识都来源于分离、界定和限制。关于整体的绝对知识是不存在的。”[4]60而为了保持这种认识是客观的、正确的，人不惜一切地将这些错误的信条原则化，反而对自己所处的真实世界熟视无睹，或者干脆用双手捂起双眼。这些信条形成了人的判断和信念，于是“真实”和“谎言”就在一个错误的基础上形成了基本的评判原则，而将这个原则投诸事物的评判时，斗争与权力的欲念也便产生了。“知识为人类开辟了一条美妙的穷途末路”[4]66。
同样，真理作为知识判断的产物也建立在这一错误的信念基础之上，然而真理却是更能体现权力的舞台。从古希腊以来，哲学家与神学家一直在争夺掌握真理的权力，真理又成为另一种信念，一种以科学的挂念为前提的对幻觉虔诚的信仰，“是我们已经忘掉其为幻想的幻想，是用旧了的耗尽了感觉力量的隐喻，使磨光了压花现在不再被当作硬币而只被当作金属的硬币。”[5]106在这里，真理不过是一种通过拟人化、转喻、隐喻化了的人类的关系。它们在长期被使用之后，逐渐成了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长期习用的并具有约束力和信条化的理念。于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真理就失去了它的客观性、永久性、普适性，这便是尼采的“视角主义”。
首先，从思维的载体—语言来说，“各种不同语言的共存表明，对于语词来说，从来就没有什么真理问题，从来就没有什么正确表述问题，否则就不会有如此之多的语言了。”[4]105既然表述的语言并不存在着同一性，那么真理的同一性也就被消解了，不同的语言所创造的世界也是不尽相同的，自然其创造的信念标准也大相径庭，当我们说桌子、书、颜色这些我们自以为知道的事物时，实际上我们所拥有的不过只是这个事物的一个表象，一个视角下的表象而已，概念的形成是摒弃了事物所有的保持其个性、差别之后剩余的那部分的总和，由此，概念也将自己边缘化为事物的一个侧面。
其次，“自然把人置于纯粹的幻想之中，使人适得其所。他看到形式感受到刺激但不是真理。他把神一样的人幻想和想象为自然。人通过两种性质的无意配置而偶然地成了一个认识存在，他早晚有一天会不再存在，而当他消失以后，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4]87古希腊人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这是一种科学的思想。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切的科学自然规律不过是一堆以人为视角的拟人关系。科学的信念从何而来呢？尼采对于科学的考察源自古希腊的哲学，这个时期哲学掌握着科学的权力，他将哲学与占星术相对比，发现两者有些相似，即两者都是将人作为世界进化的最高等级，世界的命运是与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而全部的科学便从这种哲学认识中得到了信念的基础。尼采说：“人类首先罢黜宗教，然后罢黜科学。”[4]58从尼采的“视角主义”知识论出发，任何的知识都被罢黜，因为世界上根本没有知识这种东西，因此也就无须认识论，也不可能有永恒的、客观的视角存在，人类永远无法认识真正的世界，那么“真理”“科学”不过只是一个名词术语而已，包括宗教在内，都是一种“诠释”，而非认识。
“有各式各样的眼睛。……因此就有各式各样的真理。因此，也就没有什么真理。”[5]610尼采把知识、真理、科学拉下了客观、普遍的圣坛，打破了启蒙运动以来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知识”“科学”“真理”的信念，破除了基督教的管制，打开了哲学的新局面。
二、权力意志—知识的起源
在解除了知识的管制之后，尼采开始思索知识究竟从何而来，既然他由人的幻觉制造并服务于人的利益，那么人的幻觉又是在何种情况下才能迸发对知识的制造呢？他的观点是：“我们声称自己所拥有的知识总是取决于我们的利益和兴趣所在。”[6]换句话说，是“权力意志”创造了我们的“知识意志”。“权力意志”（will to power）是尼采的核心思想之一，他是将物理学中的“力”与哲学相联系，“即贪得无厌的要求显示权力，或者，作为创造性地本能来运用、行使权力。”[5]154在尼采的考察中，“权力意志”是创造世界的最初力量，世界什么都不是，世界就是权力意志，无论是上帝，还是生命，“其中没有价值的顶点，而有权力的顶点。”[5]286因此，一切生命都处在权力的斗争中，我们必须从权力的角度来认识世界，一切人所看到的现象，都可以还原为扩展权力的企图，权力意志就是让我们“相信某物是这样的”，与此同时，“相信某物不是这样的”便被权力意志排除在外，因此，权力意志就是一种排他性的意志，通过对他者的否定来证实自我的存在，尼采认为，个人主义就是“权力意志”的一个形式，因为，在个人看来，他已经从国家权力和教会权力下解脱了出来，他通过与整体的对立去夺取所需，因此，“个人主义是权力意志的起码阶段”[5]339，个体的欲求只能通过排斥他者的欲求才能实现。权力意志意味着压制，一切人类的信念和价值总是压制着其他可能性的结果，而这个压制本身却被掩盖了，譬如启蒙运动，尼采将其看作是一种使人变得更无主见、更无意志的必要手段，在启蒙的“进步”这个幌子压制之下，人变得更为卑贱，也更顺从统治。而这与基督教宣扬的“幸福观”在本质上是相同的。权力意志同时也意味着创造，创造更多的“压制”，因此，知识和真理是那些战胜了敌对思想的胜利者，而非是面向真实世界的“真理”。于是，“世界的价值就在于我们的解释”“人们不可以问：‘到底由谁来解释？而是要问解释本身。它是权力意志的一种形式，它有生命，生命就是冲动。”[5]205.191-192
之所以将尼采称为“后现代之父”，是因为现代与后现代，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有鲜明的差异，一个最显著的区分标准就是对待“元叙事”的态度，用利奥塔的话来讲，“简化到极点，我们可以把对元叙事的怀疑看作是‘后现代”[7]。尼采对上帝这一最大的元叙事做了证伪之后，道德、真理、科学、理性、国家统统丧失了自明的合法性。他们不仅不能作为评判的依据，而且它们自身的可靠性也必须受到质疑。他将一个有意识的，能够使用一种具有稳定意义的语言进行思考的主体的存在表示怀疑，而唯一靠得住的真理就是永恒的“权力意志”，其中，权力是所有哲学话语的核心。
三、走向话语的权力—从尼采到福柯
尼采使得福柯能够完全站在传统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基础上，以新的方式思考权力和个人。但福柯又并非是尼采的传声筒，他进一步将知识、真理、道德与权力相连。因为福柯认为，“对于像尼采这样的思想，最合适的表示敬意的办法恰恰就是去使用它、改造它，让它发出痛苦的呻吟和抗议。如果评论家们说我没有忠实于尼采，我绝对会对他们不屑一顾。”[8]
福柯以对主体的考古学研究（话语分析）和谱系学研究（权力分析），既消解了主体，也宣布了“人”的终结。他通过对“人”这一哲学概念的产生与消失的谱系学考察，大声地宣布了“人的死亡”，而这是围绕着语言展开的。古典时期“语言在知识的关系中占据了根本位置：只有通过语言中介，世界上的事物才能被认识。”[1]29619世纪语言与表象分离，语言产生了分化（to disperse），这次分化福柯称之为“降级（demotion）”：语言与其他事物一起成为知识客体。语言的分化也造成“人”的出现和人文科学的诞生：“人”作为一种维系力量和知识主体出现了。但是，语言总要由差异、分化回归自身，由客体和工具回归思想领域。这一任务由尼采首先提了出来。随着语言的复归统一，作为知识保障和价值源泉的“人”将不复存在，因此，“人”的知识也将不复存在，语言重新掌握认识的权力。这其中就包括对真理的解读。
1986年德勒兹在与克莱尔·帕内的谈话中指出，“福柯与尼采的根本联系在于对真理的批判：什么是必须以‘正确的推理为前提的真理的‘意志？这种推理只能掩盖些什么？换言之，真理并不是必须建筑在发现真理的方法之上，而是必须建筑在欲求真理的手段、程序和进程之上。我们总是掌握着与我们相应的、与知识的手段（尤其是语言的手段）相应的、与权力的程序相应的、与我们主观化或个人化的进程相应的真理。”[2]132
在福柯看来，尼采第一个真正讨论真理问题，把真理看作一组与权力关系交织在一起的话语规则，认为真理产生于复杂的社会—政治的制度体制，从而否认了真理就是被给定的传统说法。尼采把知识和思想的形成看作“权力意志”的体现，认为知识起着权力工具的作用，权力并非实体，而是一些关系：吸引和排斥关系、统治和服从关系、强迫和接受关系。
同样，福柯认为“真理无疑也是一种权力”，而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在我们的社会中，真理是如何被赋予价值，以至于把我们置于它的绝对控制之下的”。在福柯看来，所谓真理的“真理性”是由权力赋予的，而权力并非由某些所谓特权阶层所决定和实施的，而是存在于一个由整个社会群体所共同制造的连贯的运作过程，“谁实施权力”不可能与“权力是如何发生”这样的问题割裂开来解决，研究权力就是要“研究权力的策略、网络、机制和所有这些策略赖以实施并被迫使其得到实施的手段”，而这个手段，主要便是“话语”的运作。“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完全是被话语所标示、与话语相交织”，那么归根结底，所谓真理是由话语运作和制造出来的。因此，话语理论的地位在福柯的考古学方法中十分重要。福柯在扬弃连续性主题的基础上，否定传统分类单位如“书”“作品”“作者”等，而代之以话语描述。话语描述不同于语言分析：前者是关于话语如何出现的思考，后者注重规律、系统；话语描述不同于思想史：思想史要在话语表层之下搜寻深层意义，而话语分析关注话语自身（话语的存在条件、极限）。至于话语与主体的关系，福柯并不将话语归属于主体，而是认为主体仅仅作为话语的表述功能而存在。话语不是指向人的意识层次，而是人的无意识层次；不是关心“谁在说话”，而是提出一个极端的口号“作者死了”。其实，这句话的真正意思是：谁在说话又有什么关系呢？当然，福柯并非要否定作者的存在及其独创性，相反地，他十分推崇能够开创新的话语规则的作者。
在福柯那里，话语是一种实践活动，在书写、阅读和交换中展开。在他看来，任何社会中，话语的生产，都会按照一定的程序而被控制、选择、组织和再传播。其中隐藏着复杂的权力关系。任何话语都是权力关系运作的产物，性话语、法律话语、人文知识乃至医学和其他自然科学都是如此。而历史正是在话语中展开来的，也是话语自身的实践书写了历史，因此，福柯对于话语权力的分析是通过他对“知识史”的考古式的研究而得出的结论。他把知识还原为话语。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以谱系学方法分析了“知识主体”与权力的关系。
