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权力（共9篇）
媒体权力 篇1
一、引言
一直以来,企业权力配置是理论界和实物界关注的热点。权力是决定资源配置效率和实际利益分配的重要因素,CEO作为公司核心高管,其决策权力对企业绩效具有重大影响(Adams et al.,2005)。然而关于CEO权力对企业绩效影响的研究结论并未统一。一种观点认为,CEO权力增大,有利于企业建立各层次的资源获取渠道,并通过影响战略决策的制定和执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企业绩效提升(Smith et al.,2006;权小峰、吴世农,2010)。另一种观点则强调,CEO权力增大,可能导致CEO通过过度在职消费、控制董事会、干涉薪酬制定和高管变更、进行非效率投融资决策等方式进行权力寻租,增加代理成本,企业业绩表现越差(卢锐等,2008;Jiraporn et al.,2012)。
现实中,CEO权力对企业绩效的促进和抑制作用往往同时存在,而已有文献侧重于从单一视角考察CEO权力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忽视了CEO权力的“双面性”。因此,本文试图从资源依赖和代理问题的角度,同时考虑CEO权力对企业绩效的促进和抑制效应,探究CEO权力与企业绩效间会存在何种关系。
公司治理效果不仅受企业内部治理机制的影响,还与企业所处的外部治理环境有关。“法与金融”理论表明,完善法律制度是提高公司治理水平的重要途径。我国属于典型的“新兴+转轨”国家,法律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法律外的替代机制显得尤为重要(郑志刚,2007)。近年来,随着媒体力量的崛起,其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受到重视,被认为是法律制度的重要补充(Dyck和Zingale,2002)。已有研究表明,媒体在公司治理中扮演了监督者的角色,对完善公司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基于信息传播和声誉机制,媒体关注促进了企业财务舞弊的揭露(Miller et al.,2006)、企业违规行为的改正(Dyck et al.,2008)以及董事会经营效率的提高(Joe et al.,2009),经理人机会主义行为相应减少(罗进辉,2012)。既然媒体关注具有监督职能,可以抑制经理人机会主义行为,其能否有效调节CEO权力与企业绩效间的关系,促进CEO权力对企业绩效的积极影响作用?然而现有文献尚未对此做出解答。基于此,本文试图通过实证研究揭示媒体关注对CEO权力与企业绩效间关系的影响。
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导致上市公司呈现国有和非国有两元分立的格局。产权制度是公司治理的基石,不同的产权性质将导致公司在治理机制设计及其经济后果方面会表现出诸多差异(程柯和孙慧,2012)。基于此,在不同产权性质的公司中,媒体关注对CEO权力与企业绩效间关系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本文将做进一步分析。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一)CEO权力与公司绩效
CEO权力即CEO参与实现公司重要决策的能力(Ad⁃ams et al.,2005)。根据资源依赖理论,企业绩效提升需要建立在资源获取和资源配置基础上。一方面,CEO作为企业核心高管,其专业能力越强,社会声誉越好,越容易形成围绕社会精英的人际网络,有助于企业建立不同层次的资源获取渠道,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业务体系,促进企业绩效改善(张建祥等,2015)。另一方面,作为企业战略行为的主导者,CEO权力增大有利于CEO依环境变化及时调整企业战略方向和目标,创新性地整合各种资源,建立富有竞争力的价值链。同时,CEO权力越大,越有助于其通过集中控制和组织协调使清晰、有力的领导得以实现,推动战略决策执行,提高经营运作效率,促进企业绩效提升(Smith et al.,2006)。因此,CEO权力增大,有利于企业资源的获取、配置能力的增强。
依据委托代理理论,CEO权力越大,越容易导致其过度在职消费,通过控制董事会干预薪酬制定、影响高管变更、进行非效率投融资等手段攫取个人私利,增加其与股东间的代理成本,损害企业绩效。卢锐等(2008)研究表明,在高管权力大的企业中,管理层的在职消费更高,但公司绩效并没有显著改善。Jiraporn et al.(2012)指出,CEO权力越大,公司债券融资比例越少,股东利益受到损害,代理成本增加,企业业绩下降。此外,CEO权力缺乏制衡时,更可能通过大规模的并购活动获取高额报酬,而企业本身并不能实现预期的并购价值。赵息等(2013)发现,高管权力与并购绩效呈负相关关系。因此,CEO权力增大,CEO权力寻租动机增强,代理成本上升,企业绩效变差。
基于上述分析,CEO权力对企业绩效同时存在促进和抑制效应。有限理性人假设指出,人并非是“完全理性的经济人”,而只具有有限决策能力和选择能力,因而CEO权力对企业绩效的促进效应将随着CEO权力的增大趋于饱和。在适当的CEO权力范围内,CEO权力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占主导,而当CEO权力超过一定临界值,抑制效应将取代促进效应的主导地位。由此,我们提出假设:
H1: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CEO权力与公司绩效呈倒U型关系。
(二)媒体关注对CEO权力与企业绩效间关系的调节
为赢得良好的社会声誉和获取商业利益,媒体有监督上市公司的动机(Miller,2006),并主要通过以下两种机制发挥监督作用:
一是信息传播机制。肖淑芳等(2013)指出,媒体作为一种非正式的外部监督,通过提高公司信息透明度,增进外部投资者和监管者对企业的认知度,更好地督促管理者提高公司经营效率,避免或改正违背股东和公司利益的行为。罗进辉(2012)研究表明,媒体报道提供了免费的信息渠道,可以减少外部投资者的信息搜集成本,增强其对管理者的有效监督,有利于降低代理成本。
二是声誉机制。Fama(1980)提出,声誉具有价值,良好的声誉会为经理人带来可观的收入和良好的职业发展前景,职业经理人会努力保持自己在社会公众面前的良好声誉,以期获取声誉价值。媒体报道通过引导社会舆论,影响经理人声誉,从而约束CEO行为。Nguyen(2006)研究发现,媒体对公司的正面报道越多、对CEO的关注程度越高,公司的Tobin’Q值越大。郑志刚等(2011)研究表明,媒体负面报道迫使注重声誉的经理人改善企业业绩。经理人潜在的声誉损失随着公司关注程度的提高而增大,因而经理人改正违规行为的动机增强,即使没有政府行政介入,也能改正违规行为,实现公司业绩提升。
基于上述分析,媒体对企业的关注程度提高,CEO机会主义行为减少,CEO权力对企业绩效的消极影响降低,正向作用相对增强,CEO权力与企业绩效的倒U型关系减弱。此时可适当增大CEO权力来促使CEO权力对企业绩效的边际贡献为0,使企业绩效达到最优,即CEO权力对企业绩效激励的临界值增大。由此,我们提出假设:
H2: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相对于媒体关注度低的企业,媒体关注度高的企业CEO权力与企业绩效倒U型关系的显著性降低,且CEO权力对企业绩效激励的临界值增大。
(三)基于不同的企业产权性质,考察媒体关注对CEO权力与企业绩效间关系的调节
企业产权性质决定了委托治理结构,进而影响其代理成本和代理效率,下面按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分别进行分析:
对于国有企业,一方面由于“所有者缺位”,掌握实际控制权的CEO并不具有剩余索取权,其攫取个人私利的动机强烈,代理问题严重(袁振超等,2014),CEO权力对企业绩效的抑制作用凸显。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其经营目标受政府意志影响,政治稳定性经常取代资产增值目标,国企高管为了追求政治晋升,常常牺牲企业经营效率来达到政治目标(罗进辉等,2014),因此CEO权力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媒体关注度低时,媒体监督作用减弱,CEO权力对企业绩效的抑制作用占主导,CEO权力与企业绩效呈负相关关系。媒体关注度高时,其监督作用增强,在适度的CEO权力下,CEO权力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占主导,当CEO权力超过一定限度,抑制作用将占主导,即CEO权力与企业绩效呈倒U型关系。
对于非国有企业,一方面产权私有化,控股股东为了自身利益,有动机加强对经理层的有效监督,抑制CEO权力寻租,因此CEO权力对企业绩效的消极作用不明显。另一方面,非国有企业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迫使作为高管核心的CEO运用权力积极调动、获取资源,并创新性地配置资源,建立企业的核心竞争价值链和业务体系,提升企业业绩,维持竞争优势地位,CEO权力对企业绩效的正向作用凸显。媒体关注度低时,其监督作用减弱,CEO权力对企业绩效的抑制作用增强,随着CEO权力增大,占主导的促进作用将逐渐转为抑制效应,CEO权力与企业绩效呈倒U型。媒体关注度高时,其监督作用增强,CEO权力对企业绩效的抑制作用进一步削弱,CEO权力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占主导,CEO权力与企业绩效呈正相关关系。由此,我们提出假设:
H3a: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国有企业媒体关注程度低时,CEO权力与企业绩效呈负相关;媒体关注程度高时,CEO权力与企业绩效呈倒U型关系。
H3b: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非国有企业媒体关注程度低时,CEO权力与企业绩效呈倒U型关系;媒体关注程度高时,CEO权力与企业绩效呈正相关。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2009 ~ 2013年沪、深两市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并根据以下标准对样本进行了筛选:①剔除在2008年12月31日之后上市的企业;②剔除ST、PT企业;③剔除报告期内CEO发生变更的样本;④剔除相关数据缺失或异常的样本。最终,确定了387 家公司5 年的平衡面板数据。CEO权力数据主要来自于新浪财经和CSMAR数据库,并经过公司年报和和讯网的交叉核对。媒体关注数据来自百度新闻搜索,财务数据和公司治理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为避免异常值的影响,本文对模型中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Winsorize处理。
(二)变量定义
1.CEO权力。
参考Finkelstein提出的权力模型,借鉴权小峰和吴世农(2010)的研究,本文从组织权力、所有权权力、专家权力和声望权力四个维度选取10 个虚拟变量来衡量CEO权力,并将10个指标直接相加并等权平均得到CEO权力综合指标,最终取值介于[0,1]之间,具体定义和解释见表1。
2.媒体关注。
借鉴罗进辉(2012)的研究,本文利用百度新闻网站手工搜集了观测年度包含上市公司股票名称的新闻报道数量,作为媒体关注的替代变量。具体做法是,对于每家上市公司,通过权威中文新闻搜索引擎“百度新闻”,键入每家上市公司股票名称进行分年度标题检索,并以检索结果中的新闻报道数目衡量媒体对该公司的关注。新闻报道数量越多,说明媒体对该上市公司的关注度越高。
3.企业绩效。
总资产收益率、净资产收益率和托宾Q值是衡量企业绩效的常用变量。其中,总资产收益率、净资产收益率均反映了企业的获利能力。但当企业进行举债经营时,净资产收益率增长幅度高于总资产收益率,未体现企业风险的增大。托宾Q值是公司市场价值与资产重置成本的比值。由于我国资本市场被认为是弱式有效,公司市场价值难以准确获取,托宾Q值的有效性受到质疑,因此,本文选取总资产收益率(Roa)衡量企业绩效。
4.控制变量。
由于公司绩效还受其他因素影响,借鉴以往文献,本文选取了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股权集中度等11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各变量具体定义见表2。
(三)模型设定
本文采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来估计参数,以克服截面数据或时间序列数据中较易出现的序列相关性和异方差性,同时也可以显著减少因遗漏变量而带来的内生性问题,从而提高计量经济估计的有效性。面板数据分析采用Stata12.0。
为检验假设1,本文参照周蕾和余恕莲(2013)的做法,引入解释变量的二次项,如果解释变量的二次项系数显著为负,则说明两者存在倒U型关系。
为此,我们构建模型(1)和模型(2):
其中,ai(i=1,2,3……)表示截距项,βi为模型回归系数,i表示横截面个体,t表示时间,εi,t为随机扰动项。
为验证假设2,本文以行业中位数为标准,将全样本划分为媒体关注高、低两个子样本,对模型(1)、(2)进行分组回归(结果见表4)。
为验证假设3,进一步将样本细分为国有企业受媒体关注度低、国有企业受媒体关注度高、非国有企业受媒体关注度低、非国有企业受媒体关注度高四个子样本,对模型(1)、(2)进行分组回归(结果见表5)。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由表3 可知,样本企业的总资产收益率(Roa)均值为0.047,中位数为0.038,表明大部分企业总资产收益率较低,企业盈利能力有待提高。CEO权力(Power)中位数为0.500 大于均值0.488,表明大部分企业CEO权力偏大,且各企业间CEO权力存在差异。媒体关注(Media)均值、中位数分别为7.276、7.031,标准差为1.180,表明不同企业受媒体关注程度差异显著。
主要变量间系数均显著相关,且变量间相关系数均小于0.7,说明变量间不存在高度相关。VIF检验值最大值为1.63,均值为1.21,说明变量间存在多重共线性的可能性较小。Roa与Power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初步表明CEO权力与企业绩效可能呈负相关。但由于变量相关性受样本容量等因素的影响,假设1 还需进一步分析。Media与Roa、Power均显著相关,初步表明媒体关注可能影响CEO权力与企业绩效的关系。
(二)多元回归分析
1.CEO权力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本文研究样本取自2009~2013年各公司年末数据,属于“大N、小T”型平衡面板数据。通过进行F检验和Hausman检验,结果表明应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存在公司间的“个体效应”。同时考虑到同一个公司不同时期的扰动项可能存在自相关和异方差,将影响模型估计的准确性,因此,本文在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的基础上,使用聚类稳健标准误,并借鉴周蕾和余恕莲(2013)的研究,以调整R2作为最优模型选择的主要依据。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双尾显著,下同。
表4是全样本、媒体关注度低和媒体关注度高的子样本下CEO权力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回归结果。由表可知,全样本回归中模型1、2的F值均显著,表明模型整体有效。模型2的调整R2较大,应选择模型2,初步验证了全样本中CEO权力与企业绩效间不是线性关系。模型2的回归结果显示,全样本中CEO权力一次项、二次项(Power、Power2)系数分别为0.050、-0.046,且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表明CEO权力与企业绩效呈显著倒U型关系,且计算得出CEO权力对企业绩效激励的临界值为0.543,即当CEO权力为0.543时,企业绩效达到最优;当CEO权力小于0.543时,CEO权力增大,企业绩效提高,CEO权力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占主导;而当CEO权力超过0.543并继续增大时,企业绩效下降,CEO权力对企业绩效抑制效应占主导。假设1得到验证。
2.媒体关注对CEO权力与企业绩效间关系的调节。
由表4可知,子样本回归中4 个模型F值均显著,表明模型整体有效。媒体关注度低的子样本中,模型2 的调整R2较大,应选择模型2。从模型2 的回归结果可知,CEO权力一次项(Power)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二次项(Power2)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可知CEO权力与企业绩效呈显著倒U型关系,并根据CEO权力的一次项、二次项系数,得出CEO权力对企业绩效激励的临界值为0.452。即当CEO权力为0.452时,企业绩效达到最优;若CEO权力小于0.452,CEO权力对企业绩效表现为正向促进作用;当CEO权力超过0.452 时,CEO权力对企业绩效呈现出负面抑制。
媒体关注度高的子样本中,模型2 的调整R2偏高,应选择模型2。模型2 的回归结果显示,CEO权力一次项系数为0.082,在5%的水平上显著,二次项系数为-0.068,在10%的水平上显著,表明CEO权力与企业绩效呈显著倒U型关系,且CEO权力对企业绩效激励的临界值为0.603。当CEO权力为0.603时,企业绩效实现最优;若CEO权力小于0.603 时,企业绩效随CEO权力增大而上升;当CEO权力大于0.603 时,企业绩效随CEO权力增大而下降。与媒体关注度低相比,企业受媒体关注度高时,CEO权力与企业绩效的倒U型关系减弱(二次项的显著性由5%上升为10%),且CEO权力对企业绩效激励的临界值增大(由0.452增大至0.603)。假设2得以验证。
3.媒体关注对不同产权性质下CEO权力与企业绩效间关系的调节。
表5是不同产权性质企业在不同媒体关注程度下的回归结果。由表可知,8 个模型F值均显著,表明模型整体有效。
国有企业受媒体关注度低的子样本中,模型1的调整R2较大,应选择模型1。根据模型1 的回归结果,CEO权力系数为负,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国有企业受媒体关注程度低时,CEO权力与企业绩效呈显著负相关。在国有企业受媒体关注度高的子样本中,模型2 的调整R2偏大,应选择模型2。模型2的回归结果显示,CEO权力一次项系数大于0,二次项系数小于0,且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国有企业受媒体关注程度高时,CEO权力与企业绩效呈显著倒U型。由此可知,假设3a得到验证。
非国有企业受媒体关注度低的子样本中,模型2的调整R2偏高,应选择模型2。模型2的回归结果显示,CEO权力一次项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二次项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非国有企业受媒体关注程度低时,CEO权力与企业绩效呈显著倒U型。在非国有企业受媒体关注度高的子样本中,模型1 的调整R2较大,应选择模型1。根据模型1 的回归结果,CEO权力系数为正,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说明非国有企业受媒体关注程度高时,CEO权力与企业绩效呈显著正相关。由此可知,假设3b得到验证。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以2009 ~ 2013 年我国沪深两市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CEO权力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媒体关注对两者间关系的调节。研究表明:
CEO权力与企业绩效呈显著倒U型关系,其对企业绩效激励存在临界值。在临界值左侧,CEO权力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占主导,在临界值右侧,CEO权力对企业绩效的抑制作用占主导,表明CEO权力与企业绩效间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因此,不同的CEO权力强度对企业绩效的作用效果不同。
媒体关注负向调节CEO权力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与受媒体关注度低的企业相比,媒体关注程度高的企业CEO权力与企业绩效的倒U型关系减弱,且CEO权力对企业绩效激励的临界值增大,表明媒体关注度越高,越能削弱CEO权力对企业绩效的抑制效应,促进CEO权力对企业绩效的提升。
国有企业媒体关注度低时,CEO权力与企业绩效呈显著负相关;媒体关注度高时,CEO权力与企业绩效呈显著倒U型。非国有企业媒体关注度低时,CEO权力与企业绩效呈显著倒U型;媒体关注度高时,CEO权力与企业绩效呈正相关。表明不同产权性质和媒体关注程度下,CEO权力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存在差异。
(二)政策建议
根据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企业应结合内部治理机制,衡量CEO权力对企业绩效的促进和抑制效应,确定最佳权力配置区间。当CEO不在董事会任职,CEO不持股或持股比例很小,CEO不拥有任何职称,且任期相对较短,管理当局应注意CEO权力是否偏小,不利于企业资源获取和资源配置能力的提升,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不足。若CEO兼任董事长,CEO持股或持股比例较高,CEO拥有高级职称且任期相对较长,管理当局应考虑CEO权力是否过大,其权力寻租倾向强烈,代理成本增加,对企业绩效的抑制效应凸显。
其次,企业应重视外部治理机制和自身产权性质,充分利用媒体关注的监督职能,动态调整CEO权力。国有企业媒体关注度低时,媒体监督作用较弱,CEO权力对企业绩效的消极影响增强,应注意削弱CEO权力,降低CEO权力对企业绩效的损害。非国有企业媒体关注度高时,媒体监督作用较强,CEO权力对企业绩效的消极影响减弱,可适当增大CEO权力,促进CEO权力对企业绩效的提升。
最后,媒体关注具有第三方监管功能,是法律制度外的有效治理机制,对完善我国公司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法律制度执法效率不高,相关监管部门应大力扶持媒体的发展,加速其独立化和市场化,促进其在公司治理中充分发挥第三方监督职能以弥补法律制度的低效。
摘要：本文以2009～2013年我国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公司治理内外部机制,实证检验CEO权力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以及媒体关注对两者间关系的调节。结果表明:CEO权力与企业绩效呈倒U型关系,存在CEO权力对企业绩效激励的临界值。与受媒体关注度低的企业相比,媒体关注度高的企业,CEO权力与企业绩效的倒U型关系减弱,且CEO权力对企业绩效激励的临界值增大;随着媒体关注程度的提高,国有企业CEO权力与企业绩效间关系由负相关转化为倒U型;非国有企业CEO权力与企业绩效间关系由倒U型转化为正相关。研究结果揭示了CEO权力对企业绩效的作用机理,以及媒体关注对该作用机理的影响,为企业科学配置CEO权力、改善企业绩效提供了参考。
关键词：CEO权力,媒体关注,公司治理,企业绩效
参考文献
Adams R.B.,Almeida H.,Ferreira D..Powerful CEOs and their impact on corporate performance[J].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2005(4).
Smith A.,Houghton S.M.,Hood J.N.et al..Power relationships among top managers:does top management team power distribution matter for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J].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2006(5).
权小锋,吴世农.CEO权力强度、信息披露质量与公司业绩的波动性——基于深交所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J].南开管理评论,2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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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志刚.法律外制度的公司治理角色——一个文献综述[J].管理世界,2007(9).
Miller G.S..The press as a watchdog for accounting fraud[J].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2006(5).
Dyck A.,Volchkova N.,Zingales L..The corporate governance role of the media:evidence from Russia[J].The Journal of Finance,2008(3).
Joe J.,Louis H.,Robinson D..Managers and investors responses to media exposure of board ineffectiveness[J].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2009(3).
罗进辉.媒体报道的公司治理作用——双重代理成本视角[J].金融研究,2012(10).