福柯逐渐克服从话语层面来理解知识，而是看到知识与权力的关系。培根说过一句话：“知识就是力量”，福柯却指出了事情的另一面：知识与权力相关。福柯在谈知识-权力的时候，往往指的是人文和社会学科的知识而非自然科学的知识。比如，他列举的往往是精神病学的知识、监狱的知识、癫狂的知识、性的知识等，在考察了监狱的诞生后，围绕着司法程序中精神病学和心理分析的涉入，福柯得出结论：权力在扩散、渗透，产生了一系列自封为“科学”的知识。他激烈地攻击将知识与权力截然二分的传统看法，他有一段名言：“权力制造知识；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9]29需要注意的是，福柯并没有通常意义上的权力理论。他注意的是细节上的、具体的权力运作，他称之为“微观物理学”。
福柯的“微观权力”往往与规训相关，不再是惩罚。这是一种更隐蔽更普遍的权力关系。福柯意义上的权力不是君主权力，也不是某个阶级、团体、党派对另一阶级、团体、党派施加的暴力，而是涉及众多方面的关系网络，它广泛存在于工厂、学校、家庭等。对此，人们并非毫无察觉，只是不愿承认或不敢正视。福柯批评了下面的权力观：权力是被占有的；权力是以镇压（压抑）的方式实施的；权力是自上而下的。他提出了相反的权力观点：首先，“微观权力”不应被看作是一种所有权，他不是被占有的，而是被行使的权力；其次，权力不是固定的，或者说不只是压抑的，而是在运用过程中得以传播、扩散；权力不仅是自上而下的，不仅是集中于某些机构或阶级，而是有无数的作用点，“每一点都有可能发生冲突、斗争，甚至发生暂时的权力关系的颠倒”[9]29。
他认为，没有人能够完全拥有权力，没有人能够站在权力的对面观察、分析、清除它，甚至知识分子也是权力的一部分。福柯曾经以圆形监狱为例说明权力怎样深入犯人的肉体乃至无意识：犯人由于不知道是否被监视、被谁监视，至于谁在行使权力就无关紧要了。推而广之，如果我们的意识、无意识乃至肉体都留下权力作用的痕迹，而我们浑然不觉，那么福柯对权力的揭示就非常重要了。福柯一再指出，权力不仅压抑，而且制造。传统的监禁通过惩罚来达到目的，会使得罪犯产生逆反心理，给社会增加新的不稳定因素。实施“监狱体制”的社会表面上看来更文明、更人道，实际上更可怕，因为它使得权力自动实施：长久地被规训，使得权力自动实施，使得人们成为自己的看守。这样，社会不必以暴力来对付异类，而是从根本上取消了异类出现的可能性。
四、话语权力理论的产生—谱系学研究的新发现
福柯运用了尼采的“眼光”，尼采在《论道德的谱系》一书中，对“道德”一词做了谱系学的梳理：根本不存在一个客观的、公正的道德标准，只有对道德的不同解释，谱系学家自己的道德观也只不过是众多解释中的一种而已。福柯曾说，他不评论尼采，他只运用尼采的方法。在《尼采、谱系学、历史》一文中，他指出谱系学研究是一项“……文献工作，它处理各种凌乱、残缺、几经转写的古旧书稿。”[10]146“谱系学要求细节知识，要求大量堆砌的材料……它反对理想意义和无限目的论的元历史展开，它反对有关起源的研究。”[10]146-147可见福柯一方面继承了谱系学研究的基本特征，即注重细节研究，同时也在“反对追溯起源”问题上与尼采保持一致。另一方面，福柯特别指出，历史充满断层和裂缝，谱系学不是要重建连续性，而是要记录这些断层和裂缝。
（一）话语历史的权力分析
福柯认为能还原历史本来面目的恰当方法便是对话语历史做非起源的、非连续性的、个体化的、具体的和实证的考古学描述。“连续的历史是一个关联体，它对于主体的奠基功能是必不可少的：这个主体保证把历史漏掉的一切归还给历史……，将历史分析变成连续的话语，把人类的意识变成每一个变化和每一种实践的原主体，这是同一思维系统的两个方面。”[11]在连续的历史观中，主体将所有历史事件划入一个假想的意义整体，从而确保意识在历史中的稳固地位。他认为历史不说我们什么，而说我们正在与什么不同，历史不是建立同一性，而是驱散同一性，以利于与我们不同者。历史是将我们与自身分离的东西，是我们要考虑自身而必须跨越和穿越的东西。正如保尔·韦诺所说，与时间和永恒相对立的，是实在。
在福柯看来，传统观念史之所以不能还历史的本来面目，是因为它患有严重的恐话语症。西方文明表面上最尊重话语了，但福柯却认为在这个明显的亲话语症（logophilie）下面隐藏着一种深远的恐话语症（logophobie），即对话语的无序和间断表示出的恐惧。萨特就是恐话语症的代表者之一。福柯欣赏尼采所提倡的真实的历史，真实的历史并不信任任何绝对的、超历史的东西，而是依据历史事件最独特的特征、最敏锐的表现形式来探讨历史事件。深受尼采的启发，福柯也认为权力、知识和真理之间存在着关联。他发现“权力已经给知识的维度画出一个不可缩减的第二维，尽管两者都构成了一些无法具体分割的混合体；但是知识是由形式构成的，是可见、可言，总之，是档案，而权力是由力量、力量关系构成的，是曲线图。”[2]106其实，在福柯的著述中，pouvoir一词应该是“力量”（forces）、力量关系的意思，而不是指政治权力。但在当前的汉语界，“权力”译法似乎已是约定俗成的了。论文《尼采、谱系学、历史》赋予德语词汇Entstehung以非起源的特征，挖掘出其谱系学的含义：它有“涌现”的意思，“涌现总是产生于某种力量状态之中。对涌现所做的分析应该揭示出力量的游戏、力量相互间斗争的方式、力量与逆境展开的斗争、力量（通过自我分化）为避免退化并在自己衰弱的基础上获得新生而做出的努力”[10]149。“涌现”是诸力量的出场，是诸力量的涌入，诸力量一跃而从后台跳到前台，无不充满着青春和活力。福柯还把涌现看作强弱两种能量相互较量和对抗的场所。因此，所涌现出的必然是诸力量斗争的一个平台。因此，福柯从由知识创造的原始概念过渡到了由权力创造的新概念，以实现从知识向权力的过渡，从而对尼采做出了某些更正。
（二）话语权力生成机制
福柯在《性意识史》第一卷中，通过对“性”一词做语言学的考古学分析，从而对资本主义当代文明中的“压抑假设”提出质疑。福柯面对层层叠叠抱怨“性压抑”的话语，针锋相对地指出，这类抱怨和压抑假设一样，不外是权力机制的一部分。西方当代文明鼓励人们谈论性：医学将所有“性反常”纳入精神病学研究范围；国家将公民的性纳入生产方式；父母密切关注孩子的好奇与早熟。性被视为通向真理的密码，其中弗洛伊德功不可没。人们被告知：通过性，他就可以发现真正的自我。然而这个“本我”是否就是我们所追寻的那个“我”？还是我们当代文明话语的一个陷阱。福柯指出，当代文明绝非制造着性压抑，而是制造了各式机构来强化性、鼓励性，从而将人们置于一个透明玻璃罩内达到统治的目的。“……我们的文明需要并且组织了一个庞大的、喋喋不休地制造与性有关的话语的机器。”[12]这台机器产生了大量关于性的话语：它只因人们在性中实现自己、表达自己。而“性”在这里并不是一个生理概念，而是一个历史现象（如同“人”的概念一样），在性话语的包围中，人们完全可以引入福柯式的疑问：“谁在说话？”是真正地自己在说话吗，还是在权力的陷阱中越陷越深？
福柯不同意将性本能作为人类根深蒂固的内在驱动力：内在驱动力理论恰好将自由个体纳入忏悔-分析-治疗的圈套中。他不再拥有创造自己的快乐，他必须压抑内心的欲望魔鬼；他对医生说出心中的秘密，不再把自己当作一个正常的人；他成为科学分析的对象，不再自己引导自己。因此，福柯根本不会把个体的解放乃至人类的解放寄托于生命本能的改造与释放。福柯既然认定性不过是一种话语的产物，那么“性压抑”的假设和“性解放”的神话都将成为过去，正如“人”作为话语的产物，会被语言分析的锯齿解剖开来一样。
康德在著名的短文《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中指出，我们不需要监护人、牧师、学者代替我们思考和抉择，我们更应该自己去思考和抉择。福柯则提出了“无资格代言”的口号，他分析了19世纪末，随着人文科学的出现，社会对个人“规范化”的程度加深，所以个体保持独立性也更为艰难。学校、公司、政府机关、家庭无一不受“规范化”秩序的影响，这些规训式的个体形式构成了一个“监狱体制”的社会。因此诸如“没有人能够否认……”“大家都会承认……”等类似的代言性质的语言形式便大量出现，医生不再以医生的角度发表意见，而是以患者的角度来说话，任何人的“越界代言”行为都会作为普遍意义、普遍价值的形式出现，而这同时意味着编制了一个巨大的谎言。福柯认为，知识分子已不再具有普遍性，他们不再以普遍价值的名义说话，而是以自己的资格和地位的名义说话。权力被划定在知识的第二维中，而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人们应该反思，怎样学会说，自己是“被压抑的”。
总之，福柯在探讨主体“被构成”的方式时认识到，权力不仅深入意识，而且深入肉体。权力不仅控制人们的政治生活，而且制约人们的日常生活。因此，他提出获得解放的方式，就只能是反抗权力的控制。福柯通过对话语的梳理，将知识与权力离析，从而发现了当今文明社会中所谓的“文明”“科学”不过是权力的另一种表现而已，人的“主体”并没有能动性，而是在各种权力网中“被构成”。这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看问题的全新方法，对后来的思想家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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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权力 篇4
关键词：知识链,权力结构,合作契约
知识链的概念最早由C. W. Holsapple和M Singh[]提出,他们认为企业的知识链活动包括知识选择、知识获取、知识生成、知识外化、知识内化以及领导、合作、控制和测度等活动。
早期对知识链的研究集中在企业内部,关于组织内部知识链的主要研究成果有: ( 1) 将知识链管理视为组织 ( 企业) 知识管理的一部分。日本的Hiroshi Hatakama和Takao Terano提出两个反映组织中知识共享的模型———知识链模型和分布式决策与学习模型,提出了知识链管理的特征,模拟了知识共享与知识产出的关系。徐忠兰认为,企业知识链是企业对知识掌握、运用、管理、创新,并根据企业内外部环境之间、企业内外各组织之间等现实情况,及时采取适当行动的竞争能力。 ( 2) 构建了知识链的概念模型。C. W. Holsapple和M. Singh从组织内的知识与组织核心竞争能力的关系出发,在迈克尔·波特 ( Michael Porter)“价值链 ( Value Chain) ” 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系统的知识链模型。 Tim Powell提出了知识价值链模型 ( Knowledge Value Chain) ,并运用模型诊断知识开发和应用过程中的一般问题。刘冀生和吴金希对C. W. Holsapple和M. Singh的模型进行了修正。认为企业知识管理的重点在于企业知识链管理,知识链的管理过程,就是核心能力的识别、培育、转换的过程。 ( 3) 提出了知识链优化方法。TKCI ( The Knowledge Company, Inc,) 提出了企业内部知识链最优化方法,通过优化个体知识和信息流,提升组织的价值链。