程柯,孙慧.产权性质,管理层持股与代理效率——基于随机前沿模型的度量与分析[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2(10).
网络权力改变权力本质 篇2
一些观察家乐于接纳这种趋势，认为它标志着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合约》签订以来一直作为主导性全球机构的主权国家的衰落。他们预言，信息革命将会推翻官僚统治集团，网络组织将取而代之。私人市场和非营利实体将掌握更多政府职能。随着发展，国际互联网上的虚拟团体将超越领土管辖并形成自己的治理模式。国家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将会降低很多。人们将按照多种自愿协定生活，轻点鼠标就能加入或退出各种团体。
权力在加速扩散
如此激烈的网络变革目前还只是想象，但一场新的信息革命正在改变着权力的本质，加速着权力的扩散。国家仍将是世界舞台上的主导行为体，但它们会发现这个舞台越来越拥挤，越来越难控制。比以往多得多的人口有机会获得来源于信息的软实力。政府总是为信息的流动和控制而担心。
当前的信息革命，以计算机、通讯和软件技术的迅速发展为基础，技术的迅速发展极大地降低了信息创建、处理、传送和搜索的成本。30年来，计算能力每18个月就会提高一倍，21世纪初的计算耗时仅是20世纪70年代初的千分之一。如果汽车的降价速度能和半导体的降价速度一样快，那现在只花5美元就能买一辆轿车了。
1993年，全世界约有50个网站；2000年，全球网站数量已经超过了500万。2010年，仅中国的国际互联网用户就超过了4亿，社交网站脸谱网的用户超过了5亿。通讯频宽正在迅速提升，通讯成本继续迅速下降，其下降速度甚至比计算耗时的下降还快。1980年，10亿字节的存储器要占据一个房间；现在，2000亿字节的存储器已经能放进衬衣口袋。数字信息量每5年就增加10倍。
这场信息革命的关键特征不是有钱人与有权人之间的通讯速度，关键性的变化是信息传送成本的急剧下降。事实上，实际传送成本已经变得微不足道，因此，世界范围内的信息传送量几乎是无限的。相互关联的计算和通讯技术的巨变正改变着政府的性质，加速着权力的扩散。
20世纪中期，人们害怕当前信息革命中计算机和通讯技术的发展会使乔治·奥威尔反乌托邦小说《一九八四》中描述的集权政府成为现实。主计算机似乎一定会增强中央规划，加强金字塔顶端阶层的监视权力。政府电视台将主宰新闻。通过中央数据库，计算机能够让政府的识别和监视更容易。
然而，随着计算成本的下降，计算机体积已经缩小到智能电话及其他便捷设备的大小，计算机的分散效应已经超过了其集中效应。与几十年前相比，今天的信息权分布广泛得多。与编辑和节目主持人控制的收音机、电视和报纸不同，国际互联网创造的是无限制的沟通。其区别在于，“网络信息的流动更远、更快，中间介质更少”。信息常常能提供关键的权力资源，而现在更多人有机会接触到比以往更多的信息。
政治门槛降低
这意味着世界政治将不再只是政府的领域。随着计算机和通讯成本的下降，世界政治的门槛降低了。个人和私人组织，从公司、非政府组织到恐怖分子，都有权力在世界政治中发挥直接作用。信息的传播意味着权力分布更广泛，非正式网络将削弱传统官僚体制的垄断。互联网时代的速度意味着所有政府对议程的控制都将减弱。政治领导人在必须对事件作出反应之前享有的自由度会降低，他们不得不与更多行为体分享舞台。
理论上，随着市场进入成本和门槛的降低，信息革命会削弱大国的权力并增强小国和非政府行为体的权力。但实际上，国际关系比技术决定论所表明的要更加复杂。信息革命的某些层面有助于小国，但某些层面会有助于已经有影响力的大国。尽管黑客和政府都能够创建信息并利用国际互联网，但在很多情况下，规模仍然是重要的。大的政府能够调动成千上万名接受过培训的人员，拥有能够破解密码或侵入其他组织网络的庞大计算能力。就软实力而言，像好莱坞和宝莱坞这样大的著名娱乐产业在内容制作和发行上享有相当大的规模经济。并且，信息经济中存在规模报酬递增的“网络效应”。一部电话是没有用的，只有安装了另一部电话，价值才会增加。同样，网络规模的扩大也遵循这一规律。
此外，尽管现有信息的传播花不了多大成本，但新信息的收集和制作往往需要重大投资。在很多竞争性的环境下，新信息最重要。托马斯·杰斐逊曾经用蜡烛做过比喻：如果我给你一束光，我的光不会因此而减弱。但在竞争性环境下，如果我能先得到光，在你之前把情况看清楚，结果会大不同。情报收集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军事权力仍然重要
军事权力在全球政治的关键领域仍然重要。在武力使用上，信息技术产生了有益于小国的影响，但在某些方面也有利于强国。它是一柄双刃剑。曾经价格昂贵的军事技术在转化为商品后会使小国和非政府行为体受益，增强大国的脆弱性。例如，现在任何人都能够从商业公司订购卫星图像，或者利用谷歌地球软件，只需要花费极小的成本甚至零成本就能够看到其他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能够提供精确位置的全球定位设备过去曾经是军方的专利，而现在可以方便地从商店买到。此外，信息系统让富国成为恐怖组织易于扰乱且可获丰厚战果的袭击对象，从而造成了富国的脆弱性。维基解密等非政府行为体收集并散布会使军事行动复杂化的敏感信息。老练的对手（如一个拥有网络战资源的小国）可能会决定威胁大国。同样，国家资助的“自有”网络攻击或“私掠船”网络攻击也是有可能的。
新媒体背景下媒介权力形态的演变 篇3
一、媒介权力的概念及其演变
媒介权力或大众媒介的权力, 一直是西方传播研究的重点, 最早源于美国。传统的媒介权力观更多地将媒介的权力等同于对媒介对受众的影响、效果, 用影响和效果代替了权力的真正含义, 后来福柯拓展了媒介权力的概念, 提出权力是通过话语发生作用的:“话语传递着、产生着权力, 它强化了权力。”话语权成为媒介权力的代名词, 媒介凭借自身拥有的资源和平台, 拥有对于媒介的控制权。网络媒介权力是“网络空间中的行动主体基于互动关系对社会情境与问题进行意义阐释与赋予, 由此形成或塑造公共意见, 从而对个人和社会进行影响、操纵、支配的能力”。在新媒体环境下的媒介权力随着媒介形态、媒介规律的改变也发生深刻变革。
20世纪90年代, 媒介才成为一种实在的力量融入国家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媒介权力最初是国家的意识形态工具, 是国家的宣传机器, 通过意识的控制来达到权力的威严。国家通过集中的、规模化的宣传活动巩固了国家政权, 抵制了西化思想的蔓延。后来, 随着媒介形式多样化, 网络媒体的诞生, 媒介不仅仅作为意识的工具, 更多的是社会的公器, 是社会的瞭望者和规范者。媒介关注的重点不再是单一的国家政治, 市民新闻也开始发展壮大, 普通人的生活开始成为媒体的素材。在新媒体环境下, 媒介形式多样化, 各种媒介形式之间的互动, 逐渐模糊了媒介原有的权力结构的界限, 媒介权力进入无边界状态。媒介更多的是社会信息传播的渠道, 摆脱了传统的严格的政治性的束缚。
二、媒介权力形态模式的演变
媒介形式的多样化, 使媒介中传者和受众、媒体与媒体的连接和互动模式发生了变化, 使媒介权力形态的网络更加复杂。要清晰地表现媒介权力的这种变化, 只有用模式图的方式展现。
(一) 媒介权力等级:从金字塔形到等腰梯形
传统的媒介形态是一种金字塔状, 资源的差异形成一种自上而下的传播:传播者高高在上, 把信息传播给下一级传播机构, 再通过更下一级传播机构达到最底层的受众。这种以意见领袖为中介的传播结构, 一方面信息传播具有滞后性, 从金字塔顶端到底端要经过层层的信息把关, 信息在传播过程中会发生变质, 影响传播的质量;另一方面, 层级的传播是建立在媒介资源和信息资源拥有基础上的, 决定传播的范围局限于拥有资源的群体和圈子, 其他群体被隔绝在外, 无法满足广大受众信息需求。金字塔式的媒介传播最大的弊端就是它与传统权力机构的关联, 顶端的少数人统治或影响着底端的大多数, 很容易导致资源的滥用和权力的腐败。
在新媒体时代, 传播媒介的多样化, 公众的媒介接近权发生了深刻变化:接触媒介的广度在扩展, 深度也在不断的深化, 形成等腰梯形结构。等腰梯形结构中, 不存在对于信息的绝对控制, 信息的传播者与接受者之间的互动更加及时、迅速, 不需要经过多次严格的流水线式传播过程。等腰梯形左右两端的信息也频繁互动, 每一个主体都具备互动和传播的可能性, 打破了自上而下的传播模式。
(二) 媒介环境:金字塔中心化到多金字塔的去中心化
传统的金字塔中心化的媒介环境, 信息传播媒介拥有资源优势, 可以利用自身的优势进行强有力的传播, 通过设置媒体议题, 然后将其引入公众议程, 同时通过暗示作用使群体中大多数处于沉默状态, 而缺乏对话题的思考, 这样就形成媒介的控制力。传统媒介环境中, “传播媒介拥有不可抵抗的强大力量, 他们所传递的信息在受传者身上就像子弹击中躯体, 药剂注入皮肤一样, 可以引起直接速效的反应;他们能够左右人们的态度和意见, 甚至直接支配他们的行动。”
在新媒体环境下, 媒介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不仅存在多个金字塔中心, 而且各金字塔中心也存在互动和传播, 这是一个去中心化和再中心化的过程。媒介形式多样化, 没有哪个媒介有绝对的权力可以控制所有的受众, 受众可以根据自身的兴趣爱好和条件选择自己的媒介, 这些有共同兴趣或价值观的受众基于媒介形成一个圈子, 建立新的粉丝群体。在这种状况下, 每个媒介基于自身群体形成一个中心, 打破了原有媒介中心一统江湖的局面。从个人角度, 媒介多样化使受众获取信息的渠道多元化, 受众可以是多个媒介圈子的粉丝, 可以通过不同媒介得到同一个信息, 但不同媒介对信息的差异化解读, 这无形中在个人层面实现了各个中心的互动。从媒介角度, 同一媒介有多种媒介形式, 如微博、微信、传统报纸、数字报纸等, 每一种媒介类型都是一个中心, 媒介的整合传播也是一个良性互动, 打破原有的媒介中心。在去中心化的过程中, 媒体会在受众需求的引导下再次中心化, 进行媒介权力的再次分配。
(三) 人际网络:从点状、线状到网状
在传统的媒介环境中, 信息传播受时空的差异、地位的悬殊、资源的多寡等因素影响, 传者更多的是传播信息, 受众更多的是接收信息, 这种传播机制使传者和受众之间有着严格的界限, 阻碍了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交流、互动。传者与受众之间都是很简单的点状或线状关系, 很少有实际的交集, 这样媒介的传播效果没有最大化发挥。在这种人际网络中, 拥有信息和平台优势的媒介, 很容易成为意见领袖, 成为媒介权力的中心, 受众成为信息的“靶子”。
在新媒体环境中, 各种媒介可以实现融合, 跨平台、跨界传播成为现实。原有的权力边界在这种互动中模糊甚至消失。首先, 发生变化的是传者与受众的地位, 已经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传者与受众的角色区分, 传者在一定情境下会是受众, 受众也可以把自己或身边新闻作为信息进行传播, 在人人时代, 人人都是传播者。其次, 传者与受众之间的互动更加频繁和及时, 受众可以及时地对传者的信息给予反馈, 或关注、或转发、或评论, 二次传播中对信息内容的再次组织和编辑, 使这种互动更加深入。再次, 网络环境下, 没有组织机构作为行为的主体和中心依托, 但其特有的技术特性和传播模式, 使网络的每一个主体间具备了互动的可能性, 在信息和观点的交换中对彼此的行为施加影响和控制, 促进“权力场”的形成。这种“场”可以使传播效果扩展, 从而构建新的网络人际关系, 这种关系是网状的。新媒体时代媒介组织所拥有的“对他人产生预期效果的能力”转移到了每一个网络的使用者, 使“人们拥有了在机构之外组建群体、共同行动的能力”。
三、媒介权力模式演变的意义
(一) 传播水平化, 解构媒介霸权
新媒体环境下, 媒介平台的多样化, 引起媒介与受众关系的变迁。希诺乔萨说, 传统媒体与受众之间的“讲座”关系要变成“对话”关系, 媒介融合要致力于搭建这样一个平台, 受众才会一天24小时跟随, 才会成为媒体的忠实读者。2000年韩国记者吴延浩成立“新闻游击组织”网站时提出“每个人都是一名记者”的开创性想法, 新闻制作也进入人人时代。在人人时代, “人人是一个个具体的、感性的、多元化的人;他们是基于话语的、临时的、短期的、当下的组合;而不是一种长期制约, 如博客等, 是一个协同合作的工作空间”。这种人人的传播方式是一种水平化的传播。
从媒介消费的角度看, 受众作为媒介的消费者, 要想消费者买单, 媒介只有在尊重受众主体地位的同时提供符合消费者需求的媒介产品才能生存。从传播的流程来看, 媒介的传播可以分为两类, 一种是媒介主导的传播, 受众只是部分参与, 比如在电视节目中拨打热线电话或者发送短信参与投票互动等;另一类是受众在微博等社交性媒体上传播, 及时与受众互动, 全面参与。这体现了受众主体地位的差异, 而传播水平化更加强化了受众对于媒介而言的主体地位, 同时也是对原有媒介霸权的解构和新的受众权力的重构。
(二) 互动及时性, 传受双方权力转移
新媒体时代立足于人际网络关系, 关系在人际关系网络中意味着信息, 同时也是一种媒介。随着媒介技术的创新, 媒介功能完善, 全息媒介呼之欲出, 媒介将在最大限度上延伸人的感官。这种人体功能的延伸, 能极大地放大个人在整个媒介环境中的作用。特别是在人际网络中, 这种力量可以通过广泛的网络人际交流得到扩张。
在网络空间中, 个人一方面是媒介文化消费者, 也是创造者, 另一方面既是信息传播者, 又是信息的接受者。这种双重身份使原来只能由传者才能拥有的资源优势转移到受者这里, 在无形中实现了权力的转移。
(三) 商业模式的创新
新媒体时代, 媒体的角色也发生了变化, 不再单纯地追求有价值的新闻, 它们需要资本来维持自身的生存, 这就需要他们进行商业模式的创新。人人传播使受众成为商业模式创新和媒体收入的突破点。用户内容生产 (UGC) 和原生广告就是这种商业模式创新的典范。