后来也有大量文献研究企业组织之间的知识链, 关于组织之间知识流动和知识共享的研究主要有: ( 1) 有关组织之间的知识流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 OECD) 强调创新系统的顺利运作有赖于企业、 大学和科研院所之间的知识流动。方凌云研究企业之间的4种知识流动的方式及其相应的测度方法。 ( 2) 有关组织之间的知识共享。Hamish McRae认为,硅谷的成功归功于企业间频繁的知识共享,“不仅仅是因为人们与合作伙伴共享知识,同时也与竞争对手共享知识”。
在组织之间知识流动研究的基础上,我国学者开始研究组织之间的知识流动所形成的知识链。关于组织之间知识链的研究主要有: 常荔、邹珊刚和李顺才在分析知识链的内涵、特征和两个维度的基础上认为,知识链是 “基于知识流在不同市场主体间的转移与扩散而实现知识的集成、整合与创新的具有价值增值功能的网链结构模式”。顾新、郭耀煌和李久平界定了不同创新组织在知识流动过程中所形成的知识链,分析了知识链中的社会资本及其影响因素,探讨了社会资本在知识链中的作用,认为组织之间的知识链就是以企业为创新的核心主体, 以实现知识共享和知识创造为目的,通过知识在参与创新活动的不同组织之间流动而形成的链式结构[2,3,4],由拥有不同知识资源的组织构成,包括: 核心企业 ( 盟主) 、大学、科研院所、供应商、经销商、客户甚至竞争对手[2]。它是企业和供应商、 经销商等所形成的合作关系。在知识链组织之间的合作过程中,核心企业和代理组织都可能根据自己的主导优势选择决策变量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这种主导优势可称为 “权力”[3]。本文从广义上理解权力,认为权力是某些人对他人产生预期效果的能力,权力结构是指权力在各权力主体之间的分布状况或排列组合方式,其核心是各权力主体所拥有的权力之比。例如,如果知识链的核心企业邀请某一代理组织对产品的某个零部件进行研发创新,自身负责整装及产品销售。如果核心企业是权力的主导者,它可能首先选择使自身利润最大化的边际利润,再按照代理组织的反应函数付给代理组织报酬。 如果代理组织是权力的主导者,它可能首先选择使自身利润最大化的报酬支付,核心企业再按照反应函数确定其边际利润。知识链的不同权力结构对于组织之间的合作契约设计有不同的影响,然而,在已有研究知识链的文献中,均没有文献注意到权力结构差异对知识链组织合作契约的影响,因此本文的研究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1模型假设和建立
假如某条知识链由一个代理组织和一个核心企业构成,在知识链组织的合作过程中,代理组织负责对产品的某个零部件进行开发创新,核心企业负责整装及产品销售,核心企业给予代理组织一定的报酬。以核心企业为中间点,知识链由零部件的研发创新到产品出售可看作一个两次交易的过程,这个过程如图1所示。
假设知识链组织在合作过程中,核心企业与代理组织签订契约,当代理组织对零部件创新成功后, 按照产品的实际销售情况付给报酬,每销售一单位产品付给的报酬为r[8]。此外,核心企业所要求的边际利润为m,对产品销售定价为:
该产品的需求反应函数为核心企业的收益函数为:
代理组织在零部件创新过程中,除了获得核心企业给予的报酬外,还可获得一定的技术能力增长, 由于学习经济效应,代理组织所获得的技术能力收益随着产品生产数量 ( 假定生产数量等于销售数量) 的增加而增加,假如单位产品所能获得的技术能力增长收益为 γ[9]。同时,产品的市场需求量与代理组织付出的创新成本相关,代理组织付出的零部件的创新成本越高,市场需求量越高,核心企业的销售量越多。假设每增加一单位市场需求量,代理组织要付出创新成本c。则代理组织的收益函数为:
2核心企业主导的权力结构
当核心企业具有主导地位时,核心企业首先选择使自身利润最大化的边际利润,再按照代理组织的反应函数付给代理组织报酬[10]。因此,由于核心企业的边际利润固定,所以代理组织在式 ( 3) 中要选择使自身利润最大化的报酬,故在式 ( 3) 中对r求导可得[11]:
在式 ( 4 ) 中令可求得代理组织的反应函数为:
把式 ( 5) 代入式 ( 2) 可得:
令即可求得核心企业所要求的最优边际利润为:
由式 ( 7) 可知,代理组织所获得的技术能力增长收益越高,核心企业的最优边际利润越高; 代理组织在零部件创新过程中的边际成本越低,核心企业所获得的最优边际利润越高。这是因为,代理组织所获得的技术能力增长收益越高,创新的边际成本越低,对核心企业所要求的报酬支付可以更低, 从而增大了核心企业的利润空间。
命题1. 在核心企业主导的权力结构[12]情形下, 核心企业的最优边际利润与代理组织创新的边际成本负相关,与代理组织创新所获得的技术能力增长收益正相关。
把式 ( 7) 代入式 ( 5) ,可求得代理组织在契约中所要求的最优报酬为:
由式 ( 8) 可知,代理组织在零部件创新过程中的边际成本越高,在契约中所要求的单位产品的报酬越高; 代理组织所获得的技术能力增长收益越低,契约中所要求的报酬越高。这是因为代理组织在创新过程中的边际成本越高,所获得的技术能力增长收益越低,越需要较高的报酬以补偿其付出的努力成本。
命题2. 在核心企业主导的权力结构情形下,代理组织在创新过程中所要求的单位创新产品的报酬与创新的边际成本正相关,与创新所获得的技术能力增长收益负相关。
3代理组织主导的权力结构
如果代理组织对于零部件的创新非常重要并具有主导地位[13],代理组织首先选择使自身利润最大化的报酬支付,核心企业再按照反应函数确定其边际利润。首先假定代理组织所要求的报酬支付确定, 在式 ( 2) 中对边际利润求导可得:
令可求得核心企业利润最大化的边际利润为:
由式 ( 10) 可知,代理组织所要求的单位产品的报酬支付越高,核心企业的最优边际利润越低, 这是因为代理组织的报酬支付会侵蚀核心企业的利润空间。
把式 ( 10) 代入式 ( 3) 可得:
为了求得代理组织所要求的最优单位产品的报酬支付,在式 ( 11) 中对r求导可得:
在式 ( 12 ) 中令可求得代理组织所要求的最优单位产品的报酬支付为:
由式 ( 13) 可知,代理组织在创新过程中所付出的单位创新产品的成本越低,所要求的最优报酬支付越低,这是因为较低的创新成本不需要太高的报酬支付补偿; 代理组织在创新过程中所获得的技术能力增长越高,所要求的报酬支付越低,这是因为较高的技术能力增长收益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补偿代理组织所付出的创新成本。
命题3. 在代理组织主导的权力结构[14]情形下, 代理组织在创新过程中所要求的单位创新产品的报酬支付与创新的边际成本正相关,与创新所获得的技术能力增长收益负相关。
把式 ( 13) 代入式 ( 10) 可得核心企业所要求的最优边际利润为:
由式 ( 14) 可知,代理组织所获得的技术能力增长收益越高,核心企业的最优边际利润越高; 代理组织在零部件创新过程中的边际成本越低,核心企业所获得的最优边际利润越高。这是因为,代理组织所获得的技术能力增长收益越高,创新的边际成本越低,对核心企业所要求的报酬支付可以更低, 从而增大了核心企业的利润空间。
命题4. 在代理组织主导的权力结构情形下,核心企业的最优边际利润与代理组织创新的边际成本负相关,与代理组织创新所获得的技术能力增长收益正相关。
比较式 ( 13) 与 ( 8) ,( 14) 与式 ( 7) ,由于
观察式 ( 15 ) 与式 ( 16 ) , 当时,当由此可以发现,如果a/b的值一定,当代理组织的单位产品的创新成本与技术能力增长收益的差值较小时,代理组织在自身主导的权力结构情形下所要求的单位产品的报酬支付比核心企业主导情形高,核心企业在代理组织主导的权力结构情形下所获得的边际利润比核心企业主导情形低; 当代理组织的单位产品的创新成本与技术能力增长收益的差值较大时,代理组织在自身主导的权力结构情形下所要求的单位产品的报酬支付比核心企业主导情形低,核心企业在代理组织主导的权力结构情形下所获得的边际利润比核心企业主导情形高。这是因为代理组织的单位产品的创新成本与技术能力增长的收益的差值是代理组织创新能力的一个指示灯[15],差值越小,表示代理组织创新能力越强,在契约制定过程中越具有较强的讨价还价能力,越有能力要求更高的报酬支付,而代理组织所要求的单位产品的报酬支付在一定程度上会抵消核心企业的边际利润。
4结论及管理意义
通过以上对不同权力结构情形下契约的分析比较,可以得到如下结论及管理启示:
( 1) 无论是核心企业主导的权力结构还是代理组织主导的权力结构,代理组织在创新过程中所要求的单位创新产品的报酬支付与创新的边际成本正相关,与创新所获得的技术能力增长收益负相关。 核心企业的最优边际利润与代理组织创新的边际成本负相关,与代理组织创新所获得的技术能力增长收益正相关。因此,对于核心企业而言,在选择代理组织参与零部件研发创新过程中,一定要选择技术能力强,研发成本较低的企业或者科研院所。如果代理组织通过参与研发创新能获得较高的技术能力增长收益,或者创新成本本来较低,核心企业则不需要支付太高的报酬,就可以获得较高的边际利润。
知识权力 篇5
今天的中国高等教育已经是一个非常巨大的系统, 它所滋长的每一个毫厘问题, 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 引发社会的颤动。因此, 培植由“自由”雨露滋润的漫布发达高等教育每一块圣洁土地的“大学自治”、“学术权力”、“教授治校”之花, 并备加呵护是非常必要的, 以免“橘生淮北”, 努力营造和谐的大学组织结构中的权力氛围, 支持并推动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众所周知, 大学组织作为社会组织系统内部特有的子系统, 在其内部权力运行过程中, 有着自己独特的权力结构体系。至于这一权力结构体系究竟包含哪些权力类型?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在大学组织结构系统中是如何相互作用的?本文试图从逻辑上、学理上探讨权力的内涵, 阐发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概念关系, 以期在和谐的命题之下, 寻求大学组织内部权力运行的协调。
大学权力的文化审视
澄清大学权力的内涵, 明晰各种权力之间的相互关系, 特别是其中的逻辑关系, 对于每一个学者来说, 应该都是一件彰显理性而又特别愉悦的事情。很显然, 科学的推定和缜密的逻辑将会显示其强大的读错功能, 使得因为轻信习惯而滋生的认识错位昭然若揭。追根溯源, 我们首先应该探问一下, 究竟权力是什么?