UGC是相对于PGC (专业内容生产) 来说的, 媒介内容的生产不再依赖于传统的专业制作人或制作团队, 而是更多的依靠受众的参与和互动, 是一次参与式的内容生产。用户作为广告的协同生产者参与广告的制作, 形成一种病毒式广告效应, 增加受众参与度。网络上流行的凡客体就是充分动用用户的资源和智慧, 通过他们自身的创作和传播达到广告效果。优酷等视频网站也提供免费空间供威客、拍客等上传内容, 同时供受众下载和转载。而原生广告更是将这种自由发扬光大, 媒体开辟专门的区域给广告主和品牌来自发创作品牌新闻或品牌广告, 把广告融入媒体环境中。
四、结语
媒介权力的演变是伴随着媒介技术和媒介环境的发展产生的。新媒体技术的创新, 使媒介权力形态发生了质的改变, 也一定程度促进了媒介的商业创新。但是, 媒介毕竟也作为意识形态工具和社会公器, 一味地追求在商业环境中的媒介权力的退让, 会引发很多社会问题, 有一定的道德风险。
摘要：媒介技术的革新推动媒介环境的变化。本文从媒介权力概念和内涵的演变出发, 分析新媒体背景下媒介权力形态的演变模式, 展现媒介环境变化后媒介权力演进的表现, 同时对这种演变所产生的社会和经济意义进行研究。
关键词：新媒体,媒介权力,形态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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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权力滥用与权力控制 篇4
关键词:权力;权力滥用;权力控制;科学民主
孟德斯鸠曾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为此,在权利使用与控制过程中,既要防止滥用权力,独断专行;又要注意权力控制,防止权利软弱无力,一盘散沙。这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我们必须灵活运用,做到善用权力而不滥用权力,建立科学、民主、集中的管理模式。
一、权力滥用与权力控制是矛盾的统一体,权力滥用是以权力控制为基础的,权利控制又为权力滥用推波助澜作用
权力滥用是指权力拥有者在行使权力与控制权力过程中,超越权力界限和范围,造成他人或国家、社会、集团的利益遭受损害,以满足自身越权、越位目的的行为。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权力滥用表现为权责不明、职责不明、没有程序、办事推诿、枉法裁判等行为。古代帝王将相滥用权力的比比皆是,将权力当作只身控制他人的法宝,对社会造成了严重危害,最终造成了不断的社会大动荡,权力更迭,朝代更换。当时皇权高于一切权力,统率一切权力,是一切权力之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普天之下莫非王臣”,集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权威为一体的绝对垄断权力的皇权,造成了权力失去控制,权力滥用,疏于朝政、昏庸不堪的昏君不思责任,闹得当时或往后的“家”破“国”亡而令天下人扼腕。自古以来,以权谋私是滥用权的主要表现,如玩忽职守、徇私枉法、中饱私囊、挥霍公款、贪污受贿、敲诈勒索、卖官鬻爵等。当权者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掠夺或交易,这不受制约的权力必将导致腐败,为权力滥用起到推波助澜作用。
二、严防权力滥用,规范权力运行,建立科学、民主的管理模式
制约权力滥用是一个非常复杂、难度很大的系统工程,必须多层次、全方位构建,立足于体制机制制度的改革和完善,致力于教育、监督、制约、惩戒为一体的建设,方能收到明显效果。
(一)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
权力始终是把双刃剑,既可以成就一个人,辉煌一个人,也可以毁灭一个人;人生处处是考场,权力考场就是领导干部面临的一个最严峻、最现实的考场,稍有不慎就会走弯路,就会面临权力失控的状态。掌权者要时时刻刻想到权为民所用,决不能变成谋取私利的资本和工具。要加强自身思想道德修养,只有具备坚定的理想信念、正确的思想认识、高尚的道德情操,才能经受住各种风险的考验,才能抵御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才能自觉做到为民、务实、清廉。要时刻把握住自己,自己独处或与生活圈、社会圈的人在一起时要做到严格自律,在“慎微、慎独、慎权、慎欲”上下功夫,力戒金钱欲、美色欲、名利欲、享受欲,不为灯红酒绿所动,不为金钱美色所惑,不为官位名利所累,始终保持良好的品行和高尚的情操。坚持做到认认真真办事、堂堂正正做人,做到自尊、自爱、自警、自律,不拿原则作交易,不用职权谋私利,在人事安排和干部管理中,不吃请,不收礼,严格按原则程序办理。凡要求他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凡要求他人不做的事自己首先不做,管好班子,带好队伍,坚持作风清气正的带头人。在管住自己的同时也管好自己的老婆孩子,不参与企业的任何经营活动,不谋取任何的不义之财,不做任何损坏他人之事,做一个有益于家庭、有益于人民、有益于社会的人。
(二)建立科学、民主的管理模式
第一,民主管理是制约权力滥用的基础。决策失误,并不是疏于思考,而是思考不到位,没有集思广益,致使决策内容不完整,顾此失彼,或者决策行为没有约束,领导层凭所谓的灵感和直觉决策,用拍脑袋代替科学分析论证。民主管理就是让广大人员参与决策,是制约权力滥用的基础。民主管理有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是让广大人员参与决策,可最大限度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提升他们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为决策的实施取得有力的支持和保障。遇到困难时,他们会想尽办法去克服,用最大的努力来保证决策的实施和贯彻;二是民主管理让更多人参与到决策过程中来,可有效地避免领导个人知识的局限和价值观念的偏见,进而提升决策的质量,减少决策的失误。“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的。
第二,科学决策是制约权力滥用的关键。决策科学与否,关系到制约权力控制的关键。只有决策正确、决策科学,才能保证权力正确应用。现实中许多鲜明生动的例子让我们清醒的认识到,企业管理的关键在生产经营,生产经营的中心在决策,科学决策是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快速发展的关键。
第三,科学决策和民主管理是紧密相连、相辅相成、有机统一的。离开了科学决策,民主管理就失去了意义;离开了民主管理,科学决策就无从谈起。要不断强化科学决策和民主管理程序,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只有这样,才能做出符合客观规律的决策,才能“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才能战胜各种困难。同时,决策前,充分发扬民主,人人有发言权,人人可以行使民主管理职能;决策后,每个人都要牢固树立大局观念,增强整体意识,自觉把思想认识统一到各项决策部署上来,保证管理系统政令畅通、高效运转。企业建立科学决策、民主管理的现代企业管理模式,不但要建立“四个运行体系”,即:董事会决策体系、以总经理为中心的生产经营指挥体系、以党委为核心的保证服务监督体系、以职代会为主体的职工民主管理体系,完善与“四个运行体系”相配套的领导调研制度、党员议事制度、联系群众制度、专家咨询制度,调动干部职工参与企业决策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断提高科学决策水平;同时还要抓住重点、多管齐下,推动科学决策、民主管理的积极有序进行。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权力不被滥用。
(三)光明磊落,自觉接受监督
古今中外许多鲜活的案例表明:权力失去监督,必然导致腐败和丑恶现象;干部拒绝监督,早晚要出问题,甚至出现更大的问题;权力暗箱操作,往往弊端丛生。近期重庆文强案就是权力失去监督导致腐败的最明显的例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在透明下公开,才是最有效的监督。领导干部职位越高,权力越大,越要自觉接受监督、接受监察。这种监督、监察对领导干部既是一种约束,又是一种保护,更是一种信赖。通过监督打个招呼,才能增加自身约束力,才能不会犯错误;通过监督提个醒,就能及早发现问题,及时纠正错误。否则,失去监督、失去约束,权力就会无限膨胀,最后出现恶性事件发生。作为领导干部、特别是权力控制欲比较强烈的一把手,更要把自己置于监督之下,勇于接受群众的监督,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发扬成绩、纠正错误。企业要坚持和落实好职代会制度,突出加强员工对企业重大决策的审议、对企业领导干部的民主评议和监督,要加强和积极推行政务、企务公开,定期公开,接受职工群众监督。领导干部还要积极推行招标比价工作,对大宗物资、大型设备、重要工程、施工项目采用比价招标制,公开招投标,合理选择、确定供应商,对供货渠道和进货程序进行全面监督,不但降低物资采购成本,更重要的是一切都在阳光下运转,通过各种形式,征求意见,改进管理,堵塞漏洞。
(四)进一步建立健全有关权力监督的制度
制约权力滥用必须靠制度作保证,通过制度才能对权力运行的全过程实施有效的监督。监督的重点应放在对“一把手”的权力动作上,监督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也应围绕防止和制约“一把手”滥用权力而进行。首先,要建立权力责任制度,明确领导干都的权力范围和其应承担的责任;其次,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完善选拔任用、考核评价和日常监督全过程管理制度体系,坚持民主集中制,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广泛听取各级领导和职工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全面了解干部德、能、勤、绩、廉和群众公认程度,搁置争议、求同存异,集体决策,实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目的,树立“重政绩、重实践、重公论”的良好干部任用导向,努力使干部队伍整体素质明显提升、结构得到优化、作风切实转变;第三,要建立权力报告制度,促使领导者主动接受上级组织的监督,按照“强化预防、及时发现、严肃纠正”的方针,积极探索干部监督工作的新机制;最后,完善以权力监督和制约为根本内容的权力运作制度。把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置于严格的监督之下,使领导干部在大是大非面前不糊涂,在原则面前不让步,清清白白当“官”,勤勤恳恳工作,公公道道办事,正正派派做人,防止和清除以权谋私腐败现象的滋生。
三、结束语
媒体权力 篇5
因此, 本文以企业外部媒体监督对我国上市公司信息透明度的影响作为出发点, 探求媒体监督这一外部机制对公司治理的作用。
1 研究假设
媒体作为重要的外部监督机制之一当对企业所披露出来的信息存疑时, 媒体会进一步地跟踪调查以检验信息的真伪度, 迫使该企业尽早改正并补充其已披露的信息, 从而提高企业的信息透明度。基于此, 提出如下假设:
H1:企业受到的媒体监督越多, 其信息透明度也就越高。
此外, 我国上市公司在公司治理中普遍存在内部人控制、经理人权力过大等特点。管理者或为了显示自己的利益, 从而对股东及利益相关者提供的信息进行修饰, 加剧了企业与市场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高管的控制权越强, 会计信息的透明度越低 (代彬等, 2011) 。而媒体作为一种外部信息媒介, 其向社会公众报道关于管理层经营企业绩效方面消息的功能, 让信息需求者可以直接获知企业的营运状况, 缓解了企业管理层与信息需求者间的信息不对称, 从而减小了信息需求者投资活动的交易风险 (Fang等, 2009) , 降低了管理层违规操纵的动机和概率。媒体监督不仅会通过大量报道引发政府相关机构的介入, 而且也会通过外界舆论压力促使企业管理层注重自身声誉建设, 约束管理层的行为。因此, 媒体监督会制约管理层权力影响企业信息透明度的能力。提出如下假设:
H2:媒体监督的增强会弱化管理层权力对企业信息透明度的负面影响。
2 研究设计
2.1 变量设计
出于某种动机和自身利益的需要, 我国的企业通常会通过盈余管理而达到目的。因此, 盈余激进度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企业信息透明度的状况。借鉴胡突明 (2008) 和桂仕燕 (2013) 的研究方法, 选择盈余激进度EA作为企业信息透明度的衡量指标。
媒体监督的度量参考Fang (2009) 和李培功 (2010) 的相关研究, 采取“1+媒体报道次数”的自然对数来衡量媒体对我国上市公司的监督程度, 媒体报道数据则来自于CNKI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将媒体的范围限定为全国最有影响力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经营报》、《经济观察报》、《21世纪经济报》和《第一财经日报》这8份财经报纸, 通过人工统计以上报纸每年内有关该公司年报的所有新闻报道的数量来度量企业的媒体监督程度。