《汉语大词典》解释“权力”是“①权位、势力;②指职责范围内的领导和支配力量” [1] ;《现代汉语词典》对“权力”的解释是“①政治上的强制力量;②职责范围内的支配力量”[2] ;台北中华书局的《辞海》则给予“权力”这样的解释:“权力谓威权势力, 具有操纵指挥之效用者也”[3] 。从以上三种定义我们不难推定, 在我们的思想意识中扎根的“权力”含更多“强制”和“支配”之意。当我们把注意力投向西方人的“权力”定义时, 我们会俨然感受到不同文化的注解。《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将权力视为一种关系, 是一个人或许多人的行为对另一个人或其他许多人的行为发生改变的一种关系。美国心理学家、高等教育学者詹姆斯·费舍尔认为:“权力随着环境不同而变化多端, 只有把有意无意、必然与偶然的因素结合在一起, 才能对别人施加有效的影响。”[4] 美国社会学家丹尼斯·朗在其近著《权力论》 (Power: Its Forms, Bases, and Uses) 中提出:权力是“某些人对他人产生预期和预见效果的能力”[5] 。由此不难发现, 在西方学者的视野里, 权力更多地倾向于“有效的影响”和“能力”。权力 (power) 一词在英语中通常用作能力 (capacity) 、技巧 (skill) 或禀赋 (talent) 的同义语[5] 。因此, 在东西方两种文化的背景下映衬的“权力”意识, 其差异如泾渭之水, 让人了然于心。我们习惯于在自己的“君臣父子, 长幼有序”的儒家文化里对“权力”高山仰止, 心悦诚服地接纳与施展着“权力”的强制与支配。而反观在自由平等的鼓噪声中滋生的西方化的“权力”, 则充满着自然生长的“威信”和“影响”的成份。
在东西方两种文化环境里的不同的“权力”心理内涵的诠释中, 我们可以发现, 在我们转译西方主流文化的某些概念时, 可能会在不经意中产生了某种文化意识中深层次的误解。由此而来的高等教育中的大学“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会不会在我们的转述中产生文化上的偏见和曲解呢?
其实, 在西方, 无论高等教育中的大学“学术权力”, 还是“行政权力”, 都必须是徜徉在自由的氛围, 聆听自由的声音, 必须以更加“温文尔雅的”、“协商的”、“尊重的”方式出现。否则, 一切权力都可能被弹劾, 甚至被颠覆。所以, 在他们看来, 权力本身并不是资源, 只是参与者为了产生“预期效果”而对资源 (不管是个人资源, 还是集体资源, 诸如财富、官职、声望、技巧、知识) 的动员和调度。然而, 在我们的视线里, “权力”始终是一副面目狰狞的样子, 是神圣的身份与地位的象征。因此, “权力”就是一种特别不可枯竭的资源, 就必须有役使的对象, 有支配的领地, 有强制的力量。正是这样的原因, 我们的大学“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主体似乎对此消彼长的“领地”和“力量”心领神会, 情形更加剑拔弩张, 更加对立矛盾, 而缺少了太多的“协商”与“尊重”, 甚至即使是以“教师自制”与“民主管理”为特征的“学术权力”也会浸染强制蛮横的作风。北京大学张维迎教授就曾经抨击过这种学术权力的异化和滥用的现象:“对科学创造最大的障碍常常来自那些已经功成名就的学者, 因为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学术地位, 已经有了自己的学术框架, 容不得新的思想出现, 任何新的思想都被看成是对他们学术权威的挑战。这在全国许多科研机构都是这样, 在‘家族制’普遍的高校尤其如此。学术权力的发挥不再基于学术认同与理解的基础之上, 而是像行政关系中上下级之间关系那样, 可以采取强迫命令的方式, 要求一个比自己学术职称低或学术资历浅的学者服从自己的观点或见解。”[7]
逻辑意义上的追问:两种“权力”概念的关系
文化因素的差异而生成的对大学“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理解上的歧义, 直接导致了在高等教育的现实中对两种权力的操作失当。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将“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实际上不对等的关系对等化, 东方式权力的森严令人心怵, 成就了两种权力的对立模式;其二是将“学术权力”纳入“行政权力”之中, 主张两种权力的并不互为矛盾, 甚至完全包含, 取其一便能得其二;其三是因学术腐败现象而引发对“学术权力”的规戒与控制, 主张削弱“学术权力”, 预防学术权力寻租。反思三种操作误区, 我们会发现, 进一步明确“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概念之间的关系, 将有助于准确地把握高等教育组织结构里的权利分配与协调。
概念是人类思维的基本形式, 它可分为真实概念和虚假概念。那些歪曲客观事实的虚假概念只能影响我们对事物的认识和判断。国内研究者大多数认为, 学术权力就是学术人员所拥有和控制的权力;同时把高校行政人员享有的权力称之为行政权力。行政权力来源于行政职务和身份资格, 约束和服从是其基本特征, 其特性是科层的、刚性的、领导型的、官方的;学术权力来源于学术成就和学术修养, 沟通和对话是其基本特征, 其特性是平等的、松散的、自觉的、民间的[8] 。在概念的理解和划分上几乎成了一种约定俗成, 把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看成是一对二分的概念来使用, 并以此来思考高等教育的实际问题。这一概念内涵上的对立导致了高等教育实践中, 诸多研究者, 特别是高等教育管理者因慑于两种权力之争的敏感, 而疏于思考, 甚至直接回避这一问题, 使得我国高等教育在重视“学术权力”, 尊重“学术自由”, 体现“教授治校”上长期徘徊, 裹足不前。
那么, “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究竟是不是二分概念呢?如果不是, 那又是一对什么样的概念呢?
在逻辑学的视野里, 纷繁复杂的概念之间的关系无异于四种, 它们是全同关系、包含关系、交叉关系和全异关系。综上所述, 学者们对“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理解的分歧主要体现在两种概念是属于交叉关系, 还是全异关系呢?对这一问题的不同理解直接影响了我们对待高等教育权力结构的理解, 甚至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
从目前的高等教育实践来看, 大多数学者有意无意地把“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看成是一对互为对立的二分概念。事实上, 全异关系的概念在逻辑学上是指那些在外延上完全不同的概念间的关系。那么, “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外延是不是完全悖逆呢?我们不妨研读一下马克斯·韦伯和约翰·S·布鲁贝克的经典分析, 应该可以觉悟出其中的道理。韦伯曾在《作为职业的学术》的演讲中说道:“大学教师谁也不喜欢那些关于聘任的讨论, 因为他们很少有愉快的经历。不过, 我可以说, 在我了解的无数事例中, 毫无例外地存在真诚的愿望, 要让纯粹的客观标准起决定作用。”[9] 很明显, 这里的“让纯粹的客观标准起决定作用”就是要让制度化的行政权力来管理类似于教师聘任这样的学术事务。布鲁贝克则更加诙谐地牵引出了“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之间在现代高等教育中挥之不去的联系, “高等教育越卷入社会的事务中, 就越有必要用政治的观点来看待它。就像战争意义太重大, 不能完全交给将军们决定一样, 高等教育也相当重要, 不能完全交给教授们决定”[10] 。
显而易见, “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不是一对全异关系的概念, 当然, 也就决然不是对作为全异关系中的一种形态的二分概念了。因为二分概念是在外延上完全不同, 且外延之和等于上位属概念的种概念之间的关系。由韦伯、布鲁贝克的经典论述我们既然可以明晰两种权力概念间存在着交叉关系, 而且它们的外延也不能构成上位属概念“大学权力”之和。一般认为, 高等教育系统内部存在着四种权力关系:行政权力、学术权力、政治权力和其他利益群体权力等[11] 。
诚然, “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从逻辑概念上来考察, 它们既不是包含关系, 也不是全异关系, 所表现出的形态应该是交叉关系。
现实的契合:厘清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交集
由于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特殊性, 使得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趋于行政化、层级化, 高等学校的学术生态环境受到影响, 学术权力遭受挤压。在高等学校里, 行政机制代替学术机制, 行政管理代替学术管理, 行政群体代替学术群体, 进而蔓延出行政权力代替学术权力的令人沮丧的现象, 甚至导致学术群体的集体失语, 造成学术管理的世俗化, 严重影响了学术的独立性, 阻碍了高等教育的健康。
从前文的“学术权力”、“行政权力”的定义我们可以了解两种权力的内涵, 但是如何能解析出作为一对交叉概念的重叠部分呢?厘清这一部分的交集, 寻找“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契合点, 相信将有助于我们从思想观念上摆正学术权力在高等教育发展中的地位。
大学的职能在今天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在理念、内涵、职能、形式都在不断拓展和变革的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 大学呈现出“多元化巨型”的特征。就如布鲁贝克“战争意义太重大, 不能完全交给将军们决定”一样, 这一转变赋予了大学权力结构新的内涵, 同时也赋予了学术权力新的内涵, 进而使得“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在高等教育实践中出现了交叉重叠, 给两种权力的制度化配置提供了空间。这一点, 我们通过解剖学术权力的内在结构便可以了解它与行政权力的交集所在。
伯顿·克拉克把学术权力划分为三个组成部分:扎根于学科的权力、院校权力和系统权力[12] 。我国学者颜丙峰认为, 学术权力包括学术民主管理权力和学术行政管理权力两种, 学术民主管理权力是指教师民主管理机构和教师所享有的依据学术的特点和学术事业发展的规律, 管理学术事务与活动的民主协商自主权;学术行政管理权力是指学校行政管理机构和行政人员所行使的, 依据一定的规章制度管理学术事务的制度化的法定授予权 (颜丙峰, 2004) 。笔者同样认为, 学术权力的内涵是多元的, 广义上的“学术权力”是指对学术事务的管理权力, 它应该包括狭义上的学术权力 (academic power) 、学术权利 (academic right) 、学术权威 (academic authority) 三个部分。狭义上的学术权力 (academic power) 也就是颜丙峰提出的“学术行政管理权力”, 正因为如此, 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之间就存在着事实上的交叉。