以2012年~2013年两年4550家沪深两市所有主板上市公司为初始研究样本, 分析媒体监督对我国企业信息透明度及管理层权力的影响。并做如下处理: (1) 剔除了ST、PT公司; (2) 剔除金融类行业; (3) 剔除上市公司核心高管 (CEO、总经理或总裁) 当年发生变更的样本公司; (4) 剔除了数据缺失的样本公司。最后, 得到3098家上市公司作为假设的研究样本, 财务数据及管理层权力数据均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 媒体监督数据来自于CNKI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 通过手工搜集获取。由于媒体监督效果存在滞后性, 因此该变量采用的是2012年~2013年的数据。
2.2 研究模型
根据上述研究设计, 建立了以下两个模型用于检验前文假设。
(1) 模型一, 考察媒体监督对企业信息透明度的影响:
(2) 模型二, 考察媒体监督对管理层权力与企业信息透明度的交互影响:
3 实证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
由表1可知, EA均值低于0.1, 表明企业的盈余确认偏于稳健, 即企业的信息透明度适中。在媒体监督方面, 相较于媒体对企业所有的报道, 样本公司受到媒体负面报道的平均值0.513低于受到媒体所有报道平均值1.256的一半。这表明在对企业所有的报道中, 负面报道数量占比较少。在管理层权力方面, 管理层权力综合变量的均值和最大值分别是1.011和3, 表明样本公司中的管理层普遍拥有一定的权力, 且存在个别企业的管理层权力很大的情况。其中存在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的企业占样本总量的25.1%, 表明大部分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可以在制度层面可对总经理进行有效的制约, 但仍存在部分企业的管理层拥有较大的结构性权力。此外, 管理层任期与股权分散的均值分别为0.49和0.27, 所代表的所有权权力与结构性权力大小差不多, 但是声誉权力却很大, 可以看出我国企业的管理层普遍任职时间较长。
3.2 多元回归分析
3.2.1 媒体监督与企业信息透明度
全部样本公司中不同程度的媒体监督与企业信息透明度相关性的回归结果:左侧回归结果中的媒体监督变量是所有的媒体报道, 右侧回归结果中的媒体监督变量是对企业的负面报道。在表2中可以看出, 在不同程度的媒体监督回归结果中, 两种程度的媒体监督均与盈余激进度负相关, 且都达到显著性水平, 即媒体监督与企业信息透明度正相关, 表明媒体对企业的监督程度越大, 企业的信息透明度就越高, 媒体监督可有效减少企业与市场间的信息不对称, 这与预期假设相符。通过进一步的对比发现, 企业的媒体监督变量Media1的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 媒体监督变量Media2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 媒体监督变量Media2比Media1的显著性水平高, 说明媒体对企业负面报道的治理作用更强, 它更能引起大家的关注, 引导舆论方向, 而负面报道造成的社会舆论压力通过增加管理层败德行为的惩罚成本, 可有效制约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 从而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 该结果支持了假设H1。
3.2.2 媒体监督、管理层权力与企业信息透明度
从表2回归分析结果中可以看出, 两个回归模型中的Power (管理层权力综合变量) 与EA (盈余激进度) 均显著正相关, 显著性水平分别为5%和1%, 这与已有的结论相符合, 说明管理层权力较大时, 更有助于管理者对企业信息的操纵行为, 企业的信息透明度也就越低。在两种不同程度的媒体监督变量中, 只有媒体的负面报道 (Media2) 显著为负, 且显著性水平达到了1%。相应的, Media1*Power和Media2*Power (两个媒体监督变量与管理层权力的交叉变量) 的相关系数虽均为负, 但是只有Media2*Power (媒体负面报道与管理层权力的交叉变量) 的系数显著, 且显著性水平为1%。这说明媒体监督在一定程度上会弱化管理层权力对企业信息透明度的负面影响, 这与假设H2是一致的。
由于影响管理层权力的主要是媒体对企业的负面报道, 为了进一步研究媒体监督是如何弱化管理层权力对企业信息透明度的影响, 对管理层权力变量进行细分, 将每个单维度的管理层权力变量 (即结构性权力、声誉权力和所有权权力) 和其与媒体负面报道的交叉项加入回归模型, 表3是该模型的回归结果。
从表3可以看出, Power1和Power2与盈余激进度均正相关, 即与信息透明度负相关, 且相关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 表明主要是管理层权力中的结构性权力和声誉权力负向影响企业的信息透明度。然而, 只有Media2*Power1的相关系数均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负, Media2*Power2的相关系数也接近显著, 说明了媒体的负面报道主要是通过影响管理层权力中的结构性权力和声誉权力来降低管理层权力与信息透明度的相关性。Power3和Media2*Power3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 说明所有权权力对信息透明度的影响不大, 相应的媒体的负面报道对其抑制作用也不强。
总之, 表2、表3的实证检验结果有力地支持了假设H2, 即媒体监督的增强会弱化管理层权力对企业信息透明度的负面影响。上述研究结果表明管理层权力负向影响信息透明度的因素主要是管理层的结构性权力和声誉权力, 而媒体监督 (仅指媒体的负面报道) 弱化管理层权力对企业信息透明度的影响, 其影响途径主要是通过对管理层权力中结构性权力和声誉权力的抑制作用而降低管理层权力与信息透明度间的负向相关性。
3.3 稳健性检验
由于信息透明度度量方式的多样性, 因此, 为了保证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做了如下稳健性检验: (1) 将度量企业信息透明度的盈余激进度换成Bhattachaya等 (2003) 研究方法中的盈余激进度进行检验; (2) 采用深交所发布的信息披露工作考核结果作为度量企业信息透明度的指标, 作为信息透明度的替代变量进行分析。结果与上文基本一致。
4 结语
研究结果表明, 企业受到的媒体监督程度越大, 越有利于减少企业与市场间的信息不对称, 企业的信息透明度也就越高。此外, 管理层权力负向影响企业信息透明度主要是通过结构性权力和声誉权力实现的, 虽然所有权权力也对信息透明度有影响, 但影响的能力不大。可能的原因是, 在我国的很多企业中, 总经理与董事长通常由一人担任, 这种职位设定扩大了总经理的任职权限, 造成总经理会干涉董事会的决定, 使得董事会不具有很强的独立性。
进一步分析发现媒体监督对管理层权力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抑制管理层权力的结构性权力和声誉权力来实现的。媒体的负面报道增加了管理层败德行为的风险和受惩罚的成本, 一方面, 企业负面报道的播出, 能引起所有权人对管理层的问责, 这最终体现在对管理层的任职决定与报酬数量;另一方面, 企业丑闻的揭露会影响管理层在经理人市场上的声誉, 也会增加社会公众对该企业的关注, 在一定程度上对管理层的行为起到约束作用。
基于上述结论和当前我国证券市场的现实背景, 提出以下建议:第一, 媒体作为外部监督机制之一, 应充分发挥其治理作用。第二, 设置完善的内部治理体系, 约束管理层的结构性权力和声誉权力。总之, 提高我国企业的信息透明度, 应该内外监督机制结合, 共同完善企业的信息披露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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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权力 篇6
关键词：意见领袖,自媒体,高校学生,影响力
一、自媒体浪潮下高校“意见领袖”的重要性
自20世纪40年代拉扎斯菲尔德提出“意见领袖”后, 其概念便被应用到各个领域, 同时意见领袖也在各个领域发挥着自己举足轻重的作用, 他们对于公共事件的意见导向起着一定作用, 总能成为舆论中的主要力量, 由于Web2.0技术的深入, 新媒体蓬勃发展, 随之产生的以个人传播为主的媒介时代, 意见领袖作为两级传播的中介因素, 借助自媒体的力量, 再次向人们展示其无可比拟的影响力。
(一) 思想文化呈“去中心化”趋势
在自媒体浪潮的冲击下, 讯息的传播一度呈失控状态, 自媒体时代又使得讯息更易传播, 舆情更加复杂, 各种思潮不断充斥着我国青年群体, 思想文化呈“去中心化”特点, 高校青年群体心智尚未完全成熟, 易受不良思想鼓动, 故应当对高校青年中意见领袖的导向多加掌控。
古斯塔夫·勒庞曾指出:群体是非理性且冲动的, 没有推理能力, 易受暗示和感染而变得极端、狂热, 不能接受对立意见。相比现实社会, 由于网络对人们的公共言论制约较低, 且在网络社群中, 人们的身份不被公开, 更易导致人们在网络中无约束的发表言论。若高校青年群体中的意见领袖发表了具有错误价值导向的偏激言论, 由于高校青年的非理性冲动, 会使得舆情迅速恶化, 更甚至会形成群体的态度极化, 造成难以控制的局面。意见领袖往往左右跟随者的价值观念及对是非抉择的取舍, 拥有正确价值导向的意见领袖, 在“去中心化”的思想文化中起着引领、塑造中心文化的作用。
(二) 高校意见领袖影响力的强化
意见领袖作用的产生, 很大一部分是由信息强互动性的催化而成, 意见领袖可较快的获取讯息, 并且传递出去。传统意义上的意见领袖较多运用大众传媒进行意见传播, 由于大众传媒的种种局限性, 使得这种传播方式在高校青年中使用率低、使用范围小。但自媒体的出现突破了大众传媒的滞后性缺陷以及版面约束, 使得意见领袖的意见传播有了便捷方式, 拓宽了意见领袖的发声渠道, 而自媒体又具有交互性强, 传播迅速等特点, 使得意见领袖的发声没有了空间和时间的限制, 任何时间、任何地点, 都可以传动讯息, 时效性大大的增强。高校学生本就对自媒体使用娴熟, 加之我国通讯业对高校青年的优惠政策, 使得高校青年对自媒体的依赖度极高。
意见领袖通过自媒体进行运作, 使得讯息与意见领袖、意见领袖与一般受众的距离大大缩减, 意见领袖可迅速地将声音传播到一般受众中, 大大强化了意见领袖的影响力。
二、高校学生意见领袖的分类及特点
“意见领袖”分为单一型或复合型, 单一型意见领袖在非自身擅长领域内为一般受众, 由于高校青年生活阅历不足, 较少有复合类意见领袖。经过大量的问卷调查及实验分析, 得出高校青年意见领袖类型明确, 特点相似, 大致可分为:时事类、专业类、文娱类、生活类等。
(一) 时事类意见领袖
此类领袖往往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 有对社会的深刻洞察力与丰富的知识。例如, 在钓鱼岛争端强烈的时候, 能够即时关注各方面动态, 以其理性的思维、结合其知识面, 对局势做出判断, 并且以良好的文字表达能力将自己的观点表述出来, 以影响身边的同学理性爱国, 产生意见领袖的良性作用。该类意见领袖不需有过多的舆论参与度, 但其言语须有力度, 往往在微博、论坛、贴吧等处发表言论, 理性的将情感诉诸, 与集群应有成员归属感, 以其极富感染力的语言一旦发声便掷地有声。
(二) 专业类意见领袖
具备个性化的语言, 且为人谦和、热情, 会主动或被动的参与到专业的探讨中。此类意见领袖需求较大, 在理工科中尤为突出, 往往会有一定的追随者, 在遇到困难时向专业类意见领袖请教。作为专业类意见领袖, 或实践, 或学术, 首先应具有较强的专业能力, 能在专业领域, 为后知后觉的同学进行一定的启发与引导, 由于与专业相关, 部分专业即使是教师进行讲授也难免会枯燥无味, 对于专业类意见领袖而言, 更需要以个性化的语言进行表述。
(三) 文娱类意见领袖
高校文化娱乐活动较多, 或由学校安排, 或由班级内组织, 但多位集体性活动, 但高校学生中的集体性交流较少, 新媒体的出现便弥补了集体性交流少的不足。该类意见领袖往往会有较强的表现欲, 且对文娱活动参与率较高, 有一定的了解, 并已经产生了具有相同爱好的社交圈。在开展活动时, 需有对该活动的热爱, 且了解该活动, 在该活动中有一定的权威;若是开展户外素拓活动, 则需调动同学积极性, 且心思缜密了解活动的各个细节。例如, 交通、饮食、安全性的。
(四) 生活类意见领袖
“晒”字一词从一出现便在网络中迅速升温, 成长于21世纪且已经有独立思想的高校青年对生活质量有了一定要求, 生活类意见领袖便应运而生, 该类意见领袖以女生为主, 其审美较高, 社会经济地位处于中等水平, 自媒体给予此类意见领袖一个便捷的“晒”的平台。此类意见领袖不需过多言语, 以其行为及经验影响着身边的人, 她们有兴趣并且愿意将时间用于提高生活质量上, 会关注气温以更合适的进行梳妆打扮, 或是发现美食与同学分享。但是此类意见领袖可能会引起集体的过度消费, 即便有个人认识到该情况, 但受集体的制约也不得不被动受影响。
媒体权力 篇7
关键词：意见领袖,议程设置,话语权,公共空间,公共讨论
新媒体兴起与话语权的下放
“大众媒介既是权力的工具, 又是权利的源泉。它是柏拉图之洞中被舞弄的道具, 又是可以将人们的影子投于洞壁的火光。”i在传统的传播模式中, 大众媒介往往起到“强控制”的作用。信息的传播权掌握在极少数的媒介手中, 他们决定了信息的传递与否, 而受众在面对被垄断信息渠道时明显地缺乏主动性和选择性。
“沉默的螺旋”理论是传统大众传播理论中的一种强效果论, 它强调个人意见的表达是个人社会心理过程的产物。1974年, 伊莉莎白·诺利·纽曼提出了沉默的螺旋理论:在具有争议性的议题上, 由于害怕陷入孤立的状态, 人们总是下意识地对自己的观点进行判断, 自己的意见是否与大多数人站在一起。如果发现自己的观点站在少数人那一边, 他们会选择保持沉默。而少数派的沉默将造成意见另一方逐渐增势, 最终表现为表达优势意见或不愿表达异常意见的人数逐渐增加, 最终形成沉默的螺旋。
网络虚拟社区给了“沉默的螺旋”新的思考空间。一方面, 网络匿名化的讨论方式鼓励了异类意见的表达, 甚至允许“反沉默的螺旋”存在, 从而拓宽了舆论领袖表达意见的空间;另一方面, 面对已被聚合的网络社区的高度凝聚力, 异类意见在改变社区既成的价值观时显得微不足道。虚拟社区群体经常陷入集体无意识中, 网络整体民意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和排他性, 意见领袖也借此真正达到一呼百应的效果。
不再沉默的个人
互联网的出现改变了“沉默的螺旋”理论的运转机制。首先, 网络一定程度的匿名性使网民在互联网上表达自己意见时更为大胆。“在互联网时代, 没有人知道你是否是一条狗。”网民通过匿名化的发帖在虚拟社区中扮演自己的角色, 网络中的任何言论都不会影响到网民作为真实个体的生活, 可以说网络虚拟社区大大消减了个体意见表达的风险。
其次, “沉默的螺旋”理论认为, 个人的压力往往来自大众媒介。一旦被大众媒介所认可的意见都将成为主流意见, 任何与主流意见相斥的观点都会受到来自群体的压力。而在虚拟社区中, 这种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这是因为互联网使社会孤立恐惧产生的条件出现了缺失, 或者说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自己所作所为不可能被社会孤立起来。”ii网络论坛的公开性让网民产生“自己的意见”即“公开的意见”的错觉, 个人意见经过社区成员间的讨论, 并借助网络转载被无限扩大。这也加大了异类观点的生存空间。
单就个人而言, 公众在网络生活中获得被认同的安全感, 从而坚持自己的意见。网络鼓励了不同意见的产生, 因而当公共知识分子或者希望借助舆论提高知名度的个人准备发布与主流价值观念相背的观点时, 网络虚拟社区往往成为他们规避风险和寻求扩散的最好渠道。
网络传播中的议程设置
大众媒介控制下的舆论环境不是现实环境的“镜子”式的再现, 而是大众传播媒介所创造出的拟态环境。大众媒介之所以能够出色的扮演“环境重构”的角色, 主要得益于传统大众媒介强势的传播地位。网络媒体的开放性让受众摆脱传统大众媒介的议程设置成为可能。网络媒体更近乎于一种“弱控制”的传媒, 网络传播的特性决定了信息不再由少数媒体所掌控, 网络虚拟社区模糊了传统媒体时代下的信息传受关系, 每个网民都可以成为信息的发布者和接受者。而虚拟社区本身就是一个谈话目的性偏弱而又散漫的讨论场所, 成员往往根据自己的兴趣对某一特定的话题信息进行关注、评论甚至传播。这意味着在网络中很难形成群体对某一特定事件相对持续和集中的关注, 这也加大了媒介建构议程的困难。
然而网络传播并不缺乏议程设置。借助人际化的虚拟社区平台, 意见领袖取代了大众媒介, 成为网络传播过程中为公众设置议程的主要力量。学者兰和兰在研究水门事件期间报纸和民意之间的关系时, 首次强调了意见领袖对于议程建构起到很大的作用———名人对议题的评论很大程度将影响到公众对议题的态度:“当知名且可信的人开始谈论一个议题时, 议题建构的速度会加快。”iii
在网络社区中, 任何意见都像泡沫一般累积或者消失。当意见领袖通过网络发表观点时, 这些观点只是一个小小的泡沫。在泡沫形成的初期, 它可能受到虚拟社区其他成员相左意见的打压而破裂, 而一旦有越来越多的人以这个泡沫为核心聚集在周围, 这个由网络催生出的意见将迅速膨胀, 并最终左右虚拟社区中绝大多数成员的意见。
2012年5月突然窜红的“掷出窗外网站”就是一次典型的由网络意见领袖主导的议程设置事件, 该网站创始人复旦大学研究生吴恒最先通过新浪微博@蛮子文摘将网站核心诉求公之于众, 该微博被网友大量地转发并迅速成为网络舆论, 随后传统媒体也纷纷进行跟踪报道。使该网站不得不在超负荷的点击量下奔溃, 并又一次形成了舆论热潮的二次引爆点。
整个事件过程中, 薛蛮子利用自己意见领袖的身份, 以及百万新浪微博粉丝的影响力, 多次发表微博进行跟踪评论并号召网友持续关注, 这些观点借助网络人际化的传播方式得以在其追随者中传播, 并被无限扩大, 甚至成为虚拟社区成员普遍的意见。兰和兰在议程建构理论中认为, 意见领袖对公共事件的反复评论将加大议程设置的效果。通过对议题的反复引用和讨论, 意见领袖在拓宽了议题深度的同时, 也加大了这些议题在受众眼中的“曝光率”, 从而起到强化议程设置的效果。在网络社区中, 大量关于“掷出窗外”的博文评论被转载和引用, 使得事件在网络中得到了充分的讨论, 同时, 促使更多原本处于舆论边缘的社区成员加入到同一主题的讨论中来, “掷出窗外”的议程最终演化成一场在网络中迅速爆发的食品安全保卫战。
从沉默的大多数到围观的大多数
网民有着自由表达个人意见的权利, 并不意味着沉默的螺旋在网络社区中就不复存在。网络上不再沉默的个人鼓励了意见领袖的产生, 充其量也只是“沉默的螺旋”理论在虚拟社区中的一种补充。网络更接近人际传播的特性给意见领袖巨大的心理压力, 以至于他们往往更倾向于表达一些符合主流价值观念的意见, 从而巩固自身意见领袖的地位。“人际关系不仅仅是人际交流的网络, 它还是社会压力的源泉, 促使人们遵循群体的规范;也是社会支持的源泉, 促使个人保持这些价值观和意见。”iv
以各大网络论坛为例, 当某一网民发了一篇帖子, 对某一话题进行讨论后, 随即会有更多同一社区的成员发布诸如“顶”、“沙发”等一系列没有实质意义的留言。网络社区在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后, 加大了社区成员的参与度, 同时也加大了社区成员对孤独的恐惧。当网民在他人的帖子中留下诸如“顶”一类的跟帖时, 只是希望满足“我在这里”的存在感。“人的孤独恐惧感是一般性的社会心理, 本身不会因为使用媒介的不同而有所变化。网上众多的社区、论坛等都会给网上个体一种虚拟的集体归属感”。v
个人对群体的依赖造成虚拟社区往往建立在具有相同价值观、兴趣和焦点的人群之上。群体强大的凝聚力使成员的共同意见无限放大, 同时也消解了成员的自我意识。集体的意见像病毒一样在社区成员间传染。“群体的传染性能在短时间内使群体感情迅速达到一致, 思想意识的倾向会立刻成为既定事实。”vi群体间的相互暗示让网络社区中的个人更容易受到暗示, 最终进入群体的催眠状态。
就个人而言, 网络确实提供了发表不同观点的可能, 但就整个网络虚拟社区来看, 社区的成员之间却表现出极强的一致性。每个人都害怕被社区边缘化, 从而下意识地参与到社区群体的讨论中来, 并与社区的价值观保持高度的一致。
寻求追捧的意见领袖
“当所有的人都从事与你想象的锻炼项目时, 你自我意识的东西会减少。在特别营造的小天地之中得到的保证, 仿佛与集体的信念想抵触的事实全都不再存在。”vii网络虚拟社区强大的精神力量让意见领袖在为追随者设置议程的同时, 成为“集体精神”的附庸者。
受到虚拟社区中沉默的大多数的影响, 即便有极个别的成员敢于表达与群体意见相违背的观点, 他们同样面临其他社区成员的排挤。个人的声音在虚拟社区强大的共鸣性面前显得微不足道, 通过参与在线讨论, 同一社区内的成员就好像掉进一个充满诱惑力的幻象之中———“在特别营造的小天地之中得到虚假的保证, 仿佛与自己的信念相抵触的事实全都不再存在。”viii异类的意见虽然有传播的渠道, 但无法对虚拟社区原有的价值体系造成影响, 最终“淹没”在社区的普遍价值观中。
匿名化的网络在鼓励不同意见形成的同时, 也加剧了虚拟社区的排他性。网络上的行动很难归结到现实的个人身上, 社区群体极端的凝聚力降低了群体成员对不同意见的容忍度。可以说, 匿名化的网络更像是一场“叫喊比赛”——人们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谁的嗓门更大、更具攻击性, 往往就能掌握社区中的话语权。而“异议者被冷落, 他们受尽挫折, 最终放弃并离开, 冷落之外, 还有遭受恶意攻击和侮辱的危险。”ix
正是因为有了追随者的推崇, 网络意见领袖才能在虚拟社区中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一旦意见领袖的观点与社区群体的价值观念相违背, 成员将重新寻找与自己站在同一阵营的意见领袖, 从而获得自我的满足感。“个人可以接受矛盾, 进行讨论, 群体是绝对不会这样做的。在公众集会上, 演说者哪怕做出最轻微的反驳, 立刻就会找来怒吼和粗野的叫骂。在一片嘘声和驱逐声中, 演说者很快就会败下阵来。”x
这也意味着, 由于害怕被自己的追随者抛弃, 网络意见领袖往往更倾向于发表一些符合自己追随者的价值观, 或者更加倾向虚拟社区成员情绪的意见, 从而获得网络中更多人的支持。“有意识人格的消失, 无意识人格的得势, 思想和感情因暗示和相互传染作用而转向一个共同的方向, 以及立刻把暗示的观念转化为行动的倾向, 是组成群体的个人所表现出来的主要特点。”xi
网络公共空间的出现
远在电台、广播、互联网, 微博等媒介出现之前, 集市贸易的广场, 成为知识分子传播思想的地方。然后在一些物理上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些公共的空间, 例如大学、教堂、咖啡馆等地点, 成为许多知识分子探讨思想的地方, 而这些, 都是物理上看得见摸得着的公共地点。
随着大众媒体出现之后, 大家可以看报纸了, 于是传统公共空间就开始渐渐没落。当广播、电视、互联网、微博出现的时候, 大家讨论的场所由实体空间, 开始慢慢地转向物理上看不见、摸不着的虚拟空间, 但是实体空间同样存在。新媒体的出现催生“大陆政治”取代传统的“精英政治”, 它重塑人们的生活, 并加速流性文化的兴起。舆论从政府主导渐渐走向草根自发形成。多元意见的表达, 折射了中国改革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是左右分裂, 共识分裂。2008年被誉为微博问政元年, 在这一年里, 诸多热点事件点燃了网络舆论, 在新老媒体的互动中, 巨大的舆论矛头直接指向政府。政府、个体、企业之间相互独立, 相互博弈的舆论格局渐渐形成。
可以看到网络公共空间在这一舆论新格局的形成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山西黑煤窑事件”、“年画老虎”到“重庆最牛钉子户”以及最近发生的“校园猥亵轻判”事件, 均起源于网络公共空间, 最终在聚集了网民的力量后, 提出明确的诉求, 而最终结果都是政府相关部门退让, 严惩责任人。
在这一过程中, 网络博主、微博大号、帖子的撰写者、甚至网络论坛的版主, 都成为影响网民决策形成的意见领袖。网络意见领袖以一种平民化的“把关人”的姿态出现。网络监管者不可能对每一条信息进行审核和把关, 而网络意见领袖则可以凭借自己的技术优势, 以版主的身份在网络论坛中对帖子进行加精、置顶或者删帖的处理, 从而引导舆论走向。
公共讨论仍未形成
在网络社区虚拟环境中, 社区成员间具有高度的凝聚力, 社区本身就是建立在强烈的群体认同感上的。网络传播存在的沉默的螺旋使得网络群体在内部保持高度的一致性, 一旦某一特定意见在社区中形成, 外力很难打破这种螺旋的影响。这种情况下, 意见领袖往往着重于对网络文化和网络讨论环境的议程设置。
从这种意义上讲, 真正意义上的公共讨论并没有形成。
一方面, 人类天性更喜欢“知晓”而不是“思考”。知晓信息会产生更大的即时效益, 譬如感到与时代接轨, 与他人有共同话题等等。而思考则显得高端而不切实际, 绞尽脑汁琢磨一个问题, 却应者寥寥, 典型的投入多、回报少。伴随“后思想时代”到来的, 是社交网络的崛起。纵使网上也有重于思想的网站和博客, 但大行其道的还是社交网站。社交网站的核心是让人们分享信息, 满足人们的信息饥渴, 但毫无启迪作用可言。也许有人说, 现在的网络社交和过去在茶馆聊天无甚区别。笔者认为这个类比不完全准确。首先, 对很多人来说, 网络已经取代书本成为他们的主要信息来源。再者, 网络的快节奏也让人失去了静心思考的习惯——短短百多字能做什么?无非就是晒晒琐事、发表些随意的观点, 这种承载信息的载体本身是不利于思考的。社交网络的确能拓展人的交际圈, 但却不一定能扩展人的视野。思考要求人精神集中, 而即使在网上泡一整天, 看起来很累, 大脑实际上却什么也没干。在网上社交让人的生活缩聚为一个个圈子, 而斟酌后留在页面上的话语却能拓宽人的视距, 网页或书页皆然。
以最近热议的公共知识分子韩寒与打假“领袖”方舟子之争为例。一方面网络平民是在看热闹本身, 韩跟方到底是两个人谁对谁错, 孰是孰非。但是, 与此同时大家下一步就会很自然地去思考, 这个问题的背景到底是在哪里, 到底是什么东西会导致方舟子这么一个被人称之为“神经质”一样的打假的斗士会产生、会所向披靡, 剑指向谁谁就会倒下?然而在网络平台上, 网络平民的注意力完全被两大当事者的口水战所吸引, 这背后的社会背景与深层原因则很少有人去思考。