浏览西方学者的著作, 我们也会经常地发现“学术权力”、“行政权力”这两个概念, 但是, 在对它们的使用上, 却并不是作为对称概念的。西方学者用二分法分析学术权力时, 所指的是大学里的教授 (教师) 权力 (faculty power) 与行政人员权力 (administrative power) 的对立与矛盾。可见, 完全意义上的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是不可避免地存在相互契合部分, 有着相得益彰的关系。
综合以上观点可见, 学术权力在执行过程中内隐着诸多行政管理的要素和成分, 对整个学术权力的实施起着规范、推动的作用。这些要素和成分的存在, 使得“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出现了共生的交集, 也为在和谐大学中两种权力和谐并存, 相得益彰, 提供了可能性。
权力的和谐:大学事务的制度化诉求
大学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组织, 表现在以“科层制”架构起来的组织性, 以及以学科、专业、“学问”营造的“无序状态”。正如伯顿·克拉克所言:“大学内的基本活动是学术活动, 而学术活动是根据学科来进行组合的, 由此形成了分裂的专业, 相对松散的组织结构, 并不太严格的学院或学部、系或讲座层次。”[12] 大学内部组织结构的这一特征, 使得不同于一般社会组织的大学既要行使以“学术自由”为价值取向的学术权力, 又要行使以制度效率为价值取向的行政权力, 二者共生共存于大学组织之中。眺望世界著名大学, 纵观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 无论是美国、英国, 还是德国、日本, 它们都无一例外地直面这一事实, 在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之间寻求平衡的支点。尽管它们的做法在模式上疏有雷同, 却都较好地在动态中解决了两种权力之间的纠葛, 推动了大学的发展。
既然大学的权力结构有自己的特殊性, 既然两种权力有着相互交叉的交集, 那么, 研究这种特殊性, 依据大学的本质, 明确两种权力的运行机制, 用制度化操作来保障权力的行使, 这在当下的中国显得尤为必要。
我国大学普遍采用政府的行政化科层制管理模式, 行政权力渗透到大学管理的方方面面。196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大学暂行工作条例 (草案) 》就规定了“大学的专业设置、变更和取消, 必须经过教育部批准;学校必须按照教育部制订或者批准的教学方案、教学计划组织教学工作;课程与学科体系的重大改变, 学校规模的确定与改变……必须经过教育部批准。”但是, 随着高等教育的不断发展, 1998年10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世界高等教育会议, 提出了《21世纪的高等教育:展望和行动世界宣言》, 认为应把高等学校的“自治”作为应对世界高等教育变革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和原则之一。1998年, 我国颁布了《高等教育法》, 明确规定高等学校享有招生, 学科、专业设置、调整, 教学, 科研, 社会服务, 对外文化科技交流合作, 人事, 财产管理等7项办学自主权。也就是说, 高校的办学自主权有了法律保障。应按照《高等教育法》的要求, 规范学校的外部环境, 理顺政府与高校的关系, 剥离行政特权生存的土壤。
在和谐的视野里看大学的各种权力行使, 我们不免要把目光停留在权力空间里的弱势群体——学术权力。要还学术权力一片朗朗晴空, 首先就应该用制度化的学术机制保障学术权力的行使。学术机制是学术事务及其管理中组织机构、人员和制度的总称。学术机制是学术权力体现和运行的载体, 学术机制的健全与否对学术权力的运行和实施起决定性的作用。特别是要健全学术委员会制度, 明确学术委员会的职责和权限, 确保专家学者参与学校事务抉择的权力。在美国的大学权力结构中, 权力的界限是明晰的。董事会主要对学校重大事项进行决策, 评议会几乎包揽了学术事务的决策权。美国大学内部既有发达的科层组织, 行政权力也是彰显于外的, 但是以教授评议会为代表的学术权力仍有效地控制了大学的学术事务。这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最值得借鉴的分权模式。
其次是健全管理运行机制, 它是协调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关系的保障。要让学术权力行使公开透明;建立行使学术权力的回避制度;保证权利人的参与权和知情权。同时, 制订形成行之有效的学术道德和规范体系, 加强监督, 形成有效的科学合理的学术评估机制, 充分发挥学术管理作用, 推动学术权力的扎实运行。
大学的发展可以明显地分为理念和制度两个层面, 有些大学因理念的先进而著名, 有些大学则因制度的规整而显赫。出现这样的非线性、不同步的发展, 是大学权力结构的特殊性和大学发展的客观规律使然。毋庸置疑, “大概没有任何打击比压制学术自由更直接指向高等教育的要害了”[10] , 但是, 要在纷繁的现代大学日常事务中找到行使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截然界限, 那是徒劳无益的。然而, 我们也绝对不能因噎废食, 应该在动态的“学术自由”的呼唤和相对静态的大学制度的适应上, 不断调整, 勉力前行。
摘要：“权力”概念在东西方文化背景下的诠释存在着差异, 从西方文化中舶来的“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在我们的意识中有了不同的内涵;“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在逻辑上是一对交叉关系概念, 并不是此消彼长的完全对立;通过制度化的规制, 在科层制管理的中国大学里可以加强学术权力的行使, 构建和谐大学。
关键词：权力,学术权力,行政权力,和谐大学
参考文献
[1]汉语大词典[Z].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1989.1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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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权力 篇6
一、福柯和朗权力观的思想来源不同
福柯在年轻时期开始接触尼采并深受其影响, 在他1961年发表的《疯癫与文明》序言中鲜明的折射出尼采式探求方式对他学术生涯的重大影响。他指出, 他的目标将是“以悲剧因素的恒常结构去对抗历史辩证法”为此需要进行多方面的探究, 但所有这些探究都将“在伟大的尼采式探究的太阳照耀下”去进行。福柯认为“尼采是个关于权力的哲学家, 但他做到了不把自己局限在一个政治理论之内去思考权力。”福柯的权力哲学理论正是在尼采的启发下打破陈腐的思维方式, 颠覆了传统权力理论, 重新对权力话语进行表述。
作为后来者的朗, 其思想来源较为庞杂。他是在韦伯、马克思、弗洛伊德、柏拉图等有关论述的基础上, 把不同的甚至对立的权力概念梳理成互相依存、互相转化的权力概念体系。他对权力的定义, 即“某些人对他人产生预期和预见效果的能力”是借用了伯特兰·罗素的较广泛的定义。同时, 其著作中大量采用了社会心理学观点, 也正是因其对权力过多的社会心理学观点和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观点, 朗也遭到了学术界的批评。
因此不同的思想来源构成两者对权力概念、权力形式、权力基础的不同理解和阐述。
二、福柯和朗的权力观比较
1、两者权力内涵不同
福柯以其“微观权力理论”闻名于世。而在这套复杂而又互相关联的权力理论系统中, 最引人注目的大概就是他的权力概念, “权力不是一种制度, 不是一个结构, 也不是某些人天生就有的某种力量, 而是大家在既定社会给予一个复杂的策略性处境的名称。”
在比较了前人的相关论述后, 朗将权力定义为“是某些人对他人产生预期效果的能力”这个定义中有这样五个问题:即权力的有意性;权力的有效性;权力的潜在性, 即A控制B的权力在尚未实际行使时就可预见到B的预期服从;第四个问题是权力关系的单向性或非对称性, 即某些人有影响他人的权利, 而反过来就没有类似的权利;最后一个问题是权力产生效果的性质问题:即除了明显的和行为方面的效果, 纯粹主观的、内心的效果是否也算在内。
2、两者权力表现形式不同
朗认为权力具备形式, 这些形式包括:武力、操纵、说明和权威。在他的《权力论》中, 作者花费了大量的章节来解释这四种权力的形式, 以用来说明“不同形式如何在现实中融合, 如何在特定权力关系中联合和共存”, 并最终为其利用这个分类来阐述其“权力关系的‘动力学’”铺平道路。他讨论了四种不同类型的组合和相互关系, 认为“特定的权力行为通常是各种行为之间关系的更大的互动网的一部分, 从它们的背景中孤立出来观察才显示不同的权力形式……有某种综合性与强度的稳定权力关系很少基于单一的权力形式。掌权者能行驶多种权力形式对保证维持其控制是有利的。”他还提出了“倾向性法则”, 认为“当权力关系经常反复出现时, 每种权力形式有随着时间推移转变为不同形式的内在倾向。”
福柯不将权力看做一种形式, 而将它看做使用社会机构来表现一种真理而来将自己的目的施加于社会的不同方式, 他说:“如果我们在看待权力的时候, 仅仅把它同法律和宪法, 或者是国家和国家机器联系起来, 那就一定会把权力的问题贫困化。权力与法律和国家机器非常不一样, 也比后者更复杂、更稠密、更具渗透性。”
三、两者权力产生基础不同
对福柯而言, 权力不只是物质上的或军事上的威力, 权力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是权力和知识的关系。“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 不相应的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 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即能够表现出来有知识是权力的一种来源, 并引进了“话语”的概念。这里的“知识”有更广泛的含义, 即人们对整个世界认知。福柯认为人们只有精通某一领域的知识才具备了这个领域的话语权, 同时, 这一领域的知识只有被普遍承认, 才能转变成“权力。”
在总结了埃齐翁尼、拉斯维尔和罗伯特·达尔的相关论点后, 朗认为权力的基础是资源:个人资源和集体资源。他借鉴了威廉·甘森的“流动性”概念来区别资源, “高度流动的资源‘在施加影响时很少需要或不需要重新部署就可以立即使用’。而流动性低的资源‘只有在重新部署或以某种方式动员后才能用来产生影响’”很显然, 朗认为个人资源流动性较高, 因为个人拥有的资源:金钱、时间、声望、某种知识或信息都是很容易转化为政治用途的。集体资源是那些由个人资源集中起来服务于共同目标的资源。
综上所述, 福柯和朗因其研究方式和思考角度的不同, 展现给我们两种不同的权力观, 丰富了权力理论的宝库, 促使我们在对以往经典权力理论批判和分析的基础之上产生更多的现实思考。
摘要：关于权力的研究一直是政治学的主题之一, 米歇尔·福柯以其“微观权力理论”闻名于世。丹尼斯·朗则在前人的基础上, 以美国政治制度的民主模式为观察点对权力进行分析, 两者的思想来源、权力观念各有特色, 分析两种权力观的不同之处, 对现实社会具有积极作用。
关键词：权力观,比较,原因
参考文献
[1]詹姆斯·米勒.福柯的生死爱欲[M].高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90.