另一方面, 网络平台的设置为意见发表带来便利, 但频繁的关注与转发行为, 使得大量的信息迅速淡出公众的视野。互联网为每个人提供了公共平台, 网络平民虽然从沉默的螺旋中解脱出来, 获得发出声音的权利, 但在眼球经济主导的网络环境中, 这些声音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在上文提到的韩寒与方舟子之争中, 二人的微博状态引发微博用户的疯狂围观, 其中既有各抒己见的微博平民, 也有微博加V用户。姚晨、慕容雪村、宁财神、王志安等网络名人均对此发表了看法。在网民与媒体的发酵下, 这些人的观点获得大批量的转发与认可, 渐渐形成一股强势的舆论氛围。意见领袖带领着他们各自的粉丝们成为口水战双方的后援团, 引领着舆论走向。对于大多数的网络平民, 则有两种选择——要么通过转发去支持意见领袖的观点成为舆论后援团中的一员, 要么发表个人观点并等待这一观点在大量的信息更替中悄无声息地被淹没。全民都在围观这场口水战, 只不过意见领袖的观点被更多的人所了解, 而网络平民只能去选择接受或不接受。
“真正意义上的公共讨论, 是在一个自由、民主、开放、多元、理性的一个社会里面, 政府每出台一个政策, 都需要经过一番公共的讨论, 所以, 每个老百姓他都愿意参加到无论对于政策, 还是对于价值观的一系列的讨论当中去。” (邱震海) 反观当下中国的公共事件, 有许多网民选择围观, 而其中围观的网络平民只是在看热闹, 多数网民也只是想知道事件最终的结果。围观本身并没有错, 只是, 在网络公共平台建成后, 怎么样能够来促进在公共空间中良性的讨论或者辩论, 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注释
1i张巨岩, 《权利的声音:美国的媒体和战争》, 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 2004年, P122
2ii刘海龙, 《沉默的螺旋是否会在互联网上消失》, 《国际新闻界》, 2001.5
3iii沃纳·塞弗林, 《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 华夏出版社, 2001年1月, P259
4iv沃纳·塞弗林, 《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 华夏出版社, 2001年1月, P232
5v聂坤, 《沉默的螺旋在互联网中的存在》, 《科教文汇》, 2008.5 (中旬刊) , P151
6vi邓丹萍, 《解读群体心理, 关注群体生存》, 《社会心理科学》, 2006年第1期, P31
7vii胡泳, 《众声喧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年9月, P218
8viii胡泳, 《众声喧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年9月, P218
9ix胡泳, 《众声喧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年9月, P220
10x勒庞,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年9月, P10
媒体权力 篇8
一、21世纪网新闻敲诈是一起媒体集体职业道德沦失的权力寻租腐败
日前, 21世纪网因涉嫌新闻敲诈案, 网站正副主编和经营采编负责人8人被刑拘, 在业界引起巨大震动。21世纪网是中国三大财经媒体之一, 在业界有很强影响力, 21世纪网以其在财经媒体的强势话语权为利刃, 以舆论监督为幌子进行权力寻租。
21世纪网的新闻敲诈路径是对准备上市公司进行系统性敲诈, 给钱就随意吹捧, 不给钱就恶意抹黑。今年6月, 网站首席记者朱益民发现云南祥云飞龙公司业绩和生产情况有造假现象, 就做了一个月的秘密采访并撰写成稿。要发稿时被企业知晓, 之后通过公关公司与21世纪网增续广告两年, 多付出70万摆平。据查, 21世纪网以新闻敲诈手段与一百多家企业签定广告合同, 每家企业年付费20万至30万费用, 四年累计数亿元。
21世纪网新闻敲诈呈现出媒体集体道德失陷。以往的新闻敲诈更多的是媒体从业者的个人行为, 表现形式往往是单纯的曝光揭短敲诈钱财个案。而在21世纪网从主编至记者全线道德沦陷, 正面报道与新闻曝光成为21世纪网敲诈敛财的两把刀。有偿新闻还是“有偿不闻”全看企业给钱否, 受威胁企业通过支付利益的形式来谋求新闻资源的使用权, 而21世纪网通过非法、违规索取利益的方式从中获得好处, 实现舆论监督权的权力寻租。
二、21世纪网构建精密的新闻敲诈链形成有组织的媒体腐败寻租模式
此案中, 媒体采编人员与专业公关公司勾结形成一条精密的“敲诈链”, 涉案两家公关公司———上海润言、深圳鑫麒麟充当掮客的角色。公关公司抓住上市公司一般愿意花钱消灾心态, 在其中长袖善舞。当某些企业准备上市时, 会找公关公司负责新闻媒体舆论上的保护, 这些公关公司就会找21世纪网协调关系, 要求企业在网站上投放广告, 这是21世纪网收入的主要来源。公司还会主动物色一些即将上市的企业, 以与网站签订广告合同收取费用的方式, 让新闻媒体在相关舆论上封嘴, 这就等于签了一个保护协议。
媒体采编人员与专业公关公司勾结是近年出现的新闻敲诈社会化生产方式。一些媒体记者有招揽广告的压力, 新闻机构内部上下沆瀣一气对企业进行敲诈, 索不成广告费就恫吓刊登负面新闻, 财经类媒体通常向上市公司或准备上市的公司下手, 如果不方便亲自出手, 就找专业公关公司充当掮客。
公关公司通过企业竞争对手, 搜集准备上市企业和上市企业的负面信息提供给21世纪网, 媒体则安排记者进行采访, 随后公关公司又将发稿信息透露给企业, 让企业花钱摆平媒体, 这些公关公司背后的实际操持人往往是媒体内部有权人物。
业界对新闻寻租这条肮脏“产业链”是深恶痛绝的。但经济领域存在的审批权力寻租腐败必然会波及到媒体, 加上中国股市上市公司经营状况不透明、信息不对称, 公众监督权失落等原因让企业产生蒙混公众, 通过上市一夜暴富的念头, 给不良媒体的权力寻租开启了新闻敲诈之门。媒体内部高度集中且失去监管的采编经营权很容易产生媒体公权力的寻租腐败。
三、21世纪网新闻敲诈反映出媒体采编和经营主体性质混洧不清的普遍业态
2009年21世纪网脱离母报21世纪报独立经营。2011年初, 报社又将“上市公司”这块报道业务交由21世纪网站负责。同时也给网站下达了业务指标, 从2010年的五千万到2014年的九千万。
经营压力之下, 21世纪网走上旁门左道的广告创收路子。每周组织召开选题电视电话会议, 主动挖掘IPO企业、上市公司的负面信息。选择确定未与21世纪网站建立合作关系的企业作为新闻敲诈对象, 涉及重大、敏感题材的直接联系主编要求撤稿的, 就让被报道企业通过网站广告公司签订合作协议, 并收取巨额费用。21世纪网主编感叹, 来钱太容易了。
媒体即当社会正义的守护者又要充当经营谋生的企业角色是时下媒体的普遍业态, 导致近年来媒体腐败层出不穷。媒体利用所掌握新闻监督权力来谋求非法经济利益, 与媒体的角色错位关系很大。在现行体制下, 中国媒体并不是完全市场化的媒体, 无法通过良好的市场化竞争来破解新闻腐败的问题, 却又得面对市场化所带来的经营压力, 它们是政府管制下的半市场化媒体, 其权威性不是由客观报道所建立起的公信力决定, 而是由行政级别决定, 公权力和市场权力的结合, 给予媒体极大的寻租机会, 若缺乏行业自律和职业伦理, 媒体很容易就会利用舆论监督权去套利。
四、21世纪网新闻敲诈暴露出的媒体公权力失衡的问题需从法制层面完善与防范
从宏观上分析, 媒体权力寻租腐败蔓延有体制因素、经济因素、法律因素。防范媒体腐败和新闻敲诈, 要从推行阳光机制, 设计合理制度, 完善监督体系, 提高媒体人道德修养入手。
21世纪网新闻敲诈反映出我国媒体既是舆论监督的代言人又是经济经营主体的体制矛盾。当前如何有效地防范遏制媒体寻租, 预防媒体腐败呢?笔者认为要在媒体内部推行阳光用稿机制、阳光决策机制、阳光用人机制, 用合理的制度设计保障阳光机制的正常运转。媒体的权力运行和舆论监督还需要媒体之外和媒体之上的法制力量来制约。
要尽快改变我国新闻法制建设严重滞后的状况, 1984年全国人大已经正式批准着手制定新闻法, 而至今却千呼万唤未出台, 新闻监督的“以事实为依据, 以法律为准绳”变成了只剩下以事实为依据这一条腿, 给有效地检举、揭发、打击、处罚新闻领域的腐败现象和敲诈行为带来不便。缺乏可操作性强的法律措施, 媒体在行使新闻监督权时也是如履薄冰心惊胆战, 所以要尽快推进新闻立法进程, 以法律形式规范媒体责任和记者行为。
在新闻法未出台前, 应在公安部和新闻总署建立举报机制, 不给新闻敲诈立足之地。对21世纪网新闻敲诈这样严重违法的案件, 要对当事人和机构严加惩处, 用法律和法规双重处罚打击新闻敲诈行为。采取合法曝光的方式向社会公布违法与违规媒体, 可有效地限制新闻敲诈发生, 遏制媒体权力寻租行为的蔓延, 有利于社会对其进行监督。
新闻机制的改革要和政治机制的改革相配套, 媒体的经营机制要和经济体制改革同步, 要尽快走向市场化。要建立起完整的媒体监督体系, 媒体自律和社会他律的运行机制, 打击新闻敲诈和媒体权力寻租歪风, 重点查处以新闻舆论监督为名进行新闻敲诈强拉广告、索要赞助、约稿收费、搞有偿新闻等行为。要落实采编业务和经营业务分开原则, 媒体单位不得借舆论监督进行权力寻租。
要提高媒体从业人员的道德修养, 遵守新闻职业道德守则, 重塑媒体人的人格形象。媒体从业者要意识到, 新闻敲诈的盛行, 只能使社会黑暗更加黑暗, 媒体利用舆论监督权力进行权力寻租, 无异于饮鸩止渴, 失去人民信任的媒体最终将走上绝路。
五、结语
媒体腐败给社会信任带来更为严重的伤害, 公众会质疑媒体进行舆论监督时的幕后真相, 从而质疑整个社会的正义和公平。21世纪网的启示是;市场经济的运行秩序是有道德底线和法律底线的, 绝不容许各种经营主体借助权力寻租谋取非法暴利。对于媒体而言, 客观报道、公正中立是根本;对于企业而言, 诚信守法、规范经营是底线。各类市场参与者都应当在法律的轨道上运行, 共同推进市场的规范化、法治化。
摘要：新闻舆论监督是党和人民赋予新闻媒体的神圣职责, 是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途径。媒体是社会公德的守卫者。但遗憾的是, 缺乏制约的媒体权力在经济利益驱动下, 近来不断地爆出权力寻租与新闻敲诈的腐败事件, 将担负舆论监督功能的媒体一次次推向公众审判的风口浪尖。
关键词：舆论监督,权力寻租,新闻敲诈,公权力
参考文献
媒体权力 篇9
今天的中国高等教育已经是一个非常巨大的系统, 它所滋长的每一个毫厘问题, 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 引发社会的颤动。因此, 培植由“自由”雨露滋润的漫布发达高等教育每一块圣洁土地的“大学自治”、“学术权力”、“教授治校”之花, 并备加呵护是非常必要的, 以免“橘生淮北”, 努力营造和谐的大学组织结构中的权力氛围, 支持并推动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众所周知, 大学组织作为社会组织系统内部特有的子系统, 在其内部权力运行过程中, 有着自己独特的权力结构体系。至于这一权力结构体系究竟包含哪些权力类型?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在大学组织结构系统中是如何相互作用的?本文试图从逻辑上、学理上探讨权力的内涵, 阐发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概念关系, 以期在和谐的命题之下, 寻求大学组织内部权力运行的协调。
大学权力的文化审视
澄清大学权力的内涵, 明晰各种权力之间的相互关系, 特别是其中的逻辑关系, 对于每一个学者来说, 应该都是一件彰显理性而又特别愉悦的事情。很显然, 科学的推定和缜密的逻辑将会显示其强大的读错功能, 使得因为轻信习惯而滋生的认识错位昭然若揭。追根溯源, 我们首先应该探问一下, 究竟权力是什么?
《汉语大词典》解释“权力”是“①权位、势力;②指职责范围内的领导和支配力量” [1] ;《现代汉语词典》对“权力”的解释是“①政治上的强制力量;②职责范围内的支配力量”[2] ;台北中华书局的《辞海》则给予“权力”这样的解释:“权力谓威权势力, 具有操纵指挥之效用者也”[3] 。从以上三种定义我们不难推定, 在我们的思想意识中扎根的“权力”含更多“强制”和“支配”之意。当我们把注意力投向西方人的“权力”定义时, 我们会俨然感受到不同文化的注解。《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将权力视为一种关系, 是一个人或许多人的行为对另一个人或其他许多人的行为发生改变的一种关系。美国心理学家、高等教育学者詹姆斯·费舍尔认为:“权力随着环境不同而变化多端, 只有把有意无意、必然与偶然的因素结合在一起, 才能对别人施加有效的影响。”[4] 美国社会学家丹尼斯·朗在其近著《权力论》 (Power: Its Forms, Bases, and Uses) 中提出:权力是“某些人对他人产生预期和预见效果的能力”[5] 。由此不难发现, 在西方学者的视野里, 权力更多地倾向于“有效的影响”和“能力”。权力 (power) 一词在英语中通常用作能力 (capacity) 、技巧 (skill) 或禀赋 (talent) 的同义语[5] 。因此, 在东西方两种文化的背景下映衬的“权力”意识, 其差异如泾渭之水, 让人了然于心。我们习惯于在自己的“君臣父子, 长幼有序”的儒家文化里对“权力”高山仰止, 心悦诚服地接纳与施展着“权力”的强制与支配。而反观在自由平等的鼓噪声中滋生的西方化的“权力”, 则充满着自然生长的“威信”和“影响”的成份。
在东西方两种文化环境里的不同的“权力”心理内涵的诠释中, 我们可以发现, 在我们转译西方主流文化的某些概念时, 可能会在不经意中产生了某种文化意识中深层次的误解。由此而来的高等教育中的大学“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会不会在我们的转述中产生文化上的偏见和曲解呢?