知识权力 篇7
关键词：权力,网络组织,依赖
一、引言
权力是一个人类生活中经常使用的概念,凡是有序的组织活动中都存在着权力问题。对权力问题的研究可以追溯到Aristotle和Machiavelli等,但他们都没有把权力现象放在组织中进行研究。权力一词最早由Emerson提出,主要用于社会学和政治学领域。在网络组织研究领域里,很少有学者将权力作为一个重要因素加以研究。笔者认为,权力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社会互动、关系和行为的基本驱动力,同时还是个体身份地位的象征,所以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研究课题。
一般认为,权力是为达到欲求结果的可用力量或潜在力量。Weber认为,“权力意味着在一定社会关系里哪怕是遇到反对也能贯彻自己意志的任何机会,不管这种机会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一般来说这种机会来自于两个方面,一种是正式权力,即由领导者的合法身份和恰当能力而形成的指挥他人履行职责的法定权力,笔者称其为显性权力;另一种是非正式权力,即主体由于占有某种优势或拥有某种资源而享有的经济权力,笔者称其为隐性权力。如果一个组织非常需要一种专门知识,而这种知识在这个组织中又非常稀缺,并且不存在可替代的知识来源,那么这个组织将会高度依赖掌握这种知识的其他组织(马迎贤,2005),进而掌握这种知识的组织就拥有很高的权力。
二、韦伯权力理论启示
Weber对组织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通过对组织内部权力关系的研究而得出的权威结构理论。在研究过程中,他基于“个人为什么会服从命令,人们为什么会按他们被告知的那样去行事”这一问题对权力和权威进行了区分,指出权力是无视人们反对,强迫人们服从的能力;权威则意味着人们在接受命令时是出于自愿。Etzioni概括出三种不同类型的权力,即强制性权力、有报酬的或功利主义的权力,以及规范的或具有特性的权力,这些权力分别以肉体伤害、物质奖惩,以及荣誉性称号的操纵为基础。Follett把组织当作“综合统一体”,认为,权力的概念已不再是“控制”的权力,而是“共有的权力”,并指出,组织领导人必须知道如何“提高组织的权力,而不是突出哪一个人的权力”。根据Follett的观点,笔者认为可以将组织之间的权力关系加以研究,进而推导出网络组织权力理论。Weber等人的权力理论对组织内部的管理活动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如果将其引申到跨边界的网络组织之中,在新的背景下给予重新解读,则会对新的经济实践提供有益的帮助。
Weber的权力理论重点在于组织内部的权力关系,对组织之间的权力关系并未涉及,但将其权力概念广义化之后可知,不仅单个企业内部成员之间存在权力关系,组织之间也存在权力关系。从经济权力关系上看,企业间的作用往往不是完全对等的,占有某种优势的企业凭借其优势而对缺乏者产生影响,以获取经济利益。在此,笔者将占有某种优势或价值资源的组织称为制约主体,把不具备某种优势或资源的组织称为被制约主体。正是由于这种不对等关系的存在,被制约主体为了不受控于制约主体,就会想方设法与其建立合作关系,以保证其在缺乏资源时可以借助这种关系而得到其所需资源,甚至还可以站在制约主体的优势地位,对其他被制约主体施加影响和压力,来获取经济利益。因此,笔者将权力定义为“制约主体凭借其拥有的比较优势或价值资源而对被制约主体施加影响的力量”。
三、网络组织权力分析
1、企业获取权力的途径
(1)创造依赖关系。权力和依赖是密切相关的,依赖是权力的对应面,最具代表性的关于组织间权力和依赖的理论阐述是Pfeffer和Salancik在1978 年合著的《组织的外部控制:一种资源依赖的视野》。权力来源于依赖关系,在这种依赖关系中,制约主体能给被制约主体提供其缺乏的资源,因此被制约主体依赖于制约主体,这就是经济权力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占有优势或享有资源的制约主体拥有较大的权力,可以对被制约主体发号施令并获得被制约主体的顺从。要创造这种依赖关系,组织就要了解对方需要的资源,进而努力去获得这些资源。比如对方需要得到某种信息,而如果组织提前通过某种方式得到这种信息,那么它就具有了对方对它的依赖关系,进而获得了相应的权力。但是,单个企业仅靠自己的“单打独斗”是很难获取这种依赖关系的,尤其是力量比较单薄的小规模企业。这种通过创造别人对它的依赖关系而积聚的权力是暂时性的,一旦对方获得了所需资源或具有了某种优势,这种权力就自然消失了。而且,被制约主体也可以通过对依赖关系的了解来设法寻找替代性的依赖资源,以降低或摆脱对制约主体的依赖,从而提高自身的权力地位。
(2)建立网络组织。寻找那些具有独特优势或价值资源的组织,与其建立网络组织,就可以共享网络中其他成员所拥有的价值资源,从而提升自身对网络外部组织的权力地位。网络组织中存在多种依存关系,物质、信息、技术等资源在网络成员之间沿着某种或多种方向流动。比如企业集群,单个企业势单力薄,而一旦形成集群就可以借助集群优势提升自身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再如连锁经营,可以凭借其大量采购而获得低成本优势,加盟店可以分享总部的品牌、服务、信息等方面的优势,降低经营风险,对于那些独立门户就具有很大的“权力”。网络组织要求合作各方必须具备比较优势,通过比较优势的聚合形成综合实力,发挥后发优势(孙国强,2001)。正因为每个结点都具有比较优势,所以每个结点都有相应的权力,结点之间可以相互制约,长期保持这种权力关系。另外,建立网络组织不仅可以获得优势,还能保护自己原有的优势。Thompson认为,依赖性组织(被制约主体)的董事会可以通过参与所依赖组织(制约主体) 的竞争与合作策略来保护自己组织的技术核心。他和Mc Ewen(1958)确立了组织之间合作关系的三种类型,即联盟、商议和共同抉择。网络成员之间的合作互动增强了各自的创新能力,也提升了整个网络的竞争优势。
2、网络组织权力探源
(1)网络组织形成诠释。网络成员基于获得更高权力之目的而加入网络组织,网络成员之间分工明确,彼此的产品具有较高的异质性,为了获取彼此的异质性资源,成员间相互依赖、共存共荣。它们在技术、信息等方面相互交流,使其在网络中沿着某种或多种方式流动,为网络成员所共享。网络成员通过频繁的相互联系,可以彼此了解对方实力大小,进而可以明白自己在网络中的权力和地位。网络权力是一种在成员间的交往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不是组织法定授予的,而是被成员自觉认可的。由于网络成员各方拥有资源的量与质存在差别,因此依赖关系并非对等,拥有资本、技术、信息、管理水平、品牌、市场关键或稀缺资源的企业在网络中具有较大的影响力(景秀艳,2008)。网络权力较高的成员往往以不太明显的非形式化或不甚强烈的方式施加自己的影响力,达到所欲达到的目的。它们常利用自身在某方面的优势对权力较小的企业施加影响,以此来获取经济利益,权力较小的企业有很强的依赖性,害怕失去与大企业继续合作的机会,就会主动或被动地采取措施以维持双方的合作。因此,景秀艳(2008)认为,网络权力来源于网络企业之间资源或能力的差别,这种差别使得网络企业之间虽存在“共存共荣”的依赖关系,更存在控制与被控制的等级关系。
(2)网络组织权力特征。网络中各成员由于依赖而聚集在一起,一个成员依赖于另一个成员,两个成员也可以相互依赖,当一个成员的依赖性大于另外一个成员时,权力变得不平等。所以,网络组织中存在着权力大小的分配,它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核心企业处于网络组织的中心地位,能更多地从所联结的合作者那里获得外部资源,更可能比非核心企业得到新的信息并更早地获得新的发展机会,也意味着更高的地位与“权力”(孙国强,2005);第二,在结构洞中充当“桥”角色的成员有机会获得两种异质的信息流,可以将潜在的信息、利益转化为经济利益,并凭借对信息流等的控制在网络中保持较高的权力(Burt,1992);第三,有些结点虽不处在网络中心也不在结构洞中充当“桥”角色,但其拥有的核心能力无法被其他结点即有的资源所替代,同时也难以被其他结点所模仿,甚至还对网络整体竞争优势的提升起着关键作用,那么这些结点也拥有较高的权力;第四,有些结点可以获得预先信息进而预测未来事件的发生,将不确定性事件化为确定性事件,提高了其他结点对它的依赖性,也可以增加它们的网络权力;第五,拥有良好信用和声誉的结点能获取网络外其他行动者的信任并能吸引其加入网络,相对其他结点而言驱动力较强,所以权力也比较高;第六,结点对信息的加工处理能力、对网络组织创新的贡献是决定结点在网络组织中地位与权威的重要依据(林润辉,2004),亦即,网络中信息加工能力强、对网络创新贡献大的结点,也具有较高的权力。由于各结点的动态学习能力存在差异,其占据的比较优势也是在不断发生变化的,各结点所拥有的关键资源的重要性、稀缺程度及不可替代性强弱也会随时间而变化,因此,网络组织的权力分配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根据上述内容可知,网络结点拥有某种比较优势就可以获得相应的权力。但加入网络并不意味着从此就可以止步不前,各个结点要努力保持其独特的竞争优势,否则其权力相对于其他网络成员会越来越小,受控于其他结点,甚至被网络淘汰出局。网络中每个结点都必须努力强化和凸显自身比较优势,才能与其他结点“势均力敌”,从相互制约中受益,同时也能使自己保持持久的有效活力和生存发展的能力。俗话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每个结点都要努力朝着网络中心迈进,一个处于网络中心地位的企业被认为可以享有更多更有效的资产流、信息流和权力流,而这些都将成为竞争优势的资源来源(阎海峰,2000)。
四、未来展望
知识权力 篇8
我国当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逐步完善阶段, 宏观调控的乏力以及经济发展中的投机行为可能进一步激化本就紧张的用地供需矛盾。在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加速发展的时期, 中央采取了扩大内需的财政政策, 加大了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 实施了城镇化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及生态退耕工程等重大措施。非农用地的扩展与农用土地资源的占用将不可避免, 如果规划及控制不力, 新一轮“圈地”浪潮很可能再次掀起。
一、“平衡模式”之政府规划权的规制
1. 加强城市土地市场管理
“2008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 通知要求必须长期坚持节约集约用地的根本方针, 严格土地管理。”土地是人类的发展之基, 土地问题能否得到切实的解决, 不仅关系到公众的切身利益, 而且对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有很大的影响。
加大城市土地规划的管理力度, 促进集约节约用地, 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人多地少是我国的城市土地规划所面临的基本问题, 城市土地规划的编制也必须以我国城市土地资源的存量现状做为规划工作立足点。当前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 各种建设用地的需求也随之不断增加, 在城市土地需求量加大的同时, 城市土地市场的管理也极易出现混乱。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违法违规用地, 如有些地方违反城市土地规划方案, 以“以征代租”等方式对城市土地未批先占、先用, 擅自扩大或改变规划土地的用途及范围。因此, 要实现经济快速稳定地向前发展, 必须彻底改变城市土地粗放利用的现状, 大力促进集约节约用地。
2. 加快监管机制的建设, 完善监管体制
城市土地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负有对城市土地调控与引导的重要责任, 享有城市土地空间的幵发利用等方面的最终决定权。规划主管部门手握如此巨大的权力, 如果不在法律层面上加以严格的限制与约束, 就极易导致少数领导干部难以抵挡金钱的诱惑, 出现权力寻租等腐败现象, 损害国家与人民的利益。《行政许可法》的颁布与实施要求行政许可旳做出必须公开透明、公平公正、高效便民, 对达到许可条件的申请, 主管部门必须依法给予许可。为了尽量避免上述现象的发生, 必须加大对城市土地许可事项监管力度。只有不断地对城市土地规划监管机制进行创新与完善, 才能更好地维护公众的合法权益, 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加快建立并完善城市土地规划动态监管的长效机制。监督部门要定期或不定期对城市土地规划的实施进行检查, 利用诸如卫星遥感等现代监督技术扩大对城市土地规划实施的监测视角。对不按照城市土地规划方案实施的行为, 应及时的发现并加以制止。对监督检查所收集的各类信息经过整合之后, 应定期向社会公众公布。同时, 加大对于未经法定程序对城市土地规划方案进行修改行为的执法力度, 对违法、违规的相关责任人应严肃查处并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3. 加强城市土地规划的检举与惩处力度
《城乡规划法》对城市土地规划中违规行为的制裁与判罚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特别在六十九条中指出:“违反本法规定, 构成犯罪,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通过加大对城市土地规划的管理力度, 严格规范城市土地规划的编制程序与审批程序, 进一步确立城市土地规划在其专业领域内的权威地位, “依据公正、公开和便民原则, 完善土地规划管理听证制度, 明确违反规划处罚办法, 增强土地规划执法力度。”在规划的实施阶段涉及到的行政许可、行政强制与行政处罚等具体行政行为, 根据法律的规定, 在核发规划许可证、实施行政处罚时发生的争议, 可以通过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加以解决。如在此过程中造成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损, 国家应依法对当事人进行赔偿或作出适当补偿。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规划工作的监督检查力度应予以加强, 对于其违法违规行为应及时发现并尽早纠正。针对规划主管部门随意修改规划方案、违规审批等行为, 应严格规范规划主管部门的权限和审批程序, 并对其法律责任作出具体规定。利益相对人权利如果受到侵害除可通过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外, 还应享有检举投诉的权利。
二、“平衡模式”之公众参与权的有效加强
1. 提升城市土地规划中公民参与制度的法律地位
目前有关城市土地规划的法律法规中, 公民参与制度的法律地位还比较低, 在城市土地规划的主干法律中, 对公众参与制度作出系统详细规定几乎没有。在《城乡规划法》中虽然有所提及, 但也只对规划编制主管部门提出了非常原则性要求, 远远不足以使公众参与行为形成一项制度。公众参与制度的目的是使城市土地规划制度更加科学合理, 公众参与应被视作是城市土地规划编制的指导原则, 应将其具体地写入法律, 形成一套完整的制度。在城市土地规划全过程中, 应做到在规划编制与实施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步骤都有公众的意见参与其中, 包括规划立项, 规划方案的编制和规划方案的最终出台与规划的实施等。
2. 明确界定公众参与权的主体范围
公众参与的代表选择是否到位成为影响公众参与效果优劣至关重要的因素, 其中公众参与代表的数量、类别、专业素质等因素都会影响公众参与的有效性。理论上公众参与代表的人数越多, 其有效性就越高。但是在公众参与制度在真正实施过程中不可能让每一位公民都参与其中。为了提高规划效率, 使规划方案更加的科学合理, 在实际的规划过程中应实行公众代表参与制度。公众参与应该让利益相关群体的公众代表参加, 可以包括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规划领域的专家代表、群众团体居民委员会代表等等。对于代表的选取方式, 普通公众代表可以采用自主申请、随机选取的方式产生, 专家代表则由规划主管部门邀请出席。另外, 要对代表候选人进行定期更新, 以保证参与的公众代表不会成为为少数部门搞“形式主义”的听证会“钉子户”。同时, 按照人群、团体的不同在评价阶段赋予其不同的权重等级, 确保公众参与的客观公正。
3. 加大信息公开力度, 保障公众知情权
知情权是公众参与城市土地规划的先决条件。只有当参与者对规划方案有了充分的事先了解, 才能有效的行使公众参与权, 因此信息是否公开透明直接决定着公众参与的有效性。《城乡规划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城乡规划报送审批前, 组织编制机关应当依法将城乡规划草案予以公告。”但是信息公开应不仅仅限于规划草案的公示, 而应是城市土地规划全过程所涉及的所有关乎公众利益信息的公布。国际公共参与协会认为“公众参与的核心价值在于公众对影响他们生活的决策具有发言权;公众参与能影响决策;公众参与过程促进各方交流, 并满足所有参与者在交流过程中的需求;公众参与过程挖掘并促进所有被决策影响各方的参与;公众参与过程让参与者自行决定自己如何参与。实现这些价值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在公众参与过程中向参与者提供足够信息, 使得参与者能够进行实质性参与。”城市土地规划在我国更多是采用政府牵头、规划主管部门主导、其他相关部门予以配合的规划模式, 公众从规划编制的一开始就缺乏有效的信息供给。如果城市土地规划的全过程都处于政府“闭门造车”状态的话, 公众参与到规划实质部分的道路或许将会越走越远。
三、结语
知识权力 篇9
高校组织绩效低下已经引起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关注,主要表现在人才培养模式不适应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其原因有诸多方面,就宏观方面而言有高等教育理念、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上的问题;就高校内部而言,存在着治理结构上的问题。在内部治理结构中,高校的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之间的问题已引起广泛的关注。在已有研究中,对于“如何处理高校学术与行政权力关系”,我国学者主要围绕学术与行政权力关系的内涵、现实问题、原因、建设路径等方面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1)。目前,一般认为高校的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是辩证统一的,高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相互独立,同时又相互关联;现实中,我国高校仍存在行政权力泛化、学术权力弱化现象,常常导致大学行政机构臃肿,大学价值错位以及官本位;从管理和文化的角度分析其原因,认为我国长期的国家统一计划管理是导致行政权力泛化和学术权力弱化的外部原因,而高校内部权力集中在学校层面,弱化了基层院系以学术权力为主的权利;也有学者认为行政权力泛化和学术权力弱化与我国社会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文化有极大的关系,在高校,资源向行政人员倾斜,大家都想“学而优则仕”。但是,我国学者对应该“如何理解地方高校的学术与行政权力关系”、“地方高校如何客观分析目前存在的权力结构失调问题”、“如何科学地建构地方高校的权力运行模式”等缺乏有针对性的研究。因此,笔者将从目前地方高校学术与行政权力关系现实的表征、原因与解决办法等方面深入探讨“地方高校如何科学运行学术与行政权力”,以期促进地方高校内部管理良性运行与未来的科学发展。
二、地方高校学术与行政权力结构失调的表征
目前,根据教育部网站2012年1月的统计数据,全国普通高校2358所,其中部委属院校111所,因而我国现有地方高校2247所,占全部高校的95%。地方高校尽管在不断加强内部管理机制改革、权力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但是“行政化”倾向仍然严重,不仅存在行政权力“泛化”、“失真”,而且存在学术权力“失范”、“失真”现象。
(一)行政权力“泛化”、“失真”
目前,地方高校权力结构不仅在整体上存在“行政化”的倾向,而且在局部行政权力上也存在“泛化”、“失真”等不良现象。
1. 行政权力“泛化”。
一些地方高校行政权力过多地介入学术事务,出现行政机制代替学术机制、行政管理代替学术管理、行政权力代替学术权力、行政群体代替学术群体等“泛化”现象。具体表现为学术事务管理、学术管理过程、学术管理主体、学术管理理念、学术管理制度与规范等都全面行政化,学术事务与学术机制在大学管理过程中失去了自身独立性、没有真正独立的机构和规章制度;在科研规划、科研经费预算、科研项目确定、学术带头人的评选、学科建设、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学生学位授予等内部学术管理与科研项目的审批和管理、教师职称评审、学生学位批准、教学评估、硕士点与博士点的评审等外部学术事务方面,没有独立的学术机构与学术主体进行相关学术事务的管理;学术话语权、决策权、评价权等均被学校行政层面的领导权、决策权、评价权所取代;行政群体全面操控学术机构、管理学术事务,掌握学术资源,如项目、经费等[1]。这不仅严重影响了学术的公平性、科学性,导致学术道德与学术秩序的失范、学术群体被挤压或替代、学术管理世俗化,而且压抑了教授、学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造成了部分学者无心学术,挖空心思加入管理行列,直接影响了大学的品位与学术风气,导致学术资源的浪费和学术效益低下。
2. 行政权力“失真”。
一些地方高校行政人员不顾管理规律、规范而“胡乱行政”、“行政不作为”,存在行政权力“失真”现象。具体表现为,有的行政管理人员服务意识淡薄,在管理过程中无视管理、教学规律,管理过程欠规范、公平、科学,存在胡乱行政、胡乱决策,以政代法、以政代教,有法不依,我行我素等现象[2];有的行政管理人员则是行政不作为,存在行政“无政府主义”,只想享受待遇、只占行政位置,不愿、不屑、不会行政和服务,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地方院校行政事务的正常开展;高校内部有的行政管理人员以行政权力压制教授的学术权力,或者获取不应该获得的学术资源,使得学校的价值取向扭曲[3]。
(二)学术权力“失范”、“失真”
目前,地方高校学术权力不仅在权力结构整体上处于弱势地位,而且也存在学术霸权、学术权力内部不均衡、学术权力失真等不良现象。
1. 学术权力“失范”。
一些地方高校存在学术行为主体为其自身特殊利益或受外部环境制约而弱化或扩大学术权力等学术权力“失范”现象。具体表现在滥用学术权力与影响力,大搞话语霸权,损害他人学术自由;面对外部压力不敢申张学术正义,学术失语;教学、科研与学术交流不均衡,有的重教学轻科研,有的重科研轻教学,有的教学科研分离;各领域内部不均衡,有的重教轻学,有的重学理轻运用,“学”、“术”分离等。
2. 学术权力“失真”。
一些地方高校学术组织或者行为者在处理学术事务时,游离或远离“学术”之外,远离学术“本真”。具体表现为,在学术研究中缺乏“为学术而学术”的执著精神,只顾数量不要质量,“抄袭”、“拼装”等学术造假现象严重;在学术交流与合作时,只顾人情世故,不顾学术规律,存在买卖成果、版权等学术腐败现象;在学术批评与争鸣时,只顾个人功利,忽视甚至无视学术标准。
总之,行政权力“泛化”、学术权力“失范”、行政与学术权力“失真”,严重影响了地方高校特别是地方新建本科院校的学术生产力。
三、地方高校学术与行政权力失调的原因
影响大学权力结构失调的原因很多,相对中央部属高校,地方高校行政权力泛化、学术权力弱化主要由于办学理念不科学、办学视野狭窄、教师结构欠合理与学生生源不济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1.在办学理念方面,地方高校较之部委属院校而言学术意识淡漠。从建校历史看,地方高校建校时间较短,大多建于上世纪50年代和改革开放后,同时,首批校级领导大多是政工干部或军队干部,这一背景注定了这类院校的运行模式是行政主导型。本世纪初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大都是由专科甚至中专校合并升格而成,学校学术资源匮乏、学术氛围薄弱,教职员工的学术意识淡薄、学术素养与创新能力较弱。而且由于历史的惯性,造成了现今地方高校的学术权力在学校权力结构中的地位远远弱于重点大学,“行政扩张”甚至“行政霸权”屡见不鲜。
2.在办学视野方面,地方高校较之部委属院校而言缺乏开放意识。正因为办学历史短、历史经验积淀少,再加之传统的“官本位”、现行行政化管理体制与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地方高校往往办学视野狭窄、缺乏开拓性与创新性。一方面,受官本位思想与行政化管理体制的影响,很多地方高校常常比照地方党政机关的模式运行,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权术”而不关心“学术”、追求“位子”而不追求“事业”;导致大学机构臃肿、官满为患;大学学术委员会、教授委员会等学术组织的学术权力被挤占、学术权力边缘化。另一方面,受地方保护主义影响,大多数地方高校缺乏开放意识、国际视野,只与国内高校或者只与同类院校进行交流,与国外著名大学的交流甚少甚至没有,学术生态环境极差,学术成长缓慢。
3.在教师方面,地方高校较之部委属院校而言缺乏国际视野。从教师结构看,相对于重点大学而言,地方高校教师职称、学历、学缘与年龄结构欠合理,高学历、高职称教师比例较低;许多教师主要毕业于省内院校,不少教师还是本校在专科时毕业留校的学生,师资来源比较单一;同时,由于教师培训机制不健全,到国内外著名大学进修访问的机会不多,有国外留学背景的教师极少。教师本人的学术权力和学术责任意识相对较弱,缺少一种开放的心态和国际视野。
4.在学生方面,地方高校较之部委属院校而言缺乏独立表达意识。从学生来源分析,相对于重点大学而言,地方高校的学生主要来自于农村和小城镇。他们往往接受的家庭教育有限、学校教育质量不高,因此,学术视野较狭窄、学习与研究的主体性不强、学术权力意识淡薄,习惯于“接受学习”的学习方式,缺乏独立的思维和批判性的思维能力。这不仅影响了学生自身的学术成长,而且弱化了教育工作者学术权力的发挥、人才培养质量以及整个校园的学术气氛。
四、地方高校学术与行政权力运行的应然模式