其实, 在西方, 无论高等教育中的大学“学术权力”, 还是“行政权力”, 都必须是徜徉在自由的氛围, 聆听自由的声音, 必须以更加“温文尔雅的”、“协商的”、“尊重的”方式出现。否则, 一切权力都可能被弹劾, 甚至被颠覆。所以, 在他们看来, 权力本身并不是资源, 只是参与者为了产生“预期效果”而对资源 (不管是个人资源, 还是集体资源, 诸如财富、官职、声望、技巧、知识) 的动员和调度。然而, 在我们的视线里, “权力”始终是一副面目狰狞的样子, 是神圣的身份与地位的象征。因此, “权力”就是一种特别不可枯竭的资源, 就必须有役使的对象, 有支配的领地, 有强制的力量。正是这样的原因, 我们的大学“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主体似乎对此消彼长的“领地”和“力量”心领神会, 情形更加剑拔弩张, 更加对立矛盾, 而缺少了太多的“协商”与“尊重”, 甚至即使是以“教师自制”与“民主管理”为特征的“学术权力”也会浸染强制蛮横的作风。北京大学张维迎教授就曾经抨击过这种学术权力的异化和滥用的现象:“对科学创造最大的障碍常常来自那些已经功成名就的学者, 因为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学术地位, 已经有了自己的学术框架, 容不得新的思想出现, 任何新的思想都被看成是对他们学术权威的挑战。这在全国许多科研机构都是这样, 在‘家族制’普遍的高校尤其如此。学术权力的发挥不再基于学术认同与理解的基础之上, 而是像行政关系中上下级之间关系那样, 可以采取强迫命令的方式, 要求一个比自己学术职称低或学术资历浅的学者服从自己的观点或见解。”[7]
逻辑意义上的追问:两种“权力”概念的关系
文化因素的差异而生成的对大学“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理解上的歧义, 直接导致了在高等教育的现实中对两种权力的操作失当。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将“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实际上不对等的关系对等化, 东方式权力的森严令人心怵, 成就了两种权力的对立模式;其二是将“学术权力”纳入“行政权力”之中, 主张两种权力的并不互为矛盾, 甚至完全包含, 取其一便能得其二;其三是因学术腐败现象而引发对“学术权力”的规戒与控制, 主张削弱“学术权力”, 预防学术权力寻租。反思三种操作误区, 我们会发现, 进一步明确“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概念之间的关系, 将有助于准确地把握高等教育组织结构里的权利分配与协调。
概念是人类思维的基本形式, 它可分为真实概念和虚假概念。那些歪曲客观事实的虚假概念只能影响我们对事物的认识和判断。国内研究者大多数认为, 学术权力就是学术人员所拥有和控制的权力;同时把高校行政人员享有的权力称之为行政权力。行政权力来源于行政职务和身份资格, 约束和服从是其基本特征, 其特性是科层的、刚性的、领导型的、官方的;学术权力来源于学术成就和学术修养, 沟通和对话是其基本特征, 其特性是平等的、松散的、自觉的、民间的[8] 。在概念的理解和划分上几乎成了一种约定俗成, 把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看成是一对二分的概念来使用, 并以此来思考高等教育的实际问题。这一概念内涵上的对立导致了高等教育实践中, 诸多研究者, 特别是高等教育管理者因慑于两种权力之争的敏感, 而疏于思考, 甚至直接回避这一问题, 使得我国高等教育在重视“学术权力”, 尊重“学术自由”, 体现“教授治校”上长期徘徊, 裹足不前。
那么, “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究竟是不是二分概念呢?如果不是, 那又是一对什么样的概念呢?
在逻辑学的视野里, 纷繁复杂的概念之间的关系无异于四种, 它们是全同关系、包含关系、交叉关系和全异关系。综上所述, 学者们对“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理解的分歧主要体现在两种概念是属于交叉关系, 还是全异关系呢?对这一问题的不同理解直接影响了我们对待高等教育权力结构的理解, 甚至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
从目前的高等教育实践来看, 大多数学者有意无意地把“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看成是一对互为对立的二分概念。事实上, 全异关系的概念在逻辑学上是指那些在外延上完全不同的概念间的关系。那么, “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外延是不是完全悖逆呢?我们不妨研读一下马克斯·韦伯和约翰·S·布鲁贝克的经典分析, 应该可以觉悟出其中的道理。韦伯曾在《作为职业的学术》的演讲中说道:“大学教师谁也不喜欢那些关于聘任的讨论, 因为他们很少有愉快的经历。不过, 我可以说, 在我了解的无数事例中, 毫无例外地存在真诚的愿望, 要让纯粹的客观标准起决定作用。”[9] 很明显, 这里的“让纯粹的客观标准起决定作用”就是要让制度化的行政权力来管理类似于教师聘任这样的学术事务。布鲁贝克则更加诙谐地牵引出了“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之间在现代高等教育中挥之不去的联系, “高等教育越卷入社会的事务中, 就越有必要用政治的观点来看待它。就像战争意义太重大, 不能完全交给将军们决定一样, 高等教育也相当重要, 不能完全交给教授们决定”[10] 。
显而易见, “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不是一对全异关系的概念, 当然, 也就决然不是对作为全异关系中的一种形态的二分概念了。因为二分概念是在外延上完全不同, 且外延之和等于上位属概念的种概念之间的关系。由韦伯、布鲁贝克的经典论述我们既然可以明晰两种权力概念间存在着交叉关系, 而且它们的外延也不能构成上位属概念“大学权力”之和。一般认为, 高等教育系统内部存在着四种权力关系:行政权力、学术权力、政治权力和其他利益群体权力等[11] 。
诚然, “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从逻辑概念上来考察, 它们既不是包含关系, 也不是全异关系, 所表现出的形态应该是交叉关系。
现实的契合:厘清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交集
由于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特殊性, 使得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趋于行政化、层级化, 高等学校的学术生态环境受到影响, 学术权力遭受挤压。在高等学校里, 行政机制代替学术机制, 行政管理代替学术管理, 行政群体代替学术群体, 进而蔓延出行政权力代替学术权力的令人沮丧的现象, 甚至导致学术群体的集体失语, 造成学术管理的世俗化, 严重影响了学术的独立性, 阻碍了高等教育的健康。
从前文的“学术权力”、“行政权力”的定义我们可以了解两种权力的内涵, 但是如何能解析出作为一对交叉概念的重叠部分呢?厘清这一部分的交集, 寻找“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契合点, 相信将有助于我们从思想观念上摆正学术权力在高等教育发展中的地位。
大学的职能在今天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在理念、内涵、职能、形式都在不断拓展和变革的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 大学呈现出“多元化巨型”的特征。就如布鲁贝克“战争意义太重大, 不能完全交给将军们决定”一样, 这一转变赋予了大学权力结构新的内涵, 同时也赋予了学术权力新的内涵, 进而使得“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在高等教育实践中出现了交叉重叠, 给两种权力的制度化配置提供了空间。这一点, 我们通过解剖学术权力的内在结构便可以了解它与行政权力的交集所在。
伯顿·克拉克把学术权力划分为三个组成部分:扎根于学科的权力、院校权力和系统权力[12] 。我国学者颜丙峰认为, 学术权力包括学术民主管理权力和学术行政管理权力两种, 学术民主管理权力是指教师民主管理机构和教师所享有的依据学术的特点和学术事业发展的规律, 管理学术事务与活动的民主协商自主权;学术行政管理权力是指学校行政管理机构和行政人员所行使的, 依据一定的规章制度管理学术事务的制度化的法定授予权 (颜丙峰, 2004) 。笔者同样认为, 学术权力的内涵是多元的, 广义上的“学术权力”是指对学术事务的管理权力, 它应该包括狭义上的学术权力 (academic power) 、学术权利 (academic right) 、学术权威 (academic authority) 三个部分。狭义上的学术权力 (academic power) 也就是颜丙峰提出的“学术行政管理权力”, 正因为如此, 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之间就存在着事实上的交叉。
浏览西方学者的著作, 我们也会经常地发现“学术权力”、“行政权力”这两个概念, 但是, 在对它们的使用上, 却并不是作为对称概念的。西方学者用二分法分析学术权力时, 所指的是大学里的教授 (教师) 权力 (faculty power) 与行政人员权力 (administrative power) 的对立与矛盾。可见, 完全意义上的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是不可避免地存在相互契合部分, 有着相得益彰的关系。
综合以上观点可见, 学术权力在执行过程中内隐着诸多行政管理的要素和成分, 对整个学术权力的实施起着规范、推动的作用。这些要素和成分的存在, 使得“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出现了共生的交集, 也为在和谐大学中两种权力和谐并存, 相得益彰, 提供了可能性。
权力的和谐:大学事务的制度化诉求
大学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组织, 表现在以“科层制”架构起来的组织性, 以及以学科、专业、“学问”营造的“无序状态”。正如伯顿·克拉克所言:“大学内的基本活动是学术活动, 而学术活动是根据学科来进行组合的, 由此形成了分裂的专业, 相对松散的组织结构, 并不太严格的学院或学部、系或讲座层次。”[12] 大学内部组织结构的这一特征, 使得不同于一般社会组织的大学既要行使以“学术自由”为价值取向的学术权力, 又要行使以制度效率为价值取向的行政权力, 二者共生共存于大学组织之中。眺望世界著名大学, 纵观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 无论是美国、英国, 还是德国、日本, 它们都无一例外地直面这一事实, 在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之间寻求平衡的支点。尽管它们的做法在模式上疏有雷同, 却都较好地在动态中解决了两种权力之间的纠葛, 推动了大学的发展。
既然大学的权力结构有自己的特殊性, 既然两种权力有着相互交叉的交集, 那么, 研究这种特殊性, 依据大学的本质, 明确两种权力的运行机制, 用制度化操作来保障权力的行使, 这在当下的中国显得尤为必要。
我国大学普遍采用政府的行政化科层制管理模式, 行政权力渗透到大学管理的方方面面。196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大学暂行工作条例 (草案) 》就规定了“大学的专业设置、变更和取消, 必须经过教育部批准;学校必须按照教育部制订或者批准的教学方案、教学计划组织教学工作;课程与学科体系的重大改变, 学校规模的确定与改变……必须经过教育部批准。”但是, 随着高等教育的不断发展, 1998年10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世界高等教育会议, 提出了《21世纪的高等教育:展望和行动世界宣言》, 认为应把高等学校的“自治”作为应对世界高等教育变革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和原则之一。1998年, 我国颁布了《高等教育法》, 明确规定高等学校享有招生, 学科、专业设置、调整, 教学, 科研, 社会服务, 对外文化科技交流合作, 人事, 财产管理等7项办学自主权。也就是说, 高校的办学自主权有了法律保障。应按照《高等教育法》的要求, 规范学校的外部环境, 理顺政府与高校的关系, 剥离行政特权生存的土壤。
在和谐的视野里看大学的各种权力行使, 我们不免要把目光停留在权力空间里的弱势群体——学术权力。要还学术权力一片朗朗晴空, 首先就应该用制度化的学术机制保障学术权力的行使。学术机制是学术事务及其管理中组织机构、人员和制度的总称。学术机制是学术权力体现和运行的载体, 学术机制的健全与否对学术权力的运行和实施起决定性的作用。特别是要健全学术委员会制度, 明确学术委员会的职责和权限, 确保专家学者参与学校事务抉择的权力。在美国的大学权力结构中, 权力的界限是明晰的。董事会主要对学校重大事项进行决策, 评议会几乎包揽了学术事务的决策权。美国大学内部既有发达的科层组织, 行政权力也是彰显于外的, 但是以教授评议会为代表的学术权力仍有效地控制了大学的学术事务。这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最值得借鉴的分权模式。
其次是健全管理运行机制, 它是协调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关系的保障。要让学术权力行使公开透明;建立行使学术权力的回避制度;保证权利人的参与权和知情权。同时, 制订形成行之有效的学术道德和规范体系, 加强监督, 形成有效的科学合理的学术评估机制, 充分发挥学术管理作用, 推动学术权力的扎实运行。
大学的发展可以明显地分为理念和制度两个层面, 有些大学因理念的先进而著名, 有些大学则因制度的规整而显赫。出现这样的非线性、不同步的发展, 是大学权力结构的特殊性和大学发展的客观规律使然。毋庸置疑, “大概没有任何打击比压制学术自由更直接指向高等教育的要害了”[10] , 但是, 要在纷繁的现代大学日常事务中找到行使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截然界限, 那是徒劳无益的。然而, 我们也绝对不能因噎废食, 应该在动态的“学术自由”的呼唤和相对静态的大学制度的适应上, 不断调整, 勉力前行。
摘要：“权力”概念在东西方文化背景下的诠释存在着差异, 从西方文化中舶来的“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在我们的意识中有了不同的内涵;“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在逻辑上是一对交叉关系概念, 并不是此消彼长的完全对立;通过制度化的规制, 在科层制管理的中国大学里可以加强学术权力的行使, 构建和谐大学。
关键词：权力,学术权力,行政权力,和谐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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