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是大学权力中两个辩证统一的有机组成。目前,全世界尽管存在大学三种不同的运作模式,但是,笔者认为,地方高校有着自身的发展特点与规律,当前可实行“学术与行政权力协调发展”的权力运行模式。
1.大学的组织特征决定了高校学术与行政权力并存。学术与行政权力是大学权力的有机组成,二者相互渗透、密不可分。从大学的发展历程看,“大学”(university)的本义是行会、团体,后引申为“为学习和研究某种学问而自愿结合起来的师生共同体”。19世纪初,柏林大学创始人洪堡提出了“教学与研究的统一”(Unity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的原则。目前,大学的功能扩展为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等多个方面,可以说,学术是大学的本质所在,学术自由是大学的立身之本、生命之源。同时,大学又是一个社会组织、行政机构,包括中世纪的“教师自治”或“学生自治”在内,所有大学都需要一些管理人员按照一定组织章程、管理原则、履行行政职能来确保其运行的有序性、严密性。因此,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是相互渗透、相互交织在大学内部的两种缺一不可的权力。
2.大学的“学术”特质决定了地方高校不适宜于采用“行政权力主导”的权力运行模式。大学的本质是研究学术、追求真理、创造知识、创新价值和培育人才,其核心是求真育人[4]。目前,美国大学实行“学术与行政权力两权分离、以行政权力为主”的运作模式,其权力体系主要由董事会、校长、评议会三方面构成,董事会和各级行政官员始终处于权力的控制中心,而教授评议会控制大学学术事务的权力微弱;相比之下,英国大学实施“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均衡”的合作模式与德、法、意等欧洲大陆国家的大学主要实施“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两权渗透、学术权力为主”的运作模式更能体现大学的组织特征,更有利于学术的健康成长。笔者认为大学不同于政府行政机构,它应秉承“崇尚学术”的大学精神,实现学术与行政权力的和谐共存。
3.地方高校应采取“学术与行政权力协调发展”的权力运行模式。笔者认为地方高校目前可实行“学术与行政权力协调发展”的运行模式。由于地方高校发展历史比较短暂,学术基础比较薄弱,特别是远离中心城市且受到地方政治、经济、文化的制约,“官本位”、“地方保护主义”比较严重。因此,目前学校发展主要依托学术权力还不现实,可实行“学术与行政权力协调发展”的权力运作模式。目前,英国大学实施“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均衡”的合作模式,其权力结构一般分为大学、学部和系三个层次,校级权力通常包括校务委员会、理事会、评议会和大学副校长四个权力结构单元,其中大学副校长往往扮演着“行政首脑”和“学者代言人”的双重角色,教授行会拥有很大权力,董事会权力和行政人员权力有限,只是部分介入大学事务。这种权力模式值得地方高校借鉴与学习。
五、地方高校实现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协调发展的路径
面对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运行失衡的现实,我国地方高校应从文化层面、理念层面、制度层面和实践层面不断完善内部治理结构,使地方高校的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逐步协调。
(一)在文化层面,营造以“崇尚学术、发扬民主、追求卓越”为核心内容的大学文化
地方高校应营造“崇尚学术、发扬民主、追求卓越”的校园文化,使那些为学校发展做出贡献的学者成为学校的核心并受到师生的敬仰。
1. 崇尚学术是体现大学本质特征的要求。
大学的本质是研究学术、追求真理、创造知识、创新价值和培育人才,是求真育人。因此,大学应以学术为核心,崇尚学术自由,严谨求实,具有强烈批判精神,以追求真理、实现个人人生抱负和理想为终极目的。目前,地方高校应大兴“崇尚学术”之风,营造浓厚的治学氛围,培育自己的校园文化。
2. 发扬民主是崇尚学术的基本要求。
学术民主是学术自由的前提,它要求在进行学术决策、学术管理时,要尊重学术规律,确保学术主体的学术自主权;在学术活动中,应大力提倡“百家争鸣”,积极鼓励学派间的自由争论,建立“民主管理”、“学术自主”、“学术自治”的权力运行机制,保障学术权力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3. 追求卓越是学术的基本目的。
地方高校尽管存在自身发展的局限性,但仍应志存高远。笔者认为,一个好的地方高校应拥有先进的办学理念、良好的治理结构、优良的教师队伍、超拔的大学精神、充足的办学设施[5]2。
大学精神是大学文化的核心内容,大学精神包括“科学精神、创新精神、批判精神、社会关怀精神、自由和民主精神”。“科学精神”就是追求真理、坚持真理、服从真理,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学术研究和一切实践中,实事求是,敢于创新,运用科学的方法,坚持科学的态度,尊重客观实际,反对一切武断和迷信,这是科学精神的核心。“创新精神”是现代大学存在的价值所在,是大学在社会有机体中保证、提升自身地位的根本生命力所在。大学的批判精神首先表现为大学教师在教学和科研过程中能够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传统与现实,否定非科学的内容,破除迷信与保守的意识,建立符合客观的科学的知识体系;大学批判精神的另一方面是对社会现实的理性反思和价值构建。而“社会关怀精神”是大学关注现实、服务社会功能的集中体现。“学术自由”是大学精神本质的要素,是大学进行任何创新活动的先决条件。要实现大学的学术自由,首要的是培育和弘扬学术自由的精神。为此,在大学管理过程中,认识大学的组织特征是办好大学的基本前提;认识学术发展的规律是把握大学组织特征的必然结果;解放思想、解除禁锢,从而形成能自由争鸣和自由讨论的机制是发展学术的关键;大学拥有办学自主权并建立完善的学术制度是发展学术的保证。
(二)在办学理念层面,应当坚定不移地坚守“行
政权力的绩效应当体现在教师更有成效的教学和科研上,体现在学生更有成效的学习和成长上”的理念
地方高校应回归大学的学术本位,实现“大”与“学”的有机统一,回归“大”与“学”的本真。
1. 地方高校要构建“大家”、“大度”、“大雅”、“大舞台”、“大基业”。
“大家”是指地方高校应拥有思想解放、敢为人先、具有先进办学理念的大学引路人。“大度”是指地方高校应倡导“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理念,能容纳各种不同的思想和见解,能接纳来自各学术共同体的教师和五湖四海的学生。“大雅”是指地方高校应形成崇尚学术、潜心学问、美化人生的大学氛围,在这个氛围中致力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和文化传承创新。“大舞台”是指地方高校能为所有的学生和教师的发展提供大舞台,成为师生实现梦想的圣地。“大基业”是指地方高校应有资料丰富的图书馆、设备先进的实验楼、环境优美的教学楼、器械完备的运动场等,为师生的发展提供优越环境。
2. 地方高校应着力打造具有自身特色的“学
科”、“学者”、“学问”、“学风”、“学生”。大学是由若干学科构成的,没有学科就没有大学;大学是由学者构成的,没有学者,学科就成为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末;大学能产生新的学问,没有新知识的产生,大学就不能履行其使命,也不能培养出真正意义上的新人;学风是师生对学术的态度,大学应具有敬畏学术精神之风、遵从学术自由之责、追求卓越品质之志,没有严谨的研究之风和勤奋的学习之风,也就不会是好的大学;大学之“学”,更在于大学的一切所为全在于学生,全为了学生,这是大学区别于研究机构的根本所在。所以地方高校的办学中应充分体现为学生成功奠定基础、为教师发展搭建平台的理念。因为只有大学的教师发展了,这个大学才可能获得发展;因为只有一代又一代的学生成功了,这个大学才会获得社会广泛的认可。也只有这样,行政管理才真正地表现出价值和意义。
(三)在制度层面,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形成学术与行政权力协调运行机制
目前,地方高校应本着“学术至上”、“学术自由”、“学术自治”、“民主管理”的治校理念,不断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形成良好的权力运行机制。
1. 颁行大学章程是完善内部治理结构的核心内容。
大学章程是大学的顶层设计、内部管理的指针,地方高校应该认真制定符合本校发展实际与需要的大学章程,对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运行机制做出明确规定,特别是要明确界定“党委、校长、纪委、学术委员会、教职工代表大会、教师、学生与校友”的权力与职责,使得各个利益相关者能切实地行使自己的权力并履行好自己的责任。
2. 完善绩效考核制度是实现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协调运行的关键。
地方高校应本着“去行政化”的理念,不断完善绩效考核制度,健全教学、科研激励机制。由于地方高校的特殊性,许多有学术成就的学者走上了行政岗位。因此,地方高校行政人员应承担一定的教学科研工作,特别是享受专业技术职称的行政管理人员应完成一定数量的教学、科研业绩;同时,不断提升教学科研奖励力度,增强教学科研工作对全校教职工的吸引力,激发教职员工教学、研究与学术交流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提升学校的学术品质。
3. 构建有效的监督机制是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良性运行的保障。
关于章程中所界定的各个利益相关者的权力和责任是否严格地得到了遵守应有一个机构进行监督,这个机构应独立于地方高校。从地方高校的实际看,这个机构应由地方高校章程的审批机关代表、地方高校的学术委员会主任、地方高校的教授代表等成员构成。其主要职责是审核地方高校的党委和校长是否按章程的规定来实现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协调运行。
(四)在实践层面,强化学术与行政人员工作职责与合作精神,规范学术与行政行为
在完善大学内部管理机制的基础上,地方高校还需进一步提高教职员工的学术素养,强化其工作职责与学术使命,通过权力重心下移、分层治理、分工协作等形式规范学术与行政行为。
1. 行政权力重心下移。
地方高校要努力承担大学使命,需要克服“权力过分集中”的现实,将权力重心逐步下移,使二级院系(所)和广大教职员工回归“主人翁”地位,增强教师在教学、科研、社会服务、文化建设中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地方高校可实行校、院(所、中心、实验室)二级管理,校级管理部门与学术组织主要职责是“制定目标、宏观调控、研究政策、对外联络、监督考核、公共服务”。二级学院(所、中心、重点实验室)具体负责学校决策执行、活动开展,成为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以及文化传承创新的真正主体。学校层面的工作主要由党委常委会、校长办公会两个重要的会议完成;二级学院(所、中心、重点实验室)的工作由党政联席会议解决。这是学校行政权力运行中权力分解的模式。
2. 学术权力校院两级责任明确。
按照《高等教育法》的规定,大学学术委员会的职责是审议学科和专业的设置,制订教学和科研计划,评定教学、科研成果等有关事项。因此,学校的学术委员会负责全校学术事务的政策制定、政策运行与监控,成员由各个学科的学术带头人组成,学术委员会主任由地方高校内部学术地位相对而言最高的学者担任。在二级学院(所、中心、重点实验室)可设立学术分委员会,成员由本单位各个研究方向的学术带头人担任,主任由成员选举产生。同时二级学院还可设教学指导委员会,成员应由本单位在教学上有一定的影响力的教授担任,主任由成员选举产生。由二级单位这两个学术组织来负责本单位学科建设、专业建设、课程建设、科研与学术交流等学术事务的决策与管理。校长在学校层面的行政中应充分尊重校级学术组织的意见,二级学院(所、中心、重点实验室)负责人在本单位的行政中也应按照学术组织的意见办理。
总之,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作为高校内部的有机组成部分,二者相互依存、相互渗透、不可偏废。忽视学术权力,大学必衰;放弃行政权力,大学必败。因此,地方高校只有科学处理权力关系,不断完善内部治理结构,才能迎来学术繁荣、特色鲜明的美好未来。
(汪明义,宜宾学院校长、教授,四川宜宾
644000)
参考文献
[1]肖起清.大学学术权力的边缘化及其诉求[J].辽宁教育研究,2006(05).
[2]欧小松.教学管理要走出权力管理的误区[J].中国高教研究,2000(12).
[3]郭平.大学去行政化研究现状与当下之思[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1(11).
[4]顾明远.大学文化的本质是求真育人[J].教育研究,201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